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的处理篇1
对于作为商事活动的诉讼当事人讲求低成本和高效率，法官调解有利于降低纠纷当事人在调解的过程中所花费的与纠纷解决有关的各项支出和时间的耗费。相比审判，调解费用较低。因为其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减少，案件的执行一般相对顺利，相应的保全费用、执行费用也可以减少；时间上，调解中的当事人可以不受复杂的诉讼程序的限制，直接切入地讨论纠纷的争执点，避免在细微的事实问题上耗费不必要的力气。另一方面，调解也有利于提高法院的工作效率。调解的程序灵活、简便，不要求严格按照诉讼程序的要求处理案件，可以快速解决小型案件，也可以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从而较大地提高法院的审判工作效率，集中法院有限资源处理重大案件。同时，调解范围并不限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可以连带解决其他相关争议，而无需另案处理，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了问题，也大大提高了法院处理纠纷的效率。
法官调解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民主法治之和谐主题。在法官调解中，是否进行调解、如何进行调解以及是否接受调解结果，都依赖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充分体现了当事人对自已民事权利的民主、自由处分。同时，法官调解符合法治精神之要求。调解协议的达成是在双方尊重对方人格前提下达成的合法调解协议，协议的内容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案外第三人利益。其次，在法官调解中，经过法官的耐心疏导，当事人双方在一种相对平和的气氛中通过互谅互让、各自行使处分权最终达成合意，双方受伤的感情得以修复，从而促进了彼此之间平等友爱、融洽相处，以及社会安定团结。再次，调解能更接近“司法公正”的实质要求。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纠纷的真相和他的利益所在，所以他们自愿选择的处理结果应当说是最符合他们利益需求的，也最接近当事人追求的实体公正。这种自愿平等协商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契约性质和高效的特点，其所表达的自主、自由、平等、信用、法制等观念，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因此，运用法官调解的方式处理经济纠纷不仅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经济纠纷处理中法官调解现存的问题
从法官调解对经济纠纷处理的作用可以看出，法官调解能否在经济纠纷处理中顺利开展，不仅关系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关系着当前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然而，由于目前社会人员对诉讼存在调解认识上的偏差、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并不完善、司法实践中存在操作不当的问题，这就造成了有着“东方经验”、“优良传统”之美誉的我国诉讼调解制度在和谐社会生活的构建中大打折扣，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法治社会的构建。
1．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当前，在法院系统，过分强调诉讼调解，导致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的自虚化。调解成功往往是合法有理的当事人向违法无理的当事人让步。这种严重欠缺“当事人自愿”的调解在损害了调解有效性的同时，导致人们尤其是纠纷的当事人对调解的不信任，人们往往认为调解就是在“和稀泥”或是给法官擅自断处案件提供机会，人们对调解结案开始抵触。这种思想认识偏差极大地制约调解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另外，还有一些法官受传统职权主义的影响，司法理念上存在这样的误区：认为法院应当彰显刚性的一面，只有判决才能体现权威和公正，法官调解是柔性工作，法官去做婆婆妈妈的唠叨事，有失威仪，故而放弃调解，也阻碍了调解制度的发展。
2．法律规定不完善。近年来，为了回应社会的司法需求，在不断反省司法改革效果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开始重视诉讼调解，推出一系列诸如《关于进一步充分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的司法解释文件，以推动诉讼调解。现有的规定看，诉讼调解存在的缺陷是：一方面法定法官调解角色不明晰，我国的法院调解是以“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的，但我国仅仅在《民事诉讼法》第八章用了七个条文对法院调解制度进行具体规定，并且用语非常模糊，可操作性严重缺乏，法官的定位在法律规定上模糊不清，现实中法官在“审判者”与“调解者”之间摇摆不定；另一方面，调解的程序性规范不完善。调解需要有宽松的氛围和灵活的策略，故对其程序性要求相对软化，不用严格遵守法庭审理程序、上诉被预先取消、调解协议的制作简单甚至有些根本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等等。与诉讼相比，它有一种更大流动性和非正式性特征，正是因为调解本身具有灵活性和随意性，使得我们很难用严格的程序性规范予以约束它。
3．司法实践中强制调解。当前，对于一审法官而言，以调解方式结案，当事人不得上诉，也就不会再存在上诉率、错案追究的问题。因此，以调解的方式结案对于法官来说是最安全的。受功利主义影响，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往往考虑自己的经济收入、晋升晋级以及规避错案追究责任，不顾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或纠纷本身的矛盾，“以劝压调，以拖压调，以判压凋，以诱压调”的“强制调解”现象就出现了，违背了诉讼调解平等自愿这一根本原则。法官通过独占相关信息，以管理者的姿态进行调解，从而滋生强制调解，严重背离了诉讼活动和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是法治社会进程中的倒退。
经济纠纷处理中法官调解的应然角色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官的角色应该定位为：
经济纠纷的处理篇2
论文摘要：我国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自此平等主体之间，包括公民与公民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及他们相互之间均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就归结为民事纠纷。
一、民事纠纷的概念
民事纠纷又称民事争议，是法律纠纷和社会纠纷的一种。所谓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纠纷。民事纠纷作为法律纠纷一种，一般来说，是因为违反了民事法律规范而引起的。民事主体违反了民事法律义务规范而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利，由此而产生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民事争议。
民事纠纷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民事纠纷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民事纠纷主体（民事主体）之间不存在服从与隶属的关系，在诉讼中处于平等的诉讼当事人地位。
（2）民事纠纷的内容是对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民事主体之间的争议内容，只限于他们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构成了民事纠纷的内容，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则不属于民事纠纷。
（3）民事纠纷的可处分性。由于民事纠纷是民事权利享有和民事义务承担的争议，因而民事纠纷主体有其处分的权利。它有别于行政争议和刑事争议。
根据民事纠纷的内容和特点，可将民事纠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财产关系方面的民事纠纷，包括财产所有关系的民事纠纷和财产流转关系的民事纠纷。另一类是人身关系的民事纷纷，包括人格权关系民事纠纷和身份关系的民事纠纷。
二、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
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是指缓解和消除民事纠纷的方法和制度。根据纠纷处理的制度和方法的不同可从以下三种方式来论述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
（一）自力救济
自力救济，包括自决与和解。它是指纠纷主体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纠纷，以达到维护自己的权益。自决是指纠纷主体一方凭借自己的力量使对方服从。和解是指双方相互妥协和让步。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是依靠自我的力量来解决争议，无须第三者参与，也不受任何规范制约。自力救济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这与生产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的人类早期社会有密切联系。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现在仍有保留的必要，可以作为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的必要补充。
（二）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包括调解（诉讼外调解）和仲裁，它是指依靠社会力量处理民事纠纷一种机制。调解是指第三者依据一定的道德和法律规范，对发生纠纷的当事人摆事实、讲道理，促使双方在相互谅解和让步的基础上，达到最终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仲裁是指纠纷主体根据有关规定或者双方协议，将争议提交一定的机构以第三者居中裁决的一种方式。调解和仲裁的共同点是，第三者对争议处理起着重要作用；不同之处是，调解结果更多地体现了主体的意愿，而仲裁的结果还体现了仲裁者的意愿。运用调解和仲裁处理纠纷，标志着人类社会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进步。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现今不但需要保留，还应大力倡导，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经济纠纷的处理篇3
关键词：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
近年来，我国西部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的信访量呈增长趋势，这显示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提高；同时，对于大量环境纠纷，公众除信访、上访之外，缺乏更有效的救济途径。本文旨在以甘肃省徽县血铅污染事件（以下简称徽县血铅事件）的处理过程为研究对象，对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予以评析、探讨，为西部生态立法提供思路。
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方法
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起诉。www.133229.com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起诉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玩忽职守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
据此，完善西部地区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多种行政处理方法，以供不同的权利缺损者选择；比如，斡旋、调解、裁定等；应当赋予行政调解以法律强制力，使救济结果确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应当规定行政处理部门对于特定情形（比如严重违法排污事件、社会影响广泛的污染事件等）的强制调解职能。
（三）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1.一种救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其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权利人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缺损的权利获得补救。合理有效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应当至少对以下重要内容作出设计安排：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理论界都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即无论是环境不当行为还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环境行为，只要其污染行为对他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受害人群的确定。对于受害人群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比如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事件等，首先应当规定确定受害人群的方法，即确定谁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比如日本的公健制度中关于公害患者的认定，就规定了认定条件的三要素和认定有效期限（根据指定疾病的种类分为2年和3年）。
赔偿范围的确定。即确定赔偿金额。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有利于有效救济受害者，同时制裁排污企业，抑制排污行为。依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的来源。环境污染纠纷产生的巨额赔偿金是污染纠纷案执行困难的根本原因。实践中，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令企业无力负担，严重者导致企业破产，社会失业人口增多，引起社会不稳定。
2.借鉴各发达国家在理论和立法上较成熟的经验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试点性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经验。
适用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该原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内部化，以实现污染削减。各国立法实践证明了该原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一般地，排污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污染赔偿责任；同时，突发的、严重的污染损害所产生的巨额赔偿金往往令排污企业难以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衰落、破产带来的众多失业人口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鉴于此，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即通过对污染企业征收有关税、费（如排污费/税、自然资源开发费/税、生态补偿费/税、石油税等），构成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我国可以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费来建立各地的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以分摊企业的部分污染损害赔偿金额。
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社会化。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保险制度，使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社会化，被各发达国家普遍采纳并成为其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分为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和自愿环境责任保险。在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方面，承保的风险范围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
我国已经进入环境风险的高发期，部分地区曾通过试点推进自愿性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制度，但许多试点因无企业投保而处于停顿状态。鉴于我国一些企业经营效益不良以及其为利润所驱，不愿承担污染损害风险的现实情况，我国应当通过立法，结合自愿与强制保险的方式建立我国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1.周林彬著.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经济纠纷的处理篇4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纠纷必要性司法解决机制
一、对经济法纠纷的理解
1.经济法的概念。经济法就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的、系统的、全面的、综合的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在我国的现阶段，它的主要功能是调整我国社会生产及再生产过程中所出现的，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二，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三，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我国的经济法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部门法，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经济关系可以由民法来调整，而国家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社会公务性经济关系则由行政法来调整。
2.经济法纠纷的涵义。经济法纠纷就是在我国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出现的需要国家政府司法部门出面来调节的经济法律纠纷，这些纠纷的处理部门即政府的职能部门是由国家赋予其权力的。经济法纠纷的范围很广，它包括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与经济有关的权利和义务等的争议，这些争议妥善、有效的解决是我国经济秩序和谐、稳定运行的保证，可以说运用经济法来解决各种经济纠纷也是关系到我国长治久安的前提保障。
3.经济纠纷与经济法纠纷的区别。经济纠纷是由利益主体权利及义务方面所产生的矛盾而导致经济主体之间的纠纷，它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大，可以是机关单位间的纠纷、平等主体间的纠纷等等。而经济法纠纷则有所不同，它所指的是在进行经济调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权利及义务间的争议。也就是说经济法纠纷不同于经济纠纷，它不是在进行商品交换等一些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纠纷，也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所能引起的，而是与纠纷双方的经济实力或社会地位等等情况相关，它也不是普通的行政纠纷和民事纠纷，与经济纠纷有着根本的区别，如果它未构成犯罪，是不能用刑事手段来处理的。
二、通过司法解决的必要性
1.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我国一直都在实行着宏观调控的政策，但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近几年来经济发展迅速，所以在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和再配置过程中，即使应用了宏观调控，也难免会受到资源的有限性及稀缺性等等条件的限制，而出现分配不合理及不平衡等现象，这样因为一部分人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的情况，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经济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利益之争，再加上国家的调节主体如果在这个时候出现的现象，就会更加加速经济法纠纷的产生，使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组织、个人利益同时受损，当这种经济法纠纷出现时，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将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和谐与稳定，影响经济法的有效实施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2.是解决所有纠纷最有效的途径。在我国，解决纠纷的方法不外乎四种：仲裁、协商、行政、司法，而司法则是被认为是解决所有纠纷最有效的办法和途径，当经济法纠纷涉及到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以后，因为仲裁机构只是一种社会组织，它没有权力对国家的行政机关行使仲裁权，而且有的经济法纠纷的当事人也不信服仲裁机构，这时就必须要进入司法程序，交予法院进行处理。
3.监督和制约国家行政机关。经济法纠纷与民事纠纷、刑事案件等等不同，它虽然也具有可诉性，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进行解决，但就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经济法纠纷大多都终止于行政解决，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一般情况下都不愿意诉求于法院，走法律的路子去解决矛盾，而这种经济法纠纷只有通过司法的途径去解决才能得到公平、公正的答案，也才能有效的制约和限制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行为，从而让国家权力机构的经济调节权得到监督，防止一些腐败现象的产生，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三、对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方案分析
1.把经济法案件归类于刑事诉讼案，只要违反经济法的规定，达到犯罪的程度，就要按照规定去追究其刑事责任，不再属于经济法诉讼的范畴。
2.如果现行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能解决经济法纠纷，就按原法律规定去执行，因为只要能使经济法纠纷中当事人的权利能得到维护，纠纷最终得到解决，当事人是不去追究用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手段的。
3.如果现行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等等不能解决经济法纠纷，就要建立和健全全新的补充制度，不管何种形式立法，其目的都是使经济法纠纷得到彻底解决。
四、司法解决的机制探讨
经济法纠纷不仅包括合法的经济组织在进行各类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经济法纠纷，还包括国家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中所产生的经济纠纷和进行经济秩序的整顿时所产生的经济纠纷等等，如果要建立一种适合我国经济发展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纠纷司法解决机制，首先就要对产生纠纷时需要进行调解的对象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和分析，再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现状、政治形势以及各地不同的文化环境、风俗习惯，去寻求一种合理、合法、有效的解决途径，并建立和完善经济法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
1.可以用民事诉讼来解决的经济法纠纷。民事诉讼包括特别民事诉讼和普通民事诉讼，它是平等主体间的利益发生纠纷时的一种解决办法。这里的平等主体就对经济法纠纷有了一定的限制，因为大多数的经济法纠纷主体之间在权力、能力、地位等等方面都不存在平等的关系，这时要用普通的民事诉讼就很难解决，所以要对民事诉讼的一些制度进行优化、补充、完善和革新。通常情况下可以对弱势的一方提供一些无偿的帮助，比如说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简化一些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等等，以此来纠正当事双方的不平等的关系，保证司法解决的公平性、公正性和有效性。
2.可以用行政诉讼解决的经济纠纷。行政诉讼解决纠纷的方法要比民事诉讼的效率高，它主要适用于纠纷当事人为国家行政机关单位或者是一些有法律法规行使权力的组织或个人，它也包括特别行政诉讼和普通行政诉讼两种，所针对的行为主要是行政行为，因为国家行政机关是拥有国家法律法规所赋予的特别权利的，它可以行使国家调节经济的权力，因此他们之间的纠纷需要由行政诉讼来解决，除了这些纠纷之外，还会产生一些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受影响的另一方之间的纠纷，这样的纠纷也只能由行政诉讼来处理。总之，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的经济法纠纷，它不同于一般的刑事纠纷案件，必须要在行政诉讼的种类、所有证据的搜集及调节等各个方面做好各种优化及调解工作，避免使任何一方产生极端，影响国家的经济调控，产生经济秩序的紊乱，要使经济法纠纷的双方在和平、和谐、积极、有效的环境中得到解决。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的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与其它的法律有着本质区别的法律部门，它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商品经济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它是以社会利益为基点，以处理和协调国家行政权力机关与社会组织或个人之间的关系为目的的一种法律，是一部综合性、调整性的法律，只有解决和处理好经济法纠纷，才能使经济建设更好的服务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才能促进我国经济体制的平稳发展，才能进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的公平竞争，营造一个团结、稳定、健康的社会大环境，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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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的处理篇5
对经济纠纷有个准确的了解是我们分析并解决经济纠纷的前提和关键。何为经济纠纷？我们知道经济纠纷，又可称之为经济争议。而具体的定义则是：因经济义务以及经济权利的矛盾而引起的经济法律关系主体间的争议，其意指为经济纠纷。所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和法人、公民或者是在其他组织作为行政管理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因行政管理所引发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且主体间是平等的。这也称之为经济纠纷。可见，经济纠纷的纠纷内容是多样性的，则也就决定了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
2.对于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
经济主体为实现各自的经济目标，必然要进行各种的经济活动。但又由于彼此都以维护各自独立的经济权益为主要准则，又伴随着经常变幻莫测的客观情况，因此会发生无法避免地各不相同的经济权益争议，在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下，从而便产生了我们口头所说的经济纠纷。一般解决经济纠纷的途径包括和解、调解、仲裁以及诉讼的这几种方法。具体如下：
2.1和解
和解是完全由双方当事人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简单、灵活、迅速的解决纠纷。在经济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如果当事人双方彼此产生意见分歧时，当事人应当在进行充分协商以及互相谅解的前提下自愿达成和解。当然，达成和解的前提是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以及公共利益的的基础上才可通行的。而这个基础是双方当事人都能充分协商和相互理解，并最终使经济纠纷得以解决。而很多问题是复杂的，这就需要更多其它的方式。
2.2调解
当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彼此间发生了争议、且不能相互达成和解的情况下，这时候，就需要用到调解途径。进行调解可向当事人双方的上级单位、合同仲裁机关或人民法院进行申请，并在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来达成调解协议。
2.3仲裁
在当事人双方未能协商成功达成和解或者进行调解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可根据合同所订立的相关仲裁条款及其他书面形式，即其在纠纷发生前后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向仲裁机关申请进行仲裁。当前我国仲裁实行的制度是一裁终局。要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前提是，在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相关条款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规定的这一前提下申请执行仲裁。
2.4诉讼
如果当事人双方所订立的合同中并未订立相关仲裁条款，且发生纷争后也未能达成仲裁协议时，合同当事人则可将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讼，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解决。除以上所述情形外，部分合同还是具有其自愿的这一特点，如解决时可能会引用外国法律、而不是中国相关的合同方面法律的涉外合同纠纷。当事人也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条款来向人民法院提讼所产生的经济合同纠纷，经人民法院调解无效的，法院可以依法对其作出裁定或判决。在我国，解决其经济纠纷的途径以及方式有如下几种，其最主要有民事诉讼、仲裁、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当经济纠纷发生在当事人均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时，解决这种经济纠纷的方法首选的是民事诉讼或者是仲裁的方式来解决。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侵犯时，可采取提起行政诉讼又或者是申请行政复议的方式予以解决。
3.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
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即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已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这一研究是由不同方法所构成的，与学科、理论及实践并重的综合性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纷争及其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就已备受各国法学界关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法社会学和司法实践研究领域。不得不说，国外有关经济纠纷解决的研究现状与成果，到现今为止已有大量介绍，此处便不再累赘复述。在国内，近些年来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方面的研究已较有成果，其发展相对较快，大量出版物也相继问世。国家教育部、司法部以及社科基金等也加大了对这一领域科研的投入。由此可见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已引起社会和学界的极大重视，尤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对多元化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这一制度构建中，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自觉意识。但是，目前我国所参与的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相关理论研究、制度构建、程序设计、立法以及实践的主题皆较为集中于法律界，因而，法学界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成果也居于首位。
4.对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
人民法院在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时必须运用适用于案件的法律，同时在依照相关法律条文来处理民事案件时，是必须要在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宪法和民事诉讼法中都相当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法律原则不但适用于人民法院的判决工作，也同样适用于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诉讼带有一定的成本，这里不仅是法院和当事人的开支，也包括诉讼可能带来的当事人的名誉损失等。因此，找到最有效的解决途径迫在眉睫，刻不容缓。通过对以往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了解与分析，本文认为，由于，经济纠纷内容复杂，在主持和解、调解等活动的时候，应当做到以下几点：①人民法院在主持相关调解活动时，必须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调解。②当事人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条文的规定。在进行调解活动时也必须严格遵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调解准则。③对当事人的处分权既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不违反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也不会对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是在当事人自愿为前提条件下，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适度干预，这就是调解协议的达成。在司法的实践过程中，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民事案件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调解来结案的，这种结案方式已经越来越受到司法工作人员的重视，通过调解来结案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司法资源，从而提高了司法效率。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历来对法院的调解都是相当重视的，并且这也是法院对民事纠纷进行审理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解决方式。并且，从审判务实这一角度来看，调解也是法院进行案件审理时运用最多的结案方式。相对于判决，法院在对民事争议进行处理时，调解则具有较大的优越性，通过调解有利于矛盾的化解，从而促进当事人双方的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将民事权益争议更及时、更彻底地解决；有利于进行法制宣传，预防以及减少民事诉讼；有利于社会秩序以及经济秩序的维护，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5.总结
经济纠纷的处理篇6
[关键词]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正在迈向化的，在突飞猛进的奇迹背后，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地上升，并且呈现出新的特点，不仅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数量增多，尖锐和对立的程度加剧，而且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扩大，带有明显的多元性、发散性。认真研究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原因、种类和特点，对于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预防、成功调处、防止激化，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特点和类型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正面临关键的临界点，社会矛盾众多，各类纠纷频发。这些矛盾纠纷具有类型多样化、主体多元化、复合化、调处疑难化、矛盾易激化等特点，具体类型主要有：（1）涉及城市居民和群众的优抚安置、社会救济、婚姻登记、婚姻中介、殡葬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2）涉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劳务市场管理、劳动争议、工伤等方面的矛盾纠纷；（3）农村经济政策、经营和财务管理、土地承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4）有关土地的征用和划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土地有偿转让、农村宅基地的使用，以及反映滥占滥用耕地等方面的矛盾纠纷；（5）城乡建设规划、城镇管理、以及拆迁补偿和安置等方面的矛盾纠纷；（6）城乡环境保护方面的矛盾纠纷；（7）运输、公路、桥梁、航道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8）消费者权益、商品质量纠纷、经济合同纠纷、城乡市场监督和管理、查处违法经营、个体工商户的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9）医疗事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0）计划生育方面的矛盾纠纷；（11）涉及改制、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2）涉及群体性上访的矛盾纠纷；（13）涉及到家庭、邻里、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以及可能引发民转刑案件、群体性械斗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4）涉及到其他有关部门的矛盾纠纷。这些类型，多数属于新型纠纷，其中，因企业改制、征地拆迁安置、干群关系、劳资关系、涉农等引发的纠纷尤为突出，这类新型纠纷较之于传统纠纷，起因复杂，涉及面广，一般呈群体性规模，处置难度大，对社会稳定产生的不良也更大。
二、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现阶段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东西部的差距、城乡差距、各阶层的差距明显拉大，虽然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改变了“均贫”的状态。但是，由于并没有达到“均富”，导致“不患寡而患不均”，由“不均”而导致心理失衡，由心理失衡而导致行为失控。个别地方因“仇官仇富心理”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经给我们提出了深刻的启示和警示。
第二、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了社会纠纷的剧增。随着原有的利益格局的不断变化，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单位之间、行业之间、家庭之间、社区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利益差距与矛盾日益突出，从而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且纠纷的性质越来越复杂。同时，多元化利益带来的冲突加上因制度未有效确立而产生的混乱与无序，产生了许多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纠纷，如土地承包权纠纷、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纠纷、劳资纠纷、消费纠纷、医疗纠纷等。
第三、市场机制不成熟，新旧体制产生巨大摩擦，社会控制系统不够完善并明显脱节，原有的管理体系力不从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产生，追求利益的欲望被激发出来。由于法制不健全，市场秩序失范，社会诚信缺失，市场经济固有的各种弊病开始产生，受利益驱动，引发的各种纠纷层出不穷，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在增长。
第四、城市化进程加快，新型共同体正在生成。以价值、观念共同为特征的传统社会正在向利益共同的经济共同体转变。村办企业的兴起，农民为参与市场的需要自愿组织的各种生产、销售、技术性协会正在生长、发育，这是经济共同体在乡村社会发育的征兆。另一方面，农民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城市流动。1与此同时这些农民又未被城市接纳，造成他们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权利一旦受损害，往往诉诸暴力或其他类型的自力救济。
因此，基于特定的时期，我国在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各类犯罪案件、经济纠纷、民事纠纷、信访数量同样快速增长。2当自发的、零散的、轻微的矛盾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时，将可能转化成自觉的、有组织的、严重的群体性对抗，使矛盾摩擦上升为矛盾冲突，烈度与强度不断地增强，引发更大范围、更加激烈的冲突。为此，尽快建立一种便捷、节约、高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紧迫而必要的。
三、纠纷解决的现实困境
（一）“诉讼爆炸”之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实践表明，案件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附带产品，在我国，诉讼发展高潮同样成为现代化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且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结果是一方面是法院案件大量积压，另一方面是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如仲裁机构门前冷落，民间调解更是日渐弱化。
（二）人民调解制度的局限性。人民调解在走向规范化、法制化之际，尽管其正当性和效力有所提高，有助于提高其在纠纷解决方面的社会作用，但是在缓解国家法与民间社会规范之间矛盾冲突方面的作用却可能非常有限1，近年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能力呈现急剧下降的态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人民调解对常见性、多发性纠纷解决具有重要作用，但对解决困扰党和政府的重大矛盾纠纷显得无能为力；第二，解决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重视发挥行政的力量和作用2；第三，人民调解的自治性和行政性不可能统一在一起；第四，要转变观念，开阔视野，借鉴西方国家aDR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尚未建立。我国现行的纠纷解决方式除以法院判决和法院调解为主的诉讼解决方式外，诉讼外解决方式包括仲裁、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行政机关的纠纷处理机制、交通事故处理机制、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以及民间组织调解，还包括极富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3.它们共同组成当代中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但由于存在各自为政、适用依据不一、机构组成人员素质不高、规范和程序过于随意以及缺乏当事人信任等问题，总体看，现行的纠纷解决体系解纠效力不高，结构、布局不合理，有时法院不愿或不屑配合。过于倚重诉讼解决纠纷的观念一时难以改变。有些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价值取向、机构设置、程序运作与现代aDR追求的效益、自治、自律、灵活等价值目标相去甚远，有的甚至是南辕北辙；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发展不平衡，有的规范化、组织化程度较高，在实践中作用突出（如人民调解制度），有的则形同虚设；尤其是适应现代社会和技术发展的专业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发展缓慢，消费者纠纷和医疗事故纠纷以及知识产权纠纷、保险索赔等解决机制要么运作不畅，要么付之阙如。在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当aDR已汇合成一个势不可挡的国际性潮流时，我们不应该还在为争取aDR在解纷体系中的正当性地位争论不休。曾经有过的许多尝试，如不少地方或行业成立的“经济纠纷调解中心”，山东陵县的“司法调解中心”，江苏南京、南通等地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浙江嘉兴市在所有乡镇街道建立的“综治司法信访联动中心”等，都有其合理的成分，需要从更高的视野加以审视、、提高和升华，以建立符合时展要求的、经得起理论、法律和实践检验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四）纠纷解决的领导方式亟待转变。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问题上，现在似乎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领导方式，即：成立高规格的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层层召开高规格大规模的会议、层层下达文件、提出一些口号、规定一些考评标准、不间断地进行检查督办，结果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但收效甚微。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两个：一是形成了领导方式的习惯定势，即人治的思维难以改变；二是缺乏求真务实的精神，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大张旗鼓的检查督办代替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看似领导重视，实则工作在上层空转。这种空泛化、运动式的领导亟待改变。改变执政方式，使各类纠纷的解决有路径可走、有规则可循，由救火式、突击式、运动式转变为化、经常化和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的轨道迫在眉睫。
四、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思考
积极探索社会矛盾纠纷解决的多样化、合理化机制，既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成熟法治社会的标志。在当代中国，探索和研究，构建便捷、节约、高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用法规的形式规范矛盾纠纷解决的方式渠道、工作机制、政府责任等，形成多元化纠纷解决工作格局，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一）确立多元化纠纷解决的理性思维
虽然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协商和解、调解、行政处理、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但并没有形成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统一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有效机制。作为一种机制，要靠制度来保障，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在纠纷解决机制重整过程中，应着重考虑纠纷解决权优化配置这一重要课题，将国家通过法院所垄断的纠纷解决权（实际上一直未实现也不可能实现）逐步地向回归，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从国家到社会的总体演变，在法院的周围组织培植多种形态的纠纷解决机制，构造出一套“以社会为依托、以法院为核心”的纠纷解决系统。作为纠纷解决的最终和最高机构，国家所要掌握的应当是最终解决权而不是最先解决权，这应成为纠纷解决机制整体重构过程中的基本原则。
（二）积极推动立法，使各类纠纷解决有路径可走、有规则可循
我国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践中，各地积极探索，创造了很多纠纷解决办法，但依据、做法不一，在一定程度上了纠纷解决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这就迫切需要从上进行提高，并把正确的做法和经验转变为规则，加以法制化。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节约司法资源、缓解社会的压力，盛行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aDR），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务操作，美国、挪威、澳大利亚等国都分别制定了规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纠纷解决法，从而对传统法学和纠纷解决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当今的无疑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但是，在我国，就纠纷解决，立什么法、怎样立法仍是一个有争议的。我国对于《人民调解法》立法的呼声颇高，也有一些地方考虑就调解进行地方性立法，我们认为，调解是否需要再单独立法，有值得商榷之处。“调解”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制度，“调解”本身也是个法律概念，它有一整套原则和规则，但现在有不少人、甚至是相当一级的领导和机关却把“调解”理解为一般的协调解决的意思，认为人民调解可以统揽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调解可以包医社会矛盾纠纷的百病，因此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口号，别出心裁地搞出新的运行机制，规定一些不切实际的量化标准。比如：司法部的部颁规章中明确规定，民间调解只适用于“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并且规定两类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得受理。其实现在很多纠纷，并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涉及权利义务争议的纠纷，而对这些不适合调解的纠纷，实际上我们已经创造和积累了信访等解决途径，但许多人却视而不见，片面夸大调解的功能，这对纠纷解决是有害而无益的。
如果单纯就“调解”进行立法，我们认为有两个因素值得斟酌：一是调解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虽然关于调解的规则和规范是分散在各个法律法规中，确实没有一个系统的法律来规范，但规则是清楚的，在实践中没有不明确的问题，再搞一个系统的立法，似乎没有太大的实践上的意义；二是司法部在2002年的规章中，对人民调解有突破法律规定的地方，主要是在镇、街一级设立调委会，调解委员采用聘任的方式，这就突破了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民调解的自治性，同时还涉及到行政许可的问题，虽然我们在人民调解的实践中完全可以这样去做，但一涉及到立法，显然是一个障碍。因而，就调解立法，突破现有的法律难于操作，不突破现有法律则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而没有多大实践上的意义。
实际上，矛盾纠纷解决方式是多元化的，举其要者就有司法、仲裁、沟通、协调、协商、调解等，而且这些纠纷解决方式在我国都有所实践并积累了经验。现在的关键是，要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并把这些经验以规则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各类矛盾纠纷的解决有路径可走，有规则可循，有效地处理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因此，我们主张就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立法，第一步可以先进行地方性立法，待条件成熟后再实施国家立法，总体的思路是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创制我国的《纠纷解决法》或分别单行立法。立法总的指导思想是要进一步突出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和功能，突出民本思想和社会自治精神，强调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与司法的衔接。
（三）建立和完善适应中国国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以及社会主体表现出来的法律意识，对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不同的社会由于制度设计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在纠纷解决机制上体现出的选择偏好和类型会有很大的差异，如西方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通常被视为“审判中心型”，而东方社会的解纷机制一向以“调解中心型”著称。社会条件对于纠纷解决机制选择的影响，说明不同社会、不同主体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往往是不同的，而决定这种选择的因素常常是综合的，多主面的。这正好表明，法律解决（诉讼）未必是唯一适当和必须采用的方式，与法律同时必然存在着其他社会调整机制的作用。这里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即社会充满着复杂的冲突，其性质、形式、对抗程度不同，解决的手段、方式也应是多样的。这就需要社会提供能合理分流和有效解决各种纠纷的路径，并能促进各路径协调与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
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总的要着眼于“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的要求，健全和完善预测预警机制、排查调处机制、应急处置机制、责任追究机制，“正确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1.基于此，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须突出如下思路2：第一，纠纷解决机制应以建立科学的纠纷分流制度为前提。首先，要构建科学合理的纠纷解决体系。要搭建对各种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协调的平台，同时建立一整套长效的纠纷协调程序，以克服协调中的随意性与临时性，增强科学性、规范性及透明度；要积极与培育科学的行政调解机制和民间组织、行业组织的纠纷调处机制；要制定非诉讼纠纷解决规则体系，促进非诉讼纠纷解决的逐步规范化，保证不偏出最低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要求。其次，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纠纷分流机制。总的原则是要能够提供多种多样、形式各异的纠纷解决路径供当事人选择。第二，纠纷解决机制应以最大限度地回应社会与民众对纠纷解决路径的不同需求为出发点。第三，纠纷解决机制应始终是一个不断选择和平衡的动态体系。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实践中凸显出许多内生的矛盾，而裁判型与调解型的弊端分立这些矛盾的两端。这就要求纠纷解决机制要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进行不断的选择与平衡，以克服单一纠纷解决方式的缺陷，同时发挥其优点。第四，纠纷解决机制应以尊重前端解决结果为基点，同时注重诉讼程序监督功能的有效发挥。第五，采取措施，引导民众形成正确、理性的纠纷解决观念.
（四）建立实践平台积极探索纠纷解决新模式
理论的探索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稳定社会，当务之急是在操作层面上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挥实际效用。我们认为，成型的纠纷解决机制要达到以下目标要求：（1）要建立健全组织，力求在第一时间掌握社会矛盾纠纷动态，以便抓“早”抓“小”，及时化解社会矛盾。通过两个渠道来实现：一是整合现有综治、信访资源，在镇、街一级设立“纠纷解决服务中心”，给群众提供一个便民利民的服务窗口；二是在村（居）、社区建立组织网络，及时将社会矛盾纠纷动态向“中心”报送。（2）“中心”要对矛盾纠纷集中梳理，实现归口管理。“中心”要对掌握的矛盾纠纷逐件进行，按照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确定适合的纠纷解决方式和相关的责任主体，归口处理。涉及到区、市相关部门的，要通过上级综治机构实现归口处理。考虑到“中心”办事人员的能力和水平，特别是在初始阶段，可在“中心”提出意见的基础上，由镇、街党委、政府分管领导或由其牵头的议事小组最终确定如何归口处理的问题。（3）要依法办理和限期处理。归口处理后，相关组织和部门，要按照相关纠纷解决方式的要求和规定的完成时限，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中心”或综治机构。（4）要搞好信息的收集、整理、上报和分析利用。各级综治机构对本辖区社会矛盾动态要及时掌握，包括办结的、待办的、督办的，各类纠纷的数据统计，每件纠纷及解决的具体情况（各层级要求不同应有所区别）。条件成熟时，可考虑上下联网，实现信息的网络合成和查索。为了达到各级综治机构对本辖区情况的切实掌握，要规定严格的表报和要事“一事一报”制度。各级要定期分析情况，使对工作的指导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5）要加强领导。各级综治机构的统一组织协调和督办，对具体矛盾纠纷的解决，要件件有着落，项项抓落实；适时召开会议，总结情况，分析倾向性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要求，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和综治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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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愉。《当代中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学海》，2003年第1期。
[2]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
[3]谢圣华、何良彬、谌辉。《向和谐与公正：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人民法院报》网站2005年4月15日。
＊原厦门市司法局局长。
＊＊厦门市司法局办公室主任。
1据国家公布的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总人口的36.09％，居住在乡村的占63.91％，同1990年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9.86个百分点。进人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城镇化水平发展极其迅速，已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
2以信访为例，信访通常是普通老百姓因为利益受到伤害，或人际矛盾与社会矛盾已经开始激化，但通过正常渠道无法解决问题的一种表现。1978年至1982年，全国法院处理民事申诉来信39800件，接待民事申诉来访43900人次，两者相加共83700件（人）次。1998年至2002年，全国法院共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4224万件（人）次，上升了近500倍。这一数据是惊人的。如此大规模信访，表明在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基层）蕴藏、积压着大量人际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是社会结构基础层面不够稳定、不够和谐的信号。
1范愉：《当代中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载《学海》2003年第1期。
2资料显示，仅2004年10月26日至11月25日的一个月时间，厦门市市长专线电话市民投诉较多的项目有：市政城建322件，劳动人事240件，环保问题196件，公安189件，土房规划174件，工交财贸92件，教科文卫72件，共1285件（摘自《市长专线电话》总第10期），按此推算每年就有16000件，远远大于2004年人民调解5000多件的数字。
3严格地说，信访制度并不是一种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然而从它在实践中的作用来看，却在我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经济纠纷的处理篇7
一、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基本情况
2021年7月份，我局共排查矛盾纠纷119起，化解115起，其中排查经济纠纷30起，化解30起；排查劳动关系纠纷5起，化解4起；排查情感婚恋纠纷15起，化解15起；排查邻里纠纷9起，化解9起；排查其他矛盾纠纷60起，化解57起。
二、矛盾纠纷数据分析
7月份排查矛盾纠纷119起，较5月份168起环比下降29.2%，其中经济纠纷减少12起，劳动关系纠纷减少2起，情感婚恋纠纷减少9起，邻里纠纷减少3起，其他矛盾纠纷减少17起。化解率较5月份的95.8%提高了0.8%。
三、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现状分析
（一）矛盾纠纷多元化。矛盾纠纷类型包括情感婚姻、劳动关系、经济纠纷、邻里纠纷等占主流，并且还与行政纠纷、治安案件、刑事案件混杂交织发生。其中多因小事引起，具有易冲动、易激怒等特点。
（二）矛盾化解复杂化。矛盾纠纷的产生，往往是当事人双方各执己见、互不退让而造成矛盾纠纷升级，轻者破口大骂，重者拳脚相加。2021年来，各派出所调处口角纠纷、婚姻纠纷、邻里纠纷就有294起，占矛盾纠纷总数的39%。同时，少数群众过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也给调处化解工作带来较大难度。
（三）规模日益群体化。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革，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利益分配出现了深刻变化，各类矛盾纠纷不断凸显出来，其范围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参与越级上访的群众受一些错误心理因素影响，有了问题不是逐级反映，而是组织群体性上访，或采取越级上访的办法，甚至有极少数人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思想，层层向党委政府施压，逐步加码，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良影响。
（四）处置呈现对抗化。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推进，部分人价值观出现变化，通过正常的诉讼途径无法解决时，往往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想法，采取集体上访、围堵政府机关、语言威胁等手段来表达诉求甚至获取不法利益，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影响。
四、存在的问题
我局虽高度重视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原因错综复杂，警情居高不下。随着经济不断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步伐加快，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容易升级成为现实形态纠纷，民间纠纷的内容、层次和领域日益复杂，牵涉范围不断扩大，且复杂性成为了群众纠纷突出特点，纠纷的后果不再是涉及一个或几个人的利益，而是牵扯众多当事人的利益，增加了当前民间纠纷的复杂性，也增加了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
（二）范围界定模糊，法制观念缺失。派出所调解的纠纷各式各样，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既有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经济纠纷、土地纠纷，又有劳动关系、环境污染等方面的新问题，纠纷类别各式各样。而在实际中，应向人民法院或者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申请处理的纠纷，因当事人法制观念淡薄，以及到公安派出所调解方便、快捷且免费等诸多原因，导致基层派出所接处的纠纷类警情大幅增长。
（三）调解合力不足，工作质效不高。虽然党委政府、派出所、司法所成立了调解室，但实际运作效果并不理想，现行调解体制还未形成“一盘棋”的格局，导致许多矛盾纠纷久拖不决，有的甚至转化为行政案件乃至刑事案件。当前村级两委、镇政府、司法所、派出所、人民法庭等单位和部门，都有调解矛盾纠纷的职能与义务，但没有形成高效的调解合力，导致矛盾纠纷的调处化解质效不理想。
五、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厘清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职能职责。一是要与相关职能部门厘清职责范围，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对不属于公安管辖范畴的纠纷，先行受理后，根据矛盾纠纷性质，对照各调解组织的职责，合理地将矛盾纠纷进行移交分流，积极引导矛盾纠纷双方到归口部门调处，做到各司其职，从而改变公安调解大包大揽的状态，避免不作为或乱作为。二是要厘清当事人诉求的合理性，以及合理的诉求是否通过合适的渠道表达问题，做到“合理诉求想方设法解决，不合理诉求耐心调处，对采取非法手段谋取不合理诉求的坚决打击处理”。
经济纠纷的处理篇8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2月16日
一、经济法纠纷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调节经济法律纠纷是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是政府职能部门运行国家赋予的权力来调节的。经济法纠纷主要包括经济权利、义务之间的争议，这些纠纷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就会扰乱经济秩序，因此需要经济法来解决各类经济纠纷，保证经济秩序运行。
值得一提的是，要辨析一下经济纠纷与经济法纠纷。所谓经济纠纷，是指利益主体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的矛盾导致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纠纷。其范围涉及平等主体间的纠纷、被管理人的法人、组织及机关单位间的纠纷。而经济法纠纷指的是发生在经济调节过程中的经济权利和义务间的争议。在辨析经济法纠纷与经济纠纷的区别时，一定要明确经济法纠纷不是由商品交换或是民事纠纷引起的，是纠纷双方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产生的纠纷，它与民事纠纷有着本质区别，当然也与一般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产生的行政纠纷不同。此外，如果经济法纠纷尚未构成犯罪，是不能以刑事案件来解决的。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必要性
宏观调控是国家对经济总体运行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调控手段，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作为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在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市场资源配置以及再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在避免贫富两极分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对资源的管理都是很认真的，因为它具有稀缺性、有限性等特征，有些资源还是非再生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不能以牺牲后代的利益满足本代人无节制的欲望。国家经济调节的主要目的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与再分配的公平性，经济调节在让一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一定不能损害其他人群的利益，如若有另一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势必会导致利益主体间的各类纷争。此外，国家经济调节权也不能被滥用，这势必影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众所周知，利益纷争是导致经济法纠纷的根源。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一定要及时处理并妥善解决，否则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也会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无法实现资源配置，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优化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相当必然。
一般来说，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而司法方法纠纷在前三种方法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采取的比较公正而有效的方法。但也必须明确，经济法纠纷的主体如果是国家经济调节的机关或是组织，就不适用仲裁方法来解决经济法纠纷，这是由于仲裁机构本来就是社会组织，它无权对行使国家经济调节权的机关或组织行使仲裁权，因此这类经济法纠纷解决不适用仲裁。
三、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以干预、管理和调控来实现对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调节是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它的调整对象是经济主体间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包括合法经济组织进行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法纠纷、国家在整顿经济秩序中产生的经济法纠纷和国家宏观调控中引发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纠纷解决机制，首先要对调节的对象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还要分析当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兼顾优化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纠纷的有效途径。
（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提及民事诉讼，实质就是平等主体间的利益纠纷的解决途径，包括普通民事诉讼和特别民事诉讼。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法纠纷主体的地位、能力等方面是不平等的，为了公正起见，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的制度进行优化革新。一般来说，可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手段，当然也可以对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与此同时，还需要简化诉讼程序来纠正当事人双方在地位、能力上的不平等。欧美一些国家甚至还从当事人的经济负担的角度上采用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来保证司法解决的公正和效率。
（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一种高效的纠纷解决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当事人是国家行政机关或是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它针对的是具体行政行为，其中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和特别行政诉讼。国家调节经济的权力是由国家或是法律法规赋予特定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经济调节权，因此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间、被调节主体间以及调节主体和被调节主体间的纠纷需要行政诉讼来解决，当然也有一些受影响的第一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间也会有经济法纠纷，这类纠纷也可适用行政诉讼来解决。
总的来说，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可以扩大案件受理面，有助于建立科学有效的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诸多方面要做大量的优化工作，这样才能有效地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
主要参考文献：
[1]孙育玮.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借鉴与融合――以纽约和上海为例的相关法文化法社会学思考[J].学习与探索，2009.1.
经济纠纷的处理篇9
一、涉油侵权案件的基本情况二、涉油侵权案件的成因分析
一是油田在征用土地补偿、污染赔偿方式方面的问题。长期以来，油田在征用土地补偿、污染赔偿等方面，由油田工农科与当地政府油区办协商处理。油田对所征土地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等往往通过政府或村委会转手补偿给当事人。但是这种赔偿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油田补偿损失是法律规定的民事行为，应由油田和被征用土地、污染的单位或个人协商，协商的内容包括赔偿的支付方式、支付途径、支付数额等。油田单方决定赔偿款，没有征求被赔偿人的意见，且没有直接支付给被赔偿人，这种赔偿方式容易引发矛盾。
二是村务不公开带来矛盾。油田赔偿款数额较大，群众相当关注。但是个别村庄村务不公开，群众即使拿到赔偿款也认为赔偿的数额少或者分配不公平。这种问题成为群众阻拦油田生产的借口，有的借此与油田单位发生纠纷，阻碍油田生产。
三是新油区群众不知如何处理油田赔偿引发的矛盾较为突出。随着油田生产开发范围的拓展，形成了一些新的油区村庄。这些新油区的群众对处理征地、污染赔偿款方面的方法、途径、赔偿计算方法、数额等不了解，容易造成矛盾。有的当事人“漫天要价”，有的村庄男女老幼都参与到纠纷中。如胜坨海西村以油田施工影响其庄稼排水淹灌了庄稼为由强行阻拦油田生产，有几百人参与了纠纷。
四是油田污染引发了新型的排污纠纷。如环境噪声影响纠纷案件。有的群众提出油田生产噪声影响了其养殖的家禽、牲畜的生长，而油田单位不接受该类型的索赔。群众往往采取阻拦油田生产、扣押车辆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使小纠纷引发成矛盾，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今年，垦利县法院受理了2件此类案件。
五是个别村委领导班子软弱涣散导致矛盾纠纷迟迟不能解决。涉油纠纷发生时，有的油区村庄村委不出面，任凭事态发展。参与纠纷的群众更没有统一、明确的处理意见，导致无法协商解决纠纷。
六是法律宣传针对性不强，群众法律意识淡薄。面向油区群众的普法宣传重点不突出，对涉油纠纷的处理途径、国家对征用土地、排污赔偿等方面的具体规定宣传力度不够。
三、解决涉油纠纷案件对策
三、解决涉油纠纷案件对策
油地纠纷的解决，必须本着“防重于治”的原则解决，否则经济损失大，矛盾加深，诉讼成本也相应增加，应重点从以下方面抓起：
（一）理顺油区综合治理关系，成立专门处理机构。东营区政法委成立了专门处理油地问题的“油区治理指挥中心”，一切“涉油”问题均由其处理。可以借鉴东营区的做法，成立专门的机构，充分发挥统一的组织和协调功能，健全规章制度，逐步建立起处理“涉油”问题的长效机制。
（二）依法建立、健全、强化村领导班子。油地纠纷能不能顺利解决，有一个代表民意的坚强的村领导班子很关键，因此，应进一步加强群众民主政治建设，把那些有威望、有知识、有文化，识大体，顾大局的成员选进领导班子，并由有关部门进行指导，有助于涉油纠纷解决。
（三）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建立、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由司法机关帮助培训、指导人民调解员，提高人民调解员依法调解的能力和水平，发挥他们在调解涉油案件纠纷中的作用。对发生的涉油纠纷，有关司法行政机关应主动及时地帮助指导，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的作用，防止事态扩大。
（四）建立油地经济纠纷的新协商机制。改革传统的赔偿方式，在涉油经济纠纷经常发生的村庄，尽力促成群众选出代表，或有村委代表群众出面，建立一个油田和地方的对话协商机制，把纠纷摆在当面，说在明处，使双方在互谅互让中解决。
（五）继续深化村务公开制度。对群众关注的油污赔偿问题，由村委采取多种形式使村务公开、公正、透明。油地赔偿的协商，要有受赔偿人参加，村委成员可以提供协助。
（六）抓好宣传教育，重点抓好对新油区群众法制宣传工作。
油地双方可以对赔偿标准、赔偿范围、赔偿程序等问题，共同进行分析研究，制定统一的规范性文件，使各项问题规范化，有明确的依据，对征地、排污赔偿方面的知识重点宣传。在油田搞好开发建设前，必要的油污赔偿宣传工作更要走在前头。把法庭工作职责、工作制度打印成宣传材料，在农村集市上设立咨询台，分发宣传材料。组织干警深入到油田企业以讲法制课的形式进行普法宣传，使他们初步掌握一些基础性的法律知识。
（七）对以身试法者从严惩处。在涉油纠纷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对妄图索取巨额赔偿，甚至借机闹事的，对触犯法律但没有构成犯罪的，可由公安部门给予行政处罚，对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锐意创新，大胆进取，建章立制促稳定。从以往油区中涉油案件发生纠纷的情况看，涉油案件往往是因污染、侵权、征用土地等而产生的纠纷，争议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复杂，难以协调，有的纠纷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油区秩序的稳定。因此，法庭为适应油区案件的特点，采取以下工作方法：一、巡回法庭审理油区案件中，除特殊情况外，一律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审理周期要求简易案件一月内审结；复杂案件三月内审结；二是油区巡回法庭在工作中本着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解决纠纷，情况比较紧急的采取诉（庭）前处理的办法；三是从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角度出发进行诉前调解，四是关于无理妨碍油田施工的纠纷，可以按照“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予以提起民事诉讼。并可以申请先予执行；五是在施工准备阶段，经做工作当事人无理阻碍油田企业正常施工，可以按照“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提起民事诉讼，并可以申请先予执行。通过采取以上方法，旨在更好的发挥巡回法庭的审判、服务职能作用，充分维护油田企业的合法权益。油区巡回法庭在成立后，针对涉油案件多次召开专场分析会，了解涉油案件的事件起因、特点、矛盾焦点，为顺利审理案件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涉油案件往往具有牵扯人数多，争议数额大，利益关系复杂、难以处理等特点，对涉油案件重点调度，明确干警职责，以稳定油区工作大局，促进油区经济发展为工作的重点，初步制定出“调解为主，判决为辅，主动处理，化解纠纷”的工作目标，审判员多年来在油区腹地从事审判工作，积累了处理油地纠纷案件的丰富经验，为充分发挥法庭职能打下基础。2003年，我庭严格按照我院制订的油区巡回法庭工作方针，认真审理涉油案件，慎处油地纠纷，力求既要保证油田的正常生产，又要不使矛盾激化。
油地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是几十年来双方形成的良好的传统，必须正确对待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油地经济密切结合，共同发展的关系只能加强，不能破坏，否则对双方都产生不利的影响。作为法院，更要全面分析涉油案件的新特点新情况，积极总结审判经验，以良好的审判促使经济的良性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省垦利县人民法院）
经济纠纷的处理篇10
一、契约经济进程中对合同解纷[1]提出的要求
从产品经济体制向商品经济体制转轨，我国社会经济变化纷繁激荡。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变迁中，新生的经济契约关系构造着新经济秩序的框架，催发着我国新型经济组织和市场交易关系的生成。在改革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作为契约化经济的法律表现形态，经济合同几乎从无到有，从个别购销活动扩大到包括承揽、承包、租赁、联营、合伙、科技协作、固定资产转让等广义交易活动，映现出我国经济契约化的进程。
经济合同总量的急剧增长和种类的不断增加，反映了合同对国民经济的覆盖过程和表观市场化的发展，而合同履约率的逐渐上升反映了人们在逐步接受市场活动的合同约束，反映了市场有序化的悄悄演进。一个值得注意和深思的现象是：在合同履约率逐渐有所提高的同时，诉讼到仲裁机构与法院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件却在急剧增加。据统计，从1984年到1986年，全国工商合同与农村承包合同总量约增加60％，而诉讼到法院的经济合同案件却上升了270%，由此揭示出市场契约约束的硬度在提高。违约合同中诉讼比例在上升。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和自然人维护自身经济权益和考量经济利益得失的动力在增强，计划背后的行政约束被与市场联系着的合同法律保障所置换，经济主体越来越倾向将已经或将要受到侵害的利益置于彻底明确权益关系的法律保护之下，这就形成了对合同纠纷解决的强烈而全面的要求，事实上，违约和合同纠纷作为契约运行的病变和断层，是市场交易中的自然现象，合同被违约后必然寻求纠纷解决的各种有效途径，因而违约补救自然成为契约法的重要内容，而合同解纷便成为契约规则运行的法律屏障。所以，对我国目前经济合同的解纷状况尤其是诸如解纷组织、人员素质、解纷方式等进行实证研究并予以评析，是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共同任务。
二、对目前合同解纷特点的大致描述
这里所使用的解纷是指通过各种形式解决经济合同纠纷的简称。我国的解纷状况与世界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相比，具有下列特点：
1.解纷机构的多元化和官方性。经济主管部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仲裁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各级人民法院的经济审判庭、人民调解委员会等都被法律赋予了解纷的职能，从而形成解纷机构的多元化格局。一旦合同发生纠纷，当事人可以接受或请求某一机构进行解决，平息他们之间的纷争。然而，这些机构都具有官方性，民间（包括行会、商会等）的中间解纷组织实际上还未出现，在法律上也未加肯定。[2]
2.解纷方式的多元化。由于传统文化的潜在作用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要求，形成了体现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和以责任模糊为特征的和解、调解的方式，与反映商品经济中责任细化和利害分明的判决、裁决方式共存的多元化格局。
3.调解方式独占鳌头。调解这种再现中国传统文化并被人们称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解纷方式以其古色古香而被广泛采用，不仅有主管部门的调解、仲裁部门的调解，还有人民法院的调解。“着重调解”和“先行调解”的法律规定使我国现阶段经济合同纠纷中的大多数由调解解决结案。据我们对收集的2000余个合同案例的统计分析，由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受理的合同纠纷，其中约90％以调解结案。
4.司法机构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担当解纷攻坚战的主力军。从建国初到文革前的“只裁不审”制度，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只能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不能向法院起诉，使司法机关无处理经济合同纠纷的职能；旧的产品经济体制下零星飘散的一点合同纠纷也基本上由行政机关加以干预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蜂涌而至的合同纠纷，使得原有的解纷机构和解纷方式难以适应，合同纠纷解决的事实彻底清楚和责任彻底明确的硬性要求，推动着具有刚性特点的司法判决解纷方式的出台。人民法院在经验、理论、人员“三缺乏”的条件下，无备而战，筑起了维护新经济秩序的一道基本防线。在不到八年的时间里。人民法院受理合同纠纷案件已多达70万件，占法院和仲裁机构受理合同纠纷案件总和的87%.
5.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解纷时间逐渐缩短。这里所称的解纷时间是指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从受案到结案的时间。通过对1416例经济合同纠纷随机统计，同期受案与同期结案，比例在逐渐上升：1979年以前为34%，1979年至11982年7月（即《经济合同法》实施前）以为51%；1982年7月至1983年为67%：1984年为75%，1985年为77%：1986年为84%，这一倾向说明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解纷能力和水平在逐步提高，意味着由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解纷的预期成本的降低。
6.经济合同纠纷日趋技术化和专业化。交易活动的日趋科学化和技术化使经济合同也日趋技术化和专业化。从对产权风险转移的简单确定和价金支付的法律裁判发展到产品质量的技术检验和是非责任的技术鉴定，以至技术专利的卷入、质量标准的量化和联运方式的广泛采用，使得由此产生的合同纠纷的解决日趋困难。
三、解纷方式的演变与原因
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审理合同纠纷的最终结案方式，有调解、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三种。[3]这三种解纷方式在我国不同的经济体制模式下的运用，其所占的比重是不断变化的，尤其是在近十年中，这种变化更反映着经济秩序的演进过程。利益细化、责任明确的要求和我国传统的解纷方式对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合同纠纷解决方式的不适应，是推动我国解纷方式演变的主动因，通过对1416例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受理结案合同纠纷的统计分析，勾画出各解纷方式绪案的变化曲线：1979年以前，调解占80.5%，仲裁裁决占4.5%，法院判决占15%；1979至1982年7月，调解占76.8%，仲裁裁决占7.2%；法院判决占16%，1982年7月至1983年，调解占73.8%.仲裁裁决占8.6%，法院判决占17.6%；1984年，调解占66.4%，仲裁裁决占9.3%，法院判决占23.8%：1985年，调解占63.7%，仲裁裁决占11.9%，法院判决占24.4%；1986年至1987年，调解占64.1%，仲裁裁决占10.1%.法院判决占25.8%.这是一组极有意义的数字。法院和仲裁机构运用调解方式结案比例逐渐下降和运用判决、裁决方式结案比例渐趋上升的变化，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和与之相关的法律制度的演进。在产品经济体制下的利益不分和责任模糊使责任的承担与富有弹性的调解方式大体相适应，并为纠纷当事人所接受。随着经济利益不断细化和责任不断明确，纠纷当事人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而使其越来越难于接受“和稀泥”式的调解方式，具有刚性效果的判决方式则越来越受到纠纷当事人的欢迎。
法院和仲裁机构调解方式结案比例下降和判决、裁决结案比例上升还与我国的多重调解制度相关联。请求仲裁机构予以裁决和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合同纠纷案件往往是调和多次而调解未成的案件，即经过了纠纷当事人的多次协商和主管部门多次调解未成的“硬骨头”。既然纠纷双方已经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便坚定了其一见分晓的决心，因而，只有具有终局效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判决才能结束其诉争。
故意违约比例的上升也反映出纠纷当事人选择解纷方式的心理。因一方的无知或过失引起的合同纠纷容易得到另一方的谅解和宽容，调解结案自然易于实现。违约方的故意坑蒙拐骗，激起了受害方的愤慨，而违约方又往往为其故意违约百般寻找开脱责任的托辞和借口，纠纷双方的激烈冲突要求具有刚性的判决方式来明辨是非，划清责任。
四、解纷方式的评判
和解、调解、裁决、判决构成了解纷方式的多元化格局。对其各自的理论功能和实际效用，需要进行理论的评判和实际的把握。
和解，也就是人们通常称之为“私了”的解纷方式，在实际中被纠纷当事人广泛地运用着。和解方式的广泛运用除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外，大家宁愿忍一忍，尽量息事宁人，能不去法院就尽量不去法院。和解私了，往往是双方都作出让步，节省时间，又不伤感情，不影响以后的合作，这种解纷方式的低成本无疑是纠纷当事人考虑的更重要因素。在市场发育程度还较低的现实经济环境中，寻找新的交易伙伴的困难迫使他们放弃起诉的意图，以牺牲眼前的直接利益的代价来换取将来更大的预期利益。另一方面，对经济仲裁和诉讼的相关法律制度与知识的缺乏了解和由此引起的怯惧心里反过来强化了和解方式的运用。
调解方式结案比例独占鳖头格局的形成，除法律规定调解为仲裁机构和法院审理合同纠纷的必经程序的作用和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外，同样也不能低估调解方式具有较低成本和尊重当事人意愿等长处。与裁决和判决相比，调解方式无论对于纠纷当事人还是对于解纷机构来说都具有节时省力之优点，能够避免旷日费时和附带其他费用的诉讼代价，能使纠纷双力尽快地以全部身心投入到新的交易活动中去。然而，调解的理论功能并不等于其实际效用。虽然调解方式在我国经济合同纠纷的解决中颇具效益，但出于“调解第一”和“必须调解”理论和制度的支配和实际中存在的把调解率高低作为评先进和晋级增资条件的因素，使调解的性质变异，其功能大为减损。
变异之一：硬性调解。这种调解以牺牲纠纷当事人的利益和不顾当事人的意愿为代价。如果当事人不愿意接受调解，则进行威胁，采取拖延战术，迫使当事人就范。例如，1985年1月，某供销公司（供方）与某贸易公司（需方）签订了购销200吨精干麻合同，每吨单价7800元，货款总计为156万元。合同规定了产品质量、交货时间（3月中旬）、交货地点，并规定如任何一方违约，均按合同总额2%偿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后，需方于2月5日向供方预付货款4万元，并派人员前往检验。检验后，因需方代表无款提货，遂出具“购到精干麻100吨，欠款75万元，暂不提货”的便条后返回。3月7日需方再次派员前往验货，因货物质量与合同标准不符，需方拒收，引起纠纷，诉至法院。法院受理此案后，认为：此次纠纷系双方违约所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因此，双方各自应承担此次纠纷的一半责任。最后主持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供方退回需方预付货款4万元，互不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诉讼费各负一半。此案之调解协议存在明显的失当：首先，没有明确责任（事实上供方是违约者），采取各打五十板的做法；其次，调解后对合同约定的2％的违约金没有提及。这种调解显然模糊了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和利益。
变异之二：普遍存在的“和稀泥”方式。无论哪种解纷方式，都是以分清是非、明确责任为功能的。然而，“和稀泥”的调解方式以是非不清、责任不明为代价，使受害方难以得到补救，对违约方不能给以惩处，牺牲了法律的威严。
仲裁作为介于调解和判决的中间解纷方式，兼顾着两者的优点，即一定限度内的尊草纠纷当事人的意愿和具有较高程度的裁决约束力。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仲裁作为非常重要的解纷方式活跃在解纷的舞台上。我国仲裁发展大致可分成三个时期：50建国初到“文革”前的“只裁不审”时期，“文革”期间的基本消灭时期和三中全会以后的又裁又审时期。目前，仲裁对合同纠纷的解决作用与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极不相称，以1986年为例，全国各级法院人均结案数为15件，而全国各级仲裁机构的人均结案数则为4件。
法院判决的解纷方式具有最高的解纷硬度，法院受理案件的成倍增长和判决方式结案比例的上升适应着商品经济模式下合同纠纷的内在要求，同时也反映了人民法院的经济审判工作在不到八年时间里的巨大成就和所进行的开拓性的努力。判决方式的终局效力和执行能力吸引着人们对这一方式的选择，可以预见，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增长和判决方式结案的上升的趋势还会持续下去。
五、公平裁决的困扰
对合同纠纷的公平裁决是保证契约按规则运行的最后屏障。在我国新秩序形成过程中，公平裁决尤为重要，它不仅在于平息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更重要的在于促使新秩序的形成，加速市场化的进程，增强人们对改革和市场以及法律的信心。
公平裁决仰赖于裁决机关的公正地位、裁决能力、裁决素质和裁决所根据的法律的完备与协调等多种因素。然而，在目前状况下，公平裁决存在着由许多消极因素的困扰。
困扰之一：裁决机关独立地位的难以保证和人们对裁决机关公正性的信任缺乏。由于裁决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不是独立裁判，尤其是对地方政府的依附，使它们难以不受干扰地对合同纠纷进行公平的裁决，各种外来附加因素的干扰、威胁和利诱，也使得裁决的结果难显公平。一旦涉及到对本地的合同纠纷的处理会损及本地的经济利益或声誉时，其权力集团或利益集团就会以求情乃至威胁等各种手段，来影响裁决机关的裁决。从一定意义上讲，裁决机关的硬性调解和调解中的“和稀泥”方式的采用，是对各种势力的退却和妥协的表现，这种退却和妥协的结果，必然使裁决的质量降低，导致人们对其公正性缺乏信任。
困扰之二；解纷机构的承受能力与日益增多的合同纠纷的尖锐矛盾。据1986年统计，当年工商合同违约纠纷4000万份，如果其中有10%表现为合同纠纷，则有400万起合同纠纷。如果这400万起合同纠纷涌向裁决机构，落在2.8万解纷人员的身上，则平均每人一年需受理140起合同纠纷。如果再加上二审案件和裁决以后又诉至法院（根据目前的又裁又审制）的案件，则平均每人需承担的解纷任务会更大。而且，大量的农村承包合同纠纷尚未计入。繁重的解纷任务与有限的承受能力造成了今天普遍存在的“告状难”的局面，同时，也影响了对合同纠纷的公平裁决。
困扰之三：解纷人员素质的普偏偏低和经验的严重不足。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面前，解纷人员和广大公众一样，处在一个学习和摸索的阶段。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把解纷人员推上了教练员和裁判员的双重“宝座”，尽管解纷人员尽了很大努力，还是一时难以弥补自身能力、经验与所扮角色要求的差距。1986年司法解纷人员人均受案15件和仲裁解纷人员人均受案4件的事实反映出解纷人员能力的欠缺。大多数不合规格的判决书和仲裁书反映了其素质的普遍偏低，相当数量的裁决和判决的严重失实和法律错误是客观的存在。
困扰之四：合同纠纷的日趋技术化与民间仲裁和行业仲裁的空白的尖锐矛盾。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行业仲裁和民间仲裁以其雄厚的技术力量充当公正的裁判者，法国巴黎商会、苏黎士仲裁委员会和斯德哥尔摩仲裁委员会以其享有的声望而深得合同纠纷当事人的信任。他们作为解纷的中间组织解决了大量的合同纠纷，梳理了经济关系。而在我国，合同纠纷日趋技术化使得很多解纷人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跟不上日益更新的知识，从专利技术的使用，到质量标准，到联营合资，到不动产交易，使普通解纷人员对其艰深的专业知识望洋兴叹。我国行业仲裁和民间仲裁机构的空白严重地与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如何使行业仲裁和民间仲裁组织在商品经济的洪流面前应运而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任务。
其困扰之五：律师业务的开展不够和律师地位的低微。公平裁决的重要保障之一就是律师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成为真正维护当事人利益的卫士和代表，而现在的事实是，撇开我们的律师（或律师工作者[4]）的素质和非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不论，仅举美国60万律师和我国现有的约2万律师（或律师工作者）的人数比较就足见我国律师业务开展之不够，专业律师和行业律师的发展还处于空白阶段，律师在法庭上公正辩护和诚恳意见难以被采纳。律师地位的低微使我国刚刚兴起的律师队伍大批转行，留下者也带有人微言轻的低落情绪。应该肯定律师在维护公平裁决进程中所做的努力，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在带有浓厚的“官本位”或“权力本位”意识的我国，律师作为当事人的利益的代表和公平裁决的卫士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困扰之六：法规体系的自身冲突和立法严重落后于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公平裁决的首要标志就是纠纷的解决切实依据法律的公正天平并以此为唯一尺度，法出多门的可怕结果-法规体系的自身冲突使解纷机构和解纷人员陷入无所适从的状态。法条本身的过于原则和拙劣的通俗化，又为一些解纷人员的营私舞弊留下了缺口，立法严重落后于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使大量新出现的合同纠纷的解决无法可依，解纷人员只能按照良心和自身的价值尺度加以处理。立法的前瞻性与法律稳定之间的关系、立法与社会背景的关系、立法价值取向的突破以适应于飞速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实际，是摆在整个法学界面前既棘手又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注释
[1]此处的“解纷”是作者杜撰的一个词，其意为纠纷解决。
[2]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是附设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仲裁委员会的成员也大多是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所以通过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处理合同纠纷还是行政解决途径，不像国外的仲裁机构是完全民间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性质是群众性的自治组织，是非官方的，但一则它不仅仅调解合同纠纷，二则更主要的是它的调解书不具有终局效力，所以其意义就合同纠纷解决而言是极为有限的。
[3]此处的调解包括法院的调解和仲裁机构的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