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科学评估篇1
八年级物理课程是青少年学生在《小学科学》教育的基础上接触的第一门现代科学课程。对于增强中学生科学兴趣、科学意识及对科学的探索能力意义重大。因此，在物理教学中对中学生的科学精神进行评估，运用正确的培养策略提高学生的科学精神正是素质教育的核心。
1科学精神的内涵
科学精神是指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是一种贯穿于科学活动之中的基本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科学知识中的思想和理念的体现。科学精神作为人类文明的崇高精神，它表达的是一种敢于坚持科学思想的勇气和不断探求真理的意识。科学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科学精神则是发展科学事业的必要条件。因此，科学精神包括求实精神、实证精神、探索精神、理性精神、创新精神、怀疑精神、独立精神和原理精神等。
2科学精神教育的现状
2011年新颁布的物理课程标准，把科学精神的培养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度。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科学精神的培养还是被弱化和边缘化了，究其原因，在于：①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知识和方法的传授，忽略了科学精神的培养；②受教师本身因素的影响，科学精神教育观念淡薄，同时自身科学精神素养不够，不能有效地挖掘课程资源中的科学精神素材，用来对学生进行教学；③学生受中考和高考指挥棒的影响，只注重分数，不注重能力和科学素养的锻炼和培养。由此造成中国学生科学素养欠缺，探究能力、想象力和创新能力较弱即科学精神比较欠缺。
鉴于以上状况，在物理课中对学生进行科学精神的培养势在必行，这既是课标的要求又符合时代的发展方向。针对八年级物理是初中物理的起始课，更是物理科学教学的启蒙课，在教学中如何渗透科学精神的教学，首先要对学生已有科学精神的认知水平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制订出合理的策略，运用正确的方法，从而形成有效的教育模式。
3八年级学生科学精神学前评估及分析
八年级学生在小学科学课中已经接受了科学教育3年，需要对他们科学精神的理念处于什么状态，作出正确的评估和判断。为此，我们做了八年级学生学前科学精神的评估，以便为初中物理科学精神培养提供依据，使科学精神的培养有的放矢。我们在依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心理趋势、社会阅历、已有知识水平的基础上，做了科学精神评估试题，进行了调查评估。
中学生科学精神评估试题
1．你最感兴趣的小说类型是（）
a．通俗小说
B．武侠小说
C．科普小说
D．漫画小说
2．如果你去上海你最想去下列哪个景点（）
a．东方明珠电视塔B．上海外滩夜景
C．城隍庙
D．上海科技馆
3．你认为魔术表演中魔术师有特异功能吗（）
a．有
B．没有
C．应该验证
D．不能确定
4．你认为中国气功能达到力大无穷、隔物透视、传递能量、飞檐走壁、包治百病的功能吗？（）
a．可能
B．不可能
C．随着科学的发展可能达到D．不能确定
5．市场上卖的一种可以提高智力的药品，你听说以后，作出的判断（）
a．买
B．听听别人使用的效果再决定是否要买
C．看周围同学是否都使用
D．坚决不买
6．两块磁铁放在一起相互吸引（）
a．正确
B．不正确
C．不能确定
D．用实验验证
7．教师布置作业，由学生自由分配5人一组做手工制作，下列选项中最理想的排序方法是（）
a．推举小组中能力最强的完成1件手工制作，作为本小组的作业
B.5人分工共同完成作业
C．每人完成1个作品，选取最好的作品
D．复制已有作品，共同完成，作为本组的作业
8．对自己买来的玩具，你会拆开玩出新花样，还是保持玩具的完整，长久使用呢？（）
a．所有的玩具都会拆开，并玩出新花样
B．简单的玩具会拆开，难的不会
C．一般不会拆玩具
D．从来不会拆玩具，保持长久使用
9．老师说时间如流水，一去不复返，一同学说时间像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复返，以下有4位教师的批语，你认为哪个正确（）
a．该学生不安分
B．该学生表达有新意
C．该学生表达正确但用词不当
D．此学生无可救药
10.假如时光倒流，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和政治家回到远古最终生存下来的是谁（）
a．艺术家
B．企业家
C．科学家
D．政治家
说明：第1、2小题测试学生对科学的兴趣。
第3、4、5小题测试学生能否用科学观分析生活中的一些伪科学的现象。
第6小题测试学生对科学实验的分析能力，是否具有科学实证精神。
第7小题测试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
第8、9小题测试学生的探索意识和求异精神。
第10小题测试学生对科学价值观的认识趋向。
试卷调查分析：本试卷题目是作者根据八年级学生心理特征和认知程度所编写的，其目的是测试学生的科学精神，没有学科偏重意向，在学生回答试卷时没有任何心理暗示，观察学生自然状态下的心理趋向。在回答试卷时能真实的表现出学生的认知状态，评卷时根据学生的认知状态可以得出不同的分值，合理的表现出学生科学精神的素养。参试学生为全体八年级学生，我们结合学生各学科成绩上、中、下随意抽取30份试卷作为样本标准进行分析，其成绩分布如图1所示；学生每小题平均得分如图2所示。
从图1表现出的现象说明，学生的科学精神表现与平时各门功课的热情、能力、方法有着密切联系，学生掌握知识的能力越强，说明他们对知识的感知能力越强，对获取知识的欲望越强，因此表现出的科学精神的素养较高。但是也有个别学科成绩低的，其对科学认知比较高，说明科学精神素养还与其他因素有关，如与爱好、幼时家庭教育、关注科学的程度等有关，因此科学精神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
由图2说明l、2、10题得分较低，说明学生对科学的兴趣不浓，对科学价值观的认识还处在比较低的水平。3、4、5得分也比较低，说明学生由于知识水平有限，对社会上一些伪科学的现象，还不能准确分析。6、7、8题得分较高，说明学生经过小学三年科学课程的教育，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科学分析能力，对科学的实证精神、团队合作意识都有较强的认识。9题分值也较差，说明学生的求异和创新意识比较低。从以上综合分析可知，学生的科学精神综合水平还比较低，在物理教学中要进一步加强科学精神的培养，为此，我们提出以下策略。
4利用物理学科资源培养学生科学精神的策略
初中物理课程资源包括社会资源、教本资源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挖掘这些资源中的科学精神素材，并将其渗透到教学过程中，从而使初中物理教学富有人文特征。
4.1依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培养学生科学精神
八年级物理教育是物理科学教育的启蒙阶段，学生对物理充满浓厚的兴趣和神秘感，因此在教育过程中要根据学生的心理趋向和可塑性强的特点，着重培养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和科学的价值观。
4.2运用物理课本资源培养学生科学精神
物理科学教育的目标是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在教学过程中不但要给学生传授物理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还要渗透科学精神的培养，在课本资源中挖掘培养科学精神的素材。例如通过物理发展史的发掘，使学生感知到物理学上每一个重要发现，都推动着人类的发展，是人类发展的里程碑。在对物理科学家科学品质的挖掘中，不但要注重对学生品格和目标的教育，而且要注重对物理学家所表现出的科学实质精神、科学传承精神、科学求异精神的教育。在课堂教学中要用先进的教育方法进行探究性教学，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4.3运用社会资源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由于物理教学的特点，物理来源于生活走向社会，因此，要把学生科学精神的教育拓展开，可使学生利用图书馆、科技馆、农村、工厂等社会资源，以及在实践中获得的物理知识来充实自己，感知科学的魅力，还要使学生认识到科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而形成正确的科学价值观。
4.4运用教师的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教师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引导者，教师科学精神理念的认知程度，直接影响到教学过程中学生形成科学精神素养的水平，因此，教师要加强自我科学精神素养的提高。
生物科学评估篇2
危机评估是指在危机管理工作完成后,通过危机预警、危机处理、危机恢复过程的考察调查没通过大量的反馈信息,分析出危机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汲取经验教训,以便将来的危机管理工作高效开展。
2危机评估的重要性
当前我国在危机管理工作过程中,习惯性的将危机恢复阶段作为危机管理工作的结束,导致了我国危机管理经常会犯重复性错误,无法保证连续性,危机评估作为危机管理的过渡,可以最大程度上积累危机管理的先进经验,先进经验的广泛应用使发生的错误可以及时总结,汲取教训,应用到未来其他的公共危机管理中去,以最大程度上避免管理决策失误,提高管理的效率和实现理想效果。
开展危机评估可以刺激组织主动开展变革,通过对危机事件的发生原因,以及危机预警、危机处理、危机恢复的过程进行详尽分析,总结经验,以保证政府适应社会环境的新变化,从组织系统内部自身、技术手段、系统方法、人员等方面进行改进,从而使政府能够保证创造力和生命力。
3危机评估存在的问题
3.1危机评估的重视程度不够
当前我国在危机管理过程中过于重视危机处理、危机恢复阶段,我国各级政府会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来危机事件的处理以及危机发生后秩序的维护,危机管理人员的意识较为落后,对危机评估的好处、真实作用认识不到位。
3.2危机评估建设不完善
当前,我国尚未建立专业的评估机制以及构建科学的、完整的评估指标,对于关键性的评估指标构建较为模糊,而且我国危机评估的方法不科学,过于重视定量方法,忽视定性的方法,导致我国在对危机管理进行评估时都无从下手,危机评估建设停滞不前。
3.3公共危机管理机构的障碍
我国危机管理机构的建立对于危机评估产生了障碍,我国危机管理机构是从各政府机构中临时抽调出的人员组成的,一旦危机处理工作完成之后,临时机构面临解散,机构人员要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中去,管理过程中积累的工作经验无法保留,并为其他危机管理提供先进的科学指导。
3.4评估主体单一
危机评估的主体来自政府体制内的上级领导,缺乏社会公众以及社会专业的评估机构的参与,导致评估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倾向性,结果过于主观,会产生一定的保护性而隐藏危机管理过程中暴露的问题。
4wSR方法论
wSR方法论即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在wSR系统方法论中,物理指涉及物质运动的机理,通常回答物是什么的问题,物理追求的是客观性、真实性事理指的是做事的道理,主要解决如何去安排,回答怎样去做的问题,事理追求的是科学性、准确性人理是指为人处事的道理,回答最好怎么做的问题,人理追求的是协调性、可靠性。人理也体现在对物理和事理的影响上,处理任何事和物都离不开人去做,人理是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核心,物理、事理、人理的共生共长实现系统的集成。
5wSR方法论与公共危机评估的关系
5.1物理维度
在危机评估过程中,物理包括危机事件的根本性质和特征的准确认识,危机预警、危机处理、危机恢复过程中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信息和数据,在这阶段中,要保证客观性和真实性。
5.2事理维度
在危机评估过程中,事理包括所用的定量与定性方法,评估的指标体系和模型,在事理维度中,要保证最科学的评估方法,合理的评价指标,如何做到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有效结合,在这阶段中,要保证科学性与准确性。
5.3人理维度
在危机评估过程中,人理包括评估的主体、评估的参与者、危机的受害者、危机的管理者等,所有干系人在整个评估过程中的协调,在这阶段中,要保证可靠性与协调性。
6wSR方法论应用于公共危机评估的可行性分析
公共危机评估阶段尽管只是公共危机管理的一部分,但危机评估是对预警阶段、处理阶段、恢复阶段的不同阶段点进行评估,在此过程中,需要对危机事件的性质和特征,公共危机事件爆发的原由,不同阶段的相关信息和数据有清晰的人事和准确的把握;并需要选用科学的危机评估方法,合理的危机评估指标体系,适用的模型,从技术手段上保证危机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在整个评估过程中,评估干系人的作用至关重要,无论是对危机事件的性质和特征的判断,相关信息和数据的收集,还是评估方法的选用、模型的选择、指标的建立都有人的因素,所以人对于危机评估的影响至关重要,人的协调可以不同程度的左右危机评估的结果,协调关系同样贯穿于整个评估过程。所以,要避免干系人的主观倾向,保证危机评估的协调性和可靠性。这三个部分都与wSR方法论的思想不谋而合。wSR作为一种研究思路,对于处理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科学之处就在于考虑物理和事理的同时,加入人理这一维度,使得危机评估立体化,达到知物理、明事理、通人理的目的,从而系统地、分层次地来对危机评估进行科学研究。
从这个角度来看,应用wSR系统方法论,在传统方法的基础上,充分重视人理的作用,依照物理、事理、人理三个维度,使危机管理立体化,最大程度上提高效率,增加效益,从而实现系统、完整、分层次的公共危机评估,是完全可行的。wSR方法以物理完善事理优化人理协同的思维方式促进和引导公共危机评估向真实性、科学性和可靠性迈进。
生物科学评估篇3
资产评估学是一门利用经济学等基本原理，以提供交易资产价值尺度和价值信息为核心，通过一系列分析方法手段和执业标准对资产价值进行专业判断并发表专业价值意见，从而为特定交易提供价格决策参考依据的应用型学科。资产评估的学科依据问题，即资产评估究竟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直接关系到资产评估学科的理论框架、体系构建与发展方向，因此一直是资产评估理论界普遍关注和争论的焦点问题。本文重点围绕独立学科的界定标准，对资产评估的学科依据进行论证。
一、独立学科的界定标准
对于独立学科的界定标准问题，学者们进行了较多的理论探讨。例如，张敏（2000）指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其标志是发现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形成明确的学科目的和独到的研究方法。吴国盛（2002）认为：“一个学科之所以成为学科，就在于它有自己独特的范式”，此种范式有观念层面和社会建制或社会运作层面两种，其中社会建制方面的范式建构，“其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它包含学者的职业化、固定教席和培养计划的设置、学会组织和学术会议的制度的建立、专业期刊的创办等。”张永和（2005）提出：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应该有自己的纯粹性或学术根据地。只有学科的纯粹性存在，它才可能有别于其他学科。准确把握自己的研究范围，是学科存在的前提。辰目（2006）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具有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和知识构成，具有完善的课程体系，具有培养目标明确的专业方向。陈江波（2007）认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需要如下几个要素：一是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领域，即这门学科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具有特殊的规律。二是理论体系，即形成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构成严密的逻辑系统。三是研究方法。而保证学科的发展要求有良好的学术梯队、优秀的学术带头人、现代化的实验室与研究基地、科研项目、立足学科前沿的科学研究方向、规范有序的学科管理制度等。郭翠菊（2010）提出：学科独立的标志往往就是作为一门科学诞生的开始，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它产生的标志性著作，这本身就是一门科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的宣言，如同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宣告其降生一样。
综合上述学者观点，不难看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可能涉及几个方面，即一门独立的学科需要具有独特的：①研究对象；②研究范围；③研究方法；④学科目标；⑤理论体系；⑥教育体系；⑦课程体系；⑧培养计划；⑨专业方向；⑩学会组织；专业期刊；标志性著作等。其中，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是获得最普遍认同的前提条件，可视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的基本前提；而独特的学科目标、理论体系、教育体系、课程体系、培养计划、专业方向、学会组织、专业期刊、标志性著作等是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及的前提条件，可视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的一般前提。
二、资产评估的学科依据之基本前提
（一）资产评估学科的研究对象
资产评估的最终目的是在分析资产运营环境与资产本身特征的基础上，对特定时点及约束条件下的资产价值进行估算，为交易方提供一个基础价格尺度和价值咨询意见。因此，资产评估作为价格发现机制的补充，为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提供支持，是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中介服务业；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资产评估的重要性愈发突出。可见，资产评估主要回答的就是资产价值“是什么”的问题。而资产评估学科作为应用经济学科中的年轻学科，正是一门研究经济活动中的资产估价活动及其内在规律的学科，在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研究对象涉及资产估价活动及其内在规律的方方面面，小至资产评估的定义、特征、功能与作用、评估对象、评估目的、价值类型、评估依据等基本理论知识，大至资产评估的实务操作、风险管理、法律责任、职业道德、人才培养与行业管理等。这些独立的、确定的研究对象是其他相关学科无法替代的。
（二）资产评估学科的研究范围
客观事物是极其复杂的，某一现象领域的事物，有时为几门学科所共同研究；这些不同的学科，从不同角度去研究该事物矛盾的不同方面。资产评估作为一门应用型很强的学科，与会计、审计、统计、金融等应用经济学科存在部分研究范围的重叠交叉，但它们又有各自不同的理论体系和操作方法。与此同时，在资产评估学科的特定范围之内，还可以划分成若干个分支。首先，根据研究内容的地位和作用，可分为资产评估理论研究、实务研究、管理研究等。其次，根据资产类型和交易类型，可分为机器设备评估、房地产评估、流动资产评估、长期投资评估、无形资产评估、资源性资产评估、企业价值评估等资产类评估领域；又分为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税基评估等交易类评估领域。第三，根据资产评估服务的领域，可分为服务于产权市场的资产评估、服务于资本市场的资产评估、服务于会计核算领域的资产评估等。
生物科学评估篇4
【关键词】农业气象灾害影响评估发展趋势
一、国内农业气象灾害的评估现状
农业气象灾害对农业造成的破坏和影响主要是依据农业气象灾害指标体系对其进行评价的，我国的学者通过多种控制条件、实验和对气象灾害数据的统计分析，逐渐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气象灾害指标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各种农业气象灾害评价的数学模型，使我国的气象灾害逐渐由定性评价向定量评级进行转变。其中，主要的研究对象包含洪涝、干旱、台风、暴雨、寒潮等农业气象灾害。目前，我国国内外对农业气象灾害的评估内容主要有灾害风险区划及管理、人类社会经济损失和作物产量损失等，评估的模型主要有灾害风险评估、作物模型评估和综合模型评估。
1.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
灾害风险分析最早起源于国外，分析领域主要集中在重大自然灾害和经济领域，而对农业气象灾害的风险分析相对较少，起步较晚，我国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分析，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主要是通过灾害影响评估的风险化、数量化技术和方法，构建风险评估的技术体系，主要内容包含了气象灾害的风险分析，后期的跟踪与评价，灾后的评估以及应对的措施等等。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是一项综合性的、多因子的评估分析工作，主要涉及对气象灾害的危害性、危险程度，对灾害的预测、承载体系的承受能力以及降低灾害措施的分析等方面。
2.农业作物模型评估
目前，在国际上的农业作物模型评估类型比较多，例如澳大利亚的apSim模型、美国的DSSat模型、荷兰dewit学派的系列模型等，而我国目前采用的主要是CCSoDS模型。该模型主要面向国内的农田管理者以及农业管理者，具有通用性和机理性的特点，经实践证明，在气象灾害评估方面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能够提供作物的优化栽培体系。
3.综合模型评估
综合模型评估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有灾害的覆盖面积、灾害的强度、农作物对灾害的敏感度、农作物的防御能力以及当地在某一时间段所拥有的生产力水平等，在此基础上构建气象灾害评估的指标体系，然后通过模糊数学方法、回归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以及灰色聚类分析和Bp神经网络等方法的选择与利用，建立农业气象灾害的综合评估模型，以此实现对农业气象灾害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目前，我国的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根据当地气象灾害和农业发展的实际，对综合评估模型进行创新和发展，确定了科学的评估手段和方法。在该模型中，农业气象灾害定量评估主要依据对农作物受灾后产量的损失评估，农业部门主要是计算受灾面积、成灾面积和绝收面积对粮食的损失。
二、国内农业气象灾害评估的发展趋势
1.农业气象灾害评估中将加强作物模型的应用
农业作物模型主要是对农作物的生理过程和土壤、气象等一系列影响因素进行数值模拟，把农作物的成长过程进行模拟再现，对农作物的生长过程与环境因素的相互关系做定量的描述，这对于农业气象灾害的评估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基于作物模型的特殊作用，在我国的农业气象灾害评估系统中将会得到广泛应用。从作物模型的发展来看，将依据简单、精准、大众化为基本准则，研究方向将有专业的上层研究转向基层的广大生产用户。农业评估模型也将结合数学模型融合专家知识模型，最终建立成综合系统的评估专家系统，实现作物模拟的专业化和可视化。
2.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随着经济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新的理论和方法都将被引入到农业气象灾害的风险评估体系中，并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首先，通过农业灾害相关机理的研究，对于承灾体的易损伤性、致灾因子的不稳定性以及区域防灾能力的脆弱性将得到深入分析和研究。其次，因为不同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不同类型的气象灾害，而在风险评估过程中不同的风险因素的影响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同的风险模型评估和风险指标体系的看法也是千差万别，这就导致风险评估结果的不统一，所以，通过不断构设标准统一的风险评估体系，在未来的风险评估指标和风险评估模型的标准方面会得到进一步的统一和规范。
3.农业气象风险综合评估技术将朝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农业气象灾害是受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的，然而在对农业受灾损失进行定量评估时，一般都比较看重给农业带来的经济方面的损失，对于生态环境、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损失关注力度不够。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业气象灾害评估将朝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与之相配套的风险综合评估技术也将出现多元化。对于气象灾害的影响，除了灾害性天气之外，植被地标状况、区域地形结构等也成为气象灾害的影响因素。综合来看，农业气象灾害评估将发展成为地面监测与3S技术相融合的一体化的灾害评估系统，对农业气象灾害进行全面评估。
三、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我国农业气象灾害评估的现状分析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可以看出，我国要不断加强对农业气象灾害的评估与相关作物模型的分析研究，切实提高农业生态环境的气象保障能力，使作为我国基础性产业的农业能够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为我国这个人口大国提供可靠的保证，这也是我国能够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的先决条件。只有加强农业气象灾害的评估，才能为农业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常彦军，董津瑞．我国农业气象灾害评估现状和发展趋势[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1，(06).
[2]余卫东，张弘，刘伟昌．我国农业气象灾害评估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J]．气象与环境科学，2009，(03).
生物科学评估篇5
一、耕地价格评估的现状
1.耕地价格评估作为政府支农投资的参考手段应用不够。近年来，国家虽然加大了对“三农”的扶助力度，如大力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划拨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等，但是对耕地收益价格评估的投入和重视不够，使得耕地价格评估对政府投资方向的确定和投资计划的参考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2.耕地价格评估专业化程度薄弱。具体表现为：执业标准不规范，存在人为操纵评估价格的现象，行业公信力不强;监管力度不够，评估执业人员的执业素质和执业操守有待提高。
3.耕地价格评估未能充分服务于农业经济活动。随着农业生产向规模经营方向发展，耕地经营权的流转日益频繁，各种形式的农地转包、租赁经营、作价入股等已在不少地区涌现.但一些地区由于没有开展耕地估价工作，使得耕地经营权的流转缺乏科学计量依据，耕地流转中的利益分配、补偿得不到应有的保证，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现代化的实现。
二、耕地价格评估存在的问题
(一)评估前提不明确
对耕地收益价格进行评估前，应明确评估前提，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考察耕地的收益能力。目前，很多评估人员工作中出现了以下问题：首先，评估基准日不能确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耕地价格也在不断变化中，评估基准日不能合理确定，估价结果必然会产生误差。其次，作物种植制度不明确，这对估价结果影响很大。作物是一年一熟制还是一年两熟，是连作制还是轮作制，对不同作物产出价值影响很大。
再次，耕地开发程度不清晰。耕地外几通，耕地内场地是否平整，是否已具备种植生产条件，这些都影响者评估结果的确定。
(二)缺少深层次数量分析
目前耕地估价中采用的估价模型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即过分简化，缺少深层次的数量分析。部分估价人员运用收益还原法求取耕地纯收益时，直接采取近3年耕地实际纯收益的平均值，忽视各年耕地收益受作物种植制度、自然条件、集约利用水平等影响而应综合考虑的调整因素。这种计算方法虽然简化了计算过程，但也造成了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缺失。另外，选取土地还原利率时，也有直接选取一种利率而不考虑市场经营风险因素的影响的现象，这些评估过程的简化违背了土地评估机构作为中介服务机构所应有的谨慎性与专业性，对本行业的公信力和声誉产生不利影响。
(三)参数选取主观性强
近年来，我国耕地估价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其中参数选取主观性和随意性表现于以下方面。
1.还原利率的确定存在的问题。目前，在实际估价中通常是直接选取一种利率法来确定资本化率，但采用此方法误差较大，应该在已选利率的基础上根据当时市场和风险情况加以适当调整。
2.客观总费用的计算存在问题。一是漏掉了一些项目的费用;二是对一些费用的测算不合理，导致许多地区的农地呈现负收益状态，为采用收益还原法评估耕地价格设置了障碍。
3.纯收益测算存在的问题。当前测算农用地纯收益主要采用投入产出法，即直接求取耕地近3年纯收益基础上用收益还原法进行地价测算，可能产生由于种植作物不同而引起地价不同的现象，往往出现“高收益高地价、低收益低地价”、“同一块土地，收益大相径庭”等不合理现象，进而导致耕地使用权资产价值的流失，这势必影响了地价评估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四)信息的收集缺乏科学性和动态性
实际估价工作中，耕地估价的资料收集比较困难，影响耕地质量及价格的因素很多，要使耕地估价的结果比较客观地反映耕地质量情况，必须广泛收集有关的社会、自然、经济等方面的资料。另外，信息和资料要收集和采取多年的连续的数据，这样才能尽量减少误差使评估结果更科学。然而，部分估价师考虑到资料收集的烦琐和困难，仅收集和采用近几年的数据信息作为评估资料，这样计算出的评估结果科学性和合理性很值得商榷。
三、完善耕地收益价格评估的对策
(一)耕地估价前提必须要明确
1.明确估价基准日。估价基准日是土地价格的定义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由于地价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在不断涨落和变化着的，如果不明确所评估的价格是哪个时点的价格，则所评估出的价格就毫无意义。因此，明确估价基准日是明确耕地估价的必要前提。
2.标明作物种植制度。由于土地具有多宜性，因此在符合可持续利用和合法利用的前提下，耕地的利用具有多种选择的可能，主要表现在作物种植制度上。由于同样土地种植不同作物会产生不同的生产能力，进而产生地价的差异，因而为了使耕地估价更加科学、准确，必须标明待估耕地作物的种植制度。
3.揭示耕地开发程度。不同的耕地开发程度，对耕地种植作物的选择和投入产出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视耕地是否平整、水利通电设施是否齐全，可综合考虑评估种植水田还是旱田更为适合，是种植粮食作物还是经济作物获利更大。
(二)加强深层次数理分析模型的应用
运用适当模型估算土地纯收益。通过对各种评估方法的综合比较，目前收益还原法是耕地价格评估的首选方法，因此土地纯收益的合理测算至关重要。耕地纯收益系统中，由于部分信息时明确的，部分信息不明确，对于这样一个灰色系统，可以借鉴灰色系统理论，通过建立灰色预测模型(Gm)，收集4—5个年份数据为样本，即可计算得到估价年期的预期纯收益数据。
运用合理方法测算土地还原率。目前，比较常用的较合理的还原利率确定方法是“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它是在安全利率的基础上，根据农用地收益的风险大小，加上一定比例的风险调整系数，以此作为还原利率。由于农用地风险难以确定，风险调整系数的确定对评估师的专业性和经验性要求较高。另外，采用 monteCarlo模拟法确定还原利率也是一种科学合理的方法。其基本原理是运用概率密度函数模型。根据影响耕地价格的各种因素的变动范围和趋势选择适宜的概率密度函数模型，计算机通过产生的随机数，采用模糊数值迭代法计算得到预期还原利率值。
(三)选取参数时要遵循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
应全面分析确定还原利率的方法。目前在评估实务工作中可以使用的还原利率的测算方法，包括土地纯收益与土地价格比率法、安全利率调整法、现实投资收益率排序插入法和monteCarlo模拟法。土地纯收益与土地价格比率法对成交案例的可比性要求较高;安全利率调整法对风险调整值的确定方面要求评估师将其专业性和评估经验相结合;现实投资收益排序插入法需要较高的技术性，将搜集到的各种类型投资收益率排序、分析对比，根据经验综合分析确定还原利率;monteCarlo模拟法对数学模型的应用要求较高，但测算结果更有说服力。评估师应根据实际情况全面分析选择合理的还原利率确定方法。同时，要考虑风险发生的概率。风险是指某一特定危险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组合，在经济学中是指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在耕地估价过程中风险的表现有两方面：由于自然灾害等非常原因导致各年间耕地产出剧烈波动;安全利率调整法中风险调整值的确定直接影响还原利率，进而影响最终评估结果。因此，对风险发生的概率要考虑和重视。
(四)科学、连续地收集相关信息
1.掌握作物的常年产量和平均价格。由于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农作物的种植条件和产量会出现上下波动，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收集资料时应剔除非常因素的影响，取得作物的常年产量。由于经济环境、宏观政策以及供给关系的变动，每年作物的价格都会有所浮动，应该求出平均价格作为本次评估中年总收益测算的基础。
2.年总收益测算时要考虑财税政策的影响。财税政策虽然不能直接影响耕地的经济产出量，但可以通过粮食补贴政策、农机补贴政策、农产品价格政策等影响耕地净收益。在一些粮食生产大省，农村税费改革和种粮补贴政策的实施，激发了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增加了耕地生产的净收益。另外，土地政策对耕地价格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为它规定了土地的用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土地的利用方式，从而决定了耕地所能带来的收益量，最终影响耕地收益价格。
3.资料的收集要尽可能齐全且有一定时间跨度。年总收益是农用地按现用途合理有效利用土地所取得的持续而稳定的客观正常年收入。年总成本费用是指农用地的使用者在进行生产中所支付的年均客观总费用。由于农业生产是一个开放系统，受到自然、社会经济等条件的制约，在时间上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因此，应全面收集有关投入和产出的资料，并保证所收集资料有一定时间跨度，这样才能尽可能保持数据的持续性、稳定性和可靠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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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曹子剑，等.农用地价值评估中的纯收益核算技术方法研究[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09，(8)：91-93.
生物科学评估篇6
一、通过交流和评估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例如在“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中，细心的学生会发现点燃的蜡烛通过玻璃板能成两个像，一个像亮一些，一个像暗一些，而且它们到玻璃板的距离不一样。针对这些学生发现的问题，教师再用一个比这个更厚的玻璃板让学生再进行实验观察，学生带着问题更加仔细地再次观察实验现象，然后对比两个现象，会发现这与玻璃板的厚度有关，学生很容易找到问题的答案。在教学中，教师要抓住学生的这种心理特征，变好奇心为观察兴趣，进而转化为求知的欲望。对于一些复杂的物理现象，应该按照观察计划引导学生按照一定的实验步骤一步一步地仔细观察，抓住事物的本质的、核心的、关键的部分或现象进行观察，在观察中区分客体，确定客体的异同，从而促进思维活动。像这样的对于实验本身探究性要求以外的现象的注意，并对现象进行进一步推理，往往可以获得新规律、新知识，甚至会发现科学规律。例如：奥斯特在教学中发现小磁针偶然地偏转，于是他没有放过这个看似偶然的现象，而是进一步进行实验研究，最终获得了电流周围存在磁场的理论，成为了历史上发现电和磁规律的第一人。所以，教师在教学中要经常督促和鼓励学生在做实验时，一定要保持全神贯注，养成认真观察的习惯。
二、通过交流和评估促进学生的推理能力
例如在教学“摩擦力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一课中，在经历了提出问题、猜想假设、设计方案、实验探究后，教师引导学生各小组派一位代表交流：“根据实验数据、讨论得到的实验结论是什么？与开始猜想的结论是否相符？”通过交流，大多数学生认为实验操作很不容易，对自己获得的数据不能肯定是正确的。教师引导学生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各小组讨论后归纳出两点：第一是匀速直线运动不容易操作，第二是运动中读数时可能误差会大。教师继续引导：“你觉得怎样做才能使实验进行的更顺利呢？”经学生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如果能让弹簧测力计静止读数最好，可是这又与滑动摩擦矛盾，此时，如果学生还没有想出办法时，教师可以提示学生联系已经学过的参照物的知识，经过小组再次讨论，学生就会得出一个全新的设计方案。然后对新方案进行实际操作、对比，学生就会感受到经过改进后的实验带来的方便。
通过对实验设计是否科学合理，操作中是否容易可行，测量结果是否可靠，实验中会造成实验误差的因素可能有哪些，实验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等的评估能使学生在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时候经历科学想象和科学推理方法，使学生获得能力并且也使学生的思维逐渐成熟，达到新课标的要求即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目的。
三、通过交流和评估培养学生设计实验方案的能力
例如“探究电阻上的电流与两端电压的关系”的教学中，学生通过对前面知识的学习，比较容易做出猜想，教师指导学生经过小组讨论后设计出实验电路图。在交流展示学生设计方案时，出现了两种情况（如下图）：
■
教师把这两种情况投影在屏幕上，请学生各自说出设计的理由并讨论评估哪种方案更可行。设计图1的学生说：“我们这种设计方案简单直接，也能达到实验目的。”另一组学生就反驳说：“这样只能测一组数据，无法改变电压。”设计图1的学生说：“我们可以通过成倍地加电池的个数来改变电压。”另一组学生说：“改变电池的个数的方法是可行，但需要多次拆装电路，多麻烦。”设计图2的学生说：“用滑动变阻器来改变导体两端的电压更方便、简捷，更容易控制电压的数值，而且还可以保护电路。另外所选用的测量值避免了偶然性。”学生各抒己见，经过交流、思考、讨论，师生最终选定图2的电路连接方案来完成实验。
让学生经历交流、评估的过程，通过倾听他人的设计方案，积极思考，批判地接受，发现两种方案的优点和缺点，在评估和改进方案的过程中发现新的问题，尝试改进探究方案，能使学生在这些具体的评估活动中获得体验，增长知识，提高相关技能。所以，在实验探究教学中，教师应充分意识到交流与评估对科学探究的意义，尽可能提供时间和空间，让学生通过小组交流或全班交流的方式，展露思维过程，在倾听反思中，关注到探究方案中没有考虑到的问题，获得新的发现并尝试改进、优化探究方案，发展批判性思维，形成对评估的正确认识。
四、通过交流和评估促使学生养成全面自我反思的习惯
例如在“测量物质密度”的实验中，学生完成了对实验的其他探究过程后，把学生的各组测量的结果展示出来，结果很多学生发现同样大小的铜、铁、铝圆柱体测量出的密度竟然有很大的差别。教师让学生查密度表对比，学生惊奇地发现自己组的数据和真实值相差甚远。此时，教师提出让学生对自己组实验出现误差大的原因进行分析，学生就会对自己完成的全过程进行全面的回忆，并在回忆的过程中讨论，提交自我反思后的成果。有的组发现砝码生锈了，有的组发现铁块生锈了，同时对比实验数据的真实值发现了“砝码生锈的就会使结果偏小，铁块等生锈了就会使结果偏大”这一规律。
生物科学评估篇7
1.1生态景观综合因子调查根据我国森林资源相关质量等级的评定标准，可以将生态景观综合调查因子主要内容归纳为景观质量评价因子、环境质量评价因子、开发条件评价因子。以森林生态景观综合因子调查为例，内容如：地文、水文、天象、生物、人文资源的评价（典型度、自然度、吸引度、多样度、科学性）及其等级，相关组合和旅游特色的评价；大气、水质、土壤质量，空气负离子、空气细菌含量，公园面积、区域条件、交通、基础设施、适游期等。固碳作用。对森林固碳效益的测度分两个部分：年积累量和现存储量。固碳作用的具体测算也分为两部分：①要测算被评估森林资源资产的固碳总量；②要考察其释氧总量。对两部分的评估值加和方为森林的固碳作用总经济效益。
1.2生态景观综合评分及分级通过蒸发量、森林固碳和水土保持等方面的综合效应来测定被评估森林对当地气候的影响。也可采用机会成本法，即通过对地形相似地区为维持与本地区相似的气候环境所付出的成本来测算被评估森林对气候调节的经济效益。依据生态景观综合因子调查，参照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标准，对各项指标的评价等级进行数量化，依据数据化得分值确定评估区生态景观资源质量等级，从而起到调节气候的作用。此外，还可以维持生物多样性。其经济价值的确定，采用机会成本法：通过对每种动物的生活密度、人工饲养成本、成长周期等数据的计算得出被评估森林维护物种生存降低的人工支出，再考察被评估森林物种多样性情况对其进行折现，可得因被评估森林存在降低人类维持生态多样性的成本，即森林维护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2森林资产核查方法
2.1传统的资产核查方法按《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要求，有效的森林资产清单应依据规划设计调查、作业设计调查、林业部门建立并逐年更新至当年的档案资料编制。因此，森林资产核查方法可采用抽样控制法、小班抽查法、全面核查法。在全国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完成后，森林资源资产评估重点将转向以林农为主体的小范围资产评估，在生产实践中全面核查法将广泛使。
2.2新形势下森林资产核查方法新形势下森林资产核查方法是在传统方式上发展起来的，主要是对生态和社会效能的核查。如植物生物量、植物贮光能系数、土壤侵蚀情况、土壤理化相关数据、森林调蓄相关数据、森林旅游相关数据等，以及风景等级评定相关的核查内容，如森林景观质量、环境质量、开发条件等相关资料。在评估调查范围内，新增森林资产核查内容存在以下特点：核查内容不可能全部小班同时存在，小班内分布情况不均衡，部分因子没必要全部核查。针对此特点，资产核查方法也应作出相应变化，除传统资产核查方法外，设置调查样点和布设踏查线路等典型调查是非常必要的。样点核查内容主要有：大气、地面水、土壤、负离子、空气细菌、土层厚度、枯枝落叶厚度等。线路踏查的核查内容主要有：景观资源质量、环境质量、土壤侵蚀类型等。
3森林资产价值评估
3.1生态效能价值森林景观资源在环境、生态和美学上都有极高价值。森林景观属公共商品，没有交换市场，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价格，可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其进行核算，或采用模拟市场价格进行核算。评估依据森林生态小班资产明细统计内容、评估时期各种生态效能单位价值、评估时期资本化率、其它相关部门资料调查数据，按照国内外评价森林生态价值的流行方法，可测算“政府层面”森林生态价值，视具体项目评估此价值可同林木商品价值同时计入林木价值。以生态损失评估为例，其生态效能“政府层面”评估结果如：森林吸碳、放氧、保土保肥、调蓄、贮能、净化大气、生物多样性保护、减灾、生态旅游等价值。
3.2社会效能价值该指标测定应通过对被评估森林的科研贡献大小折算成经济效益，对其折现并加总即可得被评估森林的教学科研价值。对相关科研成果的统计工作可通过成立行业协会等方式进行。生态价值主要表现在生态旅游方面。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娱乐和休闲的需求越来越大，越来越渴望亲近自然，调节紧张的工作节奏，舒缓心情，使身心放松。对该指标的测定可直接通过其开展森林生态旅游所获得的营利收入确定森林资源资产的收益能力，对其折现求和，即被评估森林的生态旅游价值。
4结束语
生物科学评估篇8
关键词:wto/风险规制/科学标准/SpS内容提要:从现有裁决来看，wto在审查各成员风险规制的合法性时，既确立了采取风险防范措施的权利，也将科学标准及相关程序要求置于优先地位。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欧美司法机构虽然适当地顺从规制机构在面临科学不确定性时采取的行动，但其仍然严格地审查风险规制的科学依据及相关程序。实际上，wto有关SpS风险规制的裁决在诸多方面相通于欧美相关司法审查的法理。在当前国际贸易体系下，坚持科学标准优先的原则无疑十分重要。我国应对贸易壁垒和规制风险时，均应注重科学基础和完善相关制度。一、引言依据传统的法治原理，卫生与环境规制应基于“科学”和“理性”，依据法律监管那些有害性明确的特定物质或行为。然而，众所周知，当今人类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致病物质、转基因食品乃至生物恐怖主义，似乎处处都存在着潜在的、但不确定的危险。显然，风险并不表明损害的实际发生，而是存在不确定性。为此，多数发达国家逐步将对确定损害的管理转移到对潜在风险的规制，“以在有害性被证明之前不限制该物质使用为内容的自由主义法治原则，转向以安全性被证明之前限制使用有潜在危害性物质为内容的预防原则”。简言之，从损害补救变为风险防范。现在，由专门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已成为各国卫生与环境规制中的常见程序。通过表明如何减轻损害并增加收益，风险评估提供了一种应对各类不确定性的制度性手段。“因为它提供了辨别非理性焦虑、虚假信息或不完整知识的方法，表明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可能采取理性决策。”与此相对应，wto《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适用协定》（简称SpS协定）规定，成员方在卫生与环境领域可采取风险规制措施，但应遵循若干原则。问题在于，在面临关于风险可接受性与科学不确定性的争议时，各国法律规制模式开始发生了转变。相应地，在国际层面是否应顺从各国的风险规制，或基于新兴的风险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行事？近年来，关于wto框架下风险规制措施的合法性问题，成为了理论与司法实践的热点。例如，最近接二连三提出的禽产品争端，均涉及到：在面临科学不确定性的争议时，wto应严守科学标准还是顺从成员方的风险规制措施？无疑，在风险社会背景下，wto应对于风险规制采取何种立场，不仅关乎“贸易与健康”的平衡，也涉及到“法律与科学”、“风险与理性”等法理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二、wto将科学标准置于优先地位（一）充分的、基于科学的风险评估纵观SpS协定全文，它不再局限于Gatt框架下的非歧视原则，其核心要求是：成员方应为其规制措施提供科学证据。例如第2.2条规定，“各成员方应确保任何SpS措施的实施，不得超过为保护人和动植物生命健康所必需的程度，并依据科学准则，除第5.7条规定之外，如无充分的科学证据则不再实施”。这样规定的优势主要在于，使各成员的风险规制更加透明、负责和审慎。在“水果品种测试案”中，上诉机构将该条款解释为“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措施与科学证据之间的一种合理的或客观的联系。”专家小组与上诉机构均得出结论说，日本不能提出科学依据来表明，用于一种水果或坚果的检疫与熏烟消毒法对于其它种类会不充分，从而违反了第2.2条；同时，作为对“第2.2条关于依据科学准则之义务的特定适用”，第5.1条规定，各成员方应确保其措施“依据对人和/或动植物生命健康的风险评估。”显然，要证明依据科学准则或存在充分的科学证据，就必须基于风险评估。问题在于，“基于”风险评估究竟是程序性要求还是实质性规定？这涉及到科学在决定风险重要性上的作用的问题，需在法律与科学之间寻求平衡点。如果只是程序要求，则规制方可无视风险评估的科学调查结果，确立应对政治和社会压力的措施。在“牛肉激素案”中，上诉机构以缺乏SpS协定文本根据为由驳斥了专家小组的“程序性要求”论点；并认为，采取风险规制措施无需事先实施了自身的风险评估，而可依靠另一成员或国际组织实施的风险评估；对每一项措施的预先的风险评估要求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程序负担；而且，在评估相关措施是否“基于”风险评估上，风险评估的科学结论与那些潜存于这些措施中的科学准则之间的关系，只是一个相关的因素，但不能被赋予“排除其他一切”的关系。然而，上诉机构认为，它们仍必须能够表明在这些措施与风险评估之间存在一种合理或客观的联系。可见，“基于”应解读为一种“实质性规定”。根据上诉机构的有关裁决，SpS协定所指的风险评估须包括三方面：（1）应当指明成员方旨在防止进入其境内的疾病种类及其社会和经济影响；（2）评估该种疾病进入成员方境内的概率；（3）评估在采取卫生措施后这一疾病进入的概率。这是否意味着要求进行“成本—效益”分析？通常，只要一成员方的卫生措施依据一种充分的风险评估，该措施的成本超出了效益的事实并不构成违反协定。但第5条的其它款项规定，各成员在风险评估与采取卫生措施时，“应考虑下列有关经济因素”：由于病虫害输入、寄居或传播造成的产销损失的潜在损害；在进口成员领土内控制或根除病虫害的费用；以及采用替代方法控制风险的相对成本—收益；“考虑到技术和经济可行性”。上诉机构在“牛肉激素案”中也指出，促进国际贸易与保护人类健康“有时候是相互竞争的”利益；争议中的激素残留物或许是存在于牛肉中的致癌物；但是，与那些从许多其他渠道进入人们饮食中的激素或其他物质相比，少量的这些残留物是否会造成更加多的癌症？上诉机构认为，欧盟提及的表明激素残留物致病风险的极端个别化的研究，可认定为造成了一种不可克服的贸易阻碍；欧盟禁止此类助长激素会取消任何严格的成本—收益分析。可见，在有关风险规制的裁量方面，wto实际上倾向于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小心翼翼地权衡各种相互竞争的利益。在“欧共体生物技术案”的裁决中，wto专家小组认定，欧盟及其成员国主要出于政治而非科学标准来证明其限制贸易的食品安全措施的合法性，显然有违SpS协定；它再次阐明了科学在规制措施采取前的卫生与环境风险评估中的中心作用——“科学的这种作用甚至超过国际标准”。专家小组还指出，不能仅仅依靠不内行的非政府组织报告或同行在杂志中提出的一般性科研意见，因为它们都未能提供特定的基于科学的卫生或环境风险评估，没有“考虑到相关国际组织制定的风险评估方法”，因此不足以构成“充分的基于科学的风险评估”；因为联合国系统下的食品法典委员会以及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都存在相关国际标准。当然，专家小组也承认，立法者主要依据科学家们在计算如何达到“适当的保护水平”时所评估的“安全”程度，来管理那些潜在的产品风险，以达到其保护健康与安全的目标；它们甚至会对评估何种风险的问题产生影响，故科学家们通常也会首先确定并分析特定产品引起的潜在卫生与环境风险的存在与否或风险大小。但是，专家小组不同意“表明某一风险评估必须充分满足规制方立法者目标”的要求，惟一相关的问题是，科学证据与实施第5.1条所要求的风险评估的义务。”（二）风险预防措施的严格适用性SpS协定本身并未明确所有的法律问题，最引起争议的是，潜在地体现于该协定第3.3条和第5.7条的“风险预防原则”。根据第3.3条规定，如存在科学依据，则各成员可采用或维持比根据有关国际标准、指南或建议制定的措施所可能达到的保护水平更高的卫生检疫措施；第5.7条规定：“在有关科学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成员方可根据现有的相关信息，包括来自有关国际组织以及其它成员方实施的SpS措施的信息，临时采取某种SpS措施。”在“牛肉激素案”中，wto上诉机构认为第5.7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风险预防原则，并指出，“在面临不可逆转的风险时，如造成对人体健康的终生损害，负责任的、代议制政府通常会审慎行事”。但是，它回避了对该原则本身的法律地位的判断，认定它尚未作为一项例外规则写入SpS协定，是一个“有待继续争论”、“尚未明确的”问题。这就意味着，“风险预防”措施必须在协定内严格适用：首先，如有充分科学证据来进行适当的风险评估，则排除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利；其次，成员方还须寻求进一步的证据资料并在合理期限内评估临时措施。因此，上诉机构通过着眼于具体的程序规则，为风险预防原则在wto体制内的适用设置了门槛——“只有当存在真正的科学不确定性时方可适用”。[11]既然“风险”是指可能性而不是实际损害，那么，卫生与环境风险规制本身便承认了客观性的科学知识的局限性，而需要涉及对特定风险的主观性的社会价值判断。因此，在可得到的科学数据不确定，且就相关风险的社会价值判断问题上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最容易产生争端。正如wto及各成员有关SpS争端的实践所表明，科学不确定性的出现使得很难在决策的科学与政治方面维持明确的界限。“澳大利亚鲑鱼案”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进入风险评估程序中的政策因素，究竟是一种对科学不确定性的有效应对，还是让不可接受的政策风险评估因素介入科学风险评估？[12]上诉机构指出：“不仅包括在严格控制条件下的科学实验操作中可查明的风险，而且指人类社会的风险，如同它们实际上存在，换言之，在人们生活、工作与死亡的真实世界中的对人类健康的负面影响的实际潜能。”所以说，wto争端解决机构并未否定政策选择对科学因素的影响，承认影响公众风险感觉的非科学因素。但是，它试图通过给风险评估施加苛刻的程序要求来解决这一问题：在“日本水果品种案”中，上诉机构提出了4项累积性要求：（1）“在相关科学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实施；（2）基于可获得的可靠信息；（3）寻求获得更客观风险评估所需的附加信息；（4）在合理期限内审查该措施。在“生物技术案”中，奉行“安全胜过遗憾”（better-safe-than-sorry）哲学的欧盟反复强调，根据SpS协定第5.7条，科学不确定性不是避免采取风险预防措施的理由，而第5.1条所要求的常规的科学风险评估并不足够，因此必须首先防止风险物质的产生；而且“科学不确定性”与“不充分的科学证据”是可以互换的概念。但专家小组再次重申，必须全部满足前述4项累积性要求，从而认定欧盟及其成员国无资格适用第5.7条；“不充分的科学证据”并不成为豁免风险评估要求的借口。首先，第5.7条中“不充分的科学证据”并不允许wto成员国绕过第5.1条中关于风险评估的各项程序要求。“如果一项措施不是基于‘风险评估’，则可认定为并非依据第5.1条所规定的‘科学准则’”。其次，欧盟及其成员国未能表明存在“不充分的科学证据”来就每一项有疑问的产品进行基于科学的风险评估。专家小组认为，欧盟相关的科学委员会确实审查并评估了共同体机构或成员国提供人类健康和环境风险信息，但没有考察这些信息是否对应于它们得出的结论。因此，专家小组认定，存在“充分的科学证据”。第三，任何风险评估若未能满足第5.1条所规定的条件，就不能成其为一项可信的风险评估，而只能说是规制方对它没有绝对的信心；欧盟及其成员国所依据的“科学不确定性”，不同于只有“不充分的”采取规制行动的科学证据。此外，专家小组延续了“牛肉激素案”的裁量，不承认对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法上的地位：“目前尚未有国际法庭或仲裁庭就承认风险预防原则作为一项习惯法或一般国际法原则做出权威性的解释”，且该原则尚缺乏确切表达，更拒绝援引《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这一环境协定来适用风险预防原则。[13]此前在“牛肉激素案”中，上诉机构也指出：“如果可得到的科学证据的实质在量与质上并不构成SpS协定第5.1条与附件a所要求的充分科学评估，则‘相关科学证据’在第5.7条意义上将是‘不充分的’”；“相关科学证据不充分的情况”，并非“科学不确定性”。显然，这两个概念不可相互偷换。总之，尽管争端解决机构设法为风险评估中的非科学因素创造空间，并试图维持各成员根据其自主“保护水平”确立风险规制措施的主权权利，但是，wto在审查其合法性时将科学证据要求置于优先地位。一种风险是否被认定为一种纯粹“理论上的不确定性”事项还是一种严重问题，将取决于如何要求风险规制措施具有科学支持。从已经裁决的各项案例来看，各成员在决定它们的风险规制措施时，实际上很少有过分背离科学证据与风险评估的自由决定权。尽管上诉机构曾裁定各成员风险评估可依赖少数科学意见，wto决策者倾向于对在评估风险中可能考虑的科学材料采取更为严格的审查方式，坚持要求它们对于系争风险而言必须是“充分、明确的”。这意味着在采取预防风险的临时措施时，必须表明有关特定产品的特定接触与发病率和死亡率之间的科学证据。[14]三、美国与欧盟风险规制司法审查的比较（一）美国的科学标准及程序要求美国不承认风险预防原则，但创立了“风险评估”程序，[15]以评估有关对人类健康与环境的潜在损害的科学知识，从而将风险减少到一种可接受的水平。受到“牛肉激素案”及转基因食品之争的影响，人们通常认为，坚持风险预防原则的欧盟倾向于顺从风险规制机构的裁量，而美国则截然不同；并将这种差别归结于历史文化之异，即，欧洲国家固守谨慎传统，而美国人作为欧洲移民强调个人进取。实际上，美国国会制定的大量卫生与环境法律，均要求各机构预测并防止尚未具体化的卫生与环境风险。例如，《1977年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要求，环保机构应“评估风险而不是坐等实际风险”。[16]然而，风险评估最初是从封闭的工程体系中发展出来的。在卫生和环境风险评估中，要考查很多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和人类行为等因素，并非总能做出一个确切的事实陈述。因此，随着范围的不断扩展和影响的日益深入，风险规制机构的行动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争论，遭受不同利益集团的夹击。产业界以这些机构所依靠的科学数据存在不确定性为由，认为风险规制措施未得到“合理科学”支持而仅仅是为政策判断所驱动；环保与健康积极分子则认为，这些机构在行使有关应对风险的法律使命时行动过于迟缓。因此，由于公众对风险规制发生了争论并表示出对政府与技术机构的不信任，各国开始了约束风险规制的行动。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便着手制定要求规制机构依据特定标准进行详细风险评估的立法。根据《1996年清洁饮用水修正案》，美国环境保护署进行的风险评估必须基于“最佳可得的经同行评议的科学与依据可靠和客观的科学实践进行的研究”。同年英国《食品标准法》也强调规制机构以“公开、透明和最佳科学准则”为基础，并考虑到那些受影响者的成本和收益。同样，法院也逐步发展出对风险规制进行司法审查的法理与规则。在美国，法官们通过判例法设计了关于行政机构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原则，名为“严格查看”（hardlook），以禁止“不为实质证据所支持的”卫生与环境规制，或“任意、反复无常的自由裁量权滥用”。[17]考虑到审查技术决策的困难，法院承认科学证据可能“难以得到，且不确定或相互矛盾，因为它处于科学知识的前沿”，故宣布：“在各项法规以保护公众健康为宗旨，且这种决策是由专家管理者做出的时候，我们不会要求严格的因果关系的按部就班的证据。”[18]不过，法院并没有推翻“严格查看”原则，即仍要详细审查风险规制措施的科学根据。[19]在“苯案”中，美国职业安全与卫生署（oSHa）提高工作场地标准，即要求空气中苯含量从10ppm下降到1ppm，理由是：《1970年职业安全与卫生法》第6条要求，“基于可获得的最佳科学证据”，设立技术上和经济上可行的苯的标准，以保证不会有雇员遭受实质性的健康损害；在已知致癌物（如，苯）方面，应该假定：在缺乏确立该含量标准的明确的科学证据时，不存在任何安全的接触水平。然而，尽管oSHa掌握了关于接触水平超过10ppm的健康损害的充分科学证据，但没有关于评估1ppm水平上的致癌风险时所依据的充分数量证据。法院在审查oSHa该规制措施时指出，该机构只需“得到某种声誉良好的科学思想的支持”，则该机构就获准使用“保守的假定”，选择“宁可失之过高而非过低的保护。”但法院同时认定，该机构忽略了在该措施时所必需的“门槛”步骤，即，没有表明原有标准的风险水平“重大”，新标准乃是提供工作场安全所“合理地必需的或适当的”措施；在规制之前，该机构应该基于损害可能性的信息预断有关风险的“重大性”。[20]正是由于联邦法院在“苯案”中对“风险评估”提出了严密要求，此后美国进一步确立了对卫生与环境规制机构的风险规制程序的广泛审查，并制定了大量的“风险评估标准”。美国的这种模式被概括为“可靠科学原则”（soundscienceprinciple），即风险规制必须有充分可靠的科学证据基础，而不能依据任何主观判断或猜测。值得关注的是，同样是在涉及空气标准的“americantrucking案”中，[21]法院裁定，这些臭氧空气标准是“基于”有关空气质量的技术数据，符合《清洁空气法》有关“充分安全幅度”及“保护公众健康所必需”等要求；认定该机构可“确立保护公众健康所‘必要的’——即不高于或低于必需的——具有充分安全幅度的空气质量标准”，考虑到科学数据，但不问引入更严格标准所造成的经济成本。[22]在“巴尔的摩燃气与电力公司诉自然资源保护理事会案”中，联邦最高法院也支持了规制机构。此案涉及核监管委员会通过的一项关于核废物永久存储所致风险水平的规则。上诉法院曾认定，由于潜存假定的科学证据有较大不确定性，该委员会的决定是任意的和反复无常的。然而，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上诉法院的裁决：法院在审查时必须牢记，该委员会是在其特定专长领域内就科学前沿做出预测。当检查这种科学测定时，与简单的事实认定相比，法院通常必须处于其最顺从的立场。[23]所以，无论从立法还是从司法审查来看，都逐步对规制机构在面临科学不确定性时做出的适当政策选择采取顺从（deference）原则。实际上，之所以在类似案件中有不同结论，在于规制机构是否遵从了基于科学的风险评估的程序要求。所以说，美国法院似乎依靠“对联邦机构的技术治理合法性的信任，特别是国会授权的规制复杂技术方面的卫生与环境风险的行动”。[24]（二）欧洲法院对风险预防原则的限定欧共体在20世纪90年生了一系列公共卫生事件，如英国“疯牛病危机”、比利时“鸡肉毒素事件”、法国“血库污染事件”，不得不反思其处理卫生与环境领域的风险规制方法，一方面是增大欧共体层次的决策透明度与可评估性，另一方面更多地依靠风险防范原则作为风险规制的基础。当然，风险规制需要事先进行“尽可能完整的科学评估，在可能的情况下界定每一阶段科学不确定性的程度。”[25]但欧盟追求“高水平”卫生与环境保护也存在这样的矛盾：即，规制措施的目标是否必须反映了为科学证据充分支持的真实的风险？所以，欧共体机构在科学不确定条件下采取预防措施时也引起了争议。例如，1998年以来，欧盟为应对病牛病传播等风险采取的规制行动就导致了英国、荷兰和葡萄牙等国以及部分产业界的反对。[26]而且，最近各成员国日益以风险防范原则为由来作为证明可能构成欧共体内贸易壁垒的行动的合法性“辩护”。[27]因此，这就导致了问题的根本：在欧盟法上应如何解释风险防范原则的问题？也即，当存在对潜在风险的严重关切但没有损害的确切科学证据的情况时，如何判断风险规制的合法性？欧洲法院（eCJ）在有关欧共体疯牛病控制措施的案例中指出，在对人类健康的风险的存在或程度尚不确定的情况下，各机构可采取保护性措施，无须等到这些风险的真实与严重性变得彻底明显之时。[28]法院在该案中还指出，“在更详细的科学信息提出之前，委员会在施加任何临时禁止时并未以一种不适当或不相称的方式行事。”法院在另一案件中也强调：“注意到与疯牛病案有关的风险的现实性与严重性，以及在这种疾病下基于保护人类健康的保护性措施的适当性”。可见，法院在支持风险预防原则的同时，仍坚持规制措施必须符合相称性或适当性原则。然而，这其中仍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在科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有争议的风险的“严重性”没有像疯牛病那样明显的情况下，欧盟措施必须在何种程度上得到科学证据支持？欧洲初审法院（CFi）则在“pfizer案”与“alpharma案”裁决中阐明了欧盟在科学不确定条件下采取防范性风险规制的范围。[29]这两个案件都涉及对欧盟理事会一项规章的指控，因为该规章撤销了对用作动物饲料助长剂的维及霉素等抗生素的许可。[30]尽管共同体机构可得到的科学证据有限，且缺乏表明存在某种即刻的健康威胁的东西，法院仍认定欧共体机构在采取措施前进行的健康风险评估未有明显错误；不过，规制当局在其自主处理时必须拥有充分可靠的科学信息，足以使它们了解相关科学问题的各种看法并在洞悉事实的情况下做出决策。在2011年“Bellio案”中，欧洲法院（eCJ）支持共同体对可能含有造成疯牛病介质的动物饮料采取的追求“高水平保护”的规制措施。尽管这些介质最多可能是偶然的，感染物水平很低，且关于导致人类感染方面存在科学不确定性，但法院认为，该措施是在具有科学依据的专家建议基础上自主采取的，从而构成共同体抗击疯牛病法规的组成部分。[31]然而，与对共同体机构风险规制所持的依从态度相比，欧洲法院对各成员国援引风险预防原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更严格地详细审查各成员国的科学不确定性主张，且不允许各成员国以风险防范原则为由脱离在共同体层次上采取的协调行动。这使得成员国事实上很难证明其风险规制的合法性。在2001年一项有关疯牛病的案件中，法国拒绝依据共同体的决定取消对英国牛肉的禁令。法国认为，欧盟委员会未考虑到某一委员会科学咨询机构关于疯牛病传播途径的少数者意见以及法国食品安全部门的科学结论，违拗了风险预防原则。欧洲法院予以驳回。[32]因此，有人评论说，成员国不可援引风险预防原则来规制欧盟委员会认为不重要的风险。[33]在“丹麦浓缩食品案”中，丹麦指出，由于不能依据充分的科学确定性，来决定掺加在日用食品上的维生素与矿物质的毒性，可禁止在其它成员国合法生产或销售的“浓缩”食品在丹麦销售。欧盟委员会根据欧共体条约第28条起诉丹麦。[34]尽管承认各成员国具有在未协调条件下选择自身保护水平和风险规制措施的自主权，但欧洲法院认为，任何关于健康风险存在的主张都必须依据可得到的最可靠的科学证据和国际研究的最新结果。如果进行了综合性风险评估，“因研究结果的不充分性、非结论性或不精确性，表明不可能确定地查明风险的存在与否或程度大小，但对公共卫生真实损害的可能性仍在持续如，则风险防范原则证明（成员国）采取限制性措施是合理的”；即使在此等情况下，成员的风险规制措施必须是相称的，丹麦的做法没有达到法院确立的条件，因为“它全面禁止销售所有添加维生素与矿物质的食品，没有根据不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或添加它们可能给公众健康带来的风险水平进行区别对待。”[35]有人认为，在有关转基因、疯牛病等案件中，欧洲法院对于规制措施与风险评估之间的关系摇摆不定，更多地是基于利益折衷。实际上，欧盟司法机构倾向于支持共同体机构设计的旨在确保“高水平卫生与环境保护”目标的风险规制措施，但否定各成员国提出的单方面的措施，以避免破坏欧洲内部市场的运行。这一方面是达成贸易与健康的微妙平衡，另一方面也表明，在科学不确定性背景下虽然可针对“真实的”而不是“假设的”风险采取防范措施，但仍需要符合风险评估的各项程序性要求。四、wto坚守科学标准优先的重要性（一）wto风险规制审查与欧美法院的相通性国际上有许多学者要求将欧美风险规制司法审查的法理运用于wto：（1）就存在关于风险的科学不确定性而言，应该顺从各成员选择指导风险评估的科学政策，“只要该成员对可获数据的推理在科学上是有一定道理的”；（2）在每一成员的民主程序内，做出科学风险评估与公民对可接受何种风险以及不在意何种风险的直觉判断之间的平衡，“只要这些平衡本身被明确地、透明地做出，且符合民主合理性的观念”；（3）wto应该抑制全面预测风险的立场，相反应授予各成员在规制上更大的自主权，包括适用风险预防原则。[36]笔者认为，这些论点没有了解到，在法理上，wto的裁量实际上与欧美有诸多相通之处。首先，如上所述，wto各成员可根据其自身“适当的保护水平”确立风险规制措施，表明非科学因素也可在决定政府如何应对风险中起到某种作用。这与欧美极为相同：即，通过给予规制机构在即使存在科学不确定性时行事的灵活性，允许有关重大风险的政策因素与社会价值判断进入有关风险规制的决策。其次，wto争端解决机构就风险规制提出的诸项原则要求，极类似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苯”案中判决所提出的风险评估方面的严格的程序性要求。如，专家小组在日本苹果案中得出结论说，“科学”证据是“通过科学方式收集的证据，出于同样原因排除了不是通过科学方式获得的信息。”而且，与欧美的成本—收益分析类似，wto对风险规制的相称性十分强调。如，wto专家小组通过将科学专家的认定与组成日本措施的因素的性质相对比，推定该措施“显然与基于可得到的科学证据界定的风险不相称。”再次，wto对“国际标准”的强调，表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对食品法典委员会（CaC）等“国际机构”的“顺从”。这又类似于欧洲法院：通常反对成员国的自主措施，而接受共同体机构的风险规制。上诉机构曾指出：风险评估的结论并不一定得与暗含于SpS措施中的科学结论相符；第5.1条并不要求风险评估必须只体现相关科学界的主流观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倾向于将其立法、行政措施建立在“主流”科学观点上，但在特定情况下可依据来自有资格且受尊重的渠道的不同科学观点。[37]上诉机构的这种立场也与风险预防原则的含义有相通之处。不过，wto在解决此类争端时，通常由非科学教育背景的通才型（generalist）法官组成的法庭，根据由高级科技专家队伍组成的机构提供的风险评估证据，做出“客观的事实评估”，决定成员方规制措施是否追求合法的卫生与环境目标。[38]争端机构虽无义务遵循他们的建议，但实际上倾向于坚持这些专家的意见。[39]必须指出，尽管在国内、跨国与超国家层面上的风险规制之间存在许多类似性，但这并不必定能推定，源自欧盟或美国的解决办法，能够轻易地照搬到wto领域。可在美国和欧盟确定为风险规制程序的标准化尺度，很难在wto框架下确定。如果wto争端解决机构在风险规制争端中应顺从各成员提出的科学准则，或甚至特定成员在应对科学不确定性问题上采取的风险评估，那么，这种选择背后存在什么样的更普遍的规范化根据呢？此类条件下的“顺从”或许可以使某些成员国内部关于科学与社会风险之争达致平衡，但也会将位于个别或部分成员之内的价值判断外部化给其它成员。（二）科学标准在平衡贸易与健康上的优势对于各国在缺乏确定的损害证据时的风险规制，由于缺少评估的真正规范尺度，科学成为了一种决定各成员选择的保护水平是否得到国际认可的默认标准。化风险为零不是现实的选择，我们要善于与风险共处。对于wto遵循的这种“法律与科学”的模式，我们也可从美国学者凯斯.R.孙斯坦教授的“风险与理性”学说中得到启示。他主张，“政府应当尽量使用量化评析方法来评估自己试图解决的问题的规模……应当通过分析规制措施的成本，来考虑如何权衡”；“风险规制应该首先而且最主要地建立在对科学事实理解的基础之上”。[40]而且，作为风险评估组成部分的“成本—收益”分析，实际上充当了社会价值判断的工具，“防止因规制而浪费社会资源，这样有可能将节约下来的费用投入到取得成果的风险规制领域，实现整体风险的减低。”[41]我们也许无法最终寻找到“风险与理性”、“贸易与健康”之间的平衡点，但至少可以通过严格的科学标准和程序要求来实现“风险正义”。有人认为，wto“召集的科学家被置于实际上不可能的地位：要求对作为规制手段的风险评估的充分性做出纯粹的技术/科学判断。”因此，“这至少表明争端解决小组在某种程度上对科学及其所能提供的确定性抱有简单化或过于乐观的期待，往往将科学确定性问题简为量化评估。”[42]这种批评有点吹毛求疵。在迄今为止的SpS争端中，科学证据都较清晰明确，限于相对容易界定的问题。当然，或许会出现存在极端情况的其他争端，似乎需要成员国谨慎决策，但前提仍是客观的科学审查。如果基于各国自己的社会价值与经济因素来任意决定风险规制措施的选择，则SpS协定恐怕再无法协调各成员的限制贸易的卫生措施。有人认为，wto之所以在审查风险规制措施的合法性问题上倾向于将中性的科学标准置于优先地位，“反映了国际贸易体制中缺乏规范参照点，即能够指导wto决策者‘在促进国际贸易与保护生命健康之间共同但有时相互竞争的利益’达成平衡的参照系。”然而，我们不能忘却的历史事实是：从19世纪中期以来的各种卫生条约，包括世卫组织《国际卫生条例》，曾试图约束阻碍贸易和旅行的过度措施，但最终各国竞相将国境卫生措施用作贸易保护手段，从而使各国更加不愿履行疫情通报义务。[43]如果说在国内法上客观性意味着法治而非人治，表明个别利益和偏好要服从公共标准，那么在国际法上依据科学准则意味着合作而非任意行动，表明单个国家的利益要服从国际标准。风险水平的决定问题通常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分不开的。尽管在贸易与卫生、环境政策之间的关系上需达成更多的共识，但是各国在价值观、利益和偏好上很难一致。因此，应理解到国际法庭在面对当代问题时“调和各种价值和规范的需要。”[44]在目前阶段，能够指导wto各成员在相互冲突的风险规制政策之间达成平衡，唯一可得的中立标准是科学。可以说，将诸多尚待澄清的社会价值因素留给wto解决解决机构并不是最佳选择，但却是现实可行的途径。当然，wto应进一步完善科技专家发挥作用的程序，在复杂的科学决策中，进一步确保wto决策的质量、透明与合法性。[45]同时，由于wto缺乏卫生与环境领域的专长，而SpS协定参照的由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或许能够提供标准化缺少的因素。在SpS协定缔结之前，这些组织没有起到作为国际风险规制驱动器的作用，而是作为有关SpS问题的国际技术专长的来源。因此，前述食品法典委员会之类的国际组织如果能够改善治理，或可起到类似于欧盟风险规制机构或美国联邦机构中科学评估部门的作用。五、我国应有的法律对策（一）坚持wto框架下风险规制的科学标准近年来常有学者从环境条约等角度提出，我国应引入风险预防原则。[46]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谨慎。wto及美国等主要成员国并不接受在wto框架下引入该原则。如前所述，在风险社会背景下，“零风险”几乎不可能。如果引入法律上尚不明确的风险预防原则，则可能使一些国家会根据背离科学标准的政治和社会舆论等因素来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的进口。这样，风险规制就成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伪装。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将科学置于风险规制体制的基石。从国际贸易实践中看，欧盟提出的“风险预防原则”为其在无法提出充分科学证据的情况下限制进口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使得对风险规制的措施依靠主观判断，大大增加了决策不确定性，以预防风险为借口干涉贸易自由、保护本国市场。国际上，仍有人在继续“阐明风险预防原则在wto协定中的地位……促进将该原则并入多边贸易体系从而减少wto与多边环境协定的冲突”。为此，他们还提出将对该原则进行更详细的解释和规定，以避免使该原则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47]但是，在国际社会确认这样的解释之前，我们更紧迫的任务是，进一步研究和掌握wto框架下风险规制合法性裁量的法理。不能将限制贸易的合法性裁量权交给发达国家成员，从而在国际贸易中受到绿色壁垒的更大冲击。在应对各类风险规制时，应首先分析有关成员是否履行了其“门槛”任务——风险评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一些国家进行了风险评估，但如果并不充分，且没有基于科学，则并不足以证明其合法性。其次，如果有关成员依据SpS协定第5.7条采取临时措施，则其是否满足了4项累积性规定，需要仔细审查。此外，它们提出的有关科学证据，风险评估的相关程序、科学结论及可信度，值得高度关注。尤其是，不让对方将“科学证据不充分”偷换为“科学不确定性”。（二）完善国内有关风险规制的法规和程序坚持科学标准，并不等于我们应该无视风险。近年来确实存在病原体、转基因作物、外来生物入侵等多种风险。早在1980年国家质检总局便开始开展对有害生物的风险分析，建立了风险分析程序；2001年和2002年又先后了《出入境检验检疫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管理规定》、《进境动物和动物产品风险分析管理规定》和《进境植物和植物产品风险分析管理规定》等法规。不过，考虑到事项的重大性，应通过更高法律位阶的《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进一步明确我国采取风险规制措施的主权权利以及相关程序。[48]因为前述“规定”不仅范围过窄，没有纳入所有健康与环境风险，更没有明确存在科学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利和程序。《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于中国加入wto之前（1991年通过实施），现在确有必要进行调整。[49]对于技术性强的立法，不仅应该尽量详尽，明确可操作性的程序规制，也应不断更新，纳入wto法上新的理念和规则，从而在wto框架下获得更大的合法性。我们可以对照有关国际标准的规定，确定风险规制的科学方法和基础。新的《食品安全法》虽然弥补了《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长期缺乏风险评估准则的缺陷，但我们的许多法律往往只对这些过程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也没有相应法规予以补充，具体到某一检疫过程，不同区域的执法机关常常按照不同的程序进行。[50]在明确风险规制的实施程序上，我们还可借鉴欧美国家的方法，进一步规定由科学专家组成的专业评估机构的法律地位和决策程序，并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原则。此外，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惟有透过合理规范的SpS措施来将风险降低，同时接受“可容许风险”。[51]由于依据国际标准能够自动获得符合SpS协定的认可，所以说，我国在某些方面缺乏进行科学风险评估的能力时，更多地适用国际标准不妨为一种安全路径。六、结论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各国不可能无视风险，都会在科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采取措施，而不是坐等风险的实际发生。这在国内法和国际法层面都给传统的法律原理带来了难题。wto并未否定各成员风险规制的主权权利，但坚持严格的程序要求，强调评估风险规制措施中的科学标准。这与欧美风险规制的法理并无根本不同。科学无国界，提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科学主张是可能的，但涉及到各国社会价值与政治因素的主张则不可能为所有wto成员共享。的确，在国际社会能够就社会价值和政治因素的参照系达成共识之前，科学标准是国际贸易规则维持价值中立从而获得广泛遵守的基础。如此，既能化解贸易保护主义，也可消除公众的担忧。因此，这是一种将“精确与原则带入潜在地放任自流的Gatt/wto漏洞的方法”，为wto提供了一种“有希望的模式”。[52]正因为风险规制方面的科学不确定性，我们更需要通过法律上的确定性来应对。面对日益复杂的科技问题，惟有通过缜密、严格的程序规则，才能防止风险规制成为法律上的无人之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否承认风险预防原则或许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各项规则是否足够详尽，有关手续是否完备。无论是应对贸易壁垒，还是完善自身制度，都应注意这一点。注释:[日]黑川哲志：《环境行政的法理与方法》，肖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卫生与环境法令大量增加。尽管在卫生与环境机构与制度的设置上有所不同，如欧盟设立“欧洲食品安全局”，美国则有环境保护署（epa）与职业安全与卫生署（oSHa）。与此同时，法院监管政府机构规制行动的法理也不断丰富和发展。alexiaHerwig，“whitherscienceinwtodisputesettlement？”，21Leide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2008），pp.823-846.包括“依据科学准则”、“基于风险评估”、“国内规章一致性”、“最小限制贸易”、“依据国际标准”、“同等对待”、“程序合法性”、“禁止各国间任意的或不合理的歧视”、“透明度”等原则。风险预防原则的中心思想是承认现有知识的局限，并防范尚未确定的损害。虽然《里约宣言》、《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国际环境条约或文件均具有类似措辞，但风险预防原则是否成为一项习惯国际法规范尚有争议。有关该原则详细论述可参见唐双娥：《环境法风险预防原则研究——法律与科学的对话》，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2010年初美国政府宣布，“被欧盟限制的美国禽类产品是安全的，没有科学证据说明采用减少病原的处理方法对消费者健康有任何风险”；因此，将请求wto成立有关欧盟限制进口美禽类产品的争端解决小组。针对美国限制我禽产品出口和《2009年综合拨款法案》第727条的歧视性规定，2009年7月我国也要求wto成立专家组审理此案。美国贸易代表认为，美国有关当局确保其措施系基于科学基础，故不构成歧视行为。据最近的中期报告，wto专家组否定了美国的论点。Japan-measuresaffectingagriculturalproducts，panelReport，oct.27，1998，wtoDoc.wt/DS76/R；andappellateBodyReport，Feb.22，1999，wtoDoc.wt/DS76/aB/R.Japan-measuresaffectingtheimportationofapples，wt/DS245/aB/R，26november2003.eCmeasuresConcerningmeatandmeatproducts（Hormones），panelReport，issuedaug.18，1997，wtoDoc.wt/DS26/R/USa，andappellateBodyReport，adoptedFeb.13，wtoDoC.wt/DS26/aB/Randwt/DS48/aB/R.europeanCommunities-measuresaffectingtheapprovalandmarketingofBiotechproducts，Reportofthepanel，wt/DS291/R，wt/DS292/Randwt/DS293/R，finalreportissuedSept.29，2006.[11]ilonaCheyne，“GatewaystotheprecautionaryprincipleinwtoLaw”，19JournalofenvironmentalLaw（2007），pp.155-172.[12]australia-measuresaffectingimportationofSalmon，panelReport，adoptednov.6，1998，wtoDoc.wt/DS18/R；andappellateBodyReport，adoptednov.6，1998，wtoDoc.wt/DS18/aB/R.[13]SeeLawrencea.Kogan，“wtoRulingonBiotechFoodsaddresses‘precautionaryprinciple’”，Vol.21no.38，LegalBackgrounder，washingtonLegalFoundation，December8，2006.http：//www.itssd.org/publications/wto-biotech-foods-dec0806.pdf，2010年5月8日访问。[14]上诉机构裁定，数量风险评估必须评估疾病输入“概率”（probability）而不只是“可能性”（possibility），且需要广泛地采取如此行动，而非仅仅提供风险的“某种评价”。[15]风险评估是一个为许多不同学科都在使用的术语，通常指的是界定危险，评判在怎样的情况下，这类危险将给人体健康和环境带来风险，并确定风险对特定人群影响的程度和或然性的过程。通常包括定量风险评估、成本—收益分析、比较风险评估[16]较典型的法案还有《1969年国家环境保护法案》、《1970年职业卫生与安全法案》、《1976年有毒物质控制法案》等。等。[17]See，e.g.，GreaterBostontelevisionCorp.vFCC，444F.2d841，850-1（1970）.[18]ethylCorporationvepa，541F.2d1，28（1976）.[19]VermontYankeenuclearpowerCorp.v.naturalResourcesDefensesCouncil，inc.，etal.435U.S.519（1978）.[20]industrialUnionDepartment，aFL-Ciovamericanpetroleuminstitute，448U.S.607（1980）.[21]在此案中争论的问题是epa制定的更为严格的臭氧空气质量标准。DC巡回上诉法院裁定，epa新的臭氧标准缺乏界限分明的确定性标准，因此没有合理地指出多少排放量才至于健康风险过大。[22]whitemanvamericantruckingassociationinc，531U.S.457（2001）.[23]BaltimoreGasandelectricCompanyvnaturalResourcesDefenseCouncil，462U.S.87（1983）.[24]SeeJacquelinepeel，RiskregulationunderthewtoSpSagreement：ScienceasaninternationalnormativeYardstick？，Jeanmonnetworkingpaper02/04，J.H.weilereuropeanUnionJeanmonnetChair.http：//centers.law.nyu.edu/jeanmonnet/papers/04/040201.pdf，2010年5月8日访问。[25]2000年的关于风险防范原则的欧盟委员会通讯建议，将风险防范原则视作一种风险管理手段，用于实现有关可接受风险水平的政治决议的程序中。SeeCommissionoftheeuropeanCommunities，CommissionCommunicationontheprecautionaryprinciple，Brus-sels，02.02.2000.[26]See，Case-180/96UnitedKingdomofGreatBritainandnorthernirelandvCommissionoftheeuropeanCommunities[1998]eCRi-02265；CaseC-365/99portugueseRepublicvCommissionoftheeuropeanCommunityiesReports[2001]eCRi-05645；CaseC-241/01nationalFarmers’U-nionvSecretariatGeneraldugouvernement[2002]eCRi-09079.[27]根据欧共体条约第30条，成员国可以包括人类生命与健康保护在内的公共政策为由，对货物贸易进行数量限制。[28]SeeCase-180/96UnitedKingdomofGreatBritainandnorthernirelandvCommissionoftheeuropeanCommunities[1998]eCRi-02265.[29]Caset-13/99pfizeranimalHealthSavCounciloftheeuropeanUnion[2002]eCRii-03305；Caset-70/99alpharmainc.vCounciloftheeuropeanUnion[2002]eCRii-03495.[30]抗生素作为现代生物技术的重大成果，多年来被用于助长和治疗的良剂，然而，近年来，因药物滥用与误用导致抗菌剂抗性的发展，大大增加了传染病预防和治疗的难度。[31]BellioF.lliSrlvprefetturaditreviso，（CaseC-286/02）-[2004]alleR（D）05（apr）.[32]CaseC1/100CommissionvFrance[2001]eCRi1-9989.[33]同注[24]。[34]欧共体条约第28条规定，禁止成员国采取的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实际或潜在地阻碍共同体内部贸易的一切措施。[35]CaseC-192/01Commissionoftheeuropeancommunitiesv.Denmark[2003].[36]VernR.walker，“themythofScienceasa‘neutralarbiter’fortriggerprecautions”，26BostonCollegeinternationalandComparativeLawReview（2003），p.214.[37]同注。[38]Joostpauwelyn，“theUseofexpertsinwtoDisputeSettlement”，51internationalandComparativeLawQuarterly（2002），p.325.[39]在日本苹果案中，专家小组主要依据其专家建议，对可得到的有关该争议SpS风险（植物疾病梨火疫）的科学证据进行了详细审查，以决定日本提出的材料是否“科学”之类的问题，以及有关风险评估作为日本SpS措施根据的“充分性”的证据性价值。SeeJapan-measuresaffectingtheimportationofapples，wt/DS245/aB/R，26november2003.[40]参见[美]凯斯.R.孙斯坦：《风险与理性——安全、法律及环境》，师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第134-135页，第368-369页。[41]同注，第20页。[42]SeeHowse，“Democracy，Science，andFreetrade：RiskRegulationontrialat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98michiganLawReview（2000），pp.2339-2340.[43]SeeDavid.pFidler，internationalLawandpublicHealth：materialsonandanalysisofGlobalHealthJurisprudence，newYork：transna-tionalpublishers，inc.ardsley，2000，pp.137-139.[44]同注[11]。[45]SeeGeorgea.Bermann，petrosC.mavridis（eds），tradeandHumanHealthandSafety，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6，p.267.[46]如，吕忠梅主编：《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四章；常纪文：《环境立法不能忽略风险预防原则》，载《科学时报》，2007年6月1日。[47]SabrinaShawandRisaSchwartz，tradingprecaution：theprecautionaryprincipleandthewto，UnU-iaSReport，november2005，fromhttp：//www.ias.unu.edu/binaries2/precautionary%20principle%20and%20wto.pdf，2010年5月8日访问。[48]该法第6条也规定，国外发生重大动植物疫情并有可能传入中国时，国务院应当采取紧急预防措施；受动植物疫情威胁地区的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应当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这样的规定虽然十分具体，但未能为我国在公共卫生受到威胁时采取限制贸易的必要措施提供坚实的法理基础。[49]例如，2011年4月修订的《对外贸易法》第16条和第26条分别规定，“为保护人的健康或者安全，保护动物、植物的生命或者健康，保护环境，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可限制国际贸易。[50]蒋国辉、黄玉青：《试析〈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的修订》，载《黑龙江对外经贸》2008年第12期。[51]我国确立的一些“零风险”标准，既无必要，也容易受到wto其他成员的质疑。[52]warrenH.maruyama，“anewpillarofthewto：SoundScience”，32internationalLawyer（1998），pp.651-676.【主要参考文献】1.[日]黑川哲志：《环境行政的法理与方法》，肖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2.[美]凯斯.R.孙斯坦：《风险与理性——安全、法律及环境》，师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3.唐双娥：《环境法风险预防原则研究——法律与科学的对话》，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4.alexiaHerwig，“whitherscienceinwtodisputesettlement？”，21Leide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2008）.5.Georgea.Bermann，petrosC.mavridis（eds），tradeandHumanHealthandSafety，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6.6.ilonaCheyne，“GatewaystotheprecautionaryprincipleinwtoLaw”，19JournalofenvironmentalLaw（2007）.7.Jacquelinepeel，RiskregulationunderthewtoSpSagreement：ScienceasaninternationalnormativeYardstick？，Jeanmonnetworkingpaper，2004，J.H.weilereuropeanUnionJeanmonnetChair.8.David.pFidler，internationalLawandpublicHealth：materialsonandanalysisofGlobalHealthJurisprudence，newYork：transnationalpublishers，inc.ardsley，2000.
生物科学评估篇9
［关键词］应用型人才；通才加专才；联合办学；培养目标；培养模式
目前，我国资产评估人才培养主要以行业协会、高等院校为主，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和人事部负责组织资产评估师资格考试、后续教育，高等院校负责开展资产评估学历教育；随着资产评估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资产评估学历教育将成为培养和储备资产评估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
一、应用型本科院校资产评估人才培养现状
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资产评估人才培养学历教育始于20世纪80年代，分高职高专、本科、研究生3个层次。高职高专层次的专业设置不需要经过教育部批准，各院校根据自身情况和市场需求向本省教育厅申报，经审批后即可进行招生，因此，相比于本科、硕士层次，高职高专层次的资产评估专业建设时间更长，招生人数更多，为早期的资产评估市场提供了一批实用型资产评估专业人才。
本科层次资产评估学历教育是由国有资产管理专业方向发展而来，进入20世纪90年代，市场对资产评估业务、人才有了需要，并建立注册资产评估师制度，一些院校专门建立资产评估方面的专业方向。到21世纪初本科层次资产评估专业设置才真正开始，2004年教育部批准内蒙古财经学院、南京财经大学在全国率先设置资产评估专业，2005年开始招生。www.133229.Com此后，山东经济学院、山东工商学院、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广西财经学院等十多所高校也先后招收资产评估专业本科生。我国资产评估本科学历教育发展历史短，还处于摸索实验阶段，存在学科归属、专业口径选择、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模式构建、课程设置等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研究生层次资产评估学历教育发展史近似于资产评估本科教育，最早也是由国有资产管理专业方向发展而来的。2004年以前，各高校要么是在财政专业中，要么在财务管理专业中招收资产评估方向研究生，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产评估专业研究生。2004年，厦门大学积极申报并且第一个获得批准设立研究生层次的资产评估专业。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资产评估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应用型本科院校资产评估人才培养目标取决于资产评估职业对人才的需要。资产评估是一个以提供资产价值判断服务为主要业务的行业，资产评估人员需要面对种类繁多的评估对象和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这就要求资产评估人员既要有较宽的知识面，又要在某一专业领域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既要有获取知识和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又要有综合分析和判断的能力；同时，还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队协作精神。资产评估职业对人才的要求决定了应用型本科院校资产评估人才培养必须以此为基础，在上述方面对学生进行综合培养和锻炼，以满足资产评估行业人才发展的需要。
由于应用型本科院校资产评估人才培养分3个层次，每个层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各不相同，因此，我们确定人才培养目标时应区分开来。
1．高职高专层次：培养资产评估实用型人才
高职高专层次培养的是掌握资产评估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和专门知识，具有从事资产评估职业的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的实用型人才。与本科教育相比，高职高专层次资产评估人才培养更加注重对知识的应用能力和评估基本技能的培养和训练。
2．本科教育层次：培养资产评估应用型人才
大学本科阶段学历教育的基本理念和原则是宽口径、厚基础和重实用。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的是具有综合适应能力的资产评估应用型人才。资产评估本科教育阶段主要是帮助学生完成资产评估及其相关理论基础的构筑，系统地学习资产评估及其相关的基础知识，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掌握资产评估及其相关的技能技巧，训练面临纷繁评估对象和复杂市场环境的综合适应能力，为他们在今后的资产评估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丰富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打下坚实基础。
3．研究生教育层次：培养资产评估高端研究型人才
资产评估高端人才是具有较为扎实的经济理论和资产评估理论功底，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综合才能，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培养资产评估高端研究型人才，不仅可以造就一批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评估教师队伍，为推进我国资产评估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师资保障，还可以为推进我国资产评估理论研究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保障，从根本上解决评估行业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的实际问题。
三、应用型本科院校资产评估人才培养模式
依据应用型本科院校资产评估人才培养目标，我们可以构建应用型本科院校资产评估人才培养模式。
1．资产评估通才加专才的特色培养模式
资产评估通才加专才的特色培养模式是指在培养资产评估职业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执业技能的基础上，各应用型本科院校可根据自己的特长加上一定的特色内容，如具有土地经济学和房地产专业建设经验的院校可以突出房地产估价或土地估价的知识和课程，甚至可以引入这两种资格考试内容；具有财政学和税收学专业建设经验的院校可以发展税基评估的专业内容；具有金融、保险专业建设经验的院校可以突出金融资产的估价、保险评估和保险公估；工科院校可以凭借学科优势侧重机器设备评估，如二手车评估的专业内容；拥有珠宝鉴定专业的院校可以开展珠宝鉴定方面的专业建设；拥有艺术、文物和考古等专业优势的院校可以突出古董、艺术品价值评估的专业内容，等等。
2．资产评估联合办学或合作办学的培养模式
资产评估是一个跨学科专业，由一个院校，特别是由一个单科性或多科性院校来进行相关学科的建设，相当困难。如果拥有资产评估所涉及学科优势的学校实现联合办学或者合作办学，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可以大大提高资产评估专业教学质量。如财经类院校、工科院校和拥有珠宝鉴定专业、鉴定中心、实验室的院校，拥有艺术、文物和考古等专业优势的院校，如果能够实现联合办学或者合作办学，实现课程资源、师资力量和实验室等教学资源的共享，则对资产评估专业建设有很大的帮助。联合办学或者合作办学的实现方式可以是多样化的，包括联合建设，聘请其他学校教师来校讲课，相互承认学分，开放选课系统、实现学生跨校选修课等。另外，联合办学也可以采取校企合作形式，聘请评估机构资深评估专家到校讲学，在评估机构建立实习基地，或匀出部分学时让评估机构代为培养。
主要参考文献
［1］姜楠，于金龙．资产评估本科学历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思考［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8（4）．
［2］李光洲．关于当前我国资产评估学历教育中几个问题的探讨［j］．中国资产评估，2007（1）．
生物科学评估篇10
一、研究生科研绩效评估的意义
研究生作为科学研究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对研究生的科研绩效进行评价,一方面可以对研究生的科研能力进行界定,并对职业定位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另一方面便于导师和学校掌握研究生可样能力的整体培养质量,便于对后续的政策和培养手段予以调整。
(一)研究生科研水平是衡量研究生素质的重要标准
研究生不同于本科生培养,其最显著的差别即体现在科研水平的锻炼和大幅提高,如果仅停留在单纯考察研究生的考试成绩,是难以反映研究生的实际素质的,因此应该强化研究生科研水平的提高,寻求对其水平的评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生科研绩效对学校整体科研的贡献度不容忽视
高校教师的科研项目的完成要依赖于研究生从事的基础工作,从近年发表的科研论文分析可以看出,各高校SCi论文至少有60%以上的第一作者是研究生,可见研究生的科研工作对学校的整体科研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评价研究生的科研绩效,也是对研究生的科研贡献度的肯定。
(三)研究生科研绩效合理评价是客观公正认识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
研究生科研水平是衡量研究生素质的重要标准,只有客观公正的评价,才能发挥其效用和指挥棒作用,如果能建立起合理的评价体系,可以从中看出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为研究生的培养政策提供指导性意见。
目前针对高校或院系这类群体的科研绩效评估的研究和研究方法很多,但针对教师或研究生这里个体的科研绩效评估的相关研究很少,几乎没有针对研究生科研绩效评估的研究。从评价方法来看,已有的评估方法普遍存在片面性,而且人为干扰因素较多,更是缺乏规范的指标体系和统一的评价专家系统。如何客观地反映高校、院系、教师,特别是研究生的科研绩效水平,加强科学性,减少盲目性,加强竞争性,激发科研工作活力,是当前许多学者和高校科研管理者关心的热点问题,其核心是需要比较目前采用的多种处理方法,找出最优化的方法,建立一套全面、客观、公正、便捷、可靠的综合评估系统,客观地对科研绩效进行评估。
二、科研绩效评估的研究现状
绩效评估方法最初用于企业管理,是约束与激励企业发展的有效方法。所谓绩效评估,绩系指经营者业绩,效系指企业经营效益。评估是指为达到一定目的,运用特定指标,对照统一的标准,采取规定的方法,对事物做出价值判断的一种认识活动。企业绩效评估是指运用数理统计和运筹学方法,采用特定的指标体系,对照统一的评价标准,按照一定的程序,通过定量定性对比分析,就企业一定经营期间的经营效益和经营者业绩,做出客观公正和准确的综合评判。
科研绩效评估与企业的绩效评估最大的不同在于评估的对象不同,因此评估的内容和评估的方法必然也不同。国内很多研究者对科研绩效评估提出了很好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辛艳伟(辛艳伟,2009)通过考察美国科研评估体系,全面介绍了美国科研评估的多种评估机构及其运作,以及评估内容、程序、范围和评估报告形式,并提出我国科研评估体系应“成果评估必须区别对待,基础科研重在自由探索”和“坚持科研绩效的定量评估与同行评议相结合”,但文中未指出其具体的评估方法。李继怀(李继怀等,2009)详细阐述的科研绩效评价的意义和科研绩效评价的基本原则,也提出了科研绩效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设计原则和评价指向,并初步给出了评价指标分解表,对本课题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但并未给出评价指标的具体实现方法。田在兰(田在兰,2009)针对目前部分高校教师科研绩效评估的现状进行剖析,并指出存在的问题;接着从评估指导思想、现行评估体制、学科差异性等角度进行了原因探索;最后提出针对高校教师科研绩效评估的优化对策。对本课题研究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李锋(李锋等,2009)根据实际工作经验,初步建立了主要针对教师的科研绩效评估指标,并按照目标层次分析方法,给出了结论,但并未给出具体的实现方法和实际的评价效果。杨竹(杨竹等,2007)就高校院系的科研绩效评估模型的构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三级指标体系,但未涉及具体算法研究。
叶国荣(叶国荣,2009)利用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Bp神经网络对高校院系的科研绩效模型进行了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缺乏实证研究和与其他方法的对比研究。
三、科研绩效评估的主要研究方法概况比较
在已有的相关科研绩效评估的研究中,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比较层次分析法、模糊层次分析法、Bp神经网络、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每种方法都有其特点和适用范围。
(一)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analyticHierarchyprocess,简称aHp)是美国运筹学家t.L.Saaty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思维方法,即通过把复杂问题分解成各个组成因素,将这些因素按支配关系分组形成递阶层次结构,最终形成目标层、准则层、子准则层和方案层等,通过两两比较的方法确定层次中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在对复杂的决策问题的本质、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关系等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较少的定量信息使决策的思维过程数学化,从而为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杂决策问题提供简便的决策方法。尤其适合于对决策结果难于直接准确计量的场合。
(二)F-aHp
F-aHp(FuzzyanalyticHierarchyprocess,也称模糊层次分析法),是在模糊数学中的综合评价法的基础上,在权重集的构建上使用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思想引入模糊一致性矩阵进行评价的一种方法。它是一种对非定量事件做定量分析的简便方法,也是对人们的主观判断做客观描述的一种手段。通过引入模糊一致矩阵,可以方便快捷地实现决策由定性向定量的转换,无需进行一致性检验即可确定影响因素的权重。可以解决很多情况下我们不能很好地给出指标权重,或者各指标难于量化,或者一致性约束很难达到的问题。
(三)Bp神经网络
Bp网络是由Rumelhart、Hinton和williams提出来的,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非线性动力学系统,是一种多层前馈型神经网络,由于其权值的调整采用反向传播(Backpropagation)学习算法,故称Bp神经网络。经过训练的Bp神经网络能对在输入范围内的输入信息自行处理,然后输出经过非线性转换的误差最小的信息。因此是一种人工智能的数据处理方法,可以根据已有数据的训练,实现预测的功能。
(四)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是通过少数几个主成分(即原始数据的线性组合)来解释多变量的协方差,并有效地消除各个指标间的相关性,即使各指标代表的信息不重叠。通过主成分分析可以减少变量数目,为后续数据的进一步处理提供便利。
(五)聚类分析法
根据同类事物应具有相近特性,而不同事物在这些特性上差异较大的假定,将所研究的事物进行分类,这种研究方法称为聚类Cluster。有两种方法进行聚类分析,一种是并不指定最终的类数,所有样本不断相聚,最终聚为一类,结论将在聚类过程中寻求,这种聚类称为分层聚类。另一种是在指定了用于聚类分析的变量和类数后进行的聚类,称为快速样本聚类。分层聚类方法因其产生的结果不在聚类的开始,也不在聚类的最终,而是在其过程中,研究者可根据实际需要在聚类过程适当截取聚类结论,适用于科研绩效的评估。
四、研究生科研绩效评估方法比较研究的框架
(一)研究生科研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构建
分析构成研究生科研绩效的要素,建立起三级评价指标体系,着重考虑学术成果、学术基础、培养条件和导师团队等几个方面,学术成果着重考虑科研论文、专利和著作等产出、参与课题情况、参与学术交流情况等方面,学术基础主要考察研究生入学前的学习情况和研究经历以及入学后的学习情况等,培养条件主要评价培养单位能够提供的研究生培养环境和可供研究生课题开展的硬件条件等,导师团队主要考虑导师的研究水平对研究生科研能力。
(二)研究生科研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算法实现
针对构建起的指标体系进行算法研究,对各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便于后续的进一步分析应用,对于难以量化的数据采用定性表述,实行定量与定性评价的结合。
(三)研究生科研绩效评价方法的比较分析
针对上述选取的评价对构建的指标体系和算法进行模拟运算,并比较不同方法的组合对结果的影响,找到最能反映实际情况的评价方法,并可以在此过程中适度调整上述指标体系,以客观公正为最终目标。
(四)构建研究生科研绩效评价的软件实现,开发应用系统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开发研究生科研绩效评价的应用系统,可以考虑利用VC开发,也可以考虑开发基于C/S的系统,能够实现上述的不同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给出每个研究生的科研绩效评价意见。
(五)应用研究生科研绩效评价系统,并进行实证研究
将上述应用系统应用于研究生的科研绩效评价,考察其是否能反映实际情况,并适度调整上述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如果可行,可将该系统与研究生的学年鉴定结合,提供一种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辛艳伟.美国科研评估体系对我国科研管理的借鉴[J].农业科技管理,2009(4).
2、李继怀,金永龙.机制创新:高校科研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J].现代教育管理,2009(6).
3、田在兰.优化中国高校教师的科研绩效评估体系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09(18).
4、李锋,葛世伦,尹洁.高校科研绩效评价模型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9(7).
5、杨竹,伍群,袁军等.高校院系的科研绩效评估模型和计量体系研究[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6、叶国荣.基于Bp神经网络的高校院系科研绩效评价模型[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