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经济基础篇1
内容提要：理性主义自来是经济学家的信条，“经济人”假设正是以理性算计为基础的。但是这一信条愈来愈受到人类社会实践的挑战。就对社会学而言，缘自古典的“社会何以可能”的基本问题，正在与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理”日渐密切地结合起来，融会为一个问题，即“统一理性是否可能”，并以现代性问题的转换形态摆放在整个社会科学的面前。这或许为打破18世纪以来在社会科学专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壁垒提供了某种契机。
一、引言
经济学家们都承认，经济学的各种现代版本，除了新增加的数学描述，基本上是从阿尔佛莱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那里传承下来的。这一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大致可以看做“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①并且由于二次大战（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问世）以来各国经济学家介入政治经济政策的程度大大提高，经济制度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沿着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思路行进。除了韦伯研究过的例子外，一个最近的例子是目前正在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过程中迅速兴起的期权交易制度。在期权市场上，人们几乎完全按照伯莱克－肖尔斯（两位沿袭了经济学主流学派的金融理论家，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定价理论来买卖期权，偏差一般不超过理论价格的5％。相应地，1997年以来，其它衍生工具交易制度也围绕这一理论迅速发展（汪丁丁，1997a）。一般说来，市场社会里各种经济制度的创设，总是由企业家们发起，然后由经济学家们加以“理性化”阐释（有时需要理性化地修正），从而得以推广到其它地方。由此可以声称：理性主义至今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信条（大部分制度经济学家，虽然站在经济学主流之外，也仍然抱持着理性主义信条）。
由于对“理性”一词的诸多不同理解，我必须在阐释“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涵义之前，简要地把这一解释按其推理步骤列举出来：（1）经济学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欧陆思辨哲学的后代。经济学家必须把自己的理论置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2）经济学是“经世之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经济学家必须对每日每时发生着的“日常事件”作出解释，而这些事件的基本描述只能是统计性的，只能是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事件。（3）在对所有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日常事件起了支配作用的力量中，最重要和持久的两种力量是：（甲）人的自利本性；（乙）人的宗教倾向。（4）经济学理性主义坚持人的自利本性是一切经济行为的（至少是经济行为研究者的）出发点。这是亚当·斯密（a．Smith）《原富》的核心思想，也是被认为是“经济学帝国主义”里程碑的贝克尔（G．Becker）1976年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看法》的核心思想。
然而，在过去二十年里，人类社会的演进发生了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三大重要变化，迫使经济学家们（为了使经济学仍然有存在的理由）必须提出足以解释这些变化的理论。这些变化是：（1）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方式、动力、以及相应的政府政策有了极大的改变；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物质资本投资，正在成为各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要动力，人类社会正在进入所谓“知识社会”（汪丁丁，1994）。经济学家必须解释由此而来的问题：教育，家庭，婚姻，移民，技术演变路径，知识产权，…；（2）前社会主义经济以及非洲和亚洲经济不发达地区各国普遍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而构成这一“过渡”的不仅仅是经济制度，还有，甚至更主要的是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心理、社会组织以及文化结构）的大范围变迁（汪丁丁，1992）。经济学家必须（或试图）解释发生于这些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下的、以提高经济效率为主旨的人们的社会实践及社会整体变迁过程，必须研究此类问题：新的行为规范的形成，心理偏好的演化，企业家能力的积累，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社会自组织过程，革命与宗教行为，…；（3）首先从发达市场社会里提出来的，并正在成为所有市场社会（发达的和不发达的）不得不思考和处理的“未来学”（关于“市场经济”的未来）问题，如环境与增长极限的问题（汪丁丁，1991，1997b），经济学家必须（或试图）理解这一人类基本生态过程的前景，并研究相关的问题：矿产以及包括“环境”在内的各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使用”，人口代际间的“公平”，对个体“理性”的重新理解，对“人性”本身的重新理解，对“幸福”概念的重新界定，以及与道德和审美问题有关的“权利”界定。这些问题大部分已经超出经济学传统的研究领域，但是由于它们的提出或发生是基于上述三个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人们自然要求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
当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时，这一解释的实质必须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否则就谈不上是“经济学解释”。于是，当代经济学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要么坚持经济学理性主义，但是也许不得不放弃对上述许多重大问题的解释；要么修正经济学理性主义，而由此不得不导致对经济学基础的怀疑甚至动摇。
对于社会学
理论来说，胡塞尔（e．Husserl）毕生与之纠缠而不得解决的哲学问题———“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始终以其社会学形态折磨着社会学家们———“人类行为的私人性与社会性”。古典社会学家们（黑格尔，迪尔凯姆＇e．Durkheim，韦伯m．weber，帕累托V．pareto）发现了现代社会（道德共识方面）的危机；近代社会学家们（帕森斯t．parsons，米德G．H．mead，舒茨a．Schutz，高夫曼e．Goffman）提出各种“主义”（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现象学符号交流主义）以图解释社会危机的各个方面；而当代社会理论家们（哈贝玛斯J．Habermas，吉登斯a．Gid－dens，以及法国学派诸家）则宣称“本体”消解之后，“社会”（各种制度的集合）本质上应当被理解为在个体与其他个体交往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和再生产的“历史形态”。正如吉登斯以“反唯物主义宣言”姿态宣称过的那样，马克思所说的“人创造历史，但不能选择自己的历史情境”（《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对当代社会的人来说不再有效。当我们转向当代思想家们从“认识论过渡到新本体论”的视野时，我们无法忽视麦金太尔（alasdairmacintyre）的批评：任何理性都是在具体思维传统之内的理性。就西方传统而言，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的思维传统：（1）亚里士多德传统；（2）奥古斯丁传统；以及（3）苏格兰启蒙传统。此外，有各种各样的东方思维传统（印度吠陀学派，佛教，禅宗，伊斯兰，波斯，…）。处于不同传统的个体所得出的理性判断，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是被处于其它理性传统中的个体认为“非理性”立场的。因而，在“文化研究”的论域里研究文化冲突固然有意义，却无法提供给我们整体性的（卢曼式的但不是“设计性的”）解决框架，也许哈贝玛斯的“交流理性”显示出最光明的前景。但是正如我在第三节里要讨论的，社会交往或博弈过程的“多均衡”可能性使得上述麦金太尔的批评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至少“多均衡”意味着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稳定性。于是，在我看来，社会学家们，至少是那些理论社会学家们，不得不像当代经济学家们（或者理论经济学家们）一样，再次追问黑格尔和韦伯反复追问的那个古典问题：什么是理性？
二、经济学“理性”的涵义
在前述已对经济学的“理性”涵义做了简要的推理逻辑的解释后，在此引述结论性的看法如下：（1）经济学“理性”的第一个涵义是“人的自利性”假设。这只是一个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假设。在亚当·斯密那里，人的双重本性包括（甲）自利性（self－interest），（乙）社会性（socialaffectivity）。因此，在古典经济学里面原本没有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立。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J．a．Schumpeter，其巨著《经济分析史》最初是为韦伯《社会经济年鉴》卷一写的社会学论文）和社会学家韦伯（其主要教授职称都是经济学职称）。但是，对目前最重要的一批经济学家（例如贝克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艾智仁a．alchian）来说，人的社会性归根结底是基于人的自利性基础之上的所谓“启蒙了的利己主义”，（theenlightenedegoism）。而人的自利性是生存竞争和社会进化的结果。换句话说，经济学家观察到的社会竞争的幸存者都好象是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那些不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已经消亡。（2）经济学“理性”的第二个涵义是“极大化原则”（也可以表示为“极小化原则”）。这是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所做的贡献，也是奥地利学派（参阅冯·米塞斯Vonmises，《人类行为》）发起的“边际革命”的结果；它承接着边沁（J．Bentham）关于“幸福与痛苦”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道德哲学，同时引进了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个体对最大幸福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化“痛苦”，导致形式逻辑上的“极大化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理性选择”将幸福扩大到“边际”平衡的程度：个体为使“幸福”增进一个边际量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相等于这一努力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在马歇尔（1902年《经济学原理》第十版的序言）看来，决定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和最持久的力量是经济的和宗教的。这一看法已经被现代经济学遗忘了。在萨廖尔逊（p．Samuelson，1947年版Foundationsofeconomicanalysis）看来，宗教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可以通过效用函数的参数来反映，从而一切人类行为归根结底可以由极大化效用函数来解释。（3）经济学“理性”的第三个涵义，是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这导致了“社会博弈”的现代看法。经济学由此与社会学面临着共同的基本问题。
首先讨论上述的第一个涵义———自利性假设。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这一假设，不论是被当成符合众数现象的假设，还是被看做“工具主义
”的假设，都与达尔文进化论和后起的社会进化论以及当代的“社会生物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核心是：人有动物的求生本能；并且，人的物质欲望大大超出稀缺资源所能满足的程度。于是发生了与“物竞天择”类似的社会竞争规律。但是现代经济学家对“自利性假设”的这种看法已经与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发生了相当大的分歧。
英国经验主义的登峰造极者大卫·休谟（D．Hume）在《人性论》及《人类理解论》中都说过：人是一种特殊的动物；这种动物的高度想象力所导致的种种欲望，大大超出了自然环境所能给予满足的程度，所以才发生了“财产权利”这件事。在休谟看来，人类社会界定“产权”关系，是为了给每一个个体那有限幸福的来源提供保护，免于他人无限物欲的侵占。休谟关于动物心理学和动物伦理学的论述，其晚年公开表示的“无神论”立场（即以经验论来检讨“神”的存在性），以及一生坚持的彻底的怀疑论，足以使他成为一百年之后的达尔文思想的先驱。尽管如此，古典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经济史家认为斯密的国际贸易和货币流通理论，以及他的道德哲学，都深受休谟经验论的影响）那里仍然不具有进化论的形式。斯密在《原富》中阐释了两个主要思想：（1）一国劳动总量的年度产出可以大致做为一国国民财富的宏观度量；（2）人的自利性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分工演化的各种形式，以及在此基础上解释一切价格（在私有产权制下）的决定过程。其中第一个思想被研究者们公认来源于法国经济学家奎奈（Quesnay）的“经济表”（被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誉为与文字和货币并列的人类三大发明之一）。斯密的第二个主要思想———人的自利本性做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据考证分析，应当是受到当时不见经传的经济史家孟德威尔（mandeville）的一本小诗集《蜜蜂传说》（theFableofBees）的影响，其中歌咏的是邪恶如何成为维持了蜂巢社会长期繁荣的唯一动力。作者在1714年重印诗集时增加了一倍的篇幅，增加的部分名为《蜜蜂传说：或私己的邪恶，公众的福利，以及关于慈善和慈善社团的论文，以及关于社会的本质的探讨》；而在1729年又为这本小书增加了第三个部分，是关于蜂巢社会的长篇对话。其中明确提出：“…借了这个故事我要说明的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既非我们天性中的友爱性情，亦非我们克己所得的各种美德，而是我们在道德世界或自然社会里称之为‘邪恶’的东西，它是使得我们成为社会性动物的首要原则，是一切交易与就业机会的无一例外的坚定基础，是它们的真实生命与护持。正是在那里，我们必须去探究一切艺术与科学的真确起源。正是邪恶，一旦消失，我们的社会必然随之瓦解…”。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以两个相邻的篇章分别批判了他的导师哈奇森（F．Hutcheson）关于人性本善和“仁者爱人”的论说，认为其教导中缺少“己爱”（self－love）的成分；以及孟德威尔的“邪恶”观念，认为其错误在于认“自爱”为邪恶。但是，无疑地，斯密接受了孟德威尔把人的自利性认做社会发展动力的看法。芝加哥大学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领袖、已故的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G．Stigler），在1976年《原富》发表二百年之际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再版前言中说：“…这并不意味着，斯密认为人的行为唯一地被自利性引导着。事实上，他的第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就旨在探讨‘同情心’做为美德的涵义……不过归根结底，斯密相信，那个最能贯彻始终的，最普遍适用的，从而也是最可靠的人类行为动机，是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斯密的立场是以人的自利本性解释一切社会现象。事实上，我们发现，斯密原著在论述人的自利性做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同时，隐涵着承认当时苏格兰市民社会的种种合理前提（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和文化的）做为经济发展的环境。一个刚刚从宗教社会启蒙发端的资本主义社会，做为它的自由市场经济、尤其是自由贸易理论的卫道士的斯密，很自然地要强调人的自利本性，而不是沿袭宗教传统的说教来弘扬人的道德内涵。
斯密对人性所持的双重态度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这首先是理论演化的结果：对立假设之间的争论最终会把对立面推到极端。在近代学术中，这表现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野———前者日益极端地坚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则，后者日益极端地坚持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制约原则。此外，理论要求以最少的公理解释最多的现象。放弃人的“利他性假设”是经济学必须走的一步。这在1950年初由两位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完成了。艾智仁是最早提出“自利性”做为一种工具主义假设的经济学家。有了进化论做理论基础，艾智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芝加哥观察从洛杉矶出发向着芝加哥行进的一群赛车，我们不知道它们中途会走哪条路，不知道哪条路上有加油站，从而不知道这些赛车哪些能够到达终点。但是我们知道，那些到达了终点的赛车必定是选择了有加油站的路，这些赛车手可以是盲目地选择路径，但是那些到达
终点的一定是路过了加油站的。所以，我们不妨假设“所有在芝加哥被观察到的赛车都理性地选择了有加油站的道路”。这是纯粹的工具主义假设，它不一定符合现实。这涉及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学内部曾经就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过长期的论战，最著名者如本世纪5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m．Friedman，因货币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华盛顿大学的西尔博伯格（Silberberg）的争论（themathematicalStructureofeconomics，“导言”）。前者认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必受到现实检验，但一定要有预测能力。后者则坚持经济学基本假设应当受到现实检验，否则从太阳黑子的周期波动来建立预测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就是合理的了（18世纪大经济学家杰文斯曾建立太阳黑子变动周期的模型以预测经济波动）。后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R．Coase，因研究社会生产的制度结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采取了西尔博伯格的立场。
不论如何，弗里德曼的立场是目前主流经济学家的立场，艾智仁的进化论论据则为这一立场提供了最坚实的辨护。弗里德曼曾经提出一个简单的随机模型，证明一个按照随机游动花钱的、完全非理性的消费者最终（如果能够生存下来被经济学家观察到的话）会被迫在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初点上停下来。这说明我们可以工具性地假设一切消费者都是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这样，从进化论的论据出发，经过上述重要的方法论转折，经济学理性主义提出了“效用最大化”假设，或更一般的“极大化原则”。在数学表述上，“最大化”不同于“极值”；后者只是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极大化原则使经济学家可以建立理的数学描述，并且提出定量命题用于经验检验。所有这些命题都是从基本假设推导出来的，从而都是经济理论为“真”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坚持西尔博伯格的立场，那么我们的经济理论就不仅仅是工具性的。因为，如果我们要求理论的基本假设与现实经验相符合，那么从理论导出的各种命题就是对现代世界的正确描述（除非人类思维的逻辑不符合现实世界的逻辑）；在这里，一切命题（只要推导逻辑正确）都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只不过有的命题尚未从“现实可能”变成现实。主流经济学的认识论基础仅仅要求理论有好的预测能力。你可以观察太阳黑子，只要你能够准确预测经济波动。这种认识论立场包含着深刻的经验主义意识，或者，我可以说，包含着深刻的“怀疑论”意识，即怀疑一切牛顿式的、企图构造宇宙结构的理论努力。这种经验主义坚持认为人类理性顶多只能从统计方法来预测未来，至于统计关系后面隐藏着的构造关系，那是永远无法确切地认知的。这不是说主流经济学没有理论，正相反，主流经济学充满着各种理论，各种以精确数学描述的经济理论。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工具性”的，与现实经验相比，都必须处于被检验的和可以随时修改或放弃的地位。芝加哥学派的这一立场使得主流经济学当代文献中，除了数学模型以外，还充满了统计数字和模型检验过程。从亚当·斯密的人性假设，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工具主义立场，这一转折（通过“极大化”原则）造成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可能。
我们看到，没有进化论论据，这一转折在认识论上就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在经济学以外的各种社会科学中，进化论立场与理性主义立场几乎总是发生冲突，总是反映着两种相反的认识论。经济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自利性”假设，其解释力（从而预测能力）的根源在于：当群体中多数人的行为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不论是工具主义的还是本体论现象学的，都足以解释众数现象。因为，“效率”———以最小的努力达到既定目标，是“自利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当代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非常接近社会学里面的行为学派的方法，后者的极端形式就是把人假设为只有“条件反射”学习功能的动物。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一最单纯的假设下，行为学派确实获得了很大的解释力（GeorgeHomans，1987）。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不难看到，当预测现实成为对理论有效性的唯一要求时，理论假设可以完全脱离现实，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做出（与现实相比）非常“强”的理论假设，只要它有预测能力。许多反对自利性假设的人，通过对企业家的大量调查提出：这些企业家们很少承认或认为他们的行为动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这不妨碍主流经济学家形式逻辑地从“利润最大化”原则推导出符合现实世界的大量命题。因为那些有效率的企业可以被工具性地认为是在追求最大利润。由此可以推导出一个命题：一旦群体中的多数人的行为不再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将失去解释能力。这一趋势在“后工业社会”里看得非常清楚（西欧，北欧，和北美的部分地区）。当人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进入了珀特尔（m．porter，1990，Competi－tiveadvantageofnations）所论的“财富驱动的发展阶段”
经济学经济基础篇2
【关键词】知识经济经济学基础理论
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
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其表现在：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经济学经济基础篇3
关键词：垄断；反垄断法；法经济学；经济学基础
前言
在当代社会中，经济和法律开始了较为全面的渗透和融合，法经济学逐渐兴起。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主要是用微观经济学理论，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以及未来发展的学科。运用经济学研究、分析、评判法律问题，带给我们更多新的启示。垄断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问题，而反垄断又是一个法律势在必行必须规制的问题，法律与经济的融合在反垄断中有很充分的体现。因而，在反垄断法中，处处体现着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一、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垄断的社会损失
市场竞争是否有效率，关键在于边际收益是否接近边际成本。为了使利润最大化，经营者必须高效率的合理组织生产要素、最有价值的利用资源。企业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是合理的经济学假定，这是市场机制正常有效运转的结果。只有竞争均衡出现时，市场中的资源才得以优化配置，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之和才能达到最大，社会总财富才能达到最大。如果市场中出现垄断，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寡头们会通过价格大于边际成本的手段攫取垄断利润，从而造成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小于自由竞争的收益，不仅增加了社会成本，也减少了社会总财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损失。
（一）生产者剩余的损失
如果仅仅限制产品价格而不限制产量，垄断成员为了增加利润就会竞相扩大生产规模，这样垄断价格就难以维持，所以数量垄断总是与价格垄断联系在一起的，寡头们通常在维持垄断价格的同时减少产量。产量的减少会造成生产者剩余损失，导致社会得到的产品达不到它应当得到的数量；而垄断高价又同时引起互补品的价格上涨，会压低互补品的消费量，导致互补品需求量下降，生产互补品的行业也会萎缩。
（二）消费者剩余的损失
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分两种情况：第一，部分消费者放弃购买垄断产品转而购买廉价的替代品，这部分消费者剩余的损失无法从垄断者的垄断利润中得到弥补，这是社会净损失。同时，消费者购买廉价替代品刺激其他经营者利用稀缺社会资源生产劣质产品，花费了更大的成本。第二，垄断者提高价格后，部分消费者仍然购买垄断产品，消费者多付的价款，转化成了垄断者的垄断利润，此时社会财富总量并未减少。但是在此种情况下，以垄断利润的形式获得有利可图的转移支付这种机会，会把真实的资源吸引到销售者谋求垄断的努力和消费者避免支付垄断价格的努力中去，在这些努力中所消耗的资源的成本，其实是获取垄断所造成的损失，这也是垄断的成本。
（三）其他损失
除了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损失之外，垄断还会造成其他的社会损失。为了获取垄断地位，经营者可能会利用投资游说立法机构和管制当局；为了维持垄断地位，经营者也可能采取广告等非价格竞争形式耗费资源；虽然从长期来看，垄断能促进创新，应当鼓励，但经营者很可能滥用垄断势力造成反效果。垄断造成的这些损失，虽然不是现实的、有形的物质财富损失，但是整个社会的实际收入会低于自由竞争情况下可能达到的潜在收入，这一损失长时间累积也是相当巨大的。
二、反垄断法的法经济学分析
从自由竞争到垄断，再到对垄断行为进行限制，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经济学为反垄断法提供了很多理论基础，比如交叉需求弹性理论为如何划定市场提供了经济学的思路；供给和需求理论支配了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条件下的市场均衡；效用最大化理论解释了垄断者在博弈过程中将会如何抉择。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使得我们在反垄断法的制定、实施过程中能够寻求到最佳点，更容易找到最适合反垄断法实施的方式。
（一）反垄断法上垄断概念的经济学分析
垄断一词来源于经济学，在经济学中，垄断通常是指少数大企业或若干企业的联合独占市场。这种联合的或者独家的企业，控制着某一个甚至几个部门的生产和流通，在该部门的经济活动中占统治地位。经济学中的垄断是一种利弊兼有的经济现象，判断垄断适度与否，应该比较它带来的利弊大小：如果垄断没有导致市场结构失去有效竞争或者有可能失去有效竞争；垄断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没有导致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垄断符合国家利益和广大消费者利益的需要，这些垄断就不应被认为是过度垄断，而是适度垄断。
反垄断法所禁止或者限制的垄断，理所当然应当是经济学中的过度垄断。经济学的概念，决定了反垄断法的对象。但是反垄断法规制的重点应该在于过度垄断所带来的消极后果。结合经济学基础，从反垄断法的角度，我们可以分析垄断的含义：垄断主要是指以单独或合谋以及其它方式，凭借其经济优势，限制、支配他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在一定范围内限制竞争的有效展开，违反规模经济的要求，损害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学中的垄断，侧重于判断市场的状态；反垄断法中的垄断，侧重于市场状态下经济主体的行为。构成反垄断法中垄断的要件是：以特定的行为和方式--单独、通谋或其他方法，达到特定的效果--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有效竞争的开展，违反了规模经济的要求，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
（二）制定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
市场经济条件下，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法，都有相似的经济学基础，即经济自由主义和经济民主主义两大经济学理论基础。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相辅相成，反垄断法对经济民主和自由的保护是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在于：自由、公正、竞争的市场既是自由的，又是民主的，反垄断法在维护自由、公正、竞争市场的同时，就维护了经济的自由和经济的民主。
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始于亚当・斯密，他主张建立一种使"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都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这个机制归纳起来，就是一种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式。他在《国富论》中提出著名的"垄断弊害论"：垄断将导致产量减少、资源浪费和效益降低，破坏"看不见的手"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这一观点迄今仍支撑着现代微观经济学对垄断的基本看法。新自由主义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基本特征是推崇市场经济的作用，倡导国家应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主张给私人经济活动充分的自由，同时它也强烈反对各种经济力量对竞争的禁锢，以避免效益损失。这样，经济自由主义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制定反垄断法的重要经济学理论基础。
经济民主主义以经济机会均等和经济平等为主要内容，其基本观点是：为了实现经济上的民主，国家必须尽可能的保障企业自由，为企业提供开业的平等权利，并尽可能的保障企业之间无论大小、强弱都平等的拥有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垄断势力以及垄断力量的滥用全部或者部分的取消了相关市场中的经济机会均等和经济平等，是违反经济民主的，国家应当以法律为手段，对垄断力量予以有效的控制。因此，经济民主主义同样成为了制定反垄断法的重要经济学理论基础。
（三）对我国《反垄断法》的经济学思考
西方发达国家的垄断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中、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经济垄断，而我国存在行业壁垒、地区壁垒、政府限制交易或者强制交易、政府专有交易等垄断行为，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垄断，这些垄断都有政府"行政力量"在背后支持，于是中国学者借用了行政垄断这个概念。我国传统上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反垄断法》是在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出台的，竞争不充分使得《反垄断法》在某些领域的生存基础先天不足。我国同样也存在经济垄断，但是行政垄断较之更为严重，更亟待解决。
行政垄断在我国已经根深蒂固，许多垄断行业基本上都是在政府的直接或间接庇护下生存的，因此他们会采取各种措施对抗中央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各种反垄断政策，以保护自身的利益。相比于经济垄断，我国行政垄断的数量和危害程度都更大，但08年实施的《反垄断法》仅简单的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此外，没有任何其他针对行政垄断的有效措施。
随着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垄断有抑制作用，也利于抑制行政垄断数量的增加。但是，要想彻底的解决我国行政垄断的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只有进一步加强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光靠《反垄断法》想要对行政垄断进行有效规制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不能期待这部法律能单独解决行政垄断的问题，它只是一部有关微观经济的法律。
三、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反垄断实践中的冲突解决
现今的反垄断的实践过程仍充满了冲突，比如许多学者主张大部分甚至完全废除反垄断法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实施反垄断法或相似的反垄断政策；在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越来越提倡采用"理性原则"时，根据"本身原则"来执法的情况还是到处可见；即使在同一套法律或者同一份反垄断案件的法庭判决内，仍然常常找到自相矛盾或含糊不清的论据。利用经济学的成果，可以调解反垄断在实践过程中的冲突，通过对反垄断司法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进，使这些冲突能够在诉讼和抗辩过程中自发的得到解决。
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美国判例的趋势表明"本身原则"无法识别哪种商业行为是肯定有害的，然而根据"理性原则"，试图通过考虑某种商业行为的综合社会效果来判断其是否有害，也不能解决问题。原因如下：
第一，反垄断诉讼中的不同角色，对所谓的社会效果，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而反垄断法的目标本来就是多元化的。如反垄断法的立法者会担忧低价对垄断竞争的小企业造成伤害，也担心歧视性定价的问题，他们还担心高价对消费者造成的伤害，然后他们对高价的担忧主要是认为垄断性定价会造成财富分配不公，而不是担心垄断性定价会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保护竞争者免受低价的伤害与保证消费者免受高价的伤害--这是不相容的政策目标。
第二，司法会出现两种错误，一种是把本来是促进竞争的行为错判为反垄断违法；另一种是把本来具有反竞争效果的行为错判为合法。法庭如果把本来是促进竞争的行为错判为反垄断违法，即错杀了无害的商业行为，会对社会造成持久的伤害；法庭如果把本来具有反竞争效果的行为错判为合法，即放过了有害的商业行为，这种错误可以由市场力量来纠正，不如第一种错误造成的损害严重，所以重要的是第一种错误。在实践中，法官的出错率是比较高的。
由上可知，在反垄断的司法实践中，"理性原则"仍然是一套含糊不清和自相冲突的诉讼程序，不可能得到很好的适用。此外，司法过程会出错，错杀无害的商业行为这种错误会由于法律的强制力而放大它对促进竞争的商业行为的抑制，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解决反垄断实践中的冲突的方法：为了慎重起见，反垄断司法的"理性原则"应该解释为让反垄断的原诉人承担这样的举证责任，即证明其控诉的经济学基础不仅是逻辑自洽的而且是具有现实性的。
结语
反垄断法应当以效率为优先的价值目标，同时兼顾公平，这在我国现阶段尤为重要。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有效发挥其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提高社会总体福利，需要竞争和企业这两个工具。反垄断法的目的是使企业经营的结果与竞争市场运转的结果协调一致，即企业运转的结果符合自由市场运转的结果。在法学和经济学逐渐渗透和融合的今天，运用经济学理论解决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实施问题，在我国的反垄断法实践中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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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经济基础篇4
[关键词]合同法；情势变更；经济学逻辑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3－0085－05
早在罗马法时代便确立了“合同必须严守”的规则，只要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应产生双方当事人所追求的效果。合同成立后，无论出现何种客观情况的异常变动，都不应影响合同的法律权利。因为契约的拘束乃契约的忠实，建立在对自己承诺应予遵守的伦理性、交易安全及信赖保护之上，为契约法最基本的原则，乃私法社会及市场经济得以存在运作的基础。但是，任何合同在缔结之际，无论其当事人是否意识到，均是以当时存在的法秩序、经济秩序、货币的特定购买力、通常的交易条件等特定的一般关系(或环境)为前提的。如果这些关系不可预见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若再让合同当事人严格遵守原来的合同，可能出现显失公平的结果，甚至可能丧失最低限度的实质性合同正义。因此，在合同有效成立后，因当事人不可预见的事情发生(或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发生情况变化)，导致合同的基础动摇或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显失公平)时，则应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者解除合同，这就是情势变更原则。不同于法律行为基础说，本文拟从法经济学角度对情势变更的理论依据进行研究，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说明合同漏洞填补的一般规则。第二部分分析风险分配的效率标准。第三部分对情势变更进行全面的经济学分析。第四部分为结论。
一、合同漏洞的填补
如果合同当事人双方对未来发生的所有偶然情况都预期到了，并且相关风险也在当事人之间进行了有效分配，即，合同对可能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有完备的应对方案，那么，可以认为双方缔结了没有缺口的完备合同。在执行完备合同的过程中，出现任何一种情况时都只需要严格执行相应的合同条款即可。换言之，由于当事人在事前规定了各种或然状况下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合同双方不再需要法律提供合同条款，也不需要法律调整合同条款。问题的重心变成了事后的监督问题，法律唯一能做的就是保证当事人双方严格执行合同条款。正如考特和尤伦所言：“完备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需要政府根据合同条款强制履行他们达成的一致，但除此之外，不需政府再做任何事。”因此，各国法律一般都允许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风险负担问题。因为在通常情况，作为自利的理性人，当事人比法律更清楚自己的效用函数，更有能力将资源配置到最有价值的用途上。但是，有效的完备合同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现实中，由于信息成本、环境的不确定性、人的有限理性以及故意的遗漏等多种原因，当事人不能或者不愿意缔结这种完备合同。对于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情势变更，通常在合同中没有规定，合同存在漏洞。
当发生情势变更时，往往会引起争端。此时，应该首先考虑在合同中是否有分配风险的隐含条款。所谓分配风险的隐含条款，是指当事人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的条款，而根据缔约时的情况可以推知当事人双方默示同意以某种方式分配风险。这通常可以根据合同价格来判断。如果当事人在缔结合同时考虑到了未来可能涉及到的风险情况，并且通过默示同意的方式对它进行了分配，那么，当事人在缔约时也会把它作为影响合同利益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相应地，这种风险分配会反映在合同价格上。显然，承担了风险的一方当事人的经营成本会有所增加。因此，在竞争市场的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合同的价格条款会做出有利于该方当事人的相应调整。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合同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保险费用。收取了保险费的一方在发生风险时理应承担相应的损失，而不得提出诸如“假如我预料到了这种风险的发生就不会签订这样的合同”之类抗辩。其道理是非常简单的，如同你花钱购买一样，你不能因为没有而要求发售方退还购买的资金。
对于风险分配，如果当事人之
间既没有明确的条款对其予以说明，也没有隐含条款，那么，合同法就必须提供有效的风险分配条款来填补这些缺口，使得当事人的协议变得完备。合同当事人留下缺口可能是由于事前分配风险的成本高于事后分配损失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由法律提供标准的契约条款成本可能会更低。此时，当事人没有对风险进行分配而留下缺口就是故意的，其目的是希望藉此来提高自己的盈余水平。因此，合同法提供的条款必须是有效率的，能使合同双方通过在合同中留下缺口而将商议合同的交易成本最小化。只有当法律提供的是双方都喜欢的违约条款时，缔约当事人才可以在合同中省去这些条款并集中精力商议其他条款。很明显，需要商议的条款越少，交易成本越低。但是，什么样的合同条款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喜欢的条款?这可以采用“假想契约”的方法来推断。假想在缔约时双方当事人都已经预见到偶然事件已经像现在这样发生时，当事人在缔约时会对此做出如何的规定。通过还原当事人的意图，可以有效地补充合同。通常情况，作为理性经济人，当事人希望能够最大化合同利润。所以，他们相互都会对履约收益最大化和履约成本最小化感兴趣，可以将这一点作为缔约时双方赞同的思路来充实和弥补契约的不足。
二、风险分配的效率标准
对于合同风险的分配，经济效率要求与此相关的各种成本之和应该最小化。波斯纳认为，在当事人缺乏对风险的明示和默示的分配时，应该由优势风险承担人承担风险损失。具体而言，除了当事人间对于某项风险所造成契约不能履行的责任已另有约定而应从其约定者外，若债权人为优势之风险承担人时，应使债务人免其责任。反之，若债务人本人为优势风险承担人时，其不为履行当然构成债务不履行。这里，所谓优势风险承担人，是指对于业已发生之特定风险，能以较低的成本即较有效率的方式承担的当事人，包含两种情况：如果风险能够预防，则能够以有效的方式预防风险的人即为优势风险承担人；如果风险不能预防，则最廉价保险人即为优势风险承担人。布鲁斯利用经济学边际分析方法得出了两点类似的结论：第一，若债务人未尽适当的注意义务以履行契约义务或减少损害时，不宜免除其契约责任，以能促其注意。第二，“最廉价保险人”的标准于传统履行不能的事例应有适用的余地，亦即即使债务人已尽适当的注意而防范不能履行事由的发生，但若债权人已尽其减少损害的义务，且债权人就系争之危险自行保险所需的成本高于债务人的保险成本时，债务人仍不能以履行不能而主张免责。
对于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风险，根据是否能够通过花费合理的成本进行预防可以将其分成可以预防的风险和不可以预防的风险，而判断预防风险的成本是否合理的标准在于这种成本和预期收益的对比。风险通常都表现为造成损失的小概率偶然事件。如果通过预防而防止了这种损失，这种被避免的损失就是预防行为的收益。假设偶然事件造成的损失是￡，采取预防措施的成本是c0采取预防措施前偶然事件发生的概率是p1，采取预防措施后偶然事件发生的概率是p2，则预防行为的收益就是l(p1-2)。如果c
对于可以预防的风险，经济效率要求将它分配给最低成本的风险预防人。通常，合同双方当事人预防风险的能力并不相同。例如，工厂签订合同为顾客供应某种产品。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工厂可能面临火灾风险。显然，比起顾客去预防火灾而言，工厂预防火灾更有优势。现在，假设法律将这种预防责任分配给顾客，结果会怎样?由于顾客远离工厂，根本没有能力预防工厂的火灾，所以顾客不会采取任何的预防措施，这个结果是不理想的。那么，顾客是否可能联合起来与厂家谈判，购买厂商的预防?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因为这个过程伴随着过于巨大的交易成本。相反，如果直接将这种风险分配给厂商，厂商完全可以将这种预防成本转嫁给顾客，不仅实现了预防火灾的目的，而且还避免了与分配风险相关的交易成本。因此，对于可以预防的风险，问题的关键是找出谁是最低成本的风险预防人。通常，这可
通过当事人对风险的控制能力、当事人与合同标的之间的距离远近等信息来判断。
对于不可以预防的风险，无论当事人采取什么预防措施，无论花费多少预防成本，都无法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因此，经济效率要求当事人不采取预防措施。此外，对于有些风险，如果当事人采取预防措施也可以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只是由于这种预防在经济上无效率而没有必要如此行为。因为，经济学上最大化通常要求某种行为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对于不可以预防的风险而言，采取预防措施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十分有限，使得预防行为的边际收益也非常有限，从而，采取预防行为是不经济的。此时，合同法不应要求任何一方当事人采取预防措施。那么，当风险实现时，损失应该分配给最廉价保险人。在决定谁是成本较低的保险人，我们可以将保险成本分成两类：估测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中，估测成本是为了估测风险发生可能性和(一旦风险出形式)损失大小的成本。而交易成本则是与“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相关的成本，如与购买责任保险相关的成本。通常，有履行义务的一方估测成本较低。至于后者，则取决于不同情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一方当事人可以自行保险时，他的交易成本往往较低。
如果双方当事人中一方能够以最低成本避免风险，而另一方能够以最低成本投保，那么应该将风险分配给哪一方?基本的原则是，由能最容易防止风险发生一方当事人承担责任。其原因是基于道德风险，如果一方是被迫为另一方保险，这会诱使另一方不去采取必要步骤来预防风险。当然，这个原则也有例外。例如，一个有购买意向的潜在客户在一个汽车经销商的经营场地上进行试驾。在试驾过程中由于疏忽大意发生了事故致使人和物遭受了损害。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应将风险分配给汽车经销商。因为客户一般不会轻视自己的生命，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极低。
如果双方当事人都无法以一定的预防费用来避免风险，且由于未存在该风险的保险市场而无法对外进行投保，那么该如何分配?答案通常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信息成本——哪方当事人处于能熟悉察觉风险的有利位置?第二，一方利用“大数法则”来处理风险的可能性。关于第一点的理由，这主要是由于，处于察觉风险的有利位置的当事人如果未能察觉到风险，说明其具有一定的过失。将风险责任分配给他能够有效地促使她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关于第二点，理由在于，如果当事人能够利用“大数法则”来处理风险，她可以将这种风险分配给无数个与之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在某种意义上，他起到了保险人的作用。如果双方当事人都不能察觉风险，也无法利用“大数法则”来处理风险，那么此时，风险应该在当事人之间公平地分配而不是简单地分配给其中任何一方。
三、情势变更的经济学分析
情势变更原则打破了契约严守原则的限制，似乎违背了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意思，其理论基础何在?在早期，人们试图从当事人的意愿出发来寻找答案，提出了所谓的“约款说”。根据这种理论，情势变更是基于当事人意思的一种约款，即当事人对情势变更条款存在着一种约定。但是默示条款是建立在一种想象或者说虚构的基础上的，又或者说是一种对当事人意思的拟制。这成为它遭致批评的地方。因为既然是合同条款，当然以双方的同意为必要。所以默示条款隐含的内容是，合同双方对特定条款加人合同的同意。可是，“一般认为合同落空只是意料之外的事件造成的法律后果。那么，怎么可以将当事人未曾预料到的事件归属到当事人默示的合意中去呢?”
在假设当事人具有情势变更的约定变得不合理后，人们把约款说的意思表示进行了翻转，假设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建立在缔约时的客观情况保持不变的基础之上。如果当事人都进行了这样的假定，那么在缔约后出现了情势变更时，由于违反了这种假设，理所当然地可以对合同进行变更。这种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德国的“法律行为基础说”和“法律行为基础制度”。因行为基础有瑕疵(自始欠缺或嗣后丧失)而受不利益的当事人，具有消灭合同关系的权利。所谓“行为基础”，是指(交易)行为缔结之际表现出来的、且当时相对人明知这种前提观念的重要性而未作反对表示的一方当事人的前提观念(预想)，或者多方当事人共通的前提观念。行为基础应当具备以下特点：(1)法律行为基础为法律行为的客观的基础，而非当事人为意思决定及为表示时的主观的
基础，因此与动机截然不同。(2)法律行为基础并非法律行为的构成部分，尤其不须明示提升为法律行为效力的条件。(3)法律行为基础并非一般所称的法律行为目的。(4)法律行为基础概念本身的确定标准应当是主观的，是依当事人的“预想”而定的。
尽管其它国家在表述时没有采用法律行为基础这样的术语，却隐含了相同的思想。例如在法国，情势变更的理论依据更多的被表述成了“不可预见理论”。根据该理论，应当推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实际上是假定了一个暗示性的特殊条款，即当事人所表示的同意是基于订立合同时存在的事实状态的“持久性”，如果这一事实状态以一种不寻常的、不可预见的方式被改变，则当事人的义务也应随之改变。英美法系规定了与情势变更规则相近的合同受挫制度，其适求“在合同签订后发生了没有预料到的不利事件，而该事件的不发生是签订合同的基本前提。”所谓签订合同的基本前提是指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明示或隐含地对客观情况的未来发展做出的假定，并且这些假定是签订合同的中心动机。对于是否是基本前提必须是不容置疑的，从周围环境以及合同的目的来看它必须足够明显以至于可以合理地认为当事人双方都认同这样的假定。
当事人订立合同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础假设之上，情势变更后，这个基础假设已经不再存在，理所当然地，这不符合当事人最初的合同意愿，于是需要对合同进行调整以反映已经变化了的情势。事实上，这个理论背后隐藏着比较清晰的经济学逻辑。根据上文分析的合同分配风险的一般规则，对于情势变更，合同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无法避免。因此，不可能将这种风险分配给最低成本的预防人。那么，是否存在最低成本的承保人?通常，这种保险人也是不存在的。在此情况下，似乎只能将这种情势变更的风险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公平分配，而具体途径就是重新调整合同条款。除此之外，尚存在另一个调整合同的理由。在本质上，合同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通过缔结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促进资源流向更高价值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方当事人都可以获得福利的改进。当情势变更后，用于履行合同的资源的价值发生了变化，按照原来合同约定的方式配置资源可能不再符合效率的要求。因此，需要对合同条款进行调整甚至解除，以反映社会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求。
四、结论
对于合同的履行风险，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有明确或隐含的约定，则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是，由于情势变更的不可预见性，合同当事人通常没有在合同中对其进行具体约定，留下了漏洞。作为风险分配规则，情势变更能够有效地填补合同漏洞，节约当事人与风险分配相关的交易成本。而且，按照经济效率的要求，风险应该分配给优势风险承担人。由于合同双方可能都不符合其要求，所以情势变更规则通过调整或解除合同将风险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公平的分配。不同于“法律行为基础说”，情势变更背后隐藏着令人信服的经济学逻辑。即，在情势变更情况下，当事人对履行的估价及履行成本都发生了变化，原合同已经不再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因此应予以变更或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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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经济基础篇5
「关键词经济法、凯恩斯主义、干预主义、协调主义
经济法的本质和法的本质一样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种就是经济法和其他所有的法律部门一样，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种含义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质的规定性，也就是经济法的法律属性。传统法律部门是以调整对象和调整方式来划分的。这种划分方式，受到了来自经济法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挑战。因为包括经济法在内的许多法律部门都可以调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本文是在第二种含义上讨论经济法的本质，对法律部门的划分采用的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观点：任何一个法律部门的形成，都有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客观方面是由社会环境造就出的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领域，主观方面要由法学家来解释和总结。对于从与其他法律部门相区别的角度来理解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干预主义和协调主义。
一、干预主义
1.干预主义的内涵。持干预主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简而言之，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实际上，国家干预和政府干预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因为国家干预是通过政府或者说主要是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实现的。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凯恩斯主义。1926年，现代经济学最有影响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开始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命理。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在《通论》中，凯恩斯否定传统经济学中建立在萨伊定理上的充分就业观点，论证一国短期的均衡收入和就业水平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总供给与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而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因而就业水平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萧条和失业，是因为“消费倾向”、“对资本的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资本主义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因此，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
凯恩斯主义从产生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一直以其为理论基础，制定了大量的以国家干预主义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并且将许多政策都上升为法律。1946年英国制定了《就业法》，首次把凯恩斯的“充分就业”思想应用于立法实践。二战之后，英、法、德、日都制定了反垄断法，在经济法思想比较发达的日本制定了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大量的经济法。这一时期对经济法本质的认识也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把经济法定为国家干预之法。人们将凯恩斯称作战后“繁荣之父”。
2.干预主义的破产。7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经济现象：滞涨，即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同时并存。滞胀的现实对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给予了有力地批判。因为，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失业率高时，通货膨胀率下降；失业率低时，通货膨胀率上升。于是，西方学者开始怀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向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制度“复归”；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货币主义、以拉夫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华莱士为代表的产权学派、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西方经济学中逐渐代替了凯恩斯主义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主张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是正确的；资源的有效配置只能由市场来执行，任何市场以外的力量都不能代替市场的作用，而只会起破坏作用；即使市场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缺点，但克服与纠正市场缺点的唯一办法在于通过产权明晰等措施来予以完善，决不能依赖市场以外的政府干预。以往之所以会出现市场失灵，正是由于政府干预的结果，而不是市场本身的原因，政府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因此，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取得了主流地位。多数西方国家都加速私有化，减少政府的干预，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80年代，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解释现实问题上依然乏力，一批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家在继承原凯恩斯主义基本信条的基础上，引入一些新的经济分析方法对原凯恩斯主义进一步修正，提出国家的经济政策还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批经济学家的主张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不停地论战，以建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但从经济生活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出，这两种经济学的主张将长期并存，任何一方都不能绝对地取代另一方。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现代社会对经济生活的调整，是综合运用“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的结果，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二、经济法本质：协调主义及其经济学基础
从人类发展史看，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个体（组织和个人）利益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始终。这一矛盾又表现为国与民、国家和企业、宏观和微观、统和分、管理和自主、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计划与市场、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秩序和自由、公平与效率，以及公法与私法等等。在以上矛盾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即要处理国家的意志、行为和利益与企业的意志、行为和利益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关系协调、利益兼顾，使各方都处于应有的合理位置和最佳的联结状态。经济法是社会协调说，是社会经济法。“经济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
协调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对立统一的经济学。一般地认为，市场缺陷有三类：第一类是市场本身缺陷：一是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必然导致垄断，而垄断必然增加社会成本。二是市场不能很好地解决某些外部经济问题。“只要一个人或一家厂商实施某种直接影响其他人的行为，而且对此既不用赔偿，也不用得到赔偿的时候，就出现了外部性。”（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外部性分为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负的外部性一般来讲对社会是有害的，比如污染使一方受到损害却得不到赔偿。三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均衡，经济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时或效用最大化行为恰使每一市场的供求相等，均衡价格把秩序强加在可能发生的混乱上，这时政府或国家的干预是有用的。四是市场经济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五是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公共物品的生产。六是市场无法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自由竞争所导致的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只有通过国家广泛控制社会资源的制度，从而使中央有计划地分配工业品成为可能，这样才能找到有效的补救办法。第二类市场缺陷是由于市场本身发育不完善而出现的功能。市场缺陷的存在要求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但国家干预也不是万能的。国家即政府在干预经济时，也存在国家失灵或曰政府失灵（虽然政府失灵和国家失灵在政治学上有一定的区别，但从对经济生活干预的角度上来说，国家失灵和政府失灵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下文中提到政府失灵也是指国家失灵）。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对那些提议对市场失灵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采取政府干预的人们，经济学家提醒他们也不要忘记政府同私人市场一样有缺陷”。（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503页。）“当政府政策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灵便产生了。”（注：［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得豪斯：《经济学》（下），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1189页。）受现在流行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经济学家又把政府失灵称为公共失灵。（注：公共选择理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分析了现实生活中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政治个体（选民与政治家）的行为特征以及由此引出的政治团体，特别是政府行为的特征。公共失灵即政府失灵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公共失灵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政府所获得的经济信息受政府本身的信息传递机制和政府本身的判断能力的限制，这些限制会使政府的决策失误。二是政府机构的低效率。即政府机构本身缺乏竞争导致低效率；没有机制能降低成本；监督信息不完备。三是政府的干预容易导致寻租（rentseek）。寻租是指“为了寻求对自己有利的政府政策而采取的活动”。（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6页。）政府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它拥有一般组织所没有的权力。政府制定的政策有时会对一些人有利，而对另外一些人不利，这时，某些企业或个人就会设法使政府制定对他们有利的政策，导致政府的政策不一定对社会的资源配置有利。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忽视政府或国家的作用，市场失灵就更加明显。在国家干预主义盛行的年代，忽视市场的作用，政府失灵更加明显。“市场机制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为政府干预留下了作用的空间，其存在和发生作用的价值需要经济法加以确认。而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也不容忽视，它需要经济法予以纠正、限制乃至禁止。这样，就产生了我们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基础。”（注：王保树：《论经济法的本质》，载马俊驹主编《清华法律评论》（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因此从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出，强调任何一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强调经济法的本质是协调。
三、把协调主义作为经济法的本质有重要的法学意义
第一，有助于正确指导我国经济立法的实践。法学理论对实践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对立法活动的指导。强调经济法的本质是协调主义就要求在制定经济法时，既要规定政府的权利，也要规定政府的义务和责任；既要规定市场主体的义务，也要规定市场主体的权利。忽视任何一方的权利和任何一方的义务和责任，都会导致法律的失误。特别是对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我国，既要肃清国家干预过多遗留的问题，又要防止片面强调市场调节的作用，认为市场调节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不切实际的做法。
第二，强调经济法的协调主义符合法律的发展趋势。其实，强调公正的法学家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论述了协调思想。美国社会法学的创始人庞得把法律看成是一种在通过政治组织的社会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安排而满足人们的需要或实现人们的要求的情形下，能以最小代价为条件而尽可能地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制度。庞得对法律秩序所应保护的利益进行了分类。他把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后一类利益中，除了其他内容以外，他还把一般安全利益、个人生活方面的利益、保护道德的利益、保护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利益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方面的利益包括在内。庞得也认识到了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提出在一个时期可能应该优先考虑一些利益，而在另一时期则该优先考虑其他一些利益。但是庞得认为“法学家所必须做的就是认识这个问题，并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向他提出的，即尽可能保护所有的社会利益，并维持这些利益之间的、与保护所有这些利益相一致的某种平衡或协调。”（注：庞得：aSurveyofSocialinterests，57HarvardLawReview1（1943），pp.1—2，转载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148页。）虽然庞得是从法学家的任务提出的，但是他的各种利益的平衡协调的思想是与经济法本质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也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思想在协调主义方面的耦合。事实上，要求所有的法律部门都兼顾各种利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种法律部门总要优先考虑某一方面的利益。比如民法始终不能也不必冲破“自由的财产流转法”的藩蓠，否则民法不就是民法了。而作为社会化生产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管理的社会化与国家介入经济生活、“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即两只手的协同并用、纵向经济关系与横向经济关系的平衡结合、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的对立统一之经济法，比其他法律部门更应当强调协调主义。
经济学经济基础篇6
【关键词】经济法；法学基础；理论
1.经济法突破了公私法局限
私法与公法实施二元分化为基础法学的传统理论，基于板块思维进行定论，将整体社会的复杂关系定位在平面系统内进行静态审视，并令两者区分性明显。这一法律基础理论产生于我国传统社会环境模式之下，基于当时社会发展简单形式、关系属性相对清晰，因而二元分化模式看似合理。然而伴随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环境的日益复杂，该类公私法二元划分呈现出了相对属性，并引发了业界人士的广泛讨论。二元化的传统划分模式针对当前社会市场经济的飞速扩充与现代化发展来讲，其绝对合理性产生了动摇。新时期，日益扩充发展的市场经济需要国家由公利视角管控私人活动，促进了公法逐步伸向私法范畴发展。同时，公法渐渐面临了全新层面问题，即需依据私法进行问题处理。这样一来便会形成私法辅助公法现象，令两者呈现出互相交叉发展状况，因而对原有二元划分模式形成了强烈冲击。而经济法相关于政府及市场失灵的管理控制，也就是不仅利用公法，同样借助私法进行调控整治。由此可见经济法真正体现并阐释了该类客观需求，形成了全新的综合法律管控模式，其不会对传统公私法相关合理性规定产生负面作用，而是创新形成了一类分类调控法律手段。基于经济法视角，进行法律基础理论的重新定位，可有效突破私法公法固有界限，促进两者的互通融合，体现经济法深层次内涵，令其真正反映经济、政治与法理基础。
2.经济法对象调整更新
经济法的科学发展令传统法理机构和谐状态分布被更新调整，因此应采用相关基础法学理论进行关系调整的深化研究。当然，基于经济法发展相关理论分析之中，包含混淆概念、理论无法联系实际等矛盾问题，因而存在一定困难性。传统定位经济法基于对象调整相关标准，由于应用单一化思路，无法令经济法明确特定目标，令其功能优势没能良好激发，同时，其针对客观事实而非抽象理论开展，没有依据相关理论标准进行有效实践，因而无法形成良好的说服力。因此，现代经济法应科学转变思路，跳出条框，注重客观主观标注的统一集成，突破仅进行某一社会关系优化的局限性，一对一的片面性。应核查实际，尊重客观，基于混合经济模式，突破部门法的传统划分，采用集成、交叉、渗透观念，动态审视经济社会的更新发展。同时，基于社会关系的多元复杂属性，会对法律调整模式产生影响，令其也朝着多元复杂形势发展，而非单纯的一对一更新优化。另外，基于社会关系的主体影响性，倘若关系到公共利益，则应将其视为法律优化更新范畴。在探索经济法定位实践中，应摒弃传统标准制约，脱离机械、单一、片面的划分体制，有效促进调整对象发展为对象调整，应结合主客观意识、思维，引入经济法功能，进行深入探究，并创设有效的法律解决途径。就当前社会经济呈现出的模糊、复杂关系，应由经济法视角实施立体调整优化，引入经济治理理念，灵活应用公私法方式进行科学调整，进而有效处理各类显著矛盾冲突问题，同时也会促进经济法在合理应用探究中实现进一步的创新发展。
3.经济法拓展了相关法律机制及能效
法律基础核心在于能效激发，倘若无法确保法律法规发挥作用效益于社会活动、关系运作之中，则其便丧失了生命力与价值。基于经济法视角，其相对于法律机制与相关能效，创设了平衡优化、系统规整与综合管控的思想。经济法注重权利救济，应科学击破框架禁锢，杜绝事后救济弊端，提升管理绩效。基于当前社会发展体现的复杂性状况，应科学依据各异的地域、空间、时机，选择灵活适应性方式进行科学优化，全面结合行政、民事与刑事方式，实现经济法的优化规整。同时，还应科学采用公私法结合的新型经济法模式，体现良好的社会性。面对体现一定独立特征的现实关系，例如市场与计划、公立与私立等，应基于社会利益视角，有效平衡关系利益，运用经济法优化平衡理念，体现其核心精髓与优质法律效能，解决实际问题。经济法可有效处理社会化实践发展中的经济矛盾，调节社会经济进程，实现目标整合，实施宏观管理，体现良好的政策功能。其通过应用快捷、高效、多变方式映射经济体制，体现经济功能规范，促进了社会经济建设与法律基础理论发展的有效互动及平衡提升。
4.结语
总之，经济法的更新发展，伴随市场经济建设的全面扩充，令其理念进一步创新，并促进了法律基础理论的突破传统、摒弃公私法局限、更新对象调整，令相关法律机制进一步拓展，发挥了法律法规的良好功能绩效。基于经济法的优势功能，我们只有对其内涵深刻探析、充分挖掘，基于创新发展视角审视法律基础建设、完善理论内容、践行实践管理，才能真正促进经济法核心价值的全面发挥，稳固法律基础体系建设，并促进两者的互相渗透、科学指引与全面发展。 [科]
【参考文献】
经济学经济基础篇7
自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决定后，高等职业教育蓬勃发展，为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形成了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完善了高等教育体系结构。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级能人才的使命。2015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突出强调以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为核心，加大实践性教学，推进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产教深度融合。这无疑对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
《经济学基础》是高职经济管理类专业普遍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目的是通过该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经济学基础知识和原理，具备对经济问题分析解决的初步能力，同时为学习其他经济管理类的专业课打好基础。高职层次的学生，本身学习主动性差、基础欠缺、知识储备不足，出现学生学得难、教师教得更难的困境[1]。所以，进行《经济学基础》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二、高职《经济学基础》教学现状
（一）《经济学基础》教学调研情况。
笔者通过对新疆地区几所高职院校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整理数据，得到以下信息：
1.刚开始学习该课程的兴趣较高，但随后下降。通过与学生的访谈，学生刚开始对该课程有兴趣，是因为该课程一般开设在大学一年级，由于刚进校对所有大学的事物及课程都有较强的好奇心，并且经历高考填报志愿，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和知识储备有了重新定位，想好好学习掌握技能，为今后就业打好基础，同时由于这门课是专业基础课，将为学好后续课程做准备，学习开始兴趣浓，也较为主动，但随着课程的深入，知识体系严密，概念难理解，公式计算画图等逐渐增多，学习渐渐困难起来，随后便失去了学习的兴趣[2]。
2.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态度不端正
近一半学生认为学习该课程没有用，主要因为与今后的工作内容不直接相关，并且没有与学生报考的各种职业资格证挂钩。近一半学生在学习该课程没有明确目标，还有近30%的学生学习《经济学基础》课程只是为了应付期末考试。
3.授课方式单一，教学效果有待强化。调查结果显示，近一半学生认为教师授课方式单一，超过50%的学生都认为教师讲授该课程的方式需要改变，73.25%的学生认为教师侧重知识本身的传授，而忽视了能力培养和训练。通过学习，仅仅是记住了几个概念，会做几道计算题，不能运用经济学的思维和方法处理现实问题，解释经济现象。
（二）《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目标背离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
教高[2006]16号文件指出：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社会的高级人才分为学术型和应用型两大类，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学术型人才，注重培养学生研究能力，强调学科体系的系统性与严密性，强调其理论形态；高等职业教育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利用已经发现的规律、定理为经济社会提供直接服务[3]。目前高职《经济学基础》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其教学目标是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与知识，为学习其他专业课程打好理论基础，与高职教育的目标背离，因此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更重视理论知识的讲授，忽略了学生能力与素质的培养。
2.教学过程不符合高职教育要求
高职教育教学过程要凸显“实践性、开放性、职业性”。目前《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上沿用本科院校《西方经济学》的构架体系，理论性、技术性非常强，有很多抽象理论、公式推导、图表分析等，只不过对这些内容进行简单的删减和压缩。而高职学生本身学习能力及知识储备欠缺，这些内容的讲授使得学生无法理解从而丧失学习兴趣。并且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大多以理论讲授为主，教学形式单一，教学资源匮乏，没有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学生参与度低，降低对学习的兴趣[4]。
3.教学考核方式不能体现高职教育理念
高职教育教学倡导校企合作办学，以工学结合模式培养技能型、应用型人才。但《经济学基础》考核方式仍然采用传统的试卷进行考核，试卷内容也不外乎概念的记忆、公式计算、画图、难点辨析等。这种考核方式仅仅是对该课程内容理论知识的考核，最后得分并不能判定学生的真正能力。同时，这种考核方式使得一些学生平时不学习，考前临时突击，用记忆和生搬硬套等方式轻松地通过考试，大大降低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大了平时教学的难度。
三、《经济学基础》教学改革思路及对策
（一）《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学目标体现能力与技能的培养。
《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学目标，不仅要有知识目标，而且要增加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经济学基本知识和原理，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还要使学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掌握科学思维、科学分析的能力，能够运用经济学基本知识和原理对企业、消费者、政府等行为作出合理分析，能够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客观地分析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现象，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提高思维能力、分析能力和沟通能力。
（二）《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学过程体现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
1.教学过程要体现实践性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学科，其中供求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通过不同经济主体的供求分析为主线选取教学内容，用工学结合的课程模式，在教学过程中采用“项目引入、任务驱动”的教学方法，通过设计“任务”，创设情境，让学生如临其境，教师引导、帮助学生完成任务。通过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的创新，改变学生被动学习的状态，教师的角色由理论讲述转变为参与指导、提供帮助，将会大大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同时，通过任务的探究和完成，提高学生的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将理论知识与实践锻炼结合在一起，突破了以往课堂讲授从概念到原理的内容体系，凸显了高职教育的特色。
2.教学过程要体现开放性
要利用好现代化手段，运用网络教学辅助、多媒体教学设备、微课、慕课等多种形式开展《经济学基础》的教学工作，利用校园网建立学生学习平台、师生互动平台，开辟出有别于传统课堂教学的新领域，为学生的专业学习提供桥梁，使学生更为直观、快捷、广泛地获取经济学课程知识，与此同时发挥图书馆和校园网络的作用，为高职学生打造开放式的教学环境资源。
3.教学过程要体现职业性
目前，许多高职院校的《经济学基础》课程面对所有专业，采用的是相同的教学内容和方式。但是在不同专业对经济学课程内容所要求掌握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比如国际贸易专业可以侧重宏观经济方面的货币政策、国际经济基本知识的讲授；而会计类专业，应侧重微观经济尤其是生产与成本理论的教学……总之，不能将高职《经济学基础》内容讲成本科院校《西方经济学》的压缩版。对于《经济学基础》教学内容的选取，可以通过“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开发”的思路，加强教学的针对性，使学生的学习直接与今后的工作内容对接，体现高职教育的职业性[5]。
经济学经济基础篇8
在传统的社会科学领域中，经济学是最成功地实现数学化的学科，其成就令人瞩目。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产生了包括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经济控制论、经济预测、经济信息等分支的数量经济学科群，以致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当代经济学实际上已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正如现代计算机之父、数学家、数理经济学家冯・诺伊曼所料：经济现象最复杂，它要用的数学理论也是最高深的，因为越是抽象的数学工具越适合于分析实际上十分复杂的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员必须具备相当的数学修养和水准。不仅需要完备的初等数学基础，而且还必须具备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统计、模糊数学、集合论、拓扑学、实凸分析、泛函分析、图论以及计算机等很多数学知识。
初等数学是以不变的数量和固定的图形为研究对象，它不考虑函数变化的速率问题，因此初等数学也被人们称为常量数学。运用常量数学可以有效在描述事物和现象相对稳定的状态，而它不能描述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而现代经济学问题的研究恰恰更重视系统的运动和变化。例如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世界人口的日益增长，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范围扩大了，强度也不断增加，甚至使环境质量恶化，造成生态的不平衡，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常量数学不能满足经济学研究的需要，我们更需要变量数学。
微积分学是变量数学的基本内容之一。19世纪中叶，勒翁・瓦尔拉斯和杰文斯提出名为“边际效用理论”的经济学。戈森和门格尔也是这一理论的奠基者。戈森的数学极好。后一代的经济学家们发现，这一理论中的“边际”原来就是数学中的“导数”或“偏导数”。因此这一理论的出现意味着微分学和其它高等数学已进入经济学领域。从此微积分学成为经济学问题研究的首要数学基础。
线性代数已成功地运用于普通经济学、金融、财政、税收等领域，运用于投入产出理论。从企业到整个国民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可以用投入产出进行规化。线性规化理论可用于在一定约束下，求极大值极小值问题，例如：使有限的材料得到最充分的应用；如何在商品销售中，调整商品价格，薄利多销，获得最多利润；如何利用有限的空间使得存贮量或货运量最大；如何合理安排人员配制，使全员劳动生产率最高等等，还可以用于发现资源的短缺和剩余情况及区域规化。所以线性代数与线性规化也是研究经济学问题的重要数学基础。
初等数学处理的问题属于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的必然现象及其规律，它只讨论当某种条件具备时，某种结果必然地、百分之百地出现的情况，这种由条件完全可以预知结果的数学，我们称之为必然的数学，但在经济学问题中常遇到，也更为我们关注的是所谓随机现象的事物，即在某种确定的条件下某种结果不是必然的，而是以一定的可能性出现的。例如：流域之间的调水问题，投资者必须考虑风险和收益。通常所说的平均收益就是数学期望。另外，在一些项目决策时，大都是在不确定的因素下进行决策的，这种条件和结果没有必然的联系。
不能用必然的数学进行定量分析，而需要用或然的数学研究。或然数学主要是指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由于它们在经济学领域中成功地应用于投资、贷款、股票、证券、市场预测、风险平估等许多重要领域而得到迅速发展。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专门研究在一定条件下，某种结果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一类现象，即随机现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已经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初等数学讨论的是内涵和外延都非常明晰的现象，来不得半点模糊，因此初等数学是一种明晰数学。但是在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中，我们所遇到的大量概念却都是非明晰的，例环境综合评价中的“污染程度”就是一个模糊概念，污染程度表征的质量分级界限不是截然划分的，而是用一个隶属度来刻划，隶属度可用隶属函数来表达。又例灰色系统，本身就是从模糊数学中派生出来的分析方法。再如经济发展规化、经济周期的确定，都是用模糊方法确定比较准确、适用。模糊数学以模糊现象为自已的研究对象，给出了使模糊概念定量化的方法以及模糊量运算的规律。
经济学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分配日益紧缺的资源，使它在既充满相互竞争、要求又无法满足的情况下能够达到目的。如何运用数学工具来分析“什么是最隹方案”的问题，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焦点。经济学家们一直应用数学上各种各样的技巧来探讨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经济学讨论“最优化”问题，但是不能简单地理解最优。有这一局部的最优与另一局部最优的关系问题，有局部最优与全社会最优的关系问题。对经济学来说，更重要的不是各自的最优，而是相互间的对策。例如，福利经济学试图在平衡条件下确定对产品与服务作最佳分配。著名的帕累托定理规定：当至少有一个人生活得更好，而没有一个人生活得更差时，这种分配就可以被认为比原来的分配更优。这里用到了对策论：在二人或二人以上的对策中，如果一个人赢就会有一个人输，称为“零和对策”；如果人人都赢而没有人输，称为“非零和对策”，福利经济学就是要利用非零和对策论。在这样复杂的经济活动中，要用到更复杂的数学工具。微积分学、集合论、拓扑学、实凸分析以及概率论、数理统计，在用数学方式表达经济理论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保险学中要考虑的许多问题都需要运用数学方法得以解答。例如，对各种风险的评估，不仅涉及到实际的统计资料，还需要运用一整套相应的数学计算方法；此外，保险的理赔支付是否正确，这个问题不论对投保人还是保险公司都是十分重要的，给付太少会使保险公司业务增长遭受影响，给付太多会使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不胜负荷，太多与太少皆非所宜。正确的理赔只能以合理的计算为基础，而合理的计算又必须以数学所认定的风险稳定性定理为基础。在人寿保险中，需要根据投保人的年龄、生存与死亡的一般状况列出寿命表，并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以求出每个保险合同的保险费和责任准备金的数学计算公式。一般说来，对每一寿命保险单进行数学描述时，必须给出相应的生命状态模式，以及若干时间函数的定义，从数学模型得到保险费公式和责任准备金公式的具体形式取决于模型函数的数学性质，公式推导通常涉及到级数求和、向量空间、黎曼－斯蒂尔吉斯积分、测度论、微分方程、差分方程、积分方程等方面的方法与技巧。
对于大量带有不确定性的经济活动，其每一步骤都有多种可能性出现，以一个出发点为根部，可演变出一个能反映出所有可能的树图，于是图论的知识必不可少。在有无限种不确定情形时，例如商品的种类就可以看作有无穷多种，对应的商品空间也变成无穷维的了，于是，泛函分析成了当然的工具。为了刻画政策对经济的作用，必须做出一个最优控制的数学模型。为了描述多层次经济体中的信息流通，信息论的必要性很明显。
在具备一定数学知识的同时，还得从经济学与数学交叉的角度出发，将不同学科的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找到结合点，提出数学模型，并依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建立模型，然后对模型进行调试、验证。这一系列工作就是通常所说的建模过程。一个经济系统和某种特性的数学模型建立以后，就要对数学模型单独求解，然后对数学模型的解，进行经济学的合理解释，形成经济学问题的解决方案，因此，在经济系统状态、经济要素预测以及经济规化的研究中，需要普遍运用数学模型。建模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它需要的主要不是数学运算技巧，而是平常培养起来的敏锐的洞察力，新颖的思想和清晰的逻辑思维，是一种充满挑战和创造性的劳动。
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成功应用，产生了庞大的数量经济学科群。计量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它以一定的经济理论为背景，利用数理经济学中的研究成果，列出一系列描述经济行为的数学方程，然后又根据实际的经济统计资料，通过使用现代数理统计的方法对方程组中的未知参数进行估计，从而建立起描述经济活动的计量经济模型。计量经济学反过来又推动了数理统计学的发展，成百上千个方程组成的计量经济模型的运用，为数理统计学家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数学渗入到经济学，经济学反过来也推动数学前进。
数理经济学是研究数学概念和数学技巧对经济，特别是对经济理论的各种应用，其中一些基本问题是从经济学中提出的，但深入研究是从数学的角度进行的。其核心内容之一是用一种规范化的方法研究一般均衡理论，使用的数学工具主要是集合论、群论、拓扑学，其学术文献完全是公理化的。它从一套公设、假定、定义出发，导出一套非常严谨的公理化体系。数理经济学是主要进行定性分析的理论经济学。它是研究最优经济效果、利益协调和最优价格的确定这些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为计量经济学、管理科学、经济控制论提供模型框架、结构和理论基础。这样，使两个完全不同的专业得以连接和通畅。
由于计算机和软件的发展非常之快，计算机科学已使很多科学改变了面貌，由定性研究走向定量研究的方向。所以在经济学研究中应用计算机，不仅对经济学的系统化、模型化与最优化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开辟了经济学应用软件这样一个广扩的研究领域，计算机不仅是经济学领域的计算工具，也是强有力的实验工具。目前可以用计算机对经济系统进行模拟仿真；设计经济系统的最优方案，并编制程序在计算机上进行实验，从而得出经济区域发展的战略和策略。所以必须学习计算机语言，掌握计算机的使用。
在经济现象与经济活动如此复杂的今天，我们对经济学研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一时尚不能控制的经济过程和尚未知晓的经济现象，能否深入地认识它并合理地解释它；对于已经熟悉的经济过程和现象，能否精确地表达它、模拟它、预测它，能否判断其发生的时间、演化的序列、过程的强度和结果；对于客观的经济系统能否通过有效的改造和调控，使其达到最优状态并能稳定地保持它；对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能否比较精确地、完整地纳入一个统一的基础。为此我们对数学知识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更高要求，方能使当代经济学所强调的主题研究臻于科学化、合理化。因此，数学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基础之一，而以上所述是经济学研究所必备的数学基础。
参考文献
［1］21世纪中国数学教育展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张楚廷.数学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经济学经济基础篇9
【关键词】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实践教学
经济学基础实践性教学，让学生深入领会和熟练掌握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提高分析和研究经济问题的实际应用能力。掌握需求、供给与价格理论、弹性原理；理解消费者均衡的条件；领会生产、成本理论；理解厂商均衡理论、生产要素的分配理论；理解国民收入的核算方法；掌握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货币需求、供给与利率的决定理论；理解iS—Lm模型；领会财政、货币政策的种类及其手段。促进学生对经济运行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建立起经济学的基本思维框架，为进一步学习其它专业课程奠定理论基础。能够正确领会和理解经济运行的逻辑关系和基本规律，能够对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进行简单分析，具备初步分析问题的能力。
1.总论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将稀缺的资源有效地配置给有相互竞争的用途的科学。了解经济学产生的客观必然性，理解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及其解决的问题，熟悉经济学基本概念，了解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2）教学内容。稀缺性与基本经济问题：生产什么产品，各生产多少？用什么方法去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如何生产？生产可能性曲线与机会成本；资源配置的经济体制；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2.需求和供给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需求与供给的含义及规律；理解市场均衡价格原理，掌握价格分析方法；了解弹性的含义，掌握简单的弹性计算。（2）教学内容。需求：一种商品的需求是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有购买能力且愿意购买该商品的数量。供给：一种商品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有出售能力且愿意出售该种商品的数量。均衡价格；需求价格弹性；供给价格弹性。
3.偏好与效用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熟悉消费者的偏好；知道完全替代品、完全互补品、厌恶品、中性商品；了解效用的概念；理解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掌握边际效用分析方法；掌握无差异曲线分析法。（2）教学内容。欲望与效用；边际效用分析与消费者均衡；无差异曲线分析与消费者均衡；替代效应、收入效应与价格效应。
4.厂商理论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生产函数的概念；了解单一可变生产要素条件下的产量变化规律；理解生产的合理区域；掌握两种生产要素合理组合的无差异曲线分析法。（2）教学内容。生产与生产函数；成本收益与利润最大化；厂商均衡理论。
5.成本与收益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理解成本的含义；了解短期总成本、平均成本、边际成本的关系；掌握短期成本的简单计算；了解长期成本与短期成本的区别；理解厂商的利润最大化目标。（2）教学内容。成本的含义；短期成本；长期成本；收益与利润最大化。
6.市场理论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四种市场结构类型及其特点；理解完全竞争厂商的特点；掌握完全竞争市场商品价格的决定以及厂商如何决定其产量；理解完全垄断厂商的特点；掌握完全垄断市场商品价格的决定以及厂商如何决定其产量。（2）教学内容。市场与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厂商均衡；完全垄断市场上的厂商均衡；垄断竞争市场上的厂商均衡；寡头垄断市场上的厂商均衡。
7.要素收入理论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理解生产要素需求的特点；了解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的决定；了结洛伦斯曲线的含义；掌握基尼系数的计算。（2）教学内容。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工资、利息、地租、利润；洛伦斯曲线与基尼系数。
8.市场失灵与政府垄断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掌握衡量收入分配平等状况的标准和收入再分配政策；掌握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了解收入分配的一般原则。（2）教学内容。市场失灵；解决市场失灵的对策；政府失灵论。
9.总需求与总供给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总需求函数，宏观生产函数，消费函数、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含义；乘数的含义与计算；iS曲线、Lm曲线的含义；了解需求变动时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影响；总供给曲线变动时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影响。（2）教学内容。消费函数、边际消费函数的含义；乘数的含义与计算；iS曲线与Lm曲线的含义；需求变动和供给变动是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影响。
10.失业与通货膨胀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通货膨胀的含义和类型；了解失业的含义和类型；理解通货膨胀和失业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了解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了解菲利普斯曲线。（2）教学内容。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含义和类型；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菲利普斯曲线。
11.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经济增长的含义；了解经济周期的含义；了解经济周期的成因。（2）教学内容。经济增长的含义；经济周期的含义和成因；增长核算方程；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人口增长对经济有哪些影响；经济增长的源泉。
12.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财政政策目标；了解财政政策的运用；了解货币政策的含义；了解货币政策的运用；资本证券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2）教学内容。经济政策：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平衡国际收支。财政政策：财政的构成与财政政策工具，自动稳定与斟酌使用，财政思想的演变，财政政策在实践中的制约因素，充分就业预算盈余与财政政策方向，赤字与公债，西方财政的分级管理模式。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货币创造机制，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货币政策其作用的其他途径，货币政策在实践中的制约因素，债券价格与市场利息的关系。资本证券市场：股票和债券，证券的发行和流通，证券的交易与价格，证券投资收益及风险。金融衍生品市场：期货交易，垫头交易，期权交易，双向期权。
13.国际经济的基本知识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熟悉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组织；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有关倾销的基本知识；政府调节国际经济往来的措施。（2）教学内容。国际贸易理论：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金本位制的优点，金本位制的不足之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货币体系的演进。倾销的含义，倾销的特征，反倾销的措施，倾销的确定。限制进口的贸易政策，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外汇市场干预，关税。
参考文献：
[1][美]哈尔·R.范里安著，费方域等译.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03.
经济学经济基础篇10
尤其是民办高校的学生，由于学习基础相对较差，学习动力不足，教师必须结合民办高校的实际情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使教学效果达到最佳。
1民办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状况分析
笔者所在的单位为广东省某民办高校，对学生的学习状况分析如下：首先，民办高职院校的学生中有一部分已经形成了学习惰性，学习积极性不高。其次，在民办高职院校中仍旧有一部分学习较勤奋，理解能力较高的学生。第三，数学基础普遍较差。民办院校的经管专业类的学生大多是高中的文科生，数学底子较差，甚至有学生看见数学公式就害怕。而《经济学基础》教材中公式的推导、曲线的变换更是让学生将《经济学基础》认定为最难课程。第四，学生的认知范围较小。现在的学生都是90后，他们的课余时间更多的用于休闲娱乐，作为年轻的一代，他们对于这个社会的认识很处在初级阶段。而作为大学生，他们应该扩大自己的视野。第五，民办高职高专的学生有更多的热情，他们的思想活跃开放，乐于接受新的事物。
2民办高校开展《经济学基础》教学的意义
在很多人看来，《经济学基础》是一门高深枯燥而又乏味的课。甚至觉得民办高校没有必要开这门课。笔者认为，《经济学基础》可以成为一门高深的理论课，也可以成为一门培养思维方式，打开认知的有应用价值的课程。这门课更是经管类其他专业课程的基础，对于大学生掌握基本的经济规律，理解国家的经济政策更是十分必要。
3当前民办高职《经济学基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3.1教材选取困难
民办高校的《经济学基础》的教学中，教材的选取成为一个问题。高职高专类的教材与本科类教材只是在内容上更加简单。以理论为主，而没有相应的切合实际的新鲜案例。这也给教师的教学带来一定困难。
从内容上看，高职类的教材仍旧含有大量的数学推导公式以及图形。而对于基础较差的民办高职院校的学生而言，是一个挑战，更是我们教师面临的一个大的难题。
3.2教学方法难以创新
作为教师，我们自己在接受本科教育以及研究生教育时，《经济学》就是一门纯理论课程。而我们作为民办高职院校的教师时，又必须针对高职院校特点丰富课堂教育，这也给教师的教学带来一定挑战。
4关于《经济学基础》教学方法的思考
4.1教师要熟悉课程，具备优秀的专业素养
民办高校的学生或许不是那么热爱学习，或许学习动力不够，但是他们会尊敬甚至敬仰一名专业素养高的教师。《经济学基础》是一门经典课程，作为教师，除了将教材读懂读透，更应时刻了解最新经济动态，给课程注入新的活力;了解学生们感兴趣的社会娱乐热点，将其融入《经济学基础》的课程教学中，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作为一名教师，应该融会贯通，对于各种经济问题、学科热点了若指掌。
4.2民办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的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
民办高职院校培养学生的目的是培养应用型的人才。《经济学基础》教学应遵循这一原则。对于民办高校的学生来说，更重要的不是严谨地掌握各种经济学理论，而更多的应该是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构建经济学基础知识的理论框架。作为专业基础课，《经济学基础》应该能指导学生更好地学习其他专业课程，更好地指导他今后的工作和学习。因此，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和构建知识框架是最为重要的。
4.3《经济学基础》应该成为学生打开认知世界的窗口
民办高职院校的学生很少会在课余时间浏览一些时事新闻，或者广泛地阅读各类书刊。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更多的是通过游戏，娱乐或者兼职。而《经济学基础》这门课恰好弥补了这一部分的不足。这门课从另一个角度带领他们认知世界。他们也许从未关心过时事新闻，或者表面看起来高深的大事件通过经济学理论的解释也变得不再那么神秘。
4.4教师应注重教学内容的选取
对于民办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他们学习《经济学基础》的目的是培养经济学思维，为其他专业课程打下基础，同时打开他们认知世界的窗口。因此，对于他们的教学内容显然不同于本科院校。虽然很多教材的章节设置与本科教材基本相同。但教师可针对学生的学习特点及专业特征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以笔者的教学经验来看，教学目标是重微观，培养经济学思维、明宏观，读懂国家政策。微观经济学是教学的重点，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还能打通认识认知世界的窗口。而宏观部分也能够打开学生的眼界，读懂新闻，了解国家政策。此外，为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某些章节也可以增加教学时间。如市场结构这部分内容可以引用大量的新鲜案例以及让大家都参与的博弈：囚徒困境。可以在这一部分增加趣味性教学，既让学生对经济学产生兴趣，也可以让学生掌握理论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