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篇1
一、文献实证
文学研究的主要依据是文献，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佛道文献，重点是集部。掌握第一手的文献是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没有文献的积累，研究是无从谈起的。只有在文献掌握的基础上提出问题，才能采用适当的方法得出恰当的结论，由此可见在文学研究中文献的重要性。考辨是文献搜集之后更重要的工作。由于年代久远或作伪等原因，一手文献资料并不都可靠，其中存在虚假的材料，这时首先就应该将其剔除出去，然后在真实可靠的文献基础上开始研究，否则难以得到客观合理的结论。比如，《周礼》虽然是儒家经典之一，但其最终成书是在汉代，其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周代的，假如有学者不经考辨完全以此为据来研究周代礼制，就存在很大问题。再如《尚书》有古今之分，但都被作为经典而为学者尊崇，宋代朱熹虽明确对《古文尚书》表示怀疑，但没有定案，直至明清之际，学者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才最终认定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是伪作。在现代学术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二十四诗品》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诗歌史、美学史上的经典文献，尽管相关研究著作非常多，但人们对其作者和产生时代其实是有疑问的。1994年陈尚君、汪涌豪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上提交《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认为《二十四诗品》并非司空图所作，此文一出，引起了热烈讨论，因为一旦证实此书是伪书，它的产生时代就会从唐代变成元明时期，那么以往的研究结论有很多将被推翻，相关的研究史也将改写。《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提出后，既有赞同者也有反对者，到现在已经20多年的时间，还不时有文章探讨这一问题，就双方所持证据来说，都难以使对方完全信服，所以目前只能是存疑。但是，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有重要的意义，即它再次强调了文献的重要性。文献首先要注重真实可靠，但并不是说凡是伪书就毫无价值。陈寅恪说：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280因此，我们对文献之真伪不能不顾，但也不要执着于真而对假的材料全部弃之不用。辨别伪书是有一套方法的，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提到辨伪八法，梁启超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辨伪十二法：一、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二、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逸，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三、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是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四、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五、真书原本经过前人称引，确有左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六、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者全伪或一部分伪；七、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八、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九、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十、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十一、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十二、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前人总结的方法对当今的学术研究很有借鉴意义，除了研究方法的启示，他们严谨治学的精神也时刻提醒着当今的学者。
文献实证的另一个具体表现是年谱编纂，其学理依据则是孟子的知人论世说。通过年谱来显示一个人一生的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并把文学作品按照时间编年，就能了解具体作品的创作背景，为作品的解读建立历史的根据。但在实际操作中，或者由于材料有限人物的事迹不能完全落实，或者由于考订有误造成人物事迹错误，作品编年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运用年谱―作品的方法做研究，容易导致穿凿附会。面对如此问题，学者就应该多闻阙疑，不要强作解人。可这样说，并不是不追求史实的准确性，而是为了更符合真实。就实际的研究成果来说，采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著作，如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邓广铭《辛稼轩年谱》、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等。与年谱密切相关的作品编年也是文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很多作品集的整理都有编年的部分，在实际的研究中，更会处处用到。
实证研究的文献主要是传世文献，但随着考古成果的涌现，地下出土文献也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20世纪，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针对敦煌文献的新发现，陈寅恪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66在唐代文史研究领域，出土墓志成了近年文史研究的热点，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大量的出土墓志拓展了可利用的文献范围，学者可借此弥补传世文献之不足；第二，出土墓志埋藏于地下，未经后人篡改，其真实性相对较高，可以和传世文献对照，对于历史真实的认识有很大的助益。但若反思这一研究，其实隐含着危险。这是因为如果过分强调出土的新材料，人人以新材料为秘籍，则有可能导致对旧材料的忽视，所做的研究流于新材料的展览而很难有深度。
二、鉴赏批评
文学不同于历史，文学需要灵心赏悟。文学研究者必须具备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力和鉴赏力，这和文献实证的研究方法不同，可称之为鉴赏批评。古代中国很少有系统严密的文学理论作品（《文心雕龙》除外），更多的是对文学作品感悟性的短评，如极具中国特色的诗话词话等。钟嵘的《诗品》被誉为百代诗话之祖，其书以三品论人，诗人之间多有源流关系，整体具有系统性，但就其中具体作家的评价来看依然是感悟鉴赏式的，往往通过描述给人一种印象，如流风回雪落花依草等。后世的文论家亦大致如此，王国维《人间词话》虽引入了西方的哲学、美学观念，但其形式还是传统的样式。在现代学者中，将鉴赏批评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得最充分的要数钱钟书的《谈艺录》。《谈艺录》也和传统诗话一样，分为若干篇，篇与篇之间基本相互独立，具体内容是对一些文艺问题的论析，虽然也涉及文献考证，但数量较少，而且明显不是重点。此外，将鉴赏批评这一方法表现得最明显的是鉴赏辞典，如《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等，此类书对普通读者而言是很好的诗词读本，但此风盛行也产生了大量低劣作品。除了这种集体成果，一些学者也有诗词赏析之作，如沈祖棻《宋词赏析》因感受细腻、分析到位，受到学者的一致好评，霍松林《唐宋诗文鉴赏举隅》也是高质量的著作。
鉴赏批评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之一，对学者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鉴赏批评不是完全的主观臆断，它不仅需要读者具有深厚的审美积累和审美经验，而且需要读者有灵心善感，能够穿越文字的阻隔与作者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此外，读者还应该具备一定的创作经验，能够感知创作的甘苦，知道创作的关键所在，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评判作品的优劣，即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所言：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古代学者的很多感悟性论断，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非常准确，这与他们既是文论家也是优秀作家有关。可在现代，由于文体、语体的差异，很多学者已经不具备丰富的创作经验，以至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艺术审美研究一直是比较欠缺的，当然这已经受到学者的重视。
文献实证与鉴赏批评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不可偏废。优秀的学者都能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学术研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闻一多是唐诗研究的大家，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绩，一方面是因为他本身是诗人，对诗歌有很好的感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唐诗文献考订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朱自清说：他在‘故纸堆内讨生活’，第一步还得走正统的道路，就是语史学的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还得从训诂和史料的考据下手。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研究唐诗。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那时工作的重心在历史的考据。闻一多的唐诗研究成果主要有《唐诗杂论》《唐诗大系》，其中《唐诗大系》对所选诗人生卒年的考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为研究者所信奉。当然，闻一多的代表作首推《唐诗杂论》，从该书内的文章题目就能看出闻一多是把文献考证和鉴赏批评综合运用的，如《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是偏向考证的，《宫体诗的自赎》《孟浩然》等则偏于文艺研究，但也是以文献考证为基础的。明确提出把文献学和文艺学结合起来研究古代文学的是程千帆。1954年，沈祖棻在她与程千帆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后记里提到：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程千帆在《桑榆忆往》中明确说：文艺学在理论上解决问题，文献学在史料上、背景上解决问题，我所追求的是文艺学与文献学的高度结合。这一方法有着丰富的内涵：首先它意味着应当把版本校勘、文字训诂以及名物考订等一般属于考据学方法的研究，与批评即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对文学家心灵的感知很好地结合起来……把考据与批评结合起来的另一层含义，又意味着应当把对作者生平与思想的探索，对作品写作的时间、地点，作者所生活的时代背景等史实和材料的考辨，与文学的批评结合起来……同时还包含着把考据之外的其它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尽可能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来的意思，如果这种知识和方法有助于说明和解决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程先生还提到了文学研究的另一方面，即理论分析。鉴赏批评虽然强调审美和感悟，但也离不开理论分析，否则只能停留在感性的层面，难以有更高的提升。所以，在鉴赏批评时既要善于借鉴理论，又不能被理论左右，要从作品研究中总结提炼理论，而不是用理论来套作品。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如何将文献与文艺完美结合没有一定的规定，需要学者灵活应用，其根本目的是解决学术问题。
三、文史互证
中国古代学术文史不分家，进入现代以后，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学科门类逐渐细化，文学和历史被分为两科，学者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历史学者不懂文学，文学研究者不通历史，这给学术研究带来很多不便，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回顾中国学术史，可以看到一流的学者往往文史贯通，有意识地打破学科界限进行综合研究，此一方法可概括为文史互证。
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篇2
关键词：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综述
古典文学是民族发展的历史，是民族精神的血脉，是民族文化的源泉；是志士仰天长啸的一首歌，是文人邀月共饮的一杯酒，是侠客仗剑扼腕的一腔血；是一幅画，是一个梦，是一份情。
古典文学的研究是一个割不断的历史过程。回顾19世纪中叶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从《诗经》、《楚辞》直到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有引人注目的成果。然而，在这个政治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革命没有像文学创作那样引人注目。首先这是由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和新文学创作相比，古典文学的研究显得有些沉寂，它面对的是过去的历史，而不是变革的当下和发展的未来。这使得从事该领域的学者多遵循前代的老路，仍做着考证、注疏的传统工作，同时仍在沿用传统的诗话、词话或评点等方式对文学典籍进行解释。概括来说，做19世纪中末叶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多数人属于旧式学者。他们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有良好的学问功底，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批在封建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人，外来文化还没有对他们的学术产生影响，他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还带着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尚未显现太多变革的气象，他们基本上属于那个时代的守旧派。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社会变化最大、发展速度最快、最曲折复杂，也最激动人心的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在20世纪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古典文学研究，在中国一直是显学，它传统深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取得了新的与时代相适应的成就。回顾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性的内涵，大致可以归为两方面，一是西方性，二是人民性。西方性是指古典文学研究者多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及文学研究方法来关照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它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进程。这种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形成了古典文学研究传统，应该说，西方视角和方法构成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和研究传统，对古典文学研究者产生了深刻影响；人民性是指“五四”以来，在鲁迅等人的倡导下，古典文学研究者从平民大众角度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风气。“人民性”作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一个特有的概念与术语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阶段性的概念，构成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性进程的重要内涵。到90年代后期，古典文学研究进入了多元化研究格局。此时，“创新”与“特质”成为主要方面，即尽力形成自己的研究个性，在评价标准上试图有新突破。“无用之用”的研究目的进入研究者思想，多元化格局由此大显。
进入21世纪已有八载，古典文学研究在多元化的格局中推进很快，一批中年学者成果坚实，年轻学者锐利四射。可以说，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的青黄不接与断层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但在新世纪里，古典文学研究的态势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去思考。
纵观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归为三种，即宏观研究方法、微观研究方法和打通古今中外研究方法。
宏观研究方法更多注重思辨色彩，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有三个出发点：一是研究我国民族文学特点以继承优秀传统；二是了解文学发展规律以促进当代文学的发展；三是研究民族文化特性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宏观研究是古典文学研究学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提倡这种研究原因之一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在宏观研究方面比较薄弱，需要加强；其二，宏观研究中理论比重较大，推进古典文学研究，开创新局面，需要对几十年来研究领域中一些重大理论观念问题作一番清理；其三是希望抓住带有全局性的课题，促进古典文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提高。宏观研究对于打破旧的研究格局有很大帮助。首先，人们尝试用史学、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理论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武器；其次，在方法论上有重要意义。宏观研究在思考、探索的过程中，是将研究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一个体系来研究，更多考虑事物间的关系、事物内部与外部的联系等问题。
适合用宏观研究方法的人，首先要有灵气，思想比较活跃；其次，知识面要广，知识积累丰富而且牢固；再次是必须对某一事件有深入而且独到的思维；第四是要有独特的方法。宏观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启发人的思维，在研究过程中，新的思想与新的观点会层出不穷。缺点则主要表现在，主观的东西太多，缺乏有力的证据。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有李泽厚、刘再复、刘晓波等。
微观研究方法，又叫传统国学（中学、汉学、国粹）研究方法。这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词章之学（如训诂学等）、考据之学（历史范畴）、义理之学（如古典哲学、宗教等）和经世之学（曾国藩提出）。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研究者的功底相当扎实，资料丰富，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缺点主要体现在，微观研究的格局过于狭小，启发性也较小，固步自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使用此种方法的，建国前有王国维等；建国后有傅玄宗、袁行霈等。乾嘉学派主要也是利用这种方法，注重从字词句章进行微观研究，从考据入手。
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篇3
关键词：近十年古代图书分类研究述评
图书分类学是目录学与图书馆学相互交叉的一门学科。虽然“目录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专有名词在我国的提出时间较晚，始见于清乾隆间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①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中国丝毫没有图书目录的编制活动，相反，中国古代为图书编制目录的活动产生得很早，一直可以追溯到《周易》“十翼”中汇总六十四卦卦名、为它们排列次序、说明它们内在联系的《序卦传》。此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制的《别录》和《七略》无疑是我国古代图书目录分类的开山之作。由刘氏父子开创的“六分法”不断演进直至在《隋志》中被此后一直占据着官修和民间图书目录分类的主导地位的“四分法”正式取代。之后以南宋郑樵的“十二分法”为代表的多分法对四部分类子目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古代图书目录分类体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融会贯通前世四部分类和多分法，成为四部分类的集大成者。改革开放后学界对古代图书分类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古代分类法与古代学术思想之间、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以下简称“中图法”）之间等关系的研究；对历代目录学家分类思想和目录学著作分类体系的研究；古代图书分类的演进轨迹和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编制新的中国古典文献分类法的想法。以上各种研究笔者将其归纳，不外乎两种，第一种即将古代图书分类视作一个整体系统考量，分析古代分类法的历史演变、学术价值等；第二种则是研究单个目录学家的图书分类思想和单部目录学著作的分类体系及学术价值等。鉴于此，笔者需要申明的一点是：近十年学界将古代图书分类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研究的学术成果是本文的研究对象，而研究古代单个目录学家的图书分类思想和单本目录学著作的分类体系、学术价值等的论文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笔者通过梳理相关专著及论文，将近十年来古代图书分类的研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古代图书分类与古代学术之间的关系
学科分类观念的产生和演变促进了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各自占主导地位的图书分类法的形成。在学术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古代图书分类又通过类目体系结构、类目序列及名称的变化，以及类序、解题、互著、别裁等方式反映学术源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术的发展。早在上世纪初，姚名达先生就指出“学术思想之分对于图书之分类关系之密切矣”。②因此古代图书分类与古代学术之间的关系成为近十年学界研究的一个方向。
谭华军从知识分类与图书分类的关系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体系演变的过程，指出图书分类目录体系的沿革、演变，以及类序和解题，间接地反映出我国学术文化知识谱系的发展脉络。［1］左玉珂从中国传统学术分类及其特征、古代图书分类与中国知识系统之演变等方面分析了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中国知识系统的演变发展与古代图书分类发展的关系。［2］袁学良则总结道：“通观汉至清的各式各样的典籍分类法，虽类目有多寡，体例有差异，然而其基本板块结构却极为相似。究其原因，首先应该归结于它们具有相同的封建时代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基础。”［3］另外，他还将先秦图书分类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萌芽期（上古至春秋前期）、专门性分类法时期（春秋后期）和综合性分类法时期（战国至秦代）。［4］赵涛更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中的儒教、道教和佛教在古代图书分类法嬗变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5］
近十年来对于古代图书分类与古代学术之间关系的研究总体来说比较客观，准确地揭示出学术对图书分类的影响和图书目录分类体系对学术流变的反映，这些研究不仅是图书分类的研究成果，而且为学术史的研究补充了新的内容。
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篇4
古音学是一门研究汉语上古音的学问。在中国的历朝历代当中，上古音到底属于哪一时段的语音，学界还有些分歧，流行的说法认为上古音就是先秦两汉时期的语音，但有个别学者认为这段时间太宽泛，上古音应该仅限于周秦时期，不包括先周时代以至远古时代的语音（刘晓南，2007：135）。本文依据清代学者研究上古音使用的材料――《诗经》等先秦韵文和《说文解字》中的形声字，采用刘晓南先生的说法。古音研究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末，郑玄的“笺”、“注”或刘熙的《释名》里，一再提到“古音某，今音某”的语言现象。古音研究的真正开始是在宋代的吴域和郑痒，但他们受制于《唐韵》分部的影响，又加上对古音研究的指导思想没有脱离“叶音说”的窠臼，因而缺乏科学价值。到了明代的陈第明确提出了“古诗无叶音”的说法，建立了“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改，音有转移①”的正确语音历史观，古音研究的科学时代才算开始，但陈氏考察古音拘泥于只言片字缺乏系统性，因而古音学的研究具有突破性进展的时期是在清代，表现为名家辈出，如顾炎武、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孔广森、江有诰、章太炎、黄侃等；成果丰硕，据耿振声先生统计可达167种②。为近现代古音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从五个方面对清代的古音研究做一个全面的鸟瞰，以便同行们参考。
二古音理论研究
清代之前古音研究形成了两种指导思想。一种以朱熹为代表的“叶音”说，主张用今音改古音以求得读古书的和谐，其精神内核是古今音不变；另一种以唐代陆德明、宋代吴域、明代陈第为代表的“音移”观，主张语音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古有古音今有今音。
清初顾炎武继承了“音移”观的指导思想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语音发展的阶段理论，顾氏认为：《诗经》“三百五篇，古人之音书也”，“然自秦汉之文，其音已渐戾”，其后“魏晋以下，去古日远，辞赋日繁”“休文作谱，乃不能上据雅、南，旁摭骚、子，以成不堪之典。而仅按班、张以下诸人之赋，曹、刘以下诸人之诗所用之音，撰为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为音学之一变。”“唐时以诗赋取士，其书一以陆发言《切韵》为准”，“至宋景佑之际微有更改，理宗末年，平水刘渊始并二百六韵为一百七”，“于是宋韵行而唐韵亡，为音学之再变”③。顾氏的这一理论为自己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途径，并且影响了其后的江永、段玉裁等人；
江永在继承了顾炎武理论的基础上，第一次倡导“审音”理论。他主张对上古音的研究，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首先就要对古音研究的材料作科学的区分。在江永之前，许多古音学家不区分材料的不同时代，对材料的真伪也不做科学的考证，把《诗经》、《楚辞》甚至汉魏六朝唐宋的有韵之文统统混杂在一起。对此，江永明确指出，古韵研究的材料应该有一个统一标准，那就是《诗经》的用韵、经传骚子的有韵之文，至于其后的材料只能用来与上古音相互比较，以究明其源流变化，不能作为对上古音分声定韵的依据。同时，江永十分重视对中古音的研究，认为中古音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去认识上古音的韵部。这一点，得到戴震的支持，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戴氏认为上古韵部的材料传世的比较少，仅仅根据这些有限的材料来断然决定上韵部的分和合是不够的，因此，中古音的研究对上古音的探讨就具有特别重要意义。戴震认为《广韵》是中古音的代表，从分析《广韵》的语音系统入手，区别等呼、洪细及韵类不同可以帮助我们对古音作出更加精细的研究，在此理论的指导下，他精心研究古韵并做出了九类二十五部的细致划分。同时，建立了韵类的“正传”、“旁转”的理论，所谓“正传”包含三种情况，一种是同一韵部的内部转变，第二种是统一大类韵部之间的转变，第三种临近大类韵部之间的转变。“旁转”是指上述三种“正传”之外的情况，这种理论为后来孔广森的阴阳对转理论开了先河。
孔广森，山东曲阜人，是戴震的弟子，他在继承师说的基础上，明确建立了阴阳对转理论。孔广森把古韵分为十八部，其中阴声韵九部，阳声韵九部，分别构成九对阴阳对转关系：歌元、支耕、脂真、鱼阳、侯东、幽冬、宵侵、之蒸、叶谈，他利用阴阳对转的理论来解释《诗经》押韵和谐声中的一些现象。例如：《诗经・邶风・北门》押敦、遗、摧，可是敦字属真部，遗、摧属脂部，这就叫脂真对转。孔氏的这一理论对其后的章太炎、黄侃等人的古音构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古音研究方法
清代的古音研究方法虽然主体仍是前代的系联法，但大有改进，表现在系联对象的扩大，归纳结论更加科学仔细，同时，还开创了“审音法”、“古音构拟”法。
首先，顾炎武提出归纳古韵第一步要“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将平水韵中已经合并的韵分开，恢复《唐韵》的原貌，“所谓一变而至鲁”，第二步“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归纳《诗经》、群经的用韵，而将《唐韵》重新分合，“所谓一变而至道”，从而使得“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④同时采用“诗韵系联”、“谐音系联”、“离析《唐韵》”等多种方法，广求证据，讲求事物条理，愈祥博愈好的朴学风范。顾氏这种研究方法不仅被清代音韵学家所采用，而且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运用。
其次，江永在顾炎武开创的科学方法基础之上，明确倡导“审音法”，这种方法提出从事古音研究首先就要对古音研究运用的材料做出科学的划分，不能把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和后代汉魏六朝唐宋的有韵之文作为考查古音的依据，考察古音的材料依据只能是《诗经》的用韵、经传骚子的有韵之文，其后的材料只能用来作为参考佐证之用。
“古音构拟”法是章黄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章黄之学”是指由清末国学大学章太炎（1869-1936）、黄侃（1886-1935）师生二人所创立的研究我国语言文字的一个学派。它是东西文化碰撞的结果，一方面它继承了清朝“朴学”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近代语言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构拟原始母语思想。在研究语言文字方面，把研究音韵作为首位。章太炎说：“董理小学，以韵学为侯人。⑤”研究音韵的目的，是为了探索构拟我国古代的语音体系，从而为探求语源服务。在探求语源上，章黄以《说文》和《广韵》作为工具，“以《说文》为主，而求制字时之声音；以《广韵》为主，而考三代迄于六朝之音变”。⑥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拟构上古语音体系中，声母二十一纽，古韵二十三部；黄侃在《音略》中拟构的上古声母是十九纽，古韵二十八部。
四古音韵母研究
清代古音研究家们依据《诗经》等先秦韵文、《说文》的形声字，采用系连法归纳古韵部。首先，清初经学大师顾炎武作《音学五书》⑦分古韵为十部，如下：
（一）东、冬、钟、江；
（二）支、脂、之、微、齐、佳、皆、灰、；
（三）鱼、虞、模、侯；
（四）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
（五）萧、宵、肴、毫、幽；
（六）歌、戈、麻；
（七）阳、唐；
（八）耕、清、青；
（九）蒸、登；
（十）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
顾氏分类大体沿用了《唐韵》的韵目，但并不受其约束，如入声韵不一定与阳声韵相配，每个韵的字也不硬性配入某部，如“支”半入“支脂”半入“歌戈”等等。他这种做法从其《音学五书》“叙”表达的思想来看，大体有一种复古的倾向性。如：“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对此，江永给予了批评，他说：“音之流变已久，休文亦据今音定谱为今用耳。如欲绳之以古，‘风’必归‘侵’，‘弓’必归‘登’，‘宜’必归‘歌戈’，举世其谁从之？”⑧
其后，江永、戴震、段玉裁等逐步有所修正。江永撰《古韵标准》以正顾氏之讹阙，分古韵为十三部，他把顾氏第四部“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分为两部，“真、谆、臻、文、殷、魂、痕”为一部，口敛而声细，“元、寒、桓、删、山、仙”为另一部，口侈而声大，“先”韵一半从前一般从后，界于二者之间；第五部“萧、宵、肴、毫、幽”中的“萧、宵、肴、毫”为一部，“幽”并“尤、侯”为一部；第十部中的“侵”单独为一部，并收“覃、谈、盐”三韵中的部分用字，“添、咸、衔、严、凡”为另一部，并收“覃、谈、盐”三韵中的另一部分用字。
戴震作为“审音”派的代表人物，十分强调“审音”在古韵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从分析《广韵》的语音系统入手，区别等呼、洪细及韵类的不同借此对古韵做出了更加精细的划分，得出古韵九类二十五部⑨，阴、阳、入三个大类的韵部互相配合，如下表：
（一）1、阿2、乌3、垩
（二）4、膺5、噫6、亿
（三）7、翁8、讴9、屋
（四）10、央11、夭12、约
（五）13、婴14、娃15、厄
（六）16、殷17、衣18、乙
（七）19、安20、霭21、遏
（八）22、音23、邑
（九）24、腌25、叶
其后，孔广森分为十八部，王念孙和江有诰分为二十部，章炳麟分为二十三部，黄侃分为二十八部。均在其前辈分部的基础上或增或删或换韵目，大同小异而已。
五古音声母研究
清代古音声母研究的成就突出体现在钱大昕、章太炎、黄侃等学者的著作中。首先，钱大昕（1728-1804）在他的《十驾斋养新录》卷五中，得出有关古声母的的两个重要结论：①古无轻唇音，即三十六字母“非、敷、奉、微”四个轻唇音，在上古要分别读为四个重唇音“帮、滂、并、明”。②古无舌上音，即“知、彻、澄”三个舌上声纽，上古分别读为“端、透、定”三个舌尖音。此外，他在《潜研堂文集》卷十五《音韵问答》和《十驾斋养新录》卷五里又说古音“影”、“喻”、“晓”、“匣”四母多相混，而与“见”、“溪”诸母没有明显的区别。其后，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上卷《古音“娘”、“日”二妞归“泥”说》一文中提出“泥、日”两个声纽上古应读做“泥”，在《新方言》卷十一里又说：“‘精’、‘清’、‘从’、‘心’、‘邪’本是‘照’、‘穿’、‘床’、‘审’、‘禅’之副音”，上古声母无正齿和齿头之分，其弟子黄侃从《广韵》中考定上古有十九个声纽，如下表⑩：
这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直到今天，仍然被许多学者看重。
六古音声调研究
古音声调研究方面，清代学者也作了许多努力。段玉裁具有开创之功，首先提出上古声调和《广韵》不同，汉初以前的汉语没有去声，只是到魏晋以后，许多原来上声、入声的字才转变为去声，因而，上古声调只有平、上、入三声，这一见解当时许多学者并不赞成，但近现代许多学者如章太炎、王力等已经接受了这个观点；江有诰对上古声调的研究也卓有贡献，一开始他认为古无四声，反复推敲之后，他认为古人确有四声，并作了《唐韵四声正》这部专著，并指出四声与韵部的搭配并不一致，有些韵部四声具备，而有些韵部只具备三声（平、上、去）、或两声（去、入），或一声（平），对入声进行了专门研究，做成了《入声表》，得到段玉裁的高度评价。王念孙关于上古声调的主张大体与江氏相同，既古有平、上、去、入四声。但黄侃作《诗音上作平证》则认为上古声调只有平、入两个声调，可谓独树一帜，具有很大的创新价值。
七小结
清代是我国训诂学的鼎盛时期，许多学者用力于以音求义，音韵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对前代作品的注释、补订，还是独立创制，都有很高的质量，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时期的学者研究一般只能从古文献中构拟出一个系统，研究资料、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开拓，得出的结论有待进一步考证，如古代声母、声调问题，尤其古汉语的音值问题，都值得我们今天的学者进一步的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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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篇5
【关键词】传统语法研究贡献
1、什么是传统语法
1.1、传统语法的定义、分期
说到传统语法，有人常常会误认为是语法翻译法。这里我们要谈的传统语法，是语言学史上的一个语言研究时期，指的是十九世纪以前的语言研究史。岑麒祥认为，世界语言史可以分为古代语言学史、历史比较语言学史、普通语言学史三个时期（林玉山，2009）。林玉山则认为迄今世界语言学史可以分为语文时期、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普通语言学时期和现代语言学时期四个阶段（林玉山，2009）。我们研究的传统语法，其实就是指的学者们所指的古代语言学史或语文时期这一历史阶段。虽然十九世纪以前，对于语言没有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但是这一历史阶段确实语言科学的酝酿期。由于古代语言学的时间跨度大，它还可以分成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岑麒祥，2008）。
1.2、传统语法的研究
传统语言学时期的语言研究仅限于古代的书面语言，一般缺乏科学的方法，多作哲学上的研究，或作古书校勘工作，较少找到语言的规律，所作的研究多是形而上的（林玉山，2009）。但是传统语言学时期在语言学的发展史上又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历史阶段，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出现了各种不太成熟的学派，为19世纪历史语言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可以将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氛围西方传统语言学研究和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
1.2.1、神话阶段
古代人对于语言的朦胧的认识，最初是在神话故事和宗教故事中出现的。比如圣经的《创世纪》中说，“上帝教亚当说话，他才会说话，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起了名。”古印度、古代中国人都将语言文字的产生赋予了“神”的色彩。但是随着人们对于语言文字认识的加深，语言的研究也就逐渐脱离了神话宗教的色彩。
1.2.2、上古时期
西方语言学者对于希腊罗马语法传统的西方语言学史研究最多，同时兼及印度语言学史，另有少数人专门研究阿拉伯语言学史（姚小平，1997）。上古时期，古希腊、罗马哲学家、语文学角对于语言的看法和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古希腊哲学家关于“词”和“物”的关系的讨论。一派认为语言出于天然，另一派认为语言史由人们规定的，所以语言结构中有许多是不规则的。第二，词类学说，以亚里士多德的词类学说和斯多葛学派将逻辑学术语搬进语言学为代表。第三，语文学家对文学作品的研究。贡献最大的就是亚里士塔尔库斯和盛诺多图斯。他们开始着手对语言进行分析，并把分析的结果归纳为各种不同的范畴。亚里士塔尔库斯就在当时划出了八个词类。第四，《希腊语法》。这本书是希腊语的第一本语法书，作者是Dionysiusthrax，包括音乐论、叙述、词的重叠、语源研究、动词变化表、文学批评六个部分。第五，对于句法的系统论述。公元2世纪，迪斯科洛思对希腊语的句法作出了系统的论述。
古罗马的语言研究主要继承了古希腊的研究传统，有三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分别是瓦罗、多纳图斯、普利西安。瓦罗是古罗马最早的，最有创见的、成就最大的语言学家。他的语言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大部分，即词源学、形态学和句法学。他认为语言是从最初数目有限的原始词发展来的。起初人们只是用这些少数的原始词指称事物，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让人们生活日益丰富，需要表达的内容日益增多，人们又采用通过字母和语音形式的变化的方式，在原始词的基础上，创造了大量的新词。同时，他对拉丁语的词汇进行分类，认为格和时态是区分屈折变化的词的基本范畴。瓦罗所著的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是《拉丁语研究》。多纳图斯的《语法术》和普利西安的《语法原则》都是语法学界的经典之作。
这一时期印度语言学在语法、词法和语音学方面都有一些成就。波尼尼的《梵语语法》对梵语的词法、语音做了精细的研究。词法方面，古印度人区分出了词根、后缀和词尾，将名词分为七个格，还注意到词的内部曲折现象，建立了零位词素的概念。同时，古印度人还对语言、字母进行研究并分类。
中国古代的语言首先产生了“名”、“实”之争，到秦汉时期，出现了四部在文字学、词汇学、音韵学、训诂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分别是《说文解字》、《释名》、《方言》、《尔雅》。
1.2.3、中古时期
欧洲中世纪的语言研究以拉丁语的研究为主，寻求语源。由于中世纪宗教思想特别发达，欧洲的语言研究的工作主要集中在（1）耶稣会关于语言翻译和文献搜集的工作。（2）原始世界和天堂语言的拟测。（3）语言的比较和分类。在中世纪的后期还出现了实在论者和唯名论者的争论，就哲学和语言学问题展开的争论。在语言学历史上，中世纪后期的经院哲学非常重视语言学研究，形成了一个思辨语法学派，将语言看成是思辨的对象而不是观察的对象，他们不研究和描写任何一种具体的语言，而主要是从哲学角度对多纳图斯、普利西安等人的语法体系作解释。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任务和学派，是希思帕尼斯以及后来的“摩迪斯泰学派”。
由于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有很多地方需要解释，阿拉伯语的研究也随着发展起来。阿拉伯的语法研究是8世纪初在伊拉克开始的，主要有巴士拉学派、苦法学派、和巴格达学派三个学派。巴士拉学派着重于古代语的研究，巴格达学派主要是编辑古代诗歌和搜集材料编纂词典。在词汇方方面，词典编纂的成就最大，巴士拉语言学家阿里·法拉希迪编写了第一部词典《真主的书》。
中古时期中国语言学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就是魏晋时期音韵学的兴起及发展。具体表现在反切法的兴起，出现了第一本韵书《声类》，出现了多部有逐步完善的音韵学著作《切韵》、《唐韵》、《广韵》、《集韵》、《五音集韵》、《诗韵》，出现了等韵学和摄韵图。
1.2.4、近古时期
近古时期的欧洲，经历了欧洲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化，即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时期，语言学家开始对欧洲的一些活的语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意大利诗人但丁撰写了《俗语论》，同时出现了很多语言学研究的新方法。这一时期的欧洲，古典与文学和东方与文学逐渐兴起，经验语法、唯理语法的研究也非常兴盛。17到18世纪在创立国际语言上，语言学家进行了一些尝试。到十八世纪，用历史比较观点处理语言的方法开始萌芽，同时以规范语法和词典的出现为特征的新语文学开始建立。
斯拉夫文字产生于9世纪，到中世纪，古斯拉夫语已经成为斯拉夫人的共同标准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斯拉夫国家语言学的发展也是非常显著的。如1619年梅列奇亚·斯莫特利茨基的《斯拉夫语法·造句规则》对后世的语法著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此之外，波兰语、捷克语都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中国从元代开始，对近代汉语的研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古音、文字学训诂学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代表人物和书籍主要有陈第的《毛诗古音考》、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戴侗的《六书古文》、《字汇》、《骈雅》等书。到十七、十八世纪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被称为“说文四大家”在文字学的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古音方面，顾炎武、江永、戴震、王念孙、江有诰、钱大昕等人的成就也相当突出。在训诂学方面，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方面成就显著。
2、传统语法的影响和贡献
语言学的研究源远流长，古印度、古希腊与中国的成果最为显著，被认为是语言研究的三大发源地。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发现人类社会对于语言的认识经历一个以好奇心驱使来激发、解释语言为起点，发展到具有很强的实用目的即解释经典之作所需，后来又发展到与实际交际和时间活动相联系。随着语言研究目的的变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更加全面、对于语言各种问题的讨论也更多，形成了各种流派和有代表性的学说，在语言研究方法逐渐增多。
传统语法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在不同的阶段，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上古时期的古希腊、古罗马人对于语言的看法和语法的学说，从雅典到亚里山德里亚到罗马，一步步发展，对于后世的影响很大，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完全摆脱。
古阿拉伯人的语文研究的巨大成就在于词汇、修辞和词典编撰方面。由于阿拉伯语词汇量丰富，古阿拉伯人在词典编纂和词汇分类上所作出的辛勤工作，是值得现在人敬佩的。同时，阿拉伯语文研究的发展在另一方面也对阿拉伯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人在文字、音韵、训诂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在世界上是举世瞩目的。以《说文解字》为例，书中保存了大量的汉代以前的语言资料，对于人们了解上古汉语的词汇面貌，研究古代的语音系统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艺复兴时期之后，语言的事业得到了真正的扩展，随着地理上的大发现，从布莱尼茨开始，语言学家开始有意识地在世界范围内采集语言标本。在这些语言标本的搜集和汇编过程中，一些学者开始了初步的比较和分类工作。这些工作不断地激发人们去了解和研究语言的兴趣，为19世纪语言学的蓬勃发展准备了条件。
语言学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前人在语言领域所作出的探索，对推动后世的语言研究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尽管在传统语言历史阶段，语言研究没有真正意义上科学、成系统的方法，在语言研究的过程中由于认识上的局限不免产生一些错误的观点，对后来的语言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但是，正如丹麦学者裴特森在他所著的《十九世纪的语言科学》一说中所说的那样：“古代世界给欧洲遗留下来的遗产是很沉重的，里面充满着对语言历史的误解；欧洲的语言科学在这份遗产下面辛勤劳动着，直到关于语言的知识扩展到超出了古人的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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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篇6
[关键词]古代汉语代词综述
作为一类特殊实词,代词是任何语言都不可或缺的成分,而古代汉语代词数量多,系统复杂,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带动对古代汉语词类、短语结构、句子类型等多方面的研究,而且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都大有裨益。我国古代的语言学者很注意对语法现象的观察和思考,其中也不乏对代词的看法。譬如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吾,我自称也。”再譬如《尔雅》:“、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当然,这些见解都是零散的。
语法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近代的事情。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面世,创建了语法体系。《马氏文通》设专章对汉语代词进行研讨,从此以后,汉语语法学界从未中断过对它的探讨,许多有影响的语法学家、语言工作者都对古代汉语代词研究的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一、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
1.《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898以下简称《文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书
《文通》把“字”(相当于现代的“词”)分为虚字和实字两大类,代字为实字之一类。
《文通》首先用“代字”一章概述了代词(字)的总体特点,并将其分为“四宗”――曰指名代字,曰接读代字,曰询问代字,曰指示代字。然后,马氏对这四类代词(字)进行了深入探讨。
马氏认为“指名代字”可分为“用以指所语者”和“前文者”两类,“所语者”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人称代词”,而“用以指前文者”则相当于“他称代词”的“之”和“其”;马氏的“接读代字”一章专门探讨句首的“其”字,还有“所”字和“者”字这两个特殊代词,“询问代字”一章所探讨的内容则相当于今天的疑问代词;在“指示代字”一章,马氏把“指示代字”分为了“逐指者”、“特指者”、“约指者”、“互指者”四类。
《文通》第一次用语法学的方法对古汉语代词的语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每一个代词的用法都讨论得很精细,其中所揭示的一些具体规律,至今仍然在古汉语语法中采用,特别是对代词的再分类问题,从汉语语法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基本上都是沿着《马氏文通》的路子走下去的。
2.章士钊、杨树达等对《文通》的修正
在《文通》影响下,相继出现了一批仿效它的古汉语语法著作,其中较为有特色的是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
章士钊(1881～1973),他的《中等国文典》(商务印书馆,1907)是作者在日本为留日学生讲授古文而作。他把词分为九类,其中的“代名词”是专门探讨代词的。他在词的次类中把代名词分为人称、指示、疑问三小类,排除了《文通》的“接读代字”。
陈承泽(1885～1922),对语言文字有深入研究,他的《国文法草创》(商务印书馆,1922)是一部长于理论思索、善于从根本上发现问题的少而精的语法书。在这本书里,他最先对代词(字)是词类中的一类提出了质疑。他说:“代字本为名字之一种,外国文之所以独立为一类而研究之者,以其有‘格’case之变化,又有关系代字等,须加特别说明者耳,今吾国既无关系代字,而如‘格’之变化等形式上之特征,又为我国文之所无,似不如存其名目,而作为名字之一细类,眉目较为清朗。代字在解剖国文时,虽亦重要,而在字论上,似可无须独立为一类也。”陈氏观点新颖,但应者甚少。
杨树达(1885～1956),1905年留学日本,他的《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1930)吸收了章士钊、陈承泽等人语法书中的观点,建立了以词法为中心的独特的语法体系。在对代词的研究上,大体上采用了马建忠的分法,把代词一分为四,主要差别在个别词的认识上。如《文通》中的“咸”、“皆”归为代词,而该书归入副词。
另外,杨树达《述古书中之代名词》(1922)、容庚《周金文中所见代名词释例》(1929)等论文也相继面世。
二、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
这是中国语法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对古汉语代词研究有重大贡献的人物是王力和周法高先生。此时,汉语语法学再次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人们对代词的认识较之前人有了很大的进步。
40年代的王力和吕叔湘、高名凯在代词的归属问题上都有着不同于马建忠的认识,他们均认为代词(字)不是虚词。王力先生认为代词“本身并不表示某一类的实物、实情或实事,然而在基本情形之下,它们却能代替名词、形容词或动词的用途”,因而是“半虚词”。
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1958)是我国第一本汉语史专著,是王力先生依照高教部审订的“汉语史”教学大纲,总结其他学者和自己的研究成果编写的,为以后长期的古汉语历史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历史框架。在本书的第三章第三十四节和第三十五节中采用现代通行的代词分类法,把代词分为人称、指示、疑问三类。专谈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的发展,描述各个时期的代词使用特点,进而勾画出了代词嬗变的轨迹。
周法高先生是又一位在汉语史研究中做出了显著成绩的语言学大师,尤其是对代词的研究。
周法高194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后任台湾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他有三部重要著作:《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台北史语所专刊,1959)、《中国古代语法•造句编》(台北史语所专刊,1962)、《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台北史语所专刊,1962)。这三部书以春秋战国的文献为主,上溯殷商,下探汉魏六朝。在吸收传统语法成果的基础上,最早试用结构语言的方法分析古代汉语。
《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共有七章,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章是通论,总述代词的转变、代词的位和序等问题。第二章至第五章,讨论各种代词。周法高先生把代词分为第一身代词、第二身代词、第三身代词、指示代词、询问代词、其他代词。在这部分中,作者注意到了第三身代词与指示代词之间的关系,所以把它们都放在了第三章中讨论。在第五章其他代词中,作者又分出了无定(人、某、或)、复指(自、已、身)、偏指(相、见)和否定(否、莫)等四种代词。第六章为本书的第三部分内容,讨论与数量有关的词。第七章为第四部分内容,讨论代词性助词“所”、“攸”、“者”。第八章为最后一部分内容,讨论省略问题。全书材料十分丰富,许多见解独到而深入。
此外,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王力《中国语法理论》、高名凯《汉语语法论》、杨伯峻《文言语法》等著作中的部分章节也对古汉语代词进行了探讨。
三、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
进入80年代后,语言学界对古汉语代词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其中研究最为充分的是对断代代词和专书代词的定量、定性研究。
郭锡良的论文《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和发展》(1980),全面深入地论述了“之、其、彼、厥”等代词的性质及其演变历史,文中对传统认识有许多修正,在方法论上也有一定的意义;他的《论上古指示代词的体系》(1989)一文,基于代词的地域性,时间性及代词本身的差异,提出先秦指示代词可分为五组:泛指和特指、近指和中指、远指、无定、谓词性代词。洪波一直着意于代词的研究,他的《上古汉语指代词书面体系的再研究》(1988)、《兼指代词语源考》(1994)等文分析了上古汉语的代词。而吕叔湘先生草创于40年代末、出版于1985年的《近代汉语指代词》,则开创了近代汉语研究的先河,“无论从内容看,还是从方法看,《指代词》都是汉语语法学的一个里程碑”(梅祖麟语,1986年)。此外还有周生亚《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1980)、唐作藩《第三人称代词“他”的起源时代》(1980)、王海《先秦疑问代词“谁”与“孰”的比较》(1982)、黄盛璋《先秦古汉语指示词研究》(1983)、吴辛丑《人称词称“其”的两种罕见用法》(1985)唐钰明《“乃”字第三人称用法考源》(1991)等。
对专书代词的定量、定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典籍。如崔立斌的《(孟子)的指示代词》(1989),作者首先把指示代词分为近指、远指等七类,然后列举担当不同语法功能的指示代词的例句,注重小类之间的对比,尤其是意义用法相近的词之间的比较。再譬如钱宗武《(尚书)自称代词及其特点》(1994)、吴福祥《敦煌变文的人称代词“自己”、“自家”》(1994)等。
四、21世纪初至今
21世纪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时期,汉语成为国际语言,汉语的研究进入一个繁荣时期,古代汉语代词研究也进入一个硕果累累的丰收期,学者们对它的研究更加细化、更加深入,特别是随着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成熟,大批研究生进入了语言研究领域,在短短的十年中,结下了累累硕果。首先,对代词的断代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出现了《西周汉语代词研究》(张玉金,中华书局,2006)、《魏晋南北朝代词研究》(邓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等专著,还出现了《汉语人称代词考论》(陈翠珠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博士、硕士论文;第二,对专书代词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某几本书了,而是涉及到了从先秦到近代的许多著名文献,如李琦的《代词研究》(2008),徐萱春《中的人称代词》(2008),崔兰霞《人称代词研究》(2009),施顺玉《》指示代词研究(2008),廖金波《中的人称代词研究》(2008);第三,汉语代词研究的对象扩大到了汉译佛经、出土文献、方言等领域,如《三国汉译佛经代词研究》(曾亮2007),《东汉汉译佛经代词研究》(张春秀2005)等。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扩大了古汉语代词研究领域,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了很大的改进,有穷尽性的调查研究,详细的静态描写,深入的分析阐释,也有共时和历时的对比。
纵观古代汉语代词研究成果,我们觉得,古代汉语代词研究受到了语法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正在迈向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阶段,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研究领域越来越宽广,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元。但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化相比来说,仍然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研究者们还需要更多地吸收新的语言研究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古代汉语代词研究之中,使我们的语言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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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篇7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五四运动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席红.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之我见[j].山东文学（下半月），2011，（5）：100-101.
[2]王乃瑞.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探究[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27（5）：125-126.
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篇8
山东近代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如今经过七十余年的辛勤工作，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为深化这一区域的考古学研究创造了条件。伴随着山东地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该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山东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起步很早，但系统的研究则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吴诗池概述了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2)，随后又系统地分析了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状况(3)。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增多，吴诗池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对山东地区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4)。九十年代以后，关于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系统研究，如石敬东利用出土文物资料研究了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5)；房道国概述了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6)。同时，这一时期的单个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得到了发展，有学者在系统梳理海岱龙山文化生产工具资料的基础上，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生产工具进行了类型学的考察，并进而对区域间的生产方式的差异进行了解释(7)。另外，还有学者综合研究了岳石文化的农具，认为岳石文化的农具较之龙山文化农具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衰退(8)。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则散见于各类有关经济、环境等研究的文章中(9)。进入二十一世纪，山东地区的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文章鲜见于各类刊物之上，综合系统的研究略有述及(10)，而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成果则未见发表。
从以上山东地区史前农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综合整体叙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尤其是生产工具的个案研究。区域性的农业研究虽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领域还有待扩展。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方法还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紧迫性较之其他领域更为突出。
二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既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资料方面，目前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多数侧重于陶器的统计分析，对石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调查资料中，鲜有对石器的全面系统描述（指文字、线图、尺寸描述齐全者）。资料的不足在发掘器物的数量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发表的资料中陶器数以万计，而石器仅有几千件，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学者们以往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这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过去学者们偏重于对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谱系的建立，而在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优越性。另外，山东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还缺少植物、动物鉴定的资料，虽然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综合系统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东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过去多从生产工具入手来研究农业的发展状况。这种方法上的单一化，不利于揭示农业生产发展的本质。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上则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偏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侧重农业发展史的研究，缺乏农业发展动因的合理解释；农业起源研究略显不足。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存在上述问题，资料丰富程度不足是一个原因，而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关键。农业考古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多种方法的整体运用是必然趋势。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只能采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考古学的理论不断传入，为综合系统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今，考古学研究领域中正呈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趋势，农业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料获取程度，同时也相应地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农业考古学应该以此为契机，丰富自己的研究理论，改进技术方法。这其中民族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尤为重要、民族学中有关原始民族以及现代晚进民族的资料是进行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活化石"，这些资料可以为史前农业研究提供参考；经济学中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原理，对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数学中统计方法对史前农业进行量化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讲，过去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注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而个案深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体叙述分析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史前农业的发展进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个时期的农业状况则必须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为量化分析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因素的比例关系，发现隐藏于实物资料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例如，我们过去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上，从生产工具的变化角度寻找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因，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属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从量化的角度来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农业考古研究不仅要复原古代农业发展史，还要对此进行解释。既然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应该找到另外的"指示器"。从山东地区史前遗址的发现情况能够大致看出这方面的因素。山东地区史前文化谱系比较清楚，从早到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数量中，后李文化为10余处，北辛文化100余处，大汶口文化500余处，龙山文化1300余处，岳石文化近300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还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在农业生产工具没有质的变化的情况下，社会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达1300余处，表明此时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现、等级分化加剧，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析。从综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坛的建筑可以获知社会组织管理职能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管理职能也会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农业生产。另外，农作物栽培技术的改善也会相应的增加产量，促进农业发展。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变量的原因。可见，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无论是从整体叙述上还是从个案分析上，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转换传统的研究视角，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多种因素综合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动因。三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虽然存在资料不足的现实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深化，而且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步得到改善。现在重要的是能够使广大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发掘者在意识上形成主动收集农业考古学资料的观念，带着科研目标去从事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是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获得科学资料的关键。近年来，有关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确立使得考古资料的信息量大增，这与发掘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在农业考古学研究中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确立，让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识到了资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为研究的深入对考古资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在传统考古学资料中有些是无法获得的。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中植物硅酸体分析方法的应用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12)，为加强农业考古学资料的收集工作创造了条件。无疑新方法的应用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也提高了农业考古学资料收集的精细化程度。
在资料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能够了解个别区域乃至整个山东地区生产工具的特点和具体的生产方式，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生产工具是不同的，这与土质以及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而只有深化个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区间的差异。其次是农业起源的研究，多种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证。农业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山东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其区域的系统研究必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在分析过程中的综合应用，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是农业与文明的关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断深化的前题下，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农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但农业的发展不一定就能导致文明的产生。这里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无法解释文明的产生。因此，综合分析山东地区史前农业发展过程并结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农业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改进。国外的一些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是在总结西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还需中国实践的检验。因此，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总结中国自己的农业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2）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吴诗池：《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4）吴诗池：《综述山东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东：《从出土文物看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国：《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7）陈淑卿：《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生产工具的类型学考察》，《辽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农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这类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养猪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华：《海岱地区原始农业初探》，《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何德亮：《试论山东地区的原始农业》，《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关山东地区史前植物硅酸体及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主要有：
王克林、吴加安：《尉迟寺遗址硅酸体分析-兼论尉迟寺遗址史前农业经济特点》，《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
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篇9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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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篇10
[关键词]民族考古法；学科独立性；逻辑体系；专业语汇；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K8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4）03-002-1
民族考古学是20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利用现代民族志与考古学材料进行类比，再现古代人类社会文化面貌，从而进行考古学或民族学研究的方法。它“被视为新考古学的战斗呐喊”，有学者将其理解为“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而成为新的一门学科”。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是从“新考古学”发展来的一门分支学科。但笔者认为，把它定义为一门学科还是为时尚早，因其学科独立性尚缺，使其难以突破依附性，而带有明显的学科研究方法性。
一、民族考古学的学科独立性
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前主席马丁・施尔在对于博物馆学的学科性时言“博物馆学要成为一门学科，必须有专业的语汇体系，有自己的逻辑系统，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对于任何科学的学科性考察明显也是有借鉴意义，对于民族考古学的学科性考察也可以此标准衡量。
从研究对象来看，有学者阐释“民族考古学的学术领域是中国古代民族的考古学文化，它的研究资料，可分为氏族遗址、民族古遗物及与民族遗址、民族古遗物相关的古气候、古生物、古代自然地理环境等的遗迹或遗留”。但稍稍对比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即“遗迹和遗物”，可发现两者是有重叠的，民族考古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独立性很明显的依附于考古学之上，也可以说只是考古学的小范围研究对象，而不存在独立研究对象。
二、逻辑体系
至于逻辑体系，侧重是指用自己独有的研究方法来解决属于自身领域的问题，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还是处于混沌状态的。《民族考古学概论》提出的几点研究方法，包括：考古地层学、器物形制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民族志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其中，前三者完全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层位学”、“类型学”及“文化区系”的套用；而民族志方法则主要是用民族志类比法，而这恰是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至于后者，《民族考古学概论》则认为主要应用的是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这些包括有：进化论、文化的传播、文化圈理论、文化辐合论等。
可见，民族考古学并未具有独立的逻辑体系，而只是借鉴考古学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和民族学的类比法，加以利用人类学的文化人类学理论。陈淳先生认为“民族考古学的分析一般有两种模式，其一是直接历史法，其二是一般比较法。前者指的是民族学研究对象与考古学遗存有历史渊源关系的分析；而后者则是用民族学研究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现象来分析并无渊源关系的考古发现”。
显然，“民族考古学”缺乏自身的逻辑体系，却带有很强的研究方法性意味，若将其定义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层位学”和“类型学”也同样可以成为一门学科，这很明显混淆了学科研究方法与独立学科的范围，二者是存在清晰界限。
三、专业语汇体系
专业语汇体系的构建，前提是需要有专业研究队伍的存在。笔者认为，就目前而言，研究队伍是存在，因为对民族文物或是遗存进行研究的学者是大有人在的，但往往也只是把“民族考古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如“南汪北宋”两位先生的研究，但专业语汇体系却还未形成，而只是借鉴了考古学的语汇体系对考古学文化进行阐述，如“城址”、“居址”、“窑藏”、“墓葬”之类术语。
专业语汇体系的建立，还需在大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而实际却是标榜为独立学科的“民族考古学”，往往是依附于考古学或民族学门类之下，而只作为一个研究方向而存在于高校专业之中，这同“沙漠考古学”、“水文考古学”类似，如中山大学也只是将其列为考古学的一个研究方向，而其民族考古学的博士生导师许永杰先生也提出：“民族考古学并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是考古学的一种阐释方法论。这种方法对于阐释考古遗存，尤其是史前考古遗存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不可偏废，实有完善、充实和光大的必要”。
至于一些将其作为独立学科为立场而进行著作的撰写，如《民族考古学概论》之类的出版，笔者认为，是带有明显的投机性，因其根本观点即对民族考古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一系列的阐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悬浮性，未能提出属于学科的语汇体系，而完全依赖于考古学与民族学两学科的支架之上。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一个学科的建立就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有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显然，民族考古学还是缺乏学科所需要的独立性和排它性，而恰恰相反，其与“类型学”、“层位学”的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类似性，因此，将其称为“民族考古学”法而从属于考古学研究方法之列显得较为合适，而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带有牵强性。同时，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在考古学与民族学的结合紧密性程度上夸大了学科互渗的结果，但我们不能阻止两者互渗，我们要做的在认同考古学须和民族学结合下，让两者可以得到有进一步的发展，才会有更宽的拓展空间存在。
参考文献：
[1]汪宁生.再谈民族考古学[a].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1998，4.
[2]海.博物馆理论研究的再出发[J].中国博物馆，2001，（01）.
[3]陈淳.谈谈民族考古学[n].中国文物报，199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