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的诉讼程序篇1
【摘要题】法学与实践
经济法纠纷与接近司法
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经济之法。在国家经济调节中，国家(或其代表)作为一方主体，运 用干预、参与、促导的方法调节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和发展。获益者为了最 大限度地争取国家调节带来的利益，受损者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既得利益的损失，利益 的争夺在所难免，纠纷也就在所难免。
笔者认为，任何纠纷都必须有解决的方法和途径。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四种：协商解决 、仲裁解决、行政解决和司法解决。司法解决被认为是最后的解决纠纷的办法。对通过 其他方式仍然不能解决的纠纷，这就涉及到当事人是否可以请求司法解决，即是否有“ 接近司法”之权的问题。
这里，笔者把国家经济调节中出现的法律纠纷称之为经济法纠纷。经济法纠纷的解决 方式，也无外乎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四种方式。但是，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以及 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不适宜仲裁解决，因为仲裁机构为民间组织 ，不能对国家机关行使裁判权。经济法纠纷应否接近司法，应区分不同情况：1.经济调 节主体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根据“任何人不得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原则，行政机关 不能自行解决与其发生的纠纷；上级行政机关与下级行政机关的天然关系，也使其难逃 “官官相护”的指责，难以给相对人公正裁判的信心。因此，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管 理主体之间的纠纷不宜由行政机关作终局裁决，应当能够接近司法，除非另行设立某种 独立于经济调节主体的独立裁判机构。2.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 的纠纷，按照各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基本上能接近司法，也除非另行设立了专门的裁 判机构。3.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纠纷，在有些国家是可以接近司法的，如“在美国，几 乎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不是或早或晚转变为司法问题的”。在中国，是否应当允许接近司 法，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经济法诉讼问题
2000年8月，从最高法院始，各级法院实施撤销经济审判庭的机构改革方案。笔者认为 ：其一，无论经济审判庭存在与否，中国的经济法诉讼是一直存在的；其二，即使在经 济审判庭存续期间，经济法诉讼案件也不全由经济审判庭审理，而经济审判庭审理的也 不全是或者说主要不是经济法诉讼案件。因此，以经济审判庭之被撤销来否认经济法的 可诉性，进而否认经济法诉讼的存在，是不恰当的。但中国远未解决经济法纠纷接近司 法的问题。接近司法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形式意义的接近司法，即当事人享有请 求司法救济的权利；二是实质意义的接近司法，即司法能真正有效地实施对权利和利益 的救济。
从实际意义的接近司法来看，世界上在各类诉讼中普遍存在的接近司法的实质障碍， 如贫穷者请不起律师、法律援助供给不足、诉讼成本过高、诉讼效率过低，等等，中国 的经济法诉讼同样面对。除此以外，更有以下障碍：司法受到行政干扰：“厌讼”的传 统观念；司法审查的局限；公私益交织的诉讼未得到法律的特别支持。最后一点特别重 要，经济法是社会化的产物，包含了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怀，经济法纠纷往往是私人利 益与公共利益的交织与对抗。解决经济法纠纷的诉讼中，有很大一部分案件，当事人在 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在有些案件中，维护的私人利益与维护 的公共利益相比，已经显得微不足道。对于这种诉讼，当事人与应诉在经济上往往 并不合算，需要国家给予特别的鼓励措施(如惩罚性赔偿)，而我国在这方面几乎为空白 ，因此，当事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很有限。
司法解决的方案
为了解决经济法纠纷接近司法问题，近年来法学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囿于传统的三 大诉讼理论，许多诉讼法学专家不承认有新的经济法诉讼类型，但也意识到了所谓“现 代型诉讼”带给诉讼法的冲击。经济法学界对此问题更是殚精竭虑，提出了种种有价值 的学说。
笔者认为，法学研究是有价值的，学者们可以做形而上的追求：但法律首先是务实的 ，必须体现对现实的关怀。对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法律制度设计，必须扎根于中国的 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土壤中。现阶段，寻求一种能为经济法学界、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 务界共同接受的方案，且这种方案能基本解决经济法纠纷的接近司法问题，也许是最明 智的选择。按照我们的理解，经济法调整对象具有广泛性、调整方法具有综合性，经济 法纠纷呈现多样性，建造统一的经济法诉讼制度是不现实的。相反，对于违反经济法的 犯罪行为，按刑事诉讼处理，对于行政机关与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经济法争议交由行 政诉讼处理，对于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适用民事诉讼的规定，有其合理性。当然 ，经济毕竟有其特殊性，三大诉讼显然也不能解决所有的经济法纠纷，对于现有三大诉 讼不能解决或者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法纠纷，必须创设新的诉讼制度。笔者认为，具体 来说，对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方案应该是：
1.将一切犯罪案件归于刑事诉讼，违反经济法的规定，情节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就同 时触犯了刑法，这和违反民法、行政法的规定、情节达到了犯罪的程度一样，都应按照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不应再视为经济法诉讼的范围。
2.对于按照现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能够很好解决的经济法纠纷，仍然按照现有的法 律规定解决，只要经济法上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充分的司法救济，当事人并不关 心救济的程序是民事诉讼程序、行政诉讼程序还是经济法诉讼程序。
经济纠纷的诉讼程序篇2
关键词经济法律诉讼解决模式
中图分类号：D912.29文献标识码：a
经济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在享受经济发展好处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也会遇到经济纠纷的问题。社会存在就会有纠纷，解决好纠纷是社会的内在需要，也是日常生活顺利进行的保证。纠纷解决方式有多种，如可以在当事人之间进行私下的协商和解，可以借助第三方进行调解、仲裁和行政决定等，但是总的来说就是概括为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模式。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目前正处于一个由传统的非诉讼向现代的诉讼转变时期，不管哪种纠纷解决方式都有其本身的特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两种经济纠纷解决模式对于解决广泛存在的利益冲突和经济纠纷有着独特的作用。
一、诉讼解决模式
（一）诉讼解决模式的定义。
诉讼解决方式一般指就是民事诉讼制度。民事诉讼制度是一个国家民事诉讼运行整套系统，具有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特点，它包括了若干具体的诉讼制度如制度、财产保全制度、先予执行制度、庭审制度、判决制度、上诉制度、再审制度和执行制度等等。民事诉讼制度是运用体制的概念从宏观的角度阐释民事诉讼制度，以逻辑演绎为出发点，从整体和宏观方面把握民事诉讼的运行。
（二）对诉讼解决模式的客观认识。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各种利益关系纷繁复杂，人们的各种观念也在发生改变。诉讼解决是一把尺子量天下，它是执法者依据法律，注重争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平等统一，强调解决程序的公正性及结果的客观性，体现的是法律公正。诉讼解决具有权威性、终局性、客观性、可执行性等优点，但也存在程序繁琐、成本高、效率低等弊端，总的来说，诉讼是“赢家通吃”。
（三）诉讼解决的基本模式。
用民事诉讼解决经济纠纷有基本的模式，民事诉讼基本模式是对特定或某一类民事诉讼体制基本特征的揭示非诉讼解决模式。不同的人对一样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对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认识存在差异性，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对民事诉讼体制特定有着直接的影响。按照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理论，基本的民事诉讼是由若干诉讼法律关系构成的。而在这些民事诉讼的法律关系群中，法院或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最基本和最主要的诉讼法律关系。
二、非诉讼解决模式
（一）非诉讼解决模式的定义。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又称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它是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或程序的总称。从它的名字可知，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是指发生纠纷的双方，在解决纠纷时不用经过法定机构或正式的法律程序，而是直接就有关争议的事项进行自我协商或私下调解，达到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二）对非诉讼解决模式的客观认识。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因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和宽容的人性美而屹立于世界前列。因此，对于经济纠纷，我们一直采取调解的态度，强调平等协商往往会收到良好效果，这也被被誉为“东方经验”。非诉讼模式突出双方的意志，具有自愿和民间的性质。它是通过协商及律师调解来解决纠纷，并无法律程序的约束。非诉讼模式具有随意性且缺乏强制性，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自主性、非对抗性、相互妥协性、经济性和灵活性等特点。总的来说，非诉讼是“各有所得”。
（三）非诉讼解决模式的构建。
目前在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缺少前置性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基于这一缺点，在构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过程中，应该先完善非诉讼解决的调解制度；仲裁是一种还在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解决制度，它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因此我们在构建非诉讼解决模式时要合理利用仲裁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此外，非诉讼解决模式还有和解这一方式，任何一种方法都有相应的运用，我们要善于利用方法的特点来解决问题，因此在构建非诉讼解决模式时还要肯定和积极运用和解制度。
三、总结
目前对于我国经济纠纷案件的解决，存在“上法庭”的多，非诉讼解决的少。现在经济纠纷案件在增加但是经济纠纷解决机制不畅，对于不同的经济纠纷类型和严重程度我们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不能一味的只遵循某种方式或用一种方法。诉讼解决模式和非诉讼解决模式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法治国家，我们可以通过经济立法来规范经济行为，通过强化法律的可诉性来解决经济纠纷；但是中国又是一个和平发展和友好和谐的国家，在对待纠纷上，协商、调解、仲裁这三种方式还是起到很大作用的，我们在解决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也是这几种方式。不管我们运用哪种方法解决经济纠纷问题，都要以维护日常生活的正常进行和维护社会的稳定为出发点和最终目标。
（作者：江山市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
参考文献：
[1]白冬.论经济纠纷的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模式[J].现代财经.2005，2，25：70-73.
[2]周晓唯，胡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法经济学分析.制度经济学研究[J].2003，1：126-144.
经济纠纷的诉讼程序篇3
纠纷是人类社会存续过程中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是一种社会常态。纠纷的存在虽然对既存的社会具有负面的影响，但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分析，纠纷同时又具有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而且纠纷的有效解决，可以促进新的制度和秩序的诞生。为此，我们对德州市近年来非诉讼民事纠纷解决机制运行情况进行了实证考察与分析，着力寻求解决民事纠纷的有效途径，以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多元化的非诉讼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一、德州市非诉讼民事纠纷解决机制运行情况的实证考察与分析
(一)各种常规性非诉讼民事纠纷解决机制运行情况
基本的纠纷解决机制包括人民调解、仲裁、行政处理等，这些机制在诉讼外纠纷解决中起到重要作用。
1.人民调解
通过对表一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一审案件逐年下降的趋势相比较，德州市人民调解解决纠纷的数量有升中有降，人民调解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2.仲裁
仲裁作为纠纷解决方式，我国目前存在商事仲裁、劳动争议仲裁和人事争议仲裁三种形式。
(1)商事仲裁。自德州仲裁委员会建立以来，受理案件数量一直偏少，1997年到2002年，年平均收案数在30件左右。2002年到2006年，平均年收案100件左右。其中，2006年共受理128件，裁决结案56件，调解结案72件，被人民法院不予执行的仲裁裁决仅1件。
(2)劳动争议仲裁。从统计数字来看，劳动争议案件呈上升趋势，起诉到法院的案件数偏多。
3.行政处理
对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可以分为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两类。
(1)行政裁决。调研中，我们走访了有权进行行政处理的有关政府及政府部门。我们发现，在土地确权、环境污染、拆迁补偿等方面行政处理解决了大量的纠纷。例如，2006年，德州市建委依法裁决房屋拆迁补偿纠纷87件。其中只有2件当事人不服行政处理裁决而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行政调解。德州市交警支队在依法处理交通事故的过程中，在尊重当事人选择权的前提下，以事故认定为基础，充分发挥交警部门在当事人心目中的权威性优势，协调各方关系，成功调解了80%左右的交通事故纠纷。
(二)现行非诉讼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1.某些纠纷解决方式存在功能滞后或者正当性不足的问题。比如，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简陋，人民调解随意性较大;商事仲裁机制存在意思自治原则体现得不够充分，仲裁行政化倾向严重等问题;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繁琐，已形成变相“三审终审”;行政处理机制存在主动性、积极性不够的问题。
2.纠纷解决机制欠缺整合和协调。资源配置不尽合理，重诉讼解决轻非讼解决，致使诉讼外的解纷方式被边缘化，未能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纠纷解决机制未能形成一个有机协调统一的整体和解纷链，非讼解决机制各方式之间、诉讼与非诉讼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各类解纷机制各自为政的现象突出，导致解纷效率低下，解纷能力退化。
3.纠纷解决主体的责任不清。未能完全明确各解纷主体的分工和责任，致使各主体相互推诿，解纷不及时，解纷的社会力量和资源未能充分调动，大量纠纷未经过滤即以案件形式进入司法渠道，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案结事不了”的情况时有发生，涉法涉诉上访大幅增加，诉讼解决纠纷的公信力遭受威胁。
(三)国内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
适应社会新形势的需要，在全国许多地区都进行了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尝试。这些探索都以解决矛盾为出发点，创新、改造或者提升矛盾解决的工作机制，一些地方的深层次实践取得了喜人的成果，切实化解了老百姓解决纠纷难的问题，为我们进一步构建科学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提供了可靠的实践依据。
1.司法主导模式
一些地方法院出于为司法减压、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降低当事人的成本和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等多重因素的考虑，积极推动在法院主导下的民间非诉讼调解，搭建诉讼程序和诉讼调解的对接的平台，意在提高替代审判的非诉讼调解和诉讼调解的成功率。比如德州中院的诉调对接机制的构建特别是交通事故纠纷处理机制的创新，长宁区的人民调解，以及青岛的法官进社区和委托调解等，这些做法都突出了法院职能的外延和扩张，强调了法院在整个纠纷解决中的指导、控制、审查和监督作用，使得整个的程序呈现了准司法性的特征。
2.党政主导模式
一些地方为了加强矛盾的早期预防和高效解决，在一些部门特别是司法行政部门的推动下，形成了党政统一领导下的大调解模式。早在1999年，陵县县委和人民政府针对纠纷矛盾趋多，矛盾呈现复杂性、新颖性和多样性的特点，特别是村级人民调解难以适应工作需要，乡镇各部门对矛盾纠纷消极应付的情况，在全县广泛建立了乡镇司法调解中心。[1]陵县乡镇司法调解中心这一创举很快得到了中央、省、市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被命名为“陵县经验”，并在全国推广。近年来，在山东各地如东营、临沂、潍坊等各地都构建了大调解格局，在纠纷处理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江苏省推行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机制，更是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调处中心，构建了覆盖全省的调处网络。厦门市通过人大立法的方式，进一步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实现了多元化纠纷解决的规范化。
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和性质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的特点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aDR)是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简称，译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或替代纠纷解决。aDR概念源于美国，原本是本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在已引申为对世界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总称。aDR逐步发展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术语，这一概念强调了与诉讼内审判秩序的区别。
首先，替代性。由于诉讼本身的专业性、正当性和权威性，无疑成为人们获得公正解决的首要途径，因此，从解决纠纷功能而言，在现代社会，诉讼是解决纠纷的最为主要的渠道，而aDR则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
其次，选择性。所谓选择性是指当事人可以在纠纷解决体系中自主选择aDR程序或诉讼程序以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也可以在众多aDR程序中选择其中的一种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在选择了aDR之后，对于程序、规范乃至于结果还可以选择，从而赋予了当事人以程序选择权。
再次，非司法性。aDR具有非司法性或者非正式性。帮助解决纠纷的第三者的身份不是职业法官，而是律师、退休法官或者专业人员;解决纠纷的依据可能是实体法以外的社会道德和习惯，具有较大的弹性和交易空间;aDR的程序并不严格，体现了很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通过aDR获得的结果，一般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仲裁裁决除外)，如果当事人对结果不满意，就可以行使诉讼权利(仲裁除外)。
第四，低成本性和高效性。相对诉讼而言，aDR更加经济、实惠，往往可以为当事人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由于适用简便，方式灵活，程序简化，且最终解决纠纷的方案的达成往往以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为前提，当事人更易于接受和履行，因此，aDR往往能够高效地解决纠纷。
第五，合意性。和诉讼程序的裁决性相比，aDR程序具有强烈的合意性特点。调解最为典型，不仅需要双方在调解程序开始时形成调解的合意，而且对调解的程序和调解的结果都要求合意。商事仲裁程序需要合意作为前提，而劳动仲裁等行政仲裁，也需要双方均认可才能获得终结性。
最后，保密性。aDR程序和诉讼程序的一个很重要区别在于保密性。诉讼程序由于保障公正性的程序要求，具有公开性的特征。而aDR程序追求的是合意性，一般将保密性作为其重要的原则。一旦aDR程序程序失败，在该程序中的陈述和提交的证据都不得作为在诉讼中指控一方当事人的证据。
(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性质。
(1)司法aDR的性质。司法aDR是法院管理和监督下的非诉讼解决程序，因此，司法aDR具有准司法的性质。司法aDR程序由法院向当事人提供，aDR的组织机构由法院建立，或者由法院指定，很多程序规则由法院规定，aDR的运行也要受到法院的监督,aDR的结果需要经过法院的审查和确认。经过法院确认的aDR的结果具有和判决同等的执行力。同时，司法aDR在某些情况下可被作为诉讼程序的前置阶段，法院还可以对其进行司法审查。在此意义上，它们也就构成了司法系统的组成部分。[2]
(2)行政aDR的性质。行政aDR包括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二者都没有终局效力。行政性aDR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性的aDR往往具有调查和审理的权限，其运作程序类似诉讼程序，和一般行政行为不同。
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调研报告二：
在当下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传统的观念和秩序受到冲击，而法治的权威和秩序尚未确立。这种情形影响了纠纷的解决和社会的稳定，在基层主要表现为传统纠纷解决机制权威性的丧失与基层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失范。因此，研究如何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传承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一、纠纷及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表现形式
从纠纷表现形式看，基层传统的民事纠纷，一般表现为有关婚姻、家庭、赡养、抚养、继承、债务、房屋、宅基地、承包、经营、合同等纠纷，它们大多发生在家庭内部和邻里之间，换言之，发生在没有陌生人的社区共同体中。这种共同体受制于同一种生活观念及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国家法律所代表的不但是另一种知识话语，而且，在许多场合，是一种难以理解或难以接受的知识。因此，基层民事纠纷有着其特定的表现形式。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对民事纠纷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一些原来不常见的民事纠纷大幅增长。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离婚诉讼。由于生活观念及生产方式的影响，基层离婚本来是很少见的，在很多人的传统心态中，离婚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但是，近年来基层的离婚率上升迅速。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夫妇随着视野的开阔和观念的改变，开始走进法院，用离婚诉讼的方式结束婚姻。在一些基层法庭，离婚诉讼占到了全部收案数的半数以上。
借贷引起的债务纠纷。以往，基层人之间的借贷绝大部分发生在熟人之间，凭借双方的信赖关系借款和还款，写借条或者有钱不还，都会觉得难堪，或者不近人情。随着基层的发展，经济交往频繁，各种借贷也不断发生。现在有人，或说是少部分人，因为种种原因，无力或者不愿偿还债务，纠纷也就不可避免。
在我国基层，民事纠纷发生以后，通常涉及的非讼方式主要是和解、调解(第三人调解和人民调解等)。和解是最古老的纠纷解决形式之一，它通过纠纷主体间的自主协商和妥协来解决纠纷，并不要求纠纷双方明确依据一定的规则。由于建立在直接沟通和自主处分权利的基础上，和解使对抗不仅在形式上、行为上，而且在心理上得到消除。其缺陷则在于形式上的平等下可能隐藏着实质的不平等，可能在纠纷解决中放纵强者实现强权。调解在中国一直有着广泛的适用性，特征在于解决纠纷的居间第三者的出现。该第三者的任务在于劝导纠纷主体消除对抗，提出纠纷的解决办法。
二、以非讼方式解决基层民事纠纷的正当性
(一)以非讼方式推进基层民事纠纷的解决符合和谐社会建设的发展要求，和谐基层的建设需要纠纷通过温和的方式解决，需要事后对纠纷主体间的关系做到尽可能修复，需要对整个基层和谐的不良影响降到最小。
非讼纠纷解决方式无疑契合了这一点。
(二)非讼方式的优点与基层纠纷特
点具有契合性。诉讼方式的启动和运行，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条件，有特定的时间和场所，除承担诉讼费等显形的费用，还要负担路费、农时误工等隐形损失。由于经济实力偏弱，打官司对农民来讲，着实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另外，农户也不可能对诉讼投入过多的时间。农作物的生长周期是不等人的，到了耕作的时候人们必须去耕作。特定的、较长的诉讼周期占去农户的时间，就可能意味着农户收入的减少。即使纠纷得到了公平的判决，现行法律也缺乏对生效判决的富有成效的实现机制，投入那么多，结果却得不偿失。所以，从经济性上看，诉讼方式也是不适合基层的。相形之下，非讼方式的采用要便捷的多。可即时、方便地自行或通过第三方直接主持解决，具有时、空的便捷性。可以协商选择时间、地点甚至最终的解决结果，整个过程是低成本的。从经济上讲，非讼方式更适合基层的需要。
三、二九一法庭具体做法：
1、二九一法庭结合实际，将介入关口前移，积极参与社会调解，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结案”不代表能“了事”，因为诉讼是纠纷解决的最后选择，生冷的判决书能够正确回应法律上的诉求，但不一定能够满足现实中的需要。法院通过介入关口前移，积极参与社会调解，尤其是针对群体性事件，形成多部门联动联调，积极化解矛盾，将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
2、促进审判公开、公正、公平，增强司法公信力。诉讼与非诉讼对接解决纠纷促使社会多方参与到矛盾纠纷的调处中去，由于多方参与调处，调处各方一般会经过商讨对案件处理形成共识后再对当事人进行调处，相当于审理在多方的参与、监督下进行，更公开、公平、公正，即使是调解不成最终以判决结案，当事人的服判率也是相当高的，进而增强司法公信力。
3、得到党政部门支持，受到社会各界好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离不开农场党委的支持。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效能得以发挥，并反作用于地方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进一步维护地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截至2013年9月，二九一法庭协调行政部门、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力量，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缓解法庭审判压力，化解“案多人少”困境。2013年，二九一法庭调解工作成效显著，民商事一审案件调撤96.83%。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成功引入，极大缓解审判压力。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法庭介入关口前移，积极探索建立诉前调解、委托调解、协助调解等机制，将大量的民商事纠纷化解在诉讼程序之外。
四、民事纠纷非讼解决方式的问题及完善
经济纠纷的诉讼程序篇4
内容提要:非讼程序是公司纠纷解决的一种民事行政路径，对于解决部分公司纠纷具有固有的制度优势。从比较法视角以及现实司法需求看，我国公司法都存在引入非讼程序的必要性。为此，哪些公司纠纷属于非讼事件需要作法理上的甄别与实务上的可行性分析。我国引入公司非讼程序的路径选择，是在将来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与《公司法》中分别规定非讼程序的一般规则和公司非讼事件的特别规则，同时在司法上处理好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的交错适用问题。
公司纠纷作为商事纠纷对司法效率有着特别高的要求。但在我国司法实务中，诸如股东查阅权、异议股东评估权等公司纠纷的审判正在遭受冗长的民事诉讼程序的折磨，在久拖不决中上演原告胜诉但利益严重受损的故事。为避免这种“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的结局发生，应该适用一种相对快捷的程序以更接近正义。这种程序就是非讼程序，适用于非讼事件，即各方在不存民事权益争议的情况下请求法院确认某种事实是否存在，从而使一定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案件。[1]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一样属于司法救济手段，通过法院裁判消弭纷争，但独具的特性使之对特定商事纠纷的解决较之后者具有制度优势。
我国现行法不存在公司非讼程序，已经对公司纠纷的解决带来负面影响，探讨公司非讼程序的构建具有现实意义。非讼程序的基本规则需要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更具有基础性意义，但公司非讼事件类型多样，适用规则也不尽相同，公司法作为实体法关于非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也不可或缺。因为对于哪些事件适用非讼程序，研究重点在于对该事件的性质判定及多方利益的权衡，关于公司非讼程序的基本问题，公司法学视角的研讨非常重要。
一、公司法上的非讼事件与非讼程序
“有关私人间生活关系，而须利用行使司法权之程序者，除民事诉讼之外，尚有非讼事件程序”。[2]在德、日等民事诉讼法中，根据民事事件在实体权利上的讼争性将其分为诉讼事件和非讼事件，并分设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3]英美法没有形式上的非讼程序法，但有实质上的非讼程序制度，这与其判例法传统有关。[4]在判例法传统下，法官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根据自己的判断颁布令状、选派公司检查人等以迅速结束纠纷。据其适用对象，非讼程序又有民事与商事之分，商事非讼程序主要适用于公司非讼事件的解决。
（一）公司非讼事件
严格划分非讼事件和诉讼事件并确立标准并非易事。“诉讼事件与非讼事件的关系具有模糊性，迄今为止，对这两个领域的概念进行全面区分，并未获得成功”。[5]关于区别标准，有目的说、对象说、手段说、民事行政说及实定法说等学说。关于非讼事件的本质，笔者赞成“民事行政说”，即认为诉讼事件之裁判是适用抽象法规以解决纷争，属于民事司法，非讼事件则由国家介入私人间的生活关系为命令处分，属于民事行政；关于非讼事件的类型界定，笔者赞成德、日之多数说“实定法说”，即认为立法在形式上列为应依诉讼程序处理者属诉讼事件，列为非讼程序处理或划归职司审理非讼事件之国家机关管辖的事件属非讼事件。“实定法说”的合理性在于非讼事件范围甚广且多样化，难以寻求共通的实质特征，依立法规定为形式判断标准有利于消除理论与实务分歧。具体到公司非讼案件类型，尚需结合公司法的特别规定认定。总结各国公司法的特别规定，公司非讼案件具有一些共同特征。（1）争讼性小。非讼事件在多数情况下不存在对立两造要求法院依据实体法确定权利归属的问题，多由申请人请求法院确认某一事实以预防日后对某些事项发生争执，或因为行使某一无争议权利受阻而请求法院确认某一事实，或借助司法权为权利实现提供保障。[6]（2）以预防纷争发生及恶化为目的。如股东查阅权纠纷之类讼争很小，但如处理不及时会酿成更大纷争。（3）涉他性强。非讼事件的处理往往影响不特定第三人利益乃至私法秩序的稳定，如解散公司请求等事件具有浓厚的涉他性，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须受限制，法院的处理具有民事行政之特征。（4）时效要求高。非讼事件要求法院及早介入且简易、迅速、经济地处理，方能追求正义。
（二）公司非讼程序
非讼程序通常以简便程序行之，非以实体权利存否为审理对象，适用职权主义，以裁定不经公开宣示之方式宣示其结果，法院之决定仅具暂定性、未来性，当事人对实体权利本身仍有以诉讼方式再为争议之可能。[7]这是对非讼程序的全面概括。比之诉讼程序，非讼程序在解决纠纷方式与价值取向均有不同。概言之，诉讼属于确定私权存否之司法作用，非讼则属于对私人间生活关系事项为监督或监护目的之司法行政作用。具体到公司非讼程序，主要特征有三。其一，裁判采职权主义，处分原则受限。“由于非讼程序所针对的非讼案件往往关涉公益或他人利益，法院对它的解决带有民事行政的性质，而不完全受制于私权自治，所以，法院对诉讼程序的推进以及程序事项的处理，应当持积极的干预态度，充分地发挥职权裁量的作用。”[8]据此，公司非讼事件的强涉他性决定当事人无权私自以撤回、放弃、和解、自认等方式终结程序，法院对当事人诉权的处分采职权干预主义；法院对公司非讼程序运行采职权进行主义，法官积极干预并推动程序运行，保证效率；法院对事实、证据搜集与提出采职权探知主义，不以消极中立自居。其二，以书面、不公开审理为原则，满足时效的特别要求。公司非讼事件不存在实体争议的特征使得法官没有听取双方陈述与辨论从而明辨是非形成确信的必要，相反，他往往需要借重于申请人的诚信与书面资料来作为解决案件的重要依凭，法官的内心确信让位于形式审查的真实。[9]其三，裁判具有继续性。公司非讼案件的裁判结果强调妥当性、合目的性，如因情势变更导致非讼事件裁判错误者，法院可予变更或撤销，不当作错案处理。
（三）公司非讼事件的裁判
有学者提出，诉讼程序在于确定私权，故其指导原则在实现公平与正义，而非讼程序在于监督或监护，预防私权争执之发生，故以合目的性为其指导原则。[10]事实上，二者都须面对满足程序法上正确而慎重的裁判、迅速经济裁判、合目的性妥当性裁判等基本要求，[11]但另一方面，二者追求的制度功能与价值目标确不处在同一水平。具体到公司纠纷领域需强调两点。其一，对公正和效率各有偏重。诉讼程序以实体利益的公正为首要价值目标，更强调正确而慎重的裁判，因为对民事实体权益争议很大的两造最看重公正的裁判结果。非讼程序更重视迅速经济的裁判、合目的性妥当性的裁判，因为利害关系人对于实体权利基本无分歧，只对可能影响以后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确认存在不同主张，或者期待借助司法权裁定权利的应然状态，故更重纠纷解决的效率。由于商业信息与机会变幻莫测，效率对于公司纠纷的解决更为紧要。其二，在意思自治与国家干预的理念选择上不同。诉讼程序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本，通过严谨的程序保障追求正确而审慎的裁判。非讼程序体现国家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监护人的思想，权衡不限于当事人的各方利害关系人之利益，更强调公权力对私法关系的干预，如公司纠纷具有明显的团体性特征，法院要权衡各利益关系方的利益而裁判，凸现合目的性、妥当性裁判的价值。
二、我国引入公司非讼程序的必要性
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在制度功能上各有侧重，前者的部分程序功能和价值取向，适用后者难以达到。非讼程序既然不能为诉讼程序取代，其缺失必生重重流弊。现时我国公司纠纷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一些本应适用非讼程序的纠纷只能适用诉讼程序解决，纠纷类型与司法程序适用错位，不仅影响个案裁判结果，也致问题丛生。
1.公司讼争被法院拒绝受理。兹举一例。《公司法》第147条规定违反任职资格选举、委派高管的，该选举、委派无效；高管在任职期间出现这些情形的，公司应当解除其职务。如是，高管在任职期间违反任职资格而公司拒绝解除职务的，股东应如何纠正之？立法未提供答案。如有股东，法官解决案件的自由裁量权因立法规定缺失而“受迫性”增大，要么行使过度的自由裁量权（这极易导致同类案件在不同法院得到不同判决），或者对此类纠纷干脆不受理以消除错判风险（这导致不能获得司法救济）。[12]当然，“为节约文本，实体法不会也不必对一般救济作出重复规定，只需对特殊救济作出安排，即便没有安排，也不意味着没有拯救。因为诉权是伴随着实体权利自然生成的，权利救济方案暗含于权利本身及程序法中，暗含于法官的解释之中”。[13]但问题在于，基本救济措施规定的缺失，事实上导致有些特殊类型的公司纠纷依托民事诉讼程序难获解决，也确有一些公司纠纷不宜适用诉讼程序解决。
2.司法资源配置不当。公司纠纷近年来呈现快速增长态势，[14]占用巨大的司法资源。[15]迫切需要在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和给予当事人司法保护的必要性之间求得平衡。据江苏省法院系统的一项不完全统计，几类在理论上宜于适用非讼程序的案件合计占公司诉讼总数的20%以上。[16]这些类型的案件适用诉讼程序不仅过多耗费有限司法资源，而且不利于当事人权益保护和纠纷解决。[17]我国法院多年来面临有限司法资源与各类诉讼迅猛增长之间的深刻矛盾，如何更有效率地使用司法资源是审判工作的一个巨大挑战。当一项制度运行“费力不讨好”时，确有必要检讨其合理性。
3.诉讼成本高企不下。在各种商业纠纷解决方式中，诉讼对于证据和法律问题的审查是最彻底的，这也意味着诉讼是成本最高、最耗费时间的方式，[18]尤其不适合弱势人群。因为他们在法律知识、技能以及法律服务费支付方面都处于劣势。[19]作为原告的股东、债权人等是相对的弱势者，时需要考虑费用等并非多余的因素。高昂的诉讼成本、旷日持久的时间耗费和并不理想的胜诉收益足以吓退很多本欲者，最终选择沉默或放任权利受侵害。这绝非公司立法之本意，但非讼程序的缺位客观上加剧了这一糟糕局面。
“法律是实践的，是要解决问题的，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是要解决我们眼下问题的。即使要移植法律，我们也必须了解我们需要什么。”[20]上述分析表明现行公司纠纷解决机制在立法的制度供给、司法资源配置以及当事人的成本负担上都有缺陷，仅依靠诉讼程序解决公司纠纷不能满足人民对司法救济的需求。具有疏减案源、减轻人民讼累之功能[21]的非讼程序应该进入我们的视野。比如在股东知情权纠纷中，通过非讼程序快速解决股东间的信任危机，则可避免“股东间及股东与公司间都处于僵持状态，公司不能正常运行，损失巨大”之局面。[22]
三、非讼程序在我国公司法上的适用
就公司非讼事件立法的系统性而言，首推2005年《日本公司法》。该法典整理此前《非讼案件程序法》关于商事非讼案件的规定，将所有的公司非讼事件悉数集中在第七编第三章“非讼”，共计10大类。[23]需要指出，非讼事件的范围确定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不能简单地确定一个标准再以此为据作类型化划分。事实上，非讼事件范围的确定更主要出于法政策的考量，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民众对于法官的信任度，以及纠纷本身的复杂程度等。比如，按照我国台湾地区2005年修订的“非讼事件法”及其后修订的“公司法”规定，公司非讼事件范围多数与《日本公司法》重合，但也有不同。有鉴于此，在我国公司法制背景下，公司非讼事件的范围是可以讨论的，本文既无意于界定一个抽象的划分标准，也无意于详尽罗列应然的事件类型，只着重论证以下几类应当在其彀中的公司事件，包括：股东查阅权纠纷；股东会的司法召集；部分的董事司法任免案件；异议股东评估权中股价的司法确定；部分的公司清算事件；部分的公司解散纠纷。
（一）有限公司股东查阅权纠纷
在我国，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主要通过查阅公司文件、财务资料获得实现，故知情权主要体现为查阅权尤其是会计账簿查阅权。作为一项基本的工具性权利，股东查阅权对少数股东的利益保护意义重大，由此而生的纠纷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一类公司案件。
1．我国司法救济现状。《公司法》第34条第2款规定，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但应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15日内书面答复并说明理由；遭拒绝的股东得请求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在司法实务中，股东查阅会计账簿须符合“正当目的”的实体要求和“内部救济用尽”的程序要求，但关于这两个要求是否满足的判断一旦产生争议就有待于司法裁决。这些纠纷属于明显的事实判断问题，且股东之目的是通过查阅而知情财务状况以方便行使其他权利，所以强烈要求迅速、经济地解决纠纷。如前所述，现行的冗长诉讼审理程序大大减损了查阅权的制度价值。
2．比较法考察。对于股东查阅权的救济，我国台湾地区“非讼事件法”第172条规定，“有限责任股东声请法院准其检查公司账目”属于公司非讼事件。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51b条、《股份法》第132条规定，股东查阅权如被拒绝则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强制执行，属于非诉讼程序。《澳门商法典》第209条第4款规定，股东要求提供资料而被拒绝，得说明理由声请法院下令公司向其提供有关资料，法官在听取公司意见后10日内作出裁判而无需其他证据。第5款规定，股东所获提供之资料为虚假、不完整或明显不清楚时，得声请法院对公司进行司法检查。由此，查阅权纠纷与公司检查制度相衔接。
如前所述，英美法不存在形式上的但存在实质意义上的非诉程序。如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220条第3款规定，股东或其人提出查阅要求后未获满足的，可向衡平法院提出强制执行该查阅的诉请，对股东查阅权案件有专属管辖权的衡平法院依照简易程序办理。《美国示范公司法》第16．04节与香港地区《公司条例》第98条第4款都作类似规定。
3．与非讼程序的契合度考察。股东查阅权纠纷属于非讼事件的理由有三。首先，从纠纷的性质看，股东与公司双方对股东查阅权的享有本身无争议，纠纷的争讼性不大。其次，股东查阅权是工具性权利，查阅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方便行使其他股权。再次，查阅对象的时效性很强，冗长的诉讼程序将对原告股东不利，非讼程序的快捷审理更效率、更公正。要之，寻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股东与公司交涉未果后，司法救济乃最后救济途径，申请人对于迅速而经济的、合目的性妥当性的裁判要求远高于正确而审慎的裁判要求，适合适用非讼程序求得救济。
（二）股东会召集权纠纷
在“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尤其公众公司，股东尤其少数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唯一途径是参加股东会，但股东会的举行要经由董事会召集，如少数股东欲在股东会上通过一项决议，但董事会拒不召集会议，一切流于空谈。正如有学者所观察的：“在召开会议是股东进行干预的惟一办法的情况下，当多数股东认为董事在处理其权限范围内的事务所采取的行动不是为了公司的利益，禁止股东召开公司会议将是一件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情”。[24]基于此，少数股东被各国法赋予股东会召集权。但少数股东的股东会召集权实现会遭遇很多障碍，一旦遭遇障碍如何救济，也是一个常见的司法实务问题。
1．我国司法救济现状。《公司法》第40条、第101条规定，代表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提议董事会召集临时股东会（包括股东大会，下同），第41条、第102条又规定，在董事会、监事会不正常履行召集、主持股东会职责之前提下，代表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得自行召集、主持股东会。上述规定在司法实务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二。其一，关于召集提议权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如遭董事会拒绝如何救济，缺乏基本规定。其二，关于召集权，一方面，股东自行召集股东会发生在公司治理已不正常的背景下，但另一方面，立法未要求股东有义务就召集股东会向董事会做出必要说明，只要符合法定情形的，股东可以径行召集主持股东会而不受任何制肘，但是，如其他股东对其召集权提出异议，或者其通过的决议不被公司认可，势必引发纠纷。这些问题如何解决，立法尚无特别规定，司法实务中只能通过诉讼程序解决，比如由其他股东就某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会通过决议的效力提起无效或撤销之诉，但实践证明这是非常不效率的制度安排。
2．比较法考察。《日本公司法》第297条第1款规定，适格股东可向董事提出股东大会的目的事项及召集理由并请求召集；第4款规定，提出的召集请求未得到董事响应的，股东在得到法院许可后可召集股东大会。[25]美国《示范公司法》第7．03节规定，经适格股东之申请，法院可以确定股东会议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决定有权参加会议的股东。[26]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73条规定，适格股东得以书面记明提议事项及理由请求董事会召集股东临时会，请求提出后15日内董事会不为召集之通知时，股东得报经主管机关许可自行召集。这些立法的基本经验包括：第一，少数股东的股东会召集权，要么需报经法院允许，要么需报经主管机关允许，并不全由其意思决定，但国家的公权力干预采用民事行政而非诉讼形式；第二，股东会召集权经法院或主管机关同意后存在两种做法，由股东自行召集（如台湾地区、日本）或由法院直接决定召开事项（如美国）。
3．与非讼程序的契合度考察。对股东会召集权适用非讼程序，主要是指司法程序的提前介入，即所谓的司法召集。在司法召集制度下，股东首先要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认为必要者则命令召集之。司法召集制度的设置乃基于权力制衡的考虑：如不赋予股东在请求董事会召集股东会议失败后的召集权，则其权利将面临无从伸张之苦；若放手股东任意召集，又不无导致权利滥用之虞。此问题的解决之所以不宜采用诉讼方式，是因为诉讼靡费时日，而股东自行召集股东会议意欲解决的问题带有急迫性，申请人急于得到迅速的、合目的性的裁判。[27]某种意义上，适用诉讼程序无异于引长江之水解辙鱼之渴。事实上，在公司法明文规定之前提下，各方对于某股东享有的召集权本身不存争议，之所以要司法权提前介入，一是为防止股东滥用权利危害公司利益，二是可以保证召集程序合法，其通过的股东会决议不会在日后因为程序问题被撤销，可收预防纠纷发生之功效。非讼程序适用股东会召集权的快捷、低成本以及预防性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法院的提前介入以及法官的相对较大自由裁量权不会影响公正裁判的获得。
（三）异议股东评估权的定价纠纷
公司做出对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之决议的，异议股东得要求公司公正评估其所持股权价值并以该价回购。这是为保护少数股东免受多数股东之欺压而设置的救济措施，尤其在有限（封闭）公司意义重大。
1．我国司法救济现状。《公司法》第75条规定，对股东会的某些特定事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请求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自决议通过起60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自决议通过起90日内向法院。异议股东评估权的要害在于股权回购“合理价格”的确定机制。司法实务中，当事人不能达成收购协议主要因为“合理价格”难以达成共识，对此解决方法有二，自主协商或诉诸法院。所以，异议股东诉诸法院的目的只有一个，即要求确定公平价格。但问题是，上述规定偏偏对于法院如何发现该公平价格未置一文。“异议股东评估权的制度价值实现之根本在于最后阶段股价的司法评估程序是否严密、正义和高效，立法内容过于简单、原则，远不利于严格依法条规定判案的
四、我国公司非讼程序之构建与适用
（一）立法模式选择及制度构建
前述英美法上实质意义上的非讼程序制度，纠纷发生后，当事人根据自己的判断及时寻求司法救济，法官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何时适用诉讼程序作出裁决、何时适用非诉程序发出指令，迅速结束公司治理的非正常状态。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灵活方便、效率高，但根植于判例法传统，很难为我国法移植。
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一种选择是分散规定在公司法中，不单独立法；第二种选择是制定单行的非诉程序法典[42]或者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一章“非讼程序”，同时在公司法中明确规定何种情况下适用非讼程序。前述法国、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选择了第二种模式，尤以日本为最典型。日本不仅制定有单行的《非讼案件程序法》，区分民事非讼案件和商事非讼案件（包括公司非讼事件），还在《公司法》中集中规定公司非讼事件，包括公司解散命令、股份买卖价格的确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许可、临时执行董事职务人选任以及关于公司债、公司整顿、公司清算案件，涉及非诉案件的法院管辖、当事人确定、非诉时效、费用承担、听取陈述、上诉等程序规定。建议我国立法借鉴大陆法系的第二种模式。因为非讼程序的适用范围终究不限于公司非讼事件，其运行的基本规则势必要由民事诉讼法从程序法的视角提供。首先，有必要在《民事诉讼法》中设专章规定非讼程序的基本规则，其次，在《公司法》的各编各章涉及到适用非讼程序的事件的，明确规定非讼程序的适用。这样，每类公司非讼事件的程序运行首先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非讼程序的规定，《公司法》对具体非讼事件有特别规定的，亦适用之。我国公司非讼程序的规则构建需要从《民事诉讼法》和《公司法》的修正入手共同推进。
现行民事诉讼法未使用非讼程序的概念，处理宣告失踪（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限制）行为能力案件、认定无主财产案件等特别程序，以及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等属于实质上的非讼程序，但尚不包括公司非讼程序。由学者提出的《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主张设专章规定“非讼程序”，并大大扩展非讼程序的范围。相信非讼程序实现立法化在我国仅是时间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未来《民事诉讼法》非讼程序基本规则的内容展开讨论。具体到《公司法》上关于公司非讼事件的规定，主要内容应该包括：（1）在《公司法》各个章节分散地明确规定适用非讼程序的公司纠纷类型。（2）集中规定非讼案件的管辖规则，原则上采属地原则即由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也不排除个别类型的非讼案件采用行为发生地人民法院管辖规则。（3）申请、听取陈述、裁判与及时上诉规则。首先，明确规定各类非讼案件的适格申请人，并要求申请人在提出申请时须证明构成其原因的事实。其次，须规定法院听取申请人陈述的规则。再次，法院就非讼案件的裁判，除公司高管选任、解任纠纷及其报酬纠纷等裁判外，须附记理由。最后，对于部分非讼案件的裁判，相关利害关系人不服者可以及时提起上诉；上诉一旦提起，除个别类型案件由其性质所决定外，均具有停止执行效力。（4）规定若干特殊类型的非讼案件裁判的特殊规则。比如，对于公司特别清算程序的非讼裁判，就其管辖法院、特别清算开始的申请、法院发出的调查命令、清算人的解任及报酬、有关清算公司财产的保全处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审定决定、债权人会议的召集许可申请、特别清算终结申请的裁判等环节，都需要适用一定的特别规则。还有，就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清算程序适用的特例、有关公司解散命令等程序的特例等，也有必要特别规定。
（二）司法适用的选择：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融合
传统观念中诉讼事件与非讼事件泾渭分明，适用程序截然不同，但随着民事事件的多样性、复杂性及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司法实务中会出现某些诉讼事件的非讼化倾向，可能呈现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交错适用的状态。诉讼事件的非讼化，是指将以诉讼程序处理的事件改为非讼事件依非讼程序处理，包括程序法与实体法双重意义上的非讼化，随之而生的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扩大。[43]日本的新堂幸司教授将法官裁量性和当事人对立性的高低作为是否非讼化的考量标准，认为只有对立性高，法官裁量权亦高的事件，才可以非讼化。[44]所谓交错适用，是指在一定情况下依诉讼程序解决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适用非讼程序，反之亦然。[45]比如，非讼程序以采用书面审理为原则，排斥言词审理，但在一些特殊的非讼事件中也可视情形实行一定的言词审理以弥补纯粹书面审理之不足。具体到公司非讼实践的交错适用，由于公司纠纷涉及利益关系复杂，审理程序的运行要在充分考虑案件类型、所涉各方利益等基础上决定法官是否需要适用言词审理。例如，在前述的股东查阅权纠纷中，查阅权的实现由股东依据非讼程序向法院提出申请即可；一旦公司对申请人的股东身份提出异议，要先认定股东身份，这涉及各方的核心利益，积聚极大的实体权利争议，应适用诉讼程序；股东身份一旦确定，再适用非讼程序处理查阅权的实现问题。一个疑问是，此时是否应终结非讼程序而转诉讼程序？有观点认为，对于个案是否重新选择审理程序的主要判断依据是针对实体争议的举证，如当事人对实体问题争议激烈且举出足以抗衡的表面证据，则案件的诉讼性凸现，非讼性质退居次要，需要终结非讼程序而转诉讼程序，所以这不是交错适用而是个案审理程序的重新选择。此种理解有悖程序交错的本意，程序交错理论本来是解决在非讼程序中的诉讼审理问题，只要对诉讼问题的审理适用诉讼程序保障，就应该承认裁定的效力。我国引入公司非讼程序时应充分考虑这一问题，对于特殊情形下非讼事件中需要适用诉讼程序的应有明文规定，以提高立法的可操作性和安定性。
结论
无论从比较法的视角还是从现实的司法需求看，我国公司法都有必要建立非讼程序。非讼程序固有的制度优势，更使得其被引入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目前我国亟待适用非讼程序解决的公司纠纷事件包括股东查阅权纠纷、股东会召集权纠纷、异议股东股价评估纠纷，部分的董事司法选任与解任纠纷，部分的公司解散纠纷与清算纠纷等。我国引入公司非讼程序的路径选择，是在将来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与《公司法》中分别规定非讼程序的一般规则和公司非讼事件的特别规则，同时司法上须妥当处理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的交错适用问题。
经济纠纷的诉讼程序篇5
一、实现当事人的诉讼效益优化
诉讼爆炸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催生了简易程序,其实质是诉讼效益和公正的博弈结果。效益和公正是一切制度都必须考量的两个相互依存又有所冲突的价值目标,笔者想循着这一逻辑探究民事简易程序的价值起因问题。
(1)诉讼效益的界定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诉讼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使错误的判决成本和诉讼运行的成本之和最小化。前者指错误判决带来的资源浪费,后者指为达成判决而耗费的司法资源”。[1]波斯纳先生实际上提出了可应用在任何制度上的经济分析方法,涉及到诉讼领域,即为诉讼效益。
诉讼效益是诉讼程序的基本价值之一,通常所说的诉讼效益仅指经济效益,即诉讼程序的诉讼收益和诉讼成本比值呈最大值。诉讼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行为,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一般来说,人们在准备提起诉讼时都会对自己诉讼投入和诉讼收益做一个利益预测和权衡,如呈较大负值,人们会选择拒绝使用该程序,否则就成了一种感情自我满足的负气行为。
从经济学角度上使用“诉讼效益”一词,那么其中的诉讼成本主要成分为司法资源。民事诉讼中的司法资源主要是指在民事诉讼中为保护公民的私权利而由司法机关提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人力主要指为进行民事诉讼活动所需要的专职法官、书记员、翻译人员、法警、陪审员等;物力主要指法院为进行诉讼所提供的办公场所、办公设备、通讯设施和交通设备等;财力主要是指民事诉讼活动所需要的经费,如诉讼设备耗能费,各类工作人员的薪酬、生活支出费用,诉讼过程中的诸如勘验费、公告费、翻译费,保全申请费,执行费等。与诉讼成本相对应的是诉讼收益,其是决定诉讼效益的另一个因素。从进行诉讼活动的主体不同而分析,诉讼收益是指主体通过诉讼活动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就当事人而言,诉讼收益是指通过诉讼期待可能利益的实现或不利益的避免;就法院而言,是指收取的诉讼费用数额。无论诉讼结果如何,诉讼活动其本身都不具备创造任何的经济利益的功能,其制度的经济价值在于最大程度上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就是说,“在投入诉讼制度运行的固定成本时,一种诉讼程序越是有利于社会整体资源配置的高效率,那么这种程序的效益就越高”[2]。
(2)简易程序与诉讼效益的提高
民事简易程序对于诉讼效益的提高已得到绝对的认可。就个案分析,无论对法院还是诉讼当事人,适用简易程序所耗费的司法资源和当事人诉讼投入都是远小于普通程序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个方面:第一、对法院而言,适用简易程序无需组成合议庭、无需邀请人民陪审员、诉讼过程简化、缩减诉讼时间等;第二、对当事人而言,适用简易程序可以口头起诉,在一定程度上无需聘请律师,减半收取诉讼费,较短时间结案、一次开庭的结案方式等。
然而我们在一再承认和广泛适用简易程序的同时,容易陷于忽略诉讼公正的误区,易造成零效益的错误判决。正如贝斯勒所言,“成本降低的目的不在于使其中的一种成本最小化,而在于实现两者的总额最小化。如果只想使直接成本最小化,则错误成本可能升得很高”[3]。因而如何设置一种能限制错误判决的简易程序成为问题的关键。
(3)诉讼公正的考量
将简易程序与诉讼公正联系起来,似乎有所牵强,然而笔者赞同章武生教授在其《民事简易程序研究》一文中的公正价值因素分析观点。
诉讼公正包含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方面内涵。笔者试从个案的程序和实体两方面来对民事简易程序的诉讼公正进行考量。从程序方面而言,表面上简易程序比普通程序提供的公正量要小,诉讼当事人对诉讼结果的满意程度要相对有所下降。然而,当事人为了程序的繁琐和满意程度的提升,在实体方面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诉讼成本增加。这不仅有诉讼费、没有上限的律师费,还有反复开庭的交通费、误工费等;其次,诉讼周期的不恰当迟延。“诉讼周期不恰当延长的民事诉讼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对寻求正义的公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4]在我国民事普通程序审限为六个月和没有实质限制的延长,这让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人无法忍受,以致半途而废。
因而,综合程序和实体两方面,简易程序在程序上的简化并不必然导致其公正的降低,该种程序运行下的诉讼结果比之普通程序带来的正义总量要多,也有利于提升司法效能。正如小岛武司在其《司法制度的历史与未来》一书中所提到的:“社会每一个角落能否得到适当的救济,正义的总量——也称整体正义,是否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标准,这才是衡量一国司法水平高低的真正尺度。[5]”
二、保障当事人接近正义之机会
现代国家既然禁止私力救济,就应保障人民能够得到公力救济。司法现代化和程序保障要求扩大司法救济范围,保障所有人,不论贫富均有平等接近、使用纷争解决机构的机会。在民事诉讼中,平等接近正义是指当事人享有平等地通过诉讼机制解决纠纷的机会,也即诉讼制度的构建应充分考虑一般大众通过诉讼程序解救纠纷所应付出的诉讼成本,这一成本应小于其期待可能利益。
我国以宪法条文或国际条约揭示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诉讼权利,然而我国宪法为迎合太过抽象的特点而丧失了实质意义上的诉讼保障。在现实中,普通程序由于高昂的诉讼成本,诉讼迟延和专深的法律素养要求,使得数额不大的、期待可能利益较小的纷争在起诉之前被阻断,致使宪法赋予公民的诉讼权利恰似“镜中花,水中月”般虚幻。然而,在迈向民主社会的征程中,数额不大、法律关系简单的民商事纠纷在数额上占较大比重、在纠纷类型上有其鲜明的特点。正如邱联恭先生指出:“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均为消费者,其因商品之品质或瑕疵之关系,多少会遭遇零星权利有否受到侵害之纷争问题。此种问题实占整个社会问题之绝大部分,因为一个人一辈子很难得有机会打几百万元的官司,但每个人每天都多少有可能遇到自己所买的东西或所交易的事物有瑕疵之问题”[6]。然而诸如此种具有频繁、简单、和广泛特征的纠纷却却因普通程序繁杂、专业的规则被拒之法院门外。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采用推行简易程序、小额诉讼制度来保障公民平等接近正义。
简易程序是对普通程序的简化,简化的不仅仅是程序的一个方面,而是程序的每个细节,包括裁判文书的制作上,这就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了诉讼审限的要求,节约了诉讼时间在同时由于程序的简化,法律专业化要求的降低造就了律师介入程序成为不必要,这样不仅节省了一大笔诉讼费用,同时又大大促进了诉讼进程。民事简易程序较之普通程序简化,减少了当事人诉讼成本,大大缩短了诉讼时限,充分保障了当事人平等接近正义的机会。
三、充分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
“民事程序选择权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民事程序选择权,是指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选择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以及在纠纷解决过程中选择相关程序事项的权利;狭义的民事程序选择权,是指当事人在民事审判过程中依照自己的意志自主选择有关程序事项的权利。民事程序选择权并不影响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它是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为满足当事人的个性化的利益需要、由当事人在发现真实与促进诉讼之间权衡并作出相应的选择而设计的制度。民事程序选择权的主体是当事人,以存在两种以上可供选择的、功能相当的程序机制为前提,主要通过当事人之间在充分权衡其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的基础上达成的合意来实现。”[7]因而在程序法立法上设置两种以上可供选择的程序成为必要。
人权保障要求现代法治国家都承认和落实各程序的当事人及可能受程序影响的厉害关系人是司法审判的主体,享有程序主体地位——程序主体权。因而在民事诉讼程序的构建和立法意图上应充分考虑方便当事人诉讼,实现当事人完全自主的决定是否通过诉讼程序以及通过何种程序进行诉讼以实现自己的期待可能利益,具体表现为程序主体有权自由处分其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处分权原则内涵也强调民事审判制度还应赋予当事人一定的程序选择权,承认当事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合意选择程序的权利,使当事人在追求发现真实和促进诉讼的不同诉讼程序中,有平衡追求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的机会。
程序正义也要求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迈克尔.D.贝斯勒认为,“程序正义也包括当事人自愿和参与诉讼两项原则,即纠纷当事人应有权以其意志决定是否将争执交由法院裁判解决,并且能够负有影响地参与法院解决争执的活动”。[8]。只有充分的认识到保障当事人主体地位的重要性,实现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程序的完全意思自治,这种意思自治不仅是提起程序与否,还应包括何种程序的选择,只有在此法治基础上,才具有讨论程序选择权的现实意义。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对程序选择权做出规定,但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条对程序选择权作出了规定,该条规定,在基层法院受理的一审民事案件中,如果当事人合意选择适用简易程序,如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法院应当允许。但是,显然仅用一个法条规制程序选择权显然难以做到客观具体和完整。权利应当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也不例外。基于此,笔者认为设立和限制程序选择权是完善民事简易程序的又一重大课题。
四、解决民事纠纷类型化的要求
经济纠纷的诉讼程序篇6
关键词：民事诉讼；程序选择权；理论基础；价值
一、民事程序选择权的范围
1.选择纠纷解决机制
各国普遍设立了各种类型的纠纷解决机制来满足社会大众的现实需求。纠纷发生后，争议双方可以诉诸法院，也可以选择仲裁机构，还可以选择调解组织进行调解，至于选择何者则取决于争议者实际需要以及法律的相关规定。根据民事程序选择权的基本要求，纠纷当事人可以比较各自的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之大小轻重，决定选用仲裁程序、非讼化程序或诉讼程序来实现纠纷的解决。
2.协议选择管辖法院
协议选择管辖法院属于比较常见的民事程序选择权。在诉讼法理论上，这种管辖又称为合意管辖。从各国的规定看，这类案件主要集中于合同纠纷案件。对于合意管辖的适用，法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只须具备下列要件：（1）当事人之间有书面协议；（2）当事人的协议不得违反公序良俗；（3）原则上，当事人合意管辖不能改变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1］
3.选择纠纷解决程序
就纠纷解决程序的选择权而言，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当事人合意选择是否适用简易程序。各国民事诉讼法都普遍有类似的规定。普通程序是最为惯用的民事审理程序，然而，普通程序因其程序的规范完整，对于小额诉讼、简单案件仍然显得有些奢侈。从诉讼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简易程序是一种节约成本、快速解决纠纷的诉讼程序。当事人基于程序选择权，合意选择简易程序审理实现了既可以实现实体利益，又可以兼顾程序利益，在二者的平衡点上选择优化的解决方式。
二、程序选择权的理论基础
1.民事程序选择权的哲学之维
在哲学世界，主体、意志、自由都是哲学家展开缜密思辨与理论阐释的重要先决条件。研究法律当然也必须从主体、意志与自由等哲学概念出发。黑格尔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其《法哲学原理》中深刻地指出：“法的基地一般来说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规定性。”［2］黑格尔哲学思想的一条主线就是意志自由、主体自由。黑格尔阐发了一条基本原则，即所谓的“主观自由的原则”，或者说法的主体性原则。这一原则包含了主体的自我意识、个人特殊性、自由、独立自主和能动性等含义。
2.民事程序选择权的法理之基
纵观当今世界各国宪法，大部分国家均在宪法中肯定了公民主体地位。公民因此享有了宪法所明文规定的各项基本权利，如生存权、财产权、政治权利等。具体部门法则是通过具体规定来细化和落实宪法的基本精神，保障公民诸项基本权利的实现。比如民事诉讼法，详尽规定了保障诉讼权利和救济的程序、规则与步骤，既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细化，又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的诸项基本权利，肯定了公民的主体地位，毫无疑问，公民是法的主体。就诉讼权利而言，公民的法主体性直接表现为“程序主体性原则”。这一原则是立法者从事立法活动，法官适用现行法以及程序关系人（包括诉讼当事人）进行诉讼行为时，均须遵循的原则。根据程序主体性原则，程序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以主人公的角色进入到诉讼活动中，对程序的启动、行进、变更与终结具有话语权。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法院与法官必须承认当事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主体地位，保障其诉讼权利的实现，不得任意剥夺与阻却其权利的行使，更不得将之视为审判的客体，对其诉讼权利与利益进行任意的处分。“亦即，就关涉该人利益、地位、责任或权利义务的纠纷解决程序，应当从实质上保障其有参与该程序以影响裁判形成的程序基本权；并且，在裁判做出以前，应保障该利害关系人能够适时、适式提出资料、陈述意见或者进行辩论的机会。在未被赋予这种机会的情况下所收集的事实及证据，均不能成为法院裁判的基础。”［4］
承认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必然要求立法者与执法者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和意志。民事诉讼法中的处分权原则，是民法上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诉讼领域内的运用，它的理论根据和价值前提就是对当事人人格和意志的尊重。从根基上分析，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内首先体现为处分原则，学者们普遍认为处分原则是由私权自治原则演变而来的。贯彻处分原则，就是便利和保障当事人行使民事处分权。而意思自治在民事诉讼领域的渗透决定了当事人对自身权利进行处分的自由。赋予当事人民事程序选择权亦是应有之义。因为，选择权是最原始的意思自治、最基本的处分。便利和保障当事人行使民事程序选择权就是保护当事人对民事纠纷的处分权，就是贯彻处分原则，也就是保护当事人的为宪法所保护的财产权和自由权。因此，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民事诉讼法应充分考虑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赋予当事人选择解决纠纷程序的权利和自由。
三、民事程序选择权的价值
民事程序选择权问题日益受到理论与实务界的关注，除了因为民事程序选择权能够切实反映了当事人主体性因素之外，还说明了民事程序选择权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
1.满足纠纷解决途径的多元化需求
民事程序选择理念的意义在于，应当设置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并赋予当事人根据自身需要而在诸种机制中自主选择的权利。同时，在诉讼程序内部也应设置繁简有别的程序制度，以供当事人自主选择利用，从而避免程序利用上的“强制消费”。［5］司法程序变得愈发人性化，便于人们接近正义。如设置解决小额案件的简易程序，可以满足小额、简易纠纷当事人对效率的优先追求。设置普通程序可以满足当事人对慎重裁判和实体利益的精确追求。设置非讼程序可以满足非讼事件的处理需求。赋予当事人依据不同类型纷争选择不同程序的权利，让当事人在发现真实与促进诉讼之间做出权衡，可避免当事人因追求实体利益而招致程序上的不利益。毕竟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都是纠纷当事人所追求的。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作何种抉择则应当由当事人自行判断。立法者和司法者只能是提供机会，但不可以越俎代庖，代替当事人做出强制性选择。
2.减少磨损，增进诉讼效益
经济纠纷的诉讼程序篇7
一、水事纠纷及其解决机制概述
迄今为止，水事纠纷贯穿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见诸于笔端的可追溯至公元前651年诸侯葵丘盟约中关于水事纠纷的条款。如今，水事纠纷有了高发态势。2012年全国共调处水事纠纷5410件，挽回经济损失9987万元。水利部共受理行政复议案件10件，办结10件。这还仅是记录在案并得以解决的部分，水事纠纷的实际发案率远不止于此。目前，我国水事纠纷泛指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开发、利用、管理、保护、防治水害及其他水事活动过程中因不同地区之间、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由于权利、义务配置不均衡而引起的争端，具有区别于一般的环境矛盾的地缘性、群体性和社会性等特征。从法理逻辑和法律体系构成的角度看，水事纠纷的解决机制可谓途径丰富、层次分明，主要包括诉讼、非讼两大解决机制类型。诉讼解决机制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制度;非讼解决机制又分为和解或协商、调解、仲裁与行政处理(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不论是哪种解决机制，都是建立在水事纠纷可诉性问题得以有效界定基础上的。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下简称《水法》)将之界分为两类：可诉的水事纠纷和不可诉的水事纠纷。
《水法》第56条规定：行政边界区域水事纠纷主要是由有关地方政府协商或上级政府协调解决，诉讼在解决行政边界区域水事纠纷中的地位和作用难以得到充分体现。依据诉讼主体的不同，行政边界区域水事纠纷分为区域政府间水事纠纷(仅限于环境行政监督管理事务)和区域间民事或行政水事纠纷两类。基于诉讼程序的基本原理，前者没有可诉性，后者则具备可诉性。之于前者，当事人是行政机关，目前实践中像这样的官告官诉讼缺乏法律依据，是不可想象的，即使裁决有误，也只能通过行政方式或政治方式纠错而不可能诉诸司法;后者却是典型的诉讼类型，如《水法》第57条所规定的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包括平等民事主体间，以及主管部门与相对人之间的水事纠纷，其牵涉的主体实质上要么均是民事主体，要么一方是民事主体，一方为政府机构或公共服务组织。
依据争议标的属性的不同，可诉的水事纠纷又可分为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结合当事人法律地位的差异，公益诉讼又可进一步划分为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前者在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已有所体现，后者却仅浮于学理论证的阶段。事实上，水事纠纷解决的实践效果与制度设计的初衷相去甚远，水事纠纷发生后的群众集体上访、暴力上访往往成为诱发政治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因素，严重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安定性。如府保河段水事纠纷导致黄河两岸居民、两县地方政府矛盾加剧，致使群众堵桥、堵路甚至大规模上访等过激行为;太湖流域水体污染导致饮用水安全事故，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淮河流域防洪除涝水事纠纷激化了政府间的水事权益矛盾。笔者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水事纠纷的解决充斥着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因素，实难为当事人自愿协商和解、仲裁、民事诉讼，以及单独的行政处理所能够承受，往往案结而事儿未了。因此，行政权在水事纠纷解决中的核心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出于政绩和GDp的片面追求而罔顾法理与生态承载力，部分地方政府存在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和腐败等问题。因此，将水事纠纷行政处理纳入公益诉讼的范畴并付诸于司法实践，可以起到阳光化的监督作用，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则有望成为补救水事管理中政府失灵的良方。
二、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理论溯源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与被诉事由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以及特定的监察机关，针对行政机关或社会公共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和侵权作为致使公益受损或有受损可能的行为，以自身名义所提请的行政诉讼。水事纠纷的行政处理是司空见惯的，而行政公益诉讼旨在以司法督促行政机关严格执法，之于水事纠纷的司法解决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对此，笔者也仅就如何通过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建设加强水事纠纷的司法推进来阐述。考究制度选择的理论渊源，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当性源自理论上的必要性和实践中的可行性两个方面。
(一)理论方面的必要性
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学理研究近年刚兴起，缺乏立法层面的支撑，《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此更是毫无涉及。这与学界普遍呼吁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基本共识构成了矛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法治国家，公权与私权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天然竞争性关系，公权的划界直接关乎私权的实现。行政权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和权威性，恣意行使极易导致权力滥用与违法，造成对私益、公益的严重侵害。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恰恰就是公共权力部门即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性质机构实际侵害公共利益或公共秩序或有侵害之可能的公权力行为。将权力扔进笼子是行政控权理论的核心，也是法治行政的精髓。但是，水事纠纷行政处理的监督主要来源于行政系统内部的自我拘束，缺乏应有的外部力量的限制。水事纠纷的司法解决作为最终处理机制，丰富了水事纠纷解决的制度构造和渠道选择，从外部为行政权力运行加上司法审查的安全阀，有效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与服务型法治政府建设，也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要求完善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的政策要求。
其次，因法律、政策制定的立足点不同，制度性安排必然存在利益上的偏颇与倾斜。中央基于整体利益的考量往往难以兼顾地方利益，局部利益不得不作出妥协，但这种心不甘，情不愿的态度反馈在执行上就是不作为或表面作为，甚至盲目抵抗。这种现象在水事纠纷处理过程中往往更加明显。
最后，一元宪政体制下，司法权理应归属国家。我国法院的人、财、物均受制于地方政府，极易导致司法权的异变。司法权力行政化、地方化，造成司法手段难有作为的现实窘况。这种泛政治化处理的传统行政思维在水事纠纷解决机制上的表征就是行政权力干预既普遍又传统。然而，诉讼权乃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宪法保护。依据司法最终原则，行政权侵害公益的行为理应如私益行政诉讼救济一般同样获得司法作为最基本、最权威解决机制的约束。法律必须设法给没有利害关系或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居民找到一个位置以防止政府内部的不法行为，否则便没有人能有资格反对这种不法行为。随着普通法上诉因理论的突破，即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公益代表或主张机构、个人均有权提请行政公益诉讼，立法应保障其诉讼权利。水事纠纷涉及公益损害的当然也在其规制范畴，而这在学理研究中业已达成了共识。
(二)实践层面的可行性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性安排在英、美、法、印以及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均获得了成熟的实践经验，诸如美国的公民诉讼、法国的越权之诉及日本的民众诉讼等。我国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可以充分借鉴域外法，取精去粕，保持后发优势。另外，学术界和实务领域的共同呼吁也为行政公益诉讼立法提供了一定的舆论基础，特别是水事纠纷经行政处理难以案结事了又常常存在诱发政治群体性事件之可能，诉讼途径自然就成了水事纠纷解决的新期冀。而且，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治理模式的急剧变革，使得《宪法》赋予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在日常生活中逐步得到落实，为水事纠纷当事人享有行政公益诉讼权利奠定了法律基础，特别是公益诉讼条款先后被纳入《民事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之后。当然，现代公民的养成也为行政公益诉讼方式解决水事纠纷提供了现实条件。
三、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形塑
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确认不仅取决于现行法有关公益诉讼的基础性规范，还受到实践效应的具体影响。毕竟，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经实践证明的有益经验自然可以上升为法律，而这也符合我国法律制度由政策先行向立法在后的基本衍生脉络。因此，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理应建立在对既有司法审判实际工作经验的充分吸收与反思基础之上。
(一)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司法实践及其法律问题
鉴于水事纠纷的特殊性及其矛盾处理的复杂性，我国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较之一般公益诉讼或水事纠纷案件，实践操作过程中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更显繁多，也更难解决。以司法审判的基本程序为界分标准，可以将之归纳为立案、审理以及执行三个层面的法律难题。
⒈立案难。立案是确定案件性质的必要前提。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案必须以行政行为违法为前提，并具备立案的理由：事实、法律和程序条件。实践中，公益诉讼面临着立案难的窘况。法院常以缺乏相应诉讼法依据裁定不予受理，更何况是牵涉到民告官的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造成老百姓信访不信法的局面。如前文所述，相较于其他社会矛盾，水事纠纷往往牵涉复杂的利益关系，具有涉案面广、容易恶化等特征。我国司法审判公权力色彩浓郁，除考虑法律因素外，又要综合考量其他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法院往往不能独立行使审判权，相对棘手的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被驳回自是可期。诸如2014年广受争议的浩勒报吉地下水超采和污染纠纷案件的起诉屡屡被拒一事。
⒉审理难。自然资源环境拟人化的准主体地位和资格使得自然资源环境法律关系不在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形成了一种三主体法律关系。环境法并非单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是通过一定领域的社会关系的调整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环境法具有技术性的特征，水事纠纷作为常见的环境问题其司法解决要求具备较强的技术能力，传统的审判机制恐难胜任复杂水事问题的处理，诸如证据、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的认定。特别是目前公益诉讼尚未得到《行政诉讼法》的支持，程序法依据不足。所以，实践中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普遍存在审理难的情况。虽有相关案例，但我国法律制度承袭大陆法系，没有案例拘束力的传统，加之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和司法裁量权的宽泛，往往出现异地管辖同案不同判的尴尬局面。因此，许多学者倡导采取集中管辖或成立专门法院、专门法庭来审理水事纠纷等环境案件。
⒊执行难。我国环境立法重实体、轻程序，多原则、少规则，缺乏可操作性，水事纠纷亦如是。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强调对公权的制约、监督，强调公民参与和信息公开，审判结果一旦不利于自身利益，必然遭致行政机关和公共服务组织的抵制，实践中不乏判决后不执行的先例。所以，为保障司法的权威和推进司法权之于行政权的竞争力，此次《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稿)》第48条进一步明确了行政机关不执行法院判决的责任：一是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情况予以公告;二是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
(二)完善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造的建议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区别于一般行政诉讼，规则条款的设计应有其特殊性。笔者旨在以诉的三要素之诠释为基础，探讨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成。
⒈诉的主体，即原告的资格确认。我国行政诉讼当事人资格依旧受到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原则的束缚，要求原告和诉讼标的之间存在独立、排他的利害关系。依据法理与经验，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原告无外乎包括监察机关、公益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其中，颇受争议的主要是检察院和公民的原告资格问题。首先，检察机关提请公益诉讼在国际上已是司空见惯，但在我国，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效仿刑事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双重身份的行使而罔顾法律定位上的功能性冲突，以其为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是一种妥协。这般做法将遭遇诸多法律难点，如反诉、抗诉、赔偿款的给付以及司法资源等问题，尤其是牵涉到司法调解。虽然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受到严格限制，但是极个别情况下应当承认审理行政案件适用调解。此次行政诉讼法修订对例外性地适用调解未作出明确规定，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水事纠纷案件的处理一般遵循协商先行的原则，以检察院为原告，因其特殊身份，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存在调解程序的适用性难题。加之体制的制约，检察院介入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执法不力的现况，反而被赋予了过高的期望。但是，正如曹明德、赵卫民等学者所认为的，以检察院作为原告的好处是可以防止滥诉，因为检察院作为国家机关最不可能代表私人利益，同时宪法也规定它有控告、检举、揭发他人的权利，作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它可能不是最好的，却是最恰当的。其次，受诉因原理的制约，行政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没有放宽到一般公民。但当下对个体权益的保障正逐步加强，环境权假说和行政诉讼公众参与的法治要求均为公民享有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权利奠定了理论基础。有学者建议在《环境保护法(修订)》中增加关于公民环境权的规定却并没有获得立法支持，一个比较堂皇的理由就是防止滥诉。实践证明这种忧虑是多余的。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具有普通公益诉讼的一般特征，即原告与其欲求实现的诉讼效果之间没有人格上的、私人独占的或者金钱上的利益关系。这也影响了公民提请诉讼的积极性，造成环保法庭几近门可罗雀，法官纷纷被抽调的事实。
⒉诉讼标的，即水事纠纷发生并请求司法裁判的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涉及立法上的诉讼竞合以及司法程序的问题。首先，实践中，针对水事纠纷行政处理中的政府失灵现象，公民既可以依据私人检察官理论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的方式监督公权力依法运行，敦促行政机关尽可能快捷处理水事矛盾，又可以凭借诉因原理选择行政诉讼方式来维权。这种制度安排表面上看似乎存在竞合现象，实质上却没达到非此即彼的竞合效果。毕竟公益诉讼应以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影响等为诉讼请求，并不代行对受害人损害进行具体索赔的权利。即便因为公益侵害存有一定之补偿，资金用途却明显受限将用于公益恢复，不支付给受害人，而且政府机关通常并非水事矛盾真正的义务主体，所以，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与民事侵权诉讼的提请是并行不悖的。其次，行政诉讼涉及面广、办案阻力较大，特别是牵涉水事纠纷等行政色彩浓厚、复杂程度高的案件。本着节约司法资源的原则，可以先于行政公益诉讼设立前置程序，最大化地提高司法监督的实效：穷尽行政救济，减少诉累。在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法治研究中心的《行政诉讼法修正案》专家建议稿中，应松年提出了类似构想：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之前，还应设置一个前置程序，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在发现行政机关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时，首先应向该行政机关提出纠正的建议，检察院可以提出检察建议，行政机关不予回应或不予改正的，才能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当然，特定情况可以不经前置程序径行起诉：⑴行政主体明显缺乏管辖权的;⑵通过前置程序，将给公共利益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害的;⑶争议主要是法律适用问题的，不存在事实争议的情况下，通过前置程序只会导致资源的浪费，贻误挽救公共利益的时机;⑷行政主体故意拖延或明显不可能给与公正救济的;⑸其他的通过前置程序不利于维护公共利益的。
经济纠纷的诉讼程序篇8
【关键词】仲裁；民事诉讼；互动
仲裁作为“民间司法”、“准司法”手段，它与诉讼具有多方面的联系。
仲裁和民事诉讼作为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相互辅佐，相互并存，又以其各自相互独立的调整机制而相互独立，是现代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这种前者作为准司法运行程序和后者作为司法运行程序的本质区别，却在互动的关系中是我国民事纠纷在社会成员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得到了最有效的解。
仲裁是指在其民商事纠纷发生后达成协议，资源将它们之间的争议交给他们共同选定的第三者裁决，第三者做出的裁决对他们发生法律效力的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或制度。
民事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及其它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审理民事案件和解决民事纠纷所进行的国家法律行使，以及由这些活动所发生的关系。
如果我们仅从概念出发，似乎找不到二者的切合点，更看不到二者的互动关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或许二者还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但是我们对这两种制度进行深层剖析之后，便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在许多共同法理基础指引之下，确实存在着互相裨益的地方。
一、仲裁和民事诉讼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互动关系
仲裁和民事诉讼具有同源性。也即二者在起源上具有同一性。仲裁的历史非常悠久。据说远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城邦国家之间即采用仲裁的方法解决它们之间的争议。一罗马的法学家将仲裁发展成为一种制度，成为“仲裁诉讼”。在这种诉讼中，审判员根据当事人的仲裁协议进行裁判，根据“善良和公平的标准”判定。也许我们并不能十分肯定地称这种制度为仲裁制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具有仲裁的雏形，即将纠纷交由待定第三者处理。民事诉讼制度的确立也是源于第三者公断模式的出现。第三者公断所形成的机理和规则，不仅成为程序法文化的来源，而且作为更广阔的人类纠纷解决方面的文化被继承，使得不同民事纠纷处理方法存在着一些共同理念，民事诉讼与仲裁亦是如此。仲裁成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法律制度，远比民事诉讼形成的晚，可以说是依托民事诉讼而产生的。因为仲裁具有与民事诉讼性质相同的纠纷解决对象，当然了仲裁所解决纠纷的范围时囊括在民事诉讼之中的，民事诉讼规则相对完善，成为仲裁制度理想的参照体；仲裁受到法院的审查，运用诉讼理念监督仲裁成为自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时至今日，由于国际商事纠纷的大量涌现，又由于民事诉讼不断的爆出自己的弊端，因而是仲裁制度发展获得了有利的契机，仲裁制度因此而日益完善。当然，仲裁制度的优点民事诉讼也在借鉴，二者在历史的洪流中互相碰击、互相补充、互相促进。
二、仲裁和民事诉讼法在司法理念上的互动关系
就理论分析而言，仲裁包括两个方面的因素：合同因素与私法因素。而民事诉讼对纠纷的解决主要依靠审判权因素。仲裁权是仲裁基础基于当事人的授权而具有的权能，是当事人“私权的让渡”；而审判权是国家赋予审判机构的权利；两者以解决民事纠纷的同一性和法制同一性的目的构成其联系基础。审判权为仲裁权的正确行使予以支持和维护，如果仲裁机构没有正确行使仲裁权，审判机关则行使审判权对此予以纠正；仲裁机关通过行使仲裁权使法院的办案压力得到缓解，促进司法效率的提高，且通过正确行使仲裁权使人们对“准司法”的信任程度大大提高，由于“准司法”的权威得到了肯定，那么对支持和监督的审判权的权威自然也会提升。人们对仲裁和民事诉讼的信赖使得人们之间发生的纠纷能够得到公正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纷争数量迅速增加，纷争内容复杂多样，但与此同时法官素质的限制，诉讼程序的复杂，诉讼的迟延、司法资源的匮乏、高额的诉讼支出、诉讼结果的不确定等弊端，严重干扰着审判的公正和效率，损害着司法权威。而仲裁使这一切诉讼弊端都可以降到最低处。而仲裁的自愿性、灵活性、保密性、快捷性、经济性、专业性等优势使案件一般能够得到迅速及时的处理，从而减少社会在纠纷解决方面的成本和代价，更及时有效的调整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并有效的节约司法资源。
三、仲裁和民事诉讼在价值体系上的互动关系
由仲裁和民事诉讼发展的同源性可以看出，仲裁和民事诉讼都是顺应“定纠止争”的需要而产生的。而这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代社会中都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仲裁在民事诉讼诸多弊端中发挥着化解和辅助、补充的功效。随着社会发展，人类交往的加速进行，多种纷争产生，使诉讼这种传统方式在应对这些纠纷时显得力不从心，需要能够体现多重价值目标的纠纷解决方式出现，仲裁制度应运而生。二者都可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保护交易安全，保障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转，从而使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都获得极大的发展。两种价值体系的互动影响决定了民事诉讼与仲裁之间关系的深层次的关系，仲裁依托民事诉讼产生，随着大量国际商事纠纷的需要，仲裁又渐渐从诉讼的桎桔中走出来。仲裁和民事诉讼利用其自身程序价值的优势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各自重要的角色，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不可估量和潜在的作用。
四、二者在具体法律制度上的互动关系
在一些国家，仲裁程序规定于民事诉讼法中（例如德国）。我国制定了独立的《仲裁法》，但民事诉讼中也有一些关于仲裁的规定。这种立法体制和具体法律制度都体现了仲裁和民事诉讼的互动关系。我国《仲裁法》第63条规定：“被申请人出让证据证明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第15条第3款规定：“中国仲裁协会依照本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制定规则。”第73条规定：“涉外仲裁规则可以有中国国际商会依照本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制定。”第75条规定：“中国仲裁协会指定仲裁规则前，仲裁委员会依照本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可以制定仲裁暂行规则。”此外，仲裁法中关于、回避、举证、调解、缺席裁决为规定，均于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相同或相似。上述规定表明了仲裁与诉讼立法上的借鉴与互补关系。
五、我们应当推动仲裁和民事诉讼的互动关系
将仲裁和民事诉讼的互动关系整合于整个民商民事纠纷机制中。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
（一）扩大仲裁的受案范围，分担民事诉讼的案件压力
我国仲裁受案范围采用的是概括式、列举式、排除式的规定。即提交仲裁解决的纠纷限于合同纠纷和非合同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但是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还有劳动争议和农业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不能使用仲裁法的规定。而且我国仲裁法规定在申请仲裁之前，双方当事人之间必须有有效的仲裁协议，否则不能启动仲裁程序。笔者认为仲裁虽为“准司法”的性质，但是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优势，我们应把受案范围扩大到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除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外都可以申请仲裁，笔者认为仲裁的目的是“定纠止争”，同样也是一种中立的角色，应当是为双方当事人化解纠纷而努力的，因此对于涉及人身方面的纠纷可以考虑纳入仲裁的范围，仲裁结果由法院认可后生效，以保证其稳定性。另外，既然仲裁具有民间性和自愿性，仲裁协议不一定成为申请仲裁的不要前提，是要双方当事人合意仲裁，提交仲裁申请即可。这样便可以解决民事诉讼案件大量积压，诉讼时间过长，诉讼效率低下等问题。
（二）改革仲裁程序，脱离于民事诉讼程序的限制
仲裁程序自然具有很强的诉讼色彩，过于严格，缺乏灵活性。这严重影响了仲裁作为民间性、自愿性、独立性的发挥。一整套严密的程序似乎在表面上看来是出于严肃性和经济性出发的，但是却排斥了仲裁员自主性、能动性的发挥。笔者建议应该组成仲裁庭的仲裁员针对具体案件创设具体的仲裁程序，具有在保证公平、公正、效率前体现的创造权。或者创设几种程序，让当事人有选择权。
（三）协调司法对仲裁的监督，加大司法对仲裁的支持
按照仲裁法的规定，仲裁过程中的证据保全、独立保全，需要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予以裁定，仲裁裁决的执行需要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予以执行；仲裁的监督法院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予以监督。对于仲裁法没有规定的某些内容，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司法对仲裁支持的同时也是监督的一种表现，而私法对仲裁的监督又是支持一种表现。但现实生活中，这些制度存在着许多问题。仲裁机构转交申请后法院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予以支持，但是由于这一程序耗时较长，而保全有发生在一些特殊紧急情形下，如果保全不及时就会影响到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因此笔者建议赋予仲裁机构在紧急情况下可采取一定保全措施的权利，事后再向法院申请予以支持，如果保全有误，则保全所造成的损失由当事人承担。另外法律规定法院对仲裁的裁决可以予以撤销或不予执行，但法院这种司法监督的做法并未听取仲裁庭的意见，只是根据仲裁材料或当事人提供的材料而做出的单方决定，这难免会由司法不公正之嫌。笔者还建议司法对仲裁的监督只限于程序上的监督，而不应对实体进行监督，给仲裁机构以充分的裁决权，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对案件审理是最公正的，公正是相对而言的，况且仲裁员大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应对仲裁员给予充分的信任。我们不能一味的强调司法对仲裁的支持和监督，我们应看到或重视仲裁的功能，使二者在最大限度内促进对方的发展，发挥自己的最大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仲裁、民事诉讼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体系中的作用，推动仲裁和民事诉讼的互动关系，让仲裁和民事诉讼机能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中得到完善和发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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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的诉讼程序篇9
一、实践中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适用诉讼中止程序存在的问题
但是，由于存单纠纷案件比较复杂及当事人的利益驱动，也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对适用诉讼中止的条件规定得比较笼统，造成在审理存单纠纷案件中适用诉讼中止程序时存在以下问题：
1、某些法院存在着无限期地适用民事诉讼中止程序，使得民事流转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存单纠纷案件中，当事人特别是金融机构一旦败诉，就要承担支付本金和利息的民事责任。虽然有些案件事实非常清楚、法律关系也比较明确，不需要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介入就能查清民事纠纷的事实、分清责任。但某些金融机构出于利益的考虑，可能会先行报案由公安部门或检察机关对此案件进行刑事立案侦查，然后以此案为金融刑事案件为由要求人民法院中止审理此案。法院一旦中止审理此案，由于案件的主要经办人一般均已在逃，加之公安部门和检察机关对案件的侦破并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这正是某些金融机构所希望的），使得案件的嫌疑案犯久久不能落网，案件案在公安部门和检察机关无限期拖延的结果，使得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审理也不得不无限期地中止下去，这就使得本来比较简单的法律关系人为地复杂化了，使本应该明确的民事流转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这就对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保护合法经济主体，促进交易的程序价值理念造成伤害。
2、某些法院也存在着没有查明案件的事实，没有分清责任就将民事责任判决给金融机构承担的情况。
与第一种情况相反，有些存单纠纷案件非常复杂，特别是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中，采用的是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人民法院按照当事人在此非法借贷案件中的过错程序来判决金融机构、出资人、用资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大小。如果金融机构的经办人员在逃，用资人及出资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联合起来共同作出不利于金融机构的陈述。如果银行的经办人员及用资人均在逃，出资人往往为了推卸自身参与非法借贷行为的过错法律责任，在答辩时往往隐瞒事实真相，否认自身没有向金融机构交付资金、指定金融机构将资金转给用资人的事实，或者是推说自己已将资金交付给金融机构并且接受金融机构的指令半款项转给用资人，以此达到加重金融机构的民事责任的目的。而在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中，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如果用资人不能偿还本金，金融机构要承担从100%～20%不等的本金返还责任。金融机构往往因负案人员在逃，难以找到使自己摆脱或者减轻民事责任的证据，往往要承受自己本不应该承担的民事责任。此时，人民法院应该适用民事诉讼的诉讼中止的程序，待公安机关和检察部门查清案件的前后事实后再定性判决，以保证裁判的公正性。
3、由于《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若干规定》对人民法院适用诉讼中止的条件规定得比较笼统，容易产生理解上的分岐及适用上的随意性。
最高人民法院在该规定中指出，审理存单纠纷案件时适用诉讼中止的条件是：“如案件当事人因伪造、变造、虚开存单或涉嫌诈骗，有关国家机关已立案侦查，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鹉中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对于以上条文各地人民法院的理解不甚相同。有的法院认为以上三个条件事实上是相互独立的，只要符合其中一个就可适用诉讼中止；有的法院则认为：以上三个条件是并列关联关系，只有三个条件均满足时才能适用诉讼中止。由于各地法院对此条文理解不相一致；加之该条文过于原则化，这就给了各地法院在审理存单纠纷案件中适用诉讼中止程序一个很大的自由掌握的空间，从而容易产生前面两种使当事人的利益受到损失的情况。
二、存单纠纷案件中适用诉讼中止程序的具体条件
为了能够消除在审理存单纠纷案件中适用诉讼中止程序存在的上述问题，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使人民法院的审判更加公正和有效率，笔者建议一是对审理存单纠纷案件中适用诉讼中止程序的条件进行更加严格周密的规定，二是如果审判实践中存在人为不正常的诉讼中止或不中止的情况时，赋予当事人有自我救济的权利。
（一）存单纠纷案件中适用诉讼中止程序的具体条件
笔者认为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中适用诉讼中止程序的条件应作严格性的解释，并增加一些新的限制性条件，当以下条件同时满足时，可由当事人申请诉讼中止，人民法院经过审查后裁定或法院直接依职权作出。中止诉讼的裁定应制作裁定书送达当事人，也可以口头裁定的形式通知当事人，口头裁定必须记入笔录。
1、该案当事人有伪造、变造、虚开存单的行为或涉嫌诈骗已被羁押或在逃的；2、公安部门、检察机关对该案已经立案侦查；3、存单纠纷案件需要刑事案件查明相应的事实并作出判决之后才能审理。
对于第三个条件因存单案件是一般存单纠纷案件和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而有所不同，需要分别加以探讨；
（1）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下适用诉讼中止程序需要由相关司法部门查清的事实：
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审判的关键在于审查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以及审查存单单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建立存款关系的真实性。由于《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将对存单持有人与金融机构之间是否存在存款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金融机构，而金融机构有时往往因承办本业务的工作人员在逃很难举出证据证明存单持有人与其是否建立的真实存款关系。金融机构需要公安机关，检察部门的配合才能查清相应的事实，实践中需要提起诉讼中止由相关司法部门配合查清事实的情况主要有：
第一、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营业柜台向存款人出具虚假存单或在记载上存在瑕疵的存单，私吞款项或携款逃跑后，对双方建立存款关系的数额认定有很大争议的；
第二、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或其他人伪造银行存单到客户处揽存，所得款项未交单位，引发存款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纠纷，如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或其他人员在逃，难以确定存款人交付的款项数额的；
第三、当事人恶意串通骗取金融机构的存单，金融机构虽然出具存单的意思表示有瑕疵，但存单是真实的，如主要当事人在逃，而案件中对款项是否交付有争议的；第四、因存款被冒领，冒领人已经逃跑，法院对存单持有人与冒领人相互串通，骗取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款项事实难以认定的。
（2）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中适用诉讼中止程序需要由相关司法部门查清的事实。
因为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不同于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中由金融机构来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况，是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的原则，对于此非法借贷行为人民法院按照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来分配相应的民事责任。所以当事人的过错特别是金融机构的过错大小就成为人民法院应该首先查明的事实。而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大小是以以下两个法律事实表现出来的：
第一、出资人是将款项直接交付金融机构还是直接交付用资人；
第二、是金融机构指定出资人将款项交给用资人，还是出资人指定金融机构将款项交给用资人。
以上事实常因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和用资人在逃难以查清，而出资人一般由于受利益驱动往往对金融机构的过错加以夸大。因此笔者认为在以上两项事实难以查清的情况下由金融机构申请或者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适用诉讼中止的程序，待相关司法机构查清犯罪事实后再行审理。
（二）存单纠纷案件中适用诉讼中止程序时当事人的救济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赋与了人民法院在决定诉讼中止程序时的较大职权。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是否在审理案件中适用诉讼中止程序由人民法院决定；第二、适用诉讼中止的时间长短由人民法院决定；第三、对于恢复诉讼的审理，诉讼中止的解除也要由法院来决定。当事人对诉讼中止的裁定不得上诉，也不得申请复议。笔者认为以上规定带有比较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实践中可能会存在某些法院的审判人员主观臆断或一方当事人庭下与某些审判人员串通产生使另一方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笔者认为应该从程序上规定对当事人的救济措施。
1、当事人可以提出适用诉讼中止程序的申请，由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审查后决定。改变以往单独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单独作出的情况；
2、当事人对于诉讼中止的申请被驳回时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对于复议的申请人民法院应作书面答复；
3、当事人对于法院中止诉讼的裁定有异义时可以向受理该案件的法院的院长申请复议一次，对于该复议的申请法院也应做书面答复；
4、当事人对于人民法院继续审理，解除诉讼中止的裁定如果有异议时，可以向受理该案件的法院的院长申请复议一次，对于该复议的申请法院应做书面答复。
经济纠纷的诉讼程序篇10
党宏伟（1992.03-）：女，河南南阳人，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本科，研究方向：民商法。
摘要：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是当前经济法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目前现有诉讼体系中还没有独立的经济诉制度，要从根本上解决实现经济法可诉性的障碍，就必须完善经济诉讼机制，扩充法院的功能。本文针对我国经济法诉讼中存在的相关问题，以诉讼程序为对象，提出了诉讼制度方面的对策，旨在完善程序法上的经济诉讼法律制度。
关键词：经济法；可诉性；经济诉讼
一、经济法可诉性实现的障碍
大量经济法纠纷不能提交司法解决在我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法纠纷也较之于其他纠纷更难接近司法。经济法可诉性实现的障碍，以经济法纠纷是否能被法院接受处理为标准，可以分为不能诉的经济法纠纷和不愿诉的经济法纠纷两大类。
（一）经济法纠纷不能诉的障碍，是指即使纠纷当事人将纠纷诉求司法解决，司法机关也不会受理的经济法纠纷。在大陆法国家，法院对于来的案件只能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法院必须受理，不能诉是由于法律规定不能诉；普通法国家，法院对受理案件存在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除了法律明文规定不能诉的以外，其他案件是否能诉，取决于法院“自我克制”的程度，导致不能诉的因素就有两个，一是法律规定不能诉，另一是法院认为自己不应当受理。法律规定不能诉，是指立法者没有赋予法院处理某些经济法纠纷的权力。导致立法者做出这样的规定，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认为有些经济法纠纷不适合于审判；二是有些经济法纠纷属于行政机关裁量权范围，基于司法、行政的分权，司法机关无权介入。但是，哪些经济法纠纷不适合于裁判呢？其标准是什么？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在哪里？哪些经济法纠纷司法机关无权处理？这不仅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而且，各国的实践也大相径庭。
（二）经济法纠纷当事人不愿诉的障碍可诉性只是为经济法纠纷提交司法解决提供了可能，纠纷是否进入司法程序，有赖于当事人诉求于司法。既然纠纷有多种解决方式，当事人当然可以选择其他的解决方式。但问题是，如果纠纷在通过其他途径不能得到很好解决的时候，当事人仍然不愿意寻求司法救济，就有必要探讨其中的原因了。如果存在当人接近司法的太多障碍，那么，可诉性就只是纸面上的可诉性。影响当事人选择司法途径解决经济法纠纷的障碍因素除了各类纠纷司法解决普遍存在的解决纠纷的成本过高、诉讼迟延等原因外，“搭便车”心理也是其中重要原因。经济法纠纷涉及的往往是有关公共利益的问题，许多违反经济法的行为损害的是多数人的利益或者公共利益，这样，当某个受害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与加害人发生纠纷时，此时他维护的就不仅仅是自己的权益，还同时维护了其他受害人的利益，产生了正外部性。正是由于这种外部性的存在，诱发了“搭便车”心理。每个权益受损的人都希望别人去维护权益、侵权人，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结果是大家都不愿意去。
二、完善我国经济诉讼的建议
要完善经济法的可诉性，首要的就是从诉讼程序入手，要尽量发挥现有诉讼模式的优势，在现有诉讼模式中给予纠纷解决。对于侵犯经济权利，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人，则可以另设特殊的经济诉讼模式解决此类纠纷。具体制度可作如下设计：
（一）创设经济公益诉讼制度
鉴于我国存在经济法案件审判盲区，为更好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应突破传统的诉讼理论，建立一种新型诉讼制度——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经济公益诉讼并非指以往我国各级法院经济审判庭进行的经济合同纠纷审判活动。经济公益诉讼是一种特殊的诉讼制度，特指一切组织和个人根据经济法律、法规的授权，对违反经济法，侵犯国家经济利益、社会公共经济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出，要求对违法者给予经济制裁的一种诉讼制度。这一制度是完全独立于我国原有三大诉讼法制度之外的第四种诉讼制度。
经济公益诉讼具有以下特征：1.公益诉讼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私益诉讼是为了保护个体的权益，而公益诉讼则是为了维护国家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经济利益。2.经济公益诉讼成立的前提既可以是经济违法行为已造成了现实的损害，也可以是仅有发生损害的可能、但尚未成为现实的损害。3.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可以为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任何组织和个人。
（二）建立行政程序前置的经济法诉讼规则
一般应以行政先行处理为前置程序。建立经济法的独立诉讼制度，并不是要削弱行政机关的执法权能，而是要调动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为当事人提供更为全面的权利救济。为了充分发挥行政执法机关权能，避免滥用诉权，社会公众对经济违法行为应先向行政机关举报，只有在行政执法机关不予受理或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处理，才可提起经济诉讼。
（三）关于原被告的规则设计
1.扩大原告的范围：不仅受害人有权，而且其他一切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组织和个人也享有权。经济诉讼带有公众之诉的特性，在理论或制度设计上，可能是个人、特定的群体或特定的国家机关，都可以享有权，的名义可以有特别的规定。例如：《美国区法院民事诉讼法规》规定：在法定情况下，保护别人利益的案件也可以用美国的名义提起。
2.扩大被告的范围：包括一切对社会经济整体、全面、长远利益构成威胁或造成损害的组织和个人，不同于行政诉讼将被告严格限定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
（四）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在举证责任的设计上，可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举证责任主要由被告承担，原告只需列举发生经济利益受损或可能受损的事实；若被告举不出反证，则法院、可判定被告经济行为违法，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由于被告大多在信息、经济实力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而提讼的原告则一般处于弱势，若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显然难度比较大。为体现经济法追求实质公平的宗旨，有必要在举证责任上做出有利于原告的设计，以防止当事人提出的许多经济诉讼案件因证据不足而败诉，社会的公共利益也因此不能获得救济的后果。
（五）调解原则的适度适用
这一原则一般仅适用于请求损害赔偿的自诉案件，由于公诉案件直接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所以不能适用调解原则。在经济诉讼中，调解原则只适用于当事人自身利益的民事赔偿范围，对于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赔偿，以及行为人应负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则不允许适用调解制度。
最后，为保障和鼓励民众切实行使经济法诉权，应当区别情况收取或减免诉讼费用，尤其是对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人原告给予重奖和特别保护，以提高他们检举、揭发、控告经济违法行为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经济法具有可诉性，并且这是一种应然属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完善经济法的诉讼制度将为我国适应司法救济宪法化、国际化、社会化的趋势，探寻经济法上权利的司法救济提供有力保障。（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