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学理论篇1
我国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放弃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计划管理方式，并不意味着国民经济不需要政府管理。我国政府对国民经济运行实行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体系，今后将在以下领域或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仍发挥重要的作用：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调控，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治理，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地区差别的解决，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协调，公共产品领域的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最优化问题，市场运行中垄断与竞争关系的协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立足于我国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实践和总结，逐步探索其规律，形成我国国民经济管理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
针对现实的国民经济发展实践，目前在高等财经类专业院校的教学中，部分院校设有国民经济管理专业或开设国民经济管理课程，为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宏观经济管理人才。但在教学实践中，我们深感目前出版和使用的各种《国民经济管理学》教科书，其理论体系普遍存在着一些问题，制约着该理论的发展。
其一，缺乏一些基本理论范畴。事实上，每一学科都有一些基本的理论范畴。如统计学作为一门搜集、整理和分析各种资料数据的方法论科学，以总体、总体单位、变量、指标和标志等为其基本范畴是很明显的。而正是这些基本范畴，成为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并支撑起了一门学科的理论框架。
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学》教科书，其基本理论范畴很不明显，从而使其学科特点不明显，影响了理论体系的完整性。
其二，研究对象不明确。任何一门学科，必须首先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作为教科书更是如此。这是因为研究对象关系到各门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基本内容，各学科之间的区别是以其不同的研究对象为根本标志的。因此，研究对象的确定，对一门学科来讲，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学》教科书，多数没有对其研究对象加以阐述和界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也正是由于缺乏对研究对象的界定，使现有的各种版本的教科书，其内容差别较大。
其三，学科体系安排不合理。具体表现为管理内容讲得太多，而管理职能讲得则不够。国民经济管理应是在揭示经济运行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对国民经济主要方面的有效决策、组织、调控等，实现经济运行的既定目标。由此可以认为，国民经济管理学是一门方法论科学，其体系内容的安排应以方法论为主体就像研究微观经济活动中的管理学一样，重点放在讲述管理的原理、职能以及方法上面，而不是在内容上大做文章。
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学，给人的感觉不像是管理学，而像是宏观经济学，但又不如经济学那样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严密的逻辑性。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学科体系、内容安排不合理，集中表现为把管理内容作为学科的主体部分加以阐述。
其四，传统的管理方法阐述较多，现代的管理方法阐述较少。现代经济管理，不论是宏观经济管理，还是微观经济管理，都有一种趋势，就是越来越多地采用现代管理方法。现代管理方法集中表现为数量化方法。作为对实践活动进行概括和理论抽象的国民经济管理学应体现这一要求，即对现代管理方法着重加以阐述，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
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学远没有做到这一点，在阐述管理方法时，仍然是传统的管理方法阐述得较多，现代管理方法阐述得较少。显然，这样将不利于现代管理人才的培养，也不能满足现代经济社会管理实践的需要。
国民经济管理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共同努力。结合教学实践，本文仅就目前国民经济管理理论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完善的设想。
1.完善国民经济管理理论体系的原则。(1)国民经济管理理论体系框架，要符合一般管理理论的要求，即整个理论体系的内容要按照管理职能来安排b把有关管理内容放在相应的职能中加以阐述。如对经济增长率的确定、经济结构的安排应放在决策职能中加以阐述，而对于经济增长率的调控、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应放在调控职能中阐述。(2)突出重点，精简适用。国民经济管理无论从管理的内容，还是管理的方法看，都涉及到很多方面，要做到面面俱到，必然使内容庞杂，甚至会影响理论体系的清晰化。因此，在内容和方法的选择上，要做到突出重点，精简适用。(3)加强定量分析。国民经济管理的本质在于应用性，而目前应用性的特征之一便是定量分析。因此，国民经济管理理论的阐述，应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特别要注意一些决策模型、调控模型的应用和阐述。(4)充分吸收国外的一些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并使其中国化。
2.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构想。按照上述原则，国民经济管理理论体系的内容应安排如下：(1)导论，主要阐述国民经济管理的含义、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学科性质等;(2)国民经济管理模式，重点介绍国民经济管理的不同模式和体制，分析不同模式选择时应考虑的主要因素，关注主要的经济运行机制，阐述它们的运行特点;(3)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和职能，主要阐述国民经济管理的基本目标，揭示国民经济管理的一般职能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特殊职能;(4)国民经济运行规律，主要应阐明经济系统的协调性、国民经济总量的平衡性、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国民经济决策的理论、方法和内容，其中包括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中、长期计划的制定和实施;(6)国民经济管理实施的组织体系;(7)国民经济运行的预警和调控，包括预警和调控的理论、方法和重点内容;(8)国民经济管理的评价，包括评价理论、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等。
本文认为，这种理论体系的内容安排^较之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学》教科书体系，最大的优点在于:它符合一般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顺序要求，不至于使庞杂的管理内容的阐述，冲淡管理机制和职能的阐述，突出了管理学科的特点，因而也容易使人们把握学科体系的内容，使国民经济管理学真正成为一门管理学。
国民经济学理论篇2
关键词：民国；经济思想史；人物经济思想研究；期刊论文；专题研究；理论框架；学科体系
中图分类号：F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89-06
一、引言
民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发展大波动、思想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因而经济问题和矛盾相当突出与尖锐，由此引发的经济思想也相当活跃与丰富。但在改革开放前以至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问世；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只发表了少量涉及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相关成果；真正开始系统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出现于20世纪之初；此后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呈现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热潮。
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是从通史型研究开始的，然后在专题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通史型学术成果中，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打开了当代学者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大门；此后，马伯煌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也阐述了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部分内容。专题型学术成果相对略多一些，如郑学益的《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钟祥财的《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曹均伟的《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叶世昌和施正康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等。此外，一些研究人物或群体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也涉及到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内容，比如胡显中的《孙中山经济思想》、钟祥财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和李翠莲的《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
专门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严清华和邹进文的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专题型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思路[1]，此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这方面已出版的著作如孙智君的《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邹进文的《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李蓉丽的《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宋丽智的《民国会计思想研究》和张霞的《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等。
随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回顾其研究状况的综述型论文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一些成果包含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状况的内容。比如郑剑顺的《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2]、刘甲朋和魏悦的《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3]、程霖的《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4]、付志宇和缪德刚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5]、张亚光的《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6]、朱鸿翔和孙的《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7]、苏全有的《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8]。
近些年来，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因此有必要专门对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而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重要的展示平台，其刊载的论文能够充分展现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状况。鉴于此，本文以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探讨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展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可以更好地以目前已有的成果为基础，也有利于推进和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二、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
本文选取的考察对象全部来源于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由于中国知网并没有对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进行单独的分类，因此本文选取期刊论文的方法是首先在中国知网页面精确搜索全文中既包含“民国”也包含“经济思想”这两个重要词汇的期刊论文，的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2011年①，满足上述条件的论文总共有2530篇；然后根据这2530篇论文的内容，筛选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总共589篇。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学者发表过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比如赵靖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但是论文数量极少，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大规模研究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期刊论文绝大多数是对之前研究成果的补充和延续，集中探讨“五四”之前的经济思想，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没有出现广泛的扩展。因此，本文未将1979年以前发表的期刊论文纳入考察范围不会对整体性统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外，通过文章所含词汇搜索论文的方法难以搜集到本领域所有的论文，在考察对象的全面性上肯定存在一定不足。但是，对“民国”和“经济思想”两个词汇的搜索应该能够囊括大部分兼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论文。为了尽可能消除589篇论文的样本误差，本文只将经过考察得到的显著统计结果作为期刊论文研究的整体特征进行阐述。
（一）人物经济思想是期刊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论文中，427篇论文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1979―2011年，每年发表的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占当年所有发表期刊论文的比例，除了2004年和2008年为40%～50%，其余每年均超过50%，详见图1。因此，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427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中，179篇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探讨，占据41.9%的比例。赵靖的《孙中山关于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中国近代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现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伟大先驱――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陈可清的《试论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王功安的《论孙中山经济思想》，赵靖、陈为民和郑学益的《中国近代经济管理思想遗产中的珍品――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叶世昌的《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曹旭华的《孙中山货币理论述评》，吴景平的《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与实践》，严清华和李蓉丽的《论孙中山“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钱津的《论孙中山建国大纲的经济思想》，《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中国特色》和《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辨析》，周建波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思想评议》，孙智君和严清华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钟祥财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价值层面》，赵泉民的《孙中山的合作经济思想论》，孙智君和朱凯的《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研究》，张亚光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孙中山〈实业计划〉释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学说是中国百年来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之一[9]，以此为基石的孙中山经济思想涉及广泛的经济领域，并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对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深远的研究价值。
（二）专题研究期刊论文的增多
经济思想史通史型著作基本以人物或者学派的思想为线索进行编撰，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初期，为了配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通史的编撰，几乎所有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专题研究“将一定历史阶段及其整个发展过程的思想全貌割裂开来，不符合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但是专题研究也“能给读者对每一专题有一个系统的理解”[10]。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专题研究，以此更加系统地把握同一个专题内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轨迹。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期刊论文中，专题研究的论文总计143篇。由于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当年所有中的数量占比可能在某些年份出现大幅波动，这会对趋势判断产生干扰，因此本文通过计算累计占比使统计结果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平滑，以此清晰地显示趋势的变动。累计占比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将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论文累计篇数。1979―2011年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结果详见图2。图2清晰地显示，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呈现出上升趋势，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增多。
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涉及到了广泛的经济专题。刘方健的《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在对民国时期的经济期刊和经济研究机构进行阐述之后，通过专题的形式对民国时期经济研究最多的七个领域进行了简要论述。在研究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论文中，程霖的《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和《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思想演进》、朱华雄和李俊的《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和三大主题》，都是研究用力深厚的作品。张秋雷的《中国农村土地经济思想研究概要（1924～1949）》、邹进文和王芸的《国民政府时期乡村经济建设思潮研究》、程霖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造模式与发展路径――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探索》、彭立峰的《近代中国农业发展思想述评》、程霖和毕艳峰的《近代中国传统农业转型问题的探索――基于农业机械化的视角》，都对民国时期复兴农村、振兴农业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索。“统制经济”思潮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起过广泛争论，因此当代学者对此的研究也相当丰富。黄岭峻的《2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及其与杨宁一起撰写的《“统制经济”思潮述论》、郑会欣的《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钟祥财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是其中的代表作。民国时期的“立国之争”也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专题之一，钟祥财的《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和《对20世纪上半期“以农立国”思想的再审视》、张霞的《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都是受到学术界肯定的成果。另外，一些学者在其他的专题领域也出产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比如赵晓雷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评析》、王同勋的《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赵泉民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和《民国时期的工业区位思想》、黄岭峻的《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宋丽智的《国民政府时期超然主计思想变迁研究》、孙智君的《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变迁》、阎书钦的《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徐敦楷的《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邹进文和李彩云的《中国近代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思想研究》。
（三）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研究较多
由于人物经济思想研究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期刊论文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样的结构分析相当必要。民国经济思想的主体绝大部分来自于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于是本文将期刊论文研究的具体人物按照上述三个群体进行分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是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但是当前从事的主要工作将会对其当前的思想立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群体分类模糊的人物，本文以其在民国时期主要从事的工作作为群体划分的依据。比如张謇，他既有知识分子的背景，也有过显耀的仕途经历，但是在民国时期，其主要工作是经营大生纱厂，因此本文将其划归到商界人士之中。
在本文考察的427篇研究人物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288篇论文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77篇论文研究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68篇论文研究商界人士经济思想。②每年发表的所有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分别以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及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比情况详见图3。③从中可以看出，每年发表的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论文占比始终不少于另外二者的占比。
由此可见，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物主要集中在政界。除了孙中山，一些研究学者对其他政界人士的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尤学民和汤可可的《朱执信的财政金融思想》、姚家华的《略论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廖仲恺经济思想述评》和《廖仲恺的中国贫富论》、吴传清的《论宋教仁的经济发展思想》、严清华和杜长征的《孔祥熙经济思想初探》、叶世昌和丁孝智的《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张霞的《阎锡山的“三农”思想研究》，都是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探析的优秀成果。
（四）对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经济思想研究的增多
在分析知识界和商界人士论文占比的过程中，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趋势变化，本文采取与分析专题研究论文占比同样的统计方法，分别计算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或者商界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研究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的结果。图4显示了1979―2011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期刊论文累计占比情况，图中的曲线说明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对于知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1997年以来，其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始终处于上升之中。虽然图3说明民国时期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以政界人士为主，但是图4展示的趋势表明，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当代学者增加了对民国时期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
在研究民国时期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叶世昌和苗欣宇的《陈翰笙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孙智君的《刘大钧的产业经济思想述评》和《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吴传清的《论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和《陈振汉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研究》、蔡志新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经济思想论析》和《著名会计学家徐永祚经济思想评析》、张霞的《“三农”视野下的〈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三农”经济思想研究》和《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都是非常优秀的成果。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探讨，钟祥财的《穆藕初农业思想略探》和《穆藕初后期的经济思想》、姚家华的《略评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吴传清的《穆藕初的经济发展思想述评》、赵泉民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经济乌托邦主义――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刍议》、赵波的《穆藕初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实践论略》，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上述论文中所探讨的商界人士，普遍在知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只是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商业经营。张謇是清末状元，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穆藕初与董东苏翻译了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的原理》，对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传入中国贡献很大；薛仙舟曾经任教于复旦大学，对国外的合作运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们各自知识的积累为他们的商业经营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同时知识和实践的互动也丰富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另外，近些年来，除了单个人物之外，群体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涌现出不少佳作。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颜敏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派”研究综述》、吴敏超的《“中国经济派”考》、周建波和颜敏的《“中国农村派”的土地所有权思想探微》及阎书钦的《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分别对某个知识界群体的经济思想或者整个知识界对于某个问题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展望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近代化转型时期，各种经济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留下了许多值得当代学者仔细探究、深入挖掘的经济思想遗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风气的逐渐开明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本文所考察的589篇期刊时间的分布来看，2000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数量一直不少于20篇，而且2004―2011年发表的期刊论文篇数之和接近总篇数的一半。随着近些年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所选取的期刊论文，总结和归纳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进一步深入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由于古代中国未能出现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西方经济学在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国，因此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薄弱。并且面对社会大变革和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民国经济思想以政策化的经济主张为主。于是，在当代学者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以政策化经济主张为表现的政治人物经济思想占据较大比重。而且民国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大多有过仕途的经历，比如马寅初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长，刘大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何廉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等行政职务。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依然有着不少政策化经济主张的内容，这些内容受到了当代学者更多的关注。然而，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得以创立，当时的经济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因此，民国经济学理论具有相当的研究内涵和理论价值，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挖掘。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当代学者开始重视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唐任伍的《“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叶世昌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赵晓阳的《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李源涛的《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郑娟和梁捷的《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钟祥财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王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孙大权的《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都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或者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此外，杨永华的《20世纪中国经济学回顾》、林毅夫和胡书东的《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也有相当篇幅对民国经济学发展进行了追溯。
（二）考察视野的不断扩展
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考察视野也不断扩展，主要体现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在考察视角的扩展方面，民国经济思想史考察的视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人物著作和人物讲话为主，近些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去解读民国经济思想，挖掘出了更多的思想内涵。王欣瑞的《从〈东方杂志〉解读民国乡村建设思想》从民国时期期刊的视角来分析民国的乡村建设思想；吴传清的《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史料钩沉》对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挖掘，从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视角丰富了经济思想史料的搜集；张亚光的《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和《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分别以民国时期的金融出版物、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为视角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演进。另外在考察的内容方面，虽然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民国时期讨论最多的农业、土地、工业化道路、国际贸易、金融、财政和战时经济为主，但是考察的内容还是呈现出一定的扩展。杨兵杰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评析（1927―1937）》、毕艳峰的《20世纪20～4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评析》、周建波和马亦欣的《投资人力资本，重建乡村经济――晏阳初乡建理论的经济学分析》，分别对工资制度思想、农村剩余劳动力思想和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剖析，这些内容在2000年以前很少被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三）重视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
虽然，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抛开经济史的背景，对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利用现代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总结其中的优点和不足。但是也不能否认，任何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都会受到当时特定经济环境的影响。学者不应该仅仅以理性重构的方法探寻经济理论中的绝对真理，还应该充分考虑特定的经济环境和人物的立场，以历史重构的方法探究经济思想在当时产生的相对合理性[11]，这就需要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融入经济史的背景。
经典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经济环境。《国富论》问世于工业革命的初期；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学界发展和辉煌的年代正好是欧洲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如果没有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界主流学派的时间或许会推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会影响经济问题的产生和经济思考的广度、深度，而且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史不但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背景，而且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之间存在着互动。鉴于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需要将经济史研究融入其中。徐建生的《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程霖和韩丽娟的《论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四种模式》、王的《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张忠民的《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及其对南京国民政府国有经济政策的影响》、王和熊金武的《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宋丽智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东方回应》都是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融合的优秀论文。
（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
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过去的经济思想能够借鉴人类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以此有助于为今天所面对的经济现状找到正确的解读，为今天面对的经济问题找到合理的对策。世界在发展，但是没有人否认历史存在重演的可能性。当现在和未来呈现出与过去某种相似的客观条件时，过去的经济思想也许可以给当前的经济研究者提供思维上的启发。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就给凯恩斯带来过这样的作用[12]。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当代期刊论文都在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或者经济政策提供借鉴，但这些论文的主要着力点是论述思想。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现了更大的理论价值，而对实际经济的指导作用并不突出。如果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对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具体问题给予更多有益的启发或者合适的建议，那么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然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这将有利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不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在民国中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已基本确立。由于经济发展主线决定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因此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应该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13]。当然，与民国时期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考虑当前的时代背景与民国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之间的区别。研究者们只有扎实掌握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深刻思考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准确把握当前与民国客观历史条件的区别，才能够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给予当代中国经济有价值的借鉴。比如马涛的《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及现代启示》阐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个货币锚问题，即纸币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保证，以此对我国当前货币无锚滥发的现状提出借鉴；熊金武和王的《“涨价归公”正义――对今日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的反思》通过对孙中山先生“涨价归公”思想的探讨，给予了当今中国扭转土地财政困局一定的借鉴。
四、结语
民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学术界太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从本文以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的统计结果来看，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人物经济思想研究为主、专题研究为辅进行展开，不过学者们进行专题研究越来越常见；研究的人物对象虽然以政界人士为最多，但是对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从近些年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学术界会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民国经济学理论，这将丰富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内涵；另外，研究视野会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不断扩展，这将有利于学者们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提出新思路和新观点；同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重视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经济思想，有助于提升民国经济思想生命力的持久性；最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这将增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本文考察的当代期刊论文来看，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足，理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征也不够明显。不仅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学科体系方面”同样“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4]。由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兼容。但是作为学者，应该在保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特色和继承老一辈学者肯坐“冷板凳”、刻苦钻研经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去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丰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手段，“实现理论要素的提炼、理论演进的累积和理论线索的勾勒，揭示出随时间运动而演化的经济思想‘过程’的节奏和脉络”[15]，以此更加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品质。并且，民国时期作为距离当代最近的历史时期，其经济思想中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因素并不少见。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学者们可以尝试合理、合适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这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也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①本文对于期刊论文的搜集工作截止于2012年2月23日。由于中国知网的论文收录时间较发表时间存在滞后，因此本文未能包括所有2011年发表的论文。
②有些论文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因而在此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
③为了在占比计算中不影响作为分母的论文总篇数，因此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此统计为这两个群体各计0.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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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学理论篇3
[关键词]理论经济学；热点问题；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4-0035-06
一、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选择
近年来，中央反复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解决我国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增强经济发展内在动力、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基本途径。“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指导方针，也是学界高度关注的热门论题。
张卓元认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主要有：一是它同追求经济的短期高速增长是有矛盾的。二是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难启动。三是政策调整阻力重重。因此，要真正着力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不能继续把保增长放在首位，就不能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速。应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对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作适当调整，以免经济过快扩张和出现中位通货膨胀，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来。
杨承训认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次深刻变革，必然触及一系列深层次矛盾，需要用改革精神予以正确处理，并澄清一些流行的悖论。论述了四个关系：一是速度和质量的关系，以质量带动GDp增长，二是推进生产力强进弱退与优化基本经济制度的关系，全面推进生产方式的优化；三是扩大内需与分配公平的关系，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四是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与加快城市化的关系，必须善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卫兴华、武靖州认为，总需求结构失衡是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突出表现，反映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则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的非均衡、不可持续与低效率。这些问题存在并积累的体制原因主要有：分配机制不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政府职能转型滞后、现行财税体制不尽合理等。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着力深化体制改革，大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程恩富、侯为民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立足国内，还要在全球发展战略上树立新思维。当务之急是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关系的基础上，适当控制对外资、外贸、外技、外源和外汇的依存度，积极提升引进对国际资本、技术、资源能源、贸易市场和外汇储备的综合利用效益。从长远看，我国必须建立“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自主创新”的“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
简新华、李延东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目标模式是科学发展方式，是集约型、协调平衡型、内外向结合型、可持续发展型、高效型发展方式的综合。中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有20多年了，至今还没有根本转变，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难转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技术、劳动力素质、资本、管理等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二是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主要发展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三是市场机制、企业制度、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制度缺陷的约束；四是受追求数量扩张和高速度、忽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传统发展观念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主要途径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创造发展的有利条件，加快发展阶段的转换，建立和完善制度。
胡乐明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中国道路。一是必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积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二是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完善市场与政府的调节功能。强化长期规划和计划调节，提升政府微观规制和宏观驾驭能力，有效节制资本，发挥社会调节和伦理调节的积极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统筹国际和国内，提升政府应对国际形势变幻的能力。
姜国强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结构失衡的周境，需求结构、国民收入分配、城乡结构、产业结构等都处于非均衡状态。经济结构的失衡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要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必须调整需求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同时要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减少结构摩擦，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孙咏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又一次重要抉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单纯依靠技术进步，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而是要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优势，从全局上加强国家经济政策对经济主体的影响，推动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由于市场体制是以分散独立的经济人独立决策为主，它在带来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天然具有其局限性。即在总体上，市场体制不易实现国民经济的合理比例关系，从而易导致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前提。
二、关于收入差距过大形成的原因和引发的问题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两个比重”既是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也是增加居民收入和改善民生，对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更是发展国民经济全局，解决当前经济社会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大举措。对于我国目前收入分配的状况，不同的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
吴敬琏认为，造成中国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另一个原因是增长的缺陷。由于我国主要靠投资实现增长，它必然使得资本所有者(主要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而劳动者(包括普通劳动者和专业人员即“白领工人”)的收入所占份额越来越小。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把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市场。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现在有些人运用民粹主义的说辞来转移目标，把大众对贪腐分子的厌恶、仇恨转移到一般的富裕人群身上。提倡仇富，会扰乱社会阵线，引起严重社会后果。
茅于轼认为，都说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可是如果我们检查一下近来发生的社会群体
事件和突发冲突，极少是由于收入差距引起的。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享受上的差别，而不是钱多钱少的差别。人们花钱得到的是享受，所以拿享受做比较也许更合理。穷人富人在享受上的差别远没有货币收入的差别大。改革前收入都很低，相差几块钱所造成享受上的差别很大。现在大家收入都提高了，基本的生活都有了保证，享受上的差别可能反而小了。
蔡继明认为，分析收入分配公平与否，首先要把公平与平等区分开来。平等是指收入均等，这是一个实证概念，可以用基尼系数等指标来衡量；公平是对收入平等或不平等状况所作出的一种价值判断。从初次分配的角度看，市场经济通行的公平分配原则是报酬与贡献相一致。这里所说的贡献并非单指劳动贡献，而是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我国当前分配不公的成因在于产品市场不完善、要素市场不健全、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二次分配负福利效应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错位。
李炳炎、袁灏认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严重削弱和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过度膨胀，是导致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此外，导致我国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因素还有：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长期偏低，资本剥削劳动问题严重；由于制度缺失和管理失范，垄断和腐败等非市场因素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体系脆弱，未能有效缩小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
刘国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在大幅增长的同时，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这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突出问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果不能得到发挥，转变发展方式和实现科学发展的目标也不可能完成。可以说，当前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已成中心议题。究竟如何看待当前的“贫富差距”问题，从深层次理论上来讲，涉及到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之间的矛盾问题。我国宪法对基本经济制度规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对分配制度规定了按劳分配为主。这些规定就是为了节制私有经济和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过度发展，使其不至于超过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地位，并演变为私有化、两极分化和社会变质。
郭飞认为，我国个人收入差距持续显著扩大，全国的基尼系数逼近(或进入)危险区。我国目前畸高收入群体与贫困群体的收入差距非常悬殊，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特别是部分社会成员之间贫富悬殊的程度是超乎寻常的。其所以超乎寻常，主要源于权钱交易、侵吞公有资产、非法经营、偷漏骗税等违法行为和经济体制转轨中的缝隙、漏洞与摩擦。我国当前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在世界上已高居前列。如果不从根本上理顺个人收入分配关系，扭转或遏制个人收入差距显著扩大的势头，则必然会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与第三步宏伟战略目标的实现构成巨大威胁。
谷亚光认为，中国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为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居前列的国家，这种收入分配现状不能不说是对我们的理想和价值目标的偏离。有以下几种理论已经影响了我们对收入差距悬殊问题的及时治理。一是认为拉开收入分配差距可以提高效率；二是认为完善市场就能消除收入分配不公；三是认为经济增长最终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四是认为劳动工资决定于市场供求关系。上述这些非常流行的观点仔细从理论上推敲，认真从实践中求证，总体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它们不能作为认识和解决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的理性工具。
曾国安、洪丽认为，分配不公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分配不公既会严重损害生产力的发展、危害社会公平、危害社会稳定与和谐。也会损害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已经成为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要条件。当前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主要是由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彻底、不平衡和收入分配管制制度及调节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要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必须将促进、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作为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与改革的基本原则，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收入分配的管制制度和调节制度。
三、对于“国进民退”及其相关的所有制问题的争论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一些地方的部分私营企业由于受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等原因，被合并重组，引起了社会热议。“国进民退论”成为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热门的话题。支持及谴责“国进民退”的言论在2010年形成了新的交锋，“国企垄断论”、“与民争利论”随之而来。一些学者指责“国进民退”是“一股逆流”，是“一场新的国有化运动”，是“改革的倒退”，将会带来垄断和权钱交易。而另一派学者认为不存在“国进民退”，而是国与民共进。这场讨论既有冷静的分析和思考，也存在指责和批判。有人指出，“国进民退”的论战已经上升为“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世纪之争，并认为其辩论的结果可能会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这场争论也触及到了我国所有制的核心问题。
1.对于“国进民退”的不同意见
一些学者尖锐批评和谴责“国进民退”。
张维迎认为，我们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国有部门比重太大，占有资源太多，这使得2009年发生了明显的“国进民退”现象。我们的出路就是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唯有国退民进，健全产权保护，推进城乡市场一体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人民币升值，才有可能开发好国内市场。
许小年认为，“国进民退”与改革背道而驰，背离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市场化方向，甚至出现了倒退。“国进民退”只是一个方面，其他如行政指令干预市场运行，政府对经济的影响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在不断增强。这种趋势既不正常，也不健康。“国进民退”会制造社会不公平，表明“权贵资本主义”正在抬头。
高尚全认为，无论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关键都不在于进和退。市场经济就是有进有退、有生有死，这是市场经济规律决定的。问题是有没有垄断、是不是有竞争、是不是有歧视。国有的是社会主义的，非国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这种意识形态现在还存在。不能对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偏好，也不能对非公有制经济歧视。他认为，“公降私升”已成大势所趋。
陈志武认为，如果“国进民退”的格局形成，最严重的非经济后果是破坏政府权力和民间权利间的平衡点，・让权力掌握更多可以任意支配的财富资源，继而使权力毫无顾忌地扩张；与此同时，这必然意味着民间老百姓伸张自己权利的经济基础会越来越弱，迫使权利退让、萎缩。在国富即政府富但民众的生活却没国家上升快的情况下，老百姓只会被迫更加依赖政府才能生存，只好更加有求于政府才能过日子，民间的权利就更没有经济底气。
国进民退从本质上是强化国富但弱化国民收入的局面，难以保证法治所必要的民间经济基础。
杜光认为，我国2009年加快了“国进民退”的步伐，扩大了国民经济中的垄断成分，削弱了民有经济，损害了市场经济，导致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倒退。“国进民退”的危害，在于它是由政府主导的。政治权力介入的结果，破坏了公平竞争，损害了市场机制；“国进民退”削弱了民有经济，也就削弱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国进民退”说明有利于民有经济健康发展的社会条件，已经遭到严熏的破坏，对民有经济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害；“国进民退”导致垄断扩大，市场经济缩小，正是经济体制改革大倒退的直接表现。为什么会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呢?主要原因在于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方针，把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等同于公有制。要扭转“国进民退”的趋势，掌握政治权力的指导思想上就必须抛弃“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观念，树立经济市场化的方针，大力扶植民营企业的发展。
不过，多数学者对批评“国进民退”持否定态度，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反驳。
季晓楠运用大量系统的经济资料和通过经济理论的分析，反驳了对“国进民退”的批评。他指出，在讨论中听到一种声音，要求将国有资产的大部分分给全国人民。按照这种观点，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将不复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也将不复存在，必然走向私有化。有人脱离中国实际，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理论，指责“国进民退”正是这种不正确的认识的一种反映。
杨承训、冷元元认为，“国进民退”等于“倒退”、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观点是错误的。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应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整体优势；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完善优化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壮大国有经济，全面创新集体经济，着力提升私营经济，正确利用外资经济，广阔发展个体经济；化解新矛盾制止私有化，提升多种成分。要从深层次上发挥社会主义整体优势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李政认为，“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其在概念上是模糊的，在总体上是不存在的，在个案上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局部的国有企业扩张现象，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泛泛而论。评判国有企业“进退”的利弊和正当性，关键要看其向何处进、何处退，为何进、为何退，如何进、如何退。“国进”并不意味着“民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应是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关系。应该基于有效发挥国有经济功能，着眼于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评价国有企业的绩效与行为，并致力于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完善和创新与管理效率的提高，而不是对其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
卫兴华、张福军对“国进民退”之说提出质疑，认为“国进民退”之说难以成立。有人根据错误的引证和论据，得出错误的论断，认为我国国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而非公有制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以此否定国有经济存在与发展的作用，主张大力发展私有制经济。多年来，一些人大力宣传“国退民进”，直到近年来还有人强调“国退民进”是改革的方向，用以高调批判“国进民退”。其实，“国退民进”也好，“国进民退”也好。都是战略性和总体性的提法或口号，都是不科学的。“国退民进”的口号本是某些学者提出和倡导的，中央并不赞同，但起了广泛的和深远的消极作用。还有人理直气壮地宣扬“国退民进”是改革的方向，并以此反对国企的发展，称之为“逆改革方向而动”。把“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宣扬为我国改革的方向，是不正确的。忽视和否定国有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忽视和否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刘瑞、王岳认为，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并不存在，所有制改革继续朝着既定目标前进。而部分学者和媒体对这一虚构命题热炒的背后，存在着三种倾向性态度：用“国企低垄断”论来否定国企；用“球员裁判兼任”论来否定宏观调控；用“好坏市场经济”论来质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观点都不符合实情。国企在行为目标上具有经营与公共属性，在产权组织结构上坚持全民所有和政府主导，在决策激励机制和监控评价机制上严格执行相关程序和规定，在经营决策管理上发挥党组织的作用，这些都有效保障了国企在宏观调控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次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手段之一就是“国有化”，这从一个侧面也表明“国进民退”并非是一种倒退。因此，应当保持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继续改革和完善国有企业，而不是消灭国有企业。
2.对于“国进民退”涉及到的所有制问题的讨论
刘国光认为，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降低如果趋于零，那还算是什么社会主义。我国国有经济比重一直不停地不断下降，宏观上并不存在精英攻击的所谓“国进民退”；我国经济这些年来一赢是公降私升，“国退民进”究竟要退到什么地步，才算合适?私有化的主张者不仅要求国有经济完全退出竞争领域，他们还要求国有经济退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他们动不动就把国有经济在这些行业领域的控制和优势地位冠以“垄断行业”“、垄断企业”，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国有企业利用政府行政权力进行垄断，把国有资本一概污蔑为官僚垄断资本。有人主张垄断行业改革措施之一就是创造条件鼓励私有企业进入这些“垄断行业”，这正是私有化主张者梦寐以求的。在有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战略性部门及自然垄断产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控制和垄断，而在于谁来控制和垄断。一般说来，这些特殊部门和行业，由公有制企业经营要比私有制企业能更好地体现和国家的战略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
周新城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种基本经济制度，不是主观的想象，也不是人为地设计出来的。而是具有客观的规律性，也就是说是一种客观的必然性。这一点，正是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决不搞私有化，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决不搞单一公有制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划清是非界限的依据。在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有人还在谴责“国进民退”，还在强调“国退民进”，还要进一步减少国有经济的比重，真不知道他们想把我国引向何方!
张宇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中国的特殊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而不能局限于补充私人企业和市场机制的不足。正确认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必须纠正包括国有企业低效论、国有企业垄断论、国有企业非竞争论、国有企业退出论、国有民营对立论等在内的种种片面观点，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和中国的实
际出发，不断完善国有经济的结构、体制和机制，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超越和扬弃私有制的逻辑。发挥出国有经济的优势。
丁冰认为，一些学者指责的所谓“国进民退”从总体来看，实际是一个伪命题。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属全民所有的企业，是公有制经济最主要的部分，是以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为宗旨的，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健康有序地进行，它在国民经济别是在战略行业中，理所当然地应处于主导或“垄断”地位。反对或取消国有企业及其主导或垄断地位，就无异于从根本上颠覆社会主义，这是我国广大劳动人民所绝对不能接受的。目前出现一点“国进民退”的迹象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进步。一些学者以反垄断、反权贵资本主义、反贫富悬殊为借口反对国有企业是没有道理的。
丁任重、王继翔认为，不管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我国的国企改革都应客观地以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安居乐业和生产力提高为标准，而不是一概而论地赶时髦去改制。没有必要担心民营经济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会变质；也没有必要担心国有经济多了会使经济倒退。只要把握好改革方向，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树立科学发展观，取发达国家之精华，走一条改革成本最低的路径就是我们改革的最终目标。
谢富胜认为，将国有企业限制在非竞争性领域的主张忽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不具有可操作性，违背了我国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目标，并且缺少政策依据。企业史研究表明，大企业是一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发展国有大企业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与理论建设
经过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西方经济学暴露出了其自身的缺陷，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进行了深层次的思索与研究，认为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的动荡，更充分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并主张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体现中国特色。
刘国光认为，过去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一般采用规范方法，学者的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怎样”，从给定的前提中合乎逻辑地推出结论。我们要注意经济学教学中的一个现实，即实事求是的实证分析，要比规范原理的说教更能够唤起学习热情和探索兴趣。为什么某些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教材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大行其道，吸引了不少学生，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却在课堂里被边缘化，甚至被学生嘲笑?这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上存在的缺点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希望有关教材能在这方面有所改进，比如说增加一些定量分析，用具体事例解说一些经济原理，等等。以达到更有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程恩富、王朝科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革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和科学价值，不仅对社会经济实践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深陷学术殖民的应用经济学创新具有引领导向价值。如何实现用现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基本的思路是明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层次的科学体系，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元理论，认清不同的应用经济学科的性质、对象和任务，梳理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元理论与应用经济学的耦合关系，找出它们之间的接点，进而确立各应用经济学逻辑展开的路径，构建应用经济学的内容体系。
洪远朋认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思维有以下要点：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定位；以商品(形式)一劳动(实质)为出发点；以广义生产关系为对象和以经济利益为中心；以生产关系四环节为框架的新体系和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吸收新方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要坚持、二要澄清、三要发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一要学习、二要批判、三要吸取；正确对待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一要挖掘、二要继承、三要扬弃；中国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有中国特色。
逢锦聚认为。建设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只靠别国的经济理论是不够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努力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当前建设中国经济学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可能。一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最丰富生动的实践，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建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营养；二是中国经济理论的进展。诸如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和宏观调控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等等，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展现了广阔的前景；三是中国经济学将是开放的经济学，吸收别国研究取得的积极成果也将拓宽中国经济学的视野，丰富中国经济学的内容，使中国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意识，走向世界，在比较鉴别、借鉴吸收中得以迅速发展。
胡培兆认为，把“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区分开来是不妥当的。西方经济学著作实际都属政治经济学。战后因部门经济学分蘖发展快，政治经菏学的名称就淡化了。但要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完全割裂开来，是不可能的。西方至今还有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家的称谓，美国还有权威的《政治经济学杂志》。政治经济学在历史上受极左思潮影响大，一直以来名声欠佳，社会上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政治说教课。于是其主张政治经济学以经济学作为正名更好。现在有人要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区分开来，实际上也是出自对政治经济学的轻蔑。
邱海平认为，各种事实表明，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政治经济学已经被严重边缘化。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我们在充分认识各种外部原因的同时。更应该着力反思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本身存在的内在缺陷。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存在的主要缺陷和问题是方法论上的教条主义和学术上的不规范。因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摈弃教条主义，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努力建立学术研究规范。
马怀礼认为，目前不少高校的经济学本科专业把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压缩到50学时以下。甚至停开；有的高校考研只考西方经济学；一些经济类专业的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有些用人单位在招聘经济人才时，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搞“政治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弱化和被“架空”，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教师和研究者感到痛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被“架空”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对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的研究来看，还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路出了问题。这里出现了两种偏向：一是有些人教条主义地使用和研究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出了错，则归结于马克思；二是有些人对政治经济学不自信，试图用西方经济学代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要为这种代替找理由了。
何自力认为，阶级性、实践性、历史性和价值导向性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独特品质，它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的经济分析体系。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和基本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它不应该也不可能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发挥主导作用。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必须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
国民经济学理论篇4
关键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基础创新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和方法学为基础，借鉴经济学特别是其分支学科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科学、系统、全面反映资源环境与经济体系之间的联系，来实现对真实经济成就的客观评价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
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根基是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经济活动的增长及其结果是经济学的经典命题，国民经济核算在创立之初就以正确反映经济增长的过程和结果为目的，由此形成了相互联系的存量核算和流量核算。经济学理论在不断发展，核算理论和方法也在不断进步，但显然，以经济学理论为根基的核算理论的发展必然要滞后于前者。尤其是在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得到普遍肯定和应用之后，在新的经济思想尚未得到验证和公认时，一般不会轻易对制度进行迅速的调整。这样，在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相对成熟之后，其演进的速度反而慢了下来，并且，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改进，特别是较重大的改进也会采取试验性的、局部的方式，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就是这样的一种演进。因此，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实际上都是以经济学基础理论为理论背景，但对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接受和采纳程度不一样，导致二者理论基础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更多地吸纳了经济学理论的较新进展，体现了相对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核算理论基础创新。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流量核算上的创新
经济流量反映一定时期内所有经济活动的变化的价值数量。从诞生之初，国民经济核算就对流量分析非常重视，并逐渐形成了以GDp为中心的流量核算。正确反映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过程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永恒的主题。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讲，经济增长也都是发展的第一要务，这是毋庸置疑的。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积累，并认为经济增长是一种暂时现象，二战之后，经济学家构建了包括资本、劳动和技术三个要素的国民生产函数，并有效地证明了增长过程并非必然是不稳定的，技术会提升生产函数的水平，从而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规模效益递减的情况下实现持续的增长，导致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技术创新的备受关注；对技术的探索进一步推动了对承载着较好的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本的关注，使教育和技能培训成为新的核心增长要素。60年代之后，世界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开始兴起，自然资源耗减与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提醒经济增长面临资源环境的硬约束，自然资本或环境资本从此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在增长理论的演进过程中，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并确实促成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创新。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存量核算上的创新
经济存量反映某一时点的资产和负债状况。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受到不同时代的经济价值观和财富观的影响，在存量核算上的体现尤为突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始终是一个以物质资本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始终关注物质财富。随着资源环境问题的凸现，各国开始不仅关注对经济过程对环境资产的利用，也关注环境资产本身的消耗和积累情况，体现了对环境资产作为国家财富组成部分的思想。但是真正把资源环境存量核算作为存量核算的主体，至少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则还是通过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现来实现的。换句话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已经意识到新的财富观对自身制度基础颠覆性的意义，并且承认这是制度改进的方向，但是尚未有足够的能力和把握来完成根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目前是在通过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来实现这一制度创新的。
国民经济学理论篇5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学；前苏联经济法学派；纵横统一论
中国经济法学产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目前已成为学界不争的一个事实。对于新中国经济法学的学术史而言，改革开放前的30年是需要认真总结的一段历史。新中国法学的前30年中，法学界对前苏联法学理论的继受，直接源于对前苏联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肯认与照搬。用当时苏联共产党人的话讲，“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t]然而，当时在前苏联有影响的各类经济法学派的理论和思想并未在中国生根发芽，这是需要中国经济法学认真省思的一个历史问题。一、前苏联经济法理论的起兴与嬗变前苏联法学界提出经济法问题，是在20世纪20年代讨论如何对待不同的经济成分时，而且伴随着民法与经济法的激烈争论。早在1922年《苏俄民法典》公布后不久，当时苏联一些有影响的法学家即或者把民法看成是经济法的同义语，或者把民法包括在经济法的概念内。【2]如斯图契卡等人即认为，苏维埃民法只能调整私有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财产关系以及部分地调整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财产关系，而不能调整公有经济内部即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关系。斯图契卡提出的“两成分法”理论强调，经济法即经济行政法，以计划性和从属性为特征，其调整形成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中各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关系；民法调整建立在无计划的、“无政府”的基础上的私有制经济成分中的财产关系；随着原料和产品分配的有意识的计划作用的增长，民法将被经济行政法所代替。尽管该理论受到当时许多民法学家的批评，但却开创了部门经济法主张的先河。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苏联又产生了战前经济法。该理论主张，必须把法所调整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间产生的关系划分为法和法律科学的独立部门，应颁布专门的经济法典，由它调整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所产生的一切基本财产关系。该理论被维辛斯基指责为“偷天换日地用所谓‘经济法’来代替民法，是对共产主义敌人的重大帮助。”颇具代表性的维辛斯基批判，使得前苏联战前经济法的主张被彻底排斥了近20多年。50年代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前苏联又产生了新的经济法学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拉普捷夫等人提出的战后经济法主张，其又被称为现代经济法学派。它是1958年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初次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产物。该学派主张，经济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部门，具有特定的法律调整对象（经济关系）和特定的法律调整方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组织管理和公有制单位开展经济活动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由此产生的经济关系，具有组织管理因素和财产价值因素相统一的特点，即便是其中的合同关系，也是将违约责任和管理责任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调整这些关系的法律规范，超出了传统民法和行政法的范畴，应称之为“经济法”。拉普捷夫在《苏维埃经济法》(1959)中，论证了经济法是调整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独立部门法思想，反对人为地把经济法规范分割在民法和行政法中。他认为，苏维埃经济法全面地调整纵的和横的经济关系，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关系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统一决定了经济法规范的统一，它们构成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他同时提出，苏联进一步发展经济立法，科学地研究经济法的一般概念和制度，必然导致颁布经济法典。但他也指出，在当时的条件下，颁布统一的经济法典还为时尚早，应当颁布系统的法律和规范法令，为将来更广泛的法典编篡作准备。现代经济法学派的出现，究其原因，一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对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重新评价，包括对原来彻底排斥经济法理论这种做法的不妥当性有了一定认识；二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面临经济体制改革，这向法律界提出了如何加强法律对经济关系调整作用的研究课题；三是这一时期正准备对苏联的立法进行大规模的更新，要求在理论上研究完善苏联法律体系和明确划分各部门立法的调整范围等问题。
总之，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在前苏联经济法的发展历史上，前后共出现过五大流派，即：(1)两成分法。20年代由著名法学家斯图契卡提出，当时经济法实质上已经区别于民法并且排挤了民法，直到1938年，民法一直被排除在教学大纲和法律用语之外，这与当时苏联公有成分比重增大不无关系。[9](2)战前经济法学派。30年代中期出现以根茨布尔格和巴叔堪尼斯等为代表，认为经济法不仅调整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关系，也调整公民之间的关系。[10](3)战后经济法学派，亦称现代经济法学派。由著名经济法学家拉普捷夫和马穆托夫首创，认为经济法是用来调整社会主义组织与其下属部门之间，在指导和进行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各种关系，这种关系叫做经济关系，它们是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11](4)综合学科经济法。代表人物有约非和沙尔戈罗德等，认为经济法属于综合法律学科，不具有统一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约非后来放弃了综合法律学科的观点）。[12](5)经济行政法。1963年由著名民法学家勃拉图西等提出，认为经济法就是经济行政法，经济法无非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行政法，不能将行政关系和民事关系在“经济法”的名下混为一谈。[13]这些学派经过几十年的争论和演化，逐步分化为两大派：民法—行政法学派和现代经济法学派。它们在经济法学诸多领域的对立观点，都可以在“经济法”的界定和基本属性上反映出来：民法—行政法学派基本上持广义经济法观点，并认为经济法不具有部门法的属性，公民是经济法主体之一；现代经济法学派则持狭义经济法观点，将财政法、土地法、劳动法等排除在外，经济法是只调整部分经济关系，即经济管理机关、企业、从事经济活动和领导经济活动中相互之间发生的关系的法，是统一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公民不能成为其主体。此外在经济法的调整方式、目的与原则、经济合同、经济法学学科教育等方面亦有不少对立主张。[14】二、中国经济法学的自我省思上述有关经济法的理论学说和理论体系，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前苏联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背景，如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工业化运动和农村集体化运动，苏联社会主义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及其走向僵化等。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1953年一五计划、1958年大跃进、1959年开始的连续3年自然灾害、以粮为纲、以钢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关键词成为我国建国后这段经济社会历史的生动写照。对我国而言，建国之初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国家权力强力干预经济的产物，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又是在国家权力保障下进行的。权力与计划经济紧密而牢固地胶合在一起，国家被赋予了对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计划和统一管理的权力，进而确立了国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性地位。如在财政和财
政法领域，我国在彻底否定旧中国的“公共财政”理论后，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重新认识财政的本质问题，通过引进和质疑前苏联的“货币资财论”、“货币关系论”，逐步形成计划经济时期占主流地位的“国家分配论”，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由工商税和企业上缴的利润构成，国家为实现其职能以主体身份无偿参与了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分配。难怪张文显教授论及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时评价说：“计划经济实质是权力（行政）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与经济融为一体，经济是政治的附庸，生产者没有独立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生产者之间实际上不发生横向的主体关系，有的只是与上级和政府的纵向隶属关系。政府主要依据行政权力关系、行政命令、等级职位安排、红头文件或作为行政权力延伸的法规来配置资源，指挥生产；发生经济争议或纠纷，也主要靠行政机关以行政的方式仲裁、调解或决断，无需借助司法程序。这就使得以公正和平等为基础的法律在计划经济中的作用必然是微乎其微的。[15]
国民经济学理论篇6
一、经济分析的必要性
研究方法是学科水平的标志。巴甫洛夫认为，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某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①。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可能会招致两方面的诘难：一是认为这种“不伦不类”会混淆学科之间的界限，甚至会造成某种“领地”的混乱。我以为，经济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虽来自经济学，但是，它能够较好地将法学的实证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连接起来，从而达到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何况，学科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给学术领域划分界限的任何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我们小社区牢不可分的一部分，但它昨日可能曾是一块格格不入的飞地，而明日它也许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我们分离，企图划定自己的界限了”②。另一种诘难也许来自那些崇尚正义价值的法学家。他们认为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将导致对法的正义价值的削弱。笔者认为将正义与效率对立起来的观念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任何法都包含着正义和效率，只不过这种正义和效率都是有限度的。经济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历史必然性。把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分析，解析法律现象的社会经济根源，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德斯鸠研究了法的精神和古罗马民族兴衰的原因，揭示了法律现象的经济逻辑：“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①。德国著名法学家历史法学派代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创造的，而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的体现。他认为法律的存在同民族的存在和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法律就已经具有了某个民族所固有的特征……它们不过是自然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某个民族所独有的才能和取向，它们只是特定属性的表象。②历史法学派代表英国的梅因教授运用历史的、对比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法律的发展史。他对雅利安的民族的各个不同支系，尤其是罗马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斯拉夫人以及印度人的古代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民族法律制度中的诸多经济因子：财产、契约、遗嘱，并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范畴：所有权、债、和继承权，从而形成了一系列贯穿着这些特定民族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经济法律范畴：财产——所有权，契约——债，遗嘱——继承权③。功利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边沁的思想大概是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最早萌芽。边沁认为：人类的规律就是“避苦求乐”，正是它支配着人的行为，是人生的目的。无论是从人性还是从自然出发来看，减轻痛苦并增加快乐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善良的，在政治上是优越的，在法律上是有权利的（正义的④）。在他看来，增进人类幸福的办法，应从立法开始。在论述法律的经济逻辑时，边沁认为，财产和法律是同生共死的，法律产生以前是没有财产的，而一旦消灭了法律，财产也不会存在⑤。边沁的法律思想，直接被后世的学者所继承。
以上法学家对法律这一现象的研究均以某一特定民族作为对象。孟德斯鸠重点研究了罗马民族的兴衰，萨维尼的重点在德意志民族，梅因则全面考察雅利安民族的各个支系，边沁则以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及俄罗斯民族为嚆矢。他们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研究特定民族主体法律的经济因素和民族因子。不管他们的研究结论如何，都是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历史开创者。
真正开创民族经济法律经济分析先河的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亚当．斯密首次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应用于法律领域，以此来研究自然法学的经济理性。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不仅分析了法律这一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而且以资本主义为例，剖析了其经济基础的全貌并将古典经济分析所遗漏的相关法律因素如产权⑥、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统统包括进去，进而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本质在于便于资产阶级攫取最高额利润，三权分立的本质在于
便于各种资本家分享平均资本收益，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本质是资本阶级私有财产权的体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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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页。
参见[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参见[英]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9章中有关民事法律思想的表述。
笔者注：法律上的权利是该法所持的正义的体现，当然是有限度的，是相对的。
参见张宏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2页。
在《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被译为“财产权”。
结论。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与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边沁等人一样，考察的是欧洲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法律制度，他们在批判地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的理论，使得每一种理论都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了制度经济学派，他们对本国民族经济法律的分析更趋于系统化。其代表人物凡勃伦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经济学体系，重点强调对古典经济学重市场轻制度的批判和修正，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主张从制度上修正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律结构。该学派的其他人物如康芒斯和米契尔还强调从法律制度发展的角度论述特定国家和民族法律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强调法律对经济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涌现以及全世界的企业兼并浪潮，各国为发展本国本民族经济大量立法，1973年，美国波斯纳教授出版了《法律的经济分析》①一书，将经济分析的视角由经济领域扩大到非经济领域，完成了经济学对法学的全面渗透。就像经济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一样，法律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同样，法律、民族、经济是民族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各学科的相互渗透与接纳以及研究方法的借鉴反映了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的复杂关系以及边缘学科产生的必要性，民族经济法学正是克服学术界“占山为王”现象的基本学术力量。
诚然，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差异，中西方学者所使用的“民族”概念不尽相同。尤其在考证源流时，这种差异往往成为障碍。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此民族”与“彼民族”的共性体现出应有的学术价值，使得理论的借鉴、移植和修正有了立足点、方向和归宿。事实上，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最终解体，中国的法制也由此开始了极其艰难的近现代化进程。中国法学研究作为中国法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一直致力于研究内容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借鉴。因此，把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我国民族经济法学研究具有历史必然性。
（二）逻辑一致性。这里所讲的逻辑一致性是指民族、经济与法律三者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表现在两个层次上。
1、民族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总是处于一定的经济形式之中。孟德斯鸠在他的著作《波斯人的书札》、《罗马兴衰原因论》和《法的精神》中，应用了许多民族学的材料。他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世界各民族间的一切现象，虽说千差万别，十分别致，但全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全有规律可循②。这种把民族现象归为一种自然与历史过程的观点，充分展示了民族的社会历史属性。马克思、恩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英国工人的状况》《论波兰》及《共产党宣言》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他们论证了资产阶级民族是工业发达基础上，打破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之后形成的，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之间的
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④，这种关系就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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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中译本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
参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宋蜀华﹑白振声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1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共产党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描述的社会经济结构。之后，马克思创立了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并把社会形态研究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密切联系，甚至认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①。随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自古至今，世界上民族虽然千差万别，但各民族的发展都是沿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进行的，都是由低级向高级，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前进的；同时，每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内，不管这个民族认识与否，客观上都处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属于一定的经济形态之中的②。
2、民族经济与民族法律具有逻辑一致性。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把社会形态的研究置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之中考察，提出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一般关系的原理。据此，我认为，任何民族的生产方式以及该民族所处的国家中的生产方式都制约着有关该民族的法律制度；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产生相关的法权关系，这些法律只是表明和记载了该经济关系的要求，并与该民族的生产关系相适应，以该民族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并对该经济关系有反作用。由于马克思是从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和法律对经济的反作用两个方面来论证经济与法的关系原理，于是，在理论界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了重经济建设轻法制建设的不平衡倾向。建国以来，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忽视了经济建设，带来了新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滞缓之后果，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轻视法制建设，使得经济建设受到影响。为了克服这种不平衡性，理论界做了深刻的反思与探索。有学者指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矛盾的运动，相互决定的关系。不同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具有阶段性，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体现于各个阶段之中。这种关系也近似体现了经济与法的关系③。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法律既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经济关系，也不是仅从经济关系的外部对经济运行产生作用，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对经济运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显然，我们传统理论认为的“经济决定法律”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看来截然相反，如果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看，既重视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也重视法律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抛开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它说明了思想史上对法与经济关系的认识由片面到全面，由外部到内部、由个别到一般的理论深化过程，这符合认识论的逻辑规律。”④这也是我们提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逻辑一致性的基本理论依据，这种逻辑一致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⑴、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民族经济法律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实质性。由于物质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法权关系）极其附属的法律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所以，每一时代每个民族法律的基本使命必须与同时代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相一致。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法律规范不但在单行的民族经济法规中存在，而且也体现在刑法、民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基本经济法律甚至宪法当中。宪法明确规定保护、鼓励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民族区域自治法从第25条至底35条都
是关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法律规定。其它基本法律具有相应规定。在全社会倡导“西部大开发”，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今天，必须将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演变为法律逻辑，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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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共产党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87页
胡泰来《经济与法之学——经济法学科内涵另释》载《政法论丛》1999年第5期第22页。
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族经济法治贯穿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并与民族经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环节相适应。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长期受封建专制影响、目前仍奉行“政策主导”的国度，强调民族经济法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相一致、与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与国家的民族经济政策相一致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这也是我国当前物质生产方式制约性的必然要求。
⑵、从新制度经济学“法律决定论”的角度看，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的应然性。这种应然性是指，民族经济法的不同层次的立法者的立法行为应当在符合《立法法》的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的前提下，只能从同时代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中领悟立法的价值取向，确定法律制度的内容和结构。这些法律规范作为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直接影响着本民族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效益的高低。这就提出了一个民族经济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基本理论层面上，需要一批懂得民族学、经济学和法学的复合型学者对当前民族经济法的实然性进行彻底的反思与修正，使得民族经济法获得“先入为主”的地位，为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保驾护航。当前，国内已有学者提出西部大开发应当以法律为主导的观点，在我国这样一个民商法和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很不发达的国家，解析法律的经济逻辑对法律学科建设本身来讲意义也非同寻常，更不用说法律对经济运动过程和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民族经济日趋国际化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认可了法律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的角色并加以重视。早在1981年，美国就通过了12291号总统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①。显然，民族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资源，其经济逻辑是不言而喻的。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国家与民族地区以及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权利义务的选择和效益化设计问题。立法者只有正确地评估法律供求，合理地设计权利义务关系，建立预防冲突和消解矛盾的法律机制，才能保证民族经济法的实现。
由是观之，“经济决定论”反映了它是对民族经济法律经验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民族经济法实然性的问题。而“法律决定论”则反映出它是对经济价值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应然性的问题。二者的结合与相互平衡将标榜一种中立的价值观，使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能够对实际的法律运作和经济发展提供可选择的优化方案，从而印证了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两种路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逻辑一致性，也使得对民族经济法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统一的高度。
二、经济分析方法的可能性
把经济分析的方法从经济领域引入非经济领域尤其是法律领域，在法学研究上具有革命性。而把它引入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虽是笔者的一个尝试，但这种可能性是显然的。对于可能性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来增强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能力。民族经济法的下述特点将构成其经济分析可能性的基础。
（一）民族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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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蒋康兆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不是在创造经济关系，而是翻译和描述经济关系。民族经济法作为适用于经济领域的经济法下属的一个独立的次级法律部门，有着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即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具体地讲包括：民族地区企业的组织管理关系，民族市场管理关系，民族经济宏观调控关系以及民族社会保障关系。以上四种关系归结到一点，是一个关于民族经济管理问题（当然也有民族经济协作关系的因素）。这些关系的显著特点在于经济性，即每一种关系的客体（如人力、资金、政策等）都是一种资源，需要相关管理机制，调控机制和保障机制，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的最高化、成本的最低化、收益的最大化以及社会福利与个人福利的最佳平衡。实际上，从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情况看，经济法打通了经济学与法学之间长期存在的壁垒，经济法的一些基本范畴也分别来自于经济学和法学（如效率与公平最具代表性）。尤其是近些年随着人们对经济实践和法律实践的等量齐观式的双重关注，经济学实现了向法学的全面渗透，以至于人们形象地认为经济法是“三分法律，七分经济”构成。这正是经济法经济性的显著标志，而民族经济法作为经济法的子系统，其经济性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二）民族经济法两个世界观的统一。
无论是古代自然法学派，先验唯心主义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功利主义法学派、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派、以及当代西方的社会法学派和法律现实主义派别，基本都涉及到了对法的价值取向的选择。也就是对法的公平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认识。法史的发展表明，简单地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做法必将把法律引入死胡同。当代西方法学界基本上把法的价值概括为：自由、安全和平等。自由感鼓励人们去从事那些能够自我发展并促进个人幸福的活动，对安全的追求促使人们寻求公共保护，以抵制他人的非法侵害。对平等的追求则促使人们依据一定的公平标准与一切有悖于公平的行为抗争①。自由、安全与平等不但包含了人身的自由、安全与平等，也包含了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财产的自由、安全与平等，这恰是公平与经济两种世界观的题中之意。民族经济法同样有两种世界观：公平的世界观与经济的世界观。由于我国的民族地区地处边陲，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与内地经济上存在一定差距，为了缩小和消除这种差距，落实民族地区的公平发展权，国家通过各层次的民族经济立法体系加强民族经济立法，使民族经济的发展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可以说，民族经济法正是担负着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经济平等的责任，这也是民族经济法公平世界观的体现。另一方面，我国多年来倡导的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我国的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强调“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才出现了把政策和法律作为资源优先向东部和沿海地区配置的“不公平”现象，从而导致了东、西部经济社会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是基于西部地区也需要发展经济这样一个客观要求。而从法制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正是从民族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使民族法律和政策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给民族地区，以弥补以往的配置失衡缺陷，达到法律配置的公平，最终实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经济法的公平世界观和经济世界观是统一的。因此，用效益原理即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的规律来反思和重构我国的民族经济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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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05—108页。
（三）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对稀缺性。
我国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当稀缺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没有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是调整民族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它应当对民族经济关系中的基本问题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诸如民族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民族经济法律关系，民族经济法律责任等。当然，有的学者认为，从全国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角度上看，国家很难对全国的经济问题制定一个经济法典，同样也很难制定一个民族经济法典①。在笔者看来，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有困难的原因在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诚然在法制上不能搞“一刀切“。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制定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成为需要。当前，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法制环境越来越成为制约因素。为此，法学界要求制定《西部开发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有一些理论研究成果问世。这些成果完全可以作为制定民族经济法典的借鉴和原材料。第二、我国的民族经济法规范过于笼统、简单，缺乏可操作性，有些法律条文孤立无援，无法形成严密的法律规范。宪法序言规定：“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民族共同繁荣”。第4条规定：“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个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第122条规定：“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5条至第35条基本上也是相关的一些笼统性规定。如第2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法律规定和本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合理调整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规定在其它基本法中也很多。我们知道，民族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是由相关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构成的。法律规范有其特定的逻辑结构：假定、处理和制裁。假定是把规范同实际状况联系起来的部分，它指出在什么情况下这一规定生效；处理是行为规则本身，指权利义务的安排；制裁是指对违反这一规则所采取的国家强制措施。上述法律规定不但从条文本身来讲不构成法律规范，而且在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也找不到其缺失的要件。由此看来，从部门法意义上考察民族经济法，它的供应是相对稀少的。第三、从民族经济法效力等级上看，我国的民族经济法的效力较低。这主要是由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关系相对简单，国家在制定统一的基本经济法律时，往往赋予民族地区一定的变通适用权，或由民族地区另外立法，制定实施细则。这种委任立法是一种从实际出发的务实做法，但却导致了民族经济法的低效力等级低以及地方立法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等法制混乱现象的泛滥。
由此看来，在我国，民族经济法的供给相对于丰富多彩的民族经济关系来讲，具有稀缺性。为了实现对这种法律资源有效、合理、高效的配置，经济分析是一个基本的方法。
三、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成本效益分析法。民族经济法是一种稀缺性的法律资源，它以调整民族经济关系为己任并且带有强烈的经济性。在民族经济实践中，不但存在着资本市场、人力市场和技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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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宗金：《民族法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
而且存在着作为民族经济发展内在变量的民族经济法的市场——民族经济法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民族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民族经济组织及其它单位）都作为自身利益的最忠实代表选择使用相关的民族经济法律，并尽可能地选择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交易路径。因此，成本——效益分析法成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由于效益总是由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两部分构成的，因而成本——效益分析法将不可避免地分解为成本——收益分析法和成本——效果分析法。前者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方法，通过对净收益的计算来进行分析。即净收益等于总收益减去总成本。该收益并非民族经济法实际的生产所得，但是，它预防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并将失衡的经济关系恢复原位，实现了民族经济关系中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的双向平衡。诚然，对民族经济法律效益的评价除了净收益的分析之外，还应当考虑机会成本的大小。民族经济法的选择性规范的存在以及民族经济法律关系主体超越法律界限的选择表明在不可兼得的条件制约下，选择任何一种行为都意味着不可能选择另一行为，亦即以另一行为作为机会成本的，所以主体往往选择直观看来效益最大的行为以求得利益的获取。成本——效果分析法因其不可量化显得难以操作，因此并未作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主要方法。但是，非经济效益不但可以在经济效益上反映出来，而且还有诸多的现实表现。如果由于民族经济法的实施而使得民族地区经济滑坡，那势必会引起民族地区秩序、安全、公平等价值的扭曲，这当然是一种反面效果，应当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的某一个环节上找出原因，解决问题。如果由于民族经济法的实施使得民族地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那么它的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都得到体现。如果经济发展了，却带来了社会道德沦丧、环境污染、资源破坏，那就说明机会成本太大或者民族经济法制不健全，需要进行彻底的反省。
（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法学史上，规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经常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立。规范主义总是以既定的价值标准作为出发点，对法律行为的选择作出伦理判断，并力图通过这种价值来矫正法律行为，使之与法律的目标相一致。实证主义则不然，它作为一种科学的态度，反对任何先验的思辨，并力图将其自身限定在经验材料的范围内，从而把学术研究的对象限定在“给定事实”的范围之内，这实际是把价值排除在法学研究之外，把法学的任务局限在分析和剖析实在的法律制度的范围之中。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脱胎于法学、经济学的母体，民族经济法学首先应当确立一定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实现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社会的全面公正，这就耦合了法学的规范主义方法。同时，由于这种价值的核心是经济的世界观和公平的世界观的结合，它也和经济学的要求相一致。这样，规范分析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同样由于民族经济法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血缘”关系，民族学强调的田野调查方法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必然要继承这种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具体地讲，应当通过对民族经济法律问题基本事实和现象的再现和描述，揭示民族经济法律运行过程中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实然面貌，并对影响它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分析和综合，以说明民族经济法律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如果说规范主义为民族经济法设立了价值目标，实证主义则通过实然性研究以便更好地实现民族经济法的应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必须抛弃传统法学“即此非彼”式的方法论上的一元论，为民族经济法方法论开辟一片希望的田野。
国民经济学理论篇7
坚定信心,抓好落实
国企改革与社会公平
简论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理论逻辑
坚守国企本性,增强制度自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民族性问题
虚拟价值的理论与宏观模型及其应用
国民经济学面临的新时代和新挑战
对如何发展国民经济学的几点建议
国民经济管理学科的必要性
国民经济学的定位与发展
中国宏观调控的经验与创新
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问题的思考
格罗斯曼的崩溃与危机理论
我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国
劳动力价值再定义与剩余价值论的重构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经济关系思想刍论
关于激进政治经济学50年发展进程的思考
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创新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风险管控问题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政治意义
摆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坚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略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理直气壮地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做大做强做优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与共产党执政
实现经营性国资的统一监管
增强活力、提高效率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任务
“进化理性”是对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有效修补吗?
关于国民经济管理学人才培养和教材建设的思考
国民经济管理学面临新一轮发展的重大机遇
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历史、挑战与选择
尊重客观规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福利资本主义的命运与前途:危机后的思考
等量劳动互换的两种形式: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
制度质量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德国制造”模式:特点、成因和发展趋势
战后以来垄断资本的演变过程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基于机制的解释
国际贸易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
论恩格斯、列宁晚年农业合作社思想及时代价值
价值理论与生产劳动——关于价值生产劳动的范围
怎样理解和把握“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做好几方面的工作
“公有制为主导”论的实质——评某位权威人士的“改革建议”
改革开放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理论篇8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全民体育 经济
一、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
现代经济发展及相关研究表明，以生产要素投入论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及其方式的转变。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的技术进步也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新制度经济学将传统理论中视为外生变量的制度内生化，对制度安排及其创新在宏观经济增长及微观经济绩效层面上的作用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把制度和制度变迁纳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之中，确立了制度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
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注意到制度安排与经济运行效率、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密切联系，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既是一个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的过程，更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在当前形势下，必须充分认识、强调制度作为重要的自变量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效应。
二、中国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民体育运动就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把其作为我国跨世纪的群众体育发展战略规划来部署。伴随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化建设。继《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在1995年出台后，2009年，我国第一部促进、规范全民健身工作的系统性行政法规《全民健身条例》的颁布，更是标志着我国群众体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我国全民体育运动开展过程也是一个系统性制度化建设过程。
从现有研究来看，目前大多数研究遵循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全民体育运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仅局限于拉动体育消费，带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上。此外，目前研究将全民体育运动视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忽略全民体育运动本身就是国家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忽略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致使对全民体育运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不深入、全面，也不能充分认识全民体育运动的独特价值和综合功能。在当前形势下，不能也不应把研究视角局限于拉动体育消费，带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上，必须把研究视角提升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上来进行研究。
三、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研究全民体育运动对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及意义
目前，体育越来越集政治影响力、经济生产力、文化传播力、社会亲和力于一体，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促进社会进步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有必要从新制度经济角度，遵循新经济增长理论，全面、深入审视全民体育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和作用；有必要把全民体育运动作为制度工程，将其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内生变量，全面、深入研究全民体育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作用机制和路径。
遵循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开展相关研究，有利于全民体育运动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大局；有利于全民体育运动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有利于深化对全民体育运动综合价值和功能的认识，具体有如下意义：
1 明确全民体育运动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机理和作用机制，提出影响和作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
2 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将全民体育运动作为制度工程，将其由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丰富体育经济学理论和拓展研究视角。
3 将全民体育运动乃至体育与经济的联系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有利于充分认识发挥体育的独特功能和综合价值，进一步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
4 对于我国全民体育运动下一步的推广提供一定借鉴，有利于我国全民体育运动更深入的推广和开展。
5 为我国体育事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服务中心、服务大局，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建议和参考。
四、研究对象、步骤与假设性结论
1 研究对象。在制度经济学视角下，依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将全民体育运动视为制度工程，将其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内生化变量，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全民体育运动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全民体育运动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影响机理、作用机制和路径；全面体育运动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的措施。
2 研究步骤。遵循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将全民体育运动视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将其转变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然后，分析全民体育运动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对经济发展方式与结构调整的影响机理和作用机制、作用路径。最后就其如何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提供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3 主要观点。(1)随着体育影响力的加强，全民体育运动与我国经济发展联系日益紧密，全民体育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已不局限于拉动体育消费，推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它将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2)在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全民体育运动作为国家重要的制度安排，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和作用是全方位的，这种全方位的作用从总体上可以分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3)全民体育运动对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是其拉动体育消费，推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进而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4)全民体育运动对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的间接作用是通过其制度安排、体育文化传播等，影响个体的价值观取向、其他经济组织的文化，产生相应的制度激励作用，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5)全民体育运动影响与作用于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的路径可以归纳为四条路径，通过这四条作用路径，全民体育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积极影响作用。
国民经济学理论篇9
[关键词]经济文化类型；语文课程资源；文化背景知识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34-0052-06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广西民族地区学困生发展策略与语文德育的功能研究”（2008C21）。
[作者简介]韦美日（1964―），女，广西环江人，硕士，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广西民族地区语文德育。
在语文课程改革中，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奇怪现象：一边是课改实验的“泛人文化”，表现为在公开课或是教学竞赛中，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为主，进行漫无边际的拓展延伸，忽略了语文知识、技能的传授、训练；一边是学校的常规教学中的“去人文”，表现为课堂教学仍然以传授知识为主，扎扎实实进行应试能力训练，把人文精神的培育当成可有可无的内容，随意增减。
一、语文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矛盾现象背后是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指导下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问题。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使语文课堂教学僵化、老化，局限于狭小的语文课程，受制于语文教学的狭窄空间，不能进行真正的跨学科、跨领域、面向生活的语文综合性学习，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一）语文教学实践的功利化取向
语文课程改革中，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事实上有其内在联系，即语文课程实践中的功利性价值取向侵蚀了语文课程标准的理性价值取向，导致对语文课程理念的浅表理解，或者是误读。在教学行为上则表现为阳奉阴违：在展示语文教学改革成果的实验课上，尽可能多地增加人文性的内容，贴近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会获得比较高的评价；在常规语文教学实践中，认认真真落实语文知识点，尽量吃透语文考试的内容，在各种语文考试中成绩优秀，会得到大家的承认。这种过于功利化的语文教学活动必然走向经验性和机械化，轻视排斥理论指导，惰于实践创新，消解语文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体系，在语文课程改革旗帜掩护下，走的是应试教学的老路。
（二）语文教学内容和语文教学研究的单一化
要摆脱语文教学的经验性和机械化的惯性倾向，语文教学就不能只顾在自己的领地上埋头耕耘，还需要具有宏观的、全局的战略眼光，超越眼前的功利性需要，为国家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学生的未来谋划，在更广阔的天地中运筹帷幄。语文教学立足于语文素养的提高而不只是在实验课中表演人文性，语文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也不只在语文课本和语文课堂教学活动中，其途径和方法是无限多样的，需要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勇于探索，更需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指导语文教学实践，不同学科的理论可以为语文教学开辟新天地，提供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有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民族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所关注的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对经济文化类型的研究方法，为成功地利用本土的语文课程资源提供可参照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引导语文课程实施走出“泛人文化”和“去人文”的泥潭。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及其发展
（一）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提出
人类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是“苏联专家CH托尔斯托夫、mt列文、HH切博克萨罗夫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共同提出的。”[1]“1956―1958年期间，时任苏联民族学研究所东亚和南亚室主任的切博克萨罗夫到我国中央民族学院进行讲学。期间，我国学者林耀华与他共同撰写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一文，全面地运用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研究中国民族问题，踏出了此理论在中国进行本土化研究的第一步。但在之后2o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耀华的学生张海洋开始继续此项研究，其硕士学位论文便是《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研究》。”[2]苏联的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并有近似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1]林耀华先生认为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1]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罗吉华文章所说的“本土化研究”是指中国的人类学家用苏联专家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认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在研究实践中修正完善这一理论，使之更贴近中国民族分布和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为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服务，这一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延续。50年代，林耀华先生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结合东亚各个经济文化类型的情况，区分了三组经济文化类型：第一组，以狩猎、采集和捕鱼起着主导作用的类型；第二组，以锄掘（徒手耕）农业或动物饲养为主的类型；第三组，以犁耕（耕耘）农业为主的类型。[3]他还对每一种类型的特点及分布范围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为建立和运用中国特色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和基本的研究框架。其优点是将研究置于东亚的大背景中进行比较分析，有一个中观的认识角度，选取了每一类型中的典型进行描述，加深了对某一类型的特点的理解和认识；其不足是未能深入到中国领土上的56个民族的生态环境内部，了解其具体的生计方式，区分其经济文化类型，其研究成果依然是一个大致的轮廓，没有构成一个细节完备的逻辑体系。
林耀华先生主编的1997年出版的《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在原来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实和完善。首先，阐明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含义及其作用，强调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它在学科理论方面的价值和现实意义。方法论方面指出了它的一系列操作规范，为正确理解和实际运用这一概念指明了方向。其次，阐明了其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和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方面的作用，使其方法论意义落实到具体的学科内容方面和现实生活领域，有效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强化其实践意义，把它从纯学科的认识论逐步发展为能为解决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与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所提出的内容框架相比，《民族学通论》区分了类型组里面的具体类型。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包含两个类型：以鄂伦春族为代表的山林狩猎型和以赫哲族为代表的河谷渔捞型；第二组，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分为四个类型：以部分鄂温克族为代表的苔原畜牧型，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戈壁草原游牧型，以哈萨克族为典型的盆地草原游牧型，以藏族为典型的高山草场畜牧型。第三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区分出六个类型：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牧耕型、山地耕猎型、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平原集约农耕型，最后一种类型还区分出两个亚型：北方亚型和南方亚型。[4]
《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和《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的内容相比较，有三点不同：第一点，类型组名称有变化；第二点，类型组中的典型变成了具体的类型；第三点，各类型的经济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性、综合性的特点更为突出。这三点变化把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从东亚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中凸显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考察，因而从名称到特点都更符合中国民族地区的地理分布特点，历史以来形成的各民族的居住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这个体系的优点是很明显的，它突出了中国地理环境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特色，有利于正确认识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规律，能更好地指导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其不足之处是由于顾及到经济文化类型的综合性特点，虽然提到了建立有层次的立体结构的四个内容，但在具体阐述内容时，没有对构成这种综合性的具体因素及其相互影响关系进行相应的描述，即其类型内部的基本结构仍然有待完善。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教育中的应用
在哈经雄、滕星先生主编的2001年出版的《民族教育学通论》第四章第二节《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中，在林耀华先生所下定义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对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首先对世界民族及民族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进行一个粗线条的分类，然后对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进行初步探讨。”[5]这里区分出四个经济文化类型组，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二组，游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温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三组，农业经济文化类型，包括山地雨林混合农业和犁耕农业；第四组，现代化工农牧业类型组，包括三种类型：高度发达的商品化农牧业、商品化的种植园农业、城镇工农业综合经济文化类型。基于世界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和民族教育的视角，其内容的特点也很鲜明，第一点，从“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来区分的经济文化类型，与世界多元文化教育的背景相呼应，吸收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中观视角并赋予时代特色；第二点从“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出发进行研究，重点不在于构建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而在于探讨其特点对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影响。这一论题的优点是简洁明了，突出特定研究视界中的经济文化类型的核心内容，其不足在于宏观角度必然要牺牲许多具体的内容，而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的许多特点是要通过具体细节才能得到精确反映的。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了有成效的探索，在本土化的实践中，经济文化类型的区分更加能体现中国区域民族分布的特点，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强化了它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对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启示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但在民族学的发展和民族学研究中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其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有重要的启示。
（一）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立足于本地的物质文化基础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充分地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于物质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为民族学对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的起源和特征的研究提供了一条科学的认识途径。”[4]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也要从认识本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开始，进而认识其物质文化的特点，这一认识途径对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来说尤其有价值，因为它是自然的馈赠和历史的遗存，不须投资。广西民族地区大部分都属于“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中的“丘陵稻作型”，“水稻种植与干栏式建筑的结合是丘陵稻作型的基本文化丛结。”[4]这是与民族地区学生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物质文化，如水稻的起源和分类，水稻种植的知识，干栏式建筑的特点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也是最基本的语文课程资源，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自己和自然的关系，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物质文化的认同。不仅如此，本地物质文化资源进入语文课程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语文课堂气氛，激活学生的生活经验，使学生的学习更有成效。
（二）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面向不同的学科领域
对世界民族的分类有各种角度和方法，但各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如语言谱系法，能准确标出各民族在历史上的亲缘关系及接近程度，但却不能标出各族群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发展方向和生计方式的特征，这正是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长处。[4]就是说，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综合运用了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解决了本学科的理论问题。语文课程的综合性、社会性、实践性的特点，决定了语文课程资源的无限广阔性，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如果局限于本学科领域，课堂教学中一味强调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语文味”，只重视“语文”的课外读物，或者只圈定在“语文教学辅助材料”的范围里面，那么语文教学就很难逃脱没有“文化”、脱离现实生活的宿命。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及其获取知识的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语文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特征决定了它必须不断从各个学科领域中源源不断地获得新的知识和新的方法，再以“语文”为核心，对这些知识和方法进行整合，成为语文课程资源。
（三）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要重视背景知识的运用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重视对各种经济文化类型的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地域差异比较，其经济文化类型组的排列就体现了不同地域的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经济文化特征。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执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体系，也是考虑到不同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而经济文化类型的形成是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因此要真正了解其类型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发展，就必须了解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地方乡土知识体系的构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知识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否则三级课程体系的建构就失去了实质意义。语文课程是所有学科的基础，语言文字的正确应用不但是语言文字本身的事情，还有语言文字涉及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背景，也只有关注了语言文字所蕴含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语文课程作为各门学科的基础才名副其实，才能在三级课程体系中发挥它的基础作用。“纯语文知识”的教学，其实只重视语言形式方面，而抛弃了文字的丰富内涵，是缺乏“文化”的语文课程，无法完全承担语文学科作为基础学科的任务。
（四）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重视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建构
“了解作为人类进化的遗传和变异背景的经济文化类型，必然能使体质人类学的认识途径得到丰富。”[4]了解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也可以开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眼界。因此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应该重视作为课程资源基础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认识和研究，重视在经济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开发的语文课程资源的原始材料的积累。这些资料应该把已有的体质人类学、民族志的资料包含在其中，眼光不能只局限在语言文字的范围内，也应包含物质文化，如民居、生产工具等要素，要透过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去理解和传承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传统。语文教学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语言文字本身，而是以它为工具掌握其中的文化内容，形成适应社会的基本能力。另外，为了使经验的积累具有明确的目的和意义，需要借助其他学科先进理论的指导，但即使是有亲缘关系的交叉学科，也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其构建的理论体系首先必须能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而不是解释相关学科的事实和现象。希望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摆脱不了模仿和借用的惯习，最终会使自己处于缺乏适切的解释框架的状态，无法建构一个能充分阐述学科特点的理论体系。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目前就处于这种尴尬的状态。要有所作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也只是手段，目的还在于，在积累丰富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民族地区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才会走上有序发展的道路。
（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体现语文学科的特点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仅本身就注意环境、地域和经济、文化的综合因素，而且还有一个历史民族区或历史文化区的概念与之相辅相成。”[4]因为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这种独特视角和研究路线，使其区别于民族学的其他理论，对中国民族经济文化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也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为其他学科领域的借鉴和应用提供了可能性。把它运用于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领域，就要注意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的特点与经济文化类型的契合度。语文课程标准所阐述的语文学科的特点，即人文性、实践性、具有汉语言文字的特点，适用于国家课程体系，而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除了具有上述特点之外，还有适用于地方、学校课程体系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母语思维和汉语思维的转换、兼容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历史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的变迁问题，这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与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结合点。
（六）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发展指向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地开发和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本民族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减轻文化变迁中不可避免的心理压力及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保持其应有的文化特点”。[4]应该说，这不仅是民族学及其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努力的方向，也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努力的方向，当然也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目标。在语文课程资源的选择和鉴别过程中，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提供了有实用价值的标准，这一标准包含三个内容：第一，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是否具有本地区生态环境的特点；第二，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促进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第三，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反映本地区经济文化变迁的特点。按照这一标准，并非所有的民族地区的乡土知识都适合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其实就是一个价值选择、文化选择的过程，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标准的确定就是一个关乎教育哲学的问题，是民族学和教育学共同关注的基本问题，而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则是各学科当前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
综上所述，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学研究和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出发，对作为同样关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而言，它所受到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把服务于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作为立足点，关注本地特有的文化背景知识，从语文学科的需要出发，有效整合多学科的知识与经验进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就有可能有效解决当前语文课程实施中的经验性和机械化倾向，走上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邓红，李天雪对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再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6（3）：80
[2]罗吉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与民族地区地方性校本课程的建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2）：12
[3]林耀华民族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04-142
国民经济学理论篇10
第一章：导言
通过本章的教学，能够理解经济学产生的原因。并熟悉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体系。要求掌握稀缺性、选择的定义、以及稀缺性、选择与经济学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含义；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含义，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等问题。
第一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经济学产生的原因：资源稀缺与人类需要欲望的矛盾
二、经济学的定义：选择、资源配置、资源利用与经济学的关系
第二节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
一、微观经济学：定义、基本假设、基本内容
二、宏观经济学：定义、基本假设、基本内容
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
第三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一、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定义
二、实证分析方法
第二章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
通过本章的教学，要求掌握均衡价格形成的一系列相关概念；需求与供给、需求变动与供给变动、供求规律、弹性，充分理解价格调节、市场机制的作用，了解均衡价格、弹性在现实经济中运用的一般原理等内容。
第一节需求与供给
一、需求：定义、影响需求的因素、需求函数、需求曲线、需求量变动与需求变动
二、供给：定义、影响供给的因素、供给函数、供给曲线、供给量变动与供给变动
第二节均衡价格的决定与变动
一、均衡价格的决定
二、需求变动、供给变动对均衡价格的影响
三、均衡价格的运用：支持价格、限制价格
第三节弹性理论
一、需求弹性：需求价格弹性的含义、需求价格弹性的分类、需求价格弹性与总收益的关系、需求收入弹性和需求交叉价格弹性
二、供给弹性：供给弹性的含义、分类
三、蛛网理论
第三章消费者行为理论
通过本章的学习，围绕着如何达到效用化实现消费者均衡的中心理论，要求学生掌握效用、总效用、边际效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含义；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约束线及消费者均衡决定。
第一节边际效用分析
一、欲望与效用
二、边际效用理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总效用与边际效用关系
三、消费者均衡
第二节无差异曲线分析
一、无差异曲线:定义、特征
二、消费者均衡：预算约束线、消费者均衡
第四章生产理论
通过本章的学习，围绕着在资源既定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产量化和产品化这一中心理论，要求学生掌握：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含义；总产量、平均产量、边际产量的含义；规模经济的含义；短期成本的变动；并要求用等产量曲线与等成本曲线说明产量化的条件和规模，既生产要素的组合；理解生产可能性曲线及机会成本概念。
第一节生产与生产的基本规律
一、生产函数
二、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总产量、平均产量、边际产量关系
三、规模经济
第二节成本
一、短期成本的分类：短期总成本、短期平均成本、短期边际成本及各短期成本变动的特征、长期总成本、长期平均成本、长期边际成本
二、收益：总收益、边际收益
三、利润化原则：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第三节生产要素的最适组合
一、等成本线、等产量线
二、组合的确定：等成本线切于等产量线
第四节生产可能性曲线与机会成本
一、生产可能性曲线含义
二、机会成本含义
第五章厂商均衡理论
通过本章的学习，主要是要求理解和掌握在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垒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的情况下，广方是如何进行化产量、价格决策的有关问题。
第一节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厂商均衡
一、完全竞争的含义和条件
二、完全竞争下的收益规律
三、完全竞争下的厂商均衡
第二节完全垄断市场上的厂商均衡
一、完全垄断含义
二、完全垄断下的收益规律
三、完全垄断下的厂商均衡
第三节垄断竞争市场上的厂商均衡
一、垄断竞争的含义与条件
二、垄断竞争下的均衡
第四节寡头垄断市场上的厂商均衡
一、寡头垄断的含义
二、寡头理论
三、四种市场结构的比较与总结
第六章分配理论
通过本章的教学，要求理解西方社会的关于分配的一般原理。侧重掌握工资的决定以及洛伦斯曲线和基层系数的含义。
第一节以边际生产力理论为基础的分配理论
一、边际生产力
二、边际生产力决定工资和利息
第二节以均衡价格理论为基础的分配理论
一、生产要素的需求与供给
二、工资理论
三、利息理论
四、地租理论
五、利润理论
第三节洛伦斯曲线
一、洛伦斯曲线与基尼系数
二、洛伦斯曲线的运用
第七章国民收入核算理论
通过本章的教学，要求掌握：国内生产总值的含义，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区别，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方法，以及国民收入核算中五个总量之间的关系，从而理解国民经济各种流量模型的恒等关系。
第一节国民生产总值的核算方法
一、国内生产总值概念及具体含义、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区别
二、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分法：支出法、收人法、部门法
三、国民收入核算中的五个基本总量关系
四、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第二节国民收入核算中的缺陷及纠正
一、国民收入核算中的缺陷
二、对国民收入核算中缺陷的纠正
第八章国民收入的决定
通过本章的教学，围绕着总供给＝总需求这一基本原则，要求学生掌握总需求与国民收入决定及其变动相关的消费函数、储蓄函数等概念。
第一节储蓄、消费和投资
一、投资与储蓄的关系
二、消费函数
三、储蓄函数
第二节两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
一、两部门经济中收入流量循环的模型
二、两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构成
三、两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
第三节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一般化
一、三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
二、四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
第九章国民收入的变动
通过本章的教学，围绕着总供给＝总需求这一基本原则，要求掌握总需求与国民收入决定及其变动相关的消费函数、储蓄函数等概念。
第一节国民收入的变动与调节
一、国民收入的变动
二、国民收入的调节
第二节乘数理论
一、乘数的概念
二、乘数的公式
第十章国民收入与就业量的决定
通过本章的教学，要求了解传统就业理论和凯恩斯就业理论，掌握凯恩斯对失业存在的解释、iS－Lm模型。
第一节传统经济学的就业理论
一、萨伊定律
二、储蓄永远等于投资
三、工资的决定与工人的充分就业
第二节凯恩斯主义的就业理论
一、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
二、均衡的国民收入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
三、失业的存在及其根源：边际消费倾向、灵活偏好、资本边际效率
第三节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
一、iS曲线：含义、方程、曲线的移动
二、Lm曲线：含义、方程、曲线的移动
三、iS－Lm分析：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同时均衡：四个区域中点的含义
四、iS－Lm分析的意义
第十一章经济周期理论
通过本章的教学，理解国民收入波动的因素，并掌握经济周期的含义和分类，了解经济周期原因的解释、乘数－加速原理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
学生自学要求：
第一节经济周期概论
一、经济周期的定义
二、经济周期的分类
三、对经济周期原因的解释：纯货币理论、投资过渡理论、消费不足理论、心理理论、创新理论、太阳黑子理论
第二节乘数与加速原理相结合的理论
一、加速原理
二、乘数与加速原理的相结合
第十二章经济增长理论
通过本章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经济增长的动因、源泉、以及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等理论。
第一节经济增长理论概论
一、经济增长的含义
二、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一、基本公式
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
三、经济中短期波动的原因
四、经济中长期波动的原因
第三节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一、肯德里克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二、丹尼森对经济增长因索的分析
三、关于增长极限理论的简介
第十三章宏观经济政策
通过本章的教学，要求掌握政府宏观经济制定的背景和所要求达到的目标。掌握宏观财政政策的内容和运用，宏观货币政策的内容和运用以及供给管理政策。
第一节宏观经济政策的概况：目标、需求管理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
二、宏观经济政策——需求管理
第二节宏观财政政策
一、财政政策的内容和运用
二、内在稳定器
三、赤字财政政策
第三节货币政策
一、货币政策的基础知识：银行制度、货币乘数
二、货币政策的内容与运用：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政策、改变准备率、其他措施
第四节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
一、相机抉择
二、菲利蒲斯曲线及其运用
二、考试题型
单项选择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满分150分。
三、参阅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