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1
后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合理化
按照诉讼制度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相位和功能，可以将当代中国纠纷解决史分为三个阶段：前诉讼时代、诉讼时代、后诉讼时代。“在中国，九十年代以前可以被称为前诉讼时代，此后，进入诉讼时代。在前诉讼时代，诉讼不是解决纠纷的主要方法。随着法律制度的重建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依靠诉讼来解决纠纷。因此，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比如，一度盛行的调解，逐渐不受重视。诉讼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就是争议解决方式的渐趋单一化、集中化。它的最主要的问题是高昂的诉讼费用耗费和时间耗费。社会复杂性、纠纷多样性的增强，要求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化。后诉讼时代是一个民事纠纷可以被多种方式合理解决的时代。
从1986年以来的统计数据看，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数量一路飚升
从前诉讼时代到诉讼时代，不仅诉讼解决纠纷的数量在增长，诉讼与人民调解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结构比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0年人民调解纠纷总量为740.92万件，同年民事一审案件数量为291.6774万件，诉讼案件相当于调解案件的39.4%；而1998年，民事一审案件数量达到336万件，诉讼案件数量已经相当于调解案件的63.8％。据有关人士介绍，2001年诉讼案件与调解案件的数量比例已经基本持平。纵观1980年到2000年20年间，人民调解的组织建设和工作绩效的发展趋势，人民调解在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后逐渐呈下滑趋势，调解人员和调解纠纷数渐趋减少。“强诉讼、弱调解”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已经形成。一个社会的纠纷解决机能能否良性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决定的。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在法治化进程中对司法功能的强化；另一方面，对于司法的过高期望也导致了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失衡。诉讼时代的“强诉讼、弱调解”与前诉讼时代的“强调解，弱诉讼”一样，都是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失衡的表现。诉讼成本高昂、诉讼迟延和司法腐败可以说是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失衡带来的种种弊端的首当其冲者。从纠纷解决资源的供求规律看，当对一种纠纷解决资源的需求远远超过它的供给能力时，必然导致利用这种资源的困难性，成本高昂和迟延也就在所难免；随着这种资源的稀缺性的不断上升，掌握这种资源的人借以寻租的可能性也会加大，这就为司法腐败营造了可以想象的空间。纠纷的诱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和途径也应当是多方面、多渠道的，诉讼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关键的一元，但是，诉讼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负荷过重必然会损害诉讼的正当性根基-程序正义，进而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因此，诉讼时代向后诉讼时代的过渡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或者说是一种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发展向度。后诉讼时代正是谋求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合理化的时代，它将在解构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的同时，建构诉讼、调解以及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纠纷解决体系。暂时还难以对合理、均衡、良性互动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进行精确的量化，不过，改变“强诉讼、弱调解”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健全人民调解制度，进一步充实和强化人民调解功能显然是迈向后诉讼时代的第一步。
后诉讼时代、人民调解与市场经济
后诉讼时代是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时代，市场经济及其支撑下的主流信念系
统有选择人民调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内在需求吗？纠纷解决方式与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主流信念系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传统的调解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纠纷解决方式与马克思所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主张以礼乐仁义风化天下的儒家思想、提倡“和为贵、让为贤”的传统道德观“是一体性的。人民调解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途径，在计划经济时期，在以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为基调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的感召下焕发出令西方人称羡的生机和活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调解还有能够获得足够运行能量的生存空间吗？
市场经济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国家与社会分离。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分离的社会，社会是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私人利益的领域，是在一定范围内能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领域。市场经济不但是法治经济，同时，也是社会自治经济。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以使社会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来发展，同时，这也是建构“有效政府”，提升国家能力的需要。市场经济社会客观上要求更多的社会自治来整合社会。人民调解作为一种群众自治性解决纠纷的制度，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人民调解不是计划经济的附属物，后诉讼时代高度繁荣的市场经济对于社会自治的要求为其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权利意识蓬勃兴起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意味着走向权利的时代的到来。诉讼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后屏障，但是，由于心理上、经济上、环境上、诉讼服务自身缺陷等多方面的原因，公民对诉讼的利用存在诸多障碍。诉讼利用的可能性越低，诉权被消蚀的可能性就越大，对权利的保护也就越困难。在城乡差别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的我国，权利保护与诉讼利用之间的矛盾尤显突出。人民调解恰恰是缓建这种矛盾的蕴含着巨大潜力的制度设置。虽然，在初建市场经济的我国，诚信等道德规范的缺失，建立信任机制的困难，使人民调解面临窘境，但是，对于市场经济主体，人民调解灵活、便捷、易于接近的优势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后诉讼时代是进一步高张权利保护旗帜的时代，为权利而协商对话的心理共鸣必将使人民调解焕发出新的生机。
后诉讼时代、人民调解与法治
后诉讼时代是法治理念和法治实践日臻成熟的时代。人民调解究竟是推动法治呢？还是阻滞法治进程、蚀损法治精神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黑格尔在《世界历史哲学》中认为，古代中国的法律缺乏整体上的原理，它没有区分道德领域与法律领域。传统调解与“德治” 、“教化”等国家治理方式密切相关的。与传统调解不同，人民调解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内涵。在时代，纠纷的解决是一个政治行为。调解是党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中的表现。“调解已被发展成为动员的工具，它将纠纷的解决与共产主义者重构社会的尝试联结在一起并使纠纷解决的政策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诚然，人民调解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治理方式存在某种同构性。国家治理方式转变的同时，人民调解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是导致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性变迁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对于法治内涵的误读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九十年代以来，法治几乎成了诉讼的代名词，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被扩大化理解。这样的“法治氛围”一方面导致公众对诉讼的过高期待、社会对诉讼的积极鼓励；另一方面也贬抑了人民调解的价值和正当性。
事实上，1989年《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颁布已经构成人民调解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此前的人民调解以政策、意识形态等作为调解依据。1989年条例确定了人民调解的三项原则：依法原则、自愿原则和不限制诉权原则。依法调解原则的确立奠定了人民调解与法治亲和的基础。从当代人民调解的实践看，依法调解与依情理调解、依风俗习惯调解等其它调解方式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处于一种交融状态。这种交融状态恰恰说明，当代法治社会中的调解，是包含利己动机和共同动机两方面的“契约性合意”，是一种起源于信赖的共存状态。“因此，法制化条件下的调解与对立性主张的充分讨论以及为此设立的程序、法律家的专业性活动是可以并立而存的。正是通过契约关系这一中介环节，调解与法治结合起来了。—――司法程序与私法秩序结合起来了。”从更深层面看，虽然，调解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创造规范，但是如果能为调解和正式法律体系之间的交流提供充足的条件，则调解在促进法治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如，（1）促进对法律制度的反思和纠纷当事人的反思，积极调和实体法和纠纷当事人的主张；（2）通过规范间的竞争和选择，大大增加法律发展的契机，以弥合实体法和生活规范间的裂隙；（3）基于个别纠纷的具体情况，对权利关系作出判断，促进实体法的具体化；（4）使潜在的纠纷得以外显，扩大对程序法的需求；（5）把日常会话的规则和程序内的行为规范以更有利于当事人的方式予以整合，以此来发展程序法规则；（6）通过部分地放松严格的审判程序的要求，从而达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平衡。因此，调解和法律试行机制极为近似，都是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狭窄地带增加了法律发展的契机。由是观之，人民调解非但不是法治的对立面，不但不会阻滞法治进程、蚀损法治精神，恰恰相反，人民调解具有与法治的亲和性，它可以成为法治发展的促进性力量。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2
关键词：民事纠纷民事主体自力救济社会救济公力救济
一、民事纠纷的概念
民事纠纷又称民事争议，是法律纠纷和社会纠纷的一种。所谓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纠纷。民事纠纷作为法律纠纷一种，一般来说，是因为违反了民事法律规范而引起的。民事主体违反了民事法律义务规范而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利，由此而产生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民事争议。
民事纠纷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民事纠纷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民事纠纷主体（民事主体）之间不存在服从与隶属的关系，在诉讼中处于平等的诉讼当事人地位。
（2）民事纠纷的内容是对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民事主体之间的争议内容，只限于他们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构成了民事纠纷的内容，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则不属于民事纠纷。
（3）民事纠纷的可处分性。由于民事纠纷是民事权利享有和民事义务承担的争议，因而民事纠纷主体有其处分的权利。它有别于行政争议和刑事争议。
根据民事纠纷的内容和特点，可将民事纠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财产关系方面的民事纠纷，包括财产所有关系的民事纠纷和财产流转关系的民事纠纷。另一类是人身关系的民事纷纷，包括人格权关系民事纠纷和身份关系的民事纠纷。
二、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
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是指缓解和消除民事纠纷的方法和制度。根据纠纷处理的制度和方法的不同可从以下三种方式来论述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
（一）自力救济
自力救济，包括自决与和解。它是指纠纷主体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纠纷，以达到维护自己的权益。自决是指纠纷主体一方凭借自己的力量使对方服从。和解是指双方相互妥协和让步。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是依靠自我的力量来解决争议，无须第三者参与，也不受任何规范制约。自力救济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这与生产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的人类早期社会有密切联系。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现在仍有保留的必要，可以作为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的必要补充。
（二）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包括调解（诉讼外调解）和仲裁，它是指依靠社会力量处理民事纠纷一种机制。调解是指第三者依据一定的道德和法律规范，对发生纠纷的当事人摆事实、讲道理，促使双方在相互谅解和让步的基础上，达到最终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仲裁是指纠纷主体根据有关规定或者双方协议，将争议提交一定的机构以第三者居中裁决的一种方式。调解和仲裁的共同点是，第三者对争议处理起着重要作用；不同之处是，调解结果更多地体现了主体的意愿，而仲裁的结果还体现了仲裁者的意愿。运用调解和仲裁处理纠纷，标志着人类社会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进步。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现今不但需要保留，还应大力倡导，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公力救济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3
关键词：民事纠纷民事主体自力救济社会救济公力救济
一、民事纠纷的概念
民事纠纷又称民事争议，是法律纠纷和社会纠纷的一种。所谓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纠纷。民事纠纷作为法律纠纷一种，一般来说，是因为违反了民事法律规范而引起的。民事主体违反了民事法律义务规范而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利，由此而产生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民事争议。
民事纠纷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民事纠纷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民事纠纷主体（民事主体）之间不存在服从与隶属的关系，在诉讼中处于平等的诉讼当事人地位。
（2）民事纠纷的内容是对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民事主体之间的争议内容，只限于他们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构成了民事纠纷的内容，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则不属于民事纠纷。
（3）民事纠纷的可处分性。由于民事纠纷是民事权利享有和民事义务承担的争议，因而民事纠纷主体有其处分的权利。它有别于行政争议和刑事争议。
根据民事纠纷的内容和特点，可将民事纠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财产关系方面的民事纠纷，包括财产所有关系的民事纠纷和财产流转关系的民事纠纷。另一类是人身关系的民事纷纷，包括人格权关系民事纠纷和身份关系的民事纠纷。
二、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
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是指缓解和消除民事纠纷的方法和制度。根据纠纷处理的制度和方法的不同可从以下三种方式来论述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
（一）自力救济
自力救济，包括自决与和解。它是指纠纷主体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纠纷，以达到维护自己的权益。自决是指纠纷主体一方凭借自己的力量使对方服从。和解是指双方相互妥协和让步。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是依靠自我的力量来解决争议，无须第三者参与，也不受任何规范制约。自力救济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这与生产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的人类早期社会有密切联系。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现在仍有保留的必要，可以作为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的必要补充。
（二）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包括调解（诉讼外调解）和仲裁，它是指依靠社会力量处理民事纠纷一种机制。调解是指第三者依据一定的道德和法律规范，对发生纠纷的当事人摆事实、讲道理，促使双方在相互谅解和让步的基础上，达到最终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仲裁是指纠纷主体根据有关规定或者双方协议，将争议提交一定的机构以第三者居中裁决的一种方式。调解和仲裁的共同点是，第三者对争议处理起着重要作用；不同之处是，调解结果更多地体现了主体的意愿，而仲裁的结果还体现了仲裁者的意愿。运用调解和仲裁处理纠纷，标志着人类社会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进步。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现今不但需要保留，还应大力倡导，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公力救济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4
[关键词]aDR；商事纠纷；商事调解；商事仲裁
【中图分类号】D9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3）12-016-2
aDR是“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的缩写，意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原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总称。由于各国诉讼制度改革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视，aDR被广泛推崇和使用。
一、aDR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aDR制度源于美国，其兴起的原因主要是传统的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了其僵化性和对抗性的缺陷。法院的案件大量积压，纠纷得不到快速的解决。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民事案件迅速增长，远远超出了法院的承受能力，这种现象被称为“诉讼爆炸”。为了缓解法院的压力，快速处理纠纷，同时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aDR迅速发展。
2012年8月31日，《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新法第122条规定：“当事人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此条文中“民事纠纷”包括了除刑事案件、行政争议之外的几乎所有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纠纷，商事纠纷占据较大的份额。新法第133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案件，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一）当事人没有争议，符合督促程序规定条件的，可以转入督促程序；（二）开庭前可以调解的，采取调解方式及时解决纠纷；（三）根据案件情况，确定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四）需要开庭审理的，通过要求当事人交换证据等方式，明确争议焦点。”由此，新《民事诉讼法》明确了调解的案件分流功能。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先行调解”原则，与法院系统推行的“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司法原则具有一致性。
我国新民事诉讼的施行顺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随着我国民众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将纠纷诉诸法院已是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在有限的司法资源下，如何妥善、快速、高效地解决纠纷给诉讼与非诉讼机制的衔接提出了新的课题。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在缓解法院的压力的同时，使纠纷也得到了有效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交易规则、市场体系都在不断完善，商事纠纷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商事主体间的纠纷解决也逐步正规化，商事主体希望通过法律使商事交往有可靠的制度保障和完善的救济途径。我国这次民事诉讼法的大修，专门强调了诉讼与非诉讼机制的对接，这是aDR在我国商事纠纷中运用的一大进步。
二、商事纠纷的特殊性以及aDR在商事纠纷中运用的必要性
（一）商事纠纷的特殊性
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优劣比较在学界已经存在多年，无论在哪种立法体制下，商事行为的特殊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诉讼这个环节，对于民事纠纷和商事纠纷应当区别对待。商事主体，其最主要的特征在于他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经济人。所谓经济人按照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穆勒的观点就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商事主体所从事的商行为也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行为。商事行为以营利即资本增值为目的，具有集中交易、集团交易、批量交易和系列交易的特点，交易环节或链条较长。商事行为复杂灵活，更加注重营利性和风险性。商事纠纷区别于民事纠纷的最大特点在于，商事纠纷的解决不单单是意思自治的救济，还要考虑利益相关人的保护和社会利益。民事纠纷的形态往往是可以预知或类型化的，而商事纠纷在个案中表现不一，这就需要灵活多变的纠纷处理模式。
（二）aDR在商事纠纷中运用的必要性
1.aDR的优势。首先，灵活而实用。相比诉讼，aDR最大的优点是灵活，针对不同的案件，当事人可以随意选择适当的aDR方式；其次，成本低。由于aDR纠纷处理机制的高效性，使得双方当事人在经济成本方面也获得了利益；再次，对抗性弱。aDR强调的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主张双方相互妥协，相互推让，和平地解决纠纷；另外，aDR还有保守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当事人参与性强等优势。
2.商事纠纷中运用aDR制度的必要性。由于aDR制度自身的优点和商事纠纷的特殊性一拍即合，有必要将aDR制度引入商事纠纷的处理机制中。
（1）aDR的灵活性可以实现商事纠纷中效率优先的要求。在法学家眼中公平是任何制度设计都必须考虑的价值，但在商事纠纷的处理中对公平价值的追求却具有从属性和辅，即对公平的追求不能妨碍商主体效益的实现。与此相对应，商事纠纷解决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主要依据不是看权利义务的分配或收益与风险的分担是否对等，而是看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财富的增加。aDR中仲裁的内容可以由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大大节约了纠纷处理的时间，避免了强制性规则的运用，符合其效率优先的要求。
（2）aDR有利于商事纠纷解决中效率与安全并重的实现。如果说没有效率的交易安全不符合市场规律的话，那么没有安全的交易效率将会导致市场无序化的结果。aDR中无论是先行调解、仲裁或者其他解决方式都是在法院、仲裁机构或者其他第三方的主持下进行的，相较于“民间私了”来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一方不服处理结果或者毁约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还可以得到救济，这就解决了双方当事人的后顾之忧。对于讲求诚实信用的商业市场来说，aDR在保障效率优先的同时，还可以防止诱发道德风险。
（3）aDR的低对抗性有助于实现商事纠纷解决中的利益均衡。商事规则侧重于对动态交易活动的保护，强调对利益相关人的保护，商事主体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商事纠纷的处理机制强调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或利益均衡。由于“利益就其本性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因此利益调整和利益衡量就显得非常重要。aDR主张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讲求的是“友好解决”，在和平处理交易双方纠纷的同时，保护利益相关人的合法利益、同行业有序的商业规则，乃至全社会的经济利益。
三、商事调解及商事仲裁
前文说明了商事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引入的必要性。在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就是商事调解和商事仲裁制度的运用。
（一）商事调解
2002年以来，以人民调解肇始，由诉讼外调解波及至诉讼调解，调解在中国社会的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直至去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可以说，过去十年，中国的调解，经历了人民调解的复兴、诉讼调解的强调、法院调解的社会化以及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结合。官方倡导的“调解优先”，带来的是诉讼与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的频繁互动与深度合作，以及以调解为中心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与繁荣。
在商事纠纷方面，保险业、证券业率先引入了商事调解制度。例如，保险业根据最高院和保监会的精神，建立特邀调解组织名册、特邀调解员名册，向保险纠纷当事人提供完整、准确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供当事人自愿选择。中国证券业协会于2011年成立证券调解专业委员会，在此基础上，于2012年设立证券纠纷调解中心，健全了证券纠纷调解组织体系。另外，法院和仲裁机构也成立专门的调解组织，充分利用各争议解决机构积累的人才、制度、组织资源，并能成功地解决调解协议执行力的问题。2012年，不少法院、仲裁机构设立了调解组织，实行独立的调解程序。虽然我国在商事调解制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很多商事纠纷还是无法纳入商事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如何更好地运用商事调解制度来处理商事纠纷，仍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商事仲裁
仲裁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性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它的主要优点在于不公开性，并且当事人可以对仲裁程序的环节及仲裁时间进行必要的“裁剪”以适应当事人的特殊需要，而无须受定型化的法庭规则的制约。所谓商事仲裁，是指发生了商事争议或纠纷的商事主体，通过事先或事后达成一定形式协议的方式，将有争议的商事权利和义务事项，提交第三人（仲裁人或公断人），由其作居中裁决，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使商事争议或纠纷得以解决的一种制度。在商事仲裁中，由于当事人可以自由的选择仲裁人，仲裁员又多具有专业的知识背景，因此仲裁结果也更容易被当事人所信服。在世界各国仲裁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仲裁形式，例如，书面仲裁、友好仲裁制度、“高―低仲裁”、最后报价/摆钟/棒球仲裁、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合并仲裁等制度。这些制度都是本着简化纠纷解决程序、“成本最小化”、“交易最大化”的目标，将仲裁制度不断完善，使其更符合交易当事人的需求。此外，国际商事仲裁多年来在国际贸易中也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可以借鉴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惯例、判例为解决国内商事纠纷提供蓝本。
商事纠纷的解决，不仅承载着商事交易双方利益的保护，还关乎社会责任。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手段运用上也不应拘泥于商事调解或者商事仲裁。英美法系中的“指导性评估”、“小型审判或咨询法庭”，“简易陪审团审判”等复合性纠纷解决程序已经成为趋势。将仲裁、调解相结合，或者是使用商事主体间认可的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只要能在商主体之间产生公信力又不损害公共利益，更好的为市场经济服务，符合商业发展的需求，都可以作为商事纠纷解决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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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5
关键词：民事纠纷；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递进模式
中图分类号：D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4-0083-02
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种多样，每个人在处理事物和人际关系时总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和关键，然而可以分配的利益和资源是有限的，无法绝对满足各方：因此在人们纷繁复杂的交往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矛盾纠纷。
调整社会关系的方式途径很多，按照强制力、权威性从小到大排序为纠纷当事人自行和解、民间组织机构调解、仲裁以及诉讼。
目前在我国，民众将诉讼作为解决民事纠纷首选途径的现象一直存在。以笔者的实习经历为例，笔者于2011年2月至2011年5月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实习，实习期间的工作任务分配包括庭前文书的制作发放、参与案件庭前调查、旁听庭审及合议庭分析案件以及宣判后案卷的整理归档。成都中院民一庭负责的民事案件范围涵盖婚姻家庭纠纷、劳动争议、交通肇事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所有权确认、其他侵权纠纷等。一个合议庭平均每星期从立案庭接收的符合立案形式条件的纠纷案件有50个之多。在严格的审限压力下，法官和书记员每天必须不停歇地忙碌。笔者实习所在的合议庭最忙碌时曾经一天之内就四个案件进行了庭前调查谈话并且就八个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
法院如此高密度的处理纠纷使得纠纷、案件处理越来越趋于形式化，合议庭针对案件的关键问题没有充分的时间和人力进行详细地了解推敲，便容易出现判决结果有失公正；同时越来越多的纠纷当事人通过诉讼寻求帮助无形之中也加重了解纷成本，庭前调查谈话是案件正式进入庭审阶段前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案件主审法官会在该步骤对案件有一个较为详细全面的调查了解，直接影响之后可能出现的庭审，同一天当中法官会就多个案件进行庭前调查，很多当事人常常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等待自己所属案件的调查排序，庭前调查若双方没有达成和解即择日庭审、等待宣判执行。总结起来，当事人花费在一个民事诉讼中可预期的成本一般有——准备立案材料的时间和金钱，花费工作日时间去法院立案庭递交材料，待法院立案后再前往法院领取庭前材料，根据法院安排的时间进行庭前调查，再参加庭审、最后领取判决书予以执行。合议庭处理完一个案件通常历时一个月：庭前调查（以庭前谈话或者法官前往现场实地调查为主）至少一次，庭审，合议庭合议，制作判决书，最后整理归档的案卷材料两至六卷不等。
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诉讼是很特殊的一种纠纷救济模式，作为众多解决纠纷途径的一种有着其自身的特点，相应的适合适用的纠纷范围必须符合它的特点。假如被滥用，不仅浪费国家资源和民众的时间金钱；而且处理结果不一定能使当事人满意，反而弊大于利。
诉讼解纷的程序性与专业性很强，通过多环节的审查判断过程彰显司法的公正威严，从而使得判决所得出的纠纷解决结果在民众面前更具有威信力。不仅如此，由拥有法律专业知识和素养的法官来充当中立的裁判者会让复杂疑难案件得到逻辑清楚、条理明晰地分析，这就意味着诉讼适合用来解决情况复杂、争议点较多、案件事实不明确的纠纷。现实中，民事纠纷大都流向诉讼，其中很大比例的案件属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类型。而当事人执著选择诉讼作为救济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类诱因：“争议双方沟通不良导致矛盾激化”；“对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认知不清，不论发生何种纠纷均诉至法院”或者“认为只有法院的判决才能针对对方当事人形成威慑力，从根本上保障自己利益的实现”。因此，大力发展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引导民众了解认知其他的纠纷救济手段达到理性选择救济途径是分流纠纷、减轻司法工作负担、帮助各种纠纷得到更有效快速解决的重点。
一、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的自身完善
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主要体现为当事人自行和解、民间组织调解（人民调解）、仲裁、法院庭前调解。
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从现在看来普遍呈现适用率低、管理混乱的情况。1996年民事一审案件调解比例为20.2%，二审案件为18.9%；2000年民事一审案件调解比例为8.9%，二审案件为10.3%；2003年民事一审案件调解比例为9.0%，二审案件为8.6%。缺乏监管产生的处理纠纷的随意性及适用率的低迷导致民众对诸如人民调解、仲裁等诉讼外的认知机会大大减少。所以在为纠纷寻找救济手段的时候，民众就不愿意再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重新了解学习一个陌生的但是可能更适合的纠纷解决方式，加上媒体近年来为宣扬法制建设，鼓励民众建立起权利意识而大肆报道例如“一元钱官司”的新闻，让广大民众把权利意识和诉讼意识错误地等同起来。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6
关键词：诉调对接调解前置纠纷调处新模式
一、国外纠纷调处机制的经验
（一）美国的诉调对接机制
美国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诞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20世纪70年代之后，风起云涌的经济局势变化，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难以满足美国民众的诉讼需求。为缓解法院的诉讼压力，司法当局将aDR制度纳入法制建设和轨道。在传统诉讼程序的基础上，建立纠纷解决程序，其最为主要的特点是诉讼与调解交替使用，调解贯穿于诉讼的全过程。
（二）英国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
与美国的诉调对接制度相比，英国法院的推行调解更为传统保守，它采取了一种相对自主的方式，赋予了纠纷当事人极大的选择权。其仅在法律制度中规定更多的鼓励调解条款，法院仅具有鼓励和帮助当事人选择诉讼外纠纷解决的义务。当然，面对恶意选择调解的当事人，英国法院也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
（三）日本的调解前置机制
与美国和英国相比，它同样设置了调解前置程序和相应的惩罚措施。而与英国相比，除了在费用方面做出了规定外，在调解协议的效力上也做出了重要的规定。日本的诉调对接主要是调动民间资源参与国家司法活动。在日本，调解与诉讼同样密不可分，调解组织是法院的内设机构。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日本直接采取消极立法的方式，直接的法律规范中明确不能适用调解的情形。
二、我国诉调对接机制的实践现状
随着诉调对接模式以及调解方式的推进，浙江多处法院出现诉调对接“直通车”；上海法院打出“诉调服务人性化、信息化”的口号；辽宁法院努力构建诉调对接大格局，致力于为法官减负；海南法院设立非公有制企业商事纠纷诉调对接机制。这些地区诉调对接机制的发展主要基于社会经济发达，基层法院诉讼案件繁多，诉调对接模式的实行满足了两地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社会认可程度高。安徽地区基层法院在进行诉调对接的过程中不仅注重各种诉调对接流程及其条款的规范统一，而且针对不同类型纠纷及当事人心态差异等特点突出个性化设计，有效提升诉调对接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更易于诉调对接模式在基层法院的推行。
浙江地区法院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已开通了诉调对接“直通车”，主要服务为农民工服务；上海地区法院已初步形成“2+1+x”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福建福州法院设立医患纠纷诉调工作室，旨在进一步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医患纠纷诉调对接；海南省各级法院与各级工商联就涉非公企业商事纠纷诉调对接工作加强日常沟通与协调，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调解制度设立之初就主要针对民商事案件以及部分行政诉讼案件，民商事案件占了调解总额的绝大多数，这也与民商事案件本身巨大的基数密不可分，此外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附带诉讼的调解数占其案件比例相对较高，但其案件数量相比民商事案件明显较少。在知识产权类纠纷领域，司法系统内具有知识产权能力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并未能跟上步伐，这就需要有额外的力量来解决日益增加的知识产权类纠纷，专业性调解组织的出现则解决了这一问题。此外，保险类纠纷的专业化调解也已经进入高速发展期。而值得关注的是海事类纠纷也在部分地区初步实现了针对部分案情较为清晰的案件的调解，但这类调解往往需要有地区海事法院的配合及“相关意见”支持。
三、新模式的发展愿景
（一）规范层面
在诉调对接机制运作中，仍然存在一些案件调解质量不高，衔接不顺畅，相互推诿等现象。不难预见，今后对现有诉调对接机制一系列制度和规则加以完善的重点将会是化审判工作运行机制，完善考核激励机制，更大程度的发掘司法系统的自身潜力。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7
[关键词]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
[作者简介]黄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7―0089―04
一、引言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始终是人们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但是，在一切有利益追求的社会中，社会纠纷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荀子云：“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解，则不能无争。”(《荀子・礼论》)稳定的社会秩序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纠纷的产生与表现形式虽各有不同，但都是一定范围的社会主体之间丧失均衡关系的状态，它威胁着现实的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的发展。社会冲突与纠纷如果得不到有效、彻底的解决，人类社会就会处于不断内耗的无序状态，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为此，各国的相关部门都致力于完善纠纷解决机制，为公民提供有效和公平的纠纷解决途径，我国也不例外。2003年以来，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目标。社会要稳定发展，人民要和谐相处，就得有高效和公正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近年来，国内外政治学界对中国纠纷解决情况的研究方兴未艾。学者们认为，透过中国的纠纷解决的制度和实际情况可以看到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法制建设、现代化、公民社会兴起、经济发展状况等等问题。不少学者呼吁要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应对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同时，案件的飞速增长使得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纠纷的解决方式。现阶段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究竟对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有哪些实际效果?是否还需要进一步开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本文从大量调查结果对上述问题作浅显的分析。
二、理论背景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所谓多元化是相对于单一性而言的，其意义在于避免把纠纷的解决单纯寄予某一种程序，如诉讼，并将其绝对化；主张以人类社会价值和手段的多元化为基本理念，不排除来自民间和社会的各种自发的或组织的力量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选择权)。有学者认为，从根源上看，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解决这些矛盾和纠纷的方式和途径也应当是多方面的和多渠道的。在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方式的功能严重失衡、诉讼解决机制具有局限性的情况下，建立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摈弃将权利意识等同于诉讼意识的偏见，实现诉讼内外的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与整合，将成为稳定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秩序的必然。还有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诉讼案件的大量积压是世界各国法院面临的严峻形势，而司法资源的相对不足使得不少国家在注重改革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都在积极探索调解、仲裁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由此形成。也有的学者认为，完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建立起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才能化解当前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而完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就应当完善人民调解制度、仲裁制度和制度。
关于如何有效解决日益增加的社会纠纷，现有的研究多数只停留在定性分析上，虽然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联系在理论阐述上比较清晰，但是实际效果是否真的如学者所想象的那样：国家多开辟几条纠纷解决途径就能够帮助百姓解决实际问题?在现阶段，法院和政府为了方便人们处理纠纷的确设计了多种渠道(包括、仲裁、行政诉讼、法院调解等等)，可是这些纠纷解决途径在实际运作中是否真的有效?多种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单位和机构之间是否权责分明、有机配合、互相协调?等等。如果忽视了这些问题，即使国家再多设计几种纠纷解决办法或多建立几条解决渠道都于事无补，社会并没有真正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中获益。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借助大规模社会调查收集上来的数据，分析探讨当事人所采用的纠纷解决办法的总数，以及其所要解决的纠纷类型是否真的对其纠纷解决的结果和满意程度有显著的影响。
三、资料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赖以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于2003年组织实施的“中国公民思想道德观念状况调查”。该调查旨在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思想道德观念、法律意识、维权行为方面的变化，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以及这些变化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该项调查的研究主体为居住在全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31个省、市、自治区有固定住所的18～65岁居民，包括离开户口所在地并且在现住地居住一个月以上的流动人口，共完成有效样本7，714份。问卷中的问题主要集中于纠纷及其解决的相关态度和行为。此项调查首次将空间抽样方法应用于国家范围的调查，因此将流动人口这一使用传统户籍为抽样基础而无法触及的人群包括进了总样本。
(二)相关结果分析
1．纠纷类型
根据受访人在过去的20年里所亲身经历过的民事、经济、行政纠纷的情况归纳，我们得知分别经历过三种纠纷的人数比例都没有超过10％，其中经历过民事纠纷的比例相对较高，而经历过经济纠纷和行政纠纷的人数比例则相差无几。考虑到有些人可能会经历过多种纠纷，因此我们又将全部有效样本进行了细分，结果发现，没有经过任何纠纷的人数占82.1％，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里，有17.9％的人曾经经历过民事、经济或行政纠纷，其中有2.5％的人曾经经历过两种以上的纠纷(详见表1)。
通过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居住在城市和农村的居民所经历过的某些具体的纠纷案例存在着一些差异，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知，过去20年来，农村居民经历过邻里纠纷的百分比高出城市居民一倍，而发生离婚纠纷的百分比则是城市居民的一半。在所经历过的经济纠纷方面，城乡居民之间的百分比差异并不太
明显。在行政纠纷方面，农村居民经历过的计划生育方面的纠纷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所经历的拆迁纠纷则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均表现出中国城乡居民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特点。
2．解决纠纷的办法
通过此次调查收集上来的数据表明，中国老百姓解决行政纠纷的主要途径是调解、找政府和上法院，这也是现有体制下比较常见的处理纠纷的三种办法。相比之下，找政府和上法院是比调解更为制度化、正式和规范的纠纷解决途径。调解主要是利用社会上的“关系”帮助调和具体的纠纷和矛盾。调查显示，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在我国被广泛运用，并作为一种制度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民众的社会价值观，“和为贵”在我国体现了传统儒家文化追求自然秩序和谐的理想。“调解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无讼’理想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传统的调解制度是儒家文化的产物。”西方学者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调解称为“时代的调解”，其特点是体现着政治化功能，渗透着斗争哲学理念，全面承担着社会调整职能，并且几乎不存在与之相对照的法律体系。在某种意义上，80年代以前我国社会调解的空前发达和成功，恰恰是法制不健全的产物和象征。这说明，在从农业化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现阶段，“关系”仍是中国老百姓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这使得“没有关系”的人客观上损失了解决纠纷的资源，主观上也减少了解决纠纷的信心。尽管90年代以来，我国法律专业化范围不断扩大，但是运用调解来解决法律问题仍然相当普遍。解决行政纠纷的行政途径指的是当事人通过直接找相关政府部门或行政机关比如办，按照相应的规章制度和程序来解决纠纷。这种方法的最大特点在于公民需要直接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法律方法解决行政纠纷是指公民上法院通过诉讼等司法程序来解决纠纷的办法。这种民告官解决行政纠纷的司法途径的确立，得益于1990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也进一步为公民借助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解决行政纠纷提供了法律保障。问卷还调查了受访人采取除了调解、行政办法和法律办法以外的其他办法去解决行政纠纷的问题，这些其他办法包括“双方直接协商解决”、“找新闻媒体反映”和“找人大代表反映”等等。
3．纠纷解决的结果
数据显示(表3)，虽然采取了措施解决纠纷，但是还有相当部分的民事和行政纠纷当事人没有解决纠纷。尤其是经济纠纷尚未有结果的人数比例高，超过了民事和行政纠纷近20个百分点。在民事纠纷方面，因双方各有让步而解决了纠纷的比例比较高。在经济纠纷方面，受访人赢了的比例高于另外两类纠纷中的同类情况；而在行政纠纷中，受访人输了的比例不仅在三类纠纷中最高，而且在行政纠纷的解决结果中也是最多的。行政纠纷的主体是政府(或其他行政部门)和普通公民，其特点在于公民在解决行政纠纷的过程当中需要跟比自己的个人力量强大得多的政府打交道。中国行政纠纷的常见类型是计划生育、收费收税和拆迁这类与平常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对于大部分公民而言，行政纠纷对他们的生活影响重大，因此，行政纠纷的解决结果和过程会影响甚至改变普通百姓对政府的认识、政治态度和今后类似情况下的行动选择。此次调查收集的数据表明，在行政纠纷解决的结果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公民“输了”是个有趣的现象，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4．对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度
从图1可以看出，人们对民事和经济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程度比较高，相比对行政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程度最低，有66.5％的人表示对行政纠纷的解决结果不太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人们对于行政纠纷解决结果满意度相对较低虽然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但是笔者认为这个现象值得仔细分析，这有可能需要从行政部门办事效率、干群关系和引起纠纷的具体政策问题人手分析。
四、实证结果
为了检验当事人采用的方法数和纠纷类型是否对其纠纷的解决结果有影响，以及当事人采用的方法数和纠纷类型是否对其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度有影响，本文专门设计了两个量化模型，采用定序回归(ordinaryRegression)方法分析，最终结果表明：(1)控制住户口类型、教育水平和年龄对于当事人纠纷解决结果的影响，方法数对纠纷解决结果的影响，只有在“没有结果”与“其他结果”之间、“双方各有让步”与“其他结果”之间，方法数造成的差异显著；除此之外的其他各种结果之间的对比当中，方法数带来的差异并不显著，也就是说方法数对于“我方输了”、“我方赢了”和“其他结果”的影响差异是不显著的；关于纠纷类型的影响，除了在“我方赢了”与“其他结果”的对比当中，民事纠纷比行政纠纷更容易造成负面影响之外，纠纷类型所造成的差异都不显著。(2)方法数、纠纷类型和教育水平、年龄组对于纠纷当事人对解决结果的满意度的作用并没有显著的统计意义。
五、结论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8
内容提要: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是诉讼方式和adr方式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该机制是公民或行政区域的水资源权利受损，以及遭受水污染侵权损害时的重要救济手段。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等法律对水事纠纷的处理作出了规定，但是由于这些法律规定存在的滞后性和不系统性的缺陷，造成了该机制处理水事纠纷的效果不容乐观。为了保障水事纠纷及时、高效的得到解决，完善我国的水事纠纷解决机制已刻不容缓。
引言
水作为生命之源，是生物圈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生存都离不开水资源。水资源主要以水系形式分布，因我国的水系分布不均衡性，且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因上下游、左右岸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需求，往往容易引发水事纠纷，甚至导致群体间和地区间的恶性冲突。根据《全国水利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2006年全国共调处的水事纠纷为9551件，2007年全国共调处的水事纠纷为9358件。[1]上述仅是记录在案的经行政机关调处的水事纠纷的数量，实际发生的水事纠纷的数量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值。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水事纠纷，为了有效的保障公民的环境利益，就需要通过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来发挥作用。
一、水事纠纷和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一）水事纠纷概述
水事纠纷指在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管理水资源和防治水灾害过程中以及由水环境污染行为、水土工程活动所引发的一切与水事有关的各种矛盾冲突。[1]为了对水事纠纷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需要注意下述三方面的内容，即水事纠纷中“水”的范围、水事纠纷所发生的领域以及水事纠纷的类型。（1）水事纠纷中“水”的范围。我国《水法》对其调整的水资源的范围作出了界定，该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因此，水事纠纷的“水”仅限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本文所探讨的水事纠纷主要是在地表水及地下水的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管理和水污染防治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2）水事纠纷发生的领域。因为水资源具有的属性不同，水事纠纷所发生的领域也就不同。①从水具有的资源属性来讲，水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在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管理水资源和防治水灾害领域，会发生因用水、防洪、水质、水量和防治水土流失等原因而引发的纠纷。②从水作为污染媒介属性来讲，水体因为某种物质的介入，会导致其化学、物理、生物或者放射性等特性的改变，从而影响到水的正常利用，危害人体健康[2]。在水污染防治的领域，会发生因水污染而产生的侵权纠纷。（3）水事纠纷的类型。根据水事纠纷发生在民事主体之间，还是发生在不同的行政区域之间，可以把水事纠纷分为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和跨界水事纠纷。①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该类纠纷主要是发生在个人之间、单位之间或者个人和单位之间的水事纠纷。这类纠纷产生原因简单、纠纷主体明确且影响较小。②跨界水事纠纷。这类纠纷主要发生在不同的行政区域间，因水污染、水土流失侵权和防洪防汛等原因而产生的规模较大、原因复杂且影响较为严重的纠纷。
(二)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是由各种水事纠纷解决方法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该机制主要包括诉讼和adr两种类型的纠纷解决方式。（1）诉讼方式。诉讼方式主要是指发生水事纠纷，当事人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法院受理案件后，通过法庭审理，根据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正确适用相关法律，并以国家审判机关的名义，确定当事人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对整个诉讼案件作出权威性的判决或裁定。[3]诉讼方式作为传统的纠纷解决模式，在水事纠纷的解决中起到重要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可以用来解决水事纠纷的诉讼方式仅指民事诉讼诉讼，不包括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2）adr方式。根据美国法律信息网的解释，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2]是指“各种各样纠纷解决程序的统称。所有adr程序的共同之处在于‘替代’一词，每一种adr程序都是对法院裁决的替代。”作为对传统纠纷解决模式的补充，adr也被广泛的运用于水事纠纷的解决。需要强调的是，adr并不是对传统的诉讼模式的替代，而是一套与诉讼模式相并存的纠纷解决模式。
当出现水事纠纷，诉讼方式和adr方式所发挥的作用一样，都是在当事环境利益无法实现的前提下，通过对社会关系进行二次调整的方式来实现矫正的环境正义。为了实现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过程中的社会正义，有效的发挥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意义重大。
二、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环境保护法》、《水法》、《水土保持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的规定，水事纠纷解决方式有诉讼、协商、人民调解、行政处理方式等。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水事纠纷，需要借助于国家审判权的发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作为一种独立的纠纷解决方式。相对于诉讼方式而言，协商、人民调解和行政处理（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行政仲裁）等作为诉讼之外的，可供选择的水事纠纷解决方式，被统称为水事纠纷adr解决方式。
（一）诉讼
诉讼作为最基本的水事纠纷解决方式，相关法律已经作出了规定。《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该规定作为水事纠纷案件提起民事诉讼的基础，为水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司法救济途径。依据该条规定，所能提起水事纠纷的诉讼仅是发生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水事纠纷，不包括跨界水事纠纷。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水事侵权不仅会侵害到当事人的财产利益、而且还会侵害到人格利益（生命权、人身权和身体权），所以当发生水事纠纷，当事人可以根据受侵害权益的种类不同，而提起财产关系诉讼或人身关系诉讼。《环境保护法》和相关水事法律，对因水事纠纷而提起的民事诉讼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规定：“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省委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直起诉。”《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以及《水土保持法》第39条都做出了类似的规定。由上述规定可知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水污染侵权、水土流失损害等原因而产生的水事纠纷，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关于赔偿责任和赔偿数额的民事诉讼。
（二）协商
协商是指发生水事纠纷后，在符合现有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之上，通过当事人自行达成合意的方式来解决纠纷。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一直都崇尚“以和为贵”的精神，因此，协商被视为最基本纠纷解决方式而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在水事纠纷解决机制中，协商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还是一种手段，运用其他方法解决水事纠纷通常也要用到协商方式，因此，协商在水事纠纷解决领域具有适用的广泛性和灵活性等特征。按照现有法律规定，协商方式既可以解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水事纠纷，又可以解决跨界水事纠纷。（1）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水法》第56条规定了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应当协商解决。（2）跨界水事纠纷。《环境保护法》第15条规定：“跨行政区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防治工作，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者由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作出决定。”《水法》第56条规定：“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发生水事纠纷的，应当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有关各方必须遵照执行。”有上述分析可知，协商方式既可以用来解决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也可以用来解决跨界水事纠纷。
（三）人民调解
水事纠纷人民调解主要是指，由乡、镇或街道办事处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当事人之间水事纠纷的方式。我国的法律、法规对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如《宪法》第111条第2款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1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此外，1989年国务院颁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和司法部2004年颁布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都对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作出了相关规定。人民调解作为我国特有的纠纷解决方式，其体系化和法律化程度相对较高。根据《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22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人民调解只能解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所发生的水事纠纷，跨界水事纠纷不属于人民调解的范畴。
(四)行政调解
水事纠纷行政调解，是指国家行政机关针对某一水事纠纷，应双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的请求，作为调解主持人，依据纠纷发生的客观事实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在陈明利害、辨明是非、分清责任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4]相关法律对通过行政调解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的规定存在下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明确规定通过行政调解方式解决水事纠纷。《水法》第57条规定：“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应当协商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第二中情况是，规定通过行政处理方式解决水事纠纷。《水土保持法》第39条第2款规定：“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此外，《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也作出了类似的“处理”规定。第二种情况中的“处理”究竟是多种行政解决方式的集合，还是指某种具体的解决方式？这一疑问曾一度制约着行政机关对水事纠纷的处理。基于上述原因，199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就国家环保局“关于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的请示”作出的答复，认为：“当事人对环保部门就赔偿纠纷所作的调解处理不服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不应以环保部门作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而应就原污染赔偿纠纷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也不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和审判”。该答复把“处理”的性质届定为“调解”，自从该答复作出以后，行政机关运用调解方式解决水事纠纷有了更充分的法律依据。在解决水事纠纷的实践中，行政调解只能适用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水事纠纷的解决，不能适用于解决跨界水事纠纷。
(五)行政裁决
水事纠纷行政裁决，是指行政主体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依法对行政相对人之间特定的水事纠纷进行裁决的行政行为。行政裁决的性质不同于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居间对当事人的水事纠纷进行调解的行为，没有涉及到行政权力的行使，具有民间性的特点，当事人对调解协议不满，不能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而只能就水事纠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行政裁决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该裁决行为具有可诉性，当事人若对水事纠纷行政裁决不满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199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就国家环保局“关于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的请示”作出的答复之前，环境保护类法律中的“处理”被视为环境保护相关部门对特定水事纠纷具有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权限的依据，行政裁决方式在水事纠纷解决中运用比较广泛。在该答复作出以后，在环境保护类法律中已找不到明确规定通过行政裁决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的条款，但是在水事纠纷解决的法律实践中行政机关还是会用到裁决方式来解决水事纠纷。
(六)行政仲裁
水事纠纷行政仲裁，是指依据双方当事人事先约定或事后签定的协议，由仲裁机构依法以中立第三人的身份对水事纠纷作出裁断的法律制度。[5]在1994年《仲裁法》颁布实施以前，我国环境行政主管机关是具有行政仲裁权的，因为在当时我国没有统一的《仲裁法》，行政机关行使行政仲裁权的依据主要是部门或地方行政规章。自从《仲裁法》的实施以后，我国形成了统一的仲裁制度，该法第14条明确规定：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从此条可以看出，《仲裁法》彻底否定了行政仲裁制度。从该法生效以后，民间仲裁机构已经取代了行政仲裁机构在处理水事纠纷时的作用。目前，在现有法律体系中已找不到通过行政仲裁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的依据。
（七）民间仲裁
1994年《仲裁法》的颁布，确立了民间仲裁机构作为惟一合法的仲裁机构。《仲裁法》第2条对仲裁的范围进行规定，即：“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该法第3条规定了不能仲裁的事项，即：下列纠纷不能仲裁（1）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2）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争议。《仲裁法》的颁布为通过民间仲裁解决环境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虽然我国相关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通过民间仲裁方式解决环境纠纷，但多数学者也认为，根据《仲裁法》第2条规定，因环境损害赔偿而引发的纠纷是可以通过民间仲裁的方式解决的。[6]水事纠纷属于环境纠纷的范畴，可以通过民间仲裁来解决。水事纠纷主要包括财产利益损害和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等人身利益损害两大方面的内容。因财产权益受损而产生的水事纠纷案件，毫无疑问属于仲裁的范畴。因水污染而造成的人身损害能否仲裁呢？仲裁当然不能去认定侵权责任等和人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争议，但是因水污染侵权所造成的人身损害，通常会涉及到损害赔偿金数额的确定，该事项是可以通过仲裁方式来裁决的。由上述分析可知，水事纠纷应当属于《仲裁法》第2条规定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范畴。由上述分析可知，通过民间仲裁方式也只能解决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跨界水事纠纷不能通过该方式得以解决。
三、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由诉讼方式和adr方式组成，构成了一个相对多元化的机制。但由于该机制存在着制度上的缺陷，致使实践中通过该机制解决水事纠纷的数量及效果不容乐观。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所存在着下述五方面问题：
（一）诉讼方式受案范围较窄
由本文第二部分对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方式的分析可知，在解决水事纠纷时，adr模式和诉讼模式的适用范围不尽一致。adr模式所包括的水事纠纷解决方式，不仅都可适用于解决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而且其中的部分方式还可用于解决跨界水事纠纷。目前，跨界水事纠纷的解决，成为水事纠纷解决的重点领域。主要是因为跨界水事纠纷的数量庞大，而且产生原因复杂和影响范围广，在很大程度上会侵犯一定区域的环境公益，如果该纠纷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将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在现有水事纠纷解决机制中，只能通过adr方式来解决跨界水事纠纷，但是该方式却存在着系统化程度不高和法律拘束力不强等缺点，不能保障每个具体的跨界水事纠纷案件都得到适当的解决。为了使跨界水事纠纷案件得到有及时、合理和有效的解决，应当存在一套与adr模式相配合的诉讼模式，当出现跨界水事纠纷，可以给予受害方更多的救济选择权。然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能提起民事诉讼的水事纠纷仅限于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跨界水事纠纷被排除在诉讼救济之外。由于我国诉讼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法律还未赋予法院处理跨界水事纠纷的管辖权，使得跨界水事纠纷还不能通过诉讼模式得以解决，严重制约着跨界水事纠纷的处理效果。
（二）未充分发挥行政机关解决水事纠纷的优势
行政机关因具有特殊的地位，在处理水事纠纷时具有一定的优势，主要表现在：（1）可以平衡社会公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比如，当发生跨界水污染侵权纠纷，该污染侵权不仅侵犯了个人私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会侵犯环境公益，环境行政主管机关可以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去平衡两种利益的冲突，实现环境私益和环境公益的平衡。（2）及时、高效。环境行政主管机关具有一定的专业优势，并以国家公权利为后盾，可以及时、高效的对水事纠纷案件进行处理。（3）资源优势。解决水事纠纷的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机构设置的特殊性，因我国水事纠纷处理机构附属于环境行政主管机关，环境行政主管机关享有国家赋予的环境管理权，在处理水事纠纷时，他们具有专门的技术知识和翔实的不可多得的资料，便于准确、及时的解决水事纠纷。[7]我国曾用来解决水事纠纷的行政方式主要有行政仲裁、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三种。随着《仲裁法》的颁布，行政仲裁退出解决水事纠纷的历史舞台。目前所运用的两种水事纠纷行政处理方式却存在严重不足，下面将分别论述。（1）行政调解存在的缺陷。通行政调解方式解决的水事纠纷，因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旦一方当事人反悔而提起民事诉讼，双方达成的合意将不会得到法庭的认可，所导致的后果是增加了纠纷解决成本。（2）行政裁决存在的缺陷。尽管实践中会运用行政裁决方式解决水事纠纷，但是现行法律却未作出明确规定，导致该方式在水事纠纷解决领域的运用并不广泛，尤其在199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就国家环保局“关于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的请示”作出的答复之后，行政机关往往回避通过裁决方式解决环境纠纷。
（三）水事纠纷解决方式法律规定不一致性及单一性
水事纠纷解决方式法律规定的不一致性，不仅表现在解决平等民事主体水事纠纷法律规定上，还表现在解决跨界水事纠纷的法律规定上。（1）从平等民事主体间水事纠纷处理法律规定的角度来讲，水法规定了通过诉讼方式或者adr方式解决水事纠纷，但其规定并不一致。《水法》第57条规定,解决平等民事主体间水事纠纷的方法有三种，即协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或提起民事诉讼。《水土保持法》第39条规定，解决平等民事主体间，因水土流失纠纷的方法有两种，即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解决或向人民法院起诉。《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规定，解决水污染纠纷的方法有两种，即由环境保护部门或者交通部门的航政机关解决或向人民法院起诉。（2）从跨界水事纠纷处理法律规定的角度来讲，虽然相关法律规定跨界水事纠纷的主要通过adr方式解决，但规定也不尽一致。《水法》第56条规定,解决跨行政区域水事纠纷的adr方式有两种，即协商和行政裁决。《水土保持法》第31条规定，解决跨行政区域之间水土流失纠纷的方法也有两种，即协商和行政裁决。《水污染防治法》第26条规定，解决跨行政区域的水污染纠纷的方法有两种，即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由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而《防汛条例》规定，解决跨行政区域防汛抗洪水事纠纷的方法仅一种，即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主管部门解决。[8]除了上述水事纠纷解决方式法律规定不一致性的缺陷外，还存在法律规定单一性的缺陷。《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以及《防汛条例》对于水事纠纷解决，仅规定了通过诉讼、协商等常见的水事纠纷解决方式，没能囊括所有可行的解决方式，使得运用法律规定之外的纠纷解决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缺少相应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
（四）水事纠纷解决方式间不协调性
水事纠纷解决方式间的不协调性主要体现在，诉讼模式和adr模式之间的不协调，以及adr模式内部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不协调两个方面。（1）adr方式和诉讼方式之间的不协调性。我国目前关于通过adr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的法律规定是零零散散的，而且缺少一部去协调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关系的环境纠纷处理法，造成了水事纠纷诉讼方式和adr方式之间的不协调。例如，通过协商方式解决的水事纠纷因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旦一方当事人反悔而提起民事诉讼，双方所达成的合意将不会得到法庭的认可。（2）水事纠纷adr模式内部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不协调性。由于水事纠纷adr模式在制度设计上的不协调性，会出现通过adr方式解决水事纠纷案件，往往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以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之间的不协调性为例，在处理水事纠纷案件时，目前出现了一种“重调解、轻裁决”的趋势。主要是因为相关法律缺少对行政裁决的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行政机关缺乏对特定水事纠纷案件行使裁决权的法律依据，行政机关在受理水事纠纷以后，更倾向于用调解方式解决水事纠纷，往往造成久调不决的局面。[9]由于水事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不协调性，导致纠纷的处理效果并不理想。
（五）水事纠纷解决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定的不协调性
《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等都对水事纠纷的解决方式进行了实体方面的规定，但是却缺乏相应的程序性规定。由于缺乏程序性规定的保障，致使实体性规定难以实现最初的价值目标。如《水法》第56条规定，“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发生水事纠纷的，应当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有关各方必须遵照执行。”该条规定当发生跨界水事纠纷，纠纷区域只能首先选择协商方式解决，但相关法律却没有对协商应遵循的程序作出任何规定。如果纠纷区域未能达成协议，应当在多长的期限内向上一级政府提请行政裁决，上级政府在收到纠纷区域提交的裁决申请后，应当在多长的期限内作出裁决，以及裁决应当遵循的程序是什么，相关法律也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10]由于缺乏对水事纠纷解决的程序性法律规定，通过adr方式解决水事纠纷，很难保障纠纷能在合理期限内，并遵循合理的程序，及时有效的得以解决。
四、完善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
水事纠纷解决机制应当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当出现水事纠纷，当事人或者相关行政区域可以根据具体案件的特点，选择一个最适宜的解决方式。为了保障水事纠纷案件及时有效的解决，需要尽快完善我国的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本文对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提出如下建议：
（一）扩大诉讼方式的受案范围
目前，诉讼方式仅能解决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还不能解决跨界水事纠纷。跨界水事纠纷主要通过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之间协商解决、上级人民政府协调或裁决解决。尽管通过这些行政adr方式，可以起到调处相关区域水事纠纷的作用。“但从实践看，由于界属问题、地方保护等原因，推诿扯皮现象较为突出，尤其跨省纠纷的协调统一处理难度大，污染事故很难得到及时妥善解决。”[3]相对于adr处理方式而言，诉讼方式以实现法律正义为目标，法院会在查清事实、辨明是非的前提下，严格的遵守法律规定的各项程序，通过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方式，使纠纷案件在合理的期限内，得以合法的解决。本文认为，为了充分发挥adr模式和诉讼模式各自的优势，保障跨界水事纠纷案件得以及时、有效的解决，应当构建起一套由adr方式和诉讼方式相配合的跨界水事纠纷解决模式。通过制度设计的方式，把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扩大到跨界水事纠纷案件，以此来统一诉讼模式和adr模式的处理水事纠纷的范围，使诉讼方式像adr模式那样，既可以解决发生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水事纠纷案件，也可以解决跨界水事纠纷案件。只有当法院对跨界水事纠纷案件具有司法管辖权的情况下，当出现跨界水事纠纷，环境利益受害区域才能从adr模式或诉讼模式中选择出最佳的解决方案，及时有效的实现其失衡环境权益的救济。
（二）完善水事纠纷行政处理方式
行政机关解决水事纠纷有着自身的优势，但实践中运用行政处理方式解决水事纠纷却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为了充分发挥行政处理方式的优势，本文提出如下两方面的建议：（1）加强水事纠纷行政调解协议的强制力。行政调解虽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但是由于行政调解只是一种民间性行为，调解结果往往没有强制力。建议水事纠纷案件的当事人通过行政调解方式所达成的合意，可以通过经该行政机关备案的方式而具有公信力，在行政调解协议作出以后，不能以一方当事人反悔而使调解协议归于无效。在调解协议作出以后，如果一方当事人反悔，只能选择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方式，法院收到诉状后，首先应当审查调解协议有没有违法或显示公平等情景。若存在上述情景，法院可以宣布该调解协议无效，然后当事人可以选择通过诉讼方式或通过其它adr方式解决水事纠纷。若不存在上述情景，法院应当驳回当事人诉讼请求。（2）扩大环境行政裁决的适用。现行法律未明确规定通过行政裁决方式解决水事纠纷，尽管实践中会运用行政裁决方式解决水事纠纷，但是该方式在水事纠纷解决领域的运用并不广泛。本文建议通过立法或修改相关法律，去明确行政裁决解决水事纠纷的具体类型和适用条件等，通过制度设计的方式来改变“重调解、轻裁决”的现状，充分发挥行政裁决解决水事纠纷的作用。
（三）加强水事纠纷解决方式的一致性和多样性
为了解决《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对水事纠纷解决方式规定不一致性，以及纠纷解决方式单一性的缺陷，有必要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在修改上述关于水事纠纷处理的法律规定时，建议对纠纷解决条款通过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方式修改。当修改相关纠纷处理条款时，需要遵循合法性和合理性并重的原则，针对某一类型水事纠纷，将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式都以列举的方式加以规定。为什么在列举规定之后，还要结合概括性规定呢？因为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受到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立法者主观认识能力的制约，难免会出现遗漏的现象。在对水事纠纷解决方式进行列举式规定之后，加以概括性规定，更有利于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可操作性，当出现新的水事纠纷解决方式，只需要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或者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就可以达到与修改法律相同的效果。
（四）加强水事纠纷解决方式的协调性
为了解决水事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不协调性，以及实体性规定和程序性规定的不协调性的两方面的问题，本文分别提出建议。（1）对解决水事纠纷解决方式之间不协调性问题的建议。为了加强水事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协调性，不仅要协调好水事纠纷诉讼解决方式和adr方式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好adr模式内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关系。在水事纠纷解决机制中，不协调性表现的最为突出的应该是协商方式和人民调解方式。当发生水事纠纷，当事人通过协商或人民调解方式达成合意后，因该合意没有法律约束力，并得不到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认可，如果当事人一旦反悔，该协议即归于无效，为了解决水事纠纷，当事人往往会去选择诉讼方式或其他adr方式。由于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不协调性，必将造成纠纷解决成本的增加，且效率低下。目前克服这种缺陷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途径是：将通过协商和人民调解方式达成的协议视为一种合同，在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因合同未实际履行而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履行该协议。[11]另一种途径是：将通过协商或者人民调解方式所达成的协议，当事人可以向公证处申请公证，或者将该协议向环境行政主管机关进行备案等方式使其具有拘束力。（2）对解决实体性规定和程序性规定不协调性问题的建议。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的程序性规定相对比较成熟，不需要再进行大幅度的修改。相对而言，由于水事纠纷adr解决方式程序性法律规定的严重缺失，造成了通过该方式解决水事纠纷操作性较差的尴尬局面。本文认为，为了加强水事纠纷adr解决方式的可操作性，需要通过立法或修改相关法律的方式，来对该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的适用条件、处理期限、处理程序以及处理结果的法律效力等进行规定。
结语
水事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当公民及行政区域水资源利益受损，以及受到水污染侵害时的重要救济途径，对公民或区域失衡环境利益的救济起到重要作用。由于我国现有的水事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规定存在诸多问题，使得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效果较差。目前，应当依据我国水事纠纷解决的现状和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积极的探索和创新，尽快完善我国的水事纠纷解决机制。
注释:
[1]水利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eb/ol]./xygb/sltjgb/index.aspx.[2008-7-19]
[1]王权典,冯善书.论我国水事纠纷预防调处机制及其完善[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09.
[2]曹明德.生态法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45.
[3]曹明德.环境侵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40.
[2]alternatedisputeresolutions(adr)referstoavarietyofproceduresfortheresolutionofdisputes.commontoalladrproceduresarethewordalternate.eachadrprocedureisanalternativetocourtadjudication[eb/ol].美国法律信息网,[2008-5-20].resources.lawinfo.com/en/legal-faqs/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new-mexico/what-is-adr.html.
[4]曹明德.环境侵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88.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9
关键词：私力救济；民间讨债；讨债公司
当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际交往日益频繁，然而在社会信用缺失的情况下，借款纠纷层出不穷。由于诉讼成本高、效率低等缺点，民间讨债应运而生。但民间讨债仍处于“遮掩”状态，它的不规范性常常导致其游走在法律边缘，随时都可能触犯法律。国家应该通过对私力救济的合理控制，使其与公力救济相互依存、交错互补，逐步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民间讨债之定性
民间讨债即为：在老百姓中广泛适用的，不通过诉讼或公权力机关，而通过私人力量索要债务的行为。私人力量既包括债务人本人力量，也包括民间讨债人、讨债公司等力量。所谓的私力救济，是指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受侵害，在没有第三方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解决纠纷，实现权利。
民间讨债在众多公权力救济机制的夹缝中生存与发展，在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之外，基于朴素的道德及其正义感的指引下，自发形成了一种私力救济机制。
二、民间讨债之现状
（一）民间讨债屡禁不止
近年来，民间借贷盛行，由于诚信缺失，民间逃债、躲债、赖账频发。诉讼讨债成本高、效率低，使许多债权人望而却步，大部分债权人更愿意选择民间讨债方式来实现债权，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如今讨债公司大多被冠名为“商务调查”、“信贷管理”、“商务咨询”等名称。因为有些讨债公司借助威胁、恐吓、哄骗、敲诈等不正当手段，强行向债务人收取债款，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注意，出台了一系列禁令，民间讨债从而转入半地下的“遮掩”状态。
（二）民间讨债普遍存在的原因
民间讨债如此普遍，并不是偶然，而有其必然原因。相对于诉讼讨债，民间讨债有其显著的优点。笔者认为民间讨债相对于诉讼主要有以下几个优点：
1.效率高。在市场经济发展异常迅速的当今社会，效率尤为重要。诉讼程序复杂，技术性强。况且，公力救济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结果难以预测――是否胜诉、是否完全胜诉、判决金额多少，许多情形下不到最后一刻都难以见分晓。民间讨债具有灵活、重实效的特点。民间讨债的程序只需债权人找到职业讨债人，双方共同协商，最后由讨债人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讨债活动，方便、快捷，免去不少麻烦。并且，由于民间讨债具有针对性，结果往往能迅速见效。即使没有效果，也会很快反馈给当事人，为其节约时间去寻求更有利的救济方式。
2.成本低。与民间讨债相比，诉讼成本高昂，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等加起来就是一大笔费用。同时，国家也需要付出司法成本。不是所有的司法判决都能产生正义，但是每一个司法判决都会消耗资源。而民间讨债弥，当事人往往只需要在讨债人讨到债务后按约定的比例向讨债人支付报酬，不需要额外的开支。另外，民间讨债过程没有公权力机关的介入，更不需要耗费国家的司法资源。
3.符合我国“以和为贵”的传统道德文化。人们以共创和谐关系为原则，遇到纠纷不愿采取诉讼的方式解决。一个人以息诉、止诉来保持自身品德，维护家族声誉；国家以息诉、去诉来维护礼教，弘扬道德。而民间讨债方式更符合我国传统救济的文化价值取向当事人之间通过协商性的对话，达到双方所期许的和解方案，最大限度地消除双方的感情裂痕。
对于民间讨债行为，只要从正面进行引导和管制，发现违法加以惩处，社会效果是会不错的。只要国家通过制定适当的法律来加以规制，完全可以做到利大于弊。
三、民间讨债之规范化对策
民间讨债虽然存在一定缺陷，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加以监督和控制，有利于实现当事人的权利，有利于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如卢正敏博士所言“既然私力救济现象无法杜绝也没必要杜绝，面对客观事实，与其堵浪截流，不如因势利导，通过法律疏导和控制私力救济，建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从而推进法治秩序的建立。”针对如何使民间讨债规范化，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构想：
（一）确定合法界限
我国应该确定民间讨债的合法界限，即规定民间讨债的条件。民间讨债的条件可参照正当防卫的相关标准，首先是目的条件，民间讨债必须是为了保护合法的权利，而不能是为了保护非法权利。其次是手段条件，民间讨债的手段不能是违法的，并且应与不法侵害程度相当，造成的损害不能超过合法限度，不能给相对人造成额外的伤害。最后，民间讨债不能损害社会利益和公共秩序。
（二）纳入法律框架
我国应该将民间讨债纳入法律框架，使民间讨债上升到法律层面。无规范可循使民间讨债可能随心所欲，恣意地采用私力保护自己的权利往往导致“过度保护”。事实上，将私力救济上升到法律层面已有先例，例如紧急避险和正当防卫。但仅仅这样是远远不够的，还有必要将自助行为和民间讨债等具有代表性的私力救济纳入法律框架。如果不允许这些私力救济，当事人无法及时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可能丧失最好的救济时间或导致证据的消失，因此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三）加强行业管理
我国可以把“讨债公司”行业纳入正规行业管理起来，从而达到规范私力救济行为的目的。国家应制定相关的行业标准，要求“讨债公司”只能按照相关的标准讨债，而不能采用过激的违法方式。如果违反相关规定，就将会受到诸如被吊销营业执照或是罚款等惩罚措施。除此之外，还应该加强对“职业讨债人”的培训管理，使其具备讨债所需的专业素养，使其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取得欠款。
社会公正的实现，必须通过多元化的纠纷解决之道。现阶段我国纠纷日益增加和复杂，国家资源有限，公力救济又存在司法不公、程序繁琐等弊端，单纯依靠公力救济已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必须发展多元化的纠纷解决制度。作为一种富有效率和行之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私力救济在很大程度上可为国家利用，并根据需要通过立法使之纳入法制轨道，形成与公力救济、社会型救济相互并存、衔接、配合和补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三种救济形态良性互动，交错互补，将更有利于化解社会冲突，缓解司法压力，节省公共资源，维护社会秩序。（作者单位：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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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流芳.民事诉讼收费考[J].中国社会科学.1999，（03）.
[5]齐树洁.解决纠纷与和谐社会[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6]李立.民间收债不耗费国家资源，能为国家“摆平”许多纠纷，法学教授徐昕建议对无害民间收债可“睁一眼闭一眼”[n].法制日报，2007-1-24（6）.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10
农地承包仲裁属“准行政性仲裁程序”，它是农地承包仲裁裁决的“前置程序”，并能产生“一调终局”之程序效果。其功能应定位于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之诉讼案件的分流，其程序启动无须仲裁协议，就其与诉讼的关系，当前立法定位于“或裁或审、一裁两审”具有现实之合理性，但在制度体系相对成熟之后，应及时转为“仲裁前置、一裁两审”。
关键词：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仲裁调解
中图分类号：
DF413.8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3.02.10
所谓“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调解程序”，是指在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程序中，由受案仲裁机构对农地承包经营纠纷进行调解的程序。本文将其确定为研究主题，源于以下背景因素。
一、背景
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该法是用以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律关系的第一部正式法律文件。之后，2003年10月9日农业部第2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和2005年1月7日农业部第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成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管理的重要规范依据。伴随这一系列法律规范文件的出台，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现象日益普遍，由此也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本质上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可以通过现有的民事纠纷解决途径（如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予以解决，但它又具有自身的特征，即：第一，纠纷内容涉及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二，以农村经济体制的转变为背景，纠纷往往集中表现为特定的几种类型，并在短期内大量涌现；第三，纠纷是否能够妥善解决事关我国农业生产、农村管理、农村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乃至整个农村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因此，如果仅仅依赖传统的民事纠纷解决途径来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可能导致传统的民商事仲裁、民事诉讼程序负担过重，也无法高效、公正地化解数量巨大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进而影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律秩序的安定。
在此背景下，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2009年6月27日审议通过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下文简称《农地纠纷调仲法》）。作为该法的配套性文件，2009年12月18日农业部第1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下文简称《农地纠纷仲裁规则》）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示范章程》（下文简称《农地仲裁委示范章程》）。以这一系列法律规范文件为基础，我国正在建立一种适合当前国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机制。但总体上看，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机制的建立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很多方面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如：调解、仲裁机构体系尚未系统建立，调解、仲裁程序规则体系尚未系统、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间的关系定位也尚处于探索阶段。
二、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调解程序的功能定位
《农地纠纷调仲法》第2条将该法适用范围限定于六种农地承包经营纠纷：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农地承包合同发生的纠纷；因农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流转发生的纠纷；因收回、调整承包地发生的纠纷；因确认农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的纠纷；因侵害农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的纠纷；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农地承包经营纠纷。并将“因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及其补偿发生的纠纷”排除在农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之外。这仅是立法的初步设计，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转变，农地承包经营纠纷的类型和特征也会不断变化。因此，立法也采用了“开放性”的技术方案，将“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农地承包经营纠纷”纳入农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从而为立法及时地适应将来的变化保留了必要的空间。
从本质上讲，《农地纠纷调仲法》纳入其适用范围的农地承包经营纠纷类型均属标准意义上的民事纠纷，亦为民事诉讼之主管权限所及，当事人完全有资格将纠纷的解决付诸诉讼程序。因此，就《农地纠纷调仲法》所确立之农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程序，必须首先明确其功能定位。这一问题又可分为两个层面，即：第一，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程序的功能定位；第二，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调解程序的功能定位。
（一）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程序的功能定位——诉讼案件的分流
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程序，其功能应定位于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之诉讼案件的分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51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该条将农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解决途径界定为四种，即：协商、人民调解、农地仲裁和民事诉讼。
必须承认，协商和人民调解仍然是当前解决农地承包经营纠纷的重要途径。有调查表明，农地纠纷大部分是通过这两种途径解决的。其中，自行协商达成协议的占36%，而通过各种类型的人民调解解决的占30%。但也必须注意，伴随农村法律意识的强化及乡土权威的丧失，传统意义之协商和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方式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1]。而所有的挑战最终均将指向一点，即：和解协议或人民调解协议并不具有司法意义上之强制性效力，其能否最终实现化解纠纷的目的过度依赖于道德层面的自我约束和现实层面的自觉履行。而伴随农村经济和社会格局的转换及乡土权威的丧失，传统之协商和人民调解等纠纷解决方式赖以生存的基础正在削弱。
因此，势必有更多的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会转而寻求民事诉讼这一终局性的民事纠纷解决途径。然而，尽管在本质上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但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亦有其自身特征，即：第一，纠纷内容涉及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农地承包经营权；第二，以农村经济体制的转变为背景，纠纷往往集中表现为特定的几种类型，并在短期内大量涌现；第三，纠纷是否能够妥善解决事关我国农业生产、农村管理、农村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乃至整个农村法律秩序的安定性。这也就决定了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程序处理此类纠纷时，不仅要依据法律，而且要参考相关地方性法规、部门性规章及相关政策文件，甚至还要考虑当地之乡约民规。而法官又往往对这些地方性法规、部门性规章、相关政策文件和乡约民规缺乏深入而系统的了解，进而导致其在审理农地承包纠纷案件的过程中，就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律规范的适用等存在诸多困难，最终致使很多法院不愿意受理此类纠纷。尽管2005年7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部分类型的土地纠纷法院应当依法立案受理，但实践中人民法院仍尽量回避此类纠纷的现实局面并无实质性的改观[2]。
综上，如果仅仅依赖传统的民事纠纷解决途径来解决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一者，可能导致传统的民商事仲裁、民事诉讼程序负担过重；二者，也无法高效、公正地化解数量巨大的农地承包经营纠纷，进而影响农地承包经营法律秩序的安定。而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程序，恰恰是一种介于人民调解与民事诉讼之间的纠纷解决机制，它体现着人民调解的灵活性，其仲裁裁决又能依程序取得司法意义上之强制性效力。因此，立法确立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程序，必须将其功能定位于农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的程序分流。而在当前背景下，这一功能又集中表征为对于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之诉讼案件的程序分流——即：将原来会进入民事诉讼程序的农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导入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程序当中，通过农地仲裁的途径加以解决。
（二）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调解程序的功能定位——仲裁案件的分流
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调解程序，是指在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程序中，由受案仲裁机构对农地承包经营纠纷进行调解的程序。作为农地承包仲裁制度的组成部分，其功能则应定位于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之仲裁案件的分流。
《农地纠纷调仲法》第11条规定：“仲裁庭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应当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调解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和当事人协议的结果。调解书由仲裁员签名，加盖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在调解书签收前当事人反悔的，仲裁庭应当及时作出裁决。”第49条则规定：“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裁决书，应当依照规定的期限履行。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这两个条文基本明确了仲裁调解在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程序中的地位。这一立法定位又可归纳为以下四个层面：第一，调解与裁决是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程序的两种法定结案方式；第二，在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程序中，调解是裁决的前置程序；第三，生效的调解书与仲裁裁决具有同等之司法强制效力；第四，仲裁调解书一经向双方当事人送达、签收，即发生法律效力，并产生“一调终局”的程序法效果。。
《农地纠纷调仲法》第44条又规定：“仲裁庭应当根据认定的事实和法律以及国家政策作出裁决并制作裁决书。”第45条则规定：“裁决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争议事实、裁决理由、裁决结果……”这意味着，在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程序中，如果过度强调以仲裁裁决的方式结案，将会面临民事诉讼程序中法官所面临的同种困境，即：由于对相关之法律、地方性法规、部门性规章、相关政策文件和乡约民规缺乏深入而系统的了解，进而导致其在审理农地承包纠纷案件的过程中，就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律规范的适用等存在诸多困难。而如果能够以仲裁调解的方式结案，则可有效避免这种困境。甚至，以仲裁调解的方式结案，还具有仲裁裁决所不具有的另外一种优势。依据《农地纠纷调仲法》第48条的规定，即使作出仲裁裁决，在其送达后30日内，当事人依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依据《农地纠纷调仲法》第11条的规定，仲裁调解书一经向双方当事人送达、签收，即发生法律效力。可见，以仲裁裁决的方式结案，之后仍须接受“一裁两审”之制度关系格局的检阅；而以仲裁调解书的方式结案，反而可能直接产生“一调终局”的程序法效果。
综上，立法将仲裁调解确立为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程序的法定结案方式，使其与仲裁裁决之结案方式并列，必须清晰、全面地认识由二者共同构成的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之仲裁案件程序分流机制，并明确将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调解程序的功能定位于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之仲裁案件的分流——即：将原本可能通过仲裁审理和裁决程序解决的农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导入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调解程序当中，用仲裁调解书的方式予以解决。
三、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调解程序的法理定性
（一）农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法理定性——准行政性仲裁调解机构
《农地纠纷调仲法》颁行之前就有学者指出：从我国目前设立的农地仲裁委员会来看，普遍是由当地人民政府或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建，其成员由行政领导组成，裁决纠纷对当事人收费，这种状况非常类似于我国《仲裁法》颁布前的民商事仲裁机构[3]。亦有学者指出，关于农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法理属性，学界存在两种主张：一种，认为它是类似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行政性仲裁机构；另一种，认为它属于准民商事仲裁机构。两种看法，代表着两种模式或者说两种发展思路[4]。
笔者认为，依据《农地纠纷调仲法》、《农地纠纷仲裁规则》和《农地仲裁委示范章程》的相关规定，我国农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设立，采用了准行政性事业单位法人的设立模式，与传统的劳动仲裁机构类似但又有一定差异，应当归入“准行政性仲裁机构”的范畴。
综合《农地纠纷调仲法》第12、13、51、52条，《农地纠纷仲裁规则》第4条及《农地仲裁委示范章程》第4条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农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在当地人民政府指导下设立；第二，农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成员包含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部门代表；第三，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和农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示范章程，由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制定；第四，农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不向当事人收取费用，其工作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予以保障；第五，农地仲裁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当地农地承包管理（行政）部门承担；第六，由当地农地承包管理（行政）部门承担的日常工作包括登记、审查、受理仲裁申请，监督管理仲裁程序，编制仲裁员名册，组织仲裁员培训，管理仲裁文书、仲裁档案，管理仲裁工作经费，以及仲裁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可见，无论是农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人员组成、仲裁员人选，还是其仲裁规则与机构章程的制定，当地人民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均直接参与其中。甚至，就农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立法明确规定由当地农地承包管理（行政）部门直接承担。因此，虽然从形式上看，农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设立采用事业单位法人的模式，但是在实际上，农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几乎是由当地人民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完全控制，所以属于准行政性事业单位法人，应将其归入“准行政性仲裁机构”范畴[5]。它不同于传统的民商事仲裁机构：传统的民商事仲裁机构属于纯粹的民间性组织，其与行政机关之间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隶属关系，其日常工作完全脱离于行政系统，其人力资源和财务经费亦完全脱离于政府人事和财政体系。它也不同于传统的劳动仲裁机构：传统的劳动仲裁机构直接隶属于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其日常工作、人力资源和财务经费亦完全隶属于劳动行政主管系统。
（二）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程序的法理定性——准行政性仲裁程序
就农地承包仲裁程序的法理定性，学界存在两种主张：一种认为，农地承包仲裁程序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民商事仲裁程序；另一种则认为，农地承包仲裁程序属于行政性仲裁程序。
第一种主张认为：早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在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背景下，农户通过与具有行政职能的生产大队签订农地承包合同取得农地承包经营权，其属性应定位于行政合同行为。但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民事法律规范体系日趋完善，农村集体组织的行政职能亦逐步丧失，这种行政合同行为已经转化为民事合同行为[6]。而以农地承包合同为基础形成的纠纷亦属平等民事主体间之纠纷，以之为作用对象的农地承包仲裁程序自应定位于民商事仲裁程序。就第二种主张，则有学者指出：判断农地承包仲裁程序是否属于传统意义上之行政仲裁程序，必须以理论层面对“行政仲裁”概念的明确界定和立法层面对行政仲裁制度的系统定位为前提，但是目前我国并不具备这样的前提，因此难以断定农地承包仲裁程序是否属于行政仲裁[7]。
就此，笔者认为：农地承包仲裁程序的法理定性必须以对农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法理定性为前提，二者互为表里、彼此支撑。因此，既然已将农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定性为准行政性事业单位法人，并将其归入“准行政性仲裁机构”范畴；那么，也就必须将农地承包仲裁程序定性为“准行政性仲裁程序”。依据《农地纠纷调仲法》的相关规定，农地承包仲裁程序的启动不以仲裁协议为前提，亦不具有排斥司法管辖权的程序效果，其与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制度关系格局可以概括为“或裁或审、一裁两审”。所谓“或裁或审”，即当事人就农地承包经营纠纷可以向农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所谓“一裁两审”，即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时，可于法定期间内再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享有两审终审的审级保障。
因此，农地承包仲裁程序不同于传统的民商事仲裁程序：传统的民商事仲裁程序属于纯粹的民间性仲裁程序[8]，其程序启动须以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合法仲裁协议为前提，并基于仲裁协议的效力产生排斥司法管辖权的程序效果，从而与司法属性的民事诉讼程序之间形成“或裁或审、一裁终局”的制度关系格局，其程序进程中亦为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保留非常充分的自由空间，当事人可通过自己的选择决定仲裁庭的组成形式、具体成员、审理地点、审理方式、审理范围、裁决方式，甚至实体法律规范的适用等众多程序和实体事项。它也不同于传统的行政仲裁程序：以劳动仲裁程序（标准意义上的行政仲裁程序）为例，其程序的启动虽亦不以仲裁协议为前提，且不具有排斥司法管辖权的程序效果，但其与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制度关系格局却定位于“仲裁前置、一裁两审”。所谓“仲裁前置”，即当事人就劳动争议须先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方可于法定期间内再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所谓“一裁两审”，即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并于法定期间内再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享有两审终审的审级保障。
（三）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调解程序的法理定性——准行政性调解程序
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调解程序不同于广义上的农地承包纠纷调解程序[9]，它是指在农地承包仲裁程序中，由受案仲裁机构对农地承包经营纠纷进行调解的程序。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调解程序属于农地承包仲裁制度的组成部分，是农地承包仲裁程序中的一个环节，而非独立于农地仲裁程序的另一种农地纠纷解决程序，其与作为其载体的农地承包仲裁程序的关系基本类似于诉讼调解与作为其载体的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而广义上的农地承包纠纷调解程序，既包括农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于仲裁程序进程中实施的调解，也包括相关人民调解机构于仲裁程序外对农地承包经营纠纷实施的调解。
作为农地承包仲裁制度的组成部分，农地承包仲裁调解程序的法理定性必须以对农地承包仲裁程序的法理定性为前提，二者亦应互为表里、彼此支撑。因此，既然已将农地承包仲裁程序定性为准行政性仲裁程序，农地承包仲裁调解程序亦须相应地定性为准行政性调解程序。作为一种准行政性的调解程序：第一，农地承包仲裁调解程序的启动不能过度依赖于双方当事人的共同意愿，必要时仲裁庭应当主动引导当事人进入调解程序；第二，立法应当赋予仲裁调解书以强制性效力，令其对纠纷产生终局性的法律效果。
四、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调解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定位
（一）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定位
依据《农地纠纷调仲法》的相关规定，农地承包仲裁程序的启动不以仲裁协议为前提，亦不具有排斥司法管辖权的程序效果，因此其与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制度关系格局可以概括为“或裁或审、一裁两审”。所谓“或裁或审”，即当事人就农地承包经营纠纷可以向农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所谓“一裁两审”，即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于法定期间内再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享有两审终审的审级保障。
就此关系定位，笔者认为有推敲之必要。本质上讲，这种关系定位的正当性必须到农地承包仲裁调解程序之功能定位与法理定性层面寻找根本性的依据：其既要于功能定位层面寻求实用主义的表象解析，又要于法理定性层面寻求正当性之深层依据。以下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展开对这一关系定位的分析：
1.程序启动与仲裁协议
《农地纠纷调仲法》第20条规定：“申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申请人与纠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二）有明确的被申请人；（三）有具体的仲裁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受理范围。”可见，立法并未将仲裁协议作为启动农地承包仲裁程序的必要前提[10]。这一立法定位，有学者称之为“仲裁程序启动的单方性”[11]。笔者认为，其可于农地承包仲裁程序之功能定位和法理定性层面获得实用主义的表象解析和正当性之深层依据。
前文指出，农地承包仲裁程序，其功能应定位于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之诉讼案件的分流，即：将原来会进入民事诉讼程序的农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导入农地承包仲裁程序当中，通过农地承包仲裁的途径加以解决。《农地纠纷调仲法》将仲裁协议排除在农地承包仲裁程序启动要件范围之外，起到了简化农地仲裁程序的作用，为当事人就农地承包经营纠纷行使程序选择权提供了充分的自由，避免了仲裁协议成为当事人选择农地承包仲裁程序的障碍，有利于农地承包仲裁程序实现其“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之诉讼案件分流”的功能目标[12]。
前文将农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定性为“准行政性仲裁机构”，进而将农地承包仲裁程序定性为“准行政性仲裁程序”，并明确区别于传统的民商事仲裁程序。传统的民商事仲裁程序，基于其纯粹的民间属性，而将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合法仲裁协议确立为其程序启动的必要前提，并基于仲裁协议的效力产生排斥司法管辖权的程序效果，据以支撑其与民事诉讼程序之间“或裁或审”的制度关系格局。而（准）行政属性之仲裁程序的核心共性，也是其区别于传统民商事仲裁程序的关键因素，就是其程序启动不以当事人自愿达成的仲裁协议为前提，而是遵循程序启动之单方性原则。
2.或裁或审与仲裁前置
所谓“或裁或审”，即当事人就农地承包经营纠纷可以向农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所谓“仲裁前置”，以劳动仲裁程序（标准意义上的行政仲裁程序）为例，则指当事人就劳动争议须先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方可于法定期间内再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就此关系定位，从农地承包仲裁程序之功能定位的层面看，与“或裁或审”相比，“仲裁前置”的制度关系模式更有利于其实现“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之诉讼案件分流”的功能目标[13]
。但是，“仲裁前置”之制度关系模式的确立，须以农地承包仲裁制度的相对成熟为前提。然而，我国的农地承包仲裁程序尚处奠基阶段，甚至调解、仲裁机构体系都尚未系统建立，调解、仲裁程序规则体系亦尚未系统、完善。在此背景下，如果仓促采用“仲裁前置”之制度关系定位模式，非但不利于“农地承包经营纠纷诉讼案件分流”之功能目标的实现，反而可能诱发民众之抵触情绪，乃至触动该项制度之社会认可基石，亦会使尚未健全、完善之农地承包仲裁机制难承重负。因此，当前立法选择“或裁或审”之制度关系模式更具现实合理性，亦可于农地承包仲裁程序之功能定位层面获得实用主义之表象解析。
从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程序之法理定性的层面看，传统的民商事仲裁程序，基于其纯粹的民间属性，而将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合法仲裁协议确立为其程序启动的必要前提，并以仲裁协议为纽带维系其与民事诉讼之间的“或裁或审”关系。而作为“准行政性仲裁程序”，农地承包仲裁程序的启动不以仲裁协议为前提。因此，虽然当前立法将其与民事诉讼的关系定位于“或裁或审”，但由于缺乏仲裁协议这一关键纽带，“或裁或审”的关系定位缺乏深层的正当性基础，亦无法于实践层面长期有效运行，反会导致一系列的制度性难题。所以，长远来看，我国立法应于将来农地承包仲裁制度相对成熟之后，及时地将“或裁或审”的关系定位转变为“仲裁前置”的制度关系模式。
3.一裁两审与一裁终局
所谓“一裁两审”，即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于法定期间内再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享有两审终审的审级保障。所谓“一裁终局”，以民商事仲裁程序为例，则指双方当事人一旦达成仲裁协议，基于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程序将产生排斥司法管辖权的程序效果，而伴随仲裁程序的启动和裁决的作出，当事人将失去其民事诉权，并最终丧失再次启动诉讼程序的机会，仲裁裁决亦将成为对其间纠纷的终局性判定结论。
就此关系定位，从农地承包仲裁程序之功能定位的层面看，与“一裁两审”相比，“一裁终局”的制度关系模式显然更有利于其实现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之诉讼案件分流的功能目标。恰如有学者指出的，“一裁两审”可能使许多农地承包经营纠纷要经过仲裁和诉讼两套程序、三次审理才能得到最终解决，其“程序冗长，增加了纠纷解决的成本，损害了纠纷解决的效率”[11]。
然而，从仲裁程序之法理定性的层面看。民商事仲裁程序采用“一裁终局”之制度关系模式，本质上源自于其民间属性。其将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合法仲裁协议确立为程序启动的必要前提，并基于仲裁协议的效力产生排斥司法管辖权的程序效果，从而据以支撑其与民事诉讼程序之间“一裁终局”的制度关系格局。而（准）行政属性之仲裁程序的核心共性，也是其区别于传统民商事仲裁程序的关键因素，就是其程序启动不以当事人自愿达成的仲裁协议为前提，而是遵循程序启动之单方性原则。失去了“仲裁协议”这一关键要素，农地承包仲裁程序也就失去了采用“一裁终局”之制度关系模式的正当性基石。
因此，笔者认为，此时对“农地承包经营纠纷诉讼案件分流”之功能目标的追求应让位于对“准行政性”之法理定性的坚守，就农地承包仲裁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采用“一裁两审”的制度关系模式。
（二）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调解程序与仲裁程序及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定位
依据《农地纠纷调仲法》第11、48、49条的规定，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调解程序与仲裁程序及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定位可归纳为以下两个层面：第一，调解与裁决是农地承包仲裁程序的两种法定结案方式，调解是裁决的前置程序；第二，仲裁调解书一经向双方当事人送达、签收，即发生与仲裁裁决同等之司法强制效力，并产生“一调终局”之程序法效果。
就此关系定位，笔者认为亦须于农地承包仲裁调解程序之功能定位与法理定性层面寻找正当性的根本依据：既要于功能定位层面寻求实用主义的表象解析，也要于法理定性层面寻求正当性之深层依据。以下笔者将从两个方面展开对这一关系定位的分析：
1.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调解程序与仲裁程序之间的关系定位——调解自愿与调解前置
《农地纠纷调仲法》第11条规定：“仲裁庭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由此也确立了农地承包仲裁调解程序与仲裁程序间之“调解前置”的制度关系模式。
就此关系定位，从农地承包仲裁调解程序之法理定性的层面看，其虽属准行政性调解，但亦须秉承调解之基本原理，即：作为一种纠纷解决程序，当事人之自愿是其制度性基石和命脉所系。所以，农地承包仲裁调解从程序启动、推进，到达成调解协议，再到制作、送达调解书，均应严格贯彻调解自愿原则。故而，不应人为将其确立为仲裁裁决之前置性程序环节。然而，从农地承包仲裁调解程序之功能定位的层面看，与调解自愿相比，调解前置的制度关系模式显然更有利于其实现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之仲裁案件分流的功能目标。
就此，笔者认为，此时对“准行政性”之法理定性的固守应让位于对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案件分流之功能目标的渴求，就农地承包仲裁调解程序与农地承包仲裁程序采用调解前置的制度关系模式。更何况，这一制度关系模式并不会在实质上颠覆调解自愿原则。因为，虽然要就仲裁调解程序的启动采用调解前置的制度关系模式，但调解程序的进程和结果依然牢牢掌握于当事人自己手中。
2.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调解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定位——一调两审与一调终局
依据《农地纠纷调仲法》第48条的规定，即使作出仲裁裁决，在其送达后30日内，当事人依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依据《农地纠纷调仲法》第11条的规定，仲裁调解书一经向双方当事人送达、签收，即发生法律效力。可见：以仲裁裁决的方式结案，之后仍须接受一裁两审之制度关系格局的检阅；而以仲裁调解书的方式结案，反而可能直接产生一调终局的程序法效果。
就此关系定位，从农地承包仲裁调解程序之法理定性的层面看，其虽属准行政性调解，但亦须严格贯彻调解自愿之基本原则。因此，虽然就仲裁调解之准行政属性本身而言似乎不应直接赋予其一调终局的程序法效力，令其直接取消当事人之民事诉权。但是，从程序选择原理层面讲，基于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并签收调解书的行为，可以视为其作出了放弃后续之仲裁裁决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的自主选择。所以，一调终局之制度关系模式可于农地承包仲裁调解程序之法理定性的层面获得正当性的依据。
而且，从农地承包仲裁调解程序之功能定位的层面看，与“一调两审”相比，“一调终局”的制度关系模式显然更有利于其实现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之仲裁（诉讼）案件分流的功能目标。
五、结语
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调解机制的建立任重而道远，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在制度原理和程序技术的很多方面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因此，深入探析其程序功能定位和制度法理定性，是其走向完善的必由之路。
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程序，其功能应定位于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之诉讼案件的分流，而且由于农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属于准行政性仲裁调解机构，其制度法理亦应定性于准行政性仲裁程序。因此，其程序启动无须仲裁协议，就其与诉讼的关系，当前立法定位于“或裁或审、一裁两审”具有现实之合理性，但在制度体系相对成熟之后，应及时转为“仲裁前置、一裁两审”的关系模式。
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调解程序作为农地承包仲裁制度的组成部分，其功能应定位于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之仲裁案件的分流，其制度法理则应定性于准行政性调解程序。因此，立法将其定位于农地承包仲裁裁决的“前置程序”，令其产生“一调终局”之程序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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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arbitrationandmediationprocedureofRuralLandContractDisputes：
CenteredonFunctionalLocalizationandJurisprudentialnatureDinGBaotong
（Southwest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Chongqing401120，China）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