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调节微观性篇1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微观规制
中图分类号:F1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4-0003-01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府干预机制的要求
理论上,市场经济是以交易自由化为要旨,倡导供求关系以市场自动调节为准,即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虽然商品市场会出现暂时的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但是市场利用价格等调节机制最终会达到结构均衡。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发展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它制定了利于国计民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运用,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由于过去的市场经济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的,因此,这一尝试需要摸索着前进。微观规制的作用在这里就凸现出来。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一些不足,那么就需要针对具体市场行为主体进行调控的机制。只有具体行为主体处于良好的运行当中,才能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打下基础。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需要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
二、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
(一)宏观调控的有效开展
1.作为政府用来调节市场行为的主要方式,在运用宏观调控时要注意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结合。行政手段的特点是具有权威性和执行性,因此调控的效果很好,但是只能在短时期内使用,并且在运用时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否则就会造成市场的结构失衡。经济手段是一种相对比较温和的手段,尊重市场机制的成分很大,利于市场自身发展的程度较高。法律手段是三种手段中最强硬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要满足市场经济“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要求,还要维持“政府调节资源”的实际,这一手段的运用是必须的,但不是最好的。只有将三种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好而高效地运行。
2.宏观调控要“与时俱进”。面对当前中国市场全新的特点,宏观调控要“与时俱进”。国际国内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宏观调控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不仅要提高调控的频率,拓宽调控的范围,还有加大调控力度。频率上,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工具的运用频率,还有及时地优化信贷结构,为保持经济平稳有效地增长提供良好的支持;范围上,由于经济危机的国际化传导,我们要增强对出口相关政策的调整,还要加强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上,大规模地增加政府支出和实施减税,是重要的调控方法[1]。
(二)微观规制的合理运用
1.将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结合起来。经济性规制主要是规制具体的某一行业,社会性规制从社会整体范围上出发,面向全社会的企业和消费者。经济性规制以保证经济有效率地运行为目标,而社会性规制是要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性规制是社会性规制的基础,做好了每一行业的企业行为约束,就利于社会整体性的规制;同时,社会性规制搞好了,为经济性规制打下了坚实的后盾[2]。
2.进一步改善微观规制。这里的“改善”,包括规制的范围、力度以及方法。目前,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以前只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规定要设立反不正当竞争的专门机构或部门,而现在有了《反垄断法》明确规定政府必须设立反垄断的专门组织和机构[3]。
(三)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
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各有特点,一个“大处着手”,一个“小处着墨”。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代表国家,整个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完全依靠市场来调节资源配置,是不现实的,还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政府的干预,要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两手抓”,且“两手都要硬”。一方面,因为市场是由很多具体的经济主体组成的,对于市场的干预最重要的是要落实到对具体经济主体的约束,即微观规制;另一方面,微观领域的市场规制并不能适应主体构成的市场,市场结构、就业、收支平衡等总量问题,需要宏观调控。也就是说,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一体”的“两翼”,保证了“两翼”的“完好无损”,才能使整体“翱翔”,即保证了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喻新安.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的特点[J].企业活力,2009,(3).
市场调节微观性篇2
关键词：市场微观结构；价格调节因素模型；价格发现效率
作者简介：戴亮（1964-），男，江苏丹阳人，贵州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投资；
赵静（1986-），女，湖北天门人，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硕士，研究方向：金融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7.43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7-95-03
对于市场微观结构的定义，最权威并且具有代表性的是o’Hara（1995）。o’Hara（1995）将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界定为：“在给定的交易机制下，对资产交换过程与结果的研究”。madhavan（2000）认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研究的是关于投资者的潜在需求如何转化为现实交易的过程。”市场微观结构有广义和狭义的内涵，广义的市场微观结构是交易制度的总称，包括价格发现机制、清算机制、信息传播机制等，狭义的仅仅包括价格发现机制。
本文实证研究的前提为：用开盘价格序列代表集合竞价机制下的收益形态；收盘价格序列代表连续竞价机制下的收益形态，通过描述两个市场的收益形态差异。参照amihud和mendelson（1987）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方法，借鉴匡霞、陈敬良对中国证券市场价格发现效率一文中的思路和方法，选取上海市场和深圳市场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数：上证180指数和深圳成分指数作为样本数据，探测了我国证券市场价格发现效率。实证结果表明，开盘价格具有更大的正态偏离性和更大的波动性；同时，我国证券市场对系统信息存在过度反应，并且上海市场高于深圳市场，同时，在反应速度上上海市场也比深圳市场价格反应快。
一、实证研究的理论框架
其中：vt取对数值表示在t时刻的股票的内在价值，pt取对数值，表示在t时刻股票的观测值，价格调整系数0
为了考察市场价格与股票内在价值的偏离，也即是市场信息通过股票内在价值的影响来研究市场是否对信息完全反应或者过度反应，在求解价格调整因子g的时候，相关文献采用的方法是引入不同间隔收益的方差，设VaR（Rjt）为间隔收益为j的方差，则gj为收益间隔为j的价格调节因子，
假设k为gk=1的收益间隔，根据Yakovamihud和Haimmendelson经验分析，通常认为在间隔10-15天的时间市场价格对信息能够做出完整准确的反应，在本文接下来的实证分析中k取值为12天。其中σ2e为企业内在价值方差，σ2μ为噪声方差，将二者代入公式4-8，整g=0的时候，市场上新的信息没有在价格上反映出来，也就是说价格方差中并没有包含价值的收益率的波动部分；0
价格因素模型还进一步将市场价格调节因子区分为对企业的特定信息和系统信息的反应，方法是用aRma（1，1）模型调节并且计算出自相关系数和移动平均系数，然后运用公式解相关系数：
二、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上证180指数和深圳成分指数2007年1月11日至2009年2月3日共500个数据进行价格发现效率检验的样本数据，数据选择的是两种指数开盘价序列，价格因素模型的逻辑是考察证券的市场价格与内在价值之间的偏离，因为证券的内在价值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看作是不变的，实现这种考察的模型方法通过引入一个假设天数，这个天数为市场价格与价值一致的时间，已有文献得出的结论是认为市场在10-15天之间价格能够对信息做出完整的反应，本文选取的是12天。首先，通过对两个市场作收益率序列波动图，证明了不同的交易机制影响了股票收益率的概率分布，即影响了股票的价格行为，继而根据模型计算价格调节因子。方法如下：
第一步：首先根据实证要求的天数，对数据进行间隔收益的调整，从间隔1天到间隔12天，收益率仍然取对数收益率。
j为收益率间隔天数，文章中从0，1，2......到12天，k为市场价格调整因子g=1（即完全调整）的时候的收益间隔天数，k=12。
第二步：系统调节因子的计算过程需要运用aRma（1，1）模型，一般先将数据用aRma模型进行调节。首先进行aRma（p，q）模型定阶，p代表自回归成分的阶数，q代表移动平均成分的阶数：通过eViewS软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对数收益率自相关图形的自相关函数（aC）在二阶后显著趋于0，偏自相关函数（paC）在二阶之后显著趋于0，也就是说p=2，q=2，属于aRma（2，2）。但是模型要求采用的是一阶情形（aRma模型阶数一般最高为2阶），因此需要调节，将收益率数据做差分调节，以期符合aRmR（1，1）模型。
从图2和图3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证券市场对系统信息都存在过度反应，当市场上有一些与市场系统有关的信息时，在短时间以内，两个市场都作出了过度反应，上海市场在第5天左右，深圳市场第7天左右会对过于反应的价格作出调整，但是调整时（下转第174页）间很短，其中，上海市场过度反应超过深圳市场。将我国的市场与美国纽约市场相比较可以看出，nYSe市场在反应过程中也存在反应不充分和一定程度上的过度反应，然而市场第七天左右能够对市场系统信息作出完整准确的反应。
三、结语
本文研究了既定交易机制下上海、深圳两个市场的价格发现效率，在研究上海、深圳市场价格发现效率时忽略了企业特定的信息对系统信息的反应。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选取的样本为指数数据，相对弱化了企业特定信息，从而重点研究交易机制的价格发现效率的影响。这样做的弊端是可能会使结论的精确性受到影响。文章得出结论是我国证券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价格发现功能但是市场对系统信息存在过度反应，导致这样结果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文章中所选取的研究数据是开盘价收益率序列，相关文献也已经证明了开盘价格具有更大的正态偏离性和更大的波动性。一些研究中对我国市场过度反应的现象的原因主要归因于政策，并且认为市场的系统风险过高。最后，在市场的过度反应中，上海市场高于深圳市场。
参考文献：
[1]匡霞、陈敬良.中国证券市场价格发现动态效率研究[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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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施东晖、孙培源.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与中国经验[m].上海三联书店，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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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节微观性篇3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调节职能；运行模式
作者简介：汤玉枢，男，上海政法学院经济法学院教授，从事经济法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5-0085-09
经济法以国家与市场关系为基点构建自身的范畴、属性和特质，由此确认经济法是国家干预、协调或统制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经济法既规范市场失灵，也调制政府失灵。这种对经济法功能的过度解读和不适当定位导致其陷入无休止的论争，并严重危及经济法的存在与发展。1事实上，经济法是法治经济的产物，是对市场内生性缺陷的法律因应。经济法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和固化，形成制度对市场的制约关系和法治状态下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1]（p218-219）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也即国家的经济调节职能，其实现载体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这意味着政府对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实现必须与法律授权的其他组织一样，严格遵循法律所为的制度安排，严格执行法律所为的制度规范，贯彻和实施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关于市场运行、市场调节和市场秩序的法律，以达成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的目标。
一、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治原则
经济调节职能是一种国家职能。从理论上看，职能是“人、事物、机构应有的作用或功能”[2]（p484），是一个外延变化、内涵确定的普遍概念。[3]（p30）国家职能的核心是基于特定的需要对其他事物所应起的作用和应发挥的功能，是以国家总任务和总目的为中心的国家活动的基本领域。[4]（p35）国家职能并非一成不变，与其他组织职能一样，其职责和功能也在因应社会需要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统治职能是国家最基本的职能，运用国家权力稳定秩序、定纷止争是国家的根本任务。以资本为中心、以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标的资本主义自由生产方式使得自由、平等、权利等成为核心的内在需求，国家的基本职能在于维护社会最低程度的秩序与安全，对人们在实现自由、行使权利过程中发生的冲突进行调停和裁断，充当的是“夜警国家”的角色。垄断资本主义导致的市场内在矛盾激化和社会矛盾尖锐极大地限制了作为市场经济内在驱动力的自由竞争，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加剧迫使国家除维持政治统治、治安维护的传统职能外，还衍生出诸如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一系列新的职能。
经济调节职能作为一种新兴的国家职能，即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规划、协调、服务、监督的职责和功能，是国家为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而组织、干预社会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方法、方式和手段的总称，国家以各种经济杠杆宏观调控市场经济运行，实现国民经济宏观结构合理的目标，并通过微观市场监管的方式维护市场公平、公正、公开、自由的竞争秩序。从权力的角度观察，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在权力结构中逐步形成了彼此独立、相互依存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1
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必须通过法律授权政府或社会组织行使。如同传统的国家统制职能必须由不同的职能机关诸如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法律监督机关分别行使、实现一样，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作为因应市场经济而产生的国家职能，由法律授权政府或社会组织行使，如中国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作为部级事业单位，对金融资本市场进行独立监督、调控。不过，政府是法律授权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最重要的载体，政府依法行使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是国家通过法律授予其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具体表现，而且不再是行政式的管理，更多表现为一种监管、一种积极的引导。国家以法律授权的方式选择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是因为政府具有比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更明显的优势：一方面政府机关设置健全，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各种职能部门、机构能够有效地执行复杂的任务；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履盖面广、多层级的网络框架，对国民经济运行形成及时、有效的管理。同时，国家法律的执行素由行政机关来承担，对现实问题及时作出反应并不符合立法和司法的性质，因此，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以法律授权形式授权政府实现是一种必然选择。
政府经济调节职能来源于法律授权，这意味着政府实现经济调节职能必须遵循法治原则，根据法律授权对市场经济运行生成的各种问题作出准确的回应并且提出解决方案，在法律框架内实现其经济调节的职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的定位和角色的转换，这是因为全能型政府职能模式使得政府习惯于以权力干预市场运行，习惯于用行政手段解决市场问题，由此可能导致政府在实现经济调节职能过程中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存在严重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而且政府内设机构职责交叉、权责脱节、效率不高等问题也严重制约市场机制效能的发挥，妨碍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现国家对市场的经济调节职能只能是法律的执行者，这种定位决定了政府必须完成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责任政府的角色转换。
法治原则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准则。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治理中的法治既区别于人治，也区别于法制。英国法学家洛克认为法治就是政府应该以正式公布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法治的核心思想是要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因此，法治的核心是严格依法办事，法治的关键在于制约权力。同样，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机制，法的规定是社会管理的根据和手段，法的实现是社会管理的目标和要求。人治的本质是“贤人政治”，即依靠领导人或统治者的意志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治国方略、方式，具有随意专横的性质，政以言兴，也以言废，人治以权力为核心，轻视法律。法制虽然与法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泛指国家法律的体系、体制与架构的整体，法制既可能是约束权力的法治之下的法制，也可能是为权力控制的人治之下的法制，但法治追求法律至上和法律权威，任何人均必须遵守法律、服从法律；而且法治约束权力，尤其是对公共权力或者国家权力的约束，一切权力都必须服从法律，在法律之内活动。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是因应市场经济而生的新型国家职能，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既反对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又需要权力纠正市场机制的外部性缺陷，需要政府运用权力纠正市场失灵。市场机制对权力的两面性决定了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时必须严格依法处理市场问题。
法治原则要求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必须有所作为。市场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内在调节机制，是价格、竞争、供求等市场因素在市场交换过程中相互制约与相互影响、自行调节经济运行的有机统一的系统，由价格机制、供求机制以及竞争机制构成，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唯利性和滞后性特点[4]（p26），由于市场本身存在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以及外部性、公共物品不充分等市场障碍或市场缺陷，市场失灵成为市场机制不可克服的矛盾。[5]（p146）市场机制的内生性缺陷会直接导致资源配置失调、供求失衡、分配不均以及市场垄断等问题，进而扭曲国民经济整体运行。因此，微观领域的无序竞争和宏观领域的结构性失衡需要国家调节机制，即运用公权力，由“政府约束和指导”市场，调节宏观经济活动和规制、监管微观市场主体行为，限制“经济力量的自由运用”。[6]（p327）
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律限制
政府调节或干预市场必须依法办事，这是法治经济的应有之义。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最根本的任务是制度供给，通过制定社会经济公共政策和市场运行法律规则，确立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规范，达成公开、公正、平等、有序、自由的竞争秩序。政府调节市场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来源于法律授权，其行使也必然受到法律的限制。
（一）政府经济调节的理念限制
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共同构成市场经济整体，微观经济涉及市场参加者及其经济行为，宏观经济则以国民经济运行为对象，表现为经济总量关系，主要是国民经济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量等重要指标。宏观经济由不同的微观经济组成，微观经济运行受宏观经济指导。无论是宏观经济领域还是微观经济领域，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调节都会因市场固有的缺陷导致运行偏差，解决和处理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问题、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则是政府经济调节职能的根本任务。从理论上看，政府依法调节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分别采用“规制”和“调控”的不同思路和理念。
规制即规范、制约，是规定、制度的动态表现。简言之，规制就是以法律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制度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这是一个具体化、范畴化、目的化的动作概念。微观规制就是政府依法对参与市场运行的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干预。对于微观市场而言，只有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加以约束和规范，才能克服不同市场主体在利益最大化驱使下多元利益与市场秩序的冲突，才能建立一个统一行为规则、统一评判标准的平等、公平、公正、开放、自由的市场。因此，政府对微观市场采用“规制”的干预理念是对微观市场结构、特征理性分析的结果，其目的在于弥补和治理市场机制缺陷，规范和矫正市场活动、净化市场环境、确保市场竞争机制的良性运行。微观规制通过对市场主体准入、退出、行为和市场秩序维持的规范，实现政府与市场运行的最直接的接触。
调控即调节、控制，是一种综合化、系统化和间接化的行为方式。宏观调控是政府为促进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对宏观经济运行所为的经济总量调节和控制。政府对宏观经济领域采用调控的理念，充分体现了对宏观经济利益主体多元而复杂、对象广泛全面而又不确定、内容抽象而又不断变动等特征的理解和把握，体现了国家作为保障社会政治经济安全的公共利益代表者的高度责任心，也体现了政府在驾驭市场全局性问题上的独特优势和能力。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依据法律和政策，运用计划、财政、货币和产业等调节工具，平衡经济波动和促进社会经济平衡发展。
政府对市场调节采取不同的“规制”和“调控”理念，在根本上是由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所存在的质的差异性决定的。政府为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在微观经济领域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直接禁止或强制要求市场主体行为，因此，规制是国家强权力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运用，对清除市场机制的“毒瘤”、“赘肉”具有“速效”、“强硬”的功能，留给市场主体选择的余地较小；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却只能以间接的倡导、鼓励和利益诱导等方式，引导和促进各种利益主体的市场主体行为，达成实现整体经济战略、控制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目的，调控的特质决定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柔性属性。
（二）政府经济调节的权力限制
政府干预市场的正当性在于市场需要，但政府干预同样面临失灵的危险。古典政治学家从政府的本质出发普遍认为政府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人们通过一定的契约关系建立公共组织管理社会，并认为政府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因此，政府是社会性的，没有自己的利益。但现代经济学家从“经济人”概念出发，把政府当作追求经济利益的个体看待，认为最大化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也是政府的基本属性。[7]（p13）不仅构成政府的官员有自己的私利，而且政府也有自身的利益，政府自利性弱化了政府的自我控制能力，政府在自利性驱使下的非理最终导致产生政府失灵的危险。这是因为政府权力不仅仅是一种能量，而且也是一种动量，富有扩张性、侵略性和进犯性。[8]政府依法获得调节市场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由此政府也承担了法律设定的积极作为和有效作为的义务。与权力是一种强势的政治资源截然相反，义务是一种负荷、一种负担，义务的先天特质具有劳务性、公务性和服务性，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压力。权力与义务的各自特质决定了政府的选择偏好。从自利的动机出发，政府及其公职人员面对权力与义务的选择，最优的理是努力实现自身公共权力的最大化，同时尽力将其依法承担的公共义务最小化，即尽可能逃避或推卸公共义务。政府及其官员对公共权力与义务的不同偏好决定了政府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时，必然存在缺位、越位或错位的现象1，“法律、习惯、传统、道德教育这些设计出来和演化形成以限制或控制这些短期私利的做法”[7]（p89）。
为克服政府失灵，防止政府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过程中肆意干预市场或者怠于履行其市场规制、宏观调控职责，必须强化政府宏观调控权与微观规制权的法律限制。从经济法实践看，授权本身即构成政府权力的法律限制，因为在法治时代政府活动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基础，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政府均不得作为。经济法在授权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行使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的同时，也明确设定政府的法律义务，明确政府权力行使的条件、程序和方式、方法。以《价格法》为例，政府对市场价格的规制大多属于常规性规制，但《价格法》第30条至第32条对政府非常规的市场价格干预设置了相应的条件，即当重要商品或服务价格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涨，国务院和省级政府可以对部分价格采取限定差价率或者利润率、规定限价、实行提价申报制度和调价备案制度等干预措施；当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时，国务院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或者部分区域内采取临时集中定价权限、部分或全面冻结价格的措施；在据以实行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情形消除后，应当及时解除干预措施、紧急措施。《反垄断法》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职责、认定标准、调查程序、调查措施、法律责任进行了严格的法律限制。
（三）政府经济调节的手段限制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主要有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把最具权威性的法律手段与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放在同一层次，这种观念对法治社会、法治理念的构建具有相当的消极影响。
行政手段是政府行政权的产物，具有“人治”属性。行政手段是政府采取的具有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措施调节和管理经济活动的手段，行政手段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垂直性的法律特征。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的实质是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国家经济统制，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行为1，“在人治类型秩序中，由于倚重个别精英的聪明才智或超凡能力，致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处于不确定状况，很大程度取决于个别领袖的判断与偏好”[9]（p168-169）。由于行政手段来源于行政决策的指令，依赖于行政机关的实施，而行政决策受多种因素影响容易出现失误和偏差，导致政府行政干预手段的滥用和干预市场的负效应。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从消极行政到积极行政的演变，行政权力的扩张一方面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使得市场获得政府公共权威的协调和保护，但另一方面行政权力不合理增长和被滥用又使得个体利益遭受侵害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政府行政干预与市场主体自由权利呈现冲突状态，单纯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是一种无节制、危险的干预活动，必须把这种手段上升为法律手段，以法的规定性使政府干预合法化、程序化、责任化，才能杜绝行政手段的随意性和无制约性。
经济手段的抽象性必须转换为法律制度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实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尤其是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往往运用经济手段，即从经济体系中找出某些关键的经济变量作为杠杆，通过制定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加以影响，只有那些具有杠杆性质能对国民经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变量才能构成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手段，如财政、货币或者产业的经济变量调整手段不仅操作性强，而且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它要求国家运用经济杠杆干预市场必须谨慎，慎重使用经济手段。为防止政府在推行经济手段干预市场出现决策冲动和混沌，有效发挥经济手段在调控经济中的作用，也必须使经济政策的内容、手段法律化，使经济手段上升为法律手段，以法律手段贯彻、落实经济政策的思路和理念。
法律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规则，法律手段中的法律责任的归宿是任何行政手段或经济手段所无法仿效的，法律责任对主体行为的制约和威慑也是其他手段所无法实现的。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关系国计民生，影响社会全局，必须通过责任的追究才能达到慎行的目的。人的责任心与法律责任成正比，法律责任越重，人的责任心越强，法律责任越轻，人的责任心越弱，没有法律责任就没有人的责任心。为了杜绝政府干预经济中草率、主观、不负责任的现象，也为了昭示市场规则的严肃性，必须追求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的法律化。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市场规制还是宏观调控，都不是国家的任意行为，而是依法治理市场的法律行为，通过法律手段实施，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法律化是西方市场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10]（p2）而转轨型国家职能的实现方式也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由单一的行政干预转向行政、经济和法律并用，且逐步迈向以法律调控为中心的轨道。[11]（p275）
从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命题出发，国家调节经济的途径应该是法律手段，政府必须依法采取法律规定的方式、方法、措施，严格遵循法律设定的程序调节市场运行，克服或消除市场运行过程中遇到的特定障碍，不应当存在法律手段以外的其他手段，这些手段如果没有法律的支撑和约束，即容易造成权力对市场的侵凌或任意干预，显然有违于法治经济的精神。因此，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无论是行政手段、经济手段，还是法律手段，最终必须采用法律形式。[12]
当前政府调节市场的手段除应将经济手段纳入法律范畴外，还应尽可能降低行政手段使用的频度和幅度，以提高市场治理法治化水平。同时，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政策也必须付诸立法，形成确立经济政策目标和手段、措施的具体法律制度，确定负责实现政策目标的政府机构以及通过这些机构实施法律的责任，以达成政府贯彻实施经济政策时对市场的干预适度、合法和接受法律约束的目标。
三、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律实践
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受市场体制影响呈现不同的运行模式。从历史角度看，经济调节职能孕育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因应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了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以法律手段规范市场运行是其最直接、最原始的功能，而依法运用货币、财政以及产业政策调控市场经济运行结构则是基于市场经济发展衍生的经济调节职能的重要内容。
美国政府经济调节的职能始于对垄断的排除。1890年《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非法限制与垄断之害法》即谢尔曼法1就是美国立法机关基于企业组织扩张带来的社会经济挑战和民间运动强烈的利益需求所作的回应，它确认“任何契约、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联合、共谋、用以限制州与州之间间或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是非法的。任何人签订上述契约或从事上述联合或共谋，是严重犯罪”。1914年的《布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授权联邦政府贸易委员会根据谢尔曼法及其配套法律，禁止或限制垄断市场、操纵价格等排斥、妨碍竞争行为，达成市场健康运行的立法目标，实现国家“对私法的传统领域进行干预和渗透”的经济调节职能。罗斯福新政则针对经济危机引发的市场萧条、产业结构失衡、贫富悬殊加剧等社会经济问题，于1935年至1939年间颁布了大量旨在调整经济总量平衡、保持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法律，其中《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农业调节法》、《全国工业复兴法》等法律授权联邦政府运用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强化市场干预。[4]（p113）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国会先后通过《抵押贷款债务减免的税收豁免法》、《一揽子经济刺激法》、《住房和经济恢复法》、《金融救援法》、《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抵押贷款改革法案》以及《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等，强化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授权联邦政府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介入、干预市场活动，恢复和刺激美国社会经济活力。
德国对经济活动统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经济立法，以“国家干涉主义”为思想基础，德国政府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扶持其卡特尔组织，只要不滥用其地位，就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得以自由发展，即使是190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未对卡特尔组织予以规制。1914年8月，德国议会通过《授权法》，参议院有权在战时“防止经济损害所必需的措施”。1919年颁布《钾经济法》、《煤炭经济法》和《卡特尔规章法》[13]（p64），这些法律强化了煤炭、钾等重要资源型企业的社会化力度，政府对大企业的经济活动和主要物资供应实行直接的干预和限制。1923年《防止滥用经济权力法令》的颁布，标志着德国政府对卡特尔组织滥用经济权力的态度从扶持向削弱的转变。二战后，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以反对市场垄断、促进公平竞争、稳定经济发展、均衡社会发展为目标，以《德意志联邦基本法》2为基础，确认国家有义务对经济过程带来的不利于社会的结果进行干预，由此建立了现代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律制度，包括《反对限制竞争法》、《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损害赔偿责任法》、《缺陷产品责任法》等。这些法律要求德国政府在社会市场经济的框架下从微观领域和宏观领域依法调节市场，克服市场固有的缺陷。
日本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在二战前仿效德国，具有强烈的经济统制色彩。针对经济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冲击，日本政府从资金、价格、金融等方面制定了门类繁多的宏观调控法，如制定《制造事业法》以保护重工业、化工业发展；制定《出口补偿法》等各种扶助和鼓励出口的法律，扶持和振兴日本工业，尤且是日本中小企业。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日本颁行了大量的促进卡特尔发展的法律，如《出口组合法》、《重要产业统制法》、《重要出口产业组合法》等，同时颁行《银行法》，通过提高银行最低资本金数额，挤压小银行，引导和促进金融资本的集中和规模化。应当指出的是日本这一时期的经济调节立法虽然强化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干预”，与真正意义上的体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立法尚有相当的差距。[14]（p24）日本战后经济民主化进程催生了国家适度干预市场而不是统制经济的法律。从市场竞争机制的培育出发，日本于1947年颁布《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法》即《禁止垄断法》，强行解散各种特殊公司、垄断集团，同时，推行产业合理化经济政策，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企业合理化发展，这些法律包括《企业合理化促进法》、《煤炭矿业合理化临时措施法》、《中小企业基本法》、《农业基本法》等。1这些法律在实践中依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经过反复修改而不断地被赋予不同的历史使命，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实施效果。
上述市场发达国家的法律实践表明：不同国家的经济调节机制决定于其不同的市场机制，美国注重个人自由和个体权利，政府原则上并不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对市场的干预和调节局限于市场失灵，目标是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德日作为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国家权力的强行介入，侧重于积极地整合经济资源、规划和管制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和秩序。但是，这些国家对经济调节职能的实现却具有共同的特质，即“市场失灵—国家干预—法律”，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政府既不能逾越法律授权的范畴、途径和方式，也不能怠弃法律确认的职责和义务，市场机制的需求是国家干预的前提，市场缺陷的克服是国家调节的目标。
我国确立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法律实践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由微观规制到宏观调控的辩证统一的发展过程。
与市场发达的美、德、日诸国以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契入点建立国家经济调节机制不同，我国的市场调节机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蜕变过程中边除旧边立新的基础上培育、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法律机制，因此，构建多元而独立的市场主体是我国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首要任务，“先规则后市场”[15]则成为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法律机制确立的独特路径。
为满足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条件，市场主体立法必须赋予多种经济成分的市场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摈弃计划经济条件下主体的所有制身份色彩，减少和消除国家和政府作为市场主体的强权与市场管理者身份的冲突，同时，用法律形式固化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门槛要求，这表现在立法上一方面以《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为基础，逐步健全集体所有企业、私营企业法律制度，赋予各种不同性质的企业以独立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颁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为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提供相应的法律环境和依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建立，《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的制定和实施宣告了以企业所有制性质立法的实践不复存在，各种不同性质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法律环境为市场机制确立法律基础。
法对政府实现经济调节职能的限制是在授予政府市场监管权和社会主义市场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的前提下所采取的限权措施。与发达市场国家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没有经历一个自由竞争的发展过程，对于一个后发市场，我国也没有选择市场国家先市场后规范的发展路径，而是选择了一个边发展边规范、先规则后市场的发展方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战略的法律支持，国家颁行了一系列旨在确立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保障市场机制健康运行所必需的法律、法规，以《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审计法》授权政府依法成立产品质量技术监督局、工商管理局、物价局等各种部门机构，负责监管微观市场运行中的产品质量、竞争秩序、市场价格，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以《反垄断法》授权政府设立反垄断执法机构，对经营者垄断协议、滥用市场优势地位以及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行为实施监管；以《土地法》、《房地产管理法》以及《城市规划法》授权国土资源局、房地产管理局对房地产市场的土地供给、开发、经营进行监督管理。针对金融业技术性和金融市场高风险的特质，《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以及《证券法》、《保险法》授权中国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在中央银行统一指导下分别实施对金融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的监管，这些机构在性质上属事业单位的非政府组织，这意味着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在金融领域的剔除，政府“万能”的角色定位被扭转，政府规制市场行为的方式、手段、范围、程序均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
宏观调控法律机制涵盖财政调节法、产业调节法以及区域经济协调法。宏观调控的本质在于稳定经济均衡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宏观调控立法以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分配与平衡为中心，以国家财政、预算、货币政策以及税收政策法律化为基本手段。1994年的《预算法》确立了一级政府一级预算、中央和地方分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应保持收支平衡的法律原则，授权政府有权编制预算和预算执行，《预算法》授权国家及各级地方人大对政府预算实施监督管理，审查和撤销同级政府编制的预算报告。1995年颁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授权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有权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权对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维护金融资本市场稳定。以《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增值税法》等法律、法规为中心的税收法律体系为政府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奠定了物质基础。相对于较为发达的财政调节法，产业调节法与区域经济协调法则显得相当滞后。产业调节法是以财税、金融为手段确立的产业倾斜、产业扶持法律制度，产业调节除《中小企业促进法》、《科技进步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外，基本上还停留于政策层面[16]，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关于加快发展环保产业的意见》、《“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等。区域协调发展法作为新兴的综合性的法律调节方式，政策色彩更为浓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2003年的《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与2006年的《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为基础，国务院制定和实施了以转移支付、税收减免、区域扶持为内容的各种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
宏观调控立法滞后既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符合法治原则的精神。一方面，宏观调控政策化倾向导致立法进程缓慢、立法层级偏低、法律呈结构性偏差，如计划法、固定资产投资法、国民经济增长法、产业合理化促进法等缺失使得宏观调控行为过于随意、过于原则，对市场机制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缺乏必要的法律程序和法律约束，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不统一、不协调和不连续，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各种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措施，因缺乏明确界定的法律标准，各资源型城市为申报资源枯竭型城市不断“跑部进京”。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法律化、系统化需要国家尽快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需要一个基本法来统一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协调不同的调控手段之间的分工、衔接、交叉、配合和矛盾的处理，需要确立一个系统的具体规则和明确的法律责任标准，以满足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求。[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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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节微观性篇4
关键词：流动性；主动管理；创新工具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5-0026-04
一、引言
1959年，英国的“货币体系运行研究委员会”在其Radclife报告中较早提出了货币当局应当对流动性进行控制，“流动性”一词就此被人们接受。早期的流动性主要与“过剩”相联系，随着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我国流动性状况变得比较复杂。流动性的概念至今仍然存在争议，根据不同的层次，有的定义为三种：市场流动性（资产变现能力）、银行体系流动性、货币流动性；有的定义为两种：微观流动性和宏观流动性，微观的流动性主要指资产变现能力，宏观流动性指银行体系的资金充裕程度。本文将流动性分为两个层次：微观层面的流动性主要指金融机构通过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调节自身的资产负债结构，在确保微观流动性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最大利润；宏观层面的流动性主要是特指一种货币现象，是一个国家一定时期不同统计口径的货币信贷总量，即通常所说的信贷、狭义货币m1或者广义货币m2。为了进一步了解宏微观流动性存在的差异，本文通过收集相关的数据，从不同视角来比较分析近3年的流动性状况。从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分析流动性状况得出的结论理应是相同的，然而比较分析发现得到的结论却恰恰相反。显然，这种违背一般规律的“矛盾”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二、宏观流动性与微观流动性的“矛盾”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备付金率等相关指标的数据全部来源于万得数据库；m2余额及增长率、GDp增长率、Cpi增长率等相关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等权威部门。
（二）我国宏观层面的流动性
（三）我国微观层面的流动性
微观层面流动性的观测指标很多，既有监管上常使用的较为粗略的指标，也有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管理过程中使用的较为精确的指标。我们在进行分析时，限于数据的易获得性，选取了备付金比例和存贷比作为微观层面流动性的衡量指标。
1.备付金比例。备付金比例指标是指商业银行库存现金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备付金存款余额与存款总额之比。该指标值越高，说明流动性状况越好。
2.存贷比。存贷比即贷款余额（或平均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或平均存款余额）之比。一般来说，该比率越高，流动性越差。
2010—2012年3年间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人民币超额备付率情况见图3。从图中数据可以发现，超额备付率从2010年开始，始终是在下降的，同时，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却在不断增加。这说明，金融机构流动性在不断下降，而风险隐患和内在脆弱性却在不断积累。这种结论也可以通过微观金融主体的相关经营指标来进一步验证，见图4。这两组数据得出了一个微观金融层面的结论：微观层面的流动性是偏紧的。
也就是说，流动性受前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滞后作用的影响，在满足实体经济需求的基础上，存在过剩问题，宏观层面整体上是相对宽松的。但是从衡量微观主体流动性的监测指标来看，微观金融主体的流动性总体上却是相对偏紧的。
三、流动性“矛盾”现象的解释
（一）前期的经济刺激政策
2008年以来，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实现经济的快速企稳回升，我国在2009年和2010年出现了信贷高速增长的局面，新增人民币贷款分别达到9.6万亿和近8万亿。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入经济社会，使得宏观层面整体流动性过于宽松。在较为宽松的货币环境中，金融机构大量投放信贷，却放松了对风险的审慎管理，使得金融机构积累了较高的风险，出现不良贷款的概率不断增加，不良贷款的大量积累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通过数据，我们还会发现，2009年、2010年中长期贷款占比分别达到70%和78%。如果按照建设周期为3—4年来看，未来两年可能是还款比较集中的时期，这种流动性矛盾现象仍将存在。
（二）表外业务的大量开展
从央行统计数据来看，2002年以来，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在不断下降，2013年1季度比2002年下降了1倍以上。从万得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理财产品余额自2009年底的不足2万亿元，增长到2012年底的7.1万亿元，3年间增长了3倍以上。这两个与中国表外业务相关的数据都在创历史新高，说明了当前国内表外业务正在大量开展。
表外业务是一种过度的信用扩张，这种过度的信用扩张并不能与实体经济基本的融资需求相匹配，快速增长的融资需求也没有流入实体经济，只是将不同层面的流动性相互转换来增加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但转换过程中的风险却并未减少，出现损失的风险也在加大，损失的不断积聚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在顺周期过程中，只要中国经济在增长，这种风险就不会暴露出来。但是，如果经济出现逆转，表外业务存在的潜在高风险就可能会全面暴露。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宏微观层面存在的流动性矛盾较为突出，并且将长期存在，金融体系所聚集的流动性风险也越来越大。
四、主动管理流动性的条件
为了能够解决上述的结构性难题，货币政策需具备两大特点：主动性和丰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在主动管理流动性的过程中，使用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来管理宏观层面的流动性，创新一批短期流动性管理工具来满足微观金融主体的流动性需求。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引入宏观审慎政策，将流动性管理纳入宏观审慎政策中，探索建立逆周期的“内在稳定器”的流动性管理机制，主动管理流动性。
（一）我国货币政策的主动性情况
首先，外汇占款的数据显示，2007年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10.7%，2011年降为2.8%，特别是2011年第四季度，外汇流入形势出现逆转，从持续大量流入到开始出现相对少量流入，个别月份出现流出现象。可以发现，继续依靠外汇占款投入流动性无法弥补结构性流动缺口。随着我国汇率市场化的推进，外汇占款未来也不会出现持续大量增加。因此，央行被动投入部分下降，重新获得主动投放的地位。其次，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较高。在10年的对冲操作当中，我国始终保持较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较高的存款准备金比例，会保证银行存款在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形成较大的结构性流动缺口，这样就可以保证央行主动提供流动性的地位。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发现：我国货币政策重新获得了主动调节流动性的地位。
（二）主动管理流动性的“货币政策工具箱”
从近10年来央行的流动性管理实践看，准备金率、利率、汇率、公开市场操作等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央行流动性管理工具箱的基础配置。在此基础上，央行根据宏观审慎管理需要，对管理手段进行了创新和丰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先后推出了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和SLo两大新工具，二是对传统的流动性再贷款进行了重新定义。
1.SLo工具。SLo，也就是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操作对象为12家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它与原有公开市场工具搭配，在银行体系流动性出现临时性波动时相机使用，可以在总行层面缓解月末、季末、春节等关键时期流动性紧张的问题。
SLo操作使逆回购常态化，央行可以不间断地根据微观主体资金状况灵活地进行资金投放、回笼的操作，这种对流动性更趋精准的操作可以区别调控，及时补充资金，解决微观主体的流动性难题。
2.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管理工具。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管理工具的前身是200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建立的差别准备金制度。当时建立这一制度是考虑到不同银行正处于改革和财务重组的不同阶段，且各自对审慎度把握不一。这种制度把总量调控和个体风险差异结合起来，有利于货币政策传导，加强流动性管理，抑制货币信贷盲目扩张，是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的补充。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建立并加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成为总结金融危机教训、完善金融管理体制的核心内容之一。经过一年多研究准备，中国人民银行结合宏观审慎理念和流动性管理的需要，将差别准备金制度进一步的规则化、明晰化，于2010年底明确对金融机构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并作为一种双向调节工具加以运用。
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管理工具，将信贷投放与宏观审慎要求的资本水平相联系，同时考虑各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稳健状况以及经济景气状况，并制定了透明的规则，对金融机构信用投放进行双向调节，有利于引导和激励金融机构自我保持稳健。
3.再贷款管理工具。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流动性再贷款工具的使用。这是个传统工具，最初叫做头寸再贷款，目的也很单一，就是为了解决金融机构临时性头寸不足，期限一般在7天以内。随着支付体系建设的完善和货币市场的发展，这一问题不再明显，流动性再贷款的使用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13年，总行对其进行了重新定义，期限扩大为3个月以内，主要面向地方法人机构，使用方式采取“综合授信”管理，即一次核定、一定时期内周转使用，在发放时，优先采取抵押方式，即借用流动性再贷款的机构，需要向人民银行提供符合标准的资产进行抵押，以维护央行债权安全和防范道德风险。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认为，我国金融机构流动性在不断下降，同时，宏观层面的整体流动性是相对宽松的。两种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矛盾现象：一是前期的经济刺激政策，二是金融机构大量开展表外业务。解决这一结构性难题，需要货币政策具备主动性和丰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外汇占款减少和较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使得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重新获得主动性；管理手段的创新，丰富了短期流动性管理工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先后推出了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和SLo两大新工具，二是对传统的流动性再贷款进行了重新定义。SLo与原有公开市场工具的搭配，可以在总行层面缓解月末、季末、春节等关键时期流动性紧张的问题；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工具，可以根据宏观经济热度和金融机构稳健性水平等指标，对金融机构信用投放能力进行双向调节；对流动性再贷款工具的重新定义，可以在地区层面满足法人机构经营性流动性需求。
由此，我国央行未来可以采取以下的流动性管理工具的搭配模式：
在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基础上，着重发挥数量型工具作用。保持较高存款准备金率，根据形势的需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在特定的时间点和时间段对银行体系总体流动性水平进行双向调节。
使用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工具，对信用创造冲动强烈的机构进行定点管理，同时借助该工具双向调节的功能，鼓励政策执行较好、经营稳健性水平较高的机构发展，以保证实体经济合理的资金需求。
重新发挥再贷款作用，在分支行层面上，解决个别机构因季节性因素、信息不对称、市场主体非理性预期等因素造成的流动性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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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节微观性篇5
关键词：管制；规制；监管；干预；调控；市场监管法；市场规制法
中图分类号：D91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0023803
1管制、规制与监管
管制、规制与监管都是英文“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对于日本学者的著述倾向于将它译为规制，如金泽良雄在《经济法概论》一书中第一编第四章所谈及的问题就是“经济法中的规制”，植草益的《微观规制经济学》等。对于英美学者的著述则更倾向于使用管制，如丹尼尔•史普博的著作是《管制与市场》，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等。而在国内的经济学著述中，管制与规制的运用也无统一的规范，如王俊豪所著《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马昕等所著《管制经济学》，谢地所著《政府规制经济学》，王雅莉所著《公共规制经济学》，张维迎的《管制与信誉》等。在经济法学著述中，结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学者们大多数使用的是市场规制，如漆多俊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第十章所述内容即是“市场规制法原理与制度体系”，监管在经济学领域很少见，但是在法学领域，有的学者将市场监管法和市场规制法并列为微观经济法范畴，是干预市场微观领域的不同手段。如卢炯星认为，市场监管法与市场行为规制法同属于微观经济法范畴，但两者却各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在与法律密切联系的层面上，管制、规制与监管并无本质区别，既包括与此相关的政策，也包括为实施政策而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有学者认为：管制原意是指有系统地进行管理和节制，并含有规则、法律和命令的基本含义，通常理解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限制，要比监管的范围大的多，监管只是管制的一种，是从维护安全，降低风险角度进行的管制。管制与规制并无不同，只是“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而已，无论管制更多的适用于政策性讨论也好，规制侧重于管制法律表现形式也好，这些区别对于实质性研究并无意义，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不应该是刻意追求到底是该用规制还是用管制，而是应当着眼于经济运行的整体来掌握适用的范围以及与其他经济管理方法的区别。
1.1管制（规制）的性质
丹尼尔•耶金在他的一书《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中》写到的管制（规制）在战前与战后被接受的程度和内容有非常大的差别，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查看了相关资料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前的管制（规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制，政府的手伸向市场的各个微观领域，因此它指的是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监督和管理。而凯恩斯主义则将政府从微观拉向宏观，主张管理总体经济而不是具体的市场运作。因此，凯恩斯主义被赋予了另外一种名称“政府干预”，用与区分政府管制（规制）。丹尼尔•史普博认为管制是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者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者特殊行为。金泽良雄认为规制可以理解为是对于一定的行为规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经济法规制的对象就是经济生活涉及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循环的全部过程，并包括与此有关的金融、运输等。维斯卡西认为，政府管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对个人或组织的自由决策的一种强制性限制，政府的主要资源是强制力，政府管制就是以限制经济主体的决策为目的而运用这种强制力。植草益认为，政府管制是社会公共机构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我国学者王俊豪则将管制定义为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管制者（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因此，管制（规制）的性质是对微观经济领域和主体的干预。
1.2监管及市场监管法
监管，有学者将其解释为监督和管理，但其并不是监督和管理的内涵的简单相加，而是有特定的含义。国外有学者认为：监管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经济个体自由决策所实施的强制性限制。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监管就是由监管者为实现监管目标而利用各种监管手段对被监管者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和主动的干预和控制的活动。卢炯星给监管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监管就是市场运作的条件下，以矫正、改善市场机制为目的，政府对市场经济行为的干预和干涉，或者说，监管就是政府根据法律制定与执行规章的行为，因此，市场监管就是监管主体制定各类市场的行为规则，并通过执行这些行为规则来减少市场失灵、构建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促进市场竞争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监管法作为经济法需要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与市场的矛盾不断加深，而逐渐进入法学家们的研究视野中。目前学界关于此方面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不多。但是，市场监管法在微观经济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调整市场在运行过程中，监管主体对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市场监管法不仅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运营的准则，也是市场监管主体依法监督、持续审慎监管、有效监管的依据，对于保障市场的安全与秩序、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公平有效的竞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市场监管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它是属于经济法，而且应当是经济法的独立组成部分。它与市场规制法虽然都是调节微观经济的法律，但是作用的领域却各不相同。经济法学界注意力普遍集中在体现调整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宏观调控法和维护市场竞争的微观市场规制法，对于市场监管法很少提及，这在各个法学著述中可以发现大多学者将经济法的内容分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如漆多俊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经济法学》，邱本的《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等。有的则用市场规制法包含了市场监管法，但是对于两种微观领域的调控措施又没能很好的协调两者的差异。在研究微观经济立法时，没有必要区别市场规制与市场监管，因为微观经济活动的配置应该交给市场，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时的一个次优选择，所以微观经济领域的立法就应该本着少管，间接管理的原则。当需要管理一项经济事务时，根本不用区别是规制范畴还是监管范畴，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什么时候管以及如何管的问题。
2干预与调控
干预一词在国家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中似乎历来就被视为国家或者政府的一项权力，在读了丹尼尔•耶金的《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一书后发现，在英美国家，管制与干预有过一次巧妙的交锋，而分水岭就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此后大多数文献都使用的是干预，以区分危机前的管制。探究其中的原因，是凯恩斯和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引起的变化。众所周知，经济危机后，美国民众强烈呼吁政府出来“主持大局”，他们一方面迫切希望政府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力增加就业、降低通货膨胀、恢复市场等，而另一方面，特别是曾经一度控制市场的资本家们，害怕政府的介入会影响到他们的活力和发展，不想再回到20世纪初那种被管制的时代，更不需要一个什么都管的政府。因此，在这种踌躇中，管制逐渐淡出美国人民的经济生活，政府发现他们试图再次激活管制的计划有些力不从心。
调控一词在西方很少被使用，而在我国的经济学和经济法学领域被使用的频率很高，特别是当与另外一个词――宏观一起使用时，就构成了通说认为的国家调整经济的两大手段之一，即宏观调控。调控与上述的干预在特定语境下有着同样的内涵，就是国家对宏观经济生活的管理与监督。
2.1干预
即使是对政府干预最具权威性的斯蒂格利茨的著作《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也没有对干预一词进行解释。但是他有一段形象的描绘来说明政府干预是对的，这对于理解干预有一定帮助：保险公司不能完全区分高风险与低风险的客户，对同样巨额财产保险收同样的保险费吸引的往往是高风险的客户，低风险的家庭买保险的可能性比较小。有那么多高风险客户，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巨大，所以公司进行“干预”限定保险范围，不让人们想保多少就保多少，这样做可以激励人们安装防火系统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来降低火灾风险。又如劳资关系，纯市场体系，假定雇主掌握每个雇员的大量信息，那就可以经常调整工资以便使每个人生产出最多的产品，偷懒的工资少于勤快的。但是雇主并不掌握所有这些情况，所以走捷径采取某些“干预”，如补贴午餐费，以提高积极性从而提高平均生产效率。从中文词义来讲干预的意思是过问别人的事情。干预是一种外在力量的影响，市场有着自身的运作机制如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价值规律等，政府对其进行干预的确是一种外来权力的干涉，相对于政府来说，市场的确是“别人的事情”。在看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发展历史，由于过度的竞争导致垄断妨碍了自由的市场环境，于是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先有市场和市场失灵从而产生了经济法。这也足以说明，在私有制度国家，使用干预一词是非常的贴切，虽然即使学者们也没有做如此的区分，如马克•波尔曼在他的文章《美国联邦政府的历史演变与国家的经济角色》中谈到19世纪末政府的经济政策时使用的是：干预的加强，并没有使用当时流行的词语管制。在国家与市场不断协调的今天，用干预来表示宏观领域的调节，用管制来表示微观领域的管理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方向。
2.2宏观调控
漆多俊给宏观调控的定义是：国家用以调节经济的各种引导促进方式发达并形成系统后的综合体现，是国家运用引导促进系统调节经济的基本方式，国家从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角度，运用国家计划、经济政策和各种调节手段，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由于国家经济调节的本质是宏观和总体的，作为国家调节基本方式之一，国家所运用的引导促进方式也主要是对社会经济宏观和总体上的引导和促进。国家引导促进的主要着眼点和目的是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总体运行，所实施的措施重在影响社会经济的全局，而不仅仅触及某些局部和个体。宏观调控的作用方式具有指导性，并非强制干预或者直接参加经营活动，而是按照宏观规划目标和方向，给社会经济活动者以指导、鼓励、帮助和服务，引导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调控本身具有内在力量自发作用于外在的意思，中国政府相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来说是一个内部的力量，是政府建立了市场，并且运用自身的权力来规范市场运行。可以说是自己建立自己管理。因此用调控代替干预来说明政府在宏观领域的调节更加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历史和国情。
3我国的选择――以规制（监管）为重心的探索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发展方向以及经济法的制定，应当有自己的特点，不能一味的效仿英美国家或者采用单一的手段，而应该是：立足宏观调控，微观领域重在研究哪些规制（监管）是现阶段必须但是长远要“退出”的，哪些无论是现阶段和长远都要“退出”的，哪些现阶段很“弱”而长远需要加强的，哪些是现阶段和长远都是必须的。并且完善和发展宏观调控法、以及市场规制（监管）法，明确二者的界限，发现二者的联系，从而能够灵活的运用于实践当中。
在研究经济立法时，我们要有这样一个逻辑起点：具体的政府市场经济活动和经济立法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徐杰老师用了一个很贴切的词语――互动。首先要考虑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变化是如何影响法律体系的建构和运转，其次是法律的制定和适用又是如何影响政府管理经济秩序的形成。在经济立法研究过程中，应当把政府规制（监管）视为研究的重心，这不仅因为宏观调控的理论研究远远丰富于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政府规制（监管）是直接作用于各个市场主体和具体的经济活动中，一旦政策有所偏差，市场参与者将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微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是主导，所以对于市场规制（监管）的研究更侧重于个案的分析。我国有着很深的计划经济传统，如何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规制（监管），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规制（监管）确实应当成为经济法研究重心的深刻的体制原因。
有了这样一个逻辑起点，我们的研究应该遵循这样的逻辑不断深入：(1)国家规制（监管）市场经济的度；(2)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如何影响经济立法；(3)我国经济法应该有怎样一种体系框架。
3.1确定政府规制（监管）的度
理论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是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因为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活动，要作一个定量分析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这个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受许多因素影响下，不断维持这一种动态平衡。
3.2规制（监管）程度对经济立法的影响
法律规范对政府规制（监管）权限的界定以及对政府取得、行使规制（监管）权程序的规定，在加大了政府管制成本的同时，又对政府管理活动形成了监督，因此在防止政府过度规制（监管）或者滥用规制（监管）权方面具有提高政府管理效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政府规制（监管）要发挥作用主要还是依赖政府机构主动行使权利如处罚权，因此规制（监管）的效率又会因这一制度安排而降低，在这些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政府规制（监管）失败。因此，我国经济立法应当一方面加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防止权力寻租的出现如将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调整范围，另一方面在一个个具体经济法律关系中努力发掘传统法律救济的资源，关注行政处罚、私人诉讼以及公益诉讼等多种救济手段的有效结合。
3.3我国政府规制（监管）发展前景
在放松规制（监管）还是加强规制（监管）上，理论界普遍认为，应当放松经济性规制，加强社会性规制。笔者认为，加强社会性管制是不置可否的，因为社会性管制涉及劳动保障、消费者安全健康卫生、环境保护、公共物品的提供等方面，这些都是与社会利益息息相关的领域，所以加强社会性规制（监管）是增加社会福利的有效途径。对于经济性规制（监管）是要放松还是加强，可以从事情的本原即政府规制（监管）的原因来入手，分析是否需要管制、管制多少的问题。当一项经济活动需要政府干预的成本大于收益，或者政府干预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那么在此领域就可以放松规制（监管）或者让政府放手而完全交给市场。在有些领域，并不是一概而论是放松规制（监管）还是加强规制（监管），应当结合市场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来考虑。例如，电信行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传统理论认为自然垄断行业由于存在定价悖论、效率悖论、负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缺陷，所以现阶段政府进行规制（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随着中国加入wto，电信市场的开放势在必行，允许国内外新企业进入，强化市场竞争力量对经济效率的刺激作用，从而使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成为一种普遍规律。电信行业是一个需求弹性很小的领域，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电信市场的放松规制（监管）是一个慢慢放手的渐进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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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节微观性篇6
计划经济有两种宏观控制理论。一种是以微观经济为控制对象的宏观控制理论>一种是以国民收入分配的平衡和产业部门比例为控制对象的宏观控制理论。实行这两种宏观控制理论有两种不同的结果：按照第一种宏观控制理论管理，宏观经济控制而微观经济不活，越是强调宏观经济控制，则微观经济越是不活；按照第二种宏观控制理论管理，宏观经济控制而微观经济放活，越是强调宏观经济控制，则微观经济越有条件放活。两种宏观控制理论的区别除控制的对象不同外，内容也不一样。
第一种宏观经济控制理论，控制的主要是企业再生产过程的供、产、销。这种宏观经济拧制实质上是宏观控制微观，控制越严，则微观经济越死。宏观经济控制同微观经济放活是对立的。
第二种宏观经济控制理论，一方面控制社会需求，防止社会需求膨胀，确保国民收入的生产额与分配额的平衡，使社会的总需求同总供给在价值量上保持平衡^另一面，控制产业部门比例，使产品结构同社会需求结构在实物形态上协调。这样就能从宏观经济控制上解决两个矛盾i一是解决商品物资供不应求的矛盾；二是解决商品物资货不对路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是计划管理体制的两个老大难问题。
现行计划管理体制实际上只承认宏观经济层次，不承认微观经济层次，因此，所谓宏观经济控制，事实上是控制微观经济。所以它属于产品生产的计划经济的宏观控制理论。这个理论的根据是: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商品生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是产品车f的计划经济。这种产品生产的计划经济体制择式，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结构为前提的。列宁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内部结构的基本特征，就是整个社会是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大工厂，整个国家是一个“辛迪加”。在这种生产关系内部结构理论指导下，必然以产品生产和产品分配取代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斯大林在早年也曾设想未来的社会是产品生产的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剥削的消灭，商品生产和买卖也会消灭。所以，制定了产品生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在这个模式下，整个社会是一个大企业，而所柯生产企业都成了这个社会大企业的生产车间，因此，这种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从承认社会虫义社会生产内部存在联合劳动，按劳分配一个层次，不存在两个层次，由此导致只承认社会这个宏观经济层次，不承认企业微观经济层次。以这个理论为指导制定的计划管理体制，要实fr宏观经济拧制而微观经济放活的原则是不可能的。因为所谓宏观经济控制.实际上是由国家计划控制企业再生产过程——供、产、销的各个环节。具体来说，产一一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国家下达指令性计划控制；供一一企业所需的燃料和主要原材料，实行直接的产品分配，即由国家统一分配>销一一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实行直抜的产品分配，由国家统一调拨，企业无权自己销售。结果，宏观经济控制的对象不是宏观范围的经济活动，而是微观范围的企业再生产循环过程及其物质补偿。为了使企业无条件地接受这种控制，不只规定企业再生产的物质扑偿由国家负责，而且还规定企业再生产的价值补偿也全部由国家包起来。这种理论实际上把计划经济与企业自负盈亏对立起来。
持这种理论的人，生怕企业实行自负盈亏的体制后，只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不执行国家计划。那么，我们要问：国家下达的计划指标为什么就不考虑企业的经济利益呢？说到底这不是企业自负盈亏体制有什么不好，而是价格和税收这两个经济杠杆没有使用得好的问题。另外，也有人怕国营企业实行自负盈亏的体制会改变企业性质。这是多余的顾虑。因为决定企业性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国营企业实行自负盈亏的企业体制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国有制。也有人说苏联强调实行经济核算制不是也很好吗？不见得。我国实行了三十几年的经济核算制，实践证明这种经济核算制是适应产品生产计划经济需耍的产物。它的实质就是“企业核算、国负盈亏。”实行这种经济核算制，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我们是饱尝了吃“大锅饭”的苦头的。要说实行“大锅饭”企业体制有什么好处？好处就是企业执行国家计划不讲条件。但是，国家却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一一企业经济效益低，甚至使用宝贵的原材料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合社会需要而放在仓库里。
宏观经济控制微观经济，不仅要控制企业的再生产过程，而且还要控制企业的隶属关系。当强调放权的时候，同时就得下放产品的分配和调拨权给地方政府，这就要调整企业隶属关系，把国务院有关部的直属企业下放一部分给地方政府；当强调集中物力保证重点建设的时候，于是又有人提出要把地方的一部分企业上收为国务院的部属企业，因为只有这样，产品才可以由国家物资总局分配和调拨。现在，要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又有人提出要上收利大税多的大企业。这里有一个分配理论问题。我们讲分配，首先应该弄清楚是产品生产的计划经济的分配，还是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的分配。如果按产品生产的计划经济的分配理论办事，分配就是直接的分配，即直接的产品分配，不能即是直接的产品分配，又是国民收入的分配，即价值分配。如果按照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的分配理论办事，就是国民收入的分配，即价值的分配，分配到收入的单位或个人，就可以拿钱去购买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当然，购买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有的可以按计划购买，有的吋以白由购买。我认为，今天应当按照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的分配理论办事，即国民收入的分配才是分配，商品只能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大量搞实物分配如弊多利少。国家集中资金，应当通过合理的路子，如通过税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等，不能一说要钱或要物就上收企业。因为上收企业必然加剧条块分割，为专业化协作增加新的障碍。从宏观经济控制来说，上收企业并不是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的控制，而是加强了对微观经济内部联系的分割。
宏观经济控制微观经济，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一是微观经济控制得很死，并把企业拴在行政机构的“指挥棒”上，使之成为“块块”和“条条”的附属物，层次多、部门多，衙门多，婆婆多。许多绳子把企业手脚捆起来，结果是“上故，下死”，使份企业一无活力、二尤压力。二是宏观经济常常失控，尽管一洱强调“宏观控制”，结來往往沾本迮设投资失控，国民收入分齠失衡，社会益_求矢于,4換法，造成生产资料相生活资料反复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国外有人根据这种现象，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不仅突破了产品生产的计划经济的生产关系内部结构理论，也突破了产品生产的计划经济的宏观控制理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内部结构，实际上存在着联合劳动、按劳分配的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社会经济职能由国家行使，一个层次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商品流通者一一企业。它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经营实体，它的经营职能由企业行使。把企业的经营职能同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能分开，这是实行政企分开原则的一个重要步骤。这种生产关系内部结构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具有两个基本层次：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这两个基本层次的划分构成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的宏观控制理论的基础。
企业再生产循环的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是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但是，这两个条件要由宏观经济提供，它取决于宏观经济国民收入分配的平衡和产业部门比例的协调。国民收入分配平衡了，才能使社会总需求同总供给在价值量上取得平衡>产业部门比例协调了，由它制约的产品结构同社会需求结构才能协调。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对基本建设投资分配结构实行宏观控制，是竿制产业部门比例的基本手段，也是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基本手段。
研究计划管理体制改革，要从理论上明确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坚持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的宏观控制理论，承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存在两个层次一一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必须坚持宏观经济控制而微观经济放活的原则。企业作为微观经济的经营实体，应当实行自负盈亏的企业体制，享有经营自主权，包括享有企业范围再生产循环过程的计划管理权。国家计划管理的重点应当放在宏观经济控制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个别企业的生产也是有计划的，但是在宏观经济范围，即企业与企业相互关系这个范围，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实行自觉的社会调节一一计划调节。不能通过宏观控制自觉安排办哪些企业，不办哪些企业，因此不能事前协调企业间相互关系，它不能克服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的重点必须放在宏观经济这个层次，控制国民收入分配的平衡，并通过控制基本建设投资分配，事前自觉安排办哪些企业，不办哪些企业，控制产业部门的合理比例i同时通过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幅度控制消费品市场的容量，控制社会购买力间商品供应之间的平衡。做到这两条，宏观经济就可以稳住，取得稳定的平衡，宏观经济控制市场容量及其构成，又能从市场上制约产业部门比例及其产品结构。这样经过宏观经济自觉控制的市场需求，反映了经过计划调节的社会需求。有人对市场调节不作具体分析，不区别生产无政府状态下的市场调节和计划经济条件的市场调节，甚至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市场调节等同起来，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看法。我认为，实行商品生产的计划管理体制，只要宏观控制合理，所谓市场需求，就是计划调节的社会需要。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生产，实质上就是在国家计划间接控制下进行的一种生产。是完全符合满足社会需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的。由于这种社会需要受国家计划控制，不会出现需求膨胀。因此这种经过计划经济自觉稳定平衡的市场是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的。
我们主张计划管理的重点放在宏观经济这个层次，不是说不要管企业了。对企业当然要实行计划管理，m题楚管什么，怎么管。我们认为，基建计划和遙建单位是计划昝理的16点。对生产企业也要管，主要管收入分配，国家得多少，企业得多少，个人得多少。国家得多少与企业得多少，这点用税收杠杆调节。税后，企业所得收入由企业支配。至于个人得多少，属于工资部分，既耍同企业经营效益高低挂钩，义要实行宏观控制。全国消费袪金的增幅度，要由国家根据全局情况、兼顾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股则实行计划控制。在这个前提下，企业内部工资增长部分怎样在工人中分配，企业有分配自主权，国家计划无需管它。对大多数企业的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本身的利益确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但是，对那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包括一部分长期短缺的商品，要实行指令性计划。当然，指令性计划管理的商品品种要减少，指令性计划的方法要改革，改为供方和需方分别下达供货计划，并由双方签订包括各种具体要求的供货合同，国%只对合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考核。
总之，要做到宏观控制而微观放活，必须把产品生产的计划管理体制模式改为商品生产的计划管理体制模式。实行商品生产的计划管理体制模式，必须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学会正确运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使之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主导的支配作用。为此要建立严密的科学的计划经济的宏观控制体系，要求既能控制国民收入分配的平衡，又能控制产业部门的比例；既能避免商品供不应求的现象，又能防止产业部门比例的失调。
另一方面要正确对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学会正确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这就要承认国营企业是个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是实行有条件的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这样，企业就会有旺盛的活力和很大的压力。这就从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上解决了微观经济活起来的问题。
市场调节微观性篇7
关键词：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协调发展；国民经济；市场
宏观经济以及微观经济的协调发展是计划以及市场相结合的运行模式。宏观经济以及微观经济的作用，借助于市场实现有机的融合，使得二者能够在互动的过程当中相互兼容联系，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政府负责主导宏观调控，只有根据市场经济规律以及经济发展形势，采取合理的调控措施，同时企业在发挥其主动性前提下自觉接受政府宏观调控，才可以真正实现宏观经济以及微观经济之间互相补充促进的发展态势。
一、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的关系
宏观经济要从社会经济的整体层面出发，来衡量国民经济在特定时间段内国民收入、总供给、总需求、总消费以及总投资等方面的总量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当中三大产业的物质结构关系，从而确保社会经济总供给以及总需求在价值量层面大致相等，在实物量层面大致平衡。其中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主要体现在政府借助于金融以及财政等经济杠杆作用于经济总量以及结构，从而影响并且条件微观经济，实现经济增长、经济稳定以及经济平衡的经济发展目标。微观经济是从企业层面出发，将企业作为自负盈亏以及独立经营的生产经营单位，确保企业不断同市场环境进行物质以及信息等因素的交流，在产量、成本、价格、资金、盈利以及存货的调整过程当中，达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企业经济的运行机制可以说是企业对市场环境改变刺激作出的直接反应，主要是借助于调整市场价格来改变产销关系，通过企业自我增殖以及自我更新达到经营利润的最大化。
宏观经济以及微观经济属于互相独立的不同层次，但是二者存在互相依存以及互相制约的失系。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社会化大生产将各种企业联系成有机整休。生产经营过程当中的工艺不同将经济整体分割为不同企业的生产活动。第一，宏观经济发展依托企业利润的上升。缺乏微观企业的经营利润，宏观经济也就不可能实现增长。只有企业在市场竞争当中不断增加利润，才可以确保宏观经济的持续发展。第二，宏观经济平衡要求社会商品总供给以及总需求之间大致相等。在经济运行的过程当中，商品供给属于企业生产的成果。商品供给规模以及结构受企业产品规模以及结构的影响。需求包括投资需求以及消费需求，其中消费需求指的是购买消费资料，投资需求指的是购买生产资料。无论是投资需求或者是消费需求，都属于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内容。只有在具体的供给结构以及需求结构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才不会出现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或总供给超过总需求的问题。第三，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表现是微观经济企业消费、生产以及交换处于良性循环状态。微观经济当中，个人以及企业的实物形态以及货币形态在转化过程当中一旦发生问题，在卖方市场格局当中容易发生价格上涨问题，并且社会货币流通增多。最终导致微观经济或者企业投资结构出现问题，使得部分商品发生供不应，从而增加消费基金的总额。单独分析宏观经济当中的结构关系或者是总量关系，不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前提条件的做法都是空中楼阁，并且孤立分析微观经济当中的价格、产量、盈利以及消费支出，也缺少同宏观经济之间的联系。
二、我国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协调发展的措施
第一，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首先是政府应当塑造同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调控主体。市场经济体条件下，宏观调控主体是政府，政府的行为对于宏观调控质量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影响。第二是要培育发展合理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可以说是市场发挥作用的基础性条件，也是微观搞活以及宏观管理之间的联系纽带。再次是要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体系。使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市场经济运行秩序本质而言是建立在契约以及信用前提下的法制经济。所以要想建立有序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就需要通过法律法规规范界定各类不同主体各自的职责。对经济活动的主体也就是微观经济个体而言，在一般性法律法规的保障以及约束下，能够自由选择不同的经济活动方式实现自身经济利益。对政府而言，作为市场竞争规则制定者以及管理者，应当避免直接干预市场企业以及个人的自由经济活动，而是应当负责监督监管，确保竞争规则的有效性以及严肃性，警告惩罚那些违反市场规则的企业或者是个人。除此之外，在合理使用法律手段以及经济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的过程当中，政府需要合理使用行政手段。
第二，根据宏观经济态势制定执行财政货币政策。一方面要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执行积极财政政策，同时辅以合理的货币政策，有利于扩大内需，从而刺激宏观经济的发展。根据当前的经济形势，政府需要制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要持续完善分税制，借助于完善分税制，合理划分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权和事权，不断调整收入的范围，最短时间内建立完善的财政转移制度，构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为主要目标的财政体系。其次是要稳妥积极地推动税费改革，不断完善税收制度。最后是要增加财政支出以及财政举债，借助于加大投资来刺激消费，从而持续扩大需求。另一方面是要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因为市场经济当中的社会需求是以具备支付功能的货币需求出现的。所以货币供应量以及流通当中实际需要货币量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总需求状况以及同总供给之间的关系。因此货币政策对调节总需求从而确保同总供给保持平衡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第三，推动宏观经济以及微观经济协调发展的微观措施。市场经济活动由无数分散的的微观经济活动联合组成的。政府调节措施要想发挥应有的效果，需要由微观经济组织的活动能够以及行为来体现。所以要想确保宏观调控能够实现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构建微观基础。企业应当主动分析宏观调控，对政府的宏观调控主动作出及时反应，根据宏观调控目标来确定自身经济活动。所以企业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要合理确定企业目标。企业发展离不开目标，经营目标也是企业制定发展计划的重要前提。目标太低无法激发企业应有的活力，不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目标太高容易导致企业的经营人员头脑发热而脱离企业的具体状况，给企业发展带来不良影响。合理目标需要富有想象力以及激情，但是并不脱离企业条件。其次是要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管理决策的新机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理逐渐转变为宏观调控，这样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宏观环境。不过从微观层面而言，部分企业因为长期受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影响，企业的管理人员仍然演戏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经营管理。所以企业需要改变过去的决策思维，树立市场意识并且构建适应市场要求的企业决策执行机制。再次是培养造就优秀企业家以及科研队伍。宏观环境相同的条件下，企业经营请客受经营者以及研发队伍素质的直接影响。我国很多企业的科研人员无法满足现实需求，需要企业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综上所述，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一方面需要提供理论指导，另一方面需要提供政策措施，有机融合经济理论、经济现实以及经济政策。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的情况下，经济理论界需要不断探讨如何实现宏观经济以及微观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简述发展过程当中各个元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这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管理从实物控制向价值控制的过度，通过经济杠杆推动宏观经济以及微观经济的协调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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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节微观性篇8
一、新媒体崛起与新评估法诞生的必然
2013年7月1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报告说，中国2013年上半年新增网民2656万人，截至今年6月底网民规模已达5.91亿人。报告说，手机网络音乐、手机网络视频、手机网络游戏和手机网络文学的网民规模相比2012年底分别增长了14.0%、18.9%、15.7%和12.0%，各类互联网应用程式中增长规模最大的是即时通信软件，目前使用网民人口达4.97亿人，占总体网民的84.2%。
上述数据对电视业者来说意味着什么？至少昭示了以下几个信息：
中国网络媒介的影响力继续大幅度攀升；
通过网络视频和手机视频看电视、评论电视节目不是成为一种可能，而是成为一种现实、一种潮流甚至主流；
收视率调查很重要，但传统的收视率及其调查方法已经不能反映所有电视观众的真实行为，当然也就不能反映和评估节目的真实价值，亟须创新；
网民和手机用户可以对在传统电视机和网络视频以及手机视频上观看的任何节目或媒介自由地发表意见或评论，互动性强，真实度高，样本价值高。
其实，多年前就有人注意到网络的“镜像”功能。也就是说，由于网民在网络上可以自由地、真实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以某种方式或某种程度地投射到网络上。既然如此，无论是通过传统电视机收看节目的受众，还是在网络上点看电视节目的受众，都可能在网络上留下或发表自己的“观后感”——对某电视节目的评价。由于网民众多，且分布在四面八方，传统电视收视率调查方法对网民的收视行为和收视观感的调查根本无从着手、无能为力，而网络信息抓取技术和语义分析技术的结合，为即时收集、分析海量网民的网络收视行为和收视意见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综上所述，中国的媒体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媒体不但成为广播电视节目播放的新终端，而且成为受众品评节目和民意调查的绝好平台。因此，利用新技术研究新媒体，利用新媒体研究传统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已成为媒体研究和媒体调查市场研究的必然趋势。
二、以满意度为核心的节目评估体系的构建
传统的电视节目市场调查基本上是围绕视听率展开的，主要解决节目有没有人看以及多少人看的问题。这个指标固然重要，但是，确实无法反映节目的质量和受众对节目的内在态度。而“满意度”作为衡量受众对节目的喜好程度和深度评价的主观指标正好可以弥补收视率的不足。因此，尽快构建一个以“满意度”作为核心指标并能在调查方法上有全新突破的节目评估体系，不但十分必要，而且十分迫切，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不可估量。
（一）为何选择满意度作为节目评估体系的核心指标？
满意度为什么应当是而且必须是电视节目播后评估系统的核心指标呢？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文化传播的效果取决于受众的满意度
广播电视产品属于文化产品，传播文化是广播电视媒体的使命之一。文化的价值决定传播的价值，文化价值的实现取决于传播的效果。文化传播的效果则取决于受众的满意度。也就是说，满意度是衡量文化产品（节目）传播效果和价值实现程度的主要指标。这是由商品和文化商品的使用价值特性共同决定的。
2.符合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
“使用与满足”理论（useandgratification）是传播学领域一个著名的关于大众媒介的效果与使用的理论，用以研究媒介和受众的关系。这里的媒介，实际上指的是媒介传播的内容。传统的理论认为媒介（内容）在传播过程中的主要任务是说服受众，受众是被动的，而“使用与满足”研究把受众看作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他们接触媒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特定的内容，进而使得特定的需求和动机得到“满足”。英国学者布鲁默和美国社会学家卡茨在其合著《大众传播的使用》（Blumler，J.G.，&Katz，e.1974.theusesofmasscommunications：CurrentperspectivesonGratificationsresearch.BeverlyHills，Ca：Sage）中首先提出该理论，并提出了“使用与满足”过程的基本模式，其要点是：
人们接触使用传媒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需求和社会因素、个人的心理因素有关；
人们接触和使用传媒有两个条件——接触媒介的可能性和媒介印象（即受众对媒介满足需求的评价）；
受众接触使用后的结果有两种：满足或未满足需求；
无论满足与否，都将影响到以后的媒介选择使用行为，人们根据满足结果来修正既有的媒介印象，不同程度上改变着对媒介的期待。而对媒介的使用，其实主要就是对内容（包括广播电视节目）的使用。
由此可见，对节目“使用”的满足与否，一方面决定着对播出内容的媒介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左右着“使用”者以后对媒介和内容的态度。而满足与满意是两个非常相近的概念。因此，选择满意度作为广播电视节目评估的核心指标，不但符合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也是衡量节目价值及其实现度的重要标志。
3.满意度是媒体或节目发挥影响力的基础
由于广播电视媒体的特殊性和受众的多样性，节目的满意度也有多个层次：公众意义上的满意度、商业意义上的满意度和政治意义上的满意度。这三个满意度的重合度越高，意味着节目的综合满意度越高，也意味着节目的使用价值越高，更意味着播出节目的媒体的价值越高、社会影响力越高。本项研究的重点在于构建一个以公众利益为诉求的节目满意度评估系统。没有公众的满意度，也就无所谓节目的忠诚度和社会影响力。
（二）新媒体时代节目满意度评估体系的特点
由于广泛采用的收视率等传统的调查方法不具备深度分析的功能，传统的节目满意度调查目前主要依靠问卷式调查和访谈式调查两种方式。但如果被访者没有看过被调查的节目，则满意度就无从谈起；如果看过又记不清了或者只是道听途说，则满意度调查结果的可信性又值得怀疑。即便上述两种调查方式的准确度基本可信，但是，也有致命的缺陷：成本高，周期长，反馈慢，无法提供常规的市场服务。因此，寻找一种新的能够反映节目受众市场变化、受众对节目的褒贬喜好态度和节目的网情民意的调查方式和调查技术，既是对传统调查技术的发展，也是对电视节目市场变化和市场需求的一种呼应。
2010年9月至12月，上海戏剧学院媒介研究中心采用国际上最新开发的媒介测量设备在上海开展了“广播电视节目即时、量化满意度调查”研究项目，收集了500位上海受众的广播电视媒介接触行为及态度的数据，测量范围包括上海地区普通家庭受众可接收的61套开路电视频道及三套广播频道。[1]调查的结果如何本文不做评论，但是，其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采用的调查方法基本上还是传统的收视率调查那一个套路，而且调查的样本户太少，难以适应当今的媒介生态和市场环境。
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自2008年底承担国家广电总局社科课题“广播电视节目评估系统研究”项目以来，一方面在传统的广播电视节目评估领域广泛地收集国内外资料，精心研究和思考如何改进、完善既有的节目评估体系；另一方面特别关注新媒体给广播电视媒体经营和节目评估与调查市场带来的巨大变化和挑战。经过校内外研究力量的联合攻关和对网络信息抓取技术与语义分析技术的完善，2010年底，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推出了一个新的节目评估体系——视听节目网络满意度评估体系。这个节目评估体系的特点是：
1.调查技术更先进
视听节目网络满意度评估体系是一种基于网络内容与数据挖掘技术的网络调查技术软件。这个软件按照统一的评估标准和操作规范，采用自动采集、自动分类、自动分析网络内容（包括微博内容）的方法，对网民和微博用户在网络或微博上发表的对某个或多个广播电视节目乃至频道、频率和广播电视台的评价进行语义再分析、再评估，进而得出某个或多个广播电视节目（包括在网络上观看的广播电视节目）的网络满意度（即褒贬度）及其网络满意度指数。
2.智能化程度高
可以代替人脑对网民和微博用户给节目的评价进行深度的语义分析和判断，自动生成数据图表。
3.调查速度快
在网络服务器功能与调查内容匹配的前提下，视听节目网络满意度评估体系第二天就可以拿出对前一天播出节目的市场满意度评价；对单个节目或少量品牌节目可以即时监测、即时评估其满意度。
4.样本量大
可以对数以百万计甚至亿万计的网帖和微帖（发表在微博上的热帖）内容进行跟踪、监测和分析。样本量大的最大优点是：即便有网络作假者或所谓的网络“水军”干扰，也不至于严重影响结果的客观性。而传统的收视率样本在一个大城市甚至一个省区只有300个采样本，有一个不准或者造假，对调查结果的影响都会很大。2010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文《个别卫视“收买”样本客户？电视收视率发现造假行为》。其实，正像有的学者说的，“样本户污染”问题只是收视率造假问题的“冰山一角”，收视率调查领域中诸如篡改数据、数据寻租等问题也很严重。[1]
5.调查范围广
视听节目网络满意度评估体系调查软件的功能可以涵盖当今数百个最流行或流量最大的主要网站和微博用户，甚至可以对广播电视节目的国际传播效果进行网络满意度调查与分析。
三、新媒体时代电视节目评估体系指标的构建
北京大学视听节目网络满意度评估体系包括两个主要系统：网络信息抓取技术与语义分析调查技术软件系统和专家经验评估系统。
（一）网络信息抓取技术与语义分析调查技术软件系统的主要指标
1.关注量
这里的关注量不是说某个节目被看到的人数或次数的总量，而是指某个电视节目在网站和微博的内容中被反映的数量，主要是记录和统计新闻网站、论坛、微博上的关注条数。用公式表示就是：
关注量=与节目相关的新闻条数+论坛帖子条数+微博条数
关注量指标可以反映一个节目的网络人气和受到关注的程度。一个关注量是一百万的节目显然没有一个关注量是一千万的节目网络人气高；而由于网民的普遍性，网络人气又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一个节目的社会影响力。没有人评论的节目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没有社会影响力。
值得说明的是，在网络上或者微博上发帖评价某个节目，并不意味着发帖者是通过网络视频收看的这个节目。也就是说，即使是通过传统电视机收看节目的观众，也可以通过网络或者微博对某个节目进行评价或评论。关注量既不等于收视率，也不等于网络点击量，而是一个衡量“重度”观众的主要指标。
2.市场份额
这里的市场份额指的是一个被调查的节目在被关注的节目市场上的相对份额，就是被调查的特定节目的关注量与被调查的同类节目的关注总量之比。比如，一个节目的关注条数是一百万，被调查的同类节目的关注总条数是一亿，那么，这个节目的市场份额就是百分之一。用公式表示就是：
市场份额=节目的关注条数/被调查的同类节目的总关注条数×100%
市场份额衡量的是一个节目在同类节目市场中的位置和竞争力，也可以说它反映了一个节目在同行中或市场上的影响力。
3.网民满意度
这里的满意度是指与某个节目相关的网帖或微博评论中正面评论的数量程度，也可以叫网民满意度，也就是在网络或微博上表现出来的对某个节目的满意程度。具体来说，就是通过软件调查技术系统，自动分析网络或微博上与某个节目相关的评论文本内容，计算其中正面评论的条数占总评论条数的比例，进而得出满意度数据。用公式表示就是：
网民满意度=与节目相关的正面评论条数/节目评论的总条数×100%
网民满意度衡量的是受众对一个节目的使用与满足程度在网络或微博上的表现。电视的收视率高或者网络播放的点击率高，网络的满意度不一定高；网络满意度高的节目，在电视播放的收视率或者网络播放的点击率也不一定高。这主要是由于节目的类型差异所造成的。因此，满意度是一个独立程度很高的调查指标。当然，也有关注量、市场份额和满意度三者一致的现象。与收视率有收视时间长短之分一样，节目的满意度也是有程度之分的，如很满意、满意、基本满意等，但在结果统计上，都归入满意度范畴。与之相对应的程度指标即不满意、很不满意两个指标。网帖中极少有中立或者没意见的，否则，就不会发帖评论了。
4.网络市场满意度
节目的市场满意度是指节目的网民满意度和市场份额之间的比例关系，是网民满意度和网络关注量市场份额各按50%的权重加权之后得出的数据。采用公式表示就是：
节目市场满意度=网民满意度×50%+网络关注量市场份额×50%
从数值上看，节目的网络市场满意度一般小于网民的关注度，而大于节目的市场份额值。比如，一个节目的网民满意度是60%，市场份额是10%，其网络市场满意度就是35%。设立网络市场满意度指标主要是为了兼顾节目的网络关注量和网民满意度与市场份额三个指标的意义与价值。因为，网络满意度高的节目不一定关注量高或者市场份额高，关注量高或者市场份额高的节目也不一定满意度高。与网民满意度指标相比，网络市场满意度更接近被评节目真实的市场位置。
除上述指标外，网络信息抓取技术与语义分析调查技术软件系统还可以进行网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地理市场分布分析，进一步了解是什么地方的什么人对什么节目的什么方面满意或不满意。
（二）专家经验评估系统
任何技术或软件都是人发明的，因而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北京大学视听节目网络满意度评估体系设立的专家经验评估系统，正是为了弥补网络信息抓取与语义分析调查技术软件系统应用上可能出现的不足和局限，才邀请了国内最著名的12所大学新闻院校的13位领导和部分电视研究专家，从经验值上对技术系统的调查结果进行必要的修正。当然，这里的专家，也可能是电视观众或者网民或者微博用户之一，但却不是普通的观众和用户，而是对广播电视媒体或节目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研究、判断能力的专家。专家经验评估系统设置的主要评估指标有五个：
1.创新能力
任何节目或品牌的评估都必须考虑创新的因素。网民或微博用户在评论一个节目的时候也一定会对节目的创新性有所评价，这可以包含在满意度的评估指标当中。但软件技术无论怎么先进，都不如人在评判一个节目的创新程度时感觉那么准确。因此，专家经验评估系统把创新能力作为首要指标设置，就是为了弥补技术上的不足。节目的创新能力评估可以参照有关节目创新的标准和要求。
2.文化品位
即使是一件物质产品，也都有一定的技术品位和文化品位。广播电视节目作为文化产品，不但应该有一定的文化含量，还应该有一定的艺术含量。文化含量有多少之分，艺术含量不但有多少之分，还有高低之分、雅俗之分。因此，所谓节目的文化品位，简单地说就是节目中蕴含的文化含量和质量。作为对广播电视节目有一定研究的专家，对节目文化品位的判断几乎是一种直觉。
3.社会价值
节目的社会价值是指节目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一个优秀的电视节目应当或者必须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进步、经济发展、科教水平、道德文明起到一定的正面促进作用。这种作用的大小高低，正是判断一个节目社会价值的主要依据。有的节目收视率很高，但是，传播的观点和行为方式或者价值观对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如果是负面的、有害的，其社会价值不但是零，而且是负数。
4.人际口碑
人际口碑是指一个节目在观众或社会舆论中的评价。同一个节目在观众心目中、在同行心目中和在专家心目中的评价有时候一致、有时候不一致，在官方和民间的评价有时候也有很大的差异。这就是人际口碑指标设置的依据。
5.总体印象
总体印象是参与节目评估的专家对一个节目在内容、形式、技术、艺术和主持人表现等各个方面的总体感觉和判断。总体印象不一定很准确或者很精确，但往往很正确。
专家经验评估系统的上述每项指标各占20%，其评估结果和网络市场满意度的评估结果分别占30%和70%，最后得出的数值就是节目的网络评估综合满意度，也就是博雅榜的排名依据。比如，一个节目的专家评估结果是80分，网络市场满意度的评估结果（也可称网络市场满意度指数）是60分，则最后的综合评估分为：
80分×30%+60分×70%=66分
网络市场满意度的权重之所以大大高于专家经验评估结果的权重，是考虑到专家的人数大大少于网络用户样本数量，且还有一定的主观性、模糊性。
视听节目网络满意度评价体系的出现，对现有的视听节目评价体系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革，至少是对现有评价体系的有益补充。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弥补了现有评价体系对网络受众的遗漏。
第二，解决了电视媒体“唯收视率论”带来的表面性和片面性。互联网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电视节目在网络上的传播效果可以折射出其现实中的真正影响力。
第三，有助于广播电视媒体提高在新媒体发展方面的方向性和精确性。
四、视听节目网络满意度调查评估体系的应用
2011年至2013年，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联合南方电视协作体和《南方电视学刊》①，分别在安徽合肥、云南腾冲和广东佛山举办了三届中国电视满意度调查评估报告暨中国电视满意度博雅榜会。中国电视满意度调查评估报告在调查方法上采用了继承和创新结合、客观与主观结合的模式。其继承传统的表现是：仍然重视节目的关注量和专家评估的价值，但是，只在评估体系中占适当的权重。其探索创新的表现是：设立了以满意度为核心的节目评估指标体系；开创了用新媒体研究传统电视媒体的新模式；采用了网络信息抓取加语义分析新技术，实现了节目调查范围的全域化和样本的海量化以及主观分析的软件化、数据化、自动化；以网民和微博用户的意见和评论为中心，实现了节目评估的客观化和市场化。
（一）本次调查评估报告和博雅榜的具体操作流程
先由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按照系统设定的指标，将过去一年内（一般是每年的1-11月底）网民和微博用户对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50家卫视频道、31家省级电视台、100家城市电视台和连续播出时间一年以上的1000个电视栏目（分为新闻栏目、娱乐栏目、文教栏目和生活服务栏目四个大类）的海量评论进行抓取、分类和褒贬度量化分析，根据各个电视台、频道、栏目的关注量、市场份额和满意度，按照一定的权重进行综合满意度排名。
（二）专家经验评估
网络市场满意度评估排名前20的电视台、频道和在四大类栏目中分别排名前50的电视栏目，交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全国著名的12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13位著名专家组成的评委会，按照专家经验评估系统设定的“创新能力、文化品位、社会价值、人际口碑和总体印象”5个指标分别进行打分评选（100分制），由高分到低分，评选出各自的结果，加权后取其平均值。
（三）调查范围
在调查取样的对象上，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网络满意度调查分析软件系统对新闻门户网站、论坛社区、微博客三大类别影响力强的300多家网站进行了内容采集和数据分析。新闻门户网站包括：腾讯新闻中心、新浪新闻中心、搜狐新闻中心、新华网、网易新闻中心、人民网、凤凰网-资讯、中国新闻社、中国网、北青网、环球网、中国经济网、青岛新闻、浙江在线、海南在线、天津北方网、大众网、大洋网、东方网、深圳新闻网、华龙网、南方网、齐鲁网、杭州网、华商网、大河网、扬子网、央视新闻中心、四川新闻网、文新传媒、东北新闻网、南方报网、广西新闻网、荆楚网、解放网、金羊网、中原网。
论坛包括天涯社区、猫扑社区、西祠胡同、中华网论坛、搜狐论坛、西陆社区、QQ论坛、强国论坛、大河论坛、水木清华、凯迪社区、19楼空间。
微博主要是新浪微博。
（四）数据统计分析
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每年组织的电视节目满意度博雅榜调查活动使用的网络信息抓取加语义分析软件技术包括自动采集技术、自动分类技术、内容褒贬分析技术、自动报表技术等。（见图一）
（五）评估结果
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每年主持的全国电视节目满意度博雅榜评估结果产生的过程基本上可以概述如下：
利用软件技术海量抓取网民对某一节目全年的评论和跟帖，剔除相同ip地址的评论后，得出某一节目的全年关注量（关注度）；
利用软件技术自动阅读、分类、分析，得出节目的网民满意度；
网民满意度和市场份额加权后，得出某一节目的网络市场满意度；
网民市场满意度和专家评估各项指标的结果加权后得出综合满意度，也就是博雅榜最终的排名依据。
根据三次评估的结果与经验值的比对，上述方法基本上符合节目在市场上观众心目中的真实地位，是目前国内唯一能和收视率节目评价系统并列的新型网络节目调查技术体系，并受到业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假以时日，中国电视满意度博雅榜调查评估技术和活动必将更加完善，应用会更广泛，也必将对中国电视节目的价值评估和发展创新做出更大的贡献。（见表一）
注释：
①南方电视协作体由广东电视台、海南电视台、广西电视台、广州电视台、深圳电视台于1996年成立，云南电视台2012年初正式加入。《南方电视学刊》是该协作体主办的、有国内正式刊号的、全国著名的优秀刊物。
参考文献：
[1]方方，等.新型电视节目满意度评价体系的探索与发现[J].戏剧艺术，2012（3）.
[2]吴叔平.节目测评标准的效用与局限[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2（4）.
市场调节微观性篇9
1.1经济政策的概念和内容
经济政策指的是国家和政府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国际的收支平衡、市场价格的稳定和人民的充分就业等宏观经济政策和目标，保证经济福利的增长和经济问题的顺利解决而制定的市场和企业运行的指导原则和措施。经济政策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两部分。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收入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微观经济政策指的是政府为了市场的稳定运行而进行的立法或者环保政策等。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如果经济政策出现摇摆不定的情况会给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产生严重的破坏。同时，经济政策的运行应具有一定的弹性，为了防止市场的经济运行中具有意外情况的发生或者出现问题，必须及时的调整经济政策以适应市场的健康稳定的发展。经济政策的制定会对市场的运行产生重要的影响。正确的经济政策会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市场的发展，而错误的经济政策会在很大的程度上阻碍市场的发展，有时甚至会给市场带来严重的损失。国家和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包括：为了控制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收支平衡以及调整和规划产业的布局而制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和产业政策；为了调整消费和累积之间比例关系，实现社会财力总供给和供需求之间的平衡，控制货币的发行和抑制通货膨胀而制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财政与信贷综合平衡的政策；最后还有为了引导消费需求的方向，优化消费的结构，保持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之间的适当比例关系，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而制定收入分配策略。
1.2经济政策的分类
经济政策分为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其中宏观经济政策指的是，国家和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而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运用的政策工具，已调整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宏观的经济政策是政府为了弥补市场调节的失灵并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而进行的一种经济活动。宏观经济政策是政府公共财政的一项基本职责。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市场的收支平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其中充分就业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其中广义的充分就业指的是包括劳动资源在内的一切资源被充分利用的状态；狭义的充分就业指的是包括摩擦性失业在内的只存在自然失业的就业情况。经济的增长同样具有两层含义：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物价的稳定指的是包括消费价格指数（Cpi）、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消除价格增减指数的便于比较GDp的指数）、和批发物价指数（ppi）在内的消费价格指数。在实际中价格的稳定性常用价格指数和服务价格的加权平均值来衡量，比较的常识相对的价格。国际的收支平衡指的是在适当的官方储备资产下的国际收支平衡，也就是国际收支的盈余或者赤字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微观的经济政策指的是政府为了调节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关系和提高资源配套效率而进行的有关政策。微观经济政策包括价格政策、就业政策和消费政策等。福利经济学和一般均衡价格理论曾分析表明，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下，社会运用已有的资源实现帕累托最优。但是，如果完全的竞争条件遭到破坏，那么市场的调节就可能出现失灵的情况。通常在垄断、公共物品和外部经济效果及信息的不完善将会导致信息的失灵。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微观的经济政策在已经在很多方面逐渐弱化，所以本文主要考虑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经营策略的影响。
2.经济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2.1财政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宽松的财政政策也就是扩张的财政政策，是指在市场运行处于偏冷的阶段时，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增加国民收入而采用的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少税收的经济政策。一般宽松的财政性政策是在市场的产出出现负缺口的时候被政府所实施的，所反映的是市场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政府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在其他情况都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增加购买和转移支付的活动将使社会总需求增加。同时，减少税收也会增加消费的需求、投资的需求和净出口的需求，这样也会使总需求增加，其实，这也就是对企业产品的需求。所以，企业应实时关注经济政策的变化，当经济政策为宽松的经济政策时，应审时度势，及时的做出相应的决策。通常这时的企业决策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完成：首先，应保证产品在扩大市场上的客观需求，应具有灵活的管理体系，从产品的原材料采购开始，到生产元素的到位、产品质量的监管、财务配套供给和物资管理以及薪酬的分配直到产品的最终销售，企业应具有良好的扩充能力。此外，在供求关系的限制下，市场对产品的需求总量是有限的，企业应在市场政策的背景下，慎重度量市场的总需求量，及时调整企业生产产品的总量和质量，在满足市场需求的条件下，获取最大的利益。最后，企业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意识和战略规划，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宽松的经济政策不是永远实行的，企业应正确的把握市场的经济规律，对消费者进行正确的引导，并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升级或者更新换代，使产品能够适应市场的变化的需求，例如可以使产品增加一些新的功能例如环保、节能等。紧缩的财政政策是指经济过热的情况下，国家和政府通过使用缩减政府财政支出或者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抑制通货膨胀或者经济增长过快的情况。在其他的情况不变的情况下，政府的紧缩性财政政策会达到抑制市场总需求的目的。总需求减少的情况下，会导致国民收入成倍的减少，从而达到抑制经济过快增长的目的。而紧缩的财政政策对于企业的作用与扩充性财政政策完全相反。对此，企业要进行有步骤的调整，保证能够在紧缩性财政政策中得以生存和发展，首先，应有计划地减少市场上已经充斥着的类似品质的产品的产量，此外，还应做好新概念产品的引导和产品的升级，最后，应把握市场的供求关系，适时将产品投入市场。
2.2货币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指政府通过降低率和增加货币供给的方法达到增加总需求和私人投资的目的。通常在有效需求不足、GDp出现负缺口和失业增加的情况下政府会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于企业来说，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意味着资本成本的降低，所以，如果生产要素只有资本和劳动力两种，那么，应提高资本的比例而降低劳动力的比例。此外，企业还可以适当的吸收资本进行储蓄。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政府会减少货币的供给，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会抑制总产出。这时，企业应迅速调整产品的生产，有计划地降低资本的比重，此外适当地吸收劳动力并进行产品更新。
3总结
市场调节微观性篇10
关键词：居住区园林；生态设计；气候设计
生物气候设计属于被动式低能源设计方法，在建筑和园林的营造、使用到消亡的过程中，建立被动式系统优先配合主动利用系统的共同作用，结合气候创造舒适的建筑园林，在表现上形成独具地域个性的景观，从而有利于提高景观多样性。在居住区园林小气候设计中主要有场地的微气候分析与评价，以及通过园林空间布局和景观元素组合改善场地微气候两方面。
1.分析与评价
依靠一定的分析方法、观测方法和计算机模拟技术，如生物气候分析图、遮阳分析图等，对收集到的住区气象数据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明确其与人体生物舒适感标准之间的差异，使设计者对住区园林设计场地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评价，并找出气候舒适区、气候“敏感区”（如通风不畅区、不利风易发区、热岛高强区等）以及由于设计场地周边建筑空间布局不当而形成的气候问题。
1.1风场
住区风场的分布状况与邻近建筑形态作用关系密切，最有效的分析方法是借助风洞模拟、CFD模拟等计算机技术，也可以通过现场的实际测量进行研究，另外，可以按照城市空间中风的分布规律，对住区风场作定性分析。风场分布状况分析主要目的是找出夏季舒适通风区和通风不畅区、冬季避风区和寒风区、涡流和乱流等不利风易发区。
1.2日照
日照状况会影响到园林环境的温度和湿度水平，并关系到太阳辐射增温、遮蔽降温、局地微风创造等生物气候设计策略的实现。住区园林空间的日照状况与临近建筑形态和空间中绿化情况密切相关，要充分分析日照阴影的时间性，通过园林活动空间布置使阳光和阴影“恰当地”出现在需求的位置上。在我国夏热冬冷城市，冬夏季对于日照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冬季广场、街道需要有更多的阳光进入；而在夏季，则需要一定的遮蔽，以躲避太阳的炙烤。可以通过对冬夏季典型日特定空间中阴影分布状况的对比分析，充分利用两者之间的方位差，合理规划休息座位以及住户驻留区域的位置，同时满足不同季节对于阳光的需求。
2.改善
基于场地微气候的分析与评价，尽量把园林活动空间布置在气候舒适区，并明确设计场地所处的气候类型和需要解决的气候问题，对照人体舒适度标准，确定场地生物气候设计的具体任务和原则，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设计策略，对住区园林空间的某些“气候界面层”进行设计（例如绿化、水体、廊架等）。这部分工作要求设计人员对不同生物气候控制策略的原理和效果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必要时可以通过一些概念式的分析图来辅助思考。
2.1地形的利用
利用地形的起伏，形成类似于坡地的日照和避风效果（唐纳德・沃特森等，1993），有助于遮蔽降温、防冷风避寒、太阳辐射热的控制等生物气候设计策略的实现。在住区园林设计中，可以采用下沉广场、人工草坡和地下廊道等做法。在浙江丽水市沿江景观带某广场的设计中，利用堤岸与周围环境的高差，合理安排人们的活动、休息场地，形成的地形“遮蔽”有效地降低了夏季太阳辐射热带给人们的影响（柏春，2009）。对地形的设计，还要注意温度的“局地倒置”现象，避免在冬季的早晨形成“冷湖”。对于这种现象的一般解决方法是降低空间的“围合”程度，利用围合建筑底层局部架空、设置开口等设计手段。
2.2绿化的作用
绿化除了具有调节温湿度的作用外，还可以通过形态设计实现对风的阻挡、蒸腾降温、产生林地风和遮阳遮雨等生物气候设计策略。在住区园林设计中，绿化布置要与具体的生物气候设计策略相对应，通过选择并利用植物的种类、高度、枝叶的疏密程度、季节的变化规律以及种植、组合方式等，来有计划地“配置”空间中的日照与风的分布状况，充分发挥其调节、优化小气候环境的作用。例如，在住区小广场临近建筑的位置种植高大乔木，可以有效地避免各种“不利风”对于行人安全的影响；住区入口利用高大乔木形成开敞漏斗形状的引风口和树阵通风廊道，引入凉爽的夏季风，最好在上风向设置水面降低空气进入通风廊道前的温度（张晓猛等，2011）。同时绿化的布置也要与园林活动场地、休息座位设计结合在一起考虑，以便更有效发挥其遮阳遮雨作用。
2.3水体的作用
水体不仅是园林设计中重要的景观要素，同时由于具有特殊的气候调节特性（李书严，2008），使其成为一些生物气候设计策略实现的重要手段。水体的气候调节作用除了增加环境的湿度外，最主要的就是通过水分蒸发，降低周围环境的温度，形成温度差，进而形成小的空气环流，产生局地微风（唐纳德・沃特森等，1993）。在住区园林设计中，水体的具置、水体的形式、水体的表面积等都将影响其气候调节作用的发挥，应注意几点：对于气候调节作用，水体的蒸发表面积比水体容积更重要；水体尽量布置在阳光下；流动的水体形式（如喷泉、瀑布等），其降温增湿效果比静止的水体形式要好；在对靠近建筑或人休憩区域的水池进行设计时，应用植物来阻挡水面的热反射（柏春，2009）。
2.4材料的热特性的利用
太阳辐射热在被园林下垫面的道路、广场、建筑物吸收后，会使这些物体温度升高，产生“长波辐射”。地面材料的“长波辐射”会影响附近人体获得热量的情况，进而对人体舒适度产生影响。在住区园林设计中，地面和围合空间的建筑物表面的不同材料构成和色彩差异，会直接影响对太阳辐射热的吸收状况。张书余（2000）实验分析了不同材料性质的地面具有的“热特性”，结果表明，沥青地面及水泥均具有较高的地表温度，对局地热贡献大；草地温度最低，对局地气温有调节作用。夏季炎热的住区，在休憩区，尤其是休息座位附近的地面，要避免使用光面石材。
2.5环境小品的利用
植物攀藤的廊架可以提高绿化层，留出可供活动的通风廊道。矮墙等实体构筑物可以产生“适时”日照和避风效果。与建筑界面和架空层相接的廊架，可以充分利用室内外温差形成局地微风，并提供遮阳遮雨。
3.结语
园林设计致力于营造生态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关注小气候是对其本质的一次重要回顾，有利于创造气候舒适的活动空间、低能耗的环境控制系统和保护地域特征。在住区园林小气候设计中主要有场地的微气候分析与评价，以及通过园林空间布局和景观元素组合改善场地微气候两方面，但多限于以人体生物舒适感和低能耗为目的的小尺度场所营造上，而通过完善区域尺度的气候能量流动的生态过程，实现大尺度生态景观的合理规划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柏春.城市气候设计：城市空间形态气候合理性实现的途径[m].北京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03：20-28，120-122，180-242
[2]李书严，轩春怡，李伟等.城市中水体的微气候效应研究[J].大气科学，2008，32（03）：552-560
[3]唐纳德・沃森，[美]迈克尔・J・克罗斯比，[美]约翰・汉考克・卡伦德编著.建筑设计数据手册[m]原著第7版.北京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4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