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成本理论篇1
【关键词】包装成本分析控制
引言
产品包装成本是一个综合性指标，成本控制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且要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产品和不同的包装需求进行控制。所有包装物品购入时，主管部门必须登账掌握，根据领用凭证发料，并严格控制使用数量，以免损失浪费。各使用部门应按需要时间提出使用数量计划，交主管部门据以加工、购置，如逾期没计划或数字庞大造成浪费或供应不及时，均应追究责任。要加强包装用品规格质量的验收和管理，注意搞好包装用品的回收利用。在保证商品在运输、装卸、保管、销售过程中质量、数量不受损失的前提下，适当采用一些包装代用品，选择质好价廉的包装材料，节约费用开支。要加速包装物的周转，延长使用年限和使用次数，克服损失浪费现象。
1.包装成本控制体系
包装成本控制，就是在包装作业过程中，对包装成本各组成部分，按照事先预定的目标成本加以监控，对出现的成本偏差问题及时纠正，从而使包装过程各资源消耗和费用限定在目标范围之内。因此，包装成本控制不仅是在方法和策略上对各包装功能成本上进行有效控制，还是对包装成本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控制，需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成本控制体系。包装成本控制体系由包装成本预算、包装成本核算、包装成本分析、包装成本控制策略和包装成本考核五部分组成。
2.包装成本控制流程（见图）
不同包装企业的核心产品不同，经营模式不同，其成本控制手段也不大相同，而企业包装成本控制过程都是依据其过程的特点而制定的。通过分析包装成本控制模式与现状，对现有包装成本做出详细的分析；根据所分析的包装成本结果，合理选择适合企业现状的包装成本核算方法对包装成本进行核算；根据包装成本核算结果，分析企业目前包装成本存在问题，并进行改善；加强包装成本控制体系的完善，进一步优化包装成本。
3.包装物成本控制
3.1原材料采购成本控制
原材料采购是包装企业供应链的重要起点，是企业包装供应链的首要环节。包装原材料的采购成本控制是否合理有效，对整个包装总成本和企业经营效率，乃至整个企业的经营成本的有效控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有效控制原材料采购成本，合理整合包装材料供应链，通过科学的采购策略来协调整个包装系统，有效降低包成本和运营成本。
3.2设计成本控制
设计成本是企业对目标包装产品在制造加工前所投入的成本，是控制产品成本的有效手段。包装设计成本的控制作为包装总成本控制的主要环节，在设计初始阶段，通过科学的分析方法对产品的功能需要、材料选择和工艺过程等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和成本功能分析，选择最佳包装解决方案，其重点是首先对所包装产品做好全面分析，掌握所需的所有资料，明确客户要求及产品特性，并对客户期望价格有一定的了解，以此制定合理的目标成本，凭借自身丰富的经验设计包装方案，使之尽可能减少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使用，并达到最佳的设计要求。
3.3制造成本控制
制造成本控制是指对包装制品加工过程中所产生的制造成本进行控制。制造成本控制是否有效，将直接关系到包装成本是否具有竞争力，企业是否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占有稳定的地位。制造成本作为包装总成本的最基本的环节，其控制是否得当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经济效益，对其采用合理的控制方法尤为重要。
4.包装使用成本控制
4.1配送成本控制
在物流过程中，常会出现暂时配送、加急配送或计划外配送的情况，无疑都会增加配送作业的成本。暂时配送由于物流计划不完善，未能全面考虑所需运输工具和路线，在临近收货时，不得不安排专车，单线进行配送，造成车辆装载效率低，运费增加。计划外配送对订货要求不做计划安排，因此只能保证服务质量，而无法确保装载及路线的科学性，会带来很大一部分不必要的运输成本浪费。
4.2打包成本控制
如果客户需要现场打包的服务，在成本控制时就必须对其考虑。在合理的包装结构和准确的生产加工基础上，根据产品的固定形式，选择合适的打包工具，有些需要用螺栓固定，就事先在托盘上打孔；有些需要用打包带的，就配备适当的工具；同时，整个打包过程应按照其流程完成，可有效提高打包效率和减少人员管理，切勿随意拆装，以免增加打包成本。
5.包装流通成本控制
5.1运输成本控制
运输是包装流通系统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包装物品借助运输，在空间和时间上所发生的位置移动，以实现产品的流通空间效用，涉及装卸、搬运、流通等多个环节，所需成本占有包装总成本很大一部分比例，在物流计划安排时，合理的选择运输工具与确定运输路线会大大缩短运输时问，还可节约很多隐性成本的投入。
经济学成本理论篇2
关键词：政府成本；成本；政府层级；委托关系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6－0041－05
作为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政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在代议制民主政治模式中，由于人的自利性和有限理性、未来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性以及契约的不完备性等，不可避免政府工作人员从事与公民根本利益不相一致的活动，从而产生政府成本。从全球范围来看，对政府成本进行有效的管理已达到共识。就我国而言，政府成本影响了社会福利的改善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因而，如何正确认识我国政府成本，怎样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寻求控制政府成本的有效途径，都迫切需要深入研究。
一、委托－关系：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
(一)经济领域的委托－关系
18世纪之际，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日益进步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使得交易范围扩大和资本积累增加，企业的规模也随之增大。于是，由资本所有者完全独立控制企业的经营活动越来越受到所有者所具有的精力、时间、相关知识、管理能力的局限性的限制。当企业所有者不能亲自经营企业或亲自经营企业的效益并不能达到理想预期而将企业交给他人代为控制和经营时，这就产生了委托－关系。委托－理论的代表性人物迈克尔・詹森和威廉・梅克林把委托－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即委托人)聘用另一人(即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包括把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人。随着对委托－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化，人们认识到委托一关系不仅存在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中，而且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其他领域。
(二)政治领域的委托－关系
正如上述两位委托－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所指出：诱导某一“人”开始去使“委托人”福利最大化，这一问题是相当普遍的。在所有组织中和所有合作社工作中，在企业的每一个管理层次上，在大学里，在合伙公司里，在联合体里，在政府机关里，在工会里，该问题都是存在的。布坎南认为经济与政治之间的重要差异并不在于人们追求的价值或利益的不同，而在于人们追求他们的不同利益时所处的条件。他假定政府并不是普济众生式的救世主，政府工作人员也有自己的物质利益，并首次把经济人假定和经济学的成本－收益计算引入政治决策的分析，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因此荣获198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显然，政治领域存在委托－关系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在逻辑。
基于交易成本的角度，科斯认为企业作为生产的一种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市场的一种替代。而实际上，政府是一家超级企业(但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企业)，因为它能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因而，以认识企业成本的思路来分析政府成本就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
法国大思想家卢梭认为，人民订立契约建立国家，人民便是国家权力的主人。这是近代民主理论的核心，它彻底了君权神授、在君的专制传统。但是，在民主政治实践中，直接民主囿于多种现实条件的制约而不能实行，取而代之的是代议制民主。也就是说，拥有国家权力的全体人民(居民)人人亲自地参与管理国家具体事务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建立一个特殊的组织――政府(一开始为中央政府)，并将管理国家的权力交给政府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具体事务。于是，就形成了政治领域的委托一关系，我们称之为政府委托一关系。在这一委托一关系中，全体公民是国家所有者，是委托人，由立法者、政治家与行政官僚组成的政府是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标志着在民的思想在我国已发展成为了民主政治的实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何种领域的委托一关系，由于组织不可能超脱人而独立存在，它的行为和意图也是由具体的人来体现的，所以组织作为委托人或人就意味着组织中的成员处于委托人或人地位。因而，政府是人(或委托人)，即代表政府的立法者、政治家与行政官僚是人(或委托人)。为了行文方便，我们把代表政府的立法者、政治家与行政官僚代表统称为政府工作人员。更进一步而言，在政府内部，则是由立法者与政治家充当委托人，行政官僚作为人。
二、成本与我国政府成本
(一)成本
在经济领域的委托－关系中，由于人的自利性和有限理性、未来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性以及契约的不完备性等，不可避免人利用委托人的授权从事与委托人的根本利益不相一致的活动，从而导致委托人利益的损失。这种损失便被视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下的“成本”，它包括：(1)向人支付的薪金、奖金等费用，这是委托人予以人的回报；(2)人为追求非货币物品所导致的企业成本上升和利润减少。非货币物品是指那些通常不以货币来进行买卖，但和那些能以货币买卖的物品一样可以给人带来效用的项目，如豪华小轿车、奢侈的业务旅行等，在货币收益和非货币物品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对非货币物品的追求将导致企业成本的上升与企业净利润的下降；(3)盗窃和侵占公司财产所导致的企业的财产损失；(4)人在工作中的偷懒行为所导致的企业效率的损失；(5)由人的决策与使委托人利润最大化的最佳决策之间存在的差异所导致的企业利润的损失(杨瑞龙，1996)。
所以，如果没有适当的激励约束机制，在企业经营活动中，人就有可能利用委托人的授权谋求更多的自身利益，使委托人的利润最大化目标难以实现。
(二)政府的职能和架构
1.政府的职能
在代议制民主政治模式中，政府得到了全体公民赋予的管理国家权力，就要以全体公民的意志和愿望来管理国家具体事务，以得到全体公民的支持和拥护。针对这些事务，涉及到两个十分重要问题：一为这些事务具体包括哪些项目；另一为如何管理好这些事务。针对前者，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认为，由于人类(集体)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才导致了政府的产生或形成了这一制度安排。政府管理国家具体事务就是
政府的职能。政府管理国家具体事务体现为生产或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行政管理和决策、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科学与技术、文化与体育、法制、基本生活保障、基础设施、环境保护、信息服务(包括气象预报)等等。并且，政府职能的内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针对后者，根据西方财政分权理论，生产或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责任取决于公共产品和服务所发挥效用的涵盖范围，这样才能使生产或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最为有效。
2.政府的架构
为了有效地履行政府职能，在明晰政府管理国家具体事务的基础上，需要确立适当的政府管理幅度。因而，一个国家不仅要建立中央政府，而且要成立不同层级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不同层级地方政府共同构成一国的政府架构。施蒂格勒于1957年发表的《地方政府功能的有理范围》一文中，精辟地论述了地方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在他看来，以下两个原因可以足以用来说明地方政府存在的必要性：一是同中央政府相比较，由于地方政府更贴近于自己管辖区内民众，在获取和了解有关这些民众的信息方面更具备优势，因而也就更有优势了解到管辖区内选民的效用和需求；二是同一管辖区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对不同种类与不同数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进行投票表决，这就是说，不同的地区应有权自己选择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种类与数量。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施蒂格勒在论及地方政府存在的必要性时并没有否定中央政府的作用。
3.我国政府的架构和职能
总体而言，各国政府架构中均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各国政府层级又不尽相同。目前，我国具有五级政府，是世界上主要国家中政府层级最多的国家(贾康、白景明，2002)。从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国家现状来看，尚不能找出有五级政府的政府架构。在我国的五级架构政府体系中，地方政府层级为四级，分别为省级政府或直辖市政府(本文以省级政府为例)、市级政府、县级政府、乡镇政府。在中央政府作为全国人民(全国居民)的人的前提下，按政府委托一关系的逻辑，省级政府就是管辖区域内居民(全省居民)的人，依次类推，乡镇政府就是管辖区域内居民(全乡镇居民)的人。
我国的乡镇居民既属于全县居民的范畴，又属于全市居民、全省居民和全国居民的范畴，共具备五种居民的身份，是全国居民中拥有居民身份最多的居民。因此，乡镇居民既是中央政府，又是省、市、县和乡镇各级政府的委托人；与此相应，中央、省、市、县和乡镇各级政府都是乡镇居民的人。在我国，由于绝大部分农民居住在乡村，是乡镇居民的主体。因而中央、省、市、县和乡镇各级政府分别是乡镇居民的人意味着我国政府架构中的各级政府都是农民的人。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我国的户籍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全县居民包括全乡镇居民和居住县城的居民(部分为县级机关工作人员、离退休人员，这些人员只是县级政府委托人，以下类推)；全市居民包括全县居民和居住市行政(市委)机关所在城市的居民；全省居民包括全市居民和居住省行政(省委)机关所在城市的居民；全国居民包括全省居民和居住京城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离退休人员。
基于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和施蒂格勒观点，我国政府的职能划分原则为：中央政府生产或提供对全国居民有效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省级政府生产或提供对全省居民有效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依次类推，乡镇政府只生产或提供仅对本辖区内居民有效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于是，某一乡镇政府管辖区域内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由各层级政府生产或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共同构成。依据此逻辑，我们可以想象出全县、全市、全省、全国居民应享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一般而言，中央政府职能范畴为国防、公共卫生(如疾病防治)、基础教育、基本生活保障等，地方政府职能范畴为所管辖区域内的社会治安、交通、土地规划、消防、供水、环境保护等。
(三)我国政府成本的表现形式
如同企业所有者授权的人经营和管理企业一样，政府生产或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也是“人”在实现“委托人”利益的表现形式；如经济领域的委托一关系一样，政治领域的委托一关系也会产生“成本”，我们称此“成本”为政府成本。虽然各层级政府有不同的生产或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责任，使得政府成本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是，从总体来看，我国政府成本表现形式可概括为：
1.由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构成的行政经费(行政成本)。人员经费是用于保证政府工作人员正常行使其职责的费用支出(工资、奖金、津贴、福利等)，公用经费是用于保证政府部门正常开展公务所花费的支出(公务费、业务费、购置费、修缮费等)。显然，这一经费与政府工作人员数量呈高度相关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体制臃肿、机构繁多、冗员庞大等至今仍是我国政府的普遍现象。并且，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更为严重，下级政府比上级政府更为严重。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杜刚建，2003)。
2.政府工作人员在职消费、追求享受、、假公济私等导致的政府支出或损失。在我国，这种支出主要表现为：公款吃喝支出，建造豪华办公楼(室)的支出，购买奢侈办公设备的支出，私分公款、公款和公车私用等导致的政府的损失，假借考察、学习等的国内外旅游支出等。
3.政府不完全(完全不)履行职能，致使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不足(为零)，导致所辖区域内居民的损失。一般而言，完全不履行职能的政府几乎不存在。因而，本文只限于政府不完全履行职能的情形。有关这种情形的典型案例为：(1)农村基础教育的转嫁。农村基础教育属于中央政府职能的范畴，但这一职能在1995－2000年间，通过行政手段转嫁给了乡镇政府，增加了乡镇政府支出，是农民负担的主要因素之一；[2)农村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公共产品和服务在一些地区处于空白；(3)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失职，使得监督服务缺失。这是导致严重损害消费者健康的“三鹿毒奶事件”、“红心鸭蛋”事件等的关键原因。
4.政府决策与使居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决策之间会存在某些偏差而导致居民的利益将遭受一定的损失，这也是政府委托一关系的一种成本，并且，我们把这种成本称为“剩余损失”。很明显，这一政府成本的前提是政府不能作出使居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决策。政府决策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有关制度(政策)的决策；第二，有关水利、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工程的决策。与此同时，政府决策分为二类：(1)错误决策。这类决策产生负作用，也就是说政府制定和实施制度(政策)或建造水利、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工程不是使相关居民的福利或效用得以改善，而是造成了损失。错误决策主要体现在制定和实施制度(政策)方面，如中央政府在合作化运动后期(1958年)作出了推行制度的决策，致使我国农业生产率大幅度降低所造成的损失；(2)非错误决
策。这类决策不产生负作用，但使相关居民的福利或效用得以改善的程度不同。非错误决策主要体现在建造水利、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工程方面。一般而言，包括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等基础设施工程属于非错误决策的范畴。
综上所述，假设我国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县级政府、乡镇政府的成本分别为S1、S2、S3、S4、S5；假设s为我国政府成本，则S=S1+S2+S3+S4+S5。很明显，我国政府成本还与政府层级呈正比例关系。
(四)我国政府成本居高的主要原因
激励与约束是委托－关系的共性问题，激励与约束缺一不可。没有激励就没有人的积极性，进而不能尽力实现委托人的利益。而没有约束，人必然会最大限度地损失委托人的利益。在政府委托－关系中，激励由基本激励和非基本激励构成。基本激励包括工薪、各种劳保和福利等，它与政府工作人员的行政级别成正相关；非基本激励则是在基本激励基础上的延伸，包括物质奖励、加薪、授予荣誉和政治升迁等。特别要提到的是政治升迁不仅提高了基本激励，即增加了容易度量的货币形态的收益，而且提升了难以度量的非货币形态的收益，它包括受到与众不同的社会尊重、指挥别人带来的满足感、享受无形和有形的在职消费、获得灰色收入等。因此政治升迁是政府委托－关系中的激励的最高境界。
根据我国政治体制，政权的外延应包括实际上起主导作用的中国共产党(本文只分析政府，但思路也适应对党委的分析)。在实际中，行政官员是以选举的形式产生，但候选人主要是由另一部分行政官员所组成的本级或上级党委所确定，并且主要官员的候选人是惟一的。在这种政治模式下，政府工作人员的最高激励(政治升迁)就被政府委托一关系中的其他人所掌控，以至于居民作为政府的委托人的地位被虚置。所以，在我国政府委托一关系中，惟上是从、满足权者偏好的现象较为突出，以至于不断出现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不足及政府决策非优化等问题，造成居民的福利或效用的损失呈上升趋势。
再者，相对来说，我国五级政府架构所决定的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数量必然是较大的，这是我国政府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由于作为政府的委托人的地位被虚置，失去了予以人的最高激励的权力，因而，居民约束人的能力或激励被严重削弱。所以，在我国政府中，行政成本呈有增无减态势，公款吃喝、建造豪华办公楼(室)、购买奢侈办公设备、公车私用、假借考察和学习的国内外旅游等现象屡禁不止，造成政府开支不断攀升。
三、我国政府成本的控制
我国政府成本的控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采取如下措施：
1.赋予和维护居民的政治选举权和罢免权。居民只有真正地行使政治选举权和罢免权，才能具有委托人的地位和作用，具备予以人的最高激励的权力和约束人的能力，从而促使政府工作人员尽力地提升和维护居民利益。根据我国现实情况，赋予和维护居民的政治选举权和罢免权的思路应为：(1)总结民主选举村委会和一些地方直选乡镇领导干部的经验和教训；(2)在乡镇政府中，全面实行直选领导干部；(3)在乡镇政府的上级政府中，逐级推行由部分职位实行直选逐步过渡到更多或全部职位实行直选。
2.减少政府层级。我国五级政府框架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匹配，减少政府层级是必然趋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通讯技术、交通条件、民众意识、历史状况等为减少政府层级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和社会基础。但是减少政府层级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撤销乡镇政府，撤销政府必须要经过充分论证。
3.科学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并以法律保障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权。事权决定政府职能边界，财权决定政府财力大小。如政府有事权，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财税体制、历史原因等因素致使财权不能与事权相匹配，在这种情况下，上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就不可或缺。否则，政府就不能完全履行职能。针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发达国家均有相应法律，如美国的《州和地方政府补助法》，德国的《联邦财政均衡法》等。科学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是明晰各级政府职能、界定各级政府责任和核定各级政府财力的前提；以法律保障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权是各级政府履行职能的物质基础。
4.建立现代政府预算制度。现代政府预算制度具有四个基本性质，即公开性、统一性、完整性、法治性。公开性是指全部公共开支必须经过立法机关审议，而且要采取一定形式向社会公布，让民众了解公共收支情况，并将公共收支置于民众监督之下；统一性是指按照统一的程序来计算和编制；完整性是指包括全部政府开支，反映全部的财政活动，不允许有游离政府预算之外的收支；法治性是指经过立法机关批准的政府预算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为此，不执行政府预算是违法行为。
5.合理确定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数量。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设置政府机构的原则，对设置政府机构条件、规格、职能、职责范围、人员编制等以法律形式作出明确规定，实现政府机构编制的法制化。
经济学成本理论篇3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逻辑严密、理论完整的科学体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阐述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同时，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和经济规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质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它在实证的历史思维中逻辑地再现历史的真实过程。马克思主义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采用逻辑方法，而且采用实证方法，从揭示资本运动的规律性这一总体目的出发，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大量实证性的世界经济历史研究，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了阐释和验证。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不同阶段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是不同的。处于资本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是推翻旧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是要建设新社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讨，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逻辑推论。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论述社会主义经济的专门著作，但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所作的预见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尤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分析，突出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
我国近4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仅要实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还要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这就涉及大量生产关系调整的问题，包括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分配关系的变革。对于长期以来人们普遍关心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既包含着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提质升级，更包含着生产关系的调整，如扩大内需、实现人民群众参与经济发展机会的公平、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都必须涉及生产关系问题。经济运行、资源配置是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经济运行，离开了特定生产关系的经济运行是不存在的。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更为紧迫。
必须根据新的历史条件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应用，充分发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指导经济实践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的性质。如果抽取资本主义的制度成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关于资本及其运行的规律，对于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市场经济既可以与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与社会主义经济相结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阐明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凸显其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科学性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的许多重要观点，如劳动时间的节约是人类首要的经济规律;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再生产的一般条件;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关系;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资本循环周转的规律;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规律;商品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运动规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和方法;等等。这些理论与范畴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逻辑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讨，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逻辑推论。而当经济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怎样在生产力水平低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崭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没有现成的理论。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结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也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
邓小平曾经说过，我国最初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具体理论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我国经济发展道路，必须把思想认识从一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二是我国的改革开放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指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上述两层含义表明，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从而产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并以此来指导新形势下的经济改革和社会主义实践。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内容到形式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国情、经济水平和经济制度，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中国化。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学理论是其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理论升华并在此基础上的体系化、理论化的经济知识。简单地运用别国的经济理论来解决本国的经济问题是不够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努力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必须突破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作政治意识形态来看待、学习和研究。因此，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政治的意识形态向科学的经济理论的转变。要适应我国面临的中心任务和经济背景的新特点，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科学理论。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逻辑，创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理论范畴，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发现系统的增进国民财富的理论。当然，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处在哪个阶段都需要阐明社会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必须坚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信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必须体现开放性的重要特征。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有特定的对象、方法的经济学，是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同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比较、争鸣中持续发展着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必须以开放姿态注重吸取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充分吸收多学科领域的创新成果，特别是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努力澄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种种曲解，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方向，努力形成反映时展、社会进步和中国特色的一些新认识、新结论。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目的就是解决我国的经济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新的理论升华，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作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其鲜明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我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必须解决的这一时代课题，历史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就在于对我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作出系统的、科学的回答。
经济学成本理论篇4
关键词：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学表面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但实际上是传统的苏联范式占统治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尽管这些观点还不十分成熟甚至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但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努力构建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想
近年来，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设讨论十分热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一)坚持和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全盘西化，而应当坚持和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下，人们提出两种不同的具体思路。一种是认为传统经济学虽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应该补充而不是放弃。这种思路主张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借助“西方范式”来分析市场经济问题，用“板块式结合”的方法来修补“炉灶”，这种“两张皮”或“双基础”并存体系，同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分割为两大板块，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层次和逻辑体系的“拼盘”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使人难以认同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基本上不能采用，因为传统政治经济学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不仅不能解释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而且它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本清源，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真正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来重建中国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学市场经济一般化或西方化。这种思路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嫁接，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可以照搬西方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因为中国既然转轨为市场经济，那么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当然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为主体经济学，因而也就无需再煞费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经济学。按照这种观点，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取完全替代性体系取向，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现代经济学范式(魏杰，1997)，不赞成“建立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在概念上和体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樊纲，1998)。
(三)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这种思路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国情，主张要在评判过去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弊端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中国经济学。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应创建自己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都不能采用。因为与西方相比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经济学相比，我们不再是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因此，经济学必须扎根本土，以研究时代为基本任务，从踏踏实实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问题人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论的圣殿。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国经济学应研究过渡经济学问题，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与实践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理论创新空间，现代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将为发展的经济学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化道路奠定基础(殷德生，2000)。
(四)中国经济学综合化。这是许多观点具备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共同要求。各派总的来说都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以中国实际问题为对象，运用更多的学科，使中国经济学成为一个跨学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比较研究世界上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大胆吸收，扬优弃劣。在继承、综合人类一切优秀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中国经济学。在其内容上既要有生产关系方面的理论，又要有资源配置方面的理论；既要有宏观经济的理论，又要有微观经济的理论。中国经济理论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在竞争中繁荣，在竞争中统一。在构建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西方经济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中国古代经济理论要挖崛、继承与扬弃(周小亮，1997)。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其重点有两个：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其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其次，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程恩富，2000)。
笔者认为，以上四种观点中有的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有的总体上是科学的但尚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主张中国经济学全盘西方化的西化主义观点和“半西方化”基调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折中主义观点，以及主张脱离经济学的一般轨道而独立地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总体来说都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那种主张回归马克思、按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观点和主张实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大综合、中外经济学大统一的混合主义观点，在总体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却要么缺乏与时俱进与创新发展的品格，要么缺乏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克服上述观点的缺陷，确立科学的方向和正确的原则，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范式的基本框架内，认真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成果，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二、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所谓“范式”是指在某阶段科学共同体所采取的整套的原则、理论、方法。“范式”一词具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论，即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以及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接受的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定理。任何学术研究活动只有纳入一定的范式体系，才能使之具有其科学性质，才能使该研究从“前科学”阶段进入“常规科学”阶段。无论任何范式，要具有其科学性质，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自身的规范性，即有其确定的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以及一套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一套假定及其基本定理。二是对客观对象的适应性，即它能够科学地解释其客观对象的性质、特征与发展规律，否则就无法说明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从而使该研究陷入“范式危机”。科学范式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过程。一般说来，科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必须确立正确的原则。具体说来，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科学范式必须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所谓科学性原则，就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不能不要规范而简单地描述现象、总结经验，也不能随意地进行理论批判或“理论创新”，而是必须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首先，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应当确立科学的共同信念与基本价值观，确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哲学。其次，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必须确立一整套科学的概念体系，采用一整套科学的分析方法，确立一些科学的基本假定，形成一系列科学的基本定理。为此，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把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纳入一种科学范式的轨道。问题在于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学来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才是更为科学的?这一问题在经济学范式本身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它应当而且只能用客观的和实践的标准来验证，即某一经济学范式究竟是适应还是不适应现实经济生活，或者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对分析与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具有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刻的适应性。
(二)适应性原则。经济学范式的根本作用与生命力在于解释客观经济现象与指导人们从事经济发展与经济变革的实践。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遵循“适应性”原则，使中国经济学理论“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从客观实际来看，中国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不仅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不适应的，而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许多方面也是不适应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经典理论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从现实来看，中国正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经典理论也是有着巨大差别的。所有这些，都是以往各种经济学范式所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从而导致了传统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双重“范式危机”。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打破各种教条主义，从中国基本国情与客观实际出发，科学地解释这些“反常现象”，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
(三)综合性原则。理论范式的范畴体系还必须向外部世界全方位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为理论范式的整体创新提供厚实的平台，从而使中国经济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回答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一理论的特征和实质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学思想，构建一种能够揭示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体系，而且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此，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榜样，科学地吸收各种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具体来说，构建中国经济学既应当坚持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也应当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异端经济学的合理成果；既应当肯定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也应当借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我们在大综合中来构建中国经济学。
上述基本原则，对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提出以下基本要求：
(一)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础，主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所依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不科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把资本主义制度一般化、永恒化，而且还单纯从个人本性出发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用机械的均衡方法与形式化的数学方法来解释现实经济生活。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史观，它的根本方法是形而上学。同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观也是不科学的。自从边际主义的代表杰文斯把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便开始背离了经济学的古典传统，把经济学的研究问题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莱昂内尔·罗宾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从此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很多都把罗宾斯的定义作为样板。应当指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与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有着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方式范畴，不仅包括生产的社会形式，也包括物质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与生产形式，其中劳动方式特别是其劳动组织就是微观层次上资源配置方式，而生产形式作为人们劳动的交换形式和社会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就是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囊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之中。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方式：是密切联系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来客观地、历史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还是抛开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而单纯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个纯生产力的抽象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方式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它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因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研究对象局限于资源配置，因而缩小了资源配置的外延，只研究技术意义上的资源配置。因此，他们必然是以制度不变为假设来研究资源配置。事实上，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最美好的、永恒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可能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变革。正因如此，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面前，西方主流经济学表现得苍白无力，从而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目前正陷入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量引人经济学研究范围，以弥补主流经济学的缺陷。西方经济学不仅具有其明显的不科学性，而且对中国具体国情及其发展要求来说，还具有严重的不适应性。在基本国情上，中国与西方差别很大，而西方经济学中很多结论和观点是从它们的国情背景下得出的。因此，就总体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就具有明显的不适应性。具体说，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条件，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条件都已经具备。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现代企业制度、法律法规、公民的市场合约意识等等。西方经济学所分析的是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同样的事物，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就办得有板有眼、较为顺畅，在我国当前可能就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难行。在这些制度条件具备以前，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围也要受到限制，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失灵(尹伯成，2006)。由此可见，要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也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
(二)不能构造一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倾向，即试图调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建立一种折中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这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的主要特征是：认为原有的“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在于过分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而没有创新与发展，从而使理论僵化，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按照这样一种思路，人们认为应该做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进一些反映市场经济的新东西，以这种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与更新，适应新的需要。这种倾向既表现为一般地或在具体理论问题上批判教条主义，也表现为那些试图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内容来对旧的范式进行“补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折中体系：苏联范式的“生产关系论”+西方范式的“资源配置论”，即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很显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轨道，是传统的苏联范式与主流的西方范式的“混合体”。同时，既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本质上是苏联范式与西方范式的双重翻版，因而它不仅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其尖锐的内在矛盾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与中国当代国情与发展要求的严重不适应性。说到底，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是传统教条主义与现代教条主义的“杂交物”，虽然它试图反映当今中国现实，但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客观现实及其基本要求。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采用这种折中主义范式。
(三)不能建立“描述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存在着一种以描述中国现实、总结中国经验和肯定中国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倾向，即直面中国现实的“描述主义”。它认为可以不要基础理论、只要分析现实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使研究更好的联系实际就可以建立中国经济学。“描述主义”经济学范式的理论特点是：一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二是为了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理论抽象程度低；三是为解决问题，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不注重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不强调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四是没有突出的方法论，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作为一个理论范式，描述主义存在着两个重大缺陷：一是缺乏独立、统一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分析工具缺乏系统性，范式自身是不稳定的而又没有解决的途径，因为一旦要提高理论抽象度，在当前条件下其前景很容易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或西方经济学范式，这将使该范式自身不复存在。二是该范式的知识积累没有有效的途径，这与第一个缺陷紧密相关。科斯在评价旧制度经济学时指出，“除了个别的观点外，只是一大堆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就长远看，描述主义的文献将面临类似旧制度经济学文献的劫数。这虽然不能否定描述主义的学术价值，更不能否定其现实意义，但对于一个理论范式来说，其发展的连续性就成了问题(邹东涛、时红秀，2006)。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局限于这种表面化、局部化和经验化的“描述主义”范式，而应当构造一种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具有其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系统的分析方法的现代经济学范式。只有这样，才能揭示中国现实经济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才能形成系统的、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
(四)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综合的中国经济学。根据上述科学性、适应性和综合性原则，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首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三个要素。第一，否认存在着抽象的和永恒的人性。个人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一方面它要受到历史和制度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是能动和有机的。人性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内生但又具有改变它的内在潜能，因而经济学必须分析人性的起源与发展，而不是把它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前提。第二，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范畴是生产方式，而不是主流经济学的“个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是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而不是个体主义方法。第三，同主流经济学的机械均衡观不同，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看作是由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内在矛盾的辩证运动所推动的有机的、内在不均衡的动态过程，这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框架。其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以及基本原理，对分析当代中国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的适应性。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中国市场化的体制转轨与制度创新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解释力：中国经济转轨是当代中国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的客观要求，构造市场化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力：中国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物质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国当代劳动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总体来说，当代中国面临着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式变革的双重任务，一方面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要求并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形式的深刻变革，另一方面社会形式的变革与制度变迁又促进并推动了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进程。最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完全包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重建中国经济学，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框架内，广泛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因素，构造一个既继承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又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既超越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体系，据此确立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中国经济学的新范式是在继承、批判和创新过程中逐渐塑造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或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颗粒，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综合范式。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总结、扬弃与升华。
三、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性质与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根据科学性、适应性与综合性的基本原则和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综合体系的基本目标，中国经济学就其性质来说既不是中国的“本土经济学”，也不是中国版的西方经济学，它应当而且必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综合范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此它应当而且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首先，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坚持以生产方式作为决定社会性质和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根本力量，坚持在生产方式的框架内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坚持以生产方式为基础来研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在此基础上，构造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其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二重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实证方法、历史方法和科学抽象法。再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用以生产方式这一基本范畴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如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等，再如生产条件、劳动方式、生产形式、生产的社会形式，以及资本、商品生产、市场机制、工业经济、利润、利息、工资、地租等等。最后，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批判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形式的具体结论，也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基本原理。对于前者，我们当然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如单一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而对于后者则应当始终坚持、科学继承，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实行对生产的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和实行按劳动者贡献分配等，这些基本原理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应当而且必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与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成果。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只是资源配置，它应当而且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因此，中国经济学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劳动方式、生产形式及其社会形式，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应当总结与升华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如新型工业化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重要的理论成果都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基础与理论来源。
经济学成本理论篇5
[关键词]库恩范式经济学范式
一、库恩的范式理论
1.库恩范式的含义
范式(paradigm)概念是库恩范式理论的核心。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萨缪尔·库恩最初是用“范式”(paradigm)来表示科学研究的共同信念以及科学成就和科学变革的基本单位。1962年，科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独创了范式这个概念。“按既定的用法,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我采用这个术语是想说明,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二版(1970)中写道:“群体信奉的全部或大部分对象,我在原版书中都称之为范式,范式部分或范式类的,就是这种专业基质的组成部分,而且作为组分它们形成一个整体,共同起作用”。范式是“科学共同体的一套信念”，“概念、理论、仪器以及方法方面的成规”,“公认的科学成就”。他先后在《对我的批判的反思》和《再论范式》将范式修改为包括“概念、模型、范例在内的‘专业基质’”。库恩在《必要的张力》说：“‘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是科学家集团所共有的“传统”,有时说是“模型或模式”,或“共同理论框架”,或“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他认为,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型”,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等,它实际上是科学家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的共有信念和价值标准。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库恩认为,范式是科学家集团统力协作的基础。科学正是以“范式”或“共有心理信念”基础上的解疑难活动。“科学是以价值为基础的事业,不同创造性学科的特点,首先在于不同的共有价值的集合”。
2.库恩的范式革命内容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他的科学革命模式,即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科恩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以由一种范式向另一种范式转化的跃迁方式(科学革命)进行的。从这个角度讲，也存在范式革命:前科学时期通过竞争确立范式常规科学时期解疑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旧范式交替新旧共同体更替新的常规科学时期…….。
（1）“范式”形成前夕。在前科学阶段，尚未形成该学科“范式”。库恩认为一门科学尚未形成范式，从事同类学科的研究者对共同研究的问题基本观点没有达到共识,各种理论长期争辩和竞争，各种范式处于相互竞争的阶段。
（2）“根据规范而进行科学研究”的时期。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共同体的工作研究者根据范式所提供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方法以及基本框架解决科研中的难题,解释实践中的有关现象。同时,又通过解决这些难题,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范式。经过长期的研究和争论,形成了同行公认的“范式”,并依靠共同信仰的范式把大家统一为一个科学共同体。
(3)范式反常阶段。科学家们发现现存范式难以解释一些新事物和新现象，范式反常现象。科学史表明,反常的科学发现必然包含了范式理论的更新和革命。
(4)范式危机阶段。当反常现象大量出现,并成为常规科学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人们开始怀疑范式,失去对范式的信任,科学共同体开始分化,这时才有可能打破旧范式的统治转向接受新范式。范式危机的出现蕴含着科学革命的到来。在范式危机时期,人们在怀疑原有范式的同时,也在开始寻求新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寻求建立新的科学逻辑系统。
(5)范式革命阶段。危机发生后,一些思想解放、具有革命批判精神的成员,就不再盲目迷信旧范式,而是勇于创新,去建立新理论、新范式取代旧理论、旧范式,以解释和吸收反常。在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各种学派的论争之后,一种新的理论学说,最终被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进而取代旧范式,成为新的范式。新范式的产生标志着科学发展进入新常规科学的时期。他说:“科学革命就是旧范式的过渡”。他还认为革命不仅是一种破坏,而且也是一种建设,它是“破坏和建设的统一”,“如果只抛弃旧范式,不建立新范式就等于抛弃科学”。
(6)新范式常规阶段。在新范式指导下的科学革命渐进发展。科学的发展就是以范式革命为核心的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周期性不断交替的过程,循环往复,永无止境向前发展。
二、经济学的范式探讨
库恩的范式论对研究各门学科的发展规律,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对我们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学中的范式和范式危机,进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经济学范式的概念
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样存在着范式。经济学范式是从库恩的范式概念借用而来，“经济学范式是关于经济学规范性问题的基本理论、基本观念和基本方法的理论体系。”经济学范式是关于某个经济学科的研究人员对该门学科所研究的基本问题共同掌握的信息、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理论体系。经济学范式不仅为经济学学者普遍认同和接受,更重要的是它一旦形成,便规定着一定时期内的特定的经济学思想体系历史发展的逻辑空间。是唯一的关于基础性经济问题规范性的理论,同时在逻辑上蕴含着该历史时期中总的经济学思想方法和经济学分析方法,具有公理性的理论特征。
2.经济学范式创新含义
经济学学科发展遵循着:范式形成范式应用范式危机范式转换新范式形成……。在经济学前科学时期,在纷繁众多的关于规范性经济学问题观点的论争中,最终会有一个流派的规范性理论为大多数同行们所认同,成为最早的关于规范性经济学问题的科学范式。经济学范式的形成标志着系统而科学的经济学说的产生,同时也标志着前科学时期的终结和常规经济学系统发展时期的开始。随着经济不断向前发展,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而在原有范式的逻辑空间和理论空间中又很难获得合理地解释;原有范式的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下降,对未来的预测能力也日渐衰退。经济发展要求经济学理论也随之发展。“范式”危机,即表明过去的经济理论和方法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解释无能为力，表明经济学家和实际工作者对经济现象的本质认识又提高了一步。在科学革命时期,规范性经济学问题又重被提到争议的中心位置上。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不同理论观点的论争,最终,仍是由一种较其它观点更优越的被学科界普遍认同的观点和理论上升为新的经济学范式。使经济学的发展进入新的常规发展时期。
范式革命引发经济学革命，如马歇尔“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范式的革命很少发生，更多的是范式的创新。经济学范式创新是新范式对前一个旧范式修正或补充，新经济学范式并不宣告旧范式生命终结。事实上，直到现在，各种研究范式长期共存，分别解释不同经济现象和解决不同的经济问题。因此，准确的说是一种经济学范式创新。
3.经济学范式变迁
（1）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范式，以价值论为基本概念的进行规范分析的“范式”。
（2）约翰·穆勒均衡分析的范式。他假定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能够使市场自动均衡，采取静态、均衡分析方法。
（3）马歇尔边际范式。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广泛地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和均衡分析方法的范式。
（4）凯恩斯宏观经济分析。凯恩斯在《通论》假设市场不能自动均衡，采取的是宏观动态均衡分析方法，得出市场需要政府干预的结论，引发“凯恩斯革命”。
（5）当代西方经济学范式。自上个世纪70年代年代以来，西方传统经济学处于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针对传统经济学基本假设与现实不合进行分析范式修正。萨缪尔森对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采取综合分析方法，构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范式。科斯、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后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量引入经济分析，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弥补主流经济学的缺陷。信息经济学的引入不完全信息，从而对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进行修正。
（6）马克思研究范式。它是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方法，以劳动价值论为逻辑起点，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范式。
三、中国经济学范式创新
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需要有一个科学的经济学范式指导。一个科学的、适合研究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应当包含以下要素：
1.以“马克思范式”和邓小平理论为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提供了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邓小平理论为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问题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基本思路。
2.坚持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发展问题的范式的基本观点之一。这对分析和解决现阶段发展问题提供基本思路和方法。其“五个统筹”的思想为解决经济社会关系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方法。
3.借鉴国外科学分析方法
在坚持辨证唯物法，吸收边际分析、均衡分析、制度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规范分析、统计分析和经济计量模型等等分析方法，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把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结合起来。
4.遵循科学经济研究范式
经济学成本理论篇6
在我国的普通高校中，普遍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以下简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程。无论在各个专业，包括工科专业和社会科学专业，作为一门政治理论课和必修课。在对这门课的教学中，除了一般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外，还存在着一些误差，存在一些模糊认识。特别是在工科院校，由于其学习的经济类课程比较少，对于教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由于其工科背景，容易造成一些认识上的误解，从而影响了对这门课程的学习。从教学实践中，从自己的亲身体会中，认为在教学中除了一般的教学原则外，还应把握好下面一些基本原则，并注意贯穿这些基本原则，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从而更好地完成教学大纲和教学目的的要求，使学生真正能够从理论上得以提高。
一、坚持理论的方向性
高校开设《政治经济学》这门课，主要是要求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把握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要求的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进而全面认识资本运行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问题，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以及认识在这一趋势下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从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从教学目的上，我们可以看到这门课是十分重要的，对学生的成长，对世界观的形成，对以后的工作实践，正确认识社会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讲好《政治经济学》就必须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学以致用。教师要针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针对大学生所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和他们的思想特点，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进行讲授，引导学生学习、思考和研究。但是，存在一些现象，有一些学生，甚至包括一些老师，没有认识到这门课的理论意义，没有很好的坚持理论方向性。有的还提出来和西方经济理论，一起穿插讲授，且不谈此建议逻辑上的对立，将两种不同的分析经济现象的和经济规律的方法，怎么可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可见是极端错误的。
有的在教学中，虽然没有上述那么明显，但往往忘记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区别，也失去了方向性。因此，我们要坚持理论的方向性，通过提高学生的经济理论水平，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点，我们在教学中要牢牢把握，才能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当然，我们坚持理论的方向性，并不是进行呆板说教，要注重教学效果，提高《政治经济学》课教学的实效性、针对性。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教师应坚持历史与逻辑、理论与现实、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使学生生动活泼地进行学习，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圆满的达到教学要求。
二、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
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也是我们在教学中要注意坚持的问题，也是我们在教学中要注意把握的。因为在实际教学中也往往存在这种现象，表现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认识上的偏差，甚至在教材编撰、理论研究中都有所表现，对此，我们非常有必要理清有关的认识和范畴。在对政治经济学理论性的认识上，这种倾向表现为:政治经济学往往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既讲政治又讲经济的学科，或者是完全政治性的学科，因而政治经济学书籍常常被作为时事教材宣传材料或思想教育读本，忘记了它的理论性。
事实上，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既讲政治又讲经济;在经济理论发展史上，在理论经济学层次上，并不存在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严格分野。从学科的历史发展上看，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具有相同的内涵，政治经济学也可简称为经济学。存在差别的是，不同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体系在理论框架、理论观点上有差异性，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差别等。有这些错误观点的人，本身其经济理论水平就有待于提高，对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缺乏全面的认识。因此，我们在教学中要注意课程的理论性、科学性，要注意区分二者的不同，时事报告等是现在有关的方针、政策，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变化，而理论是没有改变或很少改变的，具有很严密的科学体系。如价值规律，只要有商品经济就一定存在，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只有充分认识到这点，才能让学生学习好这门课程，才能通过学习理论来指导他们更好的工作。
三、处理好政治经济系与应用经济学科的关系
经济学成本理论篇7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立足于中国现实，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的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至今还未被系统地引入中国高校的教学中，目前国高校经济学院系开设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又有中高级之分）、制度经济学、甚至发展经济学等等还都是舶来品，并且中国经济学（本文所讲的中国经济学，主要指高校开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课程）在高校教学中的地位还具有下降的趋势，有些高校的经济学院系甚至取消了这方面的教学。一些多年从事《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也纷纷改行，从事西方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教学与研究。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已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向世界，同国际接轨，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因此，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是无国界的，对中国也是通用的，没有必要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在中国高校开设中国经济学。笔者对此深为忧虑。我认为，适应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的需要，不仅要引来舶来品、加强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而且也要坚持和加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
与自然科学不同，任何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学都是对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概括和总结，并为特定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服务。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与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服务的。中国现实的经济制度、基本国情、文化传统等都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并且中国经济将来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何种阶段，都不可能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完全一样。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家必须对中国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践进行研究和总结，尤其是要对中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进行概括和总结，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不可否认，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论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看，还是从不同国家的横向看，都有其内在的联系和共同的规律。因此，西方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及其分析问题的方法，都可以为我所用。正因为如此，中国高校要开设西方经济学。但西方经济学要真正为我所用，必须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消化和吸收，融入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换句话说，外来理论只能当作肥料，中国经济学惟有礼根于中国土壤，才能茁壮成长。因为如上所述，中国现实的经济制度、基本国情、文化传统等都是与西方经济理论假定的前提严重错位的，脱离文化、历史、制度、国民心理等背景的理论移接，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实际上，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同一阶段的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经济理论。从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主义、一直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等种种理论，都是为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服务的。现实“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奇迹’和问题已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难解之‘谜’，对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呼唤”（注：谷书堂，刘占军：《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之重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于光远、董辅réng＠①主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和肥沃的土壤”，“中国经济学必将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注：黄泰岩：《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中国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一谈到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有人总是以传统的经济学严重脱离实际、学而无用、不成体系为由否定它，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20年来，由于实践的推动，邓小(论文库)平理论的指导和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艰苦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在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尤其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创新。现在我国高校编写的中国经济学教材，如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蒋学模主编的《高级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列教材》等等，都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体系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已根本不同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只是这些教材还没有被高校普遍采用，因为高校还没有统一的这方面的教学要求和大纲）。当然，中国经济学还面临着较大的改革任务，尤其是要创建出科学的完善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取消这方面的教学，等到统一的完善的体系建立之后再开设这门课。中国目前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中国经济学的指导，中国目前应用经济学的改革和发展也急需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指导，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及分析和研究社会问题的水平、鉴别是非曲直的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更需要中国经济学。因此，在我国高校必须重视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始终坚持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改进和完善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及其内容体系，以不断加强中国经济学的地位。
二、加强中国经济学基础学科地位之断想
1.理顺中国经济学与其他相关课程的关系
首先要理顺中国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把中国经济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西方经济学的引入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其他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基础地位在日益弱化，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地位，有人一直在尝试打通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重构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使“两张皮”能融合起来，但结果成效甚微，不仅很难实现两者逻辑体系的一致性，而且又使《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支离破碎。我认为作为《资本论》压缩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同西方经济学一样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应独立出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设；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为主要内容，重构中国经济学内容体系。这样，中国高校的理论经济学主要可并列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等。这有利于加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地位。
在目前高校的教学实践中，有些经济学院系取消了中国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用邓小(论文库)平理论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甚至用时髦的应用经济学或管理学取而代之。我认为这是不妥的。
邓小(论文库)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高校“两课”教学中，必须开设邓小(论文库)平理论，但不能用邓小(论文库)平理论取代中国经济学。邓小(论文库)平理论是涵盖经济、政治、科学、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科学体系，对多种学科和专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与中国经济学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即使是邓小(论文库)平经济理论也只能是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不能等同或涵盖中国经济学的全部内容。中国经济学应该以邓小(论文库)平理论为指导，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实践中不断提出的新问题进行创新性研究，继承和发展邓小(论文库)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也不能取代中国经济学。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一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教材看，都是以分析市场经济运行为主的，而中国经济学不仅要分析经济运行，还要分析经济制度、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并且中国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它们之间是一般和个别、抽象和具体的关系。
其他应用经济学更不能取代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学，其主要功能并不是直接用来解释具体经济问题，而是为各种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2.拓宽中国经济学的对象
有人针对传统经济学教学内容枯燥无味，严重脱离实际等状况提出，要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传统观念，要把生产力、人与物的关系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对象。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之所以出现枯燥无味、脱离实际等状况，其深层原因并不是研究生产关系的问题，而恰恰是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这表现在：第一，马克思认为，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经济学应当从现实的、实际的社会关系出发来研究社会经济现实，包括自身的概念。而传统的经济学不是研究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而是脱离国情、教条主义地宣传和论证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第二，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从横向看，它寓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体现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和方面；从纵向看，它是多层次的，既包括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本质关系，又包括生产关系具体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等。而传统的经济学只是孤立地抽象地强调生产关系的本质，忽视了对现实生动的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和经济运行的分析和研究。第三，传统的经济学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状况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把“一大二公三纯”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准，从而导致在实践中大搞所有制升级和穷过渡，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认为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必须有专门的学科来研究，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需要一门从总体上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经济学来承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不研究和不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就会犯“左”和右的错误，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当然，研究生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且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密不可分，因此，中国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但对生产力的研究要围绕着或服从于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对生产力的系统专门研究可以另设新学科，如生产力经济学等。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围绕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研究，要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全面地深入系统地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体系（包括本质关系和具体实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服务。
3.加厚中国经济学理论基础
中国所处的特殊阶段和中国经济学的对象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源泉应该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主动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成果。
中国经济学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因而中国经济学要扎根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土壤，吸收、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今一切优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运用中国文化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学如果脱离中国独特的经济环境、人文背景、理念习俗、历史路径等，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和邓小(论文库)平理论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论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对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里且不说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和规律，即使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范畴和规律，在当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应该是中国理论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中国理论经济学要以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为己任，以历史的辨证的逻辑来考察今天中国的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论文库)平为代表的中国共(论文库)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创立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理所当然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中国经济学的出发点和立论基础；社会主义本质论，构成中国经济学的主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及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科教兴国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等，构成中国经济学的基石。
西方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既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又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广泛的思维逻辑空间和方法论空间，这无疑对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认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和体系，必须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对我们有用的成分，尤其是方法论上的长处，更值得吸收和借鉴。
这里的关键和难点问题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并融入中国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对此我认为要处理好两个关系。第一，引进和创新的关系。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主要依附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引经据典的考据式研究，脱离中国国情，结果是交了许多“学费”，也没有完全搞懂。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学习也存在“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现象，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不能说与简单移植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无关。因此，无论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要打破教条主义，要消化吸收，结合中国现实有所创新和发展。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在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存在很多矛盾，但在很多方面又是互补的、统一的。以前者为主要基础，吸收后者的有用成分，可以较好地解决两者的矛盾，实现两者的互补性，从而有利于解决和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如研究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如果以西方经济学中三要素论为基础，承认物化劳动或生产资料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也就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抽掉了社会主义和共（论文库）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但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价格方面的研究，其均衡价格论、边际效用论等在对现实的说明和解释方面，有其合理成分，可以借鉴。再比如，对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的研究，以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为基础进行分析，可以揭示两极分化的实质和深层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制度措施；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如基尼系数），可以从量上给予证明。
4.初步构建中国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
适合目前高校教学实践的迫切需要，可初步把中国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分为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部分。经济制度部分主要分析和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所有制结构及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等）和经济体制（主要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作为以生产关系为主要对象的中国经济学必须首先专门研究这些问题，不可能像西方经济学那样，以完善成熟的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既定前提，直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该部分要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邓小(论文库)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两个主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为基本内容，吸收和借鉴西方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经济运行部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和背景，分析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微观经济运行主要分析和研究企业制度、企业经营机制和企业行为，农户的经营机制和经济行为，居民的经济行为等。宏观经济运行主要分析和研究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对总需求膨胀和不足的调节及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产业政策等。这部分要吸收中国经济学家20年来运用现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运行分析所取得的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
经济发展部分以马克思和邓小(论文库)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为指导，借鉴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有用理论，分析和研究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及特征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因素（包括农业发展和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教育、知识经济、自然资源、环境、对外开放、一国两制等等），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规律，说明中国应当走怎样的发展道路、重视哪些因素、实施怎样的发展战略和对策等。
【参考文献】
［1］于光远，董辅réng＠①.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2］谷书堂.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蒋学模.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总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4］魏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列教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经济学成本理论篇8
宏观微观经济学论文范文一：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系论略
摘要：把西方经济学的产生划分为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当代西方经济学四个阶段，然后阐释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本质区别和联系。从基本假设、基本内容、研究对象、核心理论等不同方面对比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区别;从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角度阐述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最终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要解决的本质问题是相同的，都是面对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所进行的资源配置的选择，对正确引导初学者认识和理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有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区别;联系
由凯恩斯开始，西方经济学便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而宏观经济学则更多地涉及到社会经济问题，涉及国家如何管理社会经济的问题和采取何种经济政策促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解决社会中不同利益矛盾实现社会稳定问题。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上讲，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上讲，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利用问题，因此，如何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就成为人类社会永恒的问题，这也正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
一、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形成
西方经济学从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当代西方经济学四个时期。
1.重商主义：西方经济学的萌芽阶段
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终止于17世纪。马克思称重商主义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但由于重商主义者研究的范围仅限于流通领域，其内容也只是一些政策主张，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只能说是经济学的早期阶段。
2.古典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形成时期
古典经济学是指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是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是自由放任，让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使人们在追逐自己私利的过程中实现社会资源合理而有效的分配。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了生产领域，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了一门有独立体系的经济科学。
3.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形成与建立时期
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结束。奥地利经济学家K.门格尔、英国经济学家w.S.杰文斯、瑞士洛桑学派的法国经济学家L.瓦尔拉斯分别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并经由其继承者庞巴维克，发展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1890年英国剑桥学派经济学家a.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他把边际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4.当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时期
当代西方经济学以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为标志。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大危机的背景下，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著作把产量与就业水平联系起来，从总需求的角度分析国民收入的决定，并用有效需求不足来解释失业存在的原因，提出了一整套国家干预经济、进行需求管理的办法。凯恩斯所提出的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中心，以国家干预为基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形成了当代宏观经济学体系。
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区别
1.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是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展开的，其基本假设有以下三点：(1)完全理性;(2)市场出清;(3)完全信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有两个：(1)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2)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
2.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等等，现代微观经济学还包括了产权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时间经济学、家庭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等。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等。
3.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单个经济单位指组成经济的最基本的单位：居民户(消费者)与厂商(生产者)。居民户与厂商经济行为的目标是实现最大化，即作为消费者的居民户要实现满足程度(即效用)最大化，作为生产者的厂商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微观经济学就是要研究居民户如何把有限的收入分配于各种商品的消费，以实现满足程度最大化，以及企业如何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各种商品的生产，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亨德逊强调：居民与厂商这种单个单位的最优化行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宏观经济学不研究经济中的个体单位，而研究由个体单位构成的整体。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规律，从总体上分析经济问题。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宏观经济学是根据产量、收入、价格水平和失业来分析整个经济行为。美国经济学家夏皮罗则强调说：宏观经济学考察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
4.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不同
微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是资源配置。资源配置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的最优配置会给社会带来最大的经济福利。微观经济学从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最大化行为入手，来解决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宏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是资源利用。研究现有资源为什么没能得到充分利用，怎样才能得到充分利用，以及经济如何增长的问题。
5.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在市场经济中，引导和支配居民户与厂商行为的是价格，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都由价格决定。价格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价格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其他内容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所以，微观经济学也被称为价格理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宏观经济学把国民收入作为最基本的总量，以国民收入决定为中心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来分析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其他理论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的。
6.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分析。个量分析是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怎样决定，个量分析就是考察个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例如，对某种产品的产量、价格的决定的分析就属于个量分析。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总量是指能反映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总量分析就是分析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总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并通过这种分析说明经济的运行状况，决定经济政策。例如，国民收入是构成整个经济的各个单位的收入总和，总消费是指参与经济活动的各单位消费的总和等。
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联系
1.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相同
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对人们的经济活动提供正确的指导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
2.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相互补充
微观经济学是在假定资源已实现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分析怎样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的问题;而宏观经济学是在假定资源已实现最优配置的前提下，分析怎样才能使资源充分利用的问题。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就其内容来说，是互相联系、相互补充的。只有把它们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经济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3.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分析法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假定社会经济制度是既定的，它们不探讨和考察社会经济制度变化的原因和后果，而只分析在经济制度不变的条件下资源的配置与利用问题。这种不涉及制度和价值判断问题，只分析具体问题、只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实证描述的方法就是实证分析法。从这种意义上看，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属于实证经济学的范围。
4.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整体经济是单个经济单位的总和，微观经济学应该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然而，这两个领域曾一度界限分明，对如何把微观经济学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理论。不过，近来这两个学科已逐渐融合起来，因为经济学家们已经运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来分析诸如失业和通货膨胀这类属于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问题。如凯恩斯主义学派用微观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来解释宏观经济问题，新古典综合派也接受了这一基本观点，并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综合在一个经济学框架之内。
总之，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虽然先后形成，但二者要解决的本质问题是相同的：面对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所进行的选择――资源配置。在基本假设、基本内容、研究对象、解决的问题、核心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区别，但是，我们更应该强调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即辩证统一的关系。
参考文献：
[1]王花球.西方经济学概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厉以宁.西方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崔冬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J].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3)：41-42.
宏观微观经济学论文范文二：微观经济学理论对宏观问题的解释
微观经济学是研究经济个体的行为及运行规律的科学。经济社会个体的总和构成经济总体。因此，由个体的一般规律就有可能得到经济总体的一些规律。
一、微观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
微观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分析了市场的需求、供给、供求均衡及供求变化对均衡的影响。
商品的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个价格水平上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该商品的数量。商品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个价格水平上愿意而且能够提供的该商品的数量。需求定理是对于经济社会的大多数商品，价格与需求量之间呈反向关系。对应需求曲线D为负斜率。供给定理是对于经济社会的大多数商品，价格与供给量之间呈正向关系。对应供给曲线S为正斜率。当非价格因素变动使需求增加时，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反之，向左平移。当非价格因素变动使供给增加时，供给曲线向右平移;反之，向左平移。市场是由需求和供给共同作用的。当价格高于均衡价格时，供过于求，价格会下降;当价格低于均衡价格时，供不应求，价格会上升。市场通过价格杠杆作用的调节趋于均衡点e，对应的均衡价格为p0，均衡数量为Q0。如图1所示。
当非价格因素变动使需求或供给变动时，需求曲线或供给曲线改变，对应的均衡改变。如消费者收入增加，对于正常品而言，需求增加，需求曲线向右平移为D1。均衡点为e1，对应的均衡价格为p1，均衡数量为Q1。如图2所示。再如，生产成本下降，供给增加，供给曲线向右平移为S2。均衡点为e2，对应的均衡价格为p2，均衡数量为Q2。如图3所示。
二、微观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对宏观问题的解释
从图2可以看出，当消费者收入增加时，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均衡价格由p0上升到p1。由于经济社会大部分商品属于正常品，就经济社会整体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会不断提高，价格水平也会随之不断提高;当消费者收入增加时，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均衡数量由Q0增加到Q1。均衡数量一方面是生产者的供给量，另一方面是消费者的需求量。在这里不考虑新产品的出现和旧产品的退出，只考虑现有产品。供给量增加意味着经济增长，需求量增加意味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所以，消费者收入增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活水平，同时伴随价格水平上升。
从图3可以看出，当生产成本下降时，供给曲线向右平移，均衡价格由p0下降到p2，均衡数量由Q0增加到Q2。说明生产成本下降会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活水平，同时伴随价格水平下降。引起成本下降的主要原因有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下降。在经济社会中，生产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但生产要素的价格却一般是上升的。如果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引起的成本下降高于生产要素的价格上升引起的成本上升，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活水平，同时伴随价格水平下降。
三、由微观经济理论到宏观问题的结论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提高消费者收入或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活水平。但提高消费者收入会使价格水平上升，削弱人们的实际购买能力;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会使价格水平下降，提高人们的实际购买能力。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产品如彩电、冰箱、电脑、汽车等等，由于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成本不断下降。在供给量增加而不断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价格也不断下降。现实生活中，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各种物品的消费数量不断增加，价格水平也随之上升，如奢侈品、食品、旅游产品等。
经济学成本理论篇9
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不同，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防止“生搬硬套”。中国古语讲，“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理论的产生和运用是有条件的，如果不顾客观实际将其普遍化和绝对化，难免会导致理论指导和实践成效上的偏差。以个人主义为基本理论倾向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政治、社会制度休戚相关。它以相对完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适用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体制和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健全，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等等，都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比如，长期以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重视对经济问题进行量化分析，在研究中采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和推导，但这些模型大多是建立在假定前提基础上的，与我国的现实相差甚远。如果不顾我国的具体国情而拿来指导我国实践，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现实中有些人明知西方经济学的许多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并不适用，却硬要生搬硬套，这只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总之，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必须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经过认真分析，科学地予以辨析、选择、改造和利用。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根本社会制度与具体运行机制的关系，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可“本末倒置”。由于根本社会制度的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是对等的关系，社会主义是基础、是主体，市场经济是手段、是工具。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在我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只能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际和需要，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前提下，将那些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介绍进来，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
西方经济学理论有其自身的明显缺陷，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饥不择食”。富裕之邦，并非就是真理之地。西方经济学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但这并不等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应灵药。须知，西方经济学是以维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为根本着眼点的，其研究视角无不是面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运行实际的。毫无疑问，仅仅是这种特定时空背景的限制，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更不用说其中为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始终存在的理论盲点甚至误区了。比较典型的是，新古典主义学派在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时，忽视了实践中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市场失灵”，常常使经济运行处于混乱无序状态；西方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往往视农业为不发达经济部门，忽视了农业中非农业部门的存在，忽视了农业通过自身的改造发展起来的现实可能；在西方经济学中还形成了诸多流派，不同流派往往侧重于某一方面的理论研究，相互之间壁垒森严，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忽视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影响等等。
西方经济学理论自身存在的这些缺陷和不足，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不能“饥不择食”，不分优劣正谬照单全收；更不能盲目崇拜，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缺陷和不足也看成金科玉律。事实上，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全新的事业，经典作家没有论及，前人没有实践过，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更不可能找到答案。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善于对其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和筛选。
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防止“邯郸学步”。经济活动不能离开特定的政治、文化、历史背景而孤立存在。事实证明，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既取决于经济自身的因素，同时也取决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等其他方面的因素。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文化、历史和哲学传统。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应当立足于我国的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的丰厚基础，努力做到“洋”为“中”用，综合创新。反观现实，发人深思的是，一些人对西方经济理论盲目崇拜，醉心于引进西方经济学而又“食洋不化”，结果将一些本来易懂的概念说得花里胡哨，将一些原本比较明了的问题阐述得艰深玄奥，到头来，不仅没有学到别人的长处，反而迷失了自己。
经济学成本理论篇10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立足于中国现实，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的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至今还未被系统地引入中国高校的教学中，目前国高校经济学院系开设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又有中高级之分）、制度经济学、甚至发展经济学等等还都是舶来品，并且中国经济学（本文所讲的中国经济学，主要指高校开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课程）在高校教学中的地位还具有下降的趋势，有些高校的经济学院系甚至取消了这方面的教学。一些多年从事《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也纷纷改行，从事西方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教学与研究。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已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向世界，同国际接轨，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因此，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是无国界的，对中国也是通用的，没有必要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在中国高校开设中国经济学。笔者对此深为忧虑。我认为，适应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的需要，不仅要引来舶来品、加强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而且也要坚持和加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
与自然科学不同，任何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学都是对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概括和总结，并为特定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服务。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与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服务的。中国现实的经济制度、基本国情、文化传统等都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并且中国经济将来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何种阶段，都不可能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完全一样。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家必须对中国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践进行研究和总结，尤其是要对中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进行概括和总结，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不可否认，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论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看，还是从不同国家的横向看，都有其内在的联系和共同的规律。因此，西方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及其分析问题的方法，都可以为我所用。正因为如此，中国高校要开设西方经济学。但西方经济学要真正为我所用，必须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消化和吸收，融入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换句话说，外来理论只能当作肥料，中国经济学惟有礼根于中国土壤，才能茁壮成长。因为如上所述，中国现实的经济制度、基本国情、文化传统等都是与西方经济理论假定的前提严重错位的，脱离文化、历史、制度、国民心理等背景的理论移接，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实际上，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同一阶段的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经济理论。从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主义、一直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等种种理论，都是为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服务的。现实“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奇迹’和问题已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难解之‘谜’，对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呼唤”（注：谷书堂，刘占军：《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之重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于光远、董辅réng＠①主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和肥沃的土壤”，“中国经济学必将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注：黄泰岩：《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中国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一谈到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有人总是以传统的经济学严重脱离实际、学而无用、不成体系为由否定它，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20年来，由于实践的推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和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艰苦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在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尤其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创新。现在我国高校编写的中国经济学教材，如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蒋学模主编的《高级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列教材》等等，都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体系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已根本不同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只是这些教材还没有被高校普遍采用，因为高校还没有统一的这方面的教学要求和大纲）。当然，中国经济学还面临着较大的改革任务，尤其是要创建出科学的完善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取消这方面的教学，等到统一的完善的体系建立之后再开设这门课。中国目前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中国经济学的指导，中国目前应用经济学的改革和发展也急需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指导，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及分析和研究社会问题的水平、鉴别是非曲直的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更需要中国经济学。因此，在我国高校必须重视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始终坚持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改进和完善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及其内容体系，以不断加强中国经济学的地位。
二、加强中国经济学基础学科地位之断想
1.理顺中国经济学与其他相关课程的关系
首先要理顺中国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把中国经济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西方经济学的引入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其他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基础地位在日益弱化，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地位，有人一直在尝试打通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重构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使“两张皮”能融合起来，但结果成效甚微，不仅很难实现两者逻辑体系的一致性，而且又使《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支离破碎。我认为作为《资本论》压缩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同西方经济学一样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应独立出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设；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为主要内容，重构中国经济学内容体系。这样，中国高校的理论经济学主要可并列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等。这有利于加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地位。
在目前高校的教学实践中，有些经济学院系取消了中国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用邓小平理论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甚至用时髦的应用经济学或管理学取而代之。我认为这是不妥的。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高校“两课”教学中，必须开设邓小平理论，但不能用邓小平理论取代中国经济学。邓小平理论是涵盖经济、政治、科学、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科学体系，对多种学科和专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与中国经济学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即使是邓小平经济理论也只能是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不能等同或涵盖中国经济学的全部内容。中国经济学应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实践中不断提出的新问题进行创新性研究，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也不能取代中国经济学。从目前已经出版
的一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教材看，都是以分析市场经济运行为主的，而中国经济学不仅要分析经济运行，还要分析经济制度、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并且中国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它们之间是一般和个别、抽象和具体的关系。
其他应用经济学更不能取代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学，其主要功能并不是直接用来解释具体经济问题，而是为各种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2.拓宽中国经济学的对象
有人针对传统经济学教学内容枯燥无味，严重脱离实际等状况提出，要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传统观念，要把生产力、人与物的关系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对象。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之所以出现枯燥无味、脱离实际等状况，其深层原因并不是研究生产关系的问题，而恰恰是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这表现在：第一，马克思认为，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经济学应当从现实的、实际的社会关系出发来研究社会经济现实，包括自身的概念。而传统的经济学不是研究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而是脱离国情、教条主义地宣传和论证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第二，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从横向看，它寓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体现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和方面；从纵向看，它是多层次的，既包括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本质关系，又包括生产关系具体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等。而传统的经济学只是孤立地抽象地强调生产关系的本质，忽视了对现实生动的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和经济运行的分析和研究。第三，传统的经济学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状况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把“一大二公三纯”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准，从而导致在实践中大搞所有制升级和穷过渡，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认为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必须有专门的学科来研究，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需要一门从总体上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经济学来承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不研究和不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就会犯“左”和右的错误，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当然，研究生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且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密不可分，因此，中国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但对生产力的研究要围绕着或服从于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对生产力的系统专门研究可以另设新学科，如生产力经济学等。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围绕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研究，要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全面地深入系统地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体系（包括本质关系和具体实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服务。
3.加厚中国经济学理论基础
中国所处的特殊阶段和中国经济学的对象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源泉应该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主动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成果。
中国经济学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因而中国经济学要扎根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土壤，吸收、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今一切优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运用中国文化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学如果脱离中国独特的经济环境、人文背景、理念习俗、历史路径等，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论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对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里且不说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和规律，即使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范畴和规律，在当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应该是中国理论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中国理论经济学要以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为己任，以历史的辨证的逻辑来考察今天中国的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创立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理所当然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中国经济学的出发点和立论基础；社会主义本质论，构成中国经济学的主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及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科教兴国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等，构成中国经济学的基石。
西方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既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又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广泛的思维逻辑空间和方法论空间，这无疑对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认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和体系，必须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对我们有用的成分，尤其是方法论上的长处，更值得吸收和借鉴。
这里的关键和难点问题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并融入中国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对此我认为要处理好两个关系。第一，引进和创新的关系。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主要依附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引经据典的考据式研究，脱离中国国情，结果是交了许多“学费”，也没有完全搞懂。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学习也存在“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现象，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不能说与简单移植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无关。因此，无论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要打破教条主义，要消化吸收，结合中国现实有所创新和发展。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在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存在很多矛盾，但在很多方面又是互补的、统一的。以前者为主要基础，吸收后者的有用成分，可以较好地解决两者的矛盾，实现两者的互补性，从而有利于解决和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如研究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如果以西方经济学中三要素论为基础，承认物化劳动或生产资料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也就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抽掉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但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价格方面的研究，其均衡价格论、边际效用论等在对现实的说明和解释方面，有其合理成分，可以借鉴。再比如，对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的研究，以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为基础进行分析，可以揭示两极分化的实质和深层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制度措施；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如基尼系数），可以从量上给予证明。
4.初步构建中国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
适合目前高校教学实践的迫切需要，可初步把中国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分为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部分。经济制度部分主要分析和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所有制结构及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等）和经济体制（主要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作为以生产关系为主要对象的中国经济学必须首先专门研究这些问题，不可能像西方经济学那样，以完善成熟的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既定前提，直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该部分要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两个主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为基本内容，吸收和借鉴西方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经济运行部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和背景，分析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微观经济运行主要分析和研究企业制度、企业经营机制和企业行为，农户的经营机制和经济行为，居民的经济行为等。宏观经济运行主要分析和研究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对总需求膨胀和不足的调节及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产业政策等。这部分要吸收中国经济学家20年来运用现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运行分析所取得的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
经济发展部分以马克思和邓小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为指导，借鉴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有用理论，分析和研究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及特征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因素（包括农业发展和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教育、知识经济、自然资源、环境、对外开放、一国两制等等），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规律，说明中国应当走怎样的发展道路、重视哪些因素、实施怎样的发展战略和对策等。
【参考文献】
［1］于光远，董辅réng＠①.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2］谷书堂.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蒋学模.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总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4］魏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列教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