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本质篇1
「关键词经济法、凯恩斯主义、干预主义、协调主义
经济法的本质和法的本质一样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种就是经济法和其他所有的法律部门一样，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种含义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质的规定性，也就是经济法的法律属性。传统法律部门是以调整对象和调整方式来划分的。这种划分方式，受到了来自经济法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挑战。因为包括经济法在内的许多法律部门都可以调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本文是在第二种含义上讨论经济法的本质，对法律部门的划分采用的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观点：任何一个法律部门的形成，都有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客观方面是由社会环境造就出的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领域，主观方面要由法学家来解释和总结。对于从与其他法律部门相区别的角度来理解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干预主义和协调主义。
一、干预主义
1.干预主义的内涵。持干预主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简而言之，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实际上，国家干预和政府干预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因为国家干预是通过政府或者说主要是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实现的。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凯恩斯主义。1926年，现代经济学最有影响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开始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命理。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在《通论》中，凯恩斯否定传统经济学中建立在萨伊定理上的充分就业观点，论证一国短期的均衡收入和就业水平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总供给与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而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因而就业水平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萧条和失业，是因为“消费倾向”、“对资本的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资本主义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因此，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
凯恩斯主义从产生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一直以其为理论基础，制定了大量的以国家干预主义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并且将许多政策都上升为法律。1946年英国制定了《就业法》，首次把凯恩斯的“充分就业”思想应用于立法实践。二战之后，英、法、德、日都制定了反垄断法，在经济法思想比较发达的日本制定了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大量的经济法。这一时期对经济法本质的认识也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把经济法定为国家干预之法。人们将凯恩斯称作战后“繁荣之父”。
2.干预主义的破产。7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经济现象：滞涨，即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同时并存。滞胀的现实对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给予了有力地批判。因为，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失业率高时，通货膨胀率下降；失业率低时，通货膨胀率上升。于是，西方学者开始怀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向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制度“复归”；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货币主义、以拉夫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华莱士为代表的产权学派、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西方经济学中逐渐代替了凯恩斯主义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主张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是正确的；资源的有效配置只能由市场来执行，任何市场以外的力量都不能代替市场的作用，而只会起破坏作用；即使市场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缺点，但克服与纠正市场缺点的唯一办法在于通过产权明晰等措施来予以完善，决不能依赖市场以外的政府干预。以往之所以会出现市场失灵，正是由于政府干预的结果，而不是市场本身的原因，政府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因此，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取得了主流地位。多数西方国家都加速私有化，减少政府的干预，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80年代，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解释现实问题上依然乏力，一批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家在继承原凯恩斯主义基本信条的基础上，引入一些新的经济分析方法对原凯恩斯主义进一步修正，提出国家的经济政策还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批经济学家的主张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不停地论战，以建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但从经济生活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出，这两种经济学的主张将长期并存，任何一方都不能绝对地取代另一方。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现代社会对经济生活的调整，是综合运用“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的结果，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二、经济法本质：协调主义及其经济学基础
从人类发展史看，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个体（组织和个人）利益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始终。这一矛盾又表现为国与民、国家和企业、宏观和微观、统和分、管理和自主、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计划与市场、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秩序和自由、公平与效率，以及公法与私法等等。在以上矛盾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即要处理国家的意志、行为和利益与企业的意志、行为和利益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关系协调、利益兼顾，使各方都处于应有的合理位置和最佳的联结状态。经济法是社会协调说，是社会经济法。“经济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
协调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对立统一的经济学。一般地认为，市场缺陷有三类：第一类是市场本身缺陷：一是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必然导致垄断，而垄断必然增加社会成本。二是市场不能很好地解决某些外部经济问题。“只要一个人或一家厂商实施某种直接影响其他人的行为，而且对此既不用赔偿，也不用得到赔偿的时候，就出现了外部性。”（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外部性分为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负的外部性一般来讲对社会是有害的，比如污染使一方受到损害却得不到赔偿。三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均衡，经济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时或效用最大化行为恰使每一市场的供求相等，均衡价格把秩序强加在可能发生的混乱上，这时政府或国家的干预是有用的。四是市场经济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五是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公共物品的生产。六是市场无法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自由竞争所导致的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只有通过国家广泛控制社会资源的制度，从而使中央有计划地分配工业品成为可能，这样才能找到有效的补救办法。第二类市场缺陷是由于市场本身发育不完善而出现的功能。市场缺陷的存在要求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但国家干预也不是万能的。国家即政府在干预经济时，也存在国家失灵或曰政府失灵（虽然政府失灵和国家失灵在政治学上有一定的区别，但从对经济生活干预的角度上来说，国家失灵和政府失灵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下文中提到政府失灵也是指国家失灵）。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对那些提议对市场失灵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采取政府干预的人们，经济学家提醒他们也不要忘记政府同私人市场一样有缺陷”。（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503页。）“当政府政策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灵便产生了。”（注：［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得豪斯：《经济学》（下），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1189页。）受现在流行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经济学家又把政府失灵称为公共失灵。（注：公共选择理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分析了现实生活中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政治个体（选民与政治家）的行为特征以及由此引出的政治团体，特别是政府行为的特征。公共失灵即政府失灵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公共失灵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政府所获得的经济信息受政府本身的信息传递机制和政府本身的判断能力的限制，这些限制会使政府的决策失误。二是政府机构的低效率。即政府机构本身缺乏竞争导致低效率；没有机制能降低成本；监督信息不完备。三是政府的干预容易导致寻租（rentseek）。寻租是指“为了寻求对自己有利的政府政策而采取的活动”。（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6页。）政府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它拥有一般组织所没有的权力。政府制定的政策有时会对一些人有利，而对另外一些人不利，这时，某些企业或个人就会设法使政府制定对他们有利的政策，导致政府的政策不一定对社会的资源配置有利。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忽视政府或国家的作用，市场失灵就更加明显。在国家干预主义盛行的年代，忽视市场的作用，政府失灵更加明显。“市场机制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为政府干预留下了作用的空间，其存在和发生作用的价值需要经济法加以确认。而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也不容忽视，它需要经济法予以纠正、限制乃至禁止。这样，就产生了我们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基础。”（注：王保树：《论经济法的本质》，载马俊驹主编《清华法律评论》（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因此从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出，强调任何一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强调经济法的本质是协调。
三、把协调主义作为经济法的本质有重要的法学意义
第一，有助于正确指导我国经济立法的实践。法学理论对实践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对立法活动的指导。强调经济法的本质是协调主义就要求在制定经济法时，既要规定政府的权利，也要规定政府的义务和责任；既要规定市场主体的义务，也要规定市场主体的权利。忽视任何一方的权利和任何一方的义务和责任，都会导致法律的失误。特别是对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我国，既要肃清国家干预过多遗留的问题，又要防止片面强调市场调节的作用，认为市场调节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不切实际的做法。
第二，强调经济法的协调主义符合法律的发展趋势。其实，强调公正的法学家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论述了协调思想。美国社会法学的创始人庞得把法律看成是一种在通过政治组织的社会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安排而满足人们的需要或实现人们的要求的情形下，能以最小代价为条件而尽可能地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制度。庞得对法律秩序所应保护的利益进行了分类。他把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后一类利益中，除了其他内容以外，他还把一般安全利益、个人生活方面的利益、保护道德的利益、保护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利益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方面的利益包括在内。庞得也认识到了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提出在一个时期可能应该优先考虑一些利益，而在另一时期则该优先考虑其他一些利益。但是庞得认为“法学家所必须做的就是认识这个问题，并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向他提出的，即尽可能保护所有的社会利益，并维持这些利益之间的、与保护所有这些利益相一致的某种平衡或协调。”（注：庞得：aSurveyofSocialinterests，57HarvardLawReview1（1943），pp.1—2，转载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148页。）虽然庞得是从法学家的任务提出的，但是他的各种利益的平衡协调的思想是与经济法本质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也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思想在协调主义方面的耦合。事实上，要求所有的法律部门都兼顾各种利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种法律部门总要优先考虑某一方面的利益。比如民法始终不能也不必冲破“自由的财产流转法”的藩蓠，否则民法不就是民法了。而作为社会化生产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管理的社会化与国家介入经济生活、“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即两只手的协同并用、纵向经济关系与横向经济关系的平衡结合、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的对立统一之经济法，比其他法律部门更应当强调协调主义。
经济学本质篇2
【关键词]马克思；新制度经济学；人的本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动方式的理解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基础，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现在国内所进行的马克思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重要的理论前提，而许多对马克思持批评态度的西方经济学家注意到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人学基础，却简单地将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理解为只具有抽象的阶级属性的人。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就认为，马克思关于长期社会制度变迁的理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得以实现”，由此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未能解释问题的全部”。。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曲解。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的思想进行界定与区分，是我们准确把握两大经济学说体系理论区别的关键所在。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具体思想内涵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的理解，与科学实践概念的提出密切相关。1845年春天诞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逻辑内部矛盾的一种科学解决。在新历史观中，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实践都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如果说自然界的人化生成意味实现人的自由的自然界限被不断突破的话，人们借以进行物质改造的社会形式则是制约着人的自由的社会界限，狭隘的社会交往方式是市民社会个人盲目异在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外延作了具体说明，“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并指出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在内的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个人“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个人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取决于他对社会关系具体的、历史的占有程度。因此。 “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如何行动，个人的利益满足和自由实现程度，取决于他在具体的社会交往关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占有程度。“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物的和个体的活动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
具体而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涵。
第一，实践是人的本质的首要特征。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又是以分工、协作等社会化形式进行的，现实的个人究竟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取决于个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往关系。现实中的每一具体的、有差异的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财富占有状况、交往对象、政治资源、伦理情感等等，从个人占有的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看出他或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体现出其具体的本质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具体的个人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
第二，在构成具体个人的多元规定性中，个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居于核心地位，决定着他的其他方面属性。“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么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第三，具体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方式具有社会历史性特点。每一个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0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方式中获得的，个人在社会关系占有上的差异性又直接表现为每一个人的局限性，它既是个人活动的实现条件，也是个人活动的客观界限，它规定了个人活动的具体方式和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往形式是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的。”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成为规定个人活动的约束条件，决定了他或她行动的特点和方式。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由于技术分工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分割，每一个人都被局限于狭隘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因此，人的行为受到他或她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制约，带有特定社会关系结构的特点；并且，分立还造成个人的生产、消费等经济行为失去了直接的社会性，因而还需要在社会交换关系中确证这种社会性，人的这一行为目的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论解释是对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传统中相关思想的延承与发展。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了系统的“经济人”假定。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人”具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自利性，即时刻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努力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二是完全理性，即能够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充分地掌握关于自我和社会的完整信息，并能够准确找到实现自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最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进而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说明在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下，恰恰是追逐私利个人完全理性的充分张扬，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走向一致。“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意蕴在于：自由市场中社会福利最为缺失的环节同时也是最能使个人获得最大私利的环节，因此，个人的逐利努力会自发实现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有序合理配置，在实现私人利益的同时也使社会福利获得增进。可见，“看不见的手”作用机制的有效性是以“经济人”假定为前提的，“经济人”假定设定了古典甚至是新古典经济学规范分析的前提，从而开启了经济学研究的大门。“经济人”假定在方法论上的变化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一个可进行量化分析的前提。通过“经济人”假定，经济学家们借助于边际分析和数理经济学工具，将新古典经济学搭建成一座逻辑严谨、结构优美的理论大厦，从而论证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全面阐释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的机理和评判准则。
新制度经济学吸纳了西蒙、纳尔逊、西尔伯格等人关于人性的重新理解，对作为经济学分析前提的人的行为特征做出再解释。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指出： “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
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嘶制度经济学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从“实际的人”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做出新的解释。首先，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个人只能获得不完全的信息。在现代市场交易中，由于参与者众多，所涉及的各种要素复杂且多变，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每个人所获得的信息总是有限的。其次，人只能具备有限理性。现实的个人对环境的判断和评估能力有限，不可能无所不知。再次，人具有非财富价值取向。在某种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诺思认为，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接受约束等一些非财富动机也应当出现在个人的预期效用函数中。尽管如此，在有限理性的个人之间经常发生的还是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特征进行重新界定后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由于逐利的个人只具备有限理性，并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此，人们追逐私利的行为常常伴随着“外部影响”，即存在数额巨大的交易费用，致使个人的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之间无法保持一致性。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并不在于证明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性及其具体形式，而在于探讨如何通过适当的制度设置或选择，使交易费用最小，从而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偏离程度的最小化。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比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很明显，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两大经济学说体系在社会历史观和研究方法论上的具体区别。大体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而马克思则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总和”。
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传统都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背景。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开始， “趋利避害”就被假定为人之本性，是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目的所在。因此，在西蒙等人看来，所谓“理性”是一种基于利益目的的行动方案选择，是人们对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或规避更大利益损失的分析与判断能力，“理性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它适合实现制定目标。目标可假定是效用函数期望值在某一区域上极大化的形式”。0理性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是人们具体行动方式的依据所在，人们根据自身的这种主观认知结构，遵循“认识一动机一反应一行动”的逻辑进行决策和活动。
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解释是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认为，人当然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重要的、无可争议的事实，“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马克思甚至将之称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同样，马克思也并不否认理性的作用，相反，在马克思哲学的意识观中理性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马克思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人们之所以有必要进行理性的“选择”，是因为存在某种形式的约束，正是既定的约束条件使人们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因而只能从中选择达到利益目标或偏好的最优途径。因此，马克思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为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他或她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西方经济学中对人的理解具有抽象性和一般化特征，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每一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都变成了同一面目、竭尽全力张扬理性以追逐私利的“经济人”，丰富现实生活中活生生个人之间存在着的人格个性和行为特点差异不见了。新制度经济学尽管通过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满意准则”等范畴对传统的“经济人”假定进行了修正，逼近了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更为实际的人与人之间在不完全信息占有结构上的差异以及个人理性约束条件上的区别，因此仍然是从相对的“普遍性”、“共性”上理解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因此，这种静止的人性既不会在同一社会结构中的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同，也不会因不同时代背景而有所区别。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经济学也是将个人作为自身的理论前提。但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是在批判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理解为抽象的“爱”、“友谊”时，提出他的人的本质观的，并且马克思特意在说明人的本质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之前加上两个定语——“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也就是说，现实中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本质规定性，有他或她自己所占有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每一个人都是“多种规定性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正是通过现实中每个人具体的社会规定性特点来说明其特定的行为方式的： “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马克思经济学中用具体的社会属性说明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带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特点，这一动态发展观为马克思的长期社会形态变迁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性论支持。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也不得不叹服：“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
第三，西方经济学对人性的单调定义必然导致对抗型的人际交往论，而马克思对人本质的理解却是多元的、丰寓的，是协作型人际交往论的基础。
在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关于人性的理解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霍布斯丛林”，西方经济学传统将根本的人性定位于“利己”，理性的作用也是服务于人的一己私利。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应当将正义、利他等因素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定义，在他们实际的经济模型分析中——比如在研究外部影响、机会主义行为时——被考虑到的也仅仅是利己主义。这种对人性的狭隘单调界定所必然导致的理论逻辑结果，就是将现实中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是处于对立状态下的交易关系。
马克思也承认人存在利己之心，但他认为，人利己需要的满足是通过社会性的方式实现的，社会才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个人“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是现实的、丰富的和多方面的。马克思将人的各种需要及满足需要的方式全都纳入人的“社会关系总和”。另一方面，每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是多元的，但同时也是相对有限的。因此，人与人之间是互相需要的，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这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渗透于他或她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
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中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人们通过分工协作形式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关注重点在于交易活动，研究如何通过制度的创设和调整来减少人与人之间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巨大的交易费用。
四、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
通过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界定的比较，我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解，具有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性出发的唯物论特点；不同的个人对“社会关系总和”的差异化占有构成了人们社会联系的基础，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具有动态的、发展的辩证性质；同时，这种差异化的“社会关系总和”的占有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彼此需求、相互依存，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所在。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科学思想，并赋予时代特点和国情内容，是新时期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的目的和根本动力。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的上述三个方面本质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从而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唯物、辩证的理论特点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第一，我国现阶段社会关系中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存在，社会生活中不同阶层在社会财富、生产要素占有关系上的差别，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认为，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其社会联系，是一个人进行行为选择和个体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范围。人与人之间所占有的社会关系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选择和行动方式就不同，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也不相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侵犯社会弱势群体的事件时有发生，群众在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实中这种社会关系、社会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化存在，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是为了谁的发展等问题。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发展动力的基本内涵。
第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马克思强调，个人所占有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总和不是静态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改变现状的行动努力将推动人类社会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进步也将为个人提供更高层次的发展平台，创造更宽广的制度空间。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制度条件，只要我们完善法律法规。转变发展方式，兼顾“五个统筹”，尊重发展规律，就能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
第三，通过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发展条件。
经济学本质篇3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本质经济改革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是一个比较重视交易成本的研究领域，而交易成本又是建立在商品的交易中最重要的部分，而交易成本有包括没有被交易主所考虑到的消耗掉的，甚至包括其中消耗的时间，还有其交易注为了防止在交易中受到欺骗，采取的保险措施，这都是交易成本中所包含的。那么新制度经济学对于我国经济改革又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么这个影响是具有促进作用还是导致经济停滞不前，下面本文将进行具体分析。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本质
（1）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出现了滞涨现象，导致西方对于这一现象也无能为力，人们就开始希望自由市场出现，随后新制度经济学出现。新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中的自由制度。那么什么才是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是侧重于交易的领域，并且其中包括交易主没有注意到的成本，还有讨价还价中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最终还有交易中存在的任何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其涵盖的范围特别广，因此至今定义不是非常明确。
（2）新制度经济中所涉及到的理论有很多，例如，交易费用理论，也是其中最基本的概念，这一理论的提出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交易费用理论就说明其交易活动有所稀缺，市场的交易风险以及交易代价都是市场经济效率的问题，因此制度必须要建立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这样才能真正被挠如经济学中。
（3）新经济制度在古典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独有的分析工具，也就是交易成本，所谓的交易成本就是，交易成本又称交易费用，也就是指是在交易中双方在交易之前和交易结束之后所产生的各种费用，这就是所谓的交易成本。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演进
（1）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上出现了“滞胀”现象，人们对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情况产生了质疑，并且开始希望自由市场的回归。早在十八世纪的时候，世界早已经阐明了新经济制度思想对于国民财富增加的重要性，并且西方的经济学者提出只有自然发展下的经济才能够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2）随着时间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家的思想并没有继续传承下去，而是到了十九世纪人们在经济学的认识上提出了新的思想，把经济学和政治、法律分离，形成了现代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当时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就是从这上面演化出来的。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很多经济学派兴起，这些学派的新观点，取代了旧学派的观点，所以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新的经济学制度随之产生，并且继承了传统的经济学制度，成为了现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3）其中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新经济制度中也显得非常重要，其中就包括交易费用还有企业理论，交易费用是新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研究工具，并且使用交易费用这一概念来结石启程的边界问题。企业在选择市场合作的时候，也是交易费用影响到二者之间的交易能否展开一个长期的合同，这也在某方面影响到国家新经济制度下的经济增长水平。而这其中还包括有产权理论，这也是经济学中另一个基本的研究对象，研究学者一直以来对于产权理论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概念，但是大概认同的说法就是产权者行使的行为权利，但是在一定程度下这些权利并不是没有限制的。这也是新经济中比较重要的两点理论体系。
三、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
（1）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时代不停发展的过程中，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进程迅速升温。为了实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目标实现，也为了满足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进行我国社会的经济政策制度改革，是时代赋予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
（2）从宏观的角度进行观察，不难发现，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在国家政治管理和政策实施的环境下展开的。因此，我国社会对经济进行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实现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以及思想进行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完全的否定这一概念，主张所谓的自由化经济收益，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
（3）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侧重于对弈利益的追逐，过分的看重缩减成本的部分，进而忽视了社会整体的收益和发展。这样的价值观是不健全的，不适用于我国社会发展的。
（4）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的进行了适应世界发展的整体政策变革。但是基本的出发点是应该从我国国情出发，不能忽视集体的荣誉观念，不能违背共产主义发展的基本理念。新制度经济学的原始理念主要是适用于西方国家的，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执行。因此，新制度经济学不适用与我国发展。
（5）新经济制度被引用之后，我国很多学者根据相关的理论来证实我国经济发展和新经济改革的必然联系，希望我国参与到新经济改革的计划当中，随后我国的经济制度在经济市场的改革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因此一些西方学者将我国经济制度的转变过程当成了研究对象，希望能够推动世界的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经济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最大动力，想要建立完善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要考虑到历史的条件，充分发挥我国经济的优点，克服其弱点，形成一种经济虽然在发展，却不丢弃传统经济制度，这样才能保证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进行，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朱安远，朱婧姝.享年次高的诺贝尔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大师罗纳德・科斯[J].中国市场，2014.
经济学本质篇4
关键词：职业院校；大学生；市场经济；素质构成
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培养的人才素质问题直接牵涉高职学生的就业与发展。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高职大学生的素质培养，诸如高职办学定位、人才培养模式、人才素质、实践教学等问题，更快实现大学生的顺利就业、成功就业与长期发展，是高职教育实施过程中无法回避且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大学生群体本身、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安定，既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高职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高职人才素质构建的源点探析
首先，要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社会需求出发，并将二者贯通衔接。高职人才培养目标，根据教育部高教［2002］2号文件精神，就是要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人才；学生在具有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要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这一目标明确了高职办学方向，因此需要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根据办学实际，认真开展调研，将社会要求、生产一线的实际需求与培养目标加以整合，将培养目标具体化，使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确保培养目标通过人才个体素质的生成而得以实现，促使学生具备培养目标要求的必备素质。具体到每一个专业，应认真调研分析和充分论证哪些知识是“必要”的，哪些能力是需要重点培养的。围绕知识和能力，特别是岗位综合能力的人才素质培育，到底应该采用何种教学模式？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等一线教学改革的重点到底是什么？此类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是人才素质构建的前提。这样既能使高技能专门人才的实用性得到最大可能的体现，又能使高职人才素质的构建与培养一方面能符合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契合了社会的实际需求。
其次，构建高职人才素质还要充分考虑高职人才与其他人才的不同，特别是与本科人才的区别。一般本科院校尤其是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素质突出的是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而高职院校突出的是职业技能，特别是职业岗位所需要的综合职业能力。从理论知识的传授看，本科强调知识的系统性，而高职专科教育则突出知识的实用性。这些差异反映了本科人才与专科人才的不同，也是在构建高职人才素质时应当予以充分考虑的。尽量保证高职人才素质的区分度，有利于高职人才培养规格合乎标准与要求。
二、市场经济对高职院校大学生素质的需求
当前，中国对高职技工的需求缺口日益突显，高职高素质人才培养是解决中国技术人才短缺问题的重要途径，并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人才和技术储备。
首先，高职人才的素质特色，要体现出高职之“高”。高职之“高”重在高技能，而高技能表现在科技含量高、操作水平高、熟练程度高；高职之“职”重在职业性、实用性。高职培养的人才，必须体现出专业面向“基层”，工作居于“中间”，工作性质重在“转化”，规格要求突出“应用”的人才特点。总之，高职人才的素质特色，只有紧紧把握“高职之高不宜越位，高职之职不宜缺位，高职教育不能错位”的原则，强化“高技能”，突出“应用型”，其特色才有可能真正得到体现。
其次，高职教育所强调的“能力”，有很强的广义性、职业性和目的性。其“综合职业能力，一般由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三项基本要素所构成。专业能力是职业能力中最基本的能力，可划分为职业基础能力和岗位专门能力；方法能力是从事职业活动所需的工作方法、学习方法和思维方法，其核心是科学的工作方式和合理的思维逻辑；社会能力是职业活动中协作交流、职业道德、环境安全等方面的行为能力，是从业人员必备的基本素质。”影响以上能力构成的基本要素和形成与发展的因素很多，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个体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因素，在上述各种能力中，应特别注意核心能力的培养。所谓核心能力，即在人的能力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能力。现代职业所要求的许多能力，已经不仅属于某种职业，而是许多职业的共同基础，这种基础能力是一种可迁移的能力。它使劳动者能够迅速适应岗位的变化，顺利进行职业活动，这种迁移的能力亦叫核心能力，它具有普遍性、可迁移性和工具性的特点。这些能力应是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的劳动者都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更是构建高职人才素质需要认真重视和探讨的。
三、高职院校大学生适应市场经济的基本素质构成
1.职业技能素质
要体现出高职之“高”，首先必须注重高技能的培养，这是高职院校的特色所在和主旨所在。相对于中级基本技能，专门技能的培养更需要专业知识支撑。要用专门技能来解决现场技术问题，必须具备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专门技能培养要注意创造性智力技能的训练，中、高端技术问题的解决主要不是依靠操作技能，而是依靠智力技能的创造性活动。这正体现出知识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特点，也是高职院校与中职学校人才培养的区别所在。
高职院校应积极推行“双证书”制度，在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职业技能的同时，让学生在校期间通过相应职业的职业资格考试，取得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使学生毕业时能拿到“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这样更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职业技术人员用工的惯例，有利于规范国内劳动力市场，使应用型人才培养能够适应国际竞争和劳务输出等多方面需要。
2.人文素质
人文素质教育一直是高职院校需要重点加强的内容之一。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是使受教育者能洞察人生，完善心智，净化灵魂，理解人生的目的与意义，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
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毕业的去向较为集中，即求职工作。在现有的人才供需形势下，高职学生面对的压力和挑战更大，需要用更多的时间调节自己、适应社会。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可以提高学生的道德辨别能力以及责任意识，增加社会就业竞争力。人文教育中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需要特别强调的内容，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充分塑造高职生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的优良品格，以及增强克服困难、经受考验、承受挫折的能力，可以促使学生更好地走向社会、融入社会。
3.创业素质
对于高职学生来说，在中职或高中阶段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升入高职后，还需要进一步夯实和拓宽专业理论知识及提高操作技能。通过高职前期阶段的学习，从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所处的年龄阶段看，他们已经进入了创业能力培养的黄金阶段。在目前大学就业形势严峻的状况下，自主创业已经成为高职院校大学生就业的优良渠道。
创业素质是一种复合型素质，首先需要合理的知识结构，包括基础类知识和技艺性知识，这是形成创新能力的前提和基础。其次需要综合的能力结构，它主要包括三种能力，即一般性智能、创新性思维和创新能力，这是创业素质所应具备的核心要素。再次需要独特的个性结构，主要包括自身风格和创业意识以及其他有利于创新的非智力因素，如科学的精神、良好的情绪、丰富的情感和浓厚的兴趣、诚信的品格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团队精神等对创业的行为过程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职院校大学生的素质已经不再单纯，是一个动态的多元结构，其素质内涵也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此，高职院校大学生人才培养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高职院校作为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基地，将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重任。
参考文献：
［1］于潇.市场经济与人的个体发展［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2］杨汉洲，李银怀.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素质的构建［J］.沙洋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4）.
［3］张官禄.知识经济与人才基本素质的培养［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教版），2000，（2）.
［4］翟轰.高等职业教育概述［m］.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5］满保林.高校素质教育纵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
［6］傅维利，张桂春，姚秀颖.浅谈高职学生应具有的核心能力［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1，（9）.
经济学本质篇5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本质；马克思经济学解读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004-03
自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经济学界就没有停止过对危机根源的探讨和争论。持新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认为是“放松金融监管”、“政策失误”、“低估风险”等因素造成了危机的爆发。他们低估这次危机的严重性，持盲目乐观态度，认为金融危机会很快过去，世界经济也会迅速恢复。但在随后爆发欧债危机的现实面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处于尴尬境界，大多数人对危机持续发酵默不作声，极少数人愿意认错，只有个别人还在强辩。持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立场的学者承认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对危机的前景很不乐观，不仅担心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更担心西方发达经济体可能因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债务危机陷入多年停滞状态。2008年之后，政府救市、强力干预经济，使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成为西方国家抵御危机的法宝。但好景不长，在随后两年里，人们发现凯恩斯主义不仅没能够帮助世界经济走向繁荣，反而引发了债务危机爆发，使各国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了质疑。
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场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源依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产过剩的危机。马克思认为，危机基本上表现为两种形式：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银行信用的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形式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货币危机，事实上西方政府为了解决生产过剩问题，选择了个人信贷透支消费和国家财政赤字经营、发行国债等模式，结果造成收入较低的群众及依靠财政赤字、发行国债生存的国家，拉长资金链条，为世界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最终导致次贷危机、债务危机的爆发。本文也持此相同立场，认为这场危机并没有超过马克思危机理论的逻辑，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人民日趋贫困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刺激消费——个人和国家透支消费、赤字经营——经济暂时繁荣——无力偿还——支付链条破裂——个人违约——次贷危机爆发——加剧经济危机——国家违约——欧洲债务危机爆发”，这场危机的根源仍然是生产相对过剩引发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强制平衡，是金融资本扩张的产物！
一、当代国际金融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而是相对的生产过剩。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条件下，生产过剩危机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曾经指出，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的低下限制了产品的消费，但资本主义生产却只顾大力发展生产力而对这种情况置若罔闻，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日益加重。另一方面，生产不断扩大商品供给大量增长，社会消费能力却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广大劳动者的贫困不断加深，商品大量积压，这必然周期性地引发经济危机。
个人消费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可是美国民众的实际工资停滞以及家庭实际收入增长乏力这两方面因素严重制约着美国个人消费的增长。在这种环境下，解决消费能力欠缺的途径就是通过抵押住房、透支未来以获得消费现金流来消化过剩，缓解有效需求不足。美国家庭负债与可支配收入比从1990年的87.22%迅速提高到2000年的107.89%，之后这个比例更是持续升高。2006年居民消费比重已经占了美国GDp的73%，成为了推进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导。但是，这种消费繁荣是虚假的，是依靠借贷实现的，并没有实际收入增长。2007年2月次贷危机点燃了这根导火索。
美国的消费大多是通过信用扩张透支未来的购买力，以缓解当前的生产过剩矛盾，这种信用扩张若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会使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促进经济增长。可信用往往过度扩张，信用危机便以银行倒闭的极端方式爆发出来，进而导致债务危机与金融危机。
在现代信用制度的条件下，当一家银行面临倒闭的境遇时，政府将必然要介入，以维持原有的信用秩序和国家的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中央银行为此不得不给这些银行提供救援资金；与此同时，政府财政也筹措资金，用政府的信用做担保，对面临困境的银行出资解救。这正是我们在金融危机高峰时看到的美国应对危机的情况。但是在欧洲，欧洲中央银行无法充分担任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压力统统由财政承担，因此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若由政府的信用来替代私人部门的信用，金融危机只能被一定程度上的缓解，并不能被彻底克服；政府的信用过度扩张将会导致政府信用同样出现危机，使之成为金融危机的替罪羊。
因此，当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发生激化时，统治阶级为了压制总供需矛盾，通常利用信用预支将来财富的办法来刺激需求，但这种透支未来的做法仅仅只能够起到延缓的作用。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大量倚重来自国外的投资以支撑本土经济增长。从1985年开始，美国成为了债务国，结束了自己从1914年以来长达70年始终作为净债权国的身份。当全球经济都被拖入“过剩”危机中时，美国正是依靠“透支消费”与“透支经济”两种伎俩来掩盖了本国经济扩张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弥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欧洲国家举债消费，实际上也是消费水平超出了实际的消费能力；而从生产的角度来看，这场危机的性质应是生产过剩。
相对于20世纪的经济危机中“将牛奶倒入大海”的情景，当前“透支消费”、“财政赤字”、“透支经济”等措施的确起到了刺激消费的作用。但是，“透支消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道：“信用是导致生产过剩与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同时，“信用促进了矛盾以危机的形式爆发。”
生产相对过剩，消费不足是以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而消费过度或借贷消费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危机的重要表现。经济危机发展至现在，从表面上看来似乎不是生产过剩危机，而实际上它确实属于货币危机或银行信用危机并且与生产过剩危机联系紧密。这是因为银行家可以通过投资金融衍生产品并从中获取超额利润，替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促成大规模的负债消费。拥有实际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仍是这种“负债经济模式”的实质特征。掩盖劳动者实际需求不足以及资本主义生产能力过剩矛盾这一矛盾的，正是由贷款消费所造成的虚假繁荣。
在过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由于生产过剩所导致的大量生产能力空置、工人失业，经济危机的爆发往往从实体经济开始，逐步蔓延到金融领域。反观此次危机，则是爆发于金融领域，形成了货币危机和信用危机看似是导致危机爆发的原因和基础这一假象。信用的确是影响危机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信用绝不是导致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正如马克思断言，危机在货币市场上所表现出的不过是生产及再生产过程中自身的失常。危机的根源则在于社会需求的水平远低于现实中买卖的扩大这一情况。西方经济学家只从金融危机的先发性，错误地把现象当本质，把结果当原因。
二、当代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强制平衡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反复强调，世界市场的危机必须被当作资本主义经济中所有矛盾的现实综合与强制平衡来看待。他在《剩余价值论》中说：“资本主义生产中存在的矛盾——这些矛盾诚然不断在平衡，但是这一平衡过程同时表现为危机，表现为互相分离、彼此对立、但又互相联系的各因素的通过暴力的结合”。[1]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说到，资本的增加会刺激工作人口的增加，于此同时，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创造相对人口过剩。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利润率开始下降，从而导致资本贬值，这种贬值刺激资本价值的加速积累。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构成水平越来越高，可变部分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这些影响有时主要在时间上相继地起作用，有时主要是在空间上并行地起作用；在经济危机中，各种相互矛盾的要素之间存在冲突以周期性地形式表露出来。危机只是一种暴力性的爆发，它只能使已被打破的平衡得到瞬间的恢复，这种恢复只是暂时性地解决现有矛盾。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强制性暂时地使比例失调趋于短暂的均衡，使社会再生产实现继续进行。但这一切并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其他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恩格斯指出：“聚集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与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什么都得不到的生产者完全分裂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2]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市场和消费的限制之间的矛盾。恩格斯提到，社会生产是无政府形态的助推器，致使大部分人转变成无产者，而无产者最后通过生产来结束无政府形态。社会无政府形态的助推器，致使大工业中的机械有无限改善可能性，转变成为一个强迫每个资本家在遭遇灭亡的威胁下来改善自己机械的法案和命令。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形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而全世界追求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把国内民众的消费降低到“忍饥挨饿”这种水平上，所以影响了国内市场的环境。同时，大工业强大的扩张力，展现了不考虑任何阻碍，在质量上、数量上扩张，产生了市场的扩张追不上生产的扩张，矛盾就不可避免[3]。
2012年以后，欧洲债务危机还在发展之中，未来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国素。2012年底，美国的两党经过协商通过了解决美国“财政悬崖”的妥协议案，并且在2013年初得到了国会参众两院的通过。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2013年延长一年失业救济金政策；二是从2013年开始，美国将调高年收入45万美元以上富裕家庭的个税税率；三是将在年初启动的约1100亿美元政府开支削减计划延后两月再执行等。“财政悬崖”问题对美国经济存在诸多不利影响。第一，延缓美国经济复苏进程，导致高失业问题持续更长时间。面对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企业对投资和雇佣趋于消极。第二，美国会再次面临涉及财务上限的痛苦，不得不对社会保障和医疗进行改革，进一步突出了美国不可持续的财政问题。第三，削减支出会降低奥巴马政府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限制部分行业的发展，放缓了产业振兴的步伐。第四，经济的下滑和就业的减少，将会进一步提高赤字货币化的风险，使得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期限进一步延长，公众对美元的信心会进一步削弱。第五，假设再一次调整美国信用评级，那么因为这个原因出现的市场恐慌就可能破坏美国与世界经济的金融秩序，给美国资本市场带来不利的影响。因为美国解决当前财政问题的一些相关措施，我国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这些会通过货币、贸易、债券市场等传递到我国，使我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我国出口状况会被进一步恶化，并且会造成我国管理外汇储备更加困难，我国经济会遭受不小的损失。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说：“在危机面前，中国难以独善其身。”中国经济外部发展环境在2013年仍然具有挑战性。世界经济不稳定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目前，作为中国主要出口市场的欧洲和美国经济，都处在一个困难的调整阶段。欧元区无疑已经陷入衰退。如果不能够妥善解决和控制美国的财政问题，美国不但会遭受重大的经济衰退，还会拖累我国经济大约1.2%的增长率，还会在世界经济层面上造成严重的影响。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必然造成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不断提高，而要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必须综合考虑全社会的生产和流通环节，有计划地协调，避免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和社会生产的剧烈波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所有者占有生产资料，掌握生产经营的决策权，每个资本家只是简单地全力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不会去考虑社会生产的比例失衡的问题。当他们开始调整生产决策时，社会生产比例已经严重失调，已经开始给私人业主本身带来严重影响。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就将爆发经济危机。
三、当代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剥削劳动的进一步深化
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劳动收入减少、资本收入增加和社会两极分化加剧成为突出问题，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个突出方面。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哈曼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衰退后，资本从产出中获得的回报份额普遍上升，而劳动力从产出中得到的回报份额却明显下降。这意味着剥削率的增加，同时也表明工人的购买力的相对下降。美国收入前1%的人的收入占了美国全民总收入的20%，收入前10%的人的收入占了美国全民总收入的45%，而收入后80%的人的收入只占了美国全民总收入的41.4%，最贫困的40%的人仅占到总收入的10.1%。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全部产品都能售出，就只有增加投资。但却会带来新的问题：更多的产品需要出售。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由于社会财富全部被私人占有，这一悖论根本无法得到真正解决。资本主义本身决无可能解决这一矛盾。不单单是两极分化严重的问题，美国制造业利润率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在经济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的一项研究中，他通过对美国官方统计数字进行分析，发现制造业的利润率在2000—2005年的水平低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和20世纪90年代。他通过研究所有非金融公司的数据后发现，美国制造业2000—2006年的利润率水平仅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2/3左右，约占20世纪70年代初的82%，这便导致了对生产性投资的减少，这符合资本逻辑的要求。相反，利润通过金融体系从一个领域流向另一个投机性的冒险活动，似乎每一次冒险都在一段时期内提供了超过平均值的利润。这种冒险自21世纪以来就曾在次贷领域表现过。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导致了购买力相对不足。另一方面，金融投机导致房地产的产出过高与购买力不足之间矛盾的激化，又通过金融机构发放大量贷款从而提高房地产销售率得以掩盖，并因此衍生出大量的次级贷款，这种外表看似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其实是建立在欺诈基础之上的虚假繁荣，只要这当中的某个环节发生问题就将会导致这种虚假繁荣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崩溃。
于2007年出版的《资本主义金融》做了关于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美国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情况的分析。根据美国税收部门统计，目前美国有98%的家庭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下，这些家庭中的工资收入约占其总收入的90%；资本收入，即股票、债券、利息、租金等方面的收入只占5%。而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家庭的工资收入约占其家庭总收入的50%，而股票收益约占其家庭总收入的18%，其他资本收入，债券、利息、租金等约占其家庭总收入的11%。该书的作者认为这一数字小于实际情况，法国的经验显示，通常有超过20%的资本收入没有被征税。2007年《福布斯杂志》公布的美国富豪排行榜上排名位居第二位的是投资家沃伦·巴菲特。2013年上榜的400位富豪所拥有的净资产总额比去年增加了2900亿美元，达到1.54万亿美元。2013年新上榜的45名富豪中有大约一半人的资产来自于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柯克·柯科里安是美国富豪排行榜上排名上升最快的富翁，作为一名投资家，他2012年的资产增加额超过90亿美元，总额翻了一番。2013年他排名第7位，比去年上升19位。1970—2002年，90%以上的美国家庭的购买力几乎没有增加，而0.01%的富人家庭的购买力则上升了4倍。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全部社会关系得以旋转的轴心。马克思说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及前提之一便是雇佣劳动。没有雇佣劳动就不可能有资本，资本主义经济的顺利运行正是依靠雇佣劳动展开的。雇佣劳动作为劳动的一种历史形态，以及一种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具体表现为生产资料所有者没有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劳动者因为没有生产资料而不能与之相结合，生产资料所有者通过雇佣劳动者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从而最终实现生产资料所有者利益的过程。劳动者为了谋生不能不被资本家雇佣，只得和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打交道，在仅仅获得微薄的劳动报酬的条件下，放弃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正是资本家这种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使劳动者成为雇佣工人。雇佣劳动古已有之，但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雇佣劳动才具备完整的意义。因此马克思把雇佣劳动特指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条件下劳动者被资本家雇佣而进行的生产商品的劳动。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资产阶级发起了一场以侵占工人阶级利益、提高资本利润为目的的运动，结果导致分配不平等的程度持续增加，劳动工资在GDp中的份额开始急剧下降。尽管此时生产的利润水平和生产效率较以往大幅度提高，但以1982年的美元价值为标准来衡量，美国工人的实际最高工资从1972年的每小时8.99美元下降到了2006年的每小时8.24美元。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2005年美国人的平均收入与2000年相比有所下降，美国一半以上人的收入连续5年下降。与此同时，美国的百万富翁却逐年增加。美国内政部的数据显示，排除通货膨胀的影响，2005年美国人均收入为55238元，比2000年的55714元减少了476元。
经济学本质篇6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法，社会公共性
真正意义之经济法肇端于19世纪末的德国，为一伴随国家适度干预社会经济而生成的新兴法律部门。就经济法的界定言之，我国学界长久以来皆为一幅学说林立、观点纷争的图象，似乎经济法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protean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的面相。笔者通过对经济法普洛透斯之面的重新审视，拟从社会法的视角进行解析，试图刺破经济法繁杂表象，还其本原之面目，以见教于方家。
一、经济法的普洛透斯面相
经济法概念传到我国的时间较晚。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法学界开始进行经济法研究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各种经济法观念。80年代，我国经济法学界形成了许多学派和理论观点，关于经济法的界说亦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80年代初，主要有纵横经济关系说、纵横统一说、综合说、经济行政法说、学科经济法说、经济管理说和国家经济管理说等。1986年我国《民法通则》颁布后，原来的纵横经济关系说和纵横统一说变为密切联系说或管理协作说。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入、国家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中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学说，其中有关经济法的界定又以下述几种观点为突出代表：观点一，“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简言之，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观点二，“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言之，经济法是调整国家经济协调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2]观点三，“中国经济法是有关确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其他经济实体的经济法律地位，以及调整他们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和经营协调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总称）。”[3]观点四，“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关系、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的法。”[4]观点五，“经济法是调整发生在政府、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5]就目前经济法在定性上的这种混乱局面，笔者以为并不是百家争鸣、学术繁荣，而是对经济法认识的片面、偏执、模糊和混沌。真理需要争议讨论，但真理不是争论不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一门在世界上有了上百年在我国有了数十年发展历史的学科来说，没有统一的话语、共同的信守是不应该的，法律的统一性要求我们刺破经济法的那张普洛透斯之面！
二、社会法的厘定
目前，社会法的提法在法学界尤其是经济法学界高频率地被习惯性使用，以至在我国被相沿为一种确定不拔的地方性法律话语。何谓社会法，笔者以为对此加以学术的重思可能是我国法学特别是经济法学研究深化的必由之径。
社会法作为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法律形态，是随着人类发展进步而逐渐形成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城市化，使人们之间的依赖进一步加强，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离开了市场便无法生存；在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中，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各不相同，并因而导致彼此间的悬殊愈来愈大；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人类各方面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同时，又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巨大破坏；市场的垄断倾向导致公平竞争的破坏，并引发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所有这一切均意味着，国家超越于市民生活之外并不能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近代市民社会的鼓吹者们所设想的那样必然带来人类的福祉。越来越高的社会呼声引起了国家职能的转变，由消极的“夜警”国家向积极的“职能国家”的转变正反映了政治国家从原来对市民社会的超然状态向积极干预状态的转化。进入现代社会后，各国相继颁行了一系列在对法律主体人格进行识别的前提下，依据不同主体的现实差异而作不同权利义务设定的法律规范和旨在保护和促进人类公共福利的法律规范。由于它们都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本的价值追求，因而，被人们称为社会法。它是伴随着国家力图通过干预私人经济以解决市场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应对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而在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进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第三法域。
三、经济法的社会法归位
（1）经济法的存在基础
法是社会关系的反映，社会关系特别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各种物质利益关系即经济关系，是法的本源。在法的各部门中，经济法（还有民商法）是直接同社会经济关系相关的。19世纪末由于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产业革命，推进了生产社会化，引起各国市场和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国家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职能开始发达起来，导致法律体系的变化和经济法这一新部门法的产生。19世纪末期，由于生产社会化特别是垄断的形成，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传统的个人本位思想发生了动摇。人们发现，对个体自由和权利的维护，并不能当然地导致社会公平和正义，它往往妨害其他个体和团体的自由和权利，损害社会的总体利益，因而是不公平、不正义的。单纯强调个性的自由解放，并不就能使整个社会肌体健康成长。个体与社会整体存在着矛盾冲突，需要协调。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经济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和机制进行调节和干预，协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克服或缓解其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建立一种新的公平、正义、效益和秩序。鉴于“无形之手”的调整无力，国家再也不能保持中立，袖手旁观，而应当担负起社会责任，挺身而出。“国家之手”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19世纪末便陆续以经济法的形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一新兴法律部门站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高度，崇尚社会本位，推动国民经济朝着持续、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现代经济法的存在，是基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不可避免。
（2）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契合
经济法作为社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社会法的基本属性，主要表现在：首先，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法之本位，即蕴涵于法的基本出发点、基本目的和基本功能之中的精神和理念。私法奉行个人本位，公法奉行国家本位，社会法所奉行的则是个人社会化、法律社会化过程中由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演化而来的社会本位。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就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法的本位思想。[6]其次，经济法以社会自治为主要调整手段。社会自治不同于私法中的私人自治和公法中的政府统治，而是一种由社会成员参与治理的方式。它既限制私人的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又限制政府的纵向性和垄断性治理，对社会成员而言是自治与他治并行。再次，经济法强化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就其责任相对方而言，就是对当事人以外所有利益相关人的责任，既包括对所在市场和社区公众的各个成员的责任，又包括对所在市场和社区整体的责任；既包括对当代人的责任又包括对后代人的责任。经济法基于社会本位，将社会责任法律化，以保障社会责任的全面实现。（1）将社会责任转化为法定义务；（2）加重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的责任；（3）将社会政策目标转化为社会公共干预的法定目标。除上述三方面外，经济法的社会法属性还体现在经济法是保护和扶持弱者的法律、经济法是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诸方面。
（3）经济法的归位
如前所述，经济法出现在社会法发展的第三阶段。垄断出现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弱小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普遍受损，竞争机制受到排斥，宏观经济均衡赖以实现的微观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论是经济危机的救治和防范，还是战争的应对，都需要国家干预的触角由社会领域进入经济领域，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于是，在社会法领域出现了以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法，如德国制定了《钾素经济法》（1919年）、《煤炭经济法》（1919年）等法律；美国制定了《谢尔曼法》（1890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年）等法律。经济法学在我国起步较晚，较之其他相关学科而言，算是一个新生儿了。然而，经济法学在我国，从研究的原初阶段开始即面临多方的责难，一直为其他相关学科所诟病。即使在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已得到基本共识的今天，有关经济法本质界定的争论也一直未停止过。难道经济法真有着一张无法琢磨的普洛透斯之面吗？从何种角度切入能更好地进行经济法的本质解析，以揭示其特定的内在规定性呢？也许经济法的社会法阐释正是适宜的路向。将经济法重新归位于社会法，恢复其与社会法天然的血缘关系，除了让我们更为清晰地了解经济法的历史演进轨迹，更为重要的是，将经济法作为社会法之有机构成，能够更为直白地揭示其社会公共性的本质品格，对于进一步厘清法律体系的构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结语
依据胡塞尔现象学，只有在认识论中才谈得上区分本质与事实，本质不是在时空中自在，而只是在把握它的行为中被把握到、被体验到、被直观到、被明证性地给予，认识的真正含义在于去认识“本质性的对象”，而不是去认识“对象的本质”。胡塞尔将形式本质与实质本质加以界分，指出：“实质本质是对应于各门理论自然科学而言的；各门自然科学由于其本质上的不同而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都包含着该区域的区域本质即实质本质，和以这个区域的实质本质为基础的经验对象。”[7]在我们论及经济法的本质时，我们所指的是如胡塞尔所谓的实质本质。我们之所以探究经济法的实质本质，其目的在于确立经济法在当下法律体系构造中的地位，以此种实质本质将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等特定法律场域区分开来。笔者以为，遵循胡塞尔现象学关于本质普遍性的分析理路，利用经济法的上位概念“社会法”为经济法定性，不失为刺破经济法普洛透斯之面一种可行之路。
「参考文献
[1]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198。
[2]杨紫煊主编。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5。
[3]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9。
[4]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5。
[5]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6—27。
经济学本质篇7
关键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烟台大学
近年来，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跨国公司纷至沓来，国内企业踏出国门，国内外经济互相关联，对涉外企事业单位的影响前所未有，从而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毕业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以烟台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式为例，以求探索新的外向型人才培养思路。
1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定位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定位是：面向21世纪，适应国际贸易学科迅速发展的需要，为外向型经济发展服务，培养有扎实的经济理论基础和宽广的知识面，有较强实际工作能力和创新精神，能够在政府机构、涉外经济部门、外资公司从事涉外经济、国际贸易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该专业的学科定位应该是理论与实务并重，侧重应用能力培养；服务定位则是涉外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主要培养系统地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国际经济、贸易的基本理论，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了解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现状，熟悉通行的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法规，了解主要国家与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能在涉外经济贸易部门、外资企业及政府机构从事实际业务、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2 烟台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方式
烟台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是应烟台、青岛、威海等开放城市的需求而设立的，十多年来，为国家、特别是山东省培养输送了大批外向型、复合型外经贸人才。我们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宗旨，以大力加强教学工作、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中心，以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手段为重点，强化特色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本专业及时把握国际贸易学科的发展趋势，以市场对国际贸易人才的需求为导向，坚持多途径培养高素质外向型人才的专业特色。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特点是：注重素质、培养能力、强化基础、严格管理、提高质量。注重素质就是要使学生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培养能力就是要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强化基础就是要加强学生的“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严格管理就是要使教学管理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严格规定，严格执行；提高质置就是要狠抓教学质量提高，以保证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作为专业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宗旨。对学生的基本要求：突出质量要求与综合素质要求；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把知识、能力与素质融为一体的人才培养目标摆到突出位置。在知识方面，强调基础知识；在素质方面，强调思想道德素质与文化素质；在能力方面，强调创新能力与适应能力。
2.1 基于市场需要实施人才培养方案改革
为了使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更符合市场需要，突出人才培养特色和优势，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我们对人才培养方案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了改革：
2.1.1 拓宽基础强化素质教育
强调对学生进行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素质教育，增强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减少课时，引导学生自学，使学生具备创造思维、自我开拓、获取知识与技能的能力。为此，在不影响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减少部分课程的学时。如会计学由3学时减至2学时；统计学由3学时减至2学时；国际商务英语由4学时减至3学时；现代物流由4学时减至3学时。
2.1.2 加强专业基础理论教育
尽管国际经济与贸易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为使学生能够应对未来专业知识迅速更新的挑战，也必须有坚实的基础理论。对于不少打算的考研学生而言，夯实理论基础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保留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会计学等作为学科基础课。高等数学课首次根据学生基础差异分层次设置。经济学系列课还另外设置了中级经济学，供准备考研的学生选修。
2.1.3 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1)外语教学：除基础外语外，在三、四年级每学期都安排专业外语课，加大双语授课力度，加强学生外语应用能力的培养。
经济学本质篇8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制度；信息社会经济学
一、新制度经济学概述
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影响巨大的经济学分支。新制度经济学派是在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对经济现象丧失解释力之后兴起的。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由科斯的《企业的性质》这篇文章所开创的。科斯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对新制度经济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一经问世，便获得西方经济理论界非一般的好感。这似乎跟它所核心强调的思想是分不开的，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研究真实的世界，并利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样它也强调制度决定着经济绩效。另一位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有着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诺斯，在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就提到过，“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在他看来，是制度而不是技术，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90年代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推广，使得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了解到新制度经济学，而这一新兴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分支也似乎给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带来了福音。
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制度已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新古典经济学将制度视为一种既定的外生经济变量，其实是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将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人们通常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制度因素分析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缺陷，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突破了过时的、僵化的经济学研究的界限，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更加接近现实经济状况，具备更强的现实经济问题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虽然新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但不可忽视的极重要的一点是，其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分析问题仍是沿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进行的，那笔者有几点疑问，新古典经济学可以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吗？在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分析模型中真的就能弥补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理论缺陷吗？而这一分析思路是否又真的能准确地描述现实中的经济社会运行状况吗？这些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文献中似乎无法得到令人感到满意的答案。
二、从信息社会的角度看待制度
其实要认识这些问题，还要归结到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目的上来，那就是，经济学是人们所用来描述、分析、解释、甚至预测现实社会经济运行状况的一种理论工具。看似简单，而要真正地做到描摹现实经济状况，又远非如此简单。要知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的具体情况都是不同的，有些甚至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与区别，从而导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要寻找不同的经济理论来描摹现实社会经济运行状况，因为只有符合、适应相应历史条件，抓住当时历史条件本质情况的经济理论才可能具有相应的现实解释能力，才不会将人们引导到错误的认识领域中去。换句话说，在评述一种经济理论时，我们要带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只有适应一定历史条件的经济理论才可能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以及逻辑上的严密性。
而新制度经济学经过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看似提供了一种更加贴近现实经济状况的理论框架，实际上其理论本身就具有不可克服的逻辑上的矛盾。诚如前面我们所提到的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所告诉我们的，真正有价值的经济学应该是“与时俱进”的，而不应是永远停留在过去的思维框架中，通过对其进行某些完全没有必要的修补或改正，从而试图达到一种期望中的或者说是存在于幻想之中的理论目的。因此说，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是与其是否与历史背景相一致联系在一起的，但凡脱离了这种一致性，那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就值得推敲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恰好背离了这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缺乏这种历史方法，没有把握住当下社会与以往社会经济运行状况与规律的本质上的不同，以致陷入了“张冠李戴”的困境之中。我们应该换一种角度，从一种叫做信息社会经济学的新理论的角度出发来重新认识新制度经济学的性质。
在信息社会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迄今的经济社会被划分为物质社会与信息社会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物质社会是以知识涌现速度缓慢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难以有新知识出现，在身缠只是基本固定的情况下，各种经济事务及其间联系均稳定不变，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具有较多的这一社会的特征。而信息社会则是以知识涌现速度迅速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此时新知识的涌现已经是常态，已被纳入人们的预期，社会能够利用的资源、能够采用的生产方式以及能够生产的产品等也会不断地变化，各种经济事务及其间联系一次处于持续的变化过程中，当代社会正具备了这一社会的特点。在社会发展的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具有不同的活动模式与规律，不仅制度等经济事物有不同的性质，作为反映这些经济事物性质与规律的经济学，也应该具有不同的模式。这就为我们重新认识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更加令人信服的模式，为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性质开启了一扇神奇的大门。
三、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性质
之前我们提到过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制度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经济绩效的优劣。因此，它将制度作为一个极重要的经济变量引入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但根据信息经济学的历史分析方法，制度也是具有历史性的事物，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比如在信息社会和在物质社会中，制度会有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因此，在说明制度的性质和作用时，正确的做法首先应该区分制度的历史属性，根据其所在的相应的历史条件的情况，去分析制度可能具有的性质与作用。如果混淆了制度所在的历史背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然会得到扭曲的认识。而我们所了解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就恰好犯了这样的错误。它恰恰忽略了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分析中没有认清其所口口声声研究的制度是信息社会条件下才凸显出重要性的制度，而其所沿用的分析方法仍是新古典经济学那一套，然而，新古典经济学本身作为描述、解释物质社会经济运行状况的经济学理论已经趋于完美，无懈可击，正是经济学家在分析物质社会经济运行状况后所得到的经济学产物。这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致力于研究的是信息社会下逐渐凸显出来的制度的性质与作用，采用的却是适用于物质社会背景下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这无疑犯了致命的逻辑错误，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其分析方法蕴含着深刻的逻辑矛盾。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知识涌现速度缓慢为前提，而这一前提也正是信息社会经济学所定义的物质社会的本质属性，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特属于信息社会条件下的制度的性质与作用，新古典经济学已成为一种具有深刻历史局限性、已经过时的、专属于物质社会的经济学。这种分析方法顶多适用于工业革命之前那种周而复始的、以固定资源、按固定方式、生产固定产品的社会，只能用于认识专属于物质社会的经济运行模式的性质。而现代的信息社会中各种社会经济事务及其联系都在不断变化，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根本没有能力用于分析制度在现代信息社会的性质特征。
但是为什么直到处于信息社会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或者说其重要性在社会经济运行中逐渐凸显，使得人们不得不将更多的关注投诸其上？这是因为，在物质社会由于甚少有新知识出现，经济活动的环境与内容也很少发生变化，经过充分的试错调整之后，制度有充分的时间来通过相应的调整达到均衡状态，基本具有完善的、不可改进的稳定形式。即使不完善也只是暂时现象，不是经常性现象。制度一旦处于最佳状态，便不再需要变化，也无从变化，无法成为可以影响经济状况的自变量，也就不具有经济学上需要考虑的重要性。因此，在物质社会中，我们认为制度呈现出一种基本稳定的状态，可将其视为一种既定的外生变量，在这种情况下，对制度的忽略也就显得具有其合理性。新古典经济学对制度在物质社会的特征有着较为正确的认识，它对制度的忽略不是什么缺陷，而恰恰体现了这一经济学针对物质社会经济运行特征所设定的前提假设的合理性，古典经济学不应被修正，也无从修正，不修正还好，一旦修正，反而会导致整个理论体系逻辑上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一直宣称其描摹的是十分接近现实经济情况的世界，既然从此点出发，它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瑕疵，不应忽视制度的重要性，我们也就可以从中窥探到这其中的问题症结所在了。从信息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容易看到，发生这样扭曲的认识的根本原因是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实际上是从现实的信息社会角度提出的。而在信息社会中制度有体现出怎样的特征呢？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共同致力于对制度的研究。这是因为，只有在信息社会，持续涌现的新知识使得经济活动具有持续的变化性，也使制度来不及经过充分试错来达到均衡状态，由此，制度的不完善性便成为经常性的了，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制度本身并非一定是不完善的，而是相对于快速涌现的新知识、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经济事物来说，制度总是来不及调整，制度的不完善性便成为常态了，但这中不完善性并非决定性的，而是由信息社会的特征所决定的相对的不完善，而这种不完善又总是存在，就这样，在信息社会中，制度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变化、不断调整的状态之中，以期适应经济活动的变化，这是这种可变性的存在，使得制度成为经济状况主要的决定性力量之一，才引发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关注。
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的重要性的强调，是建立在信息社会的基础之上的，它所针对的制度是信息社会特有的制度，依据的现实也是信息社会特有的现实，而不是从新古典经济学中所得出的逻辑推理。由于新制度经济学过于强调把制度作为经济变量引入经济运行分析框架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而且制度的重要性又是现代信息社会中大家所有目共睹、皆能感受到的，人们一听到这样的福音，立马沉浸在这种所谓的理论创新的蜜潭中还来不及，却很少去关注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研究信息社会的制度时采用适用于物质社会的新古典分析方法是否具有理论上以及逻辑上的合理性。
四、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中的内在矛盾
既然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具有这种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那么由理论推理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站不住脚，具体体现便是它无法有效说明制度是重要的，并且难以如人们所殷殷期盼的那样，真正解决有关经济学的发展及制度问题。首先，新制度经济学无法做到真正解释制度的重要性。既然新制度经济学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无法有效说明制度的重要性，而它又没有其他的行之有效的分析工具，那么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在现实中感受到了制度的重要性，分析现代经济学必须研究制度时，其研究便缺乏相应的合理的理论依据，要么以不甚可靠的经验或本能感觉为基础，要么便建立在扭曲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在进行种种分析时缺乏相应的分析工具的创新，而只是在原先的无可挑剔的新古典分析方法上进行所谓的“修正”，在有如此严重逻辑矛盾存在的分析框架下，制度的重要性实际上得不到可靠说明，在理论上目前我们也无法相信新制度经济学者们有能力解决有关制度的问题，它在理论上是不成熟的，目前所得到的的对制度重要性的说明主要还是依靠经验上得出的，缺乏逻辑性十分严密的理论支撑，便显得有些势单力孤。其次，新制度经济学也未真正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的的理论缺陷。人们普遍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忽略制度重要性的缺陷，然而事实上，忽略制度重要性的缺陷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来说并不能算作是真正的缺陷，就算是缺陷，那也只是处于信息社会才会出现的缺陷，而且这种所谓的“缺陷”也并非指其理论设置不完善，而是由于其理论本身的历史局限性，所导致的此类问题只能从信息社会的角度加以说明。
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逻辑矛盾，归根结底在于它没有严格区分信息社会下的制度与物质社会下的制度的不同，混淆了制度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性质，从而导致了逻辑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信息社会中，各种社会经济事物及其联系都在不断变化，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经济状态，制度总是来不及做出合理的调整，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经济联系，制度也相应地需要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的重要性就得以凸显，并逐渐受到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关注，发现它是对经济状况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不可忽视的经济变量，并且发现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似乎忽略了它，因此便试图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相关修正，从而弥补其缺位在信息社会的不足，但是由于其并不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性质，受新古典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影响，没能及时更新其分析工具，并且也并未注意到制度的重要性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会有不同表现，更不知道这种重要性是由信息社会的特点引起的。因此，当它将制度因素的忽略简单地理解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完善，试图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进行弥补，就注定了它无法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现代社会中的经济以及制度问题。（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袁葵荪：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经济学的现代基础[m].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袁葵荪：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与重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3]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4
经济学本质篇9
论文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批判了“国民经济学”中劳动者非人化的观点，揭寡了“国民经济学”与道德时立的假象，强调了劳动者物质与精神需求的合理性，进而肯定了经济发展对道德进步的促进作用。该经济伦理思想对于克服当下的拜金主义与物欲膨胀的道德困境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经济伦理—以特殊的视角解读《手稿》
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具有双重含义，既有经济学视野中的伦理研究，也包括伦理学角度下的经济研究。在这里，经济伦理主要指调节经济生活中人与人关系的道德规范，以及对经济制度、经济秩序、经济范畴、经济活动的合理性、正当性进行评价的道德价值观。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是对斯密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超越，在他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著述中蕴藏了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本文试图就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经济伦理思想谈谈一孔之见。
《手稿》是马克思第一次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考察，并初步阐述自己新的经济学、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一部早期文稿，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以往对《手稿》的研究大多注重于其哲学思想的研究，而对其中经济伦理思想解构不多。马克思在《手稿》中，主要从异化概念入手，系统考察与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阐述其经济观，从而反映了其对经济研究取得的成果。《手稿》虽不是一部专门的伦理学著作，但马克思的经济伦理思想在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流露出来，并表明了马克思最基本的伦理诉求。经济伦理视角的圈定，会有助于对其研究的深化，并彰显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手稿)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体现
《手稿》是哲学手稿，又是经济学手稿，是对“国民经济学”的专门批判，在此过程中就自然涉及了道德与经济的关系，因此，其经济伦理思想便集中表现在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资产阶级实质和伪善面目的揭露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与道德的矛盾对立的批判。
(一)对国民经济学的道德批判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是和对国民经济学的道德批判交织在一起的。所谓国民经济学，马克思指的是站在资本家立场上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经济理论，同时包括从道德方面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把劳动看作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并把这本质归之于人本身是对的。但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劳动者的非人化状况理应如此，因为人只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资本就是人的生命，而资本的本质在于追求利润。国民经济学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科学，它在发展过程中必定抛弃“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我活动等等”的伪善性，而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国民经济学”是敌视人的，是以符合私有财产及其增殖为标准的。
“不言而喻，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即既无资本又无地租，全靠劳动而且是靠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这表明，在国民经济学的视野里，人不是有着肉体和精神双重需求的自然人，而只是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利润的“工人”，除了有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为限度的物质需求外，别无所求。“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即处于这种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都是些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而只在其他人眼中，在医生、法官、掘墓者、乞丐管理人等等的眼中才存在的人物;他们是一些在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幽灵。所以，“对人的漠不关心”是国民经济学最本质的特征。马克思在此从“国民经济学”对人的态度揭示出它是违背人性的、不道德的。
马克思还尖锐地揭露了“国民经济学”与道德对立的假象:“国民经济学和道德之间的对立本身不过是一种假象，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着道德规律。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表述了“国民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反映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另外，马克思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即资产阶级经济伦理观在财富增长与消费的奢侈和节约问题上的禁欲主义以及服从于资本增值的实质。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是一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一门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的禁欲主义的科学，它告诫资本家如何增殖财富，但对只是机器的工人来说则是如何节约资本的问题了。“国民经济学”对工人进行道德说教，在它看来，工人是没有感觉、没有需要、也不需任何享受的存在物。“工人完全像每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工人的任何享受要求，任何奢侈都是不可饶恕的。马克思嘲讽这种所谓的道德的科学:“国民经济学，尽管具有世俗的和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克制生活和克制人的一切需要。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的这种关于禁欲主义的道德说教不但是对工人的非人化状况的肯定和确认，同时也是对资本家非人化的肯定和确认，资本家的生活活动和人性被资本剥夺。它要求资本家要尽量少花钱只是为了更好地发财，更多地占有。因此，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下，“挥霍和节约，奢侈和困苦，富有和贫穷是划等号的。“国民经济学”关于奢侈和节约的争论实质上都是在道德上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作辩护，二者本质上是相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节约和挥霍都是受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制约的。
(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矛盾对立
关于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关系，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经济发展对道德进步的促进作用。在《手稿》中，他热情洋溢地赞美了工业的力量:“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能在总体上、在其人性中存在;因此，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自己的实践活动的产物。这就是说，经济本身的发展并不会阻碍道德进步，并且，只有通过经济的发展，道德进步才能获得相应的物质基础。但是，马克思转而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悖论。“这种经济制度注定人们从事如此低贱的工作，处于如此悲惨和痛苦的境地，相比之下，野蛮状态也犹如王公的生活了”。
在《手稿》中，马克思以其异化劳动理论从宏观上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全部经济生活的非人化和反人道性质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他认为，劳动异化不仅使工人非人化和不道德，也使资本家不道德和非人化。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的最重要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原则除了个人主义之外就是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它使资本家的人性也异化了，因为他们的生命和人性被发财欲全部夺去，使人成为物的奴隶。一切行为、需要的满足与享受都要服从于资本和利润，因此必然带来禁欲主义的道德说教。这不仅不能使人生获得幸福，更是不人道的。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使得人的需要异化为对货币的需要，使人的道德水平滑落到了谷底。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追逐最大的利润，搜取最大数量的货币。因而，人的丰富多样的需要被简化为货币的需要，“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要。有了货币就有了一切，所以，人的一切道德都荡然无存。“货币的特性就是我—货币持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决不是由我的个性来决定的……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所以，其持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所以，其持有者也是善的。此外，货币还使我不必为成为不诚实的人伤脑筋，我事先就被认定是诚实的。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货币这种颠倒黑白的力量的描写，尤其生动地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性和腐朽性。总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悖论。
三、(手稿)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经济学本质篇10
关键词：本科院校；专业教学；经济类
作者简介：谢梅芳（1975-），女，福建福州人，闽江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财务管理理论、农业经济。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6.71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6-166-03
处于我国高等教育教学体系中核心层级的本科院校教学，承担着向国家和社会输送优质人才的主要任务，本科教学的质量保障与未来发展远景是关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因素之一。目前，我国处于知识经济飞速发展与社会进一步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需要大批高素养、多学科、应用性的专业人才，特别是具有深谙经济发展规律、具有扎实经济类专业的高级人才，因此，本科院校经济类专业的教育教学便显得格外突出和重要。继“211工程”、“985工程”和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之后，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教高〔2011〕6号），为本科院校的持续稳定发展给予了重要的政策保障。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的重要力量，本科院校每年为所在地区输送了大批经济类专业人才，他们构成当地经济建设影响力的重要一极，成为各企事业单位发展的中坚力量。
一、经济一体化下经济类专业本科教学面临的挑战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与知识经济的快速增长，整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是国家发展与人才培养不可规避的问题。经济一体化包括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个层面，其中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各国经济之间彼此相互开放，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有机体；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是指通过降低各方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贸易自由度，实现要素、产品的自由流动，达到资源的一种优化配置。[1]在此背景下，经济类人才培养在高等教育体系中重要性日趋明显，同时，传统经济类人才培养模式也面临诸多挑战。
（一）多学科交叉背景下的课程体系重构
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将世界各国拖入一个不可分割的球形体里，任何国家、任何个人都不再是封闭发展的个体，体现在经济类专业教学上，高等院校必须以宽阔、长远和高效的发展眼光进行专业开发与课程设置，其中多学科性是专业培育中的最突出特征。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一员，我国必须遵守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遵守相关的国际法规和国际惯例，同时也要运用这些法规和惯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需要向学生传授基本的法学知识；信息技术的更迭换代使世界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地球村，经济类专业依靠信息网络改善自身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效率；数字是经济类专业人才赖以生存的基本技能，特别是一些以数理模型为基础才能开展的微观金融学、金融工程学，数字应用能力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除经济学知识与法学、信息技术、法学等知识进行交叉教学外，经济类的专业课程还要整合人文学科等众多知识，不仅将学生培养成为专业人才，更要将其培养成为综合型、复合型人才。
（二）新学生特征要求下的教学方式转变
目前，我国本科院校学生基本处在“90”后，他们具有鲜明的思维特点和认知特征。在思维方面，他们思想前卫、观念超前，特别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他们对事物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具有超前的成熟和缜密；在认知方面，他们智商高、创造力强、具有较强的认知和运用新事物的能力。[2]同时，他们在学习知识时，具有很强的叛逆意识和功利思想，需要高等院校与专业教师的正确引导。“90”后大学生有着以往世代大学生不同的性格特质，这决定高校在具体教学实践中不断转换教学方式。传统单一的、僵硬的教学方式和手段越来越无法满足和适应现代学生的发展需求，如何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是包括本科院校在内的各级各类高等院校思考的重要问题。现代大学不再是封闭的象牙塔，高校教学不能局限于课堂和校园，经济类专业教学需要将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增强与企业的互动与合作，促进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知识也是本科教学中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当前地方本科院校经济类专业教学的现实困境
（一）教学观念滞后，教学内容与实践脱节
经济类专业是与社会相伴相生的专业，具有明确的促进社会发展、服务地方经济的基本功能。我们培养高层次、高质量的经济类实用型人才，必须具备国际化的视野。目前，由于国家在政策上、制度上、经费上投入的不足，使众多地方性本科院校缺少优质的师资培训机会，加上教师队伍在学历、资历以及专业水平方面的限制，导致教学观念陈旧，不能在教学内容上加以改革和创新，缺少主动将课程开发与最新的专业发展动态进行有效地结合起来。我们处在知识快速更替的时代，高校教学内容应走在经济发展的前端，成为社会发展的引领者，然而事实往往事与愿违，一些学生在高校中学习到的知识，当走入社会往往成为无用的陈旧品，面对新工作往往要重新学起。从我国目前经济类专业设置与课程建设取得的成就来看，尽管比以前具有一定程度的更新，但真正从理论体系上全面更新经济类教学内容，增加实践内容的份额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专业设置的呆板与课程内容的陈旧，使得地方本科院校经济类专业发展缺少活力，不仅不能和国际高校同等专业相比，甚至被国内重点大学的相关专业抛在后面。
（二）教学方式单一，学生主体地位缺失
教育教学改革是我国教育领域一直倡导的重要思想，如果说在基础教育中取得良好效果的话，那么在地方高校本科教学上却存在诸多问题。目前，我国经济类人才市场出现严重的供需脱节现象。一方面，众多本科院校的经济类人才严重过剩，另一方面，符合企业需求的实用人才却又相当缺乏。究其原因，包括经济类专业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仍未摆脱过去传统的教师、课堂、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如不能充分利用案例教学、小组讨论和实际调研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等。教师机械式的填鸭教学严重损伤了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造成学生在教学中主体地位的严重缺失。现代教学应是教学相长理念的充分贯彻，应是教师与学生共同发展的重要平台，但是在现实教学活动中，不仅学生关键能力没能得到充分彰显，教师教学经验往往未能得到预期性地增长。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来说，在生存与发展空间日益狭小的情况下，需要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经济类人才增强国家整体的竞争力。因此，从根本上改善传统教学方式，充分调动学生主体能动性，走出一条具有专业特色的教学模式是增强地方本科院校社会贡献力的重要途径。
（三）课程定位模糊，地方服务功能不足
目前，我国许多高校的学生培养方案，自从专业开设后，基本没变过，教学计划陈旧，课程设置不合理，缺乏灵活性。[3]其中课程定位模糊是课程设置的主要问题，体现在经济类专业上，众多地方本科高校在课程定位上前瞻性不强和专业性不足是制约专业发展的两大因素。前瞻性不强主要表现在高校不能依据国际或国家经济发展态势、行业信息来进行课程设置和定位，往往造成课程跟着行业跑的被动局面；专业型不足主要是指高校经济类课程包含内容过多，重视专业通识性的同时，却忽视了专业性。地方本科高校以服务地方经济为主要发展基础，特别是对于实用性和应用性较强的经济类专业。加强与高校所在地区的互动，促进与企业的有效合作交流不仅是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当地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从我国地方本科院校经济类专业教学现状来看，教师与学生实践能力严重缺乏。由于地方高校没有诸如省部级高校严格的评估体系，教师仅仅满足于教学与科研工作，而与企业之间的互动较少，获得行业发展信息的路径也较为狭窄，仅依靠原有知识储备和教学经验维持教学现状。教师知识与技术的老化，进一步影响到学生知识水平和能力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这种与地方发展、行业发展等完全割裂的教育教学行为，不仅使高等教育社会服务功能无从体现，也影响到经济类后备优质人才的培养。
三、地方本科院校经济类专业教学的出路与思考
经济类专业是一门致用学科，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作为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基本要务的本科院校，应不断规避现有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结合地区实际、高校情况与专业特色，在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框架下，进行最大程度的改革与创新，培养更多观念新、能力强、素养高的国际化经济类专业型人才。
（一）构建和完善本科院校经济类专业学标准
本科教学质量标准主要是指由公认机构制定和批准的，关于本科教学活动或活动结果并反映本科教学质量的指标和参数的规范性文件。[4]本科教学质量标准不仅能对高校教育教学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也能起到重要的评价和管理作用。目前，我国还没有明确出台一套针对地方本科院校经济类专业教学的质量标准体系，因此，构建和完善该套体系应成为我国未来本科院校建设和评估的重要内容之一。制定本科院校经济类专业学标准，应遵循质量标准应与高校自身办学和人才培养目标一致的原则，即国家相关质量标准的出台应充分考虑地区差异、高校差异与专业差异，在标准体系不失原则性的情况下，增强其弹性机制。同时，本科院校经济类专业学标准应正确合理。合理的教学质量标准期望是提高高校教学质量的前提和减少教学质量固有误差的关键。[5]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在衡量地方院校本科教学质量标准时，既要使其满足一般的学术标准，也要建立正确的教学质量期望，并根据社会与行业的不断变化来调整这种标准与期望。专业学标准的构建是规范我国地方本科院校教学的基础环节，只有在该标准体系下进行本科院校教学改革，才能对我国本科层次的经济类专业人才培养起到良好的制度性保障。
（二）完善以现代经济发展为核心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现代经济发展需求是我国各级各类高等院校经济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地方经济类人才输出机构的生力军，本科院校在教育教学中，必须逐渐祛除与现代经济发展要求不相符的各项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加强本科院校教师驾驭观念提升基础上，彻底转变我国经济学科以传统经济学为主的教学思路，在不断创新经济分支学科的基础上，构建新型经济学教学观。在具体教学环节中，确立“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并将之贯彻于实践，突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能动性；第二，学术型与应用型课程同时并举。高等教育具有教学、科研与服务的三项基本功能。诸如国际金融、国际商法等理论性课程应保证其学术性特质，注重理论宽度与深度。而如公司融资、金融机构经营与管理、投资理论等微观类课程，应突出其应用性、操作性和前沿性等特点，通过多种教学手段，培养学生对业务知识的感性认识，增强理解应用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第三，注重经济类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调节市场运行和交易行为的最重要制度基础就是法律。[6]因此，进行建设符合现代教育与现代经济双重标准的本科院校经济类专业，必须融合以法学、数学、统计学等多门类、多学科知识。
（三）积极打造观念与专业双重过硬的高校师资队伍
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形成办学特色的重要途径。各类本科院校应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提升教师教学理念，如研讨会、学术报告、实地调研、校企合作等多种方式，打破教师原有的工作和生活范畴，增强教师的社会性和复合型特质。在专业水平提高方面，各类本科院校应积极鼓励通过学历提升、校际访学、在岗培训、科研合作等多种手段提升教师综合素养。由于经济类专业特有的实践性和应用性，高校应鼓励教师参与本地区的经济建设工作，如参与社会兼职、承接社会项目等方式，使教师的发展真正融入到本地区的社会发展中。在本科院校师资队伍建设中，应贯彻“走出去、请进来”的师资培育策略，在鼓励高校教师外出学习和培训的同时，积极引进海外杰出人才或留学人员，将国际先进的经济理念注入到高校整体发展中来。在师资培育的同时，各类本科院校应完善自身的教师奖惩制度和制定防止优秀教师流失策略。通过实施奖惩制度，激发教师教学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通过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制度留人等多种手段保证教师队伍的长效稳定。
（四）充分借鉴国外本科院校经济类专业建设的经验
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本科院校经济类专业教学的有益经验，是促进我国相关专业教学质量提高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先进的教育理念、完善的学科体系、灵活的培养模式、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欧美国家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形成了教育与产业间的良性互动和循环。我国地方本科院校在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结合本校实际、专业特色，将国外有益办学经验整合到高校整体建设架构中。例如，澳大利亚高校会计专业在学位种类方面，具有单一方向和双方向两种，学生可根据自己未来的职业设计或理想选择不同的学位课程进行学习，以满足社会或企业中不同职业的实际要求。[7]诸如此类的国外高等院校办学模式为我国经济类专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模板，各类本科院校根据自己实际需要“各取所需”。在借鉴国外本科院校经济类专业建设经验的同时，要重点明确两个问题：第一，借鉴国外高校办学经验，必须以充分了解本国、本校的实际情况为基础，避免外国经验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第二，借鉴国外高校办学经验，必须以科学的精神、务实的态度将有益经验落到实处，避免流于形式、拿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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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李瑞林、骆松华.区域经济一体化：内涵、效应与实现途径[J].区域经济问题探索，2007，（01）：52-57.
[2]张宝君.90后大学生心理特点解析与对策[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04）：111-114.
[3][6]杜英娜、乔立娟、王文青、王秀芳.金融国际化环境下金融学专业本科教学改革路径[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07，（12）：5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