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篇1
【关键词】科研定位；技术服务；提升；途径
一、本课题在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从德国柏林大学校长洪堡开始，就确立了科研在大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基本功能中，从早期的传授知识、培养人才，发展到研究知识、生产知识，再到社会服务，科学研究起着重要作用。科研工作不是一座“孤岛”，它是畅通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的“立交桥”，高职院校未来的竞争从根本上来讲就是科研实力的直接较量，科研工作成效显着的高校将是这场激烈竞争的最后胜利者。科研工作只有深度融入人才培养，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才能成为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水平提高的“倍增器”和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的“发动机”。
高职院校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并非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科研工作始终是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科研也是一个重要的教学过程，能对教学形成强有力支撑。
作为具有行业背景的高职院校，科研工作如何与行业企业发展相结合，服务于行业企业的需要，既是高职院校办学定位的本质要求，也是其发挥自身优势、有别于普通高校科研的现实需要。因此，科学定位学院科研工作功能，充分利用自身专业和科研优势为行业企业发展服务应该成为高职院校重点科研方向。一方面要利用自己的科研力量和科研条件，努力解决当前行业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形成产、学、研良性循环；另一方面要通过服务赢得行业企业对学院的支持，把高职院校引入可持续发展之路。高职院校必须把自身的发展与地方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积极投身地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为地方发展提供人才支持、科技服务和智力支撑，切实提高服务地方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占领服务地方制高点，在促进地方发展中实现有为有位，把高职院校拥有的人才优势、创新优势和智力优势不断转化为地方发展优势。
二、职业院校科研定位与技术服务提升途径研究内容
（一）为科学研究取向，明确和科学研究的目的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科研工作的位置与普通本科院校的并不是完全相同，从这个角度说是和它的教育目标是一致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是近些年来的兴起的职业教育为宗旨的，即培养高技能人才为目标。它和一些研究型本科院校是有区别的，科研成果评价和科研水平是一个衡量它的生命力的重要指标，在职业学院通常在科学研究工作上没有这样的要求。在科学研究的环境，科学工作在高职院校中应关注不仅一般的学术研究，更应关注技术研究，科研工作者需要考虑如何提升学生在科学研究实践中他们自己的发展，进一步丰富高等技术人才培训模式，拓宽科研工作领域。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在科研工作上不应该急于求成，应逐步深入，从细微处着手。大部分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成立时间很短，并且在我国教育政策的扶植下快速的增长，如果不考虑客观现实对科学成果进行过高要求是不现实的，不言而喻学校的工作重心必须投入到在日常教学工作上，科学研究工作的扩张也是为其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单纯的研究而进行科学研究，它应该从拓宽和深入专业水平入手，来辅助和提升高职院校的常规教学工作。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科研和专业技术服务这几项重点工作中，教育教学主要是研究教学方法，教学经验和创新，专业技术服务主要为行业企业提供迫切需要的技术服务和智力支持。这两个科学研究工作是独立的和紧密的联系，前者能更好地提高高等职业学院教学水平，而后者它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使学生的热情参与和更有可能。
每个应该紧密结合自身教育独特性的高职院校，基于现实的自己，不仅要睁大眼睛看清自己的真实需求，还要在不自怜的基础上，发挥自身优势，在基本教学工作保质保量完成的前提下，还要以本地区的行业企业提供他需要的技术服务和智力支持为目标，对科学研究工作的价值取向确定科学的定位，真正实现统一的方向运行，使高职院校的教学改革工作，进一步扩大到面对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提供科学力量的贡献。
（二）基于提升技术服务产业的发展研究
在技术服务这个角度进行课题研究，可以很大地促进高职院校提高科学研究水平的决心、封闭类型的科学研究工作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了，各个高职院校科研部门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到发展契机，满足社会和企业的研究需要。
一般来说，对于一个区域来说高等职业院校的学术水平是相对成熟的，它是知识成果、科研专利成果相对集中的地方，高职院校可以利用他们的科研力量为地方行业企业技术创新和相关项目实施过程中不能完成的地方提供帮助。我们这个项目（天津市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2012年度课题《职业院校科研定位与技术服务提升途径研究》项目编号XⅡ327）研究的牵头单位——天津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南港工业区的大港油田，是该地区唯一的高等学府，天津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不仅给油田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而且也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通过科学研究这个手段为油区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服务。近年来，在天津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作为联系的媒介，协调本学院各个系部先后成立了石油化工研究所、应用电子研究所、研究所、灰色理论研究所和其他专业技术服务窗口。去年，石油化工研究所和油田地质研究所合作科研课题——建设地质勘探岩心库，通过这个课题的有益尝试，为横向联合研究项目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有大约12个专业教师和100多名学生参与了进来，尤其是石化系的教师和学生利用暑期加班加点，该课题的研究时间跨度为4个月，时间紧任务重，通过师生的努力，最终保质保量的完成了该项科研攻关，获得了油田地质研究所的高度认可和评价。该项科研工作，不仅为天津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师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极快的提高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循环过程。
科研工作合理定位是科研管理的重要环节，高职院校教师科研定位有效性如何，是充分发挥其导向作用和激励作用的关键。通过创新科研管理的手段与方法，构建导向机制的评价体系，净化当前浮澡的学术风气，营造和谐的科研环境，通过建立产学研合作教育体系，加强成果的推广应用，来提高社会形象，服务经济建设，增强高职院校科研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杜利平.《教学：高校教师的首要学术责任》.中国高教研究，2008，（1）：83-85.
[2]《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2007年全国高等学校教育科研论文统计分析.中国高教研究，2008，（4）：7-12.
作者简介
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篇2
校地共建科技研发平台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近年来，在太仓市科技局的指导下，学院充分对接太仓市十大科技创新项目，先后与太仓科教新城管委会、太仓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苏州欧凯医药技术有限公司、苏州迪芬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建研究中心，并引进中国家电研究院创新设计总监兰翠芹团队，建立工业设计公共服务平台，使软件测评、机电工程技术、绿色合成技术、精密测量公共技术服务平台、emC国际检测实验室、光电子实验室等10多个项目建设全面铺开，在满足了教师科学研究实验要求的同时，推动了项目化课程建设。
2010年5月，学院与太仓市政府共建了健雄联合研究院（挂靠健雄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8所高校服务太仓科技创新。同时，学院本着集聚资源、服务地方、携手共赢的理念，建设了驻区镇科技服务站，使其成为对接健雄研究院、科技处与合作高校的平台，很好地适应了“全方位、开放式发展”的战略要求，推动了学院与地方政府、企业的紧密联系，大大促进了学院各项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在此基础上，学院组建了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电子信息、重大装备制造、现代科技农业等6个产业研究中心。借助这6个产业研究中心，学院先后整合联合高校科技资源与学院教师一道组成团队，与苏州欧凯医药技术有限公司、康辉公司等单位合作，开展技术攻关；主动帮助太仓力九和塑胶工业有限公司、桂盟公司、口水娃公司、金马公司、斯迪克公司等近10家企业开展技术服务，帮助企业技术升级，实现转型，近三年健雄联合研究院承担科研项目95个，省级以上34个，取得技术服务收入913.2万元，专利达45个。
实践表明，很多科研项目通过拆解已应用到教学中，通过这些接地气的项目的支撑，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依托大学科技园建立学生创业实习基地
2011年，为满足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太仓市依托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和健雄联合研究院，成功获批筹建省级太仓大学科技园，并于2012年底通过验收。太仓大学科技园目前自有产权的载体总投资11.5亿元，建成载体面积近6.84万平方米，孵化场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其中高校学生创业与科技孵化基地1.5万平方米，已用于高校学生创业项目（企业）面积为3750平方米。
实践中，基地紧紧抓住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历史机遇，加快发展步伐，加强内涵建设，坚持“科技兴企、人才强企、创新引路、创业发展”战略，把服务学生实践和创业作为工作重点，积极吸纳有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企业、有市场前景的产品研发中心、有国际水准的培训机构作为“母体公司”入驻基地，对接学院的相关专业，与学生的实习、实训联动，提供实战型的技术与技能培训。
学生在基地可以享受免费的创业培训，掌握创办公司的知识和技巧，一旦条件成熟，母体公司将业务外包给学生，创投资金资助学生，帮助有创业意向的高校学生进入基地的创业苗圃进行创业实践，一路护持直至学生自己打开市场，成为真正的企业家，从而实现“孕育、分娩、哺乳、成长”四环相扣步步提升的扶持高校学生创业新模式。
营造平台效应提升经济服务水平
在太仓政府的主导下，学院依托太仓“中德中小企业合作示范区”建设，与德国工商行会aHK紧密合作，打造了一批融“精密机械技术引进、机械高新技术研究、技术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现代企业文化交流”多功能于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
实践中，为推动德国工商行会aHK―上海、健雄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技术工人培训中心一期工程建设，学院自筹资金1000多万元，培养高技能人才300名，支撑了德资企业的发展，成为德资企业落户中国的首选地。
利用“中德中心”集实践教学、技术研发、生产加工为一体的资源优势，学院积极贯彻“以职业活动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目标，以广大学生为主体，以研究项目为载体，以工作任务为驱动的理实一体”的改革思路，拓展“中德中心”做中学、行中感、训中练、实中战、研中思的“五位一体”培养途径，让学生在做中学，增长知识，提高素养；在训中感，体验感觉，形成素养；在训中练，提高技能，增强素质；在生产中实战，积累经验，提升自身各方面能力；在跟随教师的研发活动中思考，提高创新能力，增强发展潜力，每年为德资企业输送200多名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太仓―健雄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平台学院积极打造太仓―健雄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平台，于2007年自筹130万建设资金，并争取了太仓政府每年200万元的运营经费，使其成为首批江苏省国际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平台，是学院培养服务外包人才的重要平台。2010年，太仓政府投入8000万元建设了平台大楼，保障了平台更好的运行。如今，通过国际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平台，每年为地区输送近千名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满足了地方外包人才的需求。
智能物联网人才培养平台该平台主要用于现代物联网技术的研究开发、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养，由健雄职业技术学院牵头，运行的企业主要是苏州迪芬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在研发方面，健雄学院从事本领域技术方向研究的高职称人才和迪芬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形成技术研究团队，共同开发智能物联网高端产品。
生物医药服务外包人才培养平台该平台主要以太仓生物医药产业园为依托，运行的主体是健雄职业技术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系，企业主要是以苏州欧凯医药技术有限公司为首的一批企业。该平台以生物医药合同研发及加工外包服务域（CRo&Cmo）为重点，以生物医药产业链中相对集中的服务外包岗位技术为基础，着力打造生物医药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培养生物医药领域企业急需的“用得上、干得好、留得住”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和高层次生物医药卓越工程师。生物医药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依托两大核心技术：绿色合成技术和分析检测技术，下设太仓（健雄）生物医药分析检测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和太仓（健雄）绿色合成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两大功能。
太仓物流业公共服务平台该平台“政”为太仓物流园区管委会、“企（行会）”为太仓市港区物流协会、“学”为健雄职业技术学院港口物流专业，利用现有资源和条件共建三个中心：港口物流信息中心、物流技能培训中心和港口物流研究中心，为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提供更好的平台。
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篇3
关键词：科技服务业新常态发展战略
新常态下，科技服务业成为北京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引擎。进一步提升科技服务业竞争力，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对于新常态下首都经济的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北京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
（一）[Jp3]发展势头良好，专业化、集聚化发展程度不断提高[Jp]
科技服务业是承载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定位的重要功能性产业。2015年，北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18206亿元，同比增长14%，占GDp比重达到79%。2016年1―6月，北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10868亿元，同比增长12%，占GDp比重达到95%；实现利润1548亿元，同比增长34%，收入利润率达到66%。
北京是我国科技资源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依托丰富的科技资源，北京成为我国重要的科技服务业发展集聚区。2013年，北京科技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74%，远高于全国17%的比重；北京科技服务业区位熵达到45。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北京科技服务业集聚的重要载体。2013年末，北京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71万个，从业人员952万人。分别比2008年末增长2482%和687%。
（二）初步形成科技服务业体系
围绕创新中心功能的实现，北京创新链与科技服务链耦合，初步形成了科技服务业体系。2014年，北京高技术服务业中相关科技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683亿元。其中，专业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702亿元，占42%；研发与设计服务业实现增加值485亿元，占29%；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实现增加值291亿元，占17%；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检验检测服务实现增加值分别约占6%左右。
同时，科技服务业体系支撑了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建设，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完善又进一步带动科技服务业创新发展。由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主导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已经初具规模。在中关村，创业孵化服务加速发展，涌现出平台型企业孵化器、创业社区等孵化形态，形成了市场化、专业化、集成化、网络化的创业服务模式，搭建起高端创业要素集聚平台。依托中关村示范区，已经形成了围绕创新链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产业联盟等社会服务组织、领军企业成为打造行业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重要引擎。
（三）科技服务业是支撑高精尖产业体系建设的主体
科技服务业是支撑高精尖产业体系建设的主体，在北京高精尖产业体系建设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科技服务业是高精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涵盖研发与设计服务、高技术专业技术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等的科技服务业，在北京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中占到355%。
2科技服务业是产业创新活动的主导力量。从投入来看，2014年，科技服务业研发人员占到北京研发人员总数的39%；科技服务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到北京总量的59%，其中科技服务业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经费支出分别占到相应总量的65%。
3科技服务业通过产业关联与融合支持其他产业创新。北京第一产业创新发展主要依靠科技服务业。根据2012年北京市投入产出表，每单位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业分别直接消耗使用和完全消耗使用0033、0061单位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与科技服务业也有较高的融合程度。专用设备、仪器仪表制造业分别直接消耗使用002、001单位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分别完全消耗使用005、004单位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其他服务业中，信息服务业与科技服务业具有较高的融合程度。每单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直接和间接消耗002、003单位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科技服务业是北京创新辐射的重要载体，承担了重要的科技服务功能。根据2012年北京市投入产出表，北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国内省外的净流出为15429亿元，高于金融业10779亿元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5999亿元的净流出量，在北京各行业中居首位。2014年，北京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3136亿元，占全国的366%；其中流向外省市的合同成交额占55%。以技术市场为典型业态的科技服务业成为承载北京创新中心功能的重要功能产业。
（四）北京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
北京科技服务业发展仍然存在不足，发展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附加值和盈利水平较低。2014年，北京科技服务业规模以上单位的收入利润率仅为69%，远低于金融业的67%、商务服务业的42%和信息服务业的30%；从业人员人均实现利润仅为86万元，远低于金融业的310万元、商务服务业的42万元和信息服务业的26万元。主要原因在于北京科技服务业自主创新和服务能力、盈利模式等有待升级，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活力不足。第二，国际竞争力不足。2014年，北京实现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贸易总额308亿美元，逆差26亿美元。北京科技服务业以向国内输出技术橹鳎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尚未建立起来。
二、新常态下北京科技服务业发展面临战略机遇
[HtHB]（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科技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环境不断完善
我国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转换，将促进以北京为龙头的中心城市主导创新服务链与创新链深度耦合。创新创业服务网络成为产业创新和新兴产业衍生的重要支撑。新常态下，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是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着力点。针对服务经济改革创新，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政策。创新创业方面，夯实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制度框架；重点领域发展方面，出台了具体促进政策；产业融合与创新方面，基于信息化出台了产业跨界融合与产业内融合的促进政策；市场体系建设方面，围绕放宽市场准入、加强市场监管、优化市场环境等重点领域提出改革措施。进一步优化了科技服务业创新的制度环境。
[HtHB]（二）服务业扩大开放成为北京科技服务业升级的重要引擎
2015年5月，国务院批复《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总体方案》，在北京市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旨在构建服务业扩大开放基本框架。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的主要举措包括：第一，放宽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活力。在科技服务、金融、互联网和信息服务等生产业领域，文化教育、健康医疗等生活业领域，放宽对外资和社会资本的准入限制。从而，促进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推动形成新的高端业务增长点。有利于服务业重点领域开放发展和转型升级。第二，在“引进来”的同时，促进服务业“走出去”。一方面，促进重点领域服务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从而，促进北京服务业充分利用国外优质资源，扩展国际市场，并为我国企业提供国际化的科技服务和流通、商务服务。第三，以开放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和促进体系，推动服务业进一步国际化、高端化发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推进将进一步提升北京服务经济开放发展水平、带动科技服务业加快转型升级。
[HtHB]（三）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为北京科技服务业优化升级夯实了区域支撑
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北京发挥创新中心和高端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推动天津形成研发转化优势、河北实现转型升级。北京服务中心地位进一步加强，服务功能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中心是首都核心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区域创新链建设和协同创新能力提升，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功能具有了坚实支撑。科技创新中心功能的优化，将促进北京研发设计、技术转移、创业孵化、知识产权、科技金融等科技服务业竞争力提升，进一步完善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的科技服务体系。同时，区域产业分工合作、产业链延伸和产业网络形成，需要科技、金融、商务、流通、信息等生产业网络化发展，提供基础支撑。这促进以北京为中心在区域实现服务体系层级分工和连锁化、网络化发展。区域服务业内部关联和互动将推动北京向服务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和高端业态升级。
三、新常态下北京科技服务业发展战略
依托首都科技创新资源密集优势，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新体制机制和科技服务模式，进一步提高科技服务业市场化、专业化、网络化、国际化水平，增强创新服务和辐射能力。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衍生形成的产业创新链，完善科技创新服务链。培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和服务机构，打造具有首都特色的科技服务产业集群，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服务品牌。到2020年，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把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全球辐射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科技服务中心。全面支撑首都产业创新、打造优良的创新创业生态；引领全国科技服务业发展、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凝聚全球创新资源、引领全球产业创新链。
（一）加强发展研发服务业
1促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活动协同发展、良性互动。促进大学的基础研究、科研院所的应用研究、企业的试验发展活动形成有效联系和融合互动。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提高基础研究能力和水平，捕捉科学发现和突破的先机；促进科研院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承接基础研究成果，提高科技成果的市场成熟度；进一步夯实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形成协同创新的长效机制。
2深度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推进产学研各方在战略层面、知识层面、组织层面实现创新协同，形成战略协同、知识协同、组织协同的良性互动。以战略协同为基础，以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突破、产业创新能力提升为战略目标，统领建设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以知识协同为核心，推动知识在产学研之间有效流动和共享集成，促进大学和科研院所及时获取市场信息，提高源头创新水平；以组织协同为保障，进行组织创新。以产业创新联盟、产业技术研究院等组织为引擎，建设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利益共赢、风险共担。围绕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充分发挥首都优势，面向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建设协同创新平台。面向产业技术创新，从国家战略角度建设支撑产业尤其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的创新平台。健全保障机制，在政府投入基础上，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平台建设。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形成网络化、柔性化、虚拟型组织，实现研发并行化，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组织效率。
3促进研发机构集聚发展。支持建设新型应用型研发机构，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和市场化运作，有效联结基础研究与企业技术创新。促进领军企业研发部门建设专业研发机构，面向全行业提供服务。在“反向创新”新趋势下，进一步吸引跨国企业尤其世界500强企业在京建立研发机构。充分发挥其知识外溢、机制示范等正外部性，加强与本土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创新关联，与行业创新组织实现有效联动。
4创新研发组织，推动开放式创新。促进合同研发组织、专业研发外包企业做大做强。在生物医药、软件和计算机服务等领域承接全球研发外包，全面嵌入全球研发创新网络；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外包交付方式，提高服务效率；推动本土企业进行产业链垂直分解和研发外包，加强产业创新；借助信息网络技术，建设众包创新平台，充分发挥包括用户在内的各方智慧，提高研发效率。
5提高科技服辗射能力。进一步创新机制，引导和支持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分析测试中心等向企业和行业提供服务，推动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设施和仪器设备向企业和行业开放服务。引入市场机制，培育科研仪器设备租赁等新业态。加强区域合作，面向京津冀区域和全国其他地区，促进首都科技机构提供创新服务，实现科技成果辐射和产业化。
（二）健全科技中介服务业体系
总体上，健全科技中介服务标准体系，推进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支持科技中介机构参与科技成果产业化和关键技术应用示范工程，参与各类科技资源平台、条件平台和新型产业创新组织。围绕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打造功能强大的科技成果转化综合平台，构建涵盖技术评估、中试孵化、技术融资、技术转移、推广应用等服务环节的科技中介服务产业链。
1完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面向企业和市场需求，促进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在代表技术发展方向和社会重大需求的领域实现特色化、专业化、市场化发展，创新服务模式，提高专业水准。培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提高其服务辐射能力，在全国实现网络化发展。推进技术市场、创新驿站、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建设。支持高校院所创新机制，建立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与专业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实现关联。提升产学研联盟等新型产业组织的技术转移功能，推动其成为研发和技术转移一体化的高效创新组织。完善各类技术转移主体之间的对接交易机制，推动形成完整的技术转移链和技术转移服务体系。集聚一批国内外知名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国际研发转移交付平台，提升国际技术转移服务集聚区功能。建设技术转移服务联盟，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技术转移和技术交易中心。同时，借助信息网络技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促进技术转移服务体系网络化发展，为区域科技创新、研发合作和技术市场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平台。
2提升创业孵化服务品质。促进科技孵化机构专业化、市场化、网络化、国际化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企业孵化体系和创新创业生态网络。完善“孵化―中试―产业化”的成果转化服务链，提升“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孵化链的功能，完善孵化服务网络。促进孵化机构聚焦具有优势和发展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领域，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和原创产业培育能力。鼓励孵化机构针对专业领域特点形成涵盖专业技术、创业指导、技术转移、天使投资和市场拓展的孵化服务机制，以“孵化+创投”为基础进一步创新孵化模式。支持孵化机构完善研发试验服务平台，建设中试基地，向创业企业提供中试熟化等专业服务。推进孵化机构与高校院所、独立研发机构、产业创新联盟、各类服务平台、金融服务、中介服务等机构联合，为在孵企业提供研发试验、战略与管理、市场运营、融资、科技咨询、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等专业服务。促进孵化机构在区域和全国网络化、连锁化发展，提升首都科技成果辐射范围和产业化水平。
3加强知识产权服务。围绕实施首都知识产权战略，完善包括服务、法律服务、信息服务、商用化服务等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加强品牌培育、行业自律、标准规范，培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专业化、规模化、规范化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创新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水平。促进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开展综合服务，为市场需求主体提供一站式知识产权服务。促进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与技术转移机构实现深度战略合作，为专利技术的转移D化、商业化应用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和综合咨询服务。支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创新商业模式，加强知识产权资本化运营，拓展长效盈利机制。促进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与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类创新主体建立有效的对接机制。鼓励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将国际先进水平的专利技术引入我国自主创新体系。促进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在区域和全国实现网络化、连锁化发展，提高服务辐射能力。健全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机制，研究在新的信息网络技术环境和服务模式下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措施手段；探索、创新知识产权共享机制，提高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
参考文献：
[1]赖晓南，吴B.首都科技服务业的三个问题和五项建议[J]高科技与产业化，2015（7）
[2]简兆权.研发服务业发展与对策研究――以广东为例[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ZK）]
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篇4
[关键词]技术竞争情报技术竞争情报演化技术竞争情报定义
[分类号]G350
1 引 言
技术竞争情报工作内涵伴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而迅速演进。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为了满足生产需要而进行的技术革新和技术转移，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技术竞争情报。经过两次工业革命启迪后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了科学技术文献和信息的繁荣，进而诞生专门负责科技文献生产、转移、存储和传播的情报学(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以后，世界各国纷纷开展了国家导向和企业自主实施的科技情报工作，其中以前苏联与日本的科技情报工作及其取得的成就最为典型。前苏联依靠强有力的科技情报体系，成功地在美国之前发射了第一人造卫星；日本则依靠严密的情报收集和整理工作实现了经济腾飞。
我国科技情报工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分布于国家部委、省市和地方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完整的科技情报体系。然而，受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内企业长期以来并未完全地参与自由的市场竞争，技术没有成为企业的生存要素。在20世纪后期的市场经济改革中，长期依赖于计划经济体系的科技信息服务迅速崩塌，这就造成了我国科技情报服务整体缺位，技术竞争情报服务在中国企业和技术管理中缺乏了生存的土壤。
2 技术竞争情报的起源与演变
自二战结束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经济与社会的进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竞争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科技竞争合作的态势十分明显。为了加强竞争实力，加大竞争筹码，世界各国都相继加强了科学技术的宏观规划及管理，组织实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升核心竞争力。为了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各类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企业，纷纷加大了R&D投入，研发新产品、改进新流程和生产工艺。纵观各国科技竞争的管理和实践，都存在一个显著特点，即科技竞争的范围已经扩展到了科学研究的规划、计划，科研管理全过程。现代技术竞争情报工作也已经从技术分析、科技信息服务、技术环境分析，演进到技术竞争战略、技术创新过程管理、量化分析服务阶段。现代技术竞争情报的发展可以划分为：萌芽、发展、转型和数字化网络化阶段。
2.1 萌芽阶段
现代意义上的技术竞争情报工作源于军事和战争需求。1939年，英国政府选定物理学家R.V.Jones作为情报人员，专门分析德国的“新式武器――导航炸弹”，开创了现代科技情报工作(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telligence)的先河。经过观察和分析，Jones发现德国建立了一套炸弹导航系统――Knickebein，并采取了对应技术措施，与德国开展了一系列的技术竞争，有效地防范了德国飞弹威胁。因此，Jones被誉为科技情报之父。二战中，典型的技术竞争情报工作还有雷达技术、潜艇技术、声纳技术，最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原子能技术，美国的核技术情报工作直接导致了美国原子弹的成功制造。在二战前的科技情报工作还只是局限在科技文献信息服务领域，包括编制科技论文文摘、组织科技期刊、编制专题书目等。二战期间，敌对双方组织开展了技术竞争情报工作，建立了技术竞争情报体系，主体是开展军事技术的情报工作，分析研究武器性能和特点，监测新式武器研制。
2.2 发展阶段
二战结束后，由于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对抗，国际关系进入了冷战时期。冷战时期，在冷战思维和强大竞争冲动的催促下，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产生了一批批高技术群，如原子能技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等。这些高技术群的发展，引发了三次科学革命，促使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在产业和社会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在这一时期，科技文献信息服务工作得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科技信息服务产业。世界各国都建立了体制化的科技信息机构，如前苏联科技信息研究所、日本科技信息研究所、加拿大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等，形成了制度化的科技信息服务体系。本阶段的科技信息服务发展，遵循了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发展思路，将科技信息服务与科技文献紧密关联。由于科技信息服务的普遍发展，削弱了行业内对科技情报研究的关注。情报研究只是比较多地满足于以科技文献信息服务为基础的分析和服务，使得情报研究没有很好地与机构发展战略、机构的实际运行很好地结合。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竞争态势，大型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和科技型企业，都建立独立或“嵌入式”企业竞争情报系统，协助企业决策。这种竞争情报系统通常包括商业竞争情报系统和技术竞争情报系统，分别处理产品生产与销售的市场竞争情报，新产品新技术开发与研究的技术竞争情报(科学技术情报)。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前存在着两类技术竞争情报服务系统，即基于科技文献的科技情报服务系统和以市场竞争为最终目标的企业技术竞争情报系统。
2.3 转型阶段
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微型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引起了第三次产业革命，即信息技术革命。本阶段的最重要标志是企业全面实行了信息化，建立了内部的信息系统，实现企业生产、销售、管理的信息化。在企业信息系统中，众多国内外企业都建立了竞争情报系统，整合了市场信息、生产计划、产品开发、竞争对手、财务管理信息、政策环境信息等，直接服务企业决策。众多大型跨国企业建立了企业竞争情报系统，组织开展服务企业发展战略的竞争情报服务。
在这些竞争情报系统中，一般是将技术竞争情报系统作为一个子系统建设，或者作为企业信息化系统的一个模块。在企业竞争情报需求中，包括了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技术的、法律的、环境的等方面信息，用于形成战略、战术和操作层面的多重决策。作为竞争情报工作，需要重点关注发展机会，认识存在的威胁，评估发展现状，预测发展态势。因此，竞争情报可以包括三个部分：市场竞争情报(marketintel－ligence)、技术竞争情报(technologyintelligence)和竞争对手情报。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国家科学技术情报官Janp.Herring的领导下，摩托罗拉成为首个拥有正式技术情报服务部门的企业，包括10位专职工作人员和公司5个运营分部的部分职能。此时，技术竞争情报系统开始在企业决策管理中独立发挥作用。在日本、德国也开始了企
业技术竞争情报系统的建立。据德国1991年的一项调查，被调查的80家德国企业中有45家设立了正式的科技情报部门。德国汉高公司实现了计算机化的早期预警情报，可以根据掌握的各种早期预警信号，启动特定的反击行动。所有的日本跨国公司都设立了专职的科技情报部门，利用公开的出版物、数据库监视技术动向、识别重要的未来领域，另外，还通过向海外派驻情报收集人员、与大学、研究机构等建立密切联系来获得最新的技术情报。
2.4 数字化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后，互联网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信息资源大量涌现，形成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虚拟世界中，所有现实世界中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社会规则都同时存在。数字化时代，催生了知识经济，造就了新的经济形态，形成了新的竞争格局和竞争模式。在新的经济时代，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保持和发展核心竞争能力的关键。因此，技术竞争情报已经成为企业实施科学决策的必要条件。
在这一关键时期，技术竞争情报工作呈现出以下特点：①技术竞争情报渗透到技术创新和技术管理的全过程。在全球竞争环境下，跨国企业崇尚战略管理，将技术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在制订企业竞争计划的全过程中充分发挥技术竞争情报的作用。②形成了众多技术竞争情报分析工具，开发了量化的分析方法。由于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网络计量学的研究深入，揭示了科技文献、专利文献、科学术语变化和技术发展间的关系，通过文献计量揭示了科学研究团体、科学研究活动之间的继承关系。通过这些关系的研究，开发了专利分析工具，引文分析工具，技术发展趋势预测工具，情景分析工具，技术路线图分析工具，可视化分析工具等等。③将技术竞争情报作为知识管理的手段之一。在发展知识经济的要求下，知识管理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技术竞争情报工作通过规范管理企业的技术和知识资产，形成企业核心技术竞争力；同时，通过收集和整理竞争对手的技术信息，掌握竞争对手的状况。④技术竞争情报已经从企业竞争服务扩展到行业、产业群，甚至国家科技竞争方面。国际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程度，国家间、企业间的技术竞争已经深入到技术研发的各个阶段，如在技术规划阶段的技术发展战略调研，在研发计划阶段的科学发展背景调研，在技术研发实施阶段的科技文献服务，在产品试验阶段的产品技术性能调研等。⑤网络化的技术竞争情报服务已经实现技术突破，形成了咨询服务产业。
3 技术竞争情报的内涵
竞争情报(ci：competitiveintelligence)通常定义为：关于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竞争策略的信息和研究。它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产品。过程，是指对竞争情报的搜集与分析；产品，是指由此形成的情报或策略。竞争情报包括商业竞争情报(CBi)和技术竞争情报(Cti)两个部分。其核心内容是对竞争对手和竞争环境信息的搜集与分析，主要涉及环境监视、市场预警、技术跟踪、对手分析、策略研究、竞争情报系统建设和商业秘密保护等多个方面。
笔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技术竞争情报已经超出了企业竞争情报的服务范围，不再仅仅只是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而是快速延伸到了宏观科技管理、公共管理、产业政策研究等领域，直接参与了宏观决策服务，为行业竞争和产业发展的战略研究提供竞争性咨询服务。这些快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①从技术竞争情报的研究内涵上看，其研究内容也已经不只是局限于技术研发的内容。在发达国家的国家技术创新系统中，企业已经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所从事的研发活动也不再只是限于产品技术的开发，也置身于科学研究和科学发明创造。也就是说，在技术竞争压迫下，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开始从事原创性的科学技术研究，将竞争的着眼点前置，占领竞争的先机。技术竞争情报的服务内涵已经包括了与技术研发有关的科学研究。②从技术竞争情报的服务形式上看，技术情报服务已经与决策密不可分，已经参与了决策的各个阶段。竞争决策的制订过程包括了资料收集、分析、策略制订、战略实施和反馈等阶段。在这些不同阶段，技术竞争情报通过有效的技术方法和工具提供服务。③从技术竞争情报的应用上看，技术竞争情报不再是单纯的决策信息咨询和服务，更不仅仅只是满足于认识技术威胁和识别技术机会，已经演变为一种管理手段与管理工具。从国外技术竞争情报的服务实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技术竞争情报已经渗透到技术创新管理的各个过程中，形成了获取核心知识、共享知识、利用知识和应用创新的技术竞争情报循环。
3.1 技术竞争情报的几个常用术语
国际上经常使用的代表技术竞争情报涵义的几个术语，包括技术竞争情报(competitivetechnicalintelligence)、科学竞争情报(scientificcompetitiveintelligence)、技术情报(technol－ogyintelligence)、科学技术情报(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teUigence)、科学技术信息(scienceandtechnologyinforma－tion)等。“科学技术信息”是指正式公开出版的科技文献，与之相对应“科学技术情报”是指从科技信息综合提炼的结果，包含情报研究的智慧结晶。科学竞争情报指有关企业研究和开发活动的技术情报，包括了对竞争对手研究开发活动和产品设计与生产的技术竞争以及与企业发展有关的科学研究活动的监测，是技术竞争情报的一部分。技术情报是与市场竞争情报(marketinteUigence)、商业竞争情报(competi-tivebusinessintelligence)相对应的概念，是服务企业技术研发活动的情报工作，更多强调研究开发在一个组织机构中的作用与功能。因此，从工作内容和服务对象上看，各个术语都有很大的相关性，可以统一用技术竞争情报(Cti)，它既包括了服务企业研发活动和技术策略的技术情报服务，又包含了服务宏观科技政策与战略研究的科技情报服务，还涵盖了科技文献和科技信息服务；既包括了技术发展，还包括了与技术相关的科学研究；技术竞争情报服务是广泛渗透到科技创新和管理全过程的。
3.2 技术竞争情报的定义
关于技术竞争情报的定义，国内外学者都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美国的技术竞争情报专家w.B.ashton和R.a.Klavans(1997年)认为：“技术竞争情报是关于外部科技威胁、机会或发展的，可能影响企业竞争地位的商业敏感信息”。m.m.Coburn(1999年)在竞争情报定义的基础上，将技术竞争情报定义为：“Cti是将竞争对手数据转换成关于竞争对手的地位、努力程度和趋势的相关与可利用的战略技术知识的分析性过程”。并认为，数据可以是关于过去、现在或未来的，但分析的焦点却是未来。p.Savioz(2004年)认为：“技术情报活动是通过搜集、分析和分发等手段，及
时地提供与组织所处环境中的技术事实和趋势相关的信息，以支持技术与管理相关的决策活动”。李艳等人(2006年)认为：“技术竞争情报是指能给组织的竞争地位带来重大影响的外部科学或技术威胁、机会或发展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的获取、监控、分析、前瞻和预警过程，是竞争情报理论和方法在科技领域中的应用”。技术竞争情报的定义，包含以下方面的涵义：①应该是关注机构或组织外部环境中，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机会和威胁，特别是竞争对手的技术发展态势；②技术竞争情报是一项分析性的工作，能够提供对未来科技趋势的预测；③技术竞争情报包括了一个完整的信息分析过程，以及由分析所形成的产品；④技术竞争情报是可能影响竞争者地位的敏感信息，它服务于竞争战略。⑤技术竞争情报必须具有时效性。可以将技术竞争情报定义为：组织或机构为了获取技术竞争优势，对有关外部技术机会、威胁和发展的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由此形成有关技术本身、技术竞争环境、竞争对手、竞争策略和战略的分析产品，并组织实施技术创新管理的过程。
3.3 技术竞争情报的研究内容
国外对于技术竞争情报的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展开，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企业技术竞争情报和技术竞争情报系统基本理论研究方面，w.B.ashton(1997年)、t.F.Krol(1997年)和Cobum(1999年)等人分别研究了企业技术竞争情报的定义、目的、实施过程、在企业中的作用以及技术竞争情报的基本活动等内容。C.i.V.Kerr(2006年)等人构建了一个支持技术情报系统的建立和运作的由框架层、系统层和过程层三个等级构成技术情报概念模型。p.Savioz(2004年)、D.w.mcDanald(1997年)等人研究了技术竞争情报系统的结构、功能模块、设计步骤和实现过程，以及中小企业建立技术竞争情报系统的经验性原则等内容。因此，技术竞争情报的基本理论包括了内涵、技术竞争情报活动、技术竞争情报模型、实施过程等。
方法和工具也是技术竞争情报的重要研究内容。Licht―enthaler(2005年)从定量或定性／时间这两个维度对技术竞争情报方法进行了分类，并通过对欧洲和北美的制药、远程通讯设备与汽车／机械行业中25个领先企业的研究，识别了在跨国公司中选择技术情报方法的可能影响因素，并揭示了各种方法的应用频率。李艳(2006年)将技术竞争情报的研究方法分为信息计量类方法、技术图表类方法和创造性思维方法三类，信息计量类方法、技术图表类方法和创造性思维方法。
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篇5
关键词：德国；技术转移体系；借鉴
一、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德国凭借其保留的大量科技人才和工业基础，以及有利的国际环境，迅速实现了经济的恢复和崛起。德国的科技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是欧洲最大的技术拥有国和出口国，其科技产出能力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根据《2007年德国技术能力报告》中世界市场上的重要专利产出地统计，德国是每百万人288件，美国是245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是173件。
德国国内的科研能力60%以上集中于企业，高校约占20%，科研机构所占不到20%。德国的技术能力集中度相当高，国内科技研究和发展能力30%以上集中在西门子、拜耳等7家大公司，这些大型跨国公司承担着提高工业技术水平、开发新产品的重任。随着科技竞争的日趋激烈和研究开发的难度加大，德国大企业间的合作日益增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技术转移市场的发展。德国技术转移市场发展的最重要推动力来自于国内的中小企业，德国工业企业中65%属于创新型企业，服务业中这一比例也高达48%，而德国的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数量的95%，技术创新是德国中小企业的生命所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小企业开始加大研发的投入，德国政府出台一系列科技政策，积极资助科技成果向中小企业转移，推进科技制度创新和科技型风险基金的发展；强化中小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经过近20年的发展，德国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已经比较完善，形成了结构合理，服务水平较高的技术转移体系。
二、德国的技术转移体系及其主要机构
德国的技术转移体系是建立在其科研体系基础之上的，与科研体系的紧密联系是其最大的特征和优势，这是因为许多科研机构不仅从事技术创新活动而且也深入到技术转移和推广的工作中，弗朗霍夫协会便是此中的典型代表。其第二大优势是技术转移体系与广大中小企业的合作是广泛而深入的，德国的中小企业数量多、科技水平高，技术创新是企业战略的重中之重，除内部研发外，寻求外部技术转移服务是其开展技术创新的第二大途径，德国大多数企业都接受过技术转移服务，并且与技术转移机构保持长期的服务关系。另外，这个体系是以各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专家团队为人力支撑的，这是其高水准服务的首要前提。
德国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主要有：德国技术转移中心、史太白技术转移中心和弗朗霍夫协会。三者在定位和服务侧重点上是有明显的层次和分工的：德国技术转移中心是部级的公共技术转移信息平台，提供最基本的技术供需、专利等的信息查询和简单的咨询服务；史太白技术转移中心是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并已在国内和国际上建立庞大的分支系统，其服务内容除了有深层次的技术咨询、研究开发、人力培训、国际性技术转移外，还涉及企业管理运营方面的服务；弗朗霍夫协会则是凭借自身的物质基础（实验室、仪器设备等）和高校的人力和形成属于自己的研究所，直接为德国各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创新和研发的服务。以下是各机构服务内容和运作方式的详细介绍。
德国技术转移中心
德国技术转移中心是德国的一个全国性非盈利公共组织，它分布在德国各地，原则上每个州有一个分中心。各分中心是在各州经济技术和交通部指导下开展工作，其运行经费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来自政府，即各州的科技基金会，另一部分来自工商协会，即各行业企业缴纳的会费。中心的人员构成具有较严格的专业分类和配比，具有较多的高新科技领域的博士和硕士，同时聘请领域内权威人士担任科技顾问。
中心针对企业的主要服务职能包括：
1.技术交易服务。无偿为技术供需者提供中介服务，将企业和技术供需信息纳入技术数据网络，形成网上交易市场。
2.咨询服务。负责本地区范围内的企业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工作，为企业寻求合作伙伴，支持该地区的技术创新。
3.专利及信息服务。帮助企业查询专利信息以及申请专利的咨询，为企业查询国内外的科技、经济和科研成果等各种数据。
上述服务均为面向企业的无偿服务，除此之外，分中心还担负着本地区产业和科技发展的前瞻研究，探索对未来有深远影响的科研课题，引导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技术创新方向，并对在这方面开展科技研发的企业和机构提供各方面帮助，包括从政府部门、科技基金会和欧盟组织中为企业谋求创新资金资助。同时，组织各种形式的学术报告会和展会也是中心的一大职能。
史太白技术转移中心
史太白技术转移中心成立于1971年，是德国最大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是不依赖政府的民间机构史太白基金会的子公司。经过近40年的发展，史太白已由一个州立的技术转移机构发展成为国际化、全方位、综合性的技术转移网络。其定位于技术转移服务组织，担当政府、学术界与工业界的联系平台，从各类型顾客的需求出发，致力于技术创新全过程的各阶段，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以顾客利益为中心工作的首要目标，力求向顾客提供高效、灵活、非官僚主义的服务。
史太白具有现代组织结构，总部由理事会、委员会和董事会组成，在54个国家设立了739个分中心（其中2007年新设立83个分中心），各分中心独立核算、自由决策。史太白在全球共聘用1340名员工，项目人员2907名，各类专家教授762名，收入达1.09亿欧元。
史太白的服务领域及特色：
1.咨询服务。史太白的咨询服务是以其强大而又完备的专家网络为基础，能够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迅捷而又弹性的做出反应，找到具体领域的专家予以咨询。咨询的内容和形式分为：
·一般咨询。可提供一定时限的免费服务，通常免费时限为5个小时，此免费服务为中心创造了大量用户，是中心实质性项目的主要机会来源。
·专家咨询。由特定领域的专家提供服务，专家的咨询收费标准为，教授1500马克/日，工程师900马克/日。
·管理咨询。为企业进行形象、产品设计，总体战略策划和全面质量管理策划等。
·评估和专家报告。对技术项目进行技术、经济、人力资源和风险和不确定性等方面进行可行性评估。
2.研究开发。企业可以就以下内容向史太白寻求服务：新产品、新工艺和新系统的样机开发、测试、专利申请到生产实施，还有现有工艺、程序和产品的工业技术进行优化改进等。史太白技术转移中心作为研究与企业界之间的中介，有一大批在各个领域具有真知灼见的专家，可以直接向企业提供第一手的高新技术，协助企业完成技术创新。有的情况下史太白也会针对客户的研发需求，安排客户与研究院所和工业合伙人的合作，这完成得益于史太白与高校、科研机构的紧密联系。
3.国际技术转移。向各分中心顾客提供国内外技术项目信息，构建跨区域、国界的国际技术转移平台，目前史太白已在54个国家设立了739个分中心。史太白技术转移中心最重要的作用是向中小企业提供帮助，使它们能够成功地进入未来有增长前景的市场，如亚洲或美国。史太白中心既与金融上可靠的风险协作合伙人保持联系，也与前沿研究和商务机构的国际网络建立联系。
4.人力培训。为企业提供前沿技术的专业知识和成功管理战略的培训，培训的方式主要有：举办技术或商务课题研讨会；举办信息对话，通报最新的关键技术；对企业人员进行在职培训，提升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课堂培训，1998年成立了柏林史太白大学，宗旨是培养具有创新理念并有较强实战能力的工商管理人才。特色在于学术界与工业界之间技术工艺与科学知识的相互结合与转移。
弗朗霍夫协会
弗朗霍夫协会是德国最大的科研机构，共有员工12000人，年度预算超过10亿欧元。1949年由德国联邦政府设立，目前已经成为半官方半企业的全球性应用科学研究推广机构，分布在德国40多个地区，拥有58个研究所。协会不隶属于政府或其他部门，为独立的法人团体，具有现代的组织结构，组织层级由高到低有会员大会、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和高层管理者会议。协会的科研经费有70%来自企业和政府委托项目的收入，30%为政府负担。
协会致力于应用研究领域的技术开发，为中小企业及政府部门提供合同式的科研服务，通过改进技术能力和生产工艺，加强其工业伙伴的竞争力。协会有以下8个研究领域：信息、通讯、生命科学、微电子、表面技术、光子、制造和材料。所提供的服务有：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和引进；旧有制造技术和生产流程的改进；各种形式的与技术相关的咨询，包括技术的信息和数据、市场调查和可行性研究、质量和安全评估等。
研究所是研发项目的具体实施单位，设立于各地的大学之中，在大学中选聘各研究领域的知名教授担任所长和技术骨干，负责研究所的研发工作。其中有40%员工为高校的在读博士和硕士，学生员工在专家和教授的指导下工作，其工作时间长、报酬低，大大降低了研究所的人力开支，同时也使得学生们能突破大学资源的限制，通过实际课题的锻炼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
弗朗霍夫与史太白在研发服务的最大区别在于：史太白更多的是安排企业客户与科研机构进行研发合作，或直接将客户的需求委托给科研机构；而弗朗霍夫则是凭借自身的物质基础（实验室、仪器设备等）和高校的人力和形成属于自己的研究所，来攻克研发课题。所以，弗朗霍夫拥有大量的技术专利。
三、对于发展我国技术转移体系的借鉴意义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发展科技中介和技术转移，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技术转移体系，但从服务科技成果转化发挥的作用来看，仍远远落后于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技术转移体系的构建存在较多不合理之处。目前，我国技术转移机构大体有以下几类：
第一，部级常设技术市场。由科技部和各地市政府及其科技部门成立，大多采用会员制组建方式，以上海技术交易所、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为代表。
第二，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由发改委、教育部与地方高校或科研机构联合成立，以地方高校或科研院所为依托，整合科技、人力、科研设施等资源，推动本单位科技成果向社会转移，以中科院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清华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为代表。
第三，并不以技术转移业务为主业的兼营机构。主要为技术产权交易所，技术的产权交易方式近年来开始在我国兴起，将技术市场和产权市场融合在一起，为科技型初创企业以及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提供融资市场，并为创业资本提供了退出市场。
第四，综合型网络服务平台。以上海市为例，主要有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上海国际技术转移信息服务平台和上海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
比之德国的技术转移体系，我国技术转移体系机构种类繁多，但各机构规模小，结构松散，彼此间缺乏联系，难以形成网络化调配能力。作为沟通科研机构与企业间的桥梁，我国技术转移机构与二者的联系不够紧密，首先无法融入高校和科研机构，发掘其人力和科研能力，只是停留于其即有的科研成果，我国虽然也依托高校设立了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但此中心目前只担负高校技术成果向社会推介的职能，无法真正利用高校科研资源，承担企业的技术需求课题；同时，我国广大企业包括科技型企业，尚未真正了解和熟悉技术市场，无法很好利用技术市场来开展技术创新。另外，各机构间虽有合作关系，互通供需信息，但只有建立起统一的技术信息服务平台，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市场效率。
我国技术转移体系的低效现状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其自身，这与我国的科研体系和社会经济结构有关。例如，科研院所依靠国家拨款开展研发活动，其科研成果应当归属国家，科研人员并没有所有权，即使实现技术转移也只是为国家和单位谋利，个人只会因为在科研活动中所做的贡献而获奖励，而较少通过促成技术转移而获得奖励，所以科研人员不存在促进技术转移的激励因素。然而，德国的弗朗霍夫协会以其特有的研究所形式，使得其研究成果归属于研究所，研究所便可将其成果支配给企业。目前，我国技术转移体系市场化步伐太快，政府未能在整个体系中起到很好的调控作用，而德国的技术转移体系，即有非营利性的德国技术转移中心作为全国性公共服务平台和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史太白技术转移中心，又有半官方半市场形式的弗朗霍夫协会，这对于我国技术转移体系的构建是个很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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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篇6
对中国耕地保育技术状况相关因素的分析显示，造成中国农民耕地保育技术水平持续落后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分别为：耕地保育应用与应用基础研究的不断弱化与现代农技服务业的缺失。现代耕地保育技术是对施肥、耕作、轮作与间套作、障碍农田治理、土壤质量调查与评价技术的统称。按技术特征分为物化技术与非物化技术两大类型。前者主要指化肥、土壤调理剂、施肥与耕作机械等，广泛应用前提是通过规模化、工业化生产降低产品成本。非物化技术则给出了物化技术产品的使用标准与规程，以保证其正确使用，当物化产品供应充盈时，其应用效果主要受非物化技术制约。由于农业生产地域广，同一种物化产品在不同地区、不同田块、不同作物上效果不同，需要为不同地区制定因土壤、气候、生产条件而异的技术标准与规程，并最终由农民在田间正确实施这些规程，这实际上是一个较难实现的目标。发达国家经验显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有公益性专业研究机构、农民及商业化农技服务机构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由技术创新带动整个技术链条的运行。在这一链条中，公益性专业研究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在各地区进行多点土壤肥料田间试验，为不同地区建立适宜采用的技术指标与规程；由农民最终在农田落实这些规程；商业化农技服务机构则为农民提供必要的测土服务。在德国，由联邦与各州立土壤肥料专业研究机构经过100多年的长期研究和共同努力建立了接力棒式量化指标体系，保证了技术链条中各方工作内容与指标的衔接，突出特点是最终提交农民的技术指标简单、明了、科学性强，便于农民掌握和在田间实施[15-21]。德国公益性土壤肥料专业机构经过30多年研制建立BeFU科学施肥推荐系统，目前通过互联网为德国多个州的农民直接提供在线的农技服务，并为数十家商业化土壤测试服务实验室提供农化服务技术参数，推动了现代专业化农技服务业的发展[22-23]。接力棒式量化技术指标不仅提高了农民技术水平，也使管理部门易于考量每个农民的技术状况，提高了农业技术补贴的针对性，促进德国最终实现减肥增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按作物面积计化肥养分量从404kg•hm-2减少到目前的192kg•hm-2，同期粮食单产从3848kg•hm-2增加到目前的6793kg•hm-2，单位面积化肥用量仅为中国一半，而粮食单产比中国高22%[1,3]。与主要发达国家比较，中国在耕地保育技术领域中，物化技术已不是主要制约，由于长期以来相关应用与应用基础研究薄弱，技术规程与量化指标十分落后。中国近年来的科学施肥行业标准主要是对科学方法、原理与原则的描述，缺少适合农民掌握并能直接用于生产的分区、分类、量化技术指标[24-26]。在中国农技推广系统中农技员在乡、村一级的长期缺失，即农技服务在最后一公里的缺失，从侧面说明，农村原有农技推广组织形式与模式实际已难以适应目前中国农村市场经济特征，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中国耕地保育技术链条中应用与应用基础研究弱化与农村基层农技推广服务缺失两个短板导致了农民技术水平长期落后，现代农技服务业发展滞后，并使得国家已经和即将投入大量资金的相关工程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形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各部门对耕地保育应用与应用基础研究专业特征、公益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不足。中国近年来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在逐年加大，但此期间，中国部级与部分省级公益性土壤肥料专业机构被撤并甚至转企，撤并后新形成研究机构变大，研究领域变宽，对专业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不按专业特征的绩效考核，在职称评定及科技人才评选中对纯学术论文、SCi论文发文量等量化指标的过分倚重，导致原有的土壤肥料专业科研机构均质化、碎片化、行政化问题加深，土壤肥料应用与应用基础研究不断削弱和被空洞化。使得需要长期研究才能有所突破的土壤肥料应用技术与应用基础研究难以为继，并已经导致中国农业专业科研机构日渐出现土壤肥料专业技术人才的短缺。这一情况，已经不是单靠增加科研投入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中国近年来在耕地保育技术领域投入的研究经费一直在增加，但应用与应用基础研究弱化，专业人才断档情况加重。
2提升中国耕地保育技术创新能力的主要途经
中国耕地质量“费、退、污”问题、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水土资源过度消耗等问题多年来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的主要根源之一是农民技术水平始终落后。而如果适合农民采用的应用技术研究继续被空洞化，将难以推动现代农技推广服务业的发展，也难以在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为此亟需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进。
2.1稳定中国土壤肥料应用与应用基础研究专业科研力量
提升耕地保育技术水平的关键是重视和稳定相关的应用与应用基础研究。耕地质量演变过程复杂，为全国各地区制定科学、可靠的量化指标与规程，需要专业科研人员运用本专业领域方法学，就某一主题长期研究，才能有所突破，又由于耕地保育技术创新的主要受惠方是农民和公众，具有很强公益性，100多年来欧美各国均以公益性土壤肥料专业研究机构为主体，在全国范围实施必要的长期与短期田间试验，推动耕地保育技术的升级换代。中国也应尽快恢复并稳定中国部级与省级土壤肥料专业科研机构，对这些科研机构的绩效考评、人才评价，应适度减少纯学术性论文发文量所占权重，可以参考发达国家对公益性农业科研机构管理模式，改由国家相关部门组织同行专家进行5—10年一次评估，便于管理部门了解和掌握各类公益性研究机构对国家的实际作用。
2.2在国家科研计划中，对耕地保育应用与应用基础
领域研究主题适度稳定，执行年限也应适度延长，不能在主题上切换太快土壤变化过程慢，如有机肥、磷肥肥效可达20年，制定相关技术指标需要进行不少于10年的定位试验。能得到业界广泛认可、在各大农区长期推广使用的技术指标通常是有长期科研实践专家多年潜心研究结果。主题稳定有利于在一个方向下长期研究，有所突破，有利于培养中国农业专业技术人才并最终增强中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中国科技部基础司在“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计划中，根据研究项目任务特征，不以纯学术性论文发文量考核项目实施效果，同时允许研究项目按实际需要年限实施，使“中国1﹕5万比例尺高精度数字土壤构建”等研究工作能顺利实施，有利于专业科技人才的稳定和成长。
2.3转变农技推广方式，发展中国现代农技服务业
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篇7
制定了一系列关于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政策措施，吸引了大批留学人员回国工作，促进了我国经济、科技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为充分开发海外留学人才资源，鼓励在海外学习和工作的留学人员以多种方式为祖国服务，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海外留学人员为国服务是指我在海外学习或完成学业后在国外工作的留学人员及海外留学人员专业团体，以自己的专业和专业团体的优势，通过在国内兼职，接受委托在国内外开展合作研究，回国讲学、进行学术技术交流，在国内创办企业，从事考察咨询活动，开展中介服务等形式，为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而开展的各种活动。
二、国家鼓励海外留学人员采取多种方式为国服务。
(1)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在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国家重点(开放)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受聘兼任专业技术职务、顾问或名誉职务。取得博士学位的海外留学人员可以到国内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做博士后。
(2)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利用先进科学技术、设备和资金等条件，与国内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单位进行合作研究。合作研究可以采取个人与单位、个人与个人或单位与单位的合作形式进行。研究工作可以在国外，也可长期或短期回国内进行，国家鼓励留学人员与国内企事业单位合作，在国内或国外建立合作研究开发基地。
(3)鼓励海外留学人员接受国内委托的科研项目，在国外开展研究、开发活动；也可委托国内有关研究单位、团体，开展接受国外科研项目的研究开发工作。
(4)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专利、专有技术、科研成果等在国内进行转化、入股，创办企业；或以专有知识、技能、信息学开办专业性咨询公司；可以自有资金或引进资金在国内投资。
(5)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依托海外的科研、教育、培训机构等条件，与国内有关单位合作或接受委托，帮助国内用人单位培养人才。
(6)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到西部地区从事技术引进、科技考察、咨询服务，开展各种学术、技术交流活动，国家按有关规定予以资金支持。
(7)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在国内注册中介机构，为国内引进外资、技术、项目等提供中介服务；联系外国专家来中国举办各种学术技术交流活动，建立与国外学术技术团体的联系，开展科技经济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国外建立从事为国内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推介营销等中介服务。
除上述方式外，鼓励留学人员在服务实践中创造更多的方式为国服务。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专业团体、学术技术协会、联谊会等社团组织发挥集体优势，开展为国服务的各种活动。
三、国家为海外留学人员为国服务活动提供政策保障。
(l)国家在各学科和技术领域为海外留学人员为国服务提供方便。对在某些学科和专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合作研究开发项目，可按国家现行规定渠道获得经费支持。
(2)按照国际惯例，海外留学人员为国服务的合作单位要给付合理报酬。对短期聘用的留学人员，单位可根据其业绩大小，经双方协商确定协议报酬。对从事中介活动的，可收取中介费或佣金。对合作研究、合资创办企业的，留学人员可以专利、发明、专有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
(3)各地区、各部门和用人单位根据人才需要和财力可能，适当拨出专款对留学人员为国服务活动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对从事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和短期回国服务的留学人员，根据承担的项目和任务，经申请批准，国家或地方政府及用人单位给予适当经费投入。
(4)保护海外留学人员的知识产权。保障留学人员在专有知识、技术专利、科研成果或合作和委托研究开发的科研成果等方面享有的知识权益。个人科研成果在知识产权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预先与合作单位商定，留学人员按有关规定分享。所得税后收入可兑换成外汇汇出境外。
(5)国家支持各地区、各部门和用人单位为海外留学人员为国服务创造良好工作和生活条件。鼓励到国内各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留学人员创业园进行科技开发和科研成果转化，享受优惠政策。在国内创办企业的，各有关部门给予必要支持，在企业注册、土地使用、工商、税务、商检等方面，简化手续，减少环节，提供服务。
(6)对在华任职的留学归来人员中的外籍高科技、高层次管理人才可以提供入出境便利。对需多次临时入境人员，可根据实际需要发给有效期一年以上，最长不超过五年的多次入境有效“F”签证，对需在华常住人员，可根据实际需要发给一年以且最长不超过五年的外国人居留证，对需要多次出入境的，同时发给与外国人居留证相同期限的多次返回“Z”签证；对申请在华定居(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可批准同意发给永久有效的外国人居留证。上述人员需提供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或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或各地厅局级人事部门的证明文件。对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可凭中国护照、副省级市以上政府人事部门证明，在购买住房、子女入学入托及就业等方面享受当地居民待遇。
(7)海外留学人员在国内创办企业、建立合作研究开发基地等，根据需要招聘大学本科以上工作人员，各地人事部门要按照有关政策积极支持帮助，并提供人事服务。
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篇8
本文首先分析了科技信息是如何助力科学研究的，阐述了科技信息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哪些因素地制约，科技信息是如何助力科学研究的，最后对如何做好科技信息工作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科技信息科学研究信息资源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的发展日趋成熟，信息资源越来越丰富，信息技术不断创新发展，科学技术分工愈来愈细，形成的文献资料越来越多。各国的经济发展以各行各业的信息资源为载体并依赖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想要真正把握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趋势，就必须及时地、准确地获取各种科技信息。
1科技信息如何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
科技信息推动科研发展和科技创新，科学研究不但涉及到科研管理、科研设备、科研经费、人员素质等方面因素，科研发展还要受到经济环境的制约，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科技信息指导科学研究，为科学研究做准备，辅助科研工作的开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科技信息。有效地利用科技信息、及时把握科技发展的动向，掌握科技发展趋势，利用现有的科技成果，确定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才能更好的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科技信息工作就是整合国内外的科技信息和优秀成果并使其正确地应用于科学研究的一项科技工作。科技信息工作是科研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有价值的科学工作，是科研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科研人员主要通过自身的力量与信息服务人员的配合共同完成科学研究工作。科学研究工作从科研项目立题、项目设计、项目研究、项目测试、项目鉴定、项目投入生产、产品验收、产品改进、技术创新等等环节，都需要科技信息的服务与支撑。科技信息和科技服务始终服务于科研研究的整个过程。科学研究工作的有效开展和取得的成果都离不开科技信息的传递和使用。
2科技信息的发展受到哪些制约
科技信息管理观念陈旧、管理体制不健全，科研工作从项目确定到经费落实整个过程需要层层传递，研究工作只注重前期的研究进展，忽视了后期研究成果的应用问题，科研工作不积极，普遍缺乏自主性。不注重科技创新和科技管理信息管理，管理体制缺乏外推力。虽然现在不少科研单位资金充裕，设备完善，但是真正具备熟练操作能力，了解管理制度的全方位人才数量有限，阻碍了科技信息管理工作的发展。
3科技信息如何助力科学研究
科研项目从项目立项、可是研究、反复试验到产品合格进行批量化生产，整个过程中需要大量科技信息的支撑。科研项目的顺利实施，取决于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对科研项目的熟悉程度与参与度。科研人员在科研工作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信息服务人员要协助科研人员开展信息服务工作，帮助科研人员进行信息检索、收集有用的信息、整合网络资源、有针对性、有效率地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从事科技信息咨询的专业人员十分有限，再加上一些新学科、交叉学科不断出现，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科技信息专家没办法对所有学科研究提供准确有效的服务，所以将信息专家与科研小组组合在一起很困难。科研人员在开展科研工作的同时，应当加强自主获取信息知识的意识，有计划有步骤的获取信息知识，把科研人员逐步变成信息专家，既懂得科技信息知识，又能从事科学研究。科研人员和从事科研管理工作的人员都应当增强信息意识，管理者也应当重视信息工作。因此，搞好科技信息服务的大前提就是服务于科技信息的工作人员要了解各个学科的理论基础知识。
信息服务工作能不能做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工作人员能不能及时、准确地把握科技信息，了解科研的需求，精准地为科研提供服务。把科研人员的实际需求与图书馆数据库中海量的电子资源有效地衔接起来，并能够精准地捕捉到科研人员所需的信息，更深层次地对科技信息资源进行挖掘，扩大对读者的传播力度和传播，加强网上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不断地扩大信息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将教工，学生、社会人员都纳入到信息宣传和信息服务的队伍中来。
科研工作在课题申报之前，首先要进行课题立题查新，通过手工检索和计算机检索相结合的方式对申报的课题进行全方位的文献检索工作。通过文献检索了解与课题相关的科技发展史、科技发展现状以及相关科技的发展趋势，确定国内外开没开展过同类型的研究课题，研究到什么水平及发展趋势是什么。有没有其他人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或者正在进行相同课题的研究，课题研究的程度，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有哪些问题目前没办法解决，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问题没办法得到解决。以上这些科研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作为科研人员进行选题和科研管理部门制定决策的重要依据。科研工作进行到立题这个步骤之后，还要在科研工作的过程中定期查新，坚持对课题的跟踪服务，及时发现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解决。
4总结
随着科学技术和科技信息的不断发展，我们只有不断提升自身思想认识，时刻关注科技信息动态发展，不断获取新知识，才能为科学研究和生产服务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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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篇9
（一）地方高校为地方经济单向服务为主导的模式
从中世纪大学产生到19世纪中后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地方高校基本上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地方高校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脱离。19世纪中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英国、德国发动了一场高等教育变革，其核心就是面向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拓宽大学智能，改变办学、科研模式，让大学成为集教学、科研、服务于一身的综合体。地方高校社会服务开始逐渐兴起。大学推广运动就是英国地方高校利用其知识服务于社会或向社会传播知识的一种形式。同时，城市大学的发展使得地方高校与当地社会发展的关系变得更为直接。地方高校不仅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而且重视研究和技术开发，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科技服务。当时德国的一些工业大学，始终坚持把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直接为经济发展服务作为自己的办学方向。尽管当时的不少地方高校直接从事了一些社会服务性活动，但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高校社会服务的职能。
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服务职能首先是在美国产生的。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莫里尔法案》，以法律的形式对高校社会服务作了规定。美国教育史上著名的“赠地学院”就是实施《莫里尔法案》的产物。之后，美国又颁布了一系列类似的法案，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支持和保证了高等教育与地区经济发展相结合。在诸多的赠地学院中，威斯康星大学堪称地方高校社会服务的典范，该校首次将社会服务作为大学的第三项职能，将整个州作为大学的校园，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积极开展技术推广教育和校、企经济合作。同时，该校还与州政府进行多方面的合作，州政府接纳大学专家在政府各部门任职，担任顾问及相应的领导工作。此外，大量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并兼任某些部门的管理工作。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威斯康星大学的教育推广计划已遍及全州。这种“服务应该是大学唯一的理想”“学校的边界就是州的边界”的理念被称之为“威斯康星思想”。这一时期，虽然封闭的高等教育办学体制被打破，但地方高校与当地的关系更多的表现为地方高校为当地经济单向服务。
（二）产学研三结合模式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普遍建立了产学研合作的制度，校企合作教育、合作科研迅速开展。美国、日本、英国等国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发展以大学为依托的科技园，高等教育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此时，高校对地方经济已不再是单向的服务关系，而是与地方经济形成了合作伙伴关系。这种产学研合作发展模式在日本和加拿大表现得尤为突出。
1.日本
20世纪60年代，日本着手推进产学研合作发展模式。日本政府运用多项政策，鼓励和引导地方高校与产业界合作，并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官产学研”联合制度，高校也实现了资金来源多样化。同时，为促进科技情报的顺畅流通，使“官产学研”的科技成果得到充分地利用，日本政府还加强科技信息流通体制的建设。具体来说，日本地方高校产学研结合主要有五种形式：（1）共同研究。大学接受民间机构的研究人员，大学教师和民间研究人员就共同感兴趣的课题，利用大学的设施进行合作研究，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为双方共享；（2）委托研究。地方高校的研究人员接受民间企业、各部门研究机构、地方公共团体等委托进行科学研究，研究经费由企业全额负担；（3）委托研究员制度。大学接受来自民间企业的现职技术人员或研究人员作为委托研究员，并对其进行研究指导，使其得以进一步提高。委托研究员在大学的研究室内，接受教授的指导，并通过在大学从事的基础研究，为今后从事开发研究工作打基础。其实质是高校为企业代培研究生；（4）捐赠制度。利用从民间企业得到的捐赠，在大学的学部或专业设立以教育为主要目的的“捐赠讲座”，或在大学附属研究所设立以研究为目的的附属研究机构；（5）设立共同研究中心。为推进大学和社会的合作和联合，在部分大学设立“共同研究中心”。在共同研究中心内除进行与民间的共同研究和委托研究外，还对民间技术人员实施研修，对民间研究开发等事宜进行技术咨询，从而搞活了地方经济。
2.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历来重视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的发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拿大各级政府一方面削减大学经费，另一方面通过各项教育和科研拨款引导高校直接为地方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服务。各地方高校也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主动与企业和科研部门合作，努力探索“产学研”三结合的方式和途径，其主要模式包括：（1）合作教育。合作教育制度是动员社会力量和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培养大学生的一种办学模式，是加拿大促进产学研结合的重要形式之一。该模式是大学和企业等合作培养学生，要求大学生除了在学校进行正常的理论学习外，还必须到有关企业进行与自己专业有关的职业培训和劳动锻炼。部分地方高校专门设立课程咨询委员会，听取雇主代表意见，把合作教育融入教学大纲；（2）校企合作。许多教授、学者主要与企业合作，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学校利用企业实现技术转让，获得经费，同时在与企业的合作中积累的经验也丰富了教学内容。企业则利用学校的人才优势。开发新产品，增强国际竞争力；（3）兴办高科技园区和高新技术孵化公司。一方面，高科技园区依托大学雄厚的科研实力，先进的设备和人才优势，另一方面，园区内高科技产业的汇集，相互间的信息交流，项目合作等又为大学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技术转让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如在萨斯喀彻温大学校园建立的“创新科技园”，有航天、农业、生化、生物技术、通讯和环保等领域的96家高科技公司。萨斯喀彻温大学则利用科技园就设在校园内的得天独厚优势，积极推动学校教授与科技园的科研人员合作。同时，学校还承担高科技公司委托的科研项目，安排学生到科技园实习，聘请高科技公司的专家做兼职教授，不定期地开设一些课程或作学术报告。
（三）地方高校与地方经济共生模式
地方高校在向当地社会提供各种服务的同时，当地社会也不断满足高校的各种需要，双方逐步发展成为一种伙伴关系、合作关系。20世纪90年代，美国产生了一种新型大学——“相互作用大学”，其核心是“以地方为中心”。相互作用大学的生长机制是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并谋求共同的利益。其内容包括五项基本原则：校长致力于发挥学校的优势与潜力去解决社区的问题，从而使学校成为社区发展的一支生力军；学校与社区建立合作关系，联合解决当地的具体问题；学校重视研究与解决全国性的重大社会问题，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失业与贫困等；学校的行政领导人与教师确立“以他方为中心”的新观念，克服仅仅考虑学校的需要与利益的旧观念；学校制定了周密、明确的与社区相互作用的战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传统并持之以恒。
二、国外地方高校办学模式的启示
（一）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的有力保证
发达国家往往以法律的形式保证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为地方经济服务。如美国的《莫里尔法案》是最早保障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相结合的法律，此后的《哈奇法案》《史密斯一利费法》和《班克赫德一琼斯法》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具体地保证了高等教育与地区经济的相结合。类似的还有英国的《20世纪9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绿皮书，日本产业合理化审议会向通产省提交的《关于产学合作的教育制度》咨询报告等。
鉴于此，我国应建立起保障地方高校正常运转的法律框架。只有具备了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政府才能够真正转变职能，保证地方高校社会服务工作的顺利开展。然后，政府应设立专门的管理协调机构，充分发挥政府行政部门的引导作用，支持推动地方高校与产业的“联姻”，协调解决地方高校与地方经济互动的具体问题，为地方高校社会服务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
（二）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大力支持
国外企业界特别是实力雄厚的大企业非常重视与高校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合作，从而使地方高校的研究成果能与生产相结合并得到应用。在高校、政府、企业三个主体中，地方政府是中间桥梁，起着核心的作用。科技平台、信息平台、实践平台等互动内容的构建客观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产学研用相关项目的设立更需要政府的协调并提供初始经费。因此，我国应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协调地方高校与企业的利益关系，大力倡导并积极鼓励地方高校为社会服务。政府要从全局、整体、长远的角度，兼顾高校、企业、科研机构三者的利益，尽快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充分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特殊作用，以引导和激励三方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实现“三赢”的目标。
（三）高校转变观念，牢固树立服务地方经济的思想
地方高校必须切实转变过去那种认为高校工作仅仅是教学与科研的观念，要强化高校服务社会的功能，牢固树立为地方经济社会服务的思想，把基础研究同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大学科研应逐步由为研究而研究转为为社会而研究。另一方面，学校科研不仅要出成果，而且要注意发挥科技潜力，促使科研成果转化，为地方经济社会服务。
三、我国地方高校与地方的互动发展模式
国外经验告诉我们，地方高校要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就要以积极的态度去寻找与地方共谋利益和发展的生长点，探索与社会共生共荣的途径与方法。地方性高校如果找不准方向，不能将自己的触角伸向社会，而是眼光向内，就会丧失自身的优势，坐失发展的良机。我国地方高校要实现一系列的转型发展和未来战略目标，就应该走校地互动的发展之路。
（一）人才培养的互动模式
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也是高校最基本、最重要的三大职能之一。因此，地方高校为当地经济培养各类高层次实用人才，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人才基础，是地方高校教学和教育工作的基本任务，应该贯穿学校各项工作的各个环节，同时也是地方高校与当地经济结合，为地方经济服务的最主要的形式和手段。
地方高校要立足本地经济，充分结合当地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和需求，进行课程体系的调整和改革，适当增设应用型课程，坚持“对准市场设专业，对准岗位设课程，对准实践抓教学”的原则。在具体的培养模式上，地方高校可以尝试“2+1+1”的联合培养人才模式，与当地企业联合培养面向生产和技术开发的真正意义上的高等应用型人才。一方面，地方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体，以合作企业的生产需求为导向，及时调整专业结构，不断完善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和目标。另一方面，学校充分利用企业的各种资源，建设以专业综合型应用为中心的综合性实训体系。学生前两年主要在校内完成基础理论课程的学习。第三年让企业参与到学校的教学中去，与学校共同培养学生一年。企业根据学生的学习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为学生制定相关的学习计划和任务，公司定期指派相关的技术人员来学校进行指导和讲座，让学生逐步了解自己与企业需求之间的差距并给自己正确定位。第四年学生进入到企业进行实习一年。通过这种合作办学，学生提升了自己的实际动手能力和职业素养，更重要的是学生直接接触到了企业的生产线，增强了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和就业能力。地方高校真正实现了培养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应用性复合型人才的目的。
（二）科学研究的互动模式
科学研究是高校的第二大职能。地方高校应改变过去相对封闭式的发展模式，跳出学校站在社会的角度来重新科学研究这一职能。正如牛津大学校长卢卡斯所说：“社会塑造了大学，大学也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即地方高校应考虑如何实现以促进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的互动合作。这种合作一方面使地方高校直接接触到生产领域中存在的各类科学技术问题，从而使科研更有针对性；另一方面，地方高校也可借此机会获得充足的办学经费，从而更好地为当地社会服务。借鉴国外“产一学一研”的科研模式，我们可以选择以下互动合作模式。（1）与企业合作创办研究中心，或者与企业共同开发，研究当地相关行业、产业中的一些重大难点问题和技术“瓶颈”，以将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精细化工、机电一体化、环保等技术的应用为重点领域，并积极探索以科技合作项目为“龙头”，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股份科技企业的校企合作新模式，从而实现高等院校与企业的长期科技合作与交流，实施双赢战略，不断提升区域创新能力。（2）依托地方高校雄厚的科研力量，以高新技术公司为基础，建立科学、技术、生产三位一体的科学园区或科技成果转化基地。首先，地方高校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将高新技术成果扩散到园区内的企业中，发挥了科技园区（基地）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实现高新技术的产业化，从而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其次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为高校开辟了财源，增强了高校的自我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其科研能。如此，高校与企业的互动合作形成良性循环。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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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篇10
发展现状
台湾技专院校技术服务伴随着建教合作、产学合作的发展而发展，其可分为三个阶段。
萌芽时期（1948－1961）。1950年，台湾地区政府为使经济建设与学术研究机构充分配合，颁发了《政府机关委托大学教授从事研究办法大纲》，规定学术机构、教育机构在进行合作时要办理委托手续、支付薪酬、减免课时等。这为日后的“研究式建教合作”开创了具体模式。1954年，台湾“教育部”颁布《建教合作实施方案》，方案提出职业院校的课程设计、教学设计要根据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环境的需求，以实用技术、技能培养、劳动习惯为主要内容。1955年，台湾教育行政部门颁布了《建教合作实施办法》，要求职业学校尽量利用企业的生产设备供学生实训、实习，企业以委托方式或合作方式洽商职业教育机构代为培养人力资源，企业应送优秀员工去职业教育机构进修学习。这一时期，建教合作教育制度在台湾得以逐步建立，为今后的产学合作奠定了方向。但由于台湾技职教育体系还未形成，专科学校的技术服务能力还处在培育时期，通过建教合作与企业共同进行技术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专科学校也依据《政府机关委托大学教授从事研究办法大纲》与企业合作进行技术开发，但技术服务的主力是大学与独立学院。
探索时期（1962－1990）。1962年，为适应产业界对专科学校毕业生的急迫需求，台湾专科学校发展迅速，学校数从1960年的10所，增加到1972年的76所，技术学院开始出现，技职教育体系的雏形显现。1970年台湾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颁布《大学及独立学院与生产或技术机构建教合作实施办法》，进一步推动大学与独立学院的建教合作。1974年，台湾经济、交通、经设会及国防等部门共同研究，将《建教合作实施方案》等四部法规合并、修订，颁布《建教合作实施办法》。1979年，台湾“行政院”《科学技术发展方案》，建教合作是其重要内容之一，研究式、委托式建教合作开始出现，技专院校通过委托式、研究式建教合作与企业合作开展技术服务。委托式是指企业出资就其所需人才委托学校代为培养。研究式是指企业就其所需的产品或技术委托学校或与学校合作开展“专题研究”。台湾技专院校应用技术的研究随着技职教育体系的发展而逐渐发展，技术服务开始成为技职院校的一项重要任务。
发展时期（1991－）。1991年到1994年，台湾技术学院从原来的1所增加到7所。1995年，台湾通过《“教育部”遴选绩优专科改制技术学院附设专科部》，1996年又《大学及分部设立标准》，将符合条件的技术学院改名为科技大学，至此，台湾技职教育体系建立完成。技术应用研究是专科学校改制为技术学院、技术学院改名为科技大学的必要条件之一。随着学校层次的提高，对其所提供的技术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技术服务在学校工作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进入21世纪后，台湾更是通过多项措施加强技专院校的技术服务。2002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成立了6个“区域产学合作中心”、40个“技术研发中心”，推动技专院校与产业园区合作，奖助技专院校发展区域产学连结，补助设置12所联合技术发展中心，开展产学合作绩效评价，促进产学密切合作，推进创新研发，厚植产业竞争力，提升技专院校竞争优势。
主要经验
政府大力支持
台湾技专院校技术服务是建教合作的产物。当地政府从组织机构、法规、操作规则等方面对技专院校的技术服务给予大力支持。台湾重视政府对技专院校的技术服务领导，建立并不断调整组织机构，组织、协调、管理技专院校的技术服务。1948年8月，成立了由教育、建设、交通、农林、人事等行政部门参与的台湾省建教合作委员会，负责规划建教合作方案、调查登记技术人员、分配职业学校毕业生服务等。1955年台湾“教育部”成立了“中央”建教合作委员会，统筹建教合作事宜，1972年“中央”建教合作委员会职能被并入“技术及职业教育司”，将技术服务纳入政府工作职能，使技术服务工作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