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第一原则篇1
一从来看，在西方合同自由原则经历了一个从鼎盛到衰微的过程
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订立合同。即可以自由地决定是否订立合同，自由地选择缔结合同的对象，并可自由地同对方当事人商定合同的和确定合同的形式。当事人间自由地订立的合同被视为具有的效力，不仅是当事人履行的根据，也是法院裁判和仲裁机构裁决的依据。合同自由是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在民法上的反映，在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罗马法中，已经包含了合同自由原则的雏形。在古罗马共和，已有了合意契约这一特别名称，罗马市民法所承认的合意契约包括买卖、租赁、合伙和委任四种。④19世纪，在法国注释法学派和德国潘德克吞法学的之下，绝对的合同自由成为近代合同法的根本原则。在合同自由原则形成的过程中，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其提供了经济根据，而18--19世纪的理性则为其奠定了哲学基础。《法国民法典》被公认为是明确规定了合同自由原则的第一部近代民法典，而被誉为“优良的法律机”的《德国民法典》，“使在法国最初出现的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等口号获得了更丰满的理性血肉，”英美法也逐步形成了以对价为中心的“纯粹契约理论”。⑥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原料的取得，商品的流通，工人的雇佣，都必须通过合同，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不仅保证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效运行和发展，而且交易安全也可以得到维护，因为当时的交易主体经济实力差别不大，其经济地位相对平等，国家可以采取放任的政策，允许他们自由地缔结合同，也不至于给经济秩序带来大的震荡，产生严重的社会不公正，而且主体间并不显著的经济实力差别，因为交易地位经常地互换而被抵消，从而使交易安全得已维持。⑥因此，合同自由逐步为合国立法所确认，成为近代合同法的基本准则。合同自由原则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显示出了它强大的几生命力，并创造出达到顶峰的好记录。
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地变化，垄断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垄断的垄断地位导致其控制了合同内容的决定权，非垄断企业等其他合同当事人只有“要么接受，要么走开”的自由，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产生了合同结果的不公正。垄断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宁愿降低产量，提高价格，从而也侵犯了社会公众的利益。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资本主义国家除了采用计划等宏观调控手段外，还颁布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专门的法律、法规，以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随着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和消费者群体的出现，繁琐的合同订立程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生活的需要，于是出现了定式合同，定式合同因其手续简便，节省交易成本和交易时间，效率高的优点而成为经济交易中广泛使用的交易工具，美国的定式合同就占合同总数的95％以上。⑦定式合同既是为了避免单独订立合同造成不公平而产生的，又可能产生新的社会不公平，定式合同的拟定者可以将不利于合同相对人的条款写进合同中去，使其利益受到侵犯，于是，各国均借助于立法对不公平合同条款进行规制，诚实信用原则和合同正义重新在合同法中取得了适当的地位，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合同法规范。⑧定式合同的普遍采用使合同相对人丧失了确定合同内容、选择合同形式的自由，立法对不公平合同条款的规制使定式合同拟定人的自由权利受到限制，这些都使合同自由原则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针对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中的衰落状况，1974年，美国著名法学家格兰特?吉尔莫出版了《契约的死亡》一书，惊呼“契约和上帝一样，已经死亡。＠实际上，所谓“契约的死亡”，只是如日本法学家星野英一讲的世纪确立的古典契约概念、契约法在现代正发生着重大变革。前面所说的衰落、死亡这些口号不过是这一重大变革潮流的表现。”。而合同自由原则从鼎盛到衰微的原因，是为了维护社会公正和交易安全，使合同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有的学者以“本世纪70年代以来，新的经济自由主义开始复兴，合同自由原则再次行到重视为根据，来论证应将合同自由原则作为我国合同法的首要原则，言下之意，这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在西方经济学中存在新自由主义学派是实，而合同自由原则在现代合同法中的衰落，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关于新自由主义，林岗教授针对我国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情况指出：“有些人甚至对带有鲜明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色彩的哈耶克、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也公开膜拜，对萨克斯之流的‘改革理论’也大肆吹捧，就是这种错误思潮滋长的典型例证，＠已故的陈岱荪教授生前也撰文指出：“在这个时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只能是国家干预主义学派，而不可能是新自由主义学派。”“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与时代潮流不合，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影响不大．”。因此，以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学派为根据将合同自由原则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是不恰当的，以所谓“合同自由原则再次得到重视”来论证应将合同自由原则作为我国合同法的首要原则更是毫无根据的。
二从合同自由原则的功能来，它对市场经济存在粉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并存的事实
合同自由原则作为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有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功能。“契约是一种灵活的工具，它不断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新的目标。它也是自由经济不可或缺的一个特征。它使私人企业成为可能，并鼓励人们负责任地建立经济关系。哑而如果没有市场主体自由意志的汇合，交易关系便不会产生，合同也不会存在。马克思说：“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已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要是没有各式各样的交易，就根本不可能有市场．规定了合同自由原则，市场主体便可以根据价格信号、要求信息和利润杠杆的刺激自由地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使资源向获利较高的部门流动，从而实现整个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斯密所描绘的“看不见之手”的神奇功效才会发生，价值才会起作用，市场调节功能才能实现。同时，也只有规定了合同自由原则，才能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合同自由原则作为市场经济这一激励机制在法律上的表现，它为市场主体提供了自由选择和实现自己经济目标的机会，也使市场主体打破了高枕无优、相安无事的停滞局面，迫使其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利用价格、信息、质量、广告等各种手段进行竞争，以获取订立合同的机会，实现预期的经济利益。由于市场主体选择能力的差异，市场主体便会认真地进行选择和努力地把握机会，不断地自我改造、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以免遭灭顶之灾。竞争的外部压力和获利的内在动机使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正是由于合同自由原则对于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前文所论及的合同自由原则在资本主义现代合同法中的衰落，只不过是其适用范围的缩小和在合同法中地位降低而已，而其作为合同法基本原则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合同自由原则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功效并不因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因此，笔者认为应将合同自由原则作为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合同自由原则也存在着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通过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可以自由地为经济行为，消费者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但是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却难以引导，由于市场价格要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市场主体虽有自主选择权，却难以准确把握价格之动向，这使市场主体的生产和资本流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必然造成资源配置的浪费。因而合同自由原则积极功能的实现是有代价的，对经济的调节是有损耗的调节，这就需要国家进行干预，限制合同自由，以减轻这种损耗，从而保障市场经济的有序进行，也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就比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大大降低，出现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市场失灵’，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正是导致合同自由原则在现代合同法中衰落的原因。合同自由原则在某些领域还有可能违背市场经济对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的要求，它扭曲了市场供求关系，损害了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从而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世界各国相继颁布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限制合同自由，以实现“实质公平”和法律“适用上的妥当性。峋从合同自由原则对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看，我们不能将合同自申原则推上合同法“首要原则”的宝座。
生从国情和合同法墓本原则的相互关系来看，合同自由原则仅是我国合同法的墓本原则之一。
确立合同自由原则在我国合同法中的地位，必须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因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及其地位是由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决定的。
首先，在我国所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容许不适当地抬高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地位。为了矫正“市场失灵”，保护交易中的弱者，实现交易公正，维护社会利益，国家必须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限制合同自由，以保证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准确确定合同自由的地位，限制合同自由原则，就是在合同法领域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体现。可以说，如果没有合同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没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高效率，而如果没有国家干预，片面抬高合同自由原则的地位，就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阻碍经济的发展和高效率的实现。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然而从一开始，’美国政府就没有听任过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相反，为了克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间题，加速经济的发展，美国政府采用了强有力的非市场经济的干预手段来控制经济的发展”。可见，合同自由与国家干预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不可偏废。
其次，我国正处在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时期，市场主体的行为有待于规范，为了保障正常的交易秩序，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必要加强国家干预，限制合同自由原则。比如限制合同当事人对合同形式选择的自由，不论是将书面形式作为合同有效成立的要件，还是将其作为证据上的要求，都对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预防争议，减少不必要的纷争，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有积极的意义。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合同形式主义的复兴‘“越来越多的合同被要求必须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一些合同（尤其是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的合同）被要求必须予以公告，否则便不得对抗第三人。”。而我们又何以在统一合同法制定过程中主张“不规定合同的法定形式，使当事人对合同形式有选择的自由”呢？东施效攀，不仅没有结合自身的实际，也没有真正学到别人的东西。
最后，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决定了不应该将合同自由原则的地位抬高到不适当的水平。在西方国家合同自由原则已经衰落的今天，我们若反而要抬高其地位便显得不合时宜。合同自由原则的地位可以通过它与合同法的其他基本原则的关系反映出来，合同法究竟应包括哪些基本原则，学者的论述很不一致，笔者拟通过多数学者赞同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的地位及其与合同自由原则的关系来揭示合同自由原则的地位。
合同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对合同自由原则有限制作用，贯彻合同自由原则，不得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的要求，否则，当事人自由缔结的合同就不具有法律效力，．不仅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而且还有可能受到惩罚．(2)真正的合同自由要靠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来保障．合同自由是双方当事人的自由，而不是一方当事人的自由。如果当事人一方采取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订立合同，或者订立的合同显失公平，这不仅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而且也不是真正的合同自由。如前文所述，有的学者主张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最基本原则”或“首要原则”，意即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基本原则中的地位最高，’而我们从合同法基本原则的关系中，不仅看不到它的这种地位，倒是了解到合同自由的法律命运是由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决定的。
综上所述，我们考察合同自由原则在西方的历史发展和它对市场攀济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分析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合同法基本原则的相互关系，只能得出样的结论：合同自由原则只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的地位不容许抬高。
注：①参见梁慧星：《合同法起草过程中的争论点》，《法学》1996年第2期；张广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起草》，《法学》1995年第5期；王利明：《统一合同法制定中若干疑难间题的探讨》，《政法论坛》1996年第4期。
②⑩焦富明：《试论合同自由原则的地位》，《法学杂志》1997＿年第2期。
③郭明瑞：《论合同自由原则》，《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④周格等编：《罗马法》，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231页。
⑤⑩傅静坤著：《二十世纪契约法》，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第10页、第i页。
⑥o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民法》，《中外法学》1997年第2期。
⑦徐涤宁：《关于标准合同若干间题的探讨》，《法商研究》1994年第6期。
⑧⑨格兰特?吉尔莫《契约的死亡》，转引《民商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第1”页。
⑩内田贵：《契约的再生》，转引《民商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第296页。
⑩林岗：《关于学教学改革的几个间题》，《当代思潮》1996年第6期．
⑩陈岱荪：《西方经济学研究与我国主义经济改革》，《求是》1996年第2期．
⑩罗伯特?霍恩等著：《德国民商法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页。
⑩伶福全：《当代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的几个间题》，《世界经济》1995年第5期。
经济学的第一原则篇2
中图分类号：DF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41-1413（2012）01-0000-02
摘要：公平与效率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之间是动态平衡而非静止固定不变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今我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为了缓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就应该提升公平的地位，实现公平与效率并重，在此背景下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公平；效率；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
一、经济法中的公平与效率
（一）公平
一般来说，公平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竞争条件和利益获得的机会公平，主要指经济主体在生产活动、占有劳动成果和获得成就方面的权利平等，交易规则和分配原则的平等；二是实质公平，主要指社会收入再分配公正和救济弱者。如果说机会公平是以民法为代表的私法法域追求的目标，那么实质公平就应当是经济法所追求的重要目标。因为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平等，这就要求国家干预，以实现社会总体公平。②所以，经济法公平价值的特征应当是全局性的或整体性的，这可以从程宝山教授的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论上得到解释，经济法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以社会本位为自己的思想基础。
经济法的公平主要体现在社会公平上。经济法领域的社会公平，是指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保障社会成员政治、经济等方面地位平等，共同遵守公平的社会原则，享有同等的各种社会权利，实现利益分配机会均等、结果公正等。经济法领域中的社会公平的最基本内容，是社会成员间的合理的社会经济关系和财产分配关系。其主要内容为以下六个方面：其一为权利公平，经济法领域的社会公平首先意味着权利公平，它承认并保证社会主体具有平等的生存权、发展权；其二为机会公平，社会主体参与经济活动，要求社会确保机会均等，这是实现权利公平的前提。其三为规则公平，经济法不仅要保证在制度和规则面前所有主体一律平等，还要保证社会主体享有平等的规则；其四为效率公平，经济法的社会公平观念首先要从整个社会的发展为出发点和目的，即必须与效率联系在一起求公平。其五为分配公平，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根本内涵和最高层次。分配是否公平，不仅关系到公平水平的高低，对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维护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六为社会保障公平，在现代社会，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我国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③
（二）效率
效率是指经济活动中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它表示资源有效利用的程度。效率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追求的价值，因此在其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必然会以效率价值为其目标。法学中也引入了效率价值，它是通过提高效率、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来实现的。19世纪的功利主义法学派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乃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法律并不能直接给公民提供生计，只能通过奖励与惩罚的驱动力引导人们谋求生计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功利主义法学派间接阐述了法律效率的内涵。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分析法学派继承了功利主义法学派的思想，以“帕累托最优”④为基础提出了法律效率。经济分析法学派的奠基人哈利・科斯提出了“社会成本”理论。科斯将市场失灵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代价，即交易成本。他认为，只有当政府矫正手段能够以较低成本和较高的收益促成有关当事人的经济福利改善时，这种矫正手段才是正当的；在一个零交易成本的世界里，不论权利的法律原始配置如何，只要权利交易自由，就会产生高效率的社会资源配置；各种法律对行为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是交易成本，而法律的目的正应是推进市场交换，促成交易成本最低化。波斯纳在其著作《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提出了“经济效益观”，其将经济学看作是一种理性选择理论――诉讼所要达成的理性选择，即以最小可能的资源花费来达就预期目标的理性选择，其效用指的是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波斯纳将正义定义分为两类，一是指分配正义――一定程度的经济平等；二是正义最普通的涵义――效率。
经济法的社会属性与社会利益本位决定了它将致力于促进社会整体效率。社会整体效率追求的是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必然会使无数个局部个体效率受益，但两者并非始终统一，有时为了促进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会要求部分个体放弃对于效率的追求。经济法通过不同于民商法的制度设计，可以为社会效率的整体提升提供制度供给。同时，经济法中的公平指的是实质公平，换句话说，经济法的公平观是要提升整个社会总的福利指数，实现社会总福利的“帕累托最优”。⑤经济法的产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结果，以保证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其使命，故追求效率是其价值体现。
（三）我国经济法中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定位
在我国一些经济法专著、教材以及学位论文中，很少有关于经济法“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论述，而即使在相关论述中，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定位也不完全一致。主要存在以下观点：
1.公平优先论。有学者指出“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益是经济法所追求的两大目标，作为法律所应具备的正义价值来看，经济公平无疑是经济法的最高价值目标”。⑥也有学者表达相同观点“公平优先是经济法价值目标均衡的应然取向”。⑦
2.效率优先论。有学者认为“经济法是市场领域的政府干预法，它的社会本位性、国家干预性和市场经济背景，要求在法律的价值中以社会效率为优先价值，同时兼顾公平价值。”⑧“经济法通过宏观调控机制将社会上不可避免存在的经济不公平控制在既能保持其激励功能，又能避免贫富悬殊过大的范围内，即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系中增进公平，以经济公平促进社会公平”。⑨
3.公平与效率兼顾论。有学者认为“一般而言，发展需要效率，发展的持续还需要公平；在经济欠发达时期，为实现追赶型发展目标，效率比公平显得更重要；在经济发达甚至高度发达时期，为实现发展的稳定和持续，对公平的需求就越来越强烈；在当代效率与代际公平之间，代际公平应当优先；在当代公平与代际效率之间，当代公平应当优先。”⑩还有学者指出“兼顾公平与效率，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的目标，因而追求调整的效果或称绩效，追求总量的平衡和社会总福利的增长，在经济法领域也会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和原则。”⑾
4.公平与效率并重论。“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法在解决效率与公平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上，一直所倡导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选择；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公平问题的价值权重在逐渐增加，中国目前的效率与公平价值选择逐渐向公平倾斜，其发展趋势是‘公平与效率并重’，中国经济法将致力于谋求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⑿
二、应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一）我国学界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观点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一切经济法规中，始终起指导作用的原则，是经济立法的基础，是执行经济法律法规，进行经济管理、处理经济关系的依据，对经济立法、司法和经济法学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我国学术界关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王保树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1）经济上的公平与公正原则；（2）违法行为法定原则；（3）经济管理权限和程序法定原则。”
第二，潘静成和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平衡协调原则；（2）维护公平竞争原则；（3）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
第三，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原则为：“注重社会总体利益，兼顾社会各方经济利益公平。”
第四，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资源优化配置原则；（2）国家适度干预原则；（3）社会本位原则；（4）经济民主原则；（5）经济公平原则；（6）经济效益原则；（7）可持续发展原则。”
第五，程宝山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社会本位原则；（2）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
各位教授对经济法基本原则有独到的看法，但是几乎都没有涉及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公平与效率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之间是动态平衡而非静止、固定不变的；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随着现如今经济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提升以及贫富差距的逐步扩大，应该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该原则的确立可以更客观地反映我国经济运行、社会生活的现状，可以更好地反映现阶段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可以更有效的指导经济实践。
（二）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的原因
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是指在处理两者关系时，强调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相互不能取代，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不分主次。“平等与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⒀第二，建立“混合经济结构”，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共同调节收入分配。因为国家和经济人关注的重点不同，国家关注的是社会公平和福利，而经济人关注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两者必须结合起来，共同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⒁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性，符合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
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在该时期，基于商品经济自由竞争的客观需要，社会经济生活主要依靠无形的市场调节之手来保证经济平衡，反映在法律制度上就是民法占主导地位。“利益、自由、平等”三要素是权利本位论的立法基础，故近代私法的一个最基本前提性假设就是一切民事主体绝对的平等，在此基础上“平等的人”自由、放任、无限制的追求利益最大化，从而导致市场经济失去自律性。与此同时法学界开始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认为社会利益就是个人的真正利益，个人的生存、发展依赖社会的生存发展。从而完成了17、18世纪以保障个人自然权利为本位的古典自然法哲学思潮向重视社会利益为特征的社会本位法哲学思潮的转变，社会本位法哲学思潮盛行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作为部门法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于该时期――即近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多元社会。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导致市场失败，经济运行需要国家对市场进行积极的调节和控制，从而形成了集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于一体的混合经济体制，这种特定的经济结构迫切需要既尊重市场调节，又体现国家干预。
经济法是社会法，它是在社会化条件下，国家基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而对经济进行干预、协调、参与等进行规范和保障的法。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它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中立足于社会整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即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根本准则。中国经济法天然以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己任，其从产生之日起，就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为其使命。保障社会主要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最本质体现、最基础内容，故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是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指导方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平要以效率为前提和基础，一方面，效率决定公平，效率的水平决定公平的程度，没有效率，充其量只是低水平的公平；另一方面，效率又来源于公平，没有公平就难以有效率，难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一定要把公平与效率统一并重地看。在当今社会，我们只有把“蛋糕”尽可能地做大，并且把“蛋糕”公平合理的分配，才能构建和谐社会，使人民生活得更加安心、放心和舒心。
民法强调意思自治，强调对所有主体都平等的保护，侧重从个体、微观的领域来调整民事关系，促进人们的利益；以个人权利本位为基础的民法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是契约自由，所以其帝王条款、最高行为准则为“诚实信用原则”。经济法在尊重意思自治的同时，强调限制意思自治，侧重于从宏观方面，从利益协调方面来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提高；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法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之上，故其最重要最、值得肯定的原则是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
三、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因为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物质匮乏，应加快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就必须实行效率优先，以此为公平的实现创造物质基础。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得到了较大的提高，物质丰富，出现贫富差距的时候，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就应该提升公平的地位，实现公平与效率并重。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演变，社会生产了水平不断提高，在当今我国经济总量已有大幅提高、贫富差距愈演愈烈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市场经济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率，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是我国全部工作的重点，同时也是国家加强经济立法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可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经济效率，而且在实现经济效率的同时不会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是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提高社会整体经济利益。
第二，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有助于政府和市场积极的发挥作用。公平更多的要政府主导，效率要市场主导，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一个折射，政府和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和协调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市场经济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表现出自身缺陷，矛盾逐渐激化，使市场失去自律性，从而需要国家之手进行调节和规制，只有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协调并用时，才能使经济协调发展。对于市场能调节、能调节好的，应交由市场自行调节：在市场失灵的情形和领域下，则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旨在提高效率，政府重在促进公平，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能使市场和政府的定位更加科学，发挥的作用更加合理。
第三，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有助于实现经济法的价值。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经济法，其价值要体现为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则需要经济法具有特定的功能和作用，这样才能解决相关问题。经济法的价值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法的内在价值；另一方面，是经济法的外在价值。经济法的内在客观功用价值主要是规范调制行为，保障有效调制，同时，也可称为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则的工具，以及各类主体在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则方面保护自己权益的工具。经济法的外在主观评价价值则是公平、效率和秩序，这是人们所期望和追求的经济法应有的价值。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有助于实现经济法的二元价值。⒂提高效率更多地体现了经济法的内在客观功用价值；强调公平则更多地体现了经济法的主观评价价值。
第四，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能更好的指导经济法律实践。该原则的确立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能够指导经济立法和经济法的实施，具有现实操作性；而且纠正了以往过分强调公平而忽略效率或者过分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做法，使公平与效率原则更好地指导实践，更好地促进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提高，更好地促进经济平衡协调发展。
第五，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有助于我国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故要不遗余力的提高效率；而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即必须要确保公平。
注释：
①作者认为，“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不同于“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并重”表明同样重视，同等看待，缺一不可，其强调不分主次，彼此之间不能取代；“兼顾”指的是同时照顾（两方面以上），描述的是有所选择地对另一种、另一些事物或情况加以关注，其更多地体现的是主观意识。显而易见，“并重”比“兼顾”更能突出重要性。
②参见董延林：《经济法原理问题》，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③详见丛中笑的《经世济民之法的社会公平观诠释――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对象的解读》，载于吴志攀主编的《经济法学家(2007)》。
④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认为：在不损害所有人的前提下，若改变资源的分配不能让所有的人的情况变得更好，就表示社会资源的分配达到了最优状况。
⑤详见程胜的《经济法应当是一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载于顾耕耘罗培新主编的《经济法前沿问题（2007）》。
⑥许广文主编：《经济法》，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⑦余霞：《公平与效率原则的经济学分析――简论经济法价值目标的均衡》，载《商场现代化》2008年第6期。
⑧穆虹：《经济法价值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第84页。
⑨金葵主编：《经济法新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⑩王全兴：《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
⑾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1页。
⑿曹平、高桂林、侯佳儒：《中国经济法基础理论新探索》，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
⒀【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王奔洲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⒁张治水：《论经济法的公平与效率》，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经济学的第一原则篇3
物权保护的原则，是指在物权保护中所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对于物权保护究竟应遵循那些原则，民法学界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有的认为仅指“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1]有的认为应包括平等保护原则和效率原则；[2]还有的认为应包括平等保护原则、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相结合的原则、预防与救济相结合的原则等。[3]笔者认为，物权保护的原则应当包括一体保护原则、平等保护原则和效益原则三项。试结合民法典的制定阐述之。
一、一体保护原则
一体保护原则，是指对所有的物权，不论其性质和内容如何，都应当给予承认和保护，即不管是所有权还是他物权，在所有权中，不管是公有性质的所有权还是私有性质的所有权；在他物权中，不管是用益物权还是担保物权，只要其是合法的物权，都应当给予承认和保护。一体保护是针对不保护而言的，其重点是所有权。强调一体保护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对私人所有权，特别是对私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几乎不予承认，更谈不上对其进行保护。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曾经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承认过私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例如剥夺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私有、允许城市手工业者自主经营、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存在等。但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个体、私营经济在我国被全部取消。整个社会的经济成分变成了清一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既然私有制经济被取消，私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也就得不到承认和保护。
政策和法律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不承认、不保护，不仅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再加上天灾和人祸，使得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结束时，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普遍贫穷。这种状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所改变。随着政策的放宽，个体、私营经济逐步地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活力有所增强。国家立法也开始承认个体、私营经济的合法性。1982年宪法第16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至此，在宪法上初步建立起对所有权的一体保护原则，但是还没有建立起平等保护原则。
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从民事法律的角度建立起了对不同所有权的一体保护原则。表现在其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或许有人会说，既然宪法和民法都已经确立起一体保护原则，因此不必再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物权保护原则予以阐述。但笔者认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理论研究中强调这一原则的重要性有助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至于在立法上，是否要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物权保护原则予以规定，笔者的看法是，在《物权法》中没有必要专门规定，但在《民法典》中应当规定，不过，应将其与民事权利的平等保护原则一并予以规定。
二、平等保护原则
平等保护原则，是指对任何一种合法取得的物权都应该给予一视同仁的法律保护。平等保护原则是针对物权保护的不平等而言的。在平等保护原则中，需要重点强调的内容有两项：一是，他物权保护与所有权保护的平等；二是，私有物权保护与公有物权保护的平等。前者主要是针对传统物权法理论和立法上对他物权保护与所有权保护的不平等状况而言的，后者主要是针对我国立法和现实中对私有物权保护与公有物权保护的不平等状况而言的。
确立平等保护原则的依据主要在于：第一，平等保护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商品交换得以进行的前提，是每一个交换者都必须承认对方和自己一样，是自己商品的平等的、独立的监护人即所有者，否则，商品交换将无从谈起。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只有坚持对不同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的所有权予以平等的法律保护，才能保障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市场经济也是以竞争为动力的经济。竞争的动力就在于市场主体的财富进取心。如果不对市场主体的财富进取心予以保护，市场经济就会失去动力和活力。要保护市场主体的财富进取心，就要保护其合法取得的财产权利，这其中自然包括物权。只有对市场主体的物权予以平等的保护，其才有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才有有效的市场竞争。没有平等的保护，就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竞争；第二，平等保护是现实经济生活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制度。每一种经济成分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种分配方式都是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认可的公民合法取得收入的方式。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现实，必然要求法律作出相应的反映。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财富迅速增加。虽然财富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大多数公民的个人财产都来源于劳动所得。亚当??斯密曾经指出：“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4]因此，保护劳动者的财产权也就是保护其劳动；第三，平等保护是法律上权利平等的要求。民事权利都是平等的权利，并无高低贵贱之分。物权也是这样，并不存在一种物权比另一种物权优越的问题，因此，也不应当对一种物权给予比另一种物权更优越的保护；第四，平等保护原则也是对我国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物权保护不平等现象的纠正。在我国的物权保护实践中，存在着重视所有权保护、轻视他物权保护，重视公有物权保护、轻视私有物权保护的不良倾向。这种倾向极大地限制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状况必须予以改变。
如前所述，我国《民法通则》已确立起物权保护的一体原则，但其并未确立起物权保护的平等原则。其突出的表现在于，第一，对国家财产给予特殊的保护，规定“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73条），而对集体财产和个人财产则无此规定；第二，在所有权归属不明时，推定为归国家所有（第79条）。这显然与各国民法所确立的不动产实行“国家主义”、动产实行“社会主义”的原则不相一致。[5]此外，在《民法通则》颁布以前的司法实践中，当国家所有权受到侵害时，还不适用诉讼时效和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
除民法通则的规定外，其他的法律法规也有很多对国家所有权予以特殊保护的规定。例如，《公司法》第4条第3款规定：“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但其他投资主体在公司中的财产，其所有权则属于公司，投资者只享有股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国有资产法”第4条第3项的规定。该规定为，“国营事业机关使用之财产均属之（指属于‘国有资产’——笔者注），但国营事业为公司组织者，仅指其股份而言。”又如，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部、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生产委员会联合的《关于加强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试行办法》第2条规定：“在承包经营活动中，企业不得使国有资产及其权益遭受损失。”其实，企业经营的盈亏乃正常之事，国家为了防范经营风险可在事先要求经营管理者提供担保或者事后依承包合同向其求偿，怎能要求经营者保证国有资产不受损失呢？
与国家财产权受到特殊法律保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国家财产权不仅在立法上得不到相同的保护，而且在实践中，歧视和侵害非国家财产权的情形比比皆是。例如，在土地征收中，各地行政机关滥用征收权侵害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现象，极为严重。
导致物权保护不平等现象的根源，一方面，是受前苏联有关财产权保护理论的影响。在前苏联，有关财产权保护的法律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维幸斯基的“国家与法的理论”、a??B??维涅吉克托夫“国家所有权理论”和B??B??拉普捷夫“经济法理论”基础之上的。这些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属是为了完善计划经济体制，其共同要害是把国家权力即政府权力至上主义学说或称之为公权力崇拜主义学说抬高到绝对的、神秘的、无所不能的地位，从而把决定社会的经济事务的权力交给国家，并彻底排除了社会、民间、个人对经济的积极参与。同时，从前苏联引进的所谓经典的社会主义民法学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权应当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即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这三种所有权反映了生产资料社会化的不同阶段：其中，国家所有权反映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最高阶段，集体所有权反映生产资料社会化的一般阶段，个人所有权反映着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阶段。因此，他们认为以国家所有权为代表的社会化所有制代表历史发展的趋势，故应当得到优先保护，集体所有权代表的社会化程度不高，只应当得到一般的保护，个人所有权所代表的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私有制，故应当受到严格限制；[6]另一方面，是受当时党和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党和国家经济政策的基本点就是限制和消灭私有制经济，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在此经济政策之下，私有制经济的不到保护，公有制经济得到强有力的保护。
值得庆幸的是，在经历了一段很长时期的历史曲折以后，对于物权保护的观点和立法终于逐步地从不平等走向了平等。表现在，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第七章对一切财产权利规定了同样的诉讼时效，废除了国家财产权利的追索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旧原则；1988年宪法修正案，承认了私营经济受法律保护的原则，这是私营经济受法律保护的宪法基础；1995制定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建立了中国在不动产法方面对各种主体的民事权利给予充分的、平等保护的法律制度；特别重要的是，经过1999年修正的现行宪法第11条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经过激烈的讨论，民法学界已经达成了共识，在民法典中，既不规定“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也不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是规定凡是合法取得的财产都应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在条文表述上，应和前述一体保护原则规定在一个条文中。以一个法律条文表达一体保护和平等保护两层含义。
但是，也应指出，平等保护也并非是指绝对的、无差别的保护。针对不同性质的物权的特点规定一些特殊的保护性措施，与物权平等保护原则并不违背。以国有资产为例，国有资产可以分为经营性国有资产和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这两部分资产的性质和功能并不完全相同。对经营性国有资产而言，在承认其所有权与其他市场主体财产所有权平等的同时，应针对其更容易受到侵害的实际，作出一些特殊的保护性规定，诚如孟勤国教授所建议的那样，第一，任何法人或自然人不得以不支付对价或支付显属过低的对价取得国有财产，法律有特别规定者除外；第二，重大的国有财产的处置，包括担保，须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或备案，并经法定程序进行经营风险评估；第三，国有财产的诉讼时效延长至五年，并规定国有财产因超过诉讼时效受到损害时必须对责任人追究民事责任。[7]对于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由于其担负着公务职能和公用职能，不以盈利为目的，不进入市场流通，因此，其保护规则也应与经营性国有资产不同，例如，梁慧星教授主编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尽管没有一条是关于国家所有权的规定，但其仍然有关于共有物与公用物保护的特别规定，其特别指明，“公有物与公用物不得转让、不得作为取得时效的客体。”这主要是因为公有物与公用物负有为公众服务的使命并且其自我保护的能力十分脆弱，因而法律有必要对其实行特殊保护，以防止其遭受任意毁损、侵占和灭失。可见，平等保护原则并不排斥针对不同财产的特点，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
三、效益原则
在论述物权保护的效益原则之前，有必要区分一下效率和效益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效率和效益本是经济学上的概念，其含义并不相同。效率指的是单位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数量，或曰单位产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而效益指的是一定量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投入后所能够得到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量的大小，即产出和投入的关系。效率侧重于速度，效益侧重于结果。效率常常用“高”、“低”来衡量，效益则用“大”、“小”或“正”、“负”来衡量。效率和效益概念引入法学领域导源于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对法学的渗透。在法学上，效率和效益这两个概念常被混用。其实，他们仍然是有区别的。效益概念常在实体法上使用，并与公平相对应；效率概念常在程序法上使用，并与公正相对应。在物权保护领域，效率和效益这两个问题都存在。效率常常是指为保护物权所需花费的时间多少，效益常常是指保护物权所需花费的成本多少。由于时间也可归入成本，因此，在物权保护领域，效率和效益具有方向上的一致性。基于此，本文将物权保护的效益问题归入效益原则，一并予以探讨。
物权保护的效益原则，是指应当用尽量少的保护成本换取尽量多的保护收益。之所以要将效益原则作为物权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因为物权保护总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的。从法律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所谓成本不外乎一定的劳力、金钱和时间的投入，有时也包括精神压力。其中，劳力和金钱投入可称之为有形成本，时间和精力投入可称之为无形成本。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社会来说，物权保护都应当尽量节约成本。因为，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用于物权保护的支出越多，用于生产的支出就越少，从而会引发个人生活水平的下降和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降低。所以，物权保护不能不考虑成本。但是，传统的物权保护理论，偏偏就忽视了效益问题。例如，有些人不惜一切代价去打一个很小的财产权受到侵害的官司。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实现当事人心目中的公平，可能还有利于人们权利意识的培养，但从法律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却是没有效益的，是有违物权保护的初衷的。因为，在物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人们启动物权保护程序的目的就是要使受到侵害的财产利益恢复到原有状态。如果人们化费过多的成本，即使打赢了官司，其财产利益也没有恢复到原有状态。因此，物权保护制度的设计及运作，不能不考虑效益原则。正因为如此，梁慧星教授主编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9条第1款规定：“对物权的争议，应以维护物的经济价值和发挥物的效用为基准解释。”虽然条文的起草者将其解释为是关于“物权解释”的规定，但我们可以认为，该条是关于效益原则的规定。既然物权法需要确立效益原则，对物权保护亦应作相同的解释。
为加深对物权保护效益原则的理解，试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对此予以进一步阐述。在法律经济学看来，物权保护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物权人与侵权人之间的财产权利的交易过程。科斯第一定律指出，若交易费用为零，则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但是，现实世界中的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于是，科斯第二定律又指出，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法律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8]上述科斯定律表明，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的自愿易行为（即遵循市场法则），乃是物权保护的最有效率的选择。此时，法律的介入反而会成为当事人达成交易的障碍。但是，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当事人的自愿交易就会因成本障碍而不容易达成，此时，市场法则就会成为一种低效率的选择。为克服市场法则的弊端，就必须引入法律规则。换言之，若交易成本为正，法律规制就成为一种有效率的选择。
可见，在法律经济学看来，物权保护效益原则的关键在于降低物权保护的成本，无论是将物权保护看作是物权人与侵权人之间的交易活动，还是看作是法律规制的过程，都是如此。那么，如何才能降低物权保护的成本呢？对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首先，立法应当尽可能提供各种有效率的物权保护方法供当事人选择。无论是公法的保护方法，还是私法的保护方法；无论是私力救济的方法，还是公力救济的方法；无论是物权法的保护方法，还是债权法的保护方法；无论是财产规则，还是责任规则，只要其是有利于降低物权保护成本，提高物权保护效益的，立法都应当予以承认。但是，我国目前的物权保护立法却存在着两方面的不足：一是，物权法的保护方法比较欠缺，二是，自助行为的作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值得庆幸的是，此两项不足，已经引起了民法理论界和立法部门的重视，在物权法草案中已经有关于物权请求权的详细规定，在民法典草案中，也已见到关于自助行为的规定；其次，物权人应当选择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方式保护物权。至于哪一种方式是最有效益的物权保护方式，只能在个案中予以考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各种物权保护方法的效益作一般性的抽象。一般来说，私力救济措施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特别是自力请求，可以说是一种成本最低的物权保护方法。在私力请求的过程中，如果侵权人自动履行义务或者物权人与侵权人能够达成协议，则这种物权保护方式显然要比公力救济的成本低，因而是一种有效益的选择。即使是私力救济中的自卫行为，其效率也比公力救济要高，而成本要低。但是，自卫行为如果激烈进行，则会变成一种低效益的选择并会损害法的安定性，必须对其予以限制，此时，公力救济反而成为一种有效益的方式；第三，将物权保护的成本科由侵权人承担。无论是采取自力救济，还是采取公力救济，法律都应当将物权保护的成本科加于侵权人头上，这不仅有利于降低物权人保护物权的成本，还有助于抑制侵权行为的发生，从而降低整个社会的物权保护成本。据此，在我国的民事司法实践中，由当事人分摊诉讼费用的做法，以及对物权人除诉讼费用以外的其他物权保护成本（如律师费用等）不予支持的做法，必须予以改变。至于具体方案，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应当指出，物权保护的效益原则和公平正义原则是不矛盾的。事实上，坚持效益原则，不但不会损害物权人的利益，反而是在更高的程度和水平上保护其物权。将物权保护的成本科加于侵权人，也不违反公平正义原则，因为一个人应对自己的侵权行为负责，本身就包含了保护成本的承担。对此，美国前任大法官沃伦??伯格曾说过：“我们能够提供一种机制，使产权争议双方在花钱少、精神压力小、比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结果，这就是正义。”[9]
ontheprinciplesofprotectionofRightsinRem
abstracttheprinciplesofprotectionofrightsinremshouldadheretoare：theprincipleofno-discrimination，theprincipleofequalprotectionandtheprincipleofefficiency.amongthese，theprincipleofequalprotectionhasadefiniterelativityandappliesdifferentprotectionrulesaccordingtothecharacteristicsofdifferentproperty，especiallyappliesspecialprotectionrulestonon-operationalstate-ownedcapital.
Keywordstheprotectionofrightsinrem；theprincipleofno-discrimination；theprincipleofequalprotection；theprincipleofefficiency
参考文献
[1]梁慧星：“制定中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载梁慧星主编：《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中国法制出版社、金桥文化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386页；孙宪忠著：《论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孟勤国著：《物权二元结构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2]周林彬著：《物权法新论——一种法律经济分析的观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页、第272页、第281页。
[3]刘剑文、杨汉平主编：《私有财产法律保护》，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266页。
[4][英]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3页。
[5]所谓不动产实行“国家主义”、动产实行“社会主义”是指在所有权归属不明时，推定不动产归国家所有，动产应留在社会，适用取得时效制度，归占有人所有。
[6]孙宪忠著：《论物权法》，第290页、第296页。
[7]孟勤国著：《物权二元结构论》，第193－194页。
经济学的第一原则篇4
关于经济法律体系的论文不少，尤其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但其中多数文章都力求打破传统部门法的界限，试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法新构成理论”。[1]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本不是规范的法学术语，以之为基础而进行过深的法学理论探究是歧途末路。“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之所以存在和被使用，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需要，特别是市场经济学即法制经济学研究的需要。从法学角度讲，“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只是临时借用而已，对之进行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以不同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律法律体系商法地位经济法律体系
正文：
一、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经济关系”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2]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
[3]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4]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
争议的焦点有二：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下面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5]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总结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6]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
（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法律部门划分
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7]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其学术争议的焦点在于划分原则和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8]除了划分标准以外，还有划分原则。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有这样三个：一是目的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注意各法律部门不宜太宽，也不宜太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三是发展原则，即法律部门划分固然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条件，但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还要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规。[9]
共识之外就是分歧。关于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和标准，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1、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两者是统一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2、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谁是基本标准，谁是补充标准。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原则和标准是统一关系，即原则是标准的抽象要求，标准是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有一个前提，即原则和标准的内涵必须一致，不能你言这，我言那，否则就成互补关系。由此可见，分析原则和标准的关系，必须从二者的内涵入手，内涵一致即为统一关系，内涵不一就是互补关系。现在来看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上述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在内涵上没有丝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统一关系，即上述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非划分标准的原则，划分标准也不是划分原则的标准。基于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既要遵循划分原则，又要依据划分标准。另外，鉴于二者的用词和内涵，划分原则应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据划分标准。关于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主次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基本标准，调整方法是补充标准，[10]笔者以为不然。现有的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法律部门，像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它们相互之间的主要区别：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出现的几率上来看，调整方法比调整对象更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应将调整方法列为基本标准。考虑历史因素和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没有主次之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是这两个标准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将他们有机结合。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遵循这样的程序：
1、充分考虑现有的法律部门划分的实际情况，不可打乱现有的大的格局；
2、按照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提出新的法律部门组建的初步意见；
3、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对新的法律部门组建意见进行学术论证；
4、权威机构认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避免无端、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
三、关于商法地位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论述可见，分别以横向非营利性经济关系、横向营利性经济关系和纵向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划分出民法、商法、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只对民法、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达成了一致共视，而对商法应否独立存在较大分歧，而且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一）商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1]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后，欧洲的农本经济进入了发展时期，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开通，地中海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沿岸城市不断成长，出现了定期集市，产生了商会，商人也成为社会中的独立阶层。但中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商事活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种商事原则和规则在当时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观念基础，甚至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加以种种歧视。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护商人利益，于是商会运用其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治权、裁判权及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了大量的实施于本商会内部的自治规约，经过11世纪至14世纪数百年的实行，最终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商人习惯法。商人习惯法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通常采用属人主义立场，只在商人之间、商会内部实行；其二，内容已涉及现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动，许多规则已明显反映了商事活动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12]
近代商法产生于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欧洲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13]相应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团体消亡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废弃了，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法律，以确认商事活动的合法地位，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商事成文法，虽然仅是对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确认，具有浓厚的商人法或属人法特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并对现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过渡和促进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它不仅确认了商人习惯的基本规则，而且大量引录商法原理，其内容非常丰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国旧商法，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制定的。
现代商法产生于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14]同时以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颇有建树。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商法典》（德国新商法）、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现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见，商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法制和宗教势力的束缚，能够合法、自由、体面地从事商事贸易活动，而且社会经济越往前发展，这种要求越加强烈和具体化。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转变为将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动。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富强，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了，并迅速法典化。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飞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迅猛的发展。[15]
（二）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一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由众多的涵盖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门组成，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必然对原有格局造成冲击，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备、已经具备哪些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后面将做详细论述，在此只对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首先并同时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在划分法律部门必须至少具备其一。商法的情况如何呢？
1、目的原则的符合情况。无论是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商法包括形式意义商法和实质意义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认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16]只对商法是否独立于民法有分歧。笔者以为，存在即是道理，细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为何不将已经存在的实质上已与民法分立的商法确立为独立法律部门呢？这样不更能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吗？
2、平衡原则的符合情况。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商法包括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商号、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17]其数量之庞大，在我国现行的民商法体系中已经占据超过50%的比重，而且还有进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趋势，如若不将之独立出来，势必造成现行民商法体系结构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发展原则的符合情况。刚才已经提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等将在范围、形式等许多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商法的数量规模也将随之不断扩大，因而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规，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4、调整对象情况。商法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因商主体实施了商行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关系，这也正是民商分立论者坚持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而民商合一论者批驳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在于，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经营性关系，即由经营主体所从事的经营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是实施了经营行为的经营主体及其之间的对内对外法律关系。[18]
5、调整方法情况。一般来说，法律调整方法有三种类型：一是自行性调节方法，二是强制性干预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19]商法在调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运用自行调节方法，但凭此并不能说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因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只有两点都相同时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有一点不同就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
从以上对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的分析来看，商法已经充分具备了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如若不及时划出，将同时不利于民法、商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繁荣、稳定。
（三）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二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也已经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第二层含义是指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第三层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那么，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应从这三方面来论述。
第一，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决定因素，[20]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将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发展的推动下日趋繁荣发达，而商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必将促进商法的完善与发展，其数量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庞大，独立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独立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如果不正视社会经济和商法发展的现实、本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将商法及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还固执坚持“民商合一”的观点，不但会使现行的民法体系结构日趋失衡，而且会对民法、商法的实施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现代商法具有动态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渗透、国际化与统一的三大发展趋势，[21]其中：现代商法的动态化趋势，将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废止等工作日趋繁重，加之商法区别于民法的特点，立法机构需要为之成立专门部门来承担，立法上的独立将加快商法的独立；现代商法的两大法系相互融合和国际化趋势，将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实现统一，一部适用于全世界的统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商法独立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一部独立的商法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造就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经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体制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们不懈追赶。基础薄弱可以夯实，体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经济不发达可以促进。关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总结世界上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重视和推动，即国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离不开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视发挥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视发挥商法的作用，必须给予商法一个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独立性。
四、关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一）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分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民法部门：（1）民法通则；（2）合同法；（3）知识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5）继承法。[22]
2、商法部门：（1）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23]（2）破产法；（3）证券法；（4）票据法；（5）保险法；（6）海商法。
3、经济法部门：（1）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2）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3）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24]
（二）商法独立后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
1、民法与商法。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民商合一论，二是民商分立论。民商合一论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一国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不但现在分离不了，而且随着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将来就更难舍难离。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着共同的原理，[25]二者所调整的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也很难划清。[26]首先，商主体是从事营利的个人和组织，而民事主体将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包括营利性、持续性的商事活动。笔者认为，民商合一论者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将民法定义为调整所有平等主体之间所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本身已涵盖商法定义，当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结论。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这一点无论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那为什么不将民法的定义修改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若仅仅因为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而不做这样的修改，那么就应该考虑修订已颁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则》了；如若做出这样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论者就将哑口无言了。
2、商法与经济法。关于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27]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商人之间因实施营利性的商行为而发生的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或国家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因进行经济调节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调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运用自行调节的方法，经济法则综合运用自行调节和强制干预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质不同，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它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28]虽然如此，商法和经济法在各自的体系构成方面仍有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企业法的划归上。笔者认为，企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企业法是指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体系，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此。由于企业法的集合性，决定了企业法调整对象性质的复杂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企业法是属于商法，还是属于经济法。鉴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分别因其国家投资、涉外、规模较大且涉及面较广而事关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调整这三类企业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因此将之划归经济法。其他类型的企业，像合伙企业、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合作社等，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影响较小或基本没有影响，属典型的商事主体，因此将之划归商法。[29]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商法和经济法关于企业法的划归问题。
3、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民商合一的体例下，主要是指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上面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注释：
[1]转引自周林彬著：《法律经济学论纲——中国经济法律构成和运行的经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2]刘瑞复著：《经济法学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3]参见前引[16]，卓炯书，《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16—17页。
[4]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6页。
[5]参见乔新生：《法律分类，费力不讨好？》，千龙新闻网
社会·警法速递·法制争鸣，2002-1-6。
[6]参见前引[2]，刘瑞复书，《经济法原理（第二版）》，第88—92页。
[7]参见《法律部门的划分》，网址：/lawpart.htm。
[8]参见洪恩在线：《法律硕士复习指南·综合课·法学基础理论辅导》，
[9]参见前引[4]，沈宗灵书，《法理学》，第430—432页。
[10]参见前引[4]，沈宗灵书，《法理学》，第432—433页。
[11]范健主编：《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12]参见赵中孚主编：《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13]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3页。
[14]转引自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5页。
[15]参见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6—17页。
[16]参见范健等主编：《中德商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7]参见前引[11]，范健书，《商法》，第11页。
[18]前引[11]，范健书，《商法》，第9页。
[19]参见前引[7]，《法律部门的划分》。
[20]参见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21]参见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7—19页。
[22]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23]参见曹平：《我国商法法律地位初探》，法律图书馆（网址：law－）·法律论文资料库。
[24]参见漆多俊著：《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
[25]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6页。
[26]前引[23]，曹平文，《我国商法法律地位初探》。
[27]参见前引[23]，曹平文，《我国商法法律地位初探》。
经济学的第一原则篇5
关于经济法律体系的论文不少，尤其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但其中多数文章都力求打破传统部门法的界限，试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法新构成理论”。[1]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本不是规范的法学术语，以之为基础而进行过深的法学理论探究是歧途末路。“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之所以存在和被使用，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需要，特别是市场经济学即法制经济学研究的需要。从法学角度讲，“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只是临时借用而已，对之进行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以不同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律法律体系商法地位经济法律体系
正文：
一、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经济关系”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2]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
[3]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4]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
争议的焦点有二：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下面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5]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总结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6]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
（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法律部门划分
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7]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其学术争议的焦点在于划分原则和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8]除了划分标准以外，还有划分原则。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有这样三个：一是目的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注意各法律部门不宜太宽，也不宜太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三是发展原则，即法律部门划分固然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条件，但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还要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规。[9]
共识之外就是分歧。关于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和标准，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1、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两者是统一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2、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谁是基本标准，谁是补充标准。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原则和标准是统一关系，即原则是标准的抽象要求，标准是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有一个前提，即原则和标准的内涵必须一致，不能你言这，我言那，否则就成互补关系。由此可见，分析原则和标准的关系，必须从二者的内涵入手，内涵一致即为统一关系，内涵不一就是互补关系。现在来看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上述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在内涵上没有丝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统一关系，即上述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非划分标准的原则，划分标准也不是划分原则的标准。基于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既要遵循划分原则，又要依据划分标准。另外，鉴于二者的用词和内涵，划分原则应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据划分标准。关于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主次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基本标准，调整方法是补充标准，[10]笔者以为不然。现有的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法律部门，像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它们相互之间的主要区别：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出现的几率上来看，调整方法比调整对象更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应将调整方法列为基本标准。考虑历史因素和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没有主次之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是这两个标准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将他们有机结合。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遵循这样的程序：
1、充分考虑现有的法律部门划分的实际情况，不可打乱现有的大的格局；
2、按照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提出新的法律部门组建的初步意见；
3、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对新的法律部门组建意见进行学术论证；
4、权威机构认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避免无端、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
三、关于商法地位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论述可见，分别以横向非营利性经济关系、横向营利性经济关系和纵向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划分出民法、商法、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只对民法、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达成了一致共视，而对商法应否独立存在较大分歧，而且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一）商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1]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后，欧洲的农本经济进入了发展时期，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开通，地中海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沿岸城市不断成长，出现了定期集市，产生了商会，商人也成为社会中的独立阶层。但中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商事活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种商事原则和规则在当时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观念基础，甚至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加以种种歧视。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护商人利益，于是商会运用其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治权、裁判权及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了大量的实施于本商会内部的自治规约，经过11世纪至14世纪数百年的实行，最终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商人习惯法。商人习惯法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通常采用属人主义立场，只在商人之间、商会内部实行；其二，内容已涉及现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动，许多规则已明显反映了商事活动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12]
近代商法产生于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欧洲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13]相应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团体消亡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废弃了，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法律，以确认商事活动的合法地位，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商事成文法，虽然仅是对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确认，具有浓厚的商人法或属人法特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并对现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过渡和促进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它不仅确认了商人习惯的基本规则，而且大量引录商法原理，其内容非常丰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国旧商法，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制定的。
现代商法产生于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14]同时以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颇有建树。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商法典》（德国新商法）、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现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见，商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法制和宗教势力的束缚，能够合法、自由、体面地从事商事贸易活动，而且社会经济越往前发展，这种要求越加强烈和具体化。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转变为将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动。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富强，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了，并迅速法典化。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飞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迅猛的发展。[15]
（二）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一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由众多的涵盖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门组成，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必然对原有格局造成冲击，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备、已经具备哪些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后面将做详细论述，在此只对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首先并同时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在划分法律部门必须至少具备其一。商法的情况如何呢？
1、目的原则的符合情况。无论是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商法包括形式意义商法和实质意义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认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16]只对商法是否独立于民法有分歧。笔者以为，存在即是道理，细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为何不将已经存在的实质上已与民法分立的商法确立为独立法律部门呢？这样不更能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吗？
2、平衡原则的符合情况。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商法包括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商号、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17]其数量之庞大，在我国现行的民商法体系中已经占据超过50%的比重，而且还有进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趋势，如若不将之独立出来，势必造成现行民商法体系结构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发展原则的符合情况。刚才已经提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等将在范围、形式等许多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商法的数量规模也将随之不断扩大，因而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规，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4、调整对象情况。商法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因商主体实施了商行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关系，这也正是民商分立论者坚持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而民商合一论者批驳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在于，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经营性关系，即由经营主体所从事的经营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是实施了经营行为的经营主体及其之间的对内对外法律关系。[18]
5、调整方法情况。一般来说，法律调整方法有三种类型：一是自行性调节方法，二是强制性干预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19]商法在调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运用自行调节方法，但凭此并不能说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因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只有两点都相同时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有一点不同就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
从以上对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的分析来看，商法已经充分具备了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如若不及时划出，将同时不利于民法、商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繁荣、稳定。
（三）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二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也已经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第二层含义是指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第三层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那么，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应从这三方面来论述。
第一，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决定因素，[20]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将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发展的推动下日趋繁荣发达，而商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必将促进商法的完善与发展，其数量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庞大，独立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独立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如果不正视社会经济和商法发展的现实、本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将商法及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还固执坚持“民商合一”的观点，不但会使现行的民法体系结构日趋失衡，而且会对民法、商法的实施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现代商法具有动态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渗透、国际化与统一的三大发展趋势，[21]其中：现代商法的动态化趋势，将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废止等工作日趋繁重，加之商法区别于民法的特点，立法机构需要为之成立专门部门来承担，立法上的独立将加快商法的独立；现代商法的两大法系相互融合和国际化趋势，将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实现统一，一部适用于全世界的统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商法独立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一部独立的商法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造就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经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体制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们不懈追赶。基础薄弱可以夯实，体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经济不发达可以促进。关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总结世界上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重视和推动，即国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离不开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视发挥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视发挥商法的作用，必须给予商法一个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独立性。
四、关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一）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分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民法部门：（1）民法通则；（2）合同法；（3）知识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5）继承法。[22]
2、商法部门：（1）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23]（2）破产法；（3）证券法；（4）票据法；（5）保险法；（6）海商法。
3、经济法部门：（1）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2）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3）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24]
（二）商法独立后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
1、民法与商法。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民商合一论，二是民商分立论。民商合一论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一国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不但现在分离不了，而且随着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将来就更难舍难离。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着共同的原理，[25]二者所调整的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也很难划清。[26]首先，商主体是从事营利的个人和组织，而民事主体将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包括营利性、持续性的商事活动。笔者认为，民商合一论者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将民法定义为调整所有平等主体之间所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本身已涵盖商法定义，当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结论。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这一点无论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那为什么不将民法的定义修改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若仅仅因为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而不做这样的修改，那么就应该考虑修订已颁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则》了；如若做出这样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论者就将哑口无言了。
2、商法与经济法。关于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27]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商人之间因实施营利性的商行为而发生的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或国家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因进行经济调节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调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运用自行调节的方法，经济法则综合运用自行调节和强制干预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质不同，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它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28]虽然如此，商法和经济法在各自的体系构成方面仍有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企业法的划归上。笔者认为，企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企业法是指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体系，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此。由于企业法的集合性，决定了企业法调整对象性质的复杂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企业法是属于商法，还是属于经济法。鉴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分别因其国家投资、涉外、规模较大且涉及面较广而事关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调整这三类企业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因此将之划归经济法。其他类型的企业，像合伙企业、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合作社等，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影响较小或基本没有影响，属典型的商事主体，因此将之划归商法。[29]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商法和经济法关于企业法的划归问题。
3、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民商合一的体例下，主要是指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上面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注释：
[1]转引自周林彬著：《法律经济学论纲——中国经济法律构成和运行的经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2]刘瑞复著：《经济法学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3]参见前引[16]，卓炯书，《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16—17页。
[4]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6页。
[5]参见乔新生：《法律分类，费力不讨好？》，千龙新闻网（网址：.cn）·社会·警法速递·法制争鸣，2002-1-6。
[6]参见前引[2]，刘瑞复书，《经济法原理（第二版）》，第88—92页。
[7]参见《法律部门的划分》，网址：.cn/lawpart.htm。
[8]参见洪恩在线：《法律硕士复习指南·综合课·法学基础理论辅导》，网址：/proedu/flxy/flss/fd/zhk/fl060102.htm。
[9]参见前引[4]，沈宗灵书，《法理学》，第430—432页。
[10]参见前引[4]，沈宗灵书，《法理学》，第432—433页。
[11]范健主编：《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12]参见赵中孚主编：《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13]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3页。
[14]转引自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5页。
[15]参见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6—17页。
[16]参见范健等主编：《中德商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7]参见前引[11]，范健书，《商法》，第11页。
[18]前引[11]，范健书，《商法》，第9页。
[19]参见前引[7]，《法律部门的划分》。
[20]参见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21]参见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7—19页。
[22]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23]参见曹平：《我国商法法律地位初探》，法律图书馆（网址：law－）·法律论文资料库。
[24]参见漆多俊著：《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
[25]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6页。
[26]前引[23]，曹平文，《我国商法法律地位初探》。
[27]参见前引[23]，曹平文，《我国商法法律地位初探》。
经济学的第一原则篇6
关键词：基本原则;公平;平等;互利;保护
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他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原理或出发点①。法的原则是法的灵魂，它体现了法的价值取向与理念追求，反映了法的宗旨对法的应然状态的描述。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不同国家的自然人、法人、国家以及国际组织间经济关系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范总和②。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也同样有着自己的基本原则。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对国际经济法全部规范都有普遍指导意义，适用于国际经济法所有领域并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③。由于基本原则的作用，众多国际经济法律规范才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司法的公正和规范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同时也是对具体国际经济法律规则进行解释的重要依据。
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国家原则，国际合作原则，公平、平等、互利原则等。笔者认为其中更值得探讨与深思的原则之一应属公平、平等、互利的原则。这一原则，不仅仅体现在国际经济法中，在其他许多法律部门当中，也都贯穿这公平、平等、互利的理念和宗旨，甚至也是其他某些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之一。
一、公平、平等、互利原则之分析
（一）公平（equity）
公平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谓公平就是以利益的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以调整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④。公平原则应当包括两层含义：在规则的制定、执行以及裁判的过程中应当维持当事人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当事人主体在国际经济往来中应依据公平观念从事经济、贸易等活动，以维持双方当事人主体各自的利益均衡⑤。
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公平，是指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主体地位的平等性、交往结果的合理性以及主体双方利益的均衡性。《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中明示“促进建立一切国家待遇公平、平等、共同受益和协力合作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公平原则应体现在当事人主体应当：本着公平的观念理念制定国际经济领域的制度规则与规范，合理配置的权利与义务;本着公平的观念理念实施国际经济领域的法律行为;本着公平的观念理念解决国际经济领域的纠纷与冲突。
（二）平等（equility）
平等，就是一切当事人双方的法律地位平等，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
1.平等原则，是国内民商事法律规范的本质特征。在我国的国内法中，平等原则集中体现在《民法通则》第3条之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在我国逐步建立、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和当今我国社会转型和变革的历史时期，这一原则凸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2.平等原则，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同样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与意义。在《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中，明确了“一切国家平等”，“各民族权利平等”。这些为国际经济交往开展奠定了法律基础，是现代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标志之一。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平等原则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的一面旗帜。平等原则鲜明地反对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掠夺，经历了20世纪的亚非拉各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第三世界国家逐步要求冲破旧的国际经济格局，尤其在二战之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争取各国在经济贸易等领域往来中，做到地位平等、机会均等、利益均衡等目标。因而平等原则在国际经济法律制度中则显得更为突出。
（三）互利（mutualBenefit）
互利，顾名思义，就是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当事人主体之间相互彼此都获得各自所追求的利益与价值，实现各当事人主体的宗旨，达到所追求的一种双赢（win-win）的应然状态。
平等互利互利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一。尽管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各个利益主体之间有着矛盾或摩擦，甚至是冲突，但既然存在着国际经济交往，就表明，各方在这种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这正是大家所追求的，也是互利原则所要体现的。
二、坚持公平、平等、互利原则之必要性
（一）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不平衡性
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各种政治、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利益主体，这种不平衡体现在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科技进步与发展的程度、工业化程度、政治话语权等等诸多方面。由于各国都有着各自的利益立足点，各种矛盾冲突在所难免，加之以这种不平衡性的存在，导致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极易出现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法律地位的错位、公平的缺失、利益流向的扭曲等不符合现代国际经济发展的因素与现象，严重损害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国际经济法是、是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规制的重要法律规则。在国际规则的制定、实施与纠纷和争端的解决方面，坚持和贯彻公平、平等、互利这一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势在必行。
（二）国际经济法宗旨中对应然状态的价值和利益的追求
国际经济法旨在维护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公平正义，国际经济法的原则与具体规则当然地要为其宗旨服务。
国际经济法的原则的贯彻实施的过程正是一个对宗旨的追求的过程，也是一个对应然状态的追求的过程，其宗旨是使之实现由应然状态到实然状态的转变。
（三）国际经济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内在要求
国际经济新秩序，是指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关系，以及各种国际经济体系与制度的总和，是使世界经济作为有内在联系和相互依存的整体进行有规律地发展与变化的运行机制。在当今国际舞台，国际形势变化风云莫测，市场经济在全球普遍确立，国际金融飞速发展，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同时，国家间经济敏感程度高升，经济周期缩短，地区性经济危机时有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也依然威胁着每个国家的经济安全。这就要求各个利益主体在国际经济领域以国际经济法律制度为行为框架，遵循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坚持公平、平等、互利的原则，在面临危机、矛盾、摩擦、冲突等情况下，通力合作，鉴于国际经济的依存度、紧密度如此之高，从前那种以邻为壑、转嫁矛盾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已经不再适合。
三、坚持公平、平等、互利原则之方法论
法律原则作为法律要素，它的可适用性是不容置疑的，在法律实践中，法律原则的适用事实上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法律原则由于本身的确定性程度较低，如果无限制地适用法律原则，将会对法律本身以及个案正义构成威胁⑥。所以说，如何正确地坚持和适用国际经济法公平、平等、互利原则值得商榷。
（一）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从正义与主体利益的关系角度，正义可分为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⑦。笔者认为，在公平、平等、互利原则中，平等原则较为倾向于对形式正义的阐释，公平原则更倾向于对实质正义的表达，而互利作为一种经济上的价值，则是平等和公平两种法律价值保障下的产物，互利原则正是在这两种法律正义实现的基础上，所追求的一种最终的利益或者价值。
（二）三者的递进关系
1.从平等到公平
平等是实现公平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双方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双方才有对等权利义务，进而才能实现对公平的追求。在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各种经济往来应建立在法律地位平等这一制度基础之上，进而在利益和价值的追求上寻求公平。如双方不存在平等的法律地位，那么公平就无从谈起。
2.从公平到互利
公平的实现是互利的题中之义。公平这一法律上的价值的实现意味着互利这一经济上的价值有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在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各个法律关系主体，在地位平等的前提下，本着公平的原则，进行国际经济往来，追求各自利益同时，也会给其他主体带来不同程度的利益。
（三）实现公平、平等、互利原则的制度设计
既然在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存在利益主体实力悬殊的问题，就需要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来对其进行规制，以求得相关利益主体地位的平等，维护相关利益主体权利义务的公平，实现相关利益主体在价值追求上的互利。我们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平等保护即一般规制;另一是不平等保护即特别规制。
1.平等保护
平等保护应当是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对国际经济法律关系规制的常态，也可视为一般规制或一般调整。平等保护强调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对国际经济法律关系的调整手段近似于国内法中民商事法律制度对民商事关系的调整手段与方式。
2.不平等保护
不平等保护应当是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对国际经济关系的非常态规制，应视为特别规制或特别调整，是平等保护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其在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构建中的意义更为重大。针对国际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国际利益主体实力悬殊情势下国际经济法律关系的规制，特别规制的作用更应得到凸显。
以国内法中经济法这一法律部门为例，经济法作为社会
责任本位法，着眼于社会利益，强调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市
场行为的规制。其主要内容是针对市场经济中的弱势主体采取倾斜性保护，这看似是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其实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不平等，实则正是为了追求实质上的平等，进而求得公平和正义。
在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也应当重视倾斜性保护的方式即不平等保护、特别规制、特别调整，进而实现真正地公平正义和平等互利。例如，在wto制度中，成员国中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行不同的关税比例，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的优惠待遇;京都议定书中，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的减排要求;在世界银行和imF组织中，更多地倾向给予发展中国家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低息贷款等等。国际经济法律制度通过这些倾向性的原则，给予这些所谓的后发展的国家更多的机遇，进而实现国际经济秩序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创建和谐世界增添一抹靓色。
四、综述
公平、平等、互利原则，作为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基本原则的核心和焦点之一，鲜明地阐释了国际经济法的宗旨，是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核心原则;该原则自身有着一定的层次性，在制度设计中，不应仅仅追求形式上的平等，更重要的是追求实质上的公平正义，进而求得各国际社会主体的利益的均衡化与合理化，实现互利、双赢、共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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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韩德培著：《国际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
经济学的第一原则篇7
循环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出现的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融为一体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知识经济并列为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形态。党的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中国要在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中国面临的经济高速增长、环境现状严峻、资源相对匮乏的形势出发，要达到这一目标，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发展循环经济是必然选择。当前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都做出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综观这些探索发现，相当一大部分都在研究循环经济的循环，努力探索和实践循环，费尽心思演绎循环，而忽视了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根本目的：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经济，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小康社会、中等发展水平以至更高。可以说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而循环经济是发展经济的手段。鉴于此，本文在深化对循环经济认识的基础上，指出“循环”是为“经济”服务的，在“经济”要求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二、从3R原则到6R原则，“循环”的内涵在扩大
“循环经济”(circulareconomy)是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closingmaterialseconomy)、资源循环经济(re-sourcecirculateeconomy)的简称，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目的，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利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它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要求人类在社会经济中自觉遵守和应用生态规律，通过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实现污染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三赢”。
从循环经济概念提出之时，“循环”就成为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3R原则”：即减量化原则(reduce)、再使用原则(ieuse)和再循环原则(re-cycle)。减量化原则要求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投入来达到既定的生产目的或消费目的，在经济活动的源头注意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在生产中，减量化原则常常表现为产品体积小型化和重量轻型化。此外，还要求产品包装追求简单朴实而不是豪华浪费，从而达到减少废物排放的目的。再使用原则要求产品包装容器能够以初始的形式被多次使用，而不是用一次就了结。再循环原则要求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完成其使用功能后能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而不是无用的垃圾。很显然，通过再使用和再循环原则的实施，又进一步加强了减量化原则的实施。
廖红(2002)提出了4R原则，即减量化原则(re-duce)、再回收原则(recovery)、再利用原则(reuse)、再循环原则(recycle)，比3R原则增加了再回收原则。她认为再利用之前首先得把能重新利用的废物等回收起来，否则谈不上再利用，指出4R原则是实施循环经济战略指导思想的基本指导原则。
吴季松(2005)在对中国经济成就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主张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新循环经济学”，提出了循环经济的5R原则。再思考原则(rethink)：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新经济理论，生产的目的除了创造社会财富，还要修复与维系被破坏的最重要的社会生态系统―创造第二财富；减量化原则(re-duce)：建立与自然和谐的新价值观，把减量化的概念延伸到提高人类生活水准上来，提倡合理需求、适度消费；再使用原则(reuse)：建立优化资源配置的新资源观，强调资源的综合利用，尽量应用可再生资源，加大基础设施与信息资源的共享；再循环原则(recy-cle)：建立生态工业循环的新产业观，认为所有的废弃物都是把资源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数量放到了错误的地点，正确的做法是把经济体系由生产粗放的开链转为集约的闭环，形成循环的技术体系与产业体系；再修复原则(repair：建立修复生态系统的新发展观，自然生态系统是第二财富，不断地修复被人类活动破坏的生态系统，与自然和谐共处既是创造财富，也是生产的目的。
李赶顺(2002)认为循环经济有六个基本原则(6R原则)：降低能耗、减少排放(reduce)；重复利用(reuse)；循环利用(recycle)；可再生(renewable)；可替代(replace)；恢复和重建(recoveiy)，每一个原则对循环经济的实施都是不可缺少的。同样，张扬等(2005)也提出了类似的循环经济的6R原则。
可以看出，从3R到5R再到6R原则，一方面对循环经济的本质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同时这些又都是在演绎循环经济的“循环”本质，从3R到6R，甚至可能很快就会出现7R、8R原则，似乎就“循环”而演绎循环，而忽视了研究“循环”的目的：“经济”。
三、要“循环”，更要“经济”
1．深化对发展循环经济目的的认识
发展循环经济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科学发展观”，“发展”已成为中国走向强盛、人民迈向富裕的关键词。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对国内外发展问题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我们党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的明确回答。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可见，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而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水、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形势日益严峻。因此，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发展循环经济，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
2．“经济”的双重含义
这里的“经济”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节约，而更重要的则是经济发展。发展循环经济首先要注重节约资源，目前很多学者呼吁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这也正是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之一。由于国内资源不足和过量消耗，我国的主要资源供给约束性增强，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因此，国际市场主要资源价格变动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很大，2005年中国企业被动接受国际铁矿石价格上涨就是有力证明。2006年，我国循环经济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了提高，新一轮的铁矿石谈判对中国企业变得
稍微有利一些，但形势仍不乐观。循环经济体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发展理念，确立了新型的资源观和价值观，它要求珍惜资源、循环利用资源、变废为宝，保护环境，实现资源减量化、产品反复使用和废弃物资源化。可见循环经济有利于实现资源的节约，对建设节约型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节约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是我国目前以至长期的首要问题。中国要富强、要崛起不可能离开经济的大力发展。发展循环经济不仅要坚持节约，更重要的是通过实施循环经济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生态规律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既重视经济发展速度，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要在经济发展中强化环境保护意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业结构，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国内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了比较明确的方向。西南财经大学王裕国教授在一次解读“十一五”规划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已经走到了极限，中国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循环经济就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力保证，同时，他还提出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一定要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可以说做到“又快又好”。长江学者黄泰岩教授指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目前中国的现代化水平比日本落后50年，比美国落后100年。而中国要想快速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就必须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率，在保证发展质量的前提下，中国的经济增长越快越好。这就要求我们更科学地理解科学发展观，对如何实施循环经济的问题进行更深入地探索。
3．在“经济”的条件下，努力实现“循环”
作为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3R原则已经基本上满足了“循环”的需要。充分理解3R原则的内涵，加大“循环”力度，使其更好地为“经济”服务。
节约方面，作为循环经济的第一原则，减量化原则要求：首先，在经济活动的源头注重节约资源，减少资源的投入。生产的产品做到规格标准化、体积小型化和重量轻型化。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加大科研与研发(R&D)的投入，大力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说，循环经济的载体是环境无害化技术(environ-mentsoundtechnology)，其特征是污染排放最少，合理利用资源和能源，更多地回收废物和产品，并以环境可接受的方式处置残余的废弃物。主要包括预防污染的少废或无废的工艺技术和产品技术，同时也包括治理污染的末端技术。第三，建立新的资源消费观，把减量化的概念延伸到提高人类生活水准上来，提倡合理需求、适度消费，追求简单朴实而不是奢华浪费。第四，大力开发可再生、无污染资源，充分利用太阳能、风能和潮汐能等能源，特别是太阳能的利用。再使用原则要求：首先提高产品的品质和使用价值，增加产品提供后的服务，从而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使产品能够以初始形式被多次使用，而不是用一次就了结。例如，我们使用的一次性木筷，是有悖于再使用原则要求的，应逐渐停止使用。另外就是加强基础设施和信息资源的共享。信息产业作为知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发展。再循环原则要求产品在完成其使用功能后不是变成废物，而是成为其他可利用的资源，重新进入市场或生产过程，从而减少垃圾的产生。
经济学的第一原则篇8
内容提要:“刑民冲突”现象乃法律规范竞合之一种，惟在宪法的调适下方有合理解决之可能。宪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与私法自治原则为协调刑民冲突之规范基础，它确立了刑法规范在刑事案件审理中的绝对优先适用地位，但是也为国家公权力机关干预私经济活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设置了宪法界限及行为准则。在“刑民冲突”案件中，司法机关当以宪法规范为依据，依循“合宪性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对刑法规范与民法规范尽量形成规范内涵、规范意旨协调一致之解释。
引言
现代国家之法律体系乃是以部门法为基础，但是现实发生的案件却复杂多样，未必以某一部门法为“藩篱”，一个案件涉及多个部门法十分常见。在此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如果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部门法规范之构成要件发生重合或者交叉，而使某一法律事件之处理同时面临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法律后果，则此种情形为部门法规范之竞合，它属于法规竞合之一种（法规竞合还包括同一部门法内部的法规竞合）。诚如黄茂荣先生所言：“法条之竞合问题，只有当其相对于某一抽象的（一般的）或具体的法律事实才会发生，也才有其意义。……在法条互相竞合的情形，假若这些法条所规定之法律效力同一，则其竞合并不引起严重的问题，盖其中某一法条是否排除另一法条之适用，并没有多大的实益。”{1}而在“法规竞合”的情形下，如果针对同一法律事实，不同的部门法规范设立了相互冲突的法律效果，则会构成“部门法规范的冲突”，如刑法与民法的冲突（以下简称“刑民冲突”）、行政法与民法的冲突等等。在此情形下，法官必须依据一定的规则予以选择适用。
近年来，由于“刑民冲突”而引发的理论争议时有发生，其中最为典型者为四川达州渠县的所谓“帅英骗保案”-1998年、2000年帅英两次为母亲投保“康宁终身保险”，该保险合同约定，“凡7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者均可作为被保险人”。但是，1998年时帅英母亲已有77岁高龄。2003年3月15日帅英的母亲因摔跤突发脑溢血不治身亡，帅英如约领到死亡保险金27万元。公安部门在接到举报之后以涉嫌保险诈骗罪将其刑事拘留，渠县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后，达州市人民检察院指定大竹县人民检察院起诉，大竹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帅英无罪。据报道，帅英曾经向法庭申辩，母亲在乡政府的集体户口由于其他私人原因，在投保前已经修改过，她在第一次投保时曾经问过保险业务员，业务员说按户口情况填就可以；第二次投保时她也作了同样的询问，业务员让她照第一份保单的内容填{2}。本案发生之后，因其涉及到《保险法》第54条与《刑法》第198条的法规冲突，[1]不仅司法实务界对此存在争议，法学理论界亦是众说纷纭。其实，在本案及类似的案件中，其法规冲突的特征在于各部门法的规范均为有效法律规范，但其所规制的事项、所处的法律部门并不相同，故而不宜适用“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法规冲突适用规则予以裁决。惟各部门法规范均在宪法之下，宪法作为“高级法”当对其间的冲突之合理解决具有调适功能。本文拟从这一视角作初步分析。
一、刑民冲突时法律适用之理论争议
从内容上讲，“刑民冲突”案件有两种类型，其一是诉讼程序法内的冲突，此即所谓“刑先民后”还是“民先刑后”的问题。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出台了《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1998年制定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根据这两个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纠纷时发现涉嫌经济犯罪时，如果并非民事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应当向侦查机关移送材料并驳回起诉；如果既有民事纠纷又有经济犯罪嫌疑，则区分情况对待：如果民事案件与所发现的刑事犯罪嫌疑事实所涉及的不是同一法律事实，则分别处理，不存在先后顺序问题；如果涉及同一法律事实，且民事纠纷的裁判依赖于刑事案件的侦查结果，则应当向侦查机关移送材料并终止民事案件的审判；如果涉及同一法律事实，但民事纠纷的裁判不依赖刑事案件的侦查结果，应当向侦查机关移送材料并继续审理民事案件。这两个文件所确立的程序制度又被理论界与实务界人士简称为“先刑后民”原则，它主要涉及到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何者顺序优先，以及民事裁判是否需要受到刑事诉讼裁判结果之拘束等诉讼程序法问题。法制实践中发生的许多案件通常都具有交叉性质，而“先刑后民”原则在案件的审理中可能会导致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权利得不到及时有效保护等问题，故而理论界对此颇有质疑。[2]其二是审判实体法领域的冲突，即在某一案件的审理中，刑法规范与民法规范之间内容存在差异甚至互相扦格之处，前文所介绍的“帅英骗保案”即为此类“刑民冲突”案件之典型。对于这一案件，我国刑法学者多从刑民规范冲突时民法规范优先适用之视角论证帅英无罪，兹列举几例：于改之博士等人认为，帅英的行为既符合《保险法》的规定，又符合刑法关于保险诈骗罪的要求，是民事合法行为与保险诈骗罪的竞合。但是，将帅英的行为作为保险诈骗罪处理，不符合民法效益和刑事公正的价值追求；而且，刑法既有独立性又有从属性，当民法将一种行为规定为合法行为时，刑法不得再对民法认可的行为给予制裁{3}。显然，于改之博士主张以民法上的合法事由阻却刑事犯罪之认定，并将刑法作为民法等部门法之“从属法”，这无疑是置刑法规范这种基本法律规范于其他部门法规范的“附从地位”，并无充足的法理依据，反而有悖现代法治之原理。李兰英教授则认为，刑民冲突产生的原因在于于内在理念上的冲突，即：民法的个人权利保护与刑法的社会利益保护的不同价值取向所致，也是契约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冲突，“民法优先”是契约精神在民刑冲突的法律适用中的必然选择；实践中应具体考量社会公正、功利主义、社会效益、从严解释四个价值导向{4}。相对而言，李兰英教授试图跳出民法或者刑法的狭隘部门法视角，以二者共同的基础原理为支撑点寻求刑民冲突的合理解决方案，体现了一种非常可贵的研究取向。但是，她认为“契约精神不仅构筑了民法的意识基础，也渗透在公法中”，罪刑法定原则即为“契约精神的集中体现”，其理由则显得十分勉强。盖公法以权力法定主义为基本原则，而私法以意思自治主义为基本精神，二者之间有着本质差别，不可混淆视之。在域外法学中，行政等公权力部门大量运用私法，在客观上会产生“公法遁人私法”之结果，而可能助长行政等公权力部门规避公法之应有规制、滥用职权之风险，故而屡为公法学者所垢病，并设法加以防范{5}。私法上的“契约精神”，主要是一种当事人之间意思自治的法律精神，虽然其确有个别地渗透到公法领域的趋向与表现，但是将其作为民法与刑法之共同的基础原理，则难以自圆其说。
事实上，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刑事法官对于相关犯罪行为之认定，并不能以民法上的合法事由作为出罪之依据。譬如，在韩文明受贿一案中，法院并未受制于其受贿行为之“民法外观”，而是直接依据刑法条款径行判定其受贿罪。其具体案情如后：韩文明原系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行长，与高建民曾系夫妻，2002年1月双方自愿离婚后互有往来。2001年至2005年5月期间，韩文明利用职务之便单独或伙同其前妻高建民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430.92万元，美金16万元。其中，韩文明将收受蒋某行贿的62万元以朋友杨某的名义在成都购买了住房一套；收受由童某、蒋某各出资30万购买奥迪a6轿车一辆，并指定以朋友柴某的名义在北京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办理了注册登记及行驶证。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韩文明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被告人高建民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本案赃款、赃物予以没收。韩文明等人提出上诉之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6}。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7月8日颁发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收受干股，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以形式收受贿赂，以及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收受贿赂物品未办理权属变更等新型受贿形式如何认定受贿罪问题作了详细规定。这说明：以合法的民事行为之形式掩盖其犯罪之本质，刑事法官在认定犯罪行为时毋需受到民法规范的强制约束，以免造成纵容犯罪之结果，此为当前中国司法实务界之通例。然则，此种做法究竟有何宪法及法律依据？如何才能确保法院的犯罪认定及刑事判决不致于造成司法权力滥用之后果？这一问题尚需我们从宪法的视角予以考量。
二、刑民冲突时法律适用之宪法依据
迄今为止，所谓“刑民冲突”的理论研究可谓蔚为壮观，但是遗憾的是，尽管“刑法学与宪法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已开先例[3]，甚至还有学者提出了“刑法宪法化”的主张[4]，有关刑民冲突的宪法调整及适用之研究却似乎无人问津。其实，在现代社会，刑法规范属于公法规范，民法规范则属于私法规范，刑民冲突属于典型的公法规范与私法规范之冲突，因其统一于宪法秩序之内，故而由宪法规范予以整合乃是当然之理。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苏永钦教授概括出宪法垂直整合“公私法”的三种机制，即“公私法规的违宪审查”，“人权规定的第三人效力”和“保障人权的法律解释”—“基本上都是从‘宪法’作为一个统摄的价值秩序出发，在明确区隔公法秩序与私法秩序的结构差异下，对多元多层源产出而不免在效果上互相扦格的公私法规范，经由各自向‘宪法’价值靠拢而迂回的发生调和的效果……经由三种不同的机制，使‘宪法’代表的价值秩序向下浸润于整套法规范体系，而间接地消化公私法之间的矛盾。如前所述，此一过程不只是单向的由上向下，‘宪法’的整合必然会吸收下位阶法令反映的社会事实，因此所谓整合，也不是单纯规范之间的磨合，实际上必然经过规范与事实间的诠释循环，当公法与私法都盯住同一社会事实去规范时，只有充分掌握事实的本质与规律者，才能适当地发现及调和公私法间的价值冲突。故‘宪法’整合机制的适当运作，即可形成以‘宪法’为轴心，而使各公私法域不断输入新社会事实于‘宪法’，而又渐渐统一于‘宪法’价值秩序的动态法规范体系。”{7}在苏永钦教授所说的三种机制中，刑民冲突之宪法调适在祖国大陆地区主要涉及到“保障人权的法律解释”，即所谓“合宪性解释”。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宪法的视角阐释刑法与民法上的相关基本原则，并厘清其间的关系，以此作为调适刑法规范与民法规范冲突之依据。
（一）宪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则
宪法上“法治原则”的规范基础是我国现行《宪法》第5条，其具体条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在本条中，第一款明确规定了国家的治理方略即“依法治国”，法治原则乃是国家治理行为，尤其是诸种国家公权力行为的宪法原则。第二款确立了法律权威与法律统一的基本精神，要求形成统一的法律规范体系，确立法律的权威地位。第三款、第四款与第五款都是对前面二款的补充与具体化。此外，《宪法》“序言”最后一段亦明确宣布：“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凡此种种表述，无非是说明：宪法乃作为实证法体系的最高位阶之法律形式，其本身即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权力法定主义”乃“依法治国”规范的当然内涵，执法机关不仅得遵循法律之规定，而且直接受宪法之拘束，特别是受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及衍生之公法具体原则之拘束。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乃将1999年《宪法修正案》所规定的“依法治国原则”直接转换为“法律优位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其中“法律保留原则”体现在该法第8条、第9条等条款中。
《立法法》第8条：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一）国家主权的事项；（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四）犯罪和刑罚；（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七）民事基本制度；（八）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九）诉讼和仲裁制度；（十）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
《立法法》第9条：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
这两个条款所规定的“法律保留原则”，与《刑法》第3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互为呼应，共同构成了具有宪法位阶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依据这一原则，司法机关对于犯罪的认定及刑罚的科处，均须以法律为依据；且此种法律当为严格意义上的刑事法律，而不包括民事、行政领域等其他法律。换而言之，规范犯罪与刑罚等事项乃是《立法法》第9条所规定的严格保留且不得授权立法之刑事法领域，其在立法内容上具有完整的独立性，无需借助于民事与行政等领域之相关法律。
（二）宪法上的私法自治原则
王泽鉴先生曾经指出：“民法的主要特征及规范意义在于自由与平等，即个人得自主决定，自我负责地形成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私法自治）。”“私法与公法有不同的规范原则：私法以个人自由选择为特征，公法则以强制或拘束为内容；前者强调自主决定，后者须有法律依据及一定的权限。任何社会在决定如何以私法和公法形成国民生活时，对于此种区别应有清楚的认识，并建构最妥适的规范。”{8}由于受到前苏联民法学及当时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我国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并未确立完整的“私法自治”原则，譬如：该法第6条、第7条、第54条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这些条款尚有明显的计划经济之“烙印”，而极具国家干预主义之精神。事实上，民法上的私法自治原则具有宪法之位阶，恰恰是经由如下宪法修正案条款才得以正式确立。
第一，人权保障及财产权保障等宪法条款。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4条规定：“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款相应地改为第四款。”由此，我国《宪法》第33条被修改为：“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苏永钦教授提出：“整体而言，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从《拿破仑法典》以来，基本上都是从自由市民自治的假设出发，和后来逐渐完备的人权清单中的营业自由、契约自由、财产权、人格权等，可以说是理念同源，因此不问发生先后或位阶上下，在法体系上十分和谐。而通常不直接见于宪法规定的市场经济体制，反而被解释为落实这些人权的‘制度性保障’。”{7}7概而言之，私法自治之作为民法等私法的基本原则或基本精神，乃是由宪法上的人权保障、财产权保障条款及基本经济体制等条款所规制而形成，前揭诸宪法条款所构成的宪法规范实际上设置了公权力不得随意侵入私经济领域的“宪法界限”，因而在整体上保证了私法自治的法律空间。
第二，《宪法》总则中有关“公有制经济”的基本国策条款。我国的“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所有制经济与全民所有制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集体经济组织则必须“接受国家计划指导”。此种包罗万象的国家经济计划，事实上窒息了“私法自治”的可能空间，故而以“意思自治”为基本精神的现代私法制度无法产生。199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5条将“国营经济”修改为“国有经济”，第7条更是将“计划经济”修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强调“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这两个条款标志着中国宪法上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型。此外，第8条、第9条则明确规定：“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上述条款，授予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公有制经济组织以独立经营的自主地位，以及与其他经济组织平等竞争的市场主体地位，使其意思表示机关得以能够与其他经济组织以自由协议方式型构私法秩序，由此奠立了私法自治原则的经济组织基础。
第三，《宪法》总则中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基本国策条款。198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并规定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9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6条将“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22条则进一步明确宣布“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宪法修正案对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规定的三次修改，使国家对它们的态度发生积极变化，特别是强调对它们的“监督和管理”必须“依法进行”，更是凸现出现代公法的权力法定原则之精神，由此而确立了私法自治原则的公法制度基础。
由上所言，1988年以来中国的历次宪法修正案，已经逐渐营造出私法自治原则的制度空间，并渐次确立这一私法原则的宪法基础。“私法也是国家法”{9}，私法自治原则作为宪法原则，不仅为相关民事立法确立了宪法依据，而且为国家公权力机关干预私经济活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设置了宪法界限及行为准则。
三、刑民冲突时法律适用之宪法控制
（一）公私法分离与刑民冲突之法律适用
在祖国大陆，因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压缩了个人相互间自由合意交易的空间，故而私法一直难以发达。自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公私法区分之观念才逐渐形成。到1990年代初，中国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之时，民法学界才提出区分公法与私法是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前提{10}。但是，在公私法区分之必要性尚有疑惑的情形之下，学界对于公私法区分的标准一直未能深入展开。[5]如前文所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及历次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公法与私法之分离已形成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格局。在此基础上，刑法作为公法、民法作为私法，这两大部门法的分离渐成定局。因而，刑法上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中所指称的“法”，当特指“刑事法律”—刑法作为强行法规范，体现了极强的国家强制意志，一般并不容许检察官、法官与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之间“意思自治”，亦不容许当事人之间通过“意思自治”规避刑事制裁；而民法则主要是任意法规范，除了“公序良俗”及相关政策条款体现了有限的国家干预意志之外，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受到法律保护。刑事法官在判断罪与非罪时，应当以刑事法律为标准，即使是参酌相关民事法律之规定，也不必受其强制性约束。如此，即使是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形式，亦不得作为开脱其刑事责任之当然依据。此所谓“民法归民法、刑法归刑法”，刑法中相关条款因具有宪法上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之依据而具有绝对优先适用之地位，这并不与人权保障原则及精神相扦格—“刑法要同时实现法益保护与自由保障两个机能，因此，判断解释结论是否合理，要看是否在法益保护与自由保障两方面求得均衡，是否在善良人的大宪章与犯罪人的大宪章之间寻得协调，而不可能在任何场合下都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解释。”{11}张明楷先生的此番精辟论述，深刻说明了刑法之于人权保障，并非须专门以保障刑事被告人为宗旨，通过制裁罪犯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秩序，亦同样是其人权保障功能的生动体现。然而，如果刑法上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中的“法”专指“刑事法律”，它又如何适应千变万化、千姿百态的现实案件审理之需要？对此，张明楷先生认为：“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并不禁止扩大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扩大解释的结论都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换言之，虽然扩大解释方法本身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但是其解释结论则可能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抵触。因为不合理的扩大解释结论，也可能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侵犯国民的自由，从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11}17这说明，刑法上对于相关犯罪行为之解释，通常意义上可以依循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等方法，并参酌民法等其它部门法之规定。譬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行贿人赠送房屋、汽车等受贿行为，一般可以办理过户手续为准；但是考虑到犯罪嫌疑人通常有滥用私法形式规避刑事制裁之故意，故而在确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名为借用、实为收受贿赂的情形下，亦可对受贿行为作扩大解释，此种认定并不违背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当然，鉴于此种解释方法具有被滥用之风险而可能造成对刑事被告人权利的严重侵害，法院在认定犯罪行为时，需有确凿证据证明当事人的合法或非法之民事行为在实质上侵害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而且，法院等司法机关在通过扩大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将某些社会危害行为涵摄到刑法规范之中时，还需遵循“比例原则”等宪法诸原则，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司法权力被滥用。
（二）公私法接轨与刑民冲突之法律适用
亦如王泽鉴先生所言：“私法与公法的区别实益在于法律的适用、管辖法院及救济程序。”{8}6一国的法律体系区分为公法与私法，其意义主要在于针对不同的领域适用不同的法规范；但是，公法与私法既然共存于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之中，则二者之间相互抵牾甚至自相矛盾，必然给法官的审判活动带来极大的困惑，甚至破坏法律之内的形式正义。故而，立法者固然得在制定法律时注意保持公法与私法的和谐一致，在公法规范体系与私法规范体系之间设置必要的“接口”，使其和谐共存于宪法所统辖的规范体系之中；司法官员亦得以宪法规范为依据，依循“合宪性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对公法规范与私法规范尽量形成规范内涵、规范意旨协调一致之解释。以“帅英骗保案”为例。在本案中，虽然法院不宜援引《保险法》第54条作为帅英出罪之依据，但是从刑法原理及刑法第198条的规范意旨而言，则帅英的行为不构成保险诈骗罪之理由仍然成立。
首先，从《刑法》第198条的立法意旨而论，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国家对于金融秩序的建立实际上承担了“引导”、“规制”与“调控”的重要职能，本条正是国家强制性干预、维护金融秩序的重要体现—“国家任务的扩大不仅改变了公法的内涵，间接也使公私法的功能起了变化，国家不论是为了更有效率地履行给付义务而利用私法，或减轻国库负担、逃避国会监督而‘遁人’私法，私法的法人组织和契约机制，都可能变成国家间接行政的工具。同样的，本来应该由市场自己承担的制度营运成本，由交易当事人‘内化’的交易成本，常常也因为经济规模扩张得太快，司法制度捉襟见肘而必须借用公法规范，以国家行政资源来吸收，比如以行政管制和救济乃至刑罚来吸收票据交易和动产担保的防险成本，或以行政管制和救济来介入本质上是私法交易的政府采购行为，于是公法也变成私法的工具。”{7}77刑法有关保险诈骗罪的条款，居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乃立法者以刑法规范干预私法活动之典范。故而，从宪法上的“私法自治”原则、“比例原则”而论，司法机关依据《刑法》第198条介入金融案件，须在当事人以蓄意欺骗等形式破坏了意思自治的私法秩序之后方可为之。而在本案中，据媒体报道，帅英母亲的实际年龄可能是她和保险业务员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甚至“当2001年帅英母亲过八十大寿时，镇代办所一名保险业务员还前来贺寿吃酒”{2}。保险公司业务人员在了解帅英母亲实际年龄的情形下还与她签订保险合同（律师收集的证人证词可以证明这一点），这说明所谓的“保险诈骗”其实不过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被告人帅英如确无蓄意欺骗之故意，则适用《刑法》第198条当然就显得十分勉强。
其次，就罪刑法定原则于犯罪认定的意义而言，除刑法相关条款作为犯罪认定的肯定理由之外，尚有刑法条款并未明确规定的犯罪阻却事由作为否定理由而存在。“就犯罪认定而言，事实上，除了在构成要件层次，法定主义并不扮演支配性的角色：超法规阻却违法事由即是明显的例子……从常见性的角度来看，阻却违法的承诺就是不成文的阻却违法事由。可见，刑事违法性（=构成要件该当性）和事实正当性（＝欠缺实质违法性）间的矛盾，没有办法单单仰赖实定法律来解决，其辩证统一是诉诸成文法律外的东西。”“罪刑法定主义并不等于刑法法定主义，犯罪的成立判断，毋宁是一种辩证的判断程序：积极构成要件是否该当采法定主义，但消极构成要件采法理主义；刑事违法性固由构成要件该当性所征表，但实质违法性得由超法规的不成文阻却违法事由所否定；即使行为违法，亦非当然有责，法有明文之积极责任要件外，法无明文而以‘无期待可能性’阻却责任要件必须不存在。”{12}在本案中，保险公司乃是作为商业保险机构而存在，甚至其工作人员明知帅英隐瞒年龄行为之存在，故而实际上存在“被害人承诺”等违法阻却事由，其罪名由此而难以成立。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2条规定：“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第54条规定：“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年龄限制的，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并在扣除手续费后，向投保人退还保险费，但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逾二年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
[2]相关探讨参见“先刑后民”司法原则问题研究[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04，(1);“先刑后民”司法原则问题研究[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04(2).
[3]2005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刑法学与宪法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该学术会议的大部分论文后来已经结集出版。参见黄京平，韩大元．刑法学与宪法学的对话[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卢建平教授认为，刑法宪法化是指把有关犯罪与刑罚的基本原则写入宪法，以彰显刑法人权保障功能的一种趋势，其实质是要转变刑法观念，树立民权主义刑法理念，确认刑法保障权益、规制国家刑罚权的功能。参见卢建平．刑法宪法化简论[J]．云南大学学报，2005，(4)．
[5]有学者概括了当时学界对于公私法区分理论的几种典型见解，即“肯定论”、“否定论”与“探讨论”。参见李茂管法学界关于公法与私法划分问题的争论[J]．求是，1995，(22).
参考文献
经济学的第一原则篇9
【关键词】实质课税原则,立法确认,税收征收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宪法保障的最重要的基本权利,除了自由权之外,便是财产权。财产权保护法律制度的建立,为人类财富的积累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家的税权必然会对纳税人自由权和财产权形成一定的干预和介入。惟其如此,税收必须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政府可以利用公共利益来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公民也可以援引宪法的规定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权。税收制度的各个层面,都应该是立法的产物,同时也都受到宪法财产权保护这个“上位概念”的约束。“税捐之课征,会深刻介入纳税义务人之财产权及工作权,影响其自由发展的机会。因此,现代国家莫不肯认税捐法定主义,认为没有法律依据,并没有纳税义务。”①
因此,税收法定主义构成税法的基本原则。只有经过特定的立法程序,纳税人抽象的纳税义务才能转化为具体的纳税义务。
“依据课税要素理论,纳税义务是否成立,取决于相关主体的行为和事实是否满足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②税法的规范的生活事实称为应税事实,应税事实属于法律事实的范畴,连结应税事实与纳税人的生活事实的是私法规范。应税事实的准确认定和税法规范的正确适用,是对纳税人课以合理的征税决定的两大基础。由于现实生活丰富多彩,根据“私法自治”精神所为的法律行为形式各样。税法规范的生活事实,首先在私法当事人之间应先受民法规范。是以同一法律事实,先后受民法及税法规范。问题在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民法受“私法自治原则”所拘束,当事人有权依经济理性或其偏好,选择非典型与民法所未规范之契约类型。只要双方合意。民法承认其私法效果并且予以法律保障。然而,如果纳税人滥用法律形式而使得法律形式与其经济实质不相符,多数国家认为应就其经济实质课税。是为实质课税原则。
实质课税原则是税法解释和适用的重要原则。就制定法而言,我国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实质课税原则,但在诸如《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税收减免管理办法》以及2006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制度》等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及其适用。并且,税务机关经常根据实质课税原则赋予纳税人具体的纳税义务。在税务实践中,税务机关也经常借实质课税之名,行扩张课税之实。如何通过立法确定实质课税原则的内涵和外延,明确在实质课税原则争议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据此限制税收稽征机关自由裁量权,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便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二、实质课税原则的起源与域外立法实践
“实质课税原则,又称实质课税法、实质课税主义、经济观察法,是指对于某种情况不能仅根据其外观和形式确定是否应予课税,而应根据实际情况,尤其应当注意根据其经济目的和经济生活的实质,判断是否符合课税要素,以求公平、合理和有效地进行课税。”③简言之,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应当根据其实际的负担能力决定。实质课税原则是税法适用的重要原则,也是补充税法漏洞的重要方法和形式课税原则的重要补充,并不违背税收法定原则。它是在税收法定主义的框架内实质课税,是为了弥补机械适用税收法律形式,而对纳税人造成实质损害,遵循特定的税法解释方法和目的,实现税收公平和正义的价值。
日本着名税法学者金子宏对实质课税原则作了很好的诠释:“赋税是经济的负担,故赋税法规的解释,与其重视行为的方式,不如重视其实质;与其重视法的评价,不如重视其实现的经济结果。”④然而,也有学者并不认同实质课税原则是特定的原则。例如,德国tipke教授认为:“经济解释不是一种特别的解释方法,而仅是一个取向于经济的规范目的之目的解释。盖税捐法既然受或应受按经济上负担能力课税原则(量能课税原则)制约,则其本来自当使用在目的上适合实践该原则的概念。”⑤
实质课税原则,主要起源于德国,继而日本继受德国经济观察法的思想,提出“实质课税原则”的概念,并在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发扬光大。在德国,经济观察法由1919年《帝国税收通则》的起草人贝克尔率先确认。《帝国税收通则》第4条规定,税法的解释应当考虑其经济意义。1934年制定《税收调整法》时,该条内容从《帝国税收通则》中删除,成为《税收调整法》第1条第2项:“税法的解释应考虑国民通念、税法的目的与经济意义及各关系的发展。”并增设“对构成要件之判断同其适用。”其后,经济观察法在德国税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经历了曲折的历程。现今德国有关经济观察法的规定,集中体现在1977年《德国税收通则》第39条关于税收客体的归属,第40条关于无效行为和第41条关于虚假行为税收客体的有无,特别是第42条关于一般反避税条款的规定。⑥
日本税法学界全面吸收了德国经济观察法理论,并正式提出实质课税之概念。虽然如此,日本只是在所得税法和法人税法中最早使用“实质课税原则”作为法律条文标题,相当于现行法律中的“实质所得者课税原则”,难以覆盖整个税法领域。韩国《国税基本法》第14条规定:“课税的具体对象如果仅在名义上归属于某主体而在事实上实质归属于其他主体时,则应以实质的归属人为纳税人并适用税法;同时,在计税标准上也不应拘泥于税法上关于所得、财产、收益等各类课税对象名称或形式的规定,而应按其实质内容适用税法。”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院每年受理脱法避税案件众多,但大多数仍支持稽征机关以实质课税原则或脱法行为应予否认的见解。⑦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自1976年以来已历经15次修订,最近2009年5月修订的版本第12条之1第1款规定:“涉及租税事项之法律,其解释应本于租税法律主义之精神,依各该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经济上之意义及实质课税之公平原则为之。”该款主要参照“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420号的解释以及“最高行政法院”1992年判字第2124号判决的意旨而设计的。最高行政法院1992年判字第2124号判决称:“然租税法所重视者,应为足以表征纳税能力之经济事实,而非其外观之法律行为,故在解释适用税法时,所应根据者为经济事实,不仅止于形式上之公平,应就实质上经济利益之享受者予以课税,始符实质课税及公平课税原则。”《税捐稽征法》第12条之1第2款规定:“税捐稽征机关认定课征租税之构成要件事实时,应以实质经济事实关系及其所生实质经济利益之归属与享有为依据。”
英美法系国家注重判例法传统,虽然在成文法上并没有太多规定,但由法院判例形成“实质高于形式”等原则。该原则与大陆法系的实质课税原则殊途同归。“英美法系国家税收司法形成了反避税的两大指导原则:其一,目的标准:商业目的原则;其二,人为标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⑧
三、实质课税原则在中国的法律实践
由于我国尚未出台《税收通则》,而《税收征管法》等税收立法中缺乏对实质课税原则的一般规定,故法学界以制定法的缺失质疑实质课税原则的存在,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2008年1月1日施行之中国企业所得税法,首度在第六章专章规范反避税条款,除个别反避税条款如转让定价(第41条至第44条)、避税港避税(第45条)、资本弱化(第46条),并有一般反避税条款(第47条)。⑨在税收规避中,为了保护国家税权的实现,同时也为了保护其他纳税人的权利,在个别反避税条款外又加上一般反避税条款,实际上赋予了税务机关实质课税的权利。同时,也产生了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风险。应税事实的认定,是判断纳税人纳税义务的重点,也是《税收征管法》的核心。确认应税事实离不开实质课税原则的指引,在我国税收法律性文件和税收规范性文件中,体现实质课税原则精神的,还占了不少比重。
概括而言,实质课税原则在我国法律法规、各种规范性文件中的表现形式有如下几种:首先,确定纳税主体。由于经济交易的复杂性和立法者预见能力的局限性,制定法不可能准确地对纳税主体的确认做出完整的、全面的规定,而应秉持实质课税原则来找到实质的纳税人。《税收征管法》第49条规定:“财务上独立核算的承包人或者承租人应当就其生产、经营收入和所得纳税。”其次,关联企业纳税调整。《企业所得税法》明文规定了“关联企业非独立往来纳税调整”。再次,特别纳税调整。特别纳税调整制度主要由反避税的系列税法规范组成,单单反避税本身不是特别纳税调整存在的法理基础。实质课税原则的核心价值理念,能证成反避税规则和制度的合法性,可以说,特别纳税调整制度背后的理论支撑和存在依据就是实质课税原则。《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规定的避税安排有:滥用税收优惠、滥用税收协定、滥用公司组织形式、利用避税港避税以及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等。税务机关应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审核企业是否存在避税安排,并综合考虑安排的形式和实质,订立的时间和执行期间、实现的方式、各个步骤或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涉及各方财务状况的变化以及税收结果。同时,我国现行的税收规范性文件还根据实质课税原则对交易性质、所得数额、税收减免资格、税前扣除额、销售收入的性质、销售收入的实现时间点、销售收入的数额等反面赋予了税收稽征机关根据经济实质确定征收额度。财政部的部门规章《企业会计制度》2008年修订时,在原有12项基本原则之上也增加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核算,而不应当仅仅按照它们的法律形式作为会计核算的依据。”可见,我国税收执法实践已经确立了实质课税原则,藉以否认法律形式与其经济实质不相符的避税安排,从而形成了否认避税安排、进而依据经济实质认定应税事实的稽征规则。⑩
经济学的第一原则篇10
「关键词市场经济,诚信,诚信经济,诚信政府,经济法
「正文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政策选择，其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信用的缺失与混乱也不容忽视。据资料统计，我国每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假冒伪劣商品造成的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这说明信用缺失和混乱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瓶颈之一。面对这一严峻现实，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市场经济和诚信究竟是何关系，政府在诚信建设中到底有何影响与作用，如何运用和发挥法律的调整机制推进诚信经济的建设等等。
发展诚信经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一）诚信经济的界定
诚信经济指的是经济生活和经济活动的所有参与者包括经营者、消费者和管理者都要诚实信用。诚信经济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诚实、不欺诈。经济活动的所有参与者尤其是经营者要诚实待人，禁止欺骗和欺诈当事人，不散布虚假信息；第二，重承诺、守信用。经济活动的所有参与者尤其是经营者遵守诺言，全面、适当地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和法律要求承担的义务；第三，善意经营。根据《布来克法律词典》的解释，善意是一种没有专门意思和成文定义的不可触摸的优良品质，包括诚实的信念、不存恶意、没有骗取或追求不合理好处的目的，忠实于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注：转引自郑强《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故意规避法律；第四，公平竞争。各个竞争者在竞争中人格（地位）平等，规则统一、透明，不滥用优势地位，不限制和遏制他人的合法竞争；第五，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包括经营活动无条件地满足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如人身自由权、人身安全权、人格尊严及财产安全等。在商业活动中，禁止从事极端的不合乎经济伦理的行为，如贿赂、胁迫行为、欺骗性信息、偷窃和不公平歧视等。（注：[美]戴维？弗里切：《商业伦理学》，第21页。转引自王艳林《市场交易的基本规则》，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年第5期。）
（二）发展诚信经济的意义
1.诚信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和生命。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要作用的经济。这种说法并没有错，但是不完整。因为，资源的配置有一个是否规范的问题，因此，市场经济还必须是法治经济。但是，这仍然不够完整，因为，市场的交易和发展离不开诚信。从货币的发展史看，市场经济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同时就是诚信经济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最早的商品交易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一种物品充当了等价物，尔后，简单或偶然的价值形式发展成为一般价值形式，再往后，金银成为一般等价物。在金银成为一般等价物后，就存在一个金银的成色是否足值的问题。但是，这并没有影响金银作为货币的价值，因为，人们所关心的是金银能否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问题，而不是金银是否足值。尔后，纸币代替铸币成为一般等价物。此时，商品交换之所以能顺利进行，其重要原因并不是纸币本身的价值，而是纸币作为价值符号所体现的价值是可信赖的。今天，电子货币和信用货币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交易方式和重要特征。电子货币和信用货币之所以可能，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交易的技术形式是可信赖的，而更要的是隐藏在交易的技术形式和市场背后的交易者之间的良好信任。可以说，如果缺少对交易制度的信任，缺少交易者之间的相互信任，那么，现代市场经济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不可能正常有效运转。在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而且是信用经济，诚信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和生命。中国要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大力发展诚信经济。
2.发展诚信经济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浪潮，大到一个国家或地区，小到一个企业和个人，都要努力适应经济全球化。交易空间的国际化、全球化，交易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现代化、信用化，交易风险的扩大化、严重化，都对经济活动当事人的诚实信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把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活动比做经济博弈，那么，博弈方遵守规则的良好声誉和信誉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就有被取消博弈资格的风险。
3.发展诚信经济是信息社会的客观要求。当今社会是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的社会，信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信息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谁享有信息优势，谁就获得了较他人更大的支配能力和竞争优势。但是，经济活动参与人获得信息的能力并不相同，如果交易方之间信息不对称，就容易诱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因此，及时、全面、真实的信息披露就非常关键。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经济活动参与人的诚实信用；另一方面，信息社会的信息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也是以前的社会无法比拟的。如果说以前的社会对信誉不良的当事人的认识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从而为他们留下一个生存空间，那么，由于信息时代的传播革命，社会对不良声誉的经济活动参与人的认识大大加快，很快会将他们淘汰出局。所以，发展诚信经济是适应社会信息化的需要。
4.发展诚信经济是中国加入wto的必然要求。wto规则是为保证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而确立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中国作为wto的新成员和重要成员，必须信守自己入世时的庄严承诺，在国际舞台上牢牢树立诚信国家的形象。这是因为，国家是否诚信，是否遵守wto规则，是影响和左右大范围顺利地吸引外资和外企进入国内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中国违反自己的入世承诺和wto规则，将招致世贸组织及其他成员国的制裁，轻则影响经济的发展，重则有取消参与国际贸易资格的危险。
政府在发展诚信经济方面的独特作用
（一）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有助于诚信经济的发展
根据经济理性假设，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追求的都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他们是否采取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采取诚实信用的策略，主要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如何，尤其是他们对未来社会经济状况和自身收益的心理预期如何。社会经济的发展越健康、稳定、持续，经营者和消费者对未来和自身收益的预期也就越稳定，其经营策略和消费策略也就越理性，经营者和消费者就越容易也越乐意讲诚信。这是因为：经济博弈的次数越多，时间越长，博弈的双方乃至多方越容易遵守规则，积极合作；反之，就越容易破坏规则，相互拆台，陷入恼人的“囚徒困境”。可见，让经营者与消费者讲诚信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能给他们提供长期的、稳定的、可信赖的心理预期，而这又取决于社会经济能否稳定、健康、持续地发展。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恰恰是为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健康、持续发展，而且，也只有政府对经济的积极而又合理的调节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这是因为，市场虽然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但是，市场配置并不是万能的、完美无缺的。相反，市场调节具有滞后性、盲目性、自发性、导致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天然缺陷，存在着不能有效消除外部性、不能合理提供公共物品、不能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等市场缺失。这说明必须借
助于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把“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有效结合起来，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也才有可能为经营者和消费者提供合理的、稳定的心理预期，从而促进经营者、消费者从长计议、遵守规则、诚实信用。
（二）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有助于诚信经济的发展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信用状况直接影响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营者与消费者的选择，在信用差的社会里，不诚信的经营者与消费者“如鱼得水”，诚信的经营者与消费者反而成为别人的牺牲品，他们或者退出市场，或者同流合污，放弃诚信的优良原则。其结果必然导致劣胜优汰（经济学上把这种现象称为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社会经济萧条乃至崩溃。因此，为了社会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必须想方设法规制经营者与消费者的非信用行为，努力打造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但是，对非信用行为的规制，却不是个别厂家与消费者所能完成的。这是因为：第一，市场具有信息不对称性。不讲信用的经营者与消费者具有信息优势，总是比他们的交易相对人更早知道自己是否失信并作好有关的准备，诚信的交易方则是在事后才知道，在信息的获取上具有滞后性，处于被动地位，这无疑给规制非信用行为带来难度；第二，市场具有不平等性。如果不诚信的经营者或消费者具有垄断势力或更强的谈判能力，那么，诚信的经营者或消费者就很难对他们的非信用行为进行有效规制（所谓“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在此情况下，就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对市场中的非信用行为进行管制和规制。因为国家有着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具备的强制力，以政府为主导打造信用制度，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三）社会信用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和外部性，需要政府来提供
经济学家赫希认为，信任是很多经济交易所必需的公共物品。（注：转引自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著名经济学家阿罗认为信任是社会系统的润滑剂，它非常有效，却不易买到，因为信任和类似的价值观属于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事物。（注：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信用的好坏，是对这个国家或地区信用状况的整体或总体评价，而不是对个别经营者或消费者的信用评价，也不能由个别经营者或消费者的信用状况所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信用好，那么，它的所有的经营者与消费者都受益，反之，就都受损。从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角度讲，所有的经营者与消费者都应该从自身做起，搞好信用建设。但是，社会信用作为公共物品具有外部性。在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都努力提高本地区、本国家社会信用的情况下，个别不讲乃至破坏信用的经营者与消费者就会自己获益，而让讲信用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受损。当然，受损的、讲信用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可以通过以牙还牙进行报复、拒绝与他们进行交易、使他们的声誉受损等非正式惩罚方式，对不讲信用的经营者或消费者进行惩罚，以维护和促进社会的信用制度。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关系极为复杂的大型社会，人们常常要与其见不到面的陌生人打交道，因而，无法实施以牙还牙进行报复、拒绝与之进行交易等非正式惩罚方式，也就无法有效制止破坏社会信用的机会主义。（注：[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2、32页。）在此情况下，就需要政府建立规则来搞好社会信用建设，发展诚信经济。
我国政府在诚信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诚信缺失问题相当严重，不仅种类增多，范围扩大，而且性质恶劣，后果严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别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还不成熟发达，道德伦理滑坡比较严重。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原因，即政府在诚信建设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政府所制定的一些外在性规则与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诚信原则不完全吻合。
（一）立法上存在的问题
诚实信用原则虽然是私法上的“帝王条款”，但进入20世纪后，随着公法、私法相互交织、渗透、融合，诚实信用原则开始大规模进入公法领域，私法、公法都要贯彻诚实信用原则，公法主体和私法主体、公行为和私行为都要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成为人们的共识。我国虽然也在一些法律中规定了诚实信用的内容。但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诚实信用的含义及作用缺少立法上的界定。诚实信用引入到法律中，无论其含义还是其作用、功能均极富弹性，立法上应加以明确界定，以确保诚实信用条款不被误用、滥用，正确发挥作用。但我国恰恰是在此问题上形成法律漏洞；第二，对贯彻实施诚实信用原则缺少具体的义务规定和制度保证。法律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就是正确界定和规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诚实信用从道德信念变为法律原则后，就应当对当事人基于诚实信用而产生的义务及违反该义务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做出明确界定，将诚实信用落到实处。我国在民事法律中也对当事人给予诚实信用所产生的义务作了规定，但是，这些义务在性质上多属于附随义务，如果与约定义务相比，不仅地位低，而且缺乏特别保障制度；（注：霍阳、王全兴：《从民法的附随义务到经济法的基本义务》，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年第2期。）第三，对违反诚实信用的制裁规定得不够。诚实信用原本是道德要求，缺少强制性约束，引入法律中成为法律条款后，如果还是缺少强制性约束，那么，将诚实信用引入法律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制度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并总是依靠某种惩罚而得以贯彻。没有惩罚的制度是无用的”（注：[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2、32页。）；第四，把诚实信用看成是私人间的私事，而不是事关国家社会的公事，因此，在救济方式上，主要限于私人救济，缺少对公益救济的规定和保障；第五，诚实信用原则主要用来约束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活动，在纵向的管理关系中仅要求被管理者遵守诚信原则，而未能要求和规定政府作为管理者遵守诚信原则的义务。
（二）行政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诚实信用是公共管理的基本价值或普遍价值。但现实中的很多行政管理却是与此背道而驰，对社会信用秩序的混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一，滞后管理问题。我国曾对市场经济秩序进行过多次整顿，包括公司、期货、金融、税收、假冒伪劣、“五小”等，每次治理整顿都是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才着手进行，而且惯常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实施禁止行为，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容易使率先违法率先退出的人逃脱法律的制裁，从而诱发其他人在其他领域加以效仿，这就大大降低和严重破坏了社会的信用制度；（注：《中国青年报》曾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武汉市的管理部门在电动自行车上柜销售后迟迟不做反应，直到满街跑的都是电动自行车时，才突然宣布禁封，将所有的购车者予以“套牢”。如果市民知道政府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仍执意购买，由此造成的损失当然由其自负。但是，如果因管理部门反应迟缓造成已购的电动自行车成了“废品”，其中的经济损失全部由购车的市民承担，是否公平呢？这样的政府又怎么算是诚信呢？见周志成《“滞后管理”损失谁承担》，载《中国青年报》2001年10月26日第8版。）第二，与民争利问题。管理的目的是为民谋利，否则，管理就失去了合法性。然而，不少地方和部门却借管理之名，谋部门利益之实，严重败坏了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和信誉；第三，政策朝令夕改问题。我们国家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转型与经济全球化同步进行，因而问题十分复杂，客观上要求政策要富有灵活性，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政策性要与稳定性相结合，不能片面强调灵活性而抹杀政策的稳定性。遗憾的是，实践中以灵活性为由抹杀政策的稳定性的现象却随处可见。以宏观政策为例，我国在处理国家与企业投资问题上，有三个大的政策，一是国家拨款，二是“拨改贷”，三是处理不良资产。这三个前后相继的政策如果孤立起来看，都是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的，但是，如联系起来看，则是非常容易诱发机会主义的。表现在：在国家拨款时，早向国家伸手要钱和多向国家伸手要钱的沾光、获益，晚向国家要钱和少向国家要钱的则吃亏、受损，因为国家以后实施了“拨改贷”。在国家实施“拨改贷”后，积极向银行偿还贷款的吃亏、受损，而赖账不还的反而沾光、受益，因为处理不良资产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减免企业贷款，让身背利息重负的企业能够摔下包袱，轻装前进。所以，处理不良资产的政策被称为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至于微观领域，不少地方和部门，都是“新领导、新政策”，为突出自己的政绩，标新立异，不顾客观现实情况和人民意愿，劳民伤财，中饱私囊，其结果只能是政府信誉的丧失；第四，执法行为不规范，“猫鼠串通”问题。政府作为管理者，应当居中裁判，不偏不倚，公正执法。然而，实践中却大量存在着执法者与违法者沆瀣一气、“猫鼠串通”的现象。假冒伪劣之所以屡打不禁，“五小”之所以难以关闭，就是执法部门在里面有自己的私利，因此，雷声大，雨点小，把“打假”变成了“假打”，人民群众对此意见很大；第五，行政垄断和地区封锁问题。行政垄断和地区封锁对社会经济的危害，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本文想着重指出的是它们对政府信誉的破坏。在触目惊心的“蚕茧大战”、“烟草大战”、“棉花大战”中，地方政府不惜出动警力，设关设卡加以堵截，老百姓则东躲西藏，与政府打起了“游击战”，官民对立情绪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设想政府在人民心中的信誉，也很难要求人民群众遵守诚信；第六，不适当干预企业经营问题。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是，市场失灵的客观事实为政府干预市场、干预企业提供了合理依据。不过，政府对市场、对企业的干预必须出于公益，否则，就丧失了其应有的合理性。然而，现实中违背公益目的的干预却大量存在，贷款、招标、资产重组、土地出让中的打电话、批条子、做指示等种种不正常干预行为屡禁不绝。每一个不正常的交易背后，都隐藏着腐败。这对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信誉是极为不利的。
（三）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司法是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司法必须公平、公正，惩恶扬善，实现社会的正义。但是，目前广泛存在的司法不公不仅没有起到制止和惩罚非信用行为的作用，反而对非信用行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在民间打假问题上，经营者经营的商品明明是假冒伪劣，欺诈消费者，但法院却偏偏判决打假者不是消费者从而判决其败诉，无形中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者撑起了一把保护伞。又比如，上市公司明明在进行非法上市和交易，欺骗和坑害广大投资者，但法院就是不予立案，让骗子们逍遥法外。（注：2000～2001年，中国证券市场上，接连发生了郑百文虚假重组、中科创业和亿安科技操纵股价、银广夏虚构利润等严重侵害投资者权益的恶性证券欺诈案件。当北京、上海、无锡等地的投资者状告银广夏和亿安科技后，股民们等到的却是“暂不受理”的通知。法律的裁判又一次迟到，使股市游戏中的坏孩子再次逃过一劫。参见承伟毅《“良民”为何为恶》，载《中国青年报》2001年10月10日第2版。）再比如，执行难问题。法律白条保护的是不讲信誉的人，打击的是守信用的人。
经济法对诚信经济和诚信政府的促进与保障
（一）经济法以社会责任为本位，为诚信制度的建设提供了较民法更为有力的法理基础
民法最早将诚实信用从道德规范引入法律中变为法律规范，但是，民法由于以私人权利为本位，造成民法对诚实信用的理解、认识与保护存在一些不足。表现在：第一，关于诚实信用的适用范围。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于并适用于债的履行特别是合同制债的履行，虽然后来将诚实信用提升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民法学界仍有不少学者坚持诚实信用只适用于债法。这样一来，债以外的广阔的民事领域，就无法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更不能用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二，关于违反诚实信用的危害性。诚实信用在民法中的适用领域主要是合同，而合同具有相对性，因此，如果交易中一方当事人不讲诚信，那么，受害人只是另一方当事人，社会危害性较小；第三，关于违反诚实信用义务的救济方式。民法把诚实信用的适用范围限定在私人之间，必然导致违反诚实信用的救济方式上也局限于私人之间，缺少对公益救济的规定和保障。
民法对在促进和保障诚信制度的缺陷与不足表明，对诚信制度的法律调整需要新的法学理念予以支持。这种新的法学理念就是经济法的社会责任本位论。经济法强调社会经济活动的所有参与者都要对社会公共利益负责，从而对诚信制度建设提供了新的诠释空间。第一，从适用范围看。经济法认为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而信用经济有效运转的基础是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诚实信用。诚实信用不是纯粹的私事，而是关系到现代社会经济能否正常运转的公事，经济活动的所有领域与所有主体包括管理主体都应该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第二，从社会危害性看。现代市场经济是全球经济，各个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之间，各个地区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和合作性都空前加强，在此情况下，失信行为所侵害的就不仅是孤立的交易相对人，而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安定和社会安定。而且市场经济越是发达，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诚实信用就越是重要；第三，从救济方式看。民法强调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民事主体追究民事责任，而民事责任只能由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守信方来追究。经济法则主张通过国家来追究失信方的责任，对受害者以救济，无论是力度、速度还是效益都是民法的私人救济无法比拟的；第四，从诚信义务的性质看。诚实信用所产生的义务不是民法中的约定义务，而是法定义务，其中很大一部分被规定为附随义务。针对附随义务的保护与执行都存在软和弱的问题，经济法主张把民法中的附随义务上升为经济法的基本义务，从法律上提高诚实信用义务的重要性。
（二）经济法确认并规范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参与和协调，为诚信经济的发展确立必不可少的制度基础
如前所述，诚信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灵魂和生命，而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耦合，这就决定了诚信经济的发展同样是市场机制和政府参与的耦合。但是，以“任你行，任你做，世界自然在运转”的自由放任政策为意识形态基础的民法，既不确认又不规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无意也无力对国家参与、管理和协调经济这一重要的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和调整，因此，单靠民法不能为诚信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证。而经济法正是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经济之法，（注：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与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包括对诚信经济的参与、管理和协调，这就为诚信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
（三）经济法的平衡协调理念和综合、系统的调整方式，为诚信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法律调控机制
诚信经济对经济活动的参与人都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和法律要求，涉及经济活动参与人之间的多种利益冲突，对此，必须贯彻经济法的平衡协调思想加以解决。具体说就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协调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以促
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目标和具体利益目标的统一，此其一；其二，诚信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建设诚信要比破坏诚信难得多。因此，对诚信制度的建设要统筹兼顾，面向未来，运用多种手段进行综合调整，而这只有运用经济法的系统调整思想、综合调整思想才能做好。
建设民主法治的诚信政府是打造良好信用制度、促进诚信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建设诚信政府是发展诚信经济的基础和前提
发展诚信经济离不开民主法治建设，离不开诚信政府的建设。这不仅仅是因为诚信具有公共物品属性，政府在诚信建设方面较市民社会和个人具有更大的作用和责任，更重要的是，在市民与政府的博弈中，市民对政府的所作所为“上行下效”，如果政府不讲诚信，只能会诱发市民更大更多的机会主义。因此，政府的诚实守信是社会诚信的基础或基石，诚信本身就是民主政府必备的品质，是对政府的一种决不亚于宪法的政治道德要求。正如密尔所说：“有关宪政道德的问题，其实际重要性并不亚于有关宪法本身的问题。某些政府的存在本身，以及使其他政府能持久存在的一切，都有赖于对宪政道德原则的实际遵守。”（注：[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3页。）由于封建专制和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影响，中国的诚实信用主要停留在道德修养上，是伦理意义的，而不是经济意义的，（注：参见季卫东《关系契约论的启示》，载[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更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因此，中国要想在法律层面上实现诚实信用，就必须克服和消除专制，大力建设民主政府和诚信政府。具体说就是国家在制定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要遵守以下原则：第一，民主与透明原则。民主不仅具有反对专制的人权价值，而且也是保证政策、法律的科学性的基石。国家或政府不能寄希望于柏拉图式的“哲学王”或任何类似的知识分子的精英人物的分析技艺来寻求好的政策，相反，要赋予民众广泛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以保证政策与法律的民主、透明，让政策与法律真正成为民之所愿、民之所选和民之所爱；第二，稳定性原则。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是一种类似于一台机器让人可以预计的法”（注：[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23页。）。这虽然是针对资本主义说的，但适用于一切市场经济。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类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受制于两种知识的不足，一是关于未来人们只有不确定的知识，二是人们在了解资源、潜在交易伙伴及他们的精确特征上具有“横向不确定性”。制度恰恰具有减少世界的复杂性、简化“识别负担”（cognition task）的关键功能，使复杂的人际交往过程变得更易理解和更可预见，从而减少交易成本，提高效益。（注：[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2、142页。）但是，如果制度不稳定，缺少可信赖性，那么，制度的执行成本就会大大提高。因此，政府政策与规则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公益性原则。政府要“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5页。）。为保证政府不成为个人牟取私利的工具，除了按“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政府的一切行动外，还应该让人民直接立法，让法律真正成为人民公共意志的产物。为此，国家就要赋予民众以广泛的权利。就诚信建设而言，特别要赋予人民群众在参与立法、监督政府及实现经济民主等方面的权利，消除和遏制不适当的干预、政府垄断；第四，保护产权原则。韦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基础是产权制度和契约法，而福山认为社会经济的繁荣既需要文化、习俗和道德，也需要产权制度和契约法。总的来看，产权制度是社会稳定并由此导致良好信用与信誉的重要基础，正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者无信用”。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现在的社会信用混乱正是建国以来产权政策不稳定特别是未能形成有效、稳定的私人产权规则的必然结果。（注：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11页。）
（二）建设诚信政府、发展诚信经济必须礼法并用，把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起来
诚实信用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道德形态，另一种是法律形态。道德形态的诚实信用与法律形态的诚实信用关系密切，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前者为后者提供基本的价值规则和大致的规范内容，后者为前者提供强力支持和具体的规范、规则内容。（注：参见郑强《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英国著名法学家哈特认为：“如果一个规则体系强加于什么人，那么，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自愿接受它；没有他们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力就不能建立起来。”（注：[英]哈特：《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6页。）所以，发展诚信经济，必须要加强诚信的道德建设，培养和树立诚实信用的自觉意识，把诚实信用贯彻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道德毕竟是对社会行为的软约束，而不是硬约束。如果缺少诚实信用得以确认和寄身的法律规制，形不成法律化的诚实信用观念，那么，诚实信用就不能被普遍遵守，诚信经济就是不可能的。几千年来，我国虽然有着源远流长和极为丰富的诚实信用的信条，但由于没有把诚实信用从道德领域提升到法律领域，缺少法律形态的诚实信用观念和制度，遂造成诚信经济发展不力。所以，建设诚信国家，发展诚信经济离不开法律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