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篇1
1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信息经济学是针对“信息”这一对象分析如何优化资源配置的交叉科学，融管理学、经济学、系统科学、运筹学和信息科学于一体。当前信息经济学的体系构建主要依照两种研究思路来进行。
思路一：信息经济学的“二分法”。它将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按照市场不确定性原理，将产生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放到一起来分析；宏观信息经济学则由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社会的各种经济理论组成，以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为基础，分析信息技术的各种经济影响和福利效果。按照这一思路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清晰地看出信息经济学的学科交叉性。在微观部分强调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性，使得价格的搜寻需要付出成本，买卖双方的私人信息会影响决策，个体有限理性。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市场调节手段，运用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的激励约束手段与机制不可或缺。而宏观部分能够较好地体现信息产业对信息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与地位。
思路二：信息经济学的“三分法”。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出发，将信息经济学划分为3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中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以个别市场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考证信息市场均衡、劳动市场供给、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机制等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的影响，重点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和微观信息市场的效率问题。中观信息经济学，即产业信息经济学，着眼于对信息产业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化、信息产业基础与结构、信息产业国际化、信息资源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内容。宏观信息经济学则从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层面出发，论证信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研究信息与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信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国际信息经济与本国信息经济的关系等。按照3个层面的划分，使得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保持一致和良好衔接，因此信息经济学又称为西方信息经济学、理论信息经济学、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工业经济学。
2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尽管不同学者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整体上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以下6个方面：
(1)经济信息。研究不对称性和不完全性信息对于行为人的影响，探讨某种信息条件下行为人相互作用的经济问题，如非对称信息下分析模型、委托一理论、不利选择与道德风险、广告模型、市场信号模型、不完全信息分析模型、完全信息下的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等。
（2）信息商品。信息商品的特质属性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共享性。信息商品即使在消费后，也不会消失，而且通过加工提炼，会形成新的信息。二是时效性。时间会使得信息价值消失。三是不对称性。所谓的委托一和逆向选择。四是知识性。同样的信息，使用者不同，信息商品的价值不同。五是独创性。如知识产权保护、着作权保护等都是信息独创性的表现。六是效用动态性。信息商品通过传播被更多人认可，可能效用会增大；如果被恶意扩散则效用可能降低。七是相对性。不同的信息需求者对信息商品的价值认识不同。
(3)信息社会。人类文明进入到信息社会，也称为后工业社会，社会经济的主体由制造业转向以高新科技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即信息和知识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劳动力主体不再是机械的操作者，而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交易结算不再主要依靠现金，而是主要依靠信用；贸易不再主要局限于国内，跨国贸易和贸易全球化成为主流；由传统的金字塔形组织管理结构向网络形的组织管理结构转变；信息和知识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重要方式；数字化的生活方式和交易方式正在形成；信息化对抗衍生出了信息化的新战争形态。
（4）信息经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信息经济是通过产业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化两个相互联系和彼此促进的途径不断发展起来的，出现了新形式的劳动对象、劳动关系和经济结构。有人称搜索引擎为互联网经济的车轮，预测搜索引擎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基于web2.0这种创新的信息技术和创新的理念，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实现了网络经济环境下新的商业活动交易和办公模式，将会成为未来人类经济活动的中心。
（5）信息产业。工业信息化、农业信息化以及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建立在基于信息技术的智能化设备的基础之上。“世界是平的”信息产业发展与全球化和一体化，加强了全球分工。信息产业催生新兴行业，引发了全球“物联网”和“数字地球”的研发，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带动全球经济增长。
3信息经济学的新发展
（1）新组织信息经济学。it技术的发展，使得组织的体系结构和运作方式发生了较大改变，需要研究新的信息资源配置方式，新组织的信息机制设计和信息效率分析，it作用下新组织的委托理论和激励约束机制，虚拟企业和战略联盟中的信息不对称等。
（2）网络信息经济学。网络信息的外部性更大，网络经济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更加强烈，由此，网络信息经济学已经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如网络信息传送与交流、网络信息价值评价、网络经济政策和网络经济法规的制定等，其中一个重要研究内容为建立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网络平台，实现各种有价值的交流互换、共享而改变行为方式促进“协同交易”。
(3)国际信息经济学。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形成，各国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要扩展到国际领域，讨论世界信息经济的生产效率、信息资源配置效率，国际信息政策对比、评判与预测研究，各国信息经济依赖程度与跨国信息经济比较等内容。
（4）交叉地带信息经济学。信息经济涉及通信、经济、管理、计算机等多种学科，各学科都有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特点，分析信息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区别，探讨各学科之间的异同点，从而揭示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4结语
信息经济学是随着社会经济信息化而发展起来的经济学与信息科学的交叉学科，带有明显的综合性和边缘性，同时它也是—门与时俱进的理论，其研究范围广泛并不断扩展深入。
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篇2
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直接决定着其研究方向，确立正确的研究目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从总体上说，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和探索经济法产生、变化、发展的规律，促使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成熟，从而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为此，可把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具体分解为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较新的分支学科之一，首先应把如何建立和完善其自身特有的基本范畴、如何构筑其科学体系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由于“范畴及其体系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理论思维发展水平的指示器，也是各门科学成熟的标志”[1]，因此，经济法学研究的目的首先就应立足于如何完善其自身的基本范畴、如何构筑其科学体系之上，这是构筑经济法学原理的基石。但是，我国目前经济法学界对此方面的研究不够重视，致使经济法基础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十分薄弱，而在与相关学科的争论、与其他学科划分研究对象及其范围上却投入较多精力。如果说在经济法学产生初期基于为了充分论证经济法存在的独立性，反驳否认经济法地位观点的需要而对有关问题进行争论、并极力确认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确有必要的话，那么，经过十多年来广大学者的辛勤努力而逐步把经济法学的研究引向深入，经过立法机关的勤奋工作而制定的大量经济法律、法规，以及经济法在改革开放中所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已足以表明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价值性。在此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再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学科之间的论战、争抢研究对象及其范围，否则，不仅不利于经济法学自身的发展和成熟，相反还会阻碍其发展。“任何具体科学都有自己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是否形成由概念和范畴所构成的理论体系，是这门科学能否独立的重要标志[2]”。实事求是地说，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学自身究竟应包括哪些基本范畴、每个基本范畴应包含的科学涵义是什么、如何构建经济法学的范畴体系这些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尚没有给予深入、系统的研究，这固然存在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产生时间短、研究幼稚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但也不能否认，存在于人们主观上对经济法学研究目的的认识偏差和对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研究重要性的忽视同样对经济法学的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致使经济法学界迄今也未能向理论界提供具有充分说明力的、令人信服的、确能体现经济法学自身独立存在和成熟标志的基本范畴及其范畴体系的框架结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经济法学处于并列地位的刑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已经建立起来了法学界公认的、并为各学科所特有的比较成熟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3].所以，经济法学在建立其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方面可谓任重道远，经济法学界的确应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构成上来。
（二）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内容最为丰富的学科之一，理应把如何深化部门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如果说对经济法学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的研究构成了经济法学原理的基石和框架，并以此构成了经济法学总论的内容的话，那么，对部门经济法学理论的研究则是经济法学内容的具体展开和体现，并以此构成了经济法学分论的具体内容。研究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一方面，应对已制定出的单行经济法的内容和理论予以研究。我国目前尚未制定一部经济法法典或经济法通则，而制定了大量适用于不同部门、领域、不同种类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单行法和配套法即部门经济法，它们构成了经济法体系的主干，如何制定、修改、补充、完善、理解、实施、适用各种部门经济法，正是经济法学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另一方面，经济法学的研究又不能仅局限于现行立法的既定范围内，对尚未制定单行法和配套法的部门经济法的理论也应予以研究。由于受多种原因的影响，我国经济法立法带有明显滞后性的特点，许多本应属于经济法学内容的单行法和配套法尚未制定出来，比如，作为经济法核心的计划法、反垄断法等都没有出台，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不能忽略或遗漏该部分内容，加强对它们深入、系统地研究，以更好地指导立法工作，同样是经济法学面临的课题。
（三）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实践性最强的学科之一，理应把加强最能体现其实践应用性的经济法立法[4]问题的研究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也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5]，为了使经济法学的研究更能适应实践需要，其研究丝毫不能脱离国家经济生活的重大实践，时刻关注着对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法律现象的研究，对经济领域和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将它们归结到一点，就是要通过加强对经济问题的法律研究，并以此指导经济法立法活动，从而实现对经济关系的全面调整，达到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目的。“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立法的发展和对立法的研究为前提的，没有立法学的发展，不可能有法学体系的真正的完善”[6]，同样，如果没有经济法立法学的发展，也不可能有经济法学体系的真正完善。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应该立足于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并把它作为其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尽管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立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立法上也有严重缺憾，立法技术水平和立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与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不够重视以及由此导致研究薄弱有着直接的关系。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立法问题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至今几乎还没有关于经济法立法方面的专著，涉及该方面的论文数量也较少，并且大多是对立法概况的泛泛介绍，而对经济法立法的原理、制度和技术等问题的系统研究却非常薄弱，理论界尚未对经济法立法的专业性、技术性、特殊性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是简单把经济法立法与其他部门法立法混同，这种作法很难使经济法立法适应实践的需要。因此，对我国经济法立法进行深刻反思，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认真总结我国立法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更好地指导对现行经济法的修改和今后的经济法立法工作，从而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的经济法体系和经济法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迫切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加强经济法立法正是其关键之一。而加强经济法立法和完善经济法制，又离不开经济法立法理论的指导，故随着适应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经济法立法问题应该、也必将会成为经济法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二、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
每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它决定着该学科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故学科研究应以确立其精确、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为前提。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应恰当地确立其研究对象和范围，把研究的视野置于适当的限度内，准确地把握其研究对象、范围的广度和深度。如果把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确定得过宽或过窄，都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和深化。
我国经济法学产生时间较短，学科建设比较薄弱，加之受其他原因的影响，经济法学的研究至今也未能恰如其分地解决其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它自产生之时起即处于与相关学科、尤其是与民法学、行政法学的争论之中，学术争论虽然对经济法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作用，导致目前经济法学的研究过于看重其研究的对象及其范围问题，且将对象、范围界定的过宽，甚至存在无节制地扩大经济法学研究领域和范围的倾向，这在以经济法学专著和教材所体现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上显得尤为突出。我国现行的很多经济法
学教材或专著，包括颇具影响的几部统编教材或专著，在确立经济法学研究对象和范围上存在一定缺陷：即把本不应属于经济法学而应属于其他部门法学的内容硬性划入其中，如在现行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有的把应属民法学内容、应属商法学内容、应属劳动法学内容、应属环境法学内容[7]列入其中，有的甚至把应属行政法学内容[8]、社会保障法学内容[9]、刑法学内容[10]都划入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此外，几乎所有的教材和专著中都包括应属诉讼法学的经济司法、经济仲裁[11]的内容，还有的把应属法制史的经济立法史[12]的内容也列入其中，导致现实法与历史法不分、实体法与诉讼法不分，都将它们混为一体，使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几乎涉及了法学内容的方方面面，其研究范围近乎于“诸法合体”状态，大大超出了其应该研究的领域和范围，致使经济法学成为了一个“覆盖面最广”的学科，严重阻碍了经济法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成熟：一是致使人们难免产生“经济法究竟是什么？”、“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究竟包括哪些内容？”的疑问，进而引发了人们对经济法能否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经济法学体系是否存在、能否建立起来等一系列问题的怀疑，对人们科学地认识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产生了严重障碍；二是导致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过宽、过大，难于集中精力认真仔细地研究其自身内容，致使经济法学成为最为幼稚的学科之一；三是由于其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混杂着不同性质的其他学科内容，混淆了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之间的界限，导致了法律学科与法律体系的不必要混乱，致使经济法学难于形成其科学体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法制的日趋完善，为我国经济法学界深入研究经济法学自身的内容和基本范畴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条件。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应该首先恰当地界定其研究对象和范围，而“并不是占领别的学科的研究领域。相反，它是开垦同它相邻的学科没有开垦也不能开垦而又必须开垦的领域”[13].“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14].据此，确立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并划分它与其他部门法学内容界限的标准就是经济法律现象领域内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质的规定性。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干预、管理商品经济关系或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调整对象是商品经济管理关系或市场经济管理关系，这是经济法的质的规定性，也是划分经济法学对象和范围的标准。简言之，就是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性质（即经济法调整的特定性质的社会关系）来划分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界限，即凡具有商品经济管理或市场经济管理性质内容的，应属于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反之，则不属于其栐象。经济法学的研究应以此为前提条件，下功夫重点研究的确属于经济法学的内容，对于属于其他部门法学的独立性、独有性的内容，也应予以尊重和肯定，使它们各自归位，回到各自所属的部门法学体系中去，经济法学的研究不再涉及。具体说，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法学自身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框架。
“任何一门比较发达的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都是由一系列反映其研究对象的相互关系、相互配合的概念（范畴）所组成”[15]，所以，确立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仅仅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前提，经济法学的研究既不能把其研究对象和范围确定得过宽、过大，也不能确定得过细、过小，“过宽过细或过大过小，都有背划分部门法的原意”[16]，故应确立其恰当的对象和范围，但又不能只停留在确立和划分其对象和范围的表面上、形式上，而应以确立恰当的对象和范围为基础，进一步把研究深入化、具体化，即通过对经济法学自身内容认识、分析、比较的深化，总结、归纳出经济法学自身独有的基本范畴，“以严格可靠的概念、范畴为依据；形成或引进新概念、新范畴；明确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确定范畴序列和联系链条等等”[17]，并以此作为构筑经济法学体系的基石。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法律手段，对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它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内容方面与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都存在着明显区别。因此，应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对构成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的经济法概念、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经济法性质和特征、经济法原则、经济法关系、经济法主体、经济法权利和义务、经济法行为、经济法责任等予以细致地探讨，深刻挖掘其内涵，探求它们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只要加强研究，善于归纳分析，就能总结、概括出经济法学自身独有的基本范畴，并以之为基础，形成其科学体系。而经济法学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的科学建立和完善，正是经济法学理论研究成熟的标志。
（二）部门经济法学内容。
在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确立为划分经济法学对象和范围的标准的同时，可把以单行和配套经济法律、法规为基础而形成的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以经济行为法的体系框架体现出来。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律规范，它以经济法权利、经济法义务为核心。而权利、义务设定的目的在于通过为经济法主体提供行为模式，实现对经济法主体行为的调控和规范，从而实现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我们把这种经济法基于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需要而确认、调控、规范经济法主体行为形成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称为经济行为法。经济法就是通过确认、调控、规范主体行为为中介而展开和形成的行为规范体系。该体系所表现的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框架可作如下表述：
1.行为主体法。即规定经济法行为主体资格、种类及其法律地位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在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经济法主体，主要可分为经济法管理主体（经济管理机关）和管理受体（市场主体）两大类，经济法对该两类主体的资格和法律地位应予以规定。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经济组织法、私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等。
2.行为管理法。即规定对主体行为进行管理、调控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关于宏观经济调控行为管理方面的内容有：计划法、财政税收法、金融法、投资法、价格法、固定资产投资调控法、对外经济管理法；关于行为运行管理方面的内容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3.行为客体（对象）法。即规定经济法管理主体实施管理行为所指向的客体（对象）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自然资源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市场秩序管理法、产品质量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证券期货管理法等。
4.行为形式和程序法。即规定主体行为形式和程序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企业登记管理法等。
5.行为监督法。即规定对主体行为进行监督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统计法、会计法、审计法等。
（三）经济法立法问题研究。
一切经济法都来源于经济法立法，所有经济法制度和理论都应以经济法立法为契机。如果没有经济法立法，就没有经济法，离开经济法立法，经济法学的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深化经济法立法理论和技术的研究，才能以成熟的立法理论更好地指导经济法立法实践，指导立法者不断地制定出更科学、更严密、更合理、更符合实际需要的经济法规范，更好地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也才能促使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成熟。从此意义上说
，经济法立法是把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与市场经济的实践需要结合起来的最好媒介，它既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因此，经济法立法应是经济法学研究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主要应对以下问题展开研究：
1.经济法立法基本原理问题研究。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法学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经济法立法实践的特点，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立法的概念和特征、经济法立法的观念、经济法立法的历史[18]考察、经济法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经济法立法的制约因素等，揭示经济法立法的一般规律和原理。
2.我国与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比较和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产生时间比我国经济法立法产生时间要早得多，而且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已具有比较丰富的立法经验。我国经济法立法不仅时间比较短，并且现行立法大多是为了适应原有经济体制的需要而制定的，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存在差距，故更有必要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通过把我国经济法立法与外国经济法立法进行比较，能够发现我国经济法立法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以便在立法中把立足我国国情和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和精华结合起来，使我国的经济法立法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
3.经济法立法制度问题研究。我国尚未制定一部统帅、协调所有经济法律、法规的经济法法典或经济法通则，而是形成了由单行和配套经济法律、法规为主干的分散立法体例。这种体例致使各个经济法律、法规之间在内容、级别、层次、效力等方面难于协调一致，既可能导致立法的矛盾和重叠，也可能导致立法空白。为了建立科学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法体系，应加强对经济法立法制度问题的研究，主要研究我国经济法立法体制、经济法立法权、经济法立法主体、经济法授权立法、经济法立法程序等，以合理划分不同立法主体之间的立法权限，完善经济法授权立法制度，制定有效、科学的经济法立法程序。
4.经济法立法技术问题研究。经济法立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又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特殊性，故应研究经济法立法的体例结构、逻辑结构、立法语言和专有名词、术语的规范使用，确保经济法立法结构更加合理化、科学化。
5.我国经济法立法的改进和完善问题研究。即通过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系统研究，总结经济法立法的一般规律、特点和经济法立法的技术规则，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现行经济法立法做出客观评析，发现其欠缺和不足，进而提出改进和完善我国经济法立法的方法和措施。
三、经济法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其研究方法当然有别。方法论上的差别，往往会导致理论观点和理论体系的重大分歧，甚至是根本分歧。经济法学的研究不仅要确立其正确的目的、对象和范围，而且要确立其正确的方法论。选择和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往往会使研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经济法学研究中，除了要坚持法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外，还应结合经济法学的自身特点，运用以下方法论：
首先，应采用统一、科学标准的方法论。如前所述，经济法学理论是否成熟与完善，并不取决于其体系内容的杂而全，而取决于构筑体系基础和标准的统一性、科学性，恰恰相反，杂而全的体系内容只能说明理论及其体系的幼稚与欠缺。我国现行经济法学体系内容繁杂、体系混乱的原因就在于，没有确立建立经济法学体系的统一、科学的基础和标准、并始终如一地予以贯彻和实施，学者们往往出于各自不同的研究、教学目的和需要，出于各自不同的兴趣和爱好，确立自己的体系基础和标准，并据此建立各自的体系，致使体系杂乱，随意性大。为了促使经济法学研究的深化和成熟，应该克服那种随意确立体系标准的作法，在研究中坚持统一、科学的标准，把用以划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界限最重要根据的经济法调整对象及其法律性质作为准确界定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标准，作为确立其体系的基础，净化体系的内容，把已经由其他部门法调整的诸种经济关系、并应属该部门法学的内容均排除在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之外。“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已经受到其他部门法调整的诸种经济关系都归经济法调整，并以此建立经济法部门，这不仅违背了唯物主义法学关于以社会关系本质属性作为划分部门法的基本理论，而且必然是以否定或贬低其他部门法为代价的，这势必会有害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和谐统一”[19].
其次，应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既注重经济法的实用价值，又注重其理论研究深度。一方面，为了注重其应用价值，经济法学的研究首先不能脱离现行经济法立法内容，应以现行立法为基础，对主要立法进行较全面地概括和论述，避免纯理论的空泛议论；另一方面，又要重视研究的理论深度，不能把研究内容只局限于现行立法内，也不能只是对立法内容予以简单介绍，而应在立足于对现行立法内容予以概括的同时，进一步根据经济法的性质和特点，对立法规定中的不足或欠缺、立法未能全面规定的内容进行评析、反思，进行超前性的理论概括和研究，避免只对立法予以简单、肤浅解释的作法，摆脱纯注释法学方法在研究中的影响。同时，应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以更好地指导立法实践，提高立法质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法调整的要求。
再次，应采用比较借鉴的方法论。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性学科，在研究中要借鉴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尤其要运用和借鉴经济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知识和理论。但是，运用和借鉴仅仅是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其研究的目的在于科学地建立经济法学自身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深化部门经济法学、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进而完善经济法学体系，促使理论研究的成熟，指导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因此，在研究中应避免对相关学科基本范畴的简单、机械地照搬照抄，或者进行一些形式上的“创造”，诸如把民法学中的法人改造成为“经济法人”[20]，并作为经济法学的范畴的作法是值得商榷的。此外，有些学者还把“经济权利”、“经济义务”、“经济责任”[21]、“经济行为”[22]、“经济立法”[23]等这些含糊不清的概念作为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笔者认为，这种作法同样不可取，因为它将使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很不科学、很不规范，不利于经济法学研究的深化和理论的成熟，故应予克服。同时，对外国经济法学研究中的成功经验和精华，应予大胆借鉴和吸收，不能盲目排斥，但也应注意鉴别和选择，不能盲目照搬照抄。
最后，应重视系统论、控制论在研究中的运用。一方面，经济法是各种经济法律、法规的统称，是由一切经济法律、法规有机结合构成的统一体。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经济法是由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法律、法规和经济法律制度（要素）所构成的系统或整体，但又不是各要素的简单相加，所以，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不能单纯地研究某一个经济法律或法规，更不能仅仅研究经济法的某一个具体制度，而应把由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构成的集合体、把所有经济法律制度构成的集合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加以研究，揭示不同经济法律、法规或某一具体经济法制度在整个经济法系统中的不同作用，并进一步揭示经济法的产生、发展规律，进而充分认识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所发挥的整体调整作用，防止和避免在研究中产生孤立、片面的的认识。因此，应该重视运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科学的经济法学体系。另一方面，为了有效地实现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目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高效、有序运行，经济法学的研究应注重对经济法主体行为的有效控制的研究。控制论中突出了其最基本
的概念-控制[24]，并且认为“控制概念中最基本的属性就在于它必须具有目的，没有目的，无所谓控制”[25]，“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作需要反馈的行为”[26]，揭示出控制、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这对经济法学的研究颇具启迪意义。经济法通过规定经济法主体的经济法权利和义务，为经济法主体设定行为模式，借以实现对主体行为的法律调控和控制，进而达到对社会经济生活予以干预、管理的目的。因此，研究经济法学，不能只停留在静态的社会关系之上，而应该重视对主体行为的调控，通过研究经济法主体行为的特点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制定出能够有效控制主体行为的法律、法规，以实现经济法的目的。
注：
[1]张文显著：《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版，绪论篇。
[2][17]刘瑞复著：《新经济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页。
[3]比如，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犯罪构成、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刑事责任、刑罚等；民法学中的民事主体、公民、法人、民事权利和义务、民事法律行为、、物权、债权、知识产权、诉讼时效、民事责任等；行政法学中的行政主体、行政机关、公务员、行政行为、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行政指导、行政责任等都属法学界公认的、并为以上三学科各自所特有的、比较成熟的基本范畴。
[4][12][18]本文中的“经济法立法”与“经济立法”不同：前者特指立法机关为了实现国家对宏观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管理的目的而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修改、补充和废止以不同经济法律、法规形式表现的、并形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活动的总称；后者指立法机关所进行的用以调整一切经济关系的立法活动的总称。前者只是后者的一部分（参见拙文：《经济法立法概念的重新界定》，载于《当代法学》1997年第4期）。相应地，本文中的“经济立法史”与“经济法立法的历史”也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应该区别开来。
[5]高清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336页。
[6]周旺生著：《立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4页。
[7]关于此点，在很多专著、教材中都有所体现，由于受篇幅所限，本文仅列举有代表性的、影响较大的几例。例如：高等学校法学教材《经济法学》（第五版）（群众出版社1995年6月版）把应属民法学的专利法、商标法的内容，应属商法学的公司法律制度、破产法律制度的内容，应属劳动法学的劳动调控法律制度等内容列入其中；高等教育法学教材《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版）把应属民法学的工业产权法律制度、经济合同法律制度、技术合同法律制度的内容，应属商法学的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票据法律制度等内容列入其中；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经济法学》（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把应属民法学的工业产权法内容，应属商法学的公司法、票据法、证券法、保险法等内容列入其中，并把劳动法学、环境法学内容也列入其中；《中国经济法概论》（全国政法成人院校研究会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2年2月版）把应属民法学的商标法律制度、专利法律制度、经济合同法的内容，把应属商法学的公司法、保险法内容，应属环境法学的内容，应属劳动法学的内容等列入其中；《中国经济法教程》（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1995年12月版）把应属民法学的承包经营户和个体工商户法律规定、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工业产权法的内容，应属商法学的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票据法内容，应属环境法学的内容列入其中；《经济法要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8月版）把应属民法学的财产法（包括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采矿权、承包经营权）、经济合同法、侵权行为法、专利法、商标法等内容，应属商法学的保险法内容列入其中，并把应属劳动法学、环境法学的内容等都列入其中，等等。
[8]如《中国经济法理论与务实》（中国高级律师高级公证员培训中心教材编写组，法律出版社1992年9月版）把应属行政法学的“城市规划法”内容也列入其中。
[9]如成人高等法学教育通用教材《经济法教程》（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法律出版社1996年5月版）把应属社会保障法学的“社会保险法”的内容列入其中；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经济法学》（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把社会保障法列入其中。
[10]如《新编中国经济法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把应属刑法学的“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要经济犯罪”的内容列入其中；《实用经济法》（中国审计出版社1990年11月版）把应属刑法学的“经济犯罪及处罚”的内容列入其中。
[11]如注[7]所列的专著、教材中几乎都把经济仲裁、经济检查、经济审判内容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列入其中。
[13]王保树、崔勤之编著：《经济法学研究综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28页。
[1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4页。
[15]孙国华主编：《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研究-关于法的概念和本质的原理》，群众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1页。
[16]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329页。
[19]《佟柔文集》编辑委员会编：《佟柔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53页。
[20]如《新经济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版）中即认为“经济法人是民法法人制度的扬弃”（详见该书第345～347页）。
[21]如高等学校法学教材《经济法学》（第五版）（群众出版社1995年6月版）使用了“经济权利”、“经济义务”、“经济责任”的概念（详见该书第80～92页）；《经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8月版）把“经济权利”、“经济义务”作为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详见该书第67～80页）。
[22]如《经济法基础理论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版）中使用了“经济行为”的概念（详见该书第112页～116页）。
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篇3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研究方法;法律的经济分析;法学
法律经济学从萌芽、初创、产生到发展,历经两个多世纪的演化,其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及实务界中影响深远。但,国外学者至今仍未对“法律经济学”这一概念达共识。由于法律经济学涉足经济学与法学两大领域且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法律经济学拥有不同的学术世界观,加上,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范围在不断地发展,“法律经济学”也因此被冠以不同的称谓、被赋予丰富的内涵。就名称而言, law and economics、economicanalysis oflaw、economicapproach tolaw、eco-nomics oflaw、jurisprudence ofeconomicanalysis等都被不同的学者所采用。其中, law and eco-nomics (法律经济学)和economic analysis oflaw (法律的经济分析)是最普遍的名称,并广泛运用于各种英文文献中。这里,以“法律经济学”一词统称上述不同英文称呼,即广义的法律经济学。虽然大多数学者对这些名称不加以区分,但不同学者从不同的分析视角、不同的分析方法赋予了法律经济学不同的内涵。比如,《新帕尔格雷夫法经济学大辞典》中就分别从经济学、法律、批判法学、哲学、女性主义等视角探讨法律经济学。按照分析方法的不同,法律经济学又可划分为芝加哥学派、耶鲁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马克思法学理论;有学者将法律经济学划分为实证学派(positiveschool)、规范学派(normative school)和功能学派(functionalschool);也有学者从学思想出发,把法律经济学区分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左派共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古典自由主义六个学派①。一般而言,国外经济学界趋向于将法律经济学谓之“法律的经济分析”或“法和经济学”,认为法律经济学是归属于制度经济学的一种经济学与法学交叉的研究方法或学科理论。国外法学界也将法律经济学谓之“法律的经济分析”或“经济分析法学”,认为法律经济学是归属于法理学范畴的一种经济学与法学交叉的研究方法或学科理论②。我国学界在引入国外法律经济学概念时,也没有摆脱国外学者的影响。特别是在法律经济学究竟是一种方法还是学科理论,究竟是一种法学方法或学科理论,还是一种经济学方法或学科理论,至今仍无定论。兹就主要观点及理由,评述如下:
一、作为研究方法的法律经济学:法律的经济分析
从方法论角度定义法律经济学,法律经济学是法学和经济学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史也印证了法律经济学是研究方法创新的结果。法律经济学思想的萌芽就产生于早期法学家、经济学家将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于法律、制度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法律经济学被认定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之前,法律经济学一直以研究方法的形式存在。显然,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强调经济学是方法,法律是研究对象。由于法律经济学发端于借用经济学的工具和理论,而经济学的核心是研究方法,因而法律经济学的核心也在于方法。学科理论的革命首要起因于方法论的革命,加之方法的革命对学科理论的创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③。因此,作为研究方法的法律经济学,引入传统经济学研究和传统法学研中,将有利推进经济学和法学的理论创新。“法律的经济分析和其他经济学的应用之所以能在法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经济学为这些原来并不存在在先理论或可比性分析的领域提供了一种系统的观察现象的方法”。无论将法律经济学视为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还是将法律经济学作为法哲学的一种流派,经济学方法论乃其精髓所在。虽然从提升法律经济学的地位的角度,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者更愿意将其谓之边缘学科,一些学者甚至寄希望于通过法律经济的学科建设,重构法学理论和实践体系。但是,从初创阶段的中国法律经济学发展的实际出发,首先应该强调法律经济学的方法论意义。其原因在于法律经济学起源于国外,加之法律经济学的学术资源主要来自于国外,特别是作为传统研究方法之补充方法的法律经济学,其引入传统经济学和传统法学招致的学术障碍,较之作为交叉学科的法律经济学引入传统经济学和传统法学招致的学术障碍,前者显然优于后者。因此,方法论意义上法律济学,是一种流行的法律经济学观点,也是
“economicanalysis oflaw”(法律的经济分析)这一称谓被普遍认可的因由。进一步分析,法律经济学的方法论发挥着独特的导向功能,既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前进的方向,又培育着法学学科各个学派理论之间的观点及差异,可参看罗宾·保罗·这种划分表明,麦乐怡更多的从法哲学视野看待法律经济学。其划分基本能在法哲学思想上找到对应的流派。比如新马克思主义法律经济学与以哈伯马斯、阿尔塞都、普兰查斯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法学,自由主义法律经济学与以哈耶克、诺锡克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法学。著名经济学家,作为法律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的诺斯教授认为,法律经济学是一门运用经济理论(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及其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以及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新兴经济学学科。而著名法学家、法律经济学集大成的波斯纳教授认为,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的法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见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四版) (上),中译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三版序言、p25。波斯纳在《法理学问题》一书中,以单独一章的篇幅从法理学角度介绍并分析了法律的经济学方法。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theproblem of jurisprudence)》,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p444-492。显然,在法律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波斯纳眼中,法律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乃经济学与法学的边缘学科,它既是非市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法学前沿理论的一个组成。科学界里不乏因方法论的革新而导致理论、科学飞速发展的例子。例如,在自然科学界,由于17世纪前半叶伽利略创建了实验和数学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论的创新成为近代科学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至今仍为推动现代自然科学向前不断发展的动力。它不仅产生了伽利略的运动学、牛顿的力学、拉瓦锡的氧化燃烧学说、法拉第的电磁理论等物理科学学科,而且产生了生理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心理学等生命科学学科。在经济学界,由于歇尔将数学边界分析引入经济学分析,开创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并促使数学与经济学的联姻。这一方法论的创新,产生了计量经济学、数量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和新理论的萌生、成长和结果。因为一种重要理论具有明显的缺陷或不足,也常常来自其方法论的先天不足或缺陷。特别是,“如果一个学派统一于研究方法而不是实质性的原理,那么它的寿命将会更长。方法论并不局限于实质性的问题,因而学派的成员能够更容易地适应新问题和新挑战”[1]。不难看出,对于所有关注法律经济学深刻理论意义并试图将国外法律经济理论借鉴于我国理论与实践的人们来说,准确把握法律经济学方法论极为重要。有关法律经济学方法的论述,容后详述。这里强调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其核心不是分析对象的法律,而在于分析方法的经济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突出方法论意义的法律经济学,谓之“法律的经济分析”。诚然,法律经济学方法为相关的经济学与法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但它无意也不可能以此方法否定或取代传统经济学和法学的方法。因此,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因其“低调”而受到了传统经济学和法学研究的欢迎,并从法学方法论意义上将法律经济学理论作为法理学的范畴,给予其一席地位,并将其谓之经济分析法学,以区别于经济学研究范畴上的法律经济分析。
二、作为学科理论的法律经济学:法和经济学
作为学科理论的法律经济学,正是经济学方法不断被用于分析法律问题的结果,法律经济学也因经济学与法学两个学科的不断交流而被最终确认为独立的学科①。我们不难看到,更多的法律经济学学者愿意从学科角度将法律经济学定位为一门法学与经济学的边缘学科,即认为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阐述法律问题的学科,是把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把法律作为研究对象的交叉学科②。换言之,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主要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一门法学和经济学整合的边缘学科。法律经济学这一边缘学科的发展是理论发展、实践需求的必然。1·法学与经济学的联盟极大地推动了各自的理论发展,并加深了对这两个学科的理解。法律经济学成为过去50年里法理论的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其打破了传统法学对自足性的迷恋,推动了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结合,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史学、哲学等,法学也因此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法律经济学的产生激发了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范畴的扩张,推进制度、非市场现象的经济学研究。2·现代学技术发展的规律表明,“边缘学科”是完成科研创新项目和培养科研创新人才的必备学科条件。所谓“边缘学科”,是指在两种以上不同领域的知识体系的基础上、采取“跨学科的方法”(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发展起来的综合性科学门类。法律经济学是将分属于传统法学和经济学领域的知识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之内的边缘学科新现象,从而形成了现代经济学和法学发展的一个“前沿部门”( therontiers of science)。加之边缘学科在科研创新、创新人才培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代社会中许多重大的经济和法律问题具有综合性,要求众多的经济学和法学用各自的理论、思维、观念、技术和方法协同合作方能解决。3·从前面的论述可知(法律经济学在我国部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法治建设等实践需求呼唤法律经济学交叉学科的发展,借此为与法律相关的社会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的同时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法学复合型人才。
三、作为经济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法经济学
我们注意到,法律经济学作为制度经济学的mercuro andmedema在《法律经济学: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一书中就指出法律经济学正是从经济学、法学的小小分支发展为从学科意义上影响经济学、法学自身发展的学术革新。见mercuro,
确指出在法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交叉学科领域就是法律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是交叉学科意义上更为普遍的称呼
波斯纳曾在《法律经济学运动》一文中提到:“努力获得一个独立的领域并被命名为法律经济学的这一学科的目的是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的有关实质性知识结合起来”,他更倾向于将法律经济学定位为经济学与法学结合的交叉学科一个分支,最早产生于经济学领域,其后关于法律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分析显示,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乃法律经济学中最广为运用的理论。将法律经济学视为从属于经济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或学科分支,业已为经济学界所公认,并被多数经济学者谓之法经济学。斯蒂格勒一语道出经济学界将法律经济学纳入经济学体系的根本原因之一:“法律如同其他社会制度,在经济学家的视野中,社会生活组织的工具”[2]。法律的这一经济学属性,自然而然地把法律经济学推进众多经济学分支之列。因而,从经济学范畴理解法律经济学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作为经济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强调其作为经济学分支(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分支)在发展、完善经济学理论体系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法律经济学研究者在充分理解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真正的经济学技巧与语言对法律问题进行探索,反对“幼稚”的法律经济学,反对“庸俗”的法律经济学①。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经济学也存在学科局限性,加之经济学对法律的研究,不能取代对法律的法学研究,所以明确经济学范畴意义上法律经济学研究法律(以下简称法经济学)的以下特点,是十分必要的:
其一,法经济学使用的范畴是经济学范畴,而非法学范畴。因此,不能用法经济学意义的法律概念,取代法学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如法经济学更多是从企业内部管理这一角度研究合同这一经济概念,而法学更多是从企业外部财产关系债权关系)这一角度研究合同这一法律概念因此,不能用经济学中的经济概念,套用甚至取代法学中的同名法律概念。因此,那种合同、所有权的经济学概念,取代合同与所有权的法学概念的做法,不仅是片面的,而且容易混淆法律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所导致的后果是有害的。在法经济学研究中,“不要把法学家所使用的作为权利要求的利益和经济学家所使用的作为有利的利益二者加以混淆。(庞德)”而针对法经济学研究中一些经济学基础薄弱的学者(主要是法学学者)在使用经济学概念和范畴时,存在对经济学概念的非规范化使用和错误使用的情况,认真学习经济学基础知识是必要的。
其二,法经济学关心的不是“书本上的法”,所谓以白纸黑字形式表现的法条,而是“行动中的法”,即为立法和法律适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理性选择行为。对“行动中的法”的关注,要求我们进行法律制度改革、立法时要充分了解现实中人们对法规、制度的反应,即要注重法律法规的事前分析。由此产生了法经济学研究中开放式研究(强调逻辑不自足,以变适应不变)的特点,这一特点虽然不利于法律秩序的形成,但优点是增强了法律与现实社会经济关系适应能力,超前立法的高效率恰好是该点的例证。这正是法经济学对法学研究最有价值的地方。
其三,法经济学关心的不是法律内部结构的逻辑一致性,而是法律外部结构的实践一致性。此点,往往使法经济学,成为法律改革的一个重要政策指导。相关的问题是,在法经济学中,相关经济学概念往往是多义的,或者不甚明确的。如所有权在张五常的论著中被定义为享受某种企业组织的形式,在阿尔钦的论著中被定义为剩余价值索取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法律概念的界定与权利和利益的分配密切相关,它必须是确定和明确的;而经济学中的概念通常服务于研究内容的便利,因而会出现同一名词在不同分析背景中有不同的经济学含义。
其四,法经济学从经济学视角对现行法律采取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因此,法经济学坚持的不是法定主义,而是合理主义,即坚持合理是合法的前提,恶法不是法,为此应该采取“变动”的法律技术,以期及时修改或废除恶法。比如,经济学家则更多看到法律过多的后果,害怕法律过多使政府干预能力过大,会限制社会的自由、侵犯产权,故经济学家主张适度的法律才是好法。而在法学语境中,合法是合理的前提,恶法亦是法,强调的是法律的逻辑自足和严格的规则主义,典型是具体大陆法特点的法律解释学
①所谓“幼稚”的法律经济学是指在进行法律经济学分析时,仅限于对所分析的法律问题加入经济学注释,经济学理论与法学理论只作为两张皮,并没有实现两种学术资源的真正融合;所谓“庸俗”的法律经济学指的是在对经济学一知半解的基础上进行法律的经济分析,在运用经济学理论时却没把握、理解经济学理论的前提条件及缺陷所在,出现“张冠李戴”、“病急乱投医”等现象。(如所谓民法是裁判法)。因为法学家们倾向于认为法律多多益善,要建立一个法律帝国,用律调节社会中的所有关系。再比如,由于英美法的判例法或曰“法官造法”的变法技术,较之大陆法的成文法或曰“立法者造法”的变法技术,前者更为成熟,所以英美法就成为法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最有“希望田野”,而英美法即普通法也因其合理主义的价值取向,成为一种有效率的法系(波斯纳)。
其五,法经济学关心的法律改革不是服从于法学理论,而是服从于一个更大的经济理论思考,其目的从更广泛的经济角度理解法律。所以其研究的路径是经济-法律-经济。因此,法经济学研究主要围绕经济学展开,法律是研究对象,结果是经济学范畴,形成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经济学从经济学角度看法律,法律是价格,是行为激励。“经济学界是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法律经济学,以至于他们对强调法律对经济重要作用的法经济学观点,有意识回避”[3] (p18)。关键的问题是,法经济学将削弱政治因素对法学研究的制约:在经济人的统一标准下,厂商和消费者都是追求利润或者效用最大化的主体,他们主要受到预算的或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及市场价格因素的约束。因此,侧重讲政治的经济学往往是失败的经济学。
其六,法经济学思考的法律是“向前看”的法律,而不是“向后看”的法律,所以对案例的经济学研究重在以后问题的“处理”,而不是以前问题的“处理”。正如波斯纳指出的,经济学对侵权的分析,不重视事后补救,而看重事先预防,所以是“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和“一切向前看”逻辑思路。而在法学语境中,法律具有滞后性,一方面表现在它不能对未来发生的情况做出裁判;另一方面表现在它通常是行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成就以后,对行为的评价以及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比如侵权法关注侵权行发生以后何种赔偿方案是合理公平,合同法关注合同违约行为发生以后违约责任的合理承担。
其七,经济学范畴的法经济学,更多地体现在与经济相关的法律领域,比如税法、公共事业管制、反托拉斯法、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等,强调从经济学角度理解制度、法律制度如何影响经济活动,其目标更多地落在通过法律来改革和完善经济制度。以我国证券法为例, 2005年新一轮的证券法修改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①,众多法学家、经济学家共同探讨《证券法》在投资者保护、分业经营和管理、现货交易、融资融券、禁止国企炒股和银行资金违规进入股市等问题上的修订。他们从经济学、法学、法律经济学角度进行充分论证的目标在于:如何使法律在现实中得到有效实施的同时应对入世后混业经营背景下的外资金融机构逐步全面进入中国大陆金融业对分业监管的挑战、增强证券公司自身竞争力、完善资本市场的要求所在,即完善证券市场制度、上市公司和券商的经营机制。一言以概之,经济学视角的法律经济学注重对经济理论的准确把握,强调法律问题在经济学语境与法学语境中的差异及统一,关注相关经济体制的完善。
四、作为法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经济分析法学
如前所述,法律经济学是经济学研究方法“入侵”法学领域的结果,而且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主。那么,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是否应以经济学或经济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为主呢?经济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法律制度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目的是改革和完善经济制度。这里强调的是,法学范畴法律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法律规则、法律制度背后的经济原则,并据此原则改革和完善法律制度。因此,法学范畴法律经济学,在运用诸多经济理论分析法律诸现象过程中,不仅应置身于经济学研究之际,而且时刻要注意超然于经济学之上,亦即提出符合法学理论范式的法律内容和命题。此点,是法学范畴法律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本质特点。在作者看来,对我国法律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中,这种对经济理论既“置身”又“超脱”问题的解据报道, 著名学者钱弘道就主张以“经济分析法学”来命名这门前沿学科,认为从法学角度看,该称呼更能反映该学科的特征,同时也符合西方法学流派的命名传统相互脱节之“两张皮”困境的根本途径之从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史可知,早期法律经济学,以经济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为主,有关法律的论述主要是为了佐证经济学家对法律制度的某种认识。现代法律经济学,则以法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为主,其研究中贯穿的经济理论,主要是为了佐证法学家对法律制度的某种认识①。这种研究重点的变化,拓宽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出现了“重经济学研究的旧法律经济学,与重法学研究的新法律经济学法学的不同”。(容后详述)典型例证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波斯纳专著《法律的经济分析》的出版,不仅全面吸收了以往对法律经济学的各种研究方法和成果,而且将经济分析的视角从以往的经济法律领域扩大到非经济法律领域;更重要的是,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分析还在现存法律体系整的基础上构建了全面阐释法律的经济原则的宏大法律经济学体系,法律经济学才得以经济分析法学的名义,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流派。而受到波斯纳影响,研究法律经济学的法学学者,往往习惯于将法律经济学谓之“法律的经济分析”或“经济分析法学”。经济学范畴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不能代替法学范畴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为此,有必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法学家运用经济学研究法律的特点。而初步分析,法学家运用经济学研究法律的特点②是:其一,这种研究从属于法学范畴。虽然在法律研究中运用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是新问题,但它提出的法律问题是法学界所熟悉。权利和义务、实体和程序这些法学问题,往往是法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而在国外的“法和经济学”或“法律的经济分析”著作中,大致包括以下内容:财产法;合同法;侵权法;犯罪和刑法;诉讼程序法;宪法;等等。
其二,它关注的是“书本上的法”(如法律条文)与“行动中的法”③(如立法与司法活动)的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就要提出解决这种不一致的法律方法和途径。对“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的一致性的关注,要求我们“运用经济学预言法律规则的效果”,“运用经济学决定何种法律规则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运用经济学语言法律规则的演化和发展”,在此基础上设计、制定法律制度和法规。只有充分考虑到各主体在某特定法律制度、法规下的理性选择行为、才能设计和制定出“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高度一致的法律制度、法规。比如基于学者们从法律经济学角度论证私力救济的合理性,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2004年11月1日正式实施)以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的努力,其出发点之一在于从效率出发节约司法资源并有利于解决
“执行难”问题。
其三,对法律的改革不是服从于经济学理论,而是服从于法学理论思考,所以其研究的路径是法律-经济-法律。法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以法律为研究对象,同时,法律也是研究目的、研究结果,即为了完善法律制度、法律原则及发展法哲学。结果是法学范畴,为了“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进而发展并完善立法、司法原则,如效率原则。借用波斯纳描述,“(法律经济学)这种努力阐述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正义观,同时解释了司法决定的制定并将之置于一个客观的基础上”,换言之,波斯纳强调法律经济学乃“一种实用主义的法理学”如波斯纳所言,早期法律的经济分析集中在反托拉斯法和显性经济市场其他法律管制领域,他们所做的工作与经济学家们传统上所做的差异不大,均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些经济行为、经济制度。20世纪60年代以后,法律经济学已扩展至非市场领域,“经济学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全面用于法律制度的分析”,“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有学者从法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的具体研究对象、研究目的、意识形态倾向四个方面指出法学范畴、经济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的差异与“法律的经济分析”这两个称呼的差异;其中他所定义的“法与经济学”在性质上具有比较意味,注重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的互动关系,涉及关于促进一个“正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麦乐怡教授强调法学范畴的“法与经济学”。这里的“行动中的法”指现实中的各种法律行为,法在现实生活中的运作和实现,包括立法、司法、执法活动,用以区别于国家的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规则,即“书本上的法”。律制度如何改善以有效地实现法哲学所追求的“正义”“公平”等原则。
总而言之,经济学范畴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不能代替法学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正是法学范畴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运动的广泛开展,法律经济学才得以在法学界真正确立,我们应正确认识和把握上述法学家运用经济学研究法律的特点。
五、法律经济学概念的特征及其意义
恰如《法经济学杂志》的创刊人阿伦·迪莱克特(aarondirector)曾考虑以“law oreco-nomics? " (法学抑或经济学? )命名该杂志一样,法律经济学概念的不确定性可谓与天俱来。综合上述四个不同视角的法律经济学概念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法律经济学的概念具有多元化、动态、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这三个本质特征。
1·多元化的概念。法律经济学作为法学与经济学“交集”的产物、交叉学科的结晶,这种双学科结合的特征从根源上决定了法律经济学具有多元化的概念。既可以从学科革命的导火线———方法论革命着手,从研究方法创新———运
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法律角度将法律经济学定义为“法律的经济分析”,强调作为研究方法的经济学,也可以从学科发展的规律入手,从边缘学科角度将法律经济学定义“法和经济学”,强调其是一门法学和经济学整合的边缘学科。既可以立足于研究方法———经济学范畴,将法律经济学视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产物———属于经济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或学科分支,称之为“法经济学”,也可以立足于研究对象———法律范畴,将法律经济学视为法学“进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产物———属于法理学、法学理论的一种研究方法或学科分支,谓之为“经济分析法学”。多元化也暗示着法律经济学概念多种状态依存。四种不同的称谓从四种角度赋予法律经济学概念四种不同的内涵,进而构成有机的、全面的法律经济学概念体系。
2·动态的概念。法律经济学概念不仅仅多元化,而且具备动态性,揭示着法律经济学乃开放式理论体系。进一步来说,研究对象法律制度的开放性以及研究方法经济学理论的演进性也预示着法律经济学概念的动态性。具体分析如下:从纵向维度看,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史清晰地说明了法律经济学概念在不断的延伸。如前所述,17、18世纪萌芽期的法律经济学概念限于亚当·斯密、休谟、弗格森、边沁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法律进行经济学思考的一种辅助思维,作为有关哲学和经济学研究论据的一种“间接”佐证,未真正形成一种清晰的概念。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初创期的法律经济学概念,在旧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将包括法律在内的制度纳入经济学研究范畴、现实主义法学家开始为了澄清一些现实经济立法和司法活动中使用的经济学原理、目标和假设的推动下,虽未在广大经济学学者和法学者中形成共识,但业已形成一种较清晰的概念———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学分析。到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高速发展、法学者开始大量接受经济学分析方法、法律经济学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法律经济学概念开始形成强调研究方法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强调学科理论的“法和经济学”、强调经济学范畴的“法经济学”、强调法学范畴的“经济分析法学”四种不同概念“四足鼎立”的状态。初步分析,导致法律经济学不同概念的原因主要是:其一,从横向维度看,学者的研究目的、研究背景的不同,其法律经济学分析视角不同,进而所强调的概念也不同。为了研究法律制度如何影响经济活动、为改革和完善经济制度出谋献策,学者们则强调经济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例如,在剖析公司控制权正当行使的法学、经济学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以实践中最有利于改善公司绩效、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独立董事比例和股权结构为立法依据,借以规范公司控制权的正当行使、实现股东权益保护和改善公司治理。其主要强调就是经济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5]。若主要为了研究法律规则、法律制度背后的经济原则并据此原则改革和完善法律制度,学者们往往强调法学范畴法律经济学。例如,为挖掘和揭示物权法背后的经济逻辑,运用经济学的范畴、原理、方法对物权法进行一新的透视,提出对物权法的制度和规则进行效率比较的经济学标准。其主要强调的是法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
其二,从研究范畴看,法律经济学概念在不断扩展。波斯纳所区分的“旧”法律经济学与“新”法律经济学就反映了法律经济学概念从主要限于反托拉斯法和显性经济市场其他法律管制28的经济分析(如税法、公司法、公用事业和公共运输业管制)扩展至对囊括显性市场行为和非市场行为的法律制度的全面经济学分析(包括实体法、程序法、法理学等)①。其三,从研究工具看,法律经济学概念在不断更新。经济学作为法律经济学的主要分析工具,随着经济学理论的迅速发展和不断完善,法律经济学所采用的经济学理论、方法也随之不断更新,因而法律济学概念也出现不断更新的趋势。从早期主要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如“旧”法律经济学),到目前主要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福利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法律经济学以来出现的芝加哥学派、耶鲁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制度分析学派等所主张的理论的不同也从不同程度上印证了法律经济学概念中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变化。不仅仅所用的经济学理论在不断更新,同一经济学理论组成也在日新月异。以法律经济学的主要经济学理论微观经济学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法律经济学概念中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主要局限在价格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如关于效率标准的选择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微观经济学弈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开始被大量的用于分析特定的法律问题。
3.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不同学者从不同的分析视角定义法律经济学所形成的多元化概念,均强调了法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差别在于所强调的结合度有所不同。强调分析方法的“法律的经济分析”,法学与经济学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与分析工具;强调交叉学科的“法和经济学",不仅强调研究对象与分析工具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关注两个学科的全面结合,即关心这一叉学科对经济学、法学自身发展的影响,不限于交叉学科自身的成长;强调经济学范畴和法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者更多的关注其对经济学或法学单一范畴的影响,即法律经济学如何完善或促进经济学研究或法学研究。述一系列详尽分析,主要目的在于把握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如波斯纳所言,“定义法律经济学的惟一可能准则是它的实用性而不是准确性”[6] (p905)。探究不同视角法律经济学概念,不在于追求概念的准确性,而在于法律经济学的实用性。这种实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全面理解法律经济学。多元化、动态、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这三个法律经济学概念的本质特征表明,我们在进行法律经济学研究前,不能把眼光局限于单一视角,应从研究方法视角、交叉学科视角、经济学视角、法学视角全面理解法律经济学,了解不同视角所强调的内容及各自的差别与联系。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研究目的、研究背景来确定自己的分析视角,选择最佳的研究角度。
其二,与时俱进地推进法律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法律经济学概念的动态性已充分显示法律经济学研究体系、理论框架的开性。这要求法律经济学学者要时刻关注和把握经济学理论发展动态及研究方法的发展,而不能局限于原先所运用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与此同时,尽可能地把这些新理论和新方法作为新血液注入法律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体系,把握好新分析工具的更新节奏,进而实现与时俱进的法律经济学研究。正如马克思的信条所言,我们不仅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我们不仅仅了解理论、方法的新动态,更重要的是将其运用于法律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实践。
其三,构建法与经济学研究的共同语境。法律经济学领域作为法学者和经济学者的“合作企业”,由法学者和经济学者分工协作、联合投入,最终联合“生产”出法律经济学这一相对独立的边缘学科。这种联合性迫切的要求法学和经济学共同语境的构建,即法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交流平台。这也是法律经济学这一法学与经济学的学术共同体的基本需求。这要求我们进行法律经济学研究时应注意经济学与法学的语境差异,力图使自身的研究同时符合法学与经济学的研究规范,进而有利于两个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发展。这也是本书所努力的方向之一。
其四,强调法律经济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更容易为经济学学界、法学界所接受,更有利于其在经济学领域、法学领域的发展,有助于法律经①波斯纳将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法律经济学称为“旧”法律经济学, 20世纪60年代初卡拉布雷西《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法的一些思考》、科斯《社会成本问题》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研究》三篇开山之作的发表标志着“新”法律经济学的出现。
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篇4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国财税法学理论创新
【正文】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标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1]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其正确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针。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观问题，也在不断探索科学的发展观，但一直没有将之明确表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充分估量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对发展的内涵进行的科学凝练，抓住了发展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揭示了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2]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谋求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良性发展形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崭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3]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概括说来，新的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4]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5]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个基本要求。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6]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指导
（一）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之现状
中国财税法研究在老一辈以及新兴一代财税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7]其基本范畴体系也已经提出并对某些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8]在具体制度研究方面，也具有诸多建树。从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看，[9]可以说，中国财税法学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财税法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严峻挑战。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确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但从质量上来看，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了。中国财税法学界仍有一大批文章是照搬照抄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与其说是法学论文，不如说是财政税收学的论文，但作为财政税收学论文又明显感到理论层次不够，达不到经济学论文的水准。中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应时之作，能够对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进行高瞻远瞩论述的论文仍是凤毛麟角。关注财税法具体制度建设的论文很多，但真正具有财税法理论味道并能够窥探中国财税法理论之精髓的论文数量仍然不多。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找准方向并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如果选错方向，中国财税法学只能在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原地徘徊。在我们已经迈入新世纪征途上的时候，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给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哲学。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定会对学科的发展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财税法学发展到今天正需要一个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其发展更离不开创新。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以人为本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财税法学的发展也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现代国家从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都是税收国家，税收是联系现代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税收是国家得以存在并能够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必要条件，税收也是现代国家的人民得以享有政治权利并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现代财税法作为规范财税关系的法律，其本质既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之法，又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而现代国家的纳税人与公民的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因此，财税法学贯彻以人（纳税人）为本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财税法学的二十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视与追求，从“税收权力关系说”到“税收债务关系说”从某种意义就是财税法学发展从以国（国库）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但中国财税法学从整理上来讲，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真正全面贯彻。中国财税法研究仍然是以国家的税收权利为核心，仍然以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为重点，对于如何依法制约国家课税权的滥用，如何更好的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特别是中国财税法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现代城市人为本，而没有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财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中。由此，农民的众多财税法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我国长期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所造成的农民收益向工业领域转移的问题，农民收入低于城市职工，却要负担高于城市职工的类似个人所得税的农业税等等。这些问题更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具有“本土性”的财税法问题，也是我国财税法学能够为世界财税法学贡献一份特殊知识的领域。坚持以人为本，可以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也能够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更好地把握中国的核心问题。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全面统筹、协调发展，这种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的研究虽然有重大突破，也初步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零散化、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中国财税法的研究往往体现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突破，一个一个制度的研究，非常零散，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逻辑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就个案研究个案，没有从整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审视财税法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将财税法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好为中国财税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统筹要求财税法学研究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的长远问题研究与当前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国外财税法学研究成果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研究与相关部门法的研究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上这些财税法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的发展观的指导。唯其如此，中国财税法学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向光明的发展道路。
（三）在科学发展观下创新中国财税法理论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它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中国财税法学来讲，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化为财税法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否则，谈论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有空谈之嫌。
1.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
方法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学科，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发展的突破。
财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财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财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财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明，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加快财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财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财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财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财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10]
近些年来，中国财税法学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财税法学理论和著作，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著名财税法学著作的大量引进大大拓展了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视野，这些财税法学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方法论上的启示。[11]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角度研究财税法，结合判例研究财税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财税法，从法认识论和法实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财税法学研究中，特别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财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2.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
财税法范畴是指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认识财税法现象的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概念和术语。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形式，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是学科和理论的标志，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范畴的研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财税法范畴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把财税法范畴分为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财税法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成了财税法的范畴体系。[12]
有了完整的财税法范畴体系，进行财税法研究才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全面协调。至于我国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范畴？有哪些一般范畴？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财税法学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学范畴体系。
3.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13]研究范式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包括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和信念。它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在财政法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国家分配论范式和公共财政论范式。在税法学领域中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权力本位范式和权利本位范式。目前中国财税法学界正在进行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两种研究范式在财税法学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学说：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及其发展与完善直接导致了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一致以来处于低水平研究和封闭研究的状态之中，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精神和财税法学术共同体。研究人员大多缺乏财税法学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框架，没有对传统财税法学研究予以批判性的审视并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造。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财税法学研究的范式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研究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
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财税法学的革命与财税法学的重生。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财税法学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根基，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财税法学，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财税法学。[14]
中国财税法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但仍然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将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沿着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道路走下去。
4.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在完成了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之后，所要进行的就是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中国财税法学的空白之地仍然很多，财税立宪、财税民主、财税法的基本原则、财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责任理论、救济理论等等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去拓展这些领域必然能够统揽大局、推陈出新，迅速攻克财税法学上的一个个难题。
5.加快中国财税法学的制度建设
中国财税法学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理论发展的源泉在于实践的推动，恩格斯的那句名言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当然，中国财税法学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也必须关注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够给实践以理论指导。
中国财税法学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对财税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个人所得税法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农业税的改革、城乡二元税制的统一、遗产税的开征、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法庭的设立等等，都是需要中国财税法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一股春风，它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包括中国财税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带来了希望。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中国财税法学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必将在不远的明天迎来中国财税法学发展繁荣的春天。
【注释】
[1]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2]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3]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4]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5]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6]参见冯之浚：《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期。
[7]具有代表性的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可以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9]中国财税法学界的近期动态可以参考中国财税法网（/）的相关报道。
[10]参见翟继光：《经济法学方法论论纲》，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翟继光：《税法学方法论》，载中国财税法网（/）2004年3月16日。
[11]参见翟继光：《独具特质的“北野税法学”》，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篇5
关键词：政治；政治学；范畴体系
一、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总体要求
一门学科范畴体系的构建，不可能以个人的主观随意性，想当然地去组织、拼合它的体系结构，必须从学科本质的特征出发，依托于一定的理论基础，遵循相应的组织原则，揭示学科构建的科学规律。那么，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依据所把握的总体要求又在哪里呢?
1．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论是我们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为我们正确认识事物、分析事物、洞悉事物的本质提供方法论的指导。要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我们不妨看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吸收黑格尔的合理思想所提出的一些观点。(1)任何一门科学的思想体系，就是表述这门科学的全部内容的思想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从抽象到具体。这是符合人的认识过程的。人认识一个对象时总是从抽象到具体，科学体系从抽象到具体的安排，最便于人对这个对象的了解。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也是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表层到深层、从平面到立体、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2)一个科学体系的起点应该是这个体系最抽象的东西。如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人类现代经济生活最抽象的东西，商品便成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起点。(3)推动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的内在动力是对立统一规律，每一个原理应符合矛盾运动的形式。
2．学界对政治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基础。政治研究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学问，古今中外人们始终如一地对政治学研究投入巨大的热情，政治学已成为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一门具有独立地位的重要科学。自1980年中国政治学恢复后，中国政治学界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对政治学的研究和发展做了卓有成效的实质性工作，对政治、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范畴体系等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探索，并在众多的研究领域形成共识，拓展了政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向。因而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构建奠定了根基。
3．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政治学范畴体系不断丰富完善的唯一途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开放的，不断发展丰富的，政治学也毫不例外，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而前进。它一方面会从政治学已有的内容中进行取舍，另一方面也会从广泛的社会实践中，从其他学科的成果中汲取有益成分来不断地丰富完善自己。因而，我们对政治学体系的构建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固定的框架和模式。
4．对政治学的正确认识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关键。要使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政治学就必须走向科学，即要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建立有特定研究对象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克服政治泛化和政治概念狭隘化的影响。政治学不能什么都研究，不能把什么社会现象都作为政治现象来研究。从研究对象看，对象是否明确是一门学科能否成立的首要前提。从内容上看，一门学科的对象，决定学科的内容。一门学科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象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结构；二是对象的运动及其规律。从内容的逻辑安排看，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客观到主观，这几乎成为任何学科构成体系的顺序，这种顺序符合认识的规律，符合认识的历史，也便于读者对一个思想体系的理解。那么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着眼点又在哪里呢?于此，笔者从对政治学的正确认识人手分析和论述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构建问题。
二、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切入点
正确认识政治和政治学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切入点。政治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说自从国家(城邦)产生以来，人们就在苦苦地思索、不懈地探索，但仍达不成共识。因为政治学者由于各自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几乎都有自己对政治的理解和表述。概言之，对政治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政治是一种社会价值追求、一种规范性的道德；政治是一种超自然超社会力量的体现或外化；政治是对于权力的追求和运用；政治是一种管理活动。
在当代中国政治和政治研究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一直占有主导地位，概括起来有如下特点：政治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政治是更为基础的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国家政权是政治的主体和根本问题；政治是一种有规律的社会现象。
综观以上分析，由于人们的观察点、立足点不同，使得对政治的理解和解释完全不一致。杰弗里·庞顿说过：我们最好不要将一种概念视为某种固有的客观东西。也就是说对政治的定义，我们无须也不可能用一个单一的模式、方式等框架结构将其固定(这在实质上也是没有必要的)。然而我们通过对政治诠释性的定义，透过其现象的描述、对本质的分析，我们仍不难发现他们对政治的理解有着如下的共识：(1)政治是在以国家存在为前提条件下的一种社会关系；(2)政治所探讨的是一种力量或者说是公共权力的表现、运作及其内在机制；等等。这就是说，在政治的范畴中公共权力是其核心和本质。由此，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及其本质的内核找到了切入点。
政治学的定义显然也只能以政治定义为基准，不同的政治理解必然表现出对政治学的定义的差异。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来看，政治活动的核心就是国家政权。因此，国家政权是所有阶级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是政治上层建筑的主体。也就是说，政治学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即国家政权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实结合上述分析，即我们在剖析各家关于政治概念的诠释时，已窥见到政治学包含着以下核心的要义：政治学是研究政治运作、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科学。从本质上看，它所揭示的是在国家中对政治权力的探讨，也就是说对权力的研究是其核心范畴，伴随着权力运作方式、机制、模式等是其必然拓展的范畴系统。由此，我们在建构政治学范畴体系时，权力必然是其体系建构的核心，而其体系的构建是依此为中心依托的展开。
三、政治学范畴体系构建的结构模式
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篇6
从财务研究与会计研究不分，到“大会计小财务”和“大财务小会计”之争，再到财务研究与会计研究的相对独立体系建立，我国的财务研究一直是与会计研究相伴而行的。如今的财务研究，无论是财务学科建设研究、财务理论体系研究，还是财务管理实践研究，都取得了许多的研究成果。然而，当我们系统梳理这些研究成果，站在财务研究整体目标的高度去评估这些成果产生的效果或影响时，所发现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忧虑和反思。近期，一些财务与会计专家学者，如魏明海、谢志华等、黄世忠、杨雄胜、陆正飞、伍中信等、李心合等都从不同视角对财务研究和会计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这对于推动财务研究和会计研究、提升财务研究和会计研究质量及水平起到了非常好的导向作用。
要提升财务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就要关注财务研究主题、财务研究类型、财务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从财务研究现状来看，一些财务研究成果存在以下问题：①财务研究主题不清晰，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偏离财务研究主题及问题；②财务研究类型偏重应用化，财务基础研究成果少；③财务研究方法过度实证化，歧视和忽视规范研究方法的作用。本文从正确处理财务“学科研究与理论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的角度，反思当前财务研究中的问题，探索提升财务研究质量的思路。
二、学科研究与理论研究
众所周知，搞好学科建设是大学发展的关键。但人们往往只将学科建设问题视为教学研究问题，其实学科建设中的学科定位、学科范畴和学科发展方向等问题对于该学科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因此，财务学科研究与财务理论研究密不可分，也可以说，财务学科研究本身就是重要的财务基础理论研究。要解决目前财务研究主题不清晰的问题，就必须处理好财务学科研究与财务理论研究的关系，基于财务学科定位、学科范畴和学科方向，确定财务理论研究范畴、研究主题和研究问题。
1.学科定位与理论范畴。财务学科定位涉及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一是财务学科的内涵问题，财务学科具体是指财务管理学，还是财务学，或是财务金融学？二是财务学科的归属问题，财务学科是属于管理学科门类、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企业管理二级学科下的财务管理，还是属于管理学科门类、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会计学二级学科下的财务管理，或是属于经济学科门类、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金融学二级学科下的财务管理？学术研究中的不同观点一定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学术研究所鼓励的。但是针对某项具体的研究成果，关于上述问题的观点必须是明确的、协调的。即：如果将财务学科定义为财务管理学科，它的学科归属就是管理学科门类；如果将财务学科定义为财务金融学，它的学科归属就是经济学科门类。当然，在某一学科门类下，如何定位其一级学科归属和二级学科归属仍然是要有明确观点的。
财务学科的不同学科定位或学科归属，决定了财务理论研究的范畴。如果将财务学科归属于管理学科门类，则财务理论研究的基点应是管理学理论，即以如何管理好财务为财务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将财务学科归属于经济学科门类，则财务理论研究的基点应是经济学理论，即以财务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使用效率提升为财务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然，如果将财务学科定位为跨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学科，则财务理论研究应该基于经济学和管理学进行学科交叉融通研究。可见，财务学科定位不同，财务理论研究的范畴也是不同的。我们在进行财务理论研究时，应该基于明确的财务学科定位。
2.学科范畴与研究主题。财务学科的范畴受财务学科定位的制约，明确财务学科定位之后，财务学科范畴就清晰了，而财务研究的主题正是取决于财务学科范畴。例如：如果将财务学科范畴定为企业管理下的财务管理，那么财务研究显然要围绕企业财务管理或公司理财来进行，政府及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金融市场管理等则不属于财务研究的主题范畴；如果将财务学科范畴定为管理学科门类下的财务管理，则财务研究的主题范畴扩展到企业财务管理之外的政府及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如果将财务学科范畴定为财务金融学领域，则财务研究的主题范畴不仅包括企业财务、政府及非营利组织财务，而且包括金融市场学及投资学研究的主题。当然，在不同的研究主题范畴下，可进一步从不同角度确定财务研究主题。例如：从财务理论视角分类，可分为财务理论基础研究主题、财务基本理论研究主题、财务应用理论研究主题；从财务研究对象视角分类，可为分企业财务理论研究主题、政府及非营利组织财务理论研究主题、资本市场财务理论研究主题，进一步对企业财务理论研究主题进行分类，可分为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研究主题、企业财务控制理论研究主题、企业财务决策理论研究主题、集团管理控制理论研究主题；等等。财务研究主题可在财务学科范畴框架下不断细化，深入挖掘财务研究中的问题。
3.学科方向与研究问题。在明确研究主题范畴的基础上，财务理论研究的创新关键在于发现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在财务研究主题范畴非常广泛的背景下，确定科学的研究问题本身就是一道难题。通常我们应基于各学校财务学科方向、特色及优势来选择研究问题。例如：有的学校的财务学科方向是基于会计学的财务，有的是基于资本市场的财务，还有的是基于企业经营管理的财务；有的学校的财务学科优势在于可持续发展财务，有的财务学科优势是跨国公司财务，还有的财务学科优势是非营利组织财务；等等。研究问题的选择应符合各自的财务学科方向，突出其学科优势和特色。
关于研究问题的类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科学问题属性分类资助导向中明确了四种科学问题：一是鼓励探索、突出原创；二是聚焦前沿、独辟蹊径；三是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四是共性导向、交叉融通。这四种科学问题属性分类对学术研究问题导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四类科学问题实质上也是学术创新的四种路径。当前财务研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可归因于没有很好地解决这四类问题，特别是在突出原创和交叉融通方面的成果很少。因此，财务研究科学问题导向可以此为依据，以财务研究的原创问题、前沿问题、需求牵引问题和交叉融通问题为选题方向，应特别重视根植于中国的财务原创问题研究，针对我国财务学科内涵与定位复杂的特点，突出共性导向，加强学科交叉融通研究。
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学术研究的类型通常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综合研究。不同的研究类型各有其研究目标、研究重点以及研究价值，应当协同发展。但当某种类型的研究过多，而另一种类型的研究过少时，可能需要引起注意。例如，当前的财务研究大部分是应用研究，基础研究比较薄弱，一些综合研究实质上也是以应用研究为主，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不利于财务理论创新，特别是不利于原创理论成果的产生。财务基础研究的重点是解决财务理论基础和财务基本理论问题，财务应用研究的重点是财务应用理论和财务影响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可为应用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支撑，应用研究可为基础研究提供需求导向。
1.理论基础与基本理论。基础研究通常涉及理论基础研究和基本理论研究两个方面。财务基本理论研究通常涉及财务的内涵、本质、对象、目标、内容、职能等关于财务本身的基本问题，以及基于财务内容的资产组合理论、资本结构理论、股利分配理论等。财务理论基础则是指支撑财务基本理论的更深层次的相关学科理论，如有的财务理论是基于经济学理论基础，有的是基于管理学理论基础，有的是基于法学理论基础，有的是基于社会学理论基础，还有的是基于数学理论基础。财务基础研究中的财务理论基础研究非常重要，通常财务学派的产生往往是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当前财务研究中研究主题不清晰、研究问题不科学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都可从其理论基础薄弱方面找到原因。特别是我国目前财务学科定位及范畴并不统一，基于学科交融进行理论基础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要。
财务创新的根本是财务基本理论创新。在明确了财务理论基础与财务基本理论的关系后，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或多学科交融的理论基础进行财务内涵、财务主体、财务本质、财务对象、财务目标、财务内容、财务职能等基本理论研究都可能取得创新成果。特别是在当前的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基于数字经济创新财务基本理论，如何基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根植于中国的财务基本理论和国有资本经营管理理论，如何基于智能会计理论发展创新智能财务基本理论，是当代财务理论研究工作者的使命与责任。
2.基本理论与应用理论。应当指出，财务学术研究中的应用研究并不是财务实践中的解决方案，它实际上仍是理论研究。目前大量的财务学术研究成果属于应用研究范畴，例如：有的是宏观领域的财务应用问题研究，有的是微观领域的财务应用问题研究；有的是投资领域的财务应用研究，有的是筹资领域的财务应用研究，有的是分配领域的财务应用研究，有的是经营管理领域的财务应用研究；有的是对影响财务的因素进行研究，有的是对财务决策的后果进行研究；等等。虽然目前财务研究有大量的应用研究成果，但为什么进行财务应用研究，财务应用研究是否取得了应有的成效，这些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答。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财务应用研究不仅仅要论证与检验财务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效果，更重要的是通过财务应用研究，发现与解决财务理论问题，进而从财务应用理论视角反思财务基本理论、完善财务基本理论、创新财务基本理论。财务应用理论研究虽然是基于某种现实需求牵引，但其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放在创新财务基本理论的范畴。这样的财务应用研究才真正符合财务学术研究的本质要求。
3.基本理论与影响理论。目前财务研究中影响理论研究盛行。财务管理的影响因素研究包括宏观经济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对财务管理的影响研究，公司治理对财务管理的影响研究，公司管理对财务管理的影响研究等；财务管理的影响后果研究包括财务管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财务管理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财务管理、财务治理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财务管理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等。这些财务影响理论的成果表面上看研究视角宽广，财务影响范畴涉及领域众多，似乎对提升财务管理的地位及作用范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换一个角度来看，目前许多财务影响理论研究的重心实际上并没有放在财务本身上，而是放到了影响因素和影响后果上，实质上是提升了宏观经济、公司治理等的功能作用，并没有基于影响因素和影响后果来论证、完善和创新财务基本理论。
因此，在财务应用研究中，必须将财务影响理论研究的重心归位到财务基本理论研究上，使财务影响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到财务理论创新上。一方面，通过财务影响因素理论研究，从多因素视角完善、创新财务资源配置和使用机理；另一方面，通过财务影响后果理论研究，从不同后果角度完善、创新财务管理功能和内容。以基于会计学的财务管理为例，当我们研究会计信息对财务决策和管理控制的影响时，应将研究重心放到基于目前的会计信息，探索财务管理应该如何改革与创新上，应思考我们的财务管理是否真正充分有效地使用会计信息进行了管理，而不是一方面论述会计对财务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财务管理教材和研究中却很难看到利用会计报告进行财务管理的成果。
四、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
学术研究中的研究方法通常分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两大类。规范研究可进一步分为规范分析研究、分析式研究、文献研究等；实证研究可进一步分为文档研究、案例研究、调查研究、实地研究、实验研究等。研究方法是为研究主题及研究问题服务的，一项研究可能用到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当前财务研究中应用的研究方法与其他经济研究和管理研究中应用的研究方法类似，偏重实证研究，轻视规范研究，严重影响了财务研究的质量，上文探讨的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受研究方法的影响。因此，正确理解与处理各种研究方法的关系，对于提升学术研究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
1.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一项学术研究成果必然要有论点和论据。研究论点通常是通过规范分析方法提出的，研究论据则可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式研究、文档研究、案例研究等方法进行论证。因此，通过规范分析提出论点是所有研究必然采用的方法，也是使用其他论据检验方法的前提。一项研究成果可以是纯规范研究，即用规范分析提出论点，用分析式方法或文献研究方法形成论据，但所有实证研究的前提都是用规范分析方法提出论点。如果没有运用规范分析方法进行好的理论分析与提出研究假设，那么再科学严谨的实证检验都没有太大意义。实证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仅仅是指模型及检验的科学性，还应包括规范分析提出论点假设的科学性，而后者正是目前财务研究中所忽视的、关键的问题所在。
2.实证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关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财务学术研究中的实证研究方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实证研究方法中不是仅有文档研究，还有调查研究、实地研究和案例研究（本文统称为“实践研究”）。财务研究的科学问题往往来自于实践，而不同的问题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等都各不相同，文档研究通常采用的大样本数据往往难以准确反映所研究问题的特质，而调查研究、实地研究和案例研究等实践研究方法则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和检验所研究的主题和问题。因此，在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时，应根据所研究的主题和问题，在规范研究的基础上选择正确的实证研究方法，特别是应当鼓励实践研究方法的运用。当然，实践研究过程中的调研访谈等涉及许多方面的协调，研究难度大、工作量大、时间长，这些都是相较于一些“短平快”研究方法的“劣势”。但如果我们的学术研究不鼓励这种根植于实践的研究，不能从中国特色实践中研究中国特色财务问题，则很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财务研究成果。
3.实践研究与文献研究的关系。好的研究主题及科学问题通常来源于文献研究和实践研究。实践研究的重点在于通过实践去检验问题、发现问题并提出需求导向，文献研究的重点则是通过已有的研究成果分析问题、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目前我国关于财务研究的著作、教材、期刊、项目等都有许多，每年的财务研究成果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但缺乏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文献研究，没能及时将财务研究的成果进行归类梳理，没能及时总结财务研究成果对财务理论基础、财务基本理论和财务应用理论的创新贡献，以及财务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研究方向。因此，在财务学术研究中应该鼓励文献研究，以发挥文献研究对规范研究中规范分析研究的基础作用，发挥文献研究对文档研究中理论分析的机理作用，发挥文献研究对实践研究的引导作用。
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篇7
故以当前学界关于经济哲学理论定位的理解为例，探讨厘清经济哲学理论定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些理解可分三类：一是作为研究领域的经济哲学，这是广义上的经济哲学。凡是探讨经济与哲学、经济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一切理论都属于作为研究领域的经济哲学。这种意义上的经济哲学虽然具有极大的涵盖性和包容性，但是它只是一个囊括着多种研究范式和研究方式、显示着纷然杂陈的研究视野和理论观点的多元化研究领域，只要人们的研究还停留在这种意义的理论定位上，就很难说获得了经济哲学研究的真知灼见。今天多数论者实质上持有的正是这种理解，很多论者往往对经济哲学的具体问题和观点有着高度的自觉意识，却对这些问题和观点据以产生的研究”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灵魂是自否定辩证法，正反合三段式只不过是自否定辩证法的外在表现。当蒲鲁东只是抓住正反合这些黑格尔哲学形式方面的东西时，不过是舍本逐末的做法，这说明蒲鲁东根本没有理解黑格尔哲学的精髓。黑格尔哲学的自否定辩证法要求研究者必须进入事物自身关系的内部，从事物内部去发掘事物的矛盾关系，而不能只是在事物的表面和转圈。正是因为蒲鲁东理解不了自否定辩证法，所以他只能够按照正反合这一抽象哲学框架，机械地安排各种经济事物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例如，蒲鲁东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作为自相冲突的正反两面，再寻找它们的合题：使双方互相吸收、彼此协调的社会科学；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为正反两面，再寻找它们的合题：构成价值；从第三章开始，蒲鲁东开始了他的宏大的经济进化序列，即从既产生财富又破坏平等的“分工”，进化到能够增加财富但又产生贫困的“机器”，再进化到上帝送来的“竞争”，而竞争又带来了“垄断”，这时作为垄断的对立面的“警察或捐税”又应运而生，但是“警察或捐税”在实际上又变成了对穷人劳动果实的剥夺，因此经济又进入了下一个阶段：“贸易”，“贸易”能够给劳动者带来一些补偿，但也使劳动者失去了工作和一些基本生活资料，因此“信用”作为帮助穷人的手段产生了，但“信用”又变成了对劳动者的金融剥夺，因此经济进入了“所有权”阶段，“所有权是占有权，同时又是排他权；所有权是劳动的代价，又是对劳动的否定；所有权是社会的自发产物，又是社会的解体；所有权是一种公平制度，同时又是盗窃。”蒲鲁东认为，“所有权”是以上所有方面的总的合题，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体系，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范围内，是不可能解决劳动者贫困问题的。客观而言，这一结论倒是比较准确，蒲鲁东看出了资本主义经济根深蒂固的不公平性和不合法性，提出了取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然而蒲鲁东依靠“系列辩证法”所构建的经济进化序列，完全来自于正反合抽象规律的机械投射。
二、经济哲学外衣下的投射哲学：《贫困的哲学》的哲学
《贫困的哲学》表面上运用了所谓“矛盾”、“二律背反”、“系列辩证法”等哲学框架来阐述贫困之类的经济问题，但在实质上，经济问题只不过是他的抽象哲学的经济注脚，只不过是哲学的经济学运用而已，如果把贫困之类的经济问题换成其他问题，那么蒲鲁东也一定能够完成那些问题的矛盾体系的构建，原因就在于发挥灵魂作用的只是哲学的正反合三段式，而不是经济学。那么，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自否定辩证法又是什么关系呢？它们确有相似之处，都试图提供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并以这种思维方式将各自所处理的材料连贯成一个有机体系。蒲鲁东特别强调“系列”的重要性，而脱离“系列”的孤立事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运用这种方法，一种观念，一个事实就会显示出矛盾关系，并显示出两个对立系列的结果，从而得出一个预期中的新的综合观念。这就是由三段论和归纳法的既对立又相结合而形成的新工具所遵循的普遍而变化无穷的原则。”这种重视经济事物之间的联系性和矛盾性的方法，使得蒲鲁东的经济哲学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家“事实就是真理”的实证视野，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辩证法的色彩，所以马克思才认为“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然而，倾向于辩证法与真正掌握辩证法是不同的，由于蒲鲁东“追求一种可用来先验地构想某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的所谓‘科学’，而不是去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得出科学”，所以蒲鲁东的经济哲学就只是一种“追逐公式”的投射哲学，而不是通过经济学场域体现出来的哲学；是一种借用经济范畴作为棋子的形式哲学，而不是由经济问题展示出来的哲学；是一种与经济学处于外在关系的独立哲学，而不是没有经济学就无法实现自身变革的哲学。就此而言，蒲鲁东的经济哲学具有虚假性质，它只是在形式上结合了经济学和哲学，在内容上仍然缺乏经济哲学的实质规定性，而马克思对具有经济哲学虚假性质的投射哲学持以鲜明的批判态度，这种态度集中地体现在他发表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
三、走向经济哲学：《哲学的贫困》的方法论批判
当普鲁东以哲学投射的方式为他自己的经济学提供内在理论构架时，马克思已经同传统的一切哲学彻底决裂，在人类思想史上完成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即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发现促使马克思意识到：任何以某种抽象的哲学体系来投射现实的做法，都是必然要失败的；任何脱离历史的、现实的经济哲学观点和体系，都不具有科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因此，科学意义上的经济哲学要求研究者必须充分占有大量的经济学实证材料和经验证据，严格按照经济现象本身的历史逻辑来发现经济的内在规律，而不是以某种主观的抽象公式来臆造经济事实和经济范畴。只有如此，研究者才能破解一系列经济谜团和历史谜团，在理论上指出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从而这种研究就会展现出合理的经济哲学意蕴。实际上，这种经济哲学工作是在《资本论》中系统地完成的，而马克思首先要对经济哲学的方法进行阐释，这一阐释又是通过对普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方法论批判实现的。正如马克思后来所说：“我们决定重新发表《哲学的贫困》（初版已售完），是因为该书包含了经过20年的研究之后，在《资本论》中阐发的理论的萌芽。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⑥可以这样说，在马克思完成作为经济哲学典范形态的《资本论》的过程中，《哲学的贫困》因其经济哲学的方法论批判而值得加以考察，这是我们将《哲学的贫困》作为考察对象的理由。具体来说，马克思是从以下两个方法论层面批判普鲁东经济哲学的：第一个层面，马克思批判了普鲁东对待经济范畴的抽象做法，进而把经济范畴归结为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阐发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在与普鲁东的论战中坚持对经济范畴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以此为出发点，马克思就能够清楚地发现普鲁东经济哲学的错误，这种错误表现为普鲁东经济哲学的非历史的、抽象的方法。“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待资产阶级对封建社会的否定，还能体现出一定的历史性眼光，但是一当他们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这种历史性眼光马上就被抽象方式所取代。“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而普鲁东作为一名蹩脚的经济哲学家，无批判地接受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和做法，只是用他的哲学对经济范畴编一下次序就可以了。“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普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众所周知，“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就是把宗教、法等各种事物的多样性规定抽象掉，然后归结为他自己绝对哲学体系的环节，同样如此，普鲁东的经济哲学也是把经济事物的多样性规定抽象掉，最后归结为一些逻辑范畴。马克思指出：“在最后的抽象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瑏瑠普鲁东的方法就是把商品生产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抽象化，结果他得到抽象的“平等”，然后又把它变为“实体”，把现实存在的经济事物看成是它的“样态”。这样，历史就成了一部无人身的理性演变史。由此可见，普鲁东根本无法理解：“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瑏瑡他把经济范畴和生产关系完全割裂开来，不是把经济范畴看作是生产关系的表现，而是把现实的生产关系看作是抽象的经济范畴的实现。既然他忽视了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那么他就只能到“无人身的人类理性”怀抱里寻找经济范畴的来历了。第二个层面，马克思批判了普鲁东经济哲学的“辩证图式”，进而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精神实质，把握住了辩证运动的实质。在《贫困的哲学》中，普鲁东庸俗化地运用着黑格尔的辩证法，歪曲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精神实质。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理性的自我运动的辩证法，即理性进行自我设定，自己和自己对立起来，并且自己和自己的对立面互相均衡、互相抵消，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合题。可见，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基于对立和斗争的辩证法。但是普鲁东和黑格尔不同，他否认理性、观念和范畴的对立运动的可能性，认为经济范畴都是从上帝的心里流出来的东西。那么，这些范畴又是如何产生出历史的运动呢？普鲁东认为这是一连串的对抗运动的结果，而这些对抗又各自分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普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瑏瑢究其实质，普鲁东是从处于辩证运动当中的经济事实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把好、坏两面的对立和斗争取消掉，这样经济事实的矛盾运动就停止了，由此出发的经济哲学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例如，如果把封建主义的农奴制度、特权等坏的方面取消掉，那么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窒息，因此历史的发展也会一笔勾销。马克思指出：“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作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有害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瑏瑣与普鲁东不同，马克思把事物内部的对立、斗争和统一看做是辩证运动的实质，因此他在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同时逐步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揭示了人类社会和经济运动的真实的辩证法，这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示经济哲学奠定了根本的方法论前提。
四、作为经济哲学的《资本论》哲学
以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历程来看，如果他早期的哲学仍然称得上是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变革，那么这种变革就还是停留在原则化和方法论的层面，尚缺少政治经济学等经验内容的充分支撑，直到马克思中晚期的经济学研究，即《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马克思哲学的早期革命才获得实质性的丰富和充实，这是因为当马克思还未能充分占有政治经济学材料，还处在吸收和消化古典经济学成果的过程时，马克思还无法彻底走出实践生活的抽象表达之路，而正是《资本论》的写作，促使马克思哲学不仅在形式、视野上，而且在内容、细节上真正地摆脱了哲学的抽象化规定。《资本论》哲学通过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层面上展现社会生活本质和人类自由前景的方式，完成了传统哲学只能在抽象层面上才能展现社会与自由的任务，从而在科学理论的意义上实现了对特定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考察，这就是《资本论》哲学作为经济哲学的独特之处和重大意义。具体而言，作为经济哲学的《资本论》哲学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的：
第一，作为马克思哲学之代表的唯物史观是在《资本论》手稿的经济学语境中阐发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哲学的代表，这一点已经得到学界的公认，而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两段经典论述均是在分析以经济问题为主的社会历史关系过程中提出的。第一段论述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瑏瑤当传统哲学家们同样关注“某种范畴”、“观念形态”时，总是从意识性的来源，如理性、感性、经验等，或是从具有神秘色彩的来源，如理念、上帝、自然等方面，来寻找范畴的起源和发生过程。就任何理论形式和实践活动无不与人的意识相关而言，哲学家们找到的这些来源以及发生发展过程当然具有合理性，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满足于这些来源，以为已经找到了历史的真正出发点和起源。殊不知，哲学家们只是说出了事情本来面目的一部分，而忽略了这些所谓来源的来源问题。这样，马克思就在哲学家们止步不前的地方继续向前考察，终于发现了历史的真正出发点和起源地：物质生产，并由此开始重新解释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可见，经济问题的研究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具有视角转换、范式重建的意义。第二段论述是在《资本论》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瑏瑥从这里可以明显发现，《序言》时期的马克思已经放弃了《形态》时期还在使用的一些传统哲学和比较一般化的术语，如交往形式、市民社会等，而启用了一批更能代表自己哲学的概念，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等。在马克思这样严肃的思想家那里，概念演变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术语改变，而是意味着考察社会历史的视角的深化和观点的推进。众所周知，《序言》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从理论上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和内在机制，正是在这些经济学研究基础上，马克思才得出了唯物史观的准确观点，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活制约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的矛盾导致革命”等观点。这些观点不仅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产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马克思对哲学问题的经济学回答，哲学（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的高度融合已经成为《资本论》哲学的基本规定。
第二，正是哲学的研究方法，促使《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不再是纯粹的政治经济学，而是具备了哲学品格。关于《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辩证法、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等。在这些方法中，辩证法是灵魂和核心。马克思认为自己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辨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瑏瑦然后又阐述了辩证法的两个特征：一是唯物性，“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瑏瑧二是批判性，“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瑏瑨可以说，正是唯物的、批判的辩证法的实际运用，才使得《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视野、经验主义世界观和工具理性主义，亦即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发财致富的科学”的本质规定性，从而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实现了变革。鉴于学界已经对这些方法做过大量分析，在这里仅以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为例，对哲学方法如何被马克思运用于经济学研究做出阐述。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中，“抽象”是指从众多事物中抽取出共同的本质特征，而舍弃特殊的非本质特征的方法，这里的“众多事物”当然是感性、具体的，因此抽象方法实际是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对于传统西方哲学而言，抽象方法非常重要，甚至是主要的方法，因为传统西方哲学所做的就是将整个世界或社会历史抽象化的工作。与此同时还可以发现，成熟于哲学领域的抽象方法，也被自觉地运用于古典经济学领域。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瑏瑩这里的“差别”正是抽象与具体的差别，或者说具体上升到抽象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差别。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表现为“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表现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瑐瑠马克思认为，抽象方法忽视了经济范畴的社会历史性和暂时性，把从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中抽象出来的范畴看成是永恒范畴，这与其说是解释现实的经济关系，不如说是掩盖现实的经济关系。而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则时刻注意到任何经济范畴的社会历史背景，始终把经济范畴的抽象分析和历史分析紧密结合起来，在对一个范畴的具体分析中展现其“多样性的统一”。由于运用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才能够以经济范畴体现的客观矛盾之间的必然联系为基础，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机制，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透视。
第三，《资本论》的经济学研究渗透着浓厚的价值导向，这里的价值导向主要是指对人的自由发展的诉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经济问题与人的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既要透视经济问题的人本意蕴，也要看到人的问题的经济内涵，这一点构成了马克思试图综合经济学和哲学的第一次努力。不过，尽管马克思此时的人本主义批判极其强烈，他还是很快就发现了这些批判所依据的人的“应有”的虚假性，这又会直接导致批判的无效，他于是放弃了从人本主义进行经济学批判的视角，转而对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进行考察，考察的结果便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在那里，马克思自觉地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角度来发现人的发展的历史路径，从对经济问题的冷静分析来凸显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这就将对人的思考落实到了对社会历史的科学分析基础上。能够代表马克思此时研究成果的当属《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提出的人的发展的三阶段理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瑐瑡这段话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是如何看待人的发展问题的。一方面，马克思始终追求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并将人的发展具体地定向于人的自由个性，这是马克思继承了早期哲学研究时期的价值指针；另一方面，马克思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尤其是从“人的生产能力”、“物的依赖性”等经济视域来探索人的发展的现实道路，这使得《资本论》的价值导向建立在坚实的经济科学基础上。《资本论》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表明，人的发展既不能依靠人的美好的主观愿望，也不能诉诸经济运动的自然结果，而是一种需要人们在自觉把握历史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努力加以实现的可能性。
五、经济哲学的理论定位及其走向：以狭义经济哲学为例
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篇8
[关键词]政治；政治学；范畴体系
一、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总体要求
一门学科范畴体系的构建，不可能以个人的主观随意性，想当然地去组织、拼合它的体系结构，必须从学科本质的特征出发，依托于一定的理论基础，遵循相应的组织原则，揭示学科构建的科学规律。那么，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依据所把握的总体要求又在哪里呢?
1．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论是我们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为我们正确认识事物、分析事物、洞悉事物的本质提供方法论的指导。要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我们不妨看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吸收黑格尔的合理思想所提出的一些观点。(1)任何一门科学的思想体系，就是表述这门科学的全部内容的思想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从抽象到具体。这是符合人的认识过程的。人认识一个对象时总是从抽象到具体，科学体系从抽象到具体的安排，最便于人对这个对象的了解。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也是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表层到深层、从平面到立体、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2)一个科学体系的起点应该是这个体系最抽象的东西。如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人类现代经济生活最抽象的东西，商品便成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起点。(3)推动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的内在动力是对立统一规律，每一个原理应符合矛盾运动的形式。
2．学界对政治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基础。政治研究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学问，古今中外人们始终如一地对政治学研究投入巨大的热情，政治学已成为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一门具有独立地位的重要科学。自1980年中国政治学恢复后，中国政治学界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对政治学的研究和发展做了卓有成效的实质性工作，对政治、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范畴体系等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探索，并在众多的研究领域形成共识，拓展了政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向。因而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构建奠定了根基。
3．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政治学范畴体系不断丰富完善的唯一途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开放的，不断发展丰富的，政治学也毫不例外，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而前进。它一方面会从政治学已有的内容中进行取舍，另一方面也会从广泛的社会实践中，从其他学科的成果中汲取有益成分来不断地丰富完善自己。因而，我们对政治学体系的构建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固定的框架和模式。
4．对政治学的正确认识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关键。要使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政治学就必须走向科学，即要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建立有特定研究对象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克服政治泛化和政治概念狭隘化的影响。政治学不能什么都研究，不能把什么社会现象都作为政治现象来研究。从研究对象看，对象是否明确是一门学科能否成立的首要前提。从内容上看，一门学科的对象，决定学科的内容。一门学科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象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结构；二是对象的运动及其规律。从内容的逻辑安排看，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客观到主观，这几乎成为任何学科构成体系的顺序，这种顺序符合认识的规律，符合认识的历史，也便于读者对一个思想体系的理解。那么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着眼点又在哪里呢?于此，笔者从对政治学的正确认识人手分析和论述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构建问题。
二、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切入点
正确认识政治和政治学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切入点。政治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说自从国家(城邦)产生以来，人们就在苦苦地思索、不懈地探索，但仍达不成共识。因为政治学者由于各自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几乎都有自己对政治的理解和表述。概言之，对政治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政治是一种社会价值追求、一种规范性的道德；政治是一种超自然超社会力量的体现或外化；政治是对于权力的追求和运用；政治是一种管理活动。
在当代中国政治和政治研究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一直占有主导地位，概括起来有如下特点：政治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政治是更为基础的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国家政权是政治的主体和根本问题；政治是一种有规律的社会现象。
综观以上分析，由于人们的观察点、立足点不同，使得对政治的理解和解释完全不一致。杰弗里·庞顿说过：我们最好不要将一种概念视为某种固有的客观东西。也就是说对政治的定义，我们无须也不可能用一个单一的模式、方式等框架结构将其固定(这在实质上也是没有必要的)。然而我们通过对政治诠释性的定义，透过其现象的描述、对本质的分析，我们仍不难发现他们对政治的理解有着如下的共识：(1)政治是在以国家存在为前提条件下的一种社会关系；(2)政治所探讨的是一种力量或者说是公共权力的表现、运作及其内在机制；等等。这就是说，在政治的范畴中公共权力是其核心和本质。由此，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及其本质的内核找到了切入点。
政治学的定义显然也只能以政治定义为基准，不同的政治理解必然表现出对政治学的定义的差异。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来看，政治活动的核心就是国家政权。因此，国家政权是所有阶级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是政治上层建筑的主体。也就是说，政治学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即国家政权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实结合上述分析，即我们在剖析各家关于政治概念的诠释时，已窥见到政治学包含着以下核心的要义：政治学是研究政治运作、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科学。从本质上看，它所揭示的是在国家中对政治权力的探讨，也就是说对权力的研究是其核心范畴，伴随着权力运作方式、机制、模式等是其必然拓展的范畴系统。由此，我们在建构政治学范畴体系时，权力必然是其体系建构的核心，而其体系的构建是依此为中心依托的展开。
三、政治学范畴体系构建的结构模式
通过对政治、政治学的分析，我们明确了政治学所研究的核心范畴是政治权力，因此从政治权力的层面我们必然要追寻权力的本体、权力的主体、权力的客体，这三者不仅处于政治学范畴体系的第二个层次，而且由此演绎构建起整个政治学范畴的体系框架。
1．从权力的本体来看，作为政治权力的本体所探讨的自然是政治权力自身的结构、要素及其内部机制。具体来讲可从两个层面来展开。从内部机制的层面看，这是一个处于基础的层面。它应该包括如下范畴：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行为、政治发展及其规律等。(1)政治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基于特定的利益要求而形成的，以政治强制力量和权利分配为特征的社会关系。它是人类社会政治的本质内容，其他一切政治现象都是政治关系的外化和具体形态表现。从本质上看它包括：利益与政治、政治权力、政治权利等。(2)政治制度是指政治行为方式在国家权力活动的表现形式。民主与专制是两种基本形式，目前集中表现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3)政治思想是指社会成员在政治活动中对政治的思考所形成的观念形态的对政治的认识和评价。它包括人们的政治观念形态、政治思想及其评判等。(4)政治文化是指一个国家中的阶级、团体和个人，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它具体包括以下范畴：政治意识、政治信念、政治行为标准、政治价值评价、政治动机、政治情感、政治习俗、政治心理等。(5)政治行为是指政治活动运行的外在表现形式，其基本范畴有政治斗争、政治统治、政治管理和政治参与等。(6)政治发展及其规律所探讨的是以研究政治运行发展变化及其规律为目的的，尽管目前尚无共识的定义形式，但作为政治学所研究的基本范畴已成事实。
从其表现形式上看，这是其处于从属的地位层面。《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从较为宽泛的角度把政治学范畴概括为七个方面：政治学原理、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国家政治、公共政策、公共行政、国际政治和政治学方法等。(1)政治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中国和外国政治思想史、当代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哲学、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系等。(2)中国政治包括中国的政治史、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府体制、党的领导和建设、干部与人事、地方政府、民族问题、统一战线问题、人民与政治家问题、中国的政治心理、政治参与过程、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3)比较政治包括各国的政治制度的模式、政治形式，一些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史和现行政府体制、政党制度、政治过程、政治文化、精英人物和一些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政治变迁及其各种模式以及地区研究和国家研究等。(4)公共政治包括公共政策理论、决策科学、政策分析、决策的模型研究及其福利政策、劳工政策、教育对象、科学政策、种族政策、都市政策、外交政策、军事政策的研究等。(5)公共行政包括行政管理、市政学、行政法学、文官制度、比较行政、组织和管理分析、组织理论和行为、人事行政等。(6)国际关系包括国际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国际政治格局、国际法、世界性和地区性战略研究、国际战略研究等。(7)政治学方法论包括政治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调查研究、定量分析、试验设计、个案研究以及政治系统分析、结构功能分析、政治行为分析、政治沟通分析、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决策分析等。
2．从权力的主体来看。权力的主体所探讨的是权力运作的执行者或实施者及其对象。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近现代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斯·韦伯、罗尔斯等等，一直到当代的政治学研究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国家(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城邦)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范畴，并在长时期里成为一部分研究者研究领域的核心范畴。但必须明确的是，国家只是作为政治权力主体的核心范畴，而非政治本身的核心范畴，也就是说从属于权力核心范畴。可以说国家作为权力主体范畴的核心地位是不争的事实。这样伴随着国家这一主体的存在，与之并存的阶级、政府、政党、革命以及其中两个重要的范畴——民族和国际社会等就构成了政治权力主体的范畴体系。
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篇9
关键词：宪法学 经济制度 上层建筑
在宪法学上,经济制度是一个存在分歧的概念,说法不一,不同的宪法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众说纷纭。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认为经济制度是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与之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的制度的总和。而前两种观点,把经济制度混同于了经济基础,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是一种法律化了的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而和经济基础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
首先,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涵看,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生产资料归谁占有,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劳动产品分配方式等三个方面。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艺术、哲学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设施的复杂系统。上层建筑由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及意识形态两部分组成。前者主要包括国家、政权、法制、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通常被称为政治上层建筑。后者包括政治观点、法律观点、等等。在上层建筑这个庞大的体系当中,政治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包括国家的制度、物质设施、政策、法令等等,是上层建筑中最有力的部分。
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确认生产关系的制度;一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与该经济管理体制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
其次,从宪法学这门学科看,经济制度应属于上层建筑。宪法学是一门以宪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律科学。对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观点,但归根结底,宪法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主要是研究宪法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宪法的本质、特征、形成和作用,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宪法的解释、修改和监督,以及各种宪法规范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宪法关系,这些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宪法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宪法的基本理论,宪法的历史发展,国家性质,国家形式,选举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政党制度,宪法的保障与监督等。这些都属于国家政权,属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范畴,都是政治上层建筑。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赖以建立的依据,因而决定了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宪法学在整个法学体系当中举足轻重,决定了宪法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特点。一是宪法学属于基础理论学科。研究宪法确认的有关国家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原则、精神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二是宪法学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宪法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规范国家权力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有的学者从宪法学主要以国家政权为研究对象的角度,将宪法学概之为国家政权之学,因此与统治阶级、统治集团的相关政策有密切联系。三是宪法学研究的都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宪法规定的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如国家性质,国家形式等。那么,宪法学所研究的必然也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这些也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因此,宪法学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既然如此,作为宪法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制度自然也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篇10
[关键词]卓炯社会分工斯密定理舒尔茨杨小凯
[中图分类号]F04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1―0044―06
卓炯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思路，已经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明，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肯定。然而，卓炯论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方法和理论基础，同归经济学传统的努力，仍然存在着争议。我想对这个争议，放在经济思想史的范围内，进行深入的讨论。
一、卓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
卓炯得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结论，得益于独特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我所说的卓炯独特的方法论是指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我所说的理论基础是指分工理论，或者说得宽泛一些，就是杨小凯所说的斯密定理。
卓炯敏锐地发现，中国经济学界普遍存在的一个方法论误区就是过分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忽视矛盾的普遍性，“在商品经济理论的争论上，目前有一个最主要的倾向就是强调矛盾的特殊性而忽视矛盾的普遍性，并目，用矛盾的特殊性取消矛盾的普遍性，这就是问题长期得小到解决的一个根本原因。”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忽视矛盾的普遍性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一股广泛流行的思潮，在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表现得十分充分。苏联《教科书》成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或者说斯大林经济理论的经典。卓炯认为这种方法论是不符合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必须抛弃。
卓炯把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引入经济学领域，解决了三个重大理论问题。(一)提出了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性与特殊性问题。社会生产过程一般就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社会生产过程的特殊就是独特的生产关系。社会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劳动过程也有一般性和特殊性。劳动过程的一般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劳动过程的特殊就是在一定生产资料所有制下进行的劳动过程。(二)提出了经济范畴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即列宁的一般劳动过程范畴和社会经济形式范畴，卓炯把一般劳动过程范畴构成一个理论范畴体系。(三)提出了经济规律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比如，商品经济一般与商品经济特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就一种商品经济特殊。价值规律也有一般性和特殊性，不少人把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特殊表现形式当成价值规律的一般性。因而把价值规律看作是洪水猛兽。用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理解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构成了卓炯的经济理论体系。
苏联《教科书》研究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实际上是研究商品经济特殊，如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原因，于是寻找所有制方面的原因，如把私有制作为商品经济的原因。卓炯提出了商品经济一般与商品经济特殊，商品经济原因是商品经济一般的原因，这就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决定产品的商品性质，所有制决定商品经济特殊的社会性质和特点。卓炯“认为只有社会分工才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因为社会分工，使劳动成为一方面的而需要成为多方面的，为了满足需要就必须进行交换。例如生产粮食的农民，他的粮食只能满足他充饥的需要，除此之外，不能穿、不能用，他要满足穿和用的需要，就必须用他的粮食交换衣服和用具。反之也一样。因此，只有以社会分工为前提，才能说明不同的使用价值需要交换，而作为价值是相同的，才能进行交换。”卓炯关于社会分工的论述，类似于列宁关于社会分工的概念，“即各种不同经济职能的经济单位之间的分工”。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社会分工，所以，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共产主义只要不消灭社会分工，共产主义仍然是商品经济。于是就得出了商品经济万岁论。卓炯不回避把他的学术观点概括为商品经济万岁论。他认为，提出商品经济万岁论，只是提出一个设想，以得出彻底的商品经济理论结论。
卓炯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的科学论断。决定商品经济特殊的因素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特点，卓炯用计划这个词来描述，所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卓炯写道：“现在的事实很明显，在公有制度下，不论是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也好，集体所有制的产品也好，只要有社会分工存在，产品就要进入交换过程，就要成为商品。但这种商品与私有制下的商品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商品经济的特点就是计划商品经济，它和私有制下的自由商品经济完全不同。”在卓炯的著作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同义词。卓炯所说的计划商品经济，实际上是说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所以，卓炯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历史事实是无法否认的。
卓炯合乎逻辑地得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把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既然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那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与商品经济的现实相矛盾，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把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商品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经济体系的调整，至少包括以下八个方面：财政体制改革、物资体制改革、企业体制改革、工资体制改革、计划体制改革、价格改革、商业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卓炯的市场导向的改革思路已经被30年的改革实践所证明。
二、舒尔茨：乐观的经济增长理论
我想从经济思想史的广阔领域来讨论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我想把卓炯用社会分工论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理论，称之为卓炯定理。柏拉图和孟子用分子论证古代商品经济存在客观必然性，称之为柏拉图一孟子定理。斯密用分工来论证商品经济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是斯密定理的重要内容。杨小凯认为，古典主流经济学理论核心的主体是斯密定理，即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市场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斯密定理也许还可以包括专业化与货币出现之间内在联系的猜想，关于投资是提高迂回生产过程中分工水平的工具的资本理论，关于“看不见的手”是协调分工网络的观点，等。从经济学说史来看，用分工理论论证商品经济的存在是一个十分古老、沿续了2000多年的经济学理论，从古希腊柏拉图、中国古代的孟子，直到古典经济学大师斯密，马克思、列宁、布哈林，直到卓炯。可以说，卓炯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是对斯密理论的精彩运用。卓炯独特的理论贡献在于用社会分工论证社会主义仍然是商品经济，提出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思路。
现在，中国重视分工理论、重视斯密定理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好现象。斯密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不少经济学家使用了斯密定理取得了杰出的理论成就。舒尔茨认为：阿林・杨1928年的论文《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对报酬递增起源的分析，发展了斯密的劳动分工思想。阿林・杨强调了各种报酬递增活动的聚集效应。舒尔茨继承了阿林・扬的理论，把报酬递增的因素归结为：劳动分工、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经济思想和知识、经济制度、经济组织，恢复经济均衡。
舒尔茨从斯密定理出发，发现了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存在的问题。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框架是劳动、资本和土地三个要素的配置。劳动是同质的，不管什么人提供的劳动，都没有差别。资本实质上只有物质资本一种形态。土地在生产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劳动与土地的结合有一个自然的比例，如果劳动超过了这个比例继续投入，劳动得到的报酬就会递减，即报酬递减规律。资本投入超过一定量后得到的报酬也一样会递减。土地等资源数量不变，人口以几何积数的速度增长，报酬递减规律就会发挥作用，就会出现过剩人口，因此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十分灰暗。马尔萨斯、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前景是悲观的。难怪卡莱尔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悲观的科学”。
100多年来，舒尔茨是走出马尔萨斯、李嘉图的悲观境地的几个成功者之一。舒尔茨的成功在于对劳动和劳动者的深刻理解。他认为，不同人的劳动是不同质的，人的不同质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同。经济增长有赖于人力资本投资。“大量的和各种各样的人的技能。是推动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燃料。如果缺少了人的技能，经济发展的前景就会暗淡而又萧条。……经济发展的核心与实质就是人们的实践知识及智力技能的发展和传播。”具有不同人力资本的劳动者的劳动是不同质的，经济发展依靠具有人力资本的劳动者的劳动。
古典经济学在思考经济进步的时候，很关注土地的作用和地租的所有权。斯密在《国富论》中用2/5的篇幅来讨论地租。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中的关键是地租。其实，这是传统社会的理论反映。在工业革命以后，进入现代社会，土地的重要性正在下降。20世纪的经济学家已经删除了土地。哈罗德在1948年为其《动态经济学》选择经济变量时，决定将土地整个地摒弃掉，只研究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刘易斯在二元经济模型里只有资本和劳动力两要素，撇开了土地的作用。这是一个巨大的理论进步。在发达国家，土地不再像过去一样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比如在英国、美国以及其他许多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已经摆脱了原先由土地施加的桎梏。
舒尔茨提出了两类资源的假设，第一类包括劳动力、土地和可再生物质资本，即那些被传统的处理和度量的资源。第二类没有包括在传统类别里的各种形式的人力和物质资本构成。第二类资源与传统资源质量的提高有关，通常具有人力资本的性质，因为他们主要表现为劳动力队伍素质的提高和知识存量的增加。第二类资源是土地等资源的替代物，而且收入比较高。第二类资源主要依靠科学研究取得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而且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舒尔茨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已经阐明了一种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它不仅可以用来处理土地的替代物，而且可以处理别的理论无法解释的其他经济增长。我们的理论提出了两类资源――传统类型资源……和由于资源质量提高所构成的新型资源。通常，新型资源具有人力资本的性质。这些新资源的存量相对于传统在上升，而且收益率也比较高。”科学研究是永无止境的，所以，经济发展也是无止境的。舒尔茨对人类的前景充满了希望。
舒尔茨的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对人类的前景“充满乐观主义”。舒尔茨认为，提出新的增长理论模型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乐观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在斯密定理基础上结出的鲜艳的理论之花。
三、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
杨小凯是改革开放以后到西方留学和工作的杰出的华人经济学家，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斯密定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发展经济学，斯密定理是这一核心的主体，这一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称为古典发展经济学。古典发展经济学认为，工业部门收入份额的上升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由自给自足向高分工水平转化的过程。在自给自足社会里，没有农业和工业的分工，每个人为自己生产所必需的农产品和工业用品。在高分工水平的社会里，有了农民和职业制造商之间的分工。生产投资品的部门收入份额及其相关投资额的上升，意味着迂回生产过程中分工的发展，技术进步也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内生地出现。这一工业化过程，使总合生产力和个人效用不断得到提高。在多个独立国相互竞争的条件下，发展的绩效反过来又影响意识形态和相关制度的演进。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里，不再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区分，不再有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周际贸易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宏观经济学；也没有纯消费者与厂商的绝对分离，所有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他们最重要的决策是选择专业化模式和水平。选择这类决策后，他们再作给分工结构下的资源分配决策。前类决策决定市场大小和总量需求，而后类决策决定相对需求。如果选择相当高的分工水平，则他们就要决定用企业和劳动市场来组织分工，还是用产品市场来组织分工，企业也就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由人们关于专业化和组织的决策内生决定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统一的分析框架内，逐步解释市场如何由分工的发展而出现，企业如何出现、货币如何出现、失业和景气循环如何出现、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分工网络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出现、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能用来提高交易效率，等等。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1980年代，以罗森、贝克尔、杨小凯、博兰和黄有光等代表的经济学家，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重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了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是斯密定理的核心内容，也是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核心。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古典经济学思想是相当古老的。杨小凯认为，自从1980年代出现的保存古典经济学的零散的努力，终于汇成一股思想洪流。这股洪流使古典发展经济学的灵魂在一个现代躯体中复活。这些文献的综合，被称为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一方面，杨小凯十分推崇斯密定理，看作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另一方面，为斯密定理由于没有数学化而被挤出现代主流经济学而可惜。杨小凯试图把斯密定理数学化而让其复活。
四、斯密定理研究比较及启示
卓炯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舒尔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好像是三座形态不同、功能各异的雄伟的理论大厦。三位经济学家构筑的理论大厦的形态不同功能各异，首先是因为他们研究了不同的经济问题，得出了不同的理论结论。三位经济学家研究的都是他们面临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卓炯面临的经济问题是要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作出科学的判断。斯大林根据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判断，设计了计划经济体制。卓炯研究了斯大林经济体制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认为斯大林经济体制暴露出来的问题的根源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完善，而是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判断有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不足计划经济，而是商品经济。所以要把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商品经济体制。舒尔茨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行理论解释。然而马尔萨斯、李嘉图的经济增长理论无法解释，于是就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创造了人力资本理论、科学研究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等理论。杨小凯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学习现代经济学后，显然不满意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于是进行理论创造。杨小凯用斯密定理把西方五花八门的经济学学科统一起来，雄心勃勃地要用新兴古典经济学来代替西方主流经济学，他的努力接近成功。经济学是致用之学。经济学家的成功，都是因为研究了他们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了新的符合实际的理论结论。卓炯、舒尔茨和杨小凯正是遵循了这样的思路才取得了成功。
卓炯与舒尔茨、杨小凯研究不同的经济理论问题，却使用了同一个经济理论――斯密定理，这是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卓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用毕生的精力钻研马克思经济理论，使用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是古老的经济学理论――分工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构筑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大厦。斯密定理是卓炯经济理论大厦的基石，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卓炯自己说过，“如果成为一派的话，我就是社会分工派。”斯密定理也是舒尔茨新增长模型的理论核心，舒尔茨通过分工、劳动等范畴，发现了生产的基本要素是劳动力和资本。研究了劳动力的同质和异质问题，发现了人力资本投资，构筑了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斯密定理也是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杨小凯的发展经济学就是以斯密定理为理论基础的。如果抽掉了斯密定理，就会使舒尔茨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倾刻倒塌。
卓炯与舒尔茨和杨小凯都能使用斯密定理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生产过程。同一个研究对象，不同的经济学家可以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会得出不同的理论结论。然而，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卓炯、舒尔茨和杨小凯都用分工理论来研究社会生产过程，这是值得注意的。柏拉图对社会生产有一个简洁明确的描述。为了提高效率。就需要实行生产分，于是就产生了劳动分工，产生了运输、贸易，形成了市场、货币，于是形成一个社会经济体系。柏拉图的社会生产过程就是马克思的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过程，也就是人类的劳动过程。劳动过程中存在着分工与协作关系。马克思说，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叫做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做特殊的分工。社会内部的分工把个人相应地限制在特殊职业的范围内。分工产生于纯生理原因的自然分工。后来各个公社在不同的自然环境里形成了差别，产生了地域分工。“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马克思用分工来解释全部经济史，“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劳动范畴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之上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分工……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斯密定理是描述社会生产过程的经典著作。可见用分工来研究社会生产过程是沿续了2000年之久的经济学传统。
然而，这个古老的经济学传统，最近几十年，被中国和前苏联等国家的经济学界所抛弃，与此对应的斯大林经济理论却大行其道。斯大林经济理论的方法论特征是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忽视矛盾的一般性。比如，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时候，首先需要辩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有意无意地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注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这很好，但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则是错误的，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般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历史规定的形式。而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即他们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过程。”一般社会生产过程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就是各种生产方式的共性。独特的生产关系即所有制关系，才是各种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在一般社会生产过程这个层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没有多大区别的，比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是市场经济：只有在独特的生产关系这个层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才有根本性的区别，比如，资本主义实行以私有制为主的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实行以公有制为主的所有制结构。
列宁把经济学范畴分为一般劳动过程范畴和社会经济形式范畴。卓炯精僻地论述了这两类范畴的关系，“任何经济范畴，它的基础都是劳动过程的范畴。社会经济形式范畴，不过是在劳动过程范畴的基础上穿上一件生产关系的外衣。这种外衣是经常更换的，而劳动过程的共性则是不变的。所谓社会经济形式范畴，实质上是劳动过程的一种历史形式。”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在于社会生产过程的层次的不同。大体上可以说，西方经济学着重研究一般劳动过程范畴，如新古典经济学，基本上不接触社会经济形式范畴。斯大林经济理论，苏联《教科书》只研究社会经济形式范畴，没有一般劳动过程范畴。斯大林把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范畴看作是社会经济形式范畴，只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适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卓炯主张既研究一般劳动过程范畴，又要研究社会经济形式范畴。正是在一般劳动过程范畴这个层面，卓炯与舒尔茨、杨小凯都使用了斯密定理。斯密定理把卓炯与舒尔茨、杨小凯联系起来，成为能够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使卓炯成为世界经济学大家庭中取得杰出成就的光荣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