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产的背景和意义篇1
关键词：劳动权发展规律自然权利
劳动权是指人们享有劳动的机会和适当的劳动条件，以使自己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实现其劳动力价值，获取劳动报酬并最终获得生存和追求发展的权利。它是以就业权为核心，以劳动报酬权、劳动安全权等为主体的一组权利之和。劳动权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本文将对劳动权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考察，从而挖掘其产生的一般规律，并分析其对我们正确理解劳动权的启示。
一、劳动权的历史发展渊源
“契约自由”的原则与“私法自治”精神是在传统“自由权”延长线上的产物。在资本主义早期，资产阶级刚刚摆脱封建特权的束缚。在经济上，为了保障商品经济发展，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所谓“干预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在法律上则最大限度地保障对自由、平等、人权的实现。在私法领域，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确立了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和过失责任四大民法基本原则。
但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以“契约自由”来规范劳方和资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容易忽视两者之间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从而造成明显不公的后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剥夺或削弱劳方本应享有的“契约自由”。“契约自由”的运用，使资方拥有片面决定契约内容的绝对自由，劳动者只有决定缔约与否的自由（即被动地决定是否接受资方片面决定的契约条款）。而在劳方急需工作以获得生存必需条件的现实制约下，契约自由对劳动者而言，“不缔约”的自由在极端的场合甚至可理解为“饿死的自由”。在此种情况下，劳动权无疑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否则，长此以往，将会引起劳资对立乃至造成社会动荡、政治不安定，最终会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存续。
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危机，保障自由权与平等权，资本主义国家伸出了“干预之手”，对经济实行“两只手”并用的政策，同时，对“契约自由”进行干预，从法律角度肯定了劳动者的劳动权。最早把劳动权作为明确的法权概念提出来的，是奥地利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法学家安东·门格尔，他在1886年完成的《全部劳动权史论》中提出：劳动权、劳动收益权、生存权，是造成新一代人权——经济基本权的基础。
此处的劳动权意味着，在现实社会中，国家应当保障经济、社会地位居于弱势的劳工，能借团结的力量，站在与资方对等交涉的地位上，实现实质的契约自由原则，获得合乎人性尊重的最基本手段性权利。此种权利的保障，在今天已为各国所普遍接受，并且不同程度地在宪法和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
二、劳动权的一般发展规律
“一切法权现象只有理解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社会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把握其底蕴”。我们探究劳动权产生发展的渊源和过程，是为了发现其产生变化的背景及其宗旨，以从中获得当今立法的启示。
从劳动权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劳动权本身作为自然权利，是不证自明而不可放弃的。这里，我们涉及其产生条件，并不是否认其自然权利的属性，而是考察权利法定化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从中发现其逐步得以法定的一般规律。
（一）经济背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生产技术落后和物质产品匮乏的条件下，通过劳动谋生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必须进行而没有选择的活动，也就是说，此时，劳动尚作为人的生存行为而非权利需求而存在。工业革命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劳动力成为商品，被市场需求并得以自由买卖，进入到所有权的行列。保持和享有劳动力的劳动者的权利——劳动权得以凸显。
（二）政治背景——权利意识的强化
安全生产的背景和意义篇2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安全出版“走出去”现实意义责任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经济的全球化带来文化的全球化，当今世界文化逐渐呈现出多元化格局与多元趋势。然而全球化的本质必然带来文化掠夺和文化入侵现象。著名学者河清认为，“全球化”的潜在之意是削弱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使美国主导的跨国金融资本和经济势力畅行无阻于全球各地，最大限度地攫取各国的资源和财富。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展，对本土文化造成缓慢而重大的影响，从根本上起着重塑人们文化经验、文化认同和生活方式的作用，进而从总体上对国家文化安全构成挑战和威胁。[1]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
1.文化安全的概念
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安全在不同时期的概念侧重也不尽相同，结合全球化背景，笔者倾向认为，文化安全主要是指一个国家保证文化的性质得以保持、文化功能得以发挥、文化利益不受威胁和侵犯的功能状态。其核心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2.文化安全的发展
文化安全问题引起世界人民的关注始于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理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已逐渐被各国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文化安全作为冷战后，全球化背景下凸显出来的国家安全的一种新的安全形态，现实地成为当代国家战略决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现状和未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变动中的世界格局中的战略位置和分量，从而现实地成为一种国家大战略。”[2]
3.我国文化安全的提出
总体上来看，我国文化安全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被动参与期（鸦片战争到）、阻隔期（到新中国成立）、游离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主动参与期（改革开放至今）。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党始终坚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将文化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并列，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1998年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这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标志着我国文化安全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二、出版业与国家文化安全
对我国来说，出版是文化创新和传承的重要渠道，出版物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领域，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出版者是文化安全的重要把关人和捍卫者，他们承载着重要的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在文化安全战略上也应承担起重要的国家责任。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3]
1.出版业的文化功能
文化体制改革之前，新闻出版业主要发挥文化事业功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文化产品，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将新闻出版归属于文化产业。无论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出版业都有其与生俱来的文化功能，这种文化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文化积累功能。出版通过记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各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实现大量复制和广泛传播，从而实现文化的积累功能。
第二，文化创造功能。图书出版业在组织图书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能够按照国家或民族文化生产的总体要求对数量众多而分散的社会文化创作行为进行规划、组织和协调，组织实施精神文化生产的重点工程，实现原作品基础上的文化再创造，构建适应社会需要的文化体系。
第三，文化选择功能。出版业在组织出版物再生产过程中遇到各种矛盾决定了出版业不可或缺的文化选择功能。这种文化选择体现于出版过程中的选题论证、组稿设计、审稿加工、印刷发行等各个环节。
第四，文化传播功能。出版业通过一定的编、印、发等出版活动，使作者创作的精神文化转化为便于传播的文化产品，通过面向市场的图书发售使该种文化产品得以传播，出版物的发行过程是文化传播过程。数字出版则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实现文化传播功能。
2.出版业的文化使命
出版业的文化功能决定其具有传播、展示、提升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功能。中国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与近年来中国政治地位日益巩固、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与出版产业快速发展极不协调的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海外传播力和国际影响力十分有限。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文化软实力的增强，阻滞了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尤其是西方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的大量涌入，使得中国的文化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胁。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总体提升离不开出版业的健康发展。[4]
出版业的最终产品是图书或其他电子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所承载的人类知识的共享性和传播性以及肩负的传承人类文明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出版业在国家文化安全中必然扮演重要角色，这一点也直接构成了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文化动因，使中国出版业“走出去”成为一种必然，成为当代中国出版业前进过程中的一种常态。
三、出版“走出去”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现实意义
2003年1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国家新闻出版局局长会议上，当时的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加快新闻出版业发展的“走出去”战略，号召和鼓励国内出版业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鼓励外向型出版单位特别是实力雄厚的出版集团去海外发展。此后，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鼓励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
国家提出出版“走出去”，将其作为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内容，来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挑战。自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的文化市场进一步被外国的文化资本和文化产品所占领，造成了深远影响。面对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和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要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吞噬和溶解，以更加独立的姿态融入全球化的大潮，需要我们坚定立场，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通过文化“走出去”，主动传播我国文化价值观和价值理念，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出版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出版“走出去”意味着文化“走出去”。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讲，出版“走出去”在传承传统文化，维护中国文化身份；弘扬中国特色的政治价值，确保核心价值安全；掌握文化发言权，确保国家文化；培育文化生产力，提升文化竞争力等方面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四、出版“走出去”在国家文化安全中应该履行的责任
基于出版“走出去”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现实意义，面对国际文化的众多挑战，出版“走出去”在国家文化安全中应该履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责任。
1.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核心价值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帜，运用经济、科技、文化等手段，掌握着国际文化话语权，对发展中国家文化造成压制。政治价值体系是传播文化观念的根基，“没有一个富有竞争性的政治价值体系，在国际上很难得到尊重和安全”，而中国缺乏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政治价值体系。因此，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宣扬中国本土特色的价值观，在全球多元文化面前展示和捍卫自身的核心价值。
出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下的大众文化形式，从生产环节来看，无论是选题策划，还是组稿审稿、编辑校对，都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准绳，出版业要站在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在涉及国家安全、民族、边疆等重大选题的问题上严格把关，确保核心价值安全。此外，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必要策划一系列专有出版物，包括党政党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读本等，从而有重点地弘扬中国特色的政治价值，确保核心价值安全。
2.鼓励原创作品，激发国家的文化创新力
创新是文化的灵魂，文化创新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利器。从一定程度上讲，文化安全程度高低与文化创新能力大小成正比，因此，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需要持续不断的文化创新。
出版作为文化创新的重要途径，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方面担负着重要的责任。作为人类思想和智慧的凝结，出版物集聚了众多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经验成果。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原创作品都有市场价值，特别是学术领域的一些原创作品，不仅成本很高，而且缺乏较好的经济效益，甚至亏本经营。对于类似的原创作品，出版社应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兼顾经济效益，通过采取出版补贴或者提高版税等方式给予鼓励，并积极响应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通过文化创新增强文化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数字出版方面，也要鼓励原创。目前中国最大的社区驱动型网络文学平台――盛大文学，以其强大的原创网络文学内容为原本，成为数字出版领域的佼佼者。原创性是盛大文学获取版权、避免版权纠纷和版权交易的前提。大大鼓励原创作品，发挥数字出版业在鼓励原创作品、激发文化创新能力方面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责任。
3.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保护本国的文化特色
传统文化是文化安全的根基，是文化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背景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保持本国文化特色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尤为密切。没有传统文化和文化特色，就无法谈及文化安全。传统文化是出版业的重要内容源泉，因此出版业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五千年的历史积淀和传承，给出版业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出版业在传统文化选题方面，开发了大量有价值的作品，包括古籍类、国学类、地方志类等一系列反映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出版物。以出版的形式记录和传承中国古老而又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捍卫者。在传统文化的出版形式表达方面，要立足实际，适时调整。在尊重传统文化作品，保持作品原型的基础上，结合现代人的认知理念和阅读习惯，用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予以表达。如于丹说《论语》、易中天品《三国》之所以能吸引众多读者，即在于作者寻求到了一种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的成功方式。
4.推进文化“走出去”，提高国家文化竞争力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走出去”战略已经提升为国家战略，成为提高国家文化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无疑，文化“走出去”必然面临充满各种矛盾的国际文化环境，如语言的多元化与趋同性，价值观的多元化与统一化，文化认同的多样化与单一化，在这种环境下，各国文化正在展开着一场文化与文化利益的争夺。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掌握国际文化的主导权和发言权，因此，“走出去”的文化时刻面临着一种文化侵略与文化殖民的威胁。文化“走出去”直接关系国家文化安全。
出版“走出去”作为“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途径，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中的作用不可小视。例如，出版领域的图书贸易和版权贸易直接影响到国家交往中的文化安全和问题。出版“走出去”从表面上看不过是图书商品的“走出去”，一个国家的图书进入另一个国家，而实际上是图书承载文化的“走出去”，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渗透到另一个国家，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进而对国家的经济、政治、外交等安全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出版“走出去”的实质就是文化“走出去”，通过“文化”走出去，抵制国际文化霸权、维护本国文化安全。[5]
五、结语
出版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主要手段，是文化创造与积累的重要途径，是文化生产和发展的根本标志。出版文化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又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在我国，出版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从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角度来讲，都与社会主义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基于出版业的文化功能、文化使命及其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出版“走出去”对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梦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河清.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潘文年.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1.
安全生产的背景和意义篇3
策划书的格式
一.策划书名称
尽可能具体的写出策划名称，如“×年×月××大学××活动策划书”，置于页面中央，当然可以写出正标题后将此作为副标题写在下面。要求：简单明了
二.活动背景、目的与意义、主题
活动背景、活动目的与活动意义要贯穿一致，突出该活动的核心构成或策划的独到之处。活动背景要求紧扣时代背景、社会背景与教育背景，鲜明体现在活动主题上;
活动目的即活动举办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陈述活动目的要简洁明了，要具体化;
活动意义其中包括文化意义、教育意义和社会效益，及预期在活动中产生怎样的效果或影响等，书写应明确、具体、到位。
活动背景写一些抒情、优美的话描写背景，活动目的写官方的套话，关于党和国家之类。
活动主题为简单的对偶句，能充分展现此次活动的内容及意义。;
三.活动时间与地点
活动时间与地点该项必须详细写出，非一次性举办的常规活动、项目活动必须列出时间安排表(教室申请另行安排)。活动时间与地点要考虑周密，充分顾到各种客观情况，比如教室申请、场地因素、天气状况等。
四.活动开展形式/主办单位/参与人员(视情况取舍)
须注明所开展活动的形式，比如文艺演出、文体竞赛、影视欣赏、知识宣传、展览、调查、讲座等。
五.活动内容
活动内容为活动举办的关键部分。活动内容要符合时代主题旋律和公司文化建设内涵，健康向上，富有教育意义与启示意义。杜绝涉及非健康文化的消极内容。要详细介绍出所开展活动的主要内容，如影片放映要写出影片的性质、名称和大致内容。
六.活动开展
活动开展作为策划的主题部分，表述方面要力求详尽，不仅仅局限于用文字表述，也可适当加入统计图表、数据等，便于统筹。活动开展应包括活动流程安排、奖项设置、时间设定等。涉及到奖项评定标准、活动规则的内容可选择以附录的形式出现。活动流程安排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前期准备;
(二)活动流程(时间-工作-人员);注：表述简单明了，根据时间顺序或逻辑顺序叙述整个流程;
(三)活动后续(包括写总结、新闻稿，收拾场地等);
七.活动经费预算
经费预算要尽量符合实际花费;写出每一笔经费预算开支，以便于报销处理(报销时附正规发票)。做成表格，表头为物品、单价、数量、合计
八.应急预案
对于大型活动和户外活动，要成立安全小组，指定第一安全负责人，充分考虑安全隐患，把人身安全放在活动开展的首要位置。在策划书的结尾，除写明策划单位、策划时间以外，负责人须亲自签名，并盖上印章，以示责任。
附：注意事项
1、本策划书格式要求只提供基本参考方面，为必须内容。在此基础上，可以根据活动大小与类型适当添加、灵活书写，做到内容充实、版面安排得当。
安全生产的背景和意义篇4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经济权力企业理论内洽性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
企业本质问题是新制度经济学（nie）研究项目的开端。科斯（r.h.coase,1937）开此先河，探究了权威和指挥在经济上优于市场关系的原因。我认为，nie自科斯开创以后，其研究发展循着两种不同的思路。第一种思路是，通过否定企业内存在真正的权威来发展科斯的直觉。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a.a.alchianandh.demsetz,1972）的研究以及詹森和麦克林（m.c.jensenandw.h.meckling,1976）、张五常（s.n.s.cheung,1983）的扩展，是这一思路中的主要贡献。第二种思路是，通过详细说明使科层关系在经济上优于市场的理论范畴来系统性地分析科层的成本和收益。威廉姆森（o.e.williamson,1975,1985）代表了这一思路中的主要贡献。
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中权威角色的不同观点，导致了不同的制度理论。本文讨论这些理论的两个特殊方面：（1）直接描述企业特征的可能性；（2）考虑到经济权力问题时的理论内洽性（internalcoherence）。
从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方法推导出的极端结论是，不可能在性质上把企业作为一种制度与市场区分开来；相反，在威廉姆森的框架中，通过分析企业内部与市场中的不同合约关系，可以明确区分这两种制度形式。
我认为，这两类研究都没有充分分析经济权力。但我的这一观点对两类研究的内洽性具有不同含意：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方法中，没有分析经济权力是因为它认为经济权力与现实研究无关；威廉姆森考虑到经济权力的相关性，但没有发展经济权力的含意，从而使其命题容易受到理论内洽性上的攻击。
经济权力与企业需要协调一致，这在第一类研究中引起了企业分析中的问题，在第二类研究中引起了经济权力分析中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些困难不是偶然的。要描述企业和市场的特征，就必须考察其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这里存在一个两难（bifurcation）：一方面，不考虑特定权力关系而试图构建企业理论，会使企业与市场难以区分开；另一方面，这种权力关系的分析不能得到充分发展，因为它与nie的基本假定相冲突，nie假定制度安排是“自由的”自愿交易的帕雷托-效率结果。
我的结论是，在nie中，经济权力问题与企业特征化是相互冲突的，一致性地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超出nie范式。我认为一条可能的出路是，明确分析经济权力在各种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及其相互之间关系中的作用。根据nie存在的理论问题，经济权力分析应基于其社会和动态维度。我建议在制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建立桥梁，以发展这种分析。这种方法明显与nie不相容，也质疑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效率理论。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首先讨论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和威廉姆森方法的一般特征。然后集中于这两类研究的共同点，即帕雷托原则在制度演进解释中的作用；在我看来，二者都参照了这一原则是在nie框架中内洽性地分析经济权力与企业的主要障碍。再后两个部分，我分析两种方法在经济权力与企业理论问题上的矛盾。最后，我提出内洽性地处理这两个问题的建议。
一、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方法
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972）认为企业生产是同一团队中多个人之间协作的结果。团队生产有一个基本特征，即确定团队中每一成员对最终产出的相对贡献是不可能的，这导致难以（1）对不同工作活动确定有效率的固定报酬；（2）防止团队中的漫不经心和搭便车行为（也可见于alchian,1987）。这些困难引起了监督问题。从监督收益（根据挽回的效率）大于监督成本（监督者的工资）的假定出发，可以推导出设立监督者的激励。于是，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把企业内所有关系都还原为价格关系（监督活动的价格），并证明企业内的科层关系仅仅是表面性的：
一般认为，企业的特征是以命令、权威或一般市场所不具备的约束行动来解决问题的权力。这是错觉……[雇主]可以解雇或，就像我不再从杂货店里买东西而把店主解雇或他出售伪劣产品一样（1972,777）。
把企业作为市场对立面因此是一种错觉。市场无处不在，因为价格机制在任何资本主义制度中都始终有效。在这种意义上，企业恰恰就是一种特定形式的市场——这时没有连续重复的讨价还价，尽管从最终结果来看好像是这样。
在詹森和麦克林（1976）看来，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理论还不够一般化，因为它只解释了某一类型的企业（基于团队生产技术的企业）。于是，他们基于委托-关系而提出了一个更一般的理论。关系是这样一种合约，“委托人”通过这种合约雇用“人”来为他/她完成某项工作。如果信息非对称，且人的最优战略不能最优化委托人的效用函数，那么便会出现委托-问题；因而委托人的问题是，建立一套激励制度和/或监督人的活动，以使人行为与他/她自己（指委托人——译者）的最优战略一致。均衡解是，委托人最小化成本，人最大化他/她自己的效用（给定委托人设定的激励制度）。
根据詹森和麦克林（1976），企业（甚至那些非团队生产的企业）是一个合约关系纽结，其本质与市场一样：“企业的‘行为’就像市场的行为；即，复杂的均衡过程的结果。”
与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一样，詹森和麦克林也认为双方之间的非对称不是本质性的。科层起源于信息和技术上的假定：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分析中，技术“要求”是团队生产；在詹森和麦克林的一般化分析中，技术“要求”是关系。
这种观点被阿尔奇安的学生张五常（1983,1987a,1992）推至极端：事实上，我们通常所谓的“企业”只不过是一个复杂的（市场）合约纽结。因此“企业”的概念并不重要，也没有分析上的用场。这一点没有谁比他本人更清楚：
通常的情况是，持有雇佣合约的企业家（不清楚是雇用工人的企业家还是雇用企业家的工人）可以与其他企业签约；签约者可以再签约（sub-contract）；再签约者可以进一步再再签约（sub-sub-contract）；一个工人可以与许多“雇主”或“企业”签约……这样看来，企业的规模也就变得不确定和不重要了（cheung,1987a,57）。
实际上，在我看来，企业可以小到只是两个要素投入所有者之间的合约关系，或者如果合约链充分扩展，也可以大到包括整个经济（cheung,1983,17）。
……如果我们不能在任何有价值的经济意义上把“企业”确定为一个独立的实体，那么当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企业时，我们就无法真正知道企业是什么（cheung,1992,56）。
张五常的贡献是独特的：他基于市场无处不在的假定，发展了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企业理论，直至其逻辑结论。
面对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张五常坚持了他的理论而拒绝了他想要解释的现实。
二、威廉姆森的方法
威廉姆森（1975,1985）的贡献代表了nie框架内分析制度问题最有活力的尝试。他从“最初存在市场”的假定出发（williamson,1975,20），通过连续的比较静态分析来解释其他制度的经济作用。一般的方法是，每当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时便引入非市场制度。威廉姆森把市场和企业明确看作达到同一目标（完成交易）而可以相互替代的工具，并分析其效率特征（williamson,1975,8）。
作为一个理论参照，纯市场系统在一个零交易成本背景中得到界定。众所周知，这种理想的背景中也可能存在市场失灵。但威廉姆森没有发展这种市场失灵分析。相反，零交易成本背景的定义在威廉姆森框架的构建中只起到一种“消极的”作用：该定义只是作为界定正交易成本背景的参照。威廉姆森因此只集中于交易成本引起的市场失灵，而没有考虑其他的市场失灵（williamson,1975,20）。
“市场与科层”框架基于三个理论范畴：（1）机会主义；（2）有限理性；（3）资产专用性。（1）、（2）、（3）同时存在时，市场便不能有效配置资源。在给定条件下，市场失灵可以通过科层组织（如企业）而得到缓解。
科层的收益源于它（1）削弱了机会主义（通过强制机制和鼓励团结）；（2）缓解了有限理性所导致的问题（在状态依存性合约不可能或存在市场风险的场合，科层促进了适应性的连续决策过程）；（3）降低了资产专用性所导致的讨价还价成本（通过强制主义原则或在双方之间形成一致性预期）（williamson,1974,40）。
市场的收益体现在（1）竞争的激励机制；（2）科层组织增长而导致的递增的不经济（williamson,1975,chap.7）。
从纯市场系统出发，威廉姆森通过确定集中化组织结构比市场更有效率的条件而使企业得到解释。当科层被引入时，（有效的）集中化过程将一直进行到经济收益超过经济成本；这样，威廉姆森的框架不仅解释了企业的本质，也解释了企业的边界，因为最优的集中化程度决定了最优的企业扩张范围。因此，若企业与市场同时存在，那是因为在正交易成本背景中，这两者都不能单独地有效解决全部的配置问题。
出于本文目的，我特别提出，威廉姆森框架的一个重要应用在于工作关系（workrelation）。如彼特利斯（c.pitelis,1991,13）所说，这种应用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工作关系才可以解释科层从纯市场背景中的出现。
在以“最初存在市场”为出发点的故事中，作为一种科层关系的工作关系意味着首先压制了市场。在企业内部结构中及在企业间关系中的所有其他变化，都是“结果性的”，都预先假定（presuppose）一定程度的科层，即工作关系的存在。如果在“时间0”仅存在市场，在“时间1”存在市场和工作关系，即企业；那么，从“时间2”以后，所有更复杂的科层关系便得以发展。
（科层）工作关系在解释企业时的重要性，使威廉姆森框架有别于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威廉姆森框架意味着（1）企业与市场之间的清楚分界依赖于科层关系存在/不存在；（2）工作关系与其他经济关系（如杂货店老板——消费者关系）之间具有明显区别（williamson,1975,68）。
三、制度演进与帕雷托效率
尽管nie内部各派观点不同，但都认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帕雷托效率：资本主义制度是有效率的，因为它们根据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而演进。
在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中，这种观点尤其被张五常所发展，他声称资本主义不仅绝对优于前资本主义制度，也优于社会主义制度。非常奇怪的是，这类思想中有一贡献是出自激进主义经济学家普特曼（l.putterman）。该作者尽管很大程度上批评了nie，但是却认同了张五常，认为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是因为“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这两个原则在前一制度中畅行，在后一制度中受阻。
威廉姆森的分析不太激进，但方法是同样的：只有人类交易不受强制，只有个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在一个既定经济制度内交易，效率才能得到保证。如果人们可以自由交易，那么最终的社会交易必然帕雷托有效。
（一）张五常和普特曼的制度演进
张五常的制度演进理论基于“进入自由”和“退出自由”的概念。前者是指选择是否在现有制度中开始交易的权利；后者是指在交易开始后中断交易的权利。
根据张五常，资本主义效率源于这两种自由的存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社会交易不存在强制：科层，如上所述，仅仅是表面现象——参与科层关系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所以，科层并不意味着其本身有效率或没有效率，决定其效率的是建立和中断关系的自由。
因此，张五常的问题是解释为什么自由的个人选择了放弃部分行动自由而置身于协调者的指挥之下：根据张五常，这里唯一原因就是他们的互利。假如没有人被强迫进入企业，那么就必须考察企业能够增加所有参与人预期收益的原因，从而追究企业的本质。如果科斯确定了使企业家便于在企业内协调生产的条件，那么张五常则确定了使工人便于被协调的条件，并以此“证明”企业的帕雷托效率：进入自由可以确保，只在他们互利时才建立企业；退出自由可以确保，企业仍然存在表明他们仍然互利。
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两个自由原则也可用于分析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非效率不是源于它的科层结构，而是源于没有（从社会主义国家中）退出的自由，这必然增加交易成本。
组织运行的交易成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必然高于在自由企业经济中，因为在前者那里没有不参与的选择权，没有组织间吸纳成员和诱导他们努力工作的竞争（cheung,1987a,57;又见cheung,1987b）。
这一思想被普特曼（1995）进一步发展。在他的分析中，社会主义起源不是个人的自由协会，而是托辞性的（prevarication）暴力行动。尽管资本主义企业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涉及科层和指挥，但二者具有不同的经济效率基础：
由于后一类（苏联式经济）科层是通过命令而不是通过有关各方相互协商而建立的，所以不能期望它们具有各种减轻冲突的决策机制和共享信息的激励，而这些机制和激励正是以上所说的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区分标记……自愿形成的企业在激励结构上优于强制性科层，再次得到了证实（putterman,1995,387-8）。
毫无疑问，革命这种暴力行动根据帕雷托原则是非效率的。资本主义制度演进基于有关各方的一致同意，这需要更深层次的历史考察。若抛开历史问题，那么张五常和普特曼的分析则可为科层与效率之间关系问题提供解答：科层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是“表面的”（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的原则都存在），但科层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真实的”（两个原则都不存在），这使前者有效率而后者没有效率。
但是，这种正式解答的代价是什么呢？如果历史可以被简单地假定，那么整个资本主义效率理论便有可能沦为一种纯粹的同义反复（tautology）：假定资本主义起源于抽象的自由个人原始状态（顺便一提，这一断言是错误的），那么，无论什么制度出现和生存都是有效率的（否则它就不会产生或者被取消）。
（二）威廉姆森的制度演进
我们知道，威廉姆森在一个比较静态背景中正式阐述了“最初存在市场”的假定。其实，威廉姆森认为也可以假定“最初存在中央计划”，只不过把分析重点从市场失灵转向计划失灵而已。在任一情况下，利用比较静态分析都可以确保得到同一结果，因为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不依赖于初始条件。
然而，威廉姆森的理论更加雄心勃勃，其目标是把资本主义解释为演进过程的结果。因此，威廉姆森引入帕雷托效率原则，作为解释制度演进的关键。他把初始点设定为纯市场系统，这时没有科层关系，然后在资本主义制度演进中引入科层，其逻辑是，只有帕雷托-有效的制度才能出现和生存。这一故事基于人类行动自由意愿的思想：只要个人交易“自发地、无强制地”发生，制度就会朝着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演进。
引入帕雷托效率原则和自发交易的故事，标志着比较静态分析向动态分析的转变：制度比较可以被解释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而自发交易的故事可以被看作是现有制度有效率的“证据”。
若考虑到方法问题，威廉姆森的历史分析便显得有些奇怪：资本主义制度无强制地产生，不是被历史性地描述，而是被推论性地争辩：从科层对市场的相对效率中发现它的起源。威廉姆森因此没有考察已经发生的事，而是分析使制度有效率的条件，从而“推导”它的历史出现。科层结构中的内部劳动分工，也通过假定“管理禀赋”、“知识和演讲方面的天资”及“信息处理和决策技巧”非均衡分布等特定初始条件而被推论性地解释（williamson,1975,47-52）。
然而，即使承认天赋是异质的（这是需要解释而不是被简单假定的一个论断），它们作为科层产生的“原因”仍需要被历史性地讨论。即便异质天赋可以“造成”科层关系（这是威廉姆森没有作出的一个尝试），我们仍需要讨论使这种原因独一无二的条件，也就是说，需要说明没有其他因素能够影响科层制度。
并且威廉姆森的分析不是一种严格的分析。简而言之，威廉姆森的故事是，如果人类行动是自愿的，那么每种“可以”得到改进的制度都不会以非效率的形式存在，因为它可以被“有效率地”改进。演进学派的许多学者有力地批评了这种论述，反驳了均等演进效率（equationevolution-efficiency）。他们得出的一个有力论断（well-establishedresult）是，在一般条件下，路径依赖足以产生非效率结果。其实，威廉姆森只集中于正交易成本背景，从而不能领会经常在零交易成本（更不必说正交易成本）背景中被讨论的一个重要论断，即，在“囚徒困境”之类的情形中均衡的帕雷托非效率。
（三）两种方法的共同点
尽管两种方法具有不同的争辩语气，但这些资本主义效率理论具有几个共同特征：
1．分析基于比较静态方法。
2．初始条件是没有强制的抽象系统。
3．人类行动被两分为自由或被强制。
4．资本主义制度被认为是纯自由自愿交易的结果。
这四点使nie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面临三种批评：（1）“分析上的”批评，因为以帕雷托效率为证据是错误的；（2）“方法论上的”批评，因为从比较静态分析到历史分析的转变非常勉强；（3）“现实主义的”批评，因为所考虑的过程不符合历史事实。
首先，如上所述，这四点（即使承认它们正确）不足以证明资本主义帕雷托有效。但问题是它们都是站不住脚的。作为比较静态背景的一部分，威廉姆森“最初存在市场”的假定可能无关紧要。但是在其他背景中，初始条件便有关了：我们不能随意假定这个或假定那个。历史可以被不同地解释，但不能被假定为“好像”（asif）。“最初存在市场”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论断。同样，张五常假定个人完全自由的状态事先存在也是错误的：这种状态（如果曾经存在过）不能被看作是更早的生产和分配的组织。张五常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这种历史分析的脆弱性导致威廉姆森、张五常和普特曼的解释都有问题：在最佳情况下（atbest），历史案例被特定地选择；在其他情况下，它们完全“被假定”，而与真实背景无关。
此外，三种批评的关键都在于人类行动可以分为自由和受强制的假定。这样分类是为了绕过经济权力问题，下一部分我将讨论由此造成的局限。
四、经济权力问题
我把“经济权力”定义为一个人（或多个人的集团）有意产生经济结果的能力，而甚至可以（但不必须）违背其他人的意愿。一般来说，这种能力得以实施在于它影响了（1）个人自愿选择的主观要素（如偏好和解释模型）和/或（2）确定个人决策集的客观约束系统。因为我感兴趣的是nie的内洽性，所以我集中于第二种影响，第一种影响在nie所遵循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范围内很难分析。
我要强调（也许明显）的观点是，要结合实际约束来阐释个人计划，自由选择的概念只在这些约束背景中才有意义。“自由-强制”两分法因此在现实中不能得到证实，在分析上也站不住脚。
在现实的决策过程中，制度背景造成大量约束，选择正是在这些约束内才可根据个人偏好而（自愿地或自由地）发生。每一选择都受到约束，因此都是“被强制的”；在另一方面，作为决策过程的结果，选择都是自愿的，因此也是“自由的”。那种两分法不存在，如安卡卢（d.ankarloo）所说：
即使一个让我用钱换命的强盗让我选择，我也会“自愿地”接受交换，尽管这项交换的条件实际上是“强制性的”。
自由自愿交换与强制关系是相容的，相当于同一硬币的两面。因此应该根据各种约束来描述人类行动，这些约束规定了个人决策集，限定了个人意愿表达的空间。于是，分析社会交易关系改变个人约束并产生经济结果的机制，导致了对经济权力问题的讨论。
（一）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方法中的经济权力
根据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资本主义系统中不存在经济权力，强制关系只是表面性的，细察之后便可发现它们其实是平等双方之间的关系。完全竞争背景中的退出原则使权力非对称成为一种错觉。在双方间的每一关系中，每一方总是可以实施他的退出权。一方退出权约束了对方行为，而不依赖于双方在制度或组织内的交易形式。关系中的双方都面临竞争，这使每一方都不能在交易中享受不公平的回报。
在这一背景中，经济权力被看作是垄断地位带来的市场权力，它必然意味着违背了完全竞争假定。因而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不存在经济权力，各方完全对称，即使他们在科层式结构的组织中处于不同位置。
这种分析是肤浅的，因为它忽视了（1）一方从关系中退出的决策对双方造成的后果（2）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即使没有使用退出威胁。尽管如此，但权威和权力不存在、退出原则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无处不在的主张，仍可以使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达到内洽：他们认为（在我看来是错误地）经济权力在社会关系中不起作用，只有自由和强制这两种限制情况才有意义。基于此，他们发展了一个制度演进理论，把所有社会交易都还原为这些约束条件。
如果有可能确定每种人类行动的自由或被强制的含意（content），那么阿尔奇安-德姆塞茨的制度理论便可以合理地运用。但问题是，若不讨论这一分析中所用的标准，这种人类行动“两分”是不可能的。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可以被批评的原因是，尽管其分析发展足以内洽，但是它基于站不住脚的假定（自由-强制两分法和抽象的纯自由系统的界定）。
（二）威廉姆森方法中的经济权力
威廉姆森框架本身面临一个内洽性批评：在市场与科层的分析中，威廉姆森把经济权力作为一个相关变量，却不能在其框架中发展它的含意。威廉姆森对其方法的辩护是无力的。他说，
由于权力概念非常模糊，我们一直努力使它可操作，但效率可以得到更清楚的说明，效率假说的可能性可以通过物竞天择检验而得到证实，所以我们强烈建议效率分析应置于组织设计研究的核心……当组织因特定利益而牺牲效率时，权力可以解释结果。我们承认会发生权力牺牲效率的情况，但商业部门主要的组织变化不能用这些术语来解释（williamsonandouchi,1983,30）。
威廉姆森承认，制度演进受到权力冲突的影响，（有经济权力的个人的）私人利益有时会损害效率原则。但是，威廉姆森提出了两个反对经济权力分析的理由：（1）对于多数实际情况，经济权力是次要的；（2）经济权力概念在分析上模糊不清。
在讨论这两个观点之前，让我澄清威廉姆森的权力概念。威廉姆森（1997,14）认为，权力只在“非自愿的、不知情的和缺乏判断力的签约”中才起作用，而“自愿的、有知识的和有远见的签约”由效率原则支配。根据威廉姆森，权力只在签约有问题的情况下才有关。但有问题的签约正是威廉姆森框架赖以建立的条件（记住，这一框架的明确界定来自零交易成本背景），这意味着权力可被忽视的程度就是威廉姆森框架可被忽视的程度。
为了找到更内洽地分析经济权力的方法，让我更仔细地分析威廉姆森的两个观点。
考虑第一个观点。为使威廉姆森框架在分析上有效，（1）经济权力必须作为一个变量，并且能够辨别其存在/不存在（2）经济权力在威廉姆森所考虑的组织变化中必须不存在（或至少可被忽略）。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森理论框架的应用性受到限制，其结论在分析上仍然有效。
为了说明经济权力可忽略不计，我们必须（至少）证明人类意愿是自由的。但如上所述，只有假定个人约束系统给定时，决策才可看作是一种纯自由行动。个人约束依赖于（部分地决定于）制度系统，如果制度安排是“被解释变量（explananda）”，那么就不能被当作给定。这意味着帕雷托效率在动态情况下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因为它依赖于约束既定的假定，而制度演进正是约束随时间而变化。
这一矛盾使主要基于效率概念的制度演进解释出现内洽性问题：如果从时期t到时期t+1，社会交易产生了帕雷托改进（给定时期t的制度约束），那么仍可能通过改变时期t+1的约束而使某人在时期t+2变得更坏；事实上，时期t的交易也可在时期t+1产生制度约束，在此约束下（某人）不可能达到时期t的效用水平。并且，所有这些都可以是每一时期纯自由选择的结果（给定该时期的制度约束），而个人偏好却没有任何改变。
把静态方法用于动态分析的问题在这里很明显。帕雷托效率的概念只有在固定约束背景中才有意义。如果约束系统可以被改变（这是制度演进分析的必要条件），那么经济权力问题就不能回避：制度系统的演进改变个人决策过程的约束（从而改变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也改变社会的权力结构。这意味着在制度环境演进的分析中，不可能把经济权力的影响与效率原则的作用相互隔离。这样的话，威廉姆森主要基于效率概念的框架在分析上便显得不充分，因为效率概念在没有给定权力背景时便不可操作：只有把制度约束系统当作给定，或者说，只有假定社会的权力结构不变，才可以界定帕雷托效率。
威廉姆森框架的理论局限包括实证和规范两个层面的含意。第一，它不能决定组织变化是有效率的重新安排的结果还是权力实施的结果（两者完全相容），从而降低了该框架的解释能力。第二，它使该框架的规范应用无效：如果不可能阐明某一制度安排是效率原则的结果还是经济权力实施的结果，那么就不能证明该安排是好还是坏，除非引入明确的价值判断；但如果承认了价值判断，就没有必要把这一框架基于帕雷托效率的概念。
在这两个方面，威廉姆森提到的经济权力概念的“分析模糊（analyticalvagueness）”都涉及（poursinto）效率概念，因为，经济权力本身（其他情况不变时）要在个人约束的改变中得以体现，个人约束改变又构成了效率概念的基础。这便涉及威廉姆森的第二个观点。在威廉姆森框架中，承认某一分析范畴的相关性却不能清楚地说明它，等于承认威廉姆森理论的局限。这意味着威廉姆森的分析掩盖了他不充分的分析框架导致的极大不精确性，从而无法评价他自己认为对制度演进过程有重大影响的要素之一（指经济权力——译者）。这种局限意味着威廉姆森的市场与科层框架有助于说明不同制度安排的相对成本和收益，但不适于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范描述或历史解释。
五、企业的问题
企业与市场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尽管看上去是悖论，也尽管这是nie研究的核心，但很少涉及两种制度间的清晰界定。
企业与市场特征的简单描述是，企业是生产商品和服务的组织，市场是交换这些商品和服务的制度。但这种一般定义不适于nie，因为nie认为生产本身就是一种配置现象。
把生产纳入交换分析是nie中企业与市场定义这一理论问题的核心。在nie尤其是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中，“交换（exchange）”与“交易（transaction）”之间缺乏明确区分，以及假定交换是唯一的相关因素，都使这一问题变得更糟。我即将讨论，这一问题也与经济权力有关。事实上，把生产方式看作（但不等同于）交换方式的分析，既不可能理解企业的本质，也不可能理解经济权力的本质（经济权力的本质不在于nie隐含假定的不平等的讨价还价，而在于我将要讨论的社会阶级划分）。
以下我要清楚地阐明作为两类nie研究基础的企业的特征。
（一）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方法中的企业
把生产问题定义为（稀缺）资源配置问题，是把生产作为一种交换形式的分析基础。根据nie，交换得以发生的自然制度是市场。如果满足完全竞争假定，那么市场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没有经济权力的制度。
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假定生产领域也满足完全竞争条件，从而对经济权力的否认也可被扩展到企业内部。在这些基础上，让我把支持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的“交换”、“完全竞争”、“市场”、“生产”和“企业”的隐含定义说清楚：
1．“交换”是竞争原则支配下的自愿行动。
2．“完全竞争”的条件是不存在权威和权力关系。
3．“市场”是交换发生的场所。
4．“生产”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交换。
5．“企业”是生产发生的场所。
从以上定义可推论：
6．在这些制度系统（包括企业和市场）中没有权威，因为在市场[（1）+（2）+（3）]或企业[（1）+（2）+（4）+（5）]中都不存在权威。
通过厘清这些定义，我们便可以评价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所得结果的重要性：科斯明确引入权威和指挥原则以及竞争原则，从而解释了企业的本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及其追随者只提及竞争原则而不承认权威问题，并以此分析各种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因此是一种平等主义系统，其中没有真正的个人间权威。
然而，得出这种结果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以上定义可推论：
7．企业与市场没有区别，因为企业本身就是一种市场形式[（1）+（3）+（4）+（5）]，这放弃了而不是解决了科斯的企业本质问题。
这是威廉姆森所不愿付出的代价。让我接下来分析威廉姆森的企业定义。
（二）威廉姆森方法中的企业
威廉姆森在其框架中对科层关系的明确分析，使他可以基于企业内的特殊合约关系来描述企业的特征。企业是一种以工作合约为基础的组织。工作合约确立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科层关系，这种科层关系代表了正交易成本背景中协调问题的有效解。
工作关系中的权威使企业内交易关系与市场交易关系不同。尽管工作关系基于双方的自由同意，但它造成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非对称：前者指挥和命令，后者执行和服从。工作关系相对于其他市场关系的特殊性在于，一旦合约签订，指挥和服从便不再是要讨论的问题。在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中，价格机制实际上受到压制却假定其起作用（通过假定企业内关系可以根据“理论上”连续的、重复讨价还价过程而得到调整），但这里的工作合约意味着价格机制在一定时期内得到“有效”压制。
企业的定义因此依赖于各方的非对称，涉及权力概念。科层工作关系的基础是限制权力实施范围的合约——权力因此始于相互同意，止于合约期满，或者说，随着支持并证明其合法的同意的终止而终止。
即使基于相互同意，经济权力也仍然存在，仍然是企业定义的构成要素。这使威廉姆森可以用一种比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更优美的方式，分析社会交易关系中权威与平等之间的相容性问题。后者试图证明权威只是表面，而非实质；相反，威廉姆森并不想否认科层的存在，而是作如此解释：权威存在；为什么？因为它有效率。
六、如何使经济权力与企业相一致
为了证明经济权力与企业之间可以（也应该）被内洽地分析，我提出一个框架，在这一框架中可以从社会和动态维度对权力进行分析。这导致我不仅抛开nie，而且抛开我认为可以有效指出nie局限但不能很好组合起来克服这些局限的许多方法。我提议的框架是，发展制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密切联系，其明确目标是从外部视角克服nie的内在局限。
（一）社会阶级与动态分析
经济权力与企业这两个问题的核心都在于自由-强制两分法。基于个人约束给定的隐含假定，nie试图把经济权力简化为一个两分变量（自由-强制）。这也意味着制度系统被当作给定。这样的话，解释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个研究就可能成为同义反复。为克服这一风险，就必须考察不同制度系统的权力含意。
尽管资本主义合约关系是自愿的，但它们要在制度系统约束中实现。于交易双方都能保证进入自由和退出自由的工作合约，没有消除双方之间经济权力关系的非对称本质。相反，工作合约依赖于非对称：如果没有劳动力可在市场上“自由地”交换的制度背景，那么工作合约将不存在。双方之间的非对称权力关系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建立，其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和生产工具私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nie没有分析权力关系，却基于权力关系。
为了在经济权力和自由合约关系背景中理解科层的本质，我们必须分析使个人决策集存在差异的因素以及科层关系存在的原因。如果双方自愿建立（科层）工作关系，一方是“工人”，另一方是“老板”，那么，正是他们各自的约束使这两种位置成为双方共同的最优选择：理人如果可以当老板，就不会选择当工人（顺便一提，工人的次佳选择不是命令和指挥，而是失业）。
通过在理人决策与他们的个人决策集特征之间建立关系，我们引入社会阶级的概念：这里的社会阶级是用个人所面临的不同约束来非常宽泛加以定义的。正是对个人决策集特征的分析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中理人会自愿选择不同的角色。这意味着对nie的突破，因为nie没有发展阶级分析。同时，这使我们可以克服nie资本主义制度效率的同义反复：除了劳动力以外便一无所有的人的最佳选择是劳动，仅仅表明这种工作关系是他/她“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渴望的最好的事情，但并不能证明资本主义是他/她渴望的最好的制度系统。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工人不是被迫用劳动力与某一“特定的（particular）”资本家交换工资，而是被迫用劳动力与“一般的（a）”资本家交换工资。工人的选择自由因此是特殊的：他/她“必须”服从一个资本家的命令或者“选择”另一个资本家去服从。于是，自由与强制不再是对立的；它们体现了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的观点，二者同时有效，并且都是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所必须的。
除了它的阶级内涵之外，经济权力概念的另一个本质特征是它的动态性。即使在自愿主义范围内，个人约束也会在社会交易过程中改变（作为社会交易的结果），这意味着经济权力要在个人所面临约束系统的演进中得到体现。金博格（goldberg,1974,461）强调，如果接受nie机会主义个人的假说，那么，我们不仅必须分析人们在规则“内”如何追求自利，而且必须分析他们如何使资源配置规则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变”。nie只注重于分析制度安排对组织绩效的影响，而制度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组织行为依赖于制度框架，制度框架成形于组织行动（参见khalil,1995）。一方面，正是制度框架把经济权力授予不同阶级的行为人；另一方面，制度在以行动来实施权力的行为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中演进。这意味着经济权力在影响整个制度演进过程中具有累积性。
一旦详细说明了经济权力概念的社会性和动态性，我们便可以更准确地讨论企业本质问题。张五常对“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原则的分析，以及威廉姆森在工作关系中追究科层本质的观点，都没有错，只是他们没有理解个人间关系的社会维度。于是，问题不是要简单地反对这些理论，而是要在一个社会框架中内洽地发展它们。特别地，“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的原则意味着，企业内关系最终与企业外关系联系在一起，至少因为，进入和退出选择意味着与企业外部情况进行了比较。这说明威廉姆森用以描述企业特征的权威关系不能在企业边界内得到理解：要理解这种关系，就必须考虑不同阶级的个人的其他替代选择。对于工人，一种工作关系唯一（最佳的）替代选择只不过是另一种工作关系，但仍处于服从资本家的位置。这种关系因此是非对称的：一方命令，另一方服从，企业内的这种权威关系的基础不能得到改变，正是因为它们体现了企业外存在的非对称的经济权力关系。
现在考虑界定动态框架的含意，首先是它可能克服nie不能明确区分“交易”与“交换”而导致的局限。虽然交换行为中不存在权力，但权力仍可用于分析作为交换行为基础的交易过程（commons,1934）。然而动态背景的含意不止于此。资本主义历史不是单向性的（unidirectional），其特征是组织和制度在量和质上的转型。要研究企业的本质，我们就必须分析企业在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一般特征及其转型。企业本质本身是一个动态问题，这需要结合历史和特定背景（context-specific）来加以界定。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转型不是一个线性过程，因为企业只是社会交易过程中的一个参与者，并且关键在于游戏参与者与游戏规则交织演进、相互影响。这意味着孤立的、抛开历史背景的分析，是无法理解组织性质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这样看来，也许只有根据企业与其他资本主义组织和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对这些关系的依赖性和改变能力，才可能界定企业本质问题。
（二）内部与外部的批评
鲍尔斯和吉恩梯斯（s.bowlesandh.gintis,1988,1993a,1993b,1993c,1994）及金博格（1980）正确地指出，必须在企业内权威关系与企业外也存在的一般权力关系之间建立联系。他们集中分析了权力和工作关系，但这与我所提议的研究计划具有不同的目标。我认为，把权力强调为社会现象，直接服务于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研究目标。
鲍尔斯和吉恩梯斯的分析目标是，阐明竞争性资本主义经济中自愿交换可以产生行为人之间均衡的权力关系结构。权力因此被当作一种“个人”间关系，最终源于非出清市场的存在。为达到这一分析目标，鲍尔斯和吉恩梯斯在瓦尔拉斯模型中引入不完全性（imperfections），从而反驳了合约实施是自由的、没有问题的假定。他们发展的分析方法在理论上与nie差不多（在把正交易成本引入完美决策背景的意义上），但关于那种和谐市场社会的结论是相反的。为形成分析差异，鲍尔斯和吉恩梯斯容忍了（accepting）正交易成本背景中新古典经济学所面临的挑战，从而非常有效地指出了nie的内在局限；然而，正因为同样原因（对新古典方法的接受），他们的理论无助于克服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新古典解释的局限。
金博格（1980）试图在nie与激进理论之间建立桥梁，假定了一个不完全竞争、机会主义个人、合约实施耗费成本和历史时间的背景。在这种有问题的决策背景中，合约关系中“承诺”与“执行”之间可能出现偏差，造成实施权力的空间。然而，他认为这种差异对于激进主义学者（通过坚持劳动与劳动力之间的差异）所说的雇佣关系并不是特殊情况，而是在各种程度上描述了大多数交换关系的特征（goldberg,1980,252-3）。这里明确参照了有问题的决策背景——尽管有利于指出威廉姆森方法的局限，也有利于结合雇佣关系的激进解释——但如果被当作理解资本主义本质的基础，则可能再次造成误导：我即将阐明，雇佣关系的特殊性不在于对工人承诺的与留给他/她自己的之间的差异；相反，正是它们（指对工人承诺的与留给他/她自己的——译者）的一致性使雇佣关系独一无二。
我认为权力关系不是源于决策背景的复杂性：不确定性、非对称信息、有限理性、历史时间和复杂的合约实施当然会改变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但不能改变此外的其他东西。
为证明这一点，考虑一个具有确定性、完美信息、完全理性和无成本瞬时合约实施的瓦尔拉斯模型。再假定满足市场出清条件。这时，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在没有工人时也可以活命（自己劳动），而工人在资本家剥夺了他们生产工具时却不能活命。因此，资本家可以通过强制或制裁威胁来影响工人行动。但这完全是鲍尔斯和吉恩梯斯（1993a,326-7）的权力定义，适用于阶级而不是个人。因此，根据权力的阶级观点，交易成本对于理解作为资本主义自愿合约特征的非对称关系，不是必要的（当然，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看是理想的）。
关于金博格强调承诺与执行之间的差异，具有确定性和完全信息的标准的斯拉法模型可以证明，工人即使知道他/她将得到其劳动力价格，也不得不让劳动时间超过再生产（reconstitute）劳动力价值的必要时间（sraffa,1960）。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本家的报酬是利润（马克思主义者和新李嘉图主义者最清楚）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工人受到了剥削。但这样的话，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中就不一定存在承诺与执行之间的任何差异：资本家承诺向工人支付少于其劳动力价值的工资而剥削工人，然后遵守了这一承诺。
（三）权力与竞争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把企业看作市场（即使是竞争性市场）的一种形式，并不能证明经济权力关系不存在。经济权力关系在企业内存在，因为它们在（竞争性）市场上也存在。经济权力不是源于市场（或它的特定形式——企业中）缺乏竞争，而是源于整个制度系统，因为这一系统对不同个人强加了不同类型的实际约束。完全竞争只表明给定约束（从而经济权力）的异质分布，没有人能够通过联合面临同类实际约束的个人来增加她/他的收益，但并不意味着双方之间关系的任何对称性。因此，说企业是一种市场形式和假定市场完全竞争，不足以证明企业中没有权力关系。相反，对经济权力关系起源的考察，意味着企业内权威关系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系统赖以存在的经济权力的实现形式之一。
因此，明确讨论经济权力问题导致了重新界定资本主义制度问题本身：问题不在于解释为什么与市场关系的自由领域相比，在企业内权威起支配作用，而在于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权力的不同表现形式。
七、结论
我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nie中，经济权力分析与企业分析是不相容的，这从理论上削弱了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交易成本最小化过程的效率结果的一般解释力。这种理论脆弱源于两个不相容的目标：（1）把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社会关系描述为平等主义；（2）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特征。体现脆弱的不同形式依赖于两个目标中哪一个被置于优先位置。
在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中，优先任务在第一个目标。为完成这一任务，他们相信用这种方法可以否认企业和市场中真正权威关系的存在，而放弃了描述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企业特征的目标。这使他们的企业理论出现经济权力与企业之间的相容性问题。
在威廉姆森方法中，优先任务在第二个目标。为提供企业的内洽性定义，威廉姆森引入了权力概念。尽管他是用纯自愿术语来分析经济权力，但经济权力的引入却损害了资本主义制度效率理论的一般内洽性。于是，在经济权力的讨论中出现了经济权力与企业之间的相容性问题，经济权力被用于企业特征描述，却没有被用于资本主义制度效率分析。
两个目标的不相容可能意味着二者不能兼顾。这只是表面情况。事实上，两种方法的脆弱性源于自由-强制两分法。这种两分法一方面是确保两个目标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却没有理论和经验基础。更仔细的分析表明，这两种方法看起来不同，其实差别不大。它们都把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为纯自愿交易的结果。这要求制度约束系统被当作给定：尽管没有明确断言，但是只有把个人约束当作给定，社会交易才可以被看作“自由”自愿行动的结果。关于资本主义存在权力关系的不同命题因而只是形式上的：威廉姆森科层分析的基础是，用自愿合约关系来表达的经济权力概念；权力和权威关系始于双方相互同意，止于合约期满。因此，权威本身是一种自愿决策（给定制度系统强加给每个人的约束）。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也如此，正是制度系统被当作给定的假定，才使选择建立权威关系可以被看作双方自由的关系。
nie把个人决策集当作给定，也不讨论什么造成了个人决策集在质和量上的差异，这给了资本主义制度效率问题一个特别的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效率不是通过比较不同制度系统的约束及其产生的经济结果而被证明；相反，它是通过假定个人行为是决策过程最优化的结果（也许受计算能力的限制）而被推导，“给定现有制度约束”。经济制度效率分析的纯自愿合约方法成为循环推理。
安全生产的背景和意义篇5
写清策划书名称，简单明了，如活动策划书，为活动内容或活动主题，不需要冠以协会名称。如果需要冠名协会，则可考虑以正、副标题的形式出现。避免使用诸如社团活动策划书等模糊标题。
二、活动背景、目的与意义
活动背景、活动目的与活动意义要贯穿一致，突出该活动的核心构成或策划的独到之处。活动背景要求紧扣时代背景、社会背景与教育背景，鲜明体现在活动主题上;活动目的即活动举办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陈述活动目的要简洁明了，要具体化;活动意义其中包括文化意义、教育意义和社会效益，及预期在活动中产生怎样的效果或影响等，书写应明确、具体、到位。
三、活动时间与地点
该项必须详细写出，非一次性举办的常规活动、项目活动必须列出时间安排表(教室申请另行安排)。活动时间与地点要考虑周密，充分顾到各种客观情况，比如教室申请、场地因素、天气状况等等。
四、活动开展形式
协会须注明所开展活动的形式，比如文艺演出、文体竞赛、影视欣赏、知识宣传、展览、调查、讲座等。
五、活动内容
活动内容为活动举办的关键部分。活动内容要符合时代主旋律和校园文化建设内涵，健康向上，富有教育意义与启示意义。杜绝涉及非健康文化的消极内容。要详细介绍出所开展活动的主要内容，如影片放映要写出影片的性质、名称和大致内容。
六、活动开展
作为策划的主体部分，表述方面要力求详尽，不仅仅局限于用文字表述，也可适当加入统计图表、数据等，便于统筹。活动开展应包括活动流程安排、奖项设置、时间设定等。涉及到奖项评定标准、活动规则的内容可选择以附录的形式出现。活动流程安排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㈠活动准备阶段(包括海报宣传、前期报名、赞助经费等);
㈡活动举办阶段(包括人员的组织配置、场地安排情况等);
注：须注明开展活动的阶段负责人、指导单位、参加人数等信息。
㈢活动后续阶段(包括结果公示、活动展开情况总结等);
注：如有涉及校园卫生、环境等情况，应及时清理。
七、活动经费预算
经费预算要要尽量符合实际花费;写出每一笔经费预算开支，以便于报销处理(报销时附正规发票)。如果大型活动需资金赞助，联系社团联外联部。
八、活动安全
对于大型活动和户外活动，要成立安全小组，指定第一安全负责人，充分考虑安全隐患，把人身安全放在活动开展的首要位置。在策划书的结尾，除写明策划单位、策划时间以外，协会负责人须亲自签名，并盖上协会印章，以示责任。
附：注意事项
1、本策划书格式要求只提供基本参考方面，为必须内容。在此基础上，社团策划书可以根据活动大小与类型适当添加、灵活书写，作到内容充实、版面安排得当。
2、本策划书格式要求只对策划内容作出规定，策划书字体、版面排版等不作统一要求，但各社团要保证策划书样式规范、美观。
安全生产的背景和意义篇6
关键词：劳动权发展规律自然权利
劳动权是指人们享有劳动的机会和适当的劳动条件，以使自己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实现其劳动力价值，获取劳动报酬并最终获得生存和追求发展的权利。它是以就业权为核心，以劳动报酬权、劳动安全权等为主体的一组权利之和。劳动权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本文将对劳动权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考察，从而挖掘其产生的一般规律，并分析其对我们正确理解劳动权的启示。
一、劳动权的历史发展渊源
“契约自由”的原则与“私法自治”精神是在传统“自由权”延长线上的产物。在资本主义早期，资产阶级刚刚摆脱封建特权的束缚。在经济上，为了保障商品经济发展，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所谓“干预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在法律上则最大限度地保障对自由、平等、人权的实现。在私法领域，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确立了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和过失责任四大民法基本原则。
但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以“契约自由”来规范劳方和资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容易忽视两者之间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从而造成明显不公的后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剥夺或削弱劳方本应享有的“契约自由”。“契约自由”的运用，使资方拥有片面决定契约内容的绝对自由，劳动者只有决定缔约与否的自由（即被动地决定是否接受资方片面决定的契约条款）。而在劳方急需工作以获得生存必需条件的现实制约下，契约自由对劳动者而言，“不缔约”的自由在极端的场合甚至可理解为“饿死的自由”。在此种情况下，劳动权无疑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否则，长此以往，将会引起劳资对立乃至造成社会动荡、政治不安定，最终会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存续。
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危机，保障自由权与平等权，资本主义国家伸出了“干预之手”，对经济实行“两只手”并用的政策，同时，对“契约自由”进行干预，从法律角度肯定了劳动者的劳动权。最早把劳动权作为明确的法权概念提出来的，是奥地利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法学家安东·门格尔，他在1886年完成的《全部劳动权史论》中提出：劳动权、劳动收益权、生存权，是造成新一代人权——经济基本权的基础。
此处的劳动权意味着，在现实社会中，国家应当保障经济、社会地位居于弱势的劳工，能借团结的力量，站在与资方对等交涉的地位上，实现实质的契约自由原则，获得合乎人性尊重的最基本手段性权利。此种权利的保障，在今天已为各国所普遍接受，并且不同程度地在宪法和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
二、劳动权的一般发展规律
“一切法权现象只有理解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社会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把握其底蕴”。我们探究劳动权产生发展的渊源和过程，是为了发现其产生变化的背景及其宗旨，以从中获得当今立法的启示。
从劳动权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劳动权本身作为自然权利，是不证自明而不可放弃的。这里，我们涉及其产生条件，并不是否认其自然权利的属性，而是考察权利法定化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从中发现其逐步得以法定的一般规律。
（一）经济背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生产技术落后和物质产品匮乏的条件下，通过劳动谋生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必须进行而没有选择的活动，也就是说，此时，劳动尚作为人的生存行为而非权利需求而存在。工业革命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劳动力成为商品，被市场需求并得以自由买卖，进入到所有权的行列。保持和享有劳动力的劳动者的权利——劳动权得以凸显。
（二）政治背景——权利意识的强化
在原始社会，氏族成员在危险的生存环境中，无法脱离群体生活，离开群体就意味着死亡。同时，每个人只有贡献出自己的全部体力和智力才能增进团体的力量，才能改善集体以及个人恶劣的生存状况。同样，只要不违反禁忌和习惯，氏族群体也不会抛弃任何成员，因为减少成员就意味着集体力量的削弱和生存能力的降低，这样就形成了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双重依赖。氏族成员的劳动完全是一种内在意识的行为，不可能形成劳动是权利的诉求。
奴隶社会，劳动是奴隶无条件履行的绝对义务，劳动的意义
不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是为奴隶主生产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奴隶只是奴隶主所拥有的会说话的工具，是权利的客体，不享有任何权利，自然无劳动权可言。
封建社会，这种人身占有关系有所改变，取而代之的是人身依附关系和严格的等级关系。农民由于仍然没有摆脱封建地主的人身控制，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受到限制。关键在于，封建社会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导致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加上完备的等级制度，不同身份意味着不同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形成典型的“身份崇拜”和“权力崇拜”，劳动权没有产生的社会根据和理由。
劳动权作为一种标示劳动者人格独立、蕴涵劳动者利益的权利类型，诞生于职业劳动得以社会化、普遍化、契约化的资本主义时期。正如新托马斯主义法学代表人物马里旦所言：“在20世纪，人类理性显然已认识到，人不仅有作为一个人格的人和公民社会的人的权利，而且还有作为从事生产和消费活动的社会的人的权利，尤其是作为一个工作者的权利。”
所以，没有一种普遍的权利意识，劳动也就不可能上升为权利。
（三）人文背景——自由主义精神的转变
自由主义精神的重大转变是劳动成为权利的人文背景。自由主义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主导的意识形态，它的变化或转向对于西方国家政治影响巨大。19世纪中叶，自由主义从强调个人对他人和政府的独立的消极自由，转向突出在参与中实现自身价值的积极自由。正是由于自由主义精神的转向，劳动作为权利，才逐渐得到国家的承认并上升为一种法定权利。
三、劳动权发展规律对正确理解劳动权的启示
从劳动权的发展历程和一般规律中，我们可以发现，劳动的权利化以及劳动权的法定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劳动权首先是一种自然权利，在这种正当的理性法则下，劳动者拥有一系列平等、自由、健康、财产以及在自然法的范围内追求和保障这些目的的自然权利。从法律角度明确规定劳动权，是对其作为劳动者应享有权益的肯定。其次，现代契约社会的建立，不仅追求形式正义，更希望在实质正义的实现方面有所突破。合同当事人在社会上或经济上地位悬殊时，弱势一方当事人便处于实质的劣势，此时，若仍依契约自由原则缔结合同，那么，契约自由只能徒有虚名。劳动权恰恰还能起到约束契约自由的作用，避免了雇主借自由之名剥夺或削弱劳动者应有的权利，从而最终保护劳动者的平等利益。所以，笔者认为，劳动权法定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限制契约自由，弥补其在现代社会复杂环境下的缺陷，从而最终实现劳资双方实质平等和正义。
大处言之，劳动权得以法定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私权进行干预的一种努力。但是，这种干预，并不排斥民法在法律中的重心位置及其所贯彻的意思自治精神，只是在必要的范围内对个人利益和自治权利加以限制，它的终极目标，仍然是实现个人的平等利益和人性的最大自由。基于这一点，即使劳动权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改变，其本质不应该变化，作为与封建等级制度斗争的胜利成果，它标志着人的解放和人格自治，仍然是自由权，仍属于私法范畴。
四、对劳动权内涵的科学理解
目前，对劳动权的内涵，学界尚无定论，主要存在狭义说、劳权说、自益权与共益权说、劳动基本权说。纵览上述学说观点，我们发现争论主要集中在：究竟从何种角度定义劳动权？劳动权究竟包含哪些过程？
笔者主张，劳动权因劳动而产生，虽然劳动本身并不会自动生成权利，但是作为表征劳动权的主要因素，劳动本身的特点需要得以体现。所以，考察劳动权，还是要从劳动的特点出发。从自然属性来讲，劳动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能量释放，“劳动是相对于人体的生理过程而言的，每个人的自然成长、新陈代谢及其最终死亡，都受到劳动的制约，劳动控制着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可以说，劳动即是人的生命本身。”从社会属性来讲，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
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劳动的几个主要特点决定了劳动权的基本内容：首先，劳动创造并决定着人，劳动对个人和民族而言都是必需和决定性的。因此，尊重和保护每个人参与劳动的权利就显得更为基本。换言之，立法应当为个人提供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机会，毋宁说，参与劳动的前提。按照这一假设，劳动权应当包含平等就业权和自主择业权，以使之能够涵盖就业过程中的权益内容。其次，劳动是对人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界的交换，以自己的活动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物质的之间的物质变换，需要耗费自身的体力和脑力。相对应的，体现在劳动权方面，不仅要求劳动权应当体现劳动过程，而且，如何
对人的生理耗费进行补偿和保护，也是劳动权应当关注的核心内容。再次，劳动是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并为雇主创造利润。基于此，劳动力的所有者即劳动者有理由从雇主那里获得部分利润，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即剩余价值的分配。对应地，这部分也就是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所以，笔者主张，劳动权是劳动者依法享有的把自己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实现其劳动力价值，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获取劳动报酬是劳动权的当然内容。
安全生产的背景和意义篇7
积极落实保障性住房建设
【背景材料】
2011年初，中央就明确了全年开工建设1000万套保障房的任务。据住建部统计，截至2011年10月底，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已实现了年初计划的目标。随着保障房的陆续竣工，许多困难群众会搬进新家。
【习题设计1】
安居才能乐业。为解决困难群众的安居问题，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建设保障性住房。体现了我国政府（）
①认真坚持依法行政②是全体公民的政府③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④认真履行政府的职能
a.①②B.②③C.①③D.③④
大力发展民生水利
【背景材料】
2011年1月29日中央“一号文件”后，水利建设正在向着解决百姓最关心问题推进。中央决定，在今后10年，力争全社会水利年均投入比2010年高出一倍，把农田水利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大力发展民生水利等。随着相关措施的落实，我国将会有更多的群众喝上干净水、放心水。
【习题设计2】
我国政府加大投入，大力发展民生水利，这主要体现了财政（）
a.具有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
B.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C.是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
D.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行政手段
千方百计新增就业
【背景材料】
2011年我国进一步落实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2011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994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110%；截至三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
【习题设计3】
就业是民生之本，对整个社会生产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下列属于我国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措施有（）
①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②尽快取消在就业方面存在的歧视性政策③劳动者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④完善市场就业机制和改善就业结构
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③④D.①②④
居民办事越来越方便
【背景材料】
2011年2月19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可以预见，今后我国社区居民将享受到更加方便、周到、体贴的服务。
【习题设计4】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建立了街道、社区网站，并开设网上便民服务、居民议事、网上居委会，以此提升服务水平。这种做法（）
①有利于保证居民直接行使民利②有利于管理好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③集中体现了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统一④说明我国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服务
a.①②B.②③C.③④D.①④
城镇非就业居民可以领到养老金
【背景材料】
从2011年7月1日起，我国开始在部分地区试点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并计划到2012年底实现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自此，我国5000多万城镇非从业居民，可自愿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领取含有政府补贴的养老金。
【习题设计5】
我国实行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a.是区别于社会保险的商业保险
B.遵循公平互利、协商一致、自愿订立的原则
C.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健康发展
D.有利于逐步消除个人收入的差距
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背景材料】
2011年9月1日，国务院医改办公室宣布，我国基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自2009年8月启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我国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成效，基本药物制度基层全覆盖提前实现，群众就医负担得到了切实减轻。
【习题设计6】
我国启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对有效降低药价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说明（）
a.商品的价格应主要由政府确定
B.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
C.政府要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
D.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国家宏观调控为基础的
调整个税起征点
【背景材料】2011年9月1日起，新修改的个人所得税法正式实施，个税免征额从每月2000元提高到3500元，我国工薪所得纳税人占全部工薪收入人群的比重从28%下降到7.7%，纳税人数从8400万人减少到2400万人。
【习题设计7】
我国对个税起征点进行调整（）
a.体现了税收有时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
B.能够确保公民自觉诚信纳税
C.有利于调节个人收入的分配
D.有利于促进生产专业化的发展
农村孩子享受到营养午餐
【背景材料】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展试点，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这一计划普惠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学生。
【习题设计8】
我国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首先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展试点。其哲学依据是（）
a.承认矛盾的普遍性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前提
B.矛盾普遍性要通过矛盾特殊性表现出来
C.矛盾特殊性离不开矛盾普遍性
D.两点论和重点论是统一的
让群众广泛享有公共文化服务
【背景材料】
2011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百姓将会享受到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
【习题设计9】
据了解，云南省积极组织开展“文化大篷车”送戏下乡等文化惠民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免费文化服务。这种做法（）
①有利于丰富群众的精神世界②关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③说明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④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③④D.①②④
调控物价基本达到预期效果
【背景材料】
作为关系民生的重要经济指标，近几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2011年初我国确定的目标是：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左右。切实稳定房地产市场价格，满足居民合理住房需求。2011年1月，我国Cpi涨幅达4.9%，此后一路上涨，中央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控制货币、发展生产、搞活流通等一系列稳定物价的措施相继出台。随着一系列宏观政策作用的释放，Cpi年中开始调头向下，物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政策效果逐步显现。
【习题设计10】
专家认为，物价回落固然可喜，但并非高枕无忧。综合来看，未来物价走势仍有不确定性，物价稳定的基础还不牢固。物价调控不能松懈，需要宏观政策继续把握好力度和节奏。这段话体现了（）
①事物是变化发展的②事物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③人的意识活动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④人是不能正确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
安全生产的背景和意义篇8
[关键词]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战略文化安全
当今,全球化浪潮使得国家安全问题越来越多地从传统的军事领域,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其中,文化安全在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与作用愈发显得重要。
一、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相互交流、冲突、渗透及融合,构成了生机勃勃的国际文化发展图景,但是,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也有个别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西方国家为了达到经济和政治上的目的,不断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形成了日益严重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它们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本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损害本土文化为手段,图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方式延续和强化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全世界的控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歧,自然而然地成为某些霸权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决定了中国在新世纪必然面临来自外部的严峻的文化安全挑战和威胁,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大肆宣扬“中国”和“文明冲突论”,为西方文化扩张寻求理论依据,恶化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外部环境。
1992年9月15日《亚洲研究》上刊登了罗斯•芒罗的文章《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该文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外交等等方面,论述了中国对亚洲和平与利益所构成的“威胁”,并以此警告美国防范这个远隔重洋的“充满活力、热气腾腾的国家”,由此成为“中国”的肇端。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提出“文明冲突论”与之遥相呼应。他认为在后冷战时代的新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的,作为儒教文明主要代表的中国是西方最大的威胁之一。在大肆宣扬“中国”的背后,深深隐藏着的是美国妄图建立文化霸权的“传教士”心态,以及恶化中国文化安全外部环境,达到遏制中国的企图。
2.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优势,运用各种手段向中国推销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妄图通过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终达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用一切手段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渗透。西方一些理论家指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同意识形态国家进行文化渗透是最有力的进攻。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西方利用一切手段大力宣扬西方的一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近似强制的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和文化输出。推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各种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宣扬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用似是而非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概念,否定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现实地实现真正属于人民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的努力。目的就是要搞乱我们的思想,破坏我们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西方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文化产品的输出,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并充分利用其网络优势,通过网络这只无形的手,以网络所特有的穿透力突破传统的国家概念和框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语言交流规则和动作方式。
西方文化的扩张和渗透,对我国的文化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威胁。中华民族的特性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情结已经有弱化的状况和趋势,一些人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目标,甚至崇拜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发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扭曲错位。这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文化混乱,使传统文化、道德准则受到强烈冲击。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必须学会积极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应对措施。
二、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选择权是其文化的象征,也是文化安全的核心。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固守原有的意识形态,必然被时代所淘汰。丧失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国家的就会受到威胁。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结合过程中产生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面向未来、正确应对全球化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不断增强其吸引力和凝聚力。
三、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国的文化产业壁垒不断被打破。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外国的文化资本和文化产品越来越多的涌向中国,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和文化传播上的优势,不断的向我国输入大量的精神文化产品、社会政治理念、价值观念等等。我们要保护好我国的文化市场,抵御外来文化的消极影响,特别是消除腐朽文化的侵蚀,就必须大力发展我们的文化产业,并通过文化市场将文化产品最大限度的推向民众,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于炳贵,郝良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
[2]李际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思考.中国军事科学.
安全生产的背景和意义篇9
关键词：跨文化社交文化背景翻译误译对等
1.引言
“跨文化”是指“对于与本民族文化有差异或冲突的文化现象、风俗、习惯等有充分正确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以包容的态度予以接受与适应”。“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交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作用”。美国著名语言学家Halliday说：“对语言符号系统的解释取决于其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或者文化语义系统的解释。”翻译是一种文化交流的形式，通过翻译对不同语码之间的转换，可以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沟通，实现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实现跨文化的交际目的。
2.语言与文化
西方现代文化语言的研究中，语言、文化的关系被定位成：文化是语言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语言的附属。按照冯巧娥（2007）的观点，文化背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知识表征包括其构型、内容，和人们采集、组织和使用知识的方法。社会知识是一社会群体中多数成员所共同拥有的知识，存在着归约性，同社会文化密切关联。
文化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人们的文化不同。有效、无误的翻译，需要译者了解异民族的文化特征，注意语境等。陈昌义（1997）用图示对跨文化交际规则进行了论述，我依据其跨文化交际规则图示，用下图表示文化背景与翻译的关系。
3.跨文化社交与误译
社交是指人们在社会中的交际往来，要使用一定的语言或其他工具传递自身的信息、已达到交流思想、实现某种目的的社会活动。跨文化社交即与自己相异文化、民族的人们交往中，使用一定的语言或其他工具传递自身的信息、已达到交流思想、实现某种目的的社会活动。通常跨文化社交下的语言需要一方或者多方通过翻译后使用。
译者的跨文化翻译能力属于其跨文化能力之中，但是其跨文化能力不应属于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能力可被分为四个维度，如下图所示：
翻译的误译，依据罗进德（1997）的观点，翻译中的误译分为两大类：技术误译和文化误译；文化误译是指由于译者文化背景知识的匮乏，对文化差异、文化障碍处理不当而导致的翻译错误、翻译缺陷。
有关文化背景缺失影响而产生的误译，以英语中包含“broken”的三个短语：abrokenman（一个绝望的人）、abrokensoldier（一个伤残士兵）、brokenmoney（零钱）的中文翻译为例，不了解英语国家社会文化背景的译者很容易将abrokenman中的broken误译为穷困潦倒、沮丧、拙劣，或者伤透心、道德败坏；abrokensoldier中的broken误译为失去斗志、不守规矩、受伤或者不完整；brokenmoney误以为破钱、破产等（田仙枝，2010）。
本文就社交中的误译展开探讨，拟探求跨文化社交视野下译者寻求避免误译而需注意的良方。
4.文化差异下的误译
在进行跨文化社交时，翻译错误、用词错误及语法错误都属于表层错误，这些错误可能会使交际对方不快，但由于对方了解该错误产生者不是母语使用者，而是异语使用者，也会体谅的；但是对于交际者由于不注意交际语境、异语文化背景而产生的交际言语表达不当，就可能会被对方误解，可能会对交际气氛产生破坏作用。跨文化社交中的误译主要是由于不了解异语文化一味地直译，译者不充分考虑文化差异（对文化差异了解不全面），依据自身文化理解异域文化去翻译等所导致的。
4.1直译引发的误译
中文现行流行语中有一个字“闪”，表示离开、快走的意思，但是对于不懂中文的英语使用者，我们不能直译为“flash”，而是要想法充分表达该词字面的意思，以及用字少的特点，“retreat”就是一个不错的翻译。中文里的“赤脚医生”，如将其译为“adoctorwithbarefeet”，英文读者看了肯定会感到很奇怪：这个医生是买不起鞋子，还是不讲卫生？翻译时应直接译为“adoctorwithoutprofessionaleducation”，如果对出现赤脚医生现象的时代背景再稍加解释，那就更完美了。
译者的误译还会涉及一些英语国家文化的习惯表达。例如：
1）Let’sgoDutch.（我们各付各的。）
2）Stopsellingmetohim.（不要在他面前赞美我。）（田仙枝，2010）
3）Don’tcarrycoalstonewcastle.（没必要/徒劳无益。）（尹丕安，2006）
很多对西方文化不了解的人接触第一句话时直接理解为“去荷兰”，而且是一起去，殊不知Dutch是一个在英语里含有贬义的词，这一词组意为“aa制”。早期荷兰对外殖民扩张时，两个人遇见后很可能再也见不到面，因而比较流行各付各的，以免欠下了将来没法还。这与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大不相同。另外，英国人瞧不起荷兰人，用goDutch表示各付各的，显示出荷兰人的小气。第二句话会被误以为：“不要撮合我们俩/不要到处推销我/不要在他面前说我坏话。”第三句话中提到的“newcastle”（纽卡斯尔）这座城市是英国的煤都，往煤都运煤，是多此一举、毫无必要的，这句话是在告诫人们不要做徒劳的、没必要的事情。
4.2文化差异了解不全导致的误译
中国人送客人离开时比较喜欢说“我送送你”，这其实是个客气语，表示我送你到我家门口，或者楼下之类的，但是如果对老外说：“i’llsendyou.”老外说不定会等着说话者开车将其送回至其住所，因而，中国人与英语国家的人道别时要注意按照英语文化表达，用“ihadalovelydinnerwithyou.”之类的话语表示祝愿，再用“Bye”即可。
对于恭维和赞美，中国人一般都表现得比较谦虚：“哪里哪里，我做得还不够/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是对中国人或是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的外国人，还可以使用这些话，但是对于不了解中英文化差异的英语听话者来说，最好改说成或翻译成“thankyou.”，因为西方文化比较喜欢赞美，而且人们认为对赞美无需谦虚，而是要表达对对方赞美的感谢。特别是在面对面的交际中，老外比较喜欢赞美对方的衣着、物品等，赞美的方式一般是：“ilikeyourdress/Youlooknice.”这样的话语，被赞美者会感谢对方。
例如：布朗太太年近五十，穿着一件新衣服到教室上课，中国学生说了这样一句赞美的话：Youlookniceandyounger/youngwearingthisdress.（李文凤，2003）
学生的这句话是一句赞美，但是对于英国这样一个“valuetheyoung”（崇尚、重视年轻人）的国家，每个人都不喜欢说自己老，即使是80岁的老人，他们也认为自己很年轻，在他们的文化中，不能自理而需要去敬老院的老人才是“old”（年纪大了）。因而young/younger使用得不太恰当，可以说：“thedressislovely.”他们听了一定非常高兴，而且感到在异域的中国会遇到了解英国文化的知音。
5.结语
避免跨文化社交中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译，需要译者尽量了解异语文化，将所要表达的信息尽量译为异语中表达相似意思的词汇、句子，以实现翻译的相对对等。
参考文献：
［1］陈昌义.关于交际文化规则的理论框架问题［J］.外语研究，1997，（4）：37-39.
［2］葛瑞红.汉、英语言的社交语用差异与英语教学［J］.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2）：8-12.
［3］田仙枝.从跨文化的视角看高校学生英语翻译中常见的错误［J］.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6）：142-143.
［4］王斌华.“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与跨文化的外语教学观［J］.山东外语教学，2006，（6）：51-55.
安全生产的背景和意义篇10
关键词：电影；跨文化；编码解码；断臂山
中图分类号：J9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4-0086-02
一、分析与讨论
跨文化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扩展领域，20世纪40年代后期诞生于美国，70年代末逐渐发展成，到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21世纪，跨文化现象遍布全世界[1]。陈卫星，认为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的表象越来越直接地通过媒介本身扩散出来。但全球性的媒介文化传播在市场中立的背后包含很多西方的价值观，这就导致了掌握着世界性传播网络资源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时间成为传播当中的世界时间，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等于取消了其它文化的存在。这是发展中国家在跨文化传播的世界格局中所正在经历的残酷事实。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跨文化语境下，李安的《断臂山》如何在世界电影市场上成为焦点？它的成功对国内或者世界其他电影有什么影响？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2]：意义产生于诠释的实践，而诠释又靠我们积极使用符码――编码，将事物编入符码――以及靠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编译或解码来维持。在跨文化传播中，由于符号之间需要翻译原先由“编码――解码”构成的传播过程被扩展为“二度编码”即（传播者）编码――解码（翻译者）编码――（受传者）解码构成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传播链条延长，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的解码有可能因“二度编码”的介入而产生误读。而《断臂山》在跨文化的语境下，再度解码的过程中做的非常成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导演本人――跨文化背景。李安出生在中国台湾，生长在家教极为严格的家庭。他拥有优秀的艺术教育背景。李安的父亲是一名中学校长，他秉承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形式来要求李安，李安是在这样一个充斥着中国文化氛围的家庭里长大。21岁的李安从台湾大学艺术学院毕业，为他奠定了一定的艺术基础，接着在美国学习戏剧导演和电影制作，分别获得戏剧学学士学位和电影硕士学位。这些具有中国文化的传统的家庭教育，台大艺术学习经历，及西化的美国留学经历，都为李安今后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基础素材，是李安今后的成功的重要因素。
李安现在享誉世界影坛，是世界上著名的华人导演，得到世界影坛的认可，曾获得奥斯卡奖，金球奖最佳导演，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和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等。我们可以说，李安架起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的桥梁。
（二）电影风格――中西合璧。李安的诸多作品中都蕴含着中西方文化的矛盾和融合，这些受其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的影响。李安本是一个传统地道的中国人，他拥有中国人的宽容、儒雅。生长在台湾知识分子家庭的他，长期受父亲的传统教育影响，儒家思想深刻的影响着他。成人之后李安选择远赴美国去留学专修他自己钟爱的电影艺术。李安本身是便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体。在他身上拥有着源自东方文化背景的宽容、儒雅、责任感；同时也包含着西方文化的多元化、随性洒脱、追求自由。这些都使他在艺术作品的创作和制作方式上，有中西文化结合的意向。他在改编安妮•普露的的小说时便显得游刃有余，为世界观众创造一部讲述中西方文化的全新的作品――《断臂山》。
二、《断臂山》――跨文化对话的桥梁
（一）《断臂山》――跨文化的解码过程。《断臂山》改编自一位美国人，安妮•普露的短篇小说。影片向观众讲述了两位美国青年男子之间特殊的爱情。一个是农场主的雇员,一个却是一个牛仔竞技表演者。1963年夏天，在美国的一个怀俄明州的牧场，两个人相识。同是牧场雇员的两个人，在断臂山一起工作，从陌生到友人，到最后的特殊的同志爱情。同志爱情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备受唾弃和禁忌的，而两人的恋情却在各自的情感和家庭矛盾中维持了二人的一生。李安导演将安妮•普露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便是一次二度编码和解码的过程。李安在看到小说文本时，自身对文本的解读是一次二度解码的过程。作为一位华人导演将一部彻底的外国短片小说经过自己的二度创作（编码），用电影媒介的形式呈现出来。从电影市场的受众来说他是成功的，《断背山》在第78届奥斯卡金像奖中获得最八项提名，最终获得了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与最佳电影配乐三项大奖。受众在接受这样的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导演的影片时，是一次成功的二度解码。这一从导演到受众的二度编码解码过程，是成功的，避免了很多误读。《断臂山》跨文化二度编码解码的成功是对一些传统观念的回击。李安在西方的生活长达46年，他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在西方文明的引导下，用现代电影为媒介，对中西文化进行解码，这是他进行二度编码解码的根基。《断臂山》是一部西方题材的电影但其文化内核是中国东方文化。在一些西方的华裔学者那里，认为跨文化翻译一直是被西方的人类学家所把持的。但李安导演打破了这一认知，他用先进的现代文化形式――电影进行文化翻译解码。他用西方的演员，西方的语言系统来包装中国文化。《断臂山》中，东方传统文化的根基决定了导演在处理作品的悲剧意识时，有意避免你让人感觉压抑的沉重感，让作品充满东方文化的宽容、温情，体现了一种“中和”的风格，作品成功地超越东方母体文化的界限，融合了西方文化，成为被世界认可的文艺作品。
（二）《断臂山》跨文化编码解码的法宝――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李安的电影横扫了从商业性强的奥斯卡到艺术含量高的威尼斯、柏林节，总是满载而归。他的成功在于能够准确把握了两种文化碰撞、交融之后的精华，将东方文化的内敛用西方人能够理解的视听语言来包装，得到世界的认可。他在二度编码过程中，用的是东方文化内核和西方文化的形态，这样在中西方的受众在二次解码时，都容易理解和接受。首先，东方的内核，西方的形态[3]。李安在进行对于原小说进行解码时，加入了东方的文化内核，再进行二次编码时他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电影语言和形态来讲述故事。东方文化注重神韵，中国的绘画以及诗歌词赋等注重韵律与神韵之美，而西方的文学与艺术更注重模仿与再现的形似美。《断臂山》给我们呈现的是中国山水画的美丽风景，在风景如画的山脉上演绎一场两个同性之间的缠绵爱情故事。《断臂山》小说的文本讲述的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式的同性恋题材的故事，但是李安在进行二次编码时并没有采用西方电影的美学风格，如宣泄、冲突等戏剧手法。而是采用东方的美学风格即细腻、内敛、抒情的手法来讲述这段特殊的同志之间爱情故事，电影作品将二人的浪漫爱情融入断臂山美丽的风景之中，里面包含很多具有中国审美意境的符号。比如，片中的断臂山，它如水墨画般的大篇幅出现在观众面前，给观众寄情于景的感触，在如此恬静、美丽的景色下、曾经的情感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否也可以如这断臂山一样，依然美丽、动人；两人在水墨画般的断臂山下相恋，时隔多年的再次相遇在断臂山，这感人至深的情感背后是环境、世俗、人伦的压力，他们处在家庭和现实的矛盾之中，这一切的情愫和断臂山的景相互相应。李安用如此含蓄的手法在向观众展示着，这特殊的爱情，不被世人理解的爱情。但通过这部片子和影片的内敛、诗意的叙述，我们似乎接受了这特殊的情感，甚至为此而感动，我们看到了东方的家庭观念，在西方文化语境下的展示。这便是李安二次编码的结果。我们看到的《断臂山》是西方的电影，但细细品味，又从中找到了相似的情愫。这便是导演的用意。让我们感到熟悉的是他的叙事手法，中国诗画的手法，寓情于景。但便于西方观众的二次解码，导演又用的是纯西方的影视表达形式来表现。如片中的，牛仔是西部片中典型的符号形式。牧场小镇，也是美国西部的村落文明。同性恋题材似乎也更忠实于美国文化。《断臂山》用东方的艺术神韵，通过西方人文地理风情，表达诗一般的另类同志爱情。这正是它在跨文化语境下成功的又一原因。其次，《断臂山》思想内核――东方的集体主义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中国文化思想强调集体主义，主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西方文化注重个人自由，追求自我。在《断臂山》中，李安向观众呈现了一部披着西方华丽外衣的中国制造的电影作品。在二次编码的过程中，他以家庭观念为切入点，来洞察整个社会，向世界解读中西方文化。家庭观念是东方传统文化关注的重点。在影片《断臂山》中，李安对两位男主角杰克与安尼斯之间特殊的爱情，同性之爱的态度是宽容的，他对影片中的人物都用客观的眼光在看待，给观众呈现的是，这部影片中的每一位人物的过错都是无奈的，不免让人联想到或许是社会环境影响导致了每个社会角色的无奈。李安导演对片中的每个角色都是客观、包容的。这是他的态度，也是他对其影片的态度，同时是他的艺术作品能被世界电影市场认可的原因。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追求个人自由主义的西方华丽的外衣下包裹着的却是东方集体主义的家庭观。在大量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西方人大都崇尚个人自由，追求个性，对家庭的责任感不强。追求自由主义的西方人在家庭婚姻中，如果不存在他们认为的爱情时,西方人会最终选择离婚。而中国人受传统观念、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及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束缚时，他们大都会选择继续维持的没有爱情的家庭婚姻关系。《断臂山》中，李安展示杰克与安尼斯两人面对情感与家庭责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建构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婚姻观念。整个片子到处散发的是孤寂，这让整个影片张弛有度。杰克和安尼斯为了各自的家庭，选择忍受寂寞和孤独。再者，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人伦”。在中国，从古至今，传统文化讲究“人伦”，同时中国儒家文化的精华也在于“人伦”。“人伦”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封建社会是一种等级关系，长幼之分、尊卑之分等。在《断臂山》这部影片中，对于人性的宽容和关怀是“人伦”内核的所在。对于人性的关注是所有艺术作品永恒的母体。《断臂山》中“同志”爱情的双方都因彼此背负着社会关系中的人伦的压力选择分别、再次成家，艰难的维持着这段特殊的爱情。
电影语言是一种最富有国际性的艺术语言。本文，用编码解码理论，对电影《断臂山》中的跨文化现象进行分析解读。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中西方文化加强交流和碰撞，中国电影也融入其中，体现出一种中西合璧的时代性和国际性风采。为了让中国电影在跨文化的语境下，走出国门，在世界电影市场独树一帜，我们中国的导演人都要进行二度的编码解码这个过程，而二次解码的受众不仅是中国人，而更多的是西方观众。这样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市场上方能形成有影响的民族流派。
参考文献：
[1]陈卫星.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背景[J].国际新闻界,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