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税收管理现状及对策篇1
在财税关系方面，财政部不承担直接组织收入的责任，征税和
与此有关的法律诉讼问题，由国家税收部负责，但联邦税收政策则归财政部制定。在财政支出方面，财政部通过预算控制全部政行支出，但不负责直接的拨款事项，日常的支出管理由国库部负责。在财政银行关系方面，财政部参与利率、汇率政策的制定和对金融机构的管理，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要包括财政部的一名副部长。另外，作为中央银行的加拿大银行行使国库的责任，管理政府帐户。在国债发行和管理工作中，财政部负责编制联邦政府的国债发行计划和公债基金的统一管理，中央银行则具体安排政府债券发行和还本付息事项等。
具体来讲，财政部的主要任务是：
(1)进行国内外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
(2)对财政和其他经济政策、措施提出意见；
(3)在确定财政政策的基础上，推荐满足政府需要的措施（包
括支出、贷款、税收、借债和现金管理办法等）；
(4)对收支平衡、外汇储备和国际货币金融协议、造币相关
事务提出意见；
(5)对联邦与省的财政经济关系政策提出意见，同各省当局
进行对话，向省政府支付补助金；
(6)执行预算法和为国有公司与机构筹资金。
加拿大财政部共设7个业务局，分别负责税收政策、经济发展、财政政策和经济分析、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金融部门政策、联邦省关系及社会政策、信息传递与协商等。
（1）税收政策局：负责涉及联邦税收的所有事务，其中最重
要的任务是为政府制定税收政策。该局下设税收法规、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销售税、税收估价等5个处，分别负责税收立法、税收政策和税政管理及签订国际税收协定；对公司所得税、资源税税收政策问题进行数量经济分析，对调整公司税在财政收入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提出意见；对个人所得税（包括社会保险税）进行数量经济分析，制定与个人所得税有关的政策；负责制定联邦销售税的政策和立法工作；负责评价税式支出、税收政策的结构及关税抵免等措施的效果，定期编制税式支出帐户，等等。
（2）经济发展政策局：负责为部长提供经济、财政和金融问题的广泛的分析支持和政策咨询。下设经济发展、环境能源和资源政策两个处，以及国有公司指导委员会。
经济发展处负责工业、地区发展的政策和规划，还从事对私营
公司财务状况的分析和咨询。环境、能源和资源政策处负责对环境、能源、矿产、渔业和北方地区的发展问题提供政策咨询，进行深入的经济和政策分析。国有公司指导委员会负责向财政部和国库部报告国有公司的财务计划、资本预算，制定对国有公司的拍买政策，以及控制国有公司的投资证券等业务。该委员会直接向负责经济发展政策的副部长和计划部副秘书长报告工作。
（3）财政政策和经济分析局：负责对国家经济和财政形势进行分析，协助财政部长按政府既定的财政政策行事，并要经常分析合作伙伴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对每个季度的国内财政状况作出预测，根据收支变化对经济和财政政策提出意见，并在编制预算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该局下设财政政策、经济研究和政策分析、经济分析和预测、计算机和分析服务等4个处。
财政政策处在编制预算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负责审查公共帐户和财政报表的格式和内容。内设3个小组，其中两个小组负责收、支预测分析，提出收支和债务管理的基本决策建议，并为支持政府财政收支的实现提出政策要点；第三个小组负责省及地方政府的经济分析。经济研究和政策分析处主要从事结构分析、宏观分析和政府部门分析三项工作。研究与政策相关的经常性和中期性的财政经济问题，包括美加贸易、税收政策、市场（如劳动力）的作用与调整、本国公司与其国际竞争对手的成本对比、实际利率的决定、人口变化和农业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政府对企业补助范围的评价、环保问题、鼓励竞争的措施等各个方面。经济分析和预测处主要通过建立模型进行经济分析和预测。经济分析的任务是根据生产、外贸、价格、国内需求、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经济指标的变化，提出当前经济状况的报告。报告分周、月和季度三种，内容涉及对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和对企业状况的分析。同时，该处还要进行季度经济预测，除了预测本国财经状况外，还要对美国和经合组织国家的财经状况进行季度分析和预测。为此，要不断完善宏观预测和政策分析模型，并和起草预算报告。
（4）国际贸易和金融局：负责参与国际经济事务。下设关税、国际经济关系、国际金融和发展、国际经济分析4个处。分别负责关税政策和相关法律；参与制定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处理贸易争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发展建设银行、经合组织等进行联系，并参与国际贸易、投资利率和国际债务等事务；分析国际经济和财政发展状况及其对国际金融的影响等。
（5）金融部门政策局：负贡管理联邦政府的借款计划，并为部长批准国有公司的借款提出意见，制定金融市场和汇率政策及金融机构的规章制度。下设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两个处，以及金融市场规章改革组。金融机构处负责提出和确定联邦金融机构的法规与制度，提出反通货胀的措施。金融市场处负责为联邦政府和国有公司提出借款的政策建议，作出借款计划，并对汇率、国际货币储备和收支平衡，以及金融市场的趋势与发展问题进行分析和政策咨询。金融机构规章改革检查组负责金融机构立法改革事项，并制定相关的政策和规章。
金融业税收管理现状及对策篇2
一、目前我国金融业“营改增”推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难题
（一）金融业征收增值税的原理之间存在较大的隔阂
国际上对我国金融业是否应该征收增值税的观念并不统一，增值税的计税原理大体上是参照税款额随营销的数额以及服务的质量而发生改变，然而最后承担所有税款的仅仅是消费者，增值税的本质是对消费者购买的产品以及劳务费用的征收与索取。不管是我国消费者定期向金融业还贷款、获得保险补贴与赔偿，还是金融业主动向消费者放贷、提供养老保险与住房公积金，目的都是使消费者的资金实现跨期配置的目标，此时消费者只是间接的对自己的财务情况进行管理与分配。另外只有货物保存、产品质量咨询这类非主营业务才可以被定义为服务消费，此时什么样的服务形式应该被纳入征收增值税的范畴，已经是模糊不清的问题了。站在这个角度分析，我国金融业的增值税征税没有明确的征收准则，此时与征收原理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
（二）金融业自身的属性是“营改增”面对的难题日益加大
这些难题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业自身的业务形式千差万别，“一税管之”的目标很难落实；另外“营改增”中的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扩大，交通运输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参与使各项增值税业务分解为不同的子业务；还有银行业务划分为负债、资产、中间三大类业务不能按照统一的税率进行处理，使优势业务突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对“营改增”优化的资源造成威胁。当然“营改增”税收体制完善的脚步跟不上金融业业务创新的速度，长久下去有些金融衍生品就会缺乏明确的计税标准，此时“营改增”税收难题日益加大。
（三）“营改增”的实施使金融业的财政负担加重
其实“营改增”的实施目标之一就是达到结构性减税的目的。然而就目前我国的金融业来看，降低税收负担的同时，政府就会随之获得数目极少的税收收入。此外增值税方面经常会出现虚假放票以及代开发票的现象，此时政府财政预算的收入与支出不能处于平衡的状态中。
二、我国金融业推行“营改增”的对策
（一）将金融业增值税税基明确
金融业收费项目大体上可以分为显性以及隐性这两类，站在免税的角度看待问题，在计税原理上进行精确的设置，这样对这两种项目收费形式就会明确的区分。另外我国金融业在推行“营改增”时应该践行“走出去，引进来”的原则，对国外的经验进行有选择性的借鉴，对于隐性收费业务实施免税或者是零税率的政策，以此解决与抵扣额有关的业务难题；对于显性收费业务只要通过利用增值税将其进货成本进行抵扣就是践行“营改增”这一路线。我们知道银行业占金融业税收的比例很大，我们就可以借鉴欧盟政策对利息净收入推行免税或者是零税率的机制，此时税收流失现象就被有效的缓解。总之只有在金融业增值税基税明确的基础上，我国金融业“营改增”才会进一步被推行使用。
（二）税收收入要明确的划分，保证其归属精确
“营改增”的推行可以使金融业原先税收的归属不发生变动，将税收收入明确的划分归类，减轻金融业重担的同时，保证了地方政府收支预算的平衡，此时地方的市场经济得以有效的构建。“营改增”长期推行下去，那么部分税收收入应该回归中央，为资源税、房产税的征收管理扫清障碍，此时地方税收就不会出现漏洞。
（三）降低有关企业纳税的负担，使金融业“营改增”的新政策得以顺利推行
这就需要有关企业把握金融业“营改增”推行过程中颁布的新政策，对政策内容进行咨询探究，最后将新政策与金融业有机的结合。当然要真正落实金融业“营改增”的新政策，企业就必须提高对发票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这样虚开发票的现象就会被避免，偷税逃税的问题就不会形成。总之企业借助获取有效进项发票以及健全财务软硬件系统的渠道，是对金融业“营改增”的政策的呼应，降低税务管理的风险，与此同时减轻企业自身纳税的压力。
金融业税收管理现状及对策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税收改革；管理理念
一、引言
自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政府为保持财政平衡、促进经济结构调整、防范经济危险，在税收制度上实施了一些具有长远意义的措施。同时金融风暴也使得政府性税收调整萌发出了新的机遇，重新认识和思考财政税收改革，积极探索财政税收的新模式，改变现有的税收管理制度，以适应外部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本文将对上述内容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提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策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二、相关概念概述
1.金融危机的定义
金融危机主要定义为金融资产、机构、市场的危机，主要表现包括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金融机构倒闭或濒临倒闭等。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金融危机呈现多种形式混合的趋势。
2.税制改革的定义与形式
税制改革指的是通过税制设计和税制结构的边际改变来增进社会福利的过程。
税制改革出现的形式有很多种，包括有税率、纳税档次、起征点或免征额的升降和税基的变化，又有新税种的出台和旧税种的废弃，还有税种搭配组合的变化。
三、我国财政税收改革的发展现状
1.发展现状
近几年来，为实现确保增长、扩大内需这一目标，为应对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我国推行了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实行了一些以减税为主要目的税制改革措施，例如全面取消农民的农业税、提高员工的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等。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对于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刺激经济增长，从而顺利地应对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应该看到，目前的税收制度仍然存在一些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与完善。
2.改革存在的问题
（1）个人所得税制仍有不合理，不利于调节收入差距
税率模式较为复杂繁琐，边际税率也在一定程度上过高。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制度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税制的复杂性，同时也损害了我国的经济效率。个人所得税中的税率某些级也是形同虚设，没有太大实际意义，也不利于调整收入差距。
（2）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占主导，阻碍税收改革的正常运行
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是税收管理的重点，为了方便对纳税人的管理，制订较为严格的规章制度；指挥与服从管理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即传统的上级对下级的管理关系。这种陈旧的传统税收管理理念，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纳税人与税收管理者形成一种对立关系，严重影响了税收征纳关系和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从而造成了大量的逃漏税和税收流失。给我国的税收征管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
四、我国财政税收改革的探讨
根据我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发展现状，结合我国的实际发展情况，要促进收入公平与社会和谐，笔者认为既要改革税制，即提高个税费用扣除额并实行综合税制，也要加强制度建设，遏制权力寻租活动。这两个渠道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当前，加强制度建设比改革税制可能更为重要、更为迫切。针对上一章节介绍的问题，具体针对性策略探讨如下介绍。
1.改革税收体制推进ppp模式
2014年9月23日财政部发出《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76号文），进一步明确了新一届政府对公共经济领域中公私合作方向的重视与肯定，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获取合理回报，大力推广项目融资的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
从短期来看需要税收优惠政策与长期税制改革相配合，对于积极参与ppp项目的企业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对于ppp项目下成立的公司出台诸如所得税“三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运用ppp项目模式结合我国具体的政策措施，把公共基础设施和市政节能环保的税收政策结合统一起来。进而推动了社会资本投入诸如码头、航站楼、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2.运用现代管理理念，优化税收征管组织形式
现代管理理论认为，一定的管理理念总是基于一定人性假设之上的，管理者总是根据这些人性假设来确定他们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的。税收管理是管理的一部分，关于管理理念的理论同样适用于税收管理。一定的税收管理理念同样是基于对被管理者的人性和行为模式的假设基础上的。
创新税收管理理念，就是要在扬弃传统税收管理理念的基础上。树立适应现代税收管理实践的现代化的税收管理理念。树立系统综合管理理念。在信息化支持下的专业化税收征管模式，是―个不可分的整体，所有税务人员都应该树立系统综合管理的观念。要树立系统综合管理观念、自觉地把税收管理系统与整个国民经济管理系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高税收管理系统的运行质量。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对财政税收改革进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更能提高我国在世界中的地位。财政税收政策是我国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只有充分合理的对传统的税收制度进行改革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希望通过此文能够为我国金融危机背景下财政税收的改革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刘恒宇.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影响[J].知识经济，2013年.
金融业税收管理现状及对策篇4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会计核算;税收管理;特点;举措
引言: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互联网金融已经发展为独具特色的新型金融业模式。互联网金融不仅推动着我国金融业的改革，也对我国的会计核算与税收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与变革。这些新的改变将给我国的财务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带来新的挑战，也促使着会计核算及税收管理制度的不断创新，使新的制度更好的为互联网金融服务。
一、互联网金融会计核算及税收的特点
会计核算和税收管理从历史的范畴上来看一直都是相互依存的，在互联网金融的范畴里也依旧是如此，但由于互联网金融的经营方式不同于传统金融的经营模式，所以在进行会计核算和税收管理的过程中，也有着相应的特点。1、会计核算及税收管理的时效性。在互联网金融中，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财务会计方面的发展，使得企业内部的财务信息由静态转化为动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及时有效地反馈到网络信息平台上，使得会计核算实现实时在线管理。采用信息网络技术，可以有效地将会计核算与企业的经营实时联系起来，将企业的财务信息与会计核算有机地结合起来，会计核算可以持续对企业进行控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的会计核算的效率。企业在财务信息很快进行核算后，税收的征收也一样具有较高的时效性，使税收可以随会计核算的进行而及时得以计算与缴纳。与传统金融体系相比，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于财务信息的不及时，导致税收缴纳的延后。2、会计核算及税收管理的集中性。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网络信息平台的存在，可以使得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用网络平台将财务信息进行传输、汇总，从而使得各个部门的资源得以共享。传统金融的财务部门和其他部门所享有的信息是分离的，与其他部门的信息有一定的滞后性。而在互联网金融企业中，财务部门与其他部门的信息和资源由于网络平台的存在，能够共同享有企业的资源，而企业各部门的财务信息也会在网络平台中集中体现出来，从而避免了会计核算的分散，也使得企业的会计核算效率进一步提升。由于会计核算的集中性，也使得税收管理也相对变得集中和迅捷。会计核算是税收缴纳的基础，企业在部门财务信息的集中后，可以集中对企业整体税收进行缴纳，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于财务部门信息与其它部门信息不同步，而造成重复进行税收缴纳和计算工作。3、会计核算及税收管理的协同性。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与各部门、其他企业、政府以及银行等单位进行协同工作。在传统金融体系中，这些协同工作往往会造成会计核算变得繁琐复杂，沟通协调工作也会占据会计核算的大量时间。但互联网金融体系中，因为互联网的存在，信息协同工作将会变得更为便捷，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此外，由于财务信息的共享性，会计核算工作量也将很大成都的削减，从而使得企业的会计核算变得更加容易。在信息进行协同后，税收管理工作也纳入了整个网络系统中进行协调。而税收的缴纳情况会及时有效地将企业的经营情况反馈到网络平台中，从而使得各个部门和其他单位从中得知现今企业的经营状况，给各单位的决策有一定的依据。
二、互联网金融会计核算及税收管理重存在的问题
由于互联网金融的特性，虽然为会计核算及税收管理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也由于互联网金融的特性，带来一些与传统金融体系不同的会计核算及税收管理问题。1、互联网金融企业会计核算及税收管理意识薄弱。现今，我国大部分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并没有意识到会计核算及税收管理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大部分的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会计工作依旧停留在基础的会计工作，忽略了会计工作对于企业发展和规划的作用，这也使得会计核算等会计管理工作没有得到支持。甚至于很多企业的决策者对会计工作进行干扰，破坏会计工作的独立性，造成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没有发挥出相应的职能作用。此外，由于法律的缺失以及企业财务意识的薄弱，在税收方面，很多互联网企业根本无从谈起，即使国家出台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里提出了对企业进行征税的意见，但由于长久的法律缺失，大部分互联网企业依旧在主动缴纳税收方面的意识薄弱。2、互联网企业财务信息匮乏及不真实。无论是传统企业还是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进行财务会计工作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保障企业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是真实有效的。但是很多互联网金融企业由于缺乏对财务信息进行及时加工处理的意识，常常导致企业的财务信息缺失。此外，由于互联网金融体系里的企业的决策常常出于税收等方面的原因，对企业的财务信息进行干扰，从而导致财务信息的不真实。在会计核算及税收管理工作中，最为根本的依据就是企业的财务信息，企业财务信息是否真实有效，决定着企业的会计核算和税收管理工作是否能正确发挥其职能。如果企业的财务信息缺失或者缺乏真实性，会计核算及税收管理工作也就没有必要进行了。3、互联网金融企业缺乏专业财会人才。当前，互联网金融企业正处于不断的发展当中，多数互联网企业都属于小微企业。受企业规模影响，多数互联网金融企业都缺乏足够的专业财会人才对企业进行会计核算及税收管理工作。互联网金融的会计人才除需要具备专业的财务会计知识，还应当具备一定的经济管理能力以及计算机相关常识，才能保证自身在互联网金融企业中顺利开展工作。当前，此类复合型人才较为短缺，因此对财务信息的收集与会计核算，造成一定不良影响。法律环境滞后。由于互联网金融是一个新兴行业，现今的很多法律和政策并不足以支撑起新的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尤其是在税务方面，由于现有的税务体系并不足以对互联网金融企业进行税务征收，这也导致很多互联网金融企业对会计核算及税收管理工作进行逃避。
三、互联网金融会计核算及税收管理改进的举措
1、提高互联网金融企业会计核算及税收管理意识。互联网金融企业应当注重会计核算及税收管理意识，企业的管理者应当认识到会计核算及税收管理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企业的经营状况，还能对企业所面临的风险起到评估作用，企业应当对其给予高度重视。2、培养专业的互联网金融会计人才。互联网金融会计人才应当具备专业的财务会计业务水平，还应当对计算机信息处理能力有一定的了解，这样才能对现有的互联网金融开展财务工作。只有对企业的财务会计人员进行计算机的专业培养，提高其业务水平，才能使得互联网金融的会计工作得以发挥出其独特的长处，保证会计核算工作及税收管理工作顺利进行。3、提高互联网金融企业财务信息的完整性及真实性。在互联网金融企业进行会计工作时，应当保证财务会计工作的独立性。财务部门收集到的财务信息应当具备真实性和完整性，企业的领导者和决策层不能因为一些主观原因对企业的财务信息进行干扰，从而保证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实性。此外，在进行会计核算及税收管理的过程中，应当将所有的财务信息进行核算，保证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及税收管理中没有任何遗漏。4、建立健全互联网金融法律体系。当前，我国在互联网金融方面的会计法律和税收法律都较为缺失。因此，相关的立法部门应当加快立法的进程，从而使得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及税收管理工作中有法可依。只有建立健全互联网金融法律体系，才能让互联网金融会计核算体系和税收管理体系得以进一步发展，从而让互联网金融法律体系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综上所述，互联网金融作为一个全新的新兴的金融体系，在法律及政策较为缺失的现今，如果企业要发展，应当注重会计核算及税收管理为企业带来的风险评估作用。互联网企业应当注重会计核算及税收管理的职能作用，从而使得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正确把握自身经营的状况，从而使得企业前进的每一步都走得平稳.
【参考文献】
［1］赵卓丽．浅谈互联网金融会计核算问题［J］．财经界，2015(36)
［2］郭坤．互联网金融下的会计核算［J］．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7(14)
金融业税收管理现状及对策篇5
一、税收政策对企业现金流的直接作用
税收政策对企业现金流的直接作用是指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能够直接改变企业现金流的流量，并且作用的结果通常是十分明确的。在结构性减税政策中有部分是针对企业的税收调整，这些税收政策对企业现金流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企业所得税改革减少了相关企业的现金流出量。企业所得税改革中，无论是降低内资企业所得税率，还是针对部分企业实施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其对企业现金流量的作用都是直接和明确的，结果是减少了相关企业由于所得税支出带来的现金流出量，即使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量不增加的情况下也能使得企业由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二)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于相关企业现金流量的影响具有两重性。增值税转型改革中允许抵扣企业新购进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一方面减少了由于购建固定资产而支付的现金，即减少了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出量，这样在投资活动产生的其他现金流入或流出量不改变的情况下，使得企业由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固定资产年折旧额等税前扣除项目的减少而导致企业所得税增加，即增加了企业经营活动中由于税费支付而带来的现金流出量，这样在经营活动产生的其余现金流入或流出量不改变的情况下，使得企业由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三)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增加了相关企业的现金流入量出口退税率的七次上调，增加了相关企业由于税费返还带来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这样在经营活动产生的其他现金流入或流出量不改变的情况下，使得企业由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图1 结构性减税对企业现金流的直接作用
二、税收政策对企业现金流的间接影响
出口、消费和投资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三驾马车的拉动效应同时受到影响，投资、消费需求有所下降，出口增速出现逆转，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因此，防止经济下滑过快过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成为危机发生后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适时推行的结构性减税所追求的目的正是拉动消费和投资，特别是扩大最终的消费需求。由于现金流产生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与企业的融资、投资和经营活动等息息相关，而企业作为宏观经济中的微观主体，其生产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又都会受到宏观经济形势和总体水平的巨大影响，因此，对于企业的现金流，结构性减税除了能够发挥以上的直接作用外，更多的是产生间接影响。所谓税收政策对企业现金流的间接影响是指税收政策的调整不一定能够直接改变企业现金流量，而往往是通过作用于宏观经济及微观企业从而影响企业现金流，并且影响的结果有时是不明确的。鉴于现金流分为投资性、融资性和经营性三大类，下文分别分析税收政策对三类现金流的间接影响路径。
(一)税收政策对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的间接影响路径分析。税收政策对于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的间接影响首先表现为结构性减税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改善企业销售，从而作用于相关企业的经营性现金净流量。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企业处在了一种非常态的宏观经济环境中，市场需求严重缩减，结构性减税扩大消费需求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个人所得税政策的调整能够运用其杠杆作用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二是针对特定行业的减税措施能够带动该行业的消费需求。无论是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的提高还是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取得的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其结果都是通过收入分配这一中间媒介使得居民实得收入增加，从而带动消费需求的上升。危机发生后，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爆发诱因之一的房地产市场，其消费需求极度萎缩，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的出台比如降低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印花税以及营业税等极大地提升了居民的消费信心，直接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消费；国家调整车辆购置税也通过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成本，拉动了汽车市场的消费。消费需求的上升会加大相关企业销售状况改善的可能性，进而带来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的增加，即在经营活动产生的其他现金流入或流出不改变的情况下，增加了企业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税收政策对于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的间接影响其次表现为通过鼓励出口、改善出口企业的销售，从而作用于相关企业的经营性现金净流量。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偏外向，近些年来的外贸依存度高达60%，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是我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以消除金融危机对出口造成负面影响的一项重要举措。由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是我国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因此提高劳动密集型、高附加值产品等行业的出口退税率，必然会增强国内企业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也将在一定时期内促进我国外贸出口总量的增长。那么，出口退税率的上调最终造成相关企业出口额是上升还是下降呢？首先，出口退税率的上调会导致相关商品出口价格下降。当出口退税率上调时，如果能够维持出口商品价格不变，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无疑是最优的状态，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实施外贸导向型战略，出口企业的生产能力已基本形成，当国际市场需求发生变化时，供给能力又很难相应的进行战略性调整，加之出口商品大多附加值低、同质化严重，出口企业国际议价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出口退税率一旦上调，相关商品价格必然会随之下降。其次，出口商品价格的下降会带来出口量的增长，但其增长幅度小于价格下降的幅度。销售数量如何受到销售价格的影响，关键取决于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在已有研究中，对于我国出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的判断基本一致，认为该弹性为负，且绝对值小于1，这意味着尽管出口退税率上调导致商品出口价格下降后出口量会增长，但出口量的增长幅度小于出口价格下降的幅度，因此最终带来出口额是上升还是下降，结果并不确定，即从理论上分析出口退税率的上调对相关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的间接影响结果不明确。
(二)税收政策对企业投资性现金流的间接影响路径分析。税收政策对于企业投资性现金流的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结构性减税通过促进投资改善、刺激企业投资需求，从而作用于相关企业的投资性现金流。金融危机发生后，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也引发了全社会的信心危机，出于对投资前景的担忧，企业的投资动机减弱，尤其是在长期投资方面，同时由于企业销售下滑、资金回笼不畅也削弱了企业的投资需求，因此，无论从动机还是能力来看，企业投资行为受到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利于刺激投资需求，与生产性增值税不同，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抵扣固定资产投资所产生的进项税额，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其最终效应是减税，从而带来投资成本的下降。增值税的转型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可以激励企业加快技术革新、更新设备的步伐，尤其会促进缴纳增值税的装备制造业、电力、采矿、化工等行业的投资力度；第二，可以促进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以克服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上述理论分析可以看出，结构性减税政策通过促进投资改善、刺激投资需求会加大相关企业投资行为的可能性，进而增加企业投资活动现金流出量，即在投资活动产生的其他现金流入或流出不改变的情况下，减少了企业投资性现金流量净额。
(三)税收政策对企业融资性现金流的间接影响路径分析。税收政策对于企业融资性现金流的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结构性减税通过支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改善企业融资，从而作用于相关企业的融资性现金净流量。金融危机发生后，融资环境的恶化使得企业融资受阻，结构性减税措施中也有支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减税政策，比如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率并将双边征收改为单边征收，对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取得的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等，这些政策信号既能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有利于改变金融危机后我国股票市场低迷的状况，也有利于降低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提高交易效率。资本市场是我国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融资环境的改善一方面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降低的可能性，融资成本一旦降低，则会带来融资活动现金流出量的实质性减少，使得企业融资性现金流量净额增加，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风险，进而减少企业现金流断流风险发生的概率。
三、利用税收政策优化企业现金流管理
税收政策会对企业现金流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企业在进行日常的现金流管理时，不能忽视税收政策的作用，只有利用好相关的税收政策，才能变优化现金流的可能为现实，进而在保障了企业经营活动现金的流动性、平衡性及安全性的同时，实现现金流持续创造价值的目标。
图2 结构性减税对企业现金流的间接影响
(一)充分利用税收政策，合理规划企业投资性现金流。投资方向的选择是一个企业投资性现金流管理中的起点，涉及现金流的战略规划，对企业整体现金流转乃至全部资源的运用具有指导性和方向性的意义。危机发生后我国采取的税收政策中与企业投资性现金流有关的主要是增值税的转型，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好相关税收政策，合理规划企业投资方向、做好战略现金流的匹配，从而实现企业的增长、风险防范以及价值创造。(1)加快固定资产更新，促进产品改造升级换代。作为资本性支出，固定资产的投资应该定位于企业的战略发展结构、构筑在核心竞争能力和生产经营管理的目标上，后危机时代中的企业在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决策、制定固定资产长远投资规划时，必须从战略的高度、从培育市场竞争优势的角度出发，并利用多方面的有利因素。增值税转型改革正是基于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国家提出的并正在付诸实施的一项宏观调控政策，企业可以依托增值税转型的税收优惠政策，一方面加快对主营业务影响较大的现有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力度，提高主要产品制造质量，保持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投资支持，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突破现有存量资产和产品结构，做到资金向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项目倾斜，对市场潜力大、技术含量高的项目给予优先投资，而对效益低下及国家产业政策限制或不鼓励发展的项目要减少投资或不投资。(2)进入税收优惠产业，转变企业经济增长方式。在生产型增值税制度下，资本的有机构成越高，固定资产重复征税带来的税收负担越重，企业更新设备的意愿也就越低，一方面导致企业难以摆脱传统发展模式，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企业的持续发展。后危机时代的企业应首先抓住增值税转型的机遇，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走一条依靠科技实现经济增长的企业发展道路；其次应利用各地政府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力度的机会，积极进入到政府扶持的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依托自身在基础产业、资源、市场、劳动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延伸产业链条从而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
(二)充分利用税收政策，尽力优化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经营性现金流是企业最基本的现金流，是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条件、扩大在生产的根本资源——内生性现金流的源泉。学界和实务界对企业现金流的一个经典且形象的比喻是将其称为企业的“血液”，经营性现金流则承担着“造血”功能中很重要的部分，因此对于后危机时代企业的现金流管理而言，充分利用税收政策从而创造稳定而充裕的经营现金流、增加经营性现金净流量，也是十分重要的。(1)优化经营性现金流流程，从扩大内需的税收政策中获利。危机后采取的税收政策中有部分以促进消费需求为初衷，这为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的改善提供了可能，而企业要将可能变为现实，还应从优化经营性现金流流程的角度出发，运用价值链管理思想，弄清楚现金流流程中的创值因素、毁损价值的因素和影响创值效率的因素，并且尽可能地将毁损价值的经营作业剔除，充分挖掘创值因素的潜能，从而实现现金流价值创造的目标。首先，企业可以围绕供应商管理，优化与再造采购流程。供应商管理包括两个最重要的领域：供应商的评价与选择、供应商关系管理，前者要求企业与供应商之间应该是一种战略伙伴关系，后者要求企业对于供应商进行分类，对于不同类型的供应商采取不同的管理策略，并且尽量与供应商之间全面资源共享，这样一方面可以延长应付账款周转期，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企业与其供应商之间由简单的利润分配为核心的对抗关系转变为双方互利合作关系上，从而实现双赢。其次，企业可以结合生产管理创新，优化与再造生产流程。生产管理创新包括生产管理理念创新、生产管理组织创新和生产管理方法创新三个方面，后危机时代的企业根据自身需要采用创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整合产品生产活动的各环节，一方面可以加快存货周转速度、缩短存货周转期，另一方面也可以打造和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再次，企业可以结合客户关系管理，优化与再造销售流程。客户关系管理的核心是客户价值管理，其基本环节包括客户价值分析、客户获取、客户保持、客户升级、网络发展等，这样一方面可以缩短销售流程中每个环节的处理时间、加快现金的流转速度、缩短应收账款周转期，另一方面也会为企业带来更准确的市场需求信息，对扩大销售有所帮助。(2)正确对待出口退税政策，注重出口产品技术创新。由于我国具有高外贸依存度，为了缓解金融危机对出口企业的冲击，政府希望通过出口退税率的上调对保持出口稳定增长、提高出口企业竞争力、增强出口企业信心起到积极的作用。有研究表明，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虽然及时有利，但从长远看存在负面作用，一方面由于中国企业国际议价能力普遍较弱，国外进口商会以出口退税率上调为借口，要求企业下调出口报价，国家上调出口退税率的部分利益可能被外商挤占，另一方面上调出口退税率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继续坚持和保护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无益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因此，后危机时代中的出口企业应认识到出口退税政策只是一种治标而不治本的举措，要想真正增加出口额、优化经营性现金流，必须通过科技研发、技术创新、品牌建设等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并积极参与到产业链上游的国际竞争中，借危机之机进行产业升级和产品更新，以便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金融业税收管理现状及对策篇6
【关键词】融资租赁税收政策资金成本
一、我国融资租赁行业现状
融资租赁,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一种融资方式。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引进这种业务方式后,在国家立法部门、政府有关部门和不同类型的融资租赁公司共同努力下,近二十多年来也得到迅速发展。目前银监会审批的金融租赁公司也已有17家,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已经由最初的9家发展到37家,外商投资的融资租赁公司达100多家。注册资本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可承载的资产管理规模可达6000亿元人民币以上。而融资租赁在国外发展迅速,2005年全球融资租赁成交额达到5791亿美元。发达国家的融资租赁业几乎渗透到所有行业和各种类型的设备中,并占有相当大的投资比例。美国目前融资租赁企业达3000多家,在资本融资方面的渗透率达30%。而中国目前融资租赁企业只有200多家,渗透率不足5%。由此看来,我国融资租赁的优势还远未发挥出来,制约其继续发展的问题还很多。
二、我国融资租赁公司发展面临的困难
1、资金瓶颈制约我国融资租赁公司发展。我国融资租赁公司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具有外资背景的融资租赁公司。按照国家外管局2005年颁布的第74号文件,外资融资租赁公司被允许向国外借入外债。如果这些融资租赁公司的外方股东资金雄厚,那这些融资租赁公司一般来说资金不成问题。第二类是我国大型厂商设立的融资租赁公司,如我国的柳工、厦工、三一重工和都设立或者控股了的融资租赁公司。对于这部分融资租赁公司来说,筹措资金就成为十分头痛的事情。目前,大部分这类的融资租赁公司都是向银行借款。一方面银行贷款利率基本都受人民银行的监管,融资租赁公司的资金成本会比较高。另一方面,银行都会要求厂商提供担保或者回购承诺。比如三一重工于2008年就其与康富国际租赁和招商银行的合作公告。其中,招商银行将会对康富国际的融资租赁款办理保理业务,但是三一重工必须承担回购义务。这些担保义务都会使生产商的资产负债表恶化,损害其主营业务进一步融资的能力。第三类是具有银行背景的金融租赁公司。尽管这些租赁公司具有银行背景,但是其融资能力也受到很大的限制。由于大部分融资租赁公司的母公司都是上市的银行,其向母公司的融资被作为关联方交易受到投资者的关注,所以目前很多银行背景的金融租赁公司都是主要靠资本金。虽然按照规定他们可以参与银行间市场交易,但是需要至少有两年的赢利年度才能申请,所以目前他们无法从银行间市场拆借资金。即使将来这些金融租赁公司可以参与银行间拆借市场,他们也无法获得长期资金来源,因为银行间市场主要是短期头寸的拆借。第四类是独立的第三方的本地融资租赁公司。目前这类公司生存非常困难,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可靠的资金来源。
2、税收政策影响我国融资租赁公司发展。对于融资租赁行业,税收政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按照现有的税收政策(财税1999年183号文,国税函2000年514号和909号),经过商务部或者银监会批准设立的融资租赁公司,按照利差缴纳营业税,未经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一般视同销售征收增值税。
这些陆续颁布的税收政策对促进融资租赁行业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2009年开始的增值税改革让融资租赁行业完全陷入了困境。我国的增值税从1994年实施以来一直实行的是生产性的增值税,企业购入的固定资产所含有的增值税均不允许抵扣。经过几年的试点,国务院2009年开始实施的新增值税条例允许企业购入固定资产抵扣其含有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这个对所有行业都是重大的利好消息却让融资租赁行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按照新实施的增值税暂行条例,企业如果向银行贷款购入固定资产,那么企业就可以取得固定资产的增值税发票,从而可以在其销项税中抵扣购入固定资产所包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但是如果企业向融资租赁公司租入固定资产,由于融资租赁公司无法出具增值税发票,企业就无法抵扣其固定资产中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对于企业来说,同样是融资手段,利用银行贷款就会比利用融资租赁节省17%的成本。
除此之外,在征税实践中,一些税收政策对于融资租赁行业也没有十分明确规定。例如,融资租赁的设备如果由于顾客欠租而被租赁公司收回后出售,有些地方的税务局认为这属于销售行为,需要征收增值税;也有些地方的税务局认为这个是整个租赁行为的组成部分,只需按照原来的租赁交易缴纳营业税。即使缴纳增值税,各个地方的税务局对于税率也有不同看法。有些地方的税务局认为这个属于旧货出售,适用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旧货处理的有关规定,也有些地方的税务局认为属于企业自行处理自有固定资产,使用零税率。
税务政策不明确使众多融资租赁公司处在税务处理的灰色地带,造成在税务实践中有融资租赁资质企业之间、有融资租赁资质和没有融资租赁资质的企业之间处理同样的融资租赁业务,却出现税种适用不一、税基适用不一、税负不公的混乱局面。税务政策不明确造成的执行差异成为了不同地区的融资租赁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的因素之一。
3、缺乏统一的登记平台束缚了我国融资租赁公司发展。目前市场上所有的融资租赁公司都没有被允许进入央行的征信系统。各个租赁公司凭借其拥有的有限信息来评估顾客的信用状况。导致的结果是严重削弱了融资租赁公司事先控制风险的能力,而且也失去了事中督促客户按时还款的重要手段。
我国对于以动产作为融资对象的交易缺乏统一的登记系统。就算汽车等特殊物品有登记系统,也缺乏全国统一的登记系统。汽车的抵押登记一般是通过当地车管所进行的,每个地方的登记制度和要求都不同,这大大增加了融资租赁公司的运营成本。
对于其他的动产登记在我国一直没有统一的规定。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登记平台,一旦承租人变卖租赁设备,租赁公司很难对抗善意取得设备的第三人。这对于保护租赁公司的权益非常不利。
三、促进我国融资租赁公司的发展对策
1、允许融资租赁公司发行债券。在债券市场上直接融资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融资租赁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渠道。比如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和卡特彼勒金融服务公司就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公司债券和短期票据。尽管这些公司的母公司都实力雄厚,但是他们还是会单独以自己的名义在资本市场上融资。这些在资本市场独资发债的租赁公司本身虽然不是上市公司,但是他们因为单独发行债券从而需要单独披露本身的财务状况。这一方面丰富了其融资渠道,另外一方面也有利于市场参与者监督其管理风险的能力。
目前我国的融资租赁公司筹资渠道过于狭窄,目前唯一比较可靠的融资渠道是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其资金成本比较高,使得公司与银行在市场竞争上明显处于劣势。银监会批准成立的融资租赁公司虽然在管理规定上容许他们在经批准后发行金融债券,但是具体的发行办法一直没有出台。即使发行办法出台,也是仅仅解决了属于银监会监管的那部分融资租赁公司的资金来源。对于绝大部分目前由商务部监管的融资租赁公司,合适的资金来源仍遥遥无期。
解决之策是融资租赁公司的筹资渠道应该统一平台。虽然两类公司分属不同的监管机构,但是他们的业务性质没有本质区别。银监会和央行在制定金融债券发行办法的时候,应该将目前不属于银监会监管的融资租赁公司考虑进去。只要满足发行办法的规定条件,公司无论属于何种机构监管都应该允许发行金融债券。
2、理顺融资租赁行业的税收关系。为了理顺融资租赁行业中的税收问题,财政部应尽快考虑将融资租赁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
按照1994年税制改革的思路,商品销售和部分修理修配服务适用增值税,服务业适用营业税。这个简单的分工在大部分行业里面都不会出现问题。但是融资租赁的特殊性让营业税和增值税的分界变得非常模糊。增值税的改革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1994年的税制改革强行将服务业和商品销售分开适用不同的税种本身就是改革的不彻底。基于当时历史条件局限,大部分服务业是小型企业,无法适应增值税的严格管理。但是,营业税本身的局限性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造成了很多征管的不便和税负的不公平。但是由于目前实行的分税制,营业税由地方税务系统征收而增值税是国家和地方共享税种,这两个税种的合并在短期之内无法实现。
但是就融资租赁行业,这个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因为融资租赁行业在整个营业税中所占比例并不高,实行增值税不会对国家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造成巨大冲击。实行增值税对于融资租赁行业所带来的好处是非常巨大的。首先,解决了固定资产用融资租赁方式无法抵扣进项税的问题。其次,是解决了经营性租赁的税收问题。目前很多融资租赁公司不敢开展经营性租赁是由于国家的税收政策模糊不清。经营性租赁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也有利于融资租赁公司发挥长处从而和银行错位竞争。最后,可以解决融资租赁公司处理收回设备处理时税收负担过重的问题。一般情况下,租赁公司由于承租人违约而收回设备时已经造成亏损,而按照现行政策让其再次缴纳增值税显得非常不公平。
3、加强法制建设和融资租赁行业信息系统建设。央行征信系统应该立刻着手将融资租赁公司纳入到其信用采集系统中来。当然,央行可能也需要制定一定的规则以保护公民隐私权和防止征信系统被滥用。但是迟迟不接纳融资租赁公司作为征信系统的成员企业将不利于中国信用社会的建设。据目前可以进入央行征信系统的汽车金融公司介绍,超过百份之九十的申请者在央行征信系统里都有信贷纪录。随着信用卡和小额信贷在中国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将被纳入央行征信系统。央行应该适时出台相关政策确立进入央行征信系统的管理办法。满足管理办法的企业就应该被纳入征信系统。
另外相关监管部门也应该着手建立全国统一的融资租赁物品登记平台,并制定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而从事二手设备的交易商可以在这个统一平台上去查询该设备是否属于融资租赁设备从而避免购买产权不完整的设备。这样不仅有利于保护融资租赁公司的权利也将促进我国二手设备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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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危机中亟待发展融资租赁市场[eb/ol].http://stock.hexun.com/2008-12-18/112521785.html.
[3]关于《发展“融资租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建议[eb/ol]./company/weblog_viewentry/2418101.html,2008-12-25.
[4]2008—2009年中国融资租赁行业研究报告[eb/ol]./48/4808/480804/news/2009-02-13/105618.asp.
金融业税收管理现状及对策篇7
关键词：金融企业；税负水平；税负结构；行业比较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5－0103－05
一、问题的提出
银行业是金融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中国银行业税收负担的高低有所争论，主要形成了两种相反的观点：(1)银行业税负过高论。王聪(2000)、王军(2008)、李伟(2009)、童锦治(2010)等通过实证分析，认为银行业税负过高，应降低税负。其主要依据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银行业税负依然偏高。国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免征银行业的增值税。二是和国内其他行业相比，国内同属第三产业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和文化体育业适用3％的营业税税率，低于银行业5％的税率。因此，应进一步降低银行业税负。(2)银行业税负不高论。王敏、龙腾飞(2010)从我国宏观税负、国内其他行业税负两个角度，实证考察了我国银行业的税负水平，发现当前我国银行业税负水平并不高。因此，对于降低银行业税负的相关政策建议。应采取较为慎重的态度。
银行业的税收负担孰高孰低?本文力图立足于金融行业内部比较与服务行业的外部比较两个视角，利用2000～2009年的a股市场公开数据，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对我国上市金融企业的税负状况与变动趋势进行更微观的实证分析，以便为国家制定与调整税收政策提供客观依据与政策建议。
二、金融企业税收负担实证分析
(一)实证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目前我国a股上市的金融企业有28家，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包括银行类金融企业14家、保险业3家、证券期货业9家、金融信托业2家。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以在深沪两地a股上市的金融企业为总体，并剔除了年度内数据有缺失的企业、年度内实际税率小于零的企业等样本。
2、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回归分析等数理统计方法，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对我国上市金融企业的税负问题进行探讨。在计算上市金融企业的总体税收负担时，采用以下公式。
平均实际税率＝(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及附加)/(税前利润＋营业税及附加)
(二)上市金融企业税收负担分析
1、1994～2009：上市金融企业税收负担总体趋势分析。
(1)上市金融企业平均税负趋势。
我们首先从总体上对上市金融企业平均实际税率变化趋势作出分析。上市金融企业平均实际税率趋势如图1所示。由图1可见，1994年至2000年，上市金融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最开始处于减小状态，并在1998年达到低点；从1998年开始，实际税率整体处于上升趋势，并在2000年、2001年达到最高点。自2001年以来，上市金融企业的实际税率整体上呈下降趋势，到2009年上半年，已降至30％左右的水平。
自2001年开始，金融保险业的营业税由8％分三年下调到5％，2003年之后，营业税率都保持在5％的水平；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和2009年新《营业税暂行条例》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上市金融企业的税收负担。
(2）各年度平均实际税率分布区间。
税率分布区间反映了历年来上市金融企业平均实际税率所集中的区段，对金融企业税负范围作出了一个总体的描述。表1为分年度上市金融企业在各平均实际税率区间上所占的比例。
由表1可知。我国上市金融企业平均实际税率主要集中在20％～55％的区间内。自1994年来，实际税率在20％～25％之间的上市金融企业比例总体呈减少趋势，在2008年达到高点24％，随即继续减少；实际税率在25％～30％之间的上市金融企业比例变化总体呈U型，自1994年以来逐渐减少，在2006年只占上市金融企业总体的4.2％，但从2007年起，又逐渐增加：近年来，实际税率在30％～35％之间的上市金融企业数量呈增加趋势，而实际税率在35％～55％之间的企业数量是在逐渐减少的。因此可见，近年来，我国上市金融企业的实际税负呈逐年降低态势。
2、上市金融企业税收负担结构分析。
银行类金融企业与非银行类金融企业虽然同属于金融行业，但是由于二者所经营业务不同，其税收负担也有所不同；同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内银行业的经营前景不容乐观，因此，与非银行金融业联合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已经成为一种竞争趋势。在业务相互渗透的情况下，两个行业的税负情况如何，值得我们探讨。
(1)总体税负状况。
通过对银行类金融企业和非银行类金融企业的分别分析，并采用相同的统计口径，我们得到两个行业的总体税负情况(见图2)。
由图2可见：①两类企业的税收负担自2001年开始总体均趋于下降趋势，但非银行类金融企业的总体税负下降幅度大于银行类企业。②1994～2004年，非银行类金融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总体上高于银行类金融企业：从2005年开始。银行类金融企业的税负高于非银行类金融企业；两类企业在2009年中期都降到了30％左右的水平。
(2)平均实际税率波动状况。
为了考察历年来银行金融业和非银行金融业内部的税率变化大小，我们对两个行业内部不同年度税率波动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1994年以来，银行类金融企业与非银行类金融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都不稳定。其中，非银行类金融企业的变异系数比银行类金融企业的大，因此，非银行类金融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变化较大，对税收政策的敏感度较强。
(3)行业内部各企业实际税率差异状况。
为了考察银行类金融业和非银行类金融业内部各企业税率差的变化趋势，我们对各个年度行业内部的变异系数进行考察，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①在整体上银行类金融业内部各企业平均实际税率的差别不断波动且呈下降趋势，而非银行类金融业内部各企业税率差却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而是不断上下波动。②两类金融企业内部税率变异程度各有不同，从银行类金融业来考察，在2002年以及2003年，其内部不同企业之间平均实际税率的差异相对较小；而从非银行类金融业来考察，在2000年以及2007年，其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税率差相对较小。③总体来讲，大部分年度内，非银行类金融企业内部平均实际税率的差异大于银行类金融企业。
由分析可见，银行类金融业内部的实际税率分化没有非银行类金融业严重。造成行业内部各企业实际税负差异较大的原因有企业规模因素、盈利能力因素以及地区因素等：同时，非银行金融业内部包含了证
券期货业、保险业、金融信托业等行业，行业上的差别也可能是非银行类金融业内部实际税率分化严重的原因之一。
(三)上市金融企业与上市服务企业税负差异分析
将金融企业税负与服务企业税负进行比较，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金融企业作为一种中介机构，其本身提供的就是金融服务，本质上属于服务业；--是在我国现行税制下，金融业和服务业的税制结构基本相同，因此二者具有可比性。与服务企业的税负进行比较，可以对我国金融企业税负是否过高作出较合理的判断，并为探寻金融企业税负合理区间提供经验依据。
1、总体税负状况。
我们首先从总体上考察上市金融企业与上市服务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趋势，并对二者的差异作出分析。两个行业的总体税负情况如图3所示。
总体来讲，上市金融企业的税收负担明显高于上市服务企业。虽然二者的名义税率都基本相同，但是在实际的征收过程中，由于金融行业的行业特性等原因，导致金融行业的实际税负高于服务行业。
2、平均实际税率波动状况。
为了考察历年来上市金融业和上市服务业内部的税率变化大小，我们对两个行业内部不同年度税率波动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上市金融企业与上市服务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都不稳定。其中，服务企业的变异系数比金融企业的大，因此，上市服务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变化较大，对税收政策的敏感度较强。
3、行业内部各企业实际税率差异状况。
为了考察金融业和服务业内部各企业税率差的变化趋势，我们对各个年度行业内部的变异系数进行考察，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①在整体上，上市金融业内部各企业平均实际税率的差别呈下降趋势，表明金融业内部各企业的税率分化在逐步缩小，但是在2000年，其变异系数达到1.165之高，这可能是由于非银行金融业内部税率差异分化严重所致，但也不排除随机影响；相对于金融业，服务业内部各企业实际税负差别波动较大。②两类企业内部税率变异程度各有不同。对于上市金融业来讲，在2007年，其内部不同企业之间平均实际税率的差异相对较小：对于上市服务业来讲，在2008年，其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税率差相对较小。③总体来讲，大部分年度内，上市服务企业内部平均实际税率的差异大于上市金融企业。由此可见，上市金融业内部的实际税率分化没有上市服务业严重。
三、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1、上市金融企业的税负总量：逐年降低，税负仍较高。(1)税负水平逐年降低。近年来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的调整与改革使得上市金融企业的税收负担逐年降低。从2001年到2009年中期，平均实际税率已由57％降至30％左右的水平，国家的减税政策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2)税负总量仍然较高。第一，虽然自2001年以来，上市金融企业的税收负担在不断减轻，但是其总体税负还是较重。研究表明，历年上市金融企业税收负担水平即实际税率，全部都高于法定最高税率25％。这种状况说明金融企业承担了较重的税收负担，而且税收优惠程度很低。第二，尽管在行业性质、税制结构和名义税率上，金融业和服务业都比较相似，但是上市金融企业的总体实际税收负担却明显高于上市服务企业。因此，尽管自2001年来上市金融企业的总体税负在不断下降，但现在仍有下降的空间。
2、上市金融企业的税负结构：结构欠均衡。(1)金融企业内部税负结构变动。银行类金融企业与非银行类金融企业税负差异分析表明：①两类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变化趋势不同。1994年至2004年，非银行类金融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总体上高于银行类金融企业；而从2005年开始，银行类金融企业的税负高于非银行类金融业。虽然两类企业在2009年中期都降到了30％左右的水平，但是以后仍然可能出现变化。②两类企业的政策敏感性与内部税率分化程度不同。1994年以来，非银行类金融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变化程度较银行类金融企业大，其对税收政策的敏感性也比银行类金融企业强；同时，非银行类金融企业内部税率分化严重，而银行类金融企业却不明显。(2)金融企业与服务企业的税负结构变动。上市金融企业与上市服务企业税负差异分析表明：两类企业的政策敏感性与内部税率分化程度不同。1994年以来，上市服务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变化较大，其对税收政策的敏感性较强；上市服务企业内部平均实际税率的差异较大，税率分化较严重。
(二)政策建议
鉴于我国金融企业的整体税负仍然偏重、税负结构欠均衡的问题，建议进一步优化金融业税收政策。
金融业税收管理现状及对策篇8
关键词：期货市场；发展现状；问题
一、期货市场课税现状
受期货市场发育现状的制约，我国尚未形成科学、完整、系统的期货市场税收制度体系。目前，仅在期货市场运行的交易环节开征印花税和营业税，交割环节开征增值税，收益环节开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签发环节和遗赠环节则未开征任何税种。具体情况如下：
（一）印花税
1992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批发市场交易合同征收印花税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对各类批发及交易市场上签订的购销合同，应当按照印花税条例的规定征收印花税”。随着部分批发市场逐步发展成为商品期货交易所，这一政策也延用下来。因此，对商品期货交易双方买卖的期货合约，均参照《印花税条例》“购销合同”税目按0.03%的税率进行贴花；对于金融期货交易的印花税如何征收还没有明确规定。
（二）营业税
目前我国期货市场中课征的营业税主要涉及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和部分交易者。根据相关法规的规定[尤其是《关于资本市场有关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203号）]，对期货市场各方当事人的营业税的课征如下：
1期货交易所
由于期货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所的性质基本相同，因而在税收处理上没有本质区别，一般都是对其取得的服务费收入参照《营业税暂行条例》中“服务业”税目，按其取得的服务费收入的5%征收营业税，准许上海、郑州、大连期货交易所代收的期货市场监管费在营业税计税时从营业额中扣除，同时对其取得的收益征收所得税。
2期货公司
期货公司按其取得的佣金或手续费收入5%的税率征收营业税。期货公司提供金融服务所收取的各类费用，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期货公司作为交易中介向交易者收取的中介收入，也称为手续费或佣金；第二类是期货公司提供各类有偿金融服务收取的中间业务规费，如咨询费；第三类是期货公司根据行业规定以及行业惯例收取的费用，如保证金。第一类和第二类收费按所收取费用的全额计征营业税。第三类收费属于返还型收费，不构成营业收入不征营业税，其产生的利息作为营业外收入直接计入损益。根据《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申报管理办法》（国税发[2002]9号）规定，期货经纪业务和其他中介业务（中间业务）营业额为手续费（佣金）类的全部收入包括价外收取的代垫、代收代付费用（如邮电费、工本费）加价等，不得从中作任何扣除，不过准许期货公司为期货交易所代收的手续费从其营业税计税营业额中扣除。
3期货交易者
我国税法将期货交易者分为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两类。
4金融机构交易者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3]16号）中，对金融企业买卖金融商品的征税做了以下规定：
（1）税目。金融保险业下的“金融商品转让”是指转让外汇、有价证券或其他非货物期货所有权的行为，包括股票、债券、外汇及其他金融商品的转让。
（2）计税依据。金融机构买卖金融产品以买卖价差为营业额，征收5%的营业税。期货合约的买卖价，可以选定按加权平均法或移动平均法进行核算，选定后一年内不得变更。转让期货合约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期货所有权转移之日。
（3）盈亏结转。金融企业买卖金融商品，可在同一会计年度末，将不同纳税期出现的正差和负差按同一会计年度汇总的方式计算并缴纳营业税，如果汇总计算应缴的营业税税额小于本年已缴纳的营业税税额，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退税，但不得将一个会计年度内汇总后仍为负差的部分结转下一会计年度。
5非金融机构与个人交易者
非金融交易机构与个人转让金融产品的价差不征收营业税。
（三）增值税
国家税务总局在1993年颁布的《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国税发[1993]154号）中明确指出，“货物期货（包括商品期货和贵金属期货），应当征收增值税”。随后，又颁布了《货物期货征收增值税具体办法》作进一步说明，办法规定：
1纳税人
第一，交割时采取由期货交易所开具发票的，以期货交易所为纳税人；第二，交割时采取由供货的会员单位直接将发票开给购货会员单位的，以供货会员单位为纳税人。并规定，期货交易所增值税按次计算，其进项税额为该货物交割时供货会员单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销项税额，期货交易所本身发生的各种进项不得抵扣。
2计税依据
以交割时的不含税价格（不含增值税的实际成交额）为计税依据，按17%的税率计算征收增值税。
3纳税环节
以期货的实物交割环节为纳税环节。
（四）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主要涉及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和法人交易者。
1期货交易所
为了扶植期货交易所的发展，有关法规规定：1994年前新成立的期货交易所都可享受免征所得税1～2年的税收优惠，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上海金属交易所等，都曾享受此免税优惠。1994年实施新税制，减免税权高度集中，税法中未再明确规定对交易所的优惠政策。目前，对期货交易所取得的收益征收所得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保险企业所得税有关业务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2]960）对期货交易所相关费用扣除做了详细规定，包括对期货交易所提取的准备金，期货交易所缴纳的监管费，期货交易所收取的席位占用费和年会费的规定。
2期货公司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期货经纪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5]104号）的规定，对实行统一结算、统一风险控制、统一资金调拨、统一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的期货公司所属营业部，应以期货公司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因此，期货公司应在公司总部所在地统一缴纳企业所得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保险企业所得税业务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2]960）对期货公司的相关费用扣除做了详细的规定，包括对期货公司提取的准备金，期货公司和期货投资企业支付的会员资格费、席位占用费和年会费，以及期货公司代收手续费的规定。
期货公司参与期货交易所得按2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3法人交易者
对于法人单位的期货交易所得，应计入当期损益，按规定征收25%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应按税务机关核定的预缴期限，及时预缴入库；交易中发生的亏损可用下一预缴期的盈利弥补，或至年终汇算清缴。未实现损益不征税。
（五）个人所得税
个人从事期货交易取得的净所得，应适用个人所得税法中“财产转让所得”应税项目，按20%的税率，课征个人所得税。目前暂免征收。
个人从事期货经纪业务取得佣金扣除费用后按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我国现行期货市场税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期货市场税制存在制度性空白
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完整的期货市场税制体系。现行税收制度未能对期货市场的各个交易品种、各个交易主体和各个交易环节实现全面覆盖；现行税种体现的税收政策分散、零碎、松散，缺乏内在的逻辑性、系统性和配合性；有些法规条文只能参照股票、债券的税收政策执行，严重滞后于期货市场的发展；期货市场税制建设缺乏前瞻性，只能被动追随期货市场金融创新步伐，预留发展空间不足；期货市场税制建设与其他金融衍生品市场税制建设、乃至与国家总体税制建设的兼容性也考虑不足。
（二）期货市场税收政策规定比较粗糙
现有的期货市场税收政策比较粗糙，对不同交易品种、交易主体和交易行为缺少必要的差异性政策的调节。例如，在现行期货市场税收政策中，由于没有对套期保值和投机套利两类交易品种、交易主体、交易行为和交易所得进行必要的税收政策区分，相应进行差异化征税，对期货市场存在的过度投机问题便无法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此外，在目前开征的税种中，还存在税率、扣除项目、税收减免等方面的规定不够详细和明确、税法条文过于简单等问题，执行起来有很大难度。
（三）现行税收政策不尽合理
1营业税重复课征，加重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税法规定，期货公司计算缴纳营业税，取得的价外收取的代垫、代收代付费用（如邮电费、工本费）加价等，不得从税基中作任何扣除。这些本不属于期货公司自身收入的项目在期货公司纳税后，还须由实际收入人再次计税，造成重复课征现象，既不利于实现税负合理、公平原则，也影响了期货公司的发展。此外，在交易环节中，对期货交易流转额全额征税，也造成了营业税的重复课征，成为期货市场税负过重的原因之一。
2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不合理，影响期货行业的发展
为适应行业特点，各期货交易所和期货公司需要配置大量现代化的电子及通讯设备。这些设备更新换代的速度较快，但是税法规定，计算机和通讯设备的折旧年限不得低于5年。如果交易所或期货公司想提前更换固定资产，就意味着一部分固定资产无法通过折旧的形式在所得税前进行抵扣。这将打击它们提前进行固定资产更新的积极性，给期货行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3实物交割的增值税处理办法不统一，造成不合理税负差异
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存在三家商品期货交易所，但三家交易所对于实物交割的增值税处理并不统一。首先，三家交易所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方式不统一。上海期货交易所分别与买卖会员开增值税发票，即交易所充当买方的卖方和卖方的买方；郑州商品交易所是税务局驻交易所买卖会员开具增值税发票；大连商品交易所是买卖双方客户直接互开增值税发票。其次，增值税以交割结算价作为计税依据，而三家交易所交割结算价的内涵也不一致。上海期货交易所以最后交易日的结算价为交割结算价；郑州商品交易所采用滚动交割方式，进入交割月份可在任何交易日进行交割，以通知日的结算价作为交割结算价；大连商品交易所采用按交割月份所有交易日结算价的加权平均数作为交割结算价。交割结算价与交割双方的原始成交价格存在一定的差额，这种差额由于增值税处理方式的不同，导致相应的增值税差额，这部分差额或由期货交易所承担，或由实物交割双方承担，由此造成其中一方税负的不合理。
（四）现行征管体制与期货市场发展之间严重脱节
期货市场所具有的明显不同于传统实体经济市场的杠杆性、虚拟性、账外性和多样性等特点，对税收征管提出了许多亟需研究解决的新课题。现行税收征管体制与期货市场状况之间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具体体现在：
1期货市场对税收基本原则提出挑战
期货市场对税收基本原则提出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对税收公平原则的挑战和对税收效率原则的挑战。
税收公平原则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经济情况相同、纳税能力相当的人，其税收负担应相等，即应实行普遍纳税原则，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情况不同、纳税能力不等的人，其税收负担也应该不同，即收入水平较高的人缴纳的税额应当大于收入水平较低的人。然而，因为期货市场参与者的多元化和涉及面的广泛性，所以很难用传统的方法来判定所得的金额和所得的类别性质。还有各种金融创新使得期货组合形成的复杂性，更让所得的归属难以确定。在所得的性质类别、所得的数额等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实现税收公平原则的要求变得十分困难。
税收效率原则指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妨碍。为了进行风险管理，期货合约的品种和复杂性不断增加，从而使得企业资产和负债、收益和损失的界限无法明确划分，造成各种形式的避税和税收套利空间。对这些交易的甄别和判断，会加大纳税人和税务当局的工作量，影响税收征收管理的及时可靠性，对税收效率原则造成极大的挑战。
2期货交易所得的性质和数额难以确定
期货的使用和交易，使基础产品市场的经济利益重新分配。以所得税为例，在传统所得税征收中，基本都要把纳税人的收入按所得的类别分为五大类：营业所得、劳务所得、投资所得、财产所得和其他所得，进而实施不同的税率和课征方式。但是，确定期货所得收入的归属会比较麻烦，在营业所得和投资所得的区别上比较困难。比如生产企业在从事套期保值交易时，在实物交割时，应该确认营业所得或投资所得会是比较困难的问题。此外，在期货收入与成本之间如何匹配，进而期货交易所得数额如何确认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的理论和实践。由于对期货交易所得的性质和数额确定存在歧义，使税收征管工作举步维艰。
金融业税收管理现状及对策篇9
【关键词】服务三农面向三农财税政策
一、农行股改“面向三农”面临的主要矛盾
农行股改按照“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方针进行，这意味着农行将定位于“三农”，按照完全的商业化模式经营运作。农行商业化经营的本质属性与面向“三农”这一弱质产业的政策要求要完全统一起来，存在许多矛盾需要财税政策化解。
矛盾之一：县域农行运作困难，内部矛盾重重。首先是商业运作追求高效与业务办理效率低下的矛盾。例如，在上级行授信额度内办理还旧借新业务，中行、工行、建行一般1-2天就可以办完，而农行常常需要3-4周甚至超过1个月的时间。其次是农行中小企业信贷准入门槛较高与涉农客户小额信贷需求的矛盾。再次是农行员工的整体知识、年龄结构与业务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最后是现代商业银行规模大、科技构成高与农行县域支行、营业网点营业条件差的矛盾，严重制约县域行的业务发展。
矛盾之二：县域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竞争不公平的矛盾。一是部分地区农户和中小农村企业信用意识较差，甚至利用假破产、资产重组等形式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直接影响了农行的经营效益；二是农村金融市场中目前还没有建立诚信与担保体系，涉农金融机构之间信息闭塞，不能对恶意违约行为进行有效钳制；三是部分地区农行的网点被撤，营运体系不健全、作用有限，不能满足资金需求小、信息风险大的农户、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四是银政合作仍需加强。一方面，财税支农资金没有发挥应有作用，资金多头管理，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另一方面财税与农行之间缺乏有效的对接方式，农行为政府项目的资金配套受到诸多约束，人为限制了农行的发展速度。
矛盾之三:面向“三农”与“商业运作”两个目标、两种责任、两套考核体系的矛盾。“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是一个完整体系。一方面，农行要面向“三农”，服务县域；另一方面，作为商业银行，农行还必须商业化运作，实现价值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这两个目标、两种责任、两套考核体系如何兼顾，农行在实际工作中很难把握。没有严格的财税支持指标考核体系和监督，二者很难兼顾，容易形成新的巨额不良资产。
矛盾之四：地方政府对“三农”贷款投入期望值高与现有信贷准入要求严的矛盾。虽然农行基层机构是一级法人体系下的商业金融授权机构，但是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经济发展需求，会利用各种手段对农行经营施加影响。这一情况过去曾普遍存在，今后也不可避免，特别是在农行服务“三农”的定位明确后，各级政府对农行增加“三农”贷款投入的期望值会更高。而农行作为商业银行，贷款的准入条件在股份制改革之后将更严格、更精细，出现不良贷款之后对责任人的追究将更严厉。在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评级授信要求和责任追究机制下，服务“三农”的职能很难充分发挥。
矛盾之五：股东价值回报最大化与服务“三农”整体收益偏低的矛盾。农行股改到位后，股东结构将多元化，无论是国家投资者、战略投资者，还是广大股民都要求回报最大化。但“三农”产业和县域经济客户存在投入大、生产周期长、资金回报率低、风险系数高的基本特征，与纯粹的商业银行经营要求存在很大差距，将给农行经营业绩和市场形象带来很大压力。
矛盾之六：监管标准的一致性与服务对象风险系数差异性的矛盾。农行市场定位于面向“三农”，但在现阶段，“三农”毕竟还是弱质产业，县域经济的客户群体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在这个市场环境中做业务，面临的风险相对会大一些。但是，目前监管部门对农行的监管标准与其他商业银行是一样的，这个矛盾很难处理。
矛盾之七：服务三农与历史包袱沉重、持续发展后劲相对不足的矛盾。近年来，随着政府加大企业重组力度和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农行2000年以前支持的一批农村企业陆续走向衰亡，带来了沉重的经营负担。农行2007年末不良贷款余额8065.1亿元，需要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高达6539.95亿元，即使将资本金转为拨备，缺口仍将达5186亿元。（参见表1，表2）。
资料来源：根据2007年《中国农业银行调研报告》整理以上这些矛盾，即使农行股改完成仍将长期存在，需要持续的财税政策支持。
二、财税政策支持农行股改“面向三农”的理论依据
依据之一：纠正因农村金融主体陷入博弈困境造成的市场功能扭曲
农业由于内在的弱质性和高风险性导致农村信贷的风险高于一般工商业贷款，农行的风险自然也高于其他金融机构。农村信贷的高分散性、信息不对称性等特点也增加了农行的经营成本。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指出：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机制将导致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当市场的不完备、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非充分竞争等经济特征普遍存在时,市场机制将不能自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这就是著名的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定理(GreenwaldandStiglitz，1986)。特别是由于加重成本、路径依赖、资产专用性等因素的存在，微观经济易于陷入博弈的困境。如果用外部边际收益（marginalexternalbenefit，meB）来表示因为增加一个单位的农村资金投入而给社会所带来的额外收益，则它可以用以解释前述正向外部效应如何导致了社会信贷资金资源在农村信贷域中的扭曲配置。
正外部效应与资源配置效率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所提供的带有正的外部效应的农村资金投入数量，纵轴表示有关的交易价格、效益和成本。S和D曲线分别表示该投资的市场供给曲线和市场需求曲线。mSB曲线表示社会边际收益，它包括了融资者所获得的私人边际收益mpB和外部边际收益meB。S和D曲线相交于U点，相应的市场交易价格为p1，均衡数量为Q1。这时，融资者所获得的私人边际收益就等于其所愿支付的交易价格p1。但是由于外部边际收益的存在，此时的社会边际收益mSB处于p2的水平。根据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只要社会边际收益和私人边际收益不一致，依据私人边际收益做出的投资决策肯定不是具有效率的。
这样，从效率的角度看，mSB曲线与S曲线的交点所决定的农村资金投资数量和交易价格才是最具有效率的。此时农村资金投资的供给数量为Q2，社会边际收益为p3。显然，Q2大于Q1。也就是说，当存在正的外部效应时，社会上的农村资金投资供给将会处于不足的状态。例如,在农业产业领域,许多项目需要高额的投入,完成之后却易产生“外逃”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相关产业就会倾向选择等待接受农业企业的“技术外溢”策略，而不是发展农业产业，当所有的银行都选择了这种“最优”的等待策略时,农村资金就可能陷入停滞状态。这也正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在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的功能被扭曲时，当农村资金外溢时，当农行面向三农时，财政税收作为“第三方”加以支持和调整就具有了必要性和重要性。
依据之二:财政支持农行“面向三农”即是支持三农，是农村公共财政职能的实现
农行不论是历史与现状都姓农，其本质是与三农紧密联系的。农行建立之初衷就是为农业发展、乡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服务的，农行自建立那天起从未脱离三农领域，尽管近年来商业运作有弱化三农的趋势，但其在农业的资金投入仍然高于任何一家商业银行。根据农行年报，农行60%的网点、51%的员工分布在县域，截至2006年末，农行县域贷款和城市行管理的涉农贷款共计1.7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55%。农行金融结算网络不但为客户提供服务，还为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给算等服务，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公共服务职能。这里，我们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决定因素作简单的模型分析，样本数据取1999年至2005年，以农户家庭的人均纯收入（y）为被解释变量，以农产品价格（p）、对农村的信贷投入（i，采取人均信贷来衡量，即包含农业的贷款投资，也包括对乡镇企业的信贷投资）、农村从业人员的就业结构（L，用农村中从事非农人员数与从事农林牧渔的人数比值反映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财政支农资金（F）作为解释变量，运用oLS法对其对数形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并还原，得到如下的模型结果（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
Y=2.739750L0.677054F0.140460i0.207506p0.188964
从模型结果可知，各变量均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的统计量检验。并且模型结果不存在自相关问题。同时方程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99%的F检验。另外调整后的R-squared高达0.997269，说明模型具有较大的拟合度。因此，从回归结果看，我们可知对农村的信贷投资，对农户家庭收入具有正向的影响，即信贷投资每增长1%，农户人均纯收入可增长0.21%。因此，在当前的客观条件下，农行1.7万亿的涉农贷款对于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深远意义，另外也意味着当前农村对金融的需求远未达到饱和状态，存在供给缺口，需要通过进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来完成。
依据之三：金融协调政策与财政支农政策的整合理论
爱德华·S·肖说过，金融体制缺乏效率的问题，不可能只由金融机构和金融政策的改善而得到解决。金融体制的改革应与其他非金融政策的改革配套进行。在改革金融制度时如不同时采取正确的国内税收刺激政策和财政政策等，仅仅改革金融制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推进农行改革，财税政策的配合至关重要，财政的无偿投入与商业性银行的有偿投入相结合，二者能够达到共同的政策目标。财政支农政策与农行“面向三农”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联系从根本上说植根于双方政策最终目标的一致性。两大政策的着眼点，都是针对农村社会供需总量与结构在资金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有悖于“三农”货币流通稳定和市场供求协调正常运行状态的各种问题；两大政策的归宿，都是力求“三农”社会供需在动态过程中达到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从而使涉农经济尽可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两大政策的紧密联系还来源于双方政策手段的互补性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互动性，一方的政策实施过程，通常都需要对方的政策手段或机制发挥其特长来加以配合策应。因此，现阶段进一步加强我国农村财税政策与农行改革政策协调配合的紧迫性，源于农村金融产业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以及“三农”经济发展运行的实际状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建立与完善支持农行股改“面向三农”的财税体系
（一）清晰界定农行“面向三农”的含义，是建立支持农行股改财税体系的前提
“面向三农”的股改方针既是一种改制方向性的要求，又是一种农行市场定位，体现在具体操作上的要求很高。农行怎样运作，才算是符合“面向三农”的定位，政府与农行之间必须达成制度共识。只有这样，对农行而言，才不至于无所适从；对政府而言，才可能对农行有着量化、一致、稳定、规范的系统考核。从目前看，对“面向三农”的含义界定仍不清晰。我们认为建立支持农行股改财税体系，“面向三农”必须由权威部门加以明确，并在政府与农行之间形成高度共识，以便于双方在实际工作中有所遵循。
（二）农行面向三农的财政支持体系
1.财政投入政策体系。财政投入是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增强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需要通过加大财政投资规模来实现。（1）农村社会保障、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部门具有提供准公共产品的功能，需要政府直接、持续的资金投入与资金扶持。（2）农行历史上曾经承担了巨大的政策性信贷任务，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理应由财政予以消化（建立支农风险金），其核心资本严重不足，可由财政部分的注资或入股。
2.财政补贴政策。财政补贴是由财政安排专项资金进行的一种补贴，是直接或间接向农行提供的一种无偿的转移支付。与财政直接投入相比，财政补贴具有规模小、灵活性强等特点，是政府鼓励与支持农村金融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对于农行而言，更适用于财政补贴的运用。如国家对三农信贷的利息补贴，对设施农业的补贴，对农村贫困学生的助学贷款贴息等等。
（三）农行面向三农的税收支持体系
1.农行涉农业务流转税制的改革。农行县域业务营业税改革可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保留现行营业税制，降低税负、扩大范围。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废除农行县域业务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条件。第二步是改征增值税。应当按照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将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征税范围先行扩大到农行县域业务，对大部分业务实行基本免税法征收增值税，对手续费、咨询费等征收增值税。同时,取消农行县域业务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2.农行县域业务所得税制的改革与完善。（1）降低所得税税率,减轻农行县域业务的税收负担；（2）修改税前扣除规定，规范和统一税基。取消计税工资限额，与农行县域业务经营有关的支出和费用应当允许在税前据实扣除；放宽涉农业务坏账核销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在税前计提专项贷款准备金；统一和提高固定资产的折旧比例；将预提税改按应计提项目的实际汇款额征收；（3）按照涉农金融业务的不同和所属区域不同来制定优惠政策，对贫困县金融业务可规定较低的税率，给予较多的税前扣除，对国定贫困县的涉农业务免征所得税；对中西部、东北和海南的县（县级市），以及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定贫困县经营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或先征后返专项用于增加风险准备以提高风险覆盖能力；（4）取消县域农村银行机构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5）降低县域存款准备金比率；（6）提高税前损失准备金计提比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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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税收管理现状及对策篇10
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蒸蒸日上，特别是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和深入实施，是我国科技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一大批重要成果涌现出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科技竞争力不断增强。但是，政策、资金以及市场环境等方面的不完善也给企业自主创新带来严峻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企业自主创新的推进。特别是企业创新资金的不足以及科技创新风险的存在企业的科技创新很难在市场上进行成功的融资。因此，从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两个方面探讨企业自主创新的现状和建议是非常必要的。
一、支持科技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分析
（一）税收激励政策现状
近些年来，为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税收扶持政策，鼓励企业科技创新。这些税收扶持政策对于推动我国企业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税收政策对于推动企业自主创新没有形成足够能量的激励机制。主要表现在：
1．对研发环节给与支持的税收激励政策只占很小的比例。税收激励只是对已经形成科技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已经享有科研成果的技术性收入实施优惠，而对技术落后继续进行技术更新的企业以及正在进行科技开发的活动缺少鼓励措施，使企业只关心科技成果的应用而不注重对科技开发的投入，不利于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3．税收政策的制度性缺陷，抵消了政策优惠的力度。生产型增值税对高科技企业发展的抑制作用；企业所得税内外有别导致内资企业税负偏重，严重制约企业的积累和发展能力，是长期存在的制度性因素。总体而言，税收政策产生的效应，制度性缺陷的抑制力更强。
4．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根据各个税种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税收优惠形式的特点形成科学的激励机制。由于忽视了税种之间的内在联系，一个税种少征，往往另一个税种多征，形成各税种之间政策效力相互抵消。
5．对于高科技人员的优惠措施较少。我国现行税收政策中对高科技人才的收入并没有明确的个人所得税优惠。这些问题的存在既不利于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又降低了高科技行业人才的积极性，又降低了高科技行业对人才的吸引力，使大量人才外流。
（二）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建议
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税收是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财力基础，而且运用税收政策还可以激励企业逐渐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力军，有利于创新成果的转化。因此，必须创造更适合的税收扶持与激励政策，来适应目前科技进步，尤其是自主创新以及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要求。
1．制定上下游产业链协调的税收政策.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企业自主创新的重点应该放在自主创新和引进技术再创新的环节上，因而我国针对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应该由偏重产业链的下游向产业链的上游转移，即从生产销售环节想开发研究环节转移，确立企业的研究开发环节为税收激励的重点。
2．建立起对所有企业适用的具有普惠制的创新激励机制。现行的许多优惠政策仍然存在诸多限制，只有部分企业可以享有优惠政策，而自主创新不是局限在部分企业，而是所有企业。因此，应当取消现行优惠政策中不合理、不公平的限制性条件，使特惠制变为普惠制。
3．改革增值税，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加速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扩大增值税改革的试点范围，实行地区与行业相结合的办法。扩大增值税增值范围，实行全面征收。适当扩大高科技行业享受增值税优惠的范围。对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实行零税率，做到彻底退税，使其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增强其竞争力。
4．加大对科技人员的税收优惠政策，拓宽高新技术企业的筹资渠道。我国现行税法几乎没有针对高科技人才的税收优惠政策，高新技术企业在实际企业发展中缺乏必要的人才激励机制。强化对高科技人才的优惠主要体现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提高高科技人才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对高科技人员在技术成果和技术服务方面的收入减征，特殊成绩获得的各类奖励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5．完善税收制度，形成制度性的税收激励。建立起临时性与制度相结合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并在税收制度的设计上从整体上考虑税种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各税种优惠形式的特点，各有侧重，从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共同发挥作用。
6．增加对科技环境保护的政策倾斜。针对环境保护、节约能源等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活动，税收应给予特别优惠，这种优惠政策能加强我国的政策导向，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推动我国节约型、生态型社会的建设。
二、支持科技自主创新的金融政策研究
（一）金融支持政策现状
近年来，为了促进科技产业的发展，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我国已推出了一系列金融扶持政策及相关优惠政策，如加大科技贷款的投入总量，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等，这些都对促进科技型企业的自主创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当前我国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投融资渠道比较狭窄，金融产品较少，尚不能完全满足投融资主体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和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受到了金融环境的制约与影响，许多自主创新企业面临发展困境，整体技术装备水平也较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发挥不强。目前我国政府资金主要针对产业的支持，直接针对产业项目，计划经济比较浓厚而时常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则更多的采用间接平台，建立机制，营造环境，相比之下，后一中方式更容易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
2.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的投资工具形式单一，从而导致了金融机构在针对中小企业开展业务时，所承担的风险与可能的收益之间不对称的问题，结果严重影响了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积极性。
3.风险共担机制。在努力实现双赢的同时风险共担也非常重要。目前我们只能实行全额的担保，这样的作用基本将金融机构的风险转嫁给担保机构，不利于发挥各方面的作用。
（二）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金融政策建议
发达和完善的金融业是推动企业自主创新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强大的资本市场将对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行为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完善企业创新的金融机制，将金融服务重点转向自主创新，加大金融系统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通过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促进自主创新更好更快的发展，实现金融改革与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加强和完善对企业自主创新的金融支持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要充分发挥政府导向作用，完善鼓励企业创新的信贷政策和投融资政策。一方面，要整合政府资金，加大扶持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积极运用政策调节手段，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支持企业创新，加强政府资金与金融资金的相互配合，通过基金、贴息、担保等手段引导更多的资金支持自主创新与科技成果产业化。
2．政策型银行要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的规模化融资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项目、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项目等提供贷款，给予重点支持。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所需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进出口，提供融资支持。
3．通过改善金融环境，促进商业银行对自主创新企业的服务。商业银行对国家和省级立项的高新技术项目，应根据国家投资政策及信贷政策规定，积极给予信贷支持。商业银行对有效益、有还贷能力的自主创新产品出口所需的流动资金贷款，要根据信贷原则优先安排、重点支持，及时提供多种金融服务。政府可以建立企业自主创新的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和担保基金，引导商业银行开展对自主创新企业提供差别化、标准化的金融支持。
4．加快中小企业板建设，设置中小板“绿色通道”一是加快发展对创新型企业的支持力度。尽快恢复中小企业板的融资功能，为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发展上市设立“绿色通道”，降低门槛，简化程序，缩短时间，减少费用。二是强化中小企业板监管措施。三是推动中小企业板制度创新。推进上市准入制度创新，建立适应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优胜劣汰”的退市机制，推进全流通经济制下的交易与监管制度创新。四是加大中小企业上市资源的培养力度。
5．积极推进金融工具创新。金融机构要努力进行金融工具创新，如对重大科技专项资产实行证券化、发放可转换债券、票据贴现等低风险业务等，既可以使银行降低风险增加收益，又可以有效弥补企业创新的资金缺口，实现科技和金融、企业和社会多赢共利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