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篇1
【关键词】言论自由;保障;限制
一、从“彭水诗案”看言论自由
2006年8月15日,重庆市彭水县秦中飞,用手机编发了一首词《沁园春・彭水》,彭水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将其逮捕,检察院认定秦中飞诽谤了县委书记和县长,一个半月后,彭水县政法机关无罪释放秦中飞,并向他道歉和发放赔偿金。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观察分析,可以看出,对言论自由这一公民的基本权利中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进一步加深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
言论自由在各国宪法当中有着非常广泛的规定,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条,“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力”。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言论自由权可以是口头形式的,也可以是书面形式的,有些国家对言论自由还有更加宽泛的理解,把某种特点的行为也列入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
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1.基于国家利益、公共安全而对言论自由加以限制已成为许多国家在进行限制言论自由时的常规做法。1919年发生的“申克诉美国案”中,申克参加了准备并向等待应征入伍的人散发“号召反抗征兵”传单的活动,申克和另一位社会主义党官员因为准备并散发这些传单而受到三项指控,初审法院认定三项罪名成立,申克被判六个月监禁,申克不服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一致维持了有罪判决。
该案中霍姆斯提出了著名的“明显的和现实的危险”的言论审查标准,其目的就是在特殊环境下对言论自由的一种限制,写道:“我们不否认,在和平年代的许多情况下,被告发表他在传单中发表的所有言论,都属于宪法权利保护的范围。不过,每种行为的性质都依赖于发生这种行为的各种环境因素。即便是对言论自由最严密的保护,也不会保护在剧场中不恰当地高喊着火了并引起恐慌的人。它也不会为那些发表可能引起煽动性暴力行为后果的言论而受到禁止的人提供保护。无论如何,问题都是发表的言论是否出现在上述情况之下,是否具备会带来国会有权制止的、具有实质性危害的明显的和现实的危险的特征。这是一个接近与程度的问题。当一个国家处于交战状态时,许多可以在和平时期发表的言论都会成为阻碍国家采取行动的负面因素,它们不会存续像人们竭力争取的那么长的时间,也没有一个法院会认为它们应当受到宪法权利的保护。人们公认,如果能证实的确存在破坏征兵工作的障碍,有关言论将承担引起这种后果的责任”。该判决承认了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至于在何种情况下受到限制,“明显的和现实的危险”的标准成为当时联邦最高法院审查涉及言论案件的重要标准之一。
2.当言论自由与个人的自由与权益产生冲突时的取舍问题。我国的“杜融诉沈涯夫、牟春霖诽谤纠纷案”中,沈牟两被告因在《二十年“疯女”之谜》一文中涉嫌侵犯原告杜融的人格、名誉权问题而被提讼。一审法院认定两被告人构成诽谤罪,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两被告人不服,上诉到二审法院,要求保护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沈牟二人不仅具有诽谤他人的故意,而且实施了诽谤他人的行为,且情节严重,据此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至于两被告人声称要求保护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二审法院指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言论、出版的自由和权力。新闻记者和所有公民一样,在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的时候,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即“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力”,“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三、对言论自由限制应遵循的原则
第一,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的首要原则――法治原则。现代社会法治原则的核心内容主要是: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不论国家、集体还是个人都需要以法律为自己行事的标准线,越过这一道标准线就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也是一样的,需要有明确的标准。
第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还要结合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一个相当广义的概念,通说皆将之分为所谓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以及狭义上的比例原则。狭义的比例原则,是指立法机关所采取对人民损害最小之方法,必须与该方法所欲达成之立法目的相当。实质上这是通过调节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防止超限度地破坏利益与价值均衡。在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之时,在遵循法治原则的前提之下对取舍的各种利益进行衡量,以求最大限度对言论自由的保障。
论自由篇2
关键词：自由自由主义民主国家权利个人
说到自由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民主。然而，对于自由的概念，无论是从历史来说还是从现代来说，都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自由就是想干嘛就干嘛，随心所欲，无法无天，有的人认为自由就是衣食无忧，生老病死皆有所保障，也有的人认为自由是遵纪守法，在既定规则下生活。为了说明自己的自由概念的合理性，各色人等又在自己的自由概念上加上众多的条件限制，诸如不伤害或影响到他人，必须是合理合法的规则等等，最后往往陷入循环论证，不了了之。
但在自由主义者那里，自由就只有一种权利。自由即权利，权利即自由。你有多少权利，那么你就能享有多少的自由。[1]你的某项权利遭到侵犯，那么与你相关的自由就被剥夺了。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者都是站在维护个人权利的一面来解释自由的概念的。因而自由主义者所说的自由，实际上就是个人的自由。在自由主义者眼里，不存在超脱个人自由之上的集体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既然权利就是自由，那么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对于自由的维护，也就是对于个人权利的维护。而要很好的维护个人权利，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权利的界定，另一方面则是防止那些侵犯权利的行为。
一、自由人的权利
作为一个自由人应该怎样利用权利，笔者认为：人的自由是自然赋予的，但是有由自己承担行为的后果，那么这种行为就是人的自由，任何组织或他人都不应当干预。无论是专制的帝王还是民主的政府，只能对这种自由予以追认，而不能凭手中的权力和社会的民意来改变这种自由的属性，否则的话就是对自由的侵犯。由于人在对自由的理性认知的缺陷，和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弱点，如贪婪，愚昧，自私等的存在，所以自由并不认为来自多数人意见就能对人的自由做出正确的划定。而为了防止人的自由被侵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自身的防范。作为对抗非法暴力和外来入侵的手段，政府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政府的权力同时也对人的自由构成了威胁，因而在对待自由的态度上，自由主义关注的重点不是去探究权力的来源，而是关注于对自由权力的限制。这也就是所说的相对自由。所以自由不能是绝对的，也不能绝对，它必须要有规则约束。从这一点来看，如今的人类更加关注于民主，民主成为人类实现自由的一种保障制度和表现形式。因此民主就被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文明的充分条件。民主也是作为防止国家权力被垄断的一种手段，因为任何人掌握权力久了，必然会有滥用权力的倾向。但民主的意义也就仅此而已。人类历史的无数经验都可以证明，任何权力都具有扩张的愿望，来源于民主的权力也不例外。任何由多数人授权的权力，最后势必集中于少数人的身上并被其加以利用，在极端的情况下，一旦这种权力大到了无可制约的地步，作为民力的代言人，掌握权力者就将被看成民主本身，民主也就迅速转变为它的对立面，自由也将不复存在。
应该承认的一点是，在社会从专制独裁统治制度下解放的过程中，民主的确在保护人身自由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在限制少数人的专权和对多数人的掠夺过程中，民主能够确保政府权力的应用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然而一旦确立了这种原则，由民主而来的权力便会倾向于利用多数人同意的方式去解决任何的特定问题。只要能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就可以了，至于其背后是否有对自由的侵犯反倒变得次要起来。然而，无论多么完善的制度，对于自由的维护都不是一劳永逸的。制度既然是由人来制定，也就能够被人破坏。
二、何为自由
自由，英文的基本表达是Freedom。从本义上说，自由就是不受任何阻碍地行事。英国学者戴维?米勒将西方思想中的自由观念划归为三个传统。第一种是源于古希腊的共和主义的传统，主张自由人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自由政治共同体中的公民，公民积极地参与政治，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其愿望。第二种是自由主义的传统，认为自由人就是可以依据自己的选择去生活而不受他人或权威限制或干涉的人，政府应保障公民自由，但也构成对自由的威胁。[1]最后一种是唯心主义的传统，相信自由人就是克制内在的欲望和冲动，按照理性行动的人，政治时常被当作人们过理性生活的手段。这种传统往往将政治导向强制和专断，甚至走向极权主义，所以受到了前两个传统的夹攻。
自由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绝对不受限制和阻碍的状态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在自然状态下，个人还要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更不用说诸多自然或生理限制对人类的长久制约。当人类迈入社会状态后，各种社会性的限制接踵而至，毫无行动限制的社会也是不存在的，不同的社会只是在限制行为的类别和程度上有所不同。所以，现实中的自由是有限的自由。对限制的关注实际上是对政治和社会性限制的合理性及限度的衡量。
自由主义传统认为不受阻碍的行动就是自愿的不受强制的行动，其核心是个人的选择权。除了极少数例外，它肯定每个人都具备理性的选择能力，由此也就否定了家长式的统治。但是，欲望的满足并不能等同于自由。比如满足欲望为自由的标准，它就是以行动所造成的结果来认定自由的有无，自愿选择便遭到了否决。自愿的行动并不保证欲望最终是否能得到满足，但是强调自愿选择无疑会扩大选择的余地，满足欲望的潜力和可能性也将相应增加。[4]不过，这种自由主义传统有一个显著的后果：它不要求自愿的行动符合某种理智或道德的标准。自由状态下的行动是中性的，其内容正确与否或其方向是否指向某个有价值的目标，都不是确认自由的凭据。所以，他们主张的自愿行动且不受强制的行动结果肯定是错误的。实施这种自由，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为此要付出多大的社会成本，社会成员的素质有多高。如果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普遍差，则易陷于冲动与盲目，缺乏反思与自控力，那么社会就会引发各种矛盾冲突，陷入动荡与混乱之中。
三、自由的特质和界限
自愿和不受强迫是行动自由的特质，行动本身能否真正实施，或者说自由的行动者是否有行动的能力，却并不是自由必然要包括的内容。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贫困、无知和受教育水平的差异及个体自身差异，人们不具备某些能力，就无法去享受自由，进而对自由效力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自由和自由的价值作过这样的区分：“自由表现为平等公民权的整个自由体系；而个人和团体的自由价值是与他们在自由体系所规定的框架内促进他们目标的能力成比例的。”[5]依据这一观点，要形成平等自由条件，就首先得为公民的不平等走向平等的条件做出改造。目前我国政府做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通过教育与安排就业、发展经济等手段，使得公民获得“一般意义上的平等自由途径”。这就有法律手段，经济能力，思想素养等，我们的自由社会建设，可谓任重道远。
也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自由造成伤害。若说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不论是物质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好处，那不能作为充足的理由。[2]在这些理论下，“危害”易引起不同的见解，我们是指给他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侵犯了他人的正当权利和自由的行为。限制自由只是为了预防像这样的危害，旨在保证所有人都有平等自由。因此，界限的设置必须出于自由本身的价值，用来设置界限的法律就应该以保障普遍的自由为最终目的。孟德斯鸠就是在此相似的语境中提出“自由就是做法律所允许的事”。再看我们现在网络生活，这是自由度最高的语言世界。许多网民又是如何享用如此高的自由权的。网络暴力正在成为一个社会性问题。肆意谩骂，不负责任的乱扣帽子，恶毒攻击，诋毁，诬蔑，污陷，捏造……这些伎俩，被一些心理阴暗的人用来攻击他人与社会。
四、民主、自由与国家
民主一词是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尽管世界各民主政体间存在细微差异，但民主政府有着区别于其他政府形式的特定原则和运作方式。民主是由全体公民――直接或通过他们自由选出的代表――行使权力和公民责任的政府。[3]民主是保护人类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它是自由的表现形式。民主是以服从多数，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基础。所有民主国家都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极力保护个人与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民主国家注意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权力分散到地区和地方，并且理解，地方政府必须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和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反应。
自由是现代国家的主流政治思想，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中的主要内容。个人自由主义的不断被肯定，政体、社会、个人三者间关系的不断得以协调。使得个人能更好的为社会的发展尽个人所长，更好的协调好个人自由与社会利益间的关系，以此来更好的维护个人自由。
自由是以个人为基础，倡导个性的发展和个人的独立，维护法律面前和政治地位上的人人平等，强调国家的政治进步和经济发展。个人自由与社会利益的相统一替代了个人自由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个性解放；以强调公民权利范围的不断扩大，权利内容的不断丰富取代了将生命、自由和财产视为公民天赋的基本权利；用更加强调法治与民主的关系、建立民主程序与民主秩序来取代传统的自由主义主张的法治与分权、推行代议制的民主；主张扩大国家的积极作用、建设美好的福利国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在自由政策的指导下包揽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务，更多的干预着公民的生活，自由不断巩固着它在政治经济中的理论地位和对决策的影响。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使得自由成为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政治观念和行为准则。维护个人自由的重要保障是能否协调好个人自由与社会利益间的关系。个人自由与社会发展是相统一的，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个人自由的发展就不能与社会发展有所相悖。反过来，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也应为个人自由的完善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种种关系的协调，更多的是顺应了国家社会经济的变化，以及对以往的理论进行的讨论和阐释，最终求得个人自由的不断发展。
强调自由的优先性，其根本价值还是在于真正实现个人的自由选择，特别是一个公共社会环境中的现实选择。在社会这一整体前提下，满足个人的需求，使其充分、自由的实现个人价值才能使社会的价值及大家的利益得以满足。自由，这种至高无上的自由主义基本信念经过无数人的不懈努力，逐步被巩固和树立起来，成为社会不断发展，推动其不断向前的强大动力。通过国家调控进行权益分配是有一个限度的，加大社会生活中的个人“自由程度”是十分必要的，是适应当代社会现实的。自由在国家作用上的这种折衷倾向，表明个体自由的政治原则在实践上的灵活性，也说明任何抽象的思想和理论主张只有回归现实才能有生命力，才有存在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自由民主自由主义.baike.省略/
[2]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第25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3]房宁、冯钺：《西方民主的起源及相关问题》，载于《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4期。
[4]吴春华.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趋向.教学与研究报。2001.11
论自由篇3
最高人民法院大胆摒弃以往对自由心证的误解,借鉴国外有关理论和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司法实践,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自由心证始终承载着良知与理性、逻辑、经验贯穿于审判始终。但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对自由心证不合理使用,严重影响了审判职能的发挥,影响了法律的公正和社会的正义。笔者借对自由心证的认识,对其存在的不足,提出粗浅的建议。
一切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后,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案件事实的查明,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就成为诉讼法上永恒的主旋律,由此而生成各种别具特色的证据制度。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以存在大量错综复杂的证据规则为特征,相反,大陆法系国家在否定法定证据制度的基础上,实行自由心证制度,证据规则规定得比较少。2002年4月开始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民事证据问题的司法解释,它对自由心证制度所要求的主要原则和规则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奠定了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的基础。虽然自由心证曾一度受到主流学界的排斥,但是自近代以来,自由心证逐步的受到我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青睐,自由心证始终承载着良知与理性、逻辑、经验贯穿于审判始终。
一、自由心证的概述
自由心证在外国通常被称作为自由心证主义,在我国自由心证又称为自由心证原则,所谓自由心证是指法律在诉讼中对于证据的证明力及其取舍不作出规定,而由法官根据具体案情,根据经验、逻辑以及自己的理性良心来自由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它被认为是发现真实与抑制随意性这两种要求在近代诉讼制度中的体现[1]。具体证据的价值和证明力不能以机械的规则来确定,而是由法官根据具体案情进行自由判断。要求法官应当形成内心确信,并以此认定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法官的心证程度应当达到“不允许相反事实可能存在”或者“真实的可能性大于虚假的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自由心证包括自由与心证两个内容,自由是指由法官自由判断,但是并不是说容许法官恣意的进行判断,而是要求法官在法律没有作出具体规则要求法官如何判断案件的时候,法官应当作出某种客观的判断。心证是指法官对案件形成确定信念,根据自己的主观思想对事实进行认定[2]。
二、自由心证制度得到我国法律青睐的原因
1、当今我国诉讼体系中的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均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诉讼模式,法官的任务主要是对当事人所举证的事实进行认定,自由心证中的自由不是法官根据自己的主观思想,随意判断,而是要求法官一定要是一个拥有很高的法律素质和法律修养。之所以有这样的要求,是因为法官在认定证据与事实的时候,是通过法官的主观活动进行的。
2、我国现行的法律的内容结构,决定了确定自由心证制度的必要性,我国各部门制定的法条,存在大量的弹性条款,这就需要确定自由心证制度。
3、我国民事诉讼中采取的是“高度盖然性”的标准。证据的优势是在使人信服的力量。有时建议陪审团,以双方当事人的证据置于其作用称之为盘,从而衡量哪种有较大比重[3]。法官在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审查、判断的基础上,形成内心确信,这种内心确信是来自日常生活以及经验,近年来我国处理的案例表明,许多案件的事实认定都受到不同的因素制约,要达到所有案件的事实能够客观确实,不仅仅需要通过法条进行指引,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法官通过自己的断案经验、日常经验以及法律智慧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最大限度的做到判断真实准确。这就需要国家对自由心证制度进行肯定。
4、自由心证“是通过一系列符合人类理性以及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诉讼规则和制度,保障审判人员从一切与待证事实有关的证据出发,来寻求案件事实的真相,并且再这个过程中对案件的客观事实形成自己确信的判断,再这个基础上作出符合案件真相的裁判。这不仅不是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从这点上说,自由心证是法律历史发展中的客观要求,也是必然的趋势。
三、自由心证存在的缺陷
自由心证是一把双刃剑,一是自由心证在抽象的法律与具体的案件之间架起了一座公平与正义的桥梁,能使法官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去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实体法上的权利保护;二是如果自由心证不加以严格约束,会导致法官在办案的时候恣意擅断,将会导致司法腐败。由于自由心证制度是将案件证据的审查、案件事实的认定以及结果都维系再法官身上,这就对审判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使得自由心证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遭受到了各界的怀疑、评判和指责,自由心证的弊端也暴露了出来:1、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的运用还不是很完善,没有相应的措施和法律对其进行规范,这样势必会导致一部分的审判人员利用自由行政的灵活性,恣意擅用手中的权力,破坏了对案件的真实判断,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影响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2、在诉讼发面,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一直是诉讼中最重要的环节。在自由心证制度下,对于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审判人员内心是否形成确信,但是这种确信是由法官的主观意识决定,很有可能造成法官靠主观意识认定的事实仅仅只是法律上的事实,但是不是案件的客观事实。因为现实中法律对案件的证明标准只是以法律上认定的事实为准,从而忽略了发现客观的事实重要性。3、我国现有的法律对于法官在运用自由裁量这个权力的范围没有作出明确的限定,无形之中导致法官在没有法律限制的情况下滥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引起当事人对案件判决结果的怀疑与不满,损害法律的精神实质。
四、对我国实行自由心证制度的建议
我国法律对案件事实证明规定了严格的标准,自由心证制度与我国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多少有些不符,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对于自由心证进行严格的规范,才能发挥其真正有效的作用。就此笔者以自己对于自由心证的认识,提出以下粗浅的建议:
1、应该加强对法官素质的要求。自由心证制度对心证的主体有严格的要求,要求法官精英化。自由心证制度下法官作为心证的主体,对案件事实的证据拥有自由裁量权,法官完全是按照自己的经验、逻辑形成内心确信,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但是这毕竟包含着法官的主观思想,只有在法官有足够高的道德修养的时候才能对案件事实作出不违背客观事实的认定,况且也只有这种由法官自由裁量产生的判决结果才会让当事人接受。民事案件中的法律关系与事实越来越复杂,对此就应当要求法官拥有足够的法律专业知识的功底,能够深刻理解法律条文的含义与法条的立法精神,才能良好的运用法律,对案件事实进行正确的认定,合理有效的运用自由心证原则。同时案件的事实往往都包含着许多法律之外的知识,如果法官没有足够日常生活经验、以及不同学科的知识,就很难通过对每一个案件证据的特征进行判断,增加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对事实认定的难度,影响了对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因此对法官的素质修养要求的加强,是极其重要的。
2、应当完善对于自由心证制度的监督体制。自由心证的使用赋予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如果没有对这种权力加以有效的限制与约束,必然会导致法官滥用权力和司法腐败。我国对审判的监督机制是多层次、全方位的。其中包含法院内部的监督、检察院的监督以及社会的监督,但是监督机制的运用方法和效果并不令人乐观[4]。同时由于法律是一门严谨的学科,社会群众在对自由心证制度进行监督的时候,难免会产生由于缺乏法律知识,失去了对自由心证监督的方向,干扰了法官在案件事实认定中理性自由心证的形成,对司法体制带来负面的影响。
3、应当坚决贯彻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要求法官必须在法庭上亲自听取原被告、证人以及诉讼参与人的陈述,案件事实以及证据都应当以口头的形式表达,法官直接了解案件事实,并进行调查后产生理性内心确信,但是在我国司法体系中,审判委员会在法院中领导审判工作的进行,并对疑难案件进行讨论,法律没有对审判委员会的职权进行规定,审判委员会对于案件结果的参与,势必会影响法官自由心证的运用,影响法官的判案过程。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的职权,改变审判委员会在案件中的指导地位,不应对案件进行过多的干预。
4、自由心证原则由法律进行制定。有健全的法律体系与法律规范,才能保证一项制度的合理运用。我国应当针对自由心证进行立法规范,不仅可以使法官避免把自由心证恣意擅用,也可以使法官依照一定的准则,通过自身的主观思维与经验的有效结合,对案件形成良好、正确的内心确信。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审判过程中的运用只是刚起步,法官的个人差别也比较大,其办案的方式也不尽相同,若不加以限定容易造成法官,所以立法机关将诉讼中的自由心证范围空间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中,保证法官对案件判定中的正确性,避免出现法官认定的事实与案件客观事实不符的情况发生。
结语
综上所述,建立自由心证制度顺应当前历史发展的要求,我国应当根据自己国家的需要,通过唯物主义的思想对自由心证进行认定,提高我国法官的素质修养,借鉴外国先进制度,不断的进行法律改革,完善我国的监督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并不断的使之加以完善,使之成为符合我国国情需要的法律制度。
注释:
[1]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m].北京.中国法治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页.
[2]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页.
论自由篇4
论文摘要：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
弗里德曼指出：“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①”事实上，这种“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涉及经济活动方方面面的内容，为集中起见，我们将重点探讨经济自由的以下几个方面：消费与生产组织；就业与开业；货币与财政政策，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等。
在自由经济中，人们无疑普遍信任成熟的成年人对消费选择的自由。在这里，由于众人口味与偏好的多重差异，如果国家在这方面对人的行为再施加任何不是非常例外地限制，就会被认为是偏离了自由理想。就生产组织而言，一个自由经济则表示了人们对私有财产、市场和自由企业的信心。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赞誉无疑是对市场的客观力量的承认。按照他的意思，市场若非受到限制与约束，就会自动形成与需求力量协调的生产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自由在生产组织上的表现就是所谓的“市场自由”当然，生产组织上的自由也体现在自由企业制度的发展中。由有限责任制替代无限责任制无疑极大地促进了合股企业的增长。在这里，企业制度的有序进步，靠的是使自由决策得以做出的一般规则的逐步完善，而不是依靠中央政权的详细的决策规定。另外，我们还应当注意生产组织中垄断对自由的危害。实际上，以产量限制为特征的垄断不仅降低了人们的普遍福利，也危害了财产、自由甚至正义。斯密则认为：“垄断是良好管理的大敌，良好管理不可能普遍地建立，而只能是自由而普遍竞争的结果。为了自卫，每个人也只能求助于自由而普遍的竞争。
在自由经济中，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不能回避的，这就是工会对劳工可能引起的垄断。一般地讲，正常的工会的存在无疑是人们结社自由的一种表现，而且它也的确给工人阶级带来了诸多好处。然而，随着工会力量的不断壮大，工会制度却逐渐走了样，变成了一种特权制度。这种特权制度的实质在于，国家将工会的形式合法化解释成工会的主要目的的合法化，在法律上承认它有权做任何实现其目的所必须的事情，包括劳工垄断。这种工会制度造成的危害主要表现在：第一，工会对某一行业劳工控制的结果绝不会有利于所有的工人。第二，工会在劳工领域运用权力的方式趋于使市场制度失效。第三，工会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竞争的扼杀，必然导致在劳工领域行政指令制度对市场的替代，从而引发计划经济体制所会产生的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后果。可见，对经济自由来说，限制工会的强制性权力是必要的。这种限制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取消工会的豁免特权，而把工会形式的所谓“生产者的联合”，也纳入适宜于控制垄断和垄断性营业的总的法律结构的管辖范围之内。如果说对就业自由来讲要防止工会对劳工的垄断，那么，对开业自由来讲则要防止注册、证明或执照等对特殊职业的垄断。推翻中世纪行会制度是自由在西方世界兴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早期步骤。而在l9世纪中叶以前，英美等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的人民，也能够未经任何政府或类似政府当局的同意而从事他们所企求的任何行业或职业，后来的形势则出现了倒退。
许多国家的法令规定：除了在国家授权机关所规定的条件下，个人不能从事某些特殊的经济活动。事实上，虽然相对于注册与证明而言，执照的颁发在侵犯个人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的方向走得更远，但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对其中任何一个有利之处，都必须支付大量的社会代价。“最明显的社会代价是：这些措施的任何一个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牺牲其他公众利益而取得垄断地位的特殊生产者集团手中的工具。③”与消费者相比，最关心这种安排的人，最迫切要求实施这种安排的人是那些相关职业或行业中的人。他们将不可避免地给当局施加压力，使得注册扩展为发给证明，又由证明扩展为发给执照，从而建立起职业垄断的地位。在这里，唯一能抵御特殊职业集团的方法是建立一般性的行动原则来反对国家从事某种活动，而支持市场制度发挥作用。就市场制度而言，它能使特殊集团没有办法来对试验加以阻止，并且使顾客而不是生产者来决定为顾客服务的最好办法。
如何运用货币与财政政策维护市场体系的稳定，对一个自由经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就货币而言，它实际上是市场机制自我调节的一个盲区。由于货币的用途不在于被消耗而在于被流通，货币供应量不仅不能通过自我调节的方式而与其需求的变化相调适，而且还趋于朝相反方向运动。因此，人们普遍赞成由政府来控制货币政策。但是，政府控制货币政策往往存在两个隐患，即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以各自的方式导致物价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并经由此种变化而产生各自独特的影响。因此，它们都注定会使人们的预期两度落空。然而，与通货紧缩相比，我们应更加警惕通货膨胀的危险，因为“通货膨胀在心理上和政治上都远比通货紧缩难于防范④”。谈到通货膨胀的危害，哈耶克指出：通货膨胀经由摧毁中产阶级而在彻底的无产者与富裕者之间造成了一道危险的鸿沟，也许令人感到更为可怕的是通货膨胀所产生的更为广泛的心理效应，它在整个社会中传播着对长期观点的漠视和对眼前利益的追求。⑤那么，我们如何建立一个既能对自由企业经济提供必要的货币体系，而又不可能被用来作为威胁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权力的货币制度呢?唯一有希望的方法是通过立法建立一个法治政府来执行货币政策，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是由立法机关制定规章，命令货币当局来使得货币数量按照具体的比例增长。
就收入分配而言，自由经济的直接的道德原则是，按照个人和他所拥有的工具所生产的东西进行分配，即根据产品计酬。当然，这并不排除法律和习俗对财产的保障作用。事实上，收入和财富的最后分配很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所采用的财产法则。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根据产品计酬的原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收入不均等现象。但真正道德上的难题在于，这种收入不均等的很大部分系来自先天赋予的能力和财产。一般的观点认为，个人能力差异的不均等和个人自己积累的财富的不均等是可以理解的，但那种继承的财富的不均等是明显不合宜的。但这一观点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弗里德曼认为，“一个人有权得到个人能力所产生的东西，或得到他累积的财富所产生的东西，但却无权把任何财富传给他的孩子们，那似乎是不合逻辑的；……一个人可以使用他的收入于放荡的生活，但却不可以把它传给他的继承人，那似乎也是不合逻辑的。⑥”事实上，在一个自由经济中，不仅反对按产品计酬的那种责难是不能成立的，而且，该原则本身也只是自由的一种必然结果。根据产品计酬的自由市场制度能够而且在实际上也是具有相当程度的收入和财富不均等的特征。不过这一事实常常被人们夸大或误读。实际上，自由经济中收入分配的一般格局是：第一，从收入来源看一个国家越是自由经济化，收入来自资本的部分就越少，而来自人类劳务的部分就越大：第二，从空间上看，特别是在东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国家越是自由经济化，收入不均等的程度就越小。譬如美国小于英国，英国小于法国，欧美国家则普遍小于埃及、印度等国；第三，从时间上看，伴随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所取得的经济上的进展是不均等的大幅度减小。就一个自由经济而言，采取社会保障措施无疑是非常必要的，然而，这只是从保护那些市场经济中的不幸者避免陷入绝境的角度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保障与自由原则是相容的，因为主张这一计划的根据，“一方面是个人力保自己以免受其他人因极端贫困而导致的结果的牵连，另一方面则立基于要求个人采取更为有效的手段以自力地解决自身需求的愿望⑦。但是，如果社会保障一旦意指所谓的“强制性”保障，并且强制个人加入由国家控制的统一组织，那么，自由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事实上，在那些主张由政府实行强制保障的人士的心目中，从一开始就还有一些其他的打算。其一，由政府所提供的垄断性保障服务，完全可以立基于“按需分配”的原则，而不必考虑契约的规定；其二，这样一种政府还能够对个人或群体的收入做似乎合理的重新分配。时至今日，“收入再分配”已在各个国家变成了社会保障的公认之目标。在这种制度下，并不是由给予者的多数决定应当给予不幸的少数以什么东西，而是由接受者的多数决定他们将从比较富有的少数那里获得什么。因此，在一个自由经济中，社会保障应尽量避免政府强制的方式。具体地讲，第一，贫困的经济必须真正以需求为根据，必须进行相应的资产调查；第二，疾病和失业救济必须实行真正的保障制度，个人可以自由地向彼此竞争的保险机构购买保险；第三，必须慎用那种以代际补偿为基础的为老年人提供救济的制度。这种制度的采用，显然会束缚演化的进程，而且还会给社会添加日益沉重的负担，而这种负担则极可能是社会在将来要反复通过通货膨胀而全力摆脱的东西。
注释：
①③⑥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页，第141页，第157页。
论自由篇5
2011年3月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备受关注的“斯奈德诉菲尔普斯案”作出裁决，从而结束了长达4年的诉讼纠纷，也再度引发了关于言论自由问题的思考。
马修・斯奈德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下士，2006年3月在伊拉克战争中阵亡。年仅20岁。亲友们为他送葬时，却遇到一群抗议者聚集在墓地附近的公路上，标语牌上写着“美国劫数难逃”、“上帝憎恨同性恋者”、“你将下地狱”等激烈言辞，干扰了葬礼的肃穆气氛。这些抗议者属于westboro浸信会，是由弗雷德・菲尔普斯创办的一个独立家族教会(并不被主流的浸信会所接受)，秉持一种特殊的信念――美国对同性恋的放任激怒了上帝，而这个国家的不幸灾难就是上帝的惩罚。他们四处奔走甚至赶赴千里之外，到各地阵亡士兵的葬礼上，为抗议同性恋呐喊。
斯奈德的家人都不是同性恋者，但马修的父亲阿尔伯特仍然感到愤怒，对菲尔普斯等人提出诉讼，要求1000万美元的高额赔偿。2007年，地方法院判斯奈德胜诉，但将赔偿金额降至500万美元。菲尔普斯不服提出上诉，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出于保障言论自由的理由，判斯奈德败诉。斯奈德继而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结果9名大法官以8比1的压倒性多数作出裁决，仍判斯奈德败诉。
在这个案例中，菲尔普斯的教会成员被许多人视为宗教极端分子，他们的示威并不是出于捍卫常人理解的正义原则，而是依据“同性恋遭天谴”的神秘信条。他们在葬礼上的行为，在许多人看来是冒犯无礼的寻衅。斯奈德则是明显的受害方，他的独子马修还是“为国捐躯”的战士，甚至大法官们都承认斯奈德一家遭受了“巨大的痛苦”。那么，为什么最高法院最终没有站在斯奈德一边?
首法官约翰・罗伯茨在裁决书中写道：“言论是强有力的，它能刺激人们去行动，能让他们感动，因欢乐或悲伤而流泪，或造成巨大的痛苦――像这里所发生的那样。”但是，“我们不能够用惩罚言论者的方式来对这种痛苦作出反应”。他指出，评判此案的主要考虑因素是言论性质：是公共关切还是私人问题?大法官们认为，westboro教会的许多标语牌的确是在应对“具有公共意义的问题”――“美国及其公民的政治与道德行为，我们国家的命运，军队中的同性恋”，因而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罗伯茨说，这个国家对言论自由的承诺，要求保护“那些甚至有伤害性的涉关公共问题的言论，以确保我们不会去抑制公共辩论”。也就是说，这个案例在大法官的权衡之中，维护公共辩论的理由压倒了对言论导致伤害的考量。
早在1929年，霍尔姆斯大法官就在一项裁决中指出，宪法原则中最紧要的是“自由思想的原则”――“不是为与己相宜者的自由思想，而是为我们所憎恨之思想的自由”。的确，如果言论自由总是有益无害的，那么人人都会赞同，也就无需任何特别的保护。正是由于自由的言论在许多情况下会损害某一方比如政府、集体或者个人的权益，会遭到压抑、抵制与反感，才需要在原则上受到宪法的保障。自由、活跃与强劲的公共讨论是民主社会的基石，这已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
论自由篇6
关键词：恩格斯；婚姻；自由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3）-03-0052-01
《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家私国》）一书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代表作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婚姻家庭论述的经典著作。本文着重对恩格斯在《家私国》中关于婚姻自由的问题展开论述。
一、现阶段的婚姻自由
1.现实生活中的婚姻不自由
在现代社会的现实生活中结婚自由的实现并不如人意，现代社会男女的结合即结婚对于经济上的考量过多，而男女的离异又受到父母、亲朋等社会因素的干扰。虽然新中国建立后从法律上废除了传统的包办婚姻，结婚门当户对的观念有所减弱。然而结婚彩礼钱论斤称、结婚必须有房有车等影响基于爱情的自由婚姻的因素不胜枚举。由于父母的干涉、亲朋的反对、金钱的匮乏、老人的赡养、孩子的抚养而结合或离异等婚姻不自由的现象时有发生。
2.现阶段婚姻自由的内涵及对此的误解
作为法律上的婚姻自由是指婚姻当事人按照法律的规定在婚姻问题上所享有的充分自主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强制或干涉。在当代社会的婚姻自由抑或自由婚姻指区别于传统社会或封建社会的包办婚姻的，男女基于爱情而非其它结合在一起的婚姻形式。在马克思主义论述中的婚姻自由亦是指不受社会、经济等因素干扰的基于纯粹爱情基础上的婚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文明国家的建立，很多国家法律上规定了人们享有婚姻自由的权力，其包括不结婚的自由、结婚与离婚的自由。与此同时，社会上对于婚姻自由也出现种种误解，有的人将婚姻自由视为性解放，将所谓的婚姻的自由视为绝对的自由，更有甚者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社会的真正的婚姻自由视为回到人类社会蒙昧时代的群婚制。由此可见、真正意义上的婚姻自由的实现仍然任重道远。
二、婚姻形式的发展历史
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的研究将发展到当时的人类社会分期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这三者的区别在于蒙昧时代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也就是人类社会最早期时候的传统的渔猎；野蛮时代则是人类学会的饲养家畜、放牧牛羊、进行谷物种植和耕作的时代。在文明时代人类则学会了对取自自然的物品进行人工的加工和修饰。在三个时代分别对应这群婚制、对偶制、一夫一妻制三种不同的婚姻形式。对于未来的的人类社会即共产主义主义社会的理想的婚姻形式，恩格斯也进行了阐述。
1.蒙昧时代及其群婚制
在人类社会的最早期处于一种蒙昧状态，在这个时代人类活动的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如石斧、木质长矛等等，这时人的家庭、性别、婚姻都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因此它是一种群婚制，即所有的男子与所有的女子互为夫妻关系。群婚制时期主要的家庭形式是血缘家庭和普那路亚家庭，在血缘家庭婚姻是按辈分划分的，它的进步在与排除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性关系。普那路亚为夏威夷语，意为亲密的伙伴，即一群同胞或血缘较远的兄弟与平辈但不包括其姐妹在内的一群女子互为夫妻，或者一群同胞或血缘较远的姐妹与其平辈但不包括其兄弟在内的男人互为夫妻。普那路亚家庭相对于血缘家庭的进步在于排除了姐妹与兄弟间相互的性关系。
2.野蛮时代及对偶制
野蛮时代是人类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量的方法的时代，在野蛮时代的婚姻形式是对偶制，即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要的女子作为对象抑或，一个女子在许多男子中有一个主要的作为丈夫或，但是无论男子或女子都不排除其它的女子或男子为伴侣，并且其这种关系都是合法的，合乎社会习俗的。对偶制时期主要是对偶家庭，在自这个时期及以后丈夫的主要责任是活动食物以及所需要的劳动工具，而氏族、部落所创造的财富开始转归家庭所有，财富的增加使得丈夫的地位得以提高，母权制也随即被，恩格斯说：“母权制的、乃是女性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
3.文明时代及其专偶制
恩格斯认为文明时代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在这个时代人类学会了对自然的进一步的加工、雕琢和修饰。文明时代的婚姻关系比之前所有时代都要牢靠一些，一个男子与一个男子互为夫妻之后就要受到一定的社会的关系的制约，他们之间的夫妻婚姻关系不能随便的解除。文明时代的以财产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专偶制是私有制战胜共有制之后人类社会的第一种家庭形式，专偶制是以财产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但是财富占有的不平等，通奸和成为这种婚姻形式的补充，以财富作为择偶的标准成为时尚，对于婚姻的不忠诚以及婚姻的不自由成为这一时代的诟病。
4.未来理想社会的婚姻形式
恩格斯认为在文明时代，在资本主义社会，男子对于社会财富的占有由此取得了对于经济的统治权力，而对于经济的统治使其在婚姻上也处于统治地位，这就造成了婚姻的极大的不平等与不自由。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男子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将消失，在也不会出现资本主义社会女子因为金钱而委身与男子的事情，那么婚姻的不平等与不自由也将消失，爱情将成为所有男子与女子择偶的唯一标准。共产主义社会的专偶制是以爱情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共产主义社会的家庭是以爱情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婚姻自由。
三、婚姻自由的历史必然性
1.婚姻自由的经济及社会基础
从蒙昧时代的群婚制、野蛮时代的对偶制、文明时代的专偶制再到尚处于论述中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婚姻形式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历史，是人类的婚姻不断走向自由的历史。男子与女子都获得了选择了自由妻子或丈夫的权力，并且在文明时代之前这种权力都是平等的。当文明时代出现之后，在文明时代由于私有制的出现和发展，社会财富大量的集中到男子的手子。同时，在文明时代财富决定社会地位，男子掌握着财富其在社会与家庭中的地位极大的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急剧的下降，因此在文明时代的专偶制之外出现了通奸和作为补充。
男子因为对金钱的占有而取悦不同的女性，具备了对于婚姻不忠诚的客观的物质条件；男子由于对于经济的统治，获得了对于家庭的统治地位。女性因为金钱而委身于与自己并无感情的男子，以金钱作为择偶的标准成为了时代的时尚，爱情便成为了婚姻的附属品，性也就变得无所谓了，这一切都是婚姻的不平等与不自由的表现。而婚姻的不平等、不自由产生的经济基础便是文明时代的私有制，对财富占有的不平等。其产生的社会基础一方面是伴随私有制产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与极端自由主义，另一方面是在男子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成的针对女子的道德和伦理等社会意识形态。
2.婚姻自由的历史必然性
恩格斯在《家私国》中对于两种生产的分析时论述到，他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两种生产也就是关于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和人的自身的再生产，恩格斯认为最终的婚姻自由是在两种生产发展之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的自身的生产决定了男人与女人的结合，由此产生了婚姻与家庭，物质资料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提高及私有制的产生使得丈夫获得了财富以及相对于妻子的更高的社会地位，丈夫凭借着所掌握的财富进行着婚姻外的不道德。
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尤其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物质生活材料的极大丰富，作为物质生活再生产的生产将降到次要地位而作为人的自身的再生产将于主要地位，物质财富对于人的生活的影响降低到最小，人的对于婚姻的选择将不在受到金钱等物质财富的影响。同时第二种生产的发展，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妇女对于财产的占有权不断提高，社会环境对于妇女做出婚姻选择的影响不断降低直至可以忽略，那么，对于婚姻的自由的选择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四、实现真正婚姻自由的条件及途径
婚姻自由是男女基于自身意愿的结合或离异，完全不受外部环境的干涉，婚姻自由是未来社会的社会的社会生活环境的基本内容之一，它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题中之义。婚姻自由的实现有赖与女性的解放的，而女性的解放是基于全人类的解放的基础上的。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的来看的，人类解放是社会历史的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社会必将为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正如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的那样：“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哪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婚姻的不自由在于私有制，正如恩格斯《家私国》中所说：“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才能普遍地实现。”然而婚姻自由的真正实现需要：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思想文化的改善、人的自身素质的提高
1.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当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男子不再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女子也占有丰富的生产资料时，女子不必因为金钱而委身与男子。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真正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时，影响男女结合的社会因素也就降低了，同时当那女离异时也不用考虑老人的照顾、孩子的抚养，那么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与离异也就顺理成章了。
2.社会思想文化的改善
社会思想文化的改善是指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不再是社会的时尚，金钱不在成为择偶的标准。在这时，男子与女子的相互结合不会存在门第之间，不为因为社会地位、家庭状况的悬殊而受到家庭、社会等周围环境的压力。人们以性或爱为基础结合在一起也就成为社会的常态而不会受到道德与伦理等因素的制约。
3.人的自身素质的提高
人的自身素质包括人的生理、心理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等，这里主要讲人的道德素质。人的道德素质的提高是指一个人能够切实的为别人着想，不以自身的利益为处理问题的出发点，按照道德与理想的要求处理事情，达到人与之间的一种普遍和谐。即使婚姻达到一种纯粹自由的状态，人类也会服从于道德的要求谨慎对待，摒弃种种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心态。
在人类社会经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思想文化改善和人的自身素质的提高之后，人类婚姻自由才能真正的实现，人类社会将如恩格斯在《家私国》中借用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话语所描述的那样：“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参考文献：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3]摩尔根，古代社会[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论自由篇7
关键词经济自由经济伦理经济自由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5-0146-06
经济运行或企业经营的效果往往受到经济活动之自由度的影响和制约。发展经济或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需要实现真正的经济自由。在当今新的经济社会历史条件下，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厘清自由、经济自由及其实现路径。
一、经典自由观与自由新视界
自由一词可谓是中外学术界各个学科和领域都会涉及的一个范畴，由于学科视角、生产生活环境、立场观点等不同，对自由概念历来有各种不同的阐释。对自由概念的科学认识和把握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实现。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自由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真正的自由是与社会平等联系在一起的。在私有制社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自由都是不平等条件下的自由。马克思与恩格斯曾指出：“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山的。但是，作为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的是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到现在为止，社会一直是在对立的范围内发展的，在古代是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在中世纪是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对立，近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这一方面可以解释被统治阶级用以满足自己需要的那种不正常的‘非人的’方式，另一方面可以解释交往的发展范围的狭小以及因之造成的整个统治阶级的发展范围的狭小；由此可见，这种发展的局限性不仅在于一个阶级被排斥于发展之外，而且还在于把这个阶级排斥于发展之外的另一阶级在智力方面也有局限性；所以‘非人的东西’也同样是统治阶级命中所注定的。这里所谓‘非人的东西’同‘人的东西’一样，也是现代关系的产物；这种‘非人的东西’是现代关系的否定面，它是没有任何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作为基础的反抗，是对建立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统治关系以及跟这种关系相适应的满足需要的方式的反抗。”在私有制社会里，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这必然造成人的最不自由的社会生产、生活状况。一方面，财产所有者尽管是生产过程的支配者，但是他们在私有制条件下必定受制于贪婪的欲望而成为不自由的人；另一方面，平民或无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他们在受压迫受剥削的残酷生存条件下生产、生活，是最不自由的人。这充分说明，在私有制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及不平等存在的社会里是谈不上真正的自由的。
恩格斯进一步明确指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当然，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其社会制度已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真正的自由才开始实现。还说，“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经典作家把自由理解为对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应用。因此，在消除了阶级对立、社会平等不断实现的社会里，真正的自由不仅可能，而且是生活现实。同时，作为个人来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列宁曾在批评资产阶级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时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他还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同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丑恶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在列宁看来，真正的自由的实现一定是在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公正、平等的社会中。原因在于，只有公正、平等的社会才能实现“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例外的民主”，而且，事实上，在完全公正、自由的社会谈民主已经没有意义，民主在这样的社会是“虚词”。在没有暴力和有强制，不需要被迫服从的社会，人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出发，笔者认为，人的真正自由的获得，或者说真正的自由成为生活现实，依赖于社会制度的高度完善。在不合理的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下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自由。易而言之，在社会制度不断变革或完善的进程中，人们只能不断地趋于真正的自由，或者说行进在实现真正自由的过程中。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为实现经济自由创设了制度条件，也唯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推动人的自由的真正实现。
（二）自由的现时诠释
对自由的理解和阐释可谓众说纷纭，五花八门。诸多不同思想体系，如自由主义、绝对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对自由有不同的理解和论说，也有从自由与责任、自由与公平、自由与法制等概念关系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和界定的。其中，有的观点只是西方绝对自由理念的直接移植，有的观点只是经验式的表述，还有的观点只是对自由作社会表层意义上的概括。总体而言，在关于自由的诸多界定中尚缺少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说的基础上反映时代特点和要求的深刻且精当的表述。
应该说，真正的自由是“欲望”或“自愿”和“正当的理性的指导”或约束的统一。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解释“德性”和“正当”概念时就指出，“德性由于我们自己，出于我们的自愿”，“德性是顺从正当的理性的指导的”。他还进一步说：“行为的原因，是意志或审慎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原因，是欲望和我们对于所求的目的一切合理概念，因此，选择须有理性或思维的训练，也须有习性的趋向，因为正当和不正当的行为，若没有理智和道德的性格二者的结合，必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意志的正确选择或符合德性要求的、正当的选择，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真正的自由的选择，这种自由的选择不只在一般欲望的实现，而在“有理智能力的欲望”的实现。亚里士多德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正确把握自由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詹世友先生曾在《公义与公器：正义视域中的公共伦理学》一书中对自由作出了具有现代含义的比较独到而深刻的理论透视，为我们理解诸如政治、经济、新闻、言论等自由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观点。他认为。自由是人的深层的整体意义上的“观念、欲求、情感、情绪”，“思想、期望”，等等的意志自由，进一步说。“人的深层心理如果是一个相互渗透、融合、生长着的整体，则它就是我们行为的整体的、起因的原因，而不受其他的东西的支配和决定。这就说明。我们的深层自我是自由的。如果我们的理智观等等没有与深层心理融合在一起，就会对深层自我的自由造成妨碍”。因此，真正的自由是人的理智的欲望、情感和举动与人的心灵深处的意志获得高度的统一，所以既不能放任意志自由，也不能限制过多的意志自由。而且。尽管意志的深层自由意味着个人的独特性，但需要有公共法律对自由意志加以公共理性的限制和引导。由此，笔者认为，自由是对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应用。其一，人作为客观世界或社会的一分子，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同时，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精神理念和生活行为有着特殊的规律。因此，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人们必须真正懂得自身心灵深处的意志。这种意志并非凭空形成，而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因此，人应该弄懂弄通客观世界是什么，它对于人来说有何种重要的意义。如果仅有自己独到或独立的意志。不懂和不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或者自身意志与客观世界的要求不相吻合，就难以形成理智观。其二，人们建立在把握一定的科学和理性文化价值观基础上的理智观，应该主动影响和融合人的深层心理，净化人的心灵，形成有着充分依据的理性的自由意志，并由此形成符合客观世界的要求的自由境界。其三，既然“意志的深层自由意味着个人的独特性”，那么，培养真正的人的独特性是实现人的自由的依据。然而，“个人的独特性”体现的自由是对他人和社会的关怀和尊重，是对公共自由的认同和支持，是对公共理性基础上的公共法律的支持。换言之，作为人的自由依据的“个人的独特性”不是独立不拘，而是在关心他人和社会的基础上充分体现公共理性的意志自由的“个人的独特性”。其四，人的意志自由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只有当人的意志自由受到经济社会合理制度的制约和引导，并与理性意义上的制度相吻合、相匹配时，才是我们理解的真正的自由。然而，人们心灵深处的意志既然是社会生活的产物，而社会生活又是十分复杂的“自为”世界，自然界又是不可能穷尽认知的“自在”世界，因此，人们的“观念、欲求、情感、情绪、思想、期望”等难以与客观世界绝对吻合，很容易出现自由的无限度状态。这就需要人们不断检验自己的意志，自觉接受正确的法律法规的制约，使自身理智的欲望、情感和举动与心灵深处的意志相吻合，言行举止与客观世界的规律或要求一致，从而实现真正的人的自由。为此，创制符合人的理智的深层自我要求的经济社会制度，是实现真正自由的必要条件。
二、经济自由的实践意蕴
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自由的阐释和学界对自由的现时诠释，笔者认为，经济自由是在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实现平等的基础上，依据一定经济规律和法则而形成的与自由经济意志相一致的自主经济行为。
经济自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劳动者生产劳动的自由。即劳动者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时间，为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从事自己愿意从事的生产劳动。不过，前提是劳动者必须能够自觉地实现自己能够实现的“生存指数”，同时真正实现劳动者的价值取向与深层心理在理性意义上的一致。否则，劳动者将不可能实现最理想的经济行为效益。其二，经济交易的自由。交易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形式和手段，交易的目的是双方满足自己的需求并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交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应该完全是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其三，投资与消费的自由。投资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收益，因此，投资者有权利决定自己的资本投向。同时，投资者有自由消费其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的权利。从一定意义上说，消费本身也是一种投资，合理的消费就是合理的投资，这也是个体经济行为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统一。
当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经济自由所强调的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并非随心所欲的自主，而应该是在严格遵守经济应当及经济规则的基础上的自主。正如唐凯麟先生所指出的：“市场经济确实提倡自由竞争、自主经营，但这种自由和自主是在一定规范的框架中进行的，而不是任意妄为的。而且，一定的统一规范，正是保障每一个市场主体自由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人人都任意妄为，那么任何人的自由都将受到危害而无法保持。因此，市场自由的基本法则就是：要自由就要立规、守规、护规。”
从对经济自由的上述理解出发，经济自由与经济竞争之间的关系常常表现出复杂的表征和内涵。表现为经济自由的经济竞争，在一定社会背景下是不自由的经济行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又是经济自由的代名词。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由竞争是“弱肉强食”的争斗。“在资本主义市场运动过程中，竞争主要表现为资本之间的利益竞争、劳动之间的利益竞争以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利益的竞争。”“资本竞争是十分激烈、残酷和无情的，这与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的个人品质无关，它完全由资本竞争的规律所决定。”资本竞争的结果会使资本日趋集中，从而更进一步地为资本的自由运作开辟道路，促进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但是这样的发展是在“大鱼吃小鱼、大资本吞并小资本”的无情竞争中实现的，同时也是在“资本家为了榨取工人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惜冲破工作日的道德的和自然的界限，以至摧毁工人肉体、精神直至生命”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尽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竞争具有一定的历史的社会发展的意义，但本质上是以大量消耗甚至破坏社会物质和精神资源为代价的。
当然，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在竞争中越发成熟，“弱肉强食”的竞争往往不再表现为明目张胆地“缺德”取利。至少，不讲诚信或公开坑害顾客的行为会遭到唾弃，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各种“缺德”行为给予一定的干预和协调。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属性决定了政府的干预终究是有限的，竞争中无谓的摩擦消耗始终存在，这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且，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始终以弱肉强食为原则，以优胜劣汰为目的。国外已有学者对此作出总结，“积极的竞争方法又叫自由经营、自由放任、适者生存，有人称之为‘狗咬狗’方法。这一方法的支持者认为，企业活动和生活中的主要责任一般要‘自己做主’。这就是说。要建立和维持不受各级政府妨碍的企业。我们无论谈及经营、劳动或消费者，关键都要尽其所能地运用一切方法，取得企业所赚利润的最大份额。根据这种观点，地方性和全国性经济所应采取的最好方法是自由放任（即‘让人们干想干的事情’）、自由经营和竞争。这种方法的理论根据是：如果所有企业经营者都尽可能积极地进行完全的自由竞争，那么，能向消费者物美价廉地供应这种商品的企业，就应该同其他企业自由竞争。这样，所有幸存者——成功的企业、政府和消费者，都将得到好处。小企业或新企业如果不能在竞争中存活下去，就会被淘汰，正如丛林中较弱的动物被较强者吃掉一样。另一方面，即使企业通过吞并或毁灭较小企业而使自己更加壮大稳固，在竞争过程中也是可以接受的。从这种观点出发，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目标，就是要允许个人为了财富和势力而积极地相互竞争，因为消费者只能从这一过程中获利，以最低费用换取最好的产品和劳务。这种观点的倡导者认为，这是自由民主社会所应坚持的最有意义、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唯一可能的观点”。
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自由竞争，但是其制度属性使其主张和鼓励的是正当的、理性的自由竞争。这种正当的、理性的自由竞争决不以大量消耗甚至破坏社会物质和精神资源为代价。在现时代，诸如通过商业贿赂取得经营机会或提高市场占有率、通过盗用信誉或商标欺骗消费者、通过窃取商业机密妨碍竞争对手的正常经营活动、通过虚假广告或错误信息误导或欺骗消费者等不正当竞争手段依然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通过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契合的经济伦理来引导正当的理性的竞争。这种经济伦理原则和规范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并能促进经济建设正常进行的行为准则，它能最大限度地节省和保护社会生产和生活资源，尤其能够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条件，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体现的是“无情的竞争”与“竞争的有情”的一致性。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当的、理性的自由竞争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来保护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政府的宏观调控既要通过价格、财政、税收、资源开发利用等经济杠杆的调节制约非理性经济活动，同时也要发挥道德手段的教育、协调、规范等作用。通过社会主义道德教育，让人们认识和辨别经济行为的善与恶、崇高与卑鄙，从而自觉反对和抵制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垄断市场、哄抬物价、封锁信息、欺骗同行等破坏经济运行的不道德行为，真正做到公平竞争，共同保障市场经济的理性自由运行机制，最终实现双赢或多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必然涉及资源和资源利用，而在这种资源和资源利用的竞争中，要想实现真正的自由，必须使竞争基于保护生态的前提。忽视了生态责任和生态保护的竞争，要么因为无限制、无休止地开采利用资源而破坏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要么在恶性竞争中损害人力资源的完善与发展。换言之，这种竞争或过度消耗物质和精神资源，或滥用、乱用既有资源，或破坏资源的有机和协调使用。这些经济现象导致经济活动难以持久地正常运行，经济行为最终也将失去真正的自由。这就要求，首先，经济主体应当在坚持生态责任和生态性利用资源的过程中成为生态性主体，在充分和完美发挥自身能量中体现经济自由的“个体独立性”依据；其次，资源的开采与利用应当在有利于资源保护、利用和再生的状态下进行，这样的经济行为才能成为真正自由意义上的经济行为；最后，基于生态保护的资源利用是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维护和发展，这会给经济行为主体越来越多的自由，从而越来越趋向于真正的经济自由。
还应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与合作精神是统一的，竞争就意味着合作。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社会化的交换经济，它需要在分工基础上的协作；作为一种交换经济，它需要交换双方的协调。不论是工作上的协作还是经济上的协调，都离不开一定的合作，都需要主体之间有着一定的合作精神”，“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是一种合作经济”，“没有合作，就没有竞争，也不可能在竞争中获胜。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理性精神来说，合作精神更具有特殊意义”。事实上，经济竞争中的合作是实现经济自由的重要条件，也是经济自由的重要表征和本质内涵。
三、经济自由的实现
经济自由不能被理解为任意的经济行为，它的实现有其内在的依据和条件。笔者认为，经济自由的实现至少需要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把握规律。经营者应该主动认识和把握经济活动尤其是自己所从事的经营领域的经济现象和活动的基本规律，惟此才能把握经济行为的主动权。马克思在对人类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过程的论述中指出：“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为此，要实现经济自由，必须真正了解经济，按经济规律和基本法则展开经济活动。绝对不能错误地认为，经济自由就是经济放任。事实上，放任的经济行为并不是真正自由的行为，而恰恰是限制甚或遏制经济活动自由的行为。国外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看上去是为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主张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等，要让经济不受任何限制地自由发展，其结果是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可以说，不受约束或理性制度干预的所谓自由经济行为，其实是最不自由并必将遭到自然规律制裁的经济行为。
第二，确立经营责任意识。经济自由与经济责任是辩证统一的，换言之，经济自由是与经济责任相一致的自由。要想获得经济活动的自由，经营者必须树立责任意识。其原因在于，经营者的所有经济行为都是社会活动，都要在社会的支持下才能正常进行。假如经营者无视社会的发展规律和要求，无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其行为往往会破坏正常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社会合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不能得到社会支持，也无益于社会正常关系的维系，因而必然是一种不自由的活动。因此，经济主体要获得经济自由就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经济责任，让理智的经济理念和经济举动与人的内心深处的经济意志和经济欲望相一致。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不讲经济责任的经济行为，或者没有限制的体现经济意志和经济欲望的行为一定是寸步难行的行为。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正是一些食品企业不受约束的所谓经济自由行为的恶果。这些企业在生产时忘却责任，不守规则，任意在食品生产中掺假，结果不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甚至就此葬送企业的前程。
第三，完善政策法规建设。经济自由不是经济活动中的随心所欲，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经济自由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保障。当前，我国经营市场存在的一些混乱现象及由此造成的经营活动的受限或不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相关经济政策法规的不完善。这就要引起我国经济决策部门和经营者的足够重视。一方面，需要通过法制建设，以合理的政策法规来保护经营者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要排除人为的政策干扰，通过有效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举措，扼制不良经济行为，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指导经营者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中实现真正自由和高效的经营。
论自由篇8
【关键词】自由的含义；个人与社会；被统治者与统治者；自由与权威
说到自由，首先会想到的问题是：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有很多种涵义，但密尔关注的是公民在国家中和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即所谓的“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在引论中，密尔有一个生动的比方：“在一个群体当中，为着保障较弱成员免遭无数鸷鹰的戕贼，就需要一个比余员都强的贼禽受任去压服它们。但这个鹰王之喜戕其群并不亚于那些较次的贪物，于是这个群体又不免经常处于须要防御鹰王爪牙的状态。因此，爱国者的目标就在于，对于统治者所施用于群体的权力要划定一些他所应当受到的限制；而这个限制就是他们所谓自由。”我认为，这就是公民在国家中的自由，即政府统治下人们的政治自由，自由是一个抽象的含义，我们很难用几句话或者几个字就把它的全部内涵与外延概括出来，因此只能用一种现象来表述，密尔将自由分成“自然的自由”与“规则性自由”，所谓“自然的自由”或者也可以称为“最原始的自由”，这种自由普遍存在于原始社会中，以强力为后盾，充满血腥与残暴的自由。这种自由在整个社会中不是平等的享有的，由强力的大小决定，只要你拥有绝对的强力，凌驾于其它强力之上，你将拥有绝对的自由。而所谓的“规则性自由”也可以称为“制度下的自由”这里的“规则”包括了“法律、道德”等等，人们的自由首先就是必须符合规则，是一种法不禁止即自由的思想，同时这种自由在整个社会中应该是平等享有的，并且相互不能侵犯的。
相对于社会，个人永远是个弱者，人们总是通过有限的理性去认识自己和社会，并通过法律使个人在社会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让自己的意志得以表达，从而实现人在社会中的最大自由。密尔说：凡主要关涉在个人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个性，凡主要关涉在社会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社会。每一个人都受到社会的保护，每个人对于社会也就应该有一种报答，那么这种报答要以何种方式？或者还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到底要遵守何种行为准绳？在密尔看来，首先是彼此互不损害利益，第二是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他自己的一份，这些条件，如果有人力图规避不肯做到，那么社会是有理由以一切代价去实行强制的。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个人的行为要有一定界限，当一个人的行为有害地影响到他人的利益的时候，社会就对他有了裁判权。
这就让我想到了人类文明最初的时期，那时国家被分为两部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治者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用这些权利对于被统治者施以压迫，剥夺他们的自由，当然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争取自由的过程，因此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的权威被建立在选举、授权的基础上，他们不敢随意施设自己的，被统治者就以为统治者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认为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威是统一的。如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1998年6月访华时在北大回答学生的提问时说：“有些人对我说，为了国家的自由你必须牺牲自己的个人自由。但我回答，为了个人自由而奋斗就是为了国家的自由而奋斗，为了个性而奋斗就是为了国民性而奋斗。”但事实上，这是永远不可能达成的理想状态，密尔认为，这种情形会产生侵害自由的新情形，即多数的暴虐，多数人的意志决定一切不属于多数人的少数人的自由和权利被忽视；所谓的大家共同的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那部分人的意志，而其余的一直必定被忽视或受到压迫。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对美国社会财政生活中已经显露出苗头的“多数的暴虐”忧心忡忡：“普选制度事实上使穷人管理社会。”“制定法律的人大部分没有应当课税的财产，国家的公共开支似乎只能使他们受益，而决不会使他们受害；其次，稍微有钱的人不难找到办法，把赋税的负担转嫁给富人，而只对穷人有利。这是富人当政时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因此，在穷人独揽立法大权的国家，不能指望公共开支会有显著节省。这项开支经常是很大的，这是因为立法抽税的人可能不纳税，或者因为他们不让赋税的负担落到自己身上。换句话说，民主政府是唯一能使立法抽税的人逃避纳税义务的政府。”（《论美国的民主》238-239页）这就表现出，民主做真正表达出的只不过是大部分人，或者说是在社会的教育力量之下，使一些不愿意自己做出判断的人们形成的一种普遍观点，而这种观点，终究不能表达所有人的意志。
如上所述，社会总是在某种限度上干预到个人的生活，那么正确处理社会权威和个人自由之间的限度就显得至关重要，找出一个在实际中可操作的能被大家所接受的限度也正是密尔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密尔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研究该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言：凡是可以从抽象权利的概念（作为脱离功利而独立的一个东西）引申出来而有利于我论据的各点，我都一概弃置未用。的确，在一切道德问题上，我最后总是诉诸功利的；但是这里所谓的功利必须是最广义的，必须是把人当作前进的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为根据的。密尔把个人放在第一位，重视个
人的自由与社会权威对自由最小的干预，社会对个人施以权威的方式主要有二，法律与社会舆论，密尔就是要找到一条准则，不论所用方式是法律惩罚下的物质力量还是社会舆论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它为准绳。在经过正确分析和功利平衡后，密尔找到了这条原则，即：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他人为自己的好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他忠告、指教、劝说以至避而远之，这些就是社会对他行为表示不满所能采取的正当步骤；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如果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它们来保护自己的话。密尔极力主张个人对社会的独立性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持谨慎态度，这与密尔所处的时期有着一定的关系，由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阶段，个人的作用比起社会整体的作用已越发不明显，使得该学说具有广阔的群众基础。因此密尔提醒人们不要失去自我，因为“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者。”
对于一个人自己的合法利益，每个人是关切最深的，社会对于个人所怀有的关切只是部分的，并且是间接地，因此社会权威无论以何种方式以对社会成员施以所谓的“保护”为理由，如果不被当事人允许或认同，那么对于社会成员的自由都是一种压迫与威胁，需要加以阻止，以社会成员特有的方式，那就是意见自由，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地步，我们一定要争取到的是，完完全全的思想自由，讨论自由与个性自由，这样才会明清真理，纠正谬误，因为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
【参考文献】
论自由篇9
我国刑法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包括剥夺言论自由，因而言论自由具有政治权利的属性。然而如果从目的论的角度分析，从言论自由的终极目的的角度看，它又具有精神自由的属性。再者，思想与言论自由具有内在的密切关联性。本文拟通过对这三方面属性的分析，试图揭示言论自由的本质。
【关键词】：
言论自由、政治权利属性、政治言论自由、精神自由、准思想自由
【正文】：
何谓言论自由？其内容的边界何在?由于人们的视角不同，所处的法制背景不同，对这些问题的解读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一般来说，对言论自由的界定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种学说。狭义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占据统治地位，它从严格的规范解释立场出发，认为言论自由仅是指口头发表意见的自由，该概念并不涵盖以其他形式发表意见的自由，例如出版自由有成刊行自由，乃是指以印刷的文字、图画表示意见的自由，基于此种认识，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往往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并列规定在同一个宪法条文之中。广义的言论自由是表达自由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是公民的基本自由之一。它是公民以口语的形式，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前提下，公开发表意见、交流思想、传播信息、教授知识等而不受干涉、约束或惩罚的自主性状态。言论自由既指公民言谈行为的自由，又包括公民不因发表的议论、意见的内容而受非法干涉、约束或惩罚的自由。例如我国台湾宪法学者林子仪认为言论自由不仅包括“台湾宪法”第11条“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自由，还包括第12条规定的“通讯”自由及第14条规定的“集会”和“结社”自由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言论自由。即凡是把个人心中所思以各种形式表现于外的自由，均应纳入言论自由的范畴。本文采用广义上的言论自由概念，因为狭义说存在许多缺陷。
一、言论自由的存在意义
言论自由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经济组织的演进、科学技术的提高,都离不开言论的自由传播和广泛交流。人类社会前进的每一步都与言论自由密不可分。因此,人们通常把言论自由称为“第一权利”、“人类最重要的、潜力巨大的、活动的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言论自由的保障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我国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权利，从建国到今天经过了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直到1982年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才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公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在法律实践领域，最能展示现阶段言论自由状况和生存空间的是言论自由与其他权利的冲突问题。人们对这一现象的解决途径（尤其是司法领域的判决）代表了这一社会在某一时期对言论自由的认识立场。
二、言论自由的政治权利属性
（一）从言论自由的起源看它的政治性属性
从起源上看，言论自由最初仅限于政治性言论的范畴，这点可从人类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空前发达的最早社会——古代雅典中得到考证。在古希腊，言论自由是指公民在议会中平等发言的权力。希罗多德在其著作中将雅典人在波斯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归结为isegorie即在议会中“平等”（iso）“言语”（joria）的权利。波利庇乌斯把阿坎联盟代议制和联邦制的成功经验归结于联邦会中的言论自由。
美国联邦制度就是以阿坎联盟为原型设计的，因此美国学者斯东指出：美国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最早保证不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而是宪法第1条第6节关于议员言论和辩论的条款。[注1]这点在英国也是一样。1689年的英国《权利法案》第9条规定：“国会内之演说自由、辩论或议事自由，不应在国会以外的任何法院或地方，受到弹劾或讯问”。正因为言论自由最初仅限于公民特别是议员的政论自由，所以最初人们对言论自由均适用了绝对保障原则，因为如果议员的言论免责不是绝对和无条件的话，整个代议制度就会落空。
（二）从国外的实践看言论自由的政治权利属性
也正因为受该思想的影响，美国宪法第1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以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对言论自由采取了绝对保障的立法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言论自由的重心从议员特权转移到普通民众的政论自由，并扩展到非政治性言论的范畴。
在当今欧洲的政治哲学中，言论自由首先是指政治性言论的自由。在欧洲，人们普遍认为，对不同的观点的容忍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最根本方面，他为不同党派之间的竞争所必需，为非正统的主张和观点推翻谬误的正统主张所必需。因此人们普遍要求尊重各种处于边缘或属于非正统的意见，倾向于用讨论和争论的手段来平息和解决在各种公众所关心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对主流的正统学说的各种挑战。[注2]
通过司法实践，人们认识到政治性言论在宪法中所处的至上性地位。美国著名学者meiklejohn认为政治性言论受到美国宪法第1条修正案的绝对保障，国会不得制定法律来限制公民的政治性言论，而其他非政治性言论仅受宪法第5条修正案的相对保障，政府可以对非政治性言论进行限制，但政府不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限制公民的非政治性言论，否则便是违宪。[注3]
在meiklejohn之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例如首席大法官charlesevanshughes在1931年strombergv.californra一案中指出：“为了能达到政府必须向民意负责的目的，以及为了实践社会改革可以藉由合法的手段达成的理想，提供即维持人们自由讨论政治事务的机会乃是我国宪政制度中一向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也是维持我国长治久安所不可或缺的制度。”
roberth.jackson大法官也在1945年thomasv.colins一案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制宪者之所以要保障言论自由，是因为他们相信言论自由是我们可以时间代议民主制度的唯一手段”。在另一判决中，jackson大法官更进一步阐释其观点：“统治者的一切行为必须遵循被统治者的共同意见乃是我国立国道学。而要活的睿智的共同意见须有自由的讨论”，[注4]newyorktimesv.sulivan一案以后，给与政治性言论以绝对的保障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主流共识，“有关公共讨论的问题，应当毫无限制，强而有力，及完全开放（uninhibited,robustandwipe-open），这是我国所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以及“宪法第1条修正案有关言论自由的条款的主要价值（corevalue）在与一般大众对重要公共问题可以自由既不受任何限制的辩论所享有的社会利益”等词句反复出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之中。[注5]
那么何谓政治性言论？这倒是个相当棘手的难题。meiklejohn认为所谓政治性言论是指涉及必须由大众直接或间接投票表示意见且与公益有关的言论，其他言论只要能增进个人聪明、智慧、正直以及对人生价值的体会和了解，也应归入政治性言论的范畴，因为这些言论都会影响个人健全及客观的判断能力，是提升人们自治能力，实现自治目的及健全民主制度所不可或缺的。meiklejohn具体列举了四种影响个人健全及客观判断力的言论：
1.有关教育的各种言论；
2.有关能增进人们对世界的了解及知识的哲学性和科学性言论；
3.文学及艺术创作；
4.有关公共讨论议题的各种言论。[注6]
meiklejohn的定义显然犯了“外延过宽”的毛病，如此范围广泛的政治性言论，并且要求对至于以绝对保障，这在现实中难以站住脚跟的。bork针对meiklejohn定义过宽的缺陷，提出了一个“真正明显的政治性言论”概念作为标准来界定政治性言论。bork认为任何言论只要涉及政府行为，政策或人事等问题，均属于真正明显的政治性言论。其更进一步解释道：所谓明显的政治性言论是指有关涉及代议民主程序的言论，其不仅包括对政府统治行为的评价及批评，也包括从事政治竞选活动以及宣扬政治理念的言论在内。[注7]
(三)从我国的刑法规定看言论自由的政治权利属性
剥夺政治权利刑,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一种刑罚方法。建国以前,在革命根据地就曾经采用过这种刑罚方法,建国初期,一些单行刑事法规中也规定了这一刑种,1979年我国首部刑法典颁布,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刑为附加刑,并与其他刑种一道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刑罚体系,1997年修订刑法时,再次确认了这一刑种并沿用至今。剥夺政治权利,是指剥夺犯罪人参加管理国家及有关政治活动的权利。在我国,公民享有政治权利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如“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人身、居住、迁徒、宗教信仰自由及游行、示威等自由,”（1）以及“参加管理国家,担任公职和享受荣誉称号等权利”。（2）广泛的政治权利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而任意的限制与剥夺则是专制政治的一个危险的信号,因此,对于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内容,或者说哪些权利可以剥夺是一个十分谨慎的问题,同时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议的一个问题。根据刑法第54条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包括剥夺下列权利:(1)选举权与被选举权;(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4)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这可以说是言论自由属于政治权利或政治自由的明证。言论自由之所以具有政治自由的属性，是因为言论自由的核心内容是政治言论自由，决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地区有否言论自由的主要标志是公民有否对国家事务、政治活动发表意见的自由即政治言论自由。
由于在阶级社会，尤其在阶级对立社会中，人们经济利益的取得及其多寡从根本上说是由国家本质决定的，而国家本质主要是通过国家事务，政治活动体现并实现的。因此，政治言论自由就理所当然具有核心基石的地位和作用。统治者是否允许并保护政治言论自由与政治表达的具体内容是否威胁其统治为根本依据：如果公民，尤其是被统治者的政治表达不威胁统治者的统治或威胁程度不大，统治者就可以允许，宽容这些政治表达；如果情况相反，统治者就会限制甚而镇压这些政治表达。允许、宽容、还是限制、镇压，一切以统治者的主观判断为依归。当然，这种主观判断可能是准确、中肯、符合客观事实的，也可能是错误、虚假、捕风捉影的、，甚而是故设圈套、别有用心、莫须有的。美国号称是世界上最民主，自由的国家，其最高法院虽然宣称允许抽象的，理论上的宣扬，鼓吹暴力，但是对于威胁其统治秩序的具体的将导致即刻的，危险的暴力性煽动就不会宽容而予以镇压了。“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检验标准就是这一原则的明确化，具体化。
“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最早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homles）在schenckv.unitedstates一案判决书提出的。案件发生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告社会党书记申克(schenck)及其友人为抵制战争和征兵制度向应征男丁寄发传单，煽动他们依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所宣称的权利反抗在军队中服役，抨击征兵制度为违反宪法的暴政。传单并举例说明可用和平手段例如以请愿方式要求国会废除征兵法。申克等人被控违反了1917年联邦《侦察法》（espionageactof1917）。
申克以《侦察法》在本案之适用抵触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出版自由条款为由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全体一致确认其有罪。霍姆斯主笔的法院判决意见称：我们承认，被告传单所说的一切，若在平时的许多场合，都属宪法所保障的权利。但一切行为的性质应由行为时的环境来确定。对言论
自由作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容忍一个人在戏院中妄呼起火，引起惊慌。禁令所禁止的一切可能造成暴力后果的言论也不受保护。一切有关言论的案件，其问题在于所发表的言论在当时所处的环境及其性质下，是否造成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产生实际祸害。如果有这种危险，国会就有权阻止。这是一个是否迫近和程度的问题。当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下，许多平时可容忍的言论，因其妨碍战事而变得不能容许了，法院也不认为它们是宪法所保障的权利。[注8]这一原则旨在根据一定环境下言论表达活动给现实秩序造成危险的性质来决定是否给予法律保护，它把言论自由看作是一种根据结果来衡量的可以减免的权利。
(四)从中外史实看言论自由的政治权利属性
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反复验证着一个事实：统治者最关注、重视政治言论，政治言论自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开展激烈、残酷，常常是血腥斗争的焦点。
由于政治言论涉及政治活动，国家事务，极有可能危及统治者的权力和地位，统治者就不得不于一个外的关注和小心，而其他言论，如关于婚丧嫁娶、柴米油盐、风花雪月、浅吟低唱、翁婿姑婆、街长里短、谈情说爱、争风吃、逸闻趣事等话题，一般不会牵涉政治，不会直接威胁统治者的统治，统治者一般不予以过多的关注，一般也不会进行干涉和镇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统治者不惜动用行政权力甚至暴力干涉或镇压人们的政治言论。中国历史上的禁心、壹言、钳口、焚书坑儒、独尊儒术、大兴文字狱、外国以往的开裂、焚毁禁书、逮捕、处死政治异端者，伴随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呐喊、呼唤、奋斗、流血、牺牲，一幕幕、一件件，残暴、血腥、激烈、漫长，无不透露出政治言论自由的价值，地位的重大和争取的艰辛。
从上所述，言论自由属于政治自由这一论点，是从言论自由的核心内容极其痛苦，惨烈的历史的角度推证出来的。
三、言论自由的精神自由属性
从言论自由的目的角度来分析，它还具有精神自由的宪法权利属性。宪法学上的精神自由主要是强调精神摆脱外来的束缚、压迫。
人类，作为自然界的最高级动物，具有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和语言表达能力。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它能够思维并表达思维。人类本身就是一种客观存在物，有生老病死、有喜怒哀乐、有七情六欲；人类依赖大自然而生存，大自然有风霜雨雪、有电闪雷鸣、有山崩地裂、有风调雨顺、有灾难频仍、带给人类无尽的悲欢；人类作为一种社会动物生活在有组织的群体中，有管理、有服从、有自由、有强制、有和谐、有矛盾，精神活动奇异诡秘、瑰丽多姿。许多精神活动往往地都要借助语言表达反映，体现出来，使人的情感得以释放、精神得以解放。如果人的精神活动的不到正常，充分的外在的体现和表露，情感受到过分的压抑、束缚，就会背离人道，使人不成其为人，或是人称为畸形、怪异的人。人们拥有言论自由，从终极的目标来说，无非就是使自己心情舒畅、精神和谐、寻求情感的愉悦与解放。享有言论自由，才能使人成为本来意义上的人，使人的精神得到解放，是人获得精神自由。正是从此意义上说，言论自由的终极目标是精神自由。
革命导师既非常重视言论自由在政治领域里的巨大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十分强调它在人类精神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非常赞成古希腊历史学家塔西陀的话：“当你能够感觉你愿意感觉的东西，能够说出你感觉的东西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注9]马克思还反复强调：“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注10]马克思和恩格斯中期一生都在追求精神自由，为此他们同扼杀人的精神的书报检查制度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许多国家的宪法也将言论自由归结为精神自由，并十分重视这一自由的意义和价值。例如，日本现行宪法第19条规定：“思想及良心的自由，不得侵犯”；韩国现行宪法第19条规定：“任何公民有凭良心处事自由。”德国基本法也规定了“信教自由”，“良心自由”等内容。
我国有的学者亦指出，如果屈服于外来的权威和压力，压抑公民的良心和信仰自由，就不会有人类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注11]有的学者在论证民主因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精神文明而成为目的时指出，个人意见通过民主渠道受到尊重，个人的思想不受禁锢的得到表达，个人的智慧能通过参政议政得到发挥，在人们心理上也会产生一种舒畅感、满足感，从而焕发出政治的活力与积极性。这成为人们的一种精神需要。[注12]文中的民主实际就是言论自由，享有言论自由的结果就是享受到了精神自由。
四、言论自由是准思想自由
从某种意义上说，言论自由就是思想自由。两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连体儿，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人们常说：“言为心声。”“语言是思想的外衣。”古人云：“诗以言志，歌以咏言。”“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言论应该被合理的推断为是其思想的真实表现。因为，人们不能以隐瞒和欺骗为基础而生存并发展。当然，毋庸置疑，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的言论的思想也可能是虚假的。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虚假的思想言论是对真实的曲折的反映，正如宗教是现实世界的虚幻和曲折反映一样。因此，人们的言论往往就是其思想的真实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言论自由就是思想自由。
确切地说，言论自由是准思想自由。因为思想毕竟是内在的东西，言论毕竟是外在的东西；思想是里，言论是表，语言只是思想的外衣，还不完全是思想本身。虚假的言论虽然是真实的曲折或虚幻反映，但外人很可能信以为真，需要时间的魔力才能逐渐露出真容。所以，言论自由只能是准思想自由。另外，有的人的思想是反动或有害的，当它还处于内心状态时，丝毫不会危害社会，但当它表达出来、已不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即构成违法犯罪）时，就会对社会、国家或个人产生恶劣影响，就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如发表淫秽作品、泄露国家机密、煽动犯罪、诽谤他人等等。真实的思想不能受到惩罚，但是真是有害思想的言论如果侵犯了法律保护的客体（这是言论已不处于思想状态，而以构成犯罪行为）确应受到惩罚。也就是说，思想自由是绝对的，而言论自由是相对的。
我们之所以论证言论自由是准思想自由，那是因为这样的论点村重大的实践意义。即它有利于保护言论自由。道理简单明了：法律不能惩罚人的思想，只能惩罚人的行为。既然言论自由是准思想自由，国家权力对它就应采取基本不干涉的原则，既保护是常规，惩罚是例外；既然言论自由是准思想自由，国家权力欲对公民的具体言论进行惩罚时，就要格外谨慎、小心，就要认真、客观的辨明这一言论是处于思想状态还是已成为违法犯罪行为。
五、言论自由是多种自由的统一体
主客观事务是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反映、体现主客观事务的言论亦是丰富多彩的、千姿百态的，因而，言论自由必然是多角度、多方位的言论自由。
诚然，政治事务是主客观事务总体的重要部分，但并不是唯一的部分，而且往往不是主要的部分。主客观事务还包括经济、文学、艺术、教育、体育、伦理、科学、技术、私人生活等许多方面。这些非政治事务在数量上占据了人类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公民的关于非政治事务的言论即非政治言论往往亦是如此。在实际生活中，有些公民甚至对政治漠不关心，很少对政治问题表达意见。因而，非政治表达是公民人格健全、生活和谐、美满的必不可少的元素。公民关于各种事物的言论，只要是合法的，都应该享有自由，受到法律的保护。我们很难想象，占据人类言论多数内容的非政治言论却不受“公民的保障书”的宪法的保护！另外，只保护政治言论而不保护非政治言论，在客观上后果是相当危险的，极可能为专制者干涉镇压公民的非政治言论提供口实。
我国刑法关于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并不是言论自由属于政治权利自由的必要依据。
我国新旧两部刑法都有剥夺罪犯言论、出版自由等政治权利的规定。但是，在现行刑法起草过程中，刑法学界对于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的确定，即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内容应否继续保留的问题，持有存废两种决然相反的观点。
主张废除的学者认为：第一，刑法关于剥夺上述权利的规定缺乏宪法依据。第二，从理论和司法实践结合来看，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是与我国现阶段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律规定相悖的。第三，言论自由含义广泛，难以界定，执行起来也存在困难。第四，从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行使来看，我国法律对此均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任何公民均须依法行事，对犯人剥夺此项权利已有多余之嫌。第五，国外刑事立法中均无关于剥夺此项权利的内容。因此，我国刑法中剥夺六项政治自由权利的规定，应予删除。
主张留存的学者认为，第一，上述政治自由等权力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但宪法同时又规定，公民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不应妨害他人行使这些权利，并不得危害社会利益。这正是刑法将上述权利作为资格刑剥夺内容的宪法依据。第二，至于何种言论、通讯等权利应予剥夺的界定问题，实践中确有一定难度。但刑法有了这一规定，就为打击那些以行使上述权利为名，实则明显危害社会利益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本文赞成废除者所持的观点，因为：第一，由目前国内政治、经济、民主建设的发展所决定，再将言论、出版等一类的公民基本权利作为刑罚予以剥夺的内容，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第二，主张留存的学者所持的第一个理由，也是欠妥的。因为对于剥夺政治权利而言，其本质并不是对犯罪人实施的依然犯罪的惩罚，而是防止其今后再利用这些权利。法院判决时并不能断定犯罪人今后行使这些权利就一定会与他人、与社会有害。若说凡是犯有严重罪行的人被判刑后行使这些权利必然会危害他人、危害社会，岂不是有有罪推定之嫌？第三，剥夺此种权利达不到刑罚目的。刑罚的目的在于改造罪犯预防犯罪。但是剥夺言论、出版等权利，很难达到这一目的。事实上凡是此等书籍、言论的发表与扩散，并不是刑罚所能控制的，而一直是由文化管理法规在发挥作用。因此，没有必要用刑事手段予以调整。第四，这些权利的行使，涉及到行为人与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害关系的问题。有利的，自然应当允许甚至鼓励；有害的则可根据相关法规予以取缔，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则可依照刑法规定再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没有必要在事先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剥夺。第五，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刑事法律亦应适应世界潮流。我们将之删去既不会危及我国的社会制度，也树立了我国民主政治的新形象，使我国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当然，由全国人大于1997年3月14日通过的新刑法没有采纳本文的主张，仍然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包括剥夺言论、出版自由的内容。因为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新刑法应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学术的角度探讨其规定的合理性。
五、结论
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角度来说，某种事物的性质完全可以是多重的、复合的，而不仅仅是单一的、单纯的。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属性也是如此。因此我认为言论自由是政治自由、精神自由与准思想自由的结合体。在它身上，既体现了政治权利的属性，又体现了精神自由与准思想自由的性质。
我们说言论自由是政治自由，首先是因为言论自由的核心内容是政治言论自由，即对于政治和公共事务的意见、主张的言论自由。它理应受到宪法的第一位的保护。其次，从言论自由的滥觞、流变历史来看，政治表达内容受到专制统治的最严厉、最频繁的镇压，政治言论自由是历史上的表达自由的内容中最匮乏，亦最令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部分。当然，言论自由的核心内容是政治表达自由，并不意味着言论自由完全排除非政治言论的自由，它们也应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只不过其地位次与政治言论自由而已。
从言论自由的目的角度来分析，它还具有精神自由宪法权利属性。人们拥有言论自由，从终极的目标来说，无非就是使自己心情舒畅、精神和谐，寻求情感的愉悦与解放。
我们将言论自由是为准思想自由，也有利于保护言论自由。因为，法律只能惩罚行为，而不能惩罚思想。言论自由是准思想自由，就决定了任何人和任何权力在一般情况下，即原则上不能惩罚人们的言论，只有言论同违法行为（或行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或表达了民主社会中法律明文禁止的内容的时候，才能惩罚这种言论。
由此可见，言论自由不仅仅是政治自由，也不仅仅是精神自由或准思想自由，而是政治自由、精神自由与准思想自由三重自由的统一体、结合体。
引文注释：
[注1]徐显明主编：《人权研究》（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378页。
[注2]张志铭：《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中的表达自由》，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4期。
[注3]徐显明主编：《人权研究》（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378页。
[注4]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元照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注5]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元照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注6]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元照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注7]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元照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注8]schenokv.unitedstates,249u.s.47（1919）。
[注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页。
[注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4页，新版。
[注11]罗豪才《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制度》，第9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
[注12]郭道晖：《对民主的几对范畴的思考》，载与《法的时代精神》，第425页，湖南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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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由篇10
一
言论自由是指人人享有的以口头、书面以及其他形式获取和传递各种信息、思想的权利。它包括三个方面的自由：（一）寻求、接受信息的自由。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认识和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必须组成社会和进行交往沟通，为此，就要寻求和接受前人和他人的经验，享有寻求和接受信息的自由。否则，生存和发展将不可能。（二）思想和持有主张的自由。寻求和接受到的信息，成为思想的资源，经过加工成为思想和主张、意志。这种思想、主张和意志，不应受干扰和禁锢，否则发展将会停止，生存将受到威胁。（三）以各种方式传递各种信息、思想和主张的自由。这是人类为改造自然和争取社会进步，实现相互协作和联合必需的起码条件。言论自由是人们认识、接受、发展和传播知识、经验以及真理的重要形式；保障言论自由是对人的关怀和尊重。它与其他自由和权利一起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现代国家立国的基础。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有关言论自由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强有力的论据。
中国古代西周王朝（公元前1100年至前771年）时期，统治者在全国实行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邦建国的宗法奴隶制统治。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看，西周奴隶主贵族制定了不少法律，史称：“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之后周穆王时又制定《吕刑》，这里所谓“刑”，就是指法律。传世和新发掘的金文中的法律史料也印证了这些记载。尽管如此，“礼”无论在国家政治统治或意识形态方面都居于主导地位。在政治统治上，它“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世嗣”，“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官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在思想和言论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以说，言论自由被钳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虽然礼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到了西周末期已成了社会发展的障碍，不冲破“礼”的束缚，社会就不可能发展。春秋（公元前771年前403年）战国（公元前403年前221年）的变革当然是基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冲破了“礼”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也是重要条件。所谓“礼乐崩坏，权力下移”，就是对当时客观情况的描述。春秋末期开始的“百家争鸣”，则是中国古代言论自由的形式和内容。它是当时社会变革的产物，又大大地推动了社会变革。其结果是推动了中国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转变，为以后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奠定了基础。
历史发展到19世纪，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已愈来愈腐朽，但是对这种制度的任何批评、指责，都被法律视为“大不敬”和“犯上”，为常赦所不原。1840年之后，尽管列强入侵，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民族生存到了危亡的关头，封建君主们仍然抱住祖制不可改变的信条，企图继续禁锢人们的改革思想和主张。一百多年来，西方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思想、民主共和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每一次都付出了血的代价。可以说言论不自由，是中国社会发展迟缓的一个原因；而经过艰苦斗争，先进思想终得传播并变成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又成为封建帝制，促使民主革命胜利，新中国终于诞生的巨大动力。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得到了长足发展，是与中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不开的。解放思想使人们冲破一个个理论，想许多过去不能想的事，说许多过去不能说的话。对于许多重大问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通过自由讨论，使认识符合或接近真理。实事求是是要求人们摆脱本本主义，认识和思考问题不要从现成的定义和原则出发，而要使思想认识符合实际，以实践检验思想和认识是否正确。评价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新的历史条件进一步鼓舞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正在并将继续促进中国的社会发展。
言论自由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也有许多例证。很显然，如果烧死布鲁诺的神权政治和法律制度依然存在，那么人们今天登上月球、探测太空则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言论自由之于社会发展具有如此重要意义，所以人们不仅把它当做一种信念，而且把这种信念用法律加以确认和保障；不仅把它做为某一国的国内法内容，而且还以国际宣言和条约的形式加以规定。
如，《世界人权宣言》：“人人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又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一、人人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除此之外，《德黑兰宣言》（1968年）、《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1993年）、《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1948年）、《欧洲人权公约》（1950年）、《美洲人权公约》（1969年）和《非洲人权和民族权》（1981年）等国际人权宣言和公约对言论自由都作了规定。
二
言论自由对于社会发展是重要的，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它是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孟德斯鸠认为，自由是做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人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群体、社会和国家之中，都必须遵循公认的道德和法律确认的行为准则。不允许借言论自由侵犯他人的权利的自由，不允许损害社会公共道德，危害国家安全，出卖国家机密，危及世界和平。“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有这个权利”。
因此，无论是国际公约或各国宪法，在宣告言论自由为一项基本人权并以法律保障的同时，都对这种自由权利的行使规定了相应的限制。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规定：言论自由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须：（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有关这种限制，在其他国际或区域性人权公约中都有规定，其中，以《欧洲人权公约》最具有代表性。该公约规定：“上述自由（指言论自由作者注）的行使既然带有责任和义务，就得受法律所规定的程序、条件、限制或惩罚的约束；并受在民主社会中为了国家安全、领土完整或公共安全的利益，为了限制混乱或犯罪，保护健康或道德，为保护他人的名誉或权利，为了防止秘密收到的情报的泄露，或为了维护司法官的权威与公正性所需要的约束”。
据荷兰两位宪法学者统计，在世界142部宪法中，有124部规定了发表意见的自由。这些国家在肯定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同时，为防止这项权利的滥用，也都以“但书”的形式对这种权利的行使作了限制。
美国关于言论自由的“但书”多规定于各州宪法，如：纽约州宪法：“每一公民对于任何问题，均有写作、口述或出版其意见的自由，但须自负滥用此项权利之责任”。伊里诺斯州宪法：“每个公民均能自由写作、口述或出版各种问题之文字，但若滥用其权利时须自负其责任。”作为法国宪法序言的《人权宣言》：“自由表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巴西宪法：“除每个人依照法律规定对其在娱乐和公开表演中所犯的越轨行为负责外，思想、政治或哲学见解可以自由表达，以及提供信息不受检查。通讯权利受到保护，出版书刊、报纸和期刊无须当局许可。战争、扰乱秩序的宣传或宗教、种族或阶级偏见的宣传，以及与道德及良好习俗背道而驰的出版物和放肆行为都将是不可容忍的”。印度宪法第19条第1款，一切公民均享有（一）“言论和表达自由”……但第二款规定，“为维护印度完整、国家安全、与外国的友好关系、公共秩序，礼仪道德，或由于涉及到藐视法庭、诽谤或煽动犯罪等问题而对上述第一款（一）项施加合理限制，也不妨碍国家为此制定法律施加此类限制。”埃及宪法：“每个公民的思想和言论必须得到保障，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
从这些国家宪法和法律可以看出，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正如对言论自由的肯定一样，也是普遍的。尽管如此，我认为，就言论自由及对其限制来说，自由仍然是首要的、基本的，正如权利与义务之于法律，权利是基本的一样。限制言论自由的目的是为达到言论权利与言论义务的协调和统一。
三
关于对言论自由限制的范围大小和程度，从宪法和法律的条文中不是不能作出区分，但主要的还要看各国的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实际情况。各个国家之间限制言论自由的不平衡，不仅仅是因为宪法和法律规定与法律的执行总是存在差距，而且还有更深层次更复杂的原因。这就是：（一）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二）各国的宗教与民族习惯不同；（三）各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同；（四）各国国内的社会治安状况不同；（五）各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不同。
客观世界是复杂的，且不断发生变化，它不像理论家笔下抽象形成的逻辑严谨、首尾一贯的应然道理。面对选民、担负国家责任的政治家和法官要更多地考虑具体情况下的具体操作。他们既要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又要考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使这种自由权利的行使促进而不是妨碍秩序的稳定从而影响发展。为了避免顾此失彼，招致混乱，他们必须在履行自己职责时，注意在言论自由和发展所需要的秩序和稳定之间寻找平衡点，也就是哲学上所称的“度”。这个度在各国宪法和法律中都有所规定，但在实践中对具体问题仍要靠法官依据法律的规定和事实作出裁决。
1997年冬我们在访问挪威时，挪威最高法院院长卡斯坦？施密斯（Karstein？Smith）告诉我们，最高法院正在审理这样一个案件：挪威白人联盟党以维护挪威人原有特性为由，公然在该党党纲中提出反对挪威人与黑人通婚。对此，初审法院判定该党领袖有罪，处以监禁和罚金。被告人不服，以该判决违反挪威宪法和《欧洲人权公约》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为由提起上诉。最高法院考虑到这一案件涉及重大原则问题，破例不经中级法院而由最高法院审理，并由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出庭。经审理，最高法院认定，白人联盟党在党纲中反对白人与黑人通婚属于言论自由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为了主持法律公正与社会正义，在所谓言论自由与反对种族歧视的关系上，选择了反对种族歧视的立场，驳回了上诉，维持初审判决。这一案件的审理过程和最终裁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它再次说明，宪法和国际公约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不得滥用，否则势必走向反面。
基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少国家在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时，对该公约第19条关于言论自由及限制的有关内容作了某些保留或声明。例如，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和德国表示它们要在与《欧洲人权与基本自由保护公约》第10条、第11条及第16条相一致的前提下遵守《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对于第19条第2段，澳大利亚、爱尔兰、卢森堡和荷兰曾就无线电和电视广播的规制和颁发执照作出了保留；卢森堡和荷兰还在保留中提到对电影公司和电影院颁发执照的制度，等等。对于这些保留或声明，只要不违背公约的根本原则，都应当抱着理解和谅解的态度。这是因为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各种自由和人权保障都主要依靠各国通过国内法律机制和措施来实现。一般情况下，其他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通过国际合作、平等对话和提示来促进而不是通过发表声明指责和干涉。
四
正如本文开始所谈到的，在历史上，中国人民为争取言论自由曾进行了长期斗争，并付出过血的代价。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就把来之不易的言论自由写在自己的纲领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及示威游行的自由。”这个纲领在1954年宪法制定之前曾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自1954年第一部宪法颁行之后，宪法虽几经修改，但言论自由都是明确肯定的。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同时还规定公民还有“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宪法特别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宪法也为言论自由的正确行使确立三点原则。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一规定要求：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尊重他人的名誉、人格和隐私，遵守公共秩序，保守国家秘密和国家安全、尊重公共道德。为了保证宪法规定的实施，中国《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法律还作了具体规定。《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于违反上述规定和构成犯罪的人规定了惩罚措施。中国尽管对言论自由作了一系列法律规定，但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历史很长，家长制影响极深，“不敬”、“非上”、“指斥乘舆”、“犯讳”、“不孝”、“告尊长”和“亲亲相隐”、“为长者讳”以及形形的封建等级特权等都曾作为封建刑法的罪名和适用原则。这些并没有随封建王朝的倾覆和封建皇帝的而被埋葬，之后很久仍时不时散发某些臭气。几十年来，在对待言论自由上，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一个时期，宪法原则曾一度遭到破坏，公民的言论自由得不到基本保障和正确对待。实践中，既有限制过严，“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的话叫做违法”；又有失之过滥，在“大民主”、“革命行动”的口号下，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之间，相互攻击、诽谤、揭露隐私、侮辱人格尊严，从动笔动口到动手，从动刀动棍棒到动枪动炮，形成了“全面内战”。只是在1978年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拨乱反正，果断地结束了那场所谓“”，恢复了宪法和法律秩序，混乱局面才得以根本好转。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发展也促进了言论自由的实现。一方面，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首先使广大农民，然后使全体中国公民在财产关系、身份关系以及相应的行为选择等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自由，他们比过去更愿意，也更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和内心的愿望；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报纸、杂志、收音机、电视机乃至VCD机和英特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在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增长，为中国公民充分享有言论自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为了落实1982年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了一些有关新闻、出版、专利、商标、著作权的法律、法规。例如，《著作权法》特别规定：“外国人作品在中国境内发表的，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外国人在中国境外发表的作品，根据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著作权，受本法保护”。这些规定表明，我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是不分国界的，十分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