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博弈本质篇1
[关键词]期货公司；寻租监管；演化博弈
[Doi]10.13939/ki.zgsc.2015.08.133
1引言
租，即租金，也就是利润、利益、好处。寻租，即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无论是期货公司还是普通的自然人，都在期货市场中追求利益。寻租往往使政府的决策或运作受利益集团或个人的摆布。这些行为有的是非法的，有的合法不合理的。往往成为腐败、社会不公和社会动乱之源。所以，期货公司是否进行寻租以及如何寻租，都影响着期货市场的未来发展方向与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演化博弈理论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引入，经济学领域中演化博弈论的发展和应用研究也异常突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应用演化博弈来分析期货公司寻租行为，将为有关部门监管该行为提供有效借鉴。
2期货公司寻租监管演化博弈模型的建立
2.1模型的假设
第一，博弈类型。期货公司在寻租监管时面对的是所有的投资者、交易所、监管层和其他的期货公司，选择不同的策略，会有不同的收益。收益与寻租监管的方法有关，与期货公司本身的属性无关。
第二，群名体结构。期货公司是大群体且有退市或者新进个体，由于期货公司数目比较多，个别公司的推出或加入对整个市场的整体格局在短时间内没有太大的影响，且新进入的公司与原有的公司的策略选择空间及支付函数是相同的。
第三，策略空间。期货公司有寻租和不寻租两种可能，其中，寻租为主导策略，寻租是变异策略。
第四，重视当期收益。当期收益对期货公司策略选择影响远大于远期收益对期货公司策略选择的影响。
第五，支付导向。在期货公司博弈中，较优的策略能获得较高的收益，较劣的策略只能获得较低的收益，甚至因为被抑制而没有被投资者选择。
2.2模型的建立
3寻租博弈均衡的政策意义
期货公司的寻租概率α2*的影响因素有d，R，tC，C，R1，γ2，其中R较为重要。这说明寻租的贿赂C的行为给予t（0
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的比较晚，起点低，但是发展速度飞快，未来有无限的可能和空间。对期货公司寻租行为的监管已经成为越来越需要关注的话题。
参考文献：
[1]张玉智，张秀莲.基于信息生态环境的期货市场监管质量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2013（4）.
[2]陈韶君.上市公司与独立审计联盟寻租博弈[J].特区经济，2006（6）.
期货博弈本质篇2
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货币政策国际的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度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恢复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这是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协调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应对金融危机的协调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独立的矛盾也进一步显现出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缓解和全球经济形势变数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把握货币政策的导向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
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然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期货博弈本质篇3
关键词：金融霸权；囚徒困境；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自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一直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其焦点和难点在于国际金融主导权的博弈或再分配问题。围绕国际金融主导权的竞争和博弈十分激烈，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最核心的就是需要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适度让权或分权，增加新兴国家的代表权和份额，即国际金融主导权的再分配问题。然而在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未发生实质变化，世界多极格局尚未形成的情况下，要欧美让权和分权谈何容易。各国政府和学界围绕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研究以及提出的方案可谓汗牛充栋，但都未能最终被认可或采纳，关键在于对国际金融主导权及其博弈和再分配问题研究不足。王仁祥教授和本文作者在2012年率先提出了国际金融主导权的概念，并对其内涵、特征、要素及形成与转移等问题做了初步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博弈论方法，进一步研究国际金融主导权在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博弈，以及大国之间的博弈问题，试图剖析国际金融主导权的国际博弈过程，揭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本质。
一、大小国间的博弈：智猪博弈
在当今国际经济一体化深化发展，各国经济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的全球化大潮下，无论大国小国都不能独立于世界经济之外，都必须紧密地依赖世界经济而发展。在世界无政府状态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到底由谁供给或供给多少成为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集体行动逻辑。下面通过构建大国与小国博弈模型，找出其纳什均衡解，分析博弈类型和大国与小国的战略选择问题。
（一）大小国博弈模型
世界各国从体量上看，可以简单地分为大国与小国（或强国与弱国）两类。设想只有大国和小国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存在着涉及两类国家共同利益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越充分，所有国家都受益。但由于收益和成本在两类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博弈。假定这个博弈满足以下条件：
（1）大国与小国为该博弈的两类参与方，并且双方都是完全理性的，即双方的行为选择（决策）都以追求本国利益（效用）最大化为目标；而且双方对对方的行为选择和效用函数等信息都是知道的，即亥博弈是完全信息下的两方博弈。
（2）大国与小国双方采用的行为策略包括供给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和不供给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丙种，总共构成四种策略组合（供给，供给）、（供给，不供给）、（不供给，供给）、（不供给，不供给）
接下来就是要第i个国家上述目标函数的最优解，找到自己的最优战略。
（二）博弈模型的均衡解
通过上述（1）和（2）式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构建拉格朗日函数：
拉格朗日函数最优的条件是其一阶偏导数等于零，即
这是消费者理论中消费者在既定收入下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假定每个国家购买际金融公共产品如同私人物品一样，且其他国家的选择给定。那么在均衡条件下每个国家自己的最优选择战略，决定了国际金融公共产品自愿供给的纳什均衡人参与博弈，给定其他人战略的条件下，每个人选择自己的最优战略（个人最优战略可能依赖于也可能不依赖于其他人的战略），所有参与人选择的战略一起构成一个战略组合，就是纳什均衡。也就是说，纳什均衡是由所有参与人的最优战略组成的）。
上面是从每个国家效用最优化角度考察均衡条件，下面从国际社会总体福利的角度考察帕累托最优解。假定国际社会福利函数如下：
这就是所谓的存在公共物品情况下帕累托最优的萨缪尔森条件。消费者理论的均衡条件要求每个消费者的最优选择导致个人边际替代率等于价格比率，帕累托最优要求所有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之和等于价格之比。因此，国际社会总福利函数的帕累托均衡条件可以重新写为：
这也表明，帕累托最优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大于纳什均衡条件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也就是说各国通过博弈选择自己最优的选择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条件下的供给水平，即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在各国自愿供给的情况下是供给不足的。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在此假定第i个国家的效用函数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即
该反应函数表明，一个国家相信其他国家供给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越多，该国本身的供给就越少。假定只有两个国家，一个大国（j=1）和一个小国（i=2），即n=2。那么，两个国家的反应函数分别为：
由于是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博弈，那么两个的预算支出水平肯定不相等，现假设大国1的预算是这意味着小国不仅不供给国际金融公共产品，还有可能捣乱（负供给，这里不考虑这种情况），即小国2的供给水平为0，因此可得纳什均衡为：
这表明大国与小国关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博弈的纳什均衡是（供给，不供给），即大国供给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小国不供给，采用“搭便车”策略分享大国供给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这是一种典型的智猪博弈。由大国和小国组成的相互依赖的国际金融领域，涉及共同利益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小国由于自身实力的限制，加之对国际金融公共产品需求比大国要小的多，小国没有能力和意愿供给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也不争取相关的国际金融主导权；大国由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更大，与小国相比别无选择只能供给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大国掌握着国际金融主导权，而小国不供给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则无缘国际金融主导权。这也是在当今事关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金融主导权争夺的国际场合听到更多的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声音的缘故。
（三）影响博弈均衡的因素
（1）参与博弈的国家数量
上节分析显示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纳什均衡供给小于帕累托最优供给，这表明每个国家的最优选择，并不能造成集体利益（公共利益）的最优结果。那么影响二者差距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下面通过（16）式反应函数继续分析。现假定所有国家有相同的预算支出水平，则均衡情况下所有国家提供相同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每个国家的纳什均衡为：
这与（13）式的结果一样，表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纳什均衡供给小于帕累托最优供给，并且二者的差距随着参与博弈的国家数量的增加而扩大。国际经济越发达，各国间的依赖程度就越高，各国对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需求就越大，在世界无政府状态下，由于激励机制的欠缺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不足，造成了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国际公共产品越不足。这也成为掌握国际金融主导权的国家所面临的困境之一。在边际收益递减法则的作用下，主导权国供给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意愿减弱。
（2）对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需求程度
如果一个国家对国际经济的依赖程度越大，其对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需求就越大，这个国家愿意为其支付的水平就越高，这样有助于提高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反之，一国对国际经济的依赖程度越低，其对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需求就越小，这个国家愿意为其支付的水平就越低。假如，效用函数仍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分别表示第i个国家对国内金融公共产品和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需求程度。β相对于a的比率越大，对国际金融公共产品需求大于国内金融公共产品的差距越大，对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支付水平就越高，供给不足就越小；当a趋向于零时，纳什均衡供给趋向于帕累托最优水平（见（27）式）。
二、大国间博弈之一：囚徒困境博弈
国际金融主导权历来掌握在大国主要是在霸权国家手里，小国成为“搭便车”者，因此针对国际金融主导权的博弈主要发生在大国之间。如果大国都选择自己的占优战略而不顾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则大国间陷入典型的囚徒困境，这样不能达到国际社会公共利益的最优。吲要破解囚徒困境，需要有第三方的介入或达成契约，形成契约博弈。在此以一战后国际金本位制崩溃，国际金融体系混y情况下的大国间国际金融贸易政策博弈为例，构建一个两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分析大国问战略选择的囚徒困境。
（一）大国博弈模型
假定有两个参与方大国a和大国B，每个国家都知道对方可能的战略选择和支付函数，每个国家在行动前均不知道对方的战略选择，两个国家的行动没有先后顺序。参与国际金融经济博弈的两个国家，在国际金本位制体系崩溃后面临两个选择：本国货币贬值和不贬值。这样两个国家的战略选择构成四个战略组合：（贬值，贬值）、（贬值，不贬值），（不贬值，贬值），（不贬值，不贬值）
如果两国都实行货币贬值政策，不仅扩大出口的效应消失而且引发通货膨胀，每个国家获得负收益a（a0）个单位，另一国不实行货币贬值政策的国家因出口产品相对价格上升导致出口减少，获得负收益c（c
（二）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解
在大国B选择贬值战略的情况下，大国a选择贬值策略，因为贬值策略比不贬值策略的损失要小（因为ca）；在大国B选择不贬值策略的情况下，大国a应选择贬值战略，因为选择贬值策略可以获得比不贬值战略更多的收益（因为b>0，cc）。也就是说，无论大国B选泽贬值或不贬值策略，选择贬值策略对于大国a都是其最优的。这意味着贬值策略是大国a的占优策略，即无论对方选择什么策略，大国a选择贬值策略都是其最优选择。同理，贬值策略也是大国B的占优策略。（贬值，贬值）策略组合是大国a和B的占优策略组合，这是大国a和B完全信息下静态博弈的纳什均衡。假设a=-2，b=2，C=-4，则国际货币政策博弈的囚徒困境能更清楚地被反应（如图2）。
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因为每个参与方的最优选择作为其理性选择的结果，却不是集体理性的最优结果。因为每个国家都选择占优战略的结果都得不到额外收益，反而造成通货膨胀的严重后果。从集体理性的角度考虑，两国都应选择不贬值战略。
（三）一战后大国间囚徒困境博弈的后果
在每个国家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情况下，进行战略选择的结果是两败俱伤，都得到了负的收益，对两个国家共同利益最好的结果应该是都选择不贬值战略，这样就都不会有额外收益，也不会有损失。一战后由于国际金本位制崩溃，国际金融惯例被破坏，国际间的信任关系被破坏，每一个国家都不相信对方不会采取不贬值政策，反而相信对方会采取货币贬值以促进出口的货币贸易政策，因此每个国家选择“以邻为壑”的两败俱伤的贬值政策，也是一种无赖之举，但却酿成了世界经济大危机和大萧条的严重后果。
三、大国间博弈之二：契约博弈
经过一次世界大战，在旧的国际金本位制体系瓦解，新的体系又没有形成，国际金融主导权缺位的情况下，国际金融贸易政策陷入了囚徒困境。虽然在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的第4年，世界大国的首脑们已经意识到囚徒困境的危害，并聚在伦敦共谋国际经济大事，但因各国诉求差异巨大，无果而终。大国博弈的囚徒困境，不仅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并最终把全球带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之中。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之时，英国和美国就开始布局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着手构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秩序，以及以《布雷顿森林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为核心的国际金融贸易体系。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从囚徒困境走向契约博弈
二战末期，世界格局更加明朗，在布局战后政治格局的同时，美英在构建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方面也积极行动，并分别提出了“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但最终于1944年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签订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以下将统称为《协定》），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协定》实际上是国际经济博弈的参与方需要遵守的国际契约，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为国际博弈走出囚徒困境提供了一个制度保障。这为参与方提供了遵守契约的激励机制和不遵守契约的惩罚机制，并促进各国采用合作的态度参与国际经济发展。
首先，协定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的国际货币制度，即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这种制度设计，杜绝了以前各国“以邻为壑”的货币竞争政策，避免各国再次陷入囚徒困境博弈，也避免了因汇率大幅波动给国际经济金融发展带来的不稳定性风险。美元以固定比价兑换黄金，又解决了国际金本位制下因黄金产量有限而导致货币供给不足的缺陷。
其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永久性国际金融机构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各项原则的执行和推行，有益于各国政府金融政策的监督和各国利益的协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以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为成员国提供中长期贷款以恢复经济发展。战后大部分成员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资金短缺问题，包括短期资金和长期资金，短期资金用于解决国际支付危机，长期资金用于恢复经济重建，但要获得这些资金必须严格遵守《协定》的各项规定，这就是制度为成员国设计的鼓励其遵守规则的奖惩机制，也是各国从囚徒困境走向契约博弈的保障。
再次，美国掌握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导权，即美国是国际金融主导权拥有国。“双挂钩”的制度设计，使美元成为等同于黄金的国际货币，美国成为国际货币的供给者，而且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绝大部分份额，并拥有否决权，世界银行行长也由美国人担任。这也赋予了美国对成员国短期和长期贷款的决定权。这种制度设计使美国相当于《协定》的最终监督者和执行者。如果哪个成员国不遵守相关规定，美国有权力使该国无法获得其所需要的短期或长期贷款，这种威胁是可置信的，这有助于保障《协定》各项内容的贯彻落实。
但是，该体系设计也存在着制度缺陷。它虽然规定了美国需要保障美元与黄金按规定比价兑换的义务，却对这种义务没有强制的约束措施。对于美国来说没有违规带来的惩罚成本，只有掌握国际金融主导权带来的巨大好处，并且违规（即超发美元以至不能保障美元与黄金按固定比价兑换）会带来更大的好处，这样就会使美国有违规超发美元的动机。这是该体系设计的最大缺陷，最终崩溃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必然的宿命。“特里芬难题”并不是该体系崩溃的根本原因。因为只要美国遵守《协定》要求，并保障经济增长率与黄金增长率之和大于或等于美元收益率时，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具有内在稳定性，特里芬难题可以规避。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从共赢走向危机
布雷顿森林体系从1944年建立至1973年崩溃，在其运行的20多年时间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最初的共赢走向危机。
第一阶段，从1944-1960年，共赢阶段。二战后，一方面是百废待兴的欧日等国，一方面是生产能力极强的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通过实施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为欧洲经济重建进行贷款向欧洲发行美元，而欧洲国家通过贷款获得美元购买美国商品和技术，进行经济重建（如图3）。这个时期美国既为世界提供国际货币――美元，也为世界提供商品。美国通过向欧洲贷款增强了对欧洲的控制，扩大了美元的国际影响力，大量的商品出口也创造了就业岗位，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欧洲国家通过贷款购买需要的设备和技术，迅速恢复了工业体系。美国采取同样的措施，对日本等国进行了贷款和援建。美国和欧日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通过合作形成了双赢、多赢、共赢的局面。
第二个阶段，从1961-1973年，危机阶段。实际上从1950年以后的大部分年份，美国都出现了贸易逆差。战后美国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强，从以前对美国的逆差，转变为对美国的顺差。美国也因美元国际货币低成本印制，乐意用其美元换取其他国家的商品。这时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资金与商品流动方向发生了转变。美国不再是向其他国家贷款，而是直接用美元向其他国家购买商品，从以前的顺差国转变为逆差国。然后，美国又通过发行国债吸引外国资金流入美国，供美国政府消费、科研、国防和越南战争开支。从而在美国与欧日等国家之间形成新的资金与商品的双向流动（见图4）。
由于美国长期贸易和财政的双赤字，美国的黄金储备不断外流，并且国外尤其是在欧洲集聚了数额庞大的美元资产，而且美国巨大的越战军费开支，使国际社会对美国对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质疑，纷纷拿出美元到美国兑换黄金，美元信任危机不断。终于在1971年7月第7次美元危机爆发，美国政府再也无法应对巨大的美元兑换潮，于8月15日宣布停止履行美元按固定比价兑换黄金的义务。当年12月，美联储拒绝向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出售黄金，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瓦解。1973年，西欧国家实行了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浮动汇率制度。至此，以“双挂钩”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过度利用国际金融主导权地位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国际公共利益的结果。这同时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度设计缺陷的结果，因为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发行国际货币美元的权力，却没有监督和促使其信守美元与黄金固定比价承诺的奖惩机制。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从契约博弈走向金融霸权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过程来看，美国从未遵守这一国际契约，而其他国家却严格按契约要求行动，美国终止向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出售黄金，本质上就是违约。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并没有丢失。1976年以《牙买加协议》形成的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即牙买加体系，除了黄金非货币化和浮动汇率合法化外，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为国际货币，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等核心内容都没有本质的改变。美国不仅没有因美元违约受到惩罚或地位受损，反而借《牙买加协议》将其既得利益合法化，将美国的意志上升为国际协议。虽然也有增加成员国的基金份额，设立特别提款权等内容，但对美国利益都没有丝毫损失。美国以后发行美元完全是美国自己的事情，完全取决于国内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连本来就比较弱的黄金储备的约束都没有了。国际金融体系进入了新的阶段――美国金融霸权。
美国凭借不受约束的国际货币美元的发行地位，肆意实施金融霸权，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双重掠夺（如图5）。第一，美国政府通过发行美元和美国国债对世界进行双重掠夺。一方面，美国通过大量印刷美元廉价地换取全球商品和资源，供美国民众享受的低廉而丰裕的物质消费，另一方面又低成本地发行国债吸收各国的剩余资本回流美国，以供其庞大的科研、国防和社会保障支出。第二，美国强大的金融机构对世界进行双重掠夺。一方面，美国庞大的金融资本对外国产业进行投资，甚至控股进而赚取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美国的金融机构通过制造各式各样的金融产品向全世界销售，以吸引世界资本流向美国，在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通过危机将风险成本分摊给全世界，次级债券就是其中一种。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本质就是美国金融霸权。
期货博弈本质篇4
两人零和博弈作为较归整的形式，在博弈论的早期中已经得到的深入讨论。本文引入了i类理性与ii类理性的概念，认为现实博弈中的参与人往往既可能从i类理性的角度采取战略，也可能是从ii类理性人的角度出发，因此，构造了一个综合了i类和ii类理性特征的支付矩阵，通过对一些常见的非零和博弈实例进行讨论，认为这一模型可以解决战略选择的不确定性。但本文没有对此进行严格的数学证明。
[关键词]
i类理性，ii类理性，混合战略，战略选择，不确定性
在学的博弈中，一般假设参与人(pLaYeRS)具有理性人的特征，即总是寻求自身的最大化利益，选择能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在收益的时候，使用的是个人所得。这是一个“绝对量”，而现实中，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也就是参与者之间除了考虑自己的所得之外，也很关心对方的所得，并比较相互间的差异，采取使“相对”所得最大化的策略。我们不妨把以追求相对所得最大化的行为人称为ii类理性人，并从博弈论的角度对他们的行为模式进行研究。
具有ii类理性特征的现象在很多方面都有存在。比如，我们在人际交往中确实会碰到一些“损人利己”的人，也会见到“损人不利己”的人，从我们观点看来，他们是非理性的，但是进行换位思考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的行事原则是相对来说，总要让自己占便宜或者自己吃得亏比对方少，至于别人是否会吃亏，不是他们考虑的因素，这也是一种“理性”行为，也有出于心理层面的考虑，认为自己所得相对较少或者自己损失较大是一种不公平，并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进行策略选择。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竞争双方在短期内有时会不计代价地采取大出血的策略而欲先致对手于死地，希望对手先被淘汰而自己会坚持到最后。如果做不到这点，也要最大程度地削弱对手力量，使其一蹶不振而不会对自己再构成威胁。这种商场竞争，并期望自己能笑到最后的思维，也是“理性”的。有研究表明，国际关系中这样的ii类理性的例子更不少见。这些虽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现实生活中，更多的可能是，每个人或组织都会考虑自己的所得，并期望自己的所得比别人的大。关键是对两种所得在考虑时的权数是随情况不同而变化的。如果否定在策略选择中的ii类理性因素，可能会对一些现象无法解释。尽管从道德角度讲不值得提倡，而且从价值评判上总是受到谴责，但作为一种存在的现象，仍然有必要加以研究。但本文从ii类理性个体的博弈战略开始，并过渡到一个综合了i类和ii类理性行为的博弈模型，对例中设计的参与人的战略选择，只进行经济学而不做道义上的衡量。
当博弈参与者是ii类理性人时，此时收益矩阵的取值有一定的。假设两个参与人甲和乙都是ii类理性人时，对比在i类理性的得益矩阵(图1)
乙
S1S2
甲S1(m1，n1)(m2，n2)
S2(m3，n3)(m4，n4)
图1．i类理性参与人收益矩阵
ii类理性参与人的得益矩阵如下图所示：
乙
S1S2
甲S1(m1-n1，n1-m1)(m2-n2，n2-m2)
S2(m3-n3，n3-m3)(m4-n4，n4-m4)
图2．ii类理性参与人收益矩阵
很明显，在ii类理性参与人进行的博弈里，在每一个战略组合下，双方的得益之和必为零，此时的博弈具有零和的性质。这就是早期博弈论中重点研究的二人零和博弈的情形，在1910年~1930年间，作为绝对竞争的形式，零和博弈被认为是博弈理论中的主要形态得到了深入的研究。而且对零和博弈的研究成果成为了博弈理论中很多新理论的基础概念。
作为一个练习，我们把常见博弈模型改为零和博弈情形，来看相应的结果会是怎样的。一般认为，零和博弈是一种常和博弈，而最普遍意义下的博弈情形是非常和的。
例1．囚犯困境
甲，乙涉嫌同谋犯罪，分别在两个房间被提审。提审官预先向两人交代政策：如果他们都承认犯罪事实，各判刑10年；如果两人都否认，双方都无罪释放；如果一方认罪一方抵赖，认罪方获500元奖励，抵赖方被判15年。在非零和博弈情形下的支付矩阵如下：
乙
承认抵赖
甲承认(-10，-10)(5，-15)
抵赖(-15，5)(0，0)
图3
纳什均衡策略是（承认，承认），如果甲乙两人是ii类理性人，他们的相应支付矩阵就变成了：
乙
承认
抵赖
甲承认(0，0)(20，-20)
抵赖(-20，20)(0，0)
图4
可以看出，纳什均衡策略还是（承认，承认）。
例2．春节前夕，某小镇上两个商铺甲和乙同时看到一个赚钱机会：去城里贩一批鞭炮回来卖，购货款加上运输费共5000元，如果没有竞争对手，这批货在小镇上能卖6000元；但如果另一家商铺也同时在小镇上卖鞭炮，价格下跌使得这批鞭炮只能卖4000元。
对于甲乙都是i类理性人而言，有支付矩阵：
乙
进货
不进货
甲进货(-1000，-1000)(1000，0)
不进货(0，1000)
(0，0)
图5
（不进货，进货）和（进货，不进货）为纳什均衡策略。但是问题在于，甲乙双方同时行动，而互相不知道对方采取的行动。
如果甲乙都是ii类理性人，那么情况会变成：
乙
进货
不进货
甲进货(0，0)
(1000，-1000)
不进货(-1000，1000)(0，0)
图6
此时的纳什均衡策略就是（进货，进货）。
例3．利己与利他
甲乙作为i类理性人，其支付矩阵为
乙
利己利他
甲利己(1，1)(4，0)
利他(0，4)(3，3)
图7
纳什均衡是（利己，利己）；
甲乙作为ii类理性人，其支付矩阵转化为：
乙
利己利他
甲利己(0，0)(4，-4)
利他(-4，4)(0，0)
图8
纳什均衡仍然是（利己，利己）。
例4．智猪博弈
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被关在同一个猪圈里。猪圈的一头安装着一个特制的按键，另一头安装着一个食槽。但一头猪按下按键时，会有10单位的食物进入槽中，但按键的猪会付出2单位的成本；如果大猪先到食槽，则小猪只能吃到1单位的残羹剩饭；但若小猪先到的话，则它能吃到4单位的食物。若两猪同时到，则小猪可吃到3单位的食物。
如果按照i类理性，有支付矩阵：
小猪
按键等待
大猪按键(5，1)(4，4)
等待(9，-1)(0，0)
图9
纳什均衡策略是（按键，等待）。
在ii类理性下，重写支付矩阵为：
小猪
按键等待
大猪按键(4，-4)(0，0)
等待(10，-10)(0，0)
图10
纳什均衡是（按键，等待）和（等待，等待）。
有趣的是，此时小猪一定会选择等待（占优战略），而大猪无论怎么做，都是一无所获！最终结果是两头猪都会饿死。
在这种情况下，两头猪的结局似乎和“布里丹的饥饿的驴”有共同点，后者因为面对同样两堆干草不能做出选择而饿死。在智猪博弈里，小猪认为自己的结果只能是损失或者既无损失又无所得，这时它会选择后者，而将责任推给大猪。现实中，不大可能出现两猪都饿死的结果，因为大猪最终会明白，与其被饿死还不如去按键，此时自己会得到4单位的食物；而小猪也会因为大猪作出这样的选择，而同样得到4单位的食物。
例5．性别战
两个恋人，男方想看拳击，女方想看芭蕾。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会牺牲自己的爱好而迁就对方。有下面的支付矩阵：
女
拳击芭蕾
男拳击(2，1)(0，0)
芭蕾(0，0)(1，2)
图11
纳什均衡是（拳击，拳击）和（芭蕾，芭蕾）。
将支付矩阵做个变换：
女
拳击芭蕾
男拳击(1，-1)(0，0)
芭蕾(0，0)(-1，1)
图12
那么，（拳击，芭蕾）就是纳什均衡策略。
例6．斗鸡博弈
两个人举着火棍从独木桥两端向中间前进，每个人都有两种战略：前进或退下阵来。若两人都继续前进，则两败俱伤；如果一方前进，另一方退下来，前进者取得胜利，退后者丢了面子；若两人都退了下来，则都丢了面子。支付矩阵如下：
a
进退
B进(-3，-3)(2，0)
退(0，2)(0，0)
图13
纳什均衡策略是（进，退）和（退，进）；
按ii类理性对支付矩阵进行变换后得：
a
进退
B进(0，0)(2，-2)
退(-2，2)(0，0)
图14
纳什均衡策略是（进，进）。
在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在例2中，对于i类理性参与人，（不进货，进货）和（进货，不进货）都是纳什均衡策略，采取哪个战略要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在一次静态博弈中是很难在行动之初就了解到对方的战略的，因此存在选择上的不确定性。在智猪博弈中，对于ii类理性参与人而言，不能根据支付矩阵决定出大猪的战略，如何才能避免在选择时出现这样的不确定状态呢？有必要考虑某种混合战略。
一般来讲，博弈的每个参与者在某些时间会按i类理性人行为模式行事，而有时又会采用ii类理性人模式行事。不妨将这种组合看成是决定于概率p和q。这时候，假设甲遵循i类理性的概率是p，那么他是ii类理性人的概率就是1-p，乙遵循i类理性的概率是q，相应他是ii类理性人的概率是1-q。这时我们也可以构造出一种混合战略，得到支付矩阵：
乙
S1
S2
甲S1m1-(1-p)n1，n1-(1-q)m1m2-(1-p)n2，n2-(1-q)m2
S2m3-(1-p)n3，n3-(1-q)m3m4-(1-p)n4，n4-(1-q)m4
图15
对于i类理性可以看作p=1，q=1时的上述混合战略的一个特例；而ii类理性对应p=0，q=0的情况。
在现实中，还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也就是甲乙两个参与者中，一方是i类理性的，而另一方是ii类理性的，为方便起见，我们假设甲是i类理性人，乙为ii类理性人，那么支付矩阵具有下面一般形式：
乙
S1
S2
甲S1(m1，n1-m1)(m2，n2-m2)
S2(m3，n3-m3)(m4，n4-m4)
图16
这其实是在p=1，q=0时，混合战略的一个特殊情况。
对于上述常见博弈案例，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演绎，相应也会得到一些有趣的结果。
例1．囚犯困境
乙
承认抵赖
甲承认(-10，0)(5，-20)
抵赖(-15，20)(0，0)
图17
纳什均衡策略仍是（承认，承认）；
例2．进货与不进货
乙
进货不进货
甲进货(-1000，0)(1000，-1000)
不进货(0，1000)(0，0)
图18
纳什均衡策略是（不进货，进货）。
例3．利己与利他
乙
利己利他
甲利己(1，0)(4，-4)
利他(0，4)(3，0)
图19
纳什均衡策略仍是（利己，利己）。
例4．智猪博弈
小猪
按键等待
大猪按键(5，-4)(4，0)
等待(9，-10)(0，0)
图20
纳什均衡策略是（按键，等待）。
例5．性别战
女
拳击芭蕾
男拳击(2，-1)(0，0)
芭蕾(0，0)(1，1)
图21
纳什均衡策略是（芭蕾，芭蕾）。
例6．斗鸡博弈
a
进退
B进(-3，0)(2，-2)
退(0，2)(0，0)
图22
纳什均衡策略是（退，进）
可以发现，在多数情况下，ii类理性人的结果都好于i类理性人。
现在使用如图15的混合战略，看看在例2，性别战，斗鸡博弈和智猪博弈中，战略的选择情况：
在例2中，为方便起见，将原支付矩阵先转换成：
乙
进货不进货
甲进货(-1，-1)(1，0)
不进货(0，1)(0，0)
图23
再设甲乙为i类理性的概率为p，q:
乙
进货不进货
甲进货(-p，-q)(1，q-1)
不进货(p-1，1)(0，0)
图24
可以看到（进货，不进货）是一个可能的均衡策略，但若要使其成为唯一的纳什均衡，还应该要求q-1>-q，即q>1/2。同理，（不进货，进货）要在p>1/2才能成为唯一的纳什均衡。可以理解为，当甲更象是i类理性人是，此时乙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应该采取进货的战略来应对；而当乙更象i类理性人时，此时如果甲认识到这一点，应该采取进货战略。这样，就给出了一个选择的指南，避免选择不确定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可以把握好参与方的理性倾向。例4的情形与此类似。而斗鸡博弈中，相应地要求p>0.4，q>0.4即可确定出应该采取的唯一的纳什均衡策略。
再看智猪博弈，得到支付矩阵为
小猪
按键
等待
大猪按键(4+p，5q-4)(4p，4q)
等待(10-p，-10+9q)(0，0)
图25
期货博弈本质篇5
关键词：世界经济；博弈
“博弈”一词，被经常的理解含义是下棋，在我国“田忌赛马”一故事就体现了博弈的性质。国外对博弈性质的研究则追溯的更早，古诺双寡头模型、伯川德价格模型等都是早期博弈论的萌芽。尤其发展到后期，纳什分离出的非合作博弈，塔克尔的“囚徒困境”等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的基石。泽尔滕到六十年代将纳什均衡的概念引入动态分析提出了“精炼纳什均衡”的概念，同时，海萨尼又把不完全信息的概念引入博弈论，即贝叶斯动态纳什均衡。从八十年代开始，博弈论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开始应用于寡占理论分析。
限制性定价是一种短期非合作策略，他通过原有企业的当前价格策略来影响潜在企业对进入市场后利润水平的预期，从而影响潜在企业的进入决策。自贝恩提出“限制性价格”（limitpricing）概念以来，限制性定价就逐渐成为产业组织领域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此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经济学家意识到，在面临潜在进入威胁的产业中，索取使短期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并不是一个理性的原有企业的最佳定价策略。在不完全信息下，博弈双方参与人的成本信息分布状况是影响限制性价格的决定性因素。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的研究表明，在原有企业独占自己的成本信息，而潜在企业的成本信息是共同知识的信息分不下，高成本的原有企业可能会采取低价格策略，以显示自己是低成本的，从而达到遏制进入的目的。
（一）不完全信息博弈的应用
设博弈中有两个局中人，一个是“进入者”，一个是“在位者”，考虑在t时期（t=1，2）内，市场上有一个企业在生产（“在位者”），另外有一个潜在进入者（“进入者”，考虑是否要进入该市场）。如果“进入者”进入，则双方展开古诺博弈，否则“进入者”继续垄断市场。
假设“在位者”有两种经营类型：高成本和低成本，并且“在位者”存在“私人信息”；“进入者”只知道“在位者”是高成本的概率为p，低成本的概率为1-p.这个概率p是“公共信息”，是“进入者”对“在位者”类型的“先验信念”。同时假设“进入者”只有一个类型，进入成本为2，如果进入的话，生产成本与高成本的“在位者”成本相同。
在t=1时，在“进入者”决定进入之前，“在位者”需要决定该时期的价格或产量。我们假设有三种可能的价格，p=4，5，6；如果是高成本的“在位者”，相应收益为u=2，6，7；如果是低成本的“在位者”，相应收益为6，9，8。在t=2时，若“进入者”不进入，“在位者”仍是一个垄断者，利润如第一期的t=1；若“进入者”进入，且“在位者”经营为高成本，则各自收益为3，进入者的实际收益为1，若“在位者”经营为低成本，收益分别为5，-1，即“进入者”的实际收益为-1。
不完全信息下的第一阶段t=1是垄断定价，在位者维持原有的垄断利润。在t=2时期，由于进入者或者第一阶段的信息，在完全信息的假设下，高成本经营则进入，低成本则选择不进。
以信号传递博弈为基础的精炼贝叶斯均衡划分为三种。分离均衡：不同类型的发送者以完全的概率选择不用的信号，或者说，没有任何类型选择与其他类型相同的信号；在分离均衡下，信号准确的揭示出类型。混同均衡：不同类型的发送者选择相同的信号，或者说，没有任何类型选择与其他类型不同的信号，因为，接受者不修正先验概率。准分离均衡：一些类型的发送者随机地选择信号，另一些类型的发送者选择特定的信号。
第一，垄断定价第一阶段是完美贝叶斯均衡，垄断定价分离均衡不是完美贝叶斯均衡。倘若分离均衡是完美贝叶斯均衡，高成本在位者也会将价格定位5，即混同均衡，与分离均衡矛盾。第二，混同均衡也不是完美贝叶斯均衡。就算结果是贝叶斯均衡，那么低成本在位者也可能不愿意混同。那么结果会有两种情况，第一，如果妥协，那么总收益是14。第二，如果不妥协，垄断限制定价为11
（二）明确合作的策略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企业在进行混同分离时会花费成本，如何解决信息的不对称成为企业考虑的重要问题。其中明确合作策略的多重商业实践本质就是解决寡头合作企业间的信息不对成问题。
1、共同成本手册与多产品定价公式
在寡头企业明确合谋中，一个显而易见的难题就是产品的异质性问题。这种异质性可以有一下两种情况：一是不同企业的产品是不完全替代；另一种情况是生产多种产品型号的企业。前一种情形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避免的，企业也已经习惯了制定产品差别化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合谋企业可以使用共同成本手册来制定价格。
2、转售价格维持（Rpm）
转售价格维持通常是指供应商与零售商之间的上下游价格控制关系。如果零售商不按供应商的建议价格销售商品，供应商就拒绝供货。转售价格维持通过消除价格波动是背叛行为易于察觉，因为它要求销售价格不得低于一个底线。还有一方认为转售价格维持是下游销售商之间的合作行为。这时，上游供应商成为实际上的监督人，一旦发现零售商有任何超越价格底线就停止供货，以给予惩罚。
3、基点定价
基点定价实际上解决了由于企业所处地点不同所带来的合谋的困难。基点定价使总的交货价格等于交货定价基点的通行市场价格加上从该地始计的运费，这样就防止企业将折扣暗含在运费当中。
4、交换信息
企业间互有的信息越完全，达成和维持合谋协议就相对越容易。不确定性使得协议维持较难。交换信息减少了信息的不确定性。企业间交换成本和需求的信息使得协议的制定更加容易。关于竞争对手的价格和产量的信息一旦公开就会使背叛行为更容易、更快的被察觉。有时为了加快信息的传递速度，企业会采用公开价格策略。当价目单上的价格是公开信息的时候，企业遵从的就是一个公开价格。有的时候，明确合作的企业甚至会雇佣人审查实际交易的价格和企业的财务状况。
小结
博弈论在各国的普及和广泛应用，使得这一理论更好指导了实践。本文以不完全信息下的垄断定价模型为例，指出了想要混同分离的企业需付出成本这一特点，同时为寡头企业如何获得共同信息和共同合作提供了几点对策。以期能为企业所用。（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期货博弈本质篇6
两大机遇的交叠将直接体现为两个层次的博弈：一是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博弈，人民币升值貌似影响中国外需，但在事实上造成两大后果――美国的通货膨胀和中国的内需战略；二是中央和地方间关于房价的博弈，房价调控貌似促进民生与管理通胀，但在事实上将决定中国必将走扩散性增长和收益分散化道路。因此，2011年的关键命题是如何从过度激发现有需求演变为逐步形成新增需求，逐步激发中国的经济潜能。
问题是，从全球经济运行背景看，如果不能在2011―2012年间完成经济运行“变轨”，则所有的当前优势均有可能转变为竞争劣势，中国经济将面临“生死时速”。
可观测的四大经济现象
根据2010年第四季度以来的形势演变和政策格局，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2011年着重可观测的四大经济现象。
1、人民币升值造就经济结构调整和货币输出。
由于2011年上半年美国仍然将面临较为严峻的失业态势和较低的通货膨胀，任何外力不足以迫使美联储改变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保持5％左右的升值是意料中事。正因为如此，人民币升值必将造成中国实体经济和货币金融两大领域的持续变局――出口增幅持续低于进口增长，人民币持续输出。
人民币升值预期一旦形成，在短期会造成企业部门加速出口的激励――于是，只要在某个月份出现较快的人民币升值，亦必然在此月出现出口增速的超预期增长。但是在此后，必然造成企业部门盈利空间收缩和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以抵补贸易条件恶化的动力。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则向中国提供进口的国家必倾向于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亦必造成中国的广义货币中的一定比例留存境外，而中国的货币统计相应地高估了境内总体流动性水平。
2、中国经济政策重心下移导致总需求挖掘能力提升。
一旦我们习惯了境外多变的经济气候，则经济政策必然由高度戒备型总量调整向重心下移型结构调整演变。面对危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政策多呈杯弓蛇影、慌不择路特征，应急多于治本。综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和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议看，2011年的经济政策将呈现政柄操之于上，实利惠之于民的新特点，这势必意味着内生性总需求增长的新起点。当然，实现真正的总需求挖掘仍需时日且风险仍存，但政策摆动频率将有所降低――整个2011年有望出现一次政策转向，6月前以治理通胀和遏制房地产价格为中心任务，主基调是紧缩货币；自7月起以新型总需求扩张为主流，主基调是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和要素价格改革。
3、货币大力度紧缩打了预防危机的时间差。
自2010年10月19日本轮紧缩第一次加息起，我们将观察到绵延三个季度的加息周期，但是更为关键的将是持续的流动性收紧。流动性收紧是对以往操作的矫枉，亦将造成三大可预测的经济后果：一是财政政策持续放松不可预期。尽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积极、审慎”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搭配，但考虑到中国财政资源主要来自银行配合，所以只要信贷收紧(包括中国银监会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权重设置的提高)，则扩张性财政政策很难保持可持续性。二是中国式金融危机压力得以纾解。自2009年以来持续悬于中国金融体系头顶的利剑是地方政府借债、项目自身偿还能力有限，延续到未来某个时点(如2013年)出现系统性债务危机。一旦我们在即期观察到信贷收缩，则债务问题势必不致被持续扩大。三是货币紧缩对所有投机性操作起到了釜底抽薪作用，因为无论是房价、农产品投机，还是土地整理与开发，对信贷投放的依赖性一贯过强。上述问题将可望不构成2011年的主要矛盾。
4、以房地产市场调控为表象的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再平衡。
2009年以来的一个经济死结是――经济增长靠投资，投资增长靠信贷，信贷投放靠抵押品，抵押品主要是房地产。在分税制格局下，一旦地方投资成为主力，则地价和房价上涨势所必然。因此，房价博弈从2006年的地产商与政策当局的博弈在实质上演变为中央和地方收入分配的博弈――即是否容忍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否存在其他替代收入来源。可以预计的是，尽管信贷收紧完成了对土地财政的釜底抽薪，但房价的反弹与遏制间的博弈仍将持续。极可能出现的情形是，房价和地价在高位维稳，而市政债券将在2011年进入议事日程。
可能面临的三大风险
风险之一：在短期波动面前进退失据。目前最值得关注的是欧元区债务危机和美国负债率过高问题能否实现软着陆。一旦债务成为燎原之势，则中国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选择：一是基于对经济“三次探底”(“二次探底”忧虑在2010年8-9月)的担忧而放松货币，并着力通过增持危机国债券以维持主要货币汇率稳定。二是守住货币信贷底线，仍然坚持货币升值和国际化。前者是极易采取的政策，但显然于中国的战略利益不利。
风险之二：在货币博弈中因小利而失大局。这是指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作了不可置信的压力测试，结论是实体经济部门难以承受汇率持续升值：或者在美国汇率压力下一步到位式实施第三次汇率改革。其中的小利分别是出口部门和美国对中国压力的缓解，但大局是改变人民币升值预期并造成资产价格大幅度波动，造成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破产。
风险之三：在结构调整中恶化结构。这是指各地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区域振兴仍需巨额资金，对土地财政仍具依赖性。这将造成三大结构持续恶化：一是过度依赖投资拉动：二是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仍将导致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三是造成房地产价格持续居高的预期。
2011年6月将是政策分水岭
从中期看，留给中国的时间只有两年。
第一个理由是全球化导致国际资本流动，并进而造成中美经济的不同步性。最近20年经济进程说明，除2008-2009年等少数年份，中美两国始终处于经济不同步发展阶段。很显然，自2011年起，中美两国将再现不同的经济周期――美国治理失业，中国治理通胀。因此，2011年是全球宏观经济格局的重新布局年。
以中国在2010年第四季度起始的紧缩代表着中国在宏观博弈中占据先机的勇气，但真正的博弈将在2013年开始。届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将因下一轮技术革命进入由复苏走向繁荣的增长通道，全球
资本流动总量与方向均可能发生改变，资本目的地可望从新兴市场再度向发达经济体回流。据此，在2011-2013年间，中国势必处于通过紧缩基础货币对冲流动性的政策通道。根据中美经济政策博弈推演，我们可以预见，中国在2011年前两季度仍将经历相对高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率在低位徘徊的艰难局面，但自2011年7月起，中国将再度进入高增长、低通胀阶段，且持续时间会延续到2013年上半年。
第二个理由是人民币升值所形成的宽松环境将持续两年左右。人民币汇率将是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退出前横亘于中美之间的持续博弈标的。一方面，量化宽松意味着美国决策者期望美元贬值，亦即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量化宽松退出意味着美国或者出现通货膨胀，或者实现经济反转向上。由于我们预测在2013年前美国全面复苏的可能性不大，则人民币汇率博弈势必围绕美国通货膨胀进行。其博弈结局是：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渐进式升值并输出通货膨胀，美国Cpi走高并仍伴随较高失业率。
从短期看，2011年6月将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期货博弈本质篇7
关键词：市场博弈；政府政策；房产泡沫；理性行为
博弈论是关于包含在相互依存情况中的理性行为的研究，是研究博弈现象中各方是否存在合理的行为，以及如何找到合理的行为，并加以实施的理论和方法。所谓“理性”，是指决策主体清楚地了解到自己的目标和利益所在，在博弈中总是采取最佳的策略以实现其效用或收益最大化。马克思早就认识到了房价的特殊性。他说，这种垄断价格“只由购买欲和支付能力决定，而与一般生产价格或产品价值所决定的价格无关”，马克思认为建筑用地的地租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房地产开发商。房价上升会给房地产开发商带来额外利润，因此，他们是推动房价上升的主要动力。由于房地产开发商的资产负债率大约为75%。也就是说，只有1/4的资金是房地产开发商自己的。只要房价上升1个百分点，开发商的资本回报率就能上升3个百分点。如果房地产开发商没有立即将已经落成的住宅出售，则需要支付住宅占有资金的成本和住宅闲置的折旧成本。由于住宅的折旧期很长，因此，折旧成本对住宅销售的影响不大。当住宅完工之后，开发商面临的选择是，如果他们预期住宅价格上涨带来的好处大于他们的资金成本，那么，他们何必急于把住宅卖出去？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来说，最佳策略是将一部分住宅的价格尽可能标得高一些，以此来推动住宅价格上涨。提高空置率恰恰是房地产开发商增加利率的一个手段。房地产市场往往被一些大房地产公司垄断。在寡头垄断市场上，决定价格的并不是简单的供求关系。某些大房地产开发商往往拥有一定操纵市场的能力。除非引用反垄断法限制大房地产公司占有的市场份额，鼓励市场竞争，否则任何调整利息、控制土地审批等措施都收效甚微。只要房地产开发商有控制房价的能力，哪怕利率和土地价格提得再高，他们很容易就把这些负担转嫁给了购房者。若指望房地产开发商发善心，主动降低房价，无异于与虎谋皮。二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往往把房地产价格上升当作经济繁荣的指标。房地产市场的活跃会给地方政府带来更高的财税收入和灰色收入，因此，地方政府乐于见到房地产涨价。
一、房地产市场博弈
房地产市场最大的特征是信息极不对称，房地产专业性政策性极强。房地产信息不对称表现为开发商在投资开发前就通过专业人员对产品的定位进行了详细的市场调研，较准确地把握消费群体定位，并对消费群体的消费特征、消费心理、消费偏好、经济能力等情况基本掌握。由于房地产专业性极强，购房者除了自己的购买能力、购买需求外，对开发商、房地产、开发成本费用等了解甚少，只能根据自身承受能力和需求被动地选择房地产消费，而且还往往被开发商的不实宣传和人为造成的紧缺迹象所欺骗。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双方博弈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谈判结果有失公平，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就必须弥补这种信息不对称。
房地产市场是博弈得出结果的竞技场，房地产市场是房地产产权交易关系的总和，房地产交易过程就是房地产博弈过程，博弈的结果就是产权受让方以一定的价格获取房地产产权，产权让渡方让渡房地产产权获得相应的货币补偿。在房地产市场博弈中，参加者有消费者、开发商、政府等，他们各自都有一个不同的角色和“获胜”战略。参加者必须按照事先制定的规则行事，正式的法规和非正式社会价值观念都会限制房地产市场参与者的行动，现实当中，博弈规则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博弈参加者也随时可以进出，这创造了一个动态的市场环境。
二、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的博弈
在房地产市场博弈中，参加者有消费者、开发商、政府等，他们各自都有一个不同的角色和最佳策略组合。在这一多方博弈格局中，政府与开发商的博弈无疑占主导地位。在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时，政府也作为一个博弈方，参与博弈。两者的策略选择有相互依赖性。政府的最优得益将是土地发挥效用最大化，即土地的充分合理利用以及带来的经济效益最大化。而开发商在争取土地使用权时，必须了解和遵循政府的需求及规划，而政府要实现的社会和商业经济必须依靠开发商的开发效率和质量。
（一）政府
政府作为房地产市场博弈规则的制定者，肩负着为社会居民提供最大化的社会福利。房地产经济持续健康繁荣、房地产市场平稳有序发展、“居者有其屋”，是政府参与房地产市场的三大目标。实践证明，在房地产过热时，如果政府采取紧缩货币政策，或者采取针对房地产投机活动的税收政策，或者直接规定房价涨幅，都能够在短期内比较明显的压抑房价。但是，政府政策能否真的实现“居者有其屋”？经济理论早已证明，除非政府直接设定房价，否则无论是采取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都只能在一段时间内干预房价。从长期来看，人们的理性预期将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作用。政府通过制定的博弈规则约束市场参加者，规范参加者行为，实现其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的。因此，政府在房地产市场博弈中与其他参加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凌驾于其他参与者之上，通过其他参与者的博弈过程，实现目标，各参加者只能在政府制定的规则范围内寻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的博弈策略。最值得注意的是，规则不是永恒不变的。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变化最大的就是博弈规则，各种制度、法规还有待完善。在现阶段，对博弈策略选择影响最大的因素莫过于揣摩游戏规则的变化方向。
（二）房地产开发商
在博弈规则既定的前提下，信息是房地产博弈结果最重要的因素，它是参加者选择博弈策略，确定谈判筹码的依据。房地产开发商是以通过生产房地产实物产品，在博弈规则许可的前提下，自主经营，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开发商的终极目标。在博弈规则中，房地产开发商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如拥有详实的开发成本信息、房地产质量信息。此外，房地产开发商还处于垄断或半垄断地位，原因如下：其一，提供的产品具有唯一性和不可移动性；其二，开发商是某一宗房地产产品的唯一提供者，房地产需求者只能从开发商手中获取房地产产品，供给渠道单一，这决定了开发商控制着定价权，需求者讨价还价余地不大。其三，产品需求者选择空间不大，只能被动地选择开发商提供的产品。如上海目前中低价位住宅供应不足，二室一厅、二室二厅等小房型供不应求。房地产开发处于产品垄断地位，曾有某律师提出签订购房“204”条款，但开发商却底气十足地对购房者说，这房不卖给你。其四，现阶段的房地产市场并未形成均衡市场，市场有利于开发商，开发商左右着房地产市场供给状况，可以人为的造成房地产供给紧缺的假象，迷惑购买者。要实现货币增值，保证利润最大化，在开发前期，开发商必然重视房地产需求群体的反应，并不断根据需求者反应修正开发定位，消费者偏好、消费心理、承受能力，都影响到开发商投资决策。因为产品一旦形成，就难修正，其中的缺陷随时都将成为对方谈判的筹码。而良好的居住环境、合理的房型布局等成为开发商要价筹码。房地产投资开发费用是开发商预期价格底限，也是参与博弈谈判的底限。
（三）博弈过程
假设待开发的土地是闲置的空地。在博弈的第一个阶段，政府判断是否拍卖土地的开发权，若不拍卖，则其收益为零。影响政府选择的因素很多，比如，该土地的面积、地理位置、周围环境，城区规划等。如果决定拍卖土地使用权，政府要作前期规划，设计拍卖规则，并对参加竞拍的开发商进行审查，包括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信水平、工程质量等。拍卖过程中，各开发商凭借对该土地带来的预期经济收益的判断和成本的比较，分轮叫出能接受的价格，直至能接受的最高价格，最终由出价最高的开发商得到使用权。
在博弈的第二个阶段，房地产开发商在取得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以后，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商品房屋建设预备项目计划备案手续。之后，房地产开发商方可向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施工许可手续。在开发建设中，房地产开发商应当在规划、土地、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各项审批手续，并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动工开发期限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在这一阶段，政府则监督开发商是否有违规违法建设。
博弈的第三个阶段，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综合验收。对综合验收合格的项目，核发综合验收合格证，同意交付使用；综合验收不合格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提出整改意见。
三、存在的问题及政府行为的原则
期货博弈本质篇8
关键词：违约风险外贸企业博弈
迄今为止，中国外贸企业在海外究竟有多少应收账款，并没有官方权威数据。而业内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已超过1000亿美元，且以每年150亿美元的速度递增。而此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成了海外商账的重灾区，中国浙江近千家企业遭到美国企业的拖欠。大量拖欠国际货款也成为美国企业在金融危机下转嫁损失的一种办法（许菁，2008）。巨额的海外应收账款和呆坏账吞噬着我国出口贸易所取得的成就，使有关外贸企业不但为此蒙受了巨大损失，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与经营，而且严重影响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整体质量和健康发展，已越来越引起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
违约风险对外贸企业的影响效应博弈分析
在我国外贸企业的赊销过程中，出口商和进口商的交易行为是典型的博弈行为，以下对出口商和进口商之间的赊销关系建立简单的博弈模型。
（一）完全信息下的静态博弈和均衡分析
1.模型结构的基本假设如下：假定出口商不违约。进口商有两类：一类是诚信企业，能够严格遵守合约，按期支付货款；另一类是不诚信企业，违背合约，完全不支付货款。进口商为了获得赊销货物节约流动资金，通常会对自己进行“包装”。这种“包装”包括企业财务状况的“包装”，赊销经历“包装”，及美化企业信誉等。设企业的“包装”成本Cp>0。出口商为减少违约风险，通常会对进口商进行调查。设调查成本为Ci>0。当出口商采取赊销时，若进口商是诚信企业，则出口商收益为RS>0，若进口商是不诚信企业，则出口商的损失为LS>（RS，Ci）+；当出口商不采取赊销时，其收益为0。当进口商获得赊销货物时，若遵守诚信，则其收益为RZR；若不遵守诚信，则其收益为RDR，且RDR>RZR>0。当进口商未获得赊销时，其收益为0。诚信的进口商总能获得赊销。不诚信的进口商，若不进行“包装”，出口商肯定不给予赊销；若进行“包装”，出口商不调查，则获得赊销，若出口商调查，不能获得赊销。
2.诚信进口商和出口商的静态博弈模型和均衡分析。根据以上假设，完全信息下诚信进口商和出口商的静态博弈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
无论出口商调查还是不调查，诚信进口商不“包装”的收益总比“包装”的高，即RZR>RZR-Cp，所以诚信进口商的最优策略是不“包装”。同理，无论诚信进口商“包装”还是不“包装”，出口商不调查的收益总比调查的高，即RS>RS-Ci，所以出口商的最优策略是不调查。因此，诚信进口商和出口商的纳什均衡解是（RZR，RS）。
3.不诚信进口商和出口商的静态博弈和均衡分析。完全信息下不诚信进口商和出口商的静态博弈收益矩阵如表2所示。
若出口商调查，不诚信进口商的最优策略是不“包装”；若出口商不调查，则不诚信进口商由于违约带来的收益大于“包装”成本，即RDR>Cp，所以不诚信进口商的最优策略是“包装”。若不诚信进口商“包装”，由于出口商不调查的损失大于调查的成本，即LS>Ci，所以出口商的最优策略是调查；若不诚信进口商不“包装”，出口商的最优策略是不调查。显然，此时不存在双方收益均达到最优的纳什均衡解。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由于出口商能够识别诚信的进口商和不诚信的进口商，因此它可以通过给诚信进口商赊销而拒绝不诚信进口商来回避赊销风险，即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出口商赊销不会导致违约风险，违约风险是可以杜绝的。
（二）不完全信息下的静态博弈和均衡分析
实际上，出口商在进行赊销时，并不能事先知道进口商的类型，进口商也不能确定出口商是否进行调查，出口商和进口商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双方进行的实际上是不完全信息博弈（张维迎，1996），为此，在前述假定的基础上，需增加如下假定：
出口商不能辨识进口商是否诚信，但知道进口商诚信的概率为pZ，不诚信的概率为l-pZ；出口商也不知道进口商是否进行“包装”，但知道进口商“包装”的概率为pπ，不“包装”的概率为1-pπ。进口商不知道出口商是否进行调查，但知道出口商进行调查的概率为pi，不调查的概率为l-pi。
1.诚信进口商的策略分析。诚信进口商“包装”时的期望收益为：
eZp=RZR-Cp
诚信进口商不“包装”时的期望收益为：
enZp=RZR
若enZp>RZR，所以诚信进口商的最优策略依然是不“包装”。
2.不诚信进口商的策略分析。不诚信进口商“包装”时的期望收益为：
eDp=RDR·（1-pi）-Cp
不诚信进口商不“包装”时的期望收益为：
enDp=0
若eDp>enDp，即RDR·（1-pi）-Cp>0。
整理得：
RDR>（1）
进口商就会通过“包装”获取赊销货物，否则不“包装”。通过式（1）可知，影响不诚信进口商是否进行“包装”的因素有“包装”成本，出口商调查的概率和进口商通过违约所带来的收益。随着Cp或pi增加和RDR的减少，不诚信进口商为赊销所担负的风险就会增加，他就越不会倾向于“包装”。
3.出口商的策略分析。出口商调查时的期望收益：
eSi=RS·pZ-Ci
出口商不调查时的期望收益：
enSi=RS·pZ-LS·pπ+LS·pπ·pZ
若eSi>enSi，即：
LS·pπ·（1-pZ）>Ci（2）
出口商就会对进口商进行调查，否则不调查。由式（2）可知，影响出口商是否调查的因素有调查成本、进口商诚信的概率、进口商“包装”的概率以及由进口商违约所带来出口商的损失。出口商的调查成本越小，进口商诚信的概率越小，进口商“包装”的概率越大，以及进口商违约给出口商所带来的损失越大，出口商越需进行调查。
由上述分析可知，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纯策略贝叶斯纳什均衡为：诚信进口商选择不“包装”；当式（1）成立时，不诚信进口商选择“包装”，否则，选择不“包装”；当式（2）成立时，出口商选择调查，否则，选择不调查。
对于出口商而言，为了降低和控制赊销风险，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充分利用客户资信管理网络，加强企业间的信息交流与共享，降低调查成本，提高对进口商的调查概率；另一方面，减少单次赊销货物的价值，从而减少进口商违约带来的损失，比如控制每一次赊销货物的数量，进行分批赊销、抵押赊销等。
（三）出口商和进口商完全动态博弈和均衡分析
一般而言，出口商和进口商进行的博弈行为是有一定次序的，出口商行为在先，进口商行为在后，两者的博弈是个动态过程。为此在静态博弈假定的基础上，需增加如下假定：
双方博弈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出口商选择调查与否，然后进口商选择包装与否。后行动的进口商行动之前，观测到出口商的选择，而出口商也观测到进口商的纯策略。在这个动态博弈中，出口商有一个信息集，两个纯策略，调查与不调查。进口商有两个信息集，每个信息集上有两个可选择的行动，四个纯策略。根据双方的纯策略，得到纯策略剖面为：
a{调查，（包装，包装）}，{不调查，（包装，包装）}；B{调查，（不包装，不包装）}，{不调查，（不包装，不包装）}；C{调查，（不包装，包装）}，{不调查，（包装，不包装）}；D{调查，（包装，不包装）}；{不调查，（不包装，包装）}，用策略式盈利矩阵表示，如表3所示。
分析该动态博弈，得到一个纯策略纳什均衡：出口商选择调查，低诚信进口商在出口商调查时不包装，不调查时包装，对应的盈利为（-Ci，0）。因为进口商的策略是可信的，所以此纯策略纳什均衡是该动态博弈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均衡的结果是进口商不能得到赊销货物，所以进口商违约风险不大。因为该博弈假设信息是完全的，所以加强出口商与进口商之间的信息共享会降低进口商的违约风险。
结论
进入21世纪以来，信用证支付方式的使用率迅速下降了，而非信用证支方式，如付款交单（D/p）、承兑交单（D/a）以及赊销（o/a）等以商业信用为付款保证的支付方式却大行其道，很快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主流支付方式。而非信用证支付方式下由于买方原因造成的出口商的收汇风险日益增大，因此，对外贸企业的赊购方违约风险管理的研究依然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期货博弈本质篇9
论文关键词:资本形态,权力博弈,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人力资本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演化,相应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在不断变化。根据技术社会形态的划分标准,社会经济形态则呈现出一个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历史序列面貌。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则可以概括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下,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不同的。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构成要素理论,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等三个要素组成。生产力作为一个共性因素,具有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属性,而生产关系则具有不同社会的特殊性。剔除生产力这一共性,可以发现,物质资本是主导农业经济社会生产关系的首要因素,货币资本是主导工业经济社会生产关系的首要因素,人力资本是主导知识经济社会生产关系的首要因素。当然,农业经济也同时存在着货币资本,工业经济也存在着人力资本,各种形态的资本交互存在,相互作用。
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其本质是一定时期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体现。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下,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地运动并保持增值,是统治者治理国家和加强统治的主要工具。资本所有者凭借手中占有的资本影响着国家权力的分布和运动。各种形态的资本在相互作用中,力量此消彼长,围绕对权力的争夺,进行着各种博弈。货币资本取代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战胜货币资本,权力也在资本所有者中间循环运动。在市场经济下,存在着多元利益主体,一旦资本和权力媾和,就会导致公共权力异化,影响着人力资本价值作用的发挥,并进而侵蚀社会公众的利益,阻碍社会进步的速度。当前,我国正处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等三元经济交织时期,物质资本、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多种形态的资本同时并存,并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层面,如何认识各种形态的资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以有效合理的方式对资本权力进行引导和规范,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社会经济形态演进下的不同资本形态
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期,目前正由工业经济进入知识经济时期。相应地,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下产生了不同的主要资本形态,即物质资本、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各种资本不断运动,力量此消彼长,对一定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农业经济:物质资本
在农业经济社会中,土地是决定社会经济产出水平的关键因素。土地是农业发展的基础,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农业生产工具极其简单,主要包括犁、锄、刀、斧等手工生产工具、牛和马等畜力生产工具以及马车、木船等交通运输工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体力和对这些生产工具的使用。概括地说,这些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就是物质资本。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占有生产资料份额大的所有者就成为了实际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政府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控制着全社会物质资本的大多数,决定着社会财富的流动和分配。其背后的实质是,谁控制的物质资本越多,谁拥有的权力就越大;反过来,亦是如此。尽管,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出现了货币资本,但和物质资本的力量相比,货币资本的影响力是十分微弱的。并且,货币资本的出现,不仅没有削弱了物质资本的强势地位,反而强化了物质资本的力量。此时,社会经济生活中权力的博弈主要围绕对物质资本的占有和争夺展开。
(二)工业经济:货币资本
在工业经济社会中,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占有和配置。而这又主要取决于劳动工具的先进程度与劳动资料的种类和数量,劳动工具越先进,劳动资料的种类和数量越多,经济的增长速度就越快。这些生产资料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在工业经济发展后期,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即人力资本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越来越重要。与农业经济时期相比,以货币资本为主要形态的资本形式则占据了工业经济的主导方面。但与知识经济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尚未起到决定性作用。
工业经济早期,资本家凭借手中占有的巨额货币资本,到处购买铁矿石、煤炭等生产资料,在世界各地开始工厂,寻找海外有利市场,不断扩大市场需求。资本家手中的货币资本直接指挥和主导了全球的工业扩张与权力分配,围绕着对货币资本的占有和支配,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权力扩张。工业经济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不断加剧和经济危机的接连爆发,政府开始干预经济,弥补了市场调节的不足。此时,以企业家才能和劳动力教育与培训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逐渐渗入到经济发展中去,开始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另外,金融资本也开始走向全球,逐步渗透到实体经济和产业资本中去,进一步助长了货币资本的蔓延势头。因此,在工业经济时期,围绕着货币资本的权力博弈直接导致了全球市场的扩张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
期货博弈本质篇10
一、分析两种应收账款融资模式
对于应收帐款融资的定义为：企业为取得运营资金，以买卖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未应收账款为基础，为卖方提供融资，并以合同并以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的融资业务。
应收账款融资模式主要是对应于企业产品销售阶段，这样的卖方一般处在供应链的中上游的债权企业融资。供应货物的卖家将货物卖给了卖家，此时的买家家不能直接支付现金，则产生了应收账款，卖方只能等到某个期限后才能收回现金。但是，卖方需要为生产的货物支付劳动成本和到期应付的账款，以及因为存货融资质押到期的本息，或者支付提前进入下一个生产运营周期所需资金。以这种条件经营，此时的卖方必须寻求基于应收账款的融资方式，解决自己企业所需的现金流缺口。
在应收账款融资模式中债务企业一般为核心企业，其要具有良好的信用水平，在运作中起着发担保的重要作用，在债权企业、债务企业和银行一起组成的应收账款融资模式中，一旦融资企业出现问题，此时核心企业将承担债权企业的所欠银行的款项，这样银行进一步有效地转移和降低了其所承担的风险。
应收账款对于经营正常的中小企业较为理想的融资模式，这一模式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了合适融资方式，同时核心企业在供应链中提供了信誉担保，进一步降低了银行的贷款风险。
二、两种模型下，分析比较博弈模型
以上所提到的两种应收账款融资模式均为假设，其假设的前提为一下两点：假设一：在信贷市场上的金融机构只有银行一家。在我国几乎全部的中小企业为未上市的公司，因此其融资方式只有借贷这一条路可走。设银行存款利率为r。假设二：假设二：根据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违约的定义，违约既有源自贷款人偿还意愿的违约又有源自其还款能力的违约。在我国由于中小企业一般为非上市企业，其在管理模式上不同意股份制企业，也就造成了银行在审核其贷款时，不光有对中小企业还款能力的考虑，也有对企业拥有者还款意愿的考虑。鉴于此，本文将还款能力不足造成的违约和贷款者还款意愿造成的违约区别开来。事实上银行会对企业进行信用评级（主要是还款能力），只考虑还款能力时，设中小企业守约概率为ps，违约概率为（1-ps）；核心企业守约的概率为pc，违约概率为1-pc。且假定中小企业违约和核心企业违约是相互独立的。
（一）传统模式下的博弈过程以及分析
中小企业通过融资获得银行的贷款来扩大生产，从而实现更大的利润，在这里将中小企业通过再生产获得的受益设为R1，对企业来讲，仅当再生产获得利润大于银行利率时，才会融资获得贷款来进行扩大再生产，因此此时就要满足R1>r1。如果中小企业融资成功，银行就可以获得本金以及利息。设银行在对企业的整体信息进行调查所发生的费用为C，应收账款为B，银行的放贷率为λ1，贷款利率为r1，则企业发生的放贷额度为B。当中小企业没有履行合约，银行将会将全部的本金以及利息损失掉。银行的收益矩阵见表1。
不论中小企业是否履约、还是违约，中小企业与银行双方之间的收益都是非常了解的，如果银行不愿意放款给中小企业，此时不管中小企业经营的如何，银行的收益都是0。结合个体利益最大化原则，不管银行是否同意贷款，中小企业都具有一个优势―不还款。在这样的情况，银行选择不放款，双方的收益都是0。在这个博弈中，明显有一个好的策略，相比纳什均衡，方法要好得多。因此，也就出现了帕累托改进，可以利用现在的条件来具体改变纳什均衡，使帕累托的有效率得以有效实现。从长远来看，中小企业如果能够持续经营，那么这种博弈就具有一定的重复性。如果在第一次时，中小企业就选择不还款，通过这一次的博弈，银行将不会对企业放贷，那么博弈就会结束。企业如果能够还款，银行就能够一次推测企业下一次也会还款，银行就会对企业放贷
（二）供应链金融模式下博弈过程以及分析
博弈分析。如果银行对企业选择不贷款无论中小企业与和核心企业将作何选择都不能够实现融资方案。为了便于研究河以将三方在这时的收益设为（o，o，o）。如果银行贷款时但中小企业违约而核心企业履约眼行在此时能够收回本金但其利息却是收不回的。因为银行进行追款核心企业就失去了延长到期应收账款的好处。而如果中小企业履约但核心企业违约，能够通过中小企业追索到本金，同时银行也能够获得利息收入核心企业虽然没有将应收账款向银行归还，但是因为其违约记录将会得到供应链系统的惩罚。而中小企业就会丧失应收账款
如果出现了，中小企业不能够履行还款的合约，其不还款的收益将会高于还款的收益，此时核心企业就有可能选择不还款。如果中小企业履行了还款合约，此时核心企业采取还款获得的收益将高于不还款的收益，此时核心企业还好选择采取不还款的策略。因此上核心企业就会存在一个优势策略一不还款。因为信息的完全性，银行能够事先推测出核心企业以及中小企业的选择，因此上银行就会选择不贷款。在这种情况下的纳斯均衡为（不贷款，不还款，不还款）。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在供应链中的企业一般都是有着非常密切交易来的双方，此时就会使得双方的交易费用得到降低，如果双方都具备还款的能力，一般都是非常愿意履行合约去还款，这样就可以将其看作为重复博弈。如果在某一次博弈过程中，有一方未能够还款，那么其就会受到银行以及另外一方的惩罚，与此同时也会受到供应链的惩罚。
因此，如果罚数很大时，就会存在一个纳什均衡。而在完全信息中，作为银行，也会预测分析到核心企业以及中小企业的还款选择。为了使银行的利益最大化，银行也会愿意贷款。如此一来，就会实现纳什均衡合作（贷款，履约，履约），最终也就有效提升了帕累托的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