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实施细则
行政法是调整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行政法律规范的总称。行政法以行政关系为调整对象，其目的是保障国家行政权运行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尽管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已经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是现有的法律法规存在明显的缺陷。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我传承的原动力渐渐消失，有些文化遗产甚至在“保护中”失去其原真性，有一些老艺人的生活状况堪忧，很多优秀的文化瑰宝濒临灭绝。因此，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保护中存在的问题非常迫切。
行政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已获得学界的共识：第一，能克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中私法失灵的缺陷。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属性需要行政法合法合理的介入。第三，行政法特有的制裁和奖励等功能能更好地引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良心运作。第四，加强行政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中心思想，同时也是践行国际义务的需要。
公法保护模式是世界各国包括国际公约所采用的最普遍也是最具成效的保护方式。例如日本，1996年以来，日本新修订的《文化财保护法》确立了登录制度。日本从中央到地方都专门设立了“文化财保护委员会”这样一个专门的行政机构来从事这项工作。日本文化厅表示，其有“保护10万件历史遗产的”决心。①韩国于1962年出台了《文化财保护法》。韩国的文化遗产法非常重视行政手段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强调奖励机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并建立了专门的行政机构“文化财厅”来承担全国文化遗产的保存、管理、利用、调查、研究以及宣传职责。②此外，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三章专门规定了国家一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义务，将各缔约国政府置于保护的主导地位。我国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公约的内容已成为具备法律效力的国家责任。
因此，无论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还是从国家行政权的特殊优势角度，或是从我国现有法律和国际责任角度分析，行政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性法律都是毋庸置疑的。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现状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了行政法保护，但是立法比较零散，走的是一条从地方开始立法之路。
在地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宁夏、江苏等地制定了保护民间美术和民间艺术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从21世纪起，云南、贵州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市先后对传统文化保护进行了立法，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这些立法为后来的中央一级立法奠定了基础。
在中央一级，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标志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入了法制化管理阶段，但它并未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其中第六条确认了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本原则。1997年5月20日，国务院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强调了对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者保护的重要性。在2011年6月1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生效之前，该条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效力最高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除此之外，在地方性立法的基础上，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我国就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的最高指导意见。2005年12月，国务院又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决定把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接着，2006年，文化部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进行了规范，有利于保护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11月14日，文化部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该办法是回应相关国际公约而出台颁布的，有利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
值得强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填补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法律层级的空白，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领域的基本法。这部法律成为中国各级政府依法展开文化遗产行政的基本形态。③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的总结分析可以看到，目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做到了有法可依，从法律层面到行政法规再到地方性法规都较齐备。行政机关在具体的活动和项目上，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民众的保护意识初步确立。但从整个法律体系来看，这些保护措施并不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律保护体系并未真正建构。第一，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呈现临时性、应付性，导致多头管理、协调性差，行政成本增加。
一方面，由于立法技术的不成熟，加之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萌发较晚，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是先后出台的，而且是地方先于中央。每次新条例的出台，反映了文化和文化遗产的危机状态日益深刻化，需要弥补现有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这就导致了我国的立法缺乏前瞻性，新法的出台仍不能解决现实中的许多问题。
另一方面，单行立法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最大的形式特点。单行立法固然体现了我国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与积极态度，但容易出现与其他法律衔接问题突出化。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目前有两部法律，一部行政法规。也就是《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在分管部门上，这样就出现了三个行政机关，分别为国家文化局、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和商务部。此局面导致在国家文化遗产政策的制定实施时，难以协调和合作。④
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作为基本法没有很好地发挥其统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作用。如规范的名称，部分地方性法规（如2000年制定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名称中诸如“民族民间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等都没有正式更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部分地区依然没有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在具体制度上与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没有很好地衔接。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作为一部以行政保护为主的基本法，与其他部门法也没有实现很好的衔接。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部基本法，需要其他配套法规和制度的落实，也需要与现有的其他法律制度相协调才能得以有效实施。如：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但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中，却没有可以直接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定。再如，该法第二条对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做了规定，接着第四十四条又规定“对传统医药、传统工艺美术等的保护，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实际上指向了《中医药条例》，但是该条例涉及传统医药知识保护的内容却很少。
现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还有一系列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未得到协调解决。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虽然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但是还有一系列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未予以解决。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性质问题，是公权还是私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是谁？是集体还是个人还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期限有多长？是否应和《著作权法》衔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保护是否应当考虑境外侵权问题？我们知道，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个人、企业和研究机构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发展中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宝贵资源，并对其进行商业化的开发利用，从中获取巨额商业利润。而我国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只规定了境外组织及个人在我国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的情况，并没有涉及到境外组织或个人使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用于商业开发利用的情形，也没有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权人进行维权的可能性。再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退出机制问题，传承人的传承方式问题。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未解决目前的一些问题，还存在诸多不足。
目前行政法规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具体制度无法落实，造成法律体系的不完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许多条文只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而对目前纷纭复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不能加以简单化、一刀切的处理，需要分别不同情况予以细化、个别化的处理。没有实施细则，这部法律实际上就无法实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之后，一些地区已经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制定了适于本地方的地方性法规，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本地区的落实，但还有部分地区未及时进行立法跟进。而且，行政法规层级的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对于已经出台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等的修订和完善工作也尚未完成，无法确保这些旧的规定与法律一致。这些现状都造成了法律的不协调、不统一，急需改善。
总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体系存在很多缺陷，而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重心已由普查、抢救转向全面保护，构建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是做好全面保护工作的必然选择。⑤
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体系的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行政法的保护，这已是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已确立了以行政法保护为中心的立法模式。但笔者认为，构建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体系，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以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偏差。
处理好公法保护和行政干预之间的关系。本文强调以“建立以行政法为主体的公法保护模式”，其目的在于强调国家、政府在保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强调政府部门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财力、物力、政策等全方位的保障措施，而非运用行政审批程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不当干预。⑥因为，行政法为主导意味着政府的行政立法、行政检查、行政指导等行政行为，在遗产保护事务中具有统帅的性质，然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⑦对于“活化石”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这种滥用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会使我国的文化遗产流失，使文化传承的纽带断裂。因此，强调行政法保护主导的同时，政府执法时应当严格遵循宪法行政法义务，对行政行为的规制也是一项重要课题。
处理好公法保护和私法保护之间的关系。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并非摒弃知识产权等的私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性质一直是学界备受争议的话题。但不容否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具有公共属性，也具有一定的私权性质，有些是家族私权，有些是集体私权，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会产生经济价值。一些政府行为的生产性保护因利益的驱动被过度开发而偏离了其本真性，比如皮影、剪纸、酿酒等工艺，原本是手工的，现在有些地方却变成用机器生产。农耕时代的手工文明变成了工业时代的机器文明。而延续了多年的技艺是现代技术根本达不到的。所以私权保护还是必要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体现其深厚文化底蕴的同时也保护其经济价值。
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的同时，要注重国内保护与国际保护相结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际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些条款已成为我国制定国内法的立法依据。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公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教科文组织促使文化财产送回原有国家或归还非法占有文化财产政府间委员会章程》等法律性文件。再如，在适用《著作权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提出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防止不正当利用和其他损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条款》的有关规定。
此外，国际社会中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工作，很多国家和地区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订了相应的法律保护制度和政策。例如，亚太地区的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就走在前列。日本曾在1950年颁布了综合性的《文化财产保护法》，规定由国家对无形的文化艺术遗产进行保护。韩国在1960年颁布了《无形文化财保护法》，随后经过40多年的上下推动，国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全面保护和振兴，并使其在保护过程中得到了传承。可以说，法律的制定和具体制度的实施奠定了日本和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⑧
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已是全世界共识，对它的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本文仅仅是粗浅地论述了其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现实生活中不排除民间保护、国际保护等多种保护机制的参与。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了，但是这仅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长治学院法律与经济系）
【注释】
①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②王云霞：《文化遗产法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3～25页。
③王军：“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探讨”，《人民论坛》，2012年第29期，第190～191页。
④周超：“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制体系的形成与问题”，《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⑤徐蓓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探析”，《安康学院学报》，2012年4月第2期。
⑥[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5～50页。
⑦刘红婴：《世界遗产概论》，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策略民间传统文化
我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适用的重要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fortheSafeguardingof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团体、有时为个人视其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①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我国参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该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标志着我国通过法律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了新的进步，有利地促进了我国各级政府及文化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工作。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内容上规范了部级与国际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部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总政策的制定，通过相应的国家或者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作为主体，采用合理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措施、技术或者行政措施，也包括必要的财政措施，通过诸多方式的措施不断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立的目的还包括不断开展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国际合作和援助。通过国际合作不断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信息与经验，通过共同的行动及统一的援助保护机制，不断促进国际上双边地区和国际各级等等诸多方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了从根本上确保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确立了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金保障机制，根据教科文组织的相关规定，该项基金以信托基金的方式存在。②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适用存在的问题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具有的现实条件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方面的要求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拟从不同角度对该公约在我国适用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制度方面亟待加强。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角度来看，我国目前还没有用来专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规定的基本法律。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多见的是对民间传统文化进行保护的相关规定。正是从这个层面来说，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中我国应承担必要的国际义务，应尽快将公约所规定的相关机制通过国内法的方式来实现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需要加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已经进入了快速消失的关键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来进行传播。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诸多因素的不断变化，使得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失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区域性政府在非物质文化保护方面存在问题。由于受各种经济利益或者不同动机的驱使，我国的某些地方区域性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错误意识及做法。举例来说，有的行政区域热衷于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同时获得一定的资金支持。而有的行政区域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破坏性的开发。这些因素都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适用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我国国内法之间的衔接存在问题。从该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操作来看，对我国而言，该公约的适用需要通过将公约的大多数规范转化为国内法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说，只有当该公约被我国的国内法所接纳后，国际法的法律效力才能真正得以实现。从公约的适用来说，与我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及社会现状之间衔接需要一定方式的转化与并入才能真正实现其应有的规范效果。这些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制定与执行是一个系统化的工作，存在着诸多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适用策略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环境的完善。从确保《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适用来说，除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作为国内法的基础外，还需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确立适合履行公约所规定的法律环境。法执行力度的强弱，对法律的实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我国非物质遗产的保护来说，除了要有立法上支持以外，还需要不断加强行政执法等诸多方面的保护力度。对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诸多违法行为，要严格依法追究相关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适用离不开政府、组织及个人等多种主体的支持。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包括新闻媒体等，应不断强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教育与宣传手段。需要不断普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诸多科学常识，也要普及与此相关的法律常识。只有这样，才能给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确立良好的社会环境。也只有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进一步促进公民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意识，才能从根本上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贯彻到底，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只有这样才能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基础。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机制。应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相关内容进行整理，确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通过法律的方式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不断加强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使用与开发机制。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应确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机制。我国还应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行政规章、地方法规等等。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的确立，不断完善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实施，从而真正促进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顺利发展。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法律制度的完善。
首先，从法律的层面出发，通过法律手段确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具体包括规划制度、普查制度、名录制度、传承机制及其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密切联系的制度。具体的保护制度指的是我国的中央及地方区域人民政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列入其必要的工作日程，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同时还要以区域为单位，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在普查及保护规划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制度。通过名录制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代表制度，即对列入名录的项目要进行有规划的保护，包括资金援助或者相应的传承支持。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制度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如上文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必须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目的。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制度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管理效果，举例来说，我国公布与实施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承人的认定标准、权利与义务等诸多方面作出了较详细的规定。
其次，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来看，要想从根本上确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法律地位，还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确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联系密切的工作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除此以外，还需要不断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救济制度。采取有效的措施或者手段，对我国具有一定历史文化或者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物与资料通过法律的方式进行有效救济。尤其是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际出发，对民族文化遗产与文化生态区域列入到相关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从而对其实施必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救济制度。
综上所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诸多主体的配合。需要不断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以有效促进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发展。（作者单位：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本文系2010年湖南省科技厅计划项目“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个案（地方戏曲）研究”阶段性成果）
注释
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篇3
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其法律性由谁指定，怎样使电子文件具备法律效力，就成为当前档案工作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法律工作者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1）凭证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具有法律效力的重要法理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据必须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根据。一份声像档案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取决于声像档案是否有足够的证明力度和是否有证据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或者是记录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声像档案具有客观存在的真实性、客观事实的相关性和客观证据的合法性。
（2）可分离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具有法律效力的现实障碍。声像档案易于修改，而且改动后可以不留任何痕迹；不再具有固定的存储载体，根据利用需要，人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格式输出；电子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和adobe公司推出的视频编辑软件和图像编辑软件的不断更新换代迫使声像档案必须不断地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这种适应往往需要以自身结构、格式的改变为代价。这使得声像的法律效力的确认面临又一大障碍。
（3）法律手段――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具有法律效力的策略。除了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对声像档案制作、修改、收发、签阅和传递等工作环节进行控制，另外，还要采取法律手段对技术手段处理不了或不易处理的问题加以规范、解决。通过技术手段与法律手段的有机结合，当可以保障声像信息具有依据凭证作用，并实现其法律效力。
二、完善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真实性与法律效力的要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在漫长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出来的文化瑰宝，国家也非常重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国务院办公厅在2005年3月26日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并于2011年6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自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有了法律保障。辽宁省文化厅于2008年9月16日在沈阳挂牌成立了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并于2010年9月6日颁布了《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办法》，为辽宁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机构支持和制度支持。
（1）规范管理，建立相关的机制。对于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保护工作应该建立一个长效机制，使得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部门可以通力写作共同做好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保护工作。
（2）及时归档。对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所收集的各种声像档案，经过档案人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人员的共同鉴定后，有归档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及时移交到专门的档案部门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部门，归档入库保管。
（3）保持原有的联系。对于即将进行归档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声像档案一方面要保证所收集的声像档案的材料丰富、内容齐全，使档案能够全面地反映文化的风貌；另外一方面，需要保持档案内容之间的内部联系，禁止割裂文化所固有的体系和重复归档的现象发生。
（4）档案的分级保护。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第五条规定：“档案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便于社会各方面的利用。”这是用国家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我国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管理和保管也应该遵循档案分级管理的工作原则，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声像档案的价值划分其档案级别，便于系统的管理和重点保护。另外一方面，某些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会涉及某些作为保密的内容，对于反映这些内容的声像档案的管理和保管应该更加谨慎，要处理好保密和与利用之间矛盾的关系。要科学的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密级，做好档案的保密工作，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和所有权。
三、改进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真实性与法律效力的措施
（1）健全法规和制度。任何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制度在颁布实施是都有一定的滞后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这些法律法规和制度的滞后性越来越凸显出来。对于改进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真实性与法律效力的措施，首先应该健全现有的、较为滞后的法规和制度，有了健全的法规和制度，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就有了制度的保障。
（2）提高工作人员的水平。伴随着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被发现，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声像档案也在逐渐地增加，这时需要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理论水平，对工作人员进行相关的培训，提高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工作的认识，便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管理和保护工作可以更好地开展和进行。同时，派工作人员定期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部门以及上级档案业务指导部门进行理论学习，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
（3）划立专门工作场所。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工作的逐渐开展，相关档案的数量将会迅速增长，这时需要面积更大的库房以及专门的管理工作地点来保管以及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
（4）更新工作设备。由于声像档案依靠电脑等机器才能够读取为了不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读取，需要及时更换电脑等设备。当然，这不仅仅是硬件上的更新，对于软件业也需要更新，现在信息技术赈灾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计算机病毒正在侵袭，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及时的更新软件以及网站的防火墙，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
（5）使用新型的档案信息载体。现在材料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来说，有了更多的新型的载体可以选择，这些新型的载体不仅仅使得保存的时间延长，而且经过加密可以更有效的保护所承载的档案信息，而且更加的坚固。
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篇4
关键词：非遗；立法；文物；保护
abstract：thenationalfolkculturalrelicsand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related，intheprocessof"intangible"legislationtoprotect，shouldpayattentiontoitscarrier-thenationalfolkculturalrelicsprotectedbylaw.therefore，itisrecommendedthatthenationalfolkculturalrelicsoflegislativeprotectionintotheconstructionoflegalsystem，intimeofethnicfolkculturalrelicscensus，clingto"intangible"legislationinthenationalfolkculturalrelicsshouldprotecttheopportunitytochangethenationalfolkculturalrelicsofthelegalprotectionsystemofvacuum，reviseandimprove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act，whenconditionsmatureindependentofethnicfolkculturalrelicsprotectionactorthenationalfolk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ordinance，throughtheabovemeasures，tostrengthenthenon-materialculturalheritagelegalprotectionlegislationinthenationalfolkculturalrelics.
Keywords：mustloses；legislation；culturalrelic；protection
中图分类号：C912.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5-58-（4）
民族民俗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人类社会的重要财富，为了切实保护好这些财富，使之得到传承，我们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过程中，应注意民族民俗文物的法律保护。
1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民俗文物保护的不可分离性
宋兆麟先生在谈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向近、现代文化保护工作的延伸，主要保护的对象是自晚清以来各民族民间所保留的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各种传统文化形态”。在他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文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晚清以来留存于民间的，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各种传统文化形态。宋兆麟先生的这段论述，即说明了依附于一定物质而存在的非物质的无形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以物质形态出现的有形文化――民族民俗文物之间的联系性。
1.1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大量的民族民俗文物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包括了“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或工艺品”等。以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土家族撒叶儿嗬》为例，其本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我们从撒叶儿嗬（又名“跳丧”）的仪式过程看，它既包含有鼓、锣（包括大锣、马锣）、钹、唢呐等实物和举行撒叶儿嗬仪式的场所――堂屋，也包含有跳丧音乐和舞蹈的唱词、唱本，以及孝服、哭丧棒等民族民俗文物。正是在这些民族民俗文物的共同作用下，“东方迪斯科”的土家族跳丧“撒叶儿嗬”才得以形成一套完美的且歌且舞、且跳且唱、且悲且喜的特种艺术形式，并进而成为土家族人生仪礼中的重大活动而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又如，土家族的结婚仪式――哭嫁，其本身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这一仪式过程中，给新娘扯脸的器具，新娘所穿的“露水衣”、“露水鞋”，即为民族民俗文物了。生育方面，土家族堂屋挂簸箕、祭祀观音洞、供奉送子观音，妇女临产前吃“催生蛋”、“催生饭”等习俗，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包含民族民俗文物的内容。在其它表演艺术、文学、语言、手工艺、民间口头传说、神话、道德准则、风俗习惯、民间游艺、音乐舞蹈、戏曲歌舞、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剧本、戏服、脸谱、道具、唱片、表演场所（即文化空间）等，也是民族民俗文物。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能离开民族民俗文物的。
1.2民族民俗文物中也包含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土家族地区，有不少“向王天子”的庙宇和神像，它们是土家族地区的民族民俗文物。透过“向王天子”的庙宇和神像，不难发现，它们的背后都有一个奇妙的传说和故事。据《长阳县志》载：“向王庙，在高尖子下，庙供廪君神象”。除了长阳外，在湖北巴东、建始、恩施、咸丰、宣恩、利川等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也有大量的向王天子庙（有的简称为“向王庙”），以及与向王天子庙有关的地名，如向王庙、向王坪、向王沟、向王坡、向家湾等，这些庙宇和地名，无不与向王天子的传说故事有关。在鄂西地区向王天子庙的传说和故事中，有一则家喻户晓：土家族的首领向王廪君，率巴部落兴盛之后乘土船沿夷水（今湖北清江）而上开疆拓土，由于廪君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和力大无比的雄健与创新而感动了天神和盐水女神，使得他有一天站在船头吹牛角而号召土民加快开发清江时，前面的大山顿时让路，狭窄的清江河水突然变宽变大，“向王天子吹牛角，吹出一条清江河”的传说也就从此流传开来。不仅如此，也因为向王天子对清江开发的屡建奇功而又感动了盐水女神，使得盐水女神屡屡对向王天子求婚，使得他们的爱情故事又在这一带大大小小的向王天子庙里传承下来。
在湖南张家界武陵源地区，“向王天子”庙供奉的向王天子神像被视为主宰一切的神灵。向王天子征战中，因其英武聪慧而得到皇帝召见的传说，也在其庙里大量流传。
向王天子庙的有关传说和故事，都是民族文物中所包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
除此以外，湖南张家界武陵源的天子山，既是“活态”民俗文物，又是著名的旅游景区。它之所以著名，不仅因为自然风光迷人，更重要的是它有古代土家族领袖向大坤率领当地农民在这里揭竿起义而被拥为“向王天子”的传说和故事，以及景区中向大坤的英武征战给此山赋予的诸多传说，这一些都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
所以，民族民俗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互相成的，它们之间缺一不可。
2民族民俗文物的保护亟待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
民族民俗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既然是相互依存的，那么，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过程中，就不能忽视民族民俗文物的法律保护，就应将民族民俗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同纳入立法保护的范围。
但事实上，我国民族民俗文物的保护现状令人堪忧。
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大国，各民族留下的民族民俗文物十分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在世纪之交，我国馆藏近代民族文物“约20万件左右”，加上不同时代的民间收藏，我国民俗文物总量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然而，由于历史上的民族歧视、民族不平等及重古轻今，不少存于民间的被视为乡土文化的内容得不到重视，加之政策法令的保驾护航作用发挥有限等原因，使得一些体现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文物、工艺品和有代表性的民间文化实物，由于岁月的流逝和各种劫难，由于不法份子的盗买盗卖，由于各种工程的建设和破坏……使得大量的民族民俗文物遭到破坏和流失。据报道，在不少国家的博物馆、美术馆和图书馆中，都有大量的中国文物。日本茨城县博物馆收藏了许多来自我国内蒙古的“牛鼻栓”。法国巴黎一家私立博物馆收藏了180多件我国苗族服饰，其中仅贵州月亮山地区祭祀服“百鸟衣”就有15套，超过贵州省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此项目的收藏总量。这个博物馆的馆长说：“100年后，中国人要研究苗族的服饰文化，还要到我的博物馆来。”黔东南自治州有内容丰富极具特色的民族民俗文物，如，银饰、服装、日用器具、各式挑花、刺绣……它们包含着十分丰富的苗族文化内涵，反映出苗族不同支系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生活环境。但这些极具特色和价值的民族民俗文物却大量流失。据报道，在纽约的一个“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展”中，其展品中来自贵州的就有上百套，有些服饰是国内所没有的。
在贵州，除了服饰，还有其它一些极具观赏与民俗文化研究价值的文化遗产，如绣品、窗花、神台、木雕等。在清水江一带，它们被一车车、一船船运走，各种岁时用品，如门神、对联、年画、老皇历等，各类传统工艺品，如皮影、面具、剪纸、泥塑、木雕、石刻等，以及各种传统儿童玩具，各种有特色的建筑构件……都令外国收藏者趋之若鹜。
这些承载着多种文化内涵的民族民俗文物遭到如此流失与破坏，其原因，除了前面所分析的以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民族民俗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缺失和滞后。
3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证明，必须加强民族民俗文物的法律、法规建设
联合国下属相关组织多次对民族民俗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定了规范性文件。这些文件包括：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9年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书》，2001年的《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2年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和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
这些法律、法规文件，都将民族民俗文物纳入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法律保护的范畴。如《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七条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五条规定，“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所规定，“应当特别注意创作意愿的多样性，公正地考虑作者和艺术家的权利，以及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务的特殊性”等，都应处于民族民俗文物保护范畴。
在欧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条例、政令中，有一系列保护民族民俗文物的政策。法国、德国、芬兰、挪威、瑞典等国，就先后颁布了相关的保护法案。法国政府在“非遗”立法中，为保存历史古城旧貌，通过并颁布了“历史街区保存法”，使法国街区的保存修复工作做得十分完善。英国政府在制定“非遗”法规时，通过了一个都市计划法规，以保存旧市区的环境。在德国，政府通过法规、条例、政令等保护措施，对古民居建筑艺术进行了较好的保护。在瑞典制定“非遗”立法政策时，为确保古城的风貌不受破坏，政府颁布了车辆不准驶入首都斯德歌尔摩最古老核心区域的禁令。
在非洲，民族民俗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包括在成文法和习惯法中。非洲各国成文法确定的民间文化保护的对象除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器乐、绘画、雕刻、陶器、马赛克、木器、金属制品、首饰、手工艺品、服饰和本地纺织品等，也在法律保护之列。除了非洲的成文法外，非洲固有的习惯法也对传统的民间壶罐、服装、皮具、木器、葫芦制器皿及容器在内的工艺品草图和设计等予以保护。如果有人违背了习惯法，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在亚洲，日本和韩国等在民族民俗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方面，也成就显著。
日本是最早立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早在1950年就颁布了《文化财产保护法》，明令规定国家必须保护有形的和无形的文化遗产。列在被保护之列的民族民俗文物为，有很高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和美术工艺品，有形民俗文化财产和无形民俗文化财产，有很高历史、学术、艺术价值的寺院、古宅、坟冢、城池、宫殿、名胜、动植、建筑群等。
韩国也是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1960年制定了《无形文化财保护法》之后，更加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以江陵为例，其端午祭和祭日演出的假面具，都被列入民族民俗文物保护范围。
……
这些国家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对民族民俗文物也加强了保护，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确定，使得这些国家的文化遗产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其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4民族民俗文物立法保护的措施
4.1国家重视，将民族民俗文物的立法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
民族民俗文物是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地域文化的浓缩，其价值和意义不可小视，国家应将立法保护工作纳入法制化建设的轨道，以改变过去民族民俗文物工作被忽略、民族民俗文物大量被破坏和流失的局面，从而改变我们的文化权得不到有效保障、民族民俗文物得不到合理开发和利用的窘境。
4.2及时进行民族民俗文物大普查，摸清家底，制定民族民俗文物保护规划
我国56个民族留下来的民族民俗文物异常丰富，但破坏严重。为了保存和传承好这些民族民俗文物，应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全国性的民族民俗文物普查机构和普查队伍，对各民族包括历史沿革，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以及反映生产劳动、生活习俗、民间信仰、民间禁忌、民间礼仪、民间技术、民间艺术等在内的民族民俗文物进行全国性的大调查、大普查，以便摸清家底，据此制定出民族民俗文物保护和抢救规划，进而为民族民俗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制定提供依据。
4.3紧抓“非遗”立法中民族民俗文物保护的机遇
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及其立法建设中，应紧抓机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民族民俗文物也一同纳入立法中进行保护和抢救，这将有利于达到保护文化多样性和整体性的目的。但如果我们在这一过程中不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民族民俗文物的立法保护，将会丧失又一次保护和发展的机遇。
4.4改变民族民俗文物法律保障体系真空的局面，修订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是我国文物保护的法律文件，虽经多次修订，但其保护内容在实际工作的落实中，由于受重古轻今思想的影响，往往对古代部分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政策落实得较好，而对以近现代为主的民族民俗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政策落实得不够到位，加之《文物保护法》缺乏对上述文物保护的范围和内容的细化，没有保护民族民俗文物的专门条款，使得民族民俗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处于真空状态。
2011年2月25日，尽管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做出了对“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凡属文物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同时还规定，对于在调查中收集到的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代表性实物，应妥善保存，应当交给同级文化主管部门……但我们仔细研究这个法律，并未对民族民俗文物的概念、保护的范围和措施等予以细化和明确，因此，可操作性非常弱。因此建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进行修订和完善，在条件趋于成熟时，制定单独的《民族民俗文物保护法》或《民族民俗文物保护条例》，以填补民族民俗文物法的真空。
4.5加强责任监督，落实立法保护措施
民族民俗文物保护，既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文件，更要对法律法规落实。如果有了法律法规而没有执行力度，所有的那些法律法规就成了一纸空文。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民俗文物的立法及其修订完善过程中，还应注意法律法规政策落实的责任监督，应有专门的机构、专职的人员来确保民族民俗文物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责任监督和责任落实。为此，建议将这一机制纳入相关部门和相关人员的业绩考评范围，并实行领导问责制、引咎辞职制，从而确保民族民俗文物立法保护措施的落实。
参考文献：
[1]宋兆麟.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n].光明日报，2005-5-20.
[2]宋兆麟.世纪之交的民族文物[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
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分类；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2.6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4-0122-0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分类，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故它是今后的立法中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准确的法律分类更便于依法保护，也能够有效地避免和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中存在的利益冲突。以下我们试图通过对各种分类的比较考察，以得到适宜于法律保护的分类。
一、现有相关法律文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
目前主要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评定暂行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些法律文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也不尽相同。
（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分类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作了界定，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了分类，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1]254。
（二）《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的分类
我国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3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第二类是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作了规定，包括：（1）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3）民俗活动、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技能；（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从这两个官方文件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暂行办法》和《公约》所囊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貌似相同而实质有着很大的不同。最明显的不同就是《暂行办法》更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性和民间性，把非民间性的这部分排除出去，这种分类更符合我国传统和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灭绝和急需抢救的实际情况。
《公约》在制定的过程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254而关系到一个国家国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就要结合《公约》和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划定并分类。《暂行办法》中充分考虑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现状，但其中不涉及严格法律保护、调整范围问题，只涉及申报的便利性，这在文化学和人类学意义上是适当的，但是在涉及法律保护、利益调整时这种分类显得无能为力。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的分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2011年3月获得通过。该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5）传统体育和游艺；（6）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凡属文物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诞生，结束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无法可依的局面，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从大的分类来讲，《暂行办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两类，即实物（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使实物得以表现和展现的场所即文化空间。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的分类，后者的表述更为具体、形象。此外，后者也更具有包容性和涵盖性。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与《暂行办法》相比有很多优点，但就其分类来说或从分类的标准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没有实现突破。归根到底，它是将文化学、人类学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简单应用于法律领域。目前看来，作为行政法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从宏观上确立了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但在私人之间的利益调整、鼓励民间（或社会）保护等微观方面作用十分有限，这种有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类不当导致的。
二、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分类
与官方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不同，学者们还从其他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学术分类。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作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1）各种口头表述，也包括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包括戏剧、音乐等表现形式；（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包括重要的节庆、游戏、运动等仪式；（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包括时空观念、宇宙观等；（5）传统的手工技能和文化创造形式，包括传统的冶炼等传统工艺技术和实践等；（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3]。显然，作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的界定也是通过对所有种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归纳并将其进行分类，再进一步抽象、概括的结果，其分类和《暂行办法》中的分类基本对应，只是个别地方表述上略有差异。虽然在分类上它与《暂行办法》并无实质上的不同，但它对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不同程度的帮助。
另外，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100多位专家学者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下称《手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更加具体和详细，它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16大类，即民族语言、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曲、曲艺、民间杂技、民间手工技艺、人生礼俗、岁时节令、民间信仰、传统体育与竞技等[1]13-17。
《手册》中每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分为两层，第一层为以上所述的16大类，第二层是对第一层的细分，并均设一个“其他”类作为收容类。这种分类办法既能够把现存并且已经普查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收归其下，又能够把每一类中还没有发现的部分通过“其他”的设定囊括进来，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成为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系统。这种分类具体直观，同时兼顾了外延的周延性。
学者向云驹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一书中，作者采取了以文化的载体性特征作为分类原则的“人体文化”的分类法。作者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做一种典型的“人体文化”，将其具体形态分为口头文化、体形文化、综合文化、当下的造型文化四大类[3]。这样的分类，能够让我们比较准确地划分范围、确定对象、把握性质。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分类不能简单地应用于法律领域。
三、上述分类的法律分析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手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三种分类都是基于文化学、人类学或社会学上的分类，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分类很清晰，也符合作为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但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分类也是造成法律分类问题的渊薮，《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都是以上视角分类的再现。要清楚在涉及法律保护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有自己分类的原则和标准，这不仅涉及学理的合理性，同时还涉及操作的便利性。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分类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尺度和标准，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的分类，符合社会学的某些标准。
在法律上，借用文化学分类或以社会学的标准被归为同一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一定具有相同性或类似性。比如，同样为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和七夕，相比之下，春节就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而七夕则不同，在西方情人节的冲击下，没有多少人在意中国的这个“情人节”了。虽属于同一类，但二者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存在很大差异，这就会给法律保护带来难处。因此需要在现有《公约》或《暂行办法》规定的和现有分类的基础上，在不遗漏的前提下，从法律的视角和标准对这些对象重新进行分类，由于用一种具体分类标准可能还不能够穷尽所有的保护对象，所以我们可能要以多重具体标准进行分类，尽量穷尽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这些分类标准必须遵循“节俭原则”，否则也会给法律保护带来更大的困难，从而违背初衷。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前述六类，如前文所述，它与《暂行办法》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因而其分类依然不是法律上的分类。这种分类表面看来也是具有科学性的，但由于不具有法律性（可操作性、便利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利用的过程中，当相关主体之间发生利害冲突时，其弊害就显露出来了。从性质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一部行政法，它规定了保护、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国家有关行政机关的职权和职责以及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体现在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的保护、保存工作或行为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方面，相对于它的传承和利用，具有一定程度的静态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在于它的传承和利用，在传承和利用关系中，传承人和利用人就不单纯是行政管理相对人，而具有复杂性。这些人的传承行为，同一行为可能承载了不同的法律意义。同时，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是很难确定的，或者是很复杂的，进行利益分割时，就很难清楚地划定界限了，这样，冲突的发生就在所难免。显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只有有限的意义，它也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全面规范所有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行为的法律依据。
参考文献：
[1]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篇6
关键词:工业遗产,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工业遗产法律保护
一、工业遗产的概念一般而言,人们在遗产保护中普遍比较关注的往往是那些正统的、象征权力和高尚艺术的历史建筑,工业社会和技术的表现曾一度被认为是文明而不是文化。根据《下塔吉尔宪章》中阐述的工业遗产定义)工业遗产是指:“凡为工业活动所造建筑与结构、此类建筑与结构中所含工艺和工具以及这类建筑与结构所处城镇与景观、以及其所有其他物质和非物质表现,均具备至关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工业遗产包括具有历史、技术、社会、建筑或科学价值的工业文化遗迹,包括建筑和机械,厂房,生产作坊和工厂矿场以及加工提炼遗址,仓库货栈,生产、转换和使用的场所,交通运输及其基础设施以及用于住所、宗教崇拜或教育等和工业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
二、工业遗产旅游开发的模式
工业遗产旅游是一种新的旅游形式,是从工业考古、工业遗产保护中发展起来的。它具有以下特点:工业遗产是在在废弃的工业旧址上建立起来的旅游场所,通过保护性再利用原有的工业机器、生产设备、厂房建筑等,形成工业文明,吸引现代人们能够了解,这种旅游同时具有独特的观光、休闲功能。如德兴矿山公园,就是为了保护和展示德兴的重要矿业遗迹,将恢复生态环境、增加休闲娱乐场所、促进矿业科研和科普教育等集遗产保护、观光体验、休闲娱乐、知识传播和环境恢复等功能为一体的部级乃至世界级矿山旅游目的地。对工业遗产实施保护有很多方法和方式,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在工业遗产旅游开发中的主要模式。
1.原生态保护模式。这种主要是针对具有特殊意义的真贵工业遗产。这种在进行旅游参观的时候对于游客的素质有比较高的要求,对于参观的人数、开放的时间等也有不同程度的要求2.建立主题博物馆。通过建立主题博物馆的形式展示一些工艺生产过程,让人们感受到当时的工业区原貌和特征,激发参观者对工业遗产地物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其中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2008年6月上海江南造船(集团)公司将老厂区的装焊车间建设成为江南造船博览馆,作为2010年世博会的一个展馆,而厂区其他大部分建筑也保留在世博会企业馆,世博会后,将他们被改建成中国近代工业博物馆群,并长久地保留。主题博物馆可以成为一项很好的旅游资源,无论对于当地居民还是外地游客都是旅游以及体会学习某段历史的好地方。
3.将工业遗产改造为创意产业园、现代艺术区,用以展示现代艺术、大型雕塑、装置艺术等。北京798从军工厂转型为国际当代艺术中心就是典型的代表,美国《新闻周刊》将这里评选为年度世界top12,首次把中国北京列入其中,2004年北京被列入美国《财富》杂志一年一度评选世界有发展性12个城市之一,原因之一就是798的存在。
4.让工业旧址成为人们休闲和娱乐的场所。广东中山歧江公园堪称国内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的一个成功范例。公园是在始建于1953年的广东中山粤中造船厂基础上建设的,适度保留了原有厂房和机器,并创造出现代人的休闲娱乐空间,使之成为一个公共性景观。
5.“废墟文化”保护。当今世界文化提倡“废墟文化”保护。
所谓废墟文化强调的就是原汁原味的文化,罗马挖掘了一个“罗马废墟”,挖掘出来什么样就原样保留成什么样,北京的“圆明园”就是典型的“废墟文化”保护,如果对圆明园进行修建使其恢复原样,那么它所包含的知识和信息就会部分丢失。
三、工业遗产旅游开发中出现问题工业遗产旅游是从工业化到逆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出现的一种从工业考古、工业遗产保护而发展起来的新的旅游形式,具体而言,就是在废弃的工业旧址上,通过保护和再利用原有的工业机器、生产设备、厂房建筑等等,改造成为一种能够吸引现代人们了解工业文化和文明,同时具有独特的观光、休闲和旅游功能的旅游新形式。工业遗产旅游主要针对包含有丰富工业文化价值的工业遗弃地进行旅游开发,不论待处理的工业历史建筑规模多大、可利用空间多寡,只要他具有历史积淀和文化积累,就有可开发的潜能。这与目前国内正在兴起的现代工业旅游是有区别的。但是工业遗产的旅游开发还是一个不太成熟的课题,在开发过程中容易出现以下问题:好心办坏事。工业遗产的确能够反映一个时期的工业面貌,但是很多有形的工业遗存都是大型的工业设备、厂房、机器等,占地面积往往也比较大,如何对这样的遗迹进行保存,必然需要经济投入,而经济投入如果没有任何产出,那么这种工业遗产的保护对于保护主体来说就会成为一种负担,特别当保护主体无力负担的情况下,这种工业遗产很有可能要遭到破坏而让位与其他形式的经济建设的需要。所以保护主体会进行各种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双赢行为,比如我们今天谈到的旅游开发。但是如果一味的追求旅游开发的经济效果,就可能出现过度维护,反而使工业遗迹流失了以往的面貌,失去了被保护的价值。
既然是旅游开发,那么必然吸引游客,而过量的游客以及过于频繁的观赏,也可能导致该遗迹完整性被破坏。
在某些地方对于工业遗产的保护已经从政府作为保护主体进行保护向企业作为主体进行保护,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在工业遗产旅游开发中企业的主体作用主要体现在工业遗产旅游盈利项目的开发以及经营管理上,一方面企业在旅游开发中对于旅游地的各盈利项目进行投资,另一方面,企业在经营管理上以市场为主导,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市场化运作,这里就出现了企业和政府行政关系的处理,还有企业和被保护工业遗产生活地居民之间的利益和义务协调问题。
环境保护问题。工业遗产公开供游客参观必然引起环境保护问题,如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周边垃圾的处理等等。比如矿山景区开发,最要注重的就是环境的保护。矿山旅游开发中,坚持“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原则,在充分尊重自然、服从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进行项目开发建设。在景区开发建设中,凡是破坏、影响资源和环境的项目坚决不建,强调对景区内草木水土石不允许轻易挪动和砍伐,保持矿区原有的自然风貌,使景区建成后,依然绿树成荫,满目苍翠。同时,在景区的开发建设过程中,不断加快和完善景区环保设施建设,使景区实现真正的生态旅游,不断提高知名度,旅游收入逐年增长,从而使景区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双赢。
四、工业遗产旅游开发法律保护完善的建议1.完善工业遗产保护的各项法律法规。可以为非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业遗产单****法,可以从评价标准、保护原则和目的、主要及相关职责主体、保护性规划与专家接入机制等方面进行立法。工业遗产保护难点是近现代文物未被列入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中,保护工作处于法律盲区,这一状况的形成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比如,与历史文物相比,工业遗产的“文物年龄”太短,我国的工业化程度较差,后工业时代的转型才刚刚开始,目前,工业遗产各项保护工作的开展主要依据的仍是2006年由国家文物局正是颁布的《无锡建议――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而我国的《文物保护法》是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基本法律依据。所以完善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是当务之急。在世界范围内值得借鉴的立法很多,比如《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世界遗产做了明确的界定、明确了保护程序及标准、明确了管理机构、明确了管理责任。完善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有必要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针对特定现象文化遗产,制定全国统一适用的文化遗产保护法通过立法,确立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建立管理体制,资金保障,展览利用,奖励制度,法律责任等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制定一定要规范,严谨,具体,具有可操作性,不能太抽象笼统,不能赋予执法者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要加大法律的处罚力度明确文化遗产管理者,经营者和监督者的权利,义务和责任2.建立高效的执法队伍和完善的监督机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投资大,见效慢,我们要建立一个严格高效的执法队伍,对执法队伍进行定期考核同时,,必须要建立文化遗产的监督机制,加强舆监督。
3.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对工业遗产进行全民参与性质的保护。
公益诉讼是公民通过诉讼直接对侵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直接追究其违法责任,是公民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工业遗产是全体国民的共同遗产,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中引进公益诉讼制度,在文化遗产受侵害后,根据法律授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都可以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公益诉讼的最大特点是对传统诉讼中的原告范围扩大。
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篇7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3-0154-01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我国一种非常重要的无形财产，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入侵，面临着逐步被同化、取代或贬损的危机。本文以妈祖信俗的保护为例从文化研究、文化传承、文化产业化方面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同时，从知识产权法、旅游法以及宏观立法的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妈祖信俗；立法保护；知识产权；旅游法
一、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
2003年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二）妈祖信俗。
妈祖信俗也称为天后信俗、湄洲妈祖信俗，是以崇奉和颂扬妈祖的立德、行善、大爱精神为核心，以妈祖宫庙为主要活动场所，以庙会、习俗和传说等为表现形式的民俗文化。妈祖信俗由祭祀仪式、民间习俗和故事传说三大系列组成。[6]自南宋至今，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演变，妈祖由一个湄州女神逐渐升格为具有至高无上神格的女神，并由湄州向内陆各地甚至世界扩散。2009年9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政府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将《妈祖信俗》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也使之成为是莆田市第一个世界级遗产。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一）以妈祖信俗为例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1.妈祖信俗在文化传承中。
妈祖信俗逐渐发展为一种民俗文化依靠新媒介走向世界。很早以前，中国沿海的渔民在走向世界各国的同时，也将妈祖信仰带到了全世界，因此在全球华侨中，妈祖成了他们共同信仰、崇拜的神灵。目前海外90%的华人都信仰妈祖，妈祖信仰成为了一个横跨世界的精神信仰体系。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强势文化侵蚀着弱势文化，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对不同文化形式和价值的保护与尊重,利于民族文化血脉的传承。因此，作为一种连接中华儿女的文化纽带，妈祖信仰的保护势在必行。
2.妈祖信俗在文化产业中。
妈祖信仰中妈祖庙的经济收入相当可观，同时，妈祖信仰的各种相关活动，也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科学产业的一部分。莆田市在文化产品的开发方面注重走精品路线，1994年来，湄洲岛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五届妈祖文化旅游节。2004年，第一个全国性妈祖文化社团――中华妈祖文化交流会在湄洲祖庙成立，目前海内外多家妈祖文化研究机构已经正式申请入会。[7]在当今大力倡导发展文化产业的时代，“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开发各类文化产品，在现实生活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妈祖信俗的保护是需要的。
（二）妈祖信俗在文化研究中。
妈祖信仰作为一种成熟的信仰，日渐趋于理性，其迷信色彩不断减淡。在2008年山东长岛举行大型露天妈祖塑像仪式时，台湾北港朝天宫董事会常务董事长蔡辅雄先生说过一句话：“在长岛建立大型露天妈祖塑像，这是一个民族的盛事，是我们华人的殊荣，这项活动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呵护、延续和传承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形成的不可改变的血肉情缘，彰显了中华的民族灵魂和文化精神，体现了中华一统的价值观念、精神理念、道德信仰和国风国格。”[8]由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法保护。
在立法方面,我国应该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些古老的文学艺术,从著作权方面进行立法,一些口头语言、表演艺术等不具有一定物质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从其产生的文化根源和地方特色方面进行立法保护,制定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法律制度,使法律法规与地方实际状况相适应，发挥其应有的规范、教育等作用。以妈祖信俗的著作权保护为例，民间有许多关于妈祖《织机救父》、《掷草化木》等美丽的传说，与之相关的壁画、摩岩石刻等也较多，因此可以争对妈祖文化从著作权的角度来进行规定，使这些原生态的信仰载体在法律的庇护下得以流传。
2.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法的保护。
随着经济的发展的，人们对精神层面尤其的对旅游的热衷度尤为明显。作为旅游业重要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中如何对它们加以保护，实现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双赢与互动尤为重要。在依法治国之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具有一定动态性，与特定主体在生活中相伴而生，不适合博物馆、展览会的保护与开发，只能在与外界开放式说的良性互动与交流中，得到稳妥的保存、充分的传承和自由的发展。因此，我国应通过制定旅游基本法，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旅游法规等法律，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宏观到微观多方位的保护。
莆田市将妈祖文化元素加以植入形成特色文化旅游，从吃、娱、购物等角度提供潜在商机，[9]将文化传统转化为生产力，助力经济发展。莆田市旅游业的迅猛发展的同时，旅游法律法规的制定也非常有必要。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宏观立法保护
（一）加强全民法律保护意识。
好的政策和法规,需要有民众的配合,因此,培养民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意识极其重要。要积极、广泛地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贵价值,树立全民的保护意识。普及妈祖文化的在信俗文化中的地位，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有助于增强民众保护的欲望。
（二）加强行政法的保护。
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具有行政立法权的行政机关在行政立法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程序,职权和职责,法律责任和救济等问题,以期能够构建相对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比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引入听证制度、对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发挥行政救济的功效。[10]
参考文献:
[1]baike.省略/view/3069725.htm。
[2]莆田应大力发展妈祖文化旅游品牌.莆田晚报.2010-3.
[3]孙磊，张邦铺.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与立法完善[D].法制与社会.2009.
[4]陈启庆.福建妈祖信仰的新特点及对台湾的影响[B].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1）.
[5]《山东长岛打造北方妈祖文化中心》.烟台日报.2008年3月2日.
[6]baike.省略/view/3069725.htm。
[7]陈启庆.福建妈祖信仰的新特点及对台湾的影响[B]转引自:王福梅.新时期莆田妈祖信仰现状与特点初探[B].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1）.
[8]《山东长岛打造北方妈祖文化中心》.烟台日报.2008年3月2日.
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篇8
1文化遗产犯罪的特点
虽然从本质而言文化遗产犯罪也属于犯罪的一种，但是文化遗产具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犯罪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文化遗产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具有特殊性。贝卡利亚将刑法法益分为国家法益、个人法益和社会法益3种类型［1］65。传统刑法主要保护的是以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法益与个人法益。文化遗产具有公共利益属性，任何针对文化遗产的犯罪行为除了是对文化遗产所有权人个人利益的侵害，还是对社会公众所享有的文化遗产利益的侵害，即对以文化遗产公共利益为内容的社会法益的侵害。因此可以说，文化遗产犯罪所侵害的法益除了传统犯罪所强调的国家法益和个人法益外，还包括对社会法益的侵害。其次，文化遗产犯罪的认定标准具有特殊性。毋庸置疑，文化遗产犯罪的认定标准应当依据刑法的规定制定，遵循刑法“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但刑法对文化遗产犯罪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文化遗产相关行政法的规定，即具有很强的行政依附性，这是由文化遗产保护法所具有的行政法属性决定的。文化遗产违法行为是否属于犯罪，有赖于行政机关对其行政违法性的前期认定，也就是说，只有行政法认定为违法的行为，刑法方可依据罪刑法定主义原则规定其是否属于犯罪。当然，这也是使刑法服务于文化遗产行政管理的必然要求。最后，文化遗产犯罪的后果具有特殊性。文化遗产是一种脆弱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任何对文化遗产的破坏都将造成文化遗产的永久性灭失。之所以对文化遗产予以保护与传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遗产能够实现对历史文脉的延续。文化遗产犯罪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和历史文脉传承的割裂，而且这种割裂具有难以修复性。
2我国文化遗产刑法保护的现状
我国很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特别是在刑法中也规定了相关条文，有关文化遗产犯罪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刑法分则当中。我国刑法在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当中的第4节“妨害文物管理罪”对文化遗产犯罪进行了专门规定，其中涉及对故意损毁文物、名胜古迹，过失损毁文物，非法向外国人出售、赠送珍贵文物，倒卖文物，非法出售、私赠文物藏品，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盗窃、抢夺国有档案，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等行为的规范。除了专章专节的规定，文化遗产犯罪还散见于刑法分则的其他章节中，如在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对走私文物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在第4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中规定了“非法剥夺公民自由罪”、“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在第9章“渎职罪”中规定了因失职而导致珍贵文物被损毁或流失的行为也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等。除此之外，我国《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有关文化遗产的单行法律法规中都有刑事处罚条款，但多为简单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依据有关规定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如《文物保护法》第78条规定：“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海关、城乡建设规划部门和其他国家机关，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损毁或者流失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我国刑法有关文化遗产犯罪的规定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刑法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2］，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刑法缺少对文化遗产社会法益的保护
如前所述，传统刑法侧重于对以人身和财产利益为内容的国家法益与个人法益的保护，然而，文化遗产与一般意义上的财产利益、人身利益不同，除了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财产，它更是一种文化符号，承担着文化永续传承的功能［3］。通过法律对文化遗产予以保护与传承，从本质上而言保护的是社会公众对文化遗产所享有的文化权利，即对具有社会公共利益性质的社会法益的保护。而社会法益所要保护的并不限于包括所有权人在内的当代人，还包括后代人，这些都是传统刑法保护理念所不能涵盖的。受传统刑法理念的影响，我国现行刑法对文化遗产规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对文化遗产的管理秩序，这一点从刑法的章节安排就可以看出———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定主要被安排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当中的“妨害文物管理罪”一节。文化遗产犯罪被认为是违管理秩序的行为，而制裁文化遗产犯罪也仅仅是为了维护国家管理秩序。事实上，文化遗产除了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体现，更是一种脆弱的文化资源，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侵害的不只是社会管理秩序，而且是对文化遗产自身的损害以及对文化遗产所承担的文化传承功能的阻断，因此，刑法不仅需要维护文化遗产管理秩序，而且需要保护文化遗产本身。由于立法目的的偏离，我国刑法有关文化遗产犯罪的规定缺少对文化遗产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和文化遗产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应有关注，因此未能触及文化遗产犯罪的本质，导致现有刑法对文化遗产的规范具有浓厚的管理色彩，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相对较弱，很多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得不到处罚，阻碍了刑法应有功能的发挥。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升，世界各国纷纷将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予以立法保护。我国也将文化遗产提升到宪法的高度予以保护，《宪法》第22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但是刑法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明显过窄，未将文化遗产的社会法益作为保护对象，无法全面反映文化遗产犯罪对文化遗产自身的破坏性和文化遗产犯罪的本质特征。可以说，我国现行刑法有关文化遗产的规定与宪法的理想还有一定距离。
2刑法规定的文化遗产犯罪的罪名非常有限
受传统刑法法益理论的影响，我国刑法只是部分地规定了文化遗产犯罪。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很大一部分应当但没有被规定在刑法中的行为无法受到刑法规制。我国刑法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4节“妨害文物管理罪”中包括6个条文共10个罪名，再加上刑法其他章节中有关文化遗产的4个罪名，共包括14个罪名。我国现行刑法制定于1997年，时至今日，虽然刑法历经多次修改，但有关文化遗产犯罪的规定始终没有变化，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遗产违法行为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点，刑法的现有规定已经无法适应打击犯罪、保护文化遗产的现实需要。一些新出现的文化遗产违法行为，如对具有保护价值的文化场所和文化空间的破坏等虽然具有严重的破坏性和社会危害性，但是由于其未被规定在刑法当中，缺少相应的法律依据和具体的罪名，导致这些违法行为仍然游离于刑法可以惩处的范围之外。此外，文化遗产犯罪的罪名设置存在瑕疵，具体表现在：其一，对于文物的界定不统一。刑法在第324条规定了“故意或过失损毁文物罪”，第325条规定了“非法向外国人出售、赠送珍贵文物罪”，第326条规定了“倒卖文物罪”，在这3个条文中，刑法只是以相同的“文物”二字予以简单规定，但是仔细想来，虽然字面相同，但所指的对象是否也相同呢？如第324条所指的“文物”是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包括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两类，而第325条、第326条所指的“文物”显然与其在范围上是不同的。又比如，第324条“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提到了“名胜古迹”，名胜古迹是否可以归类为文物、与文物之间是何关系，对此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其二，文化遗产犯罪的罪名范围有限。如第328条规定了“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虽然刑法通过专门条款对古脊椎动物化石予以特殊保护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几乎与古脊椎动物化石一样，同样具有保护价值的无脊椎动物化石以及植物化石等其他古生物化石由于没有得到刑法的明确规定而无法受到应有的保护［4］。
3现有刑法的规定难以预防文化遗产犯罪行
除了打击犯罪、教育犯罪人之外，刑法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预防犯罪。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也理当体现这一原则，特别是基于对文化遗产脆弱性、不可再生性等特点的考虑，实现刑法对于文化遗产犯罪行为的预防就显得尤为重要。刑法预防犯罪功能的实现途径有两种：一是通过加大对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对潜在犯罪人形成威慑，使其不敢犯罪；二是重视对行为犯的惩处，通过阻断犯罪结果的发生而实现预防功能。但是，从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对于以上两个方面都未能充分体现。一方面，刑法对文化遗产犯罪行为的处罚普遍较轻［5］；另一方面，刑法有关文化遗产的罪名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结果犯，以出现法定后果为要件，然而对于文化遗产保护而言应当是“防重于治”，如此规定不仅无法实现刑法应有的预防功能，而且无法适应文化遗产自身的特点，难以实现对文化遗产的真正有效保护。
4刑法对于文化遗产犯罪的规定不够全面
我国刑法有关文化遗产犯罪的规定表现出“重物质、轻非遗”的特点，即重视对物质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而忽视从刑法的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从我国刑法条文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其对于文化遗产犯罪的规定基本上都是针对物质文化遗产的，只是在其他章节里零星、隐晦地涉及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如在第4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中规定了“非法剥夺公民自由罪、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然而该罪的重点在于保护公民的人身权、民，其所涵盖的内容不止于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相关文化权利，如果将该规定简单地归结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定，这种理解本身就很牵强。我国刑法制定于1997年，而直至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才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才进入法治视域，而作为保障性法律的刑法并没有及时对有关文化遗产犯罪的规定予以修改或调整。可以说，在文化遗产领域，刑法作为法律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对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障功能未能发挥出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未能得到刑法应有的重视。也正是由于刑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缺失，直接导致学界在对待文化遗产这一问题时进一步分裂了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关联。从本质上看，文化遗产应当是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统一整体，之所以作此划分，仅仅是为了方便理论研究。我国刑法并没有相应的措施将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统一整体予以保护，这样的立法结构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极为不利，特别是在文化空间的保护问题上，刑法的这一规定使得其弊端更加暴露无遗。比如，历史文化街区之所以具有保护价值，不仅仅是由于其内在的精美结构，还包括其中的人文环境，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了应当受到保护的历史文化街区［7］。但是，如果按照现行刑法的规定，对破坏历史文化街区的犯罪行为只按照故意破坏文物罪予以处罚，很大一部分未被认定为文物的建筑都将不受刑法的保护而为人们任意拆除，只留下星星点点属于文物的建筑，随着这些非文物的建筑的拆毁，街区当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将随之消逝，线状的历史文化街区也将逐渐演变为点状的历史建筑，进而导致整个街区的消亡。
三、完善我国文化遗产刑法保护的对策
刑法作为法律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在文化遗产保护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理当成为实现文化遗产顺利传承与有效保护的强有力措施，但是我国现行刑法的立法悖论已经成为预防、规制、惩处文化遗产犯罪的桎梏。对此，应充分考虑文化遗产自身以及文化遗产犯罪的特点，对现行刑法相关条文予以完善。
1扩充传统刑法法益理论，重视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
除了关乎管理秩序，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特别是近年来很多国家都将文化遗产保护上升到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对文化遗产自身价值属性的关注也提高了。由于文化遗产承担着文化传承的功能，因此刑法作为保障社会发展的法律，对文化遗产自身作为一个独立价值整体的保护也成为必然。在立法思想上，要突破传统刑法有关法益保护的理论束缚，立足于文化遗产对于人类发展与文明进步的重要功能，确立个人法益、国家法益与社会法益协调发展的法益观念，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传统刑法保护的重点是人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通过刑法实现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就需要在传统刑法的基础上，即在保护人类利益的同时，更多地对文化遗产背后所体现的社会公共利益予以关注，实现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持续发展［8］。当然，落实到刑法的制定上，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应当对刑法的任务予以充实和完善。我国刑法在第2条即明确提出了刑法的任务应当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刑法保护文化遗产所要实现的目的似乎与以上几个方面都相关，但又不完全对等，刑法目的的表述中对文化遗产自身价值的应有关注缺失了，应当将“保护文化遗产，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明确写入刑法，从而弥补刑法的这一缺陷并以此强化刑法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功能。
2提高文化遗产犯罪的刑法地位，规范文化遗产犯罪的罪名设置
首先，应进一步规范刑法的规定，对文化遗产相关条文予以增、删、改。对刑法中文化遗产现有的罪名应予以梳理，将其与现实中新出现的文化遗产违法行为进行对比，使其适应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需要。具体而言，要进一步扩大刑法有关文化遗产罪名的规定，扩大刑法的保护范围，特别是对于新出现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针对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应将其及时纳入刑法的规定。其次，应调整立法体系，提高对文化遗产犯罪的重视程度。我国刑事立法体系的划分依据主要是犯罪客体，同时结合犯罪的危害性和各相关犯罪之间的联系。体现在刑法的章节划分上，当某一类行为侵犯了相同的犯罪客体时，应当将其规定在刑法的同一章节当中。但是现行刑法对文化遗产犯罪所侵犯的客体的定位不够准确和全面，如果将其简单地归类于侵犯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则对文化遗产犯罪所侵犯的客体的理解难免有失偏颇，无法实现对文化遗产所表征的文化利益的保护。如上所述，文化遗产犯罪除了侵犯社会管理秩序，还是对文化安全和文化利益的侵犯，因此最有效的办法是针对文化遗产犯罪的这一特性将其单列一章，如可以将其规定在“侵犯文化安全罪”当中，以实现对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再次，应完善刑法中文化遗产犯罪的罪名设置。一方面，对刑法中出现的专门术语应予以规范性解释，并与文化遗产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相契合，保持法律法规之间的一致性与理解的准确性，这既是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对行政法依附性的要求，也是法律自身严谨性、权威性的必然体现。另一方面，应丰富文化遗产罪名的内涵，扩大保护范围［9］。刑法对于文化遗产犯罪的规定应与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相一致，除了增加新的罪名外，可以对现有罪名予以适度的扩充性解释，使刑法的规定符合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需要。
3完善文化遗产犯罪的理论构成，发挥刑法应有的预防功能
要实现对文化遗产犯罪理论的突破和重构，有效发挥刑法应有的预防犯罪功能，就需要完善具体理论的设计。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在主观过错方面，可以适当引入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对于某些文化遗产犯罪，可以不要求犯罪人具有故意或过失这样的主观过错，只要能够证明存在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即可认定为犯罪。其次，在客观方面，规定必要的危险犯。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行刑法对文化遗产犯罪的规定更多的是对结果犯的惩罚，但是事实上文化遗产具有脆弱性和不可复原性，如果在出现犯罪结果之后再去惩罚犯罪，即便实现了刑法的惩罚功能，被损坏或破坏的文化遗产也无法恢复原状，人们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对文化遗产享有的文化权利也将无法实现。因此，刑法对损坏和破坏文化遗产且造成一定后果的结果犯予以制裁是必要的，同时，对那些包含有潜在危险的危害文化遗产安全的行为予以惩处也应当成为刑法制裁文化遗产犯罪的应有之义。现行刑法对于文化遗产犯罪的规定特别是对破坏和危害文化遗产的行为很少规定危险犯，基本都属于结果犯。危险犯强调的是一种事前救济，能够有效防止有害结果的发生，这一点是结果犯这一事后救济手段所无法实现的。在刑法条文中有选择性地规定破坏或损坏文化遗产行为的危险犯，不仅是文化遗产自身的特性使然，而且是刑法有效保护文化遗产的应有之义，是实现刑法对文化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必然要求。此类规定能够使文化遗产得到及时保护，促使人们更加理性地对待文化遗产，提高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有利于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4增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犯罪的规定，实现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统一整体保护
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篇9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思考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740(2010)03---0147--0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意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的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包括：(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各国在各方面分别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但由于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与现行知识产权保护相吻合。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值得进一步探讨，这种法律保护上的失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不利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代传承人(群体)反复创造、具有一定的或潜在的经济价值。有些商业开发后，无论在形式，主体，和地点都改变原貌，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个人、公司、外国抢先注册。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这些滥用或歪曲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做法，实际上戕害了民族民间文化，阻碍了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近年来，关于如何建立有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建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实务界讨论的热门话。笔者认为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周密性和针对性保护。
二、现有法律的局限
著作权保护模式、专利权保护模式、商标权保护模式和商业秘密权保护模式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行性及存在的缺陷。知识产权法律机制在保护上有待改进。
1.权利主体问题。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只保护特定主体必须是“一个可以确认的作者、发明者或其他创作者”。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是传统群体经过世代传承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其所有者通常是群体，没有固定个体。因此，运用以保护个人权利为主要目的的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不能确定的时候，其就不能获得知识产权的保护。著作权法保护的主体是“作者”，但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者经常是身份不明，要么被认为是一个社区、部落甚至是一个或几个民族和国家，这样就不便于权利的实际行使。因此，要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权利主体的确定至关重要。
2.权利客体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有的著作权、商标权和专利权密切联系，可以借用许多现存的知识产权制度，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新兴的知识产权客体，并不能完全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客体的构成要件，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内涵丰富，还有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被涵盖纳入知识产权保护的范畴。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对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客体不能充分涵盖，如许多民间文学艺术并没有以作品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无法获得著作权的保护。
3.权利保护期限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期限保护是现行知识产权制度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著作权法》规定的保护作者作品的期限为作者终生及死后五十年；《专利法》对发明专利的保护期限只有二十年。这相对于世代流传上千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显得太微不足道，不利于对其的充分保护。
综上所述，并不是所有的民间文学艺术都能获得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而只有那些形成作品的，有权利主体主张权利的，且尚未超过保护期限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才能得到有效保护。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对策
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避免其被滥用或歪曲。必须进行立法保护。通过立法，明确保护的范围、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原则与程序，各保护主体的责任、权力和义务、奖惩等等。“必须在法律上和管理上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名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及其相关存在形式，均应在法律的保护之列。”
1.特别法的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笔者拟提出如下的一些初步的设想。首先，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繁多，且对其予以准确的分类很困难，而且有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可以同时归人不同的类别，因此对其采取分类保护的方式既困难又易出现纠结的地方，故宜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保护，而且这也是非物质文化整体性保护的要求，所以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权利内容应该涵盖对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包括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人对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明来源或要求利用人表明来源的权利、禁止滥用权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盈利性利用的权利等；同时，按照利益平衡原则，将非盈利性利用，只要没有进行贬损且表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的，归入合理使用，公众可以对其自由使用。建议制定一种针对无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定。当不能确定主体时，以国家或者基金会等形式作为主体来保护。
2.扩大建立专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毫无疑问，还是存在诸多局限性的。鉴于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笔者认为，建立专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非常必要，如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重新界定保护的主体、客体、获得权利的方式以及保护期限等。
3.加快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的接轨。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立法，应该以我国的国情为基础，同时要及时吸取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尤其是发达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经验，如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法》。另外，还要密切关注各国际组织制定的国际公约，我国目前已经加入的有《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保护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积极加强和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实现国内立法与相关国际公约的衔接。
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篇10
[关键词]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启示；建议
1013939/jcnkizgsc201551102
1国外政府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做法
11日本
法律保护方面。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1950年，日本政府就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地位。以这部法律为核心，日本各县、市、町、村也相继建立了“指定无形文化财的技艺保持者及保持团体的认定基准”法案[1]，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完善不仅对日本国内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还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样板。
传承人保护。1954年之后，日本制定了“人间国宝”制度，政府每年在全国不定期地选拔认定“人间国宝”，被认定的“人间国宝”不但每年可以得到政府的经济资助，用于磨炼技艺和培养传承人，还可获得相当高的社会地位。
展示和利用。表现在：一方面，政府充分利用各地的博物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展示与保存。比如日本对本国绞染工艺的保护，既有国立和地方政府的博物馆还有民间博物馆，对传统的绞染技艺、绞染织物、绞缝工具等各方面进行展示与保存，另外，各地还在民间开办一些绞染工艺体验教室和学习课程，邀请大师亲自授课和展示。另一方面，日本文省部有明确规定，日本的政府官员要以能剧、歌舞伎、狂言等传统艺术招待外宾[2]，为日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世界搭建舞台。
12韩国
法律保护方面。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着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受日本影响，韩国于1962年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并且沿用至今，对文化财的划分、认定和保护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机制保障。韩国政府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高责任人是国家总统，并设置文化观光部具体负责文化财的认定、保护和管理等工作，见下表。
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表
展示和利用。韩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采用商业化的模式，利用传统的民俗村、民俗节和祭祀活动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使“非遗”转化为巨大的文化产业，促进旅游业进而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反过来，观光旅游的发展又能通过市场的力量有效地推动“非遗”的保护与创新，同时唤起民众自觉保护“非遗”的意识[4]。
13法国
机制保障。法国文化部下设文化遗产局，专门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和管理。法国在非遗保护中非常值得借鉴的一点是政府下放权力，法国政府通过签署国家与协会契约，给予非政府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中适当的参与权[5]。
资金投入。在经费保障方面，政府可谓“面面俱到”，对文化遗产保护投资的数额逐年递增。一方面，采取国家财政拨款的方式，如设立文化信贷，政府提供贷款资助，还鼓励银行和财政机构投资。另一方面，采取个人和企业的赞助方式，如设立全国性的文化资助委员会，成立文化遗产基金会等，从社会筹集资金，得到广泛支持。
设立文化遗产日。法国将每年九月的第三个周末定为“文化遗产日”，所有公立博物馆免门票，私立博物馆门票半价，鼓励民众更加关注国家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
2对我国政府纺织类“非遗”保护的启示
21建立政府主导的管理机制，并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
各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由政府主导，建立健全行政管理机构和保护体制，政府承担大部分责任，同时，地方政府予以积极配合，形成自上而下的完善体制。另外，法国的成功经验还表明，应当在政府的引导下，将一部分权力交给民间组织，鼓励和引导它们积极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经营和监督中。
22构建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
完善的法律法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坚实的保障，也是各项保护工作得以贯彻落实的基础，因此，无论是日本、韩国、法国、意大利还是英国、德国、芬兰等国家，都具备非常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都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和指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23重视对“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
对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制定和完善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制度。尽管各国的具体措施不同，但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制定严格的传承人认定制度；二是对传承人提供一定的经费补贴；三是赋予传承人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利。
24对非遗进行充分的展示和合理的利用
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一是设立“文化遗产日”或“文化遗产周”；二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公演、体验创造条件，如定期免费开放博物馆，举办民俗活动，创办免费的体验课堂等；三是采用商业化模式，利用非遗大力推进旅游业发展，反过来通过观光旅游又促使非遗得到很好地保护和发扬。
25加大资金投入
各个国家都在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资金投入，通过各种途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给予资金支持或补贴。主要的资金投入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国家财政拨款，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直接提供经济资助、贷款、投资；另一类是社会资助，包括公司、基金会和个人的商业性赞助和公益性捐助。
3我国政府提高纺织类非遗保护的对策建议
31明确各级政府职能，健全组织结构
将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落到实处，首先必须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各级地方政府之间都需要明确责任划分，才能避免产生权力相争或互相推诿的情况。健全组织结构，就是在明确各组织机构职能的情况下，建立自上而下的体制机构，充分发挥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管理、决策、执行的作用。
32建立公平有效的监督机制
政策实施的好坏离不开公平有效的监督，建立合理的监督机制，就是建立独立于相关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不受行政力量干预的监督机构，对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认定、管理、解除等各项工作进行有效地监督，确保各项政策得到贯彻、各项资金得到落实。
33完善法律法规
法律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坚实的保障，完善法律法规，一方面，要求国家从整体层面对法律体系进行完善和修正，细化相关法律条文，做到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另一方面，由于各省各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因此要求地方政府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保护条例，推动地方保护工作扎实有效地进行。
34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
主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充分发挥民间保护组织的积极作用，比如组织文化艺术活动，对传统技艺进行展示和公演等，但前提是政府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以规范民间组织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二是调动个人、企业和基金会的力量，为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筹集社会资金；三是通过举办“文化遗产日”等各种活动、制作专题片、设立专门网站等宣传方式，在普通大众中形成保护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民共识，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
35加强对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
一是要完善对部级名录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二是对给予认定的传承人要提供必要的经济资助，既包括固定金额的生活补贴，还应包括传承人用于磨炼技艺、展示、公演的费用。同时，政府专门的机构应对资金的使用情况做好记录和监督，确保每一笔资金都得到规范使用；三是制定相关政策，对传承人的责任和义务予以明确规定，传承人有义务将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并承担一定的展示、公演的社会责任。
36融入学校教育，培养专门人才
传承是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环节，应当打破父传子、师传徒的单一方式，将民族文化、传统技艺融入学校教育，开辟纺织非遗传承的新途径。如在中小学开设文化传统课，从小培养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责任感，在高职院校开设相关专业课程，着重培养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传承的专门型人才，使纺织非遗的保护具有科学性和可持续性。
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对我国的借鉴和启示还有很多，但是，在借鉴他国的保护经验过程中，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从我国国情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参考文献：
[1]林和生日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06-01
[2]周志勇论政府主导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D].湖南：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7
[3]于嘉借风行驶自家船――从日本、韩国保护“非遗”谈起[J].中外文化交流，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