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拆迁的法律法规篇1
【关键词】城市；房屋拆迁；法律程序
一、引言
随着我国现代化城市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新城区的建设和旧城区的改造，城市房屋拆迁的规模也在日益扩大，许多被拆迁群众的合法权益却遭受了很大的侵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城市房屋拆迁法律程序在现有法律规定方面的不完备、体现在执法方面的不足以及法律监督体系有缺陷等等，导致被拆迁人权益保护机制失灵。鉴于这样的背景，本文将从城市房屋拆迁的法律程序问题出发，研究当前的法律程序现状，分析城市房屋拆迁法律程序在现有规定、监督工作方面的缺失以及在执法过程中所体现处的不足，力求为城市房屋拆迁法律程序的完善抛砖引玉。
二、法律程序对拆迁工作的影响
法律程序即程序法，包括公法程序和私法程序，是指人们进行法律行为所遵循法定的时限、顺序以及所参照的法定方式和关系。正当的法律程序能够对法律行为起到引导、规制、感染等作用，使法律行为向预期的方向发展，不正当的法律程序只能是作茧自缚，不仅不能确立正确的行为导向，还会在不同程度上遏制法律行为的正确进行，阻碍政府工作的进行。在现在的城市房屋拆迁规模不断扩大、拆迁范围不断扩展、拆迁项目不断增多的社会背景下，法律程序在拆迁工作中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首先，法律程序对拆迁工作具有导向作用。拆迁法律程序通常会通过既定条文的形式出现，通过对条文的解读，能够使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在做出相应法律行为前预测到将来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促使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另外，通过法律程序的相关规定，也能指引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的法律行为按照一定的指向和标准进行，向法律程序所设计的方向发展。
其次，法律程序对拆迁工作具有调整作用。“法律程序是约束法律适用者权利的重要机制，有利于克服和防止法律行为的随意性和随机性。”[]在拆迁工作中，法律程序一方面对拆迁工作者、肆意拆除、违法许可、暴力拆迁等行为进行规制，另一方面坚决抑制被拆迁人暴力抗拆、聚众捣乱、公然引起社会纷乱的行为，通过约束当事人的法律行为，同时缓解人们原先的行为与矛盾冲突，消除紧张气氛，促使拆迁工作稳妥、有序地进行。
最后，法律程序有利于拆迁工作资源的优化配置。现有城市房屋拆迁的法律程序法律法规对拆迁工作的分工情况中分别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对拆迁主管部门和拆迁执行部门的不同规定以及拆迁主管部门、执行部门内部的不同规定，不仅确立了拆迁工作中各单位角色的分配，部门的分工细化更是使得政府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大大提高了政府工作的效率，减少了拆迁工作中责任不明、职权不清的现象，有利于各部门间相互配合、相互监督，也有利于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此外，法律程序能使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形成一种无意识的服从的心理状态，在潜移默化中使拆迁人按照正常程序进行拆迁工作，使被拆迁人支持政府拆迁工作。
综上所述，法律程序对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的影响不容置喙，因此保证法律程序正确、保障执法过程公正透明显得十分重要。但是，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程序仍然存在着现有规定不完善、在执法过程中存在漏洞和不足以及拆迁监督工作不到位等缺陷，亟待相关党政机关、政府部门以及法律人士去处理解决。
三、拆迁法律程序的缺陷及其原因分析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律程序对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的实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但就如其他法律程序一样，其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大大小小的缺陷和漏洞，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拆迁法律程序的现有规定不完善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程序的规定不多，最主要的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城市规划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及《行政强制法》等。关于城市房屋拆迁程序的规定，可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三方面来解析：
目前人大所制定的法律几乎囊括了城市房屋拆迁程序所涉及的规定，但却只是将城市房屋拆迁的法律程序规定分布于不同的程序法律当中，并没有一部系统的程序法可以归纳所有有关拆迁的规定，因此拆迁主管部门在执行起拆迁工作来比较麻烦，被拆迁人主张权利也十分不便。
众所周知，先前施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是由于与《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的冲突点过多，而于2011年废止，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代其地位规制城市房屋拆迁工作。然而，分析部门规章、地方性拆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可知，相较之前的《条例》，它们似乎存在更多的问题。很多地方性法及部门规章等，在制定过程中，由于利益的驱使，制定者们只是从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试图以实现最优经济效益、方便房屋拆迁为目的制定有关法规、规章，而忽视了对被拆迁群众权益的保护。因而，被拆迁人的权利在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并不是得到了加强，相反却是被进一步地限制了。
除了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政府部门在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中还推出了大量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如此种种的法律规范定，除了国务院的《补偿条例》和地方性法规以外，其他的法律规范均将涉及城市房屋拆迁的规定零星罗布在各种法律条文中。因此，虽然城市房屋拆迁法律程序日趋完善，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缺失。
（二）拆迁法律程序在执法过程中体现出不足
城市房屋拆迁法律程序虽然在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中有了明文规定，却仍会在执法中出现不和谐现象。在整个拆迁过程中，正当的程序应该是保证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并且，正当的程序也应当在最大的限度上保证拆迁程序规范地运作。要想积极地完善拆迁管理规定，就必须严格履行《补偿条例》中所规定的城市房屋拆迁所需要的各项程序，严格遵循自己的权限范围。
拆迁要经历提出申请、颁发拆迁许可、实施拆迁以及拆迁补偿等等步骤，其中颁发拆迁许可是拆迁进行的首要也是重要环节，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拆迁许可证办理的程序却存在着很多的问题。首先，拆迁主管部门没有严格审查拆迁许可证的申请材料。就通常情况来说，任何有不符合《补偿条例》规定的，拆迁申请人就不应该获得拆迁许可证。但事实上，管理部门不按法定程序、不按法定职权颁发拆迁许可证。还有一些政府为了提高政绩，肆意给房地产开发商等开绿灯，甚至使一些不具备开发资质的开发商也能取得拆迁许可证。这就让现今的城市房屋拆迁处于有法不依的状况，而《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也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其次，拆迁许可证的颁发对象标准模糊。从《补偿条例》的规定中可得知，只有在得到拆迁主管部门授权，获得拆迁许可证后，单位和个人才算合法的拆迁人，才能进行拆迁工作。“从立法意图上去推理，拆迁人应当是拥有土地使用许可、项目规划许可、许可的单位，但《补偿条例》中并没有明说，人们因此可以去作很多种推理。”
所谓行政强制拆迁，指的是城市房屋被拆迁人在法定的时间内没有拆除房屋，而由拆迁主管部门责令拆迁执行部门或申请法院进行强制性拆除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这不仅不能加强拆迁工作的执行力度，更会引起被拆迁群众的不满。众所周知，行政强制拆迁是一种行政强制执行，应当由行政机关来执行，后果也应由行政机关来承担。而人民法院是处于中立地位，不应该站在行政机关一方，对被拆迁人进行强制执行。同样的，检察机关也应处在监督者的角度。
第二，行政强制拆迁方式合法却不合理。行政强制拆迁的进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百姓的正常生活。但是拆迁主管部门和执行部门往往无视行政强制拆迁的具体规定，在实际拆迁过程中超出自身权限、超出拆迁范围，甚至未达到拆迁条件就急于动工，全然不顾被拆迁群众的感受，更有甚者为了完成拆迁任务，不惜适用各种违法手段将居民强制逐出居住区。
四、完善拆迁法律程序的建议
在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中所涌现出的法律程序方面的漏洞和不足还有很多，例如拆迁行政裁决听证会缺乏公开透明度，侵犯被拆迁人知情权和参与权；拆迁补偿多为事后补偿、侵犯被拆迁人获得补偿的权利；抵制暴力抗拆措施不当，导致群众与政府矛盾激化等等。在此，本文作者针对上文所列举的法律程序上的缺陷，提出相应改善举措，望能从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贡献绵薄之力。
（一）完善拆迁程序规定
从上文中我们可知，目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程序方面仍存在的许多漏洞与不足，因此制定爱我你是的法律制度，严格规定房屋拆迁程序，并在此基础上尽快地整合和清理相对滞后的有关法律法规成为了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与此同时，严格限定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的权利，以避免违背法律、显失公平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肆无忌惮地使用到房屋拆迁工作中去，影响拆迁工作的有序进行。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拆迁过程中的因各种不当行为而引发的各种纷争和矛盾，才能充分发挥法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从未维护社会稳定。
（二）规范拆迁执法过程
目前阶段拆迁主管部门只检查申请人的书面材料是否准备齐全，对于材料齐全的就可以颁发拆迁许可证。这种审查方式简化很多审查步骤和内容，从行政许可的效率方面来考虑，显然是很好的机制，但其存在的问题却实在不容小觑。例如这样的它就很难反映出拆迁申请人提交的资料的真实性和材料内容的合法性，甚至会因此而被利用，违法颁发许可证给不合格的拆迁申请人。因此，拆迁许可机关在对拆迁申请人提出的申请进行审查时，不仅要看申请人所提交的纸质材料是否齐全，更应该深入审查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内容的合法性。其次，严格发放拆迁许可。要明确拆迁许可发放的对象。只有明确合法拆迁对象，才能确定拆迁工作的责任归属，才能理清拆迁主管部门和拆迁执行单位之间的关系。
这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入手：第一，行政强制拆迁是一种行政强制执行，是非到万不得已不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应该严格行政强制拆迁的申请条件，减低强制拆迁的执行频率，以更好地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第二，申请强制拆迁必须提供法定要件并做出书面申请。第三，依照《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拆迁部门应当在强制拆迁之前适当的一段时间内通知被拆迁人，让被拆迁人充分做好拆迁的准备工作，最好能够对被拆迁人做好拆迁政策的解读和拆迁工作的宣传。第四，对于不肯配合拆迁工作的被拆迁人，不能采取断水、断电、强行闯入住宅、晚上或节假日等方式，给被拆迁人造成生产生活上的不便。此外，拆迁主管部门在拆迁工作进行过程中，要对被拆迁的房屋及房屋内物品进行保全，以免因造成财产损失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对于因强制拆迁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拆迁工作的责任人因进行赔偿弥补。
（三）健全拆迁监督体系
首先，明确上下级监督。在拆迁工作进行过程中，拆迁主管部门应设立专项监督小组，负责监督拆迁执行部门的工作，加强拆迁监督管理，对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的规范性进行监督检查，严格下级拆迁部门工作程序，杜绝、的现象。其次，拆迁主管部门和拆迁执行单位也应加强部门内部的相互监督。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拆迁争议的行政裁决和执行工作，严格审查拆迁申请材料，谨慎监督拆迁执行单位。拆迁执行部门应努力约束自身的行为，严格按照强制拆迁的程序、进度工作，工作人员应恪守岗位、遵纪守法，不扰乱拆迁工作的正常进行。
第一，正确引导媒体的舆论导向。媒体作为群众和政府间信息传递的主要窗口。新闻媒体既有照实宣传政策和维护公民权利的权利，也负有化解社会矛盾的义务。因此媒体工作者在面对突发的拆迁纠纷时，应当时刻保持理性的头脑、确立客观的态度，冷静而又全面地报道事件发生的事实经过，而不能捕风捉影、断章取义，为追求高效益而肆意夸大其词，扭曲整个事件的发展方向。
第二，加强对拆迁工作的宣传力度。应当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媒介做好法制宣传、政策解释和矛盾化解等工作，正确引导广大民众的心态。对拆迁过程中的鲜见的拆迁执行单位或拆迁申请人的违法拆迁或不当拆迁行为，可以通过对外公开批评、对内通报教育等的方式，尽量避免群众通过片面的媒体报道知晓事件，从而激起负面情绪。对拆迁政策、拆迁程序和拆迁许可等进行公示，并将拆迁项目明细、行政裁决接结果、拆迁补偿听证情况等向社会公告，以保护群众的知情权。拆迁市场也要求公开透明，公示拆迁执行部门的审查资格，公开拆迁公司竞标情况，并做好为群众解疑释难的准备工作。
第三，增强群众的监督意识。在拆迁法律关系中，被拆迁人处于受保护的弱势群体的位置，再加之群众监督意识不强，致使拆迁工作的社会监督不到位。街道或者居委会、被拆迁人单位等有关单位应充分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对被拆迁人及群众进行培训教育，以增强他们的监督意识，从而更充分地形式自己的权利。
五、结语
城市房屋拆迁是一个事关民生的大问题，而房屋拆迁的法律程序问题也无时无刻不牵动着百姓的心。近年来，房屋拆迁引起的悲剧沉重地敲击着每个国人的心，城市房屋拆迁法律程序的缺陷，不仅仅阻碍相关部门执法工作的进行，影响被拆迁人的正常生产生活，更重要的是加剧了政府部门和普通百姓之间的矛盾，甚至酿成悲惨结局，与我国倡导的和谐社会背道而驰。因此，调整修改城市房屋拆迁法律程序迫在眉睫，只有正当、合理的法律程序才能使房屋拆迁工作井然有序地进行，才能最大程度地既能保障国民的合法权益，又能逐步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从而更好地构建和谐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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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拆迁的法律法规篇2
论文关键字:城市房屋拆迁强制拆迁
2009年来从四川的唐福珍女士抵抗暴力拆迁引火自焚，到上海某拆迁户投掷汽油燃烧瓶暴力抗拆，中国强制拆迁恶性事件继续频发。其后，北大五位法学院学者””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废除或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称该条例涉嫌违宪。目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己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争议最大、引起纠纷最多的一项制度。
一、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之现实构架
根据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房屋拆迁大致分为四阶段:一是房屋拆迁的准备阶段，包括建设项目批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三个行政前置审批程序;二是房屋拆迁的决定阶段，包括拆迁许可证的审批和公告程序;三是房屋拆迁的协.苟及处理阶段;四是房屋拆迁的实施阶段。第三阶段中根据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否订立补偿安置协议又分为三种情况(如图一所示):
1、顺利达成并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人对拆迁范围内的房屋予以拆除。
2、达成仲裁协议，但被拆迁人在规定期限内拒绝搬迁，拆迁人可以申请仲裁或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申请法院先予执行。这种情形在实践中存在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逼迫利诱等情况，从而导致一系列行政侵权行为发生。
3、未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由拆迁当事人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行政裁决。如果当事人对行政裁决不服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若拆迁人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若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提讼而被拆迁人拒绝搬迁的，则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由裁决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可见，拆迁制度涉及到行政立法，行政许可、行政裁决、行政强制等相关行政行为和房屋价格评估、拆迁补偿协议订立等一系列民事行为，涉及到政府、拆迁人、被拆迁人三方主体利益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稳定。因此，找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之现实困境并进行制度重构显得任重而道远。
二、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之现实困境
(一)困境之一: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不健全
从宪法、法律到行政法规，国家实行征收的条件必须出于“公共利益”。然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共利益.，规定缺失，导致部分房屋拆迁缺乏合法性依据。例如在一些商业开发而非直接受益于民的拆迁项目中，是否是”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就不存在直接依据。
依据《立法法》的规定，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包括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来实施。那么行政强制拆迁依据的《条例》，由于在法律渊源上仅属于行政法规，就与上位法《立法法》相冲突甚至违宪。虽然《物权法》第42条把房屋拆迁统一规定在基于公共利益需要的征收范畴中，却引发了一个更加深层次的思考:政府通过开发商业性项目获取私利难道也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吗?
(二)困境之二:政府主导型拆迁模式出现公权力滥用问题
政府在房屋拆迁管理别是在强制拆迁中的定位有失偏颇。不少拆迁行为中，存在拆迁人、拆迁许可证颁发人、拆迁受益人、拆迁补偿安置标准制定人与拆迁安置裁决人同为一个政府的情况。此外，政府相关部门也极易滥用权力干涉行政裁决结果。
(三)困境之三:拆迁程序设置与补偿机制不合理
我国现行拆迁制度之程序设计对被拆迁人的知情权和决策参与权保护不够，被拆迁人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拆迁补偿的范围偏小、标准低，程序和结果不公平性，加之各地拆迁补偿标准不一等等，都诱发和加剧了恶性拆迁事件频发。
(四)主要根源:没有区分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
目前《条例》并未对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分类规定，是导致房屋拆迁诸多矛盾纠纷的根源所在。公益拆迁一般指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进行的拆迁，其中政府作为拆迁人与房屋所有人构成不平等的双方法律关系。除此之外都属于商业拆迁范畴。在商业拆迁中，拆迁人不是政府而是开发商，开发商和房屋所有人构成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其中政府不应对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如何进行补偿安置有过多干预，更不能适用行政强制的手段来实施拆迁。拆迁人应当充分实行意思自治，按照市场规律来实施拆迁。
三、重构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
(一)界定公共利益范围，确定公益拆迁与商业拆迁之基本分类
虽然我国法律、法规难以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但并不表示在某一具体领域也难以对公共利益作出具体界定。笔者认为此公益性可按实体和程序标准划分:实体标准即该拆迁项目以非营利为目的并得到公共使用、为公共所受益;程序标准即政府通过信息公开化、透明化方式由公众参与决策该利益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并且政府需就该公共利益充分说明理由。由此可见，1、通过制定《城市房屋拆迁法》对城市房屋拆迁中公共利益的范围、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及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的基本分类统一规定。2、对于公益拆迁，政府必须尽量采取公开招投标或者拍卖的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并按公平原则补偿:对于商业拆迁，政府除了对开发商的资质以及拆迁进程合法监督外，不应再积极介入。3、对于是否采用强制权这个问题上，公益拆迁中应当允许强制执行权的存在，而商业拆迁应由法院来决定是否强制拆迁。
(二)以比例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为指导规范行政强制拆迁行为
比例原则包括了三个次要概念: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以及狭义的比例原则。妥当性原则要求行政强制拆迁以立法规定的公共利益为前提。此外，根据法国公用征收的司法经验，强制征收的前提是权利人己受领补偿金。可见我国行政强制拆迁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才合法，一是必须出于公共利益需要，二是必须保证被拆迁人得到货币补偿或者拆迁安置用房;必要性原则又称最小侵害原则，要求在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中选择对公民权利侵犯最小的方式。狭义比例原则又称均衡性原则，是指所采行为所引起的不利益应较行为所欲防阻之利益为低。房屋拆迁可得的公共利益必须大于预期损害才为合法。正当法律程序要求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完善如申请、受理、管辖、及回避制、制、职能分离制、听证制、证据制度等程序法的基本制度，特别是行政强制拆迁程序须更公开化、透明化，并保证公证机构参与证据保全过程。
有关拆迁的法律法规篇3
2 房屋强制拆迁涉及公民最重要的财产所有权，涉及千家万户的根本利益，甚至身家性命，理应属基本民事法律制度调整之列。依《宪法》和《立法法》的上述明文规定，唯有法律能调整房屋强制拆迁所涉的民事法律关系。而由国务院制定和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全国各省、市制定的相应地方性拆迁管理办法、管理规定、管理条例等均属行政法规和地方性行政法规和规章。这些处于下位法规和规章中有关强制拆迁的规定，不仅是调整了公民的财产权利，而且涉及对公民基本民事权利即财产权利的剥夺。这显然超越法定立法权限。
3 虽然依《立法法》第九条之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国务院似乎有权制定该拆迁条例。但问题是，作为下位行政法规不得与上位法律冲突，否则当然无效。而强制拆迁私房显然违反了上述提及的三方面法律明文规定。依《立法法》第七十八条：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及第七十九条：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之规定，强制拆迁的行政法规当属无效。
4 根据《合同法》第三条：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已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及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以及《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房屋拆迁的本质，是卖方处分自己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私人行为，或买方基于契约而产生的合同权利。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民事法律行为须依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但是有关拆迁纠纷须经行政裁决，可以先予执行（即先行拆除）、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执行及强制执行的规定，除了严重违反上述《宪法》、《立法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外，直接与《合同法》和《民法通则》这些基本法律确立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尊守的基本原则相悖，依《宪法》和《立法法》之规定精神，当属无效的行政法规。
5 拆迁问题首先涉及对私人产权的剥夺其次才是有关补偿问题。强制拆迁房屋性质上与强迫交易无异。《刑法》第226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构成强迫交易罪。强制拆迁关系中，以行政强制力迫使房屋所有权人将自己的房产以其不能接受的时间、价款卖给开发商，纯属强迫交易，尽管行政强制力是否能等同于“暴力、威胁”还有待论证；但是，采取断水、断电、断气、断热手段，以开除公职或解聘相威胁，派黑社会人物打砸抢，或强行闯入私宅，将所有权人的财产弃于街市或安置于其不同意或不知情的处所，这些在强制拆迁中屡见不鲜的暴力行为，构成暴力、威胁当无疑义，其严重后果导致不少原私房所有人如丧家之犬在城市中流浪，致使不服强拆上访者日益增加，引起社会不安定不稳定因素剧增。
6 政府参与强制拆迁，往往涉及官商合谋的贪污腐败。而政府参与欺诈，更加可怕，后果更为严重，因为毁灭公民对法律的敬畏之心，摧毁人们的诚信，使得人民不再信任政府，最终破坏法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陷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表示，即属欺诈行为。明明是盖写字楼搞商业运作，却以所谓建绿地为由申请拆迁许可证；明明是搞商业旅游开发，却以所谓城市建设项目立项；明明是搞商品房开发，却编造旧房危房改造的理由；明明是搞商业经营，却以诸如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以公共利益为晃子，骗取拆迁许可证。
7 值得一提的是：最高法院正在制定针对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司法解释，其基本精神正是，不再支持强制拆迁。其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被拆迁人或房屋承租人认为市、县人民政府组织的强制拆迁违法，应以组织强制拆迁的市、县人民政府为被告，具体实施强制拆迁的部门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 另值一提的是：2003年6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向省内各级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法院在“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未达成协议”情况下，不予受理拆迁人强制拆迁的申请。2003年9月26日广东省人大通过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删除原来涉及“先行拆除”的内容，不再明确支持强制拆迁。2003年9月28日陕西省人大通过的《拆迁补偿条例》明确规定：不得强行拆除房屋，并对“拆迁人违法强行拆除被拆迁人房屋的”依法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还要给予赔偿；不得采取断水、断电、断气以及封堵道路等手段，迫使被拆迁人订立补偿安置协议。此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亦作了相似规定。
有关拆迁的法律法规篇4
【关键词】房屋拆迁；行政事实行为；违法性；法律救济
一、政府拆迁中的行政事实行为概述
（一）行政事实行为概念
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相对，是行政活动的一种。它不依赖行为人的意图，不以发生法律效果为目的，但行政事实行为的做出会造成一定的事实后果，该后果具有法律意义。目前，在我国较大认同的观点认为，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基于职权实施的不能产生、变更或者消灭行政法律关系的行为。
（二）行政事实行为特征
1.行政事实行为为一种客观状态。行政事实行为一经作出，即表现为一种客观存在，如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在违章建筑过程中，将建筑内的合法财产损坏，这就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行为的后果是实际存在的，不能恢复到行为前的状态，这种行为不能象具体行政行为那样被有权机关撤销或变更，也不存在生效的问题。
2.行政事实行为是与行使职权有关的行为。行政事实行为是在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中发生的，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法律规定行为的后果由行政机关来承担。
3.行政事实行为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益。行政事实行为会对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造成事实上的、实际上的影响，而且影响的发生是由于外力作用的结果。
二、政府拆迁中的行为定性
政府拆迁是政府依其职权的行为，在这种行为中有两个基本法律关系，即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和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一）政府与拆迁当事人之间为行政管理关系
城市房屋拆迁涉及城市规划的实施、城市发展和居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工作难度大、问题多，因此离不开政府的干预和管理。为加强对城市房屋拆迁的管理、监督，国务院颁布了一些条例，根据有关规定，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可见，有关政府部门对城市房屋拆迁的监督管理权具有法定性，其与被管理人形成的拆迁管理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
（二）拆迁当事人之间就安置、补偿发生的关系为民事法律关系
房屋的补偿与安置是房屋拆迁的矛盾焦点。拆迁当事人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问题形成的法律关系是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民法上自由平等、公平合理、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
基于以上两个基本法律关系笔者认为政府在拆迁中的行为定性有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二者共同构成了行政行为。在实际行政活动中，行政事实行为绝大多数是由行政法律行为的形式主体导引出来的，由于实际主体多样性，可变性，差异性的特点，决定了行政事实行为的质量和效果完全如愿行政法律行为的各种预期。可能由于行政事实行为的实际主体—行政执法人员的作风粗暴，态度专横，方法简单，能力低下致使行政法律行为成为一纸空文，也可能会由行政事实行为的实际主体—行政执法人员的程序违法，超越职权，滥用权力和，致使行政法律行为遭到国家有权机关的彻底否定。政府在拆迁中的行为有法律行为，行政相对人当然会得到法律救济，但现实中救济确存在很大困难。
三、政府拆迁中行政事实行为存在的问题
城市拆迁中的行政相关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被拆迁人的宣传、解释工作；拆迁公告；拆迁之前的动员工作；拆迁过程中的沟通、协调、安抚工作及行政调解行为等。这些行为或活动是相关行政机关在本职工作范围内行使职权的表现，不直接改变行政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被拆迁人或相关利害关系人对这类行为不服时，一般不能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上述行为中，争议较大的是房屋拆迁公告行为。《拆迁条例》有关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发放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同时，应当将房屋拆迁许可证中载明的拆迁人、拆迁范围、拆迁期限等事项，以房屋拆迁公告的形式予以公布。”据此，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发放房屋拆迁许可证时，房屋拆迁公告。房屋拆迁公告属于行政公告的一种。
（一）城市房屋拆迁公告的对象。有关拆迁公告理论界存在很多说法，笔者认为，拆迁公告张贴在被拆迁房屋范围内，首先是让被拆迁人知道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内容，配合政府的拆迁行为；其次是提醒拆迁人，按照房屋拆迁许可证规定的范围、期限等事项实施拆迁；再者让社会公众了解拆迁活动，体现政府信息公开的职能。
（二）城市房屋拆迁公告的性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房屋拆迁公告的行为，是政府行政主管机关作出的一项重要文书，其性质有人认为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有人认为是一种复制器，是将行政机关或依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管理权的组织已经议定或决定的事项在不改变内容的情况下，“复制”成公告，并将其内容予以公示。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公告即公示，它的本质是将有关决定予以公布，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内容，具有宣传和监督的作用，其本身并不处分决定的内容。依《拆迁条例》第8条规定，拆迁公告是对“房屋拆迁许可证”内容的一种公示，以便使更多人知道，主要起宣传监督的作用，督促其在拆迁范围、拆迁期限内完成拆迁。这种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出，行使行政权力，但不产生法律效力的行为，其性质应是由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相关行为，而不应该有具体行政行为内容。
四、法律救济
有关拆迁的法律法规篇5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小断加快，“拆迁”这个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显得矛盾重重，处理小好就会激化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大局、本文主要从行政法角度审视这一问题，分析了拆迁矛盾的现状、成因，并结合有关法律法规提出其解决机制。
近年来，我国的城ili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伴随着旧城改造，一人批老住户步入了拆迁户的行列。由拆迁带来的纠纷呈上升趋势。且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由拆迁带来的较为激化的矛盾。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拆迁这一关系人民根本利益的领域承待法律规范。
一、拆迁矛盾原因分析
1.立法理念、法律意识方而:拆迁是指为城市建设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有关机关许可而拆除权利人房屋并给予补偿、安置的行为。拆迁涉及房屋所有权人的所有权问题。所谓房屋所有权是指权利人对其所有的房屋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该项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个人均不得非法侵害。拆迁从性质上讲应该属于对公民则-产的征收。我国法律中虽没有明确规定“私有则一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法律对“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则一产”在《宪法》中作了承诺。也就是说:保护公民个人合法则一产安全是国家的法定义务而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法律传统中，公法文化一直占绝对优势，私权利一直得不到应有的俘重和有效地保护，无法同公权利相抗衡。在公民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强调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国家、集体利益。与之相对应，国外则非常强调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公民个人的土地，皇帝的马也不许跑。”而在我国，拆迁实践中的“钉子户”一词就反映着拆迁者与被拆迁者的对立关系，暴露出立法理念之落后。
2.法律体制方而:我国日前拆迁工程相当浩大，涉及到许多样众的切身利益。这方面的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然而，在这一领域尚没有一部统一的《拆迁法》这方面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国务院在2001年6月6日第40次常务会议上通过并于2001年11月1日正式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称《条例》)。各地政府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依据此条例制定了当地的拆迁管理规定。如:1997年北京市颁布了《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关于拆迁补偿方法，规定比较混乱，因此带来了实际操作中的混乱现象。
3.执法方式与水平方而:城ili拆迁办公室是专门管理拆迁事务的机构，执掌着拆迁人权。目前存在着较多的违反法律程序、野蛮拆迁等情况，反映出执法方式粗暴单一、执法水平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被拆迁人的感情导致了此类矛盾的激化。
二、行政法视野中的拆迁问题
1.关于拆迁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
现代法治国家一般都将立法纳入司法审查。例如在英国，无论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只要超越权限，法院都可行使审查权。而在我国的实践中，有这样一种情况:在被拆迁人对一此拆迁规则表不疑问时，尚没有较有效的解决途径。这与我国现有的行政法律制度有关。我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所确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困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而排除了抽象行政行为。2003年4月25日，《法制日报》以《公民状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为题报道了南京市江宁区的一件由拆迁纠纷引出的案中案。案件中的江宁区政府在上位的拆迁法规已修改多年的情况下，不及时修改当地的拆迁法规，仍然沿用7年前的祈行办法，以致被拆迁人因此损失数白万元，被拆迁人愤而状告政府立法不作为，其诉讼请求被驳回。而对一些地方政府以行政立法的方式损害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司法的活动空间很小，这也就使得当事人处在了一种投告无门的境地。故许多学者强烈呼吁扩人行政诉讼受案范困。有的学者还卞张从社会公共利益关系出发，一切行政行为都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2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不周延性
(1)《条例》尚未规定被拆迁人有权利参与拆迁的决策过程及监督拆迁过程。飞政府行政公开是现代社会的一人趋势，而在我国的拆迁实践中，许多拆迁决策存在着暗箱操作的现象，都是政府一言为定，不容被拆迁人的质疑。如果被拆迁人有参与拆迁决策过程的机会的话，会减少不少矛盾。另外，《条例》也未规定被拆迁人有权利参与监督拆迁过程。
(2)《条例》并未明确提出听证程序，只在第八条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发放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同时，应当将房屋拆迁许可证中载明的拆迁人，拆迁范困，拆迁期限等事项，以房屋拆迁公告的形式予以公布”而未要求“房屋拆迁卞管部门在审查拆迁人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时，应当听取被拆迁人的意见。”
(3)《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扦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照本条例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扦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这一规定存在两个问题:首先，裁决公正的前提是地位中立，而城市规划和拆迁或授权开发商拆迁本身就是政府行为，而且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追求所谓政绩的愿望与商人追求经济利益的目标相结合，于是政府和开发商之间有了更多的默契，由此产生的政府的裁决的公正性就可想而知了。其次，“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的规定使被拆迁人如果对拆迁补偿不满，即使选择了行政诉讼，也只能“带着镣铐跳舞”，无法改变被强制拆迁的命运。这就,,致一些被拆迁人采取非理性的方法来处理问题。
3.其它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
我国尚没有系统地规范房地产评估方面的法律法规。目前多数房地产评估机构依附于行政权力而存在，其出具的评估报告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因此，有关部门有必要尽快制定相关措施。另外，有些地方性的法规虽然打着保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旗号，但在实际立法过程中并没有把被拆迁人作为权利主体来保护，而是站在管理者的角度，以方便拆迁为目的。这些都是立法中需要改进的。
三、解决拆迁矛盾之法律构想
要想彻底解决城市建设中的盲目与无序状态，从根本上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侵害，仅靠行政命令是不够的。为了防止推土机下的悲剧”的发生，需要从立法理念、法律体制、执法方法等层而解决拆迁矛盾。
1.树立正确的立法理念
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不应该把被拆迁人放在政府拆迁的对立面上。要改变政府的行政观念。政府行政的最重要目标，不应当是修了几条步行街，招了多少商，引了多少资，而应是为当地的群众提供好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西方国家拆迁一条街道往往要酝酿四五年甚至七八年，我国香港的街道少有笔直，都是因为他们用了最充分的时间进行平等的协商，直到双方都觉得公平为止。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基于平等基础上的拆迁法律法规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
2.完善我国现行的有关拆迁的法律法规
(1)规范建设项目的审批程序
对涉及拆迁的，在规划审批前应以适当的形式予以公示，充分听取被拆迁人等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建设上程规划方案一经批准，建设单位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必须经过规划部门审批;城市规划行政部门在批准其变更前，应重新进行公示。
(2)应明确提出听证程序
《行政复议法》第四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应当遵循合法、公正、公开、及时、便民的原则，坚持有错必纠，保障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行政处罚法》专门对行政机关作出某此行政处罚决定前，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就组织听证的程序作硬性规定。可见，听证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在此基础上，《条例》应明确提出听证程序，要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在审查拆迁人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时，应当听取被拆迁人的意见。”只有充分体现透明度原则，才能提高行政效率。
(3)确立合理货币补偿机制
公共利益的成本当由受益人均衡负担，这是现代社会的共识。因此，对城ili建设中的利益受损者，应进行及时、充分、合理的补偿。《条例》规定，被拆迁房屋的评估办法及搬迁补助费和临时安置费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或规定。从目前的情况看，各地的评估办法和补偿标准、补偿程序均不相同，拆迁补偿标准较混乱。且补偿标准一般都是政府说了算，较少听取样众意见。而目前的拆迁矛盾在很人程度上是由执行的补偿标准相对于市场房价偏低引起的。因此应赋予样众在补偿标准上的“话语权”，从而提高透明度，使补偿趋向于公平。有学者建议，国家可制定统一的《征收补偿法》，确立评估办法和补偿标准的制定办法，明确评估和补偿的程序。
3.就政府而言，应严格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必须强化听证程序，确保被拆迁方的知情权。依据相关法律的精神，在拆迁当事双方不能就拆迁补偿安置等问题达成一致，经做工作仍无效的情况下，对涉及拆迁住户多、影响而广、补偿数额人的纠纷应举行听证。根据拆迁行政程序规定和拆迁实践，笔者认为，把举行拆迁听证的时机选择在经多次做工作拆迁当事双方仍不能就拆迁安置补偿事宜达成一致，拆迁行政部门在下达拆迁行政裁决之前较为适宜。这样做便于充分听取拆迁当事双方的意见，也为即将下达的行政裁决提供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确保行政裁决的公正拆迁听证应以公开的方式进行，不但拆迁行政机关和利益关系人参加，一般公众经允许亦可参加旁听，新闻记者也可以采访。拆迁听证应遵守法定程序。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对听证结果进行审查，作出相应决定。
依法行政，需要注意方式方法现在有不少地方政府走的是“强硬派路线”，以权压人，以势欺人，根本没有把拆迁户放到平等的谈判位置。在利益之争中既不遵循法律，也不严格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而是按拆迁办单方面的意志行事，甚至或通过滥用职权停水停电等违法方式逼人就范，或通过造成既成事实来强迫拆迁户接受。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拆迁方式应当依法确定，具体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实体方面，依照法律规定，对被拆迁人足额进行补偿、安置，不能利用评估或地位的优势克扣、减损补偿、安置数额，侵害被拆迁人的利益;一是依据法定程序拆迁，对不能达成协议的，可提请拆迁主管部门裁决。裁决生效后或被拆迁人不服起诉的且拆迁人提供周转用房的方可强制拆迁。同时，拆迁部门应改进执法方法。这方面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据报道，沈阳市在“金廊”拆迁过程中，走的是市场化路线”补偿金额通过"市场评估定价”。为保障被拆迁人及承租人的利益，还设定了最低补偿线。为尽快完成拆迁工作，采用现金奖励的办法，并采取了分时间段奖励措施:拆迁人会后25日内搬迁完毕的，每户奖励4000元人民币;拆迁人会后35日之内搬迁完毕的，奖励3000元人民币。这种“以柔克刚”、人性化、灵活务实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更适应当下的样众的心理。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都远远好于一此地方的野蛮拆迁。只有依法行政，才能真正俘重人的俘严，达到拆迁的最终的目的，即为了满足的人更高层次的社会需要。
另外，政府要采取措施，为拆迁户提价供经济适用房和中低价商品房，以从源头上减少拆迁矛盾。
4.应畅通被拆迁人的权利救济渠道。
现实中，被拆迁人权利救济渠道的不通畅是造成拆迁矛后激化的重要原因。为此，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拆迁争议，同时享有拆迁纠纷的最终裁判机关的地位。同时，考虑到拆迁涉及一些专业知识，应组建由与拆迁双方没有利害关系的专业人士组成的裁判机构，公正而高效地裁决拆迁纠纷，既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又保障城市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
拆迁本来是为人民样众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的一件好事然而由于立法理念的落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丙加上一此部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导致“善花”结出“恶果”。笔者认为，只有全面廓清立法理念、改善现有法律体制再加上有关部门依法行政、人性化执法，才能真正把好事办好，最终使人民样众受益。
【参考文献】
有关拆迁的法律法规篇6
论文摘要:
一、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之现实构架
根据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房屋拆迁大致分为四阶段:一是房屋拆迁的准备阶段，包括建设项目批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三个行政前置审批程序;二是房屋拆迁的决定阶段，包括拆迁许可证的审批和公告程序;三是房屋拆迁的协.苟及处理阶段;四是房屋拆迁的实施阶段。第三阶段中根据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否订立补偿安置协议又分为三种情况(如图一所示):
1、顺利达成并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人对拆迁范围内的房屋予以拆除。
2、达成仲裁协议，但被拆迁人在规定期限内拒绝搬迁，拆迁人可以申请仲裁或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申请法院先予执行。这种情形在实践中存在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逼迫利诱等情况，从而导致一系列行政侵权行为发生。
3、未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由拆迁当事人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行政裁决。如果当事人对行政裁决不服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若拆迁人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若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提起诉讼而被拆迁人拒绝搬迁的，则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由裁决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www..Com
可见，拆迁制度涉及到行政立法，行政许可、行政裁决、行政强制等相关行政行为和房屋价格评估、拆迁补偿协议订立等一系列民事行为，涉及到政府、拆迁人、被拆迁人三方主体利益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稳定。因此，找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之现实困境并进行制度重构显得任重而道远。
二、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之现实困境
(一)困境之一: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不健全
从宪法、法律到行政法规，国家实行征收的条件必须出于“公共利益”。然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共利益.，规定缺失，导致部分房屋拆迁缺乏合法性依据。例如在一些商业开发而非直接受益于民的拆迁项目中，是否是”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就不存在直接依据。
依据《立法法》的规定，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包括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来实施。那么行政强制拆迁依据的《条例》，由于在法律渊源上仅属于行政法规，就与上位法《立法法》相冲突甚至违宪。虽然《物权法》第42条把房屋拆迁统一规定在基于公共利益需要的征收范畴中，却引发了一个更加深层次的思考:政府通过开发商业性项目获取私利难道也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吗?
(二)困境之二:政府主导型拆迁模式出现公权力滥用问题
政府在房屋拆迁管理中特别是在强制拆迁中的定位有失偏颇。不少拆迁行为中，存在拆迁人、拆迁许可证颁发人、拆迁受益人、拆迁补偿安置标准制定人与拆迁安置裁决人同为一个政府的情况。此外，政府相关部门也极易滥用权力干涉行政裁决结果。
(三)困境之三:拆迁程序设置与补偿机制不合理
我国现行拆迁制度之程序设计对被拆迁人的知情权和决策参与权保护不够，被拆迁人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拆迁补偿的范围偏小、标准低，程序和结果不公平性，加之各地拆迁补偿标准不一等等，都诱发和加剧了恶性拆迁事件频发。
(四)主要根源:没有区分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
目前《条例》并未对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分类规定，是导致房屋拆迁诸多矛盾纠纷的根源所在。公益拆迁一般指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进行的拆迁，其中政府作为拆迁人与房屋所有人构成不平等的双方法律关系。除此之外都属于商业拆迁范畴。在商业拆迁中，拆迁人不是政府而是开发商，开发商和房屋所有人构成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其中政府不应对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如何进行补偿安置有过多干预，更不能适用行政强制的手段来实施拆迁。拆迁人应当充分实行意思自治，按照市场规律来实施拆迁。
三、重构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
(一)界定公共利益范围，确定公益拆迁与商业拆迁之基本分类
虽然我国法律、法规难以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但并不表示在某一具体领域也难以对公共利益作出具体界定。笔者认为此公益性可按实体和程序标准划分:实体标准即该拆迁项目以非营利为目的并得到公共使用、为公共所受益;程序标准即政府通过信息公开化、透明化方式由公众参与决策该利益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并且政府需就该公共利益充分说明理由。由此可见，1、通过制定《城市房屋拆迁法》对城市房屋拆迁中公共利益的范围、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及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的基本分类统一规定。2、对于公益拆迁，政府必须尽量采取公开招投标或者拍卖的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并按公平原则补偿:对于商业拆迁，政府除了对开发商的资质以及拆迁进程合法监督外，不应再积极介入。3、对于是否采用强制权这个问题上，公益拆迁中应当允许强制执行权的存在，而商业拆迁应由法院来决定是否强制拆迁。
(二)以比例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为指导规范行政强制拆迁行为
比例原则包括了三个次要概念: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以及狭义的比例原则。妥当性原则要求行政强制拆迁以立法规定的公共利益为前提。此外，根据法国公用征收的司法经验，强制征收的前提是权利人己受领补偿金。可见我国行政强制拆迁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才合法，一是必须出于公共利益需要，二是必须保证被拆迁人得到货币补偿或者拆迁安置用房;必要性原则又称最小侵害原则，要求在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中选择对公民权利侵犯最小的方式。狭义比例原则又称均衡性原则，是指所采行为所引起的不利益应较行为所欲防阻之利益为低。房屋拆迁可得的公共利益必须大于预期损害才为合法。正当法律程序要求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完善如申请、受理、管辖、及回避制、制、职能分离制、听证制、证据制度等程序法的基本制度，特别是行政强制拆迁程序须更公开化、透明化，并保证公证机构参与证据保全过程。
有关拆迁的法律法规篇7
关键词房屋拆迁条例民法公民权利中国
作者简介：田蓉，湘潭大学法学院在职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4-164-02
一、当前我国房屋拆迁条例与民法基本情况概述
（一）我国房屋拆迁条例基本情况概述
近年来，因为房屋拆迁引发的社会问题与日剧增，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背道而驰，相去甚远。房屋拆迁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本文所指的房屋拆迁主要是指城市房屋拆迁。关于法律意义上的城市房屋拆迁目前在理论上和实际操作中都存在一定的争议，尚无统一的标准与定论。笔者对学界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归纳，发现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不同的角度进行界定或使用。一是作为法律行为的城市房屋拆迁，主要的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条例》中所指的城市房屋拆迁是指拆迁人依法对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予以拆除，对被拆除房屋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予以迁移安置，并对被拆除房屋的所有人予以经济补偿的活动。这是一种行为意义上的界定，城市房屋拆迁行为是作为产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它可以引起拆迁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因而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二是作为拆迁法律关系的城市房屋拆迁，这里的法律关系是指拆迁法律规范在调整房屋拆迁当事人的各种行为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一界定使得城市房屋拆迁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的综合行为。三是作为一种拆迁制度的城市房屋拆迁，主要是指规范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这是把城市房屋拆迁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制度规范进行界定的。笔者结合自己的思考，在本文中使用城市房屋拆迁的概念，主要是在拆迁行为的意义上使用的。关于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的法律依据其实早已有之，早在198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私有房屋治理条例》中就已经有了房屋拆迁的内容，成为以后强制拆迁规定的源头。1991年3月22日国务院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治理条例》，与1983年的条例相比较而言，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当前我国的城市房屋拆迁主要是根据2001年6月6日国务院第40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屋拆迁治理条例》，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法律根据，其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以及政府依据该条例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关于城市房屋拆迁的地方法规和地方行政规章。此外，我国的其他有关土地和房屋的法律法规也对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产生重要影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储备管理办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在运转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新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正在酝酿之中。
（二）我国民法的基本情况概述
孟德斯鸠曾有“在民法慈母般地眼神下，每一个公民就是整个国家”的著名言论，深刻阐明了民法的本质。民法是用于规定并调整各个平等民事主体的公民与公民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以及公民与法人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2条从民法的对象以及其任务的角度出发，认为民法是调整平等民事主体的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各种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而对于城市房屋拆迁的有关调整与规范与显然属于民法对于财产关系调整的重要内容。民法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法律部门①，较之于城市房屋拆迁条例而言，我国民法的历史更加悠久，早在1954年宪法颁布以后的冬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成立了起草民法典的班子，到1956年终于形成了一个包括总则、所有权以及债和继承四遍包括525条的民法典草案。这一时期物权制度的核心是土地权利，债权制度的核心是契约自由。改革开放以后的民法既在理论上阐述民法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即民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又在立法上完成了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的起草和颁布，从立法上对民法的“领地”予以确认。特别是1982年5月起草了4个民法典草案，1986年颁布了我国目前最基本的民事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在之后的时间里，顺应经济发展形势，制定了《经济合同法》、《婚姻法》、《专利法》、《继承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以及《公司法》与《保险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完善了我国民法体系。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民法的作用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法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一般规则规范和市场活动的行为规范，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秩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来说一种竞争经济和法制经济，我国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包括各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能够有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此外还可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民主政治发展和保障基本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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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当前我国房屋拆迁条例与民法的冲突
学界关于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的讨论较多，对其立法基础，具体条文与实际操作均有诟病，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条例与民法的冲突最为核心的体现在二者在原则上与具体条文两个方面，弄清楚这两个方面的矛盾与冲突对于我们找到二者的平衡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城市房屋拆迁条例与民法原则上的冲突
这里所指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是指2001年的条例，该条例的核心条款主要是第4、第6等条，在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的这些条款里，从法律形式上将房屋拆迁过程中国家征收、征用私有财产的权力给予了开发商，这必然导致房屋拆迁主体和补偿主体的错位。城市房屋拆迁涉及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众所周知，这属于只能由国家行使的公共权力，依照我国2004年修改后《土地管理法》第58条的规定来看，土地补偿的主体只能是国家，而不是所谓将要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个人、企业等私人。
我国民法坚持的六项基本原则即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以及民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是系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显然城市房屋拆迁条例与土地资源管理办法这些核心条款的规定与民法所秉承的平等原则、自愿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存在明显的冲突。
（二）城市房屋拆迁条例与民法条款具文上的冲突
当前我国现行实施中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在保障城市建设速度方面确实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根据该条例的相关条款，城市房屋拆迁人不是政府，而是业主或开发商，被拆迁人是房屋所有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可以说是在政府压力下，由被拆迁人与开发商缔结的。值得一提的是该条例还规定，如果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达成后产生争议，可以通过仲裁或诉讼方式解决争议，但拆迁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如果当事人之间达不成协议，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或同级政府裁决，对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如果拆迁人已经提供了补偿或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不论补偿和安置是否合理、是否公平，都不得停止拆迁。然而，我国自1987年开始实施自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5条明文规定，“公民的个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以及其他合法财产。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显然，城市房屋拆迁条例与民法通则的具体条款具文上存在冲突，可以说前者是以牺牲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基础的，而后者的出发点与归宿在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二者在法律条文上的冲突，使得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存在不同利益主体从各自的立场利益观点出发，采用不同的法条，造成了许多摩擦与冲突。
转贴于中国
中国 三、当前我国房屋拆迁条例与民法的平衡之路
（一）在民法的基本原则基础上解决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的法源问题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当前城市房屋拆迁条例与民法基本原则的冲突，笔者认为，对于城市房屋拆迁的调整属于对财产关系的调整，而我国调整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律依据为民法，所以在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的设计之时应该以民法的基本原则为基础。诚然，我国宪法及其修正案中也有诸多关于国家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规定，任何法律法规的制定都不得与宪法的相关条款相抵触。所以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必须以宪法与民法为其基本法源，其理念与具文都应该与宪法与民法保持原则上的一致。此外，2007年10月1日生效的《物权法》第42条的规定中也可看出，该规定指出，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而《物权法》的这些规定与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存在较大的差异，按照物权法，征收单位、个人的城市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这里的“法”可以理解为既包括法律，也包括行政法规。所以，解决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的法源问题，对其进行修改完善已经具备必要性与可能性。
（二）在民法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指导下解决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的理论设计问题
当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的理论依据是由于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公民和单位只享有土地使用权，国家有权随时收回和重新分配土地使用权。事实上这一理论并不能成立，我国民法作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法律规范之一，在人权保护上与宪法一致，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作为人民的“人”，并不拥有土地所有权，不能违反人民利益处置土地。另外，政府不应随意收回土地使用权。在被拆迁人的土地使用权依然有效的情况下，政府将该块土地的使用权以招标或拍卖的方式售出，等于无偿收回了被拆迁人的土地使用权。如果不是因为公共利益而是为了商业开发，等于是为了一个民事主体的利益而合法的侵害了其它民事主体的利益。
（三）城市房屋拆迁条例与民法在具文上应力避冲突
这就要求二者在设计与表述上，充分考虑以下问题：一是二者都应该合宪，并与其他法律衔接配套；二是考虑我国规范城市房屋拆迁的法律、法规有必要将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而进行的拆迁和为商业开发等目的而进行的拆迁活动区别开来；三是二者在具文与实施中要以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基本原则；四是二者都应该要体现程序公正，兼顾效率和公平；五是在立法与执法过程中平衡国家利益和公民个人的财产利益。
注释：
①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分为三个层次、七个主要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是指法律、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七个法律部门，除民法商法之外，还包括宪法及其相关法律、行政法、经济法、刑法、社会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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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拆迁的法律法规篇8
【摘要】近几年来，拆迁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经常见诸报端，而且经常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其实拆迁不是个新鲜的字眼，然而在发展越来越快的当代中国，无论是以公共利益为由头的拆迁，还是典型意义上的私益拆迁，都在反映着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然而一座座高楼的耸起仍旧不能掩藏其覆盖下的社会问题。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为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提供了更为有利的保障，而2010年发生的宜黄拆迁案则是在强制拆迁愈演愈烈的时候将强拆所触发的社会问题推向了一个高潮。本文从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区别与联系着手，将公益拆迁与私益拆迁的异同做一番阐述，以期能够正确区分公益拆迁和私益拆迁。当私益拆迁打着公益拆迁的旗号招摇撞骗时，区分一下二者对实践也具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拆迁；公共利益；私人利益；异同
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似乎从字面上似乎都有着天生的对立性。在拆迁领域，公益拆迁从字面上就能理解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进行的拆迁，而私益拆迁在我国则一般是指商业拆迁。在我国，合法的公益拆迁是绝对要高于被拆迁人的利益的，而商业拆迁则应建立在合理对价基础上。实践中的问题是，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以行政力量介入商业拆迁，使得我们往往从表面上难以看出公益拆迁与私益拆迁的区别，也导致了现在许多人对于拆迁抱着一种抵触心理。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界定公益拆迁与私益拆迁呢？下面本文将围绕着公益拆迁与私益拆迁的异同点来阐述这一问题。
一、公益拆迁
（一）公共利益
1.公共利益的界定
公共利益，简称为“公益”，从字面上理解即为公共的利益。英国的法理学家边沁将公益理解为个人利益的总和，为共同体的利益；而有人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不能简单地公共利益界定为个人利益之和，而是“由私益组成的某种派生性的复合利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公共利益应是社会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
横向比较世界各国法律规定中有关公共利益的界定，总来说有三种立法体例。一种是概括性规定，只在原则上限定了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方可征收、征用土地或公民的私有财产，但是对于具体的那些事项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没有做具体性的规定。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属于此类。第二种是列举式规定，将那些事项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做了具体的限定。日本、韩国、印度、波兰等国这样规定。还有一种是混合式规定，即概括性地规定了需为了公共利益，但也列举出了那些事项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我国台湾地区就是此种立法模式。
我国的法律并没有明确界定公共利益，与公共利益有关的表述散见于法律法规中。如2004年3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3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4款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在这三部法律中都只强调征收及公益拆迁中要出于公共利益的的需要，对于公共利益并没有做出明确界定。而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规定了适用于公益拆迁的各种事项。虽然列举了种种可以界定为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对象，但这样的规定无疑是没有正面解释公共利益，而且，在实践中充满了各种无法涵盖或被滥用的情况。
2.公共利益的基本标准
通常要界定公共利益，应当遵循以下的四项基本标准：一是具有公共性。公共利益显然应在受益主体上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这是其与私人利益进行区分的重要一点。二是具有合理性。这一标准表现在公共利益的行使应在充分考虑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性安排。虽然一定程度上我们认可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的、公共的利益，但没有私人利益作为支撑的公共利益又何来独立存在的价值呢？三是具有正当性。公共利益的确定显然应该建立在为正当目的的基础之上，否则，以公共利益为幌子的行为就会陷于与法律规定相悖的境遇。四是体现公平性。公共利益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私人利益为代价的，公共利益的实现必须让受到损害的私人利益得到合理公平的安排，才能体现出公平正义。
（二）公益拆迁
1.公益拆迁的定义
公益拆迁是指拆迁人出于公共目的，为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政府许可后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强制拆除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并对该范围内的居民或者单位进行合理补偿或安置，以取得该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行为。
2.公益拆迁的特征
公共目的性。这是公益拆迁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既是公益拆迁就必须在目的上指向为了公共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
强制性。公益性拆迁是民事法律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的结合，公益性拆迁必须在政府许可后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将要拆除的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进行强制性拆除，任何违反公益拆迁的实体要求或程序要求的行为即是违法行为，公权力的介入让公益拆迁有了强制效力。
合理补偿性。公益拆迁应对该范围内的居民或者单位进行合理的补偿或者安置，以体现拆迁过程的公平正义。
二、私益拆迁
（一）私人利益
对于私人利益，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有人将个人利益与私人利益等同起来，但我认为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别。但从字面上看，个人利益强调的是一个个体的利益，而私人利益对此的强调性却不强，私人利益还可以包括小团体的利益。特别是在拆迁中，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私人利益就等同于个人利益，因为拆迁所涉及的往往并不是某个个人的利益，而是在其中已结成某个小利益团体的利益。
（二）私益拆迁
1.私益拆迁的界定
虽然私益拆迁并不能等同于商业拆迁，但在我国的社会实践中私益拆迁即指商业拆迁。而商业性的拆迁是出于商业利益目的而为的拆迁行为，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合同法有关平等自愿、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等原则，不得“强买强卖”，即只要财产所有人不同意转让其财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买”，市场规律将起到自发调节的作用。
2.私益拆迁的特征
对于私益拆迁的特征，我个人认为具有以下几点：
商业目的性。相对于公益拆迁的公益目的，私益拆迁，或者说是商业拆迁，其商业目的性非常明显。在当代中国，房地产行业如火如荼，房地产开发的暴利使拆迁像一股浪潮席卷全国，商业拆迁在中国的拆迁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合意性。私益拆迁是建立在平等自愿、意思自治的合同的基础上的，被拆迁户与房地产开发商达成合意订立转让其财产的合同，应遵照合同法的意思自治的一般原则进行，任
何人不得强买强卖，不得强制拆迁。
拆迁补偿的不确定性。由于私益拆迁是基于合同关系而确定的，拆迁补偿应由合同双方集体协商确定，此时的拆迁补偿并没有法定要求的合理性，而是基于双方合意，正如北大教授钱明星所说“商业拆迁中漫天要价是被拆迁者的权利”！
三、公益拆迁与私益拆迁的异同
（一）不同点
1.拆迁目的不同
在我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规定：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有下列情形之一，确需要征收房屋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一）国防和外交的需要（二）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三）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四）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五）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可见拆迁是政府的公权利为了实现有利于社会的目的，在暂时牺牲私人利益的情况下对公民的房产先予以征收，在给付完补偿款后将拆迁范围内建设用地上的房屋及其附属物予以拆除。而私益拆迁则是房产开发企业为了追求房产开发的利益在与被拆迁户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在给付完补偿款后对房产予以拆除的行为，其目的带有明显的营利性。
2.法律关系不同
公益拆迁是一种受公法调整的上对下的法律关系，由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具体行政机关主导，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而商业拆迁则是一种由私法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建立在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与公权力无关，行政机关不得对这类拆迁行为进行干预。
3.拆迁的主体不同
公益拆迁的拆迁人与私益拆迁的拆迁人不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某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以下称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而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拆迁人可以自行拆迁，也可以委托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不得接受拆迁委托。所以私益拆迁的拆迁人应是房产开发企业或者其委托的单位为，但不得为其监管部门。
4.拆迁补偿不同
正如前所述，公益拆迁的拆迁补偿应当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拆迁人（即市、县级的人民政府）应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而由于私益拆迁是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制定的合同，拆迁补偿需要房地产开发商与被拆迁户达成合意，被拆迁户不必接受强制的拆迁补偿，“漫天要价”也是被拆迁户的权利。
5.救济方式不同
由于公益拆迁是有公权力介入的行政行为，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如若有关于公益拆迁中征收时是抚慰公共利益，征收程序是否合法以及补偿金过低的问题的争议都属于行政诉讼的范畴，但是有关补偿协议违约方面的争议就由民事诉讼来解决。可是私益拆迁由于是一种完全的民事法律关系，所以当双方出现争议时只能以民事诉讼维护其权益。
（二）共同点
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一起出现往往带有一种对抗的意味，然而公益与私益并非天生即为一对对立的概念，而且从本源上来讲，公共利益有着与生俱来的统一性。无论是认为公益是私益简单地相加还是另一层次上的派生演绎都没有否认公益是由私益组成。私益在一般情况下是让位与公共利益的，但是公共利益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使私人利益得到实现，这样的循环让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有着一致性。
推广到拆迁领域，公益拆迁与私益拆迁看似是一组矛盾的概念，但实质上二者有其共通的一面。在我的理解中，由于公益拆迁是政府主体的建设行为，而政府主体理应是为着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而努力的，所以公益拆迁浅层次看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实际上这些利益都会落实到个人身上，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私人利益的保护及提高。而私益拆迁看似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但是正是由于其不断地投资开发建设才使得社会经济有了发展，中国纳税的第一大行业房地产业也才会如此蓬勃发展。
由此看来，虽然在大谈特谈公益与私益的分别，但是深入来看，公益与私益之间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只是在实践中，我们做出一定的区分有利于确立法律关系，合理解决争议。在我国现在具体国情下，我国的公益拆迁与私益拆迁之间的界限有了越来越模糊化的趋势，然而法律的缺位、为了经济发展速度而牺牲个人利益的思想都使中国的强制拆迁愈演愈烈。目之所及，身边强拆的事例并不少见，倘若都是政府的行政行为，本无可厚非，但是很多时候都会涉及到政府只是充当挡箭牌。对公益拆迁和私益拆迁做一个明确的界定是实践中最为需要的。倘若能够在时间中明确区分了公益拆迁与私益拆迁，各方主体也能做到明确有关规定，那么有关拆迁的纠纷将会少很多。太多因为强拆而发生的流血事件已经让我们目不忍视，我们期望着拆迁能够做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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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拆迁的法律法规篇9
[论文关键词]公共利益；个人财产；社会保障；民主权利
房屋拆迁，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日益热门的话题。在房屋拆迁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恰当的执法现象让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首先让我们从房屋拆迁的定义入手，去了解下具体房屋拆迁的概念是什么。房屋拆迁主要是指国家因为建设、整顿市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城市进行改造。主要由相关的建设单位和个人在获得合法的审批手续下对建设用地上的房屋进行的拆除，并对房屋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进行安置和给予一定补偿。本文将以房屋拆迁为研究对象，去深度挖掘其背后的经济法原理和知识，并结合经济法的相关知识为更好地解决房屋拆迁中的问题进行探究。
经济法的本质是对社会的利益和资源进行更好的调配和控制，促进社会的健康和谐的发展，但是恶性拆迁事件的背后明显暴露了我国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此我们要从现实的问题着手，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和法律的实施方式，更好地发挥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调控作用。
一、房屋拆迁中出现的相关问题
（一）、立法上存在问题，针对房屋拆迁缺乏具体明确的法律法规
为适应房屋拆迁有法可依的需要，我国制定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该条例也成为拆迁的主要法律依据，条例中规定公民在拆迁中服从义务方面的规定更是让这个条例的制定具有很强的不公平性，所以当政府在衡量公共利益和公民的个人权利时，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更是相关的法律制定的依据，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而《房屋拆迁条例》中的一些关于在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这种强制性的先于执行的方式，明显的与上位法宪法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利相违背。同时，虽然我国宪法也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是对于具体的公共利益的内容和范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所以在执法的过程中就容易出现随意执法和扩大执法的恶性现象。
（二）拆迁标准过低
我国目前的房屋拆迁补偿一直沿用的是以前制定的《拆迁条例》，社会是不断的发展进步的，现在的房屋拆迁补偿的标准严重滞后，已经不能同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的生活水平相协调，房屋拆迁应该按照市场评估，结合当地的居民生活水平和物价水平进行适当的补偿。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说，问题的严重性出现在一些政府部门在拆迁补偿的过程中单方面的评估，当被拆迁人对评估结论有争议时如何解决也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异议难以得到合理解决。同时，由于一些政府部门通过规章和其它的文件进行补偿标准的规定，导致补偿标准不切实际，补偿标准低，补偿标准不协调的现象。同时，在对被拆迁户的安置问题上，很多被拆迁户面对着低卖高买的问题，很多新房由于面积过大或者价格过高，很难进行购买和入住，因此出现了很多被拆迁户一旦被拆迁就无家可归的现象，所以更加增加了被拆迁户的担忧。同时由于被拆迁户的补偿款很多时候未能及时到位，所以导致了很多人不愿拆迁或者拆迁后生活困难的现象。在具体执行拆迁的过程中对于补偿标准的适用出现了两套的方式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为了鼓动一部分人同意拆迁，在补偿标准上提高补偿的数额，而对于后来拆迁的用户则是适用另外的一套标准，或者在拆迁的过程中出现老实人同意拆迁得钱少，强势的人最后获得补偿多的现象，所以会产生很多人在拆迁中抗拆迁的现象。这些现象的发生都是很大部分上来源于不合理的法律规定和执法程序，重要的是利益调配和补偿标准上的不合理。
（三）滥用行政职权，违法强制拆迁
城市房屋的拆迁不是单纯的房屋拆迁和补偿的行为，城市房屋的拆迁涉及到房屋的管理、土地的管理、城市规划管理和建设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是一个系统的土地集约化的管理行为。所以，在具体的房屋拆迁的过程中需要相关部门的监督和制约，如严格控制房屋拆迁的审查、控制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颁发、完善房屋拆迁纠纷的行政裁决机制。但是，由于房屋拆迁的规划和城市的发展规划大部分都是由当地的政府来制定的，所以在具体的拆迁工作中拆迁工作的速度和进展可能直接影响到当地城市建设的发展和规划，所以一些拆迁的制定者即当地政府为了加快拆迁工作的进行，会直接参与到具体的拆迁工作当中去或者直接与相关的开发商勾结，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给被拆迁户制造各种的压力和困难，甚至有些地方的开发商不惜动用暴力来强制拆迁，与拆迁人达成不平等的安置和补偿的相关协议，从而使得很多被拆迁户无奈地接受拆迁，从而达到他们加快拆迁进度的目的。正因为如此很多被拆迁户受到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很多人也因此而陷入了经济的贫困。
当今社会，随着媒体对拆迁的关注和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增强，很多当地的政府开始改变他们的拆迁思路，开始由明面上的直接强制拆迁辅助以相关的法律条文。但是从经济法的本质出发，我们不难发现，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行为和微观调控行为，其根本的目的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调配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从而使得它们协调发展。但是在具体的执行《拆迁条例》过程中，一部分当地政府为了追求拆迁工作的效率和当地利益的最大化，在具体的拆迁补偿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做出不利于被拆迁人的过低的拆迁补偿条款，更有甚者，一些部门会在与被拆迁户的协商过程中利用自己的手中权力，强迫被拆迁户接受那些明显的不公平的对被拆迁人不利的条款，给他们造成很大的损失和伤害。
二、房屋拆迁问题的剖析和解决办法
（一）形成合理的评估标准，健全评估制度
建立客观合理的评估标准，首先需要我们去明白在房屋拆迁背后所涉及的财产和土地使用权的问题，准确地说应该是房屋拆迁共涉及了哪几个方面的问题。在我们传统的观念中，包括后来的有关拆迁的条例都是讲的这样一个说法，那就是房屋拆迁涉及的仅仅是房屋财产的赔偿问题，其实真正的房屋拆迁除了我们所了解的房屋财产的赔偿问题之外，其真正的问题实质是当地政府从公民手中取得房屋所占用的土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房屋所占用的国有土地的建设使用权。当时长期以来包括一些地方政府把房屋的补偿定性为对被拆迁房屋的补偿，其实事实并不是如此的，通过上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分析得出，其实一些政府在真正的拆迁补偿协商的过程中一直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的问题。因此，在具体的房屋拆迁评估制度的制定和完善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当地经济生活发展水平，更要关注到拆迁评估背后的重点问题，那就土地产权转让的问题，把相关的问题综合考虑分析后制定更加科学的评估制度。
（二）加强房屋拆迁工作执行程序的合法性和征收的透明性
就目前的《拆迁条例》来说，其掩盖了房屋拆迁决定的主体，申请的决定程序，因此使得房屋的拆迁具有了很大的随意性，在具体的房屋拆迁的过程中甚至很多被拆迁人之前都不知道这样的事情，直到房屋要被拆迁了才知道自己成为了被拆迁的对象。这种程序的混乱性是很不利于被拆迁人的合法利益的，也没有给予被拆迁人相应的否决拆迁的权利。因此一些政府部门过多参与强制拆迁易引发腐败的滋生，同时在此种情况下也无法保障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4]所以整个房屋拆迁手续的申请和执行形成了一种无具体规定性，随意性很强的政府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公民的利益，败坏了政府的形象。因此在具体的房屋拆迁工作中，一定要严格审核房屋拆迁的申请，加强房屋拆迁前的审查和协商工作，尽早与被拆迁户进行协商和沟通。同时，在具体的征收标准上，要形成一种客观的征收标准，具有公平性、透明性和统一性，不能出现差别对待和特权保护的现象。
有关拆迁的法律法规篇10
【关键词】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各地需要不断建设大中型基础设施，然而为实现项目建设而必须进行的征地拆迁工作却一直是项目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实性难题。无论是新建项目或扩建项目，均需先完成土地征收后再进行建设，所以征地拆迁是基本建设的前沿性工作，它不仅直接影响建设单位的效益和信誉，而且也严重影响被征地者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稳定。
随着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农村土地被占用，大批的农民私有住房被夷为平地，拆迁量连年上升，由此引发的矛盾也日趋突出，损害农民利益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征地拆迁直接关系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据国家权威部门估算，改革开放以后，通过低价征用农民土地使农民蒙受了约20000亿元的损失。利益分配的巨大失衡，很容易引发失地农民的不满，政府公信力也受到影响。因此，本文对涉及建设项目征地拆迁中所出现的问题及如何解决进行探讨。
1、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1征地拆迁程序及管理不规范
由于土地征用程序不合法，使政府的公正性受到质疑，严重影响基层政府的信誉。以山东一拆迁项目为例，当地多数村名表示，对于征地事项一直不知情，不知道村里要卖地的事情。许多建设项目在土地征用时，从土地的征收到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决策权大多来自于政府，相关的听证会多数也只是表面文章。我国的《国土资源听证规定》第十九条规定，拟定拟征地项目的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的，主管部门在报批之前，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1]。
可以发现多数建设项目都不具备完整的征地手续，因此，在征地程序上有选择的进行了回避。比如，无完整合法手续的项目不会按规定召开听证会，也不会预征公告，更无法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期限去和张贴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反映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被征地农民不知道被征地，没见到过相关的法律文件，也没看到张贴的公告或张贴公告不符合规定。这不仅会影响征地拆迁的合法性，还会给征地拆迁后续的工作及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埋下无穷的隐患。
1.2失地农民利益得不到切实保障
为保证城市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大量的农耕土地被征用。其过程中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土地使用形式的改变，即由原来的农村用地转变为城市用地，由此产生了土地补偿和农民安置问题。在现行的征地制度下，对农民土地的征用意味着土地的所有权由原来的农民集体所有转变成了永久的国家或开发商所有。《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2]。”以山东一拆迁项目为例，当地村委将安置补偿费600余万元的80%，用于失地农民补偿，人均仅获得6800元的口粮补助。
在建设项目的过程中经常上演暴力拆迁和违法拆迁的恶剧。尽管近年来中央三令五申禁止暴力拆迁和违法拆迁，但暴力拆迁和违法拆迁案件却层出不穷，甚至许多暴力强拆中出现了打死、打伤被拆迁者或者被拆迁者自焚、跳楼等恶性事件。我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条明确规定，“为了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条例[3]。”充分凸显了“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的总原则，而非“保障城市建设顺利进行”。
在我国，大部分农民生活依靠的资本仍然是土地，因为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职业技能能力缺乏，一旦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稳定的生产收入，很难适应城市中激烈的竞争体制，这部分人群很难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2条明确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征收补偿费用应当足额到位、专户存储、专款专用”。然而，在实际的拆迁过程中，资金来源不足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且项目工期的安排往往很紧迫，所以费用的补偿通常不能及时到位[5]。
1.3征地拆迁成本过高
征地拆迁成本高是我国建设项目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山东某征地拆迁项目为例，该地出让的81.59亩用地，政府卖地收入约1亿元，而土地征收成本共花费了5000多万元，超过征地总收入的50%。在拆迁评估的过程中，对执行人员的监督是造成此问题的根源，在人情、金钱的影响下，执行人员往往无法保证评估的准确及公平性。不仅如此，先强种强建、乱搭乱建的现象在我国征地拆迁的过程中也屡见不鲜。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多以加大征地补偿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在此种方式会使更多拆迁户不满足于现状导致拆迁费用的不断上涨，产生如钉子户、断头路等问题，导致原计划的项目功能无法实现，建设单位蒙受较大的损失。
“钉子户”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作为一个符号，反映着中国拆迁制度中的缺陷。征地拆迁过程中钉子户出现的原因，多是他们对于拆迁补偿不满，他们的行动也多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补偿为目的。钉子户敢于利用各种策略进行利益表达，而他们只是无数拆迁户中的极少数，更多的人是“沉默的大多数”[5]。原因在于，多数拆迁户会选择支持政府的需要，而且由于资源及申诉渠道的匮乏，也使他们丧失了话语权。而有些钉子户却是借机要挟发财，混淆了群众的视听，极大的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由此可见，当前的利益表达体制、方式、渠道等还存在一定的缺陷，面对群众维权意识的提高，缺乏应有的利益疏导机制和渠道，即使有也处于失效的状态。政府应该利用制度化手段让拆迁户享有平等的利益表达平台。政府应该从制度上规范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让利于民，建立被拆迁户分享开发效益的机制，并为被拆迁户，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争议及裁决的渠道。
2、建设项目征地拆迁问题的成因
2.1现行的拆迁法律法规与现实状况严重不符
《土地管理法》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是指导我国建设项目征地拆迁工作的主要法律法规。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制定实施在1986年6月25日，至今已经将近30年之久，2004年的最后一次修订距今已10年之久，虽然历经数次修订和完善，但总的看来和现实需要仍存在不小的差距。但受立法和执行等多方原因的限制，实践中的具体实施情况也不甚如意，一些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以行政特权代替法律、，这些因素都导致了现行法律法规对土地征收行为无法做到有效的监管和遏制。
2.2当地政府法律意识不足
当地政府作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的组织者，应该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承担依法执行的责任。但在实际的征地拆迁执行过程中，行政权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政府在拆迁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暴力、野蛮的方式，这些行为在宪法、行政法、民法中都是明令禁止的。当今，我国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这些暴力拆迁的行为会进一步加大拆迁者和当地居民的矛盾，甚至进一步引发大规模的恶性事件，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2.3征地拆迁部门责任意识不足
征地拆迁部门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可谓权责重大。不过近几年来，征地拆迁部门、收受贿赂、挪用征地补偿款的行为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抢种抢建多数能获得补偿，违章建筑也能得到承认，个别征地拆迁部门贪腐人员的腐败行为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贪腐者的不劳而获与被拆迁者的理应得到的较大补偿形成较大的反差。这种反差也是导致二者对抗，产生恶性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
3、建设项目征地拆迁问题的解决对策
3.1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目前，我国对于征地拆迁的管理主要基于《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对于征地拆迁的相关规定。我们应该以《宪法》为总原则，将近年征地拆迁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及相关案例进行探讨和研究，将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和做法以立法的形式纳入到新的政策中，从而不断完善征地拆迁的法律法规体系，规范我国的征地拆迁行为，保障被拆迁者的合法权益。
出台专门的征地拆迁管理法律，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关系，明晰权责利弊，制定征地拆迁的保障救济措施和机制，一方面是保障失地农民、被拆迁群众的合法权益；保证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设施和重大民生工程得以顺利实施，以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6]。
3.2完善并修正征地拆迁补偿制度
由于征地拆迁过程的复杂和多样性，在总体公平的情况下总会存在被拆迁者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所以应该把不低于被拆迁者原有的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完善征地拆迁的补偿制度[7]。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1条规定，“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提供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并与被征收人计算、结清被征收房屋价值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差价。”这些存在漏洞的法律规定，为政府部门的操作提供了便利。首先，应明确征地拆迁的补偿原则及补偿主体。对被征地拆迁财产的补偿应符合征地拆迁时的市场价格，公民所得征地拆迁补偿数额最起码不低于因征地拆迁而造成的财产损失。在公益性征地拆迁中，补偿的唯一主体应为政府，要改变以开发商为征地拆迁主体的制度设计。其次，扩大征地拆迁补偿范围，明确把握对土地使用权、预期收益和其他相关无形利益的补偿范围。再次，完善房屋评估机制。要完善征地拆迁财产评估机制，重点是要强调财产评估机构的中立性，不仅在人、财、物上脱离政府管制，以确保评估机构的独立性与公正性，而且要强化房屋评估机构的法律责任，避免其在商业征地拆迁中与征地拆迁人勾结，损害被征地拆迁人的合法财产权益。
3.3加强征地拆迁中弱势群体财产保护的程序公正
（1）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包括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事前审查要防止有关部门在审查中偷梁换柱、浑水摸鱼，同时在省级政府中设立由社会学者、法律学者等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对土地征收项目进行专家审查，只有通过审查的项目才能进入到政府的审批程序中。
（2）完善土地征收的监督程序。2010年修订的《征地土地公告办法》第2条、第7条、第9条、第10条对征地中的政府报告情况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村民要求听证的，政府部门必须在法定期限内安排进行，听证制度是为了保障村民在征地过程中能积极的参与，切实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要做到决策和执行过程的透明公开，依法保障村民的知情权、陈述权、听证权、参与决策权等权利的有效行使。
（3）完善司法救济程序。从《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征收土地公告办法》中能够看出，法律将土地征收补偿费用争议的裁决权赋予了批准征地的人民政府，这样一旦发生征地补偿纠纷事件，法院往往以没有法律规定而拒绝受理，导致村民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救济。完善司法救济程序是杜绝的关键环节，在发生征地补偿纠纷时，能够让村民用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的杜绝起到积极的作用。
3.4政府在征地拆迁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征地拆迁工作是不能离开政府协调而独立进行的，政府必须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在征地拆迁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1）加强政策调控力度。成立专门的长设或临时机构负责征地拆迁的管理工作，以地方性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征地补偿的程序、标准，并建立动态调节机制，适时调整补偿内容和标准。
（2）强化对征地拆迁工作的监督检查。监察部门应当对征地中、、和损害群众、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同时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
（3）明确目标责任制，防止恶性事件发生。各镇（街道）、村、县府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履行职责，将征地拆迁纳入政府效能监察体系的考核范围，进一步落实征地补偿安置责任制，定职定岗定责，严格责任追究，防止恶性事件发生。
（4）加强审计检查力度。将项目建设单位承担的公益性投资和增加的补偿款数额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予以明确，杜绝个别基层政府漫天要价，同时防止建设单位任意提高补偿标准。
（5）对要求高额补偿的恶意钉子户，尤其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应予以依法严厉打击。
4、国外征地拆迁情况及其经验借鉴
在澳大利亚，关于土地征用补偿的立法是比较完整的。在进行征地补偿时，除了应有的物质补偿，政府还会考虑到被拆迁者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而给予被拆迁者精神方面的补偿。而在征地补偿额确定的过程中，有相关专家根据统一的标准进行评估，保证征地拆迁补偿的公平性。
在美国，土地征用的补偿将征用前的市场价格作为标准，不仅会补偿土地现有的价值，还会将土地在未来可预见的价值考虑在内。除此之外，因征地拆迁所导致的相邻土地所有者的相关损失也会给予补偿，充分保障了被拆迁者的利益[8]。
我国应该根据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及近年征地拆迁的相关案例，借鉴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合理制定补偿标准，努力实现征地补偿方式的多样化及全面化。因此，我国需规范征地拆迁的法律程序，在执行的过程中保证公开透明，这样征地拆迁才能得到人民的信赖。
结语
项目建设与征地拆迁关系密不可分，妥善解决征地拆迁问题，事关重大，意义深远。因此，要做好此项工作，解决其中出现的相关问题，首先要把维护好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基本点，同时从法律法规体系、补偿制度、程序的公正性以及政府的主导作用等多方面入手。这样，征地拆迁过程中存在的矛盾才能得以解决，保证项目建设工作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国土资源听证规定.2004-02-11
[2]土地管理法.2004-08-30
[3]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2011-01-21
[4]余丽娟.公共事业建设征地拆迁中的问题及对策[J].审计月刊，2010（5）：17-21.
[5]陈绍君刘玉珍.城市房屋拆迁中“钉子户”的博弈逻辑―以n市被拆迁户为例.东疆学刊，2011（1）：100-112
[6]叶檀.拆迁补偿天堂与地狱之别[J].国土资源导刊，2013（3）：267-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