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经济纠纷调解流程篇1
后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合理化
按照诉讼制度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相位和功能，可以将当代中国纠纷解决史分为三个阶段：前诉讼时代、诉讼时代、后诉讼时代。“在中国，九十年代以前可以被称为前诉讼时代，此后，进入诉讼时代。在前诉讼时代，诉讼不是解决纠纷的主要方法。随着法律制度的重建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依靠诉讼来解决纠纷。因此，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比如，一度盛行的调解，逐渐不受重视。诉讼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就是争议解决方式的渐趋单一化、集中化。它的最主要的问题是高昂的诉讼费用耗费和时间耗费。社会复杂性、纠纷多样性的增强，要求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化。后诉讼时代是一个民事纠纷可以被多种方式合理解决的时代。
从1986年以来的统计数据看，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数量一路飚升
从前诉讼时代到诉讼时代，不仅诉讼解决纠纷的数量在增长，诉讼与人民调解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结构比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0年人民调解纠纷总量为740.92万件，同年民事一审案件数量为291.6774万件，诉讼案件相当于调解案件的39.4%；而1998年，民事一审案件数量达到336万件，诉讼案件数量已经相当于调解案件的63.8％。 据有关人士介绍，2001年诉讼案件与调解案件的数量比例已经基本持平。纵观1980年到2000年20年间，人民调解的组织建设和工作绩效的发展趋势，人民调解在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后逐渐呈下滑趋势，调解人员和调解纠纷数渐趋减少。“强诉讼、弱调解”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已经形成。一个社会的纠纷解决机能能否良性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决定的。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在法治化进程中对司法功能的强化；另一方面，对于司法的过高期望也导致了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失衡。诉讼时代的“强诉讼、弱调解”与前诉讼时代的“强调解，弱诉讼” 一样，都是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失衡的表现。诉讼成本高昂、诉讼迟延和司法腐败可以说是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失衡带来的种种弊端的首当其冲者。从纠纷解决资源的供求规律看，当对一种纠纷解决资源的需求远远超过它的供给能力时，必然导致利用这种资源的困难性，成本高昂和迟延也就在所难免；随着这种资源的稀缺性的不断上升，掌握这种资源的人借以寻租的可能性也会加大，这就为司法腐败营造了可以想象的空间。纠纷的诱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和途径也应当是多方面、多渠道的，诉讼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关键的一元，但是，诉讼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负荷过重必然会损害诉讼的正当性根基-程序正义，进而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因此，诉讼时代向后诉讼时代的过渡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或者说是一种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发展向度。后诉讼时代正是谋求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合理化的时代，它将在解构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的同时，建构诉讼、调解以及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纠纷解决体系。暂时还难以对合理、均衡、良性互动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进行精确的量化，不过，改变“强诉讼、弱调解”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健全人民调解制度，进一步充实和强化人民调解功能显然是迈向后诉讼时代的第一步。
后诉讼时代、人民调解与市场经济
后诉讼时代是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时代，市场经济及其支撑下的主流信念系
统有选择人民调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内在需求吗？纠纷解决方式与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主流信念系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传统的调解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纠纷解决方式与马克思所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主张以礼乐仁义风化天下的儒家思想、提倡“和为贵、让为贤”的传统道德观“是一体性的。人民调解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途径，在计划经济时期，在以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为基调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的感召下焕发出令西方人称羡的生机和活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调解还有能够获得足够运行能量的生存空间吗？
市场经济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国家与社会分离。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分离的社会，社会是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私人利益的领域，是在一定范围内能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领域。市场经济不但是法治经济，同时，也是社会自治经济。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以使社会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来发展，同时，这也是建构“有效政府”，提升国家能力的需要。市场经济社会客观上要求更多的社会自治来整合社会。人民调解作为一种群众自治性解决纠纷的制度，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人民调解不是计划经济的附属物，后诉讼时代高度繁荣的市场经济对于社会自治的要求为其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权利意识蓬勃兴起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意味着走向权利的时代的到来。诉讼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后屏障，但是，由于心理上、经济上、环境上、诉讼服务自身缺陷等多方面的原因，公民对诉讼的利用存在诸多障碍。诉讼利用的可能性越低，诉权被消蚀的可能性就越大，对权利的保护也就越困难。 在城乡差别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的我国，权利保护与诉讼利用之间的矛盾尤显突出。人民调解恰恰是缓建这种矛盾的蕴含着巨大潜力的制度设置。虽然，在初建市场经济的我国，诚信等道德规范的缺失，建立信任机制的困难，使人民调解面临窘境，但是，对于市场经济主体，人民调解灵活、便捷、易于接近的优势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后诉讼时代是进一步高张权利保护旗帜的时代，为权利而协商对话的心理共鸣必将使人民调解焕发出新的生机。
后诉讼时代、人民调解与法治
后诉讼时代是法治理念和法治实践日臻成熟的时代。人民调解究竟是推动法治呢？还是阻滞法治进程、蚀损法治精神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黑格尔在《世界历史哲学》中认为，古代中国的法律缺乏整体上的原理，它没有区分道德领域与法律领域。 传统调解与“德治” 、“教化”等国家治理方式密切相关的。与传统调解不同，人民调解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内涵。在毛泽东时代，纠纷的解决是一个政治行为。调解是党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中的表现。“调解已被发展成为动员的工具，它将纠纷的解决与共产主义者重构社会的尝试联结在一起并使纠纷解决的政策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诚然，人民调解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治理方式存在某种同构性。国家治理方式转变的同时，人民调解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是导致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性变迁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对于法治内涵的误读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九十年代以来，法治几乎成了诉讼的代名词，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被扩大化理解。这样的“法治氛围”一方面导致公众对诉讼的过高期待、社会对诉讼的积极鼓励；另一方面也贬抑了人民调解的价值和正当性。
事实上，1989年《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颁布已经构成人民调解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此前的人民调解以政策、意识形态等作为调解依据。1989年条例确定了人民调解的三项原则：依法原则、自愿原则和不限制诉权原则。依法调解原则的确立奠定了人民调解与法治亲和的基础。从当代人民调解的实践看，依法调解与依情理调解、依风俗习惯调解等其它调解方式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处于一种交融状态。这种交融状态恰恰说明，当代法治社会中的调解，是包含利己动机和共同动机两方面的“契约性合意”，是一种起源于信赖的共存状态。“因此，法制化条件下的调解与对立性主张的充分讨论以及为此设立的程序、法律家的专业性活动是可以并立而存的。正是通过契约关系这一中介环节，调解与法治结合起来了。—――司法程序与私法秩序结合起来了。” 从更深层面看，虽然，调解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创造规范，但是如果能为调解和正式法律体系之间的交流提供充足的条件，则调解在促进法治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如，（1）促进对法律制度的反思和纠纷当事人的反思，积极调和实体法和纠纷当事人的主张；（2）通过规范间的竞争和选择，大大增加法律发展的契机，以弥合实体法和生活规范间的裂隙；（3）基于个别纠纷的具体情况，对权利关系作出判断，促进实体法的具体化；（4）使潜在的纠纷得以外显，扩大对程序法的需求；（5）把日常会话的规则和程序内的行为规范以更有利于当事人的方式予以整合，以此来发展程序法规则；（6）通过部分地放松严格的审判程序的要求，从而达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平衡。因此，调解和法律试行机制极为近似，都是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狭窄地带增加了法律发展的契机。 由是观之，人民调解非但不是法治的对立面，不但不会阻滞法治进程、蚀损法治精神，恰恰相反，人民调解具有与法治的亲和性，它可以成为法治发展的促进性力量。
民间经济纠纷调解流程篇2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及类型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是指当事人之间因承包地的使用、收益、流转、调整、收回及承包合同的履行等事项发生的争议。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呈现出一些特殊性:一是纠纷数量上具有扩张趋势。近年来，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增值效应变得更加突出，一旦土地权益受到危害，当事人有较之过去更为强烈的诉求愿望，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逐年上升。二是诉讼主体多元化。伴随农村经济结构由单一性向多元化的转变，纠纷主体也由过去的集体经济组织(发包方)与农户(承包方)发展为各类经济组织、公司等与承包人之间、承包人之间等更为复杂的关系。三是纠纷的类型的复杂性。农村土地纠纷比较复杂，大量纠纷以平等主体间权利义务冲突为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如合同、民事侵权;涉及乡(镇)政府或其他政府部门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以及政府部门做出错误的行政行为引发的纠纷，则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性质。［1］四是纠纷规模具有群体性。农村土地纠纷大多涉及人员多，群体性特征明显，若不加以控制则矛盾很容易激化，容易引发或集体上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类型大致可分为: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通常是指以集体组织或村委会、村民小组为代表的发包方和以农户为代表的承包方之间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发生的纠纷。如: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与承包户签订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的合同;层层转包甚至一地多包，从中渔利而引发纠纷;违法收回已经发包给农户的承包地;强行收回外出务工农民、进入小城镇落户农民及出嫁女等的承包地等。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近几年土地承包经营纠纷逐渐上升，而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在所有纠纷当中占据了较大比例。主要表现为:参与流转的各方之间采取的方式和签订的合同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或国家土地政策，致使流转合同无效;参与土地流转的各方不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不到土地流转管理部门进行报批、备案、登记等不规范流转行为而引起的纠纷等。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农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即享有对该承包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我国《土地承包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发包人以及承包人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实践中发包方的侵权主要表现为: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承包合同，调整或者收回承包土地;违规干涉承包方的经营自;强令或者阻碍承包方依法进行土地流转;发包方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土地权益等。
(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内部分配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承包地补偿费用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其中土地补偿费归集体组织所有，另外两种归所有人所有。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内部分配时发生的纠纷主要表现为承包地征收中补偿对象的纠纷和分配方案差别待遇导致的纠纷等。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与民商事仲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纠纷仲裁，与普通民商事仲裁相比，有以下不同:
(一)仲裁机构的设置不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可以在县和不设区的市设立，也可以在设区的市或者其市辖区设立。仲裁委员会由有关部门专业人员组成，办公室设在市、县两级农业部门的经营管理站。而一般民商事仲裁中，仲裁委员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
(二)启动仲裁的前提条件不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当事人若想启动仲裁，一般可以采取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双方签订过书面的仲裁协议，如果该仲裁协议有效，则当事方只能申请仲裁，而不能向法院;第二种方式是如果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的仲裁协议，那么只要其中一方申请了仲裁，仲裁机构即可受理，可见，启动农村土地承包仲裁不以书面仲裁协议为前提，没有仲裁协议也可申请仲裁这种方式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所特有的。民商事仲裁则必须根据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具有自愿将有关争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意思为前提，否则仲裁机构无权受理。
(三)裁决的法律效力不同与劳动争议仲裁相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并非双方解决纠纷的前置程序。另外，仲裁也不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即便经过仲裁，但当事人如对仲裁裁决不服并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裁决不具有任何效力，纠纷重新处理。而一般民商事仲裁依照《仲裁法》的规定实行“一裁终局”制度，裁决做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将不再受理。裁决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裁决义务的，另一方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四)行政依附性不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仲裁委员会分别由县级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农业、林业等部门和有关农村工作机关组建。仲裁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的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工作，仲裁经费也由地方财政支付。民商事仲裁则完全实行民间仲裁，仲裁委员会虽然在相关人民政府的组织下由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但仲裁委员会完全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基于上述分析，有观点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在性质上应属于行政仲裁。［2］我们认为，虽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在机构设置、管辖制度、仲裁原则、仲裁程序等方面与普通民商事仲裁有明显差异，但不能因此否定仲裁的本质属性，仍应坚持在仲裁基本法律制度的框架下，结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特殊性，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解决机制。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困境
与诉讼相比，采用仲裁方式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具有时效上的快捷性、程序上的简约性、成本上的经济性、解纷方式的非对抗性等优势和特点。这些优势和特点与我国农村土地纠纷涉及面广、季节性强、政策性强等具有兼容性和契合性。然而，就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解纷方式而言，仲裁解决并未成为纠纷当事人的首选，仲裁案件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中所占比例较小，究其原因，固然有宣传不到位、纠纷当事人仲裁法律意识不强等原因，但更主要的因素还在于农村土地纠纷仲裁机制本身的问题。
(一)仲裁行政化倾向明显首先，从仲裁机构设置来看，仲裁委员会分别由县级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农业、林业等部门和有关农村工作机关组建。仲裁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的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工作，仲裁经费也由地方财政支付。在实践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由有关行政单位主管，有林业点的地方，由林业单位主管，非林业点的地方，由农业单位主管。通常由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任调解仲裁委员会主任。调解仲裁委员会易变成行政单位的附属，集行政管理、仲裁为一体。其次，从仲裁的启动程序看，仲裁程序可因一方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并不以双方当事人之间有书面仲裁协议为必要，带有一定的行政强制性。再次，从仲裁管辖来看，立法坚持属地原则，当事人无权选择仲裁机构。这些都使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从立法上就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行政化倾向最明显的危害莫过于对纠纷当事人要求公平正义权利的侵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机构大都设在行政职能单位，集行政办理权与仲裁权于一身，既具有行政权也具有仲裁权，这种双重性质的机构设置模式，使得仲裁难以依法独立进行，难以彰显公平、正义的仲裁价值，也有悖于仲裁的本质属性。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仍属于平等主体的民事纠纷，而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着重于平等、自愿，应当以意思自治为原则，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只要一方当事人提起就进入到仲裁程序，完全无视另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权，这样提起仲裁的体制设计一定程度上已经侵害到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也侵害到仲裁有关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有悖纠纷解决机制应当符合正当性、迅速性和效率性的基本要求。
(二)仲裁机构设置的随意性虽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对仲裁机构的设置做了原则性规定，但由于缺乏与之配套的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设置的具体操作规则，加之对仲裁机构性质、定位的认识不统一，除了上述机构设置中行政化倾向较为明显外，还表现在机构设置上有一定的随意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颁布以后，少数地方至今未设立仲裁机构;有的将仲裁委员会设在县农业局，有的设在县林业局，还有的设置在县农经中心;仲裁机构与行政的依附关系也有所不同，有些地方的仲裁机构实质上就是行政机构的附属单位，有的直接表现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仲裁与行政职合二为一;［4］在仲裁委员会、仲裁庭的设置及分工上也欠缺规范、统一的做法。
(三)仲裁员准入机制的欠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对仲裁员的条件、仲裁员的回避、法律责任等做了明确规定，可见，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员制度是仲裁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然而，现行规定欠缺对仲裁员准入机制的规定，即仲裁员的遴选程序、遴选机构等。据我们了解，目前实践中的做法大都是经过简单培训即可获得仲裁员资格证。例如，陕西省农业厅关于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制度的通知规定“从事农村经营管理或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曾任法官、律师、人民调解工作的人员和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为人公道正派、具备一定组织协调能力的农村干部或居民，可以申请领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申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由申领人所在单位提供个人信息资料，报县级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审核发证。”①另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员条件过于宽泛和原则，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特殊性及与此相适应的仲裁员资格缺乏立法针对性。
(四)仲裁与诉讼衔接不畅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48条之规定，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逾期不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即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实行有别于民商事仲裁的“或裁或审、一裁两审”制。笔者认为:“一裁终局”是仲裁的基本特征。当事人若将经仲裁后的纠纷再次诉至法院，法院则完全按照处理一般民商事纠纷的程序，重新立案进行审理，无论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完全不受仲裁裁决的约束。且审理期限长，重复劳动多，审理的结果还有可能完全仲裁裁决，使得执行难的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一裁二审”制度不仅弱化了仲裁程序高效率的职能，还使纠纷穷尽所有解决手段，无法体现仲裁便民、快捷的优点，在仲裁和谐功能上大打折扣。此外，仲裁与诉讼衔接不一致还表现在:受理范围不一致。民事诉讼受理的农村土地纠纷主要是承包合同纠纷、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及流转纠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和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等，对于承包经营权的确认纠纷则不予受理;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受理范围则比较宽泛和灵活，因受案范围不统一，会造成仲裁裁决后当事人不服向法院，法院不受理的情形;适用法律不统一。土地仲裁可以依据法律规定，也可以依据相关政策等进行裁决，而法院判决只能依据法律、法规;证据收集与保全、执行等程序缺乏相互配合与支持。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庭如果需要证据保全、先予执行、调查取证等，仲裁机构本身无权进行，必须向法院申请，但在实践中往往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和配合，而仲裁庭所获得的证据在诉讼中因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限制等因素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法院对执行仲裁裁决不予重视;仲裁裁决生效后，若一方不履行裁决义务另一方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法院一般不予重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很难通过法院的执行程序得到落实。
四、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厘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性质，树立现代化仲裁理念首先，从立法渊源看，1995年颁布的《仲裁法》第77条虽然将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仲裁排除在民商事仲裁范畴外，但其历史局限性已深刻显现。在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通过与具有行政职能的生产大队签订合同，其在性质上属于行政合同，解决纠纷采用具备行政性质的相关方法更为妥当。随着社会的发展，承包主体早已突破集体内部成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农业科技公司，农村合伙等农村承包主体多元化主体的出现使土地承包更加现代化、国际化，将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制定位于行政很难适应现代化、国际化需求。其次，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所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受案范围也可看出，土地承包纠纷主要包括农村土地承包权发生的权属争议、侵害农村土地承包权以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流转合同，无论是发生在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还是发生在承包方之间以及承包地的流转双方当事人之间，其在性质上都是民事争议，体现了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虽然有一些不同于普通民事纠纷的特殊性，但其纠纷性质仍应属于民事纠纷或经济纠纷，作为解纷手段或机制的仲裁，其性质上仍属于民事仲裁而非行政仲裁。再次，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申请和受理、仲裁庭的组成、仲裁庭的开庭、裁决和送达等。其立法框架，内容和程序设计，基本上是以《仲裁法》为“母法”的，［6］因此，我国民事事仲裁的基本理念毫无疑问应该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理论支撑。2009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和仲裁工作步入法制轨道。毫无疑问，将仲裁体制引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处理机制中是我国的一大创举，仲裁也因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多元化处理机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现行仲裁制度进行“去行政化”改造，回归仲裁民间性、自主性之本质，在民商事仲裁框架下构建合理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制，充分发挥仲裁程序优点，用温和的纠纷解决方式来推动和谐农村的建设，正是和谐社会的追求和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抉择。
民间经济纠纷调解流程篇3
【关键词】民间纠纷；民间调解；民事争议；和谐社会
我国自古以来就追求“和为贵”、“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的良好社会和谐风尚。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种讲和谐的价值取向及思维定势，使人们遇到纠纷或争端，自然而然甚至条件反射地寻求调和，这就为调解的运用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大量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如何适应改革发展大局的需要，进一步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为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作出新的贡献，有待于我们深入思考。现从民间纠纷的新特点阐释人民调解的现状，以期专家和学者斧正。
一、民间纠纷类型
民间纠纷，是指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从纠纷的性质上民间纠纷有以下类型：
（一）婚姻家庭纠纷
婚姻家庭纠纷，是指因婚姻家庭中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所引起的各类纠纷。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活动天地不断拓宽，价值取向也日趋多元化，由此而引发的男女恋人之间和夫妻之间的感情纠纷日渐增多。主要包括：夫妻不和、离婚纠纷，父母子女纠纷，婆媳、妯娌、兄弟姐妹纠纷以及夫妻之间因分家析产、赡养、抚（扶）养以及家务、家庭暴力等引起的纠纷。
（二）生产经营性纠纷
生产经营性纠纷，是指在社会生产活动中以生产为目的所发生的纠纷。主要是生产过程中因宅基地、园林权属、水系利用、排灌抗灾、生产操作而引起的纠纷。包括：种植、养殖、买卖等生产经营方面引起的纠纷，因地界、水利、山林果树、草场、滩涂、农机具和牲畜等生产资料使用方面引起的纠纷。
（三）经济纠纷
经济纠纷，是指在经营和消费活动中因合同、债务、经济往来、利益分配等产生的纠纷，包括：所有权纠纷、使用权纠纷、债权债务纠纷。所有权纠纷指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使用、处分权的争议。使用权纠纷指对物的使用权的争议，如租赁、宅基地纠纷等。债权债务纠纷债权人与债务人因债的履行所发生的纠纷。
（四）侵权性纠纷
侵权性纠纷，是指纠纷主体一方或数方不法侵害他人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引起的纠纷，但必须是未构成犯罪的轻微违法行为所引起的。如情节轻微的损害他人财物，轻微伤害，损害名誉等行为以及由此给侵害一方造成直接或间接财产损失所引起的纠纷。
（五）纳入人民调解的新型纠纷类型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不断进步，经济迅速发展，同时民间矛盾纠纷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内容，民间纠纷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人民调解工作在领域创新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北京调解工作的实践看，人民调解工作在领域创新包括：
（1）人民调解进派出所。2004年，北京城八区开展了人民调解进派出所活动，到目前，所以派出所都设立调解组织，加强了人民调解的联合接待。
（2）物业纠纷调解。2007年，北京把物业纠纷纳入人民调解的范畴，当年多数物业纠纷通过调解得到有效解决。
（3）劳动争议调解全面展开。2009年6月，北京市全面推进首都和谐社会建设，进一步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和北京市司法局决定：建立三方劳动争议调解的联动机制，全面贯彻“预防为主、基层为主、调解为主”的方针，创新北京市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将劳动争议处理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努力将劳动争议化解在源头和基层，建立和完善长效的劳动争议的预防、预警制度。
（4）医患纠纷的调解。近年来，“医闹”事件频频发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医患关系的紧张，对社会的冲击很大。中立的医患纠纷调解中心人员，必须具备丰富的医疗执业经验，但却不属于任何一家医疗机构，同时设有严格的回避制或者异地“盲审制”。第三方调解中心实行免费服务，由专业人员直接面向患者和医院双方，根据条例分清责任，最终促成调解成功。
（5）道路交通事故的调解。随着物流、车流和道路里程快速递增，交通事故也与日俱增。在交通事故赔偿引发的纠纷和矛盾日益突出的同时，由于基层事故处理民警警力严重不足、交警部门只能在当事人双方都提出调解申请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调解，而且只调解一次等交警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种种缺陷。人民调解员可反复多次调解、当事人不用上法庭即可调解解决纠纷。
此外，在农村邻里纠纷也是民间纠纷的一种重要形式。邻里间互不谅解，互不支持，以邻为壑，搬弄是非，或因宅界、小孩打架闹事处理不当等矛盾激化而引起的民事纠纷。
二、人民调解新方法
一直以来，人民调解员依靠社会道德的公约、民间智慧以及情感，调和中国社会的家长里短，起到了“息讼”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素有由年高有威信的耆老和乡官里正调解民间纠纷的习俗。从长远的法制社会要求来看，人民调解员制度如何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在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给处于基层第一线的人民调解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人民调解还依据善良风俗和社会道德。调解不仅依法调解，也应依情调解、依理调解，因此，人民调解员不仅要有丰富和扎实的法律知识，也应该熟悉传统的社会道德和当地公序良俗，要把法律和道德有机结合，充分运用到化解矛盾的调解中去，把调解纠纷和法律宣传、道德宣化充分结合，起到“调解一起、教育一片”的目的。
民间经济纠纷调解流程篇4
[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法学
一、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推进，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特别是新农村建设工作开展后，加大了农村基础实施建设，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然而新时期农村也呈现了多种社会矛盾，表现特点也多样化。
1．纠纷主体趋变。以往农村社会相对比较封闭，发展比较滞后，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主体一般是公民、邻里之间的纠纷，民间纠纷多出现在婚姻家庭、邻里、债权债务、宅基地等方面，而如今已经拓展到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当前的社会矛盾主体增多了，如农村的土地流转中因种粮补贴引发的流转和被流转者之间的问题、山林权属问题、土地征用、公民与非公经济组织之间纠纷、资源开采利用、环境污染、“低保”归属等纠纷。纠纷的主体出现了村民与村干部、村民与非公经济组织、村民与政府及职能部门等，政府行政部门成了当今矛盾纠纷的主要主体。
2．纠纷类型趋广。过去，农村矛盾纠纷主要是以家庭矛盾和邻里矛盾为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纠纷、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等涉法诉讼矛盾纠纷占主流，其范围涉及到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农村纠纷的类型呈现多样化。如在农村土地延包过程中，30年不变的跨度很大，因而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包、退包、反包、入股、继承或征用等流转行为；拖欠职工工资、集资无法偿还、拆迁安置、征地补偿、医患纠纷等。据有关县政法委统计，目前民间纠纷的类型已由过去的10多种发展到现在的30多种，而且往往是几种类型的纠纷交叉在一起，或由一种纠纷引发出其它纠纷，处理不好，很容易演变成群体性事件。
3．涉及面趋宽。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类型呈现多样化。从矛盾纠纷的法律性质来看，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为民事纠纷、经济纠纷、行政纠纷、涉法涉诉纠纷并存的多种形式的纠纷，农村刑事案件呈现多发态势，如盗窃、诈骗、交通肇事、涉农犯罪等。农村民间纠纷从传统的婚姻、家庭、宅基、赡养、抚养等纠纷，转化为土地流转、行政不作为、司法不公、安全生产事故、企业侵权、刑事案件和房屋拆迁等方面的众多新型社会矛盾纠纷。
4．集体越级上访率趋高。由于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利益分配出现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各类矛盾纠纷不断凸显，其范围包罗到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参与越级上访的群众受一些错误心理因素影响，有了问题不是逐级反映，而是组织群体性上访，或采取越级上访的办法，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影响。
5．调处难度趋大。由于目前农村分户经营，单独生产，群体性活动少、流动人员多，集体制约和监督力相对降低，传统的行政干预已难以奏效。同时，极少数群众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甚至过于片面化，给调处化解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甚至有些群众与调解人员有抵触情绪。
6．民间调解作用趋小。在面对农村新型矛盾纠纷时，政府干部、村委会干部、村里老人前辈调解方式用得越来越少，作用也越来越小。许多村级干部因为待遇较低，不愿再干吃力不讨好的事，治调委等基层治安组织处于瘫痪状态。有的村名义上有治保组织，但由于工资待遇底、考核奖惩没有落实，导致治保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加之自身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受宗族、乡情等因素影响，在工作中不敢管，也不会管，对一些民事纠纷不能组织调解，对各类治安信息不能及时掌握，发挥不了治调委的作用，治保组织形同虚设。
二、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
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大多是人民内部矛盾，尽管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千头万绪，但其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农村社会治安不好。“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村治安稳定关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败。经验证明，只有先解决好农村治安(稳定)问题才能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真正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实现和谐社会构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改革不断深入，农村社会发展特别是治安工作已经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农村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社会治安不好，给农村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2．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在农村，大部分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缺乏法律学习的大环境。一旦产生社会矛盾纠纷，对如何解决纠纷，没有正确的认识，尤其是如何用法律途径解决纠纷，没有专门的知识。对于纠纷的解决大部分人主要是用传统的方式，对法律程序解决纠纷不懂。
3．干群关系不和。不可否认，当前农村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是农民发家致富奔小康路上的领路人。但是也存在少数干部滥用职权，造成千群关系紧张的现象。如有的对法律和政策不甚熟悉，不善于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等，这就引起了群众的反感对立情绪，造成了干群关系紧张，又引发一些矛盾纠纷。少数村干部在村务管理中，对于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如“一事一议”款的使用、财务收支状况、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贴标准、农村低保等，公开、执行不够到位。
4．干部的宗旨意识淡薄。目前正处于政治、经济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不可避免，特别是随着群众要求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增强，要求民主、公开的呼声越来越高。而由于我们有的干部服务意识、政治敏锐性不强，对矛盾的疏导化解不到位，给社会稳定造成了一些隐患。
5．工作作风不良。当前，农村矛盾纠纷复杂化，通过正常的诉讼渠道解决纠纷尚有一定的难度，这是由当前打官司难的现状决定的。而对已经出现的矛盾纠纷，由于少数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处理不够到位，致使矛盾纠纷不能及时妥善解决，最终演变成了老大难问题。
三、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法学思考
农村矛盾纠纷都有一个酝酿一发展一激化的过程，只有及时排除矛盾纠纷隐患，才能减少矛盾的发生；只有将矛盾纠纷及时化解，才能有效控制农村社会矛盾，包括集体上访和越级上访。因此，笔者认为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必须从以下方面做起： 1．建立反映灵敏处置得当的矛盾预警机制。完善的矛盾纠纷预防机制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前提。因此，必须把预防工作作为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要建立健全完善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责任，理顺农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管理体制，狠抓源头责任落实，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管，部门负责，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格局。各级党政领导是排查化解农村矛盾纠纷的第一责任人，这要做为一项“硬任务”列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要坚持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经常性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切实把握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形成要素和生成演变过程，研究化解的基本条件和内在规律，坚持经常性排查化解、集中排查化解和专项排查化解相结合，建立和落实矛盾纠纷排查登记台帐、矛盾纠纷分类处置、预测排查以及领导包案、跟踪督办、挂牌交办等相关制度，把农村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落到实处；要实行农村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责任“倒查制”。二要加强基层法制教育工作，将矛盾化解关口前移。俗话说“无知者无畏”，广大农民群众如果没有学法的渠道和环境就不会懂法，如果不懂法更不能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亦就不能充分理解政府依法行政的严肃性和必要性。所以，对广大农民切实加大和强化法制教育，将农民群众的法律知识水平提高到一定的层次，是建立矛盾纠纷预防的基点。三要加强推进依法行政。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将会使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提高一个层次。在群众法律意识淡薄且政府不能依法行政的情况下，政府的工作会处于被动的尴尬境地，并且也极易使干群关系紧张化，社会矛盾的纠纷就会随之增多起来。四要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各级政府要加强人财物的调配，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使人民群众可以得到实惠，将群众对社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得到提高这样才可能把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比例降到最低。
2．建立健全矛盾调解机制。当矛盾发生时，要及时有效地化解，做到有人管、有人调，并且调解规范，调有成效…。一要实行层级管理机制。村(居)调委会是调处农村矛盾纠纷的中坚力量，全权调处本村(居)内的各类纠纷。因此村(居)调委会要切实担负起职责，做到小矛盾不出村，就地解决；小纠纷不积压，及时解决。二要做好培训工作。县乡两级每年至少要举办l—2期镇、村调解员培训班，从而使这些调解员的法律知识面得以拓宽，并使他们的调解能力和素质得到增强。通过培训，加强调解人员积极工作的热情和责任感，使得调解案件的效率和质量都得以提高。三要加强成员单位协调。有些矛盾纠纷涉及多个部门和单位，这就需要各部门、各单位加强沟通协作，对一些违法上访、无理缠访闹访的少数激进分子，要及时采取必要手段。
3．提高农民法律素质。当前，农村仍有相当部分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淡薄，普法工作十分艰巨。要结合农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采取各种形式，依托各类宣传载体，有针对性地在农村开展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法制宣传教育，加大法律、政策宣传力度，让法律、政策真正进入千家万户，努力引导农民不仅要模范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而且要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维权，并不断提高农村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水平，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同时，要让群众充分享有知事权、议事权、决事权和监督权，依法规范和完善村规民约，推动农村各项公共社会事务治理走向依法治理的轨道，切实推进依法治村进程，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其中包括各部门法和诉讼法的学习。
民间经济纠纷调解流程篇5
关键词：农村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类型；问题；对策
一、当前我国农村纠纷的主要类型
（一）经济类纠纷
经济类纠纷主要有以下几种具体形式：一是有关债权债务的纠纷。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民收入水平日益提高，伴随着出现违反合同、拖欠款项等现象，引致纠纷的产生；二是农村贸易交易、承租等民事活动引起的债权债务纠纷；三是因村干部未能有效利用村财政，导致村级债务较大，负担重；四是因新农村建设中的重点工程建设引发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征地补偿等经济纠纷问题，严重影响新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二）政治民主类纠纷
政治民主类纠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农村干部违纪违法、等不当行为，直接影响了村干部对农村纠纷调解的及时、稳妥性，从而未能真正解决纠纷；二是村民与村委会间因村务管理、民主机制等问题引发的村民自治纠纷问题；三是因新农村建设的相关政策和规章制度在通告、宣讲过程中未能真正落实，导致村民对相关政策不慎了解，在新农村政策执行中引发纠纷。
（三）文化类纠纷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由于农村的生活方式、婚姻家庭观念、民风民俗、邻里关系等未能融入到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中，村民的思想观念和村生活环境仍然比较传统，所以在解决农村纠纷的过程中，应注意新农村文化环境的改进与完善。
（四）社会权益类纠纷
社会权益纠纷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广大的农民工基本权益保障等不到实质性的改善，仍处于社会的底层；二是城市建设主要依靠农民工来完成，但享受城市公共产品的却少是农民工，这种不平等的格局也是也是引发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三是失地农民的再就业、住房、养老、医疗等问题未能很好解决，就会造成失地农民和政府干部间的矛盾，引发纠纷。
二、农村人民调解制度的现状分析
（一）农村人民调解制度的现状
据资料显示，我国现行的农村人民调解制度通常有两类：一是镇调解中心和村调解委员会。镇司法解机构的职责为：依法解决干群矛盾和各类热点、难点问题，调处民间纠纷，指导村级调委会的工作；解决跨地区、跨行业的矛盾纠纷；开展各种形式的普法、法制宣传教育；解决矛盾纠纷，设立协调方案，调防结合，落实协调措施；承办上级交办的疑难问题，确保把问题解决在本乡镇内。村调解委员会的职责为：排查预防、跟踪监控、处理一般性邻里纠纷、耕地纠纷、宅基地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问题，避免事态扩大，及时向管区司法调解民情恳谈站和镇司法调解民情恳谈中心反馈信息，负责普法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
（二）农村人民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农村人民调解制度集中体现如下三个问题：一是在农村中的“熟人社会”影响人民调解的发展。“关系”这种特殊因素仍然影响着农村城镇化进程，人际关系的网络结构依然存在；二是在新农村建设中存在诸如农村社会法律的强制力未能有效实现，相对于纠纷的数量国家的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等导致人民调解现实基础较为薄弱；三是很多农村中负责民间调解的主要是家族的长老，他们解决纠纷的方式主要是依靠人际关系、公共道德、民俗习惯和乡规民约等，此种宗法力量也会影响人民调解制度的实施。
三、农村纠纷解决中的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对策
（一）人民调解环境的改善
一是应尽量获得基层政府的支持。在解决农村纠纷时，应由调辫组织负责邀请各职能部门和相关主管部门参加协商，共同商讨纠纷解决方法，由于参与调解的职能部门都是相关的主管部门抽调组成的，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村民也会积极配合调解工作，寻求公正、合理的调解结果；二是构建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吻合的人民调解法律文化。因为传统的人民调解制度是构建在自然经济、宗法家庭制度、儒家中庸思想基础之上，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背景下的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因此，在宣讲调解知识的过程中，建议侧重思想观念层面的宣讲与解读，促使村民内心确信的和尊重的知识以及神圣的和纯洁的信念更加坚定，从而使之从内心真正相信法律是公正、可靠的，能维护他们权益的。
（二）人民调解立法的完善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日渐加强，人民调解仍未取得相应的法律地位，还不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也无法真正体现人民调解工作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作用，导致法律体系不完善。因此，应进一步明确人民调解组织的地位和性质，适当扩大人民调解的范围至民间纠纷，并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一定的强制执行力，同时注重人民调解工作经费和奖励经费的适度增加，构建一定的激励机制。
（三）人民调解员专业素养的提升
建议对农村人民调解员进行定期法律理论知识及实践的专业培训，不断提高调解人员的专业素养。根据农村的特殊情况镇一级组织调解员进行培训，建议通过轮流培训、在岗业务学习、相互交流经验等形式对人民调解员进行系统业务培训，还可以有计划地安排镇和村调解员的进修课程，由法官做法学讲座的形式进行调解技术性指导逐步改善和提高人民调解员的知识结构和业务水平良实现人民调解制度实行的调解组织形式向多样化和多层次发展，达到提升人民调解员的业务素养，更科学合理解决纠纷。
（四）法律援助机构和队伍的建设
打造高素质的法律服务队伍，构建起服务、援助、宣传等功能为一体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培育和整合一支适应农村法律服务工作的发展要求，具有较强的法律专业知识，思想道德好，业务素质高的法律服务队伍。整合资源。切实做好农村法律服务工作的制度、机制设和硬件建设，实现“提供服务有场所，进行宣传有阵地，开展活动有队伍，服务到位有效果”的目标。通过加强法律援助杌构和队伍建设保障和完善农村的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与实施。
参考文献：
民间经济纠纷调解流程篇6
近几年来，我市通过加强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强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坚持排查在前，防范在先，在预防和化解民间纠纷、群体性突发事件中，较好地发挥了“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人民调解预防、减少和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纠纷。全市人民调解组织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多种手段，协同作战”的工作方针，遵循“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法”，大力开展“调解矛盾纠纷，创建平安**”和“矛盾纠纷调解年”活动，及时有效地排查化解和预防减少了大量民间矛盾纠纷。全市人民调解组织每年平均调解各种纠纷一万余件，成功率在98%以上。据统计,2007年一季度全市人民调解组织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853起,调处成功1833起,成功率达98.9%。其中，防止民间纠纷引起群体械斗33起，涉及670人；避免群体上访22起，涉及224人；防止民间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8件。2007年1月，苏仙区白露塘镇观山洞村两个组的村民为争鑫源矿业运输权发生纠纷，将运矿车停在矿口主要运输道路上，使矿方采矿运输工作停滞，同时致使矿业工人无工可做而与当地村民又发生冲突，双方手持铁棒对峙，群体械斗一触即发。镇里接报后，立即组织司法所、综治办和派出所人员火速赶到现场，一方面做好双方的疏导工作，避免矛盾升级；另一方面组织村民代表和矿方代表协商调处。
经过4个多小时的调处，双方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避免了一起群体械斗的发生，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环境。2007年3月，**市**县新墟镇一妇女邹某在嘉禾县城关镇一房东李某家突然死亡，几十名死者亲属情绪非常激动与房东李某发生争执，并到嘉禾县城关司法所报案，要求追究李某责任，并扬言如果处理不好就扣押嘉禾来住**的车辆。司法所的同志意识到情况紧急，迅速将情况上报镇里和县司法局。镇里立组织纠纷协调处理小组奔赴现场维护秩序并深入调查情况，同时通知法医验尸确定死因，并联系**县新墟镇干部一起到嘉禾县城关司法所共同处理。经法医鉴定，邹某属正常死亡。调查中发现，邹某与李某同居生活了两年。事实清楚后，城关司法所召集纠纷双方进行调解，经过多方努力，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起跨市、县的突发性纠纷得以圆满解决。由于防范机制不断健全，全市民间纠纷发生率近几年来呈下降趋势。统计数字表明，2004年全市共排查出各种矛盾纠纷14830起，2005年为11350起，2006年为8992起，2005年比2004年下降了23.5%，2006年比2005年下降了20.8%。人民调解把大量社会矛盾纠纷解决在萌
芽状态和基层，大大减少了量、诉讼量和可能发生的违法犯罪、群体斗殴事件，成为党委、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我市的人民调解经验在2007年4月9日《湖南日报》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
（二）人民调解组织、队伍、制度建设逐步健全。目前全市建立了县、乡、村、组、联户五级人民调解组织，共有各类人民调解组织3661个。其中县（市、区）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11个，乡镇（街道）调委会257个，村民调委会2974个，社区调委会207个，厂矿、企业及各类专门调委会212个；有人民调解员1.3万人，义务调解员和纠纷信息员3.8万人，并在乡镇、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了调解庭（室）。各乡镇成立了以司法所、公安派出所和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国土所、林业站和水管站等有关职能部门参加的联合调解委员会，构筑了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遍布城乡、厂矿企业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形成了“大调解”的工作格局。人民调解委员会基本实现“六统一”（标牌、印章、人民调解标识、程序、制度、文书统一）和“五有”（有标识牌、有办公场所、有印章、有调解回访记录、有统计台帐。建立健全了目标管理、持证上岗、纠纷登记、统计、文书档案管理等十多项管理制度；实行纠纷情报信息月报制、重大疑难纠纷报告制度、跨地域联谊联调制度、定期排查和专项排查等制度；加强了联络互访机制、矛盾纠纷预防机制、矛盾纠纷排查机制、矛盾纠纷调处机制、人民调解工作保障机制、人民调解工作督办机制等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长效机制。基本形成了管理有章程，考核有标准，办事有程序，监督有依据的人民调解工作机制，有力地推动了全市人民调解工作规范有序发展，提升了人民调解的社会公信力。
（三）人民调解工作机制不断创新，工作领域逐步拓展。为了有效整合和强化化调解职能，目前全市各县（市、区）均结合实际逐步建立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和依托，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效衔接配合的“三调联动”工作机制。北湖区成立了三调解联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司法局，具体履行牵头、协调、督办、考核、问责等10项工作职责，并配备流动调解车一台，设立“流动调解庭”，建立了由“一个三调联动班子、一套规范工作机制、一支综合调解队伍、一台流动调解专用车、一条人民调解热线”“五个一”构成的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机制。将人民调解贯穿于民事案件的诉前、诉中、诉后各个阶段，明确了与行政调解对接工作范围。对重大疑难纠纷和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矛盾纠纷，由办公室指派相关成员单位抽调精干力量组成“流动调解庭”，赶赴纠纷现场进行集中调解。资兴市对涉及有关人身、财产权益的民间纠纷和简易经济纠纷到法院的，由法院妥善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
资兴、北湖还积极在城区派出所设立调解室，由司法所、法律服务所派人到调解室值班，配合派出所现场调解纠纷或受理派出所移交的当事人申请调解的民事纠纷，实现了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的优势互补。资兴、北湖在城区派出所设立调解室，实现了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的优势互补。临武县在交警大队设立调解室，有效调处因交通事故引发的纠纷。汝城县分别在县法院、公安局、司法局设立了司法调解协调中心、治安调解协调中心和人民调解协调中心。安仁、桂阳、苏仙、嘉禾等司法局通过“三调联动”，会同相关职能部门成功化解了多起疑难纠纷和群体性纠纷。2007年1月，同新建材市场一门面的产业主曹某一纸诉状将租赁其门面的江某告上法庭。在此之前，双方因门面归还时间产生分岐发生打斗，都被公安机关治安处罚过，双方积怨较深。北湖区三调联动工作办公室获知这一信息后，主动介入调处，经过几个回合的协商调解，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握手言和，既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又消除了当事人的积怨。据统计，北湖区自流动调解庭成立以来，共组织和参与调处重大矛盾纠纷79起，调处成功77起，其中成功调处跨区县边界纠纷36起。
二、对当前我市主要社会矛盾纠纷的简要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各种利益冲突和磨擦不断出现，不断发生，涉法问题越来越突出，组织化倾向比较明显，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对社会稳定形成较大的压力。我市人民调解工作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矛盾纠纷诱因复杂、类型多，矛盾纠纷主体呈多元化。过去调解矛盾纠纷集中在婚姻家庭、宅基地、邻里、债务等方面，诱因相对简单，只要及时调处，一般都能化解平息，对社会危害不大，已经不再是民间主要矛盾纠纷。而当前的人民内部矛盾纠纷大多与当地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有关，涉及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矿产资源、企业改制、村务管理、土地承包、职工下岗、干部待遇、复员军人就业和党群干群关系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加。从矛盾纠纷的主体来看，过去以单一的自然人之间的矛盾纠纷居多，现在矛盾纠纷的主体涉及企业、社会团体，甚至涉及到政府部门。
（二）突发性纠纷增多，易发群体性纠纷。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的发生绝大多数与经济利益有关，如拆迁安置、征地补偿、企业改制纠纷等。为了尽快解决问题，矛盾纠纷当事人往往给对方施加压力，或借助媒体将矛盾纠纷社会化、公开化，使矛盾纠纷更为复杂。有的矛盾纠纷当事人甚至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想法，动辄越级上访、甚至到当地政府“闹事”，试图通过“闹事”来引起政府的重视，以求问题的解决。一些地方群体性纠纷参与人数动辄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而且组织化倾向比较明显，甚至有的群体性纠纷事件，背后有组织者操纵指使，事前和事中都有较为严密的组织领导和周密的行动计划。统计数字表明，全市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组织因利益引发的群体性纠纷发生率逐年上升，2004年度为19.7%，2006年度为21.5%，2007年一季度达到了28.3%。
（三）矛盾纠纷调解难度大，反复性强。随着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知识水平提高，无理取闹或无原则纠缠的现象减少了。现在，矛盾纠纷主要趋向是自我保护和维护自身权益，矛盾纠纷的内容由简单趋向复杂。有的历史遗留问题，有的群体性纠纷往往与少数人行为偏激违法纠缠在一起，在有关部门处理之后，由于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从中作祟、唆使，导致纷争再起。一些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纠纷不断增多，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以上特点说明，矛盾纠纷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人民调解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调解工作的内容增多，涉及面更广，工作的难度增大，因此需要更加重视和采取切实措施强化人民调解工作。
三、当前我市人民调解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我市人民调解工作总的情况是好的，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新形势的发展对人民调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通过对各县（市、区）和部分乡镇的走访调查发现，我市人民调解工作在有些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实践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制约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及其职能的发挥。
（一）一些地方对人民调解工作重视不够，认识不足。一是有的基层领导
认为人民调解“职能软”，可有可无，对人民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上的作用持怀疑态度，未能把人民调解工作提上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重治理，轻防范，从而对人民调解工作重视不够，支持不力，舍不得投入；二是对人民调解工作宣传少，致使调解的作用与社会大众的认知程度不相符合；三是一些地方各有关部门没有形成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局面，对人民调解工作支持配合不到位。人民调解组织在调解纠纷过程中，要求有关部门给予配合和参与时，存在着回避的现象，调解人员孤军作战，无法处理涉及面广的复杂矛盾纠纷。
（二）人民调解工作缺乏必要的保障。一是组织保障不到位。由于受利益驱动，在涉及基层政府、集体经济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利益之争，甚至涉及到一些政策的贯彻执行时，一些基层组织的硬性干预，损害了人民调解的中立性质。二是经费保障不到位。有些乡镇（街道）没有将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经费纳入乡镇（街道）财政预算，或虽列入预算却不能做到专款专用。村居（社区）调委会的经费更是没处落实。这样既不利于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不利于纠纷的及时妥善解决，也不利于调动广大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经济条件相对好些的村，调解主任有一定的工资性补助，但经济较差的村，调解主任连工资性补助都不能很好地落实，更不能保障其为调处纠纷而支出的费用。
（三）调解人员的法律素质和调解技能有待提高。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加之人民调解协议与民事诉讼相衔接后，调解的程序、文书等规范性要求不断提高，因此对调解员的综合素质及调解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我市人民调解员队伍素质、技能与新形势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一是一些地方在产生人民调解员时，只注重个人的品德和威望，忽视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造成队伍年龄老化，结构不合理，调解员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特别是村、居（社区）调解员文化程度明显偏低。二是教育培训力度不够大，大多数调解员，特别是村（社区）调解组织中的调解员没有经过较系统的法律知识学习，专业知识欠缺，在工作中难以做到依法调解。三是一些有一定文化程度和法律知识的年轻调解员因缺少基层工作经验，面对一些较疑难的矛盾纠纷，无从下手，从而影响了矛盾纠纷的及时有效化解。
（四）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程度还不高。目前，我市各级调解组织调解工作规范化程度还很欠缺。部分人民调解委员会没有严格按照规范操作，文书不齐，调解协议书表述不清，要件遗漏，装订不规范等问题大量存在。有些村的调委会主任虽有工作热情和工作经验，并具有一定的威望，但由于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下，法律知识贫乏，很难达到依法调解的要求，且无法独立制作规范的调解文书，从而严重影响了人民调解效力的发挥。此外，村、居（社区）人民调解组织普遍存在工作机制不健全，工作程序不规范的情况，还有些村的调委会组织涣散，形同虚设，不能发挥村级调解组织应有的作用。
四、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为促进全市人民调解工作的改革和发展，使人民调解工作在化解和预防减少社会矛盾纠纷构建和谐**中充分发挥作用，现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重大任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各级党政领导在正确处理稳定和发展的关系，矛盾纠纷调处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的同时，要认识到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到人民调解组织在维护稳定“第一道防线”中的重要作用。把人民调解工作当作重要工作抓紧抓好。要把人民调解工作列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议事日程，高度重视。要严格落实领导目标责任制，强化党政主要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对于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难点、热点纠纷，各级领导要亲自出面协调处理，防止因处理不及时、方法不当引起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酿成或刑事案件。同时，加大社会宣传力度，利用各种宣传媒介，大力宣传人民调解的性质、意义、作用和独特优势，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调解工作的良好氛围，使调解成为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解决矛盾纠纷的第一选择。
（二）大力推行“三调联动”，构建人民调解工作新机制。新形势下，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多主体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成因越来越复杂，调处难度很大，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各自为政的局面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人民调解经常出现力不能及、工作协调衔接难的情况，严重影响了调解职能的充分发挥。积极整合调解资源，实行矛盾纠纷归口管理、综合协调、统一调度，建立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的“三调联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新机制，形成大调解工作格局，有利于取长补短，充分发挥调解的优势和功能，及时有效化解涉及面广、成因复杂的重大矛盾纠纷。全面推行北湖区“流动调解庭”的成功经验和“一个三调联动班子、一套规范工作机制、一支综合调解队伍、一台流动调解专用车、一条人民调解热线”的“五个一”做法，尽快形成“党政牵头、分级负责、部门联动、群众参与”的调解工作新格局。
（三）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要在“调防结合”上下功夫。人民调解一方面要积极调解，及时化解民间纠纷，努力把可能激化的矛盾纠纷减少到最低限度。做到哪里有民间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就延伸到哪里，及时地去化解这些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要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预防”上，科学地把握民间纠纷产生、演变、发展的规律，增强对民间纠纷发生的预测、控制能力，加大预防工作的力度。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及时发现有可能导致矛盾纠纷的潜在因素，防止矛盾纠纷特别是的发生。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网络优势，积极向党委、政府反映社情民意，为处理矛盾、防范激化提供及时的信息。同时，要把人民调解工作与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调解的过程就是法制宣传的过程。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及人民调解员分布广，贴近群众的优势，坚持在调解工作中开展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和道德修养，自觉做到依法办事，依法律己，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
（四）加强保障力度，切实保证人民调解工作有效开展。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保障，是搞好新时期调解工作的基础和保证。各级党委政府和基层组织要切实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保障力度。一是要加大组织保障力度。各级党委、政府在人民调解工作中既要当好组织指导者，又要给予调委会足够的独立性，确保人民调解组织在调解中能保持一种中立地位，以增加人民调解工作的公信力。二是要加大经费保障力度。县乡两级应当有专门的调解工作经费和指导经费，并列入年初财政预算。要制定人民调解员的工作补贴标准，特别要重点落实好村调解主任的报酬，这是调动人民调解员工作积极性、确保调解质量的重要手段。同时，要把人民调解员培训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如资兴市人民调解经费由2006年的2万元增加到2007年的10万元，其中7万元用于对全市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
民间经济纠纷调解流程篇7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3-0038-07
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多重动力推动下，我国农村土地呈现加快向非农领域转移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加快流转的演化态势。与此相伴，国家陆续出台各项惠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对冲了农业比较利益下降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升了土地价值和农民对土地附加利益的追逐。在此背景下，发生的土地纠纷逐渐增多，但长期以来农业管理部门对土地纠纷的基本情况不甚了解，特别是从2013年国家开始实施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工作以来，一些潜在的土地矛盾以及历史遗留问题有重新浮现的苗头。个别地区、一定时期农村土地纠纷呈现持续上升趋势，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风险对象，也成为农村基层管理的重点和难点。
为了摸清土地纠纷的数量、特点、分布规律和产生原因，以及在新形势下如何及时有效化解土地承包矛盾纠纷，农业部委托中国农业科学院课题组对有关土地纠纷展开跟踪调研。①课题组历时三年（2013―2015年），针对东、中、西部多个省（区）、不同类型农户开展了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专项的连续调查研究，调研内容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流转、确权及征占情况，以及承包经营中的纠纷发生情况。历时三年的持续调研是一个循序渐进、层层深入的过程，从最初摸清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实际情况，发现相关影响因素；到了解土地确权试点地区总体土地纠纷发生情况，探究发生土地纠纷的原因；再到结合农村土地确权全面推进和农业经营方式升级的大背景，以及前两年的研究基础，深层次挖掘我国农村土地纠纷发生的原因，进一步探讨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对策建议，为相关部门及时防控、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实现和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数据支持和科学决策依据。
一、调研样本与方法概述
历时三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调研以问卷调查为主，座谈方式为辅，问卷调查采用的是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首先，根据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分类和经济发展水平确定样本省。其次，分别从每个样本省中确权试点县（市）和非确权试点县（市）各抽取一个样本县（市）确定为样本县。最后，每个县（市）随机选取三个（乡）镇，各（乡）镇原则上选取两个村，各样本村至少随机选取2―3名村干部和15户农户，对所确定样本分别进行村级和户级水平调研。其中，在确定样本户的过程中对规模种植户和普通种植户在村级按3∶5的比例抽取，以提高样本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2013―2015年，调研样本量和范围逐年扩大，提高了调研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调研样本范围横跨东西部、纵及南北方，几乎覆盖我国所有典型省份。三年抽取的样本省份相同又略存差异，后一年抽取的样本省，一般在前一年的基础上起先优化，既有同省的面上扩展，也有不同省的面上扩展，目的在于：一方面是从两个层面扩大样本量；另一方面是提高样本的密度、可靠性和有效性。样本量由2013年的18个村、450户农户扩大到2015年的190个村、1911户农户，大大提高了实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二、我国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基本现状
1.我国农村土地纠纷发生率
我们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发生率采用两种计算方式进行界定：第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件数纠纷发生率=发生承包经营纠纷的件数/全部件数；第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数纠纷发生率=发生承包经营纠纷的户数/全部户数。其中第一个土地纠纷发生率是为了了解土地纠纷发生可能性的大小，结合件数纠纷发生率和户数纠纷发生率是为了了解土地纠纷在农户家庭发生的集中度。
第一，从总体来看，可以推测全国范围土地承包纠纷发生率保持在10%以内是大概率事件。根据调研访谈经验，可认为纠纷的发生情况总体并不普遍。2013―2015年三年跟踪调研发现我国土地经营纠纷发生率分别为7.2%、7.97%和9.35%，均在10%以内。以全国2.3亿农户计算，那么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数量大致为1656万件到2150.5万件。详见表1。
第二，从区域来看，各省之间差异较大；同一省份因时间变化，纠纷发生率也不同。按照发生率低于5%、趋于平均水平和发生率高于10%将调研样本省份分为三类，其中发生率低于5%的省份包括四川（2013年）、河北（2014年）和浙江、河南、江苏（2015年）；发生率高于10%的省份包括江苏（2013年）、吉林、陕西（2014年）和黑龙江、四川、吉林（2015年）。其中，2015年吉林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发生率高达22.6%，黑龙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发生率为17%；2013年江苏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发生率为12.8%。
同一省份不同年份之间土地纠纷发生率也存在差异。2013―2015年江苏农村土地纠纷发生率逐年下降，由2013年的12.8%下降到2015年的3.2%；吉林、四川和山东呈上升趋势，但山东上升幅度较小，仍处于全国平均水平（由5.43%上升到9.1%），吉林和四川上升幅度较大，分别由6.47%和2.4%上升到22.6%和11%（详见图1）。各省纠纷发生率相差悬殊的原因可能是，吉林省作为农业大省，人均耕地多，农民的收入来源以农业生产为主，因而特别重视土地经营，容易因土地问题引发矛盾或纠纷，而非农产业发达、人均耕地较少或土地产出较低的省份，一般的土地问题不足以引发明显纠纷，因此发生率相对低些。
第三，基于户数纠纷发生率来看，有7%―8%的农村家庭曾经发生过土地纠纷，但结合件数发生率，统计结果显示纠纷在农户中比较分散。从表2可以看出，2014年在1242户有效样本中，共发生纠纷件数99起，涉及95家农户，也就是说，每100户农户中，有7―8户发生或者曾经发生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或者100户农户中约发生8件土地纠纷事件。2015年土地纠纷发生率为6.75%，每100户农户中，大致有7户发生或曾经发生过农村承包经营土地纠纷，与2014年统计结果基本一致。通过对2014―2015年数据分析还发现农村土地经营纠纷在农户中比较分散，很少出现一户发生很多件纠纷的情况，这意味着发生的土地纠纷强度相对较弱。同时也意味着，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问题的重点并非只是关注个别重点户，而应该基于制度改革和创新，从面上彻底解决纠纷存在的根源，提高政策瞄准率。
2.我国农村土地纠纷发生类型
第一，我国农村土地纠纷类型主要集中在承包经营纠纷、流转纠纷和征占纠纷三个方面。从土地纠纷的比重可以看出：承包经营纠纷最多，约占到纠纷总件数的1/2；其次是征占纠纷，约占纠纷总件数的1/3；流转纠纷相对较少，约占纠纷总件数的1/5。其中，承包经营纠纷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且承包经营纠纷在各年所占比重最大；征占纠纷所占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由2013年的51.35%下降到25.39%；流转纠纷呈现小范围波动趋势。
第二，从各类纠纷发生比率来看，征占事件发生纠纷的比率最大，流转纠纷次之。2014年调研发现：调研中有144户农户的土地被征占过，征占事件共发生159次，其中24户发生过纠纷，共发生纠纷25起。征占纠纷发生率为15.7%。发生过土地流转的503个样本户中，产生流转纠纷的只有22户，比例为4.4%。
第三，从解决纠纷方式来看，调解是解决农村土地纠纷最主要的途径，法院起诉和仲裁调解发挥补充作用。从现有途径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解决渠道包括：调解、仲裁、诉讼三种途径，而调解分为自行调解、村委会调解和乡镇调解三种方式。调研结果表明，样本农户主要通过自行调解和村委会调解两种方式解决农村承包经营土地纠纷问题。从表3可以看出，2014年和2015年两种方式解决土地纠纷的比重分别达到46.67%、36.67%和25.16%、71.38%，其他解决方式如乡镇调解、仲裁调解和法院起诉仅分别为16.67%和3.45%。访谈中了解到，村民和村组干部多不愿将争议上升到乡镇及以上层面，他们认为乡镇及以上层面的仲裁会将矛盾无谓地夸大，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也伤及邻里间的感情。这意味着，在广大农村，乡民内部、地方官民传统的调解方式仍是解?Q乡村土地纠纷的最主要方式，如能充分利用乡民之间传统相邻关系和基层村干部与乡民之间相互了解的半官方协调方式，将有助于提高纠纷解决的质量。
2015年调研发现，综合运用多种解决方式使得88%以上的土地纠纷已被调处化解，仅有约12%的纠纷尚未得到妥善处理。
三、我国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原因分析
1.区位关系与地形地貌导致土地纠纷呈现不同特点
区位特征与地形地貌对土地纠纷的产生有显著性影响，或存在弱相关，或存在强相关。例如，吉林辽源市西安区和龙山区位于城乡接合部，人口密度高，土地增值潜力大。因此，该地区土地权界难度较大，土地问题敏感，在土地承包资料缺失或不清、家庭人口变动，以及政策导向不明或政策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容易引发纠纷问题。据辽源市负责确权任务的农经站官员透露，其确权工作的实际推进原则是谨慎稳妥，绝不比其他地区抢先行动。又如，安徽省南部丘陵山区水田自然分界物明显，由四至不清导致的土地纠纷数量较少，而在北部平原旱地产生此类纠纷的数量就较多。实际上，这种情况在新疆、内蒙古等类似地形地貌的地区同样存在。再如，河北尚义县大柳沟村属于坝下地区，人均土地面积相对较少，加上经济较为落后，土地纠纷程度相对较轻；而河北张北县处于坝上地区，人均土地面积较多，且水浇地少、土地贫瘠，导致二轮承包时自愿不要土地的情况大量存在，因此现在回来要地引发的纠纷程度较重。
2.经济水平是导致土地纠纷产生的直接原因
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土地效益的提升，会加速土地纠纷的形成。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对“三农”投入的绝对规模不断增长，农业综合开发投入力度也不断加大，使得农村土地增值明显。并且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农村土地一定程度的升值，特别是城市郊区的土地价值呈百倍、千倍的增长。土地效益增加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实惠和诱惑，农民对土地有了新的认识，对土地的欲望不断增强，开始认真对待土地权属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土地纠纷。
3.相关政策变动与落实错位是纠纷产生的根源
相关政策的变动与落实错位易导致承包经营纠纷、征占纠纷和流转纠纷，其中政策变动是承包经营纠纷和征占纠纷产生的主要根源。
第一，现有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二轮承包遗留问题造成的。一是一些乡村二轮承包工作不规范，土地承包权属不清或确权不准，造成承包地与合同或登记档案严重不符，再次确权时引发后续纠纷。二是很多地区在二轮承包之后多次调整土地，实际的土地承包关系已经较二轮承包记录发生极大的事实改变引发的纠纷。三是部分乡村不按政策规定为农户调整承包地，若严格坚持以二轮承包为基础，易引起纠纷。
第二，现行土地政策与乡规民俗相冲突致使土地纠纷异常复杂。为了稳定土地产权、防止土地频繁调整而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强调实行土地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要“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同时发给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但实际中，由于农户人口的自然增减，退耕还林或土地征收等原因，逐步形成了“有人无地种”和“有地无人种”的局面，加之农民传统观念最看重的是公平，最终导致对土地的频繁调整，易出现纠纷。
第三，“土地红利”的大幅度增加是土地纠纷增多的直接原因。一是国家推行二轮承包时土地仍然收取农业税费，繁重的税费负担使得一些农民自愿放弃土地，村委会将放弃的土地另行发包给他人，但几年之后，国家取消农业税费，还给予种地农民各类农业补贴，形成“土地红利”，土地效益增加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实惠和诱惑，这部分当时自愿放弃土地的农户返乡要地，由此引发土地纠纷。二是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征占转为非农业用地，被征土地进入市场后，以招标拍卖挂牌或协议出让方式得到的土地价格高，而被征地农民获得的安置补偿标准偏低，于是就出现了“低征高卖”的现象。由此，土地增值空间的提升直接导致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矛盾激化，征占纠纷日益突出。
4.“三权分置”可能激发潜在的土地纠纷
“三权分置”的核心要义是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在这个过程中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土地流转）和承包权的确权（土地确权）可能激发潜在的土地纠纷。近年来，随着土地规模经营的大力推进，农户承包地变动明显活跃，表现为承包地经营权的转出和流入。虽然调研数据显示流转纠纷实际发生率通常不高，但我们注意到，在流转不同阶段也会出现一些影响顺畅交易的问题。例如搜寻与谈判阶段的非自愿流转、与对方沟通困难、村集体或政府不当干预、土地承包权属不清等一些潜在问题也容易引发土地纠纷。另外，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契约意识，在土地承包和土地流转过程中，村民之间不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和程序，一般只是口头约定，为后续纠纷的发生埋下了隐患。一旦双方发生纠纷，口说无凭，很难处理。
目前确权登记试点都是选择基础条件较好、矛盾纠纷较少、情况较为单一明朗的地区，因此，矛盾纠纷并未在数量上出现人们所担心的那样明显上升或大量爆发的情况。但调研中大家也反映，很多地区情况十分复杂，历史遗留问题难以解决，随着确权工作的深入开展，纠纷显化的可能性很大。例如，由于土地权属档案资料遗失或本来就没建档等原因，很?y按现有的新政策和制度来确权，导致土地权限模糊不清而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矛盾和冲突。
5.土地纠纷产生的其他原因
除了上述原因，其他因素如乡规民俗、农民思想意识等也可能产生土地纠纷。调研中基层干部反映，一些特殊的土地纠纷也根源于农村习俗。例如，“倒插门”女婿、已经出嫁的女儿、离婚妇女、大中专学生因上学户口迁出和毕业后户口迁入等特殊情况，当事人是否有资格获得或继续拥有承包地，不同地区则有不同的习俗。这些习俗受到农民广泛接受和遵守，很多时候这种传统习俗在当地的控制力甚至大于正式的法律制度。同时农村社会相对封闭，教育程度落后，法律资源匮乏，使得农民这个群体从整体上看，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反而农村的一些“潜规则”“土政策”在当地大行其道。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合同意识，在土地承包和土地流转过程中，村民之间不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和程序，违法违约现象严重，为后续纠纷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四、化解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对策
本研究根据调研实际情况，以及我国农村土地纠纷的特征及产生的原因，现提出如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1.扎实做好农村土地经营管理的基础工作
首先，农经系统干部队伍和村集体经济组织要起到应有作用。通过调研发现处理纠纷的工作人员大多存在法律基础知识缺乏，受训时间短、范围窄等问题，难以满足农村土地纠纷调解的需要。增强农经系统干部队伍的作用，一是农经系统招聘具有法律基础人员；二是组织安排具有丰富调解纠纷经验的工作人员对纠纷调解员进行培训。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本村的情况较为熟悉，要充分发挥其作用，一是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充分了解本村的土地流转等详细情况；二是积极成为村民和政策之间沟通的“桥梁”，发挥好中介作用。
其次，抓好二轮农地延包、稳定承包关系。正视农地承包现状，对各地二轮承包时的遗留问题重新进行排查摸底，对混乱错杂的农地承包关系进行全面清理，分类处理，强化合同意识，未订立农地承包合同的及时补订，未发放承包经营权证的及时补发。对尚未进行二轮农地承包的机动地，要本着尊重历史、稳定承包关系的原则，出台统一的政策，界定承包对象和农地，统一计量标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发包，订立二轮农地承包合同，核发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等，保障农民长期稳定的农地承包经营权。
最后，尽快解决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位置不明等问题。要对农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持有、农地承包台账、农地流转台账和农地流转合同的签订等进行全面督查；凡农地经营权证内容不实者，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的规定，及时做好变更、换发、解除、注销、回收等工作。
2.完善土地制度和政策顶层设计
对现行法律法规与新形势、新政策不符合部分加以修改完善，以保持政策变化一定的连贯性和系统性。一是政策应有统一、明晰的顶层设计，避免政策“碎片化”以及政策之间相互冲突。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和政策历经多次变迁，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在一些问题的规定上存在冲突或漏洞，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不规范、不健全造成许多难以调处的土地纠纷。如《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撂荒两年即可以收回土地，但《土地承包法》规定在承包期内不得收回承包地；再如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处理，由于农业系统缺乏强制执行力，虽然高法司法解释认为法院应该受理相关纠纷，但地方法院并不执行。因此，未来政策设计需要加强连贯性和系统性。二是未来政策设计应保持一定的前瞻性。调研发现，农村很多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是由于承包或流转不规范所导致的，例如缺乏合同文本或相关工作记录等，加之农村信息化条件落后，影响农村土地工作的顺利和规范开展，由此造成了一部分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这需要农村相关政策的设计和制定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3.构建制度化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纠纷的本质是利益的不平衡。农民缺乏合理有效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机制，是导致农村土地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有利于引导农户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可以有效避免纠纷和妥善处理纠纷。构建制度化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依法规范农民利益表达。以法律规范农民与其他土地利益群体的沟通、协调等程序，把利益表达纳入制度化轨道。二是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目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最主要途径，应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创新村民自治形式，参考借鉴一些地区较好的做法，例如，村民代表设岗定责制度、村民代表民主议事“双票”制度、社会中介组织参与村级财务管理制度等。三是发展农民中介组织，积极培育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专业协会等，培育农民利益表达的“代言人”。四是建立农村社会协商对话机制，表达民意、解释政策、提供决策，发挥民意和政策相互上通下达的作用，并把该对话机制作为农民利益表达的一种基本形式进行规范化和普遍化。
4.进一步推动村民自治，加强正式和非正式治理机制的有机结合
完善的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有望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入不足、村干部工作激励不足的问题，也有利于通过高效的民主决策，灵活调整土地承包关系以缓解人地矛盾。多个省份的调研都发现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还过于孱弱，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新式的民主决策机制还有待于磨合，与农村长久以来形成的村务问题处理方式难以吻合，这不利于农村土地确权过程中土地矛盾的解决。因此，既要完善三权分置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进一步推动农村土地契约关系的法治化，为土地承包和流转提供明确的行为参考和权利边界，还要赋予基层治理方式更多的灵活性，在土地权利调解方面发挥乡土社会熟人关系的积极作用。
5.强化仲裁渠道化解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功能和作用
仲裁作为一种居中裁决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公正、高效、便民化解纠纷的优势，将成为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主渠道。同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日趋复杂、难度日趋加大，单靠仲裁难以有效稳妥化解，而且仲裁作用的发挥也需要其他部门的支持与配合。因此，建议构建一种以仲裁为核心、以仲裁外其他纠纷解决机制为依托的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相互衔接补充、相互协同互动的多元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解决机制。详见图2。
第一，加强仲裁机构与法院的裁审对接。仲裁机构与法院衔接不畅一直是影响仲裁裁决效果和公信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加强裁审对接，对增强仲裁执行力、妥善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关系重大。首先，建议做好三方面衔接。一是仲裁与法院在受理案件范围方面的衔接。仲裁受理案件范围较法院宽泛，建议法院适当扩大案件受理范围，真正落??司法最终原则。二是仲裁与法院在程序上的衔接。仲裁不是诉讼的前置程序，对于属于法院受理的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法院应予受理；对于生效的仲裁裁决、先予执行及财产保全申请，法院应当及时执行。三是仲裁与法院在法律适用方面的衔接。由于土地承包立法相对滞后，加之土地纠纷政策性强，因此仲裁审理案件难免在审理法律依据不足的情况下以政策文件为依据，因此，法院不宜以仲裁裁决缺乏法律依据为由简单地撤销，建议规定在没有明确法律依据情况下，符合当前相关政策的裁决一样具有法律效力，法院给予依法执行。其次，建议建立四项制度，建议仲裁机构与法院建立疑难案件研讨制度、裁审开庭互听制度、裁审评判认定制度、共享裁判文书制度，有效整合仲裁和司法的资源与优势，降低仲裁裁后诉讼率，保证纠纷案件裁审结果具有一致性，提高裁审质量，提高仲裁工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第二，加强仲裁机构与县级政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调裁对接。农村土地纠纷发生在基层，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家族性，村镇和县级政府是最贴近纠纷及当事人的机构，具有熟悉当地社情、了解纠纷发生背景、熟悉当事人、理解当地村规民约和传统习俗等优势，仲裁机构应与县级政府、村集体经济组织积极配合，一方面充分发挥它们调解纠纷和行政处理纠纷的网络优势，另一方面提高仲裁工作调查取证等工作环节的效率，促进仲裁作用发挥。
第三，加强仲裁机构与相关部门及社会团体的联动配合。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加强仲裁机构与妇联协调合作，妥善处理妇女权益类纠纷。建立仲裁调解与妇联调解衔接机制，充分利用妇联的优势，提高妇女土地权益类纠纷的裁决效果。二是进一步加强仲裁机构与信访部门协调合作，提高调处纠纷效率。信访部门作为一个集受理案件和调解案件于一身的机构，在广大农民群众心中具有重要分量，仲裁机构应与信访机构在工作程序、内容等方面协调配合。例如：信访部门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及时转交仲裁机构；对不服仲裁裁决的应引导到法院起诉，信访部门不予受理；对已有仲裁处理意见的信访案件不予受理等。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信访案件纳入仲裁解决的法制化程序。三是进一步加强仲裁机构与国土部门协调合作。国土部门负责村集体土地的勘界和划界，负责调处农村土地权属类纠纷，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工作需要在地界明晰的情况下才可以调处具体的承包经营纠纷，因此，应加强仲裁机构与国土部门的协调配合。四是进一步加强仲裁机构与林业部门协调合作。一方面，一些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涉及林地，必须与林业部门协调处理；另一方面，一些地区属于农林区，林业部门可以承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因此仲裁机构必须与林业部门协调配合。
第四，构建联席会议制度，促进衔接机制顺利实施。构建仲裁机构与相关政府、部门、组织的联席会议制度，通过联席会议制度，共同建立本地区纠纷调处机构之间的有效衔接机制，研究衔接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分析、排查本地区各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焦点性、群体性纠纷，共同向有关部门提出防范性措施和意见。从而实现仲裁机构与其他部门之间协调、沟通和指导工作的常态化，有效促进机构之间、部门之间衔接机制的顺利运行。
民间经济纠纷调解流程篇8
一、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基本特点
（一）成讼时间上的集中性
一方面，由于农作物的种植与收获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和影响，90%以上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当事人往往选择在农闲季节提起诉讼，因此往往集中在每年的秋收后和春播前。相对于其他方式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在成诉的季节性尤为明显。另一方面，从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国家政策一直起到主导作用，相关立法只是将执政党的意识上升为国家意识，使政策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因此，国家农村土地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前后，也是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集中发生的时期。如国家出台"一免两补"土地政策后，发包方起诉承包方要求解除合同和承包方起诉发包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大批纠纷诉至法院。
（二）诉讼主体上的群体性
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省农业人口总数为1191万，农业人口比例高达45.8%.但相当一部分农业人口在一系列惠农政策出台前，因经营土地成本高、收益低而外出谋生。国家从收取"两金一费"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调整为统一征收农业税，再调整为免征农业税，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并实行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后，农民经营土地的成本减少，收益显著提高。大批外出务工的农民纷纷要求回乡务农。部分纠纷中，发包方违约明显，承包方证据充分，胜诉率高，承包方往往选择共同诉讼。还有很多案件，起诉时仅仅是个别村民提起诉讼，但涉及问题却牵扯到其他村民或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群体利益，相当一批农户持观望态度。一个案件处理不当，往往引起连锁反应，波及整个村庄甚至乡镇。另外，受传统法律文化影响，农户们往往愿意凭借人多势众，甚至集体上访，赢得法院更多的理解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三）纠纷类型上的多样性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较为单一，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元、快速发展态势，农村土地承包也随之在承包主体、承包方式和权利义务内容方面体现出多样性。2003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土地承包、流转、承包人的权利义务、发包人的权利义务、救济方式和法律责任。首先，就承包土地的权属而言，既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也有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土地，还有权属不明的土地。从承包土地的使用状况而言，既有耕地，也有林地、草地。从承包者的身份而言，除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外，还有外来人员以招标、拍卖、协商等其他方式进行的承包经营，且承包面积较大，赢利性明显。纠纷类型除了常见的外出打工农民回乡要地、出嫁女回原住所地要地及相邻农户之间争地等纠纷外，还如，有的农户因举家搬迁到小城镇，将所承包土地连同附着房屋一并转让他人，但未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手续，后又反悔，要求受让人返还承包地，但不要求返还房屋。有的农户承包土地后又进行转包，在转包合同到期后，次承包人主张优先承包权。有的承包合同经乡土地纠纷仲裁机构裁决予以解除，村委会在承包方未退出承包地之前，又将争议土地另行发包，现承包户因权利受损，起诉发包方和原承包户要求村委会履行合同、原承包户退出土地，产生合同之诉与侵权之诉的竞合。有的农户先起诉调整转包费，经法院判决支持后，次承包人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该农户又另行起诉请求解除转包合同。有的农户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口头放弃承包经营权或弃耕撂荒，村委会将上述土地另行发包，后为满足该农户的要地请求，村委会又在其他农户的承包地中为其调剂，但其他农户拒不接受调剂而引发纠纷等等。
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成因
（一）合同签订不规范
1.合同主体资格混乱。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但是在发包过程中，有些村委会和村民小组的职责分工并不明确，有的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将同一块地分别承包给不同的村民，还有的村民小组将土地发包后，村委会收回村民小组已发包土地，重新对外发包或租赁，引发纠纷。
2.合同签订程序不规范。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方案应当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但是在实践中，村、组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进行违规发包的情况屡屡发生，围绕承包合同效力产生的纠纷大量出现。有些村干部甚至在发包时搞暗箱操作，擅自以低价将土地发包给亲朋好友。有些村委会任意制订土地承包方案，以"优惠条件"将土地发包给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引起了村民强烈不满。
3.合同约定内容不完善。有的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只有口头协议，一旦发生分歧，极易引发纠纷。有的虽签有书面合同，但条款不完善、不具体，有些条款甚至违反法律规定。如土地面积无约定或约定不清，甚至有的连土地的四至都未约定，仅明确了地块名称。由于约定不明，双方又各执一词，事实和责任难以认定。有的合同没有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缺乏确保履行合同的制约机制，为当事人随意违约提供了条件，出现了随意缩短承包期、收回承包地和提高承包费，随意调整承包地，多留机动地不尊重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强迫种植、强迫流转承包地等。
（二）合同履行不诚信
1.发包方违约。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发包方非法变更、解除合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家庭承包的，在承包期内，非发生法律规定的事由，并经过法定程序，发包方不得收回和调整承包地。"这是该法赋予农民长期、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核心内容。"但现实生活中，有些发包方为谋取利益，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擅自解除土地承包合同，收回农业用地用于营利性开发建设。二是发包方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的权利。有的乡村干部不注意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还习惯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和行政干预的手段对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使滥加干涉，以发展集体经济、搞规模经营等理由强行统一种植作物，或者强制收回承包地。
2.承包方违约。主要包括承包方对土地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擅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拒绝交纳土地承包费等情况。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承包方有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的义务。土地管理法对于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规定了严格的转用审批程序和征地、用地批准程序。在审判实践中，一些承包人未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批手续，在承包地上建设永久性建筑，甚至容许他人在承包的土地内修建坟墓牟取利益。有的承包方在承包地上建筑、取土等，造成土地荒漠化，严重破坏耕种条件，使农用地难以恢复耕种。还有的承包方以各种理由逾期、拒绝交纳承包费，构成违约。
（三）土地承包管理不规范
1.没有土地清册或记载不详。现实中，很多村委会没有建立土地清册，或者用手写财务帐簿的方式代替清册，其中不少帐簿有改动，无法确定记载事项。有的村委会建立了土地清册，但是清册记载不详，承包经营的户主有的记载为原承包人，有的记载为受流转人；对各户承包土地的面积、边界记载不清，面积多为概数，诸如"道南边"、"沙坑北边"、"东房东边"等划分边界的字样十分常见。对于流转方式及变更理由基本无记载，关于流转土地的坐落、质量等级，流转土地的用途、流转期限没有记载的现象更是十分普遍。承包人之间发生争议时，村委会拿不出有力依据来证明土地使用权范围及流转详情，当事人只能通过向法院起诉确认自己的权利，导致很多不必要的纠纷产生。
2.机动地管理不当。村集体在划分土地时一般都会保留一些机动地不做分配，将其租赁给农户经营，租期5至10年不等，且一般事先收取部分或全部租赁费。由于近年来国家减免农业税，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一部分租赁户不愿意再承担原租赁费，甚至要求退还已预交的租赁费，双方发生纠纷。有些村集体为了收取租赁费用，预留机动地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未受益的农户发现当前种地效益好的形势，要求重新分配机动地，但原来的承包大户不愿意退出，产生纠纷。
（四）土地使用权流转不规范
1.转包转让型。税费改革前，有的农户觉得种地收益不高，便将自己的土地转给他人承包，其税费也相应由接受者承担。但这种农户间自发性的土地流转多是采用口头协议，没有书面协议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或书面协议内容不具体，签订协议后往往也不通知集体经济组织，更无法得到主管部门的备案。税费改革后，原承包户要求现承包户退还其土地时，双方往往各执一词，引起纠纷。
2.代耕代种型。以前不少农民放弃耕种，外出务工经商，不承担村里和国家的税费，村干部为了能完成国家税收任务，让其他农户代耕代种。代耕代种农户履行了缴费义务，且税改时这些耕地面积又纳入了代耕代种户的计税面积，现在原承包户回村，找代耕户或村集体索要自己的承包地，发生纠纷。
3.重新发包引发纠纷。前一段时期农民耕种收入较低，有些农户弃耕抛荒，外出务工，土地长时间没有人耕种。有些农户甚至明确表示放弃承包，将土地交回，村集体据此收回承包地，并发包给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上述情况又不属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承包期内发包人收回承包地的法定情形。税费改革后，种地收益增加，原来放弃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回村要求继续承包，与新承包人和村集体发生纠纷。
（五）土地征用补偿不合理、不规范
城镇化、工业化和公路建设需要征用大量农村集体土地，但因，征用土地上我国现行征地制度存在很多弊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不能分享到农地增值的收益，被征地农民往往也得不到妥善安置和合理的经济补偿，这就弱化了土地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农民失地后又失业，生活缺乏保障，引发了大量的群体纠纷和上访。另外，由于法律规定笼统，加之利益驱动，农村基层组织在发放、使用、分配征地补偿费用的过程中极不规范，随意性大，特别是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分配产生的纠纷大量产生。
（六）农业政策的变化
近年来，我国农业政策在不断向惠农支农的方向调整。1982年开始，中央连续五年以1号文件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保障。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出台《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明确了农民应负担的费用和劳务的范围，减轻农民负担。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着重让农民减负增收，通过"一免两补"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了农民承包土地的积极性。2005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作出《会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国家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和措施，使得土地的现实收益和预期收益大大提高，农民承包土地的热情被重新点燃。许多在城镇打工的农民陆续返回农村承包土地，许多被弃耕的土地开始有人争相耕种，广大农民纷纷主张自己的土地承包权益，导致大量纠纷产生。
（七）人多地少的现实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大多数地方人均耕地原本就少，加之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基础建设需要征用大量土地，致使人地关系"雪上加霜",再加上土地补偿或土地置换不到位，从而导致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土地作为农民基本的保障和收入来源，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涉及土地的纠纷也越来越多。
（八）立法不足
1.立法的滞后与过分概括。目前，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农村土地承包法》，但该法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的特别法是在2002年出台。此前，此类案件审理的重要依据是国家政策、相关单项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出台的《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而截止2000年底，全国已有98%左右的村组完成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另外，2004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流转、变更等新型纠纷大量产生，但因涉及政策和法律的衔接，各地对很多问题莫衷一是、做法不一。直到200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上述混乱状况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土地二轮承包和因农村税费改革引发的纠纷，占近五年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70%以上。另外，《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内容比较原则，在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法院对该法理解也不一致，不能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判决结果，无形中导致了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数量的增加。
2.立法对现实考虑的不足。《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以户为单位，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如国按照"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基本原则执行，就会出现"一地多人用，多地一人种","亡者有土，生者无地"等现象。该法虽然规定用机动地对新增人口进行调整，但又规定，机动地超过5%的不再增加机动地，因此很多村集体现在已无机动地可调整，许多新形成的农户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无地可种的现实。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这又间接增加了村集体在承包农户间进行土地调剂的难度。
3.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不力。理论界虽然一直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定义为一种用益物权，但在《物权法》出台前，相关法律一直没有对此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权能无从发挥，从权利的取得、处分、变更及救济途径等方面更接近于普通债权。这种混有债权性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法像真正物权那样有必要的方法和程序可以对抗来自发包人和其他行政组织的干预".虽然《农业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一些接近于物权的保护方法，但在上述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中仍更多地体现了合同法的相关内容，弱化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绝对性，导致现实中承包地被擅自收回、随意侵犯的现象大量存在。
（九）法律意识不强
农民文化水平偏低，长期生活在熟人社会中，道德、习惯、人情对行为的引导作用大，迁就、忍耐、私了长期作为纠纷化解的主要途经，法律知识缺乏现实需求，风险责任和权利保护意识淡薄，基本法律概念不清，缺乏签订合同的技巧，不愿履行备案报批程序，随意涂改证书等现象时有发生。在承包经营土地时进行掠夺性经营，破坏土地耕作层或造成土地盐渍化，任意改变土地农业用途，不按约定交纳承包费。一些乡村干部的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对耕地搞强制发包，对合同随意变更，对签订的合同想变就变，使承包方的合法经营权落空，产生大量纠纷。
（十）纠纷调处机制不健全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纠纷可以选择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四种方式解决。如果协商、调解、仲裁等诉外解决争议机制顺畅，可以有效地减少诉讼，迅速化解纠纷，防止矛盾扩大。但是协商和非诉调解都要求双方自愿，且结果不具有强制力，而仲裁则存在机构设置不健全，仲裁效力不明确的问题。至今仍有许多地区没有成立仲裁机构，即使成立仲裁机构也没有开展仲裁业务，导致大量土地承包纠纷当事人不得不选择诉讼，增加了当事人和人民法院的负担。而法院审理案件要受相应程序法的限制，审理周期较长，容易延误农时，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和农民权益得不到及时处理和保护，引发农户集体上访，农户维权的成本也随之提高，形成恶性循环。
三、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案件数量多，增长趋势明显
2004年国家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时，黑龙江省被列为全部免征农业税和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试点省份，广大农民种粮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在城镇打工的农民走回家门承包土地。新一轮的土地承包热与1998年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时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许多被弃耕、撂荒的土地开始有人争相耕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数量日益增加，其中1998年至2003年期间流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2003年以后发生的纠纷逐年增加，所占比例居于首位。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和绥化市为例。哈尔滨市两级法院2003年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一审案件537件，2004年受理1217件，2005年仅上半年就受理1459件，案件数量呈逐年大幅上升的趋势。齐齐哈尔市两级法院2004年受理土地承包纠纷案件579件，2005年受理1244件，2006年受理1447件，增加趋势也较为明显。绥化市2004年至2007年上半年全市两级法院共审结一、二审各类农村土地纠纷案2316件，其中2004年325件，2005年782件，2006年801件，2007年上半年即达到408件。
（二）案件类型多，成因复杂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依诉讼标的划分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1.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具体情况较为复杂。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将机动地或荒地发包或用以抵偿本集体经济组织陈欠的债务，后一方起诉要求缩短承包期限、提高价格或者解除合同。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发包土地时本村村民无人承包，通过广告发包给其他村的农户后，本村村民要求收回土地，迫使发包方起诉请求解除原承包合同。有的农户迁出后到居住地落户，迁出地发包方诉请解除合同，收回其承包地。还有的农户承包土地后自行开荒使实际耕种的承包地面积多于承包合同约定的面积，发包方起诉要求农户将新增面积上交并按承包合同约定的价格交付新增土地的承包费。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户承包期内违法调整或收回承包地，农户诉请继续履行原承包合同等等。
2.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主要表现为农户之间抢种相邻争议地块，农民强种村机动地或强种其他农户承包经营的地块，新增人口农户强种村机动地、预留地。另有因发包方收回或调整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引发的纠纷，如人走家搬、户口未迁出的农户，服刑、劳教、被拘役的农户，躲避计划生育或村级债务的外出农户，农村妇女结婚、离婚、丧偶后村集体收回其承包地另行发包，造成这些农户二轮承包时无地可分而产生纠纷。
3.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主要缘于农户之间转让、转包、互换、出租或将土地委托给亲属或他人代耕后因国家农村税费改革，"一免两补"政策出台，使原约定的土地流转价格对一方而言显失公平，因而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引发纠纷。也有少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接受流转一方（主要是次承包人）主张优先承包权引发的纠纷。
4.土地承包权继承纠纷。此类纠纷多为继承人争种被继承人生前承包的土地，如公婆与丧偶儿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争种死者生前承包经营的土地引发的纠纷，还有的父母死亡后子女要求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解除父母生前与他人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
（三）认定事实困难
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是认定事实的基础，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中的证据在形式、内容和取得方式方面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另有管理、自然等其他因素掺杂，给认定案件事实造成了较大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证据形式上存在瑕疵
（1）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瑕疵。一些县区至今未统一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或者未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到户，以至纠纷发生时承包方不能出示其权利凭证。
（2）土地承包合同瑕疵。从卷宗反映的情况看，各地的土地承包合同大多为格式合同。有的发包方负责人未签字，有的未加盖发包方公章。有的承包方未签字只捺押，有的承包方由农户未成年家庭成员签字。
（3）土地流转合同瑕疵。有的承包经营权人将经营权转包、互换、转让或交由他人长期代耕后未签订书面的流转协议。有的以收取流转费的收据代替协议。有的签订了书面流转协议但手写字迹不清。有的仅有一份流转协议，因字迹不清双方说法不一难以辨清。有的协议未标明签订日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未经发包方同意。大多转包、互换、租赁或其他方式流转合同未报发包方备案。
（4）缴费票据瑕疵。有的票据上未载明缴费人姓名。有的票据缴费金额只有小写无大写数字。有的票据未写明缴费明目。有的票据未标清缴费年度。有的票据未写清缴费日期。有的票据未加盖收款单位公章。
（5）证人证言瑕疵。有的证人出具了书面的证言后未出庭作证。有的证人与当事人一方有亲属关系或利害关系。
2.证据内容不详
（1）土地承包合同内容不规范。许多土地承包格式合同缺少合同主要条款，如承包土地的坐落、质量等级，承包起止日期，承包土地的用途，违约责任。大量土地承包合同对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约定不明或利益失衡。
（2）土地流转合同约定不明。关于流转土地的坐落、质量等级，流转土地的用途、流转期限及违约责任约定不明的现象十分普遍。
（3）土地清册记载不详。承包经营的户主有的记载为原承包人，有的记载为受流转人，对于流转方式及变更理由基本无记载。对各户承包土地的面积、边界记载不清，面积多为概数。
（4）书证之间存在矛盾。有的案件争议涉及土地面积，而当事人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与土地清册上记载的土地面积不一致。还有的经丈量农户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与前两者均不一致且出入很大。有的案件不仅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内容相互矛盾，而且同一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也相互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5）证人证言随意性大。有的证人碍于邻居情面或出于感情因素完全按一方当事人的意愿出具证言，经出庭质证反映出其对相关事实一无所知。有的证人为双方当事人出具内容相反的书面证言，尔后拒绝出庭作证。
3.举证不能或不充分
土地承包或流转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较长，少则三、五年，多则三、五十年。长期合同的承包方或受流转方为培肥地力，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多根据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核算对土地的投入。调研中反映出旱地改水田的投入很高，但由于投入方未保留、全部或部分遗失相应证据，诉讼中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力，有些甚至无法鉴定，以致法院难以认定其损失数额。
4.影响事实认定的其他因素
管理漏洞、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等也会影响事实认定。如因发包方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或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合并时交接不清；长期风沙作用使原本作为土地承包边界的沙坑或洼地被填平或房屋因年久失修倒塌；一些农户的承包地被洪水淹没后地界被毁；有的农户私自移动地界标志物等等，给法院认定事实增加了难度。
司法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屏障，在面对大量涌出的、直接关系到农民根本利益和农村社会的稳定的这一类纠纷，尽管非常慎重，但仍然难以避免这样的尴尬：重当事人举证就难以保证审判结果公正；重个案的法律公正又难以兼顾审判的社会效果。有些案件尽管法院裁判并无不公，但败诉的当事人会不断上诉、申诉、上访。这样一来，法院不仅没有解决纠纷，还成了被信访的对象。而且当事人也因为自身的行为，使纠纷解决的成本不断上升，成为基层稳定的隐患。
（四）适用法律不统一
随着国务院一系列农村土地政策的出台，各省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继制定了更为详细的政策，对土地承包方及国家政策作出了具体解释。但是，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概括性的法律条文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对相互矛盾的政策和法律也可以作出不同的选择，突出表现为同样事实不同裁判，结果或意见分歧明显：
1.流转合同解除与否不同。在同一市辖区内基层法院审理的案情基本相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案件中，有的法院判决解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流转合同，有的法院则判决驳回原告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
2.承包或流转合同效力确认结果不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三）项、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均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民主议定程序，在发包方违反这一程序与承包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效力问题上，不同法院裁判结果相悖。又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中关于"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的规定，在实践中有的法院依据转让未经发包方同意或其他方式流转未报发包方备案的事实确认流转合同无效，有的法院则确认同样的流转合同有效。
3.承包经营权继承与否不同。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经营权，有家庭成员之一死亡后，其承包地是否按继承关系处理，《农村土地承包法》中虽有提及，但没有深入论述，成为司法实践的难点之一。除林地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有的法院判决耕地、草地的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由继承人继续承包，有的法院则不支持当事人要求继承承包经营权的诉讼请求。
4.一户两籍者与原居住地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解除与否不同。在黑龙江省农村中，不少农户持有两份户口簿且在两户籍地均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案件审理过程中有意见认为，应依据公安机关就原户籍应否注销来确定原合同应否解除，另有意见认为应以一户一地为原则，依据这些农户在新户籍地是否取得承包地的事实确定原承包地应否收回。
（五）政策、法律与现实之间存在矛盾
1.法律与政策之间的矛盾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第四条明确规定："要严格执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以欠缴税费和土地撂荒为由收回农户的承包地，已收回的要立即纠正，予以退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文规定："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两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村集体按照土地管理法有收回承包地的权利，但是依《农村土地承包法》及国务院政策的规定又要将承包地退还，立法本身就存在矛盾。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是相同位阶的法律，没有效力优先之分，这种立法和政策之间的矛盾给法院审理案件造成很大困扰。
2.政策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三十年不变是我国为了维护土地承包稳定制定的政策，但这一政策进行必要调整，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在土地承包经营过程中，村委会土地的面积数量和农户的家庭人口处于一种动态变化过程，无论是土地被征用还是一段时间内农户家庭发生人口增减的变动，发包方即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对发包的土地进行调整是不可回避的。如果机械套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而不及时调整，势必会使一部分新增农户丧失耕地无田可种。
3.政策与民意之间的矛盾
在税改之前部分农民将土地撂荒，外出打工。村委会为了完成税收任务，一般都会找人代种或收回承包地重新发包。税改后，外出农民开始返乡要田，农户与农户及农户与村集体之间的矛盾也相继出现。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户有权要回自己的承包地，虽然政策明确规定对农户所欠税费，应列明债权债务，按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中清理乡村债务的有关规定妥善处理，但是对欠税户确权确地还是受到欠税等问题的干扰。尤其是有能力缴纳税款却逃税者，这种"钉子户"现象已经违背了大部分农民心目中对于公平观念的认定，超出了农民的伦理界限。政策满足逃税户返乡要地的要求，是基于这部分人利益的考虑，但这只是部分民意，并且直接与其他依法纳税农民的利益相背，造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四、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意见和建议
（一）法律适用方面
1.诉讼主体的确定。一是农户之间经营权流转经村委会同意或备案的，村委会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应以流转双方为诉讼当事人，村委会不宜作为诉讼主体。若原告坚持以村委会为被告或第三人，则依诉状进入诉讼程序，但在判决主文中不判村委会承担民事责任或单独列项判决驳回原告对村委会的诉讼请求。二是一地数包纠纷案件中发包方与实际占有使用土地的农户何者为被告。此类案件，各承包户均持有与发包方村委会依法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未实际取得土地的承包方往往以村委会和实际占有者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一方面请求村委会履行合同，另一方面请求实际占有者退还土地承包经营权。对此应结合具体案情向原告释明要么变更诉请为请求确认发包方与实际占有者之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要么变更被告。若按合同纠纷诉讼则以村委会为被告，若按侵权纠纷诉讼则以实际占有者为被告，只能二者择一，尔后根据原告的选择做出相应的处理。三是农户弃耕或撂荒后，村委会收回其承包地另行发包给其他农户，原承包户回乡要地时村委会从其他农户的承包地中为其调剂，而部分被抽取土地的农户不履行与村委会签订的调剂合同引发的纠纷当中何者应作为原告主张权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土地承包纠纷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应由原承包户作原告起诉请求确认村委会与其他农户原来签订的承包原承包户享有经营权的土地的合同无效，返还土地。
2.为承包地被收回的抛荒土地农户解决土地问题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以前收回的农户抛荒承包地，农户要求继续承包耕作原则上应允许。如果原承包土地发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人员，应将土地重新承包给原承包户。但如果已将收回的土地分配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新的承包合同继续有效，只能由村集体在机动地中调剂或者通过流转帮助解决。但是，如果现在村集体已经没有机动地可以分配，也没有其他农户愿意进行土地流转，要地农户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应该明确，《通知》规定的"帮助"农户通过土地流转获得耕地，并不具有强制性，不能强制其他农户将土地流转给要地农户。虽然现有法律和政策保护抛荒农户的土地承包权，但因其存在土地抛荒行为，应承担回来后没有土地可以分配给他的风险。否则如果强行从其他农户那里通过流转为其解决耕地，违背了民法最根本的公平原则，将会引起更为严重的秩序混乱，影响社会稳定。
（二）案件审理方法方面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村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基本权利。能否妥善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因此，对于案件的审理一定要注意方法，尽量平息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最大程度上解决纠纷。
一是要高度重视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审理中要坚持依法、客观、公正的司法原则，正确适用法律，客观认定案件事实，公正的作出裁判结果。
二是要做好当事人的疏导工作。基层法院在受案前疏导当事人通过非诉讼渠道化解矛盾，引导或帮助当事人通过行政机关解决争议。有仲裁条款但未经仲裁的，告知当事人先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起诉前并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
三是要注意强化调解在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中的作用。法院应该坚持以调解为主的原则，深入实地，全面掌握争议土地的基本事实，找准稳妥解决纠纷的切入点，耐心、细致、深入地做好诉讼调解工作，注重发挥村委会、地方党政有关部门的参与协调作用，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四是要做到慎审快结。法院审理案件时应合理确定和把握时机，尊重本地农业生产的自然规律。对于涉及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调整、变更的案件，尽可能在当年农作物秋收后受理，在下年春耕前一、二审结案，不影响农民第二年的耕作。
五是科学认定和使用证据。农民的法律意识普遍不强，很少注意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流转时的相关证据，如果法院审理案件机械依照《证据规则》进行，很多农民的诉讼请求都无法得到支持。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更多的注重实体正义，最大程度上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六是要着重做好判后息访工作。法院应建立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信息网络和层层负责的信访责任制，全面了解和协调此类案件审判状况。裁判作出后当事人不服、不解或误解并通过各种途径信访的，由主审法官、合议庭成员、审判庭长和主管副院长逐级接待处理，做好释法工作，直至信访人员满意息访。
七是要注重维护社会稳定。判决生效会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如果对于所有回乡要地的人都给予土地，势必打破现有土地向种田能手、大户转包的集约趋式，对农村的经济长远发展不利，并且在村集体没有足够空余机动地的情况下，容易引起更大纠纷。因此，对于外出务工农民回乡要地，应区分不同情况对待。对于确实回乡种地的农民，要确保其有地可种，使其有生存的保障；对于只是因为国家土地政策变化回乡维护自己的权利，并不打算实际耕种的农民，在确权确地的同时，应帮助其与实际耕种者签订租赁合同，这样既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维护了现有耕地使用状况的稳定，有利于实际耕种者收回土地投入，尽量减少对任何一方权利的侵害。
（三）几点意见和建议
土地承包纠纷源于多个层面，牵涉范围广泛，有些方面的问题需要社会各个部门相互配合，多管齐下，方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1.完善立法，健全相关制度
一是科学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前置程序。农村土地承包面广量大，土地承包纠纷情况复杂、政策性强、解决难度大，仲裁方式方便、快捷，既能克服信访渠道解决问题周期长、成本高的问题，又能克服诉讼程序复杂、审理时间长的问题，便于及时有效化解矛盾。
二是制订《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细则》，细化《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在深入农村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明确农村土地承包及经营权流转的具体操作定义，制订土地承包合同和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范本，将目前普遍缺少的合同标的物土地的坐落、质量等级、用途等条款纳入范本，便于农村基层受众实际操作。
三是建立严格的农用地保护制度。任何单位任何人占用农业用地的，必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与承包农户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的征占用手续。政府公益性建设及经营性项目建设占用土地，均办理合法的征占用土地手续。
四是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制度。各地应结合本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和现状制定和完善本地区土地承包经营管理制度，明确管理机构和人员的编制、职责范围、奖惩机制。对本地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享有和流转主体，经营和流转的程序及费用计算、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五是健全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调解和仲裁制度。就现有法律来看，仲裁的性质和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还缺乏相应规定，农村土地承包仲裁究竟是法定仲裁还是约定仲裁，没有定性。当事人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不服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如何处理仲裁裁决缺少法律规定。因此，在立法上要明确土地承包纠纷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的组织原则、设立程序、工作职责及具体工作程序与实体要求，辅之以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考评、奖惩机制。应突出反应迅速、权责明确、程序简便的特点，既便于当事人解决纠纷，又可缓解法院受理案件的压力。
2.加强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能
农村基层政府组织的行政管理服务行为直接涉及农村地区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这些机关或组织行政不作为、管理不到位或服务跟不上是酿成纠纷的重要因素，故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
一是纠正农村土地承包中侵犯农民权益的违规违法行为。对二轮土地承包全面进行"回头看",切实解决好二轮土地承包工作中的遗留问题。规范土地承包和流转合同，参照有关的示范文本补齐或调整合同条款。坚持"一户一证"的原则，规范土地经营权证的发放，没有发放经营权证的要补发经营权证，未发放到位的要逐级落实发放到户。发现二轮承包中的违规违纪行为要坚决纠正。
二对农村土地进行普查，明确土地权属并加强对村级土地工作的管理。政府应加强对村委会工作的监督和指导，特别是土地发包的全程监督，以维护村民的承包经营权。规范土地合同样本，指导村委依法订立合同，减少订立合同中的随意性和粗放性，细化合同条款，明确合同责任。未了进一步搞好土地工作，政府部门依你更改依法进行土地普查，了解土地现状及不安定因素，进一步明确地界，确定一些新增及权属不明土地的权属。
三是建立统一的户籍管理网络。由于户籍管理存在漏洞，有些农民在原居住地保有户籍和承包田，外出务工时又重建户籍并在新户籍地分得承包田，是引发部分农村地区土地承包纠纷的直接原因。因此，户籍管理部门应严格管理，建立城乡间、乡际间统一、联动的管理网络，尽可能扩大网络覆盖面并切实发挥联动功能，避免出现工作盲点，进而免除不必要的纠纷。
四是依法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和仲裁机构。乡（镇）人民政府作为基层政府，最了解体育的的现状及纠纷的原因，可因势利导的调解矛盾，化解纠纷，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目前，各地的土地仲裁机构发展不平衡，没有建立的地方应当尽快建立。要解决好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编制、日常工作经费和乡镇经管站的调查、调处工作经费。
五是全面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及培训。加大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合同法》、《土地管理法》的宣传力度。县级司法行政部门和各镇、村应充分发挥法制宣传的作用，通过组织法制宣传队、定期开展送法下乡活动、设立法制咨询平台等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土地承包纠纷处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尽可能做到家喻户晓，使发包方与承包方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
六是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无机动地或虽有机动地但不宜调整的，应妥善解决无地农民的生活问题。应尽快建立健全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农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等各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3.转移农村劳动力人口
一是着力减轻农村土地的人口承载力。积极引导广大农民向农业的深度开发、广度开发进军，发展（感觉不对）农业；大力发展打工经济，多渠道、多途径输出农民，远距离转移农民；进一步引导、鼓励各地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建设城镇步伐，就近转移农民；加快小城镇建设，就地将农民转为市民；探索"股田制"的做法，引导农民以土地入股形式，将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开，使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既可以获得打工收入，又可以获得承包权所带来的收益，同时也可以提高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集约经营，一举多得。
民间经济纠纷调解流程篇9
今年以来，随着国家降低农业税税率政策及种粮直补政策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及农民增收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好形势。但是，由于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在新税制政策的调节下，土地的投入与产出效益比大幅度提高，在激发农民生产热情，调动农民承包土地、依靠土地劳动致富积极性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因土地承包、土地流转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给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如何妥善化解这些矛盾纠纷，正确引导和利用好广大农民在政策刺激下所迸发出来的生产热情，成为各级党委、政府不容回避而又急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土地纠纷的主要类型
（一）农户与村组集体之间的矛盾纠纷。税改前，由于种田效益低下，农民增收缓慢，农村大量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造成大面积土地撂荒闲置。据不完全统计，止2001年，唐河县因外出务工而致使土地撂荒面积达7.5万亩。土地撂荒后，所在村组集体为了保证集体收入，完成农业税费，对撂荒地进行整合集中，且大部分以合同方式承包给种植大户或外地客商，发展特色经济，或结合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发展经济林和用材林。税改后，随着种田效益的提高，外出务工农民受利益驱动，纷纷返乡，要求重新承包土地，但村组已将土地对外发包，并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无地可包，从而造成农户与集体之间发生矛盾纠纷。
（二）农户与农户之间自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矛盾纠纷。原承包户在离家外出前，采取自由结合的办法，以口头协议的方式，将承包土地委托给亲属邻里代耕代种，代耕户承担其间的一切税费。2003年税费改革时，大部分代耕代种的土地纳入了耕种农户的计税面积，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委托承包关系。新税制实施后，因双方没有书面协议，原承包户回乡要求收回土地，而代耕户认为自己承担了所有税费，况且又对土地进行了一定的资金投入，提高了生产能力，不愿交出代种土地，由此造成农户与农户之间发生矛盾纠纷。
二、诱发土地纠纷的主要原因
（一）国家惠农政策的刺激。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农业税费大幅度减少，加上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使外出务工和过去因逃避农赋而撂荒的农户争相回乡要地，使农村土地也由原来的撂荒变成了现在的争抢。
（二）土地流转程序不够规范。在目前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尚未建立，流转手续、流转程序等方面还缺乏相关政策法律保护的前提下，不少农户既不征求村组集体的意见，也不按照程序履行必要的手续，采用“口头协议”的办法，私下协商，自发进行土地流转。即使签有合同，多数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有的权利义务规定不清，有的合同主体错位，合同期过长，导致合同无效，埋下纠纷隐患。如毕店镇夏庄村在2003年与撂荒农户达成口头协议后，将70余亩土地转包给另一农户，并签订为期两年的合同，今年撂荒农户要求归还土地，因承包合同尚未到期，新承包户不同意归还土地，可村委当时又没有同撂荒户签订合同，双方由此产生纠纷。
（三）现行土地政策同有关法律法规相抵触。土地升值后，一些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纷纷回乡要地，甚至当初拒包而没有签订承包合同的农民也要求按政策承包土地。如果不给这些农户土地，则违反了国家“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如果把已承包出的土地收回重分，则又违反了《合同法》、《林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如古城乡王惠村万冲村民小组共有36名农民外出打工，造成150多亩土地撂荒闲置，组里为了完成农业税，把符合退耕还林政策的134亩撂荒地再次发包，并与新承包户签订了30年林地承包合同。外出农民回乡后，提出要按照国家现行的土地政策，要求村里退还撂荒土地。针对这种情况，如果不给农户土地，则违背了土地政策。但如果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认真贯彻国发明电[2004]1号文件精神，坚决制止占用基本农田进行植树等行为的紧急通知》（豫政明电[2004]3号）文件的要求，拔掉树木，重新分地，则又违反了《合同法》和《林业法》规定的相关条款，使基层干部无所适从，左右为难。
（四）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1997年进行的第二轮土地承包，为了让广大农民都有地可种，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规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签订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一定30年不变。但经过实践的检验，这种政策规定不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其原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家各户的人口数量是不断变化的，特别是在跨度为30年的时间内，一般情况下会出生两代人，这就预示着一个农户在30年内有可能增加4至5人，造成一家两代无地可种；而另一些农户则可能因承包土地时老人或女孩较多，老人去世或女孩出嫁后人口减少，可承包土地不变，这样人数少的农户承包的土地较多，人数多的农户承包的土地较少，加剧了土地供求矛盾，引发了大量的矛盾纠纷。
三、土地纠纷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影响了农村大局稳定。土地问题历来都是农村政策性较强的一项工作，但是由于国家在出台相关惠农政策的同时，没有及时出台既符合法律法规又符合当前农村实际、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较强的配套政策，加之部分农民的趋利性及价值取向的现实性，导致了许多外出返乡农民因土地承包问题同村组集体、同新的土地承包户之间发生矛盾纠纷，引发了一大批群体上访、越级上访事件及群体性械斗、殴伤事件，使农村潜在的矛盾更加复杂化，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政治大局和治安大局的稳定。据初步调查，自今年7月份以来，全县因土地纠纷问题造成的、人访达163件（次），群体性殴伤事件达13起。
（二）制约了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加快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进程，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出路，而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前提就是要把土地适度集中，实行规模经营。新税制实施后，随着土地产出效益的增加，农村土地纠纷的矛盾焦点也就是要求重新获得土地的承包权，甚至扩大原有的承包权限。作为基层村组集体，虽然无奈，但也必须按照国家土地政策，把以前整体发包的撂荒地收归集体，再次分给那些外出返乡人员。这样，使本来已经形成适度规模经营的土地又被零星分割，再加上土地承包“一定30年不变”的政策，将使农村土地长期处于“面条田”的分散经营局面。这种局面，既不利于土地规模化、产业化开发，也不利于大额生产资金的投入，其实质是制约了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步伐。
（三）助长了农民不按政策履行应尽义务及丧失诚信的不良风气。税改前，少数农户不履行纳税交费义务，对应交纳的农业税费软磨硬拖，甚至为了逃避税款，举家外出，杳无音信。税改后，这些农户又返乡要地，而今年上级又规定不准催缴农户以往拖欠的税费，致使这部分农民错误认为手中拥有承包权，要回土地天经地义，不纳税也没什么关系。还有个别农户丧失诚信，出尔反尔，单方面撕毁代耕代种的口头约定，助长了农村不良风气的蔓延。
（四）增加了村组按计划清偿集体债务的难度。由于历史原因，农村村组集体都不同程度地背负着集体债务。此前村组之所以把农户撂荒土地集中起来，再次进行发包，其目的是不但可以完成年度农业税费任务，而且还可以逐年偿还一部分村组债务。按照政策，撂荒农户重新要地，可又不能清缴以前拖欠税费，使村组集体不但要承担撂荒农户拖欠的税费负担，还要承担因终止承包合同带来的各种经济赔偿，加重了村级债务，增加了村组逐年按计划清偿集体债务的难度。
（五）分散了基层干部抓经济建设、抓重点工作的精力。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非常复杂，有的农民一边接包别人的地，一边又将自己的地转给他人；有的除了要回原先转给别人的地，还接包了其他村民的土地，这种频繁、复杂的转进转出，使土地纠纷盘根错节，矛盾错综复杂，解决起来非常棘手。特别是今年7月份以来，农村土地纠纷集中爆发，给农村的大局稳定带来了多年来少有的压力，乡村两级为了维护农村大局的稳定，想尽了千方百计，说尽了千言万语，全力以赴，因地制宜，研究对策，予以解决。可以说，为了解决这种特定形势下的特殊矛盾纠纷，基层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耗费了大量的工作时间，增加了基层干部的工作量，分散了基层干部抓经济建设、抓重点工作的精力。
四、对策建议
妥善解决农村的土地纠纷，既是着力提高各级党委、政府执政能力的需要，也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现实需要，因此建议：
（一）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区别对待。随着春节临近，大量外出务工人员将陆续返乡，面临节后春耕春播的到来，因土地承包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很有可能会再次集中爆发。因此，为了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各级党委、政府都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抓紧利用好当前这段时间，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对于排查出的矛盾隐患，要因地、因人、因事而宜，逐一研究制定工作预案，做到心中有数。在处理土地纠纷工作中，既要贯彻执行上级政策，又要兼顾农村的实际情况，方法灵活，形式多样，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矛盾纠纷。
（二）加大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在农村，要深入广泛地开展《土地法》、《承包法》、《林业法》、《合同法》等这些与广大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基层干部的依法行政能力，增强广大农民的法制观念和遵守法律法规的自觉性，并逐步把各类矛盾纠纷引导到按程序依法解决的轨道上来，使各级干部摆脱这种繁琐矛盾的困扰，精中精力谋全局、抓大事。
（三）要依法按程序规范各类合同手续。目前尚未发生矛盾纠纷的村组，要对现有的各类承包合同抓紧进行司法公证；对已发生纠纷或存在纠纷苗头的村组，要兼顾多方利益，待矛盾纠纷妥善解决后，也要进行司法公证。在今后的土地流转过程中，流转双方都要及时签订流转合同，并引入司法公证程序、乡村确权程序，对流转时间、享有的权利、相互承担的义务等问题进行明确规定，从根本上防止矛盾发生。
民间经济纠纷调解流程篇10
上个月27号，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及法律出版社的法学专家来我镇调研人民调解工作，国家对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视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是摆上一定的高度的；我国的人民调解工作被西方国家称为“东方一枝花”，许多西方国家都在学习借鉴我们的经验。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纠纷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民间纠纷的多样性、广泛性和复杂性。民间纠纷不仅有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纠纷，还有个人与集体、集体与国家、干部与群众、本区与外区之间的纠纷等；涉及的范围不仅有山林、土地、家庭、邻里、婚姻、赡养等，经济领域的纠纷也日益突出z纠纷涉及到各个领域；甚至几种类型的纠纷交织在一起，故民间纠纷的种类，矛盾主体的格局，产生纠纷的深层原因，原创：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及时正确地排查调处民间纠纷，既可防止矛盾纠纷激化；又可通过调处宣传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公民遵纪守法，尊重社会公德，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预防犯罪，减少诉讼。这就决定了民间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民间纠纷的特点及走势
民间纠纷主体呈现多元化。传统的民间纠纷主体，村民占多数。从我镇近年民间纠纷发生的情况来看，纠纷主体变体较大；村民、村民小组、村委会相互间因单一的或多元的因素产生瓜葛，形成纠纷，占有相当的一部分，过去处理纠纷的主体成为现时纠纷的当事人。
民间纠纷的焦点公开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下级管理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制约因素逐年弱化，市场调节削弱了管理的制约为。过去行政长官一句话就可以化解一个矛盾，村里提出的要求，村民小组照办，而现时老百姓的心态是“有钱有粮不靠你，不批不斗不怕你，出了问题就找你，处理不当就告你”。为此；矛盾一旦出现，矛盾对方的观点明确，焦点公开，当事人主张权利是当仁不让，特别是涉及承包类、费用收取或分摊类、损害赔偿类等利益关系明显的矛盾，有时甚至发生冲突，械斗。
民间纠纷的内容复杂化。传统的民间纠纷争议往往是为了一头猪、一道篱笆或一条道路。眼下的纠纷则复杂多变，不再“单纯”，有的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有的牵扯多个法律关系，处理需要同时适用多个法律规范；有的涉及多个部门，需要部门之间协调。
民间纠纷的一方或多方群体化。涉及农村产业结构成片调整，村级财务管理以及大宗土地、水事纠纷，矛盾的主体一般为多人，矛盾一方当事人的整体利益一致，矛盾的焦点一致，矛盾一方的整体合力大，化解难度大，处理不当容易形成群体性纠纷或群众性上访，引起不良的社会影响，危害社会稳定。
民间纠纷主体行为随意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民事行为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律一旦作出，应当受到法律的制约，不能随意变更或终止。但在实际发生的矛盾纠纷中；有相当部分是当事人无视法律，民事行为带有盲动性，随意性造成的。涉及土地征用补偿金，赔偿费的合理分配问题非常突出，此类案件司法行政机关无管辖权。如在土地二轮承包时因土地进出发生的纠纷。主体多为出嫁姑娘或外来入户者，因经济利益特别明显，村民小组同出嫁姑娘或外来入户者这一特殊群体关系无法协调，村民小组或村委会违背婚姻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的行为，乡镇政府一般不愿管，有时也无法管，有的下了处理决定也无法付诸执行，由此引发的上访时有发生。
新型婚姻纠纷案件突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物质上的富足，但却导致了一部分人“致富忘源”、“弃妻舍子”。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口的大流动，外出打工经商的人员增多，夫妻两地分居的情况增多，由此引发了新的婚姻危机，有的一方常年在外；经济状况好转，见多识广的同时，与“结发”夫妻情感交流的机会减少，原有的婚姻关系维系的情感趋于淡薄，一旦遇有新的适合的或者“第三者”介入，婚姻危机便随之出现。有的是一方常年留守，生活需要关心照顾，偶遇外来“入侵”者，则会出现“红杏出墙，，。再则由于人口流动，婚配对象地域广，空’间跨度大，外来女的婚姻关系维系系数低，也是婚姻纠纷案件发生的群体之一，另外，外来女“放鸽子”骗婚诈财的案件也时有发生。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突出。一是经济发展，带来人员大流动，物资的大流动，给交通运输业带来了新的生机，但由于交通基础设施的相对滞后，交通事故时有发生，特别是村际公路上的事故，属非道路交通事故，交警事故处理部门不受理，当事人应当依人身损害赔偿为由向人民法院，往往因当事人不知如何索赔或不愿承受打官司费用等，采取一些其他非正常手段解决争端，导致矛盾升级，甚至激化。二是厂矿企业的工伤事故发生率较高，工伤赔偿纠纷突出。
二、民间纠纷处理对策
1、着眼防范，认真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一是各级党政领导把纠纷调处工作摆上议事日程。二是强化基层调解组织，完善和落实目标责任制度。三是部门配合协作共同调处。四是要建立责任追究制。五是超前介入，坚持“零报告”制度，建立信息网络，超前预防。
2、标本兼治，认真开用法治理活动。一是大力加强法律宣传教育。化解纠纷，维护稳定，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必不可少，它具有前导性、现实性、针对性和长期性，学法的目的和落脚点在于用法、守法和护法。领导干部要做到依法办事，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基层干部，要做到公正用法，既保护基层群众的整体利益，又不剥夺弱热群体的局部利益，减少纷争，减少上访；基层群众要增强法律意识，依未能履行法定义务，依法作出相应的民事行为。法律关系理顺了，用法律规范调整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民事权利和义务关系，自然减少矛盾，达到维护一方稳定的目的。二是加强基层干部的法制教育和法律培训，特别是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三是加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开展争创“五好家庭”、“遵纪守法光荣户”、“文明村组”等活动，推行“村规民约”，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为群众创造一个团结、祥和的生活环境。
3、公正对待，认真落实三项工作原则。一是公开原则。无论发生纠纷的当事双方是谁，在处置时都要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只有做到公平、公正纠纷才能圆满解决，不会留下“后遗症”。二是实事求是原则。调查处理纠纷时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政策为准绳，一是一，二是二，不能含糊马虎，否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三是“教育大多数，惩治极少数”原则，正确运用法律武器，依法打击那些屡教不改，故意滋事的人。
4、果断处置，认真遵守“四字秘决”。一要快。发生纠纷后，要及时赶赴现场；采取果断措施，控制事态发展，防止矛盾升级；而后进行调查调解。二要稳。要处变不惊，沉着应对，做到不乱表态，原创：不乱下结论，耐心细致地做工作。仔细周密分析，不能只听一面之词，要深入调查研究，找关键环节，抓主要矛盾，对症下药。三要敢。要敢于向前＿不怕得罪人，做到铁面无私，刚正不，不讲情面，维护正义。四要导。要对纠纷当事人耐心疏导，化解矛盾，在处理时宜解不宜结，宜顺不宜激，宜散不宜聚，因情势而定，彻底解决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