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委会治安管理制度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17:20:17

村委会治安管理制度篇1

关键词 新农村;乡村治理;管理体制;自治机制

中国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6)05-0033-02

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中央提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这表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新农村建设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更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需要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

一、社会转型期的乡村管理体制

计划经济年代,我国乡村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党政不分”,公社权力集中在党委,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组织和管理体制。高度的公有制和高度的计划管理是计划经济时期乡村管理体制的两个根奉性的标志。这种高度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扼杀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了农业经济的瘫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席卷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促使体系崩溃和解体,集体经济的时代结束了,新的村民自治组织应运而生。1982年《宪法》将村民委员会规定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1987年11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98年11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范并且推动了村民自治制度。

村民自治制度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国家对计划经济时期乡村管理体制的调整,国家行政权力从基层农村社会全面撤出,乡镇政府成为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府。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实行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这种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其引起的诸多变革的社会关系的一种确认,村民委员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引发和推进了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明确指出,村民委员会应当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村民委员会应当尊重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届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教育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村民委员会的政治目的是村民自治和民工,即通过民主的方式自我管理,它同时兼具经济发展和道德提升的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其他相关规定,使得村民委员会不仅具有公共管理意义上的、以民主为基础的强制力,如公共服务融资所需要的强制力,更具有了在经济管理上的强制力和道德上的强制力,在现代社会里,公共权力组织的权威通过民主得到保障,其强制力的危害被民主程序和法治化解;经济组织的强制力表现为内在的组织能力和外在的竞争能力,而其强制力的危害则由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国家法治化解;道德组织的强制力,往往通过其非赢利性和成员的自愿性得到了化解。

二、社会转型期乡村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建设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小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来自体制内部的,也有来自运行机制层面的,还有的问题是形势变化带的新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巳严重影响了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巩固和发展。伴随着农村冲突的不断升级和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农村面临着诸多治理危机。

1.“乡政村治”造成权责分界不清和权力运行中的体制摩擦、村级自治组织与乡镇政权组织的关系,是我同农村管理体制中的基本政治关系,因而乡村关系中的矛盾成为乡村民上政治建设的主要制约因素,山于乡镇行政权与村庄白治权的来源不同,形成现行治理结构中权责分界小清和权力运行小的种种摩擦。首先是乡镇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上的不适应。尽管法律意义上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是指导、支持和帮助的关系,但因这种界定过于抽象,具体操作时弹性过大,乡镇政府还是习惯于以行政强制的方式领导村委会。其次是村级自治组织行政化的偏向。从制度安排看,村委会不是一级行政组织,也不是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但实践中,由于乡镇管理要依托村委会去实施,村委会实际上同时承担了自治和行政双重职能,而民现行制度安排并没有明确区分两者的界限。在实际运作中,当两种职能发生矛盾时,往往是自治职能让位于行政职能,其后果既抑制了村自治组织的积极性,又削弱了乡镇行政的效能。

2.“两委”关系定位不清,形成权责交错的局面。从制度安排来看,“两委”关系是明确的,村党支部处于领导核心地位,村委会在党支部领导下依法组织村民自治,但实践中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各地的表现形式不同:有的是村党支部包办村委会的工作,使村委会处于从属地位。有的是以村民自治代替党支部领导,村党支部核心作用弱化。但普遍的表现形式是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之间“将相不和”,工作不协调。一是个别村委会成员片面强调自治,认为村委会是几千村民选出来的,村党支部只是几十个党员选的,在思想和行动上排斥党支部的领导。二是片面强调党支部书记的“一把手”地位,代替村委会决策,干预村委会自治事务。三是有的村委会工作缩手缩脚,村主任看村支书的脸色行事,对村里的事务不敢管或者不愿承担责任。

3.村自治组织内部运转不协调,存有机制上的障碍。从目前情况看,机制的障碍主要表现在村务决策和监督方面。根据国家制度规定,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是村民直接参与本村重大事务民主决策的主要形式,但实际上却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力,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是重大村务决策动议随意性大,各地通行的做法是由村委会召集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但哪些属于该交村民参与决策的重大村务,什么时候提交讨论,往往取决于少数人的主观意志。二是村务决策的民主化、程序化远远不够:有些本该由村民会议决定的事务往往由村委会决定,有些本该由村委会决定的往往由“两委”或党支部来决策,而几村支部书记往往在决策中处于主导

地位,并不同程度地控制着决策的运作,班子成员难以发表不同意见。二是村务决策的质址难保证,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议事程序制度安排不健全,即使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往往也是临时将村领导班子形成的决策文村民代表讨论,实际上把村民代表会议变成了任务布置会。从各地反映出来的情况看,有相当部分决策未能充分反映村民利益和意愿,实际上并没有达到民宅决策和民主监督的目的。

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

基于在制度转型时期,村民治理出现的失控或者真空地带,使得传统的地缘空间成为投有治理的空间。没有治理的乡村是一个没有秩序的组织,村民之间的交易成本必然加大,不可能衍生出高效率。立足于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实际,立足于我国农业还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的现状,立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的现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按照这一要求,我们应当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强乡村治理机制的建设:

1.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农村村民自治,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依法进行。各地在积极探索协调“两委”关系,推进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既调动了村民行使民利的积极性,又发挥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解决了制约党支部自身发展的一些难题,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比如,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阵地建设,加大政策理论、法律法规和实用技术培训力度,引导农村基层干部发扬求真务实、踏实苦干的工作作风,广泛联系群众,增强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决心和能力。关心和爱护农村基层十部,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充分发挥农村共青团和妇联组织的作用。

村委会治安管理制度篇2

论文摘要:党的十七届三中会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保持农村社会长期和谐稳定。近年来,山东省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地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建离不开强有力的农村社会管理。提高农村社会管理水平需要在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制度和机制等方面做出努力。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强化农村社会管理,强调“坚持服务农民,依靠农民,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农村社区建设,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在经济社会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方面的客观要求。

一、山东在加强农村管理方面的成功探索

(一)五莲县:"1+4”农村民主管理模式

2007年以来,在五莲县委领导下,五莲县纪委牵头按照选举、分权、监督三位一体推进农村社会管理的思路,从优化农村权力治理结构人手,以民主监督为突破口,探索推行了“1+4”农村社会管理模式(以下简称“1+4”模式),"1”即建立村级民主管理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村监委会),"4”即配套推行农村财务“双代管”、勤廉双述、村务公开、公章管理四项制度。

1.村村成立监委会,明确工作职能。监委会主要履行议事、监督、理财、联络四项职责,在同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独立行使监督权、质询权、建议权、违纪举报权。参与监督的内容包括:列席村两委会,监督村廉政建设制度落实和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决策,建议村委会就有关问题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参与村级事务、财务公开清单和报账前凭证审核工作,负责做好群众的联系沟通、说服教育等工作。

2.推行四项制度,规范监督行为。一是推行村务公开制度,强化村级事务监督。对涉及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都进行公开,特别是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都列人公开内容,达到了统一公开栏样式、统一审批程序、统一公开时间、统一公开内容、统一簿册格式的“五个统一”标准。二是推行勤廉双述制度,强化村级干部监督。按照“承诺、双述、问询、评议、反馈、奖惩”六步程序开展双述工作,把村干部的评判权交给群众,建立交流平台,规范干部行为,避免决策失误。三是推行农村财务“双代管”制度,强化村级财务监督。四是推行村级公章委托代管制度,强化村级权力监督。

(二)坊子区:村级事务契约化管理

近年来,潍坊市坊子区推行村级事务契约化管理,在依法管理农村经济、社会事务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1.村级事务契约化管理的内容。所谓村级事务契约化管理,是指通过合同、协议、会议纪要、约定等书面契约形式,把村委与村干部、村民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村委与其他单位及个人之间的各类事务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履行时间和违约责任依法固定下来。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村级财务、农民负担、集体资产承包、土地承包、村庄规划和建房、政务决策、公共事务、社会治安、社会公益事业以及其他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和热点问题。

2.村级事务契约化管理的具体做法。镇党委政府对村级各类事务进行梳理,根据各类事项的具体内容,分别应用不同的契约形式。在制作契约文本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确定合同、协议等契约的内容时,要求必须咨询有关专业人员,镇上还专门成立了审核小组对各村合同文本进行审阅把关,使各项条款符合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确保内容合法。

(三)苔南县:相沟乡农村社区管理

2006年以来,营南县相沟乡党委、政府,在实行村庄合并、膨胀村庄规模的基础上,依照当地实际,积极借鉴城市社区建设理念,探索建立新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了新型的农村社区体制,初步实现了新的农村管理和发展模式。

1.打破原行政村建制模式,实行社区居民自治。根据道路路况及村民居住方位,在各合并村重新划分居民小区,引导居民接受居民小区的统一管理,开展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活动,把居民自治活动引人小区化管理。每个居民小区配备专门负责人,具体负责居民小区的社会治安、环境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矛盾调解等社会管理工作,在社区“两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2.打破传统的村民小组设置模式,成立行业合作组织。为提高管理服务功能,乡党委、政府积极引导各社区采取商企联建、行业联建等形式,在社区内依法建立起计划生育、企业家、青年、老年、妇女、文体、消费者权益保护、经纪人、平安创建、商会、交通物流等若干行业协会组织和各类社会组织及种植、养殖等专业合作社组织,把农村各项工作纳人行业化管理、产业化管理、群体化管理,减少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能。

(四)山东农村社会管理模式实践的启示

1.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深化,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农村社会管理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紧密相连。在实施过程中,要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村级经济实力,从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人手,抓好软硬件建设,包括建立健全服务体系、改善社会保障、加强安全防范、加快村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

2.农村社会管理必须循序渐进地探索完善管理与服务体系。农村社会管理,着力点在于建立制度和机制。农村社会管理从不完善到完善,需要一个过程,必须循序渐进加以推进。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必须不断探索完善农村社会管理,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健全村级决策、执行、监督等工作机制。使村民参与决策、管理、监督的要求具体化、常态化、制度化,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

3.农村社会管理必须把解决实际问题、让居民得实惠摆上突出位置。让群众得到实惠,才能够有效地引导群众参与到农村管理工作中来。在推进农村社会管理上,一定要把为民办实事摆在突出位置,协调解决土地、资金等具体问题,才能充分调动农民参与农村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二、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的对策选择

(一)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

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为广大农民群众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党执政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我国政府的四项基本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近几年特别强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农村社会的管理也要以此为重点,通过社会管理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为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因此,乡村基层政府要进行管理理念上的更新,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管理模式要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乡村基层政府要真正成为上衔政府、下联农民并为农民服务的机构,由重统治向重服务转变,由行政命令向与农民沟通协调转变;各部门明确自己的职、权、责的范围,贯彻职、权、责相统一的原则,避免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把工作重点放在保障农民权利、协调农村社会利益、维护农村社会安全稳定、加强农村安全网建设和解决农村生态环境等方面。

(二)充分发挥农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社会管理职能

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上衔政府、下联农民,具有进行农村社会管理的独特优势。要充分发挥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社会管理的职能,必须强化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党支部和村委会建设。要让那些政治素质高、有能力、勇于创新、农民信得过、能为农民谋利益的人进人党支部和村委会,要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规划和充实工作内容,使党支部、村委会真正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骨干力量。二是明确党支部、村委会的农村社会管理职能,积极发挥作用。要在各级党委政府指导下,做好农村党建、基础设施建设、倡导乡风文明、村庄环境治理、加强社会治安等工作;要结合《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制定《乡规民约》和《文明准则》。

(三)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加强农民自我管理

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群众性社会组织对农民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所以,农村社会管理要大力发展各种群众组织。一是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二是培育农村新型社会化组织。农村社会中介组织是农民自我管理、相互扶助、共同提高的非政府组织。要积极培育服务农村的社会中介组织,鼓励、引导和支持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农村合作社,发展各种农业协会,开展经济技术服务,提供法律援助、财务咨询等,使农民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护农民自身的合法利益。

(四)完善实现农村社会管理的各项制度和机制

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工作机制。一是完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要进一步完善村官民选、村务公开、村事民议、村务民管等制度,拓宽广大农民民主参政的渠道,不断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向纵深发展,让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二是健全完善村务公开制度,保障村民的知情权。要建立健全农民群众参与村务管理的咨询制度,坚持村务定期公,在公开内容、公开程序、公开机制上下工夫,使村务公开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三是健全民主选举制度,保障村民的选择权。要从法纪上明确,在村委会直选过程中,保证选举的公平、公正。同时,对村委会班子候选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年龄、文化水平、遵纪守法情况和组织领导能力等方面的条件也要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四是健全民主决策制度,保障村民的决策权。要完善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明确规定哪些属于重大问题需要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要规范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议事规则、程序、内容,明确规定,凡涉及本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要由村党支部召集村委会召开联席会议协商研究,提出方案,然后交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表决,表决通过后交由村委会组织实施。五是完善管理民主的监督机制,保障村民的监督权。要进一步加强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村民民主理财小组、村民代表大会和村民大会、村“两委”联席会议制度建设,提高村务活动的透明度,强化对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的民主监督,建立并执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责任追究制度。

村委会治安管理制度篇3

论文关键词治安承包城镇化社会管理创新

一、治安承包的概念及特征

(一)治安承包的概念

治安承包,是指将某一特定区域的治安防范任务和一部分治安管理任务有偿承包给某个人或某一组织,承包人组织人员开展巡防工作等,相关政府部门根据区域内的刑事案发数量和承包人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数等指标对承包者进行的社会化安全管理新模式。豍

(二)治安承包的特征

1.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绩效评估,提高治安管理效力

治安承包最早出现时,是由个人对村镇的治安进行承包。由于人力资源和相关配置的限制,面对日益增长的破坏治安案件,传统的治安承包体制逐渐显现出弊病。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保安公司为例的创新型治安管理方法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成为了公共权力私营化的典型。市场竞争之下,小范围内的治安管理具有灵活性和可调节性,而更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名誉也在驱使各承包单位和组织着扩大承包范围和承包项目内容,有效地推动了行业发展和治安管理效力。

2.引入社会力量,减轻政府压力

现有的治安管理单位多是在政府号召下主动参与承包竞争,在工作过程中以治安承包保险金制度为起点,启动县乡村三级或其他形式的多级联动制度,保障充足的资金来源后积极引入相关的高科技监控仪器和必要的安全配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将部分资金使用情况予以公开。治安承包制度在弥补警力不足的同时,也成功地为政府的财政支出减压。

3.多元化管理,提高公众参与度

治安承包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成功吸收了广大群众力量,在“政府倡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工作模式的基础上,有关行业的职业岗位化、绩效化工资又在不断地增加该行业吸引力,促使多元化管理模式不断发展。此外,在队伍建设上,农村的治安承包人员多以本地居民为主,对地区的治安形势较为了解,助于治安防控在村民间的有效落实。

二、城镇化过程中发展治安承包的必要性与适用性

(一)缓解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治安形势的迫切需要

改革开放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青壮年常年在外使得农村内部的年龄层分布和性别结构失衡,村民生活安全系数下降。而老人、妇女以及儿童法制意识薄弱,可防性案件数量陡增。由于警力资源有限,农村基层组织所承担的责任增大,但由于近年来机构内部屡现腐败,其治安管理作用弱化甚至机构本身形同虚设。

(二)社会治安管理创新的需要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在此形势下,各地纷纷推广警力队伍的素质教育和体制改革以缓解日益严峻的治安形势。但是,公权力内部改革往往存在着“新壶装旧酒”、上下级包庇等不良风气,改革效果不如人意。相比较而言,部分地区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兼备灵活性和区域性保安公司进行治安管理承包不仅节省了大量财政支出,还获得了良好的治安效果和社会评价。

(三)公共服务市场化发展的需要

公共服务的根本目的在于利用市场的灵活性和先进性提高工作绩效,节约使用在某些领域不必要或者低效能的公权力。推广治安管理承包不仅可以解决公权力机关无法遍及的农村治安防控问题,还可以帮助节约警力资源,初现雏形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绩效机制以及发展较为长久的保安公司形式为治安承包管理展现了一个正确的发展趋向。

(四)治安承包针对城镇化发展的适用性

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显著问题,即社会保障福利的明显倾斜,农民的卫生、社保、安全等福利难以得到保障造成了不健康的社会心理和舆论导向,不利于城镇化的顺利发展。建立完整的治安承包制度,充实社会治安保险制度,既可以拓宽资金来源以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又可以使得老百姓“买个安心”。

三、城镇化过程中规范化治安承包的具体措施

(一)完善城镇化发展发包机制

1.以村委会为发包主体

“治安承包”发包方可能是公安机关、村民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等。其中公安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治安管理权;村民委员会行使自治权;物业管理公司行使业主授予的权利。正如上文所言,公安机关、乡综治办作为发包方的实践则引起广泛的争议,而争议的焦点在于其法律依据上,在此就不再赘述。基于此种现状,我们认为在相关法律不完善,认识不统一的情况下,公安机关不适宜作发包方。而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根据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享有自治权,村级社会治安理应是自治权的一部分,村委会作为发包方不存在权利来源及对外委托的合法性问题。

2.明确承包事项

对于承包事项,目前的混乱在于治安管理事务的发包问题。如山东省寿光市圣城街道西关村承包事项为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安全防范、人口管理、协助调查案件、调处本村内部纠纷等,承包范围明显包括了不属于自己职责的治安管理事务,这种做法明显与现行法律规定不符。因此,在发包过程中,还要明确承包人的承包事项。以基层自治组织为发包主体,则承包事项应仅限于治安防范事务,而对于具有强制性的治安管理事务如搜查等行政强制措施、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处罚等,则应专属于公安机关,无论发包主体为谁,均不得发包。

(二)完善城镇化发展承包机制

1.以保安公司作为承包方

就个人作为承包方而言,存在诸多不足:首先,个人专业素养较差。众所周知,巡逻、调解等工作有较强的专业性,若想胜任,基本的法律知识及业务能力必不可少。个人很难获得这样的培训机会,若由政府或公安机关组织培训,又会增加额外的成本。其次,个人经济实力较弱,抗风险能力差。当履行违约责任时,可能会出现赔偿能力不足的问题。总之,对发包方而言,个人承包方并不是最经济、理想的选择。就机构承包方来讲,物业管理公司作为治安承包方的情况比较少。因为安保服务只是物业管理公司的服务内容之一,并非主业,且安保服务一般与其他服务同时提供。只有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乡村社区享有物业服务时,这一承包方式才能实现。显然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是不具备此条件的。总之,其他承包方具有先天的不足与劣势,而这些正是保安服务公司优势所在。

2.保安公司作为承包方的实践借鉴

通过对公开资料的收集与梳理,可以发现,保安服务公司参与“治安承包”大体有这么几种模式:(1)温州瓯海模式:由娄桥街道三个村委会出资并与保安公司签订“治安承包协议”,根据协议,若保安公司表现较好,可以拿到全额承包费并有额外奖金;若没有完成协议规定,则从承包费中扣去相应款项。治安承包的绩效考核由派出所负责。巡防队员每抓到一名违法犯罪分子会受到派出所相应奖励。(2)湖南邵东模式:邵东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将城区夜间治安巡逻任务承包给邵东保安公司,每月支付承包费用75000元。协议规定,双方签订协议期间,城区夜间可防性刑事案件(“两抢一盗”)发案数与上月相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奖励100元,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扣除承包费100元。(3)河南内黄模式:河南内黄县保安公司与郑州某公司联合运营一套联网报警监控平台。商户交纳部分资金后,保安公司便在其门店内安装相应的报警装置,一旦有警情,联网报警监控平台就会提示,保安巡逻队员便立即出动,从而能够保证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犯罪分子。并且保安公司会免费送商户一份治安保单。

3.明确承包责任

事实上,治安承包制度只能从威慑和防范的角度来尽可能的降低犯罪发案数量和发生率,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治安承包制度的实施并非意味着绝对安全,更非有人能为此承担绝对责任。因此笔者建议,承包方应当对发包方直接负责。而保安公司作为承包方,虽有经济实力对人身财产安全进行保障并对损失进行赔偿,但从法理和治安承包发展的长远角度考虑,承包方不应负有赔偿责任。

4.细划承包区域

为了避免因政府与承包方管理区域划分不清晰而导致的“一地多管”和“管理盲区”现象,需要当地政府与承包方共同协商,防止政府与承包人所协商的管辖区域出现承包地区与相邻地区的管辖范围或者部分地区无人管辖的尴尬现象出现。

(三)推广治安承包的创新措施

1.公安机关主导统筹协调

保安公司通过“治安承包”的方式参与农村治安治理并非解决农村治安问题的灵丹妙药,不能代替其他社会力量,更不可能替代公安机关的地位。在农村治安防控主体结构中,公安机关依然应积极发挥主导作用,而不是缺位做所谓“甩手掌柜”。具体而言,农村公安机关在推广保安服务时,应发挥以下作用:其一,积极指导村委会的发包行为。驻村民警应根据每村的治安情况,指导村委会分析其治安需求并转换成对保安公司的要求。其二,帮助村委会对保安服务公司进行绩效考核。其三,建立与保安公司合作机制。积极引导驻村民警、治安员、驻村保安员、巡逻队等在巡逻、调解、信息收集等具体事项上开展合作,以形成治安防控合力。需要强调的是,公安机关既不能缺位,比如利用保安巡逻替代公安巡逻;更不能越位,如利用公安机关权威对村委会选择、考核保安服务公司施加不正当影响等。豐

2.发挥当地党员干部作用

不能否认的是,尽管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其熟人社会的特征未有根本性改变。比如在农村中,许多纠纷可以通过有威望的族长或一些农村老党员、退休干部调解解决。这或许是“治安承包”的承包人多为村民私人的重要原因之一。保安服务公司在农村地区推广保安服务时,在符合《条例》有关保安员规定的前提下,尽可能将老党员、退休干部发展成驻村的治安顾问。

村委会治安管理制度篇4

论文关键词治安承包城镇化社会管理创新

一、治安承包的概念及特征

(一)治安承包的概念

治安承包,是指将某一特定区域的治安防范任务和一部分治安管理任务有偿承包给某个人或某一组织,承包人组织人员开展巡防工作等,相关政府部门根据区域内的刑事案发数量和承包人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数等指标对承包者进行的社会化安全管理新模式。豍

(二)治安承包的特征

1.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绩效评估,提高治安管理效力

治安承包最早出现时,是由个人对村镇的治安进行承包。由于人力资源和相关配置的限制,面对日益增长的破坏治安案件,传统的治安承包体制逐渐显现出弊病。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保安公司为例的创新型治安管理方法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成为了公共权力私营化的典型。市场竞争之下,小范围内的治安管理具有灵活性和可调节性,而更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名誉也在驱使各承包单位和组织着扩大承包范围和承包项目内容,有效地推动了行业发展和治安管理效力。

2.引入社会力量,减轻政府压力

现有的治安管理单位多是在政府号召下主动参与承包竞争,在工作过程中以治安承包保险金制度为起点,启动县乡村三级或其他形式的多级联动制度,保障充足的资金来源后积极引入相关的高科技监控仪器和必要的安全配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将部分资金使用情况予以公开。治安承包制度在弥补警力不足的同时,也成功地为政府的财政支出减压。

3.多元化管理,提高公众参与度

治安承包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成功吸收了广大群众力量,在“政府倡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工作模式的基础上,有关行业的职业岗位化、绩效化工资又在不断地增加该行业吸引力,促使多元化管理模式不断发展。此外,在队伍建设上,农村的治安承包人员多以本地居民为主,对地区的治安形势较为了解,助于治安防控在村民间的有效落实。

二、城镇化过程中发展治安承包的必要性与适用性

(一)缓解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治安形势的迫切需要

改革开放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青壮年常年在外使得农村内部的年龄层分布和性别结构失衡,村民生活安全系数下降。而老人、妇女以及儿童法制意识薄弱,可防性案件数量陡增。由于警力资源有限,农村基层组织所承担的责任增大,但由于近年来机构内部屡现腐败,其治安管理作用弱化甚至机构本身形同虚设。

(二)社会治安管理创新的需要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在此形势下,各地纷纷推广警力队伍的素质教育和体制改革以缓解日益严峻的治安形势。但是,公权力内部改革往往存在着“新壶装旧酒”、上下级包庇等不良风气,改革效果不如人意。相比较而言,部分地区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兼备灵活性和区域性保安公司进行治安管理承包不仅节省了大量财政支出,还获得了良好的治安效果和社会评价。

(三)公共服务市场化发展的需要

公共服务的根本目的在于利用市场的灵活性和先进性提高工作绩效,节约使用在某些领域不必要或者低效能的公权力。推广治安管理承包不仅可以解决公权力机关无法遍及的农村治安防控问题,还可以帮助节约警力资源,初现雏形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绩效机制以及发展较为长久的保安公司形式为治安承包管理展现了一个正确的发展趋向。

(四)治安承包针对城镇化发展的适用性

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显着问题,即社会保障福利的明显倾斜,农民的卫生、社保、安全等福利难以得到保障造成了不健康的社会心理和舆论导向,不利于城镇化的顺利发展。建立完整的治安承包制度,充实社会治安保险制度,既可以拓宽资金来源以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又可以使得老百姓“买个安心”。

三、城镇化过程中规范化治安承包的具体措施

(一)完善城镇化发展发包机制

1.以村委会为发包主体

“治安承包”发包方可能是公安机关、村>!物业管理公司等。其中公安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治安管理权;村民委员会行使自治权;物业管理公司行使业主授予的权利。正如上文所言,公安机关、乡

综治办作为发包方的实践则引起广泛的争议,而争议的焦点在于其法律依据上,在此就不再赘述。基于此种现状,我们认为在相关法律不完善,认识不统一的情况下,公安机关不适宜作发包方。而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根据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享有自治权,村级社会治安理应是自治权的一部分,村委会作为发包方不存在权利来源及对外委托的合法性问题。

2.明确承包事项

对于承包事项,目前的混乱在于治安管理事务的发包问题。如山东省寿光市圣城街道西关村承包事项为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安全防范、人口管理、协助调查案件、调处本村内部纠纷等,承包范围明显包括了不属于自己职责的治安管理事务,这种做法明显与现行法律规定不符。因此,在发包过程中,还要明确承包人的承包事项。以基层自治组织为发包主体,则承包事项应仅限于治安防范事务,而对于具有强制性的治安管理事务如搜查等行政强制措施、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处罚等,则应专属于公安机关,无论发包主体为谁,均不得发包。

(二)完善城镇化发展承包机制

1.以保安公司作为承包方

就个人作为承包方而言,存在诸多不足:首先,个人专业素养较差。众所周知,巡逻、调解等工作有较强的专业性,若想胜任,基本的法律知识及业务能力必不可少。个人很难获得这样的培训机会,若由政府或公安机关组织培训,又会增加额外的成本。其次,个人经济实力较弱,抗风险能力差。当履行违约责任时,可能会出现赔偿能力不足的问题。总之,对发包方而言,个人承包方并不是最经济、理想的选择。就机构承包方来讲,物业管理公司作为治安承包方的情况比较少。因为安保服务只是物业管理公司的服务内容之一,并非主业,且安保服务一般与其他服务同时提供。只有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乡村社区享有物业服务时,这一承包方式才能实现。显然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是不具备此条件的。总之,其他承包方具有先天的不足与劣势,而这些正是保安服务公司优势所在。

2.保安公司作为承包方的实践借鉴

通过对公开资料的收集与梳理,可以发现,保安服务公司参与“治安承包”大体有这么几种模式:(1)温州瓯海模式:由娄桥街道三个村委会出资并与保安公司签订“治安承包协议”,根据协议,若保安公司表现较好,可以拿到全额承包费并有额外奖金;若没有完成协议规定,则从承包费中扣去相应款项。治安承包的绩效考核由派出所负责。巡防队员每抓到一名违法犯罪分子会受到派出所相应奖励。(2)湖南邵东模式:邵东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将城区夜间治安巡逻任务承包给邵东保安公司,每月支付承包费用75000元。协议规定,双方签订协议期间,城区夜间可防性刑事案件(“两抢一盗”)发案数与上月相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奖励100元,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扣除承包费100元。(3)河南内黄模式:河南内黄县保安公司与郑州某公司联合运营一套联网报警监控平台。商户交纳部分资金后,保安公司便在其门店内安装相应的报警装置,一旦有警情,联网报警监控平台就会提示,保安巡逻队员便立即出动,从而能够保证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犯罪分子。并且保安公司会免费送商户一份治安保单。

3.明确承包责任

事实上,治安承包制度只能从威慑和防范的角度来尽可能的降低犯罪发案数量和发生率,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治安承包制度的实施并非意味着绝对安全,更非有人能为此承担绝对责任。因此笔者建议,承包方应当对发包方直接负责。而保安公司作为承包方,虽有经济实力对人身财产安全进行保障并对损失进行赔偿,但从法理和治安承包发展的长远角度考虑,承包方不应负有赔偿责任。

4.细划承包区域

为了避免因政府与承包方管理区域划分不清晰而导致的“一地多管”和“管理盲区”现象,需要当地政府与承包方共同协商,防止政府与承包人所协商的管辖区域出现承包地区与相邻地区的管辖范围或者部分地区无人管辖的尴尬现象出现。

(三)推广治安承包的创新措施

1.公安机关主导统筹协调

保安公司通过“治安承包”的方式参与农村治安治理并非解决农村治安问题的灵丹妙药,不能代替其他社会力量,更不可能替代公安机关的地位。在农村治安防控主体结构中,公安机关依然应积极发挥主导作用,而不是缺位做所谓“甩手掌柜”。具体而言,农村公安机关在推广保安服务时,应发挥以下作用:其一,积极指导村委会的发包行为。驻村民警应根据每村的治安情况,指导村委会分析其治安需求并转换成对保安公司的要求。其二,帮助村委会对保安服务公司进行绩效考核。其三,建立与保安公司合作机制。积极引导驻村民警、治安员、驻村保安员、巡逻队等在巡逻、调解、信息收集等具体事项上开展合作,以形成治安防控合力。需要强调的是,公安机关既不能缺位,比如利用保安巡逻替代公安巡逻;更不能越位,如利用公安机关权威对村委会选择、考核保安服务公司施加不正当影响等。丰

2.发挥当地党员干部作用

不能否认的是,尽管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其熟人社会的特征未有根本性改变。比如在农村中,许多纠纷可以通过有威望的族长或一些农村老党员、退休干部调解解决。这或许是“治安承包”的承包人多为村民私人的重要原因之一。保安服务公司在农村地区推广保安服务时,在符合《条例》有关保安员规定的前提下,尽可能将老党员、退休干部发展成驻村的治安顾问。

村委会治安管理制度篇5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大精神,围绕建设平安、民主、文明、富裕、和谐的荥经,深化农村平安建设,努力提升农村治安防控和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不断提高农村社会管理水平,为新农村建设创造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主要目标

1、健全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体系,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综治组织、治保会、调委会、社会治安防范整体联动及治安巡逻等群防群治队伍建设。以乡党委为核心,村“两委”作支撑,实施“1221”工程,即一个村,以治安巡逻队为基础,建立“两会”(治保会、调委会),健全充实“两室”(警务室、调解室),形成一个以治安防控整体联动、群防群治队伍为基础的村级平安建设组织工作体系,使服务管理和维护稳定的能力不断提高。

2、严密防范和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防止组织在农村进行民族分裂等破坏活动,维护国家安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相互协调配合,形成矛盾纠纷大调解格局,确保90%以上的不稳定隐患和矛盾纠纷排除化解在基层。减少涉法涉诉上访,防止有影响的重大发生。

3、健全社会治安整体联动防范组织体系,形成无缝隙网络覆盖,及时整治突出治安问题。有效遏制农村黑恶势力、严重暴力、“黄赌毒”、“两抢一盗”和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及侵害留守儿童、妇女、老人权益的犯罪活动,防止重大恶性案件发生。

4、严厉打击破坏农村经济发展和市场秩序的违法犯罪,加强“五五”普法和政治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农民群众道德素养,增强其法制意识、反和拒毒赌意识。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加强安全监管,防止发生有影响的群死群伤等重大治安灾害事故。

三、实施步骤

1、部署启动阶段。*年6月前,结合我乡实际制定《*乡农村平安建设长效机制实施意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抓,综治办和警务室协调、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氛围。健全基层治安防范组织,夯实防范基础。

2、整体推进阶段。从*年6月到2009年12月,全乡整体推进农村平安建设,实现群众法制意识、思想素质普遍提高,社会治安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落实,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发生率大幅度降底。

3、全面完成阶段。到2010年10月,全面完成规划目标任务,农村平安建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实现发案率减少、破案率上升、发展环境优良、社会政治稳定、治安秩序良好,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达95%以上。

四、工作措施

1、加强综治队伍建设。按照县委办、县府办《荥经县整合乡镇维稳资源实施方案》(荥委办发*[14]号)精神,结合我乡实际,健全规范乡综治委(办)。乡综治委主任由本乡党委书记担任,分管领导担任副主任,乡综治办主任由分管领导兼任,至少配备1名综治办专职工作人员。推进综治工作专业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建立和完善乡村综治工作信息化网络,充实完善专兼职治安巡逻队。

2、加强基层政法组织建设。依托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加快乡村警务室和人民调解室建设。我乡已经建立了乡司法所,司法所已配备3名司法助理员,依托乡司法所加快乡维稳中心建设。强化治安巡逻队伍建设,进一步充实完善治安防范巡逻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治安巡逻和邻里守望活动,探索建立村级治安防范责任承包制、治安保险责任制。

五、建立健全农村平安建设保障机制

1、领导责任机制。乡党委、政府要把农村平安建设作为统筹新农村发展的重要内容来抓,并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领导责任制,党政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其他领导承担分管工作范围内的责任,把平安建设工作各项任务落实到位。要定期研究平安建设工作,切实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组织开展本辖区内的平安建设工作,加强基层维稳资源整合力度。切实解决人、财、物等具体问题,组织开展好“平安村”、“无村”、“平安家庭”等创建活动,深入推进全县新农村建设。

2、农村治安形势分析整治机制。乡综治委(办)要坚持每月对本乡的治安形势进行分析研究,加强对苗头性治安隐患的排查和分析,对排查出的治安乱点和突出问题要及时进行整治。要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严厉打击侵害农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活动,铲除农村黑恶势力,加强辖区治安管理,落实预防青少年犯罪、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校园及周边整治、网吧管理等社会管理措施,防范控制“”、“门徒会”等组织的破坏活动。二是及时排查社情动态和突出问题。基层党组织、村委会要建立群众情报信息网络,每半月进行一次社情民意调研、排查分析,并及时汇报。全面准确掌握辖区人口信息,确保辖区实有人口登记率达100%,重点人口和监管对象落实管控率达100%。三是逐步建立村矫正工作站,对轻微违法人员、监管对象、过错青少年开展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和法制教育,切实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

3、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建立健全乡党委、政府领导挂帅,综治委(办)组织协调,司法所、妇联、、维稳中心、调处中心齐抓共管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构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协调配合的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进一步强化乡、村、组矛盾纠纷联动排查调处中心、站、点等网络建设工作,深入开展联动联调,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实现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充分发挥村级组织的职能作用,开展民间纠纷调解,疏导化解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村、组,消灭在萌芽状态。

4、农村治安防控机制。充分发挥乡党委、政府的职能作用,完善群防群治网络,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治安防范活动,形成治安大防范格局。加强对乡村集镇的治安防范工作,加强对易燃易爆物品、有毒有害物品和枪支弹药等的管理,消除乡村安全隐患;加大火灾隐患整治力度,建立健全乡村消防工作机制,确保农村消防安全;建立完善流动人口综合信息管理服务系统和乡、村、组、户四级治安防范网络,构建专群结合、警民联防的农村治安防控机制。

村委会治安管理制度篇6

两个极端方向发展:“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本文分析了这两个极端的现实表现、形成原因并提出了一些调适意见。

关键词:乡政村治 附属行政化 过度自治化

在我国,“乡政村治”是作为“村民自治”的现实表现和应然选择提出来的。“乡政”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行政性和集权性,是国家基层政权所在;“村治”则以村民意愿为基础,具有自治性和民主性,由村民自己处理基层社会事务。显然,“乡政村治”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需的,因为它可以调动国家和社会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但事实上,“‘乡政村治’的格局和体制违背了村民自治权的基本法理和村民自治立法宗旨”。①在“乡政村治”体制下,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相互关系的平衡和契合是困难的,“只要村委会承担来自上级政府的行政管理任务,那么它们的关系就非常可能具有领导与被领导的特征,而很难保持指导与被指导关系的性质”。②在实际运行中,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之间的复杂矛盾有时会走向两种极端:乡镇政府为推行政务而强化对村委会的行政渗透,导致村委会“附属行政化”;以村委会为代表的村民自治权过分膨胀,乡镇政府正当的行政管理难以有效实施,即出现“村官无人管”、“独立王国”等“过度自治化”的倾向。

一、乡村关系的两种极端表现

第一、国家权力对村庄权力的侵蚀导致村委会“附属行政化”

1、控制村委会,变“乡政村治”为“村务乡治”。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基层政权的运行方式,但是,乡镇党政领导总有理由和办法让制度符合自己的意趣:

1)扶植村庄人,实现对村委会的控制。《村组法》第十一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这一规定使传统的乡村行政隶属关系丧失了合法性依据。但是一些乡镇领导作为“村民天然的政策解释者”是不甘心失去自己在村庄的影响的,叫嚷“不领导村庄,国家的任务谁去完成?”,于是竭尽所能(如干预、操纵选举,推翻选举结果等)在村庄扶植自己的人:村民委员会,这样,在培养了村委会对自己政治亲和力和政治依赖心理的同时,又依据其强势话语权和资源垄断权赋予其体制内合法权力光环。村委会往往只是一味执行或迎合乡镇政府的要求,完全听命于乡镇政府,忙于“收粮、催款、刮宫、引产”,而采取牺牲村民利益或者直接占据村民自治权,从而呈现出“附属行政化”倾向。于是,名义上是村民选举出的村民委员会实际上成了乡镇政权的下级机关或派出机构,传统的“政社合一”下的命令指挥式管理方式又在村民自治旗帜下畅行其道。

即使是实行直选的地区,乡镇政权的意志也能得以实现。他们主要通过宣传、说服工作,在候选人资格认定,确定正式候选人等环节上做文章,实施影响力。我们在四川某市调查中发现,该市某镇镇党委书记、镇长到村党支部书记皆认为农民素质太低,只考虑眼前利益,缺乏民主素质等为由,为选举设置重重障碍。有关研究资料和我们的调查均显示,现阶段的村委会选举大多是在乡镇政府从手段到目标的直接控制中完成的。

2)借助于“村财乡管”来强化对村委会的控制。“村财乡管”是指村里财务由乡镇统管统筹。依据我们对四川省一些乡镇的调查,村财乡管主要表现形式是将村中所有的资金、账目统一上缴到乡镇,由乡镇一专职副乡镇长负责统管。村里若需花钱,要事先由村委会和村党组织拿出预算,再报经乡镇审核、批准;还有的地方将村里的会计人员统一集中在乡镇办公,用管住会计人员的办法来管住村里的资金和其他财产。通过加大乡镇对以村级财务收支为核心的经济活动的监督制约力度,以此来重新调整乡村关系,达到扩张乡镇权力、控制村委会的目的。村财乡管弱化了乡镇同村的新型指导关系,强化了传统的行政领导关系,不利于村干部改变过去那种只对上不对下的工作作风,实现服务群众的目的。因此,“村财乡管”只是实现乡镇政权对村庄权利控制的“经验”之举,而非达致村民自治的成功之为。

2、通过控制村级党组织控制村庄内部事务。这是一种间接的但又是非常有效的控制手段。在目前基层政权体制安排中,存在党委系统的隶属关系和政府系统的行政指导关系。乡镇党委通过对村党支部的有效领导,来间接地“领导”而不是“指导”村委会。一般来说,在每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之前,都要先进行村党组织的换届选举,根据《党章》规定,村党组织一般都是通过全村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但乡镇党委不仅可以推荐村党组织书记候选人,而且由乡镇党委提名的村党组织书记候选人,落选的可能性很小,即使落选,乡镇党委也可以通过直接任命或通过另外推荐候选人,以保证合乎其意愿者当选。而当选的村党组织书记则自觉地贯彻乡镇党委的意图,实施对村委会的领导。这样就会使得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指导关系,变为实际上的领导关系。因为乡镇长一般同时又是党委副书记,村委会接受乡镇政府领导就是接受党的领导。而在笔者走过的村中,村党组织书记几乎毫无二致地告诉笔者:“在村里,村主任只是我的助手。”

这种情况下,乡镇通常借助村党组织对村级事务的“领导核心作用”,对村民委员会进行间接控制。2000年,农村基层民主中引起全国轰动的一件事就是山东省栖霞市57名村委会主任、委员集体向中央有关部门递交了他们的辞职信。《人民日报》等媒体进行了公开调查和报道,主要原因是村支部书记在乡镇的支持下独揽大权,使得民选的村民委员会无法开展工作。③

3、乡镇政府对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决策权利的践踏。按照《村组法》的规定,村干部的工资待遇或误工补贴、村集体经济收益及使用、分配,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以及宅基地的使用等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都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通过后才能决定是否办理。但相当一部分的乡镇仍然沿用过去的老办法,用行政命令代替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对村庄自身事务进行决策。很多地方村干部的工资待遇也由乡镇政府统一规定;有些乡镇政府还直接插手村集体经济事务,从中牟利。

4、乡镇政府堵塞了民主监督的渠道。

我们在四川省一些地方的实地调查结果印证了很多学者的观点:村委会70﹪以上的精力是应付来自乡镇政府的工作任务安排,实际上充当了乡镇政府“一条腿”的角色,二者的关系也变为“利益共荣”关系。在“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安排的任务是钢性任务,与村内事务存在冲突是正常的。但是民选出的村委会却不得不把完成上级任务为己任。为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村委会经常采取非常规的、侵犯村民利益的做法。但当农民依照法定程序对村干部进行监督时又常常会遭到乡镇政府的阻挠甚至破坏。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这种“共事依赖”关系、“利益共荣”关系是不允许村民打破的。乡镇政府对村委会干部违法行为的有目的纵容包庇,导致村委会干部经常“奉命违法”,奉命直接违背民意,这是与村民自治制度极不协调的画面。

乡镇政府对村庄权力的过分侵蚀,必然导致村民自治性质异化,进而使村庄陷于瘫痪。首先是乡镇政府的一系列侵权行为导致村委会表现出了明显的行政化特色,“使得《村组法》的制度安排既未能调动起来自村民的社会积极性,又增加了乡镇行政的困难。”④这种状况对乡镇政府而言,村民自治成了自己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对村庄而言,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形同虚设,村民自治制度沦为一块招牌,这样,“混乱村”、“瘫痪村”的出现也就是自然的了。

第二、村委会组织的“过度自治化”倾向

前述分析中已经看到现实生活中的村委会已经具备了浓重的行政化组织色彩,这也给自身走向“过度自治化”提供了条件和便利;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为村委会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提供了借口和空间;村委会产生的民选方式则为村委会组织的“过度自治化”提供了语义支持。比如,某些村委会单纯从本村庄利益出发,往往不愿接受乡政府指导,甚至力求摆脱乡政管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村委会对乡镇政府已不再唯命是从,而是采取各种方式弱化、抵制政府的过分干预。应该说,村委会的这种行为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因为《村组法》已赋予了村委会自治权,乡镇政府不得对村委会随意发号施令,将其作为下属组织。但有学者在调查中发现,有少数村委会为了自己特定的利益,有意识地强化乡镇政府与村民之间的矛盾。当村民责怪村委会不能维护村民利益时,村委会就将全部责任推向乡镇,而当乡镇责怪村委会协助工作不力时,它们又把责任全部推给村民。⑤还有个别村委会干部甚至认为:“我是本村群众选举出来的,我只对群众负责”。在他们看来,村民自治就是本村村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村委会作为村民的合法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没有必要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于是,他们对承担的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的职责,抱着消极、冷淡的态度,甚至与乡镇政府明争暗抗,从而使村委会呈现出“过度自治化”的倾向,从而给政府的工作带来被动。

二、原因探析

“乡政村治”体制下造成乡村关系出现上述两种极端偏离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本文仅从村民自治制度设计和“乡政村治”运行机制以及矛盾主体等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村民自治制度供给短缺

现阶段,《村委会组织法》作为村民自治的一个基本制度安排,立法精神是十分明确的,但由于缺乏具体的执行制度的有效支撑,使得现行的成文法律过于原则化,乡村关系存在着制度短缺的现象。《村组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这从原则上规定了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指导---协助"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但这些规定都过于原则,难以操作,既没有明确规定指导、支持、帮助的内容、方式与方法,也没有明确规定协助的范围和形式。在全国各省人大制定的《村组法》实施办法中,只有个别省份明确列举了乡镇政府的具体指导事项,其它更多地方只是对《村组法》的规定作简单重复或略加补充,甚至有的省份出台的实施办法中根本没有规定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的专门条款。模糊不清的法律规定客观上给予了乡镇政府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使乡镇政府能够以指导为名对村委会的正常工作加以干涉,损害村民自治权益。另外,从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来看,现有法律制度同样也未能明确划分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职权范围,有关规定多是定性的、模糊的。转贴于

第二、压力型行政运行体制

压力型体制一般指的是一级政治组织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现实中,由县到乡镇再到村的指标经常是层层加码,并加以具体化和数字化,以指标和任务的形式分派给各个下级行政组织,并以这些指标、任务的完成情况作为评价、考核的主要依据,对下级行政机关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考核,有的甚至采取“一票否决制”(如目前县对乡镇领导的工作考核普遍实行“三个一票否决制”,即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信访社会治安一票否决制、发展经济一票否决制),下级行政机关官员承受着来自上级行政机关的巨大压力。这种状况使得乡镇政府只有控制村委会才能完成各职能部门的任务,而村委会也只能是拼命完成上级的任务,没有时间和精力问津村民自治工作。

第三、从矛盾主体上看,乡村关系矛盾很大程度上源于两种“人”角色利益之争。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任何一个政权组织、政府机构或自治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人性的特征,即它们都具有人性的自利性质,从自身利益出发,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加之改革前中国是“高度组织国家内的低度整合”的社会结构(或唐尼索恩提出的“蜂窝状结构”),给了乡镇政权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提供了索取自身利益的可能条件和制度空间。乡镇政权(充当了国家政权的“人”角色)拥有比村民多得多的政治、经济、组织和文化资源,它们便能较为便利、有效地利用制度空隙,成功地对村民实现制度侵权。于是这种制度的空隙客观上成了基层的干部利益群体谋求自己利益的活动空间。在推行村民自治制度时,不少乡镇干部往往从自身利益考虑,总是要大打折扣,甚至以种种手段抵制、截流国家下放给农村社会的政策,既不“放权”也不“让利”给村庄。村委会作为民选的村民合法代言人,实际上以“村庄人”的角色与乡镇政府对话,不情愿甚至拒绝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由于村委会是由民选产生,村委会成员最大限度攫取自身利益的行为,便而显得有恃无恐,不把乡镇政府放在眼里,从而使得村委会组织呈现出“过度自治化倾向”。

三、调适建议

“乡政村治”是用以解决村民自治政策背景下适应现代化目标选择,国家政权如何有效控制农村社会,又如何充分发挥农村社会“自治精神”的体制性安排。“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被认为是如何改造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使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致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⑥需要关注的是“法内自治”、“政治领导”、“行政指导”⑦三位一体在现阶段农村社区所构筑的制度框架以及在这种框架内的有效运行机制。“乡政”与“村治”之间的对接“并非国家政权内的上下级行政权力对接,而是作为国家基层政权的乡政管理权与作为农村基层社区的村民自治权的对接。”⑧为此,建议进行以下调整:

1、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法规制度,明确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管理权限。

政府职能转变,就是在承认政府权力有一定限度的前提下,还权于社会、还权于企业、还权于市场、还权于公民,改变过去政府包揽一切的做法。经过改造后的乡镇政府将作为为农民提供生产和生活秩序的政府而不是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管理农民生产生活事项的企业来发挥作用。但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不在于削弱政府的管理。在走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乡镇管理对农村社会的改造和推动,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没有政权管理只有政权指导的村”。⑨没有乡镇政府管理政务和指导村务,村民自治不仅很难有效运作,而且容易受社区和小团体、派系村民私利的驱动,可能成为超越国家法律的无序村。

《村组法》的完善是村民自治有效实施的根本保证。现行的《村组法》对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和各自权限只作了一般性规定,即乡镇政府有权指导村委会工作,但不得干涉属于村治范围内的事务。根据《村组法》原则,从制度上合理划分各自权限是解决乡政村治中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关键。为此,有学者提出应当由国家在适当的时候制定一部《村民自治法》⑩。另有学者提出为保证村民真正做到民主选举,应尽早出台《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对民主选举加以科学的规定,使之走上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⑾就目前村民自治的实践而言,由地方根据《村组法》的原则精神结合本地的具体实践制定出适合本地情况的《村组法》实施细则可以暂时缓解制度缺失的窘境,同时也为目前我国整体上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下发展村民自治开拓了道路。

2、改革乡镇党政主要干部的产生方式和对乡镇政府的考绩办法。

干部产生方式问题解决的是干部手中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也解决了当选干部利用手中权力为谁执政的问题。时下的党务系统和乡镇政权组织只是上级政权组织链条的一个部分,干部的产生、升迁、考评主要来自于上面一个环节,干部要眼睛“向上看”,所以造成乡村矛盾是必然的。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应考虑改变乡镇主要干部的产生方式,进而改变其工作方式。加强普通民众在选举乡镇党政干部问题上的话语权,使其真正做到为民服务。

乡镇主要干部产生方式的变化会引发对乡镇政府考绩办法的改变。干部是由人民产生的,也理应对人民负责,人民和人民的利益就自然成为考核干部政绩优劣的标准。成都市新都区推出的四个层面的“民评官”——评议区级党政领导、评议区级各部门领导、评议镇级领导、评议村级领导的实践,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和路向引导。

参考注释:

①潘嘉玮 周贤日:《村民自治与行政权的冲突》,[m]中国人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页19。

②景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村民自治》[J]中国书评,1998(5)

③李凡山东栖霞市57名村委会主任、委员集体辞职信[a]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报告2000-2001[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4,447。

④贺雪峰:《村级组织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J]《广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⑤贺雪峰:《论理想村级组织的制度基础》[J]《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3期。

⑥白钢主编:《选举与治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⑦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页431。

⑧范毅:《“乡政村治”良性对接的实践难题和基本对策》[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6月第21卷第2期(总56期)。

⑨潘嘉玮、周贤日:《村民自治与行政权的冲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20页。

村委会治安管理制度篇7

两个极端方向发展:“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本文分析了这两个极端的现实表现、形成原因并提出了一些调适意见。

关键词:乡政村治 附属行政化 过度自治化

在我国,“乡政村治”是作为“村民自治”的现实表现和应然选择提出来的。“乡政”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行政性和集权性,是国家基层政权所在;“村治”则以村民意愿为基础,具有自治性和民主性,由村民自己处理基层社会事务。显然,“乡政村治”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需的,因为它可以调动国家和社会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但事实上,“‘乡政村治’的格局和体制违背了村民自治权的基本法理和村民自治立法宗旨”。①在“乡政村治”体制下,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相互关系的平衡和契合是困难的,“只要村委会承担来自上级政府的行政管理任务,那么它们的关系就非常可能具有领导与被领导的特征,而很难保持指导与被指导关系的性质”。②在实际运行中,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之间的复杂矛盾有时会走向两种极端:乡镇政府为推行政务而强化对村委会的行政渗透,导致村委会“附属行政化”;以村委会为代表的村民自治权过分膨胀,乡镇政府正当的行政管理难以有效实施,即出现“村官无人管”、“独立王国”等“过度自治化”的倾向。

一、乡村关系的两种极端表现

第一、国家权力对村庄权力的侵蚀导致村委会“附属行政化”

1、控制村委会,变“乡政村治”为“村务乡治”。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基层政权的运行方式,但是,乡镇党政领导总有理由和办法让制度符合自己的意趣:

1)扶植村庄人,实现对村委会的控制。《村组法》第十一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这一规定使传统的乡村行政隶属关系丧失了合法性依据。但是一些乡镇领导作为“村民天然的政策解释者”是不甘心失去自己在村庄的影响的,叫嚷“不领导村庄,国家的任务谁去完成?”,于是竭尽所能(如干预、操纵选举,选举结果等)在村庄扶植自己的人:村民委员会,这样,在培养了村委会对自己政治亲和力和政治依赖心理的同时,又依据其强势话语权和资源垄断权赋予其体制内合法权力光环。村委会往往只是一味执行或迎合乡镇政府的要求,完全听命于乡镇政府,忙于“收粮、催款、刮宫、引产”,而采取牺牲村民利益或者直接占据村民自治权,从而呈现出“附属行政化”倾向。于是,名义上是村民选举出的村民委员会实际上成了乡镇政权的下级机关或派出机构,传统的“政社合一”下的命令指挥式管理方式又在村民自治旗帜下畅行其道。

即使是实行直选的地区,乡镇政权的意志也能得以实现。他们主要通过宣传、说服工作,在候选人资格认定,确定正式候选人等环节上做文章,实施影响力。我们在四川某市调查中发现,该市某镇镇党委书记、镇长到村党支部书记皆认为农民素质太低,只考虑眼前利益,缺乏民主素质等为由,为选举设置重重障碍。有关研究资料和我们的调查均显示,现阶段的村委会选举大多是在乡镇政府从手段到目标的直接控制中完成的。

2)借助于“村财乡管”来强化对村委会的控制。“村财乡管”是指村里财务由乡镇统管统筹。依据我们对四川省一些乡镇的调查,村财乡管主要表现形式是将村中所有的资金、账目统一上缴到乡镇,由乡镇一专职副乡镇长负责统管。村里若需花钱,要事先由村委会和村党组织拿出预算,再报经乡镇审核、批准;还有的地方将村里的会计人员统一集中在乡镇办公,用管住会计人员的办法来管住村里的资金和其他财产。通过加大乡镇对以村级财务收支为核心的经济活动的监督制约力度,以此来重新调整乡村关系,达到扩张乡镇权力、控制村委会的目的。村财乡管弱化了乡镇同村的新型指导关系,强化了传统的行政领导关系,不利于村干部改变过去那种只对上不对下的工作作风,实现服务群众的目的。因此,“村财乡管”只是实现乡镇政权对村庄权利控制的“经验”之举,而非达致村民自治的成功之为。

2、通过控制村级党组织控制村庄内部事务。这是一种间接的但又是非常有效的控制手段。在目前基层政权体制安排中,存在党委系统的隶属关系和政府系统的行政指导关系。乡镇党委通过对村党支部的有效领导,来间接地“领导”而不是“指导”村委会。一般来说,在每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之前,都要先进行村党组织的换届选举,根据《》规定,村党组织一般都是通过全村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但乡镇党委不仅可以推荐村党组织书记候选人,而且由乡镇党委提名的村党组织书记候选人,落选的可能性很小,即使落选,乡镇党委也可以通过直接任命或通过另外推荐候选人,以保证合乎其意愿者当选。而当选的村党组织书记则自觉地贯彻乡镇党委的意图,实施对村委会的领导。这样就会使得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指导关系,变为实际上的领导关系。因为乡镇长一般同时又是党委副书记,村委会接受乡镇政府领导就是接受党的领导。而在笔者走过的村中,村党组织书记几乎毫无二致地告诉笔者:“在村里,村主任只是我的助手。”

这种情况下,乡镇通常借助村党组织对村级事务的“领导核心作用”,对村民委员会进行间接控制。2000年,农村基层民主中引起全国轰动的一件事就是山东省栖霞市57名村委会主任、委员集体向中央有关部门递交了他们的辞职信。《人民日报》等媒体进行了公开调查和报道,主要原因是村支部书记在乡镇的支持下独揽大权,使得民选的村民委员会无法开展工作。③

3、乡镇政府对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决策权利的践踏。按照《村组法》的规定,村干部的工资待遇或误工补贴、村集体经济收益及使用、分配,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以及宅基地的使用等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都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通过后才能决定是否办理。但相当一部分的乡镇仍然沿用过去的老办法,用行政命令代替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对村庄自身事务进行决策。很多地方村干部的工资待遇也由乡镇政府统一规定;有些乡镇政府还直接插手村集体经济事务,从中牟利。

4、乡镇政府堵塞了民主监督的渠道。

我们在四川省一些地方的实地调查结果印证了很多学者的观点:村委会70?以上的精力是应付来自乡镇政府的工作任务安排,实际上充当了乡镇政府“一条腿”的角色,二者的关系也变为“利益共荣”关系。在“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安排的任务是钢性任务,与村内事务存在冲突是正常的。但是民选出的村委会却不得不把完成上级任务为己任。为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村委会经常采取非常规的、侵犯村民利益的做法。但当农民依照法定程序对村干部进行监督时又常常会遭到乡镇政府的阻挠甚至破坏。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这种“共事依赖”关系、“利益共荣”关系是不允许村民打破的。乡镇政府对村委会干部违法行为的有目的纵容包庇,导致村委会干部经常“奉命违法”,奉命直接违背民意,这是与村民自治制度极不协调的画面。

乡镇政府对村庄权力的过分侵蚀,必然导致村民自治性质异化,进而使村庄陷于瘫痪。首先是乡镇政府的一系列侵权行为导致村委会表现出了明显的行政化特色,“使得《村组法》的制度安排既未能调动起来自村民的社会积极性,又增加了乡镇行政的困难。”④这种状况对乡镇政府而言,村民自治成了自己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对村庄而言,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形同虚设,村民自治制度沦为一块招牌,这样,“混乱村”、“瘫痪村”的出现也就是自然的了。

第二、村委会组织的“过度自治化”倾向

前述分析中已经看到现实生活中的村委会已经具备了浓重的行政化组织色彩,这也给自身走向“过度自治化”提供了条件和便利;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为村委会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提供了借口和空间;村委会产生的民选方式则为村委会组织的“过度自治化”提供了语义支持。比如,某些村委会单纯从本村庄利益出发,往往不愿接受乡政府指导,甚至力求摆脱乡政管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村委会对乡镇政府已不再唯命是从,而是采取各种方式弱化、抵制政府的过分干预。应该说,村委会的这种行为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因为《村组法》已赋予了村委会自治权,乡镇政府不得对村委会随意发号施令,将其作为下属组织。但有学者在调查中发现,有少数村委会为了自己特定的利益,有意识地强化乡镇政府与村民之间的矛盾。当村民责怪村委会不能维护村民利益时,村委会就将全部责任推向乡镇,而当乡镇责怪村委会协助工作不力时,它们又把责任全部推给村民。⑤还有个别村委会干部甚至认为:“我是本村群众选举出来的,我只对群众负责”。在他们看来,村民自治就是本村村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村委会作为村民的合法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没有必要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于是,他们对承担的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的职责,抱着消极、冷淡的态度,甚至与乡镇政府明争暗抗,从而使村委会呈现出“过度自治化”的倾向,从而给政府的工作带来被动。

二、原因探析

“乡政村治”体制下造成乡村关系出现上述两种极端偏离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本文仅从村民自治制度设计和“乡政村治”运行机制以及矛盾主体等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村民自治制度供给短缺

现阶段,《村委会组织法》作为村民自治的一个基本制度安排,立法精神是十分明确的,但由于缺乏具体的执行制度的有效支撑,使得现行的成文法律过于原则化,乡村关系存在着制度短缺的现象。《村组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这从原则上规定了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指导---协助"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但这些规定都过于原则,难以操作,既没有明确规定指导、支持、帮助的内容、方式与方法,也没有明确规定协助的范围和形式。在全国各省人大制定的《村组法》实施办法中,只有个别省份明确列举了乡镇政府的具体指导事项,其它更多地方只是对《村组法》的规定作简单重复或略加补充,甚至有的省份出台的实施办法中根本没有规定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的专门条款。模糊不清的法律规定客观上给予了乡镇政府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使乡镇政府能够以指导为名对村委会的正常工作加以干涉,损害村民自治权益。另外,从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来看,现有法律制度同样也未能明确划分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职权范围,有关规定多是定性的、模糊的。

第二、压力型行政运行体制

压力型体制一般指的是一级政治组织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现实中,由县到乡镇再到村的指标经常是层层加码,并加以具体化和数字化,以指标和任务的形式分派给各个下级行政组织,并以这些指标、任务的完成情况作为评价、考核的主要依据,对下级行政机关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考核,有的甚至采取“一票否决制”(如目前县对乡镇领导的工作考核普遍实行“三个一票否决制”,即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社会治安一票否决制、发展经济一票否决制),下级行政机关官员承受着来自上级行政机关的巨大压力。这种状况使得乡镇政府只有控制村委会才能完成各职能部门的任务,而村委会也只能是拼命完成上级的任务,没有时间和精力问津村民自治工作。

第三、从矛盾主体上看,乡村关系矛盾很大程度上源于两种“人”角色利益之争。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任何一个政权组织、政府机构或自治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人性的特征,即它们都具有人性的自利性质,从自身利益出发,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加之改革前中国是“高度组织国家内的低度整合”的社会结构(或唐尼索恩提出的“蜂窝状结构”),给了乡镇政权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提供了索取自身利益的可能条件和制度空间。乡镇政权(充当了国家政权的“人”角色)拥有比村民多得多的政治、经济、组织和文化资源,它们便能较为便利、有效地利用制度空隙,成功地对村民实现制度侵权。于是这种制度的空隙客观上成了基层的干部利益群体谋求自己利益的活动空间。在推行村民自治制度时,不少乡镇干部往往从自身利益考虑,总是要大打折扣,甚至以种种手段抵制、截流国家下放给农村社会的政策,既不“放权”也不“让利”给村庄。村委会作为民选的村民合法代言人,实际上以“村庄人”的角色与乡镇政府对话,不情愿甚至拒绝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由于村委会是由民选产生,村委会成员最大限度攫取自身利益的行为,便而显得有恃无恐,不把乡镇政府放在眼里,从而使得村委会组织呈现出“过度自治化倾向”。

三、调适建议

“乡政村治”是用以解决村民自治政策背景下适应现代化目标选择,国家政权如何有效控制农村社会,又如何充分发挥农村社会“自治精神”的体制性安排。“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被认为是如何改造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使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致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⑥需要关注的是“法内自治”、“政治领导”、“行政指导”⑦三位一体在现阶段农村社区所构筑的制度框架以及在这种框架内的有效运行机制。“乡政”与“村治”之间的对接“并非国家政权内的上下级行政权力对接,而是作为国家基层政权的乡政管理权与作为农村基层社区的村民自治权的对接。”⑧为此,建议进行以下调整:

1、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法规制度,明确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管理权限。

政府职能转变,就是在承认政府权力有一定限度的前提下,还权于社会、还权于企业、还权于市场、还权于公民,改变过去政府包揽一切的做法。经过改造后的乡镇政府将作为为农民提供生产和生活秩序的政府而不是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管理农民生产生活事项的企业来发挥作用。但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不在于削弱政府的管理。在走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乡镇管理对农村社会的改造和推动,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没有政权管理只有政权指导的村”。⑨没有乡镇政府管理政务和指导村务,村民自治不仅很难有效运作,而且容易受社区和小团体、派系村民私利的驱动,可能成为超越国家法律的无序村。

《村组法》的完善是村民自治有效实施的根本保证。现行的《村组法》对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和各自权限只作了一般性规定,即乡镇政府有权指导村委会工作,但不得干涉属于村治范围内的事务。根据《村组法》原则,从制度上合理划分各自权限是解决乡政村治中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关键。为此,有学者提出应当由国家在适当的时候制定一部《村民自治法》⑩。另有学者提出为保证村民真正做到民主选举,应尽早出台《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对民主选举加以科学的规定,使之走上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⑾就目前村民自治的实践而言,由地方根据《村组法》的原则精神结合本地的具体实践制定出适合本地情况的《村组法》实施细则可以暂时缓解制度缺失的窘境,同时也为目前我国整体上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下发展村民自治开拓了道路。

2、改革乡镇党政主要干部的产生方式和对乡镇政府的考绩办法。

干部产生方式问题解决的是干部手中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也解决了当选干部利用手中权力为谁执政的问题。时下的党务系统和乡镇政权组织只是上级政权组织链条的一个部分,干部的产生、升迁、考评主要来自于上面一个环节,干部要眼睛“向上看”,所以造成乡村矛盾是必然的。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应考虑改变乡镇主要干部的产生方式,进而改变其工作方式。加强普通民众在选举乡镇党政干部问题上的话语权,使其真正做到为民服务。

乡镇主要干部产生方式的变化会引发对乡镇政府考绩办法的改变。干部是由人民产生的,也理应对人民负责,人民和人民的利益就自然成为考核干部政绩优劣的标准。成都市新都区推出的四个层面的“民评官”——评议区级党政领导、评议区级各部门领导、评议镇级领导、评议村级领导的实践,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和路向引导。

参考注释:

①潘嘉玮 周贤日:《村民自治与行政权的冲突》,[m]中国人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页19。

②景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村民自治》[J]中国书评,1998(5)

③李凡山东栖霞市57名村委会主任、委员集体辞职信[a]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报告2000-2001[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4,447。

④贺雪峰:《村级组织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J]《广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⑤贺雪峰:《论理想村级组织的制度基础》[J]《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3期。

⑥白钢主编:《选举与治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⑦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页431。

⑧范毅:《“乡政村治”良性对接的实践难题和基本对策》[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6月第21卷第2期(总56期)。

⑨潘嘉玮、周贤日:《村民自治与行政权的冲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20页。

村委会治安管理制度篇8

一、抓机构、强领导

为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富村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成立了以镇政府主要领导为主任、分管大安全领导为常务副主任、其他涉安领域的政府工作分管领导为副主任,涉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富村镇安全生产委员会,代表镇党委政府领导全镇安全生产工作,从全镇各领域加强了安全工作领导。因为组建了精干强劲的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富村镇的安全工作组织有序,形成统一领导,具体分管,直接负责的健全的安全工作组织体系,无论是从工作的研究部署,还是从检查督促,都能够有序进行,确保了各项制度、措施的顺利实施,安全工作卓有成效。

二、抓人员、强力量

监管队伍素质是确保安全的重要保障,富村镇党委政府主要加强了三支安全队伍:一是建立以镇政府主要领导为主任、安全分管领导为副主任、涉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镇安全生产委员会,代表镇党委政府领导全镇安全生产工作;二是建立以镇纪委书记为组长、党政办主任和纪委副书记为副组长、纪委委员和安委办人员为成员的镇安全生产工作履职督查组,代表镇党委政府督查全镇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三是建立以镇经济发展办主任为主任的镇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从党政办、经济发展办、煤炭分局、国土规划中心抽调精干业务人员为镇安委办副主任,代表镇安全生产委员会处理全镇安全生产工作日常事务。

三、抓投入、强保障

镇党委政府始终坚持“安全第一、第一保障安全”的原则,在财力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优先保障安全工作:一是在硬件建设方面,自2010年至今对煤炭、国土、安监、执法队主要涉安部门共新配车辆7辆;二是经费保障方面,全年投入各涉安部门安全工作经费在200万元以上,占全镇可用财力的30%以上;三是考核保障,全年用于各涉安部门安全工作考核在60万元以上,占全镇可用财力的10%以上。

四、抓思路、强目标

富村镇党委政府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科学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和“安全第一、一票否决”的工作原则,以消除安全隐患为基础,以治大隐患防大事故为重点,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根本,强化安全生产“监管领导责任、监管主体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在煤矿安全、隐患排查和瓦斯管理方面形成工作机制,强力推进“瓦斯管理年、达标创评年、现场管理年”三个年建设,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力争3年煤炭产量突破100万吨、地方税收突破1000万元、产值突破10亿元。

五、抓职权、强责任

安全责任,重在落实。镇党委政府为把安全责任落实到位,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和“一岗双责”要求,做到“职责三明确”。一是进一步做到片区、单位责任明确。即镇安委会承担镇党委政府安全生产“监管领导责任”,各涉安部门、各村(居)委会分别承担各行业领域安全和辖区内安全生产的“监管主体责任”,各生产企业(经营户)承担各企业(经营户)安全生产的“企业主体责任”。二是责任人职责明确。镇安委会主任是全镇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负全镇各领域安全生产全面领导责任;镇安委会副主任是各分管领域安全生产直接责任人,分管领域安全生产直接领导责任;各涉安单位负责人是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具体责任人,负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具体监管责任。三是对重点生产单位责明确。镇党委政府按属地管理原则,承担煤矿安全“监管领导责任”,主要领导是辖区内煤矿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辖区内煤矿安全生产负全面领导责任;分管领导是辖区内煤矿安全生产具体责任人,对辖区内煤矿安全生产负直接领导责任。富村煤炭分局按行业监管职责,承担煤矿安全“监管主体责任”,分局长是辖区内煤矿安全监管第一责任人,对辖区内煤矿安全生产负全面监管责任;分局其他领导是辖区内煤矿安全监管直接责任人,对所挂片区煤矿安全生产负主要监管责任;驻矿监督员是所驻矿日常安全监管具体责任人,对所驻煤矿安全生产负直接监管责任。

六、抓机制、强落实

为有力促进安全责任的落实,镇党委政府坚持“安全第一、一票否决”的原则,结合县委政府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和“一套制度两个规定”,制定了3套安全生产工作机制。

村委会治安管理制度篇9

中共*镇委员会*镇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各村、各单位:为进一步加强全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根据《中共*市委办公室、*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精神,结合我镇创建“平安*”工作实际,提出以下实施意见。一、总体要求和目标总体要求:我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提醒您:请根据实际修改)和十六届(提醒您:请根据实际修改)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及省、州、市《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为依据,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群防群治”的方针,以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为目标,以推进社会治安防范工作规范化、社会化为重点,组织发动群众开展群防群治,建立和完善社会治安防控长效机制,落实社会治安防范措施,为全镇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总体目标:在镇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镇综治办的组织协调作用和综治成员单位的职能作用,以公安派出所为主体,以群防群治为依托,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构筑起多层面、多形式的专群结合的治安防范网络;建立和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工作机制,形成齐抓共管、专群结合、点线面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全面覆盖、多层次、全时空、全方面的治安防控体系。通过努力,力争使我镇达到“四个明显增强”、“四个有效遏制”、“四个明显提高”。“四个明显增强”即驾驭治安局势的能力明显增强;化解矛盾纠纷、消除矛盾隐患的能力明显加强;全社会有效预防、控制和减少违法犯罪的能力明显增强;服务经济建设、促进社会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四个有效遏制”即偷牛盗马、入室盗窃和治安案件得到有效遏制;校园治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因矛盾纠纷而引发的破坏庄稼等案件得到有效遏制;矿山、交通、水上交通、消防安全事故得到有效的遏制。“四个明显提高”即“平安*”创建的群众参与率明显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明显提高;群众对治安满意率明显提高;群众对政法队伍工作的满意度明显提高。二、工作措施(一)建立维稳、综治工作中心。在镇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任主任,综治办、派出所、法庭、司法所、土管、林业、水利、团委、妇联、人

武部等部门负责人为中心成员。按“主体不变、分工负责、整体联动、充分结合、方便群众、讲求实效”的原则开展工作。中心统一领导和部署辖区综治、维稳工作;统一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和矛盾纠纷;统一协调处理疑难复杂的矛盾纠纷;统一归档综治、维稳工作资料和案卷。中心建立每月一次的议事和例会制度,每季度召开一次工作通报会,实行考评、记实制度。(二)加强“三支队伍”的建设,要求厂有护厂队,校有护校队,集镇村寨有巡逻队,并充分发挥作用。1、护厂队、护校队要做到看好自己的人,守好自己的人。2、以政法干部为主,并抽调镇机关和各站所干部组成集镇夜间巡逻队,定期不定期对街面、主要交通主干线进行巡逻和喊夜。凡抽到的单位无条件服从安排,不服从安排的单位,取消其年终评优资格,对单位负责人不予考核,已安排参加巡逻的干部,无故缺旷一次扣工资50元,连续缺旷三次者,年终考核评定为不称职(不合格)等次。3、每村抽调10名热心为群众服务的、正派的自己又有摩托车的年轻人组成村治安应急小分队。由镇政府出资将其摩托车喷上“治安巡逻”字样。4、以村民小组或自然寨为单位,继续巩固和完善“户户联防”,坚持轮流巡逻、值班守夜制度。因“户户联防”工作抓不积极导致辖区内发生偷牛盗马、入室盗窃案件的村,坚决实行一票否决。5、凡积极开展“户户联防”的小组或自然寨的农户,仍然享受坝党发[2009]79号文件规定的一切优先优惠政策。6、在街面设立一座治安岗亭,保证夜间有人正常值班。(三)各村根据本村实际,制订治安防范方案,制作村寨治安防范草图,特别要制定预防偷牛盗马行动预案,控制偷牛盗马案件的发生。一旦发生偷牛盗马案件,村与村之间、寨与寨之间要互通信息,在主要交通要道、主要地段设卡堵截,绝不让犯罪分子逃逸。(四)建立镇、村、组纵向和村与村之间、组与组之间横向信息网络。同时,派出所在治安乱点安插线人,形成信息明暗两条线,并对信息员进行培训。(五)开展人防与技防相结合,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为契机,号召每位机关干部、党员每人捐资购买一个防盗器,在*村牛昌坪、河东村白岩山两自然

寨安装作为示范点,逐步向全镇铺开。(六)建立镇综治办、司法所和派出所查访工作制度。每月至少深入各村委会一次,检查指导工作,了解村情民意,掌握治安情况,解决处理问题,为民排忧解难,防患未然,维护稳定。(七)以派出所、司法所为依托,建立村级人口管理联络站,掌握常住、暂住及流动人口和“四类”人口情况。调整充实完善村委会的调解、治保、帮教组织,进一步规范各种规章制度,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方面的工作。(八)召开村民或村民代表大会,认真贯彻坝党发(2009)34号文件《关于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村民自治的实施方案》,讨论制订村规民约。轰轰烈烈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移风易俗、普法宣传、治安防范、无毒村寨、平安村寨、平安家庭、治安模范户等创建活动。(九)搞好摸底调查,加强对两劳人员及有劣迹青少年的管理监控。组织发动群众举报线索,实行举报有奖制度;对积极提供破案线索,并积极协助破案的,视其贡献程度奖励200-2000元。(十)加强对娱乐室的监控。(十一)截源堵流,加强阵地控制,截断销赃渠道,加强对金银首饰加工点、农贸市场、废品收购站等场所和行业的控制,堵死销赃渠道。(十二)加强对中小学校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和学校治安管理。(十三)建立社会治安治理工作责任制,实行党政领导包村、干部和村两委成员包组、组长和护寨队员包农户。并将工作实际与年终考核挂起钩来。(十四)积极开展进村入户“访群众、听意见、送平安”活动,倾听群众对治安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向群众宣传创建“平安*”、“平安村寨”、“平安家庭”的目的和意义、目标和要求、方法与步骤。同时,向群众宣传法律、法规和发放《告知书》,让群众进一步了解防火、防盗、防骗知识,以提高群众的自我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十五)加强与周边的协作,积极与周边乡镇建立周边联防,共同构建强有力的边界联防组织,建立边界联防治安值班哨卡和治安信息员,互通信息。加强指导,抓好防范巡逻,建立边界治安防范长效工作机制,充分整合边界联防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齐抓共管。对治安突发性事件的处理要密切配合,共同拦截和打击罪犯。成立边界联合调解委员会,加强对周边矛盾纠纷的排查和监控力度,消除不稳定因素。同时,加强边界群众之间的交流,增进友谊,搞好团结,共谋和谐发展。&

中共*镇委员会*镇人民政府二00九年四月十四日《乡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乡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村委会治安管理制度篇10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和中办、国办转发的《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平安建设的意见》精神,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现就深入开展农村平安建设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深入开展农村平安建设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要求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与和谐进步,必须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当前,农村总的形势是好的,但因征地拆迁、土地承包等引发的矛盾比较突出,农民上访和农村也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盗窃、破坏农电、水利设施、农业生产资料和盗砍滥伐林木等案件多发,吸毒贩毒、、封建迷信、和非法宗教活动屡禁不止,个别地方农村黑恶势力横行,严重影响农村地区广大群众的安全;一些地方农村基层政权力量薄弱,政府管理缺位,警力不足,治安防范基础设施条件差,群防群治组织和经费不落实,农村治保会、调解会和治安巡逻队等社会治安防范队伍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农村社会稳定的形势依然严峻。开展平安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保持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相互协调,使农村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使农民群众安居乐业、和睦相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必须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重视农村平安建设,通过深入开展农村平安建设,着力化解农村各类矛盾纠纷,减少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完善农村治安防控体系,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开展农村平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

在农村深入开展平安建设,要坚持与实施"十一五"规划、农村经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规划,综合推进;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着力解决影响农村稳定和农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最迫切的实际问题,不搞形式主义,不搞"一刀切",不强迫命令,不增加农民负担,坚持以农民群众为主体,以农民群众满意为目标,把依靠和发动农民群众贯穿农村平安建设工作始终。

要通过在农村开展平安建设,使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更加健全,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农村各类突出矛盾得到化解,和非法宗教发展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农村治安防范体系更加完善,突出治安问题和治安乱点得到有效整治,治安状况进一步好转,群众安全感进一步增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更加深入,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进一步加强,农民法律意识明显增强,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相信科学、反对迷信、反对的自觉性提高;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

三、深入开展农村"严打"整治斗争

健全完善农村社会治安形势分析评估机制、"严打"长效工作机制、治安混乱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排查整治工作机制。要重点打击各类危害农村经济发展、损害农民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村黑恶势力犯罪、杀人和爆炸等严重暴力犯罪,坚决铲除横行乡里、甚至"操纵"基层政权的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集资、侵占集体财产等经济犯罪,加大打击盗窃牲畜、农电、水利设施、农机具等生产资料和抢劫、抢夺等多发财犯罪的力度。依法打击盗窃破坏油气田及输油气管道、能源、铁路、交通、通信等设施的违法犯罪和盗伐林木、非法狩猎、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田等破坏农村环境资源保护的犯罪。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管理,依法打击、、吸毒和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等违法犯罪行为,及时处理涉农违法案件,大力开展农资市场整治,加强农副产品生产、流通过程的监督和管理,依法打击制假、售假等坑农害农的犯罪和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财产安全的非法生产经营活动,维护良好的农村市场经济秩序,确保农副产品质量安全。积极防范和坚决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对农村的渗透破坏活动,深入开展同""等组织的斗争,坚决取缔非法宗教和封建迷信活动,严防危害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重大事件和暴力恐怖事件的发生,全力维护农村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稳定。

四、切实抓好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进一步健全完善矛盾纠纷预防、排查、调处工作机制,整合力量、整合资源,加强乡(镇)、村(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站点等工作网络建设,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结合起来,完善农村多渠道解决争端的机制。要严格落实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情况报告、归口调处等制度。高度重视和解决农村因干群关系、农民负担、土地承包、土地征用、环境污染、移民搬迁、拖欠农民工工资、集体资产处置、村务公开、邻里纠纷和宗族问题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依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好农民群众最关心的各种利益关系。建立和推行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风险评估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各类矛盾的发生。加强和改进工作,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理顺农民群众情绪,努力把社会不稳定因素解决在萌芽状态,有效预防和减少因矛盾纠纷激化而引发越级上访事件、和"民转刑"案件。建立边界地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协作机制,维护农村接边地区稳定。

五、加强农村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适合农村治安特点的治安防控网络体系,积极实施农村警务战略,充实基层警务力量,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的农村警务工作机制。因地制宜推广普及铁门、铁窗、铁柜、报警器等经济适用、防范效果好的物防设施,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推广科技含量高、适应农村特点的电子监控等技防设施。加强农村集镇治安防范工作,在农村集贸市场、庙会、商业网点、文化娱乐场所、车站码头、旅游景点等重点地区和部位,设立治安室和报警点,增加巡逻警力,确保安全。切实加强对农村易燃易爆物品、有毒有害物品、放射性物品和枪支弹药等的管理,消除安全隐患。建立流动人口综合信息管理服务系统,特别要加强对镇村出租房屋和重点场所、部位等流动人口落脚点及活动场所的管理,依法打击藏匿其中的违法犯罪人员,维护当地农民和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整合农村治安资源,充分发挥村委会、治保会、治安巡逻队等农村群防群治组织和民兵连(营)的作用,积极探索建立由政府出资的乡镇专职治安巡防队伍,组建护村队、党员干部义务巡逻队和治安巡逻志愿者队伍,开展形式多样的治安巡逻和邻里守望活动。逐步推行民警包村、保安驻村和治安联防联治等做法,实现乡与乡、村与村联户联防、联片联保、十户联防、联防联调、联打联治,构建专群结合、警民联防的农村治安防控网络,强化农村社会面的控制。积极探索治安防范承包责任制,建立治安与保险的互动工作机制,逐步扩大治安保险在农村的覆盖面,多渠道解决治安防范经费保障问题,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参与维护治安工作的积极性,大力开展自防自治活动。

六、加强农村留守老人、儿童等服务管理教育工作

随着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老人、妇女、儿童成为部分农村主要的留守人员,对由此引发的治安管理和防范上的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要加强对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妇女、儿童服务与管理工作,提高其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确保其人身和财产安全;特别是对那些无人照顾或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要完善有关政策,加大政府投入,强化家庭和社会责任,落实义务教育,强化帮教、救助措施。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吸毒人员的教育管理。

七、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

认真搞好普法宣传教育,重点做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义务教育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重点抓好乡村干部、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及青少年学生的法制教育。努力培养和增强农民参与村民自治活动和其他社会管理的能力,引导农民通过法律途径和正当渠道与方式解决矛盾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推进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开展村民道德文化建设和反警示教育,坚持不懈地做好"扫黄打非"工作。认真组织实施"依法治村"、"法律进乡村"、"村民自治示范村"、"民主法治示范村"等创建活动,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村规民约,实行村务公开、财务公开、政务公开,积极推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八、加强农村公共安全防范工作

认真做好农村公共安全教育,积极预防火灾、一氧化碳中毒、食物中毒、电力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件和传染病等事件。加强对农用车、船等的管理和对农村建房、用电、用水、卫生等安全防范工作的指导、监督与管理。进一步落实乡镇和村办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把安全生产各项要求和措施落实到生产经营每个环节,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特别是群死群伤事故发生。加强对各类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监测预警,高度重视生态安全和人口安全。

九、加强农村治安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建设

高度重视农村政法、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建设,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综治委和中央编办《关于加强乡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在乡镇机构改革中基层政法、综合治理的力量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大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其在农村平安创建活动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农村村委会和治保会、调解会建设以及村级综治办(综治工作站、综治中心)、综治联调联动中心等基层综合治理组织建设,落实办公场所、健全工作制度,做到有人抓、有人管。要按照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治安中心户长、综治特派员、综治协管员、综治信息员、人民调解员、治安巡防员等基层综治队伍建设,通过财政支持、有条件的集体资助和村民在"一事一议"范围内自筹等方式解决群防群治组织运行所需的资金。县(市、区)和乡(镇)、街道要选一些得力干部,派驻治安管理相对薄弱的农村,指导和协助这些地方开展农村平安创建活动。版权所有

十、建立齐抓共建机制

各部门要紧紧围绕开展农村平安建设的目标任务,制定实施参与农村平安建设的具体措施,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协作配合,共同推动农村平安建设深入开展。公安机关要充分履行打击和预防犯罪的职能,大力加强农村治安管理和防范,加强农村警务室、警务点、报警点、治安卡点建设,推动农村警务前移。人民法院要加强涉农案件的立案、审判、执行工作和涉诉工作,加强对人民调解组织的指导和支持。人民检察院要加强涉农案件的法律监督,坚决查办涉农职务犯罪。司法行政部门要认真做好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搞好法制宣传、法律援助、法律服务工作和农村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组织部门要大力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民政部门要强化农村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认真做好农村的自然灾害应急救助和困难群众救助工作。农业部门要积极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制度,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建立新形势下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新机制。劳动保障部门要积极探索和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林业部门要加强组织、指导森林资源管理,组织协调、指导监督森林防火防盗工作。水利、电力部门要指导农村安全用水、用电,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水利、电力设施。国土资源部门要依法查处、打击毁坏耕地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规范农村矿产资源开发管理。建设部门要加强对农村规划、农民住宅、农村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的指导,认真解决拖欠工程款问题。交通部门要加强对农村道路交通、渡口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指导,预防和减少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农村市场监管,切实维护农村市场经济秩序和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要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广泛深入开展农村平安建设宣传活动,引导农民投身于共创美好和谐稳定平安家园建设。人武部门要加强农村民兵建设并充分发挥其在维护农村治安和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驻农村各部队要积极开展创建平安驻地、平安基层单位活动,参与军警民治安联防共建。教育、文化、卫生、人口计生、海关、环保、质检、安监等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承担的工作任务,认真履职尽责,开展对口服务,进行具体指导,形成全社会关注、各方面参与的农村平安建设局面。要建立党政机关结对促建制度,积极引导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知名人士、志愿者对农村平安建设进行结对帮建,充分发挥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作用,调动广大青少年和妇女力量参与农村平安建设。

十一、加强对农村平安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