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篇1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福建
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和其他重要的自然科学成果，做出了正确的概括与总结，阐述了自然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界的最一般规律与方法，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从而开创了自然辩证法这门学科。20世纪初，列宁把哲学与科学的结合导向一个新的时代，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目前，它作为哲学的二级学科，对科学技术本身以及我国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哲学层面的思考和探索，深深地刻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自然辩证法发展的整体特征，但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因此，对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概况
中国自然辩证法的传播与发展是从翻译出版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开始的。1925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出版后，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逐步流传开来，1932年，该书的中译本正式出版。同时，与自然辩证法密切相关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苏联哲学界其他一些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著作也先后翻译出版，这些著作成为了中国自然辩证法发展的理论基础，中国学者对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热情也持续高涨，一批学术文章得到发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延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对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是同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联系在一起的，成立了新哲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等组织，以举行座谈会等形式系统学习自然辩证法的经典理论和著作。1944年，于光远讲授的自然发展史，成为延安大学师生都听的大课内容之一，这是我国大学开设自然发展史――自然辩证法课程的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提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不久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这对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在物质观方面揭示了自然物质世界的无限可分性，物质世界是一个不断运动、发展和进化的新陈代谢过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物质观内容。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观点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向自然开战”、“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等观点。这些观点虽有些偏颇，但其合理性和富有价值的一面也是不容忽视的。
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人民大学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以后，其他一些高校先后成立了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组），为哲学系本科学生、理工科研究生和教师开设了不同类型的自然辩证法课程。1956年，制定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十二年远景规划，规划正式将“自然辩证法”确立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并且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8年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开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班，学员们集体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总论性的著作《自然辩证法提纲》。进入“”时期，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不免受到影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使我国历史进入了新的篇章，也使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进入了全新阶段。1978年1月，经邓小平等领导同意，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开始进入了更大规模的专业研究和普及阶段，全国各省、地、市也陆续成立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特别是经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建议，“自然辩证法”被指定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硕士研究生必修的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本科生的选修课，使得师资队伍、专业队伍都迅速扩大。目前，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已经拥有27个博士点和70个硕士点。在哲学门类中，“自然辩证法”是最受高校研究生欢迎的政治理论课之一。全国现有3000多名自然辩证法专业教师从事教学工作，有几十万名硕士研究生、数万名博士研究生学习自然辩证法课程。
在中国这块热土上成长起来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经历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伟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一个“走出书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形成了全线出击、左右开弓的局面。在基础理论方面，对天体演化、地球运动，物质层次结构、生命活动的本质等自然科学前沿的哲学问题以及数学、系统科学、生态学的哲学问题等展开了深入探讨。对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史和科学技术社会史进行了全面总结，系统地研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同时，对20世纪兴起的西方科学哲学、西方科学技术社会学、西方未来学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批判和吸收。以这些工作为基础，从科学技术的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个方面，对当代科学技术革命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也为全民族思维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根据社会的现实需要，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发挥了知识结构全面、综合能力强的优势，在能源、材料、信息、空间、海洋、生物等技术的开发和城市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地质、农业、卫生、环境保护、国防建设以及技术引进与创新、经营管理、地区发展战略乃至全局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等领域内，大力进行横向开拓，并在决策活动中显示了独特的力量，使自然辩证法成为开放性很强的学科体系。许多成果不仅在国内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为国际学术界瞩目。
2当前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研究热点
21世纪将是各领域全面发展的时期，自然辩证法也必将在新的世纪有一个大的发展。自然辩证法不仅要继续发展以往的学科领域，使它们在更加宽松的学术氛围下得以进步，而且还要开拓新的领域，以应对日新月异发展的世界不断提出的挑战。
2.1自然哲学
通过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当代科学家的自然观、系统自然观、非线性自然观、混沌自然观、分形自然观、量的层次自然观、生成自然观和生态自然观等来探索当代新自然观；通过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可持续发展、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后人类中心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建构自然哲学；通过研究自然及其发展中的哲学问题，如关于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的论断、关于由“夸克”引起的“物质无限可分”问题、关于由“大爆炸宇宙学”引起的“宇宙起源”问题等问题的争论，寻找自然哲学新的生长点。
2.2科学哲学
在对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批判反省和重新评价的基础上，研究科学解释和测量问题，研究哲学语用学、自然主义和现代经验主义、后现代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等领域中的问题；研究科学技术的价值负载、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科学统一性、科学主义的本质、信息哲学、意识的本性；研究科学实在论、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语言哲学以及心理学哲学等问题；继续开展对科学家的科学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前沿中的哲学问题以及非线性科学中的哲学等问题的研究，应用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对科技的社会应用以及科学发展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从中体现出科学哲学的时代意义和价值。
2.3技术哲学
随着经济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技术哲学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问题旨趣、理论建构等都更加关注，学术界曾围绕技术哲学的研究起点是技术的本质还是技术与自然的关系、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等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有些学者提出“哲学研究的技术转向”、“技术哲学研究的认识论转向”、“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还有的学者提出“技术哲学正处于十字路口”，它选择的方向将决定它是走向繁荣昌盛还是被边缘化。通过研究诸如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技术恐惧主义哲学”、技术社会学、技术现实派学者思想的同时，围绕技术成果转化、技术的本质、网络技术与伦理、高新技术伦理、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智能诊断技术以及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案例分析等问题，丰富发展技术哲学。
2.4科学技术与社会（StS）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tS）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主题是科技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科学技术对当代社会的重大作用及科技、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等问题。随着21世纪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而StS的研究将向纵深发展，通过研究“科教兴国”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关系、人类基因组研究的价值和社会伦理、技术创新、知识经济、知识创新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科技共同体创造力评估、诺贝尔奖及其社会运行、科技进步与劳动力资源开发、科技园建设、国外研究开发体系与创新系统建设、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科技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数字城市化建设、休闲和休闲文化及其产业建设、三峡工程建设与社会等涉及到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丰富和发展了自然辩证法。
2.5科学技术方法论
20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各门新兴学科的不断崛起，出现了许多新的科学方法，如控制方法、信息方法、系统方法、非线性研究方法、复杂性研究方法等，这些都促进了方法论研究的发展，并使得方法论研究出现了许多不同层次的新的突破，一些不同于传统科学的方法论特征也在逐步形成，如通过研究创造力人格修养以及创造技法的培养等，探讨创造力开发的机制，建构创造力开发体系。科学方法论愈来愈显示出其在科学认识中确立新方向、探索新的生长点以及揭示科学思维的基本原理与形式的作用。
2.6科学思想史
科学思想史研究历来为自然辩证法学科所重视，为了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的需要，并同国际接轨，需要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相结合、内部思想史与外部社会史研究相结合、专题思想史研究与综合思想史研究相结合、科学思想史研究与技术思想史研究相结合、科学家的科学思想研究与哲学家反思科学的思想研究相结合、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与西方科学思想史研究相结合进行研究，切实将科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东西相融合，做到科学与哲学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实证研究与哲学分析的统一。
3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现状
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发展迅速，特别是在福建省科协的关怀和领导下，在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推动下，在广大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取得了许多优异成绩，主要表现在学科队伍不断壮大、科技成果斐然、教学方式灵活以及对地方科技经济社会服务等方面。
3.1学科队伍不断壮大
1979年对于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这一年，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厦门大学招收了第一批自然辩证法专业硕士研究生。1981年厦门大学获得全国第一批自然辩证法专业硕士授予权。进入新世纪后，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队伍进一步扩大，2000年厦门大学获得科技哲学博士授予权，福州大学获得科技哲学硕士授予权，2005年厦门大学软科学研究中心、福州大学软科学研究所、福建农林大学软科学研究中心被授为福建省软科学研究基地。此外，随着其他各高校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课程的逐步完善，围绕着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与科研，在我省组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学科队伍，并且队伍规模日益壮大。目前已有近千人从事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和研究，主要分布在高等院校、中等专科院校、普通重点中学、医疗卫生单位、科研院所和新闻、科协等单位，其年龄结构合理，学历层次高，为推动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3.2科学研究成绩斐然
随着学科队伍的不断壮大，一大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纷纷涌现。福建省自然辩证法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们一贯注重开展学术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研究分析经济、社会、科技、教育、环境等重要问题，特别是关于“山海辩证法”、“工程辩证法”、“农业辩证法”、“医药辩证法”、“海洋辩证法”、“交通辩证法”、“可持续发展”以及“科技创新”、“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道德”等专题研究，为福建省“三个文明”建设做出显著贡献。先后承担并完成了“新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研究”、“中国科学思想比较研究”、“规范论研究”、“当代西方技术社会的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研究”、“海峡两岸科技资源比较与互补性研究”、“台湾海峡两岸协同发展高技术的前景研究”等近百项国家以及省部级课题。先后出版了《生物全息论》、《科学逻辑学》、《科学创造的横向研究》、《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闽台协同发展高科技产业探索》、《海峡两岸科技资源研究》、《朱熹自然哲学思想论稿》、《科技史与当代科技》、《新兴科学大观》、《台湾科技经济发展概论》、《中国科技思想研究文库》、《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史论》、《中国科学百年风云》、《原始性创新理论与实证研究》、《社会的价值批判与建构》等100多部优秀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哲学动态》、《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科学学研究》等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数百篇学术论文。《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启蒙、现代性与现代风险社会》、《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概论》等获得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福建省自然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各级奖项100多项。通过开展学术理论研究，不断完善和加强了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建设，在自然辩证法原理、自然辩证法发展史、科技思想史、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科学学、人才学以及为地方科技经济社会服务等领域均有创新，成绩斐然。
3.3教学方式灵活多样
自然辩证法作为理、工、农、医硕士生的学位课，是一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更是一门多视角、多层次的高度综合的学科，如何使不同专业的研究生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是这门课程的重要教学重点。由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首创的福建省理工农医硕士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论文演讲比赛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学创新模式，是对本门课程先进教学方式的积极探索，对提高自然辩证法教学理论和研究水平，加强各专业研究生之间的学习与交流，培养现代化高素质的综合人才起到了推动作用。演讲赛自1984年创办以来，坚持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已有十二届。每届赛事期间，省内各主要高校通过层层预赛选拔，组成代表队，研究生不仅要写论文，还要在规定时间内以演讲的形式表达论文的主要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提高了学生的理论水平，也强化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促进了各高校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此外，我省先后出版了多部《自然辩证法》教材，大大提高了理、工、农、医硕士生自然辩证法教学水平。2006年厦门大学“自然辩证法”获得首批福建省优质硕士学位课程，新颖的内容、生动的形式，使枯燥的课堂教学变得灵活起来，对整个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3.4社会服务能力渐强
立足福建，跟踪当代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发挥学科优势，整合资源，为服务福建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为“海西”建设建言献策，始终是福建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多年来，在福建省科技厅、福建省科协的支持下，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时刻关注着本省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一直致力于将自然辩证法理论研究与福建科技经济社会的实际相结合，为福建科技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早期老一辈专家周济教授、雷德森教授等参与福建省科技规划的研究与制定，得到了省领导的充分肯定。近年来，一些研究课题的不断完成已成为福建省科学决策的依据。如福州大学软科学研究所承担和完成的多项软科学研究项目，紧紧围绕福建人力资源开发、福建科学发展报告、福建高新技术与产业政策等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有的已成为省委、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决策的重要参考和依据。福建行政学院徐刚教授关于政府环境执政能力的研究成果数次被新华社编辑为动态清样，为中央领导同志提供参考。厦门大学官鸣教授、陈喜乐教授出版的《海峡两岸科技资源研究》、《闽台科技交流与合作》等专著，对海峡两岸的科技发展及两岸科技合作交流、两岸科技资源比较及优化配置的政策研究提供了科学基础。此外，有关专家还完成了《福建省科研开发新体系的战略研究》、《整合科技资源推进福建自主创新》、《福建省科技计划评估指标体系及计算机管理模式研究》、《技术进步与福建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当前福建企业发展中若干问题》等多个课题的调研报告，大大提高了我省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把理论与地方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的能力。
4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近些年来发展迅速，成绩斐然，但随着形势与任务的变化，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4.1社会环境的变化带来新的任务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不仅本身尚未见底，而且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正进一步加深。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将面临着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挑战，面临着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同时也要看到，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科学技术的作用更加凸显，自然辩证法的学科优势也更加突出。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对“海西”建设高度重视，省委对加快“海西”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这不仅是全省各级党委政府面临的新形势和重大任务，也是我省自然辩证法研究面临的新形势和重大任务。在这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福建自然辩证法工作者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充分发挥自然辩证法学科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在为“海西”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促进决策科学化和咨询服务等方面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4.2教学内容发生了变化
自从1978年自然辩证法被确定为我国理工农医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以来，其教学内容一直为三大部分，即自然观、科学技术观和方法论。目前，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内容也大致继承了这些内容。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研究视角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使得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内容不断更新。在自然观方面增加了人工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科技观方面增加了技术创新、企业、人才管理、科技与市场经济、科技发展政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科技发展的内部机制、高科技与社会、地理环境对科技的影响、可持续发展战略、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科学精神等；在方法论方面增加了技术方法、系统方法、复杂方法、方法的历史演化等。这些内容的增加势必要更新教学内容，增加教学的难度。因此，如何完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质量是对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的又一挑战。
4.3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比例失调
从福建省近些年发表的关于自然辩证法的专著和论文来看，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或热点问题的应用研究较多，而关注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和学科基础问题的较少。目前，只有较小一部分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的学者对其基本理论和学科基础问题有所关注，大批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把热情投入到了自然辩证法的应用研究，无暇顾及自然辩证法的基础理论，从而使得自然辩证法基础理论研究较为匮乏，使得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比例失调。对社会科技热点的研究固然重要，但这是建立在基础理论研究之上的，没有坚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势必要影响应用研究。如何平衡自然辩证法学科领域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比例，使基础理论研究更好地为应用研究服务，成为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的重要挑战。
4.4经费不足，资源共享不够，内外交流与合作较弱
研究经费不足是各类理论研究学科的普遍现象，自然辩证法研究因专业性强，面向市场筹措资金较难，长期处于经费严重不足的状况，这势必影响研究工作的开展。如一些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无法开展，科研人员无法参加必要的学术交流，图书资料购置受限，资源共享不够，等等。加上自然辩证法专业人才成长相对缓慢，使学科本已存在的人才结构断层现象更加严重，严重制约了全省自然辩证法学科水平的提高。
5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对策
自然辩证法是一个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领域，要想发展和繁荣福建省的自然辩证法学科，不仅需要在外部环境上加大科研投入、建立健全科研管理体制等，还要努力调动自然辩证法教学与研究者的积极性，认真实行“项目带动、品牌带动、创新带动、服务带动”的工作方针，为我国自然辩证法发展服务，也为建设创新型福建和“海西”建设服务。总体来看，我省自然辩证法学科进一步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5.1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服务“海西”建设，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总结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结晶，是我们正确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行动指南。要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大力倡导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教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社会活动和政府行为，用科学发展观统帅各项事业，指导各项工作，积极防范发展中的各种风险。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不仅要在理论层面上为科学发展观提供深刻、系统的论证，而且要紧密结合福建省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为福建省如何实现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献计献策。一要积极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认真研究科技发展的社会效应及其“两重性”，研究科技风险与“风险”投资，为探索福建如何在这场危机中转“危”为“机”提供具体的论证和对策。二要主动服务“海西”建设，针对“海西”建设中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组织专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积极为“海西”建设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三要切实对福建在深化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科技发展运行轨迹做出科学的、系统的理论描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预测，主动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相关依据，从而为福建省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为福建省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节约型社会、建立循环经济运行模式等提供有福建特色的研究成果，发挥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推动福建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5.2加强队伍建设，发挥学科优势
人才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是保证学科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要想进一步提升我省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建设水平，当务之急就是要打造一支高素质的自然辩证法人才队伍。一要在现有的高校、科研机构、科学技术哲学的博士点、硕士点中加强培养自然辩证法专门人才；二要加强对现有自然辩证法教学和研究人员的培训，会同相关教育部门，有组织、有步骤地对我省自然辩证法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进行系统培养；三要贯彻产、学、研结合方针，加强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结合，鼓励和吸收更多的实际工作者参加到自然辩证法研究事业中来，争取更多优秀人才致力于福建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四要整合我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内的多方力量，发挥本学科的综合优势，瞄准“海西”建设和我省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联合科学攻关，在不断提高理论研究水平的同时，增强服务社会的能力。积极争取承担党和政府关于产业和企业的研究项目，在科学决策和咨询服务等方面坚持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发展优势。
5.3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拓展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密切，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扩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领域势必随之拓宽。因此要紧跟当代科技发展的步伐，在学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下功夫，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一要明确研究方向。我省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如能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基础，并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确定一个或两个研究方向或领域作为自己长期而稳定的研究目标，那势必有助于集中精力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这样有利于取得较大的突破，也有利于实现我省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稳步发展，创出特色，创出品牌。此外，对于我省的各个自然辩证法硕士点和博士点来说，要能够突出成果，明确和保持自己的学科特色和研究方向，并通过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努力，使学术研究有所作为，从而带动全省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发展。二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对于一个学科来说，基础理论研究无疑是其安身立命之根本，福建省自然辩证法要在基础理论研究上花大力气，拓展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从而推动学科良性发展。三要继续努力做好“研究生论文演讲比赛”的品牌工作，在提高质量、扩大影响、注重成效等方面下功夫，通过开展品牌活动，在扩大社会影响力，提高知名度的同时，提高自然辩证法学科水平。5.4加强交流与合作，搭建平台，整合资源
学术交流与合作是提升学科发展的有利平台，福建省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我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对台交流的条件十分有利，要充分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加强与台湾学者的学术交流与创新。一直以来，福建省各高校的许多学科与台湾地区的学术界都有着长期、良好的学术交流传统，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多方交流，做到优势互补，在学科发展的同时，促进海峡两岸科技经济社会的共同进步。
大力加强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建设，努力搭建好三个平台，更好地为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和广大科技人员服务。一是搭建好为经济社会服务的平台，鼓励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建设献计献策，疏通渠道，以多种方式为科技工作者献计献策创造条件。二是搭建好学会作为学术交流平台。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办好学会刊物，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来繁荣与发展自然辩证法。三是搭建好为会员服务的平台。坚持以会员为本的理念，积极探索在新形势下为会员服务的手段和方式。为会员提供信息及培训，提供相互联系和沟通的渠道，反映会员的呼声，维护会员的权益，努力提高服务水平，并积极发展和团结更多会员，把研究会办成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之家，以便更好地为国家服务，为广大会员服务，为发展自然辩证法事业服务。
课题组成员：
1、符卫国，福建省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
2、陈喜乐，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
3、许斗斗，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
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篇2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统计分析；研究现状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在进一步的深化，在科学研究领域，我国的各个学科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对于科学的研究必须要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对于科研的历史加以总结和回顾，然后再对当前科学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之上对于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加以制定。当前我国在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的发展，本文通过统计分析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现状取得了清晰的认识，制订了一系列继续研究的有效策略，以期能够在更宽领域、更高水平把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和普及不断向前推进。
一、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现状
1.研究背景
伴随着近代科学的诞生，科学技术领域也一直处在中高速发展和变化的状态之中，并且当前的发展模式较之于前几个世纪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这个概念是在近代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的，在科学技术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之后，才产生了科学技术哲学这门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产生于20世纪，但是这一学科的出现对于后来的学术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言，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我国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机遇，科学研究也必须要对于过去进行有效的反思，从而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基础。
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通过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不断研究和现状分析以及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客观、全面、及时的了解。通过对主要涉及科学哲学领域的核心期刊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相关成果进行了数据统计分析，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依据。
3.已有的科研成果研究及其评价
通过对于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我国也产生了大量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著作，比如说《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历史与现状》、《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等，在本文的研究之中，对于这些著作的主要内容和思想进行了一定的概括和总结，并对相关各个领域的研究发展现状以及相关学科基础理论的进行分析和统计，对于近些年来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了一定的总结。研究这些已有的成果是一种研究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现状的一个重要手段，只有通过对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有效的分析，才能够对于前人研究中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加以总结和分析，从而为将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以山西大学为例，他们通过对于相关期刊的研究，统计分析了在科学技术与哲学领域研究者的一些基本情况和相关研究情况，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定的评述，指出了这些研究中所存在的弊端。
4.研究方法
第一，比较研究法：通过对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分析比较，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借鉴前人研究的经验，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明确的方向。第二，个体访谈法：通过对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相关研究人员进行采访，因为他们从事该方面的研究，所以对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现状往往更为了解，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第三，网络调查法：网络调查法是通过对于信息技术的有效利用，通过丰富的互联网资源来获取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且获得相应的数据。第四，文献法：依据相关文献的整理、分析、鉴定、查阅等工作，对我国在科学技术哲学方面采取的研究方向、解决的问题、存在问题等进行了一定的了解，这就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依据。
二、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回顾
1.以科学为本的发展时期
在以科学文本发展阶段，提出了以民生和科学为主的新文化运动科学，对自然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发展中体现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进行了研究，在这一阶段先被看成反迷信、反盲从等思想方式，然后有了提倡科学和关心思想文化问题的陈独秀、丁文江、胡适等人，大力宣传科学世界观，使人们充分认识了实证主义哲学，逐步形成了以科学为本的思想。
2.多学派互相竞争的发展阶段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涌现了很多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学者，例如主张唯物史观的陈独秀、主张科学观的胡适等等，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相互竞争的局面。科学派的成就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首先，发行了大量关于科学启蒙性的科技哲学类作品，如1934年张少良《科学导论》、1931年胡明复《科学方法》、1940年汪敬熙《科学的方法论》等。其次，出现了西方科技哲学的翻译著作，代表人物有汤姆生、秦斯、皮尔生、德尔柏、柏尔纳等，他们发行了很多有关科学方面的哲学的专著，宣传了他们对科学的看法与思想。除此之外，严复侧重于对科学哲学的专业性进行了探讨，但是中国缺乏专一的具有逻辑和科学方法的深度研究，但薛岳霖推进了这一方面的研究，他极为深刻的批判了主观论和操作主义，同时自然辩证法不断的传播发展，这一时期的代表是以唯物史观派传播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一方面对于自然辩证法相关著作进行的翻译并出版，例如，在三四十年代《自然辩证法》的翻译出版经历了八次印刷，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学术性活动得到开展。比如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成立的专门的研究团队1940年由“自然科学研究会组织了”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小组。
3.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发展历史情况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西方科学哲学以及中方传统哲学停滞不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的长足的发展，其中自然辩证法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发展十分之快，这就催生了后来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观，这个发展过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特定历史时期前的奠定基础阶段，这一时期提倡百家争鸣，在大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初期以及苏联的学术运动当中，自然辩证法的学术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高，1953年北大成功开启了有关自然辩证法的相关课程，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对我国有关自然辩证法的未来发展进行了畅想与探讨，使多方面力量参与到了自然辩证法研究中来、1956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院关于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出版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这一时期在大学里有了专门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机构和课程。第二，曲折阶段，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科学的特点、历史、本质、规律等方面都遭到了极大的歪曲，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遭到破坏，但这并不能妨碍其发展，仍有一些优秀作品产生，如莫诺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等。第三，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自然辩证法作为国家技术发展长期规划的重点项目，得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自然辩证法学科，确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基本内容理论框架。例如，有孙小孔等人编写的《自然辩证法讲义》、《科学技术与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通讯》等陆续发行。形成了主要围绕科技生产力这一话题的理论探讨与学术研究，这些表明，中国特色的自然辩证法学科逐步形成。
4.快速发展时期及其国际化时期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外国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相关理论知识传入中国，与中国特色的自然辩证法的自身发展的互相影响，使中国科学哲学学科不断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我国从实际发展需要以及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将自然辩证法与我国实际相融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西方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拥有了自身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如，九十年代邱仁宗的《科学哲学引论》、舒炜光的《科学认识论》、于光远《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这些优秀作品针对我国特色的科学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评价，促进了国际交流与沟通，中国科技哲学逐渐走向了国际化道路。
三、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统计分析
1.科学技术哲学及论文概述
在新的发展时期当中，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理论体系开始了更加全面的快速发展。不再局限于数理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而是在科技管理、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等实用类学科，得到了快速发展。通过对中国相关领域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以统计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当前发展现状得到反映，同时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理论的发展与推广还受到了来自于国家政策、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影响。论文类型方面，通过论文类型统计分析，对当前发展现状得到了深入了解，为下一阶段发展方向奠定基础。根据统计各种文献类型主要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于自然辩证法的结合、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发展历史等方面，对这三个层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体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具有学术导向性；第二，自然辩证法理论和科学哲学，理论方面学术论文的刊用率，近年来一直维持稳中有升的趋势，可见我国对科学技术哲学重视程度，例如，西气东输、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工程方面的学术理论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我国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理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协调发展，处理好资源、环境、投资、效益、人材、资金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及其关系，更系统的、更自觉的、更科学的发展中国科学哲学。最后，在整个科学技术系统当中，科学史学是重要的学术研究基础，是科学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所以科学技术史学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2.作者年龄状况浅析
通过对作者年龄情况的调查与统计，来分析我国科学技术的相关研究学者在年龄方面的情况，对我国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研究有指导性作用。通过分析得知，我国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人材机构当中，既有中老年学者的深思熟虑，也有青年学者的创新突破，从而形成了一个繁荣的学术发展局面。通过研究年龄组成对充分利用和发挥不同年龄段的学者提供重要依据。由于人文科学是创新能力的问题，更是知识积累的过程，这是自然研究能够避免的环节。所以可看出人文科学的研究比自然科学研究的年龄段稍晚。近年来，国家增大对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投入力度，整体上看作者平均年龄段趋于平稳，并有减小趋势。对于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作者年龄有较大区别不断变化，这些都取决于受教育状况，应该学会充分利用对相关数据统计分析，为我国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充分发挥和重视提供依据。
四、结语
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篇3
摘要：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关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学理论体系。自然辩证法中的系统方法就是从系统整体的观点出发，从系统与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相互作用中考察对象以达到最佳地处理问题的科学方法。
关键词：项目管理；自然辩证法；系统方法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科技的进步，工程项目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项目管理越来越系统化、专业化，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理论作为依据对项目进行全方位地管理。自然辩证法中的系统方法在项目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一、自然辩证法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自然辩证法简介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关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学理论体系。自然辩证法属于哲学门类，它研究的是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而不是自然界发展的某一具体规律、科学技术某一学科发展的特殊规律以及科学技术中具体学科的特殊研究方法。
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1]。它吸取了历史上自然观的精华，摒弃了旧自然观的糟粕，研究和认识自然界存在和演化的科学图景及自然界存在和演化的特征和规律，并研究和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科学技术观是关于科学技术及其发展的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总看法、总观点[1]。马克思、恩格斯把科学和技术作为一种社会想象来考察，科学技术发展到现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成果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
科学技术方法论是人们对自己从事科学技术研究所运用的认识和实践方法的哲学概括[1]。科学技术方法论是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常用的一般方法的理论，是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一般方法的性质、特点、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的理论体系[2]。科学技术方法论对社会认识实践具有重要的自导意义，唯物辩证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系统阐述了我们在实践中所用的方法、技术和逻辑过程。
（二）自然辩证法的实践指导意义
恩格斯指出：“一个名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哲学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我们要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并通过他的发展来推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度，需要一个正确的哲学理论来指导我们进行研究，自然辩证法为我们提供这一整套理论，要求我们要用系统的观点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二、工程项目管理中的自然辩证法
（一）工程项目管理
“项目”一词越来越多地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定义很多，国际标准《质量管理——项目管理质量指南（iSo10006）》定义项目为：“由一组有起止时间的、相互协调的受控活动所组成的特定过程，该过程要达到符合规定要求的目标，包括时间、成本和资源的约束条件。”
“项目管理”就是以项目为对象的系统管理方法，通过一个临时的、专门的柔性组织，对项目进行高效率的计划、组织、指导和控制，以对项目进行全过程的动态管理，实现项目的目标[3]。
工程项目是最为常见也是最为典型的项目类型，是项目管理的重点。工程项目的对象通常是有着预定要求的工程技术系统。项目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由许多子项、分项和工程活动构成，项目管理必须包括整个系统的管理。完整的项目管理工作过程包括预测、决策、计划、控制、反馈等。项目管理应该包括全部的管理任务，有工期、费用、质量（技术）、合同、资源、组织和信息等的管理。
（二）运用系统方法进行工程项目管理
自然辩证法中的系统方法就是从系统整体的观点出发，全面地把握和控制对象，综合探索系统中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系统与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变化规律，以达到最佳的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运用系统方法进行工程项目管理是一种科学的管理理念。
系统方法的一般步骤:阐明问题目标选择系统方案系统分析系统选择决策实施计划。系统方法在工程项目管理中存在着广泛的应用空间。并将给工程项目管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4]。
1.系统方法在工程项目管理中的内在要求性
工程项目具有一次性、系统性、产品固定性、成果的不可挽回性、体积庞大、操作空间有限、技术复杂、规模宏大等技术经济特点，从而对立项的正确性和目标的实现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每个工程项目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许多的子项目，也包括管理项目的人——管理者。工程项目管理者的素质，包括政治素质、技术素质、经营素质与方法等，是实现项目管理目标的主导因素。
（1）现代项目管理具有特征：“1）项目管理理论、方法、手段的科学化。这是现代项目管理最显著的特征。现代项目管理吸收并使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具体表现在现代管理理论的应用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行为科学等在项目管理中的应用；现代管理方法的应用；管理手段的现代化，最显著的是计算机的使用。2）项目管理的社会化和专业化。由于现代社会对项目的要求越来越高，项目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需要职业化的项目管理者，这样才能有高水平的项目管理。3）项目管理的标准化和规范化。项目管理是一项技术性非常复杂的工作，要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多，使得项目管理日趋国际化。”[5]
（2）工程项目管理过程的内容：包括项目成本管理、项目范围管理、项目质量管理、项目时间管理、项目人力资源管理、项目沟通管理、项目风险管理、项目采购管理等。
项目管理是一种综合性的工作，在某一工作区域内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都会对另一个工作区域产生影响。这种内在的相互作用可能是很明确的、可以把握的，也可能是不确定的、难以把握的。由于存在这种内在的相互作用，所以需要管理者对各种项目目标进行权衡。在各种管理中，要有整体和全局观念。任何一个子系统、子项目都不能脱离整体，一旦脱离整体，其组织就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
2.进行工程项目管理的系统方法
系统不仅是整体的，也是开放的。系统的内外部环境也会影响到管理者对项目的管理。如何处理系统的开放性问题，管理学中的Swot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工具，其哲学依据就是开放性原理。Swot是在进行项目选择时最常见的对项目优劣进行分析的方法。如下图所示：
左右框代表内因，上下框代表外因；Ⅰ、Ⅱ代表积极因素，Ⅲ、Ⅳ代表消极因素。框内内容表示：（1）上边的Ⅰ为内部积极因素，即自身优势（Strength）；（2）左边Ⅱ为外来积极因素，即外部机会（opportunity）；（3）下边Ⅲ为外来消极因素，即外部威胁（threat）；（4）右边Ⅳ为内部消极因素，即自身劣势（weakness）。
在承接一个项目之前，以项目团队为中心进行Swot分析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理性，减少决策的失误。其方法是：（1）列出团队自身的优势以及如何充分地发挥这些优势，并填入Ⅰ。（2）列出该项目提供了什么外来机会以及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并填入Ⅱ。（3）列出可能影响项目成功的威胁以及如何处理这些威胁，并填入Ⅲ。（4）列出团队自身弱势以及怎样将影响降至最小，并填入Ⅳ。
Swot方法就是如何利用内部的变化去适应外部环境。项目目标要能实现，就必须发挥优势克服劣势，抓住机遇避免威胁。
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事物质和量的统一体现在“度”的范畴里。“‘度’是一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是事物的质所能容纳的量的话动范围。辩证法认为，事物矛盾双方的比例、事物发展的过程.都是有‘度’的，事物在‘度’的范围内的变化是量变，它能保持事物的稳定状态，维系事物特定的质。此时，事物总体上处于协调、稳定、有序的和谐状态。”[6]协调是项目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取得一个成功的项目，协调具有重要的作用。
协调可以使矛盾的各个方面居于统一体中，解决它们的界面问题，解决它们之间的不一致和矛盾，使系统结构均衡，使项目实施和运行过程顺利。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经理是协调的中心和沟通的桥梁。在整个项目的目标设计、项目定义、设计和计划、实施控制中有着各式各样的协调工作。
三、结语
工程项目由于诸如市场条件越来越苛刻，项目变得越来越大，行业变化速度加快等原因，越来越需要更专业、更高级、更系统地进行管理，自然辩证法对项目提供了重要的管理理论基础。运用自然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我们工程项目管理及其他学科的学习和工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自然辩证法贯穿在我们学习工作的各个方面。
参考文献：
[1]赵修渝.自然辩证法概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1.
[2]沈杨.软件工程中的自然辩证法[J].中国科技信息，2005，（6）.
[3]成虎.工程项目管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俞慧玲.运用系统方法进行工程项目管理[J].水路运输文摘，2005，（2-3）.
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篇4
19世纪50年代起,恩格斯对当下时代的科学技术进行哲学的抽象,写作了由10篇论文、169段札记、2个计划草案,总共181个部分组成的“自然辩证法”(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0卷)。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发展科学技术的强烈愿望刺激了高等教育的研究生培养计划改革。经过专家们的反复论证,教育部决定以“自然辩证法概论”的形式,给理工科研究生讲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众所周知,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科学技术”并没有实现恩格斯理解的科学技术意蕴。“科学技术”一方面促进着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也破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左右,破坏了人类的精神信仰,所以,德国著名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撰写了著名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这即是说,从科学技术的视阈深入探讨“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是提高理工科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渠道,不得不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科学技术:“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的学术资源
当下作为理工科研究生公共必修课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是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为指导,结合最新获得的科学技术成果和思辨的哲学思维方式,根据教材编撰的特点,构筑起来的理论体系。从目前流通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材看,虽然各有特点,但都有共同的基本架构,即“自然辩证法概论”都不能回避三个方面的问题:自然观的问题,科学技术方法论的问题,如何理解科学技术(也就是科学技术观)的问题。这即是说,科学技术与“自然辩证法概论”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换言之,科学技术是“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的重要学理支撑,即重要的学术资源。首先,自然观的问题,需要用科学技术知识佐证。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也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总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推动力来自科学技术。古希腊哲学家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是哲人们天才的想法,没有科学知识佐证,信者信也,不信也无妨。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在宏观和微观领域都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为人类认识自然提供了科学依据。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人们认为“地球是方的”的看法;哥白尼“日心说”冲出宗教的牢笼,掀翻了“地球中心论”;新物理学、化学的诞生,血液循环的发现,望远镜、显微镜的发明使用迫使神学玄学之类让位。但这个时代对自然界的总观点是:自然界绝对不变,是一种机械唯物史观。“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么在它存在的时候它始终就是这样。行星及其卫星,一旦由于神秘的‘第一次推动’而运动起来,它们便依照预定的椭圆轨道继续不断地旋转下去,或者无论如何也旋转到一切事物消灭为止”[1](p.364)。1755年,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从理论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1](p.366)。直到19世纪中期,焦耳、格罗夫、拉瓦锡、达尔文等科学家的出现,才用科学实践证明了整个自然界是在永恒地流动和循环着的。然而对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更新人们的自然观,科学家们一直没有止步,宇宙和生命之谜在不断地破解着。直到21世纪的今天,科学技术成果不停地佐证并改变着原有的自然观。2011年12月5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简称naSa)声明,证实通过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发现了“第二地球”——一颗名为开普勒22b的行星。其次,科学技术方法论的问题,需要依托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科学技术方法论是指“科学技术研究中常用的一般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一般方法的性质、特点、内在联系和变化发展的理论体系”[2](p.107)。建构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理论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科学实践中随着科学技术新成果的诞生慢慢归纳总结出来的。科学技术方法“主要是以近代和现代的科学技术实践为依据,并按认识和实践的需要而被选择或舍弃。科学认识和实践的规律性制约着科学技术方法发展变化的一般趋势。因此,对科学技术方法论的研讨应紧密联系科学认识进行”[2](p.107)。比如,科学问题的提出与科学家所处的历史时代密切相关,特定历史时代的科学认识决定着科学问题的深度及解决方法。遗传学的问题自古就被提出,但问题的细化和深入则是在科学技术新成果出现中完成的,1866年奥地利学者孟德尔根据他的豌豆杂交实验结果创造了孟德尔遗传定律;1926年摩尔根发表的《基因论》和1932年达林顿发表的《细胞学的最新成就》使遗传学研究进入了细胞遗传学时期;从1941年比德尔和塔特姆发表关于脉孢霉属中的研究结果开始,到1960—1961年法国分子遗传学家雅各布和莫诺发表关于大肠杆菌的操纵子学说为止,遗传学家在微生物遗传学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1953年美国沃森和英国克里克提出Dna的双螺旋模型开始,人类则进入了分子遗传学研究阶段。科学问题的提出尚且需要依托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那么科学事实的论证、科学思维的形成、科学理论的创立等等更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再者,科学技术观的问题,需要对科学技术做出价值判断。科学技术观是关于科学技术的含义、本质、价值和发展模式的总的看法。科学和技术是人类发展史上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两项实践活动,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体化,两者通常被结合在一起,构成科学技术系统,成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拥有自身的体系结构、社会组织、发展模式,而诸如这些的完善程度、社会价值则需要科学技术观做出判断。比如,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对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认识,也就是对科学社会价值的判断”[2](p.335)。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在推进人类物质文明的繁荣昌盛,推动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和促进社会变革方面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已被实践证明其价值。但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也带来了一系列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基因技术的负面价值,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令人寝食难安;转基因器官移植所带来的病毒跨物种转移风险,让人难以承受;“工程菌”引起的环境破坏,让人难以自拔……基于现实问题的存在,无论是技术乐观主义者,还是技术悲观主义者,我们都必须重新认识科学技术的价值。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科学技术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一切,它的发展和应用具有可控和不可控两个层面,导致的结果也有正面和负面两种结果。然而,仅仅因为存在不可控因素,存在负面影响,就停止发展科学技术的脚步,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把握一个度,依靠科技自身进步和社会变革,尽可能克服消极后果,使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二、科学技术异化:“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的现实困境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时提出了“异化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就是社会异化的结果,导致这一异化的基础是“劳动异化”。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使得人与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相背离,这些东西不是为人类服务,而是反过来统治人、压迫人。科学技术异化,也是一样。所谓科学技术异化,就是指科学技术不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不再只是“价值中立”工具,它已经载负了意识形态的功用,甚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唯科学主义)。这种功用的后果可以理解为四个方面,即人与自然界的规律相异化、人与科学技术的产品相异化、人与自身的自由存在本性相异化、人与社会关系的状态相异化。从现实生活世界来看,已经有一些人们开始怀疑、甚至拒斥科学技术的成果,比如,不看电视资讯、不吃转基因食品,等等。这些现象,对于“自然辩证法概论”理论的可信性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当下,“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因科学技术异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困境。第一,科学技术异化导致“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很难解释科学技术就是解释自然现象的正确方式,宗教自然观因此可能重新复活。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思索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终极根源,尤其是受到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制约,对自然、乃至人类来源的判断,都是宗教的专利,尤其是人们面对自然灾害束手无策的时候,更是过多地祈求宗教的庇护。这种把物质世界解释为神灵意志体现的观念,就是宗教自然观。从自然科学发展史或人类社会发展史看,科学技术的发展,曾一度把人类从宗教自然观中拯救了出来,最起码把宗教限制在了纯粹精神的领域。比如,哥白尼日心说的发现,令宗教界十分震惊,对于介绍和宣传日心说的布鲁诺十分反感,决定用残酷的火刑把布鲁诺烧死在公共场所——罗马鲜花广场。可以说,科学技术的这种历史,促使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诞生,在这种意义上,“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中的自然理解,就只有用知性思维的“科学技术”予以解答。但科学技术异化,让人们感受到自然的报复愈来愈残酷。比如,因过度的开垦,草原、湖泊等越来越少,沙尘暴等已成为最污染环境和导致生存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这种科学技术异化的后果,因意识形态的参与,现已扭曲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比如,电影《2012》,看似一个灾难片,但它是以宗教的语言为“根据”的,因此,人们不能不警惕宗教自然观,因科学技术异化而有复活的可能。也即是说,“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很难解释科学技术就是解释自然现象的正确方式,但又必须承担这一解释的功能。第二,科学技术异化导致“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很难解释科学技术方法论是哲学方法论的现实体现,辩证法的“科学性”可能令人们产生怀疑。哲学方法论,是指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方法。根据不同的视界,哲学方法论也有所不同,比如有辩证法的思维、有诡辩论的思维,有经验主义的思维、有理性主义的思维。从人类社会诞生时,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就没有停止过角逐。但经验主义的思维,因科学技术异化显得越来越占据主流,如果说理性主义从来没退出思维的舞台,那么,它也只是经验主义的附庸,人们更为看重从经验出发、总结“经验方法”的方法。也即是说,许多人认为无需从哲学的高度思索认识和改变世界的方法,跟着技术的经验去认识世界,更加有效和可能。事实上,“科学研究是创造,它同迷信、保守、思想僵化、教条主义格格不入。但这绝不能理解为,科学研究是没有规律、没有章法的活动。虽然创造活动的规律弹性较大,但不能因此否定它的存在。科学认识模式是科学创造活动规律的反映,因此,否认或低估科学认识模式的作用,不利于科学家的科学创造活动”[3](p.657)。科学技术异化导致的这种“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很难解释科学技术方法论是哲学方法论的现象,最直接的哲学破坏就是,辩证法的理解方式,不再成为判断世界运行和思维运行的基本方法。第三,科学技术异化导致“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很难解释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可能让人们质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毋容置疑,现代化的生存方式,导致人类对资源和能源等的无限欲望,地球现在也不堪重负。现在的思想家,无不关心人类文明的走向,甚至许多人猛烈批判现代文明。在这些批判现代文明的思想家的灵魂深处,已经对异化的科学技术彻底失望。当然,这不是说这些思想家们不承认科学技术对人类世界的改造能力,而是说这种改造虽然威力巨大,但只是破坏性的功用,对人类世界的健康发展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掌握科学技术的“工程师觉得‘不合理的’经济因素妨碍了他根据对事物之客体属性的研究达到自己的理想,而这种理想通常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纯技术的最优方案。他很少认识到,他对这些特殊的方法有所偏爱,完全是他经常解决的那类问题所造成的结果,这种偏爱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是正确的”[4](p.101)。因此,“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因科学技术异化很难再能有说服力地解释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即是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不一定再是理想的生活方式或存在方式。科学技术异化给“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带来的困难不仅是个事实,也越来越成为制约研究生拓展科学技术方法论的瓶颈。探索理解和解释科学技术的正确方式,是还“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权威性和必要性的重要原则。
三、重建科学技术理性:“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质量的保障
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篇5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公共事务管理；应用探讨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机关公共事务治理中二元对立的传统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必然要有所改革或者被彻底打破。当下，二元对立的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多元化治理理念的冲击。
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成果之一，不仅在社会各个领域发展中得到了应用，且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机关公共事务管理作为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常的治理中明显存在治理理念滞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有限、部门不够完善等问题。
因此，为了使这一系列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本文结合自然辩证法对辽宁省盘锦市机关公共事务管理展开研究分析。
一、自然辩证法理论概述
何谓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恩格斯思想的自然科学观以及自然观的反映，主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恩格斯思想的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换而言之，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是自然界与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它是对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活动以及成果进行高度的哲学概括和总结的产物。自然辩证法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涉及的领域主要是自然界、科学、技术与社会。
自然辩证法作为一门哲学性质的学科，主要从认识论、方法论、自然观、价值观等多个方面对社会与科学技术的关系进行研究，所以自然辩证法作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思维科学交叉的学科，为科学技术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思想指导。
综上所述，自然辩证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和自然观是其理论的基石。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自然观、科学观、技术观、科学技术与社会。
二、当前我国机关公共事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经过程。本文以辽宁省盘锦市机关单位为研究对象，对其事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如下。
1.治理理念滞后
由于受到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我国的平民百姓仍然存在服从权威、惧怕权势的现象。在管理系统中，下级对上级也只存在服从或遵守上级指示现象。从另一个层面而言，红头文件早已高过法律法规，官僚利益早已高过人民大众的利益。所以现实中，请客送礼、不守信用等作风盛行，使公共事务管理成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工具。因此，从管理理念上看，我国机关公共事务管理比较滞后，仍然停留在“二元对立”的管理模式。
2.公共事务管理的政府垄断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我国不断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仍然存在许多不足，社会依然是“强政府、弱社会”模式。因此，在公共事务管理上，仍然由政府垄断，而非全民民主。各项公共事务的决策权由政府主导，因此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平衡，客观上影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某种程度而言，当前公共事务管理不仅不适应社会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市场化的潮流，而且同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法制化、社会化、市场化取向背道而驰。
3.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有限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直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目标。但是由于受到公共事务管理理念与实践的重大影响，这一改革进程缓慢。受传统公共事务管理模式的影响，市场体制受到过多的行政干预，因此市场体制本身的优势未得以完全发挥。尤其是近年来，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独立性比较明显，并且通过市场机制将部分企业引进来，但这样的管理方法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所以，在当下的机关公共事务管理中，社会市场机制并没有将其作用完全发挥出来。
4.部门不完善
从管理范畴而言，政府是我国第一部门，企业为第二部门，第三部门则在第二部门与第三部门之外。通常，第三部门称为志愿部门，是公共部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第三部门对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第三部门不仅缺乏独立性，而且人力、物力以及设备资源都比较缺乏，法制也不健全。这些条件限制了第三部门的发展以及作用的发挥，所以第三部门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三、自然辩证法应用于公共事务管理
为了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将自然辩证法融入公共事务管理中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本文提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完善。
其一，以科学性为核心，认识论和方法论辩证统一，进行公共事务管理。要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传统的二元对立、政府垄断等治理模式已然没有实践意义。因此，要以科学的观点看待公共事务的管理，抛弃传统的，以认识论与方法论作为指导，由落后的治理观念逐步向责任理念、服务理念、民主理念、法治理念转变。辩证地处理市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关系，构建民主型、法治型、服务型以及责任型机关。
其二，以内在关系说和过程哲学促进公共事务管理。机关部门作为公共事务的重要部门，只有协调好内部组织关系，并注重管理过程，才能够有效地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因此，以政府为例，应加强其结构的完善，一方面，注重服务第一，另一方面，在公共事务管理中鼓励企业竞争发展。除此之外，政府内部应合理分权，激励工作人员提高服务社会的效率与质量，以此实现机关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和谐，也以此促进公共事务在发展过程中发挥职能与作用。
其三，以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历史与实践的统一、唯物与经验的统一，实现公共事务管理的合理性与前沿性。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处理好治理者与被治理对象的关系，遵守事物客观规律，寻求科学的方法与治理经验来管理社会医疗、社保等公共事务。同时，在治理中应注重事物发展的可能性，并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为下一步发展提供指导。
四、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公共事务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公共事务不仅关系到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同时也关系到社会国家的利益。无论是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都离不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多方利益，因此自然辩证法为实现科学的机关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方法与理论指导。本文结合自然辩证法的相关内容，对机关公共事务管理进行了研究分析，对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篇6
五四运动之后的20多年，科学哲学在中国曾有过一段相对繁荣的发展时期。当时，仅在上海一地就出版了几十种科学哲学译著和著作。其后将近30多年，由于种种原因，科学哲学不仅在大陆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销声匿迹了。文革结束后的1976年，正当波普尔和库恩名满天下之时，在大陆哲学界，并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他们的学说，甚或相当多的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大陆学界远离国际哲学潮流之远，由此可见一斑。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国家经过两年的恢复，学术界经过两年的准备，科学哲学也在大陆悄然而生。1978年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份。是年3月18日，盛况空前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对林彪、“四人帮”鼓吹的个人崇拜、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批判；12月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制定了一些比较开明、比较务实的政策。这些政治背景，不仅为学术研究创造了比较自由、比较宽松的气氛，提高了知识的价值和学术研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矫正了一些错误的和糊涂的认识（以往纯学术、纯理论研究往往有“理论脱离实际”之嫌），而且这种背景本身对学术工作者也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在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在大陆是历史地形成的：它既是一项为现实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服务的综合性社会研究事业，亦指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群，其中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社会学等）界，1978年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头。其典型事件有以下几例：（一）1977年12月，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其任务是制定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规划，筹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办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78年1月6日，《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草案）》正式成文下发,它强调要加强自然科学方法论、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外国科学哲学的研究。（二）是年7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在北京举办“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工作者、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共1500余人参加了会议，听取3位科学家和学者的专题报告。这次讲习会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其影响经年不衰。（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又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同年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前者招生14人，专业定名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后二者分别招收7人和10人）。（四）1978年1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创刊，这份四开四版半月刊的学术新闻性报纸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会刊，其目的在于促进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和普及（它于1990年底停刊）；10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出版试刊。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学术准备，科学哲学自1978年开始逐渐在大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按以下几个方面分而述之。
专业刊物
专业刊物是一个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也是其学术水平的鲜明标志。与科学哲学相关的刊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自然辩证法通讯》（以下简称《通讯》）。1977年10月，李昌、于光远、钱三强联名向方毅（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呈交了“关于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经“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后，中国科学院于1978年2月2日正式发文，成立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积极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于光远兼任杂志主编，李宝恒担任副主编，查汝强兼任副主编。《通讯》1979年1月创刊时为季刊，从1980年起改为双月刊，截止1991年底将出版13卷6期。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起初是中国科学院直属的司局级单位，1985年与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合并，成立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杂志遂由该所下属的科学哲学研究室负责编辑、出版工作。自1991年起，《通讯》被移交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尽管隶属关系几经变动，但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的名号一直保留使用。《通讯》为16开80页的出版物，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订户将近7000份，海外订户约为100份。
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的封面上，开始加有醒目的副标题：“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科学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从1982年起，将副标题中的“科学学”改为“社会学”，并一直沿用至今。这个副标题，既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范围做了界定，也点明了《通讯》的学术内容和特色。从1981年起，该刊形成了“科学哲学”、“科学学与科技政策”（从1983年起改为“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科学技术史”、“人物评传”四个主要的固定栏目。此外，还有“科学家论坛”（1986年撤消）、“问题讨论”、“科学前沿”、“教学与研究”、“书刊评介”、“读者•作者•编者”、“学术动态”等栏目。该刊既注重老学者的精湛之文，尤其注意发表中青年学者的真知灼见和斗胆之音。在近几年所发表的科学哲学文章中，出自中青年学者之手的已占70~80%。
二、《自然辩证法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该刊是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创刊于1985年。创刊时为季刊，自1986年起改为双月刊，1991年又改为月刊，每期16开80页。从1988年起，该刊封面加上了副标题：“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研究》现在已成为发表科学哲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之一。现任主编是丘亮辉，副主编是贾云祥。
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79年、1983~1985年在刊名上加有“丛刊”二字）。该季刊创刊于1979年4月，每期16开96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主办，主编邱仁宗。该刊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译刊，主要译介国外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以及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动态和研究资料。该刊于1989年底被迫停刊，共出版43期。
四、《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该刊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小32开译刊，创刊于1979年，停刊于1986年底，共出版48辑。该刊译载了不少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译文。
除了上述四个主要专业刊物外，《中国社会科学》（北京）、《哲学研究》（北京）、《大自然探索》（成都）、《自然信息》（长沙）、《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太原），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机关学术刊物——诸如《社会科学战线》（长春）、《求索》（长沙）等，有关大专院校的学报也刊登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世界科学》等刊物也刊载科学哲学译文。
翻译研究
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大陆学术界对科学哲学的研究基本上还处在翻译和评介阶段。当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科学与哲学》。译载了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劳丹、图尔敏、普特南、汉森、夏佩尔等西方科学哲学家的论著，以及国外的有关评论文章。同时，一批科学哲学译著也相继问世，诸如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出版）、库恩的《必要的张力》（纪树立、范岱年、罗慧生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约翰•洛西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出版）、m.w.瓦托夫斯基的《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范岱年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年出版）、a.f.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查汝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版》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在1978年前后出版了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由许良英、李宝恒、赵中立、范岱年编译，1977年出版；第二卷由范岱年、许良英、赵中立编译，1977年出版；第三卷由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1979年出版），该文集是一项巨大而严谨的学术工程，搜集资料详尽，翻译质量上乘，在学术刊物上引用率很高。
在此基础上，大陆学者对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对波普尔的批判理性论、证伪主义和划界问题、科学发现的逻辑、进化认识论，对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科学革命的实质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对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进行了有深度的分析和评论。这些新颖的学说像清新的空气一样，不仅使学术界深受启迪，而且像证伪主义和范式变革这样的概念的新奇性和革命性，也使有文化的公众闻之倍感振奋。
1980年代中后期，当代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的代表作陆续在大陆出版，如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证明与反驳》，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劳丹的《科学与价值》、《进步及其问题》，夏佩尔的《理由与求知》等，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方面功绩卓著。此外，还出版或发表了苏联一些科学哲学译著或译文，如凯德洛夫的《列宁与科学革命》（李醒民、何永晋译，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在翻译和评介的同时，大陆科学哲学研究者开始对科学哲学本身的对象、内容、涵义等也进行了探讨。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认为，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理论、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它包括三方面的研究内容：各门科学的逻辑结构和经验内容的分析，科学理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分析，科学理论和科学家的关系的分析。吉林大学舒伟光教授指出，广义的科学哲学是指以科学为对象，研究科学有关方面的一个分支；狭义的科学哲学是指现代西方哲学的某种流派。中山大学张华夏教授强调，科学哲学的基本内容有七个方面：科学的性质和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和科学认识过程的形式和要素，科学认识的程序，科学理论的结构和科学解释的逻辑，科学的检验逻辑和发现逻辑，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变革即对科学进步和科学革命结构的研究，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在19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科学哲学思潮和流派的传入和引进，随着研究资料的积累和新一代研究生与中青年学者的崛起，大陆科学哲学工作者在消化和吸收外来成果的同时，也陆续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例如，陈维杭：“西方科学哲学的来龙去脉”（《通讯》1984年第6期），江天骥：“科学方法论的中心问题”（《通讯》1985年第1期），邱仁宗：“科学理论评价的双标尺系统和整合观：（《通讯》1985年第4期），江天骥：“归纳和辩护问题”（《通讯》1986年第5期），周昌忠：“试论科学知识系统的逻辑结构”（《通讯》1987年1期），曹秋华：“意义与科学进步”（《通讯》1987年第1期），兰征：“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研究》1987年第5期），陆建体：“科学说明的新争论”（《通讯》1988年第2期），洪谦：“关于逻辑经验论的几个问题”（《通讯》1989年第1期），金观涛：“奇异悖论——证伪主义可以证伪吗？”（《通讯》1989年第2期），鞠实儿：“论归纳逻辑的局部辩护和适用范围”（《通讯》1989年第5期），郭贵春：“测量实在论在科学哲学中的地位”（《研究》1990年第5期），李醒民：“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通讯》1991年第4期）等。这方面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邱仁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北京：知识出版社1984年），林定夷：《科学进步与科学目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不用说，在自我创新的过程中，研究者也一直追踪着国际科学哲学思潮的发展和各流派的学说，对邦格（m.bunge）、玛丽•赫斯（maryhesse）、尼尼鲁托（ilkkaniiniluoto）、费希尔（r.a.fisher）、庞迪（g.l.pandit）、科恩（j.cohen）、埃利斯（b.d.ellis）、蒯因（quine）、范弗拉森（b.c.vanfaassen）、史尼德（j>d.sneed）、塞拉斯（w.sellars）等人的学说和理论也作了介绍和评论。
大陆的科学哲学研究，并没有局限于狭义的科学哲学，它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对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一直持续地进行着，每年都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发表。尤其对物理学哲学和数学哲学的研究比较深入，比如对互补原理和物理学理论结构的研究就颇有新意。
二、对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突变理论、混沌、生态学等综合学科的哲学研究也逐步深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三、对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或哲人科学家的思想研究始终是研究重点之一，10余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然辩证法通讯》和《自然辩证法研究》每年都刊有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前者还有“人物评传”栏目，全面评介有关科学家的科学贡献、科学思想、哲学思想乃至精神风貌。尤其是对马赫的哲学特征、精神气质和方法论的研究，对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思想的研究，对爱因斯坦唯理论思想、经验约定论思想以及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两极张力特征的研究都具有独创性。在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1979年）、逝世30周年和狭义相对论创立80周年（1985年），还分别举行了爱因斯坦研究学术讨论会。
四、在对科学史的哲学分析和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也有不同凡响的成果。例如关洪：“牛顿、歌德和黑格尔——关于颜色理论的争论”（《通讯》1984年第4期），吴忠：“西方历史上的科学与宗教”（《通讯》1986年第6期），李醒民：“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通讯》1981年第6期）和“论批判学派”（《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等等。
五、对一些传统的哲学问题，如时空、物质、实在、感觉、知觉、记忆等，也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新的深入的研究，展示了别具一格的视野。
从事科学哲学的专业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各高等院校的哲学系（所）和社会科学系。他们所处的机构大都命名为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教研室），也有少数叫科学哲学研究室（教研室）的。这是一支为数不少的专业队伍。
学术交流
科学哲学研究的稳步进展，是与广泛而频繁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分不开的。在大陆，从1980年起，先后举行了五次全国性的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它们是：
第一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30余人。会议就波普尔的科学观、认识论、方法论、基本哲学立场和“三个世界”理论进行了讨论。（参见周寄中的报道，《通讯》1981年第1期）
第二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1年12月21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50余人。会议就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讨论，并涉及对西方科学哲学总的看法和应有的态度。（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2年第2期）
第三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3年9月4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8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哲学的对象、内容、方法、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此外，还讨论了科学发现的逻辑，有关著名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3年第6期）
第四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5年12月5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7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理论的评价。（参见李醒民的报道，《通讯》1986年第1期）
第五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7年5月16日至19日在成都举行，与会代表10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说明（科学解释）、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发现、科学进步、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以及各门科学的基础和方法论。（参见李真真的报道，《通讯》1987年第4期）
在第五次会议上，已拟订于1989年在无锡召开第六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届时将讨论价值在科学中的作用、科学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科学的合理性问题。拟议中的会议因故未能按时召开。所幸的是，在事隔数年之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国际学术交流部拟于明春在北京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科学哲学讨论会，着重讨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问题，届时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将应邀参加。
除了以上的专门会议外，在此期间还召开了与科学哲学有关的其他会议。例如，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1981年10月29日至1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自然辩证法首届年会，1982年4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4年4月22日至26日在洛阳召开的全国现代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座谈会，1984年7月10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发现的模式学术讨论会，1984年8月25日至30日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首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8月19日至24日在安徽屯溪召开的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1987年8月31日至9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牛顿《原理》出版300周年纪念大会，1987年9月10日至14日在黑龙江省密山县召开的全国第二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8年11月11日至14日在徐州召开的马赫学术思想讨论会，1990年5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发展中青年研讨会，等等。
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刘述先教授、何秀煌教授及其同人的努力下，港、澳、台和大陆学者有机会两次幸会，探讨交流了有关科学哲学的研究情况和成果。1988年10月24日至28日，“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涉及到逻辑经验论、波普尔、库恩、戴维森（d.davidson）、范弗拉森、古德曼（goodman）的学说，也分析了马赫、彭加勒、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思想，还讨论了科学说明、科学翻译、不可通约、观察的确定性等科学哲学问题。1991年3月7日至12日，“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这次会议，也有部分论文与科学哲学有关，例如“意义与信念”、“库恩论科学哲学的客观性”、“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等。
在国际交流方面也比较活跃.大陆学者数次参加了设在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市的国际大学校际研究生研究中心举办的科学哲学讲座，参加了1987年度（在苏联莫斯科）和1991年度（在瑞典乌普萨拉）举行的第八届和第九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如新西兰凯图大学孔宪中（1981年）、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亨普尔（1981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厄尔曼和华莱士（1982年）、牛津大学女王学院乔纳森•科恩、（1983年和1987年）、哈佛大学西拉里•普特南（1984年）、东京大学伊东俊太郎（1984）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罗伯特•科恩（1985年）、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乔治•格尔（1986年）、美国内华达大学尼克尔斯（1986年）等人先后访华。中国科学哲学家江天骥、查汝强、邱仁宗、范岱年、纪树立、张华夏等人也应国外同行之邀，多次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与国外学者探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人才培养
自1978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招收研究生后，次年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哲学系等单位也开始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1981年，这两届研究生36人同时毕业，其中大多数研究生选定科学哲学或与科学哲学相关的论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例如，《探索科学本质的模式》（周寄中），《维纳和他的哲学思想》（朱熹豪）、《狄拉克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曹南燕），《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李醒民），《布里奇曼的操作分析思想》（杜云波），《假设与现代科学观》（刘大椿），《科学理论与科学进步》（马献庭），《自然学科与形象思维》（李建珊），《论思想实验》（高文武），《自然科学中的美学方法》（刘仲林），《对称性方法的哲学探讨》（朱亚宗），《论波普尔科学哲学中的反心理主义》（谢遐令），《论科学创造中的直觉》（周义澄），《科学认识系统的信息过程》（官鸣），《量子力学方法论问题》（王振武），《试论经验与理论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梁国春）等。此后，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的院校和研究机构愈来愈多。1990年10月，国家教育委员会把“自然辩证法”学科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的现代外国哲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多数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而且他们的学术水平都比较高。这从他们的毕业论文可略见一斑：《归纳逻辑与合理信念的测度》（朱志方），《图尔敏科学哲学思想述评》（王小光），《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曹秋华），《夏佩尔科学合理性理论述评》（李晓蓉），《亨普尔和理论名词问题》（陆建体），《科学发现：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黄亚林），《论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兰征）等。现在，大陆的科学技术哲学硕士授予单位8个，博士授予单位4个，博士生指导教师有于光远、龚育之、黄顺基、陈昌曙、邱仁宗、孙小礼。
1981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开设自然辩证法方面课程的意见”，建议把自然辩证法课列为理工科研究生的必修课（文科研究生是否开设，由各校自定），课程内容各校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专业特点，自行确定。按照这个意见的精神，各校相继开设了自然辩证法课程，其中一些院校穿插有科学哲学的内容。为了交流教学经验，教育部社科司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1982年7月21日至29日在山东烟台、1987年7月30日至8月6日在安徽九华山两次召开全国自然辩证法教学研讨会。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为了促使大陆的中青年哲学工作者系统而深入地了解英美和欧洲大陆哲学各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研究状况和发展方向，促进中英学术交流和两国哲学家的相互了解，中英双方经过协商，先后在北京举办了两期“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第一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于1988年合作承办，主题是“分析的哲学和哲学的分析”，招收加强班学员40名，普通班学员50名。第二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于1991年合作承办，主题是“科学哲学”，招收加强班学员50名。第二期的教师和课程为牛津大学博士、教务长凯•威尔克斯：“脑和行为科学”，牛津大学罗•哈雷教授：“科学实在论：传统观点和最近的发展”，曼彻斯特大学哲学系基•李女士：“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形成”，利兹大学杰•拉维兹博士：“对科学中确定性的追求”，夏威夷大学冯•泰尔斯副教授：“逻辑和数学哲学”。本期学习时间从7月29日到8月16日，授课共90学时。在规划和举办过程中，邱仁宗教授效力良多。
总而言之，自1978年改革开放10多年来，科学哲学在大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是科学哲学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虽说科学哲学曾在1987年和1989年遭到某些人的非议，出现过一些挫折，但是并没有带来致命性的伤害，而且困难处境不长时间就过去了。可以预期，只要大胆而广泛地消化和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细致而深入地发掘中国文化的遗产，中国的科学哲学家一定能够创造出富有自己特色的东西，科学哲学在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不用说，这是需要一个自由、宽松、平和的外在环境作保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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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罗嘉昌.1983.时间的哲学概观.自然辩证法通讯.5(3).李伯聪.1985.感觉过程是选择和建构的统一.7(2).罗嘉昌.1985.当代哲学中的物质观.自然辩证法通讯.7(5).李伯聪.1991.论记忆.自然辩证法通讯.13(1).等。
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篇7
摘要：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科学、技术与自然辩证法三者之间相互促进，有着微妙的关系，科学指导技术的发展，发展的技术又促进科学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使得我们的认知得到了提高，又有助于自然辩证法的发展。当前的自然辩证法起到了指导科学与技术的作用，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通对科技发展的哲学思考，可以加深对科技发展的了解。科技发展在于人才，在于创新，还在于正确处理人与科技的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希望推进科技蓬勃发展，推动社会持续进步。本文就科技发展的哲学底蕴进行初步探析。
关键词：科学、技术、科技发展,辩证法,
一、科学技术发展所体现的自然辩证
1．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促进
技术发展一般是落后于科学的发展的，往往是由新的科学发现推动技术的发展。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发展都是不停的创新，事实上科学一向是在不停的创新中使得自己不断发展的，技术也在科学的带领下，不断的推出新的技术。当前的制造业中，许多制造技术与科学发现是密不可分的，如X射线的发现，就出现了深层X射线光刻掩膜技术。后者更是我们在微细加工中最具开发潜力与应用潜力的加工技术。这些科学发现是推动技术发展的直接动力。因为先进的技术可以制造出更先进的、更精密的工具，可以使得许多在当前难以制造的工件变得易于加工。如原子力显微镜，原子力显微镜要求其探针非常的尖锐，最好在其针尖处只有一个原子。这在以前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在早些时候，原子的发现还是通过间接的证明来发现的，更不用说去制造一个针尖处只有一个原子的探针了。然而由于技术的发展，以及扫描隧道显微镜的发明，使得我们在微观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使得其制造变得可能。技术的发展又促进科学的发展。原子力显微镜的发明使得我们人类在观察微观世界更得心应手了。比如，我们可以研究物体表面的结构对其自身的性能的影响等。科学与技术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2．创新观
创新是社会前进发展中的永恒主题。科学技术的创新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历程。然而，它们自身也只有在创新中才能得到发展。放眼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史，所有的科学与技术都是在不停的自我否定、自我修正、自我完善中前进的。如地心说可以解释太阳的升起与落下，而日心说则不仅可以太阳的升起与落下，还可以解释许多其他的天文现象，当然，目前对宇宙的认知更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了。因此，在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中，我们只有不停的创新才能得到发展。
二、科学技术发展是对辩证法特征和规律的自觉运用
科技的发展是辩证法运用的结果，需要辩证法的指导。
1.体现了辩证法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孤立的事物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根本不存在的。恩格斯在谈到普遍联系的“辩证图景”时指出,“当我们透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交织起来的画面”。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构成的复杂系统,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有机体。坚持科技发展,将会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更均衡、更环保、更优化、更包容。科技发展对其他社会各领域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2.体现了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的观点
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又一总特征。唯物辩证法认为,发展是前进的、上升的运动。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和动力,良好的发展理念将引领社会取得巨大的进步,相反,不良的发展理念将导致发展的失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不是写在书本里的教条,它体现的是时代的精华,它要丰富和发展就必须与具体的国家、具体的时代以及具体的实践过程密切结合起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适应了时代的变化和要求,适时地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用以指导社会发展实践。深刻地总结了国内外有关发展的经验教训,并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自觉地运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共产党执政规律,统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思路与发展方向。
3.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它们揭示了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普遍本质,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领域的最一般的规律。科技发展的过程就是三大基本规律描述和展示运行的过程,因此要发展科学技术,就必须把握好事物运动的基本过程。
遵循对立统一规律,就要把握好事物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统一是事物矛盾所固有的一对基本关系和基本属性。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发展是对立面的同一和斗争的结果。矛盾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实现科技的发展,就要做到眼前和长远的统一、全局和局部的统一、渐进和突破的统一、横向和纵向的统一以及上下和左右的贯通。
遵循质量互变规律就要把握好发展的渐进性和飞跃性的关系。质和量是事物发展的两个方面,质量互变是客观存在的规律。由于量变和质变的关系极其复杂,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多种多样且丰富多彩,要实现科技的发展,就不能急功近利,要克服急躁情绪,树立起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努力做改革和发展的促进派。
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就要把握好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的关系。肯定和否定是事物内部的两个方面或两种因素,二者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出事物发展的方向是前进的、上升的,具体道路是曲折的,甚至有倒退现象发生。要允许探索不同的途径,宽容暂时的失败,“风物长宜放眼量”,建立起鼓励创新发展的纠错机制。要敢为人先,勇于冒尖,准备曲折,不怕反复,以“好事多磨”、“事缓则圆”的心态,自我革新,浴火重生。
三、对科学技术发展进行哲学思考的当代意义
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给人类添加一个诅咒。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发展不是少数和少数民族的发展，也不是国家发展的一部分，而是所有国家的所有人是否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应该得到公平的发展；人类发展也指的是不仅是现代人的发展，它应该包括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当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不应追求局部和暂时的利益，而且应该追求整体、长远利益。短期利益的风险，应该记住，追求整体、长远利益和保持清醒的头脑是我们永恒的方向。
（一）科技发展应注重人才培养
指出：“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全面聚集人才，着力夯实创新发展人才基础。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世上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一切创新成果都是人做出来的。硬实力、软实力，归根结底要靠人才实力。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事实证明，大到宇宙飞船，小到一根火柴，从生活扩展到社会领域也都如此，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息息相关。人可以运用自己所拥有的知识认识世界，同时也可以改造世界。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有意识、会思考，不是消极地适应自然，而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做出改变，以促进社会与自身的发展。科技发展的主体包括个人和集体。纵观科技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些重大科技发明主要是个人的贡献，如爱迪生发明的照明系统、贝尔发明的电话等，蕴含了个人创造的结晶，表明了个人的才能与智慧，但个人创造的技术仅占少部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表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科技创新归根到底，就是大众创新发展，只有让每一个劳动者参与其中，科技发展才有更广阔和更坚实的基础。
（二）科技发展应注重创新
科技发展在于创新。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过于注重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结果，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取“胜利的果实”，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化。如若一味追求效益，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势必会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因此，应着重加快科技创新的进程，通过科技创新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机器化的劳动，使得人们待在同一位置重复同一动作，人似乎变成了机器的奴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放弃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了必要的交流与沟通。我们的技术创新是为了减轻人们的负担，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为自由时间创造更大的空间。
（三）科技发展应注重处理人与科技的关系
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篇8
关键词：建筑设计；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观；创新观；系统观
建筑设计作为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其所涉及到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包括建筑学、艺术学、美学、哲学等多方面内容。其存在的意义和目的是为了通过对空间和环境的组织设计来为人们营造舒适良好的实践活动环境。而自然辩证法则主要是对自然界的所有事物的发展规律进行哲学研究的方法，尤其重视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发展矛盾这一问题。因此，在建筑设计这一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该将自然辩证法运用其中，这样才能使所设计的建筑更好的与自然共处，出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下笔者就从系统观、创新观和科学技术观这三个角度来谈谈建筑设计和自然辩证法。
1系统观
自然辩证法中的系统观认为自然界的所有事物之间都有普遍的联系，且都处于一个系统中，要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事物，就要明确其在系统中的定位，并把握其与系统的环境关系。在建筑设计中，这种系统观主要表现在设计需要处理好建筑与内外部环境的关系。
在对建筑内部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处理时，需要对建筑结构、建筑设备、建筑材料与建筑施工等多方面的内容进行处理，要使这些内在要素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只有这样，才能算作是一个良好的建筑设计，才能满足建筑的各项功能要求。尤其是在当前的建筑行业发展中，人们对建筑设计的要求已经不仅仅是其设计的实用性，还包括对建筑设计的美观性、艺术性和经济性等多方面的要求。另外，所设计的建筑还要充分考虑到其地域性、时代性与文化性。要使建筑既满足建筑基本功能的需求，又能够与当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充分融合在一起。因此建筑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要充分把握系统观，将建筑设计放在一个系统中进行设计，并对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从而设计出优秀的建筑方案。
同时，建筑不仅本身是一个系统，其还是外部大环境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在建筑设计中，还要从外部环境考虑，注重建筑与自然的协调设计。就目前来讲，建筑设计必须要充分考虑到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这就要求在设计中要采用一些节能环保的材料进行优化设计，充分利用自然可再生能源，如光能、风能等，并积极研究新的节能生态建筑技术，提高建筑设计的节能效益。
2创新观
创新是促进时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创新观同时也是自然辩证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尤其是当前这个日新月异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创新更显得尤为珍贵和重要。任何行业不进行创新，就会迅速被时代抛弃。我国建筑行业自改革开放后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且随着西方建筑设计理念的传入，给现代建筑设计带来了极大的机遇。目前我国的建筑设计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升，且越来越多的新设计理念被融入到建筑设计中。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创新观的应用。
建筑设计作为一项复杂的脑力劳动，对建筑设计师的专业知识、想象力和创新能力有很高的要求。而建筑设计的创新过程，也决非直接搬用国外的设计作品，而是一个不断要否定自我、修正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一个有特色的建筑往往就建立在巧妙地解决了许多难点的基础上，而一个有特色的建筑即有创新意识的建筑往往就会得到大家的欣赏。
建筑设计的创新不仅可以体现在建筑外形中，也可以体现在建筑技术中。在清华大学超低能耗楼设计中就有多处创新之处，在围护结构设计中包含了生态舱的设计、相变蓄热地板的设计、植被屋面的设计及各种幕墙的设计。其中的生态舱位于建筑物一层北部，将绿色植物引入室内，创造性地在建筑内部增加了与自然接触的人性化空间，并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室内环境质量。能源主要采用太阳能和天然气，将这些天然能源转化为电能和热能，减少了动力电的使用。
3科学技术观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是第一生产力，可以帮助人类不断创造出光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给建筑设计带来新的设计理念和思想。现代建筑设计必然要满足科学技术观的要求，在当前设计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智能建筑的设计思想。智能建筑目前尚无统一定义，但其核心思想是系统集成设计。它包括有办公自动化（officeautomation，缩写oa）系统，即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使人的部分办公业务活动物化于人以外的各种设备中，并由这些设备与办公人员构成人机信息处理系统；通信自动化（Communicationautomation，缩写Ca）系统，即在智能建筑中可以迅速进行各种图像、文字、语音及数据的通信；建筑物自动化（Buildingautomation，缩写Ba）系统，即以中央计算机为核心，对建筑物的设备运行状况进行实时控制和管理。建筑自动化系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筑节能技术，这是自能源危机出现后在建筑领域内出现的设计大趋势，节能设计通过对建筑的围护结构、环境控制、能源系统和自控测量等系统的设计达到节约能源，使建筑在各种自然环境下处于一种超低耗能的状态。以上三个系统在智能建筑中由系统集成中心（SystemintegratedCenter，缩写SCi）统一综合管理。
科学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另一个体现是计算机技术的应用。科学技术革命所引发的变化莫大于计算机技术的日新月异。作为较早应用计算机技术的建筑设计，三维制作软件的发展无疑给建筑设计带来了更大的想象和表现空间。当前的建筑设计早已不只是要求画出平面图的时代，而是要求有直观的效果图，甚至要求有虚拟现实的出现。建筑效果图是建筑师展示其作品的设计意图、空间环境、色彩效果与材质感的一种重要方式；而虚拟现实技术则可以使用户能够在吸收多种信息后，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计算机技术以其简单易用、易修改，可重用、准确真实和易存储传输的特点已经成了建筑设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结束语
综上所述，自然辩证法在现代建筑设计中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积极的，作为新时代的建筑设计师，必须要将自然辩证法的理念充分融入到自身的设计理念中。不但的提高自身的哲学素养，将系统观、创新观和科学技术观充分应用在建筑设计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跟随时展，更好的促进建筑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处，促进人与自然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侯西岩.浅谈自然辩证法原理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J].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8（24）.
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篇9
[关键词]萧焜焘;技术哲学;自然哲学
在哲学界,萧焜焘先生(1922-1999)以研究黑格尔哲学、自然辩证法着称,人们很少提到他的技术哲学思想。事实上,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技术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萧焜焘技术哲学的研究进路十分独特,其技术哲学的思想内容也极其深邃而广阔,学界应关注之。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地位
萧焜焘十分重视技术哲学研究。首先,可以从他的主要着作的文本结构中找到“客观证据”。这就是,在他最重要的学术着作《自然哲学》和《科学认识史论》中,“技术哲学”研究都处于极关键的“位置”。在《自然哲学》中,“技术论”作为整本书的四篇之一,是他整个《自然哲学》的终点。在他看来,“技术运动”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最高篇章。同样,在《科学认识史论》中,“工程技术与现代哲学唯物论”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由他亲笔撰写。他正是在当代工程技术发展中看到了科学与哲学复归于“辨证综合”的现实途径。
其次,还可以从他的一系列言论中找到根据。关于“技术”地位的言论。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生产、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中,技术竞成了它不可缺少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也日益显着。“技术的这种从自然到社会、从理论到行动的两栖特点,奠定了它在科学与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当今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工程技术活动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技术”与“科学”、“哲学”并列,并被视为居于“主导地位”、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将起决定性作用。如此高度地评价“技术”,这在哲学界尚不多见。
萧焜焘明确地反对轻视技术的思想传统。在中国历史传统里,在大学问家眼里,技术常常被看做无关乎天命人性,不足挂齿,不能登大雅之堂。对这种贬抑技术的思想传统,萧煜焘指出,这是很不正常的。
技术的这种“核心力量”、“主导地位”、“决定性的作用”,必然折射出技术哲学研究的突出价值。萧煜焘明确地讲: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整个社会结构中,都可以见到“技术”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于此,“技术”这一概念已进入哲学的广泛背景之中。我们必须从哲学的意义上,探讨技术的本质及其自身的发展。萧焜焘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地位的言论也有两方面。
其一,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自然哲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在自然哲学研究中,萧煜焘没有使用“技术哲学”概念,而是使用“技术论”,并把它与“宇宙论”、“生命论”相并列。他认为,物质是宇宙自然的基石,“宇宙”、“生命”、“技术”是物质实体充分展开的三个环节。从物质论出发,自然哲学分三个环节展开:即“宇宙论一生命论一技术论”。宇宙论主要研究宇宙物质的演化过程;生命论主要研究宇宙的花朵——生命的演化过程;技术论主要研究宇宙的灵魂——人在宇宙自然基础上的物质创建过程。在萧焜焘看来,在这三个环节中,技术论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整个宇宙自然辨证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具有突出的地位。他说:“技术论是我们的自然哲学的终点。”
其二,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论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萧煽焘提出,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是革命实践,以工程技术作为进路,就更能窥探出实践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在《科学认识史论》的结束语中,他说:“现在所面临的格局是科学整体化、哲学现实化、哲学科学一体化。‘一体化’表现在科学技术领域就是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表现在哲学领域就是‘现代哲学唯物论’”。这里的“工程技术论”是他对“技术哲学”的又一种称谓。萧煜焘认为,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将为马克思实践唯物论提供一个“更加硕壮、更加精力充沛的躯体”。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独特范式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分散在他的一系列论着中,如《自然哲学》、《科学认识史论》中的“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唯物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综合理论”,“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关于一个哲学唯物论体系的构思”等篇章。在《自然哲学》“技术篇”中,有三章自成系统的技术哲学内容,但萧焜焘没有专门论述“技术”的着作或论文,这在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技术哲学思想还没有得到系统的展开。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感受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些特色。
第一,从属于自然哲学。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从属于他的自然哲学研究,是其自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没有技术运动,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不能完成。与之相应,没有技术哲学研究部分,自然哲学就不能完整。
萧焜焘这种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极具独特性。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人们通常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看做是相互关联、相互区别、相互并置的三个哲学分支,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毋庸置疑,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是必要的,目前大多数技术哲学研究学者也正在这样做。但不可否认,这种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或许真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的本质不在技术本身,我们主流所热衷的对技术自身的独立研究,很可能恰恰会遗漏或忽视一些技术的重要方面。由此,萧焜焘所倡导的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就值得关注。他使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的技术哲学”。
第二,实践的观点。
实践的观点是萧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建构原则。萧焜焘关于技术的形成、技术的本质、技术的发展的一系列论述中,都贯穿着主观与客观、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的实践范畴。譬如,他讲“生产劳动对技术的形成与发展的决定作用”,“作为劳动方式的技术”、“物与人的交互作用的显现”、“革命实践是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等。
萧焜焘关于“工程技术”的定义突出地体现了其运思的实践观点。他把工程技术定义为:“是实现人的意志目的的合乎规律的手段与行为”。这种定义,与我们学界通常强调,技术是“方法”、“技能”、“知识”、“手段”等观点,的确不同。它更强调技术的“行动的意义”。
萧焜焘明确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实践’的作用,而实践的要义就在于行动。因此,‘技术’作为变换物质、协调关系、促进思维的一种能动力量,是可以与‘实践’范畴相通的。实践是技术的哲学灵魂,技术是实践的现实表现。”
第三,服务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萧焜焘主要是站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看待技术哲学的研究功能。比较而言,他不强调技术哲学研究自身的学术价值,而是强调技术哲学研究对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工程技术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客观基础。原因是:工程技术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大成,将科学与技术融为一体,并使主观见之于客观,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工程技术立足于自然,通过实践,面向人生,将宇宙人生凝为一体,从而体现了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的哲学宇宙论的最高原则。在萧焜焘那里,深入开展工程技术的哲学研究,正是为了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使其青春永驻,大放异彩。
第四,以马克思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作指导。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主要受到了马克斯恩格斯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自己明确地说,他的技术哲学研究思路正是沿着马克思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比较而言,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受到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更突出。譬如,上述三点都可在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具体来说,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也暗含着一个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萌芽;恩格斯也特别注意对“劳动”、“工业”的研究,也特别强调“工业”对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注意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与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联系,研究萧馄焘的技术哲学思想,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恩格斯的不被人们注意的技术哲学思想。
三、自然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没有充分地展现出来,他提出的“哲学唯物论体系”中的精神哲学部分也没能面世。但这些缺憾不足以构成把握他的技术哲学思想的障碍。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的技术现象。
技术现象古已有之,但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大都轻视技术现象,把它看做是“细枝末节”,不足为道。萧馄焘一反这种哲学传统,把技术现象置放在整个宇宙自然运动中来考察,视它为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在他看来,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表现为“宇宙的客体性”、“生命的主体性”、“技术的主客统一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一个客观的必经阶段。“技术”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生命是宇宙自然辩证发展的跃进,生命的基质——自调节、自复制实体的出现,标志着自然界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生命现象高度发展,产生了人类及人类精神,产生了主体及主体意识。人作为宇宙自然的“主体性”,不是简单的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派生物,而具有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人的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高度发挥便产生了“技术”。由此,萧焜焘指出,技术是生命的精灵,是生命的自适应、自调节的生理机能的“社会形态”。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生产劳动的结晶,是生产劳动的能动性、目的性内在本质的“物化形态”。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行为从本能到自觉的转变,是人类社会的本质与灵魂。生产劳动有明确的目的性,一定的计划性,必要的专业性,以及为了达到目的、服从计划、配合专业的相应的工具手段。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经验的积累与智慧的启迪,产生了改进劳动方式、提高劳动效率的技术。所以,生产劳动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永恒的不可废弃的基础。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主观目的性转化为客观现实性的中介。技术既有其客观的生理基础,又有其社会实践的根据。这说明技术绝不是单纯主观性现象,也不是单纯客观性现象。主观目的性是技术产生的主体性根据,但主观目的实现可能性不等于客观现实性。技术正是使人之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中介环节。由此,(1)技术具有中介性。技术是主观目的性中否定其主观抽象性的因素,即主观中的客观性,抽象中的具体性,潜在中的现实性。(2)技术具有二重性。技术是自然规律性与社会规律性结合的产物;技术是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结合的产物;技术是主观与客观结合的产物。(3)技术具有过程性。技术过程就是主观目的性向客观现实性的转化过程,也就是主观目的性在自我保持中超越其主观抽象性,否定其自身而客观化的过程。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是人类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一种现实力量。一方面,技术从属于人,是人的合理的意志的外化与物化。世界上如果没有人,就绝不会有技术。人通过技术改造世界,以符合自己的生存目的。另一方面,技术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质属性。劳动创造人,技术改造人。技术是构成与推动人变化发展的根据和力量。
第二,作为社会精神运动起点的技术现象。
由上所述,萧焜焘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视角,深入揭示了技术的生理基础,技术的社会实践根据,技术的性质,以及技术的价值。毋庸置疑,这种视角及其研究成果能较好地揭示技术的“客观性”、“物质性”的一面。但比较而言,萧煜焘认为,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过程,它更多地应该属于社会人文现象。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技术,它与社会生产经济系统、政法伦理系统、文化意识系统密切相关。遗憾的是,萧焜焘的关于“技术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我们只能叙述要点如下:
在萧焜焘看来,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它们的结合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作为核心与地理环境、社会人口构成“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是“社会性的物质”,它作为社会精神现象、意识形态的客观出发点。
技术作为生产经济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是生产劳动的产物,它从属于生产,进而指导生产,最终变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核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的技术,深刻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技术作为政法伦理系统的内在因素。政法与伦理是社会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政法是硬性的压制手段,伦理为软性的舆论手段。技术与政法伦理内在相关,政法伦理可以越过经济障碍,促进技术;也可以不顾经济利益,遏制技术。
技术作为文化意识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物化为工具、产品,它类似于所谓“硬件”;技术作为人类经验与智慧的凝聚,它类似于“软件”。软件型的技术属于文化意识系统。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它反映一个社会的性质以及进步水平。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人类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体现,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实质。
第三,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思想。
萧焜焘重视对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的研究,他从逻辑和历史两个方面揭示了技术发展自身的辩证法。
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篇10
关键词：辩论逻各斯真理回归辩证法
一、语言的本体论地位
辩论，又称论辩，一般认为，辩论是指持不同见解之人彼此通过言辞阐述理由，进行辩驳争论。由于辩论首先是通过言辞进行的，因而，语言是辩论得以展开的前提条件。然而，对于语言的不同理解和态度，从根本上决定了语言在辩论中的地位和辩论目的的实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历来视语言为表意的工具，从来没有把语言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这与古希腊历来对于语言的重视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逻各斯的规定性
在古希腊人那里，语言乃是逻各斯（logos）。逻各斯是什么呢？逻各斯就是语言的本质。据说，逻各斯这个词最早是赫拉克利特使用的。他把逻各斯当作世界万物的尺度。这也就是说，逻各斯意在划界，它要界分一事物与它事物的区别，是一个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个事物的尺度，同时也是它事物不成为这个事物的尺度。因此，一个事物只有遵循逻各斯的要求，才能成为这个事物，才能保有成为此事物的本质。在此意义上，逻各斯就是事物的本质，就是事物的规定性。
逻各斯具有普遍性。一切事物都有它自己的逻各斯。语言也是一种事物，因此语言也有语言的逻各斯。不过，只有人类才有语言。语言是区分神人、区分的标志。语言是人说出来的，但是是语言规定人的存在，而不是人规定语言的存在。因为，支配语言的是语言背后的逻各斯，规定语言本质的是逻各斯而不是人。所以，对于人来说，语言具有本体论的地位。在此意义上，是语言说人，是语言来言说人的本质，而不是人说语言。逻各斯支配语言，语言支配人，因此，人在说语言的时候，必须遵循逻各斯的要求。这就要求人的言说要符合逻各斯所开辟的道路，而逻各斯所开辟的道路，就是真理的道路。
（二）真理的追求
逻各斯是通达真理的道路，逻各斯就是真理。真理与意见相对。无论真理还是意见，都是人利用自己的理性能力表达出来的。人是理性动物，人追求真理是有可能的。人通过语言把真理说出来。但人往往不能辨识真理，因此，人经常说出来的不过是意见。而且，意见往往会与真理相混淆，人们却以为自己说出来的是真理。所以，真理就要在人的言说中把自己显露出来。人通过语言言说，把各自的意见表达出来，通过辩论讨论意见，从而在意见与意见的交锋中，真理逐渐显露出来。
因此，语言的真正目的和存在根据，乃是真理。基于语言的媒介，真理显现出来了。但只有遵循了辩证法的要求，真理才能在人的言说中展露。因此，真理、语言与辩证法有直接的关系。这就要求人在言说时不能乱说，只有遵循逻各斯的要求才能言说出真理。所以，逻各斯是言说语言的内在要求。即只有在遵循逻各斯，也就是遵循逻辑的基础上，人们之间的辩论才是有意义的。而通过语言进行辩论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哲学的本质是“爱智”，是一种追求智慧的行动。如同哲学一样，辩论的本质是“爱真理”，是一种追求真理的行动。
二、法科学生辩论能力培养的缺陷
（一）选题失当
为了培养学生的辩论技巧，各组织者一般都会设定选题。但是，许多选题只适宜于进行辩论游戏，而无助于学生辩论能力的培养。如“大学期间谈恋爱利大于弊（大学期间谈恋爱弊大于利）”、“应先成家后立业（应先立业后成家）”、“爱情是自私的（爱情是无私的）”，这样的论题，无论是肯定的命题还是否定的命题，支持任何一种意见的个案都是无限的。因而从论据的选取上说，任何一方在逻辑上都无法真正得到论证，也无法真正反驳对方的论题。
（二）指导教师指引方向失误
一般在法科学生辩论能力的培养中，都会有相关老师的指导。但是，指导老师的方向性错误，可能会从根本上引导学生误入歧途。从辩论的角度来看，谈论者之间必须在同一个层面上谈论问题。否则，当两者自说自话，最终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境地。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从辩论的形式要求看，是没有遵循辩证法要求的结果。这就要求辩论必须严格遵循辩论规则，特别是辩证法的要求。
（三）辩论规则的违背
辩论时必须遵循辩论规则。这里所说的辩论规则，主要是指辩证法。古希腊时的辩证法要求辩论双方首先有一个辩论的共同起点。也就是说，不论辩论中的任何一方，提出任何命题，首先要求自己和对方应该就共同的逻辑起点达成共识。只有在共识的基础上，真正的辩论才能够展开。然而，很多法科学生在进行辩论的过程中，往往注意哗众取宠，注重舞台效果，而不遵循逻辑的要求。因此，辩论获胜的一方，往往是胜在技巧上，而非是对问题本身有什么实质性的认识推进。造成的结果是，以技巧妨害了对问题实质的探究。
（四）背离正义道路
中国传统上历来反对以“技”害“道”。在当前法科学生的辩论中，以“技”害“道”实为祸不浅。不遵循辩证法要求进行辩论，不以追求真理为目的，致使辩论技巧畸形发达，离真理越远。法学是世俗之学，以满足社会秩序的维持及人与人之间基本欲望为基本要务。然而，法学这门实践学问，同时有基本的正义价值作支撑。对于学习法律者而言，法律不仅是谋生之职业，还是社会之公器。法科学生学习法律，不但要学“技”，还要学“道”，法科学生所追求的是依循法学方法，将正义等价值实现于法律案件，从而合乎正义地解决法律问题。为达到此目的，学习辩论技巧，必须有所持，有所守，哲学要追求真正，法学必得追求正义。
三、回归辩论的本质
在古希腊哲学中，辩论的本质是逻各斯。逻各斯是通过语言进行辩论的实质规定性，辩证法则是通过语言进行辩论的形式规定性。而辩论的目的，则是追求真理。辩论的研习对于法学来说必不可少，不过法科学生的辩论练习要想走上正途，就必须回归辩论的本质规定性。
首先，选题要导向现实法律实践。法学首先是实践的学问，它以解决法律争端为目标。法科学生辩论能力的培养，要以回应现实法律要求为指向。这在辩论选题上，便要求以现实生活中的疑难案例为根本出发点。所以，为增强实践性，必须有意识地从现实法律案件开始磨炼法科学生的辩论能力。因为，在现实法律案件中培养辩论能力，对法科学生提出了法学方法论的要求，从而增加了法学辩论的法学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