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计量经济学篇1
论文摘要:宏观经济学模型,是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本文中,我们首先选取了四部门构成的宏观经济理论,并根据现实的经济情况,构造出了一个联立方程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并通过了识别。接下来,我们从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筛选出需要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了估计,并对估计出的参数进行了四步的检验。最后,我们得出了这个方程,并对这个模型的优缺点进行了讨论。
一、引言
所谓宏观经济,是指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而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是在一国的宏观经济总量水平上,把握和反映经济运动的全面特征,研究宏观经济主要指标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用数学的语言描述国民经济和社会再生产过程各环节之间的联系,并可以用以进行宏观经济的结构分析、政策评价、决策研究和发展预测。本文中,我们选取了经典的四部门(消费者、企业、政府、国外)经济的国民收入构成理论,作为我们研究的理论基础,并以此来建立模型。
二、模型的构建与识别
1、模型的构建
首先,根据四部门经济的国民收入构成理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等式:
y(t) = c(t) + i(t) + g(t) + nx(t)t=1978,1979 … 2005,2006
其中,y表示gdp,c表示居民消费,i表示投资,g表示政府购买,nx表示净出口。
我们假设政府购买和净出口额作为外生变量,由系统外部给定,并对系统内部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而居民消费和投资这两项指标,又都由当年的gdp决定。根据这些设定,我们分别建立居民消费和投资的方程,如下:
c(t) = a(0) + a(1)y(t) + u(1)(t) , t=1978,1979 … 2005,2006
i(t) = b(0) + b(1)y(t) + u(2)(t) , t=1978,1979 … 2005,2006
因此,最后我们得到了如下的联立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
c(t) = a(0) + a(1)y(t) + u(1)(t)
i(t) = b(0) + b(1)y(t) + u(2)(t)
y(t) = c(t) + i(t) + g(t) + nx(t)t=1978,1979 … 2005,2006
2、模型的识别
由于我们完备的结构式模型为:
c(t) = a(0) + a(1)y(t) + u(1)(t)
i(t) = b(0) + b(1)y(t) + u(2)(t)
y(t) = c(t) + i(t) + g(t) + nx(t)t=1978,1979 … 2005,2006
结构参数矩阵为:
1 0 –a(1) -a(0) 0 0
0 1 –b(1) -b(0) 0 0
-1 -110 -1 -1
此时,g=3,k=3。
对于第1个方程,有
β0γ0= 1 0 0
-1-1-1
此时,g(1)=2,k(1)=1。
因此,r(β0γ0)=2=g-1,所以该方程可以识别。
又因为k(1)=1,则k-k(1)=2>g(1)-1,因此,该方程为过度识别方程。
对于第2个方程,有
β0γ0=1 0 0
-1-1-1
此时,g(2)=2,k(2)=1。
因此,r(β0γ0)=2=g-1,所以该方程可以识别。
又因为k(2)=1,则k-k(2)=2>g(2)-1,因此,该方程为过度识别方程。
而第3个方程,是平衡方程,不存在识别问题。
综合以上结果,该联立计量经济学模型是可以识别的。
三、实证研究
1、数据的选取
我们从《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得到如下样本观测值,用来对模型里的参数进行估计(见表1)。
2、参数的估计
我们将数据导入eviews 软件中,并在软件中进行操作,对各个方程的参数进行估计。我们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得到如下模型:
c(t) = 2286.983 + 0.388730y(t) + u(1)(t)
i(t) = -1222.740 + 0.415093y(t) + u(2)(t)
y(t) = c(t) + i(t) + g(t) + nx(t)t=1978,1979 … 2005,2006
3、参数的检验
首先,我们对模型进行经济意义检验。
在本模型中,模型参数估计量的符号、大小、相互关系,都与现实经济运行情况相符,因此,我们认为,本模型能通过经济意义检验。
第二,我们对模型进行统计检验。
通过上面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消费和投资两个方程的r-squared的值,分别为0.986370、0.992586,因此,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都非常好,可以通过拟合优度检验。我们再看变量的显著性。由上表可以看出,两个方程中变量y的系数的t值分别为44.16973、59.90907。我们给定一个显著性水平α=0.05,查t分布表中,自由度为,α=0.05的临界值,得到t(α/2)(1)=6.314,小于两个方程变量y的系数的t值。因此,通过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第三,我们对模型进行计量经济学检验。
我们使用图示检验法,对模型进行异方程性检验。做出散点图如下:
从以上图中可以看出,两幅散点图中,都没有出现明显的散点扩大、缩小或复杂型趋势,即两个方程中的随机干扰项,都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变化。因此,我们认为,本模型可以通过异方差性检验。
再来看随机干扰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性。从上边三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方程的durbin-watson stat的值分别为0.203004、0.281410。查d.w.分布表,我们可以知道,当n=29,k=2时,按1%的上下界时,dl=1.12,du=1.25。因此,三个d.w.值都小于dl,随机干扰项存在一定的正自相关。可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等方法进行进一步修正。
由于本模型的前两个方程中,解释变量只有y这一个,因此不会发生多重共线性问题。
最后,我们对模型进行模型预测检验。
我们查找到了本次估计中未使用到的2007年的中国gdp数据,并带入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得出的各项数据,与模型估计的值,比较好得符合。
至此,我们完成了该模型的检验。
四、结论与评价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最后得到了如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c(t) = 2286.983 + 0.388730y(t) + u(1)(t)
i(t) = -1222.740 + 0.415093y(t) + u(2)(t)
y(t) = c(t) + i(t) + g(t) + nx(t)t=1978,1979 … 2005,2006
这个模型,优点是比较简明,在应用它进行经济预测的时候,使用很方便,分析所用的数据也比较容易得到。所不足的是,该模型只能分析和预测宏观经济中最基本的量,不能详细地分析和预测整个经济系统的细节环节。对比如清华大学研制的256个方程联立构成的“中国宏观计量经济学cmet-1”等更为细致专业的模型,本文中使用的模型还是太显简略,还不能用于对国家经济的深入分析预测,尚有很大的改进和细化的空间。
参考文献:
[1] 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宏观计量经济学篇2
【关键词】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基本问题；宏观经济学
什么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以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为指导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及其整体情况所进行的实证经济。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产生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产生的背景是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是根据我国现有的经济体制而诞生的专业性术语和知识体系。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逐渐将统计学和经济学融合到一起。但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出发点却与两个知识体系完全不同，其具体表现出来的是计量经济学的学科存在和作用。
在计划经济阶段，单纯使用统计学就可以衡量我国的国民经济水平，但是当我国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原有的统计学就不能准确地衡量出我国的国民经济水平，但是原有的统计方式也并没有完全被取代，而是调整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所以说，经济体制改革催生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同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也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特点
1.实证性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建立在现实客观的基础之上的经济分析方法，具体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特征：一是从现实出发，分析经济运行规律；二是以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为约束，也就是说，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所使用的统计变量是有时间下标和空间范围的；三是依据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与统计分析方法相结合进行的分析。
2.综合性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综合性特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总量综合，是指宏观经济总量、结构、经济关联度的综合；二是数据综合，是指总括性数据、结构性数据和关联性数据的综合；三是方法综合，是指统计方法、逻辑方法和辩证方法的综合；四是学科综合，是指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综合。
3.假定性
从现实出发进行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不能排除微规因素的影响，但是为了更好地分析宏观经济，一般把微规因素作为条件假定不变，这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一个特点。
三、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问题
虽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产生和发展为我国的国民经济统计分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发展和实践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首先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在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演变而来的，没有实际经验可以借鉴，可以说它的发展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的探索前进当中难免会犯错误。其次国民经济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的特征，想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既整体又分层次的分析，是一个很困难的难题，这就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
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方向
面对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自身的缺陷以及国内外经济的不断变化，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必须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才能继续更好地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1.建立科学的信息数据搜集整理体系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大背景，所以只有建立科学的信息数据搜集整理体系才能运用海量的数据进行更佳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这对于进行更全面的国民经济分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想要充分地利用互联网发展时代下的大数据，就必须从政府各部门的信息数据做起，必须大力发展政府公共数据共享平台，让这一个数据基础作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基石。一旦数据平台搭建完善，全国的信息可以共享，那么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就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更加准确地衡量出国民经济发展情况。
2.以创新型国家为目标的统计分析
2006年，我国提出了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这就说明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所以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也必须以创新能力为重要内容。创新是第一生产力，所以即便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也必须不能一成不变。事实上，科技统计如何融入经济统计并且让创新分析能力建立在经济体系中成为核心要素，是分析研究发展上一个大的发展方向。
3.产业结构分析和金融统计分析
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一直是近些年经济发展的重点，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重要核心内容。所以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的统计分析将是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内容之一。
除此之外，金融统计分析也十分重要。因为金融体系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国改革开放之后，金融改革和发展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必须要进行金融统计分析，保证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准确性。
宏观计量经济学篇3
【关键词】宏观环境会计；会计属性；会计核算
环境会计，或称“绿色会计”，是一种对环境交易和事项进行核算与监督的会计信息系统总称。它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盛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强调企业的经济发展必须要与承担的环境责任相协调。我国的环境会计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比较典型的是“绿色GDp”的核算，环境会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也日臻成熟。随着近年来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和生态环保观念持续地深入人心，学者们纷纷从不同的视角对环境会计展开了进一步的理论探索与创新，不断拓展着环境会计的认知领域，其中包括对宏观环境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尝试。
一、宏观环境会计的学科属性
从20世纪末开始，“可持续发展”议题逐渐开始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1994年国务院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了促进我国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与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在这之后，与该命题有关的问题随即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且有些研究成果已付诸实践，并取得显著成效。
会计作为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目标就是凭借自身的信息系统功能，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及时、准确、有效的会计信息，以促使企业乃至于整个社会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会计的管理职能逐步拓展，会计的服务对象日渐扩大，会计业务领域进一步拓宽。于玉林（2012）指出，会计交叉学科研究是开拓创新的好形式，也是会计发展保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种有效途径。宏观环境会计作为会计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集合了包括宏观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会计学在内的多种学科，所以它属于一种新的交叉学科，不同的子学科在该学科充当着不同的角色分工，以及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连结的关系构成了该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动力。在这里面，起主导核心作用的会计学，凭借其专有的核算与监督功能，对存在于宏观范围的环境交易和事项进行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这就延伸了会计学的触角，开阔了会计学的研究视野；经济学是打开会计学之门的钥匙，环境经济学从客观宏观环境的本质与规律出发，厘清相关主体的利益纠葛和推导相关环节的资金动向，是会计学得以施展功能的基础；宏观经济学重在“宏观”二字，它促使了一般意义上只依附于企业等微观主体而存在的会计完成了空间上的飞跃，也使宏观环境会计成为会计学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实践。
二、宏观环境会计核算的几个问题
（一）宏观环境会计目标
会计目标位居会计理论结构的最高层次，决定着会计理论结构中其他理论要素的内容。依据会计学一般目标“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的内容，宏观环境会计的目标应当定位为向信息需求者提供宏观层面上的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和治理方面的存、留量信息，这些信息需求者大致上包括为政府、经济利益相关者和环境利益相关者这三大宏观环境会计信息需求主体。相关信息的披露有助于为社会管理者和决策者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依据，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和和谐发展。同时，这些信息也将对各级政府、官员以及其他社会管理者的环境绩效考评发挥作用。
（二）宏观环境会计主体
宏观环境会计主体，即宏观环境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首先，由于宏观环境资源依附于国家的领土而存在，因此其产权属于国家所有。另外，宏观生态环境还具有区域地理性，各级政府对各自区域内的环境资源具有管辖权，这其中也包括跨区域存在的环境资源如河流、湖泊等，这些理论上应由所跨区域的首个上级政府实施管辖，依此类推，对一跨度特别大诸如长江、防护林带等环境资源，就应当归属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这样，宏观环境会计的主体理应归属于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对全国数量如此庞大的环境资源进行明确的区域划分将成为宏观环境会计实施的一个难点和关键环节。
（三）宏观环境会计计量
传统的会计计量一般是以货币为单位，反映企业的商品流、服务流和纯价值流组成的价值流，表现在财务报表通常是用特定国家的货币单位或者通用货币单位来表示。在宏观环境会计核算中，环境资源存在着多种类别，且物质形态各不相同，发挥的功能更是千差万别。因此，在向信息使用者输出会计信息时，如果统一用货币作为计量尺度将不符合会计信息的完整性原则，因为环境会计是一个综合信息系统，除了提供货币信息以外，它还提供以物理量为单位的物质、能量信息，而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物质、能量交换的很多统计指标是不能单纯用货币就可以度量的。这些信息通过一定渠道再次转化为其他形式的信息供决策者使用。但是，考虑到狭义的会计系统只能接受货币计量的信息，试想如果环境会计信息系统提供的物理量值可以借助一定的技术工具转化为以货币单位计量的数值，那将是一个最佳的宏观环境会计信息系统。
（四）宏观环境会计对象
从上述宏观环境会计的多重计量属性来看，宏观环境会计核算的对象不应仅停留在传统会计公认的资金运动过程，理论上还应当包含其他非货币、物理性的方面，比如区域污染指数、环境承载量等。环境资源的物理因子每时每刻都处在不同自然状态间的运动与转化过程中，并且按照一定的自然法则形成了规律性的循环过程，与单纯的资金运动过程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宏观环境会计的对象应当是与环境资源自然循环过程相联系的环境资源赋存、消耗和转化的过程和结果。环境资源规律性的循环过程，就是要在确保环境资源能够满足人类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良性生态循环。因此，就应当系统性地从物理量度和货币量度来记录和反映各类环境资源存量和流量的变化。
（五）宏观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会计报告是会计信息的载体，宏观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主要是由宏观环境会计报告来提供环境资源方面的综合信息，以使环境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从其中选择最优的决策信息。它的基本格式有以下三种：一是按类报告。此类的会计信息可以采取货币度量和物理度量相结合的方式，它实际上是在对微观环境会计信息经过综合以后编制而成的；二是按地区、行业报告。此类会计信息可同样采用货币和物理两种度量方式并且分别进行编报，也以对微观环境会计信息的综合化处理为基础；三是融入到国民经济核算当中进行列报。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GDp核算存在较大的片面性，没有考虑经济活动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产生的代价，这就直接导致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虚假繁荣”。因此，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就需要将宏观环境会计信息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一部分，适当性的进行信息披露。
三、现状分析与前景展望
我国目前对宏观环境会计的研究尚处在探索阶段，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还有待形成。具体而言，我国的宏观环境会计理论和实务比较稀缺，制度体系不完善，无论是会计准则、会计法规还是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对宏观环境会计的内容都涉及的较少，更没有宏观环境会计相应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另外，理论界对宏观环境会计的研究也缺乏系统性，学者很难做到亲身参与到宏观会计实务中来，因此，研究的成果与现实实践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脱节现象。尽管如此，作为一门新兴的会计学分支学科和边缘交叉学科，其所研究的很多特殊的内容都是传统会计或者其他学科所无法触及的，因而具有无可比拟的学科优势，在学科的起步阶段也拥有广阔的研究前景，当然也并行着诸如宏观环境成本核算等许许多多需要突破的重点与难点。只有秉持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遵循着客观环境运动和变化的规律性，循序渐进，才能将该学科做大做强，真正地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于玉林.会计持续发展的路径：会计交叉学科研究[J].会计之友，2012（1）：9-12.
[2]杨世忠，曹梅梅.宏观环境会计核算体系框架构想[J].会计研究，2010（8）：9-15.
[3]孙明山，周银燕.环境会计核算体系构建思路新探[J].财会通讯，2012（9上）：18-19.
宏观计量经济学篇4
中图分类号：F812.4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宏观税负可以反映税收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静态关系，税收弹性则可以反映二者的动态关系，这样，国内生产总值将宏观税负与税收弹性联系在一起。本文以我国1978-201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税收总量数据为例，探讨我国经济增长、宏观税负与税收弹性的关系，并从税收弹性的角度分析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宏观税负的特点及原因。
关键词：经济增长宏观税负税收弹性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里，我国先后经历了四次税制改革：1978-1982年，是税制改革的酝酿和起步阶段；1983-1993年，是国营企业“利改税”和工商税收全面改革阶段；1994-2000年，是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而进行的深化税制改革阶段；2001年至今，是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进行的完善税制改革阶段。在这些税制改革中，我国宏观税负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和原因，未来宏观税负表现为何种趋势，对于我国在“十二五”时期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形成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宏观税负与税收弹性的含义
宏观税负（t）是指一个国家税收负担的总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税收总额（taX）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反映，即t=taX/GDp。宏观税负从全体纳税人角度分析，表现为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一种分配关系，是纳税人纳税能力与实际纳税额之间用相对量表示的税收量的规定性（祝遵宏、刘伟，2009）；与宏观税负相对应的是微观税负，它是从个别纳税人角度分析税收负担。我国宏观税负分为大、中、小三个口径。小口径、中口径、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分别指在一定时期内政府税收收入、政府财政收入和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其中，财政收入指纳入预算内管理的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少量其他收入，如国有资产收入、规费收入、罚没收入等；政府收入包括财政收入和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向纳税主体、甚至非纳税主体收取的大量不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的预算外资金收入，以及没有纳入政府预算外管理制度的制度外资金收入等（伍云峰，2008）。本文中的宏观税负是小口径下计算出的宏观税负。
税收弹性刻画了税收收入对国内生产总值变动的反映程度。从本质上来说，税收弹性的大小是反映一国税收体系或税制保证国家集中新增国民收入比重的程度，也是对税制科学合理性及对税收征管严密性的一种客观度量。其基本表达式为：。e为税收弹性，tax为税收收入总量，tax为税收收入增量，GDp为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量。
文献综述
（一）宏观税负相关研究概述
研究我国宏观税负的学者有很多，从研究角度上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类：第一类是对我国宏观税负的测度，如郭彦卿（2010）通过构造投资与宏观税负的凹函数，找出使投资率最大化的宏观税负作为我国的最优宏观税负，同时说明了宏观税负通过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带动经济增长。
第二类是讨论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界最著名的就是美国供给学派拉弗曲线理论，该理论认为税率与税收收入和国民产出之间存在一个最优的结合点，即最优税率或最优税负。拉弗曲线表明，宏观税负与税收收入及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应该存在一种最佳的宏观税负水平，即能兼顾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张荻（2008）以2000-2006年数据对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性进行研究，提出降低我国宏观税负，促进经济增长的建议。李华（2010）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来研究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得到宏观税负带来的冲击会对实际GDp产生负的影响的结论。宋效中（2008）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下分析了宏观税负通过影响投资、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影响以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宏观税负过重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类是通过对比国际上不同国家的宏观税负，说明我国宏观税负呈现的特点，如靳东升（2003）对20世纪90年代的宏观税负进行了国际比较，认为我国的宏观税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转轨时期宏观税负呈现出明显的先降后升、整体水平较低的特点。
（二）税收弹性相关研究概述
在税收弹性的研究方面，有对单一税种税收弹性的分析的，如胡良杰（2010）根据1998-2007年我国32个省（含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的国内增值税以及GDp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的变系数双对数模型，通过回归得到各省的国内增值税税收收入弹性，我国大部分省的国内增值税税收收入弹性为1到1.5之间，并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分析了各省市增值税税收弹性不一致的原因。刘家树（2008）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我国税收的长期弹性和短期弹性的特点及原因，得到的结论是：1978-1994年税收的长期弹性小于其短期弹性；自1995年以来，我国税收弹性发生了显著变化，税收的长期弹性大于其短期弹性。
宏观税负与税收弹性关系分析
（一）模型设计
由税收弹性公式，分别以下标0、1表示基期和计算期，且，基期宏观税负，计算期宏观税负，宏观税负变化，宏观税负增长率为，经济增长率为。
由此推导税收弹性与宏观税负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即：
（1）
此关系式表明，经济增长率大于0时，宏观税负增长率也大于0，税收弹性e>1，即税收增长率会大于经济增长率，税收增长超过经济增长；宏观税负增长率等于0时，税收弹性e=1，即税收增长率等于经济增长率，税收与经济同步增长；宏观税负增长率小于0时，e
（二）样本来源、变量选择和计算
本文选取我国1978-2011年税收总量（tax，单位：亿元）为因变量，国内生产总值（GDp，单位：亿元）为自变量，数据来源为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具体数据见表1。
由表1的数据计算出的1979-2011年经济增长率、宏观税负及增长率、税收弹性的对应关系，具体如表2所示。
表2的计算结果清晰地反映了经济增长率、宏观税负增长率和税收弹性的关系。可见，与式（1）的含义一致。
（三）经济增长、税收增长与宏观税负分析
图1为我国历年GDp增长率与taX增长率的对比图。从图1中得知，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增长率呈现明显的波动性，税收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形态在同一时期内基本一致，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与税收总量的变动相关关系比较明显。从税收增长率看，除1979、1980和1986-1991年期间，税收增长率低于10%以外，其余年份税收增长率均高于10%；且从1997年起，税收增长率开始超过经济增长率，并一直保持如此状况。
由宏观税负的计算公式，可以看出影响宏观税负的两个重要因素是国内生产总值和不同口径的政府收入的大小。这表现为宏观税负一方面要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与政府承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职责范围大小及其变化密切相关。图2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宏观税负的变动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我国宏观税负变化过程依次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84年的大幅上升阶段，1984-1994年的下降阶段和1995年后的轻微上升阶段。且从中发现我国宏观税负最高的时期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约25%；最低出现在90年代中期，约10%。
（四）税收弹性分析
将表1tax与GDp两列数据取对数后建立双对数模型Lntax=a+bLnGDp，b即为税收弹性，表示GDp每增长1%，税收将增长b%。
运用eviews6.0得到二者的回归方程为：
Lntax=-1.38+0.95LnGDp（2）
（-4.8644）（33.6999）
判定系数R2=0.9712，Dw=0.15，相关系数为r=0.985。
判定系数R2=0.9712，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且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检验。弹性系数为0.95，此值小于1，表明GDp每增长1%，税收收入便可增加0.95%。但Dw值很低，说明模型存在自相关，因此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并不理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收弹性的变化如图3所示。从图3可以看出，1979-2011年间我国税收弹性波动较为剧烈。税收弹性的变动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1978-1984年，该时期的税收弹性经历了一个迅速上升和迅速下降的过程，由1979年的0.47上升到1981年的4.81再到1984年的0.97；二是1985-1993年，该时期的税收弹性在1985年第二步“利改税”后为0.71，在1986年跌至0.58，再在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上升到1994年的0.64；三是1994-2011年，该时期的税收弹性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从1994年的0.64上升到2011年的1.23。
长期来看，我国税收弹性大于1，主要原因：第一，宏观税负水平的提高导致税收长期弹性大于1。以1997-2011年为例，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由1997年的10%增加到2011年的18%，从而导致税收长期弹性大于1。第二，经济的不断增长扩大了税源，促进了税收增长。第三，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和税收征管的不断加强，税收长期弹性相应大于1是正常的。
结论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宏观税负经历了增长、下降到第二次增长的历程，学者们称第二次增长为恢复性增长。在这些税制改革中，我国宏观税负与税收弹性都表现出明显的三阶段特征，且三个阶段基本一一对应，从税收弹性的角度解释宏观税负特征如下：
第一，三个时期的税收弹性在总体上均呈现从低到高的上升趋势，说明我国这三个时期的三部税制均具有较强的税收稳定增长性，税收征管体系的功能是有效的。
第二，1994年的税制改革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除少量奇异点以外，1985-1994年的税收弹性呈现从低到高的上升趋势，但总体小于1。1994年以后的税收弹性也呈现上升趋势，但总体上大于1，说明改革后的我国税制具有较好的趋向性，税制改革和税收征管均趋好有效。1997年以后税收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说明该时期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合理的，也实现了税制改革的初衷。
第三，税收弹性奇异点与重大经济、政治事务紧密相关。1985年的第二步“利改税”使税收弹性由1984年的0.97突降到1985年的0.71；1989年的“动乱”使税收弹性由1988年的0.31突增到1989年的0.51；1997的亚洲金融危机使税收弹性由1996年的0.86突增到1997年的1.63，并延续到2001年。
这些情况说明：受重大事件影响，税收增长速度远远大于GDp增长速度，因而税收弹性突增表现为奇异点；我国税制具有较强的稳定器功能，根据GDp的变动情况，适时、适度地调整税收收入，以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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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计量经济学篇5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共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大则进一步强调，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简而言之，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是市场配置资源比例不断提高的过程；相应地，以行政权力为依托的政府配置资源的比例也在不断下降。同时，这也是对市场配置资源合理性不断确认的过程。从范围上看，这种确认从农村过渡到城市，从消费领域过渡到生产领域，从生活资料方面转移到生产资料方面，从流通环节扩展到生产环节；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确认，实际上经历了从对交易的保护到对各类产权的保护的过程。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个过程的极限在什么地方？显然，极限就是国家要保留适当的宏观调控权。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正在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的中国尤为重要。我们既要看到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将政府的首要职能转变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法治环境上来的必要性。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面临的困扰，仍然是行政力量将顽强地通过各种途径要求配置资源的权利，并且通过各种机会不断地表现出来。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成就不断证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是正确的选择，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走下去。
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宏观调控也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宏观调控是相对于市场经济而言的，成熟市场经济更多地使用“宏观经济政策”而非“宏观调控”。这并非简单的字面差别，两者内涵也有所不同。在经典的现代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中国，宏观调控除了使用货币和财政政策，还包括国家计划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经济学家对使用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经济有着不同的看法，多数学者对政府调控宏观经济持谨慎态度，并不主张政府过多干预经济。从亚当斯密到新古典学派，再到理性预期学派和货币学派，都殊途同归地得出政府干预经济弊大于利的结论。凯恩斯学派从价格粘性的角度找到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另外一个理由是，经济学证明了在存在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可能无法达到最优。但科斯定理认为，在不考虑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只要私有产权界定清晰，各方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最优结果。
大多数经济学家承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可能有较大的负面作用，应慎而用之。经济学分析的主流共识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者是政府，其目的主要是熨平短期经济波动，理想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主要是总量政策和短期政策，主要运用经济杠杆，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认识上，有三个方面需要明确。
首先，宏观经济政策的总量性。宏观政策的主要作用是烫平经济周期，所考虑的变量是产出、物价、就业和国际收支等总量指标。货币政策基本上是总量政策，通过调整利率、汇率、货币供给等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财政政策是具有结构影响的总量政策，通过加税、减税、赤字或盈余预算来影响总量，主要通过税收结构和税率来调整结构。总量调控的目的是尽可能达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
第二，结构调整十分重要，但这里并不愿意强调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构调整功能。为什么呢？经济结构的内涵非常丰富。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在调整经济比例方面大有作为。比如，在内需与外需中，我们将坚持扩大内需，内需主要包括消费和投资，我们将尽量提高消费率；在消费中，我们将着力扩大服务消费，等等。但对于产业和行业的结构调整，我们就要十分小心；对于企业或者投资项目的结构调整就要更加小心。政府必须制定企业准入标准、环保标准、质量标准等，并严格执法。但这是市场监管执法，不属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范畴。结构政策的代表是产业政策，其实政府很难制定哪些行业、企业、项目应该支持的产业政策。
世界上多数研究者认为，以政府选择产业并给予优惠政策为特征的产业政策弊大于利，因为它有悖于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对农业的支持是例外，且有明确规则）；即便是在产业政策“最成功”的日本和韩国，也仅仅得到了毁誉参半的评价。当然，通过基础科研、国防和政府采购等方式支持民族企业是有效的，但这也不属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范畴。因此，调整经济结构应主要通过市场力量进行；体制应主要通过改革来解决。
第三，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短期的。凯恩斯主义学者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合理性的主要原因，是在短期存在价格粘性。而在长期，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结论都成立，市场机制用“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得到最优化的结果确信无疑，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自动消失了。就连最雄辩地论证了政府干预宏观经济必要性的凯恩斯也深知宏观经济政策是短期的，这也正是凯恩斯名言――“长期我们都将死去”的真正含义。
以上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属性。此外还强调两点：一是宏观调控的法治化。《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与实施具有里程碑意义；二是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
在中国过去几次宏观调控中，尽管行政权力扮演了重要角色，利率、汇率和税收政策等经济杠杆仍然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1997年到2000年间，真实利率偏高，使储蓄者受益而借钱者受损。过高的真实利率增加了企业的债务负担，减少了投资积极性，成为形成通货紧缩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从2003年到2004年，实际利率偏低，甚至为负，可能诱发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我们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真实利率，就会发现中国经济周期是随着真实利率的起伏而波动的，利率至关重要。汇率也是如此。
这些事实都表明经济杠杆能够起作用，通过经济杠杆来对经济进行总量调控是可行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和国际经验表明，使用价格杠杆调控经济（熨平短期波动）不仅有效，而且副作用较小。
中国的经济高成长性与高波动性相伴随的原因主要是产权制度不完善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行政干预。要解决这种高波动、高浪费的增长模式，需要推进产权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宏观调控。
宏观计量经济学篇6
[关键词]联立方程宏观经济iS—Lm曲线
一、引言
上个世纪，宏观经济学随着凯恩斯理论的提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此之后，很多的学者致力于完善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学说，其中希克斯（Hicks,1937）和汉森（Hansen,1949）以iS-Lm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的运作方式，大大加强了凯恩斯理论的解释力。虽然iS-Lm模型也受到了很多经济学家的批评，但是直至今日其依然是一个有着较为完善逻辑体系的宏观经济模型，并得到广泛应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宏观经济理论在我国所产生的影响也愈来愈大。本文试图以凯恩斯理论以及iS-Lm模型为理论基础，并吸取其他相关理论的理念，尝试构建能够描述我国宏观经济运作情况的简易模型，并利用我国历年相关实证数据，通过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来获得一个能够描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实证模型。
二、文献综述
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来描述一国的宏观经济情况，在这方面已有很多的学者做出了相关的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克莱因联立方程系统。克莱因（LawrenceRobertKlein1950）以美国1920年～1941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建立了旨在分析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发展的小型宏观计量经济模型。该模型所采用的变量数相对不多，但在宏观计量经济模型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学者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在《中国转轨时期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及政策效应的模拟分析》一文中借鉴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其他经济理论，并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建立了适应中国经济特点的宏观经济联立方程模型，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分析我国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效应大小。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宁晓青、谢静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波动的实证研究》一文中选取l985—2003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建立了我国宏观经济的模型。并认为影响我国经济波动的关键政策并不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是消费政策、投资政策和外贸政策。
三、宏观经济理论基础
1.消费理论
一个国家的居民消费由什么来决定？凯恩斯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absoluteincomeHypothesis),其观点有别于古典经济学对于消费的认识，认为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不是利率，而是收入。之后杜森贝里(Duesenberry1951)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RelativeincomeHypothesis)，认为居民消费存在“示范作用”和“棘轮作用”。“示范作用”使得人们收入提高时，平均消费倾向并不一定会下降，而“棘轮作用”使得消费的变动相对于收入的变动要稳定。在此之后莫迪利安尼和弗里德曼分别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这两个理论强调人们会从整个人生的角度来衡量自己的收入，从而来决定当期的消费。不过无论何种理论，都认为居民对于未来收入状况的预期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本期的收入状况的影响。
2.投资理论和货币需求理论
长期以来，克拉克（Clark,1917）的加速原理和凯恩斯的投资函数一直是分析投资的核心理论。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作为资本需求的投资和作为资本供给的储蓄在资本市场上通过利率的调节达到平衡，因此投资被认为是利率的函数。凯恩斯基本接受了这一思想，认为是否要对新的实物资本进行投资，取决于这些新投资的预期利润率与为购买这些资产而必须借进的款项所要求的利率的比较。因此，在决定投资的因素中，利率是首要因素。这里利率是指是实际利率。由克拉克提出并经萨缪尔森(Samuelson,1939)等人发展的加速原理(accelerationprinciple)率先对古典投资理论发起了挑战。加速原理认为投资不是利率的函数，而主要是由产出的变化所决定。其函数表达式如下：
式3.1中δ,θ为常数，δ代表资本折旧率,it代表投资，Yt和Yt-1分别代表当其和前期产出。
在货币需求理论上凯恩斯认为对于货币的总需求是人们对货币的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的总和。其中货币的交易需求和预防需求决定于收入，而货币的投机需求决定于利率。因此对于货币的总需求函数可描述为：
式3.2中，等式左边代表了真实货币供应量，k,h为常数，Y代表收入，R代表利率。
四、计量模型假设与数据收集
本文所采用的宏观计量模型是以iS-Lm模型为基础，并对其中的投资函数作了一些改进，吸收了克拉克的加速原理的思想。假设模型具体如下：
方程中的α，β，d，λ，k，h为系数项，Y,C,i,R,m,p,G,nX,为变量。其中各个变量的定义如下表：
在投资函数4.1.2式中，加入了收入变动的因素。凯恩斯与克拉克分别强调利率和收入因素是决定投资的唯一主要因素。而本文将利率和收入因素同时放入投资函数。笔者认为在我国，投资同时受到利率和收入状况的影响，其中一部分的投资来自于一些专门的金融机构以及一些私人的投资机构，这些资金对于利率较为敏感，利率降低将会释放出较多的投资。另一部分的投资来自于一般的企业，企业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商品生产的能力，这样的投资往往受到该企业收入（利润）状况的影响，收入越多，企业对于未来的预期会更高，同时也更有能力进行投资。同时由于企业当年的投资计划往往在前一年就已制定计划，所以在投资策划时前一期的收入变动情况(θ·Yt-1-λ·Yt-2)会更多的影响到本期的企业投资。
根据iS-Lm模型中的相关变量，本文收集了中国1992年到2005年的相关数据。所选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Y),消费支出(C),政府支出(G),投资(i),进出口(nX)的相关数据来自于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货币供应量为年底余额，包括货币和准货币。本文所采用的利率为历年一年期贷款利率，各年的利率以年底利率计算。
由于原始数据没有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因此本文以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换算出历年的通过膨胀率。并以此计算出排除通胀因素的各变量的数值。处理后的数据是以1978年的人民币价值为基数计算的。
五、模型检验和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
本文首先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识别，认为方程为过度识别。之后对排除通胀后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采用扩充迪基-富勒（augmentedDickey-Fuller）检验来判断数据的平稳性。采用的分析工具为eviews5.0。经过aDF检验。各变量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下，都接受原假设，即认为各个变量数据存在单位根，是不平稳的。然后采用扩充恩格尔-葛兰杰检验来判断各方程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中的四个方程式都通过了扩充恩格尔-葛兰杰检验，即各方程内的变量具有协整关系。
本文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来估计联立模型结构参数。得到如下参数估计结果：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到，系数а,β,d,θ,λ,k,h都通过了假设检验。消费，投资和货币需求函数的R2分别达到了0.97,0.98和0.99。可见方程的拟合结果是比较理想的。由此可以得到如下的我国宏观经济简易联立方程模型。
通过对模型中内生变量进行模拟从而获得的模拟值，并与各内生变量真实值进行对比也可以看到，模型的拟合度较好。篇幅关系下文仅列出收入变量的拟合值与真实值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模拟值依然是以1978年的人民币价值计算的。
六、结论
本文以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以iS-Lm模型为基本框架，采用联立方程的方法计算了一个能简要反映我国宏观经济运作状况的模型。
其中式5.1.1代表我国的消费函数，经过分析，可以看到收入确实对消费有影响。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45。式5.1.2为我国的投资函数，模型假设我国的投资不仅受到利率的影响，也受到收入的影响。经过分析，发现利率和收入对投资都有影响。利率与投资负相关，收入增长与投资正相关。从投资方程中可以看到收入的变动对投资有放大的效应。即收入每增加一单位，投资将增加2.15个单位，反之亦然。式5.1.3为我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函数表明我国的货币需求既受到收入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利率的影响，收入与货币需求正相关，与利率负相关。将估算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转化，可求得财政政策乘数和货币政策乘数分别为1.43和0.12。
由此可见，从对我国1992年～2005年的数据分析，可以认为对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财政政策较之于货币政策更为有效，政府支出每增加一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1.43个单位。而货币供给增加一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0.12个单位。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我国利率对于货币需求的影响要远大于其对于投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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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计量经济学篇7
一、财务经济监控与预警:一般原理分析
财务经济监控与预警的一般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财务经济指标的选择
财务经济指标的选择就是从复杂的财务经济过程中,选择能够反映财务经济运行中主要方面的运行特征和各个方面关系特征的财务经济指标,这些指标主要由现行会计系统提供。财务经济景气状态在性质上的差异会表现为数量上的差异。不同景气状态下单一变量和综合数量指标的取值和走势均有所不同,因此,不同景气状态下指标之间的数量关系特征和变动倾向也有所不同。财务经济过程种类繁多,关系复杂,不可能—一进行观察,而且—一观察结果也不会有助于人们对总体运行特征进行把握。所以,监测系统中只包括反映财务经济运行特征的指标。
(二)财务经济变量的预处理
各个特征变量的具体观察值有其产生的客观条件,也存在着观察误差的可能性。财务经济监测所依据的是财务经济变量循环波动相互之间关系的稳定性,财务经济过程受季节性变动的影响也不利于反映变量之间的稳定关系。所以,有必要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如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依据逻辑关系选择的指标进行筛选,经过筛选后的财务经济变量作为特征变量。对特征变量的预处理通常包括两个方面:对极端值的剔除和修正;时间序列的季节调整。
(三)景气状态数量特征的确定
根据历史经验划分各个时期所属的景气状态,确定不同景气状态的数量特征。景气状态的划分是数量分析和经验分析相结合的产物。根据特征变量的历史数据进行聚类分析,把景气状态相同的时期合并为同类,这样处理就是把各个历史时期分为若干个不相同的类别,然后计算每一类各特征变量的取值范围和集中趋势、离散程度,从中找出各类之间差异显着的数量特征,以此作为确定具体时期景气状态归属的依据。
(四)财务经济景气状态的评估
利用建立的预测模型对财务经济运行状态进行估计,并结合状态变量的数值,对其所属的景气状态进行评估。
二、基本构思:对几个问题的讨论
如前所说,宏观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是以指数的形式,从宏观的角度,综合反映财务经济状况的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它是整个经济监控预警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财务经济的一种晴雨表,其主要功能一是监测,二是预警。所谓监测是指通过反映财务经济运行特征的指标对财务经济运行过程进行观察,对观察结果进行识别,判定观察到的财务经济过程特征属于何种景气状态以及预示着何种景气状态;所谓预警是指预报财务经济运行过程将要走向的景气状态。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财务经济监测与预警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财务比率的设计和选择
财务比率的设计和选择是建立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的重要前提。预警离不开监测,监测离不开财务比率。财务比率的经济内容就是财务经济过程的数量特征和财务经济过程之间的数量关系特征。因此,建立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必须首先在分析系统的环境、目标、结构。功能及其与整个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严格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科学设计、合理地选择宏观财务比率。
财务经济指标的选择应遵循灵敏性、超前性和稳定性原则。灵敏性是指被选择的财务经济指标要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财务经济运行的主要方面;超前性是指被选择的财务经济指标应当有一定的先进性;稳定性是指对被选择的财务经济指标的变化幅度进行不同状态划分后,划分的标准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应特别注意的是,计人财务经济指数的宏观财务比率不在于数量的多寡,关键是要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所谓相关性,是指宏观财务比率与财务经济现实之间内在相关的一种特性,这种内在的相关性是确保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具有科学性的先决条件;所谓可靠性,是指宏观财务比率本身应当是如实的、不偏不倚的、可以验证的,这种自身的可靠性是确保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重要基础。
为了保证宏观财务比率具有科学性和实际应用价值,构成财务经济指数的主体财务比率,应包括有关财务经济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社会贡献能力四个方面,以便于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综合反映财务经济状况。具体地说,评价债权人所关注的资产负债水平和偿债能力,应选择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评价投资者所关注的盈利能力和资产保值增值能力,应选择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和资产保值增值率;评价国家和社会所关注的社会贡献能力,应选择社会贡献率和社会积累率。
(二)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
为了分别反映国民经济整体和各行业的财务经济状况,财务经济指数应包括宏观综合财务经济指数和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两大类。
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应当分制造、商品流通、金融、房地产等行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公司作为“样本”,采用适当的权数,将各个“样本”的财务比率相加,得到行业平均财务比率,再选定一个行业平均财务比率的基期数,将以后各期的行业平均财务比率与基期数相比,计算出百分数,便可得到以后各期按行业的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据以反映各行业的财务经济状况。建立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的方法有加权平均法、几何平均法等等。分类财务经济指数除采用基期数表现形式外,还可采用当期数表现形式。
宏观综合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综合财务经济指数的建立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式:一种是在分类财务经济指数的基础上,通过选择合理的权数,将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相加,从而得到综合财务经济指数,据以反映国民经济整体的财务经济状况。另一种是在国民经济整体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公司作为样本,直接建立宏观综合财务经济指数。
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有三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1、样本的确定。国民经济中的企业千姿百态,纷繁复杂,决定了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需要从为数众多的企业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作为样本,通过这些企业的财务经济状况来反映国民经济整体的财务经济状况。因此,样本的选取就显得十分重要。
2、权数的选择。无论是建立分类财务经济指数还是综合财务经济指数,都存在着一个权数选择的问题;权数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到指数的科学性。可供选择的权数有财务比率的重要性程度(计分确定)、被选取样本的资产规模等等。
3、综合评价。计人财务经济指数的财务比率往往具有不同的量度,这就使财务经济指数的宏观综合评价变得比较复杂,不过,这一计量问题在计量经济学界已经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从我们要建立的这一系统考虑,似乎最佳的选择是,用多目标规划的原理进行综合评价。其思路是:把各种不同量度的宏观财务比率通过一定的函数关系转化为同度量指标,然后再将这些同度量的指标加权平均,得出一个综合指数,并用这个综合指数去评价综合经济效益和财务能力。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来源于“系统工程”和“多目标规划”。
现实地看,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的建立应有计划地逐步进行,首先可考虑建立上市公司财务经济指数,这是由于上市公司的财务资料相对比较规范、完整,且容易取得。由于上市公司数量较多,可以先建立“100家上市公司财务经济指数”(简称“财务100指数”),据以反映上市公司整体的财务经济运行态势。当条件成熟时,再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完整的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
(三)系统的运行和调控
1、财务经济指数的主体和时间。分类财务经济指数应由国家统计局、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综合财务经济指数应由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共同,上市公司财务经济指数应由国家统计局、财政部会同中国证监会共同。的时间应当按月至少按季定时进行。
2、财务经济指数的运行轨迹和合理界限。财务经济指数在长期的运行中客观上会形成一个合理的数量界限,这一界限是判断财务经济状况的重要依据,指数的运行轨迹一旦偏离这一界限,就发出了财务经济的预警信号。
3、财务经济指数的失真、误判及其修正。财务经济指数可能由于某些突发事件或由于“权数垫高指数”的现象而出现失真或者误判,这需要对指数进行必要的修正,以便使指数能够如实地反映财务经济状况。
三、系统有效性的假设与检验途径
财务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决定了选择适当的财务经济指数来反映财务经济运行动态的可能性,因此,建立我国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和技术上的有效性。
(一)财务经济指数能够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
与一般统计信息系统相比,这一特性是十分明显的。用统计信息系统的信息建立的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状态或行为时,存在着一定的“残差”(Residualerrors),当引入财务经济指数后,更易于消除随机波动因素,对这一部分残差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因为制作财务经济指数的先行宏观财务比率是在对财务会计信息进行再加工的基础上建立的,信息的再加工过程实际上是消除随机波动因素干扰的过程,从而有利于提高财务经济指数的精确性,增强财务经济指数的解释能力。
(二)财务经济指数不会出现高频波动
财务经济指数的方差发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一般不会出现高频波动的现象。当我们取若干连续季度或月度的财务数据,计算出财务经济指数,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可以对这一假设作出经验检验。
(三)财务比率的宏观“加总”具有经济意义
这是由于我们可以提供前面已经提到的概念上的理论基础,即用多目标规划的原理,把各种不同量度的财务比率通过一定的函数关系转化为同度量指标,然后再将这些同度量的指标加权平均,得出一个综合指数,并用这个综合指数去评价综合经济效益和财务能力。而且,在合理选择宏观财务比率的条件下,我们还可以证明财务经济指数与其说明的财务经济现象之间具有重要的相关性。
财务经济指数的效力可能在于解释长期趋势,因为它不像价格指数那样具有短期的敏感性。
四、对现存理念的挑战
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赖以建立的信息基础主要是财务信息,财务信息的质量直接影响系统功能的发挥。为此,有必要对现存财务理念和会计理念进行更新。
(一)对现存财务理念的挑战
人们一般把财务看成是一个纯粹的微观范畴,这是一种误解。由于这种误解,现有财务理论研究注重研究微观财务问题,忽视宏观财务问题。事实上,财务是具有层次性的,微观财务和宏观财务就是财务的层次性在范围上的一种体现。虽然我们对宏观财务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将其理解为国家对财务的宏观调控与管理,有的将其理解为宏观财务主体的财务问题,但无论如何,宏观财务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客观存在着的。因此,从建立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出发,也是从财务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有必要重新审视财务的范围问题,确立“财务不仅具有微观属性,而且具有宏观属性”的观点。确立这样的观点,就是要求我们既要研究微观财务问题又要研究宏观财务问题,这对于拓展财务学的研究领域,促进财务理论和实务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就是宏观财务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问题,是微观财务向宏观领域扩展的一种具体表现。
宏观计量经济学篇8
【关键词】宏观税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税收弹性
一、引言
税制优化理论认为，税收在各种刺激供给及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手段中是积极有效的，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降低边际税率，这是由于边际税率决定着经济主体的税后净收率，影响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偏好。税制的具体优化模型不尽相同，但以宏观税负优化模型即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税负来作为一定意义下的平均税率来研究为学界所普遍接受。宏观税负的数理模型：mtB=t/GDp（mtB为宏观税负t为税收收入GDp为国内生产总值）。
理论上说应当存在一种最优宏观税负实现“宏观税负―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调动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最大程度发挥生产要素的潜能。从西方税负研究看，税收规模存在一个适度的界限。Scully（1991）对103个国家160-1980年总税收和各种税收占GDp比重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的结论表明，税收占GDp的比重不超过19.3%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率达到了最大化；宏观税负大于45%时，经济增长率倾向于0，随后是负增长。基思・马斯顿（1983）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21国的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其发现：那些在效率税制下，使公民承担较低税负的国家要比高税负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长较快。因此宏观税负不宜过高，否则对经济增长将有较大的抑制作用。但如果考虑到以税收收入安排的财政支出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具有某种正效应，那么存在一个使使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税率。
宏观税负反映政府经济规模的大小及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和程度，而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税负是不同的，那么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存在？我省目前还是否存在对税负的改进空间？空间到底有多大？下面通过分析我省税收与经济增长的之间的关系，来分析我国的最优宏观税负。
二、理论分析
在明确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前，为便于理论分析首先明确税收收入与GDp是正关系（如图3），GDp规模决定税收规模，GDp结构决定税收结构，这一点在这不做过多说明。
弹性概念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弹性表示一种经济变量对另一种经济变量变化的反应程度，其一般公式为：
弹性系数=因变量的变动比率/自变量的变动比率
①当e=1时，有（t2-t1）/（t2+t1）=（G2-G1）/（G2+G1）故t1G2=t2G1。
即mtB1=t1/G1=t2/G2=mtB2从此可见税收弹性系数为1时，无论经济增长还是衰退宏观税负都保持不变。
②当e>1时，即mtB1=t1/G1
③当et2/G2=mtB2从此可见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时，宏观税负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宏观税负随着经济衰退而上升。
借助弹性系数作为中间量，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国家保证国家参与分配新增国民收入，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发展，使宏观税负适应经济发展，必须保障e>=1；同时也确切知道，判断宏观税负是否过高，或者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是呈正相关还是负相关，税收弹性系数是必须明确的前提条件。
当税收弹性系数大于或等于1时，随着经济发展宏观税负适度上升是有益经济发展，同样经济衰退时宏观税负下降是有利于重振经济。如此我推测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并非单纯的正相关或负相关，而是正负相关的结合体，是宏观税负的抛物线（如图4）。
当经济发展初步启动时，政府的收入规模和公共支出水平较低，而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短缺，此时适度提高宏观税负，增加税收以满足公共产品的需求，则提高宏观税负的边际正效应大于增加税收的边际成本。如此适度提高宏观税负总体有利于扩大投资和经济增长，此宏观税负的正效应对应为C点左半侧。
但在宏观税负足够高，税收规模已经较大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税负，增加税收，则宏观税负的边际正效应递减，当宏观税负越过c点（最佳宏观税负水平），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在这有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社会产业整体边际利润的上升，抛物线将向右偏移，同时意味着最佳宏观税负水平有一定上升。
这种结论不难理解，可以直观解释如下：从税收筹集角度看，政府向私人部门征税，减少了私人用于投资的可支配资源的同时降低了其收入期望，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例如税率较高和折旧扣除较低，就不鼓励投资或资本存量的净增长。同时，从税收支出角度看，政府的税收又用于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因为界定和保护了产权，矫正了外部性，或者改善了私人部门的投资环境，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改进了生产要素的配置。因此，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从税收筹集方面讲具有抑制私人投资的负激励效应；从税收支出角度看又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净效应取决于这两种作用力的相对大小。而这两种影响力都是税收规模的函数，但经济增长不是税收的单调递增或单调递减函数。这种单调关系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超过某一点或限度后，税收的影响合力方向将发生逆转。在政府税收规模和公共支出水平较低时，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短缺，此时适度提高宏观税负，增加税收以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的边际正效应，大于增加税收的边际成本（负激励效应）。而且，这时征税的收入效应一般大于替代效应，即征税使投资的收益降低，而投资者要维持相同的净收入，必须增加投资数量。因此，适当扩大税收占GDp比重，总体上有利于扩大投资和经济增长。但在宏观税负已经足够高，税收规模和成本已偏大时，再增加税收，由于边际收益递减法则，增税提供公共产品的边际正效应，将不能弥补税收的边际成本。而且，税收的替代效应将大于收入效应，从而负效应占主导，继续提高税收占GDp比重，总体上将不利于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需要特别明确指出的是最优宏观税负，作为税收影响合力方向的拐点是会动态呈现的，具有时空特性，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与之相对应的最佳税率，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社会产业整体边际利润的上升，经济体的最佳税率会有一定上升的空间。
三、实证分析
鉴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指标主要有GDp、税收。本文根据湖南省2001～2011年税收收入与GDp的发展情况，从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量方面探讨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湖南省2001～2011年税收收入与GDp增长情况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湖南地方经济发展迅速，全省GDp总量从2001年的3831.90亿增长到2011年的19669.56亿，年平均增长16.97%；同时湖南税收保持较快增长态势，2011年达到了1877.75亿，增长率由9.11%一度达到29.97%，年平均增长19.65%。GDp总量和税收收入不断平稳上升，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率在10%以上，虽在绝大多年份，税收增长高于GDp增长，但可以明显发现湖南的宏观税负保持稳中有升，2001～2011年宏观税负极差在不考虑通胀的情况下也仅为1.57%。尽管个别年份受局部或偶然因素的影响，我省税收经济弹性系数出现一定程度的快速下行，但我省税收与经济之间的依存度将会保持趋强的态势，税收经济弹性系数将相对稳定地回归至合理区间。
运用eviews计量经济学软件，在对2001～2011湖南税收与GDp增长情况对比表进行回归分析及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有如下统计结果（见图1、图2）。
X1为宏观税负，Y为GDp增长率。图1显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存在相关性，并且湖南在现阶段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以正相关联系存在。
oLS估计出的模型：
Y=-67.49783757+9.26100083*X1（Y为GDp增长率，X1税负）。
R-squared是模型的相关系数，本模型R=0.736851，在模型意义上R越接近1，表明模型拟合的越好，线性关系越显著，R=0.736851说明经济增长与宏观税负相关关系比较显著。
从散点图和oLS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在湖南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目前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是以一种正效应存在。说明这些年来湖南宏观税负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正面影响，推动了湖南经济发展。
在国民经济的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的轻税倾向已成趋势，第二产业税负最高，第三产业税负次之。因此，在GDp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如果产业结构中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占比增加，经济税源就快于GDp的发展速度，从而税收弹性系数得以提高。从表1可知，2001～2011年，我国国民经济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同时意味着湖南税收增速远远超出经济增速，宏观税负将随着产业发展有一定上升空间。
四、结论
分析至此，对我省税收与经济依存状况及其原因就有了较为系统的理解和把握。以此为出发点，结合我省宏观经济走势和经济发展目标，可对我省现行宏观税负及未来宏观税负趋势进行判断。
最优宏观税负是动态变化的，是与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相搭配的，具有鲜明的时空特性。2001～2011年我省税负与经济之间的依存关系显著，当前湖南税负水平与湖南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是适度和必要的。（1）从税收弹性系数看，2001～2007和2010～2011年弹性系数保持在1.20左右，2008～2009年受经济危机影响弹性系数一度低于1，但随后回升；（2）从宏观税负分析来看，宏观税负随经济发展稳中有升，且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3）从长期看，湖南宏观税负水平将有一个长期的上升阶段。一方面，当前宏观税负水平处于税负的拐点的左侧，宏观税负的边际正效应大于增税的边际成本，同时湖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年平均增速达到16.97%，为一个国家保证国家参与分配新增国民收入，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发展，使宏观税负适应经济发展，必须保障e>1，这意味着宏观税负会相应上升；另一方面，湖南作为农业大省，第一产业在GDp总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在我国当前税制下，农业的轻税倾向只会日趋明显，二、三产业的税收贡献越加突出，这样随着一、二、三产业比例变化、宏观税负水平会向二、三产业靠近，这也意味着宏观税负必然有一定上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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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计量经济学篇9
吴彦艳(1978―)，女，哈尔滨商业大学(哈尔滨，150028)。研究方向：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
［关键词］宏观经济；股票市场；传导机制；格兰杰检验
宏观经济是通过哪些传导机制来影响股票市场走势？这些传导机制在我国实践检验中表现得是否有效？倘若政府不通过政策干预股票市场，而是完全依靠宏观经济自身的发展对股票市场产生影响，二者之间是否又有很好的联动效应？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未来管理层干预股票市场政策的制定。本文基于非政策性传导机制的研究视角，通过实证分析来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关系的认识存在不少分歧。综合而言，国内外学者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存在正相关关系。thorstenBeckandRossLevine(2002)采用动态平行数据的广义矩估计法检验了1976―1998年间40个国家的股票市场与银行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股票市场和银行都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影响。[1］（189-204)二是认为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存在弱相关或不相关。Binswanger（2000）认为上世纪80年代美国进入高增长阶段后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的紧密关联性已经瓦解。[2］（379-387)mao,Y•J•andwu,R•F•(2006)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亚在股市低迷期时股指走势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联性比较含糊,采用不同宏观经济指标作为经济增长的变量得到的结论相互抵触。[3］（157-163)马进、关伟(2006)运用计量分析方法证明我国当前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存在一定的长期稳定关系,但互相影响的程度较小。[4]（71-75）李冻菊(2006)得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但反过来股票市场的规模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所起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5］（75-80)三是认为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存在负相关。Levine(1997)认为股票市场流动性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负作用。[6］（431-439)梁琪、藤建州（2005)实证分析显示我国股市波动与宏观经济相关关系为负，股市中可能存在的“过度”波动对宏观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7］（9-19)温军、赵旭峰（2007)则认为我国经济的增长并没有促进股票市场的繁荣,相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发展,产出的增长对股票市场具有“负的贡献”。[8］（90-92)
就国内现有的研究而言，基本上是针对某个阶段我国股市走势与宏观经济二者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尚无从宏观经济对股票市场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将尝试从这一全新的研究视角，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深入剖析我国宏观经济通过非政策性传导机制对股票市场产生影响的有效性。
一、宏观经济对股票市场影响的实现机制
根据西方理论，宏观经济对股票市场产生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机制实现：
（一）上市公司经营业绩
宏观经济增长时期（Y），上市公司的产品销量会随社会需求持续增长（Q），公司业绩不断提升（a），从而使得公司更具有投资价值，股票也因此受到投资者的追捧（p）。相反，倘若经济处于不断下滑的过程中（Y），上市公司的产品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变坏而出现滞销（Q），业绩会出现下降（a），股价因此下跌（p）。相应的传导机制：
其中，Y：社会总产出，Q：公司产品销售量，a：公司业绩，p：股票价格。
（二）社会货币量
宏观经济不断繁荣的过程中（Y），国内货币供应量会随社会产品的增多而不断扩大（m）；同时，在宏观经济上升的大部分时期，政府都会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居民手中货币量会不断提高（pm），进入股票市场的资金量增加（mm），会增加对股票的需求（n），资金会推动股票价格不断上升（p）。反之，经济出现衰退（Y），国内产品数量下降，对应货币供给在一定程度上缩减（m），居民手中货币减少（pm），进入股票市场的资金量减少（mm），对于股票的需求减弱（n），股价相应下跌（p）。传导机制如下：
（三）投资者信心
宏观经济处于上升阶段（Y），经济环境的向好能够提升投资者对股票市场上涨的信心（F），使得潜在投资者转化为实际投资者（R），市场人气旺盛，从而增加股票需求（n），股价会上升（p）。相反，当宏观经济处于下降阶段（Y），会影响投资者对股票市场上涨的信心（F），投资者逐渐退出股票市场（R），减少对股票的实际需求（n），股价会因此下跌(p)。传导机制可表示为：
二、宏观经济对股票市场传导机制有效性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选择、数据分析及研究步骤
1．变量选择与数据分析。借鉴国内外相关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把反映宏观经济对股票市场传导机制的量化指标确定为以下三个变量，并用实际GDp来反映宏观经济。
（1）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反映宏观经济；
（2）股票市场上市公司平均每股收益（epS）――反映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
（3）股票市场成交金额（GSm）――反映社会货币量；
（4）股票市场开户人数（KHS）――反映投资者信心。
由于官方数据只给了年度GDp的现价累计值和按可比价格计算的累计值的同比增长率，所以要根据这两个数据来推算每年的实际GDp。我们以1992年作为基期，1992年的实际GDp就是其名义GDp，根据公布的GDp同比实际增长率依次计算出以后年度的实际累计GDp。样本空间确定为1992―2007年，采用年度数据。
图1描绘了实际GDp和传导机制变量的走势，对GDp、epS、GSm和KHS变量取对数值，分别用LnGDp、LnepS、LnGSm和LnKHS表示。对数变换的好处是其一阶差分能近似表示变量的变动率，同时消除数据的异方差，将指数趋势转换为线性趋势。
2．研究步骤。本文拟采用如下两个步骤实证检验宏观经济对股票市场传导机制的有效性：第一，利用单位根检验确定时间序列LnGDp、LnepS、LnGSm和LnKHS的平稳性；第二，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考察宏观经济（LnGDp）与其对股市的传导机制变量(LnepS、LnGSm和LnKHS)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文所有检验结果均使用计量分析软件eviews5．0进行了多次回归分析而得。
（二）实证结果分析
1．平稳性检验。利用单位根检验来确定LnGDp、LnepS、LnGSm和LnKHS的平稳性，具体采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方法，最优滞后期由aiC准则确定，即选定的滞后期长度应使aiC的值最小，以保证消除自相关和保持更大的自由度。aDF检验结果如下：
由aDF检验结果表明LnGDp、LnepS、LnGSm和LnKHS的一阶差分具有平稳性，均是i(1)型，因此，可以考察它们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
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为了阐明宏观经济（LnGDp）对股票市场传导机制（LnepS、LnGSm和LnKHS）是否有效，有必要对LnGDp、LnepS、LnGSm和LnKHS四个变量做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首先，检验LnGDp是否为引起LnepS变动的Granger原因的过程。原假设：“LnGDp不是引起LnepS变化的Granger原因”，对下列两个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有限制回归：LnepSt=∑[DD(]m[]i=1[DD)]αiLnepSt-i+εi[JY]（2）
计算F统计值：F=(n-k)[SX(](eSSR-eSSUR)[]q(eSSUR)[SX)][JY]（3）
其中，eSSR和eSSUR分别为有限制条件回归和无限制条件回归的残差平方和；n是观测个数；k是无限制条件回归的估计参数个数；q是参数限制条件个数。这个统计量服从F（q,n-k）分布。根据各自的F统计值，检验系数β1,β2,…,βm是否同时显著地不为0。若显著不为0，则拒绝“LnepS不是引起Ln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
然后，检验LnGDp是否为引起LnGSm和LnKHS变化的原因的过程。即用LnGSm和LnKHS分别交换LnepS做上述同样的回归。通过检验，得到下面关于宏观经济（LnGDp）对股票市场传导机制（LnepS、LnGSm和LnKHS）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滞后期是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来确定。
表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零假设滞后期F统计量概率结论LnGDp不是引起LnepS变化的Granger原因22．757020．11642接受H0LnepS不是引起Ln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20．715470．51480接受H0LnGDp不是引起LnGSm变化的Granger原因23．490040．07551接受H0LnGSm不是引起Ln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21．090350．37669接受H0LnGDp不是引起LnKHS变化的Granger原因23．106860．13295接受H0LnKHS不是引起Ln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22．323030．15366接受H0
由表2可以看出，检验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了“LnGDp不是引起LnepS、LnGSm和LnKHS变化的Granger原因”的零假设，即宏观经济（LnGDp）对股票市场的传导机制（LnepS、LnGSm和LnKHS）均不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宏观经济没能通过传导机制有效的影响股票市场，即在我国宏观经济对于股票市场的传导效应是失效的。
以上实证检验表明，理论上存在的宏观经济对股票市场产生影响的非政策性传导机制在我国的实际表现却是失效的。下面揭示我国宏观经济对股票市场影响的传导机制失效的内在原因。
三、宏观经济对股票市场的传导效应失效原因剖析
（一）上市公司缺乏宏观经济代表性
由于我国股票市场成立初期的初衷是为了帮扶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因而最初上市的一些公司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而各行业龙头企业的上市却被一推再推或干脆到国外上市，这也直接导致了一段时期以来上市公司业绩对于宏观经济的代表性差，不能真实的反映我国宏观经济增长。通过图2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市场中业绩亏损的上市公司数量较多，且亏损比例从1992―2005年成逐年增加的态势；另一方面，亏损企业长期驻留在市场内部直接拖累上市公司整体业绩，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在1992―2001年期间在逐年下滑；其中，2001年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分别只有1992年的32．46%和22．55%。虽然从2002年开始有所好转，但是直到2006年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仍大幅落后于1992年水平，而这与我国宏观经济十几年来8%以上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的背离。因此，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不能准确反映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水平。
（二）股票市场与银行体系的隔离阻碍股市货币量的有效增长
我国货币和准货币（m2）自1992―2007年以来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但是股票市场的成交金额在2006年之前一直没有明显增长，甚至在2001―2005期间成交金额还出现了明显萎缩（参看图3）。虽然从1992年以来我国股票市场中上市公司数量在逐年增加，且社会资金量也在逐渐放大，但是股票市场的成交金额只在1996―1997、1999―2000和2006―2007三个时期出现了阶段性增长。总体而言，我国股票市场成交金额与社会货币量背离明显，股票市场没有分享到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货币量增加。剖析原因，我们认为社会货币量主要滞留在银行体系内部，而流入到股票市场的货币量相对较少（参看图4）。从1992―2007年，金融机构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与社会货币量的同期增长速度基本保持一致。出于对改革所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的担心，预期子女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消费等支出的增加，以及证券投资观念的匮乏，使得人们更愿意将货币存入银行。同时，我国现有分业经营的金融体制隔离了银行体系与股票市场，因此导致银行储蓄存款的大幅度增长，但同期进入股票市场的货币量却没有增加。
（三）信息不对称影响投资者信心
虽然投资者对我们国家宏观经济增长信心十足，但是由于股票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中小投资者在与上市公司和投资机构博弈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影响其参与股票市场的积极性。同时出于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准确性、市场监管有效性、惩处及时性以及证券中介机构责任心的担忧，投资者对于进入股票市场仍然显得缺乏信心。这也体现在一直以来进入我国股票市场的长期资金明显不足，而股市是长期投资市场，入市资金应该以长期资金为主。在成熟股票市场中，长期资金所占比例一般高达90%，但在我国股票市场中，长期资金占入市资金的比例不足40%(王国刚，2005)。[9］（31-37)长期资金的不足一方面会影响股票市场走势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短期的频繁操作会加剧股市的波动，从而进一步影响投资者的信心。[10］(95-98)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是：1992―2007年我国宏观经济没有通过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社会货币量和投资者信心三种传导机制对股票市场产生有效的影响。在我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还存在着阻碍传导机制发挥效应的不利因素：第一，股票市场中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上市公司比例较少，市场整体业绩不能代表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二，由于我国现有的金融体制隔离了银行体系与股票市场，使得社会货币量一直以来滞留在银行体系内部；并且，预期改革所带来的未来支出增加，以及缺乏一定的投资知识使得人们投资股票意愿不强。第三，由于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准确性、市场监管有效性、惩处及时性以及证券中介机构责任心的担忧，投资者对于进入股票市场仍然显得缺乏信心。
为了促进我国股票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发挥其宏观经济晴雨表的功能，未来管理层应该努力消除上述不利因素，恢复传导机制的作用。首先，应该积极鼓励优质公司在a股市场上市，在推动优质海外上市公司回归a股的同时，积极引进外国优质公司来境内上市，并大力推进亏损公司退出机制，清除市场中已无发展能力的公司，从而提高我国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其次，加快我国金融机构的改革，提倡金融混业经营以促进社会资金在银行和股市间的合理流动，拓宽股票市场货币量的进入渠道。同时，加强对公众投资理财的引导和教育，增强人民群众的理财意识，提升股票市场的参与度。最后，调整政府角色，减少政府对股票市场的直接干预，建立和健全股票市场的规章、制度，增强股票市场的透明化、公开化，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股票市场的监管，创建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稳定投资者的信心；并且，改善股市结构，培育机构投资者，把理性投资者培养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减少股市的投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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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mpiricalStudyontheinfluenceof
macro-economyontheStockmarket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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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Zhiqing1wuYanyan2abstract:theoretically,macro-economyhasimpactonthestockmarketthroughthetransmissionmechanism,therebycreatinglinkageeffects.isthemacro-economicalimpactonthestockmarketactuallyconsistentwiththedescriptionofthetheorysinceChinesestockmarketwasestablishedinthe1990s？thisisthefocusofthispaper.Basedonthenon-policytransmissionmechanism,wemaketheempiricalstudyonmacro-economicinfluenceonthestockmarket(1992-2007)inchinafromanewangle,andthenrevealthecauses.
Keywords:macro-economy;Stockmarket;transmissionmechanism;GrangerCausalitytest
宏观计量经济学篇10
[关键词]大数据；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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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6-0-02
0引言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社交网络等现代网络新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通过网络浏览、搜索、购物等行为产生的数据日益增多，致使人们迈入了数据以大量性、多样性、价值性和高速性为特征的大数据时代。在我国，大数据已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国务院于2015年颁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深化大数据在各行业创新应用”，在文化、教育等领域全面推广大数据应用和开展大数据应用示范。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了将“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
目前，大数据及大数据技术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影响着人们的理念、行为和习惯，其中，本科高等教育也深受影响。随着大稻莸募铀俜⒄梗现代教学技术不断转型升级，出现了慕课、微课、翻转课程等新的教学方法，对传统的本科教学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如何追随大数据时展带来的深刻改革，对教师掌握日新月异的现代教学理念，提高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内已有学者探讨了大数据对应用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和管理统计学等课程教学的影响及相应的调整策略。尽管刘涛雄和徐晓飞（2015）、姜疆（2016）、申红艳等（2014）探讨了大数据时代的宏观经济分析，但鲜有文献研究大数据对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影响。因此，本文拟在大数据时代探讨宏观经济学本科的教学改革。
1宏观经济学传统教学模式中的问题
宏观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中一门承上启下的基础课程，是经济管理类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考课程。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现象，解释同时影响许多家庭、企业和市场的经济变化，主要考察国民收入的决定与变动、短期的经济波动、长期的经济增长、就业、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等问题。当前大部分高校的宏观经济学还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存在诸如注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教学方式单一、学生自主学习意愿不强；考核方式偏向固定化等问题。
1.1注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
宏观经济学是理论性和实践性均比较强的一门基础课程，该课程的理论可以指导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和现象。但在传统的教学中，主要以讲授抽象难懂的理论知识为主，如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模型、iS-Lm模型、aD-aS模型等，为了让学生能够理解清楚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内涵，任课教师往往会用大量的时间去讲解这些理论知识，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学生掌握理论知识，但占据了太多的课堂时间、消耗了教师太多的精力，教师在课堂上基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区开展实践性教学。
1.2教学模式单一，学生自主学习意愿不强
大多数高校的宏观经济学仍采用教师课前备课，课堂上讲授教材附带或自作的ppt，课后解答疑难问题单一的传统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体，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而且教师课堂讲授占据了大部分的课堂时间，留给学生在课堂上讨论的机会和时间并不多，学生在课堂上以被动听讲为主，导致学生自主学习意愿不强，这不利于提高学生提问、探索、思考问题的能力。传统的课堂教学深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教师完全掌握了教学进度，学生基本上按教学大纲进行学习，自主安排学习的空间不多，这不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1.3考核方式偏向固定化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考核方式主要以期末考试为主，课程成绩一般按照平时成绩（包括出勤、作业、课堂表现、期中考试成绩等）与期末考试成绩3∶7或4∶6的比例加权平均组成。这种考核方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对客观地检验学生掌握宏观经济学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等内容的情况，但也可能存在教师在试题命题过程中因为没有为主观题和客观题设置合理的比例，而出现学生平时上课不认真听讲，通过考前死记硬背获得高分的问题，未能检验学生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传统的考核方式也未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实践能力进行考核。
2大数据时代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探讨
大数据时代为宏观经济学教学带来了海量的数据和新颖的案例等资料，为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提供了既丰富又生动的素材，为推进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在大数据时代，对宏观经济学教学进行改革，可以提高教学效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有利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掌握宏观经济学基础知识，为学习国际经济学、金融经济学、财政学等后续专业课程奠定扎实的基础，并为参加研究生入学、政府机关、金融机构、高校等用人单位的招聘考试做好充分准备。
2.1形成基于大数据的教学理念
大数据时代要求人们要形成大数据思维，同样，大数据背景下的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也需要具备大数据的思维。为了形成基于大数据的教学理念，任课教师要紧紧跟随大数据时展的步伐，积极参加各种运用大数据改进教学的培训、进修，认真学数据时代先进的教学技术和方法，并不断将这些教学技术和方法引入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中。
2.2多渠道丰富教学内容
第一，添加大数据时代的海量数据信息资料，丰富教学内容。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存在理论性较强的问题，在大数据时代，任课教师可辅之以海量数据信息资料来丰富教学内容。与纯粹理论知识教学不同，基于现实经济现象的数据案例教学更加生动有趣，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更有助于学生牢固掌握抽象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并提高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在讲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时，可分别引入基于扫描数据、网络搜索数据、谷歌趋势（Googletrends）预测Cpi等案例分析。宏观经济学课程中，所有章节的内容基本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查找到大量相关的数据信息资料，利用这些资料可以更新、修订教学大纲、教案和讲义，有利于丰富教学内容，也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
第二，增加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更加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更加繁重艰巨的任务，因此，宏观经济决策对宏观经济分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指出“完善政策制定和决策机制：注重运用互联网、统计云、大数据技术，提高经济运行信息及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因此，在大数据时代的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有必要加入宏观经济分析。
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主要通过对比宏观经济指标、构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仿真宏观经济动力系统，对宏观经济运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加以判断和预测。大数据时代的数据规模大、类型多，拓宽了宏观经济分析所用数据信息的来源，并提高了数据信息获取的时效性。目前，国内外运用大数据的概念、方法和技术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预测（尤其是现时预测）、宏观经济分析技术、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数据挖掘等领域。
第三，借助大数据时代媒体报道拓宽知识面。在学习教材的基础上，可推荐学生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经济信息联播、经济半小时、经济信息联播等财经类电视节目；《21世o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报纸杂志的财经报道，多渠道关注宏观经济热点问题，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2.3加强实践性教学
培养学生熟练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分析国内外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和现象是宏观经济学教学的目标。因此，任课教师在讲授理论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更应注重实践教学。
大数据时代的宏观经济学本科实践教学，应当以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根本出发点，任课教师可以以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大数据资源为基础，结合与大数据相关的课题、论文，将宏观经济领域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研究前沿引入教学。具体而言，教师可通过引导学生如何观察现实经济问题进行选题，如何结合宏观经济学理论构建数学模型，如何查找和整理文献，如何搜集大样本的宏观经济数据，如何撰写学术论文并加以修改等方式增加研究性教学。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研究中，使学生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实践，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提高其研究学习能力。
此外，还可采取“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战略开展实践性教学。“走出去”是指组织学生到当地的统计局、发改委、经信委等与宏观经济运行紧密相关的政府部门和互联网、金融、电信、零售等应用大数据的企业进行参观学习，加强与这些单位开展深入合作，建立校外实训实习基地，让学生真正参与宏观经济学实践活动。“请进来”是邀请这些单位既熟悉宏观经济学分析，又精通大数据分析的工作人员到学校为学生开展报告、经验交流座谈会。
2.4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大数据时代的在线教学平台、翻转课堂、微课、慕课，为实现宏观经济学教学模式，由“以教师为中心”转换为“以学生为中心”提供了保障。具体来说，教师可先根据课程标准和教学实践的要求，制作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接着按照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的要求，从学生学习需求的角度出发，将每章节内容制作成ppt、视频、练习题、测试题、讨论题、评分标准等资料，然后将这些资料上传至教学平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也为学生提供更多自主学习的空间，这样学生可随时随地通过在线教学平台进行自主学习。
在线教学平台采用交互式的短视频学习模式，以10分钟左右的片段式多媒体视频为主，并在线完成配套的测试题，让学生在轻松有趣的环境下掌握枯燥无味的宏观经济学原理，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在线教学平台为学生和教师、学生和学生、教师和教师之间搭建了交流平台，通过平台可以相互发表观点、交流意见、提问、解答等，有利于增加师生的互动，也有利于培养学生思考、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此外，在线教学平台会将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记录，并根据记忆退化曲线提醒学生哪些内容需要及时复习，进一步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平台记录的学生信息进行分析，可提炼出学生的学习能力、性格特征、学习状态等信息，依此开展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教育。
2.5实施多元化考核
在大数据背景下，宏观经济学课程应采用多元化考核方式，既考核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的理解程度，也考核学生综合运用宏观经济学知识的能力，同时，也考核学生在线学习和参与宏观经济学实践教学等情况。如，其可根据教学平台记录学生完整的在线学习过程（包括每一个知识点内容的学习进度、完成配套练习和测试的情况，完成答题的时间、答题的熟练程度、答题的顺序和答题的次数等），并结合参加实践性教学的情况、对各部分内容掌握的情况、课堂表现、出勤等综合考核，给出合理的课程成绩以及相应的评价。
3结语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提供大量的数据和丰富生动的案例等资料。在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中，应紧扣大数据时展的脉搏，充分把握好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有利条件，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大数据资源，合理运用翻转课堂、微课、慕课等新教学方法，更好地发挥大数据服务宏观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效果。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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