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创立的历史条件篇1
马克思针对其理论特点说：“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恩格斯认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对此也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以历史条件为根据，以时代特征为本质的理论创新使命照样不能例外。
马克思主义是有历史脉络的，其创建于资本主义时代，根源是对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以此作定义从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揭示出创建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为此，同志认为：“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主义是有基本规律和基本原理的，旨在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而实现道路、理论、制度自信。马克思认为：“离开了‘现实历史'的抽象没有任何价值”。对此，同志说：“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全党一定要勇于实践、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把握时展要求，顺应人民共同愿望，不懈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永葆国家发展动力，在党和人民创造性实践中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人类历史过程就是思想价值的产生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同志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同时又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对此，同志说：“必须适应党的理论建设的要求，促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我们党在自觉运用科学发展观，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伟大创举，也是我们在感情上真诚认同，政治上坚定信仰，行动上自觉运用科学发展观作思想武装的表现。
理论创新的时代意义
历史有一个本质性的条件，那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有一条最基本的原理，那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一句话；“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实践证明，理论创新是发展的根源，是揭示自然规律的必然条件，因为所有事物的基本定义就是发展，说：“理论是什么？理论就是对实践的总结。”发展和创新是一个政党的思想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邓小平常说的两句话就是“老祖宗不能丢，”和“要讲新话”说的就是理论创新的道理。邓小平认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就是不断认识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新意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我们党在经受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中形成新的思想立足点。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已形成的现实条件是；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一个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并从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上，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新学说，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等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科学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任何理论，必须有其历史的立足点，即现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其在本质意义上的立足点。因为一切的理论体系，不管其在形成过程中多么科学，离开了现实这个立足点，总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不适宜性。马克思认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同志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之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这二个历史课题的着力点就是实践。对此，同志说：“这个概括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必然条件，这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这些问题的基本前提就是理论创新，只有根据时代特征进行理论创新，才能引导一个民族，一个政党进入理论自信的状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此二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是我们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这样又一次从哲学的角度，论证了理论创新的的必要性，即理论创新要遵循时代特征的科学性。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最大原理就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认识和实践的过程。认识是改革的前提，实践是创新的要素，只有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使理论创新科学发展，形成一个时代的思想高度。这个时代的高度就是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以此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普遍原理，增强党和人民的血肉关系，防范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从而增强党员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
同志说：“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推进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通过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不断推进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前进的规律，也是领导干部成长进步的规律。”可见，理论创新从本质特征上讲，它是一种认识事物的客观过程，也是一种时代特征形成理论的基本规律。恩格斯对此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理论创新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发展的必备条件，也是一个政党和一个民族产生思想共识的必备条件，而只有坚持理论创新，才能让理论具备普遍性，产生大众性。对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认为：“不光是思想要趋向现实，而且现实需要趋向思想。”
每一种理论体系的创新，核心在于与时俱进，关键在于把握住时代特征，这样也才能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把握住时代的方向，用理论创新凝结一个民族的思想，成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科学发展的动力，也成为一个政党的执政方向。同志说；“党的十提出的基本要求，进一步回答了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怎样才能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新宣言，新纲领，也是党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的一个必然前提。
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有二种，一种是改造自然，一种是理论实践。在一切社会形式中，理论是一个阶级把握世界的最基本的方式，这种把握也受一定的法定的生产关系的影响的。恩格思认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就是产生理论条件和理论在现实条件下的基本定义。
理论创新就是对历史的把握，对历史问题的把握，对历史实践的把握，而这种把握是提高驾驭全局的战略思维能力的一种方法上的培育，一种理论上的孕育。就是从这种思想起点上，从继续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三大历史任务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孕育马克思主义新思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新篇章。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孕育马克思主义新思想
党的十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历史主题和时代主线进行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政治宣言，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在发展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上的纲领性说明和高度概括，其源于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的历史形态的发展过程。同志说：“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及其所创立的哲学形态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先后形成两大理论成果；一个是思想，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这二大理论成果，指导中国从殖民、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方向进行了转变，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方向进行了转变，从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进行了转变，并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定型、改革这个阶段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同志说：“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经过广泛实践、整体检验、普遍信仰的真理，其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结合时代特征进行高度概括，凝聚着全体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先后与时俱进地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也在科学发展中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逐步形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等五位一体的格局，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党的建设各方面不断有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理论作指导，从而促使中国快速发展，使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产生新理论的条件在于思想的不断解放，使思想解放不断达到与社会发展同步的甚至是超前的水平。邓小平同志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
当然，解放思想是时展的必然，如果认识不到位，就很难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认识也将是落后的，更谈不上科学发展。而解放思想有三种方向即思想进步的本质条件必须把握，一要观察全球化条件下的各种新变化，以此深刻了解世情、国情、党情。二是要观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趋向，用此形成工作的新方法，直至形成新制度。三是要观察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社会发展格局，把此作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探索，从根本上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开拓性地解决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
理论创新的核心在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只有实践，才能解决发展问题中存在的弊端，用科学发展的方式解决矛盾。尤其是一个政党，总会在发展中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如果不能够从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我们的发展是不符合时代精神的。
同志说：“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形成特色就要准确判断国情，又要遵照发展规律进行，既不能脱离实际，又不能落后时代。这就需要我们要遵照实践的规律，以实践为基础，用历史形态的形式把握好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人的存在形式，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从保障民生的角度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从科学发展的角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到统筹兼顾，改变和改革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基础，中国经济总量由此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历史让一个曾经积贫积弱的国家走向繁荣富强，演绎出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故事等，世界开始以注重借鉴人类文明的方式关注起中国，中国也以科学发展观作观察世界的方法论，在全球化背景中寻找中国崛起的基本原理。历史性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变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复兴中华民族。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任何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实践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唯一方法。曾庆红同志说：“这是因为，我们党的先进性，体现在执政活动中，就叫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体现在领导经济社会发展中，就叫做科学发展、统筹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从党的历史和思想体系的创新上看，保持先进性的方法就是与时俱进的探索和寻找发展共性，在发展的着力点上深刻把握和体现实践这种观察世界的方法，才使我们党从党建的基本问题上看到理论创建的实践意义，从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上去把握理论创新的基本方法，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上去探索人类的共性问题，构筑精神“高地”。马克思也说：“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理论创新也不例外。马克思对此又这样论述：“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理论创新，有一个基本的维度，就是从人民的角度考虑问题，从历史的角度考虑问题，从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同志说：“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要考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古语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就是要从道德上管理国家，从道义上关心民众，形成贴近人民生活、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思想理论。理论创新，就应该不断分析社会发展趋势，掌握社会发展新动态，了解社会深层次矛盾形成过程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把握社会的基本发展方向；就应该从把握哲学的历史形态上把握和探索创新的基本规律和原理；就应该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上把握和探索社会发展的新规律；就应该从党的政治优势上探索和创新新的理论体系，促进社会更加和谐和科学发展。这是哲学的结论，也是党建的结论。
创建新思想的时代意义
2012年，党的十在北京召开，产生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历史的接力棒带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历史重任传递到以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层手中。中国将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产生新的理论观点，也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总依据，五位一体总布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中开创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同志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理论是时代的坐标，一种历史性思想的形成，必然是思想性历史的嬗变。恩格斯说：“哲学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而建立理论的根本意义是解决社会矛盾，引导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变革。
坡在《晁错论》中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理论创新就是要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揭示未来发展趋势的基本规律，从和谐社会的因素中，创建更加适宜发展的新观点，以此让干部们面对问题，面对矛盾能达到马上办的高度水平。
而理论创新，核心还在于实践。同志说：“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这是理论实践的基础，离开这一基础，理论创新就无法达到时代的高度，就无法抽象成一种时代的精华。
马克思说：“人作为历史的经常的前提，他首先是历史的经常的结果，人只有作为历史的经常的结果，他才成为历史的经常的前提。”一种新理论体系的产生，尤其是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理论创新的新理论概念和体系的形成，要经历三种必然的历史形态；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形态。二是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形态。三是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形态。
党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产生新的宣言来决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的历史性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包含邓小平理论，也包含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包括的科学发展观等。之间的理论关系是一脉相承、相互继承的关系，又有各个历史阶段的思想表述、科学探索的辩证关系。但理论创新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哲学的结论。
理论创新是党发展的根本，而理论的创新，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观察中国的变化，探索时代的发展方向，不能偏离了国情搞发展。同志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理论创新也是担当历史使命的一种方法论。同志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理论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坚持党同人民保持血肉关系的一种方法。对此，理论创新要贴近时代，因此，同志认为人的正确思想是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坚持理论创新，要搞清一个坚持什么原则，以什么为其发展条件的理论观点。当前和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及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党用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思想指导和理论创新的本质条件，不断解放思想，提升执政能力，不断创新发展，提升改革开放水平。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理论创新就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就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发展。因为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理论是反思历史的思想。
马克思曾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并又说：“我只知道一门科学，关于历史的科学。”从中揭示了当代人类文明形态、存在方式和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本质就是人是一种历史的，实践的存在。而其的最大原理就是理论要从科学发展的高度上进行创新。
列宁也曾指出：“理论思维与历史实践只有一般的和原则上的可比性。”同志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延安时期，同志要求，党内要有相当多的干部每人读一二十本、三四十本马列的书。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强调学马列。邓小平同志说，读马列要精，这个‘精’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的经典著作。同志、同志也都在不同时期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作用和历史意义。这实质是指，理论创新必须要有产生价值的基本原点，这种价值原点就是把握时代特征，凝聚历史得失，掌握社会规律，解决社会矛盾，达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社会管理。就是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高度统一，使实践和发展高度统一。如同志的科学发展观最初就源于以人为本的价值原点上，而这个价值原点就是源于其在到西柏坡的视察中所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指示。
从辩证的角度上讲，一切的理论来源于历史渊源，是历史某一个阶段、某一种过程在思想上的集中表述和普遍概括，是历史价值在凝聚历史得失上的具体反映。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核心产生于1988年1月在毕节提出的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构想，并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创建产生了科学发展观理论上的依据和雏形。
而理论创新的唯一条件和基本因素就是敢于负责。同志说：“敢于负责，就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大胆工作，以敢抓敢管、尽职尽责、奋发有为为荣，以不负责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为耻，坚决克服事事求安稳，时时患得患失、处处畏首畏尾的消极心态，不怕担风险、不怕担责任、不怕得罪人、不怕遭非议，遇到问题不回避，遇到困难不躲避，遇到风险不逃避。而是敢于迎难而上，勇于承担责任，善于总结教训、纠正错误。”理论创新也是考验一名干部人生观，价值观如何树立的标准的问题，同志说：“一定要真正在思想上解决入党为什么、当干部做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题。”这其实就是理论创新的价值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思想反映，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新孕育。
理论创新在于从思想形态上和历史形态上为人民创造幸福生活，让我们执政思想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志说：“各级领导干部要动真情、下真功，深入到困难群众中去，千方百计帮助群众解决就业、就医、就学和住房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在党的十上，也将“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作了强调，同志对此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执政党的建设和管理，比没有执政的党要艰难得多，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党比在封闭半封闭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建设党所面临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从理论角度上讲，一种己形成规律的理论在创新上，必须既要把握规律，又要敢于创新。创新的条件是发展中的实践，这需要三种实践过程，即生产实践，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科学实验。指示：“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同党带领人民进行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同党员、干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理论创新要坚持历史的比较，国际的观察、现实的把握和发展的立足这些要素，作到主客观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统一，党的建设和时展的统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统一，只有立足时代高度，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探索，我们的理论才符合国情，符合历史的潮流，符合人民的愿望，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志说：“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最重要的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从党建的高度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这一历史高度，创建新思想是个科学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也是党的理论建设与时俱进的历史性表现形式，还是马克思主义形成新的里程碑文献的标志。同志在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的回顾和思考中曾作出七点体会，是勾画其思想新学说、新观点、新论断的基本轮廓和雏形，这个思想雏形和内涵也有其主张的领导干部要有求真务实之风，要有勇往直前之风，要有讲求团结之风，要有：“劳谦君子”之风，要有廉洁仁厚之风的党的思想作风建设中积淀下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品质的理论创新观点。
同志党建的七点体会分别是：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上取得重大成绩和进步；确立和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上取得重大成绩和进步；坚持推进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工作，在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上取得重大成绩和进步；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在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上取得重大成绩和进步；坚持不懈地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上取得重大成绩和进步；着力增强和巩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上取得重大成绩和进步；不断推进党建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在加强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上取得重大成绩和进步。这既是对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的回顾和思考，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新表述，是马克思主义的里程碑文献。
一切理论起源于实践。同志说：“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展望末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而一切实践，源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源于各族人民共同思想的凝聚，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源于十明确了的方向路径，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辩证统一，源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发展，源于对复兴中华民族伟大梦想的追求。
理论的发展，就在于在不断孕育新理论观点、学说、论断的历史性过程中形成新原理，产生新思想，这个过程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历史性伟大探索，伟大实践，伟大创新，从而在世界大转折中、人类文明新发展中更加成熟地展现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是哲学的基本规律，也是理论创新的实践规律，还是马克思主义创建新学说的时代规律。这个规律是历史的结论。
社会学创立的历史条件篇2
一、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在论证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确定不移的规律和趋势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偶然性的作用。相反，它对偶然性的历史作用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研究。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话，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社会历史“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2]。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首先要承认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生产力，又有生产关系；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治文化因素；既有客体方面的因素，又有主体方面的因素。各种因素相互交叉、制衡，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出种种难以预料的随机性、偶然性，而历史必然性作为一种总的趋势就在这些随机性、偶然性中跳跃、闪现。正是这种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使得社会历史呈现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面貌。
恩格斯的“合力论”思想就包含着这种理解。“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3]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由许多不同的主体按照各自的需要、利益和价值取向去改造历史客体的活动汇合而成的。每个主体的需要、动机、目的和施展出来的力量都融入了“合力”之中，这种合力对于每个主体来说似乎是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合力作用的结果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必然趋势。在合力论中，最终的结果表现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它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而许多追求自己目的的单个人的活动则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它们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得丰富多彩，纷繁复杂。
其次，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必须对历史事件作较长时间的、足够充分的历时性考察，或对较多同类历史事件作共时性比较。社会历史规律的实现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它表现为一种趋势，一种最终的必然性。仅仅分析和考察一个历史事件或仅仅局限于某一短暂的历史时期，往往无法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即历史必然性，甚至还会被假象所迷惑。这也是许多理论家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原因之一。例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一种最终的要求，而不是每时每刻的现实。必须适应是在长时间的不适应之后实现的。如果在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时，局限于某一短暂历史时期，往往会更多地注意到上层建筑的作用，特别是在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之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还受到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在既定生产力基础上可能建立的生产关系具有相当大的幅度。只有考察的时间足够长、范围足够广，经过比较、分析，我们才能发现上层建筑的正作用和负作用、国际环境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在原则上是可以相互抵消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再如，价值决定价格的规律，并不是说价格在任何一个个别场合都与价值是一致的，而是指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看，在总的平均数中，价格近似地符合价值。“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至于个别偏差情形则会相互抵销。”[4]
各种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不完全相同，它们之间发生的交互作用更为复杂多样，这就使得历史事件呈现出种种偶然性。但是，在这众多因素中，又存在着基本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方面，它使历史事件具有必然性。
所以，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考察，范围越小，时间越短，就会发现偶然性的作用越大；相反，考察的范围越大，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观察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上述情况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恩格斯指出：“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5]
最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纯粹的历史必然性只存在于逻辑之中，它是在各种偶然性因素之中表现出来的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它存在于偶然性之中，而偶然性则是必然性的表现和补充。所以，黑格尔说：“例外的东西证实了常例”[6]。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没有否定人们在现实中进行选择的主动性和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规律不具有直接现实性，不是既成事实，而只是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它不是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前或之外的某种先在之物，预成之物。恩格斯在谈到利润率和一般经济规律的实质时指出：“它们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它们所起的作用被其他规律同时起的作用打乱了，而部分地也由于它们作为概念的特性。”[7]列宁也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8]
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西方一些哲学家认为，社会历史不存在普适性和重复性的规律，只有根据统计规律可能算出的趋势，而“规律和趋势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9]，而在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施塔姆列尔等人的著作中，“趋势”被描绘成完全不确定的、模糊的、主要与偶然性相联系的发展过程。把趋势和规律绝对对立起来，从而否认对社会历史作出预测的可能性，这是根本错误的。
把握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在认识和处理具体的历史事件时，就可以让我们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和偶然性，抓住机遇，有效地进行主体选择。同时，又可以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确定自己行动的目标、方向，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二、单义决定论的线性相互作用与或然决定论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
社会历史规律不是某种预成的、前定的东西，而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双向运动的结果，是客体条件制约与主体对客体条件超越的统一所体现出来的趋势。一方面，规律表现出客体条件对人的活动的制约，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创造活动不能违背条件的制约及条件自身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规律表现出人的历史活动的主体选择性、创造性和历史超越性。
客体条件制约着主体活动，制约着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趋势。但是，这种制约不是严格的单义决定论，它给人们的活动提供的并不是通向未来的单一的、别无选择的道路，而往往是由多种可能性组成的可能性空间。在这一可能性空间中，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得以实现，这取决于主体的自觉选择，取决于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一定的客体条件，总是为人们的活动规定出相应的可能性空间。客体条件作出的规定，既具有消极的含义，又具有积极的含义，就其消极含义来说，一定的客体条件总是限定着人的活动；就其积极含义来说，一定的客体条件提供了主体活动的条件和基础，使人们能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创造性活动。
在客体条件规定的可能性空间中，主体能进行有目的性的选择和创造活动，并不断通过创造性活动而超越已有的客体条件，创造新的客体条件，创造出历史发展的新的可能性。过去并不能完全决定现在，现在也并不能完全决定将来。因为客体条件虽然是人活动的基础，但并不严格地限制人的活动。很显然在同样的客体条件下，不同的人会从事不同的活动，在不同的客体条件下，人们也可能从事同样的活动。因此，客体条件的制约只是为人的选择和创造规定了一定的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就违背了客体的发展规律，人的活动就失去了基础。而在这个范围内，人则能充分发挥主体选择性和创造性。因而在同样或相似的条件下，不同的人、集团、民族或国家所从事的历史活动，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以及他们活动的结果会有差异甚至截然不同。在同一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具体特点，可能建立起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在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上，不同国家和民族又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建立起不同的政治体制，这都是主体选择的结果。可见，客体条件虽然对主体有制约作用，但并不排斥主体的选择和创造，而只是将选择和创造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客体条件对主体活动的制约都是相对的。客体条件的制约不应理解成为为主体活动设置绝对不变、不可逾越的界限，而应理解为一种条件性限制，即仅仅提供了从事活动的客观条件。如果活动离开了条件作基础，就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没提供条件并不等于给主体活动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主体在特定的条件下从事与之相适应的活动，但活动的结果却不仅仅是客体条件的简单再创造。相反，从总体上，人类每一次活动都要在一定的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而每一次活动又都可能创造出新的客体条件。正因为如此，主体的历史活动既受客体条件的限制，却又可能超越条件的限制。这种超越，就是主体的历史创造。
以上论述表明，承认客体条件对主体活动的制约并不必然否定主体的选择性和创造性。既然如此，更不能以客体制约性为理由而将社会历史规律与人的选择性和创造性对立起来。因此，社会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统一，不应理解为规律预先独立存在、人的活动只是实现规律的手段和工具，而应理解为规律本身就是在人的主体活动与客体条件的制约和超越中形成和实现的。
三、客体性与主体性的有机统一
客体的客观性是理解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的一个方面。以前，我们对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的理解不仅仅只局限于从客体的客观性去理解，而且对客体的客观性的理解也是片面的，那就是只把客体看作是在主体之外独立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事实上，客体是纳入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存在物，相对于主体来说，它并不是绝对外在的。如果只是把客体理解为感性现实，理解为直观的形式，表面上看是突出了客体的客观性，但这实际上是把客体限制在直观范围内，从主体中排除了它的本质——活动，把主体能动性限定在抽象的感性领域。主体通过实践活动，否定事物的现存形式，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创造出新的劳动产品。客体正是在人的活动、人的实践中确证了自己的客观性。
人的活动的客观性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不仅在于客体的客观性，而且在于主体的客观性、对象性和现实性。马克思对此作了深刻论述：“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客观地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10]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主体——人的本质中如果不包含客观性的东西，人就不能客观地活动。正因为马克思把人理解为客观的现实的自然存在物，所以，“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这与黑格尔把人的活动理解为抽象的精神活动是根本不同的。
要全面、准确理解社会历史规律，仅仅把握它的客观性是不够的，还必须从人的活动即历史过程的主体方面来理解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性，这是以前被人们所忽视的一个方面。只有把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主体性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对它作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社会历史，从客体方面、从外在表现来看，是社会物质条件的发展史，是生产方式的运动史，也是精神文化的发展史，但从主体方面、从其内在本质看，却是人的活动史，社会历史规律本质上只能是人的活动规律。但人们却往往只从客体方面、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来理解社会历史，而忽视了社会历史的活动本质。离开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社会历史过程就只能是一种无主体的抽象，社会历史规律当然也就成了无主体的规律。这样，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被抹杀了。
人们在说明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时，往往将规律归属于某种过程，例如在具体阐述社会历史规律时，尤其在阐释其客观普遍性时，虽然承认历史过程有主体（指承担者），但却认为历史过程的主体不是人，而是一些客体因素，如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某些物质因素和物质关系。这一理解忽视了“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11]的观点，和黑格尔等人的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犯了同样的错误——将主体选择排除在社会历史规律之外。
我们知道，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者，没有从“现实的人”这一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来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据，而是在社会历史之外寻找社会历史发展根据。黑格尔认为，社会历史之所以有内在规律，是因为潜藏在社会历史之中，作为社会历史发展根据的精神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12]在黑格尔看来，社会历史规律在逻辑上先于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而存在的，人们只要遵循这种理性和精神的要求，就能推动社会发展。这样，黑格尔就把人及其活动看作是绝对精神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导致了人与历史的分离。所以，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因此，思辩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13]。黑格尔不懂得社会历史本身是人的积极的、能动的和创造性的活动的结果，也否定了社会历史有其自身的因果性、规律性，更不能揭示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致力于从社会历史本身中寻找社会历史规律的根据。社会历史是人的活动及其结果，而人的活动是受意识、目的和动机的支配，而动机背后还有动因。人的活动的动因，既包括客观条件，也包括主体方面的因素，是二者交互作用的结果。人们活动的动因固然要受客观物质条件制约，但在同样条件下，人们却并不一定形成相应的、唯一的需要、目的和价值取向。
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根据，即人的需要、目的和价值取向。历史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探究历史活动规律当然就要从目的入手。作为目的动机形成根据的因素，除了客体条件以外，就是主体因素，而从根本上决定着动机和目的并使之得以实现的主体因素，显然是人的需要和能力，正是主体的需要和能力，内在地驱动着人的认识和实践，从而内在地推动着整个人类的发展。
正是从客观性和主体性两方面来理解社会历史规律，马克思唯物史观根本区别于黑格尔思辩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只有阐明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主体性，才能理解辩证的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的统一。离开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对社会历史规律作出科学的说明，也无法回答历史非决定论的诘难。
四、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的双向运动
“现实的人”之所以是现实的，是因为他是从事实践活动的；而实践也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双向运动过程。社会历史规律作为人的活动的规律，也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展开和实现的。那么，要理解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要理解人的能动的创造性，就不能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活动的能动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第一，从共时性的主客体的双向运动来看。在同一实践活动过程中，同时发生着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过程，即人和环境的双向运动。一方面是主体的客体化，即对象化过程，它体现的是人的能动性、选择性、主体性和创造性。马克思指出：“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4]也就是说，人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充分展示了人的生命活动的特点，这种对象化的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对客体的强大的物质塑造力和精神塑造力的生动体现。
社会学创立的历史条件篇3
关键词：马克思；《雾月十八日》；当代解读
中图分类号：a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2）04－0012－08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曾译为《拿破仑第三世记》、《路易·波拿巴记》）1852年发表于约瑟夫·魏德迈主编的《革命》月刊第1期，2012年为《雾月十八日》发表160周年。《雾月十八日》被视为一部历史著作，包含着许多过时的论述及相对无用的力量。相比之下，马克思的其他理论著作是耳熟能详的，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大纲》笔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1859年的序言、《资本论》等。然而《雾月十八日》被列入一系列历史著作之列，如《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等。正如考茨基对《资本论》的评价一样，《雾月十八日》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好像是一座矿山，充满着大量尚未开发的宝藏。把蕴藏在《雾月十八日》中的历史与政治观点系统地整理出来，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为此，研究者应该围绕着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所提出的核心问题，提炼出《雾月十八日》的诸多思想命题。马克思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有3600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笔者认为，马克思在解答这个核心问题的过程中呈现出复杂的政治论述与历史分析，展现出数个重要的思想命题，即唯物史观、结构与能动、领导权或霸权、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历史传统与观念、社会变革与行动策略。
一、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既是马克思的重大发现，也是饱受争论的主题。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种社会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生活和历史现象的理解和解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过程”。马克思尤其批判超历史的历史哲学。“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西方学者提出了对唯物史观的不同理解。法国学者阿尔都塞和英国学者科恩具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任何解释世界的能力，那么这是因为人类的活动、阶级斗争、社会变化和历史发展就是由能够精确地严格地界定的结构因素所引起、所决定的。然而德国学者弗莱谢尔与法国学者萨特强调用实践性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性。实际上，很多学者批判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经济主义或经济决定论，否认马克思对意志、意识等上层建筑因素的相对重视。
1848年革命所具有的在以往革命中尚未出现或不甚明显的历史特点，在客观上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基础剖析波拿巴的物质条件。“法国农民现在没落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土地的分割，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他还分析了法国秩序党中两大集团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相互分离，并不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忠诚，而是它们利益的对立。“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财产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尽管如此，马克思并没有否认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的意义，也强调传统与教育的功能以及国家的相对独立性。
二、结构与能动
结构与能动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理论议题，影响着理解政治的方式。“从根本而言，这一争论关注的是下列问题：在何种程度上，作为行为者的我们具有塑造我们自己命运的能力，与此对照的是，我们的生活被一种无法控制的方式所结构的程度；我们的命运被外部力量所决定的程度”。安德森指出，“现在，结构与主体这两者各自的地位的难题已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难以确定的次要或局部问题了。实际上，它一直是解释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之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之一”。然而经济主义与唯意志论对此问题争执不休。马克思从历史辩证法角度强调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社会传统与观念对行为的制约和限制。历史主体的能动性总是受到既定的社会经济状况的限制，而无法超越现有的历史条件以创造历史。“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社会学创立的历史条件篇4
【内容提要】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存在着许多误解。造成这些误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本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新唯物主义区别于以往唯心史观的不在于他们把“现实的人”作为唯物史观的出发点，而在于他们对“现实的人”作出了科学的规定，从而找到了一条从主客体的对立统一来考察和研究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
【英文摘要】atpresent,quiteafewacademicsathomeandabroadhavemisinterpretedmarxisttheoreticalsystem,whichismainlyduetoalackofcomprehensiveandaccurateunderstandingofthestarting-pointofmarxisthistoricalmaterialism.thisarticleholdsthatwhatdistinguishesmarxandengels’sneo-materialismfrompasthistoricalidealismisnotthattheytake"humansinreality"asthestarting-pointofhistoricalmaterialism,butthattheyhavescientificallydefined"humansinreality",sothattheyhavesoughtascientif-icmethodofinspectingandstudyingsocialhistoryinlightoftheunityofoppositesofsubjectandobject.
【关键词】唯物史观/出发点/现实的人/科学规定/方法论原则
historical materialism;starting-point;humansinreality;scientificallydefine;methodologicalprinciples
【正文】
科学的历史观出发点的确立，是建立唯物史观体系的关键。出发点正确虽然不能保证一个理论体系正确，但却为这个理论体系的正确性指明了方向。而如果出发点错误，尽管可能发现一些真理的颗粒，却不可能建立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正是确立了科学的历史观出发点，找到了一条考察和研究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才创立了唯物史观，实现了哲学领域的革命。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澄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深入领会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
一、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
长期以来，由于没有认真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己历史观出发点的论述，中外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两个误区。
第一，把“物质”范畴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出发点，传统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就是明证。以物质范畴为出发点所建立起来的体系，所阐述的主要是一般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样，就不能说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当然，造成这种误解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一是由于列宁和斯大林的误导。列宁生前没有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是“从物到感觉的思想”的路线。斯大林虽然看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但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二是后来的研究者忽视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些基本思想和它所包含的理论体系。思想和存在、物质和意识关系问题是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但不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是主体与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的相互作用、对立统一。长期以来，由于我们把思维和存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忽视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因而在哲学领域中造成了一种见物不见人的局面，也就不可能正确解决人的活动与社会历史规律的关系问题。
第二，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没有人。在国外，萨特就主张应该用“真正的人学”，即他的存在主义来“医治”当前马克思主义的“贫血症”；把存在主义“并入”马克思主义，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不足”，使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现人”，“探究人”，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说：“存在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块飞地。”[1]（p360）
甚至到今天，我国有的学者还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系统模型没有人，特别是没有个人，或者说至少是把人的位置摆得很低”，“马克思曾明确地讲他的研究不以‘人’作为出发点而以‘劳动’作为出发点”，因此，这些学者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建立系统哲学，“它研究社会系统不以劳动为出发点而以人为出发点，并积极吸收欧洲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传统”[2]（p319、321）。显然，这些学者并没有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的真正内涵。
这些学者根据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句话“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85），认为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归结为生产关系。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生产关系规定阶级关系，阶级关系规定了人的阶级性。这样，在马克思那里，就用“阶级”取代了“人”，用“阶级性”取代了“人性”[2]（p319）。
这些学者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如果不是故意歪曲就是一知半解。完整准确阐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对澄清这些误解、把握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4]（p30），“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提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3]（p10）
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作为科学历史观出发点的是“现实的人”。他们把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人”作为出发点，这是因为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我们怎么能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不是人呢？马克思在指出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是现实的人之后，接着指出，作为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的还有现实的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
以往的社会历史理论从根本上说都是不科学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正确的理论出发点。有的人把上帝、神作为历史的前提、理论的出发点。圣奥古斯丁就认为，一切历史事件决定于上帝。在《忏悔录》中，他写道：上帝是“至高、至善、至美……至仁、至义、至隐……负荷一切，充裕一切，维护一切，创造一切，养育一切，改进一切。”[5]他在说明历史事件时，就始终坚持这一出发点。
有的人把人的理性作为历史的前提和理论的出发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就是如此。他们把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从理性出发去批评一切，认为社会上的一切弊病都产生于愚昧和无知。霍尔巴赫说：“愚昧，迷妄，偏见，以及缺乏经验、考虑和预见——这就是道德罪恶的真正根源。人们自己危害自己并危害自己的同伴，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关于自己的真正利益的观念。”[6]（p728—729）
有的人把感觉作为出发点和前提，从感觉出发去解释一切。主观唯心主义者贝克莱就是如此。他说：“每个观察人类认识的客体的人都看得很清楚：这些客体或者是感官真正感知的观念，或者是我们观察人心的情感和活动而获得的观念，或者是借助于记忆和想象而形成的观念。”[7]（p15）
黑格尔是把绝对精神或理性作为理论的出发点的，自然、社会及其历史只不过是绝对精神或理性自我发展的表现。他自己指出：“哲学研究所能采取的一贯而有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当‘合理性’在世界的存在中开始表现它自己的时候（不是当它仅仅是一种在本身的可能性的时候）——当它在一种现有的事物状态里，实现它自己为意识、意志和行动的时候，做研究历史的出发点。”[8]（p61—62）
德国的批判的根本错误在于它没有离开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没有确立正确的出发点。德国的批判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的某一个方面，用它来反对整个体系，也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的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的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9]（p177）黑格尔把绝对精神（或者说理性）作为出发点来说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统一。布·鲍威尔与施特劳斯各抓住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因素，前者抓住自我意识，后者抓住实体。起初德国的批判还是抓住纯粹的、未加改造的黑格尔的范畴，但是到后来却用一些世俗的名称来称呼他们。例如，费尔巴哈用“人”、“类”来代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施蒂纳又用“唯一者”来代替费尔巴哈的“人”和“类”。
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忽视人，相反，它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并以现实的人及其发展为中心内容的科学，恩格斯曾经指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10]（p237）
二、“现实的人”的科学规定
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不在于他们把“现实的人”作为历史的前提和理论的出发点，而在于他们对“现实的人”作出了科学的规定。“现实的人”即进行物质生产的人，受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的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1]（p71—72）。“现实的人”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
第一，唯物史观出发点揭示了人是个实践的存在，因而“现实的人”的本质是动态的发展的
“现实的人”也就是从事物质生产的人，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才是具体的、活动着的人。这说明只有从实践活动中才能揭示人的本质。人们的生产活动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人”的本质也是具体的、历史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把现实的个人看成是历史的前提、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和把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及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看作是历史的前提，从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是一回事。因为，现实的人和物质生产是交融在一起的，现实的人的本质就在于他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而物质生产就是现实的人所从事的获取物质资料的活动。现实的个人正是由于他的物质生产活动和这种物质生产活动所造成的物质条件决定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p11）人通过自己的物质生产活动和其他对象性的活动，确证自己作为“现实的人”的本质。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经指出，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新的对象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显现和人的存在的新的充实”[12]（p85）。
社会历史无非是各个时代的人在历史中的各种形式的活动，人的活动是历史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变化发展的。随着人的活动的历史性的变化发展，人的特性、人的本质也是历史性的变化发展的。正是这种在程度上越来越大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活动，使人越来越远离动物界，不断地获得自己新的特性和本质。这样，人就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的[13]（p486）。所以，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活动是“现实的人”的实践本质。
离开现实的人，就谈不上物质生产及物质生活条件；而离开了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的人，也就不是现实的人。所以，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和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物质生产，这两种提法是完全一致的。“现实的个人”和“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两个前提，不能只肯定其中一个而否定另一个。只承认前者不承认后者就会陷入抽象人性论，最终陷入唯心主义；只承认后者不承认前者，就会见物不见人，陷入机械唯物主义。
第二，“现实的人”不是无人身的自我意识，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的人，而是自然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产物，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
黑格尔虽然承认人是在社会历史中活动的存在物，指出要通过劳动、通过人的活动来理解人的本质。“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4]（p163）。但是，黑格尔把人当作精神的存在，把人等同于无人身的自我意识。他说“人能超出他的自然存在，即由于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区别于外部的自然界”，“就人作为精神来说，他不是一个自然存在。”[15]（p92）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人仅仅表现为自我意识”，“主体也始终是意识或自我意识”[14]（p165、162）。这样，黑格尔就把劳动、活动仅仅归结为精神的、意识的活动、劳动。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4]（p163）。由于不了解人及其实践，而用绝对精神、理性自我运动来描述历史的运动，黑格尔“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辩的表达”。[14]（p159）
费尔巴哈反对把人看作是抽象的自我意识的思辩唯心主义观点，他认为黑格尔旧哲学的自我意识“乃是一种无实在性的抽象”，他提出了人本主义的新哲学，力图用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来解释人，用肉体的、感性的人代替精神的、抽象的人。在他看来，人不是一个抽象的实体，而是一个感性的实体，“如果将新哲学的名称、‘人’这个名称翻译成自我意识，那就是以旧哲学的意义解释新哲学，将它又推回到旧的观点上去”。[16]（p117）旧哲学是以这样一个命题为出发点的：“我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一个仅仅思维的实体，肉体是不属于我的本质的”；而新哲学是以另一个命题为出发点的：“我是一个实在的感觉的本质，肉体总体就是我的自我、我的实体本身”[16]（p169）。
但是，费尔巴哈只是把人看做感性的对象，而没有把人看做’感性的活动”，即没有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来把握人的本质，没有把人看做是个实践的存在。“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是，毋庸讳言，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费尔巴哈仅仅把男女两性之爱、看做是人与人的本质关系，仅仅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建立在生理性别差异基础上的自然联系，他“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4]（p50）费尔巴哈和其他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家之所以陷入对人性的抽象理解，把人看成是孤立的、抽象的人类个体，把人的类理解为“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3]（p89），就在于他们没有从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中去考察人的需要，把人的需要等同于动物的自然需要，因而不理解人的社会性。
第三，现实的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
现实的人指的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既是物质生产活动的能动承担者，又受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制约。现实的人的活动既是受既定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的制约的，又能够选择和创造新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人既有能动性，又有受动性；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4]（p43）
马克思“现实的人”是对黑格尔“无人身的自我意识”和费尔巴哈“自然的人”二者的扬弃，它既吸取了黑格尔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原则（合理内核），又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原则（基本内核）。
第四，现实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p18）
马克思反对抽象地谈论人的本质，认为要从人的感性活动、物质生产劳动来考察现实的人的本质。
对马克思的这句话有必要作出两点说明，一是这里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两个方面。马克思曾经指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4]（p43）二是现实的人的本质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动态的发展的，而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因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都是具体的、历史的。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给人的本质下一个抽象的定义，而只是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人的本质的方法。
以往历史观的共同缺点就在于不懂得物质生产，不重视物质生产，“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4]（p44）因而，在人的问题上，不能实践地把人看做是“感性活动”。
第五，“现实的人”这一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包含着三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现实的人的活动”
“现实的人”的这三方面的内容是彼此联系、不可分割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p23）“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现实的人”形成的自然前提和自然基础。而有生命的个人一旦出现，就生活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中。物质生活条件是“现实的人”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实的人的存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与他们的活动紧密相关的。因为现实的人的存在也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3]（p10）
“现实的人的活动”最基本的内容就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4]（p31—32）可见，只有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出发、从生产实践出发，才真正是从现实的人出发。
马克思恩格斯把“现实的人”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并对它作出了科学的规定，克服了以往一切社会历史理论的根本缺陷，也就为新世界观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唯物史观出发点的一条重要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不仅是我们正确理解、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而且它也向我们揭示了一条从主客体的对立统一来考察和研究社会历史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本身就是人和物、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马克思考察和研究社会历史正是从主体和客体两个视角展开的，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以往见物不见人或见人不见物的片面性。
从主客体两个视角分别考察和研究社会历史，它们侧重点不同，不能互相取代。“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1]（p73），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0]（p241），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从历史主体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但是，当马克思侧重于从客体方面去研究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时，特别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时，则强调“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17]（p145），也就是从社会的物质生产出发。
唯物史观出发点的这两种提法虽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却是内在统一的。从“现实的人”出发，侧重从主体去说明客体，用人说明社会，在这个视角中，历史必然性只是人类活动本身的内在联系，它是内在于人的活动之中的，生产力虽然是历史的前提、基础和条件，同时它也是主体活动的产物和结果，它本身也是需要用人的活动来加以说明的，因为社会历史是属于人的和“为我”的。主体视角虽然重在说明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但也是以对历史必然性的肯定和遵循为前提的。
从“物质生产”出发，侧重于从客体说明主体，用社会说明人，在这个视角中，人的活动及其主体性只是构成历史必然性的一个因素和方面，社会生产也只是作为既定的基础和前提，生产力发展水平才是历史的起点。客体视角虽然重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但也包含对人的能动创造性和主体性的肯定。由此可见，这两种说法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包含、相互补充的。强调的都是用社会和人相统一的观点说明人和社会的发展，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
前面我们谈到，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人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物质生产而不是“现实的人”。实际上这是把人和社会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因而都不是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人”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统一。
从主客体的对立统一来考察和研究社会历史这一方法论原则，贯穿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始终。例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主体——人——的视角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人的依赖性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13]（p104）这三个阶段的划分虽然着眼于人的发展状况，但并没有脱离对一定生产方式的分析考察，而是以此为基础的。
同一个事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和界定，因为事物本来就是多种规定的统一，从不同角度审视同一事物，才能准确、全面把握事物。对社会历史，我们不能像从前的唯物主义那样，“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当然，也不能像唯心主义那样“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3]（p87）。而应当从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和对立统一中，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以前，我们主要从客体的视角去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唯物史观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见物不见人，问题在于，我们要从主体视角来审视和研究社会历史，对人的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科学说明，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面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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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创立的历史条件篇5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11-007-02
作为法律发展的重要方式，法律继承的研究尚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目前，对法律继承性质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三个方面，对于不可避免性却鲜有论及，学界在探讨上述“三性”时，往往将决定法律继承不可避免性的因素也纳入其中，从而造成对法律继承不可避免性认识的模糊。本文试对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与必然性、必要性、可能性进行概念上的辨正，以期加深对法律继承不可避免性的认识，从而强调在法律发展的道路上应充分注重本国历史传统，构建切合中国社会的法律制度，减少法律规避等法治建设的障碍。
一、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与必然性辨正
要从法律继承必然性中剥离出不可避免性，就必须对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加以区分：其一，必然性要求一个严格的前提条件，不可避免性则是无条件的。必然性，事实上是指在某种条件成就之时而不可避免；其二，必然性可因行为而阻断，不可避免性则是无可阻断的。因为必然性要求一个严格的前提条件，那么对这个条件的改变就会导致必然性的阻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即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样，就可以将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从必然性中剥离。
目前对法律继承必然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其一，社会生活条件的历史延续性决定了法的继承性；其二，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法律在演进和发展过程中的延续性和继承性；其三，法律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性决定了法律继承的必要性；其四，法的发展历史事实验证了法的继承性。①
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第一，社会生活条件的历史延续性决定了法的继承性，实则是在论述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因为社会生活的条件是一种历史延续，是无从改变的事实，不需要任何前提条件就能实现法律继承的必然；第二，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法律在演进和发展过程中的延续性和继承性，同样是在论述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法律具有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是由其作为意识形态的性质决定的，无从改变，故而也不需任何条件就能实现法律继承的必然；第三，法律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性决定了法律继承的必要性还是在论述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同样是一个事实，不需任何条件即决定结果的必然。就其作为法律继承不可避免的原因来说，这一项与第一项重复了。因为，法律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虽然具有共同性，但是否必然得到继承？假设人类可以无靠既往历史的积累而重塑一个崭新的社会生活方式，那么历史上产生的文明成果就会因没有必要而可能得不到继承。所以法律继承之所以必要，根本原因仍在于人类生活条件的历史延续性；至于第四，法的发展历史事实验证了法的继承性，实则是指法律继承的可能性。必然性是无从验证的，一个既有结果的发生根本无法探讨其属必然或是偶然；而一个结果一经发生，便足以证明其可能性。
二、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与必要性辨正
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的区分在于，前者指某种事实之下无需任何条件地成就某种结果；后者指成就一个结果所须特定条件的不可或缺。对法律继承必要性的系统论述，目前只见于石茂生和吴礼宁《论法律继承》一文，文中指出法律继承乃是“历史使命”，强调“法律继承对于实现法律现代化所具有的功能、对建设法治国家在法律资源上所能起到的可资借鉴与选择的作用”。②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法律继承是法律现代化的要求。法律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本身是一种不断的进步，其目标就是使法律与社会实际相适应，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法律继承通过对传统法律的扬弃，使更能适应社会需要的法律被接受，从而推动法律的进步；第二，法律移植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需要通过继承来弥补。中国的法律发展自始就过于重视移植，而法律移植有着明显的弊端：（1）法律所赖以存在的文化具有不可移植性；（2）法律移植过程中的失真；（3）西方法律自身有不足。这些弊端使得中国法律未能很好地与本土资源融合；第三，传统文化的顽固和传统习惯的影响。中国绝大多数法律传统在经历了一百余年现代制度的构建之后仍旧活着，它们默默地存在着，并且在社会变迁中起着决定的和主导的作用。在习惯势力仍很大的中国，应当充分重视习惯对法律的作用，也即习惯对法律继承提出的要求。
对以上三点加以分析可以看出，第一，法律继承是法律现代化的要求，实则是指，法律继承可以满足法律现代化的需要。法律现代化指向法律与社会现实的切合，而法律继承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这种个指向。要说法律继承是法律发展的必要，则还需要一个前提，即没有其他的发展方式可以满足法律与社会现实切合的指向。而事实上，法律继承和法律创制同样可能具有这种功能。故法律继承可以满足法律现代化的需要，只是一种被法律现代化选择为一种方式的可能。此处实际是论法律继承的可能性；第二，法律移植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需要通过继承来弥补。同上，这是指法律继承可以克服法律移植的缺陷，只是一种可能。如果成为必要，仍然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克服这种缺陷。事实很显然，法律创制也是可能的。故此处所论仍是法律继承的可能性。第三，传统文化的顽固和传统习惯的影响，这一不争的事实无条件地导致法律继承的必然，实指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仔细分析仍可看出，传统文化的顽固和传统习惯的影响，其实是社会表象，基础仍在于社会生活条件的历史延续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这两个事实决定了文化和习惯不可能无靠历史而得以重塑。
三、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与可能性辨正
前文论及，必要性是指实现某种结果而对特定条件的依赖，这个条件须具有排他性。一旦这个条件不具有排他性，则沦为被结果实现所选择的可能性。目前对法律继承可能性的系统论述，仍然仅见于石茂生和吴礼宁《论法律继承》一文，归结起来有有以下三点：
第一，人类社会的历史延续性及继承性。法律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只要那些延续下来的生活条件在现实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反映生活条件的既有规则，就会被继承下来，并被纳入新的法律体系之中。任何法律的产生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背景和人文基础，文化和人文背景的传承，决定了法律继承；第二，传统法律自身的独特价值。法律传统中存在大量具有自身独特价值而为别种制度所没有的制度。如我国的典权制度，虽然在解放后随着民国民法典的废除而被废除，但在民间仍然存在并流行，解决了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如能对其进一步改造，可以发挥更大的功能；第三，法律继承比移植来得更为便利。继承下来的法律与百姓的心理习惯、生活习惯更能适应，更容易被接受，适用起来也更有效，可以避免由于大量适用舶来品而给群众带来的诸多不便，并可减少由此引起的混乱和法律规避。③
分析以上三点可看出，第一，人类社会的历史延续性及继承性，是多数学者用来论述法律继承必然性的因素。前文已经讨论指出，这项实则是论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第二，传统法律自身的独特价值，是其可能被法律发展所选择为一种方式的条件，这一特定条件使得法律继承具有可能性；第三，法律继承比移植来得更为便利，与第二项相同，也是法律继承可能被法律发展所选择为一种方式的条件，只是出于经济的考量使得法律继承被选择的可能性大有增加，仍是法律继承的可能性。
四、结论
通过前文对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与必然性、必要性、可能性的辨正，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法律继承的必然性，实则多指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
必然性指事物发展、变化中的不可避免和一定不移的趋势，跟“偶然性”相对。如前所述，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的观点，在一定条件下，必然性和偶然性可以相互转化。但是不可避免性，则是无可改变的归宿。一件事物不可避免，可以用必然来指称，反之则不然。通论的四个必然性，实为两个不可避免性和一个可能性。
（二）法律继承无所谓必要性
根据前文对法律继承必要性的分析，可以看出，法律继承并无必要性可言，但这个看似荒诞的结论确是事实。因为，必要性是指实现某种结果而对特定条件的依赖，这个条件须具有排他性。法律发展的三种方式，本身就是相互弥补缺陷和不足的，任何一种发展方式在目标实现上都不具有排他性，即便出于经济考量而认为法律继承比法律移植、法律创制更具有优势，也并非意指其为必要，所以法律继承的必要性根本无从立论。
（三）法律继承具有可能性
法律继承之所以成为法律发展的主要方式，既有历史事实加以证明，自然具有可能性。更重要的是，相对于法律移植和法律发展来说，法律继承表现出明显的优势：（1）法律移植所具有的缺陷，可以依赖法律创制和法律继承加以弥补，而法律继承的技术难度大大低于法律创制，使得法律继承被选择的可能性增加；（2）在具有悠久历史传承的社会中，具有丰富的法治资源可供继承，如中国传统法律中仍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3）在具有传统生活方式的社会，规则被作为传统生活的组成部分得到传承，在没有国家法律认可的情况下，民间规则同样存在并具有相当的生命力，法律继承更容易被接受从而得到普遍的遵从。
（四）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都是基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1）社会生活条件的历史延续。社会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缓慢变革的过程，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行为规则也是一个缓慢的历史延续，每一个社会的规则不可能完全重新创制，也不可能强行一套崭新的规则，于是法律继承无可避免；（2）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意识形态是文化结构中的主体部分，属于思想的上层建筑，它同政治结构一起构成了社会上层建筑的整体。意识形态根源于社会存在，但它一经产生，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表现方式之一便是其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这种继承性造成了意识形态发展的独特的历史，形成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法律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决定法律继承不可避免。
既然社会发展的规律已经决定了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加之法律继承又有如此明显的优势，那么在推动法律发展的道路上，充分继承和吸收合理的传统资源，较之盲目移植和创制之后再进行有力却无效的普法运动，将是尤为明智的选择。
注释：
①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208页．
② 石茂生，吴礼宁．论法律继承．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参考文献：
社会学创立的历史条件篇6
［中图分类号］F516.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799（2001）01—0027—06
科学的历史观出发点的确立，是建立唯物史观体系的关键。出发点正确虽然不能保证一个理论体系正确，但却为这个理论体系的正确性指明了方向。而如果出发点错误，尽管可能发现一些真理的颗粒，却不可能建立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正是确立了科学的历史观出发点，找到了一条考察和研究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才创立了唯物史观，实现了哲学领域的革命。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澄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深入领会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
一、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
长期以来，由于没有认真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己历史观出发点的论述，中外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两个误区。
第一，把“物质”范畴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出发点，传统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就是明证。以物质范畴为出发点所建立起来的体系，所阐述的主要是一般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样，就不能说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当然，造成这种误解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一是由于列宁和斯大林的误导。列宁生前没有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是“从物到感觉的思想”的路线。斯大林虽然看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但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二是后来的研究者忽视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些基本思想和它所包含的理论体系。思想和存在、物质和意识关系问题是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但不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是主体与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的相互作用、对立统一。长期以来，由于我们把思维和存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忽视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因而在哲学领域中造成了一种见物不见人的局面，也就不可能正确解决人的活动与社会历史规律的关系问题。
第二，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没有人。在国外，萨特就主张应该用“真正的人学”，即他的存在主义来“医治”当前马克思主义的“贫血症”；把存在主义“并入”马克思主义，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不足”，使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现人”，“探究人”，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说：“存在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块飞地。”[1]（p360）
甚至到今天，我国有的学者还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系统模型没有人，特别是没有个人，或者说至少是把人的位置摆得很低”，“马克思曾明确地讲他的研究不以‘人’作为出发点而以‘劳动’作为出发点”，因此，这些学者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建立系统哲学，“它研究社会系统不以劳动为出发点而以人为出发点，并积极吸收欧洲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传统”[2]（p319、321）。显然，这些学者并没有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的真正内涵。
这些学者根据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句话“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85），认为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归结为生产关系。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生产关系规定阶级关系，阶级关系规定了人的阶级性。这样，在马克思那里，就用“阶级”取代了“人”，用“阶级性”取代了“人性”[2]（p319）。
这些学者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如果不是故意歪曲就是一知半解。完整准确阐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对澄清这些误解、把握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4]（p30），“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提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3]（p10）
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作为科学历史观出发点的是“现实的人”。他们把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人”作为出发点，这是因为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我们怎么能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不是人呢？马克思在指出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是现实的人之后，接着指出，作为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的还有现实的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
以往的社会历史理论从根本上说都是不科学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正确的理论出发点。有的人把上帝、神作为历史的前提、理论的出发点。圣奥古斯丁就认为，一切历史事件决定于上帝。在《忏悔录》中，他写道：上帝是“至高、至善、至美……至仁、至义、至隐……负荷一切，充裕一切，维护一切，创造一切，养育一切，改进一切。”[5]他在说明历史事件时，就始终坚持这一出发点。
有的人把人的理性作为历史的前提和理论的出发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就是如此。他们把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从理性出发去批评一切，认为社会上的一切弊病都产生于愚昧和无知。霍尔巴赫说：“愚昧，迷妄，偏见，以及缺乏经验、考虑和预见——这就是道德罪恶的真正根源。人们自己危害自己并危害自己的同伴，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关于自己的真正利益的观念。”[6]（p728—729）
有的人把感觉作为出发点和前提，从感觉出发去解释一切。主观唯心主义者贝克莱就是如此。他说：“每个观察人类认识的客体的人都看得很清楚：这些客体或者是感官真正感知的观念，或者是我们观察人心的情感和活动而获得的观念，或者是借助于记忆和想象而形成的观念。”[7]（p15）
黑格尔是把绝对精神或理性作为理论的出发点的，自然、社会及其历史只不过是绝对精神或理性自我发展的表现。他自己指出：“哲学研究所能采取的一贯而有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当‘合理性’在世界的存在中开始表现它自己的时候（不是当它仅仅是一种在本身的可能性的时候）——当它在一种现有的事物状态里，实现它自己为意识、意志和行动的时候，做研究历史的出发点。”[8]（p61—62）
德国的批判的根本错误在于它没有离开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没有确立正确的出发点。德国的批判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的某一个方面，用它来反对整个体系，也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的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的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9]（p177）黑格尔把绝对精神（或者说理性）作为出发点来说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统一。布·鲍威尔与施特劳斯各抓住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因素，前者抓住自我意识，后者抓住实体。起初德国的批判还是抓住纯粹的、未加改造的黑格尔的范畴，但是到后来却用一些世俗的名称来称呼他们。例如，费尔巴哈用“人”、“类”来代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施蒂纳又用“唯一者”来代替费尔巴哈的“人”和“类”。
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忽视人，相反，它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并以现实的人及其发展为中心内容的科学，恩格斯曾经指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10]（p237）
二、“现实的人”的科学规定
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不在于他们把“现实的人”作为历史的前提和理论的出发点，而在于他们对“现实的人”作出了科学的规定。“现实的人”即进行物质生产的人，受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的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1]（p71—72）。“现实的人”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
第一，唯物史观出发点揭示了人是个实践的存在，因而“现实的人”的本质是动态的发展的
“现实的人”也就是从事物质生产的人，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才是具体的、活动着的人。这说明只有从实践活动中才能揭示人的本质。人们的生产活动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人”的本质也是具体的、历史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把现实的个人看成是历史的前提、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和把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及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看作是历史的前提，从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是一回事。因为，现实的人和物质生产是交融在一起的，现实的人的本质就在于他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而物质生产就是现实的人所从事的获取物质资料的活动。现实的个人正是由于他的物质生产活动和这种物质生产活动所造成的物质条件决定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p11）人通过自己的物质生产活动和其他对象性的活动，确证自己作为“现实的人”的本质。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经指出，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新的对象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显现和人的存在的新的充实”[12]（p85）。
社会历史无非是各个时代的人在历史中的各种形式的活动，人的活动是历史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变化发展的。随着人的活动的历史性的变化发展，人的特性、人的本质也是历史性的变化发展的。正是这种在程度上越来越大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活动，使人越来越远离动物界，不断地获得自己新的特性和本质。这样，人就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的[13]（p486）。所以，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活动是“现实的人”的实践本质。
离开现实的人，就谈不上物质生产及物质生活条件；而离开了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的人，也就不是现实的人。所以，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和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物质生产，这两种提法是完全一致的。“现实的个人”和“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两个前提，不能只肯定其中一个而否定另一个。只承认前者不承认后者就会陷入抽象人性论，最终陷入唯心主义；只承认后者不承认前者，就会见物不见人，陷入机械唯物主义。
第二，“现实的人”不是无人身的自我意识，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的人，而是自然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产物，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
黑格尔虽然承认人是在社会历史中活动的存在物，指出要通过劳动、通过人的活动来理解人的本质。“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4]（p163）。但是，黑格尔把人当作精神的存在，把人等同于无人身的自我意识。他说“人能超出他的自然存在，即由于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区别于外部的自然界”，“就人作为精神来说，他不是一个自然存在。”[15]（p92）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人仅仅表现为自我意识”，“主体也始终是意识或自我意识”[14]（p165、162）。这样，黑格尔就把劳动、活动仅仅归结为精神的、意识的活动、劳动。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4]（p163）。由于不了解人及其实践，而用绝对精神、理性自我运动来描述历史的运动，黑格尔“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辩的表达”。[14]（p159）
费尔巴哈反对把人看作是抽象的自我意识的思辩唯心主义观点，他认为黑格尔旧哲学的自我意识“乃是一种无实在性的抽象”，他提出了人本主义的新哲学，力图用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来解释人，用肉体的、感性的人代替精神的、抽象的人。在他看来，人不是一个抽象的实体，而是一个感性的实体，“如果将新哲学的名称、‘人’这个名称翻译成自我意识，那就是以旧哲学的意义解释新哲学，将它又推回到旧的观点上去”。[16]（p117）旧哲学是以这样一个命题为出发点的：“我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一个仅仅思维的实体，肉体是不属于我的本质的”；而新哲学是以另一个命题为出发点的：“我是一个实在的感觉的本质，肉体总体就是我的自我、我的实体本身”[16]（p169）。
但是，费尔巴哈只是把人看做感性的对象，而没有把人看做’感性的活动”，即没有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来把握人的本质，没有把人看做是个实践的存在。“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是，毋庸讳言，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费尔巴哈仅仅把男女两性之爱、看做是人与人的本质关系，仅仅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建立在生理性别差异基础上的自然联系，他“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4]（p50）费尔巴哈和其他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家之所以陷入对人性的抽象理解，把人看成是孤立的、抽象的人类个体，把人的类理解为“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3]（p89），就在于他们没有从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中去考察人的需要，把人的需要等同于动物的自然需要，因而不理解人的社会性。
第三，现实的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
现实的人指的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既是物质生产活动的能动承担者，又受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制约。现实的人的活动既是受既定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的制约的，又能够选择和创造新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人既有能动性，又有受动性；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4]（p43）
马克思“现实的人”是对黑格尔“无人身的自我意识”和费尔巴哈“自然的人”二者的扬弃，它既吸取了黑格尔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原则（合理内核），又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原则（基本内核）。
第四，现实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p18）
马克思反对抽象地谈论人的本质，认为要从人的感性活动、物质生产劳动来考察现实的人的本质。
对马克思的这句话有必要作出两点说明，一是这里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两个方面。马克思曾经指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4]（p43）二是现实的人的本质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动态的发展的，而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因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都是具体的、历史的。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给人的本质下一个抽象的定义，而只是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人的本质的方法。版权所有
以往历史观的共同缺点就在于不懂得物质生产，不重视物质生产，“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4]（p44）因而，在人的问题上，不能实践地把人看做是“感性活动”。
第五，“现实的人”这一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包含着三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现实的人的活动”
“现实的人”的这三方面的内容是彼此联系、不可分割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p23）“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现实的人”形成的自然前提和自然基础。而有生命的个人一旦出现，就生活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中。物质生活条件是“现实的人”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实的人的存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与他们的活动紧密相关的。因为现实的人的存在也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3]（p10）
“现实的人的活动”最基本的内容就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4]（p31—32）可见，只有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出发、从生产实践出发，才真正是从现实的人出发。
马克思恩格斯把“现实的人”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并对它作出了科学的规定，克服了以往一切社会历史理论的根本缺陷，也就为新世界观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唯物史观出发点的一条重要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不仅是我们正确理解、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而且它也向我们揭示了一条从主客体的对立统一来考察和研究社会历史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本身就是人和物、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马克思考察和研究社会历史正是从主体和客体两个视角展开的，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以往见物不见人或见人不见物的片面性。
从主客体两个视角分别考察和研究社会历史，它们侧重点不同，不能互相取代。“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1]（p73），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0]（p241），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从历史主体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但是，当马克思侧重于从客体方面去研究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时，特别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时，则强调“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17]（p145），也就是从社会的物质生产出发。
唯物史观出发点的这两种提法虽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却是内在统一的。从“现实的人”出发，侧重从主体去说明客体，用人说明社会，在这个视角中，历史必然性只是人类活动本身的内在联系，它是内在于人的活动之中的，生产力虽然是历史的前提、基础和条件，同时它也是主体活动的产物和结果，它本身也是需要用人的活动来加以说明的，因为社会历史是属于人的和“为我”的。主体视角虽然重在说明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但也是以对历史必然性的肯定和遵循为前提的。
从“物质生产”出发，侧重于从客体说明主体，用社会说明人，在这个视角中，人的活动及其主体性只是构成历史必然性的一个因素和方面，社会生产也只是作为既定的基础和前提，生产力发展水平才是历史的起点。客体视角虽然重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但也包含对人的能动创造性和主体性的肯定。由此可见，这两种说法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包含、相互补充的。强调的都是用社会和人相统一的观点说明人和社会的发展，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
前面我们谈到，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人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物质生产而不是“现实的人”。实际上这是把人和社会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因而都不是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人”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统一。
社会学创立的历史条件篇7
(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唯物史观，亦称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materialism）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包括：一，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二，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三，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这三种形式的基础都建立在唯物主义这个前提上，并且首先肯定了人作为历史的决定力量的地位，同时坚持了唯物辩证法这样他们之间的联系由逻辑变成了因果。
(二)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具有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其特定规律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二、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及其理论意义
（一）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
（1）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一生中有两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列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两个归结”发现和创立唯物史观的，他说“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
（2）发现和创立唯物史观的社会历史条件。
唯物史观是时代的产物，只有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才能发现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人们才能清楚的看到，任何社会制度都在变化发展，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是生产方式的变革；才能发现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进程；才能锻造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适应了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需要而产生的。
（3）发现和创立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
任何理论的发现和创立，都需要前人的思想、理论为前提。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特别是18世纪以来的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例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狄德罗等人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看到了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不仅是资产阶级同封建阶级的斗争，而且也是无产阶级同封建贵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基佐等人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重视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试图探究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发现了财产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基础。这些关于社会历史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和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理论前提，马克思的理论包括了一切有实际价值的历史观念，并且给予这些观念一个非常坚固的基础。”
（二）唯物史观的理论意义
（1）历史观的变革是近代思想史的主旋律。
唯物史观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但其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所以说，历史观的变革是近代思想史的主旋律。
（2）使唯物主义哲学发展成完备的哲学，宣告唯心主义的破产。
列宁指出：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恩格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使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包括唯物主义自然观、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彻底的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3）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恩格斯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来哲学观念的变革，最主要的表现是历史观的变革。历史决定理论的命运，历史观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这是由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和历史任务所决定的。从梁启超的“民史论”和“新民说”到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和“三民主义”；从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到的“群众时代、劳农主义和唯民主义”；从陈独秀的“我们所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的社会改造”到把“民众的大联合”看作是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其间贯穿了一条主线，就是从观念史观和圣贤史观到民众史观和群众路线，使历史主体一步步得到澄明。解决了人民群众是决定历史命运的主体问题，便从历史主体的层面勾画出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想界从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4）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给人类特别是给工人阶级的伟大的认识工具。正如列宁所说，唯物史观可以使“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的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
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原理无非是一种运用归纳和演绎方法产生出来的最一般的、基本的认识，是具体人的思维的产物。人的局限性决定了原理性认识的局限性，所以任何原理或规律性认识都不是完美无缺、绝对有效的，任何科学的理论因此都必须是发展的，开放的，否则就变成了宗教。正如同志强调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三、结语
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理论的发展固然可以体现为对基本原理的不断修补和完善，但更多地却表现为对基本原理的突破上。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我们要坚持同一切非历史唯物主义者作斗争，这就是：有选择地继承、发扬历史理论和经验，反对全盘否定。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继承不断发展的连续的动态过程。凡是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理论经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凡是被历史证明有错误的和有害的做法我们必须坚决抛弃和改正。把注意力主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从的群众史观和群众路线，到邓小平的生产力首要地位和人民利益标准，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贯彻始终。在中国化的伟大历程中，获得了与时俱进的飞跃式发展，向世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辉煌前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2—4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8
〔3〕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86
社会学创立的历史条件篇8
通过对文件的学习，认真贯彻理解，并对自身进行每项对照，剖析检查自己平时的生活和工作，对自己进行分析，使我更加坚定借鉴学习历史经验是治国理政的鲜明特点，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同新时代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丰富实践联系起来，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苦功夫，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深化认识中提高认识，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必须把学习“四史”与社会变革的深刻实践联系起来，在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刻社会实践中加强对“四史”的学习，做到深学深悟，在深入学习“四史”的过程中践行初心。
“四史”学习教育是坚定理想信念的需要。通过学习“四史”，才能身临其境地了解我党走过的峥嵘岁月，体会我党在革命和奋斗中的艰难历程。学习“四史”要紧扣时代特征。
要充分利用当地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强教育引导，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定力。中共党史，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这么一个过程。学习中共党史，有助于我们了解党，了解党的发展，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这样就像一幅中共党史的成长纪录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我们学习中共党史需要掌握的一种从思想到平时普及的方法，也是帮助我们尽快入门的必修功课。新中国史，简单来说就是中国从成立到现在这么一个过程。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1周年，新中国的诞生犹如刚出生的太阳，朝气蓬勃，一扫旧中国的沉沉黑暗，照亮了民族复兴的崭新征程。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抗日战争，抗美援朝，解放战争等艰苦时期。我们要从中华民族崛起的奋斗历程中汲取信仰的力量，从我们中国发生的历史巨变中学习，时刻忠于党的政策方针，忠于党的组织，进一步坚定自觉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现在的中国，中国从刚开始的闭关锁国，到至今的完全开放，不仅提升中国自身的发展，同时对世界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从木质独轮车，到现在性能极具人格化的汽车，从工艺扫帚到智能扫地机，无处不凸显出改革开放的好处。社会主义发展史从最根本上解决了人民当家做主的要求，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发展却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路途，只有不断学习社会主义发展，才能逐步走向共产主义。
社会学创立的历史条件篇9
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个论断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与主体创造的内在统一关系，表明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得到了深化。为什么说历史发展规律与历史主体创造活动是不可分离的呢？
第一，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就是历史主体创造行动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历史的产生与发展，都紧密地与人的活动联系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贯穿其中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过程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开始的，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并最终导致上层建筑的变革。社会基本矛盾就是这样导致了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演进，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个基本规律是通过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表现出来的。一种生产方式代替另一种生产方式，一种社会形态代替另一种社会形态，都需要主体的自觉创造活动，没有主体的自觉活动，社会历史规律也就不能实现。例如，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不断发展，没有历史主体自身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这个规律也就不能实现。正因为社会历史规律一刻也离不开历史主体的创造活动，因而恩格斯把社会历史规律看作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4页）。
第二，历史主体创造活动必须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尽管离不开人的自觉活动，但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又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制约着人们的社会活动，无论人们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它都要发生作用。人们的自觉活动只能加快或延缓历史发展的进程，但任何阶级、阶层、利益集团或个人，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过程。社会历史规律之所以制约历史主体的创造活动，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社会历史规律根源于社会存在的客观条件，是通过这些客观条件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的。人们的自觉创造活动，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之上，如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自然环境、人口、社会关系、文化传统等。人们的自觉创造活动，必须尊重，不能超越。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第三，历史主体的创造活动具有自觉能动性。承认历史规律的决定性，并不等于说人们在历史规律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主体创造活动并不都是消极无为、盲目被动的，而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是主动的。在主体的创造活动中，主体可以认识规律、把握规律，按照历史规律的要求进行活动，实现自身的目的，这就是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历史主体对历史规律的能动性，主要是通过主体能动的实践活动来体现的。在实践中，主体在研究规律、认识规律的基础上，力争按照规律所揭示的客观要求办事，当人们没有达到自己实践目的时，就会认真反思，重新认识规律，调整行动，重新实践，直到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对发展民营经济的意义认识不足，采取种种办法限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后，通过总结历史教训，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私营企业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这就极大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同时使我国的经济焕发出蓬勃生机。这就是历史主体发挥自觉能动性的表现。
社会学创立的历史条件篇10
【关键词】邓小平/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
【正文】
从19世纪40年代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立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历史事实，突出强调了生产力、世界交往、世界市场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趋势和方向。邓小平在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对外开放的思想、积极融入世界市场的思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等，赋予了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新的内容和时代价值，形成了邓小平的世界历史发展观。探索和研究邓小平的世界历史发展观，对于在全球化已作为现时代重要特征的背景下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发展的基本内容
第一，邓小平在深刻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新趋势的基础上提出的对外开放思想，指出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现代化所依据的外在条件，把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的认识发展到新水平。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他们的世界历史思想。他们指出，世界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结果。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地理条件、交通工具等方面的限制，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是非常稀少的，各个民族处于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从而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民族发展图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交往范围的扩大，才最终突破了国家、民族的地域局限性，使民族历史开始逐步转变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p.88）。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早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才初显端倪，那么在当今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相互联系和交往则更是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企业甚至个人的活动，以国际市场和信息技术进步为纽带，越来越连接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开放、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世界整体，世界历史进入了它发展的新阶段，即全球化阶段。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邓小平在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这种新趋势的基础上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2］（p.64）他更主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p.78）即中国要快速发展和繁荣稳定，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在条件。同时，邓小平还指出，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文化、教育、科技等其他领域都要对外开放。他认为，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在“扬弃”的基础上拿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由此可见，邓小平在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新趋势的背景下提出的对外开放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在现时代下的具体运用，把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发展到新水平。
第二，邓小平关于各民族国家经济发展必须积极融入世界市场的思想，指出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经济“台阶式”发展的核心机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市场思想发展到新阶段。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世界市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造成了不断攫取剩余价值的无穷贪欲；而它的市场经济的交往形态，则赋予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的扩张力量。这样，资本必定会创造出世界市场，换句话说，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而世界市场的建立必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进而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因为通过融入和参与世界市场，人们摆脱了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通过全球的全面生产为人们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分析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指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俄国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它可以通过世界市场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的东西而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的波折和痛苦。这为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二战以后，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而且这种发展越来越呈现出由中心国家向国家发展的趋势。邓小平根据这种趋势从一方面指出，当前世界经济的整体繁荣依赖于世界市场的发展。因为国际间的商品、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2］（p.79）。因此，不断开发发展中国家的新市场，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世界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指出中国要赶超世界水平，必须实施“台阶式”发展战略。而要真正过几年上一个新台阶，必须立足于世界市场。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刻指出：“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2］（p.290）而要立足世界市场，还必须通过改革以适应世界市场。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是通过改革适应世界市场的一个重大举措。由此可见，邓小平的世界市场思想，充分说明了各个民族国家，尤其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经济“台阶式”发展的核心机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市场思想发展到新阶段。
第三，邓小平关于在现代历史条件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指出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现代化所依据的最重要因素，把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动力的思想发展到新高度。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史，尤其是考察了近代科学技术在工场手工业转变为机器大工业和在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把科学技术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现代生产中，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生产工具的改革、生产新工艺的采用，都是科学技术的“物化”；深刻而准确地认识自然物的属性，有效地对其进行加工以及发现和创造新的劳动对象，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动密切相关；劳动者生产技能的提高，知识水平的增长，体力和智力的强化，也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武装。事实证明，18世纪中后期正是由于科技革命推动了世界历史持续、快速的发展。科学技术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
二战以后科学技术经历了一场伟大革命，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而是几乎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邓小平指出：“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3］（p.87）根据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系统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这种作用，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把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推到一个新的高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对当代世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崭新概括。它说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促进因素和支撑力量，也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因素，把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发展到新高度。
第四，邓小平关于在两种制度并存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搞建设要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指出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政治保障，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条件下的国际矛盾运动作出了新判断。随着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各个民族国家进入了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中谋求发展的时期。在这样的发展时期，人类总体的发展历史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史不仅具有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而且还具有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基本矛盾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具有不同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但是，随着世界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又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地域性界限，而在世界范围内相互作用。这一方面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逐渐成为带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性矛盾运动；另一方面表现在这种矛盾运动在扩散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各个民族国家固有的社会矛盾运动产生碰撞和冲突，从而使各个民族国家的社会矛盾运动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运动相互激荡，“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1］（p.115—116）这就使世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基本矛盾既表现为一定的民族性矛盾，又表现为各个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体现为民族性矛盾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间矛盾的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两种社会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对抗关系。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趋明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的主要形式和解决对抗关系的主要手段，也由军事较量转向“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这既表现在国际领域两种社会制度比优势、比竞争力、比吸引力之间的较量和竞争，也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之间的较量和斗争。邓小平指出：“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2］（p.195）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方面必须防止西方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和平演变”的图谋；另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从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视角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作出了新判断。
第五，邓小平关于要建设共同富裕的、比资本主义更为优越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后实现的首要目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最终指向是实现共产主义作出了新的概括。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不仅为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前提，而且更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产生创造了广阔的前景。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p.87）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后，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单独建成的。由于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体系得以建立，最终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成为社会上起主要决定作用的两个阶级，他们的斗争形式也成了社会的主要斗争形式，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必然的而且是世界性的。
邓小平运用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视野和方法，分析研究处在世界历史下的中国国情，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高度，第一次科学而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是与我们最终建立的社会主义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始终认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只要能够建立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最终必然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深刻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2］（p.382—38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已充分证明我们正在向这个目标迈进。这是邓小平提出的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最终指向是实现共产主义作出了新的概括。
二、邓小平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发展的现代价值
第一，邓小平世界历史思想使我们能以更为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以及世界历史向纵深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将各个国家和民族卷入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世界有机系统之中，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谋求社会发展时，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特点，同时也必须确立观察世界的正确方法。面对全球化的现实，深刻领悟邓小平世界历史思想的深刻内涵，会极大地拓宽我们观察世界的视域和思维空间，改变人们往往从本国或本民族出发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狭隘眼界，促使人们更加自觉地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去观察和处理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事务，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近两年来江泽民同志多次指出要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问题的关键是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全球化趋势，既要看到它的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不利的一面。这对于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因此，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正确地对待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对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各种影响进行全面分析，从而趋利避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