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要求篇1
1.1新金融产生的积极作用
新金融业务主动适应市场机制，用于满足经济发展下日益多元化的金融产品需求，以民营资本为主要来源，以跨行业的基于互联网技术、云计算平台为客户提供表现形式多样化的新金融产品、服务形式及渠道多样化的信用创造形式，为互联网金融业务、证券基金、保险业务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新金融业务具有专业性，与传统金融形式相比，突破了传统的金融思维，与实体经济、市场运作结合的更为紧密，极大的提高了金融效率，以合理有效的金融创新形式为企业分散风险，对业务实施风险控制。同时新金融业务提升了金融创新机构的竞争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商机，如上海硅谷银行、上海再担保公司、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及当地人民政府联合推出的，专门针对当地科技企业提供的一种信贷服务，该业务由四方根据各自的业务优势，以四方分别负责贷前、贷后的风控管理，市场开发，为贷款所提供政策性担保，对相关企业提供补贴等工作的形式，建立起全新的信贷途径，为企业提供资金供给，向企业提供新金融创新服务模式。还有目前备受关注的网络金融形式，阿里巴巴推出的新金融业务“支付宝虚拟信用卡”，该业务通过支付宝为每个用户提供“虚拟信用卡”，根据用户的网上交易和消费记录，向用户提供一定的信用额度，该业务将直接挑战银行现有的信用卡业务，为用户透支消费提供便捷的渠道。还有以为小企业提供专项金融融资、汽车金融公司等形式出现的新金融创新形式，进一步提高了我国金融业务的专业化水平。新金融业务以为企业提供适应自身发展需要，能够抵御企业经营风险的产品为最终目标。通过新金融创新促进国内金融机构利率管制逐步放开，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信贷模式的市场化改革，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合理资源配置，引导资金更有效的服务于实体经济。新金融业务的发展有利于构建功能齐全、结构合理、服务高效的现代金融体系，促进经济发展，降低企业运营风险，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1.2新金融的消极作用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以新金融为形式的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风险。新金融业务关联着金融机构、企业及社会公众，其业务金融风险有很强的传染性，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的问题都有可能在业务链条内快速蔓延，破坏整个金融市场的信用链条，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新金融业务具有多样性、特殊性，金融机构多以表外业务的形式加以体现，经营状况未反映在企业财务报表中，容易造成金融统计数据的缺失，增加了金融监管当局评估和监管的难度。同时，新金融的信用创造途径的多样性，造成融资行为托媒，降低了央行对货币供应量的监测性、控制力，采用传统的货币统计指标，很难准确统计新金融业务对货币供应的影响，增加了金融管理的难度。
2新金融下对金融监管的要求
随着金融业务的日益深化，新金融创新形式的开放程度逐渐加深，一方面推动了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金融体系内的系统风险和个别风险概率不断提高，如果不与时俱进地完善现有金融监管体系，没有把握好金融创新的“度”，新金融业务就有可能绕开金融监管部门，成为金融市场不稳定的工具，增大了实施金融监管的难度。这就要求金融监管部门要结合国际金融形势和国内金融市场实际制定适宜的金融监督政策，调整、完善现有的金融监管政策、体系、方式和方法，具体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2.1能够及时、准确、完整的收集金融数据是研究和制定金融政策的前提，要完善现有金融信息搜集、处理系统，建立统一、完整的金融数据平台，增加新金融相关业务信息的透明度，便于金融监管当局准确、及时的获取金融数据，加强金融数据的综合分析，为实施金融监督提供基础保证。同时要结合新金融业务变化，及时完善金融业务指标的风险预警体系，加强对新金融业务风险监测和控制。
2.2要建立全方位的金融监督体系、沟通机制，采用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形式，在政府部门对新金融实施监督的同时，可以鼓励来自市场的监督形式，如通过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可以消除信息的不对称，为政府实施金融监管提供有效的补充。同时监管机构要加强对重点金融机构的沟通机制，促使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管理层沟通常态化，促进信息在横向和纵向的准确、有效传递。
2.3因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宏观经济体系的影响更大，所以对从事新金融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要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因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种类多样，操作形式灵活，容易脱离央行监测，存在引发金融不稳定因素的风险。在不违背市场原则的前提下，要制定事前干预、事中控制，事后治理的措施，加强对其新金融创新过程的监督，加强对市场准入、市场运行、市场退出的监管力度，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出现。
2.4新金融的发展增加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复杂性，降低了货币供应量的可监测性，弱化了央行通过银行准备金方式调控金融市场的功能。目前国内金融机构交叉经营、混业经营的范围在扩大，分业监督形式与金融市场运行出现了一些不协调，因此要完善现有金融业监督协调机制，加强现有分业监督体制中中央银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三方的协调和配合，同时要明确中央和地方的金融监管职责划分，加强中央与地方及地方间的监管协调，共同组成国家金融监管组织体制，明确监督主体、监督规则，协同实施金融监管，提高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的综合管理能力。
2.5新金融业务涉及社会公众的利益，因此在金融监督方式的制定、实施方面应采取审慎、合理、适当的原则，对面向公共服务性质的业务，如小额贷款等，既要有效控制相关业务风险，又要为其创造相对宽松的业务环境，采取合理、有效、适度的监督措施。
3处理好新金融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新金融是迎合目前市场经济和金融业发展需求推动的结果，是金融创新、金融发展深化的突破口，在金融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高的地位。金融监管作为一种管制手段，依据金融法律、法规对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中的各类金融业务活动实施合理、适度地限制，对新金融发展既有推动作用，也有约束作用，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新金融相关知识的宣传，肯定新金融在金融创新中发挥的积极主导作用，把握好新金融业务创新的尺度，鼓励支持积极的新金融创新，抑制消极的新金融形式，促进新金融业务发挥业务活力，为新金融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要适应金融发展，建立正确的金融监督思维，及时掌握金融创新动态，妥善处理新金融和金融监督的关系，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对金融创新的风险管控，对新金融业务实施适度的、有效的监管，适时调整金融监督措施和方法以适应新金融的发展变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维护金融市场和经济秩序的稳定。
金融监管要求篇2
关键词 金融监管 情报需求 历时需求
分类号 C359.19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与金融管理的合称，金融监督是指金融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施全面的、经常性的检查和督促，并以此促使金融机构依法稳健地经营，安全可靠和健康地发展；金融管理则是指金融主管当局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实行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活动。金融监管是建立在金融业发展的基础上，监管内容包括金融主体如银行、证券、保险、金融市场等的所有业务活动，目标是为金融机构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和宏观经济安全。
美国拥有世界最完备的金融监管体系。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在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形成了双层多头监管的金融监管模式，即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分别设立专门的监管部门，联邦层次的银行监管机构有美联储等，证券监管机构为证券交易委员会，期货监管机构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州一级也建立若干监管部门。此外，包括各种业内自律组织，如金融行业监管协会等。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发展变迁大致经历了“综合经营――分业经营――混业经营”三个时期：20世纪30年代前，金融业实行综合经营综合监管制度；20世纪30年代至90代末，执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制度；1998年至今，金融业开始建立混业经营混业监管制度安排。
金融情报是对金融信息提炼的产物。金融信息是金融运动过程中各种金融现象发展变化、相互联系及其特征的真实反映，是与金融活动相关的各种知识、消息、情报和资料的总和。金融情报是通过对金融信息进行对比、综合、归纳、典型分析和经验分析而提炼出的有针对性、有价值的定性、定量、定时、定向信息，它包括商品情报、外汇情报、货币市场情报、信用和股票情报。
金融情报是金融监管的基础。金融业的稳定发展离不开有效的金融监管，有效的金融监管离不开完备的金融情报和金融信息。美国作为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其金融监管有赖于较为完善的金融情报收集、分析和加工系统。本文拟沿着美国金融监管的历史发展进程，从情报需求的角度，对美国金融监管与金融情报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这对我国当前金融开放和金融创新形势下开展金融监管、适应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1 监管形成时期：被动情报需求模式
20世纪30年代前，美国的金融业发展比较落后，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业不够发达，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金融监管以银行业为主。早期的美国银行业禁止商品交易和购买股票，经营范围受到限制，但银行可通过变通的方法，兼营证券、投资等，个人则可以自由从事包括银行业务的任何经济活动(除发行货币流通)，所以这一时期美国的金融业是综合经营、综合监管。
1．1 自由竞争监管思想导致情报需求不足
1930年前的美国政府和金融界，自由竞争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政府为了维持一个健全、高效率的银行制度，实行综合经营制度和最低限度的管理，以维持竞争秩序。这一时期，国民银行和州银行几乎不受限制地经营所有证券业务，大多数商业银行直接或通过其附属机构从事证券投资业务，兼营工商业。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与投资银行证券业务相互渗透。
自由竞争的指导思想导致了美国第一国民银行(1791―1811年)和第二国民银行(1816―1836年)在授权期满后不再被授权，主要是因为国民银行被认为造成了过度集权，放慢了经济开发和边境安定。同时，自由竞争要求政府少干预市场，削弱了金融监管，因而对金融情报需求不足，监管情报是市场竞争者主动提供的，监管对情报的需求是消极被动的。
1．2 利益搏弈情报推动金融监管
1．2．1 联邦与州利益搏弈情报1811年美国第一银行特许权到期时，全国20％的货币供应来自该行，已经具备中央银行的许多功能。各州政府认为：联邦银行是不让人放心的，其票据发行构成了对州立银行票据的竞争，鼓励州立银行加速发展。联邦与州的利益之争促进了双层银行结构形成，进而推动双层金融监管体制的建立。
1．2．2 利益集团间搏弈情报1782年美国第一家公司制银行北美银行成立，其被赋予的经营权包括：发行有息票据、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政府国库，并在联邦财政事务方面取得成功。但土地利益的代表则认为北美银行拥有如此大的权利，与民主理想是背道而驰的。它们的利益信息转化为对政府的压力，北美银行的经营范围受到限制，且要求日趋严格。
1．3 投资者权益诉求情报推动金融监管
保护公众投资者是金融监管的职责之一。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公众投资者对其投资项目的风险系数不了解，加之个人投资额小、缺乏专业知识、难以进行风险预测，因而投资者要免受金融风险影响，就需要监管当局提供一定程度的情报和信息保护。
1841年，宾夕法尼亚州美国银行用存款者的资金购买证券，在卖出证券、持有证券作为银行资产等业务方面都遭到了惨败，利用资本金和存款的冒险投资行为招来朝野强烈批评。可见，大规模商业领域的投资往往造成流动资金缺乏、回报贬值，影响到国家整体经济运行，成为许多银行倒闭的重要因素。为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律加强了对银行的监管。
1．4 金融危机情报提升金融监管意识
金融危机催生了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提升了人们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意识。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体现出强烈的危机导向特征。1791年，美国联邦政府发给第一银行特许权，并由联邦政府实行监管。1900年，承袭《1863年国民货币法》的《货币法令》颁布，进一步完善了美国的国民银行体系。由于该法令放宽设立国民银行的条件，导致美国银行数量众多、平均规模偏小，直接降低了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加之疏于监管、竞争不规范，1809年后银行倒闭成为正常现象，仅1905年一年就有23家银行倒闭，继而导致1907年的金融恐慌。金融业危机频发促使联邦政府加强了监管，《aldrich-Vreeland法案》和《联邦储备法》即为金融危机防范的直接结果。
2 分业监管时期：主动情报需求模式
2．1 分业监管的原因
20世纪30年代前，美国对银行进行严格限制，但对证券公司的监管制度几乎没有，商业银行以分支机构参与证券投资业务无明显的法律障碍，金融业混业经营基本不受限制，银行、证券、保险可以相互兼营。在此期间，美国股市以年均18％的速度迅猛增长，证券市场暴利诱使商业银行对证券投资涉足很深。
1929－1933年美国全面深刻的经济危机，使万余家银行破产倒闭，货币信用制度和证券市场濒于崩溃，对美国金融制度造成了严重冲击。人们开始怀疑金融市场自由竞争的优点，认为金融体系具有内在不稳定性，进而产生了强烈的制度变迁动机，并希望引入一种新的制度来维系银行体系的安全和稳健。
2．2 分业监管框架的建立与巩固
金融监管是金融危机的必然结果。1929年经济危机直接推动了美国分业监管制度的确立。为确保国家经济的稳定运行和公众对金融体系、货币供应的信心，政府金融监管的主导思想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由倡导自由竞争和政府不干预转变为限制过度竞争，对金融机构的具体经营范围进行严格规制。罗斯福总统颁布了一系列金融体系改革措施，重建美国金融制度，确立严格的银证分离制度，形成了美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金融制度。
2．2．1 建立分业监管框架 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银行法》(其主要条款构成《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确立了金融业一大分离、三大限制，即：银证分离；对利率予以限制、对人事兼职作出限制、对银行设立进行了地域限制，进行机构、人员和业务范围隔离，切断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关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体制框架。联邦和州均各设有金融监管机构，构成了双层多头金融监管体系。继《银行法》之后，美国国会相继颁布了《证券法》、《证券交易法》、《国民住房法》、《投资公司法》和《曼罗尼法》等一系列法案，逐步形成了金融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制度。
2．2．2 完善金融监管制度 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银行控股公司法》，堵塞了银行业持有证券机构股份来从事证券业的漏洞，进一步隔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此后的《银行合并法》、《利率限制法》等不断强化金融监管。《威廉斯法》加强证券业管制，《银行持股公司道格拉斯修正案》继续堵塞了银行业通过证券机构从事证券业的漏洞，《国际银行法案》对美国的外资银行经营范围予以管制，《1987年银行公平竞争法》继续完善《银行法》，强化银证分离。此后，美国金融业出现了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
2．3 分业监管的情报需求
2．3．1 基本金融情报需求 金融业充斥着大量的虚假和投资欺诈信息，金融监管部门为了确保金融体系的公正性，保护投资者的合理利益，要求金融机构披露尽可能多的信息。《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出台后，美国政府颁布了大量法律法规，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立法体系，要求金融业披露全面信息，将金融置于政府的严格监管之下，政府对金融情报的需求从被动供给转向主动需求。监管内容包括对金融机构从设立到解散的全过程、对股票市场和抵押市场的管理、交易信息披露、强化交易清算和交割管理、交易资料标准化，以保证金融市场稳定。
2．3．2 金融市场情报需求 金融市场情报是政府监管的重要依据。监管部门必须实施统一的监管制度，为金融业务提供良好的生存竞争环境，公正对待所有市场主体；保证所有竞争者都守法经营。此外，还要密切关注金融机构间的竞争，包括本土金融机构与外国金融机构的竞争。监管部门在了解金融机构间竞争现状的同时，还要预测金融市场的未来态势。要完成这些职责，监管部门必须通过收集、分析金融市场情报和金融机构信息，对监管制度进行完善。《1978年国际银行法案》就是一例证明。
2．3．3 金融创新情报需求 金融监管推动了金融创新。金融机构为了规避监管，必然产生金融创新的冲动。金融创新推动了监管创新，金融监管创新需要以情报为依据。监管机构为了实施有效监管，必须了解金融机构新的交易方法、手段、资金规模等信息，对金融创新中未被监管的领域实施监管。因此，金融创新情报是监管制度变革的基础，推动了金融监管立法。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是“监管一创新一再监管一再创新”，美国金融业几次较有影响的立法证明了这一关系。如美国银行制度严格限制银行跨州经营，20世纪20年代，一些大银行通过持股方式跨州控制小银行，实行跨州经营，并于1950年前后达到顶峰，这引起了美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注意，直接推动了1956年《银行持股公司法》的颁布。
2．3．4 投资保护情报需求 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是满足融资与投资需求、优化资源配置、价格发现和风险规避，它需要广大投资者的积极参与。为保护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必须依赖相关的金融情报，以保证投资者理性决策。
投资活动是投资者信息分析的结果，建立在及时、完整、真实、准确的信息披露基础上。事实上，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在信息获取方面渠道不畅，处于相对弱势，可能作出不利选择和遭受道德伤害，影响金融市场的有效运作。投资者利益诉求推动了监管部门的金融情报需求。上世纪80到90年代，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直致力于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包括个人信息披露文件的质量，以方便投资者对投资公司进行比较。因此，金融监管法规都要求金融机构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披露相关信息，包括初期披露和持续披露，同时鉴别信息真伪和完整性，保证金融市场透明度，防止出现各种欺诈和舞弊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
3 混业经营时期：统一交叉情报需求模式
20世纪70年代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瓦解，金融自由化浪潮席卷全球，混业经营模式的竞争力明显强于分业经营模式，金融技术创新不断整合全球市场，外资银行大举进入美国，美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日益下降。宾州中央铁路公司和富兰克林银行的相继倒闭使监管者开始认识到，严格监管已不适应金融业发展的要求，国内要求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呼声高涨。
为了顺应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提高美国银行国际竞争力，监管当局开始重新审视分业经营模式。1980年美国开始放松金融管制，颁布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法》，放宽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将监管重点放在提高金融体系效率、鼓励金融创新方面。20世纪90年代，日本、英国等西方国家纷纷放弃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1999年11月美国国会颁布了《1999年金融服务法》，废除《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标志着美国向混业经营混业监管转型，金融监管对情报需求随之出现新的趋向。
3．1 情报共享的需求
随着金融业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金融监管也转向混业监管，对情报需求模式也多元化。原有的监管信息和监管情报为联邦和州各监管机构所有，已经不能适应经营模式的变化，不利于全面高效地监管。因而有必要进行监管机构重组、监管权力再分配，设立信息共享平台，便于信息搜集、鉴别和加工，更好地满足大监管的情报需求。国内监管机构的情报共享，除了同一层级、同一专业监管机构间的情报共享外，还包括州监管机构与联邦监管机构、专业监管机构与综合监管机构的交叉情报共享，甚至包括部分监管机构与非监管机构的情报共享，以满足监管机构的情报需求。
3．2 非金融机构情报的需求
混业经营促进了金融机构业务交叉发展，监管对象更广泛，不仅包括金融机构，而且包括非金融机构：上市公司、各类交易企业、地产企业、外贸企业及各类投资、交易、信贷等参与者。广泛的金融监管必然导致更多的情报需求。非金融机构的监管信息包括：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各类相关企业的经营现状和资金流动情况、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交易参与者的信用信息等，这些信息的获取主要方式包括书面调查、现场调查、非现场调查等。
3．3 国际情报的需求
金融国际化带来了金融业务国际化、交易虚拟化、数量规模化，大量国际游资在各国寻求获利机会，严重冲击了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可见，金融全球化带来各种便利的同时，也给金融业带来了巨大冲击。美国2006年发生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大量的国际资本涌入美国。当前，大量外资银行进入美国，对它们的监管仅仅依靠它们披露的信息是不够的。因而，金融监管机构需要加强国际情报合作，收集更多国际金融情报。国际金融情报成为当今金融监管的必要条件。
4 结论
金融监管要求篇3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要最终通过立法并付诸实施,还须经历一个必要的修正、博弈和平衡的过程。
关于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中的缺陷,自金融危机以来一直被广为诟病。在金融危机最为困难的时期逐步度过之后,通过全面的金融监管改革重塑民众对金融体系的信任和信心,满足美国国内和国际市场对美国金融界的严厉批评,自然成为美国当局的首要任务。
实际上,自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在积极救助机构与市场的同时,还积极筹备和研究了一系列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其中代表性的文件包括2008年3月前任财长保尔森提出的《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蓝图》,2009年6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金融监管改革―一个新的基础》,以及随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提出的关于场外交易(otC)市场衍生品的监管方案、财政部提交的《2009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法案》草案等等。基于此的一整套金融监管改革提案于2009年12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2010年4月26日参议院的程序性投票暂时受阻,而后又在5月20日参议院以59票赞成39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按照美国的立法程序,可以预计,美国参议院通过的改革方案将与众议院在2009年12月份通过的方案相协调统一,最后由奥巴马签署并使其成为法律。而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要最终通过立法并付诸实施,还须经历一个必要的修正、博弈和平衡的过程。
宏观微观审慎监管结合的监管新框架
提交美国参议院的金融监管改革提案长达1558页,虽然具体内容非常丰富,但其共同目标只有一个:通过更为有效的监管防范金融危机再次重演,以回应公众的强烈批评;改革强调在完善传统的对特定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通过宏观审慎监管来防范系统性风险,形成更为完整的金融风险监管框架雏形。
宏观审慎监管强调建立新的监管架构
基于对金融危机的反思,美国正在讨论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关注对可能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稳定风险因子的监管,而从方案中可以看出预期的美国相关的改革建议主要包括:
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提高监管标准建议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相互关联的大型金融服务企业都标识为一级重要的金融持股公司(tier1FinancialHoldingCompanies),不仅包括银行,还包括对冲基金、私募基金、保险和经销商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赋予美联储新的职权,统一对这些可能威胁到金融稳定的机构实施监督,对其提出更高的资本金和流动性等风险要求,增强这些机构应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
为“太大而不能倒”的机构设立专门的救助基金建议事先由最大规模的各家机构出资成立救助基金,规模至少500亿美元,用于支付个别机构陷入困境时的救助费用或清算拆分的费用,杜绝像雷曼一样的金融巨头破产后引发市场连锁反应。同时保证纳税人不再为救助“太大而不能倒”的机构而最终买单,也防止政府和金融市场被这样的大型机构绑架,陷入无休止的救助黑洞。
设立对问题金融公司的清算程序建议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DepositinsuranceCorp.,FDiC)管理一个“有序的清算程序”,对陷入困境的大型金融公司进行接手和拆分,以避免类似雷曼兄弟倒闭对市场造成的严重冲击再次出现。其中的关键是美国政府不再承诺救助问题金融机构,而是通过适当的清算程序将大型机构失败对市场的系统性冲击降至最低。
成立一个综合性的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建议设立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FinancialServicesoversightCouncil,FSoC),旨在识别和监控正在形成的系统性风险,协调监管争论、加强监管合作。FSoC由财政部长任主席,成员预计由美国主要金融监管机构的领导者构成,包括:美联储主席、国家银行监管局(nBS)局长、消费金融保护署(CFpa)长官、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主席、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主席、联邦住房金融局(FHFa)局长等。
加强对场外交易(otC)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主张对规模达4500亿美元的otC衍生品市场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所有标准的otC衍生品都通过一个中央交易对手(acentralcounterparty,CCp)进行清算,推进场外市场交易的场内化,并提高相关衍生品交易的保证金要求。目的是增加otC市场透明度、防止其产生和放大金融风险。
微观审慎监管强调对空白地带的监管
微观审慎监管集中于对特定行业和机构进行监管,改革建议进一步弥补了原有的审慎监管的空白和不完善之处,主要包括:
将对冲基金等纳入监管范畴提案建议资产价值在1亿美元以上的对冲基金要向SeC登记,开放其账目接受更为详尽的审查。同时,风险投资基金、私募基金甚至离岸基金等也在考虑纳入监管范围之内。
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针对金融危机中评级机构普遍反应滞后、评级有失客观的情况,建议提出强化SeC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权力,使不当评级或者对评级的滥用行为面临更大的法律风险。
对银行从事高风险业务的限制由前美联储主席、奥巴马的经济顾问paulVolcker提出的Volcker准则,要求禁止银行从事高风险交易、对其自有账户的自营业务和与客户需求无关的业务,限制商业银行从事私募股权或对冲基金业务。
加强对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建议在美联储之下创建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onsumerFinancialprotectionagency,CFpa),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拥有强制收购权、强制执行权等权力,旨在确保金融产品对投资者的保护。提案还要求银行停止对抵押贷款和信用卡的滥用,并要求金融机构为投资者提供简单的“普通香草型金融产品”(plainvanillaproducts),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透明度和公平性,降低消费者面临的道德风险。
分歧与争论
目前看,分歧与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改革是否会导致政府的过度监管提案强调了美联储维持金融稳定的职责和权力,而批评者担心美国政府的过度干预会破坏市场效率,同时也怀疑美联储作为货币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能否同时胜任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控。事实上,危机中美联储本身的监管效率也已经备受质疑,因而有建议提出赋予美国政府审计局(Gao)权力,来审计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其他业务。
问题金融公司清算程序的可行性反对意见认为应由问题公司的债权人和股东为其破产承担费用,否则共同出资成立救助基金反而对个别问题金融公司的冒险行为形成激励。
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的必要性及其职责界限反对者质疑成立一个新的机构保护消费者是否有必要,因为原有监管机构多少都有消费者保护的职能;还认为其监管范围过宽、权力过大,且有可能涉及消费者的隐私等。
严格监管是否会降低美国金融机构竞争力提案限制美国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从事互换等衍生品业务的内容受到了金融机构代表的激烈反对。他们担心改革会造成美国金融机构盈利能力下降、金融市场活力减退,国际竞争力受到削弱。
实施改革在操作层面上的可行性如美国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和其他监管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控尚缺乏具体的工具和手段,对问题金融机构清算时境外分支机构如何通过美国政府的清算程序,如何区分银行“高风险、与客户无关的”交易与合理的流动性管理投资活动等。
重构美国现行金融监管体系
无论存在何种分歧,从趋势看,通过更加有效的金融监管来限制金融市场风险,已经成为美国金融界的共识。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提案则有望将这一共识落实为具体法案,这对美国的现行金融监管体系可能会逐步产生影响。
金融监管标准更加严厉首先,提高可能对市场产生系统性冲击的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包括增加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等,以增强金融机构弥补损失、防范风险的能力;其次,限制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业务和经营范围,机构的自营业务、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和复杂的金融产品设计,将被禁止或置于更严格的监管之下;再次,金融机构规模也将受到限制。通过对银行持股比例的限制、设立拆分程序等措施,防止“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的产生。
金融监管范围会明显扩张美国将逐步准备将缺乏监管的otC衍生品市场、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等纳入监管视野,形成更为全面的金融监管范围。
金融监管方式更加关注宏观审慎监管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来源于微观金融主体风险行为的“外部效应”,因而传统的针对特定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无法满足对高度关联的现代金融市场中系统性风险的监管要求。宏观审慎监管集中关注可能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稳定的风险因子,从更为全局、而非单个机构的角度实施对整个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监管。
目前美国推进的宏观审慎监管有两个维度:时间维度下的宏观审慎监管,目的是通过减轻风险因子的顺周期性来缓释系统性风险,如提高机构的资本金和流动性等风险要求,建立逆周期的资本缓冲器机制等。横截面维度下的宏观审慎监管,主要关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系统不同部分之间的关联性,如防止“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的产生,建立问题金融公司的有序的清算程序,对不同金融行业进行统一监管等。
金融监管强调对市场创新的制衡危机前的美国金融市场,一直以市场自由化程度高、金融创新活跃而备受称道。但正是由于金融创新过度,使得“次级按揭贷款”、信用违约掉期(CDS)等创新工具脱离了金融监管的能力范围,经营复杂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杠杆率过高,最终导致了金融风险集中爆发。本次改革是对之前强调自由市场和片面鼓励创新的监管理念的一个重要转变,对复杂金融产品的使用将被限制。
金融改革与国际趋势相一致
通过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金融监管体系都正在发生着变革。欧盟在2009年6月19日通过了《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英国财政部2009年7月8日《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2009年4月伦敦和11月匹兹堡的G20峰会都发出改革金融监管的呼吁,同时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等国际机构也都在积极酝酿金融监管改革的具体措施。从改革的重点看,美国正在推动的金融改革与国际趋势基本一致。
提高监管标准巴塞尔委员会通过修正第一支柱的原有标准,提高对银行监管资本的最低要求,同时增加对银行杠杆率的限制,并强调保持充足的流动性比例,以增强金融机构对冲损失、防范风险的能力。欧盟也对银行资本要求和会计程序进行重新修正,考虑到对抵押贷款证券重新打包形成的复杂金融工具的杠杆效应,最高可对其赋予1250%的风险权重,也要求对银行资产证券化和表外头寸的风险进行披露。英国的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也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提出更高的资本和流动性监管要求。
扩大监管范围欧盟委员会新的监管方案要求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等进行注册,建立行业的最低的准入要求,定期公布信息并增加交易透明度。甚至欧盟境外的基金要想在欧盟销售产品也必须满足这些严格的治理标准和风险管理规则。对之前缺乏管制的otC衍生品市场,欧盟也建立了中心交易对手制度,对标准化的合约进行集中清算和场内交易,降低可能带来的风险。此外,2009年6月国际证监会组织也了一系列关于对冲基金审慎监管的准则,对流动性风险管理方法、投资的尽职调查等提出了具体的监管要求。
对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国际机构都认识到,传统的针对特定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无法满足对规模庞大且高度关联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的监管要求。巴塞尔委员会在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修订中强调要对整体金融稳定而非单个银行的监管。欧盟成立了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europeanSystemicRiskBoard,eSRB),作为各国监管机构的协调者,负责对欧洲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进行宏观监测和预警,并针对预防风险提出行动建议。英国成立了金融稳定理事会(CFS),由财政大臣任主席,三方成员来自金融稳定局(FSa)、英国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CFS的主要职责是评价系统性风险,协调英国的监管机构,并在金融稳定受到威胁时进行必要的干预。
强调跨国监管协调合作金融危机中风险通过高度联通的金融市场在国际间传递,导致全球各国几无幸免地受到波及。因而需要通过一致的框架进行密切的跨国监管协调,减轻市场风险的跨国外溢效应,阻止由于监管不一致导致的监管套利。在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上,金融稳定论坛(FSF)也更名为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StabilityBoard,FSB),并于2009年6月26日开始运作,目的是在国际层面上协调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交流和一致行动,以促进国际范围内有效监管政策的实施。欧盟的改革也强调内部各国监管的一体化,由本国监管机构对在本国经营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同时通过欧洲系统性风险监管系统(europeanSystemofFinancialSupervisors,eSFS)作为各国的联系和协调网络。
在次贷危机爆发三年后,同时也是在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下,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通过并陆续实施,必然会对美国乃至全球金融监管走势形成深远影响。而随着先后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通过,这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全面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也必将逐步进入一个实施阶段。尽管这个过程中还需要做出许多政治上的折衷与妥协,但是整个改革的方向和趋势应当是明确的;同时,对于其中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如过度监管可能制约市场发展活力以及过分强烈的政治色彩等,同样需要高度关注。
金融监管要求篇4
[论文摘要]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有两个,一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二是保护公平竞争和金融效率的提高,保证中国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这两个方面的冲突阻碍了金融监管的目标即金融体系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本文试通过论述使得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在金融监管的实务中找到其现实依托,以使法的价值追求与法的本身价值统一。
由于我国金融监管的相关法律中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作为其目标,因此,安全和效率成为了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这一法价值定位,具有法律价值的共性,也是为理论学界所通认。
一、金融监管中的法价值追求
在金融体系结构和运行方面,我国选择了银行主导型,这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也导致了多年全局性的资源浪费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聚。银行大量不良贷款的积累就是金融风险的集中体现,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越来越紧迫。
一般认为,金融监管是伴随着银行危机的局部和整体爆发而产生的一种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安全及确保存款人利益的制度安排,它是在金融市场失灵(如脆弱性、外部性、不对称信息及垄断等)的情况下而由政府或社会提供的纠正市场失灵的金融管理制度。金融监管的一般目标有两个:一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二是保护公平竞争和金融效率的提高,保障中国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这也决定了金融监管的两个法价值追求:安全与效率。
(一)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之一:安全
一般认为,金融监管是伴随着银行危机的局部和整体爆发而产生的一种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安全及确保存款人利益的制度安排。金融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有着比其他市场更高的风险性。首先,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成分复杂。为了维护公平、公正、公开、健康的市场秩序,使金融市场在规范的轨道上运行,要防止可能出现的欺诈、垄断和不合程序的内幕交易,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排除、抵御市场波动风险。其次,金融业(尤其是银行)是高负债行业。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风险,其中任何一项风险都会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成败产生重大影响,但是金融机构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往往盲目扩张资产导致资产状况恶化。再次,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是系统性风险非常高的行业。一家银行或几家银行出现危机会迅速波及其他银行形成整个金融业的危机,并危及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正是由于金融市场的高风险性,金融监管就显得格外重要,同时也决定了金融监管所追求的价值之一是金融安全。
(二)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之一:效率
金融市场作为市场机制,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能否具有较高的效率,需要进行监督和管理及必要的引导、干预和调控。金融监管正是在金融市场失灵(如脆弱性、外部性、不对称信息及垄断等)的情况下而由政府或社会提供的试图以一种有效的方式纠正市场失灵的金融管理制度。金融市场失灵主要是指金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主要针对金融市场配置资源所导致的垄断或者寡头垄断,规模不经济及外部性等问题。关于完全信息和对称信息的假设,在现实经济社会中是不能成立的,正是这一原因形成了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金融机构普遍的道德风险行为,造成金融监管的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道德风险是由于制度性或其他的变化所引发的金融部门行为变化,及由此产生的有害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款人(个人或集体)必然会评价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安全性。但在受监管的金融体系中,个人和企业通常认为政府会确保金融机构安全,或至少在发生违约时偿还存款,因而在存款时并不考虑银行的道德风险。为了解决对道德风险的监督问题,只能由没有私利的政府来提供金融监管这种准公共产品,提高金融效率,克服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道德风险问题。研究表明,金融监管的目标是金融体系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由此,金融监管所追求的恰恰是金融稳定基础上的金融效率。
二、金融监管应坚持安全与效率并重
安全与效率是法价值内的一对矛盾。在金融监管中,如何处理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的关系,金融监管的价值目标究竟应当以效率为本位,还是立足于安全的保障,是当下中国金融监管制度变革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首先,金融监管应立足于金融效率。金融市场效率是资金在融通市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有效性,注重金融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这种最优化在通常情况下表现为创造最大的经济价值。金融市场效率的高低对市场收益和风险的影响很大。在高效率的金融市场上,投资者通过自己的效率组合减少其“个别风险”,市场通过高效运作减少其“系统风险”,以使收益稳定在较高水平上。在低效率的金融市场上,市场剔除系统风险的能力很弱,易受外来因素的冲击,投资者也因找不到或不能及时找到效率组合而缺乏抵御个别风险的能力,致使收益与风险波动很大。金融市场剔除风险能力的高低就成为市场效率的主要衡量标准。
其次,金融监管应兼顾金融安全。金融安全首要追求的是金融业的稳定发展。稳定的金融环境使微观主体的成本和收益可以准确分析和预测;各交易主体,可以准确评估交易风险和收益。安全与稳定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不排斥效率与竞争。事实上,有序竞争和不断提高的效率可以增强银行业抗击风险的能力。为此,监管者应致力于为银行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制止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确保市场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市场机会。金融安全正是为提高效率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因而,追求效率与效益的同时必须要兼顾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
三、金融监管法价值追求的现实归依
人对法的价值追求,即人通过法这种中介手段所要追求的理想和愿望。就法律的价值而言,是指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于主体的人的有效性和积极性。法的价值的主体是人,是指具有社会性的社会人的总称。法的价值的客体就是法本身,这个法是指广义的法,即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的总称,它包括法的制度、法的运行事实和以观念形态存在的法。依此传统观点,金融监管法的价值,就是金融监管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对人类社会的满足和有用性。因此,我们应尽量从客观出发,以达到主观上美好的理想追求,给主观以现实的依托,使二者能在最大程度和范围内统一起来。要实现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就应当在金融监管的实务中找到其现实依托,以使法的价值追求与法的本身价值统一。
长期以来,国内银行监管往往立足于运用法律、政策的力量,通过采取直接的行政性控制手段,从外部规定整齐划一的监管措施来实施严格的风险控制,应当说这对我国银行业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稳定是短期的和相对的,缺乏可持续性。因为它不仅束缚了银行的自主性。而且大大损害了银行的创造性和竞争力,其结果往往是“风险防范力度加大了,但金融效率降低了”。我国的金融监管正处于转型和开放时期,安全与效率协调并重理念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为此,我国银行监管机构要切实转变监管理念,调整过去那种只注重风险防范而忽视效率的做法,使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具体讲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在监管目标上,要以效率的提高为着眼点,坚持防范风险与促进发展相兼顾。只有提高了效率,得到了发展,才能谈得上防范和化解风险,也才有金融稳定的基础。
2.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目前我国关于内部控制制度方面的相关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对于内部控制系统是否完善也未予重视,势必使该机制处于虚设的状态。此外,我国尽管组建了全国性的银行业协会,但是其地位和作用尚未予以充分关注。我国应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监管的核心原则》的建议,内部控制应从组织结构、会计规则、对资产和投资等方面来构建。
3.要规范信息披露制度。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事实上是会受制于信息效率这一要素的。一方面,监管系统信息能力的不足,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难以保障金融安全;另一方面,在金融监管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即使加强了金融监管当局的控制能力,有利于维持金融秩序,金融效率仍然是低下的。因此,信息披露是金融监管的基础。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尚未制定一套适应当前发展形势的信息披露规定。应尽快建立一套既能体现巴塞尔要求精神又符合我国实际的披露指引。披露指引应特别注意加强对资本充足率、资本结构、贷款质量、盈利能力和市场风险管理技术等方面的披露。并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明确规定有关金融活动信息披露的义务人、信息披露的内容和形式、信息披露的原则和标准。此外,还应特别注意操作风险、信用风险等的披露,提高风险管理技术水平。
4.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机理是由参与保险的各金融机构向监管当局交纳一定数量的资金,当银行失败或挤兑现象发生时,这批资金即被用于偿付存款。根据传统理论,传染性不是特例,它在任何没有存款保险或独立央行的银行体系中都可能发生。为了避免发生银行危机,当局必须对每一银行倒闭提供保护,或通过向存款人提供广泛的保险来避免危机在银行体系中扩散,否则个别银行的倒闭将最终导致整个货币和信用体系的崩溃。
因此,应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设立功能完善、权责统一、运作有效的存款保险机构,增强金融企业、存款人的风险意识,防范道德风险,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存款保险制度要覆盖所有存款类金融企业。
5.完善金融市场的退出监管制度。金融稳定是各国监管的目标之一,但它不应该成为监管当局的最终目标,金融监管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在金融稳定的基础上,追求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稳定是一个全局性的概念,金融稳定并不意味着没有金融机构倒闭,个体金融机构的退出可能是金融效率和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反过来金融个体的市场退出,从本质上也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
市场退出是金融机构经营失败的最后一种处理方式,市场退出对整个金融体系乃至国民经济都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因此,一个健全、合理的市场退出机制,会最大限度减少金融企业市场退出对国民经济的破坏作用。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是我国金融企业市场退出问题的最主要的金融背景。目前中国缺乏市场的退出机制,对于出现严重问题的金融机构,要该清算的清算,该破产的破产,不能政府一味买单,应使金融风险处于有效的处置体系之下,从而为有效控制风险,实现金融安全与效率奠定基础。加快建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有利于及时清理金融体系中的不健康肌体,确保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
金融监管要求篇5
从国际范围来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市场机制与政府监管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被理解成一种平行替代关系，金融监管力量的强化也就意味着市场机制力量的弱化，从而形成金融监管对金融市场压制性特征。随着全球市场化趋势的发展，金融监管不再是替代市场，而是强化金融机构微观基础的手段，金融监管并不是在某些范围内取代市场机制，而是从特有的角度介入金融运行，促进金融体系稳定高效的运行。重视市场机制的理念在即将在全球金融界正式实施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例如，新资本协议提供了可供金融机构选择的难度不同的风险管理体系，同时，那些选择难度更大的风险管理体系的金融机构，其所需配置的资本金要少，从而在金融市场的竞争中更为主动，这种监管理念较之1988年巴塞尔协议所采用的单一的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显然是更好地协调了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和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另外，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不仅强调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管约束，还补充强调了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以及通过信息披露引入市场约束，有效的信息披露是加强市场约束的必要条件。各国的金融监管当局越来越强调市场约束对保证金融体系安全的重要作用。美联储认为：未来监管者不得不更多的依靠市场纪律─—通过有效的公开信息披露─—来更多地分担监管任，减少对政府监管的需要。
2金融监管更鼓励金融创新
对待金融创新，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监管机构也经历了一个从严格抑制到积极鼓励的过程。实际上，在那些具有浓厚行政管制色彩的监管环境下，不少金融创新可能都是以绕开行政法规审批规定等为最初目的，但是，这并不能构成监管者消灭这些创新的理由，而应当成为改进监管方式的推动力，因为这些来自金融机构的创新，往往反映了市场的金融服务者的新需求，往往反映了金融体系发展的新趋势。例如，通过绕过税收法规等产生的金融创新，可能本身就反映了经济体系存在的一些问题，税收部门据此可以改进税收体系加强管理，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互动过程。为了促进这一良性的金融创新互动过程，保持一套清晰透明公开的金融创新监管规则和程序最为关键，减少金融创新过程中的人为干预和随意性也最为重要，这样才会给金融创新主体一个清晰的创新预期和稳定的创新环境。
3金融监管更强调成本收益分析
金融监管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往往只注重监管的收益而忽视成本，使监管决策建立在非科学的基础上。金融监管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金融监管机构日常运行的行政成本和金融机构为了满足各种监管要求所产生的成本；另外还包括间接成本——金融监管对国民经济体系运行带来的效率的损失，如过度的管制抑制了竞争，使优胜劣汰的机制得不到实现，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而带来的效率的损失。监管的收益主要包括金融体系安全稳定有效的运行和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增强公众的信心。科学的监管措施应对监管的收益和成本进行权衡考虑，只有监管的预期净收益达到最大时，才是理想的监管强度。因此，监管并不是越严越好。英国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要求金融服务局在推出任何监管法规和指南时必须同时公布对它的成本收益分析，证明该项措施的收益大于成本。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第一，在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形势下，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我国金融机构如何来应对国际金融机构的挑战成为一个现实而紧迫的课题。众所周知，在影响金融机构经营的众多因素中，金融监管体制是最为关键性的因素之一。从全球金融市场竞争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往往也是金融监管效率的竞争。因此，如何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也同时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的挑战之一。
第二，外资银行将在我国经营那些我国较少开展的新型金融业务，如金融租赁、投资组合、保险中介及金融衍生产品；国内金融机构出于市场压力，也将加快金融创新。金融监管体制如何在监管与创新之间进行权衡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第三，随着我国金融服务领域不断开放，各类金融机构的竞争将更加激烈，速度和范围，金融衍生产品的大量使用，也加大了金融风险。如何对各类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保持我国金融的平稳健康发展，是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对策
第一，在当前的金融监管中应当引入重视市场机制的理念。如何确保市场机制得到有效运行，除了法律和制度上的要求外，在这里强调两点：首先，制定监管目标必须和金融机构的商业目标保持一致和协调。仅仅根据监管目标，而不考虑金融机构的利益和发展的监管，必然迫使商业银行为付出巨大的监管服从成本，散失开拓新市场的赢利机会，而且往往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其次，监管措施必须保证市场机制运行的效率，促进优胜劣汰。从整个金融组织体系的发展来看，重视市场机制的监管应当是从整体上促进经营管理状况良好的金融机构的发展，抑制了管理水平底下的金融机构的发展。
第二，金融监管要改变目前过度的抑制金融创新的状况。目前我国存在着严厉的行政审批和行政管制抑制金融创新的状况。在目前的商业银行法中，就存在着许多直接干涉商业银行自主经营和自主创新的条款。例如，《商业银行法》第七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信贷业务，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资信，实行担保，保障按时收回贷款。”但是从商业银行的实际运作来看，是否提供担保，完全取决于商业银行的风险决策。对金融创新采用管制堵塞的办法最终是行不通的，创新是时时会发生的，这一点甚至不以监管部门的规定而有所改变。只要市场有需求，存在赢利空间，创新产品就一定会被供给出来。那些不理性的禁止，只能改变创新主体的成本，而不能取消创新本身，所以堵塞不能解决问题。只能用疏导的办法，理解创新，理清创新线索，促使监管目标和创新目标一致。
第三，要建立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的问责机制。在我国行政管制色彩比较浓厚的监管体制下，金融监管行为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往往为了追求监管的收益而执行过严的监管措施，这不仅会带来过大的金融监管成本，还会抑制金融创新和市场竞争。因此，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必
须尽快对监管措施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监管预期收益大于成本的监管措施才能够实施，同时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科技力量的推动、管制的放松，金融机构之间竞争的空间拓展至全球并日趋激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的背后，同时也是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和理念的竞争。因此，摈弃过时的监管方式，引进新的金融监管理念刻不容缓。
参考资料：
[1]巴曙松：巴塞尔新资本协议[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金融监管要求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改革；主要趋势；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2
一、后危机时代主要发达国家及组织金融监管改革的概况
（一）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
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美国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重大改革。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3月份颁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框架》，第一次提出如何抑制系统性风险，并显现出从严监管的思路。2010年7月份奥巴马签署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根据该法案，在美联储内部新设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并赋予其广泛的监管职权，可以说文件涉及的广度以及深度在美国历史上绝对是空前所有的。
（二）英国的金融监管改革
金融危机的重创，使得英国有关机构认识到由中央银行之外的机构来统一行使金融监管职责所带来的弊端。英国议会于2009年2月通过了《2009年银行法案》，明确规定英格兰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金融稳定中的法定职责和所处的核心地位，强化了相关的金融稳定政策工具和权限。2009年7月8日，英国财政大臣公布了《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提出建立一个新的金融稳定理事会（CFS），全面负责监控金融业的风险并负责金融体系的稳定。
（三）德国的金融监管改革
金融危机发生后，德国就相关法规进行了修改和调整，并积极在国际层面上推行其加强金融监管的主张。2008年10月，通过了一项总额达4700亿欧元的金融救援方案，以救助日益陷入困境的德国银行业，提升金融市场信心。在采取了必要的应对措施后，德国也开始反思金融监管，修改了本国的银行法案与保险法案，加强监管力度。
（四）法国的金融监管改革
法国的金融监管改革虽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方案和计划，但早在危机爆发之初就已然开始逐步推进。危机全面爆发后，法国当局只是在监管机构上实行局部的改革，重心放在推动欧盟出台整体的监管改革措施上。当美国与欧盟等国出台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后，法国也随之宣布施行一些实质性的改革措施。
（五）欧盟的金融监管改革
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采取了一系列金融体制改革措施用以摆脱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2009年6月19日通过的《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是金融危机以来欧盟最为重大的改革事件，由此成立了欧盟系统风险委员会和欧盟金融监管系统，分别负责欧盟的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
第二，推进欧盟微观审慎监管机构建设，成立欧盟金融监管系统，以此来强化欧盟的微观金融监管和协调机制。欧盟金融监管系统作为欧洲监管操作系统，旨在通过建立更强大、统一性更高的规则来提高各国的监管能力，实现对跨国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并负责对欧盟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监管工作的整体协调。
第三，加强其他技术性、辅导性金融监管机构的建设；譬如建立欧洲金融稳定机制、成立银行问题专家小组和破产法专家小组。
第四，关于立法规则的修订，主要是修改银行资本要求指令和《存款保险计划指令》。
二、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发展的主要趋势
美、英、德、法及欧盟作为全球发达经济金融体系的代表，在金融危机后推出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方案虽然在具体措施上有所差异，但总体上反映了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发展趋势。具体有如下几点：
（一）强化宏观审慎监管
在金融危机产生以前，西方主要国家的金融监管理念过于注重微观审慎监管，而对宏观审慎监管重视不够。过于注重微观审慎监管的直接后果就是不能有效应对金融市场的新变化，不能有效应对不同市场、不同机构之间的风险蔓延。现实需要建立一个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以加强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宏观审慎监管重在对金融机构的整体行为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影响的监管，更关注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行为、金融市场整体趋势及其和宏观经济的相互影响。随着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进入后危机时代，美国、欧盟和英国的改革方案不约而同地提出，设立独立的宏观审慎监管机构或者增强现有机构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二）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型金融机构开始跨国经营，各种产品、业务和利益紧密交织，此次金融危机能够在全球快速蔓延，是与金融的全球化密切相关的，也反映出金融活动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属地化之间的严重矛盾与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单个国家无法单独防范和处置危机。因此，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成为欧美金融监管改革的共识。美国在监管改革中提出，必须保证美国金融监管标准与国际规则相一致，建议各国与其一同提升监管标准。英国则希望加强与国际尤其是欧洲之间的监管合作，提出应统一监管标准以防范监管套利，加强以金融稳定委员会为核心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建设。而欧盟目前已有27个成员国，所以其更强调成员国间的监管协调与合作，改革方案中力求将目前各成员国相互分离的监管格局在欧盟层面实现统一。
（三）实行金融监管机制的多样化
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主要是单一的外部强制性的监管，等到金融危机发生后，已经由单一的外部强制监管转变为外部强制监管与内部自律性监管相结合。传统金融监管往往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内部自律性监管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忽视，金融监管机制因缺乏自律性和平衡性而明显具有缺陷。危机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力求克服这种缺陷，从原来只强调外部强制性监管转向外部强制性监管与内部自律性监管并重，实现二者的协调平衡，共同为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运行提供可靠的监管机制保障。
（四）扩大金融监管的范围
为降低监管豁免对金融危机的深度和规模的影响，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已就加强金融监管、扩大金融监管范围达成了共识。原来没有对高风险的衍生品进行监督，现在把高风险的衍生品纳入到了监管的行列，之前没有监管的盲区现在慢慢的纳入到了监管机构之下，这样一来，不仅有利于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也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欧盟委员会新监管方案要求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等必须注册，建立行业的最低准入标准，定期公布信息并增加交易透明度。美国将监管范围扩大到所有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企业，除银行控股公司外，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也将被纳入美联储的监管范围。
（五）提高金融监管的标准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可能产生系统性冲击的大型金融机构提高监管要求，包括增加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等，以增强金融机构弥补损失、防范风险的能力。第二，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禁止高风险的衍生品的交易，或者是在严格的监管之下进行产品的交易。第三，规范金融创新，譬如，美国金融改革法案规定，银行仅可将百分之三的一级资本投资于私募资金。
（六）注重金融消费者者权益的保护
危机前，监管者只负责对金融机构的合规性检查，从而保证金融机构的健康运行。危机后，金融体系的安全得到了一定的政府救助，但广大人民利益却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因此，许多国家监管部门认识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维护市场公平合理的正常秩序。如美联储新成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具有较独立的监管权，以更好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英国改革方案中指出，必须采取措施增强金融服务能力，要求金融机构提供简单、透明度高的金融产品，并承诺及时更新监管体系，出台保护消费者的解决办法，确保消费者赔款迅速、有效。欧盟则进一步要求加强信用评级公司监管，对其在业务范围、治理结构、评级方法及透明度等方面采取更为严格的监管，并且大幅度提高了存款保障金额及补偿比率，这些对消费者利益保护都有着实质影响。
三、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给我国带来的启示
虽然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领域的影响有限，但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将会更加活跃，更多的金融机构也将拓展国际业务，这必将加强我国金融系统和全球金融体系的联动性，从而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上述各国和组织的金融监管改革及所预示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趋势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应该在立足我国金融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借鉴各方的改革措施，顺应国际金融监管的主要趋势，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具体如下：
（一）完善宏观金融监管框架体系
金融危机后各国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思想均是加强宏观监管的审慎性，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是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目标，因此，完善宏观金融监管框架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重新明确央行在金融监管中的定位，扩大央行权限，以监控系统性风险。尽管央行已经依法具有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但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缺少一个监测并防范宏观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专门机构。
（二）完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完善的金融立法是监管部门有效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法律保证，是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必要依据。而我国现行金融立法不足，与国际标准相比存在差距。立法机关应对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进行审查，对相抵触的法律规范进行修改，对已明显过时的内容进行删除，增加对新的金融业务的监管规定，使金融监管法律能够满足未来金融监管的需要。首先，要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法律框架体系。针对缺乏监管的监管对象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将现行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进行整合，形成金融监管法律框架体系。其次，要加快制订有关法律的具体实施细则。根据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细则。再次，要提高我国金融立法的前瞻性和适用性。
（三）重视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金融危机后的G20领导人峰会上，各国已就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达成广泛共识，并在美、英、欧盟的监管改革方案中都有所体现。在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联系日趋紧密，资本渗透、业务交叉更加广泛和深化，对于不断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国来说，重视和积极参与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意义重大。
（四）切实加强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
在本轮金融监管改革中，各国的方案都把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保护作为重要内容。加强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市场微观主体的保护，这不仅有利于我国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健康发展，也有助于激发更多的公众参与金融消费的热情，增强对金融体系的信心，从而可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因此，金融监管不能只注重金融机构的利益诉求而忽视对金融消费者的切实保护，我国必须对消费者金融产品和服务市场严格监管，提高产品透明度，向消费者准确地传达有关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适当信息，防范和杜绝不公平、欺诈消费者等行为，同时需建立完善的消费者投诉和争端处理机制，以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索赔权。
（五）完善金融创新的体制机制，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金融创新是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开发各种金融产品，将各类风险适当分散，有助于金融市场稳定、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完善金融创新的体制机制，为金融创新培育成长舒适的土壤，只有这样，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才有可能后来者居上。同时，监管部门应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一方面，要营造有利于金融创新的监管环境，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建立金融创新长效机制，加快创新步伐，分散金融风险，活跃我国金融市场。另一方面，改进监管体系、监管方式，提高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水平，逐步将监管重点转到金融机构透明度建设和内控机制上来，防范局部风险向系统性风险转化。
参考文献：
[1]王光宇.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实践与启示——以欧美金融监管改革为例[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3）.
[2]郭峰.中国资本市场若干重大法律问题研究———以投资者权益为中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301.
金融监管要求篇7
研究金融监管就必须首先明白什么是金融监管。所谓金融监管，就是金融监督与金融管理，范围涵盖狭义和广义两个部分，狭义来讲，金融监督是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对整个金融业实施的监督管理，这种监督管理包括金融机构及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上所有的业务活动等方面；广义来讲，金融监督就是在狭义理论的基础上包括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与稽核、同业自律性组织的监管、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管等。另外一种对金融监管的通俗解释就是应对金融脆弱性和金融交易信息不对称，保护金融交易双方权益，维护金融安全的一种制度安排，其内容涵盖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金融交易活动的行为规范。
实施有效的金融监管具有重要的意义。1、首先是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金融监管能够有效地保证金融市场的有序竞争，从而能够有效地避免金融秩序混乱，金融市场的动荡，保证各个金融机构进行有序公平的竞争，降低金融业的从业成本，提高金融业的服务效率，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人性化的服务。2、有效的金融监管是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有力途径。因为证券投资者和经营者之间，存款人和银行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所以为了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和存款人的利益，就有必要保证存款人、证券投资者获得足够的信息。所以根据这方面的要求，金融机构必须保证投资人和存款人全面了解金融机构的管理能力，内部控制，资产运用和资本状况。3、金融监管能够强有力的维护信用与支付体系的稳定。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金融，在市场经济中，金融机构作为信用中介和支付中介能够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调节资金短缺的状况。所以对金融机构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不但能够维护信用和支付体系的稳定还能够化解金融?C构的风险，保证社会经济正常运转。
二、金融监管的研究现状
金融监管要求篇8
关键词：国家利益；金融监管；国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8)04-0051-05
伴随金融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其负面影响也逐步凸显。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扩散，跨国洗钱经济犯罪的猖獗，以及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国际传染，显示出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急切要求。然而，各国态度不一使得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呈现出供给滞后于需求的失衡局面。
一、文献综述
Bryant(1987)最早关注了金融监管面临集体行动的问题，认为各国出于个体理性所做出的政策选择最终并未达到整体最优状态。Ⅲ他从理论逻辑上演绎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供给与需求失衡的原因，但没有对理论进行检验。martin(1993)、Kahler(1995)、Cohen(1996)分析了各国对于不同种类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态度，指出，与通过国际合作以实现共同利益相比，各国更容易在国际合作防范危机方面达成一致，因为银行倒闭、金融风险等带来的国际风险冲击更加直接和直观。Herring和Litan(1995)更进一步提出，参与国际合作的国家数目越少，目标越趋同，对国际合作带来收益的认识越容易达成共识；金融政策决定机制越相似，越容易达成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Hanstietmeyer(1999)提出了面对金融全球化深化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建议。约翰・伊特韦尔与艾斯・泰勒针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现状，指出了存在的差距，还针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失衡现象提出建立世界金融管理局，以解决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失衡的思路。但是，他们都没有探究失衡的根源。
国内学者王伟东(1999)从银行业、投资银行及银行业与投资银行的融合三个方面阐述了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现状，为了解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提供了便利。孟龙(1999)对银行监管国际合作做了介绍。刘宇飞(1999)从系统性风险的角度谈论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现状做了介绍与评述。周道许、孔祥毅(2000)，陈学彬、邓保同(2001)等从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金融监管失灵的角度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已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缺乏从均衡视角的探索。本文从供求关系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失衡状态进行研究，以有助于推进理论探索和国际合作的发展。
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供求失衡的理论解析
(一)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需求分析
金融全球化在快速推进金融发展的同时，也使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日益膨胀。资本大规模跨境流动，跨国银行业务的大力开展以及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使全球金融市场连成了一体，任何一个子系统出现危机都会迅速扩散到其他子系统，甚至酿成整个系统的崩溃。系统风险也存在于货币市场、证券转账和其他金融交易中，不同交易清算和结算体系，分别服务于基金、证券、期货等金融工具，任何技术性紊乱或失灵、流动性问题都会迅速弥漫。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存在表明，各国仅以维护自身稳定进行的金融监管已不能独善其身，必须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才能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中获得长期安全。
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跨国流动不断增加。1973年―1979年，发达国家工业年均增速为2％，对外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率达18％；1986年―1990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年均增长达23.1％；1996―2000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年增长率达40.2％，1999年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更是达到了60.5％。据国际清算银行2002年的统计，每天在全球外汇市场交易的国际资本大约11000亿美元。国际债务工具的净发行额也由1995年的2606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33000亿美元。巨额的国际资本在各国市场间频繁的流动，追逐股票交易，冲击商品市场，破坏汇率平衡，加剧国际收支失衡，造成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于单个资本流人流出国来说，资本的无序流动容易造成外汇市场的波动、借贷市场的波动以及股票市场的波动。巨额短期资本的投机性流动更易诱发外汇市场危机。国际“炒家”利用资本国际流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攻击，引发了一系列金融危机。资本跨国流动使得各国需要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实现对国际资本的有效控制。
金融全球化在繁荣世界金融的同时，经济犯罪活动也鱼目混珠，金融诈骗、洗钱等犯罪显现猖獗之势，危及各国的经济和金融安全。由于跨国经济犯罪跨越了国界，国家监管已力不从心，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成为当务之急。
金融全球化要求监管辐射全球，但由于国际管辖原则的约束，单个国家只能以为界行使管辖权，使得单个国家为范围的金融监管面对国际化的金融市场鞭长莫及。由于各国政治、历史、法律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各国金融监管的体制、标准和方式、方法不尽一致，带来了各国监管间的冲突。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监管者之间存在着监管竞争，消费者的金融服务选择的对象是金融服务，为使本国金融机构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各国竞相放松金融监管，大大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潜伏着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世界上十多个离岸金融中心由于不受金融监管而成为国际金融的“避风港”，很多商业银行都在诸如卢森堡、开曼群岛、巴拿马群岛和巴哈马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注册，逃避金融监管。被称为“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丑闻”的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倒闭一案就是例证。单个国家的金融监管对其活动无可奈何。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面对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国际金融市场系统风险的出现，国际资本流动加速以及跨国经济犯罪猖獗，单个国家为立足点的金融监管无法办到的，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际范围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开放经济条件下单个国家金融监管的失灵使得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成为必要。
(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
从20世纪80年代起，各国监管当局开始进行多个层次的国际合作。
1975年2月，为了应对不断出现的银行破产危机，“十国集团”加上瑞士银行监管机构的高级官员，在国际清算银行的主持下成立了“银行规则与监管实践委员会”，即巴塞尔委员会，制定并了为数众多的“巴塞尔文件”。包括1983年《巴塞尔协定》及其后续文件、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及其修正案、1997年《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原则》以及一系列银行风险管理指南。巴塞尔委员会的建立，开创了金融监
管国际合作的先例，所制定的《新巴塞尔协议》在100多个国家得到了推行。
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是由各国证券与期货监管机构所组成的证券监管国际合作的组织。拥有普通会员105个，准会员9个，附属会员52个。到目前为止，该组织已通过了110多个决议。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FiBV)成立于1961年，由世界上40多个主要证券交易所组成的民间监管机构。这些国际机构所建立的原则与标准对于建立有效的国际证券监管合作机制，起到了重要作用。1994年，国家保险监管者协会(iaiS)成立，现有119个会员国，在其提供的平台上磋商，以提高保险领域的监管标准。
随着衍生金融产品市场上个别机构危机的频频发生以及金融机构混业经营趋势的日益加强，监管者彼此间展开了多层次的合作。第一，双方合作方面。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与巴塞尔委员会之间进行了一系列合作，侧重于对衍生金融产品交易的监管，包括提出风险管理指南和信息披露的调查。1997年2月，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与设在国际清算银行的“支付与结算委员会”(CpSS)共同了《证券结算体系的披露框架》。巴塞尔委员会与CpSS之间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监督电子货币和电子银行领域的问题。第二、三方合作方面。国际证券委员会、国际保险监管者协会和巴塞尔委员会组建了“联合论坛”，商讨改善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机构之间国际合作和信息交流，以及发展未来监管金融混合经营的指导原则。第三、四方合作方面。1998年4月8日，国际清算银行举行四方圆桌会议，成立了“2000年联合委员会”，金融监管的合作进一步深化。
各国除了在国际范围内进行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区域金融监管的合作也有较快的发展。相对而言，区域合作所达成的监管原则和标准更具有约束力，“欧盟”就是很好的例子。虽然现在欧洲中央银行未统一进行金融监管，但由欧共体理事会颁布的有关银行和证券方面的指导令，在其成员国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指令通常不被视为在成员国内可“直接适用”，但确实为成员国创设了达到特定的共同体预期目标或标准的法定义务。因为按照《罗马条约》第189条的规定，“一项指令所要达到的目标对于接受它的各成员国是有约束力的，但其实施的形式和方法则留待各成员国主管当局自行选择。”
(三)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供给与需求的非均衡现状
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际及区域性金融监管合作可以看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与金融全球化条件下所要求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需求相比，供给显然滞后，合作主要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来推进，开放程度低的国家对合作持消极态度。根据木桶原理，各国通过现有沟通平台协商达成的只能是一个最低标准，以保证各国有可能去实施，这使得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处于低水平状态。虽然区域性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现状强于国际范围内的合作，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在总体上呈现供给小于需求的失衡状态。
三、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模型分析
各国之间的合作是基于自利原则和比较收益原则，所以，我们从多国视角建立模型，对国家间合作前后的收益进行对比与剖析。为了简化模型，这里以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国为例讨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合作给本国与他国带来收益，即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具有正的外部性。
以银行监管为例，假设银行监管者关心银行效率、安全与稳定性，同时也关心银行股东的福利，即银行利润。银行监管者可以利用多种工具进行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如与他国磋商制定并实行国际通行的最低资本协议，或者与他国联合对跨国银行进行审慎监管等。但是，这些工具或工具的组合使用并不被银行所喜欢，因为本
第二，当αi≠αi且s＞s*时，两国会选择难以合作。即当国家间在体制、金融结构等方面相差太大时，合作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因合作而丧失灵活性所造成的损失，所以，没有动力进行合作，也就难以达成国际合作。
第三，在经济开放条件下，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有利于增进收益。开放国家或开放程度高的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有推进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动力，因为合作有助于抵御风险，保护在一体化进程中的收益。开放程度低或封闭的国家缺乏兴趣参与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是因为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外部性问题，潜在风险小，合作并不能带来明显收益，所以，没有国际合作的动力。由于开放程度的差异，各国对于合作态度不一。
第四，金融一体化的加强会使国际合作成为最优解。由于在开放程度、经济体制、金融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对合作做出的自利选择造成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供求失衡。但是伴随金融一体化的不断加强，各国的相关性和外溢效应不断增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将会大大增进整体及各方利益，从而成为一种理性选择。也就是说，金融一体化进程的深化将会改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供求失衡的现状。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的模型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建立分层次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由于各国在开放程度、经济体制、金融结构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使得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问题上行动不一。要在短期内实现全球范围内统一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不现实，应该有区别和分层次进行合作。首先，区域经济由于相关度高，可以在区域内达成适应一体化要求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如可以尝试建立区域金融监管局。区域性金融监管局应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区域性合作协议，促进区域内的合作。其次，在体制类同、金融结构相似的国家之间加快推进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伴随一体化的进程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广泛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
金融监管要求篇9
关键词：金融监管；现状；改革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金融业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混业经营体制已成为国际金融业的大势所趋。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以来，我国的金融监管工作取得了很好的进展，较好地发挥了金融监管的作用，维护了现行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营。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国际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我国的金融业将面ii缶更大的挑战，金融监管的任务也必将更加艰巨。如何用国际监管的标准来指导我国的金融监管工作，推进我国的科学化、法制化与规范化进程。
一、金融监管的基本内容
金融监管一般可分为市场准入监管、金融风险监管、金融业务监管与市场退出监管等四方面。一是市场准入监管。主要是指对金融机构筹建、设立与经营等的监管。市场准入监管关系到金融业的稳定发展。金融监管当局一定要把握好市场准入的软件与硬件条件，得出明确的审批结论，在源头上消除危害金融体系健康发展的因素。二是金融风险监管。随着金融机构的变化与金融工具的创新，逐渐出现了新的金融风险，导致各种风险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与复杂，因而产生了监管金融风险。三是金融业务监管。主要是对金融机构经营范围、经营品种与合规性等进行的监管。四是市场退出监管。主要是指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退出、破产倒闭、合(兼)并等所实施的监督管理。
二、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前，我国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因而几乎没有金融市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只有一家兼营信贷业务与金融监管职能的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进入20世纪80年，我国金融体系发生了巨变，成立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1983年起，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为独立的中央银行。在90年代之后，我国金融体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为界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展了起来。同时，股份制商业银行相继建立，外资银行开始进入我国，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也十分迅速。有鉴于此，我国成立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机构，分别对证券、保险、银行业金融市场进行监管，中国人民银行则负责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对货币与外汇市场开展监管。由此而形成人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牵头的分业经营与监管的新格局。可以说，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基本能适应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
三、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的金融监管从无到有，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就是金融监管的理念、体系等尚未形成合理框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监管手段不够规范系统
市场经济是一种典型的法制经济，因此要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发展。我国金融监管应当以法律手段为主体，以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为辅助。但是，现实情况却表现为法制建设滞后、行政干预过多。在监管操作当中存在着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等现象，导致金融监管部门的权威性受到严重影响。当前，我国金融监管主要采取的是金融当局进行行政监管，在具体运作当中一般都是孤立的，缺乏早期预警与控制，常常忙着在事后救火，非现场监管未能与现场检查相结合，信息的披露也不完善，金融监管信息未能得到全面利用。
2.存在监管主体不到位的现象
如今，金融当局的行政监管并没有和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管、社会外部监管相互结合起来。我国除了金融当局的行政监管之外，自治监管机制与社会外部监管机制均较为薄弱，不但缺少行业自律组织，而且监管主体的素质也跟不上要求，主要表现在资产质量较差、支付困难等。与此同时，从监管的客体来看，金融企业的非规范对于金融监管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最重要的是金融企业对于金融监管的认识不准确，导致监管工作变得复杂化。金融机构内部的规章制度又不健全，造成管理失控，金融企业的资本不够充足，承担着政策性负担，同时又盲目扩张，导致机构及人员的增长和业务增长难以适应，金融机构的改革又较为滞后，违规经营现象严重。
3.缺少高效运转的协调机制
从我国的金融监管形势来看，分业监管适应于分业经营格局，从而能够更加有利于贯彻分业经营的原则，让监管部门能够集中精力对各自负责的监管对象实施监管。但是，由于分业监管造成监管部门自成体系，缺乏一套成熟的监管联动协调机制，金融监管的支持系统较为薄弱，造成被监管对象存在可乘之机，产生分业监管和跨行业违规经营之间的矛盾，容易导致业务交叉之中的监管真空与体制弊端。违规行为理应得到严肃的查处，但是在分业监管的体制之下，我国的银监会、证监会与保监会等监管机构自成体系、条块分割，这样的监管协调合作机制没有完整的制度性框架，因而难以成为长效机制。
四、推进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对策
1.增强现有监管部门的独立性与协调性
在目前实行分业监管的状况下，应当加强银监会、证监会与保监会之间的密切和高效配合，通过强化沟通与交流，防止监管真空与监管冲突。一是要尽快建立起政策协调与信息共享机制，从而避免产生监管真空。应考虑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独立监管机构之上，成立一个由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机构负责人组成的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总体协调与跨行业监管。根据目前出现的业务交叉情况，眼监会、证监会与保监会这三个部门之间要保持通力合作。当前，可由三家监管机构联合构建协调沟通平台，以加强相互之间的合怍，增强监管当局的政策协调性。二是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信息共享制度。为减少信息的不对称现象和确保监管机构的有效协调，一定要规范监管信息的收集、整理与传递，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制度。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应当在提高信息供给的充分性、准确性与规范性等方面进行协调统一，建立起统一的会计制度，从而确保信息的准确性。要逐步健全信息披露制度，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透明度，确保监管部门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防患于未然。要定期向公众公开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信息，向公众证明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运作的看法。要通过市场手段来调节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以防止金融市场对金融政策预期出现震动，以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实现经济金融活动的有序开展。要加强中央银行和各监管部门之间的联系和协调，让中央银行能够更好地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同时，应建立起金融监管信息系统，
并逐步完善信息共享制度。在条件成熟之后，还可建立金融信息中心，统一进行监管信息的采集、整理、分析与公布等工作，从而形成集中、统一的金融信息资源，及时准确地反映出金融机构活动信息，不断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2.不断革新监管方式
一是逐步完善非现场监管的风险监控指标。要依据审慎性监管要求，建立起完整的风险监控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科学的风险考核指标、规范的财务报表统计指标、金融机构经营风险预警指标等。并运用计算机网络等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强化监管信息的收集、归类、分析与判断。二是不断加强非现场监管系统化建设。要对所辖地区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及附属公司的业务进行监管，并明确应当报送的报表与项目、数据填报的口径，尤其是对一些报表和项目的合并，更应当有清晰的界定标准。建议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根据统一采集数据、统一信息编码与格式、统一开展软件开发、实现信息共享等基本原则，从而实现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信息的全国联网共享，并实现对金融机构，即法人与非法人机构开展风险评估与预警，并逐步提高人民银行对于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水平。三是形成分析报告制度。监管部门应当对各类指标与相关行为信号作出综合分析，并提出近期应当重点监察的指标，并就有关风险开展定期与不定期的讨论，由监管人员作出进一步分析与核实，并定期就本区域内的金融风险情况提交完整的金融风险报告。四是建立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制度。中央银行可从资本的充足程度、资产的质量、经营管理状况、盈利水平及资产流动性等方面开展考察，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开展定期测算与评级，并定期公布，从而强化金融机构对其经营风险程度的管理，并增强自我约束力。五是建立金融监管信息的传导机制。要通过金融系统负责人联席会、金融机构监管质询制度等，全面通报监管工作的动态，并发出相应的监管信息，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就监管过程中对提出的一些质疑作出合理的解答，以此促进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充分利用。
3.不断完善自律监管体系
从目前来看，我国的金融监管侧重于监管机构外部监管，却忽视了金融机构内控机制与银行业协会同业互律、审计机构的外部监督等。从西方国家的监管经验来看，金融机构内部完善的内控机制与金融业内的自律监督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重要保证，而有效的金融监管则是内部约束与外部约束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应该说，自律监管是监管机构开展直接监管的有效补充和延伸。如何完善金融机构的自律监管体系，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金触机构的内部控制。健全的金融机构内控机制有利于充分认识与防范经营风险，从而实现金融机构的安全与稳定运行，并提高经营的效益。因此，完善的内控机制是金融机构抵御各类风险的首道防线；二是充分发挥银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在以自律监管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如说英国、瑞士和我国的香港地区等，银行业协会都是十分重要的组织，在金融监管中能够起到极大的作用。我国的银行业协会虽然早在2000年5月就已成立，并在2003年修改《商业银行法》的过程中明确了它的地位，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少实际效果。由于行业协会更加了解本行业的具体运行情况，行业约束机制存在政府监管所难以替代的巨大优势，所以，我们应当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创建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银行业协会发展新模式。当然，我们也应当从制度上促进银行业协会能够进行自律监管，并通过具体的法律法规以保障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避免金融机构之间出现不正当竞争，保障各机构之间的协调运行，并实现全行业的共同发展。
4.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
依据新资本协议的要求，监管当局一定要在强化合规性监管的基础上重视安全性监管，并逐步加强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约束。一是要按照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制定出相应的规章制度，注重对商业银行及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与资本金要求。二是应当对银行风险评估体系的合理、准确与信息披露的可信程度开展监督，从而推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实现科学化。三是要针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偏低问题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使资本充足率能够尽快地达到巴塞尔协议要求。四是要加强监管当局对银行安全性监管的独立性及权威性，让其具有足够的处罚自。针对跨境银行，母国的监管当局要负责对其资本充足性、清偿能力进行监管，而东道国监管当局则负责对其所在地分支机构的资产情况、内部管理与流动性开展监管，两国监管当局还要就监管的相关进行定期协商与交流。
金融监管要求篇10
金融市场蓬勃发展，放开各金融机构对资产管理业务的金融政策纷纷出台，显示出“放松管制”的特点，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期货公司、商业银行、基金公司等机构无不牵涉其中。监管部门的“资管新政”放宽了证券公司与基金公司资产管理的投资范围和运作方式，同时给期货公司与保险公司颁发了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牌照。分业经营下金融业“画地为牢”的格局将不复存在，证券、保险、信托、银行四大金融行业在资产管理市场上实现了真正的混业经营[1]。资产管理行业已然步入“泛资产管理时代”。
所谓“泛资产管理”，是指其他金融机构可以采取信托公司经营信托业务的方式，开展与信托公司同质化的资产管理业务。其特征：一是资产管理主体更加多元；二是资产管理市场更加统一；三是投资业务领域更加融合；四是依托法律关系更加趋同。[2]以金融理财产品为例。各金融监管部门对于各自“治下”的金融理财产品的发行条件、募集对象、审批条件和程序、信息披露要求、投资风险负担、资金使用要求、监管措施及法律责任方面的内容均是“各自表述”[3]。
通过对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商业银行在资产管理方面的相关政策的演变以及现状的整理和分析，有学者认为随着资产管理行业的逐渐放开松绑，金融业从分业向混业转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整个金融业的行业利润率将趋于平均[4]。资产管理行业的新变化，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金融监管原则也应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才能为金融行业的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二、金融监管与法律原则
金融监管法的原则，是指能够全面、充分地反映金融法所调整的金融监管关系的客观要求，并对这种关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准则和知道思想。它体现了金融监管法律的本质和根本价值，是金融监管法律的灵魂和基本价值所在，对金融监管活动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和统率价值[5]。在确立金融监管法律原则的时候，既要避免笼统地照搬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则，也要防止将特别适用于某一金融监管法律法规的小原则奉为整个金融监管领域法律原则确立之皋圭。金融监管法律原则，是从数量众多、囊括各个金融监管机构的法律、法规中抽象出来的，自然应当有着金融领域的独特色彩。
何为监管？学者们看法各异。许成钢认为，从功能上来说，法庭与监管者的不同在于，法庭的执法方式是被动式的，监管是一种主动的执法方式，意味着在有害的行为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可以采取行动加以阻挡。许成钢还介绍了施莱弗等人关于“为什么需要监管者”的理论解释：由于执法时搜集证据需要成本，要为执法者提供激励。而法庭要保持中立，就不能激励法庭，因此单纯靠法庭执法不能达到最优。由此施莱弗就说明引入监管者的理由，监管者是不需要中立的，可以犯错误，可以给他激励机制。这个理论用以解释捷克和波兰的金融市场为什么在转轨以来有重大的差异――因为波兰金融市场上有监管者在执法，而捷克是单纯地依赖法庭来执法，其结果是法庭没有很好的执法，金融市场就没有发展。
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认为，现实之中，任何的法律都是不完备的。社会是变化的，而法律具有稳定性，所以立法人不可能预料所有将来会发生的事件，不可能把法律定义得无限清楚，用语言准确地、无差异地写出来。由于法律是不完备的，即便制定了最优法律，其结果并不是最优的。当法律不完备时，引入监管机构以主动式执法可以改进法律效果。而法庭必须是中立的，因此不能成为主动执法者。因此需要有一个与法庭相分离的机构――监管者――即政府[6]。
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为金融领域的监管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而在现实中，毋庸置疑，监管是有成本的。具体到金融市场领域，一旦出现有害行为，其危害之大足以拖垮整个经济，因此对于进行监管而支付的高成本就是值得的。监管者出于监管目的而制定的各类法规，相比于正式的立法而言，更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并不苛求其能具有长期性和普适性，可以是为应对一时、一地之情况。在面对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监管者制定的各类法规显然更具有优势，也是解决不完备法律与复杂社会环境之间冲突的良方。另一方面，对于金融领域已经存在的法律法规，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的前提下，监管机构有权对其进行适当的修改，使其适应当前形势发展。当然，金融领域的监管势必不仅限于立法权，在执法权的分配方面，应当赋予金融监管机构对其制定、更改的法律法规的执行权力。
三、金融监管法律原则
（一）原则监管
原则监管意味着，在监管规范体系中，原则居于主导地位并作为主要的监管依据，而规则的制定是为了进一步落实和明确原则的具体规定。原则监管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1）原则监管模式并非要求完全以原则取代规则，而是旨在提升原则在监管规范体系中的地位，使之在建立和发展监管标准方面发挥基础性的作用。（2）原则可以作为独立的执法依据。（3）强调金融机构高级管理层的领导作用，要求其在监管程序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4）以监管目标的实现与否作为监管评价标准，允许监管对象自主决定采用相应的措施和方法[7]。与原则监管相对应的是规则监管。规则监管意味着，在监管规范体系中，规则居于主导地位并作为主要的监管依据，原则的意义仅在于昭示监管目标。
从总体而言，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主要是由原则（principles）、规则（rules）和指引（guidance）等各类规范共同构成。原则较为抽象，并未规定具体的权利义务，通过比较宽泛的定性标准如“公平”“合理”等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规则是以抽象的原则为基础，有针对性地具体化各项权利义务。指引比规则更进一步，在实际操作层面，对原则和规则进行细化的解释、说明，减少这二者的不确定性。
英国从2005年开始，对原有的金融监管模式进行了改革，推行以原则为基础的监管模式（principles-basedregulation）相比而言，原则监管作为金融监管的法律原则，其优越性在于：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更能激发金融机构管理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贯彻原则监管，首要的要求是理顺原则和规则的关系，坚持原则的主导地位，所制定的规则不得与原则相冲突。而作为金融监管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规则也不应被束之高阁。
（二）依法监管原则
任何领域的监管无疑也要限定在法律的框架内。因此，金融监管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尤其是在泛资产管理的背景下，资产管理行业情况复杂，很多经营行为的合规与否未有明确法律规定，更应依法监管，避免出现监管空白或者不当监管的情形。
一方面，对监管者要明确授权，明晰监管与市场的界限，借助行业协会的力量，加强行业自律，建立和发展良好的监管合作关系。监管合作要求在监管双方之间建立畅通的交流机制以应对金融市场不断发生的变化。充足的信息是监管机构了解金融机构经营活动合规性的重要渠道，也是金融机构高管层决策时的重要参考。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监管者权力的制约，完善对其法律责任的规定。监管者权力法定是完善法律责任的前提，而对监管者权力的有效制约是完善法律责任的必然要求。首先，需要有严格制定的金融监管法律作为依法监管的前提，包括金融监管的实体法律和程序法律。其次，金融监管机构的各项行为，从决策到执行，从调整到评估，其步骤和环节都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再次，金融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应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监督。最后，被监管主体（主要是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若因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受到侵害，应保障其权利得到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救济在内的救济。
（三）协调监管原则
我国目前“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框架充分考虑了银行、保险和证券分业经营的格局，但是，随着全球范围内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银行、保险、证券也出现了互相渗透、共同发展的趋势。与之相适应，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日益频繁。但在多头监管之下，监管过度、监管真空与监管冲突依然在一定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存在[8]。虽然存在相关的文件、政策，意在协调一行三会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但在实践中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如在2004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三大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其在信息共享的激励性、约束性以及合作协调的强制性方面有所欠缺，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出多门的困境。泛资产管理时代，资产管理主体的多元化，资产管理市场的统一化，投资业务领域的不断融合，亟须有统一的标准规范资产管理方面的经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