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及相关法规篇1
关键字：保险事故保险责任故意重大过失免责条款
保险人所承保的保险事故为偶然的或意外事故，若保险事故是因被保险人之故意或者过失所致时，保险人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责任呢？我国《保险法》第27条第2款确立了被保险第3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免责现则。那么，作为一项法定免责条款，被保险人之故意行为免责规则的法理依据是什么？被保险人因过失尤其因重大过失所引致的保险事故，保险人又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责任？该规则究意是一般原则，抑或绝对规则，在适用上是否有例外及其情形如何？等等问题，均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明和澄清，以利于立法完善和正确适用，公平合理地保护保险双方当事人之权益。
一、保险事故之本质的立法界定及其学理解释
（一）保险事故为保险责任成立之原因
保险的本质是提供一种保护，以防止降临到被保险人头上的不确定事件的危险，这种事件通常将有害于被保险人。①保险人提供“保护”的方式通常为给付保险金。而某一具体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是否实际赔付保险金，则应视保险事故与保险损失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而定。保险事故与保险损失间之因果关系规则，我国《保险法》虽未直接明文，但从该法第2条关于“保险”定义之规定来看，则确立了保险责任成立与否之因果关系规则：“……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笔者以为，保险事故与保险损失间的因果关系，实质上是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之归责原则。所谓归责，“在法律规范原理上，使遭受损害之不利益，与促使损害发生之原因者相结合，将损害因而转嫁由原因者承担之法律价值判断因素，即为‘归责’意义之核心。”②然而，作为保险责任之归责原则的因果关系与民法上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因果关系，则具有不同的功能与实质。详言之，在功能上，侵权行为法的因果关系归责原则矿责任成立之判断“与”责任范围之限制“两种功能；而在保险法上，只在于判断保险责任成立而已，至于保险赔付责任范围多大，则由法律或约款加以明定。③在实质上，民法上侵权行为之归责过程，在于探究加害人行为时主观上有无过错，有过错则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无过错则不负损害赔偿之责；而在保险法上，因果关系之归责过程；并非在探究保险人的过错，因为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付保险金并非因保险人有过错，也就是说，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损害“并不具有主观上的可责难性；恰恰相反，保险责任之因果关系的归责过程，是在探讨保险合同约定的危险事故与保险标的损失间的因果关系，保险人赔付保险金是在履行对合同责任的承诺。因此，保险责任有别于民法上之损害赔偿，故称”损失“而不称”损害“，，④且我国《保险法》第2条”保险人对……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冲所谓“赔偿”一词，其用法亦与民法关于“赔偿”之用语有别。因为在民法上，“赔偿”一词仅在侵权行为或债务不履行等场合始于以使用，当事人一方依约为履行的，均称为“给付”。在保险契约下，无论其为财产保险或人身保险，保险人依据保险契约而对被保险人为“给付”保险金，此点尤于人寿保险为然；纵使在财产保险，保险人之给付额系依据被保险人实际上所受之损失而决定，亦不能因此而称为“赔偿”，其在本质上仍为依约履行，依民法之用语应称为“给付”，而非“赔偿”。5
综上，保险人之保险金给付责任是否成立，须视保险损失是否为保险事故所引起，因此，保险事故为保险责任与保险损失之因果关系链上的重要一环，其相互间因果关系链表现为：保险危险保险事故保险损失保险责任。简言之，保险合同所约定的保险危险所致之保险事故，为保险责任成立之原因。
（一）保险事故性质之立法界定
何者谓“保险事故”？我国《保险法》第16条第5款规定：“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亦就是说；保险事故即指“保险人依保险契约所负责任之事由，亦即保险人应负担之危险。”6然而，保险事故之“事故”性质为何？各国家或地区保险法上之界定并不一致，主要有两种立法例。
第一种立法例是从保险事故的“后果”来界定保险事故的性质，为少数国家保险立法所采。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882条将保险事故定性于“灾害事故”。该规定是从保险事故发生的“后果”来界定保险事故之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保险事故尤其是财产保险事故之性质。但是，灾害事故之后果为一种“不幸事故”，而现代社会保险事故并非皆为“不幸事故”，7例如，人之生存险。所以“灾害事故”不能揭示保险事故之全貌和性质。
第二种立法例是从保险事故的“原因”入手揭示和界定其性质，并为多数国家保险立法所采，但具体界定上却不一致。例如，日本《商法典》第629条将其定位于“偶然事故”；韩国《商法典》第638条将其定位于“不确定性事故”；我国《保险法》第2条及澳门地区《商法典》第962条将其定位于“可能性事件”。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2条规定为“不可预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笔者以为，上述国家或地区的立法规定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保险事故之本质，即客观上可能存在的偶发事故或称不可确性事件；虽然表述上不尽一致，且是否足以完全反映、揭示或涵括保险经营上的保险事故之性质或范围，不无疑问，但其立法本旨则是共同的：通过直接限定保险事故之范围，而间接地“排除被保险人通过自己意志或行为左右保险事故之发生”。8
（三）保险事故性质之学理解释
笔者以为，保险事故的本质，从学理上可解释为“客观上可能存在的偶然事故。”首先，保险事故本质上以具有偶发性者为限，所谓“偶然”，系指危险之发生，出于意料之外而言，因此偶然事故又可称为“意外事故”；从保险之技术性角度来理解，保险契约以保险事故之或然率为基础，而据以收付保险费，其对价为保险人承担危险，因此“偶然事故”又可称为“或然性事故”或“不确定性事故”，即保险事故为一种在发生的原因或时间上具有或然性的不确定性，不能由被保险人所左右。9
其次，保险事故之范围所以被限定在“偶然性或意外性事故范围”内，其目的在于排除被保险人通过自己的意志或行为所引致的保险事故。首先，从保险人角度而言，“保险并不承保由被保险人故意引起的损失”。10“这种限制的原因是与保险的概念以及对可能的道德危险和逆向选择相关的。……保险是防范风险的一种保护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个体同意支付一定金额，以保证在出现损失时能得到补偿。如果保险赔偿不是被大于保险收益的损失所引起的，那么，保险就会刺激人们去主动触发保险事故发生。”11其次，从投保人的角度而言，“损失必须是偶然的或者意外的；因为若投保人对损失控制的程度越高，保险机制应用的可能性就越小。保险降低了投保人会预防和控制的激励：投保人控制程度越高，其结果就越具有戏剧性”。12最后，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对某人的预料之中的损失进行保险是不明智的。同样，对必然会发生的损失，如磨损进行保险也是不明智的”。13
再次，保险法上之“偶然”（accident），有“偶发结果（accidentalresult）”与“偶发方法（accidentalrneans）”之别。14“偶发结果”之发生可能由于：（1）纯粹由“偶发原因组成之偶发方法”所导致，例如，因车祸死亡，死亡（偶发结果）系因“车祸”（偶发方法）所造成，而“车祸”（偶发方法）又单纯由“驾驶不慎”（偶发原因）构成；（2）因“偶发原因”加上“非偶发原因”所促成，例如死亡（偶发结果）是由于“不慎摔倒”（偶发原因）加上“患有柏金森病”
（非偶发原因）所促成；此种情形不构成偶发方法。换言之，“纯粹偶发原因”或“纯粹数个偶发原因”所组成，造成偶发结果时，称为偶发方法；反之，由于“偶发原因”配合“非偶发原因”而肇致“偶发结果”时，即非“偶发方法”所肇致这“偶发结果”。依保险契约，保险人所承保的若系“偶发结果”，则承保之范围较大；反之，若保险人所承保的系“偶发方法”，其承保范围较小，因为某些由“偶发原因”配合“非偶发原因”不构成偶发方法，所以其所致之偶发结果，将不在承保范围之列。15
最后，偶然事故依保险技术性之要求必须为客观上的不确性，而非主观上的不确性。16这里，主观上的不确性有两个方面之意义：其一是危险能由被保险人自由加以支配，随意使之发生或不发生，这与偶然性的要求有违。17其二，主观上之臆测但客观上根本无发生之可能，如“杞人忧天”之故事，倘以“天坠”为保险事故则不可。18
二、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法律调整模式
（一）被保险人故意行为之含义及其认定
所谓“被保险人制造保险事故”之故意，究竟是指“已预见（foreseen）”其发生而其发生不违反其本意，或是“可预见（foreseeable）”其发生而其发生不违反其本意？学说上有争论，通说认为前者较符合间接故意之意义且较能保护被保险人之法益趋向，故为多数学者所主张。田同时，“故意”究系针对“结果”还是“行为”亦有争议。有学者主张，既针对“结果”亦针对“行为”20但笔者认为，保险法上之故意系针对结果（consequence）而言，即对于发生保险人应负保险给付义务之“结果”“已预见”其发生，且促使其发生或其发生不违反其本意而言，而非针对“行为（act）”之故意而言。因为不仅我国《保险法》第27条第2款规定的立法本旨-防止被保险人道德危险来看，道德危险为人的一种内心的活动，若不见诸行为则只是一种“良心”问题，法律不能加以制裁。
在故意之认定上，是否应考察被保险人主观之意图或目的？笔者以为，所谓故意，并不须有加害于保险人之意思，亦无须具有诈取保险金之意思，只须被保险人有意促使保险事故发生之事实，而为该行为，即可认为故意。换言之，若预见为某一行为将可发生保险事故，犹贸然为该项行为，即足以认为其具有故意。因此，所谓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无须认识保险契约存在，亦无须有意诱致契约上事故发生，只要其有损害保险标的之意思及行为，即为已足。21
此外，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是否仅限于“积极”的行为，消极的不作为是否应包括在内，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消极之不作为”仅能发生违反“损失防止义务”（我国《保险法》第41条规定）问题，尚不发生故意诱致保险事故发生之情事。22但笔者以为，损失防止义务，其义务之违反，乃事故发生后之事实；而故意诱致保险事故发生，则属于事故发生前之事实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因此，消积之不作为亦应包括在内。例如，海上船舶保险中，明知系船用之索具，已经锈蚀，不堪再用，仍于台风警报后，不采应变措施，反有使船舶受损之意，即可认定为故意。
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既然寓有被保险人之意志在内，则因其心神丧失所引起的保险事故，自无故意可言。但当被保险人具有诱致保险事故发生之意图，而刻意自陷于心神丧失之状态（例如喝酒而烂醉）。在此状态之下，由于其行为之原因行为乃出于任意，仍属具有诱致保险事故发生之故意。即是其不具有诱致保险事故发生之意图，但其刻意自甘烂醉，以致发生保险事故，亦与因重大过失诱致保险事故相当。23
（二）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法律调整模式
作为保险人一项法定免责条款，保险事故之发生不得出于故意，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不得主张契约上的权利。其法理依据，首先，在于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违背了“保险事故为偶然事故”之保险法则。其次，是保险领域公共政策的基本要求所使然。英美法普通法中关于契约效力在公共政策上的一个基本规则是，“非法的或不道德的约因不能诉请履行”。该规则运用到保险领域，有两个可供具体适用的基本准则，即：“行为不产生于错误原因”和“一个人不能从自己的错误或犯罪中盈利。‘24因此，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对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引起的损失，仍然给予赔偿的公共政策，显然有失社会正义。25最后，是为预防和遏制被保险的道德危险的基本要求所使然。保险法上所称之危险，实际上可划分为二，而效果正好相反：（1）保险所要分散的危险：（2）因保险所引起的危险。前者称之为”可保危险“（insurablerisk），为法律所保障；后者称之为”道德危险“（moralehazard），为法律所绝对不予容忍。26所谓道德危险，其意指因保险而引起之幸灾乐祸的心理，即受有保险契约上利益者或被保险者在内心深处所潜伏期望危险发生或损失扩大之私愿。27一旦被保险人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损失发生与否或损失的严重程度，就可能产生道德风险。28因此，若对被保险人故意引起的保险事故予以给付，等同于激励被保险人之道德危险，必将动摇保险之根基。
正是基于上述法理，各国保险立法均将被保险人故意行为列为法定免责事由。我国《保险法》亦不例外。29
（三）被保险人故意行为免责规则之边界
被保险人往往基于法令或人道，诱发保险事故，屡见不鲜。例如，为救助人命而溺。保险人是否可以免责？不无疑义。此涉及到被保险人故意行为免责规则在适用上之边界：道德危险与道德义务之区别及其立法政策之差异。
保险法上，所谓道德义务，系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于紧急情况下，依据道德所应为之行为。此种行为虽出乎故意，但于行为时受道义感召，以致忽略其为故意。救人于溺，为履行道德上义务之著例。30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保险立法明文规定因被保险人履行道德上义务所致之保险事故，保险人应负保险责任，以鼓励和嘉奖被保险人履行道德上义务之行为，例如，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30条更直接规定：“保险人对于因履行道德上之义务所致之损害，应负赔偿责任”；第61条第3项又规定：被保险人或投保人“为履行道义上之义务”而致危险增加时免除其通知义务。由上述可知，为履行道德上义务而产生的危险增加或保险事故，皆由保险人承担。保险法贯彻和落实此原则之皆趣，一方面有助于鼓励人类道德感之发挥；另一方面亦凸显出保险制度除了“斤斤计较”于保险赔偿和保险费之危险控制间之对价平衡之外，还具有道德性之本质。31
法律之所以鼓励和嘉奖被保险人履行道德上义务所致保险事故之行为，是因为其与因被保险人故意所致保险事故之行为存在本质上之差异。被保险人履行道德上之义务虽亦出于故意，然其动机善良：以救助他人为目的，而不以图谋保险金为目的。32因此，有必要区分道德危险与履行道德上义务之界限。换言之，道德危险乃因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知有保险契约上之利益可图，进而妄想非份，虽不敢明目张胆，故意使危险发生，但其发生不仅不违背其本意，且正为其所求之不得；或推波助澜，促其实现；或于事故发生时加重其后果，以扩大损失。实践表明，道德危险为保险制度之“囊虫”，若不扼制或消除，保险事业之根基将受到动摇。因此，道德危险虽名为“道德”，其结果必然为“不道德”，因此为法律所不容；而道德义务则是本于道德，出于道德之感召力，在紧急中，不自知其为故意而放意为之的行为，因此为道德所提倡，亦为法津所允许。
三、被保险人因过失导致保险事故的法律调整模式
在大陆法系国家民事立法中，将过错的形式严格区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类，且过失又有重大过失和轻微过失两种。因被保险人故意诱发保险事故，保险人得以免责，已如前述。但对于因被保险人过失所引致的保险事故，保险人是承担责任还是免责？我国《保险法》第27条第2款仅规定了因被保险人故意而免责，而对过失则未有明文，那么依反面解释方法，在我国立法既未明文禁止或限制，解释上是否可以理解为保险人对因被保险人过失，无论重大过失抑或轻微过失所致之保险事故，应当承担保险责任呢？不无疑义。因此，有必要考察外国保险立法有关此问题之立法政策及其发展趋向，并从理论上加以阐释以资借鉴。
（一）国外保险立法政策之演进及其法理依据
考察国外保险立法，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过失引致保险事故的责任规则，传统保险立法与现代保险立法有所区别。传统立法上，保险人对保险事故出于被保险人之故意者固勿论，即使对于过失（无论重大过失还是轻微过失）所生之危险，亦不得保险，否则即属违法，此为19世纪中叶以前之通例，且为法国1681年《海事敕令》等订为明文。33查上述规则之渊源，出自海上保险。因为海上保险为一切保险之先驱，有关因故意或过失引致保险事故保险人得以免责之规则，实源于海上保险。34
传统海上保险立法政策之所以如此，其一是基于对从事航海事业者之不信赖。因此，在早期海上保险中，一方面皆约定，由被保险人负担一部分危险，期其尽可能防止保险事故发生，此为“共保条款”之渊源；另一方面，约定无论被保险人故意或过失，保险人均得免责。其二，实际上从事航海业者，皆委由船长或海员为之，被保险人往往无力过问，因此，因被保险人故意或过失诱致保险事故之情事，难得一见。所以，因被保险人过失引致保险事故的免责规则，在当时亦未引起非议或疑义。35
保险业发展到近代，陆上保险业获得蓬勃发展，因被保险人过失而招致保险事故之情形有所增加。先于火灾保险中出现，渐次扩及到各种财产保险，而于责任保险中最为突出。面对此种新的情形，各国陆上保险立法者纷纷以为：若无条件地继受海上保险中保险人因被保险人过失所致保险事故而得以免责之规则，殊不足以因应复杂的社会生活，其结果，因被保险人过失而诱致保险事故发生后，只好听天由命，殊失保险之本旨。因此，各国立法遂一改前述海上保险之前例，通过立法确认“因被保险人之过失所招致保险事故”，亦为适法，且成为陆上保险之通例。36不仅如此，海上保险亦师此法意，仅规定因被保险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所致之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亦即对被保险人之轻微过失，仍应为保险给付。
（二）现代各国保险立法之趋向及主要法例
考察大陆法系国家现代保险立法之趋势，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因过失所生之保险事故，分为重大过失与轻微过失两类情况：对于轻微过失，保险人得承担保险责任；但重大过失，各国立法并不一致。瑞士保险法规定，保险人不仅承保因被保险人轻微过失所生之保险事故，亦承保因重大过失所失之保险事故，但得斟酌重大过失之程度减少保险金额；德国保险法规定，在一般保险中保险人仅承保因轻微过失所生之保险事故；然而于责任保险中保险人亦承保因被保险人之重大过失所生之保险事故；我国台湾地区保险立法虽区分了故意和过失，却未将过失区分为重大过失和轻微过失，该“法”第29条第2款规定：“保险人对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或其人之过失所致之损害，负赔偿责任；但出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或其人之故意者，不在此限。”在日本则将“重大过失与故意同视”，日本商法典第641条现定：“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所生之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英国保险判例与学说较为一致，主张“作为一个一般原则，损失系由被保险人的过失而引起这一事实是无关的，但是保险并不承保由被保险人故意引起的损失”。37亦就是说，在英国无论重大过失和轻微过失，保险人均可承保。但在美国司法判例之见解则有争论，以因被保险人之重大过失而生之火灾为例，主张保险人须负给付责任者认为：被保险人投保火灾保险。即有不论是否因其过失及不论其过失究系轻微过失或重大过失均在保险范围内之合理期待（reasonableexpectation），基于满足被保险人之合理期待，保险人应负保险给付之责任而主张保险人不必负保险给付责任者认为：若因被保险人之重大过失发生火灾，而保险人仍须负担保险给付之责任，则此种保险有违公共政策，况且被保险人之重大过失行为，每每涉及“令人难以置信的愚昧行为”，其愚昧之程度，达到不得透过保险制度将危险转嫁给保险人之程度，因此，因重大过失而发生火灾之情形，应不在保险范围内。美国多数判决采后一见解。38
（三）我国现行保险立法之调整模式及其完善
我国《保险法》第27条第2款仅规定因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是否因为被保险人过失及不论重大过失或轻微过失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保险人应承担保险责任呢？笔者以为，在解释上应当将重大过失排除在保险事故范围之外。理由如下：首先，我国民事立法之原则每每将‘重大过失与故意同视“；保险人既然不承保因被保险人”故意行为“而造成之保险事故，自亦不应承保因被保险人”重大过失行为而造成之保险事故。“若因重大过失而发生之保险事故，可以通过保险给付而获得补偿，即承认由于被保险人之重大过失所致损失仍在保险人范围内，无异于以保险制度而规避民法之规定，有违民法之立法原则。其次，从公共政策角度而言，因被保险人之重大过失所致之保险事故若纳人保险范围，将导致由被保险人个人愚昧行为之不利益转嫁给社会大众承担之后果，有违公共政策。因此就我国立法而言，应将《保险法》第27条第2款之”故意“作扩张性解释，即将被保险人的重大过失视为”故意“，排除于保险范围之外。最后，在我国的保险经营实务中，对财产保险实际上采取了”属重大过失不负赔偿责任“的做法，例如我国《财产一切险基本条款》第3条第9项”将被保险人或其代表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引起的损失“明确列为”除外责任“；又如我国《安装工程一切险基本条款》第2条第1项亦规定”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行为和重大过失引起的损失、费用或责任“为除外责任。
此外，还须注意的是，若保险契约当事人于订约之际，订有“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所致损失保险人亦应负给付保险金之责”之条款，此项特约是否有效？不无疑问。笔者以为应区别对待，即：因被保险人故意诱致保险事故，有违公序良俗，因此约定应属无效；反之，承保被保险人因重大过失引致保险事故亦负保险给付责任之特约，则应认为有效。其理由在于，重大过失与故意之间，虽只一纸之隔，以及民法原理上亦有“重大过失等同于故意”之规则，但二者还是应该区别开来，39从保险法看，重大过失引致保险事故仍属“偶然性”，不能与“故意”相提并论。
四、被保险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免责规则适用之限制与例外
被保险人因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促使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另有其他立法政策之考虑外，不待契约约定，保险人即不负保险给付义务。但“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之不可理赔”只是一个“一般规则而不是绝对的规则”。40现代保险立法随着新的法益思潮的发展，在立法政策上作出了诸多相当合理之调整，为该规则打开了许多缺口，尤其在责任保险和人寿保险领域立法上作出了许多限制和例外规定。；（一）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之侵权行为
传统责任保险，保险人只承保偶发性的保险事故，对于被保险人故意侵权行为所致之损害不负赔偿责任。这是从抑制被保险人不法行为的公共政策观点观察而得出的原则。依照保险领域公共政策的基夺准则：‘’一个人不能从自己的错误或犯罪中盈利，“对于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侵权行为所引起的损失给予补偿，将使被保险人从犯罪行为或侵权行为中获利。41因此”被保险人故意侵权行为所引起的损失，被保险人不应得到补偿“是责任保险初期所通行的一个基本规则。
但是，随着法律保护人身法益思潮的发展，现代责任保险之立法政策向优先保护社会上不特定之受害人的权益倾斜。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保险合同之相对性”被打破，通过保险立法直接赋予受害人对保险人之保险金请求权。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917条规定：“在预先通知被保险人的情况下，保险人得直接向受损失的第三人支付其应得的补偿。”从而，使责任保险之功能从“补偿被保险人之损失”向“保护受害第三人之权益”转变。在此背景之下，立法者开始从被加害之第三人受害后之求偿可能性出发，试图突破“责任保险被保险人之故意行为不理赔之理论”。
一方面。从保险事故之本质为偶发性或意外性来考察其可能性。对于因被保险人之故意行为所致第三人之生命或身体之损害，保险人是否必须为保险给付，可从不同角度思考：若从被保险人角度思考，则认为由于被保险人之故意行为，保险人不负保险给付之义务；但若从被害人之角度考虑，则不论被保险人之加害行为是“故意”还是“过失”，对于被害人均属“意外”，被害人因被保险人之过失行为而受损害，被害人尚且可以请求保险给付，获得理赔，则被害人因被保险人之故意行为而受损害，被害人更应可以请求保险给付，获得理赔。因此，在法律思潮逐渐走向保护一般社会无辜之受害者之趋向下，保险人对干被保险人之故意行为致第三人受损害，仍应负保险给付之责。42
另一方面，从公共政策角度来考察。适用于保险领域之公共政策的两个基本准则-“行为不产生于错误原因”和“一个人不能从自己的错误或犯罪中盈利”-是“难以驾驶的马”，需要小心谨慎地适用，因为保险可细分为两项基本类别：第一当事人保险和第三当事人保险，某些规则适用于前者场合可能是合理的，但适用于后者场合时则可能被怀疑。43第一当事人保险与第三当事人保险之区分是依保险契约利益之归属为标准，前者亦即为“自己利益保险”，系指投保人以自己之名义，为自己之利益而订立保险契约；后者亦即为他人利益之保险，系指投保人以自己名义，为他人利益而订立保险契约。44责任保险性质上为第三当事人保险。45在第一当事人保险之场合，如果被保险人对他自己单独遭受的损失进行索赔，那么很显然，若损失是由他的故意行为所引起的，他将不能获得补偿，这既是保险合同的真实解释，也可以认为是公共政策原则的适用。46因此，在第一当事人保险中，公共政策关于“一个人不能从其错误中盈利”的准则与被保险人故意行为不理赔原则是不矛盾的。但在第三当事人保险之场合，例如责任保险，则不尽然，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责任保险情况下被保险人从他自己的错误中获利的想法是荒谬的，因为任何收到的补偿都归属于他的第三受害人。”47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责任保险之立法政策突破了因被保险人故意行为不理赔之理论，并在汽车责任保险和雇主责任保险等领域得以实施。
（二）人寿保险中被保险人之故意自杀行为
人寿保险之被保险人自杀，指被保险人以终止自己生命为目的而为自尽之行为，其手段如何，虽非所问，但必须是“故意所为”。48因此，有必要区分自杀死亡与意外或因意外原因死亡。英美法国家保险判例所确立的标准可资借鉴：被保险人自杀死亡是在神智清醒状态下的自杀行为所引致的，亦就是说，被保险人在自杀时可以预见到这种死亡并有能力加以制止；如果被保险人无法抵制其神志不清状况下的自毁冲动或行为，或是他由于神志不清使他无法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则属于意外死亡或因意外原因死亡。总之，自杀就是故意杀害自己的行为。49
在人寿保险业兴起后的较长时期内，自杀完全被排除在可保危险之外。其主要理由有三：50
首先，故意行为造成之保险事故不予理赔。自杀是被保险人故意结束生命之行为，故保险人不负保险给付义务。其次，预防诈欺。预防被保险人在决意自杀之后，向保险人投保，以诈欺手段使受益人获得巨额保险金，并予保险人不公平之负担。最后，法律及宗教上之考虑。法律保障生命，宗教热爱生命，若被保险人自杀后保险人仍为保险给付，可能诱导被保险人以牺牲自我，成全受益人之心理而自杀身亡，其结果，保险制度不但不足以保障生命，反而成为萌发自杀动机、引发自杀行动、导致死亡结果的“罪魁祸首”，有违法律保险生命。宗教热爱生命之精神。
但随着人寿保险业的发展，人寿保险中被保险人自杀不予理赔规则的合理性越来越受到怀疑和批评，其主要者有：首先，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寿保险契约完全排除自杀的风险与被保险人购买保险的目的-保护受扶养家属-相违背。51美国著名保险学者候伯纳（S.S.Huebhuer）教授曾精辟地指出：“一个人生命的经济价值体现在与其他生命的关系之中。正如古语所言：‘人不可能独立存在’，相反，他是为别人的利益而活着。在任何时刻，生命的延续都应该有利于他人、家庭后代、商业团体或教育慈善机构。人寿和健康保险的必要性也就在于此。”52其次，以死亡作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寿保险契约完全排除被保险人自杀风险之目的的合法性值得怀疑。立法或契约条款完全排除自杀之目的，在于防止被保险人之逆向选择以保护公司然而，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自杀是组成总死亡率的死亡原因之一，同时也编列于生命表中供计算保险费之用。53最后，若不排除自杀的风险保险将成为鼓励自杀之“罪魁”的说法亦令人怀疑。因为“人类通常都是热爱自己生命的，人们会本能地延续生命而惧怕死亡。”54因此自杀本非人之常情，一时冲动，容易出此下策，但时间一久，必然冲淡自杀之蓄意，若自订约一定时期（如二年）后，仍能贯彻当初之“壮志”而自杀者，实有万不得已之苦衷，同时也是绝无而仅有之事，所以法律应准许纵故意自杀保险人亦应负给付保险金之责。55
正是基干上述理由，故当今世界各国保险立法对因被保险人自杀不予理赔之规则己有所松动或限制。规定寿险合同对自杀风险的免责期限，通常是从保险单签发日开始1—2年内，通过时间来稀释或冲淡被保险人自杀之蓄意。我国《保险法》亦遵循了上述共同趋向和通行作法，该法第65条规定：“以死亡作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满2年后，如果被保险人自杀，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给付保险金。”
笔者以为，被保险人自杀不予理赔规则的松动抑或突破，实质上是利益冲突双方的一种妥协。一方面，必须考虑到作为一个危险共同体的全部被保险人的最大利益，如果保险公司无法阻止某个人通过自杀来为其亲属获取寿险给付，那么其他被保险人就必须负担高额的寿险成本。另一方面，对于被保险人的亲属而言，因被保险人自杀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与因其他方式的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同样多的，人寿保险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因被保险人死亡而遭受的经济损失。立法者则从这种冲突与妥协中在技术上找到了一个“幸运”折衷点：时间。通过对自杀免责条款的时间限制，既充分防止了那些企图使其亲属从其自杀中获益的行为，很少有人在自杀前故意等待两年，以便获取保险金；如果在保单签发两年或更多年后被保险人自杀身亡，则自杀免责条款的时间限制同时也就保护了受益人的权益。56
五、结语：保险事故与被保险人过错之因果关系类型与法律调整模式
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引致保险事故之结果的原因纷繁复杂，但若从与被保险人过错之关系之有无来归类，可分为两类：（1）客观上的原因，即客观上存在的偶然事件或意外事故，与被保险人之故意或者过失无涉；（2）主观上的原因，即因被保险人之故意或过失而引致的事故。若从保险人责任成立与否的归责价值上考察，又可以分为两类：（1）可以承保的原因，即通过保险契约约定的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事由；（2）不子承保的原因，即通过保险契约约定的保险人免责事由。
依上述因果关系之类型来判断的保险责任成立与否的归责原则，笔者以为其法律调整模式或机制，应当从保险的技术性要求和保险的公共政策考量出发，以客观因果关系为主，以主观因果关系为辅。具体说来，应当包括三个层面：（1）作为一般原则，保险承保偶然的意外事故，保险事故出于被保险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保险人得以免责；（2）保险契约有“因被保险人之故意致保险事故发生的，保险人亦得承担保险责任”之特约，该约款无效；但保险契约有“因被保险人之重大过失效保险发生的，保险人亦得承担保险责任”之特约，该约款有效。（3）在汽车和雇佣等责任保险领域，因被保险人之故意或重大过失引致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直接向受害第三人给付保险金；但可依被保险人过错之程度赋于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追偿权；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寿保险中；被保险人在自契约成立届满一定时期（法定的或约定的）后自杀的，保险人应当给付保险金。从我国《保险法》现行规定来看，只确立了第一层面的一般规则，以及第三层面人寿保险中的例外规则，而其它层面的调整机制则付之闭如。因此，为充分发挥保险制度之功能，合理保护当事之权益，立法应尽快对相应规定加以完善。
注释：
1（英）约翰·伯茨：《现代保险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136页。
2邱智聪；《庞德民事归责理论之评介》，载《台大法学论丛》，第11卷第二期，第277页。
3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349页。
4袁宗蔚：《保险学-危险与保险》，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5施文森：《保险法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4页。
6梁宇贤；《保险法》，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13页。
7魏华林、林宝清主编：《保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8施文森：《保险法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189页。
9杨仁寿：《海上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313页。
10（英）约翰·伯茨：《现代保险法》（中译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页。
11（美）阿瑟·威廉斯：《风险管理与保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0页。
12（美）阿瑟·威廉斯：《风险管理与保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页。
13（美）阿瑟·威廉斯：《风险管理与保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页。
14刘宗荣：《保险法》，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117页。
15刘宗茉：《保险法》，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117—118页。
16杨仁寿：《海上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313页。
17杨仁寿：《海上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313页。
18郑玉波：《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72页。
19刘宗荣；《保险法》，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113页。
20杨仁寿：《海上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315—316页。
21同注20.
22同注20.
23同注20.
24（英）约翰·伯茨成现代保险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
25（美）哈罗德·斯凯博：《国际风险与保险》，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26桂裕：《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11页。
27桂裕：《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11页。
28（美）哈罗德·斯凯博：《国际风险与保险》，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29参见《保险法》第27条第2款、第65条、第66条之规定。
30施文森：《保险法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261页。
31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53页。
32郑玉波：《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86页。
33杨仁寿：《海上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313页。
34（日）今村有：《海上上保险契约论》（中卷），严松堂1942年版，第119页
35（日）小町谷操三：《海上保险法各论》（二）。参见杨仁寿：《海顺上保险法论》，第314页。
36杨仁寿：《海上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314页。
37（英）约翰·伯茨：《现代保险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页。
38刘宗荣：《保险法》，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119页。
39王利民：《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页。
40（英）约翰·伯茨：《现代保险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页。
41（英）约翰·伯茨：《现代保险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163页。
42刘宗荣：《保险法》，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120页。
43（英）约翰·伯茨：《现代保险法》，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2页。
44梁宇贤：《保险法》，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39页。
45邹海林：《责任保险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46（英）约翰·伯茨：《现代保险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
47（英）约翰·伯茨：《现代保险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页。
48郑玉波：《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170页。
49（美）缪里尔·L·克劳福特：《人寿与健康保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5—406页。
50刘宗荣：《保险法》，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114—115页。
51（美）肯尼思·布莱克、哈罗德·斯基珀：《人寿保险》（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
52（美）S·S·侯伯纳：《人寿保险经济学》，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53（美）肯尼思·布莱克、哈罗德·斯基珀：《人寿保险》（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
54（美）缪里尔·L·克劳福特：《人寿与健康保险》，经济科学出版社2C00年版，第405页。
保险法及相关法规篇2
关键词：保赔保险保赔协会立法完善
一、我国保赔保险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
保赔保险是保障与赔偿保险的简称，主要承保船东在营运过程中因意外事故所引起的损失，以及因此引起的费用和船东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这主要包括船舶侵权责任如污染责任、碰撞责任等，合同责任如货物责任、拖带责任、对海上旅客人身伤亡的责任等。其中，海上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已成为其最重要的承保对象之一。
我国现行立法中对于保赔保险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虽然船东互保协会(以下简称中船保)作为经中国政府批准的船东互相保险的组织，是依照国务院颁布的《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在国家民政部注册登记为全国性社会团体并由此依法享有社团法人资格的，但是依据现行法它却不具有保险组织资格。因为我国《保险法》作为一部商业保险法，仅仅承认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保险组织形式，而保险公司以外的其它保险组织也只有保险合作社被获得承认，因此依据现行法中船保尚不具有保险组织资格。
由此可见，尽管在上保赔保险属于海上责任保险，但是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它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相关规定。因为一方面，《保险法》明确规定只适用于商业保险行为，但保赔保险并非商业保险行为；另一方面，海上保险作为财产保险的一种类型，理论上属于商业保险范畴，因此《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的规定同样无法适用于保赔保险。所以，尽管保赔保险在理论上被当作保险尤其是海上保险的一种类型，但是它却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而只能被当作是一项合同从而适用关于合同的法律规范。
由于保赔保险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因此保赔保险只能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定。但是，保赔保险作为海上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意义上的合同有着许多重要的区别，因此单纯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的规定不仅可能无法解决问题，也可能不够妥当、合理。因此，现行法关于保赔保险的立法存在漏洞，有予以补充和完善的必要。
二、我国保赔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完善
对于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可以通过法学理论和法律解释的来解决。法学上关于漏洞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如习惯、法理或判例等。[1]由于我国并不承认判例的效力，因此我们只从习惯和法理两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首先，依习惯，保赔保险是作为海上保险尤其是海上责任保险来处理的，这无论是在我国保赔保险的实践中还是在国际保赔保险实践中都是如此，因此保赔保险应当适用海上保险的一般规定。
其次，由于现行法关于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为一公开的漏洞，因此依法理进行漏洞补充时应主要采用类推适用的方法进行。依据“相类似案件应为相同之处理”基本原理，对于保赔保险应适用与其最为类似的事物的规范，由于在现行法律体系中与保赔保险最相似的类型是海上商业责任险，因此保赔保险可以类推适用上述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的规定。
不过，由于保赔保险所具有的特殊性及其会员封闭性，类推适用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的规定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保赔保险的本质要求。例如，保赔保险中关于会费的约定与商业责任险的保险费的确定不同，因而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保险费的规定不能适用于保赔保险。另外，保赔保险当事人还可以依约定来排除相关法律的适用。因此，在不违反强行性规定的情况下，保赔保险首先应依据保赔保险合同的约定来处理，接着是《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定；如果不能解决的，则应类推海上商业责任险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
三、我国保赔保险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
保险法及相关法规篇3
原《保险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必须稳健,遵循安全性原则,并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修改后的新《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必须稳健,遵循安全性原则。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下列形式:(一)银行存款;(二)买卖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三)投资不动产;(四)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制定。”
对此,全国人大的修改说明认为:1995年制定保险法以来,保险资金的运用一直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只允许用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并禁止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向保险业以外的企业投资。但是,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保险业竞争的加剧,保险公司的承保利润逐步降低,保险资金的投资回报已经成为保险公司利润的一个主要来源。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其保险资金一般都允许用于投资不动产、银行存款、买卖有价证券、贷款以及投资保险相关事业。因此,有必要拓宽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渠道。同时,近年来我国保险市场逐步成熟,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日益规范,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这些条件也为拓宽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渠道提供了可能。考虑到保险资金运用既要满足行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又应兼顾稳健经营和安全性原则,这次修改保险法适当拓宽了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渠道,允许保险资金用于银行存款、买卖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投资不动产,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此外,还删除了禁止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向保险业以外的企业投资的规定。
受此推动,2009年4月7日,中国保监会颁布了《关于规范保险机构股票投资业务的通知》、《关于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的通知》、《关于增加保险机构债券投资品种的通知》、《关于印发的通知》、《关于加强资产管理能力建设的通知》等五份文件,涉及到的保险资金运用渠道范围之广,文件推出密度之大,为历年来所罕见。
与此相关的数据可以显示出目前中国保险资金运用的局面微妙之处。截至2009年4月末,中国保险业共实现原保费收入414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保险业资产总额为3554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00亿元;保险投资22026亿元,较早前3月份的22178亿元略有下降,延续了去年底以来放缓投资增速的谨慎态度。
毋庸置疑,目前以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保险资金的快速增长和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不断拓宽将成为中国保险业的一个显著特征。与此相适应,中国的立法机构、保险行业监管机构和保险机构也加强了对于保险资金运用的重视程度。
保险资金运用中的法律风险,作为保险资金运用的根本性风险,理应被监管机构和保险机构严加防范。然而,由于多种原因,保险资金运用中的法律风险却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甚至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一、保险资金运用相关立法层级过低
立法的层级与法律位阶问题相关。所谓法律位阶,是指每一部规范性法律文本在法律体系中的纵向等级。下位阶的法律必须服从上位阶的法律,所有的法律必须服从最高位阶的法。在我国,按照宪法和立法规定的立法体制,法律位阶共分六级,它们从高到低依次是:根本法律、基本法律、普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目前,对于保险资金运用的规定除了在法律和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中有一些非常原则的规定之外,大量的、具体的、操作性的规定是保监会以通知、指引、意见等方式出现的。严格来讲,上述文件不属于我国法律的范畴,只能够作为政府机构的规范性文件。
由于在保险资金运用问题上规范性文件的大量存在,不可避免导致了相应的法律适用风险。
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如果相关的保险资金运用合同违反了由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则合同无效;如果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只是违反了保监会的规范性文件,则合同的效力不能否定。
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对于保险资金运用缺乏具体的规定,许多关于保险资金运用的合同(例如投资合同、合作合同等等)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是却违反了保监会颁布的行政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固然,遇到此种情形,保监会可以以行政处罚的方式对于违规的保险机构进行处理,但是关于相关合同的效力,却不能因此简单否定。
如此一来,势必造成对于违规者在法律责任承担方面的惩罚的不彻底,让违规者对于不法利益和违法成本的权衡判断产生错误决策。
二、相关法律规定的配套与冲突
保险资金运用的相关规定大量地以保监会的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出现,由于相关规定法律层级过低(甚至未进入法律体系)和法律体系配套性问题的存在,导致相关规定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而法律规定配套性的内在冲突,又直接导致了保险资金运用法律后果的不确定性,给具体操作层面带来风险。
例如,按照保监会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自有资金与受托管理资产之间应当进行分离管理。保监会早于2004年公布实施的《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指引(试行)》第十四条就规定了:“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建立有效的资产隔离制度,实行公平、公正的投资管理。保险公司应根据保险资金性质或来源单独建账,独立核算;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自有资金和受托管理的保险资金、受托管理同一保险公司不同性质的保险资金,应由不同的投资管理人员分别管理。”其后,保监会颁布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也遵循了这一资金隔离制度。如《关于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的通知》第七条规定:“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自有资金,可以投资本公司设立的债权投资计划,也可以投资其他专业管理机构设立的债权投资计划。自有资金投资应当由自营部门负责,并与受托管理资产严格分离。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自有资金投资债权投资计划的余额,不超过其自有资金的5%。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受托投资债权投资计划,应当符合委托机构投资指引的要求。”如《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产品设立指引》第十二条规定:“专业管理机构应当设计清晰、明确和有效的交易结构,重点关注以下内容:(一)各方当事人制衡机制和内部防火墙制度;(二)主要风险、诱发事项和控制措施;(三)退出机制、资金偿还途径和有关各方责任;(四)一组项目下的子项目应当隶属同一偿债主体和项目方,投资标的具有同一属性且存在必然联系。子项目必须分别开立财务账户,确定对应资产,不得相互占用资金。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对专业管理机构设立债权投资计划的合法合规性做出明确的判断和结论,并出具相关证明文件,保证提供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可以看出,上述规定的制定目的,实际上是将受托管理的保险资金作为信托财产加以处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角色属于信托关系中的受托人。问题是,目前保监会通过规范性文件欲以确立的信托关系,能否得到法律效力上的确认,尚且存在疑问。《信托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第三条规定:“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以下统称信托当事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民事、营业、公益信托活动,适用本法。”从以上两条观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从事信托活动,似乎没有法律障碍。但是《信托法》第四条的规定:“受托人采取信托机构形式从事信托活动,其组织和管理由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与《信托法》第十条的规定:“设立信托,对于信托财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未依照前款规定办理信托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手续;不补办的,该信托不产生效力”给保险资金信托制度设计的效力带来了问题。
因此,即使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遵循保监会的规定欲设立相应的“信托”,但是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组织形式却没有国务院制定的具体办法,仅仅只是保监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规定。此外,对于受托管理的保险资产,目前也没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该如何进行办理登记手续,包括到何种有权部门进行登记。也就是说,如果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对于自有资金和受托资金的隔离管理并没有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登记手续,则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对于所谓自有资金和受托资金的类别划分很难对抗第三人的权利主张。在实践中,一旦出现受托人的债权人向受托人主张权利,则很难保证受托管理资产能够免予债权人的追及。
如果不解决上述法律规定配套性问题,保险资产的防火墙隔离制度会受到挑战。
三、法律刚性与保险资金运用状况变动性的矛盾
就法律规范的固有特性而言,对于保险资金运用的法律规制存在一定的先天不足。
由于保险市场开放程度的变化、其他相关金融市场的兴衰、国内外经济环境的起伏和保险资金投资主体成熟发展过程,监管机构对于保险资金运用的态度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总体而言,是从严格规制向规制放松的方向发生变化,但是也不排除在这个过程中,会因为相关环境的急剧变化,例如金融危机,出现若干反复。
因此,法律的刚性特征同保险资金规制的变动会出现矛盾,甚至在局部产生冲突。
考虑到法律修订的成本问题,我国对于保险资金运用的变动性主要采用了两种法律规定的对策以化解矛盾:一是大量采用立法层级较低的规范性文件,利于规范的后续修改;二是在立法层级较高的法律规范中大量采用兜底条款或者概括式的规定。
上述做法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法律规范适用的延续性,但是如果大量的法律适用的实践都需要从兜底条款中寻找依据,无疑会使得保险资金运用的法律规制刚性不足,使得法律对于遵循者指引作用有限,导致法律遵循的严格程度降低。
与此问题相关联,真正的能够在保险资金运用的法律适用中能够保持连续性,能够起到广泛的引导作用的“法律原则”却没有充分进行规定。通观与保险资金运用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除了一些宣示性条款之外,少有对于法律原则的规定。而对于我国这样的成文法法律体系而言,法律原则的出现本来是解决法律规定的刚性与社会环境变化之间矛盾的一个有利手段。
当然,在制定关于保险资金运用的法律原则之时,应当将《保险法》的原则、《合同法》的原则和金融监管原则进行结合考虑,提炼出真正能够具有指导性、普适性的法律原则。
四、保险资金运用的法律人才缺乏
现阶段,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大体存在两种方式,即采用保险公司内部专门部门负责和由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负责。
经过笔者的了解,在保险公司内部的资产管理部门或者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中,专业的法律人士相对缺乏。即使相当比例的保险公司或者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为保险资金运用配备了法律岗位,但是上述法律人士往往对于保险资金运用的法律风险控制经验不足。其原因如下:
保险法属于商法中非常特殊的一支,国内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保险法研究并不充分,对于保险法中“保险业”法部分(相对于“保险合同”法部分)的研究就更为薄弱。保险资金运用的问题,在我国尚且属于新近出现的问题,对于保险资金运用中的法律风险控制的研究,尚没有深入进行。
由于保险资金运用的范围越来越广,往往涉及到其他金融领域的法律问题。因此,对于这些问题的正确回答迫切需要法律专家对于保险法和其他金融部门法进行整体研究,对于法律规制和宏观经济、微观经济进行结合研究。
例如,随着保险资金对于股票投资的力度越来越大,保险公司往往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甚至是具有控制权的股东。保险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地位的取得,因此会带来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如关联交易问题、控制地位的滥用等等。因此,相关的法律专业人士需要对于《公司法》、《证券法》和《保险法》进行综合研究;在日后的合规管理问题的处理过程中,相关的法律专业人士不仅仅需要了解和熟悉保监会的要求,也需要熟悉和掌握证监会、银监会等监管机构的要求。由于我国对于金融监管长期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政策,欲配备对于混业经营、混业监管有一定经验的法律专业人士,则相当困难。
同时,保险资金运用的法律问题也与其他非金融类的法律部门密切相关,若非有一定法律经验的专业人士难以驾驭。
保监会目前正在酝酿保险资金对于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予以放行。一旦此事得以成行,则需要相关法律人士对于保险法、公司法、合同法具备一定的了解,并且需要对于不同的法律部门能够融会贯通。如,保监会《关于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的通知》第2条规定:“保险公司投资债权投资计划,应当具有公司董事会或者董事会授权同意投资债权投资计划的决议,决议应当列明知晓和承担的风险,并由董事长或者董事会授权代表签署每一债权投资计划的风险知晓函。”从上述规定不难看出,所谓的知晓和承担的风险,应当包括法律风险。而对于上述法律风险的掌控,非借助于通晓房地产法、能源法、航空法、海商法、其他基础设施法律知识的律师不能完成。
由于保险资金运用法律风险的综合性和新颖性,同时相关法律专业人才配备不足,往往给风险防控带来一定的难度。
五、监管要求和实务部门对于法律风险的忽视
从保监会对于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要求来看,并没有将法律风险的专门防范放到一定的高度予以重视。
从相关法律规定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来看,专门提及对于法律风险的防范的并不多见。即使有一些规定,也相当原则,或者混杂在其他监管规定与要求中,没有突出对于法律风险的控制。
例如,《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产品设立指引》第5条第一款规定:“专业结构开展债权投资计划业务,应当配备专业人员,至少满足下列条件,具备投资、信贷、法律、会计、审计、资产评估、信用评级、风险管理等从业经验,且不少于20人。”而在现阶段的实际操作中,保险资金运用的机构对于投资、信贷、会计、审计等专业人士比较重视,对于法律专业人士的意见比较忽视。在保险资金运用的过程中,即使需要法律专业人士的意见,也仅仅只是在相关投资计划制定完毕、报送审查之前需要出具一份法律意见,而在保险资金运用的后续阶段,很少进行法律风险的检查和评估。
另外一方面,由于保监会对于保险机构的合规管理的要求日益强调,因此许多保险机构(也包括保险资金运用的机构)纷纷组建了专门的合规管理部门。但是,合规风险同法律风险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保险机构在从事保险资金运用时,切不可因为强调对于合规要求的遵循,而忽视了对于法律风险的预防、控制。
六、海外投资的法律风险增大
随着保险资金总量的增加和国内保险资金运用市场的竞争日趋加强,保险资金的海外投资成为保险资金的一个出路。这一趋势对于中国的保险业来讲,也是如此。
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2005年3月的一份《中国100强企业法律风险环境排名分析》报告显示,中国保险业的法律风险在所有行业中名列第二位,其法律风险环境值高于42%,仅低于医药行业。“相对于传统工商业和其他金融行业,保险业面临的法律风险更加频繁、更高,因为保险行业的产品主要是法律合同。”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如此认为。
而一个鲜活的例子就是中国人寿境外上市不久即遭遇的一场“集体诉讼”,争议的巨额标的足以使得中国的保险机构警醒。
相关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企业虽然面临的境外法律风险甚至高于境内,但用于防范风险的开销仅为0.02%,远低于国外尤其是美国的6%。
一方面,保险资金走出去的呼声日益高涨;另外一方面,对于保险资金海外投资的法律风险,跃跃欲试的中国保险机构似乎还缺乏深刻理解。
随着各国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公司治理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保险公司高管层有可能承担更多的个人风险责任。避免保险公司及其管理层潜在的民事刑事责任,属于保险机构法律风险防控的主要内容。而在中国,由于《公司法》对于高管人员的善良管理义务没有具体的规定,也由于缺乏惩罚性赔偿制度,许多保险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对于相关的法律风险缺少警惕。而一旦进入海外市场,动辄达到天文数字的民事赔偿责任会给保险企业、高管人员带来巨大损失。
应当讲,中国的许多保险资金运用机构具有海外投资的冲动,对于相应的海外法律风险却准备不足。
七、保险资金运用法律风险的防控对策
保险资金运用对于保险行业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保险资金运用法律风险的防控的紧迫性也不容忽视。
我国的保险市场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新兴市场,保险资金运用的经验仍然相对缺乏,法律风险防控的手段仍然有限。相较于日益增加的保险资金数额来讲,相较于日益拓宽的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来讲,我们对于保险资金运用法律风险的研究已属于后知后觉。
保险法及相关法规篇4
关键词：通知义务；通知迟延；法律后果；22条的完善
1出险时的通知义务
我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根据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出险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通知义务，这个规定的目的一是为了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可以及时参加调查，以便确认损害范围及责任范围，为日后的理赔工作做好铺垫；二是使保险人在出险时可以及时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损失的扩大。
从保险的一般原理而言，通知义务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强的，并不属于法律强制性条款，即使出险时通知迟延也远达不到足以使保险人免责的程度。然而，在现实的保险合同中关于出险时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格式条款却得不到有效的规制，这与我国现行保险法未对通知迟延法律后果做出具体规定不无关系。
2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立法缺失
现实生活中由于车主没有及时通知保险公司而遭到拒付的争议时有发生。根据我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1款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有及时通知保险人的义务。但是，现行《保险法》并没有规定，“假如被保险人没有及时报案，保险人是否应当赔付的问题。”既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现实中保险公司往往利用格式条款解决这一问题，而作为弱势一方的投保人很难有和保险人讨价还价的余地。保险公司则可凭借这一漏洞在保险合同条款中约定发生保险事故后，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通知保险人，那么由此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予赔偿。类似条款的存在使保险人能够轻易的找到理由拒赔，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可见，法律条文的缺失给了保险人在合同自由的面罩下利用自身强势“压榨”处于劣势的投保方的机会，导致合同实质上的不公平，通知义务这一条款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法律的强制性条款，投保人没有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履行通知义务则保险人就可以拒赔显然是不合理的。法律不应对此视而不见。
3明确规定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必要性
首先，我国《保险法》对通知迟延做出明确规定，有利于规制保险人单方面制订的免责条款。“现行《保险法》没有对出险后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具体规定，造成的后果是给予保险人过多的主动权，不利于相对方权益的保护，现代社会中，作为强势的一方，保险人为了简便、效率等目的，一般将投保单及正式保单等保险合同单据进行格式化，即由保险人事先将合同条款订好，另一方当事人只要‘接受或拒绝’两种选择。”如果我国《保险法》已经明确规定通知迟延的法律后果那么就不会给保险人以此制订免责条款的可乘之机，达到减少纠纷发生、维护合同双方利益的目的。
其次，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则更有利于引导人们的行为，降低社会成本,对于保险法规而言，亦无例外。我国现行《保险法》增加关于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规定，改变现存的关于该法律后果的任意性规定，将会增强法律条文的严谨性和规则的确定性，不仅可以规范保险人的行为，也可以达到督促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及时的作为，减少因此事项而发生的保险纠纷的目的。
第三，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保险法规的相关规定对于增强我国保险业竞争力十分重要。
我们先来看看德国保险法的规定。《德国保险契约法》第33条原则上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负有立即通知保险人的义务，如果投保人未及时履行这一通知义务，则保险人可以拒赔，但同时规定如果保险人已通过其他方式及时获知了保险事故，就不可以主张免除赔付义务。也就是说，德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违反事故通知义务，保险人可以拒绝赔付。与此同时《德国保险契约法》第6条第3款对保险人因此情形而拒赔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即以投保人未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为拒赔理由的，则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是投保人不是因为故意或重大过失而违反了通知义务。即使是因为重大过失违反了通知义务，如果不影响保险事故和保险人责任范围的认定，保险人也有赔付的义务。可见，按照德国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因为一般过失而违反了及时通知的义务，保险公司不能拒绝赔付。因重大过失未及时向保险公司履行通知义务，除非没有及时报案影响了保险公司认定责任或责任范围，否则保险公司亦应当赔付。
《韩国商法典》第657条第1款关于这一问题的规定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知道事故发生时，应毫不迟延地通知保险人。如果因为没有履行及时通知义务而使损害增加时，则保险人不承担因此而增加的损害的赔付责任。
再来了解一下我国澳门地区有关投保人通知义务的规定。“《澳门商法典》第983条第4款规定：“如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不履行将保险事故或事件做出通知之义务，保险人有权按所受之损害减少应作之给付，但彼等证明保险人于第1款及第二款所规定之期限内以其他方式知悉保险事故和事件者除外”。
认真分析和解读以上国家和地区关于保险事故通知义务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当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保险法都没有直接规定保险人可以免除赔付义务，而是把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害分成了两个部分即原始损害和增加损害。对于原始损害部分，即使被保险人违背了及时通知义务，保险人一般也应当赔付；对于增加损害的部分，如果是由于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而造成损害增加的部分，保险人则可以免除赔付责任。
通过以上分析以及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规定，本文认为应当完善我国《保险法》关于通知义务的规定，可以在第2条增加一款规定：“由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未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而造成增加的损害，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马原,保险法条文精辟[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2]李建国,曹叠云.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3]贾林春,陈晨.保险合同案例解析[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保险法及相关法规篇5
关键词：保证保险；法律制度问题；法律制度完善
一、保证保险的定义
多年以来，法学界、经济学界都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试图对保证保险作出一个明确的且有说服力的界定。但由于中国现阶段并无明确的法律规范对保证保险的概念作出统一的界定，因此关于保证保险的概念仍是众说纷纭。在此，本文对此不做深入探讨，仅出于法律制度层面上的考虑做以下定义。
保证保险是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合同约定的债务人不履约行为而造成的被保险人的财产损失予以赔偿的一种财产保险制度。
二、我国保证保险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后果
（一）我国保证保险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发展，以《保险法》为主体，以保监会的各项规章规定为辅助的保险相关法律制度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成为我国保险经营的基本法律依据。但总体上看，离保证保险经营的要求还相距甚远，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1.保证保险的法律地位不明确。（1）法律位阶较低：我国保险法第95条第1款的第2项关于财产保险的种类中涉及到了保证保险。仅此一条法律条文涉及到保证保险，而相关的行政法规与行政规章没有涉及保证保险。关于保证保险内容较多的规定是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和银监会保监会的规定或是对某一问题的复函，这些文件的法律效力较低。（2）内容相互冲突：《保险法》对保证保险合同未作出具体规定，而保监会等有关部门的相关规定法律位阶较低，而且内容相互矛盾，甚至与《保险法》冲突。另外，保证保险的法律建设中一直没有将其与类似制度加以区分。比如未明确界定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保险法》第九十二条所列举的财产保险业务中并没有提及保证保险，仅仅包括了信用保险。而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第四十五条规定的财产保险业务中包括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这本身就容易导致内容相互冲突、两个标准。（3）法律空白较多：《保险法》本应是保证保险经营的最主要、最直接的法律依据。我国《保险法》对市场中的一些主要险种有特别规定，而对保证保险，保险法并没有特别规定，这导致保证保险在保险法中存在空白。
2.我国征信体系不完善。所谓保证保险，从命名就可以看出经营保证保险，要求保险人能够迅速、低成本地掌握债务人的资信情况和风险信息，以决定是否承保和承保费率的高低。可以说，保证保险正是市场经济应对信用缺失的产物，但反过来，社会征信体系的不完善正严重影响了保证保险的健康发展。
（二）信用保证保险法律制度缺失的后果
1.业务开展举步维艰。法律作为社会规范具有指引、预测作用，通过规定权利、义务，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某种模式，指引人们的行为，人们也可以通过法律规范来预测到他人的行为及双方行为的法律后果。保证保险是市场经济和契约自由的产物，其业务的开展，同样需要保证保险法律发挥行为指引和预测的作用。然而，由于保证保险法律制度的缺位，人们对如何开展保证保险业务以及其所能产生的法律后果缺少一种正确的认识和合理的预测。保证保险法律制度的缺位，使得保证保险业务的开展举步维艰。
2.纠纷解决无法可依。保证保险法律制度缺失带来的最直接和明显的不利后果即保证保险纠纷解决的无法可依。如果说保证保险业务在没有法律规范的情况下，仍可凭借行业内部自发的努力以及各方当事人形成的共识有所发展的话，那么，一旦纠纷产生，各方当事人出现意见上的分歧，矛盾被引向裁判机关――法院时，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将面临一种无计可施、无法可依的局面。
三、完善我国保证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上文提到虽然保证保险业务在我国金融实践中已运作数年，但其在立法上相比于其他法律明显落后。为此，必须加快推进完善保证保险法律制度的进程，完善保证保险相关制度、规范。关于推进保证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完善保证保险立法和其他规范
1.完善保险法：保证保险业务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保险业务，新《保险法》己将其纳入其中，但未明确其性质和地位，可以通过对《保险法》进行司法解释的方式进一步详细规定保证保险的相关细节问题。关于保证保险的概念、种类、主体、法律适用、性质、保险标的、合同和基础合同的关系、保险人的追偿权、担保和保险并存时的处理、投保人恶意骗保的处理、保险人的除外责任等都必须做出详细的解释。
2.完善保监会规章：保监会是我国商业保险的主管部门和统一监管我国保险市场的机构，保监会需要根据社会发展的现状适时出台相关的规范性和制度性的文件，从而引导保险业务发展方向，规范保险行业的相关行为，促进其健康发展。保监会需要在保证保险被执行落实之前做好相关的行业调查和调研工作，充分分析市场的反应，然后权衡各利益相关体之间的关系，听取各方的建议，科学合理的制定相关的制度，然后在保险行业内逐级落实下去，引导保证保险业务有序、合理的展开。
3.完善相关行业规范：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是保险自律性的社团组织，它可以通过号召各保险公司共同遵循相关保险行业制度，签订自律公约，自觉维护保险行业业务开展秩序，倡导良性竞争，反对恶性竞争，打击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促使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建立健全保险业诚信体系，加强保证保险从业人员和中介机构的自律管理，监督执业行为，进行自律惩戒。
（二）配套相关领域法律法规
保证保险法律制度构建的实践表明，不同的保证保险险种涉及不同的专业领域，一部保险法难以囊括各个保险险种可能面临的情形和问题，因此完善的保证保险法律制度不仅仅需要保险法对保证保险明确而全面的规范，也需要相关专业领域法律法规的配合。
（三）逐步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
保证保险的承保标的是投保人的履约行为，即对投保人履行债务信用的保险，投保人的信用风险同时也包括其主观信用风险。在实际生活中，我国个人信用建设这一块尚处空白，虽然近年来有所发展但是仍是十分薄弱，至今都还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个人信用联网查询系统，保险公司在面临投保人投保的时候，只能被动的通过投保人自己提交的工资流水证明，任职公司出具的相关证明等一些材料了解到投保人的信用状况。这些情况因为是投保人提供的，其展示出来的信息无疑是对投保人有力的，但保险公司又不能得到真实的信息，所以只能依赖于投保人。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我国针对诚信缺失的处罚措施是十分少的，在我们国内个人失信的成本代价是很低的，这也引发了个人诚信的低下，所以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积极构建个人诚信体系是十分有必要的也是十分迫切的，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
参考文献：
[1]刘洋，保证保险法律问题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2008年
[2]王松梅.保证保险立法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经济法学，2009年
保险法及相关法规篇6
一、《司法解释》应当处理好其与有关立法之间的适用关系
制订《司法解释》涉及到其与《保险法》和《合同法》的关系，因此，制订《司法解释》时，应当注意针对以下各种情况分别予以处理:一是《保险法》的规定过于原则的，通过《司法解释》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释;二是《保险法》的规定不准确的，《司法解释》应当进行必要的修正性解释;三是《保险法》未涉及的问题，《司法解释》则应当根据实际需要，给予相应的补充性解释。例如，《保险法》第12条第2款将“保险利益”定义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显然，该条文从“保险利益”到“利益”，停留在同一个层面，未能做出说明实质的定义，而且，定义范围局限于投保人。因此，《司法解释》应当从实质意义上解释“保险利益”，并扩大其适用范围，即: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承认的经济利害关系。
同时，保险合同作为民商合同的具体类型，应当受统一的合同法律制度的约束。但是，现行《保险法》仅有第31条对于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规则做出了规定，至于保险合同中的格式条款的拟订和效力问题则缺少明文规定，从而在涉及保险合同的上述问题时，只能以《合同法》第39条和第40条的规定作为适用依据。所以，处理好《司法解释》与《保险法》、《合同法》的适用关系，尤其是明确与《合同法》的适用关系便成为正确把握《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和适用价值的关键所在。因此，笔者建议，在《司法解释》的开始部分增加如下表述:“《保险法》没有规定的，应当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二、强调保险合同的保障功能
出于充分发挥保险合同保障功能的需要，笔者认为，《司法解释》应当明文强调保险合同的保障功能，借助《司法解释》的解释，将《保险法》的立法精神予以细化，使得社会公众正确认识保险合同应有的保障功能，消除大家心存的保险合同是一种“撞大运”的合同的误解。
三、明确规定保险利益在财产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合同中的适用规则
在各国保险立法中，保险利益居于法律原则的高度，贯穿于整个保险合同制度，具有实现保险合同的保障功能，防范“道德危险”的作用。相比之下，保险利益在我国《保险法》中未被提升到基本原则的高度，仅仅是在该法第12条中被作为投保人的资格条件加以规定。并且，保险利益分别在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中的上述适用特点亦无从谈起，极易在保险实践和司法实践中产生歧义。
因此，笔者建议，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保险利益在财产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合同中的适用规则，即:财产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和保险事故发生时，均应当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而人身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则应当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
四、增加对保险合同当事人主体资格的具体规定
保险合同的法律特点决定着其当事人必须符合相应的法律条件，具备合同主体资格，这关系到保险合同的效力。因此，《司法解释》应当结合保险活动的实际情况，归纳出保险合同各类主体的资格条件，分别做出明确的解释性规定，用以弥补《保险法》的空白，为保险实务和司法实践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
对于保险合同各方当事人的具体资格条件，笔者提出如下建议:(l)保险人的资格条件:第一，应当具有保险监管机关批准的经营保险业务的资格;第二，针对具体保险合同而言，具有经营相应保险业务的范围。(2)投保人的资格条件:第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第二，对于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3)被保险人的资格条件:第一，属于具体保险险种的承保范围;第二，对于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4)受益人的资格条件必须经被保险人依法指定。
五、界定保险人的条款说明义务的适用范围
由于我国保险市场的历史较短，使得大多数投保人在投保时对于保险合同条款往往是一知半解，甚至不解其意。因此，要求处于优势地位的保险人进行说明，对于投保人做出正确判断，确保其投保行为符合其利益需要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保险法》只是在第17条第1款原则上规定:“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除此以外，再无其他进一步的规定。因此，笔者建议，在《司法解释》中应当增加条款说明义务，即:“保险人应当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如实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条款以及与履行各项保险合同义务有关的书面文件的内容”。此项建议包含着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强调保险人解释保险合同条款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当然包含其如实履行条款说明义务。其二是明确了保险人之条款说明义务的适用范围，不限于保险合同，还包含了与当事人履行各项义务有关的书面文件。究其原因在于保险实践的要求。投保人在保险实务中，不仅涉及到经保监会批准的保险合同条款，还有保险人设计的特约条款，而且，保险人为了从事保险经营的需要所运用的很多保险合同以外的规则制度，诸如，加收保费的条件、保险赔付的具体标准和计算方法、退还保费的计算方法等等都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应当将上述内容列入保险人如实说明的范围。
六、提供区分保险合同的成立、生效与保险责任启始的法律标准
在保险实务中，保险合同的成立、生效与保险责任启始，是三个彼此密切联系又应当严格区别的法律现象，这是保险活动特点的具体表现。因此，《司法解释》应当在《保险法》原则性规定的基础上对此做出相应的解释，以求为社会公众参与保险活动和司法审判人员处理保险合同纠纷提供明确的法律标准。
首先，《司法解释》应当将《保险法》所确认的保险合同的诺成性落到实处。根据《保险法》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但是，《司法解释》关于“财产保险的投保人向保险人交付投保单后，保险人未及时签发保险单或者表示拒绝承保的，保险人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与上述《保险法》的规定存在明显的矛盾。除非《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保险人收取保险单具有保险人承保的性质。与此相适应，《司法解释》还应当明确规定:“投保人交纳保险费和保险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并非保险合同的成立条件”，用以澄清保险实务中存在的误解。
其次，关于保险合同的生效时间，《保险法》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司法解释》有必要按照《合同法》的立法精神，规定为:“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依其规定或者约定，确立保险合同的生效时间”。至于保险责任起始时间，在保险实务中可能是与保险合同的生效时间一致，也可能是在保险合同生效以后的某个时间，所以，《司法解释》应当规定:“保险责任自当事人约定的时间起始，没有约定的自保险合同生效时起始”。
七、实事求是地确认受益人的适用范围 根据《保险法》给出的受益人的定义，受益人仅仅存在于人身保险合同之中。但是，这一规定与我国的保险实践存在着差异。因此，在《保险法》尚未修改的前提下，《司法解释》应当直面我国保险市场的现状，做出相应的补充性规定:“受益人是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独立主体。而某些财产保险合同也存在独立的受益人”，用以为财产保险合同的适用提供法律依据。
八、参照各国保险业惯例并结合我国的保险实践，规定现金价值的一般定义
在人身保险合同范围内，现金价值是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专业术语。现金价值是人身保险合同，尤其是人寿保险合同的给付性和返还性的集中表现，因为，保险期限较长的人寿保险，其保险单项下积累着由投保人交纳的保险费所构成的责任准备金，即为人寿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其所有权应当归属于被保险人，所以，当被保险人要求退保时，保险人应当在扣除一定的手续费后，将相应的现金价值返还给被保险人。但是，现金价值一词的专业技术色彩十分突出，一般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了解其真实意义，即使是司法人员也难以准确地把握其法律内涵和法律性质。
因此，笔者认为，《司法解释》应当解释“现金价值”的词义。虽然，保险实务中对于“现金价值”法律内涵的说法不一，但是，《司法解释》可以参考各国保险立法实例和保险业惯例，根据我国保险市场的实际情况，对于“现金价值”做出较为通俗易懂的解释性规定:“人寿保险单项下所积聚的由投保人交纳的保险费构成的货币价值”。
九、保险合同解除的行使规则
保险合同的解除是解决当事人之间法律纠纷时被普遍采用的法律手段。《保险法》虽在很多条文中规定了保险人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的条件，但是，还缺少规范保险合同解除权的基本规则。由于保险合同作为典型的格式合同，是保险人事先拟订和提供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实际法律地位比较被动，于是，各国的保险立法均遵从着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的原则。该原则同样指导着保险合同解除制度的适用。具体表现在，凡保险法明文规定保险人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情形下，保险人才有权依法解除保险合同;凡没有规定不得解除合同的情形下，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均有权依据自己的意愿解除保险合同。
因此，笔者建议，《司法解释》吸收上述保险惯例作为规范保险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基本规则，增加规定:“凡《保险法》明文规定保险人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情形下，保险人才有权依法解除保险合同;凡《保险法》没有规定不得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均有权依据自己的意愿解除保险合同。”不仅如此，从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的角度出发，还应当明确规定:“对于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解除权不得附加条件和限制”。
十、保险费退还权利的归属和退费范围
解除保险合同所遗留的问题之一便是保险费的退还。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有权请求退费?保险人应当向谁退还保险费?从保险法理论上讲，投保人为了本人或者他人获取保险保障，由其交纳保险费而与保险人签订了保险合同。而保险合同一旦被解除，则意味着一切应当恢复到签订保险合同之前的状态，包括来自于投保人的保险费，自然是回归原处，所以，请求退还保险费的权利的享有者应当是投保人，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退还保险费。不过，在团体保险情况下，作为投保人的团体单位向保险人交纳了保险费，而作为被保险人的个人在退保后要求向其退还保险费。这里不排除恶意的转移国有资产或者公司资产的可能。因此，应当强调保险人退还保险费的义务必须指向投保人。
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司法解释》应明确规定:“保险合同解除时，投保人享有退还保险费请求权，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退还保险费”。
十一、修改有关《保险法》第27条规定的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权利的时效为诉讼时效的解释
根据《保险法》第27条的规定，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五年不行使而消灭，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二年不行使而消灭。对于此条规定的“二年”和“五年”，《司法解释》解释为“诉讼时效期间”。笔者认为该规定值得斟酌。因为，如何理解《保险法》第27条规定的“二年”和“五年”的法律性质，涉及到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界定。而下述两点至关重要:
首先，《保险法》第27条所规定的“二年”和“五年”，其指向的是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此权利属于民法上的实体权利—债权。这意味着上述的“二年”或者“五年”届满时所消灭的是该债权，并非诉讼权利。其次，诉讼时效得以适用的前提，是义务人违反民事义务侵犯了他人的民事权利而权利人不行使权利之事实的存在。然而，分析《保险法》第27条的规定，可以发现，该条所规定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是由于其行使条件的形成—保险事故发生而始向义务人行使。至于保险人是否履行其所承担的义务—保险责任，还是未知数，所以，不存在诉讼时效适用的前提。因此，《保险法》第27条的规定“二年”和“五年”应当是除斥期间，绝非诉讼时效。建议《司法解释》做出相应的修改。
十二、进一步明确有关代位求偿制度的适用
财产保险合同的补偿性质决定着代位求偿制度的适用价值在于确保被保险人获得保险保障而避免其牟取额外收益。但是，由于代位求偿制度所涉及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难以为一般人所理解，所以，《司法解释》应对于代位求偿制度进行多角度的解释，以利于社会公众和司法人员全面把握代位求偿制度的内涵和适用规则。《司法解释》有关代位求偿制度的解释的篇幅虽然较多，但仍感觉对与代位求偿制度有关的保险赔偿和对第三人的民事赔偿之间的适用关系缺乏直接明确的规定。因此，建议增加有关“被保险人获得保险人的保险赔偿的，其依法享有的对第三人的民事赔偿请求权相应转移给保险人，被保险人不得再向第三人要求民事赔偿”的规定。
十三、代签字的法律效力
保险法及相关法规篇7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徐州市贾汪支行（以下简称贾汪农行）。
被告王世猛。
被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徐州市贾汪支公司（以下简称贾汪保险公司）。
2001年4月13日，贾汪农行与贾汪保险公司签订《汽车消费贷款保险业务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保险协议书）。约定：为培育汽车消费市场，贾汪农行为不能一次性向指定汽车销售商支付货款的购车人提供购车消费贷款，并督促购车人向贾汪保险公司办理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和机动车辆保险。购车人（投保人）如不能按期偿还贷款本息，保险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机动车辆消费贷款保险实行10%的绝对免赔率。
2001年5月15日，中国农业银行徐州市新城分理处（以下简称新城分理处）与王世猛签订《消费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约定：新城分理处向王世猛发放汽车消费贷款14万元，借款期限自2001年5月15日起至2003年5月15日止。年利率为6.534%.按季还本付息18810.73元。若王世猛不能按期足额还本付息时，新城分理处有权提前收回已发放的贷款，并按规定对逾期的本金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逾期利息。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了详细约定。
同日，新城分理处与贾汪保险公司、王世猛三方签订《分期还款消费贷款履约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保险合同）。约定：新城分理处向王世猛发放14万元汽车消费贷款，王世猛向贾汪保险公司购买“分期还款履约保险”等险种，若王世猛连续六个月未履行合同规定的还款计划，保险公司负责向新城分理处赔付王世猛所欠所有未清偿贷款本息及逾期利息。保险金额为154000元，保险费3080元，保险费由王世猛一次足额交纳。保险期限为自2001年5月15日零时起至2003年11月15日零时止。另约定贾汪保险公司所承担的分期还款履约保险责任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了详细约定。
合同签订后，新城分理处依约发放了贷款，王世猛于同日向原告出具了借款凭证，向贾汪保险公司交纳了保险费。
此后，王世猛分别于2001年9月5日，12月20日，12月28日三次共偿还贷款本金33317.50元，利息4446.51元。从2002年2月起未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贾汪保险公司亦未履行保险责任，截止到2003年3月31日，王世猛尚欠本金106682.42元及利息5879.32元未付。另查明，新城分理处系贾汪农行的分支机构。2003年3月24日，原告贾汪农行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连带给付本金106682.42元及利息5879.32元。
[审判]
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认为，贾汪农行与王世猛之间的借款合同以及贾汪农行与王世猛和贾汪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但借款合同的权利义务与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密切相关，故本案可以合并审理。《保险协议书》，《借款合同》，《保险合同》均系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示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贾汪农行依约发放了贷款，王世猛已连续六个月以上未履行还款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除应按合同约定偿还全部贷款外，还应支付合同期内利息及逾期利息。
贾汪保险公司与贾汪农行签订的《保险合同》中约定，当借款人王世猛连续六个月未履行合同规定的还款计划，贾汪保险公司负责向贾汪农行赔付王世猛所欠的所有未清偿贷款本息及逾期利息，该合同的性质应为保证保险合同，王世猛按期还本付息的义务即为该保险合同的标的，故贾汪保险公司应依照约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双方在保险业务合作协议书中约定了贾汪保险公司有10%的绝对免赔率，故贾汪保险公司对王世猛所欠贷款本息的90%承担赔偿责任的辨称理由，应予支持。贾汪保险公司辨称，其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因双方当事人在合作协议书及保险合同中均约定贾汪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为连带责任，该约定并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故该辨称理由，不予支持。王世猛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可以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四条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2003）贾经初字第107号民事判决：一、被告王世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贾汪农行借款本金106682.42元及利息5879.32元。二、被告贾汪保险公司对上述款项的90%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3758元，由两被告共同负担。
宣判后，两被告均未上诉。
[评析]
保证保险合同首先出现于约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它是随商业信用的发展而出现的。目前，我国开办的保证保险业务范围小，涉及的险种也较少，主要有分期付款买卖保证保险、质量保证保险、住房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等。由于我国保证保险业务的开展起步较晚，在个人消费信用制度尚未健全的市场环境下，保险公司的业务经验不足，风险防范能力差，加之理论界对保证保险的研究没有跟上，立法相对滞后，因而造成了大量的纠纷出现，出现纠纷较多的主要集中在分期付款买卖保证保险合同、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合同、住房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合同等。本文主要对该案审理中涉及的以下几个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保证保险的性质
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争议，1、保证保险的性质是保险之一种，还是担保之一种；2、保证保险合同是独立合同还是主合同（借款合同）的从合同。该案中贾汪农行与王世猛、贾汪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其中王世猛为投保人，贾汪保险公司为保险人，贾汪农行为被保险人。贾汪保险公司承担的是保险责任。只要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就应按被保险人的赔付请求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范围仅限于保险金额。保证保险合同作为财产保险合同的一种，既适用保险法的一般规定，也适用财产保险合同的有关规定。中国保监会认为，保证保险是财产保险的一种，是保险人提供担保的一种形式〔1〕；最高人民法院（1999）经监字第266号复函认为，保证保险虽是保险人开办的一个险种，其实质是保险人对债权的一种担保行为〔2〕。笔者认为，该案中的《保险合同》为带有保证性质的保险合同，即典型的保证保险合同。
确立保证保险合同是否具有从属性质，不仅能够解决民商法研究领域的理论之争，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认定保证保险合同的从属性或独立性，对于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在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方面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笔者认为，保证保险是一种损害填补手段，而保证作为一种担保方式，则属于一种债权保障方法。因而保证保险合同能够独立存在，其虽然要以被保险的合同债权的存在为前提，但这只是有关当事人签订保证保险合同的动因，它的效力不受产生被保险债权的合同效力的影响〔3〕。虽然《借款合同》的权利义务是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确定承保条件和保险标的的依据，但是这并不改变两者之间的独立关系和关联性，故该案中涉及的《借款合同》和《保险合同》二者不具有主从性质。而处理该案纠纷的法律依据，应当是《保险法》及相关的保险法律规范，而不是担保法〔4〕，这一观点，也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所确认，如2003年3月14日（2000）经终字第295号民事判决认为：“在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中，其它民事合同的权利义务虽是保险人确定承保条件的基础，但其不能改变两个合同在实体与程序上的法律独立性，其它民事合同与保险合同之间不存在主从关系”〔5〕。
二、关于案由确定。
保证保险合同纠纷的案由在司法实践中比较混乱，有的立案庭根据原告起诉所提供的买卖或借款合同，将案由定为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或借款合同纠纷，有的定为担保合同纠纷；也有的按照保证保险合同定为保证保险合同纠纷。笔者认为，上述案由的确定均不准确，此类案件应根据原告请求权的性质结合保证保险合同的内容来确定案由，该案中贾汪农行起诉借款人王世猛及贾汪保险公司涉及借款法律关系和保险法律关系，两个法律关系又具有关联性，且合同中也分别约定了各自的义务和责任，因此，依照原告的诉讼请求，两个法律关系可以合并审理，故案由应定为借款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三、保证保险合同纠纷的法律适用
在目前《保险法》尚未增加保证保险的规定情况下，笔者认为，保证保险合同既是合同的一种，也是财产保险合同之一，因此，涉及保证保险合同的签订、解除、违约责任等适用《合同法》的一般规定；在保险事故的索赔、理赔以及保险责任等方面应适用《保险法》的一般规定和财产保险合同的有关规定；合同法和保险法均无明确规定的，如保险人的追偿权问题，在法律尚无规定的情况下，可参照适用保险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该案中涉及两个法律关系，应分别适用《合同法》和《保险法》的相关规定。
四、责任承担方式
该案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将债务人王世猛连续六个月未付款作为认定保险事故已经发生的条件。事实上，王世猛已连续一年以上未履行付款义务，应当认定保险事故已发生，贾汪保险公司应当及时履行赔付义务。关于贾汪保险公司赔付数额，应依照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其应对王世猛所欠所有借款本金及利息的90%承担赔付责任。本案中，贾汪农行与贾汪保险公司在《保险协议书》和《保险合同》中均约定该赔付责任为连带责任。该约定并未违反相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由贾汪保险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注：
〔1〕参见1999年8月30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的复函》（保监法（1999）16号）。
〔2〕2000年8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工商银行郴州市苏仙区支行与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支公司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的复函》。
〔3〕褚红军：《保证保险合同三议》，载《人民司法》2000年第12期。
保险法及相关法规篇8
[论文关键词]合规经营；保险公司；发展
在保险公司实际经营的过程中，“合规”主要是指公司以及相关的员工行为与国家相关标准、法律法规、监督规定、公司内部制度以及诚实守信的道德准则等相符合，并且，公司在运营发展的时候还要对一些与相关规范相违背的行为进行纠正，从而对声誉损失、法律责任、行政处罚以及财产损失处罚进行有效避免。在我国金融保险行业发展的过程中，对合规经营的重要性一直无法正确的认识，对它的建设力度也达不到相关的标准，因此，在我国保险行业实际运行发展的时候，具有一定的合规风险问题。作为一个与风险时常相伴的行业，保险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必须对合规经营的建设力度进行强化。
一、合规经营在保险公司中的重要性
在我国保险公司实际运行发展的时候，对其进行合规经营的构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内部的合规管理中存在的滞后性进行改善，对合规意识进行有效的增强。
（一）推动保险公司的持续发展
在保险公司运行的时候，对合规经营的合理构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保险公司健康持续的发展。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保险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其相关的合规经营机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一些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现象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不仅导致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经营风险的增加，还在一定程度上对保险行业的经营形象造成了损害，导致保险行业在发展的时候公信力普遍较低，从而使保险公司的长期发展受到了阻碍。因此，想要促使保险公司的长期健康发展，就必须对公司的合规经营建设力度进行加强，促使一些经营风险得到有效地避免和化解，为保险行业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从而使保险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得到健康良好的发展。
（二）培养工作人员的合规意识
保险公司经营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对合规经营机制进行强有力的构建。另外，还要注意对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培养和教育，促使他们对内控要求以及监管规定进行有效的了解和掌握，对工作人员的合规自觉性进行有意识的培养以及增强，促使他们能够对公司中的合规责任进行自觉主动的承担，在相关工作实际开展的过程中对违规过失等情况进行有效避免，促使主动违规的事件的发生频率得到一定的下降，从而做到对公司从业人员合规意识的培养。
（三）促使监管政策的落实
在保险公司实际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对合规经营机制进行合理构建，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相关的监管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对相关的政策宣传进行开展，重点关注监督检查工作的实行力度，对相关的监管标准、要求以及内容进行有效地提高。另外，在保险公司经营开展的时候，还要注意对监管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促使公司在对合规经营机制进行建立的时候提供一些有效的建议。
（四）促使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
在保险公司实际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对合规经营机制进行合理构建，还可以促使公司内部高层管理者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在保险公司内部对合规经营机制进行实际开展的时候，在公司内部出现的一些违规事项需要公司的合规部门直接上报到公司的董事会以及高层管理者。但是，他没有直接否决的权利，从而使一些相关的逃避责任现象得到有效避免。
二、合规经营在保险公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时代的前进，我国保险行业得到了飞速的进步和发展，其中，合规经营中潜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许多保险公司为了促使自身快速良好的发展，在经营的过程中对国外一些成功的经验进行引进，在公司内部对合规部门进行设立，由此可知，合规经营机制在保险公司的发展中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度。另外，在一些相关的管理制度出台后，保险公司在建设合规经营机制的时候得到了一定的指导，但是，在其实际建设的过程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
（一）问题的表现
在我国保险公司经营发展的过程中，相关的违规事件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其在经营过程中的经营风险也相对较高。近几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相关的保险投诉、保险诉讼案件以及保险行政处罚一直处在上升的状态，因为违法违规而被处罚的保险公司较多，因而被吊销资格证以及行业许可证的人员更是大有人在。这一系列事情的发展大多是由保险公司的违规经营以及不规范操作而引起的，在其实际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合规经营机制中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因此，对保险公司进行合规经营机制的建设成为目前我国保险行业的重要任务。
（二）对相关职能没有明确划分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企业在对合规管理制度的建设依旧处在初级阶段，在职能方面没有相对较为明确的划分。在保险公司实际经营的过程中，将保费作为公司上下最为重要的，而且还在业务的基础上对公司内部组织机构的主线进行设置，这种行为就在一定情况下造成了公司业务的发展和合规制度的建设出现严重失衡的情况。其中，还有少数的保险公司将公司的经营效益放到了合规经营机制建设的对立面。
另外，在一部分保险公司中，其在对合规管理职能进行建立的时候大多将其分散在了公司内的各个部门职能中，还不足形成体系，从而导致公司在合规经营机制方面没有较好的合力以及协调力。除此之外，保险公司在合规管理资源方面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司内部相关的合规风险管理人员在专业素质以及数量上都不能对其体系进行良好的支持，无法满足公司合规风险管理在实际建设运转过程中的需要。
三、合规经营在保险公司中有效构建的措施
在保险公司实际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其相关的企业风险管理的实施是其合规经营机制在实际建立过程中的载体以及基础，其中，在保险公司中对合规经营机制进行建立的时候，主要可以根据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在保险公司实际经营发展的时候，在其公司内部进行独立的合规部门的设立。其中，公司的合规部门在保险公司实际开展的过程中具有合规管理职能的部门，还可以将它称为是内部合规部门或是法律合规部门等，它是公司在合规经营机制建立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合规部门在实际运转的时候，其主要负责的是对公司内部合规制度的制定以及实施，还有相关的检查监督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公司的经营风险进行防范，对其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和沟通以及公司监管部门进行相应的加强等。
另外，因为合规部门在公司内部具有特殊的职责以及职能，所以，为了促使其在实际运转的时候自身的有效性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就必须将公司内部的业务部门、财务部门、审计部门以及合规等相关的部门进行分离，确保合规部门在工作过程中的独立性。
二是，在保险公司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加强对其内部合规人才队伍的建设力度。在保险公司对合规经营机制进行合理构建的时候，要对内部工作人员中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在工作的过程中拥有相对较高的实践工作经验、专业技术水平，以及在工作过程中能够反驳专家，敢于质疑，拥有直言勇气的工作人员进行重用和提拔，将其体位合规人员，保证他们在工作的时候能够在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对一些问题的应对方案及时提出。
三是，在保险公司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对相关的合规经营体系进行建立以及健全，促使公司中的合规文化得到有效培养。在保险公司对合规经营体系进行建立以及完善的时候，还要注意对公司内所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讲师队伍进行科学合理的运用，在这个基础之上，还可以对外部法律专家以及监管专家进行聘请，让他们为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展的合规意识的教育以及培训，促使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合规意识的不断提高，并将其表现在日常的生活和管理中。
另外，还要注意促使公司内部合规培训教育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在公司全体工作人员的日常自觉行为中融入合规意识，促使他们对合规制度自觉严格遵守，从而使合规机制的作用的得到充分地发挥。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对保险公司中合规文化的培养，促使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得到持续良好的发展。
保险法及相关法规篇9
（一）离职人潜在风险的类型
一、保险合同关系存续期间，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过程中存在违规操作，人离职后客户提出质疑所引发的风险。例如人代替客户在相关资料上签字、虚假宣传夸大收益、侵吞客户保费或生存金等，在其离职后客户前来公司投诉，公司将由于无法收集证据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这类风险在离职人风险体系中占比最大、发生率最高、管理中也最具难度。
二、保险权终止后，离职人仍以保险公司名义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给保险公司造成损失的风险。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保险人为保险人代为办理保险业务，有超越权限行为，投保人有理由相信其有权，并已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但是保险人可以依法追究越权的保险人的责任。”从民商法理上讲，本条所指的行为是表见（现）行为，体现了对善意相对人即投保人的特别保护。
离职人表见属于权限延续型表见，是表见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实践中保险公司收回权时并未同时收回人名片、投保书及宣传数据等，产生足以令投保人相信权存续的假象，因此公司应当履行因行为所产生的义务。同时又因人已离职，公司行使追索权存在许多障碍，只能独自承担损失。实践中曾发生离职人利用原身份骗取客户保费潜逃的案例，给保险公司造成较大经济损失。
三、离职人泄露其在职期间了解的公司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给公司带来经济损失的隐性风险。在知识产权等精神性财富的价值无限扩大的今天，人离职后故意或过失泄露公司秘密势必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二）离职人的风险管理
离职人的风险是应加以重点防范的，保险公司应完善自身规章制度、加强在职人管理，做到防患于未然。笔者认为可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一、规范格式化保险合同。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关于保险人有明确的规定：“第一百二十五条保险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手续费，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人。”、“第一百二十七条：保险人委托保险人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应当与保险人签订委托协议，依法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及其它事项。”根据规定精神可知保险合同是保险人和保险人约定，由保险人以保险人的名义为保险人开展业务，并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保险的性质必须也只能是明示，所以书面委托协议是权存在的必备要件。保险合同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其构成要素是合同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合同主体无可非议的是保险人和保险人。客体是保险权。内容基本包括权限范围、期限、地域范围、佣金的提取标准和支付方式等。
为最大限度的规范双方的权利义务，避免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纠纷，违约责任及有关双方在行政上的隶属管理关系也应作为合同要素，如保险人在行使权的同时应该遵守保险人的相关品质管理规定、保险人在人违反相关规定时有对其处以相应的行政、经济处罚的权力等。另外，如果在保险合同中将表见的规定作为单独的违约条款明确加以规范，人可能因为担心自己会承担法律责任而不敢越权，这样就避免了违约行为发生。在合同中应尽量明确误导投保人、代签字等行为的违约责任，明确违约金给付额度，这样可以产生威慑警示作用，使人在合同签订时就明确违约责任，减少离职人的风险因素。
二、加强人培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加强对保险人的培训和管理，提高保险人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不得唆使、误导保险人进行违背诚信义务的活动。”
通常公司的培训主要侧重于专业知识、业务技能的培养，尤其是险种介绍、营销策略，而忽视了人的职业道德和纪律的传导和教育，这对于公司及人队伍的发展十分不利。
公司应强化两方面的培训力度：1、人应该遵循和了解的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培训；除了宏观性、政策性的宣导诚信理念外，利用案例讲解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的认定和处罚，进行分析判断，可以更直观、更有针对性的指导人避免违规行为。2、有关公司各项后台操作程序的宣导，如核保一般规则、保全流程及应备文件等。例如要求保全申请不得代签字、建议缴费领取选用银行划款方式等。
三、完善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例如，人代客户缴纳保费或领取生存金，如果以现金形式办理则存在人侵吞客户财物的隐患，所以在相应的规定中应尽量提倡使用银行划款方式，避免现金交易，可以做到便捷和安全。
四、保险公司要加强和规范公司人信息管理。做到准确、全面的收集人的真实资料，及时更新人个人信息。在各支公司、营业部、营业组内部，要加强内部人员的微观管理。同时要建立离职人信息体系，完善人离职时各项交接工作制度，如某人屡遭投诉，则在其离职时有必要对其经手的所有保单通查，在其营业部、组内调查其一贯表现，对于可能存在的问题要及时解决。
五、建立保险人离职处理制度。保险公司要及时收回其在职期间发放的名片、投保书及公司宣传资料。公司的相关材料（如投保书）中应该注明：“本公司只对合法人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所有合法人均应持有公司的有效证件，投保人在投保前应要求人出示其业务证件，并在填写投保书之前利用人提供的人代码及时核实人身份。”如果在保险公司已充分履行相应的注意、告知义务后仍然发生越权纠纷的，保险公司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免责。
六、提高续期收费员的服务质量。一方面，及时寄发人变更通知书并主动与客户联系，如果客户对原人有意见可以及早提出，利于公司调查取证并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提高续期服务质量，增强客户对公司续收员的满意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离职人的投诉率。
随着公司业务的逐步发展和营销队伍的逐渐壮大，加强离职人的风险管理势在必行。完善公司人管理制度，可以杜绝不必要的经济纠纷，减少损失，提高公司信誉，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因此，保险公司应从制度上、流程上加强人管理，以防范因人离职产生的风险。
保险法及相关法规篇10
中图分类号：D922.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9-021-02
鉴于海上保险作为“保险之母”的历史地位以及其所涉海上风险的特殊性，一般各国都对其进行特别的立法规定。这在我国亦然——虽然我国没有制定单独的海上保险法，但《海商法》第12章以单独一章的形式对海上保险进行了特别的规定。由于我国《保险法》并未排除对海上保险的调整，因此，颁布在后的《保险法》如何与《海商法》进行良好的协调就成了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一、我国海上保险与一般保险的立法体例
如前所述，我国并未对海上保险单行立法，也并未在《保险法》第二章“保险合同”中对海上保险进行专门的规定，而是在《海商法》中以“海上保险合同”一章的方式解决海上保险关系的特殊调整问题。根据《保险法》第184条“海上保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未规定的，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审理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海商法的规定；海商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保险法的有关规定；海商法、保险法均没有规定的，适用合同法等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的规定，我国海上保险和一般保险的立法体例为一元主义模式：即就海上保险来说，《保险法》与《海商法》之间在法律适用上构成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海商法》第十二章是特别法，《保险法》则为一般法。
二、我国海上保险与一般保险立法的不协调
《海商法》与《保险法》之间的不协调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海商法》与《保险法》规定的不协调
虽然《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的规定属于特别法，其规定与《保险法》存在不一致实属正常，但是这种不一致应当仅限于海上保险相较于一般保险的特别之处，而对于非具有特殊性的一般规定，《海商法》应当与《保险法》保持一致或者不予规定，以体现立法思想的一致性和法律体系的协调性。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海商法》中许多与《保险法》相冲突的规定并不具有海上保险的特殊性。以重复保险为例，两法在重复保险的构成条件和保险人之间的分摊原则上都存在明显的冲突：就构成条件来说，《海商法》下重复保险的判断标准是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而《保险法》下重复保险的判断标准则是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就保险人之间的分摊原则来说，《海商法》采用的是连带赔偿主义，而《保险法》采用的则是比例赔偿主义。笔者认为，与一般保险相比，无论从重复保险防止被保险人从保险中盈利、制止道德危险的立法目的上还是重复保险在实践中的存在方式上，海上保险都不存在特殊性，因此，两法关于重复保险的区别规定也就欠缺合理性，颇为不协调。当然，类似的这种不协调还体现在两法关于保险合同当事人、保险合同法定条款以及不定值保险下保险价值的计算方法上。
（二）《保险法》规定直接适用于海上保险的不协调
《保险法》的规定直接适用到海上保险领域时可能会产生理论上的冲突。以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为例，由于我国《海商法》并未对海上保险合同的解释规则作出特别规定，因此《保险法》第31条有关疑义利益解释的规定就将适用到海上保险领域。然而，这种直接适用可能会与海上保险的现实情况格格不入。以船舶保险为例，有的学者就认为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不应适用到船舶保险合同中，因为：（1）现有船舶保险条款业已经过主管部门审批（不仅仅是备案），其不存在不公平或损害被保险人利益的条款。（2）船舶保险不是消费者保险。航运公司往往有专业的保赔人员负责船舶保险的安排，或通过专业的保险经纪人来安排，其对保险条款的术语应能理解把握。（3）该条款使用已经有很长时间，被保险人对条款应该完全知悉。（4）国外海上保险实务中没有适用“不利解释”原则的先例。因此，将《保险法》的规定直接适用于商业保险合同性质的海上保险可能产生“水土不服”的状况。
三、我国海上保险与一般保险立法不协调的成因分析
（一）《海商法》的修订不及时
海上保险立法与一般保险立法时间上的倒置是导致目前两法之间不协调的主要原因之一。从立法理论来看，如果是不同的法律部门的一般法和特别法，理想的模式是一般法在先而特别法在后，这样才能保证内容的协调性和法制的统一性。但由于在1993年《海商法》颁布实施时尚无一般性的保险立法，所以《海商法》不得不对原本应属于一般保险法范畴的内容做出了规定。而随着保险理论的发展和《保险法》的出台及修订，《海商法》中的许多规定，都已经成为了非必要和不符合我国保险理论新发展的规定。从立法协调的角度出发，这些规定亟待删除或者修改。然而《海商法》自颁布以来未进行过任何修订，这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海商法》与《保险法》之间的不协调。
（二）《海商法》与《保险法》借鉴的法律不同
造成我国海上保险与一般保险法之间立法不协调的另一主要因素是《海商法》与《保险法》所借鉴的法律不同——《海商法》第十二章主要参考的是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而《保险法》则更多地借鉴了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我们知道，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更多倾向的是保险人利益，而大陆法系国家的保险立法更多倾向的是被保险人利益，因此，这种参考法律价值取向的不同也加剧了《海商法》与《保险法》之间的不协调。这一点，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两法关于保险合同诉讼时效起算点的规定：在《保险法》下，诉讼时效自被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与大陆法系时效立法相近；而在《海商法》下诉讼时效则是“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与英美法系时效立法一致。
（三）时代变迁和保险理论新发展对海上保险特殊性带来的冲击
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是在当时造船水平相对低下、通讯仍不发达的时代背景下制定的，当时的海上活动相比于其他活动确有其独特的高风险，因此，该法规定了许多倾向于保险人利益的制度来鼓励保险人对海上活动的承保。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海上风险已经不再那么不可抗御，对海上保险人进行倾向保护的需求和基础也已经大大弱化。同时，一般保险中“保护被保险人”的价值取向也逐渐渗透到海上保险领域：海上保险法在现代逐渐趋向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立法价值，出现了诸如对被保险人告知义务的弱化、保险利益的扩大化等趋势。
因此，在时代变迁和保险理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海商法》与历经两次修改的《保险法》之间存在不协调之处就变得情有可原。而这种不协调最明显的例证便是两法对于告知义务规定的不同：《海商法》下被保险人的告知方式为主动告知，而《保险法》下被保险人的告知方式为被动告知。
四、我国海上保险与一般保险立法的协调路径
（一）保留现有的立法体例
讨论我国海上保险与一般保险立法的协调路径，首先应当明确的一个问题是我国现有的海上保险与一般保险的立法体例是否应当保留。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的立法体例应当保留，理由如下：
首先，当前的立法体例能体现海上保险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海上保险作为现代保险的起源，无论在其保障内容、价值取向、实践基础还是国际性上都与其他的一般保险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在对海上保险进行立法时，必须考虑海上保险的这种特殊性。从目前的国外立法实践来看，大多数国家在立法时也都注重保持海上保险法的相对独立性来体现海上保险实务的特殊性。我国目前的立法体例通过在《海商法》中对海上保险进行特别规定的方式体现了海上保险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符合海上保险实践的需求。
其次，保留当前的立法体例能够最大程度上减少海上保险立法变动对其他法律的冲击，因为推翻现有的立法体例将极大地破坏《海商法》的完整性和《保险法》的稳定性。我们知道，海商法“四处渗透着保险的触角”，因此，如果将海上保险从《海商法》中独立出来，则《海商法》的完整性将遭到极大的破坏。同时，对现有立法体例的变动也将意味着《保险法》的再次修改：至少其第184条的规定将不再适用——这对于《保险法》的稳定性（2009年刚历经一次大修）来说是一个不小的破坏。因此，在保留现有的立法体例的基础上对《海商法》和《保险法》的规定进行协调是当前最平稳的一种立法协调方式。
最后，在保留当前立法体例的基础上对两法进行协调是对立法成本的节约。立法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经济行为。如果立法体例的变更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立法资源，并将致使人们在运用法律时产生认知上的根本改变，那么我们就必须考量付出如此之大的立法成本是否物有所值。笔者认为，相比于推翻当前的立法体例重新立法，在保留现有立法体例的基础上通过对《海商法》的修订来完成两法的协调无疑在立法成本上更为经济。
综上，在笔者看来，现有的海上保险与一般保险的立法体例值得肯定和保留。
（二）修改《海商法》第12章
在保留现有立法体例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修改《海商法》将是协调海上保险与一般保险立法的不二选择：这既适应了《海商法》在制定20周年后修改呼声高涨的立法进程，也符合《海商法》第12章规定本身需要改进的客观现实。而在《海商法》海上保险这一章的修改过程中，笔者认为应当着重注意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基于《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的规定属于特别法的性质，原则上应当只保留基于海上保险的特殊性而需要对其进行特别规定的条款——关于海上保险合同的一般事项应不再进行规定，适用《保险法》即可。这既是对立法成本的节约，也是特别法的立法目的使然。
其次，基于海上保险属于商业保险的性质（区别于一般的消费者保险），对于《保险法》中某些不宜适用于海上保险的规定，应在《海商法》中明确排除适用，以避免争议。
最后，《海商法》的修改应当考虑到海上风险特殊性的弱化的客观现实以及当前“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价值倾向，对传统的海上保险制度进行全面的衡量和取舍，使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达到符合当前客观需求的平衡。
五、结语
我国海上保险和一般保险立法存在的不协调是由于我国当时特定的立法背景和当前《海商法》的修法进程落后所造成的。在时代变迁和保险理论不断发展的今天，应当在保留现有立法体例的基础上对我国《海商法》第12章进行修改，以达到使海上保险与一般保险立法相协调的目标。
注释：
初北平.船舶保险条款研究.大连海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189.
王海波.论中国海上保险法与一般保险法之协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45.
司玉琢.国际海事立法趋势及对策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