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典文学的知识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17:25:50

关于古典文学的知识篇1

关键词:古典文本;斯特劳斯;知识分子;古希腊戏剧

熟悉列奥•斯特劳斯的人都知道,古希腊经典文本是他着力要解释的对象,为什么斯特劳斯偏偏把古希腊经典文本作为自己治学的重心,而相反不是去文艺复兴、启蒙主义以及浪漫主义时代寻找自己的思想研究材料?

古希腊经典文本是出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古典哲人之手,我们想要探讨上面的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楚古典哲人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差异。因为按照斯特劳斯所说,古典文本所传授的知识是关于人的灵魂的知识,古典文本与古典哲人本来就是两个紧密相关的概念。知识分子主要是近代科学的产物,可以说他们一开始就有着浓烈的平民化色彩。

“‘知识阶层’是西方近代的名词,他最初源于俄国的所谓‘intelligentsia’。至于现在英文中的‘intellectual’这个词,则起源甚迟,据学者考证,它大概是由法国‘老虎总理’克雷门梭(G.Clemencea)在一八九八年首次使用的(intellectual)。&近代的知识分子来自各种不同的社会阶级,他们已没有一个组织严密的中古教会做后台了。”【1】

由此可见,近代的知识分子是伴随着社会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大发展而出现的,他们身上有着强烈的大众文化的气息,浪漫主义成为他们行动的价值指南。卢梭便是近代知识分子中极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一位,施特劳斯专门有过对卢梭的详尽论述,认为卢梭所着力倡导的现代“自由教育”恰恰是对“古典教育”的反动,

“追求灵魂的知识难免与社会美德相冲突,‘自由教育’根本与群众民主不兼容。现代自由民主的平等诉求恰恰不赞同这种隔绝,现代哲人追求的所谓‘自由教育’恰恰是认同社会的美德。”【2】

其实确切地说应该是现代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有着极端的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他们在公众面前从不掩埋和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他们总是和社会上的多数派站在一起的,他们对流行和时尚时刻保持警惕和敏感的同时,却忘却了哲人深沉和审慎的美德,忘却了追求灵魂知识的完美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不可调和。

这种古典哲人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差异不仅体现在西方社会中,在中国思想语境中这种差异也表现的极其明显,只不过中国古代思想者不被称为古典哲人,而是冠之以“士”、“贤人”“圣人”的称谓,然而古代的士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差距也是很大的。

“知识人在古代中国叫做‘士’,而‘士’的出现则是和‘道’的观念分不开的,所以孔子说:‘士志于道’(《论语・里仁》)……道的观念大体上是指‘天道’,即以‘天道’的变化来说明人事的吉凶祸福。”【3】

因此孔子才有在《论语》中的“知天命”说,具体到教育上,孔子讲求的是一种身教,要教授别人首先自己要身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与斯特劳斯倡导的古典文本是关乎灵魂的知识不谋而合,不管是斯特劳斯所要追寻的哲人的高尚美德,还是孔子所要教给弟子们的人格修养,都是直接关系到对“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培养,道不远人,人总是放在言说的首位的。

可以说古希腊哲学精神中极其重要的一条便是对“什么是人?”这一哲学命题的孜孜不倦的求索,

“苏格拉底的确比其他人聪明,皆因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也就是对重要的事情一无所知,其他人却相信他们自己对最重要的事情尽悉底蕴。因此,苏格拉底本来试图反驳神谕,却变成证明神谕正确。虽有意为之,却给神提供了帮助,为神服务,听从了神的命令。虽然神没有对他说过什么,但苏格拉底却乐于接受神的命令去检验他自己和别人,促使他所碰见的人理性的思考,规劝他们实践美德――他是由神派到雅典城的牛虻。”【4】

关于对人的灵魂没有止境的追问的问题意识是雅典哲人的一种美德,这也决定了雅典哲人离群索居的宿命。但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雅典哲人沉思的生活是面向未来,甚至是朝向终极的、永恒的价值的。他们一方面在思考什么样的人是“好人”以及如何做一个“好人”,另一方面他们也从对“好人”出发也在思考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以及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的生活”。

斯特劳斯对古典哲人和古典文本的解读首先关注的是哲人的道德品性,其它启蒙与保守、现代与古典的争辩对斯特劳斯来说都是次要的,

“在我看来,所谓施特劳斯‘阅读方法’的独特性在于,尖起眼睛看哲人的道德政治品德问题或者说哲学的道德―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5】

或者说斯特劳斯反抗的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立场,自由主义思想说白了就是在追求人类道德精神的一致,道德精神的一致必然抹煞了对人的道德问题的追问。于是人生的意义问题已经不再是人们要追求和寻找的对象,正义和美德在这时都已不复存在,正如斯特劳斯本人所说,

“只有以人生的意义为代价达成一致,才有可能不惜一切代价达成一致;因为只有人们不再提出何为正义的问题时,才有可能不惜一切达成一致;不过,如果有人放弃了这个问题,他就等于放弃为人。”【6】

斯特劳斯对待古典文本的态度是这样的:他坚持让古代的大思想家讲述自己的故事和思想。斯特劳斯和当代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以及当代解释学家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斯特劳斯从来不将古典文本只视为是纯文学或纯审美的。也许在大多数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那里对文本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的解释就是作品的终点,而对于斯特劳斯来说这只是一个起点。对古典文本的形式的文学性解释,为的是将文本引入一个更为高远的思想层次,为的是将古典文本作者的深邃哲学思想还原出来。

在斯特劳斯看来,古希腊悲剧和喜剧都不是纯粹的艺术形式,它里面包含着深邃的哲学问题,包含着戏剧家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探讨,悲剧绝非“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所要面对的对象,悲剧一开始就与人的生命和生存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斯特劳斯才不将古典文本只作为文学文本来解释,而是视为古典哲人的关乎人的灵魂的知识的思想结晶。古希腊戏剧在某种程度上还发挥着政治的和社会的不可替代的功能。

“在欧洲语言中,‘戏剧’一词(theaomai,theater,theatre)同‘理论’一词(theoria,theory,thorie)分有共同的词根,意指全身贯注地观看。这提醒我们,在欧洲最早的戏剧形式中,感性的呈现与理性的观照,即诗与思,是密不可分的。于是,古希腊人在悲剧中不仅清晰地呈现了自身的存在,而且深刻地思考了这一存在的意义。”【7】

感性与理性、诗与思、知识和美德都在人的身上体现出来,都是关于人自身生命存在的。这与斯特劳斯关于文学问题和哲学问题的探讨不谋而合。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杀父娶母、自毁双目的行动,其实都并不是现代心理学家所说的恋母情结的趋使,而是俄狄浦斯站在生命的岔路口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问。当时他以揭开斯芬克斯的谜底而进入忒拜城登上皇位,假如当时斯芬克斯将谜语改成“什么是人?或如何来认识人自己?”,可能坠入悬崖的就不是斯芬克斯,而是俄狄浦斯王本人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是生命悲剧,它无时无刻不在追问人生在世的意义与价值问题。

斯特劳斯的路是艰难的,正如作为古典哲人的苏格拉底在雅典民主制下的艰难,然而斯特劳斯的古典文本解读观却向我们标明了一个读书人的位置:以古典文本关乎灵魂的知识来涵养自己,做有德性的高贵之人。拥有美德和正义的人必然要饱尝离群索居的寂寞,然而却能换来一种对美好生活、对幸福人生的沉思。

注释:

【1】余英时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3月版,第3页

【2】刘小枫著《刺猬的温顺――讲演及其相关论文

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221页

【3】余英时著《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士与中国

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599页

【4】斯特劳斯《耶路撒冷和雅典,一些初步的反思》,何

子建译,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的张

力》,2003年10月第1版,第294页

【5】刘小枫,《施特劳斯与中国――古典心性的相逢》,

思想战线,2009年第2期

【6】施特劳斯《施米特“政治的概念”评注》,刘宗

坤译,转引自刘小枫著《刺猬的温顺――讲演及其

相关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4月第1

版,第220页

【7】耿幼壮著,《书写的神话――西方文化中的文

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

105页

关于古典文学的知识篇2

关键词:技工院校语文教学古典文学

2015年,国务院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对技工教育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综合文化素养是学生成人成才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尝试在语文教学中融入古典文学,以提高技校学生的古典文学素养和职业道德修养,探索了人才培养的新路径,并积累了成功经验。

一、在技工院校语文教学中融入古典文学的意义

1.在语文教学中融入古典文学,是传承古典文学的重要途径

我国的古典文学不仅包括汉族民族的文学瑰宝,也是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世界古典文学的核心构成要素。中国的古典文学一般指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直到五四以前大量的有一定价值的文学作品,包括先秦文学、楚辞汉赋、魏晋文学、南朝文论、唐宋诗词、元杂居、明清小说等。技校学生的整体素质比较低,加上个人学习兴趣、家庭环境、升学压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造成很多技校学生的古典文学基础非常薄弱。笔者在语文教学中已有发现。因此,在技校语文教学中融入古典文学非常有必要,这对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2.以语文课程改革为突破,能进一步深化语文教学改革

目前,技校使用的语文教材大多以散文、说明文、小说、诗歌、古文等文学体裁为单元,每单元安排4~5篇有代表性的文章,这是典型的应试教育模式下的教材。技校语文课程教学主要还是关注每篇课文知识点的内在逻辑性与完整性,忽视了历史文学脉络,这样以知识点为线索教课的方式,让学生“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而且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学中大多采用灌输式方法,教学评价简单粗放,进一步导致了语文教学效果不佳。笔者认为,现行技校语文教材显然不能适应时展的需求,学校及各级主管部门应重视语文课程改革,加大古典文学的教学力度,尝试在技校语文教学中融入古典文学,逐步探索语文教学改革的途径。

3.在语文教学中融入古典文学,能提升学生的古典文学修养

语文教学虽不直接提高技校学生的操作技能,但作为新时期的高技能人才,只懂得技能而不熟悉一定的古典文学,会显得有点苍白。因此,在技校语文教学中,通过课内外的教学活动,教师应有意识地向学生传播古典文学知识,进一步巩固和扩展学生的语文知识面,提高学生对古典文学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使学生形成对浅易的诗、词、歌、赋、曲、小说等古典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逐步养成乐学、自学古典文学的良好习惯,为提高学生的古典文学素养奠定基础。

二、在技工院校语文教学中融入古典文学存在的困难

在技校语文教学中融入古典文学尚且存在不少困难。例如,各地技校对于语文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本身科研能力有限,校本教材开发能力不足,导致无力开发适合学生需要的语文校本教材,因此,具有地方特色的语文教材便难以进入课堂。学生对语文课程学习的兴趣不够,也影响了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此外,教师的古典文学素养参差不齐,学生的语文基础较差,特别是古典文学方面的知识更是严重缺乏,导致在技校语文教学中融入古典文学困难重重。

笔者通过语文教学实践发现,如果将古典文学教学纳入语文教学计划,就可以系统地改变语文教学的格局。将古典文学教学以小组讨论、辩论等形式展开,进行古典文学阅读训练,将古典文学知识的讲解融入活动中。可以开展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猜谜语、贴春联等语文趣味活动,介绍相关知识,培养学生在生活中运用语文的能力。例如,过春节时,学生家里经常贴春联,如何辨别对联的上下联,上下联应贴在大门的哪个位置,是学生经常碰到的问题。在进行《史无前例的一次大迁徙》的课内练习“对联写作训练”时,笔者重点介绍了有关对联的知识,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实用性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就比较高。

三、在技工院校语文教学中融入古典文学的途径

在技校语文教学中融入古典文学,应当充分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加强师资培训,提升师资队伍水平,开发校本教材,提升学生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

1.发挥技工院校的作用,加强校本教材的开发

技校以往开展的古典文学教育,通常是教师根据各自的掌握情况,在讲课时自然开展,具有较大的随意性,缺乏课程整体设计。在技校语文教学中融入古典文学教育,势必会影响原有教学计划规定的语文教学进度,且需要语文教师进行大量的备课,在对古典文学进行提炼、梳理的基础上,才能很好地开展古典文学教育。因此,应该从语文课程开发的角度重新梳理技工院校学生的语文教学的需求,特别是对古典文学的需求,并按照技工院校学生特点,组织人力对现有的语文课程教学进行系统的研究,删除无关紧要的课程,为古典文学课程的开设留下空间,进而开发出适合本校学生使用的较为系统的古典文学知识的语文教材。

2.加强语文教师培训,提升教师的古典文学修养

无论是教学改革,还是课程改革,抑或是语文教学,其最为根本的因素就是语文教师。要能够顺利地在技工院校语文教学中推行古典文学教育,拥有一支高素质、古典文学底蕴深厚的语文教师队伍就显得尤为必要。因此,当务之急是做好语文教师的古典文学业务能力培训,结合各校语文教师的工作任务情况,以集中培训、自我学习、教研组集体研修等多种方式开展语文教师培训,提升他们的古典文学研修和讲课的能力,为在语文教育中开展古典文学教育夯实基础。

3.提升学生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

在技校语文教学中融入古典文学的教学应树立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理念,教师为学生设立各种形式的古典文学学习情境。首先,对学生的古典文学知识积累情况进行系统的调查,掌握学生的情况,将学生分为诗歌组、词组、小说组、戏剧组等多个兴趣小组,分门别类地开展古典文学辅导,以此激发学生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其次,在日常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引经据典,举一反三,扩大知识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后,教师最好能将作者的经历与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讲解,把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中去讲,从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关于古典文学的知识篇3

关键词:新课标高中语文教学瓶颈古典诗词

笔者在教研活动中通过与学生及同行沟通交流中,发现在新课标的背景之下,我们的古典诗词教学在许多方面令人堪忧,作为一线的高中教师,深以为此教学瓶颈若长久下去,不仅损害的是教学本身,更多的是阻碍教育的本质功能的实现。本文以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古典诗词教学为切入点,试图通过古典诗词教学的瓶颈一窥高中语文教学的整体困境。在本文中,笔者主要简析的是古典诗词教学不足及其归因,即从不足和归因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古典诗词教学的不足

古典诗词教学的不足自然和教材、环境二者有关,但更主要体现在人的方面,即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其具体表现为:

(一)教师方面的不足。

1.教师未能树立现代的教育理念。作为古典诗词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教师必须具有人文的教育理念。语文教师当本着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从事古典诗词教学,应该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学生是一个个活生生、有思想的人,而不是知识的“容器”或其他。

2.教学方法的改革流于形式。在教学方法的改革上流于形式。用“新瓶装旧酒”来概括中学古典诗词的教学方法改革一点也不过分。传统的教学方法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就教学过程的程式化而言,主要是无视古典诗词写景状物、抒情明理时那种既文意贯通、血肉交融,又开合跌宕、灵动多变的表现特点而一概施以解题、释词、译句、总结之类的套语式流程。其二,在教学形式上,教师个人为中心的单调乏味的讲述与板书,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古典诗词教学的趣味性,抑制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3.教师对学生的学习缺乏学法的指导。传统教育强调知识传授,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授受的关系”。长期以来,由于教师教育理念滞后,带来的个人角色定位的单一性。教师总是传统地认为自己是语文课堂的主角。而忽视了对学生学法的研究,忽视了对学生进行古典诗词方面学习的学法指导。语文教师在古典诗词的教学中的任务不仅仅是传授给学生古典诗词方面的知识,应更重要的是教给学生学习、鉴赏古典诗词的方法。

(二)学生方面的不足。

1.学习的动机趋于功利。学习古典诗词基本是因为高考诗词的越多那6分。趋于功利的学习动机源自于考试的压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压力属于学生学习动机的外部动机,这种动机对学生学习古典诗词的影响是不会持久的。

2.学习兴趣的普遍缺乏。学生在学习古典诗词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兴趣不足—学生在课堂中昏昏欲睡;在课外阅读时,远离古典诗词。如今,我们很难看到课堂内外学生们摇头晃脑地诵读古典诗词的景象了;很少见到我们的学生将自己喜欢的诗词名句写在自己的日记的扉页上了。

3.学习的主体性缺失。语文教学不应是一种简单的知识授受活动,不应是教师的单向灌输过程,而应是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多向互动的信息沟通与加工的过程。新课标重视学生个体在教学活动中的学习方式的转变,学生在学习中不应像知识的“容器”一样,只是一味接受,而应该自主学习、积极合作、主动探究。

二、高中古典诗词教学不足的归因分析

仔细反思和归结目前古典诗词教学所存在的问题,我发现,产生问题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教师方面不足的归因分析。

1.语文教师教育理念的转变力度不够。传统的教育理念中多了分数的机械,少了人性的活跃。失去了人性光辉闪现的教育理念是陈旧的,狭隘的教育理念。它和素质教育改革的新理念是相背离的,如果继续以这种滞后的教育理念来引导我们的教学实践,那么我们的改革必将流于形式。

2.改革古典诗词教学的胆子不大。语文教师对古典诗词教学改革作了许多的尝试,这一点不容置疑,只是这些尝试更多的出现在一些公开课、优质课的教学中,而我们的诗词教学更多的是在常态课中进行。语文教师在诗词教学方面的探索“胆子应该再大一点,步子应该再快一些。”

(二)学生方面不足的归因分析。

1.对古典诗词价值认识不足,学习目标狭隘化。应试教育环境中,分数是至高无上的。于是乎,在语文学习中,学生首先把自己假想成考生,古典诗词就是考试的内容,学习古典诗词的目标就是为了能在考试中获得满意的分数。这样其实把古典诗词的学习的目标仅仅定位在冲击考试,这不免有些狭隘了

2.语文学习的良好习惯函待培养。观察我们的语文课堂,再对照以上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我们发现,我们的学生在古典诗词的学习中存在着诸多良好习惯的缺失,如忽视古典诗词的诵读、不注重学习过程中的个人思考与体悟、未能自觉扩大阅读积累等,以至于造成对古典诗词学习兴趣的缺乏、阅读积累的有限等不良现象的出现。

3.转变学习方式的主体意识薄弱。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知识的传承、信息的获得和保存为中心,以间接知识为主,学生被动的学习。这是一种单一、被动的学习方式。学生要转变单一的、它主的、与被动的学习方式,就应该加强转变个人学习方式的主体意识。让自己成为古典诗词学习的主人,主动参与古典诗词学习过程中对作品的感悟和作品思想情感的体验等活动。让自己的主体意识、能动性和创造性不断地得到发展,发展自己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1]邵瑞珍.教育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6页.

关于古典文学的知识篇4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着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着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着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着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着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着《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着《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着《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着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着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着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着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着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着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着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着《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着《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着《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着《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着《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着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着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着的科学着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着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着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着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着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着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着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着的天文历法方面的着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着作以及其它着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着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着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泛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着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着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着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参考文献: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3.

杜石然.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金秋鹏.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晋书?虞喜传[a].中华书局本.

宋书?何承天传[a].中华书局本.

南史?祖冲之传[a].中华书局本.

[清]阮元.畴人传?李锐[a].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本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宋]黎靖德.朱子语类[Z].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49.

[11][晋]刘徽.九章算术注?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杜石然.朱世杰研究[a].宋元数学史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66.

[1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2.

[14]乐爱国.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0).

[15]钱宝琮.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与哲学思想的关系[a].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16]新唐书?历志三上[a].中华书局本.

关于古典文学的知识篇5

关键词:小学语文;经典诵读;实施对策

中图分类号:G62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7661(2014)20-305-02

小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所要诵读的材料之所以被称为经典,是因其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和实践的检验,在诵读经典的过程中,学生能够开拓视野,积累更多的文学知识,提升自身的语文素质,为日后更深入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并且,进行诵读教学的过程中,学生需要调动视觉、听觉等多种感觉器官,在学生脑中形成反复刺激,加深学生的记忆。而经典中浓缩的都是精华知识,对这些内容不断的进行巩固是提高学生语文知识水平的一个有效措施。本文中,笔者将结合实践经验,简要分析小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中的教学对策。

一、小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的现状分析

由于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有限,对于一些经典诵读素材的把握还存在一些偏差,且一些经典诵读材料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所以现阶段在开展小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过程中仍然存在一系列亟需解决的问题,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缺乏充足的时间进行经典诵读

由于经典诵读教学并不是小学语文教学体系中教学任务硬性安排的组成部分,基本都是由教师根据教学情况自发组织开展,这就导致在教学时间安排上无法保证。大多数老师为对于正常的教学活动就已经安排了满满的教学任务,导致学生在课堂上很少有时间进行经典诵读。另外,鉴于小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让学生进行自主性学习,自己安排时间进行经典诵读也是不现实的。以上的原因皆导致学生缺乏充足的时间进行经典诵读以及深入的学习经典诵读材料中包含的知识。

2、缺乏对经典诵读教学清晰认识

虽然近年来教育界相关人士对于小学语文经典诵读的关注度有所增加,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很多老师仍然缺乏对经典诵读教学清晰的认识。经典诵读的理解分为两方面,一方面关于“经典”,一提到经典,很多老师的第一反应就是古诗文,但事实上经典并不局限于古诗文,还包括其他一些文学著作等内容,教师应当为学生丰富诵读材料,而不只是让学生背诵一些古诗文;另一方面,关于诵读,经典诵读教学并不要求学生一定要深入理解文章的内涵,而是让学生尽可能多的接触各类文章,并在脑中加深印象,以达到记忆更多的经典文章的目的,从而提高自身的文化底蕴。因此,在开展小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之前,老师应当对经典诵读教学有一个准确而清晰的认识。

3、注重形式,忽略实质

在新课改的号召下,小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已经成为小学语文教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在过去的教学过程中,学校和老师没有对诵读教学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改革的推动下很多学校也是在被动的作出改变,只注重形式,忽略了诵读教学的实质。很多老师在课堂上安排几分钟的时间让学生进行经典诵读,也没有与学生建立沟通交流机制,一些学生甚至认为诵读经典是不重要的,是可有可无的,这些都严重的影响了经典诵读教学的效果,教学质量在与未开展经典诵读教学之前相比也没有任何的提高。

二、小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的实施对策

针对目前小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各位老师首先应当重新认识经典诵读教学对小学语文教学的意义,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科学合理的教学对策来深入的开展小学语文经典教学。对此,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1、精心筛选经典诵读内容

对于经典诵读内容的筛选是开展经典诵读教学的基础,恰当的诵读内容会为学生带来更好的学习效果。在进行经典诵读内容选择时,老师要充分考虑到小学生的特点,不同的年级要选择不同的经典诵读内容,分层次开展经典诵读教学活动,这样能够更有针对性的提高学生的能力,比如低年级的主要需要的阅读的基本技能,可以选择一些简单易懂的经典诵读材料,这样也会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

比如,笔者根据我国一些经典著作,为学生选择的诵读内容如下:

一年级上:《弟子规》《三字经》及古诗15首;

一年级下:《百家姓》《千字文》及古诗15首;

二年级上:《中华成语千句文》(上)及古诗15首;

二年级下:《中华成语千句文》(下)及古诗15首;

三年级上:《论语》(一)及古诗15首;

三年级下:《论语》(二)及古诗15首;

四年级上:《论语》(三)《大学》及古诗14首;

四年级下:《论语》(四)《中庸》及古诗文32首(篇);

五年级上:《老子》及古诗文32首(篇);

五年级下:《孟子(选)》及古诗文32首(篇)。

2、为学生创建经典诵读的情境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老师应当准备充足的时间来开展经典诵读教学活动,为学生创建有关经典诵读的情境。并且,经典诵读并不仅仅局限于古诗文的背诵,新课标明确说明一切具有典范性、时代性的材料都可以作为学生经典诵读的内容,这也为开展经典诵读教学活动提供更多的可能。

比如,近年来人们对于中国传统节日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那么老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经典诵读,从经典著作中了解元宵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这些传统节日的来源,并在课堂上与其他同学进行分享,为学生创建经典诵读的情境。

3、开展丰富多彩的经典诵读活动

在开展小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的过程中,背诵是最常见的一种教学方法,背诵的方式虽然能够取得一定的教学效果,但是学生很容易产生疲倦的心理,尤其小学生都是比较爱玩好动的,所以结合小学生的性格特点,老师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经典诵读活动,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比如,可以让学生进行“表演背”,即在课堂上把背诵的文章或者古诗文表演出来,并且分成各个小组进行评比,并建立一定的奖励体系,小学生的表现欲也比较强,在奖励的带动下会更积极主动诵读经典。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老师和学生共同努力,选择科学的教学对策来提高经典诵读教学质量,最终实现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的目标。

参考文献:

关于古典文学的知识篇6

关键词:古典名著古典名著名册制度保护作品完整权

一、《西游记》和《红楼梦》的尴尬

2007年的嘎纳电影节展示了日本拍摄的一部言情版的电影《西游记》。剧中,唐僧由日本演技派女星深津绘里反串,日本青春偶像组合smap成员之一的香取慎吾在片中饰演孙悟空,将齐天大圣演成了神经质超人,好吃懒做之徒;日本著名笑星内村光良和伊藤淳史分别扮演沙僧与猪八戒。在装扮上,四人显得夸张另类,脾气暴躁。故事情节方面与原著大不相同,剧中的孙悟空和女妖谈起了恋爱[1]。浙版的《西游记》里,孙悟空与白骨精谈恋爱,出口成脏。

日商开发的流行成人网络游戏《红楼馆奴隶》角色均取自《红楼梦》,主角林黛玉被描述成风尘女子,是其母与外国人通奸后的私生女[2]。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我们的传统文化遭到践踏,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www.lw881.com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有必要从制度上反思我们对自己优秀传统文化,对古典名著的态度。从知识产权法尤其是现行著作权法制度寻求对古典名著的系统保护不失为一个不错的突破口,本文即从这个角度探索古典名著的保护制度,主张成立专门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建立古典名著名册制度。

二、保护古典名著的必要性

(一)古典名著的界定

在具体讨论为何要强调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我国的经典文化名著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界定清楚古典名著的概念。本文所主张保护的古典名著应满足如下三个条件:(1)经过了历史的检验。历史是时间的代名词,经过历史和时间的冲刷而仍保留下来的著作,说明了其在历代人们的心中和各个历史阶段的地位。历史不认同的作品不可能仍然流传至今并博得今人的青睐。(2)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我们之所以主张加强古典名著的保护,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价值,这些作品中传播的思想和智慧构成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这些作品的保护实质上就是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让祖先的智慧和历史的积淀在现代社会得到应有的尊重、继承和发扬。(3)符合正统的价值观。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既有主流文化,又有非主流文化,既有其精华,又有不利于该民族发展壮大的糟粕。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谓精华指的就是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世代传承并不断发展的正统社会价值观念相符合的思想观念或文化,至少并不与之相冲突。相反,那些历史上出现的,虽经历史沉浮仍保存下来但却主要宣扬暴力、分裂、反人类之类思想的作品,则不属本文主张保护的古典名著之列。应注意的是,不能以党派或者某些官员的个人意志来否定一些古典名著的价值。

清末民国时期出现的名著,虽符合上面三个条件,但其作者死亡至今并没有超过50年的,可以不援用本文所主张的古典名著保护制度。因为依照目前著作权法律制度的规定,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保护,而不需要再援用新的制度。

(二)保护古典名著势在必行

现代社会中保存的古典名著突出地表现在其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上。文化价值体现在,名著彰显了一国的传统价值,构成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对一国传统的保持和传承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文化的精髓都是通过名著来表现,并通过古典名著这一特殊载体的保存和传播而得以流传,成为后来社会的文化主干。商业价值则在于,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商业技术的前进使得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利用名著的作者、名著的经典人物形象[3]、名著中描述的特殊地点和行为方式等,以进行商业化炒作,赚取商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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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这两种价值本应该而且可以和谐共存,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两种价值失去了平衡,导致文化价值没能充分发挥出来,反而在某些情况下因为商业价值的滥用而遭到了扭曲。导致名著这两种价值失衡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人不懂得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是世界闻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五千年的古老文明成就了中华民族独特而悠久的文化,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和外国文化的冲击,许多中国人并不珍惜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越到思想开放、文化多元的今天,人们越发不重视其价值,篡改、改编甚至胡编、瞎编名著的事例比比皆是,借名著的影响来搞笑、戏说名著,硬借名著的经典人物形象之名大行践踏名著之事。这类行为严重歪曲了作者和作品的原意,扭曲了名著所承载的思想精神,不利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第二,中国人对文化遗产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古典名著之所以像现在这样尴尬,也与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有关。面对国内外恶搞《西游记》,戏说四大名著的现象,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古典名著正在遭受折磨,意识到的人也因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无关的心理而沉默,甚至参与其中。而真正有勇气并切实行动起来为捍卫古典名著而战的人则少之又少,显得力单势薄,孤立无援。

第三,商业化运作的负面刺激也难辞其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名著之悲的主要原因。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生产生活中的商业化导向越来越浓,加上制度约束缺位和行业自律不力,使得许多行业及其从业人员为了赚取商业利润,从而牺牲古典名著以迎合某些群体的低级趣味,肆意发挥,毫无节制。这种对名著掠夺式的商业利用使这些人在赚足了腰包的同时,却给民族带来了伤害。

三、著作权法律制度下保护古典名著的路径

(一)现行著作权制度中古典名著的保护现状

知识产权不同于其他民事权利如物权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在于其时间性,即超过法律规定期间后权利人的权利就不再受法律保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20条和第21条分别规定了作者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保护期,自然人作者的财产权利保护期为作者(合作作品的为最后一位作者)有生之年加其死后50年,而精神权利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法律保护期限没有限制。根据这样的规定,古典名著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作者已无财产权可言,法律只保护作者的人身权利即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任何人均可以使用,不必支付报酬。这样有利于“调整知识产权所有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协调知识产权专有性与智力成果社会性之间的矛盾”[4],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加速财富的积累。

不过,仔细分析会发现,这样的规定对古典名著保护不利。首先,现行著作权制度保护的重点倾向于现在和将来的作品,“其关注的是那些新的、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5],对已过保护期的作品则关注甚少。其次,在著作人身权的保护上,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可以由作者的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人行使,但在作者没有继承人或者年代久远以后,由谁来维护上述权利可能就会产生问题”[6]。再次,科学技术和文化需求的发展,使得名著的利用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在没有强有力的制度规制的情况下,对名著的利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作者精神权利的损害,侵犯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同时目前的这种法律制度设计极易使古典名著因“丛林法则”而陷入“公共财产的悲剧”,即“当存在一种潜在的能够产生价值的资源,且能够为任何人所共同使用时(即不存在任何制度和规则上的限制),每个使用者都会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对资源进行利用以适应个人的需要”[7],这样某些强势群体或特殊使用者“便会攫取大多数的公共财产”。就古典名著而言,被当作全社会全人类的公共资源时,便有人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过分利用名著而破坏名著的固有价值,最终可能会导致古典名著地位的沦丧,而目前的制度则无法改变名著的这种遭遇。

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就在于,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框架下,健全、修正著作权制度,实行古典名著著作权行使主体的转移、成立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建立古典名著名册制度、完善名著使用

和纠纷解决程序。

(二)变更古典名著著作权的行使主体

1.著作权保护的“一元论”和“二元论”

在著作权保护期限的问题上,目前各国通行的是两种模式,即“一元论”和“二元论”,德国和法国分别是这两种理论的典型[6]。按照德国“一元论”,著作权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不可分割,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两者保护期限相同,均为作者终生加死后70年,合作作品则为最后一位作者死后70年。作者死后超过70年的,则由国家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接管作者的精神权利,由该部门保护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而按照法国“二元论”模式,作者的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是独立的,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加死后70年,而著作人身权的保护期限不受限制,“该权利永远存在,不可剥夺并且不因时效而丧失”,“该权利因作者死亡可以转移至其继承人”(参见《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l.121-1条,黄晖译,郑成思审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部分)》,上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页。),可以继承。

上述两种模式中,德国的“一元论”更有利于实现对作者及作品的保护,因为作者有生之年由作者自己依法保护自己的权利,死后70年内各种权利由其继承人保护,70年之后则由国家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保护,即不论作品出现后的任何时候均不会出现权利保护的真空。相比之下,法国模式则会出现保护不力、权利虚置的弊端。

2.将古典名著著作权的行使主体变更为国家

中国目前采用的是法国式的“二元论”模式,著作财产权保护到作者死后50年,著作人身权中发表权以外的三项权利没有期限限制。《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下称《条例》)第15条规定:“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者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保护。著作权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其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保护。”按现行继承法关于继承人范围的规定,被继承人的晚辈继承人只到子女,即使代位继承,享受权利的也只是被继承人子女的子女。据此可以断定,大多古典名著作者的继承人都早已死亡,那么这种情况下谁来保护作者的著作人身权?上述《条例》规定,“著作权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其著作人身权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保护,那么有继承人但继承人也死亡的,由谁来保护呢?《条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按照立法意图,《条例》之所以规定“著作权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时,由国家机关予以保护,其原因就在于要保证立法意图的实现,使得权利在任何时候都有保障,而不至于使《著作权法》“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之规定落空。因此,作者有继承人但继承人也死亡的情况下,著作人身权也应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保护。古典名著正符合这种情况,照理说法律和行政法规都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为什么还有本文开头提到的《西游记》和《红楼梦》的悲剧呢?

笔者认为,一是因为古典名著已经“沦为”全社会全人类的公共财产,任何人均可得而用之,没有限制。二是因为《条例》的规定没有落到实处,没有具体操作性的规定,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压力和动力。三是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根据现行著作权制度,古典名著已经进入公有领域,自由使用古典名著是不能受到干涉的,进而将这种自由过度放大。

为了改变古典名著遭受“蹂躏”,保护不力的现状,笔者建议在古典名著的保护上,采用德国的“一元论”,由国家及其专门机构来行使其著作权,更能实现保护经典、传承文明的目的。将古典名著著作权的行使主体变更为国家,并成立专门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代表国家全面负责古典名著的保护工作。

(三)成立专门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

1.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模式选择

令人欣慰的是,人们已经意识到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有关的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事业单位方面,2007年5月25日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挂牌于中国国家图

书馆,着力破解古籍保护的三大难题(参见中国古籍保护网:http://www.nlc.gov.cn/service/others/gujibhw.)。

政府机关方面,2007年4月30日,国务院下达批复,同意建立由文化部牵头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国务院函〔2007〕43号《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http://www.gov.cn/zwgk/2007-05/10/con-tent_610359.htm.)。另外,名著的价值在商业上显示的潜力很大,如四大名著在国外注册为商标,或者外国公司在我国抢注这些商标(国务院网站《浙江省动漫游戏企业打响中国四大名著商标保卫战》,http://www.gov.cn/jrzg/2006-04/18/content_256372.htm.),因此,保护名著还得从商标法的角度考虑,商标局等管理部门不能袖手旁观。

但保护古籍(古典书籍)与本文主张的古典名著不同,保护古籍在于对古籍的搜集、整理、普查、登记、修复等工作上,是对作为文化物质载体的书籍的物理性保护和保存,而几乎不涉及古籍内容的使用和知识产权问题。而保护古典名著的知识产权则是本文的目的,上述单位和机构的工作并不能实现对古典名著的保护,有必要设立专门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但如何设置呢?

现在的知识产权行政体系中,尽管国家版权局是专门管理著作权的机构,但是古典名著还涉及到商标等问题,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也可以而且应该有所作为。然而,分别由两个机构各自管理古典名著的著作权和商标权,就是现在出现的这种保护不力的状况。如果建立专门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将涉及古典名著保护的所有权限包括保护著作权和商标权的权限等,从现行机构中剥离出来统一行使则会降低成本,增加效率。

那么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位阶应该是怎样的呢?由于同时涉及到古典名著的著作权、商标权等多种权利,知识产权局则主要管理的是专利事务,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置于三者之下均不合适。古典名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和传承工具,保护古典名著根本的出发点是保护民族文化的良性利用和传播,更多的是一项文化工程。因此,可以考虑参照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的做法,将古典名著保护机构作为文化部的下属部门,可用“古典名著保护司”之名,由文化部统一协调。因古典名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民间文学性质上十分近似,因此也可以联合保护,合设机构。

2.建立古典名著名册制度

前文界定了古典名著的范围,但仅此并不能确定要保护的古典名著具体有哪些,还需要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做更具操作性的工作,进行统计登记,将古典名著一一确定下来。只有知道哪些具体的名著后,才谈得上对其进行保护,即先要确定古典名著保护制度的客体。

学者探讨的传统知识保护的路径值得借鉴,他们主张建立传统知识登记库[8]或传统知识数据库[9],“建立和规范传统知识的整理、认定、登记和管理制度”[10],对传统知识资源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理,从而为其保护提供基础性数据。同时,国家已经实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定期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也对古典名著的保护有极高的参考价值。笔者认为,要实行对古典名著的有效保护,建立合适的古典名著名册制度是必不可少的。由古典名著保护机构负责收集、认定、登记、管理和使用监督等工作,将古典名著保护的工作拆分细化,运行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或部分由名著使用费、版权许可费(考虑到保护本国传统文化的需要,外国主体在使用本国名著时应缴纳一定的使用费或版权税。)、滥用古典名著的行政罚款等转化而来。

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已经成立几年,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其建立和完善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建立中华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的工作成果值得借鉴。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参考古籍保护中心的做法,对需要保护的古典名著归类整理,登记于专门设置的古典名著登记簿上,并如实同步地公布在其门户网站上,以供公众自由免费查阅。

登记的性质类似于国务院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登记具有权威性和公示公信力,公众可以方便快捷而又

低成本或零成本地了解和查阅古典名著的保护、利用情况。归类登记可以采用多种标准,灵活处理,可以按照朝代登记,也可以按照古典名著的种类如小说、经传、戏曲、诗歌等。为便于公众查阅和了解情况,可以参考古籍保护中心对所有古籍的分类登记方式,或在种类下再依朝代和年代登记。确定古典名著的登记范围时,应把握一定的尺度,范围太小或太大都有所不当,应既能充分保护我们的古典名著,忠实地利用名著,合理平衡保护、利用、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3.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职能

古典名著保护机构成立后,除了行使建立和管理古典名著名册之外,还应承担一系列的职能,主要是保证古典名著的合理使用,主要有:

第一,贯彻实施著作权法律、法规;起草古典名著保护的法律、法规草案;制定古典名著著作权的管理规范和重要管理措施,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制定确定需要保护的古典名著的标准和程序。

第二,登记古典名著的商业性利用情况,进行行政执法,查处或组织查处有重大影响的古典名著滥用案件;确定需要提前审查方能使用古典名著的情形,并进行审查。

第三,代表国家处理涉外古典名著著作权、商标权关系,向国外主体收取古典名著利用的版权许可费等;与其他国家如法国建立世界古典名著保护双边协议等。

第四,与版权局、商标局建立信息互通机制,如商标局在许可古典名著的商标前,应征求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意见。版权局、商标局也应应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要求,提供有关的信息和协助。

第五,建立古典名著交流平台和古典名著保护网,在网上及时,定期更新古典名著的登记、更新、管理、使用、执法等信息,公众无需注册即可自由浏览。

第六,负责古典名著著作权管理工作全国性宣传、教育及表彰活动。

(四)古典名著的使用监督

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应及时听取民众对古典名著利用情况的监督举报,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如实备案,及时调查并做出相关处理决定。同时,古典名著保护机构也应认真听取相关单位和国家机构的建议和意见,并如实备案。对来自国家版权局、商标局和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等的建议尤其应慎重考虑并作合理答复。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对涉嫌滥用名著的行为,在查明实情后有行政决定权,可以决定是否采取相关的措施。为了便于公众了解古典名著名册制度的执行运转情况,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调查结果、做出的决定、措施和理由均应如实及时公布在相关的网站上并备案,建立信用档案。

为了实现对名著利用的有效监督,笔者建议为商业目的而使用古典名著时,如将某部小说改变拍摄成电影或电视剧,应征得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同意或向其备案,同时将备案情况公布于该机构的官方网站,以供公众知晓。至于究竟是征得该机构同意还是只需向其备案,应视对名著的利用和改编情形而定,不可一概而论。但为减少成本,商业性使用一般只需备案并上网公布即可,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须征得专门的名著保护机构的同意。该机构应事先将需要同意才能使用名著的特殊情形作明确规定和说明,以防限制名著的正常使用,不利于优秀文化的传播。

鉴于我国目前的地域、交通和经济状况等现实,若统统要求使用者都实地到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备案,交纳纸质的材料,会增加一定的成本,某种程度上也无此必要。因此,使用者在向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备案时可以通过信件、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该机构如实记录相关情况并及时公布即可。在只需备案的情况下,使用者递出相关材料后即告完成手续,便可直接为相应目的而使用古典名著,古典名著保护机构根据材料中载明的情形监督使用者的使用状况。为了鼓励人们的创作热情和积极性,不应过于苛刻使用者必须严格限制在递交的材料记载的范围内,可以在不违背名著基本意思的情形下适当突破;但为了便于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监督,使用者备案后使用的过程中发现会对备案的利用方式和范围作重大调整的,应及时备案调整事项,该机构应作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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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在国外如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均成立了专门的名著保护机构,外国主体在使用本国名著时应向本国名著保护机构备案并签订合同,缴纳版权许可费[11]。同时,如果外国主体在使用本国的古典名著时,本国的名著保护机构便会依据知识产权法的规定进行干预,防止本国的古典名著被作歪曲作品原意的使用。这种方法既可有效保护本国经典名著,防止外国主体对本国文化的不敬,又可增加本国的财政收入,不失为一箭双雕之计。笔者认为,这项制度完全可以适用于中国,外国主体使用中国的古典名著用于商业用途时也应向中国缴纳版权许可费,中国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应承担起这项职能。

(五)古典名著的行政执法

在使用名著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人为了个人私利出奇出新改编甚至瞎编名著以吸引公众的眼球,满足其好奇心和猎奇欲,从而破坏名著的完整性,侵犯作者的原意。尤其是塑造了著名人物形象的著作更易遭到这样的改编。出现这种情况时应鼓励人们监督古典名著的使用并积极向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反映情况,该机构接到举报后应及时组织调查,查清基本事实后应尽可能做出严谨科学的判断,涉及侵犯名著著作权的可以征求国家版权局的意见。最后由古典名著保护机构以自己或者文化部的名义对滥用名著者实施处罚,如罚款、责令停止滥用名著、停止销售产品或强令销毁产品、关闭网站禁止传播等。情况恶劣的还可以建议采取人身强制措施,涉嫌违背刑事法律的,应移交司法机关启动刑事司法程序。相对方不服名著管理机构的处理决定的,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对于上述古典名著保护网记载的情况不服的,相对方也可以申请更改或涂销记录;作了变更记录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同时应载明变更的理由,予以公布。

结语

我们主张设立规范的制度和严密的法律体系规制古典名著的使用,并不是为了限制人们使用名著,也不是要遏制人们的创造力或者实行文化专制,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对祖先遗产的合理利用发挥其价值,促进优秀文化的正常传播。本文主要是建议通过成立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建立古典名著名册制度来保护古典名著,侧重于著作权保护,当条件成熟时应制定相应的古典名著保护法,真正纳入法律的体系中来。

注释:

[1]中国日报.悟空“恋上”迷你裙日本言情版《西游记》恶搞名著[eb/ol].http://www.chinadaily.com.cn/hqyl/2008-01/03/content_6366768.htm.

[2]新华社.色情游戏恶搞红楼林黛玉成风尘女[eb/ol].http://www.x.jxinhuanet.com/bt/2006-11/13/content_8505512.htm.

[3]吴登楼.论虚构人物形象的知识产权的保护[a].陈旭.法官论知识产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48.

[4]黄勤南.新编知识产权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0.

[5]杨红菊.新理念与新规则的探索——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有关传统知识保护讨论进展的介绍[a].吴汉东.中国知识产权蓝皮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01-302.

[6]李明德,许超.著作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82,81-82.

[7]杨明.危机与对策:试析遗传资源保护的制度选择[a].吴汉东.中国知识产权蓝皮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96.

[8]孙祥壮.传统知识的世界保护及对我国的启示[a].郑成思.知识产权文丛•第9卷[c].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184.

[9]陶鑫良.知识产权教程[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111.

关于古典文学的知识篇7

关键词:古典政治学;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解读;批判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12.2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0)12-71-03

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学派在考究其学派传统时,往往会将之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并将修昔底德视为是“第一个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认为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等人都受到了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下简称《战史》)一书的深刻影响,因此,这三人也被公认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传统理论大家。本文主要使用后现代主义的“双重阅读”(Doublereading)方法,以此深入分析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对古典政治学文本的相关解读。这一分析方法,主要借鉴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福柯所开创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分析具有话语权的现实主义理论如何进行文本解释,对传统支配性解读进行“重复”和“再现”,从而揭示出文本、话语、制度中被有意或无意遮蔽着或排除掉的“内在张力”,以此揭示传统理论对于文本的垄断解释。

一、文本解读的“知识考古”:继承关系的主观性偏差

从人性的视角来论证国际关系的特点,这是古典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其中,以汉斯・摩根索为主要代表。摩根索在著名的“现实主义六原则”中,将修昔底德拉人到其理论解释的框架之中。他认为,利益是国际关系中永恒不变的诉求,其不受时空条件的影响,并引用《战史》中的语句指出,“从古希腊的经验中,修昔底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论是城邦之间或是个人之间,利益一致是最好的保证。”此外,在论述国家行为体对权力的追求时,摩根索也引用《战史》中的语句来加以佐证。有鉴于摩根索将对于权力和利益的追求作为其理论的核心假定,而且多次在其理论的核心部分中引用《战史》中的相关观点和语句,因此可以认为,摩根索将修昔底德视为自我理论的一大基础和先驱。

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之一,这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核心假定之一。而修昔底德被称为现实主义学派的先驱者,主要是因为在《战史》的第一卷中,包含了现实主义学派的3个核心假定:(1)国家(或城邦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为基本的行动单位;(2)国家为了追求权力,要么将权力本身作为目标,要么将其作为追求其它目标的手段;(3)国家大体上采取理性的行为方式。对此,基欧汉引用《战史》第1卷第23节中的名言来解释上述3个核心假定:“我认为这场战争发生的真正原因,几乎被表面现象所遮盖了。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从体系的视角来解读修昔底德文本,其中最有影响的学者当是肯尼思・沃尔兹和罗伯特・吉尔乎。无政府体系是新现实主义的主要出发点,新现实主义将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体系与《战史》中所描述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两极体系相比较,得出了极为相似的结论。沃尔兹认为,《战史》为其“国家相似性”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例证。吉尔平对修昔底德的著作更为热衷,他认为其全部理论均与修昔底德的理论相联系。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修昔底德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之间的继承关系得到了很多国际关系学者的认同。他们均将修昔底德的《战史》视为是现实主义学派的重要起源。但是,对于修昔底德与自我理论的渊源关系,几位学者的论述角度却多有差异。这些学者往往倾向于从自己的学说出发去解释修昔底德的著作。比如,摩根索和沃尔兹将《战史》中的内容作为支持自己理论的重要例证,吉尔平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思想都与修昔底德的著作相联系。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国际关系学者对修昔底德文本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

现实主义学派对古典政治学文本解读的方法是有理由被质疑的。现实主义往往片面地截取古典政治学文本中的只言词组来证明自我理论的正当性,而不是还原政治学文本以本来的面貌。英国思想史学家昆汀・斯金纳和波考克认为,对文本进行解读时,“真理依赖于情境、社会,而非作者和文本”在理解某个时期的政治哲学时,必须要把哲学中评价或规范的那一面――也就是首先与历史偶然性的那一面加以考虑,读者要了解说话者的真实意图,就必须掌握说话者的运用常规。而现实主义者却忽视了这一重要问题,不仅对文本的分析断章取义,而且也完全割裂了其他理论对于文本解读的可能性,从而垄断了对古典政治学文本的解读。

二、文本解读的谱系分析:现实主义的话语霸权

上述“知识考古”再现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对于古典政治学文本解读的支配性叙述,通过“双重阅读”方法,可以揭示文本互动背后的权力关系,从而批判类似的文本解读中的“现实主义思维”。后现代主义强调发掘文本之间互动背后的权力结构,揭示文本建构中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从而消解传统文本解读的“中心主义思维”。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福柯曾经指出,“知识是权力的眼睛。凡是知识所及的地方也是权力所及的地方。知识总是以真理的形式为权力作辩护。”后现代主义认为是权力创造了知识,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方面,常使用“谱系分析”方法。系谱学的任务是恢复被整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自主话语、知识和声音。本文尝试使用这一方法,从而揭示古典政治学文本解读中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以消解现实主义中心论思维。

对于现实主义文本解读中的知识和话语的关系问题进行诠释,首先要厘清现实主义言说和古典政治学文本之间的关系及其互动,以及古典政治学文本中包含的很多异质性的内容。除了现实主义学派所强调的符合其理论视角的诸多观点之外,还有一些被现实主义学派“人为化”的边缘观点。以对霍布斯的分析为例,“现实主义通常从逻辑和描述两个维度来运用霍布斯”,并认为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为国际关系提供了范式”,国家之间交往的现实,同霍布斯所描述的个人在自然状态中的描述相类似。然而,奴里,尤德瑟夫认为,与其说霍布斯是现实主义者,不如称其为理性主义者。他指出,将国家之间的关系类同于霍布斯所谓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显然是有巨大缺陷的。迈克尔・威廉姆斯在《霍布斯和国际关系:一个再考虑》一文中,也极力反对现实主义学派的相关解读方法,转而用怀疑主义的方法来解读霍布斯的文本,并得出了异于现实主义者的结论。同样,大卫,布歇在

《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团体间关系和国际关系》一文中,通过研读霍布斯另外一本著作――《论市民》,得出霍市斯所谓的自然状态在现实中是团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所谓国家之间的关系。此外,霍布斯的国际政治主张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扩大贸易,规避战争,其观点脱离了现实主义的主张而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观点。这些解读在同现实主义解读的互动中处于劣势地位,由于现实主义对文本解读的霸权地位,致使古典政治学的相关文本被解读为主流的现实主义版本。

文本解构背后所隐藏的实际上是权力结构。知识和权力是紧密相连的,知识本身无法避免权力的运作,知识的论述机制也反映了权力的变化关系。文本霸权的存在,其实源自于国际关系理论权力关系中所存在的霸权状态。无论是对古典政治学文本的解渎,还是对国际关系现实分析来说,始终是由不同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权力占上风的话语模式所决定的。自二战以后,现实主义学派成为既得利益者维护现有秩序的有力工具,其依靠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的支撑成为主流话语,并取得了对其他理论的话语霸权,成为支配性的叙述,其他的理论言说受到主流话语的忽视、压抑和边缘化。因而,在对古典政治学文本进行解读的过程中,读者往往只听到了现实主义的声音,也只接受到现实主义的布道,从而以现实主义的观点来支配我们的思维和行为。

三、现实主义文本解读的实用主义批判

现实主义者总是将其学说与古典政治学传统文本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理论视为对政治思想史中现实主义学派的传承,并试图证明这一传统相对于其他理论传统的优越性。在此基础上,现实主义者坚称与修昔底德、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一脉相承。然而,现实主义不过是众多与古典政治学家对话的学派之一,现实主义者通常以自我的立场和偏见来解读古典文本,从而证成自我理论,彰显其普世性。

目前,国际关系理论对古典政治学文本解读的主流声音是由现实主义者发出的。以修昔底德的《战史》一书为例,国际关系理论界几乎达成共识的认同该书是现实主义学派的开篇之作,现实主义学者都从中找到了证成自我理论的言说。然而,“近代社会科学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结构。及其一系列特定的关注,使得我们越来越难以受益于修昔底德”,问题在于“他无法自己约束我们针对他著作的诠释,所以我们太容易使自己确信,我们在他这里发现了我们所要寻找的东西。”一切类型的文本都是历史和背景使然,但在对古典政治学文本进行解渎时,由于很难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因此难以掌握巨著的本真。对文本的解读实质上是理论者的再创作,这种再创作使原有文本受到理论者论点与偏见的玷污,显现出理论的强词夺理元素与实用主义意图。

通常,古典文本包含大量的信息。学科指向也往往明确。就修昔底德的《战史》一书而言,历史学者将其视作一部宏篇的历史巨著,而国际关系学者却能从中汲取大量的国际关系理论。且不论不同学科之间固有差异能否使之共同受益,国际关系一个学科内部更是如此。正如《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中所言:“任何一个国际关系研究者都能从修昔底德的历史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得到启发。”如《战史》这样的古典文本并未包含唯一的理论指向,不仅是现实主义,其他学派也可以从此文本中汲取养分。而现实主义对文本解读是在权力关系中造就出来的论述的实践,这种论述的机制反映了权力的变化。作为具有主流话语权的现实主义,其借助古典政治学家著作中提供的庞大体系和丰富内容,得以攫取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理论具有深厚传统的佐证。

国际关系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脱离具体的时空环境来解释一切的人类历史。现实主义的产生源于20世纪的国际关系现实,在更深层面上依赖于当时社会历史的大环境,将这种现论与古典政治学著作相联系,使研究者忽视了局限性而过于强调其解释力,甚至热衷于以某些抽象概念和原则构建起永恒性的理论模型。现实主义“自觉”地跳人了这个“陷阱”,对于古典政治学家的智慧奉行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套用现论简单地对古典政治学文本加以诠释来证明历史传统的存在。因此,对古典文本的解读实质上是各学派将古典理论加以主观化并为我所用的过程。

四、结语

知识常常是主观性的,其不依赖于客观的对象和实体。每个人在阅读时,由于主观性的存在,都会产生彼此有差异性的阅读结果。对文本的解释,只有撇开一己之见,深入到“文本”以及情境本身之中才是最可取的。现实主义者对于文本的解读,往往是从自己的立场和视角出发,从而使“文本”服务于自己的理论。正如理查德,阿什利和罗伯特・沃克尔所言:“真理的可能性是受到质疑的,每一个呈现并不是复制或恢复其在其他时间或空间所真正出现的事物,而是呈现其他各种的呈现,没有一个是原版的,每一个都是独断的,并且没有一个能排除其他的各种呈现。”其实,对于古典文本的解读亦是独断之思,是学者们建构出来的。因此不能就对古典文本的解读呈现出统一或定于一尊的共识。即然如此,在对国际关系著作进行文本解读的过程中,我们就需要有一定的认知,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或神圣的,古典政治学家著作的指向是庞杂和多元化的,我们需要反对单一的占支配地位的话语。因为任何单一的话语都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实在的清楚轮廓。只有各种声音同时存在,才能扩展我们谈话的视野,才能充实我们关于古典政治学文本的理解。

参考文献:

关于古典文学的知识篇8

关键词:高中音乐;古典西方音乐;欣赏教学

在我国现行的教育体系中,音乐教学一直贯穿于学生学习的始终,从小学阶段的音乐启蒙教育,到高中阶段学生开始学习和鉴赏西方古典音乐,时间跨度长达十二年之久,尽管学生学习音乐的时间不像学习语文、数学那样长,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对于音乐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学生进入高中以后,已经有了自主学习的意识,音乐的学习能力和感知能力,也有了较大的提升。西方古典音乐在人类音乐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能够有效地提高自己的古典音乐鉴赏能力,对于学生学习其他音乐知识也将会有极大的帮助。那么,在高中音乐教学中,如何开展西方古典音乐教学呢?笔者从自身的教学经验得出,可以从如下几点入手,展开论述。

一、以西方音乐的发展史为主线,使学生熟悉西方古典音乐

西方古典音乐不同于中国的一些传统音乐,由于文化差异的原因,许多学生对于西方古典音乐较为陌生,知之甚少,有些学生甚至连西方古典音乐有哪些种类都分不太清楚。学生对西方古典音乐的陌生,在无形中加大了教师教学的难度。因此,在进行西方古典音乐欣赏教学的时候,可以首先让学生了解西方音乐的发展史,熟悉西方古典音乐,这样教师在教学时就能更好地开展音乐欣赏教学。

在进行教学时,教师面对这样庞大、浩瀚的古典音乐世界,难免会无所适从,不知该从何入手。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时自身功夫要过硬,有选择地选取适合学生学习的乐曲,因为在许多高中,学生通常每周只有一节音乐课,教师如果自己都不了解西方古典音乐,教学时就会很盲目,学生也难以学到真正的知识。教师可以在教学时,根据西方古典音乐的发展史及其分类,先帮学生构建一个较为清晰的古典音乐发展史的大体框架,这样,学生能够对西方古典音乐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为后期的学习奠定一定的基础。

二、音乐不是孤立的艺术,多学科交叉服务音乐欣赏教学

在教学时,教师可能会发现不少学科的知识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例如,物理和化学里的不少计算知识就会用到学生学过的数学知识。同样的音乐也并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它与社会风尚、文学、政治、经济和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音乐的产生,并不是毫无根由的,它是时展的产物。例如,贝多芬所创作的《第九音乐交响曲》就是与文学结合的产物,它是为德国著诗人希勒的诗歌《欢乐颂》所谱的曲。

基于这样的原因,教师在教学时,可以将文学、历史学科的知识迁移运用到学生的音乐学习上,使其他学科的知识能够有效地为音乐欣赏教学服务。这样学生也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西方古典音乐,有利于学生音乐欣赏水平的提高。

三、因材施教,尊重学生发展差异

因材施教的教学理论在我国流传的时间很长。西方古典音乐学习也必须采用这一教学方式。音乐属于艺术的类别,艺术不同于普通的文化知识学习,每个人对艺术的领悟能力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对于音乐艺术的领悟能力强,一点就通;反之,有些学生对于艺术的领悟能力较差,始终不得其法。因此,教师在教学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因材施教,要尊重每个学生个体发展的差异,根据学生的不同学习需求进行音乐教学。比如说有些学生喜欢听轻松舒缓的抒情类音乐作品,教师就可以鼓励学生在课下欣赏这个类型的音乐,并在课堂条件允许的基础下,给学生播放这种类型的音乐,还有的学生喜欢肖邦的钢琴曲,在教学时,教师也应该予以尊重。根据学生发展的差异不同,对于学习能力强的学生,教师可以让他们欣赏一些难度大的音乐,取得更大的发展,而对于一些基础较差的学生,教师则可以适当地降低难度,巩固好他们的基础,循序渐进,使他们不至于失去学习的兴趣。

总之,西方古典音乐是一门高雅的音乐艺术,学生在一开始接触这个类型的音乐时难免会觉得陌生,但是音乐是不分民族、不分国界的,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只要找准方法,使学生对西方古典音乐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且逐渐喜欢上了这种音乐,那么在教学时,教师遇到的障碍就会小很多。而且学生学好了这门课程,也会提高音乐感知能力。

参考文献:

[1]黄华南.对初中音乐欣赏有效教学的研究[J].考试周刊,2015(81).

关于古典文学的知识篇9

关键词:古典音乐知识源泉初中音乐课堂音乐鉴赏

中图分类号:J6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3-0151-02

在初中音乐课堂教学中,发现学生对古典音乐的学习基本没有兴趣,甚至较为反抗,很多学生都是心不在焉的状态。初中音乐教学课本里所选择的作品都是经过相关专家进行评估挑选,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但是学生并没有对中国古典音乐有所兴趣。如今世界日新月异发展迅速,给世界带来了太多的影响,如同快餐一样的音乐文化认识有所偏见,不仅阻碍了平稳的古典音乐鉴赏教育,还影响开展古典音乐的发展和学习,使得很多优秀的古典音乐作品都没有很好的发展和普及。教育学家贺绿汀曾经说过,“音乐可教育和塑造中小学生的修养和文化,思想境界和道德品质,可以影响整整几代人,不应该被认为是可有可无,或者微不足道的”。因为中国古典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有关古典音乐的教学,对古典音乐进行深入的探索,对现状进行调查,从而提高初中音乐教学质量,具备古典音乐教育服务的教学质量。

一、树立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

由于中学生缺乏对古典音乐的兴趣,导致学生缺乏对古典音乐审美的价值,他们更倾向于现代音乐歌曲的节奏、新奇、摇滚和流行,所以发现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才能有效解决中学生缺乏对古典音乐兴趣这一问题。教学过程是一个认知的过程,这个主题是基于科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唯物论作为其哲学基础,理性的认识并且依赖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发展。用哲学的基本理论,探索古典音乐教学方法,这有助于中学生对古典音乐的理解,也是掌握古典音乐知识的有效途径。根据“注重理解和兴趣喜好理论是影响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的心理学理论,在教学中正确使用多媒体,将课堂教学呈现出立体化、生动形象的表现形式,可以很好的改善学生对古典音乐课的兴趣,加强中学生对音乐的创新思维。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更注重人的声音、音乐的记忆、想象的音乐和音乐的感知,根据人的声音感觉的四个要素:音高、音色、强度,时值,利用这些物理特性来加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的现状。利用这些教学方法,来有效解决对古典音乐缺乏兴趣的问题,从而树立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

二、研究学习方法构建来和谐教学气氛

在初中音乐课堂中,教师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增强初中学生对古典音乐的认知。古典音乐本身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可以增长自己的艺术素养,培养感请,有助于发展成一个充满活力、积极健康的人。怎样在这个流行音乐肆虐的时代培养初中学生对古典音乐的兴趣爱好,是一个非常考验初中音乐教师教学水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教师要不断进行进修培训,联系自己的课堂教学,在培训中进行思考。还可以寻求互联网上正确有效的信息,在学习过程中,完成了对中学古典音乐课的反思,并对学生教学效果的情况进行自我评价。而且在教学的过程中重点需要研究中学生不喜欢古典音乐的重要原因,设计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来形成一个教学提案,通过基准教学的比较,表现出课程的有效性,鉴于具体的问题,可以积极研究具体方法并寻求更有效的对策。

从初中教师的角度出发,初中生学生因为什么不喜欢古典音乐、怎样才能提高学生对古典音乐的兴趣,我们需要对文献的大量阅读,找出培养中学生对古典音乐喜爱的方法,并能提供参考价值。而且在音乐教学课堂中要进行时效性的观察,掌握教学的基本情况,制定相关的教学计划。还需要用调查问卷的形式,让教师填写问卷,找出教师认为初中学生不喜欢古典音乐的原因。最后根据以往教师的音乐教学经验,总结和探讨学生不喜欢古典音乐的真正原因,并研究设计一个可以突破的教学方法,再将设计的课程与之前进行对比,通过对比教学,研究课程的有效性。教师还要为学生建立个人档案,通过观察、调查、比较等方法,在学生艺术能力的认知和情感发展的过程中进行有效的记录。最后,通过研究整个过程中进行深度的总结及反思,促使学生努力提高艺术欣赏能力和音乐评价的能力。

从初中学生的角度出发,做问卷调查时我们应该以座谈会等形式对全体初中学生进行调查,探究学生对古典音乐的理解程度,并对学生不喜欢古典音乐的情况进行分析和归纳,使得研究和评价有重要数据支持。班长和学习委员协助教师精心设计和组织各类校园文艺活动,从而引导初中学生理解古典音乐,促进对古典音乐的兴趣和爱好。

三、注重教学与实际的相结合

目前,标准的初中音乐课程是提倡以音乐基础教学为主,以教师的指导方针,提出课堂的教学内容,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初中音乐课堂中,如果发现学生不理解古典音乐,不知道如何去鉴赏古典音乐,那么教师应该善于结合学生实际情况来创设教学情境,这样就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主动投入到学习活动中,使得每位学生都可以实现更好的学习。而且学生置身于教学学习情境中可以发现自己存在的新问题,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与发现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可以激发学生对古典音乐鉴赏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的目的性。为了让学生能对古典音乐感兴趣,教师也应当做一些学习计划,比如每周让每个学生选择一首古典音乐进行鉴赏,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随时联系教师,也可以推荐优秀的古典音乐作品,让大家在课堂一起探讨和解读;在音乐课堂上仔细品鉴古典音乐,慢慢去感受和欣赏。通过使用这些方法,不仅可以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初中学生对古典音乐也会有质的飞跃和量的提高,对于流向音乐有所减弱,而在古典和民族音乐有很大的发展。从而扩大学生对古典音乐的喜爱,开阔了他们的视野。

四、结语

找出学生不喜欢听古典音乐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让学生可以从内心深处喜爱古典音乐,发现和了解古典音乐。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希望学生可以在古典音乐知识的海洋里畅游。在学习古典音乐的过程中,还要求初中教师帮助学

生做好鉴赏工作,因为利用鉴赏,学生可以熟悉学习内容,发现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听n时才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因为学生对古典音乐的兴趣不是十分浓厚,需要教师及时引导学生掌握其鉴赏的方法,使学生意识到鉴赏的重要性,形成良好的音乐鉴赏习惯。才能使初中学生在音乐鉴赏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自主学习能力,学会独立思考问题,同时也可以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师利用引导学生奖赏也可以为备课作好准备。初中音乐教师也应该树立目标意识,可以使自己的教学活动有着较强的针对性,不但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而且也促使教师及时转变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方法,重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真正将学生作为学习活动的主体,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主动投入到学习活动中,创建高效数学课堂。让他们感受到古典音乐的美,原意去享受古典音乐,在我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下,更好地诠释古典音乐,在研究中可能会出现失误,但我会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努力查找不足。

参考文献:

关于古典文学的知识篇10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对比研究

 

一、文献与文献学

(一)“文献”释义

“文献”二字联成一词,现存的典籍中,最早见于《论语·八佾》。该篇记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郑玄注云:“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2]这里郑玄以“文章”、“贤才”解释“文献”,其意义是比较明确的。南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八佾》这段话说:“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图书馆,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3]朱熹的解释表面看似与郑玄的解释相一致,但如果细细推敲,却还是有所区别的,因为他这里所说的“献”即“贤”,既可理解为“贤人”,也可理解为贤人的言行。清代刘宝楠在其《论语正义》中的解释可是与郑玄的解释相一致,他说:“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1]我们从这里可看到,贤才是指那些博学多识而又知礼仪规则的人。所以,对“献”的解释,更侧重于强调它的知识层面上。我们的理解是,“献”即“贤”,但“贤”真正所表达的是贤人的言行,他们通过传授知识和自已的行为示范表达规定出礼仪规则。

最早以“文献”名书的是宋元之际的马端临,他写了一部关于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命名为《文献通考》期刊网。他在《文献通考·自叙》中解释道:“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4]在这里,马端临仍然把“文”与“献”相对而言,其实区别仅在内容上,这里的“文”和“献”皆是文字材料,“文”主要指历代可信典籍,供客观述事用,然而“献”主要是指不太久远的人物言论,可以作为主观评价事物准则的记录性材料。马端临对“文献”的解释与孔子所讲的“文”和“献”,只不过在范围和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罢了。孔子所讲的“文”包括叙事性的文字资料,所讲的“献”也涵盖贤人对历史和时事的评论。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也常使用“文献”一词图书馆,同样是指文字材料。如在《方志立三书议》中,就有“方志不得拟于国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迁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纪其元于书耳。其文献之上备朝廷征取者,岂有异乎?”[5]的句子;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有“州县既立志科,不患文献之散逸矣”[5]的语句。

现今学术界对“文献”的理解和使用显得并不协调。如在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以“文献学”名书的著者郑鹤声、郑鹤春两兄弟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6]王欣夫说:“文献指一切历史性的材料。”[7]杜泽逊也称:“文献包含着所有历史资料。”[8]王余光先生则认为:“‘文献’指的是文字资料和言论资料。”[9]张舜徽先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近人却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和‘文献’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当然,古代实物上载有文字的,如龟甲、金石上面的刻辞,竹简缯帛上面的文字,便是古代的书籍,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必须加以重视。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或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在某一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区别的。”[10]白寿彝先生认为:“今天我们所说的‘文献’,主要是指有历史意义的比较重要的书面材料。”[11]本人非常赞同张先生与白先生这种看法,这将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文献”的含义和范围。

《现代汉语词典》对文献的解释是:“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当代《辞海》(1979年版)对文献的解释是:“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中国大百科全书》把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1983年颁布的中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把文献界定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这样对“文献”的解释,很明显是当代人站在当代科学技术与信息化背景下对“文献”含义的一种理解,概括性与普遍性更加明显。

(二)“文献学”界说

张舜徽先生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10]。“文献学”一词始见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文“全相望亦私淑宗义,言文献学者宗焉”。而作为一门学问的名称最早用“文献学”命名的专著是郑鹤声、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28年),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在《例言》中说:“本编亦采其谊,结集、翻译、编纂诸端图书馆,谓之文;审定、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6]二郑重在探讨文献的形成及传播、流传的全过程,对文献学学科有开创之功。1982年,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出版,成为我国文献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该书论述了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作了这样的表述:“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甑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10]从张先生这席话里,我们概括文献学的内容为:一曰整序化;二曰通俗化。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献学问的概括。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的产生与兴起,现代文献学的提法开始流行,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界学者纷纷加入文献学研究行列,特别是1992年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将“文献学”列入从属于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二级学科之后,一些学者试图将文献学(传统文献学的简称)与现代文献学糅合在一起,建立一个统一的概念期刊网。其实这是对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界限的混淆。现代文献学主旨是收集、典藏、分类、检索、传播、利用图书资料中的学术内容,最大限度地提供给读者利用为终极目标。文献学以文献文本形态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文本的整理研究为目标,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12]。

二、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综合运用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地分析、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进而探讨古代文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和利用的规律,并总结对古代文献进行分析、整理、研究工作的规律与方法的学科。[13]简言之,就是关于中国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学问。

(一)研究对象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以古典文献和古典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古典文献是指“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兴起以后产生的文献。”[14]

(二)研究内容

无论从学问上来说,还是从学科上来讲,中国古典文献学应至少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古典文献理论研究;二是古典文献整理与利用的实践。二者互相交融,密不可分。理论研究包括传统古文献范围内的研究,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标点等,另包括一些新的理论研究,如古典文献的保存与复制、古典文献的检索与利用、古典文献学的编制理论研究等、古典文献的收藏、出土文献研究、考据研究、古典文献研究发展史的研究、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研究。古籍整理与实践包括传统的古文献整理、古籍保存与复制、古典文献的检索与应用、古典文献学工具书的编制与出版、出土文献整理、古籍电子化等。

(三)研究目的

中国古典文献学就是要综合运用古典文献理论知识与古籍整理与实践知识,对中国古文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考镜源流的工作图书馆,力图通过对古文献的整理、解释,准确、系统而全面的介绍有关古文献的内容,帮助人们正确阅读和利用古文献,有效而科学地推进学术研究。

三、历史文献学

历史文献学是对文献的产生发展、表现方式、流传情况,以及文献的内容类别、整理利用乃至文献数据化进行探讨和研究,并阐述其发展规律,总结其实践经验,进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是一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

(一)研究对象

历史文献学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汉文与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曾贻芬、崔文印更加直白的讲:“中国历史文献学,简言之,就是研究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类文献进行注释、著录、校勘、辨伪、辑佚等的一门专科之学。”[15]

(二)研究内容

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历史文献学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确定、学科体系之建设及文献学方法等。其二、历史文献学史:包括文献学产生、发展、繁荣、变化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的成就、特色等。其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包括古代学术思想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特别是清代的成就、特色等。其四、文献整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以及文献数据化等。

(三)研究目的

历史文献学是综合运用历史文献理论知识与古籍整理与实践知识,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考镜源流的工作,力图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整理、解释,准确、系统而全面的介绍有关古文献的内容,特别是在搜集、鉴别史料方面,能为历史科学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资料,帮助人们正确阅读和利用古文献,有效而科学地推进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

四、结语

综合以上中国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研究对象、研究摘要区别:那就是现行国家教育系统学科分类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分类中,中国古典文献学属于文学大类,历史文献学属于历史学大类。

参考文献:

[1]刘宝楠.论语正义(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0.91;92

[2](魏)何晏、(梁)皇侃.论语(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8.175

[3](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63-64

[4]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571-572;590

[6]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

[7]王欣夫.文献学讲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

[8]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5

[9]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1

[10]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3

[11]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J].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480

[12]董恩林.中国传统文献学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

[13]郭英德、于雪棠.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7.

[14]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

[15]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