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篇1
民营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特别是那些规模较小和成立时间较短的中小型企业,除了利用内源融资方式外,很难得到银行等提供的外源性资金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从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个方面解决企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资金瓶颈制约问题，企业的融资环境大为改善。但到目前为止，银行贷款仍然是企业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我国企业贷款、国债、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的比重中，银行贷款比例仍高达八成。然而长期以来，银行贷款都受“重大轻小”、“重国轻民”经营观念支配，银行贷款主要供给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民营企业一般规模都比较小，经济实力不强。在现行体系下，民营企业难以从银行等中介机构中筹措到满足生产经营需要的资金。世行研究表明，中国私人公司的发展资金包括信用社在内的银行贷款仅占1/5左右。有81%的中小企业认为“一年内的流动资金不能满足需要”，60.5%的企业认为“没有中长期贷款。”据全国工商联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2400家私营企业中，有约80%的企业认为“融资难”是他们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规模仍然普遍较小，经营也有待规范，因此，在规模以及规范经营方面，多数民营企业无法达到在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或债券融资的最低要求。目前在沪深两市通过直接上市和买壳上市的民营企业所占比例只有16%左右。“融资难”已成为民营企业加快发展的关键性制约因素和严重现实障碍。
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局面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既有民营企业自身发展不足的原因，也有金融制度和政策限制的因素。
首先，部分民营企业信誉、形象欠佳，使银行对民营企业态度冷淡。我国早期的民营企业是在传统体制的边缘和缝隙中成长起来的,经营者多为工人、农民、小商贩或供销人员,很多是政策催生,他们缺乏现代企业经营者的理念,执行的是家族垄断的产权制度、隐私式的财务会计制度、任人惟亲的人事制度和家长式的治理制度,企业形象先天不足。从财务来看,不同程度地存在资料不全、数据失真、信息失实的问题;从抵押来看,明显薄弱;从经营手段审视，粗放、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甚至一些民营企业为急于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而不择手段,从而失去诚信,败坏了民企整体信誉。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焦璞先生提供了一个数据,60%以上民营企业的信用等级是3B或者3B以下的等级，银行难免对其谨小慎微,贷款自然举步维艰。
其次，我国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低，民营企业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受到方方面面的限制。我国现行证券市场设立的初衷，主要是为了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面向社会公众直接融资问题，入市门槛较高。2005年10月通过修订的《证券法》和《公司法》规定,企业发行股票上市时发行前股本总额不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企业发行债券时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一般民营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型民营企业是不能进入现行证券市场直接融资的。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最终仍然需要以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因此，完善资本市场，引导资金资源的有效配置，是为民营企业拓宽融资渠道的重要方式。私募股权基金的出现，无疑为民营企业融资提供了新的工具。
私募股权投资，简称pe(privateequity)，是指按照投资基金运作方式，直接对非上市实业企业进行的权益性投资，在交易实施过程中附带考虑将来的退出机制，即通过上市、并购或管理层回购等方式，出售持股获利。在我国，私募股权基金也被称为产业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将产业投资基金定义为“一种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和提供经营管理服务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制度，即通过向多数投资者发行基金份额设立基金公司，由基金公司自任基金管理人或另行委托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资产，委托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资产，从事创业投资、企业重组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等实业投资。”私募股权基金一般投资期限较长，投资期限通常为3～7年，所以说它是民营企业融资的最佳途径之一。
首先,私募股权基金的迅速壮大为民营企业融资提供了先决条件。近年来，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信托法》的颁布，《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合伙企业法》的修改，基本消除了各类私募股权基金及产业投资基金设立与运作的法律障碍，发展私募股权市场的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观。资本市场监管机制的不断完善，信息披露和监管更加透明，以及创业板即将设立，使大批机构投资者不断涌入到直接股权投资市场中来。目前，在私募股权基金中，不仅有凯雷、软银、鼎辉、清科等国内外著名私募股权基金的身影，保险公司、社保基金等从资产配置和提高收益的要求考虑，也开始进军私募股权投资领域，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从探索综合经营提高竞争力的角度，在政策逐渐放宽的情况下，积极开展直接股权投资试点，甚至丰富的民间资本也积极地参与到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中来。经过近一年多来的暴发性增长，中国的私募股权基金拥有的资金规模已经很大，大规模的资金为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提供了丰富的资金来源。
民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篇2
关键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私营经济获得巨大的发展，作为私营经济人格化代表的私营企业主队伍也初具规模，因从其财产占有方式和获取方式、财产的多寡、生活条件和消费方式、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价值观、心态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同一性，这个队伍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稳定的私营企业主阶层。[1]
一、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原因的研究
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当私营经济人格化代表的私营企业主财富积累道一定程度时，他们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活动空间逐步扩大。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参与通常为政治参与创造条件，[2]作为经济和社会地位明显提高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越来越高涨，政治诉求越来越迫切。
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当代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开始注重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政治发展目标。亚里士多德强调以人民的意愿为政治组织的基础“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3]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一个社会所达到的政治共同体水平，反映了构成该社会的各种社会势力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4]“如果一种社会势力经常游离于政治体制之外，那么政治稳定就将受到威胁”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研究政治参与问题。90年代，陶东明等人著《当代中国政治参与》一书，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地主体、客体及方式。2000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在执政党的正式文献中确认了“公民参与”的概念，明确提出了“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党的十六大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并将“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战略之一。随着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深入必将对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结构、功能及政治价值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主体、客体、意义、态度的研究
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的逐步壮大在我国的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产生种种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学者们从经济学角度、社会学角度。政治学及法学角度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讨。在这里做一个大体的归纳。
（一）在国内的研究中，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主体的研究有“社会主义劳动者说”、“新生资产阶级说”这些研究都认为，改革开放之后，私营企业主对于促进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着积极的作用。但也有少数的观点认为，私营企业家就是资本家，是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无产阶级政权中不应有他们的位置，担心私营企业主参政会侵蚀社会主义的政权。
（二）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客体的研究，即对政治参与途径、政治参与体制等的研究。这些政治参与的渠道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经有关党政部门和组织的推荐，一些较优秀的私营企业主进入人大、政协或工商联等组织中任职并参与的相关政治社会活动的安排性政治参与；加入各种党派，对基层政治的积极介入和参与或建立各种社团组织等形式的非安排性、自发性的合法政治参与；党政等系统中存在的非正常和非法的间接参与。
（三）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意义的研究，如张欢欢总结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说”“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说”“壮大我国社会中间阶层说”等。还有其他的研究方向，如把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如张厚义所著的《中国私营经济与私营企业主》、董明《政治格局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等。
（四）还有的研究注重分析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态度及行为，关于这种研究赵丽江在其所著的《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一书中做了总结，把目前私营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参与的行为和心态由强到弱进行了排列：进取型政治参与、功利型政治参与、无奈自慰型政治参与、退缩型的规避性的政治参与。学者董明在其所著的《政治格局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中指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态度的一般特征为：恢复补偿性政治参与、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民主型的发展性的政治参与、退缩型的规避性的政治参与。从政治参与心态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态度将是以功利型政治参与态度为主，但朝着公益型政治参与态度的方向发展。
（五）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中，我国的私营企业主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政治文明建设的，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政治参与模式的问题。公民政治参与模式是一个国家政治参与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它主要由公民政治参与的心态、意识规则、行为方式、目标模式和价值取向等诸方面构成。公民政治参与模式依据国家与社会的实际不断更新，是个动态的范畴。那么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模式就是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成熟程度的标志，也是个动态的过程。
三、关于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国外学者的研究
民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篇3
关键词：经济转型；国企改革；私有化；民营化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1-0027-03
一、引言
进行了30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世界的普遍认可。而同样实行计划经济的东欧和俄罗斯，它们的转型却带来经济的倒退。在以中央计划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转换为以市场力量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采用了一种国家指导下的转轨模式，而东欧与俄罗斯都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转轨战略(大卫・科茨，2005)。
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必然是改革的重点。中国国企改革，走的是一条不断放松对非国有企业限制的道路，它是实用、渐进、灵活的试验性改革。而东欧和俄罗斯选择的是迅速私有化的国企改革，在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下，照搬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私有化改革模式。
中国经济渐进式改革至今的成就，以及俄罗斯、东欧的激进式改革带来的经济下滑，甚至使曾经支持“大爆炸”的萨克斯教授也不得不开始审视激进改革的失败案例，为“休克疗法”在俄东“水土不服”寻找自我辩护的理由。在整体改革受到肯定的同时，我国国企改革的道路却引来争执一片。国企民营化，即国有产权的重组，作为国企改革的一种途径，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和反对。林毅夫(1999)认为，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的根源在于企业自生能力的缺乏．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并非解决产权问题。而科尔奈(1986)认为，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根源于国家拥有企业的所有权，使得国家对国有企业抱有父爱情结，因此，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无法硬化。
本文将通过对俄东私有化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我国国企民营化受到的挑战进行原因探讨，同时，在俄东与中国在国企改革的不同转型背景下，揭示我国民营化成功的可能性。并提出相关建议。
二、俄罗斯、东欧私有化失败的原因分析
作为俄东私有化仿效模板的英美私有化，虽然在一些行业里也存在私有化不成功的现象，但国企私有化达到了其国企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说，英美私有化是成功的。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俄东私有化与英美私有化效果的不同呢?
1 俄东私有化背景和进程
俄东私有化，如前文所言，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型。东欧作为前苏联扶持的“小兄弟”们，一直照搬苏联模式，带来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又都共同采取了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试图通过一次性改革，把已经严重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直接转变成市场经济体制。
按照科尔奈(1999)的观点，从纯粹的形态上看，俄东的经济转型采用加速私有化战略，即“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快地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消灭国有制”。
俄东经济转型战略中对国企的改革在于：(1)企业的快速私有化，如俄罗斯转型才三年，私有化的原国企产出就占工业总产出的78.5％(smfisficheskoeobozrenie,1995,p41)；(2)迅速解除国家对企业尚存的指导(大卫・科茨，2004)。
但俄罗斯和东欧国企私有化之间又有所不同。俄罗斯国企私有化，主要把国有资产转让给了旧官僚或新权贵，把国企从国家垄断直接转变成内部人形成的寡头垄断。而东欧的国企私有化，则允许外国投资者购买本国绝大多数国有资本，以致国有资产对外流失，形成了没有民族资本的畸形的资本主义经济。让我们担心的是，失去了民族资本的东欧国家的经济是否还能站立起来。
2 原因分析
英美国企私有化使经济走出滞涨状态，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提高企业效率，促进经济继续发展，而俄东国企私有化却使国民经济陷入了衰退。本文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俄东私有化难度系数大于英美私有化，但其私有化时问却远短于英美。
第一，任何国企改革都无法脱离当时经济转型或改革的背景，俄东国企私有化是从整个经济全为国有经济的初始点转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式市场经济；而英美国企私有化只是市场经济的局部改革，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在初始点就比俄东小很多，如英国在改革前，国企产值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3，美国更少，进行私有化的经济成本也因此比俄东少。
第二，由于俄东经济转型前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国企私有化，在短期内，由于制度惯性，国企运转惯性，人们已成形的思维习惯等仍在发生作用，使得大多数国企在私有化后颇感不适。而英美私有化，都较为长期，英国国企私有化跨期20年，美国更是20多年，英美一个大型国企的私有化，平均需要6年的时间来消化，而俄东却指望短短几年就私有化整个国民经济。
第三，在私有化之前，俄东地区的一般国民都是国企的工人，没有足够的资本来购买私有化的国企，正由于这个直接原因和私有化监管法制的缺乏，俄罗斯的私有化才使国有资产流失到旧官僚和新权贵手中，东欧地区的私有化更是把90％的国有资产以其价值10％的价格卖给外国人(卡齐米耶日・z.波兹南斯基，2003)，甚至外国人控制了这些国家的金融和工业关键部门，经济失去独立性；而在经济危机或战争后，暂时建设一些国企来满足经济恢复需要的英美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私人资本雄厚，市场运转和监督体制较为成熟，较好地规避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三、我国国有企业民营化现状及坚持的必要性
1 实践上的挑战
在最近10年，我国产权制度改革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国退自进”，二是“国退民进”，三是“国退洋进”。“国退民进”，指国有资本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民营资本进入，俗称民营化。而本文的“民营化”与“国退民进”是不同的，是指在一般性竞争领域，国有资本干不好的企业，可以实现财产民营化或经营民营化，或民营经济参与部分股权，在国有资本干得好的企业，民营经济要参与竞争。它并非让国有资本全线退让，而是希望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在国民经济中达到优化的协调和配置。
但民营化的实践也遇到一些问题，例如，一些民营企业用各种不合法的人为压低国有资产价值的手段，侵吞国有资产，如格林柯尔；民营企业收购国企的目的必然不是国企的福利最大化．而是利润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裁减国企冗余人员，使失业率上升，不利于社会稳定；许多收购国企的民营企业，自身经营管理也很落后，在收购国企后并不能提高企业效率，遑论将同企扭亏为盈。
2 理论上的争议
面对实践上的挫折，学术界从最初达成的共识转变成百
家争鸣，人们开始对民营化产生怀疑和反对，甚至有的学者反对产权改革。
周新城(2000)认为，国企改革必须排除私有化思潮的干扰。他认为，把“放小”统一转为出售中小国企，不是搞活国企，反而扭曲了政府的真正意图，进行私有化。 林毅夫(2008)认为．“产权核心论”没有抓住国企改革问题的实质，我国虽然没有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但国企改革出现了私有化端倪，他不主张私有化。
这些观点确实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实质上是把民营化直接等同于私有化，只看见它们表象上具有的某些共同点，把中国的民营化的命运强牵在其他原社会主义国家国企私有化失败的后果上。我国民营化与俄东私有化有着截然不同的实际内涵，绝非单纯的国有资本的财产私有化。 3．坚持产权改革和民营化的必要 第一，俄东国企私有化的失败，不可能只是因为私有化本身而带来的，还有可能是私有化的速度过快，甚至改变国家性质，让惯性带着计划经济体制色彩的国民经济和国民难以迅速吸收。当大多数转型国家都选择了产权改革这条路的时候，产权改革必然是国企改革和经济改革中不能逃避的问题。
第二，当然，不是别国走了一条怎样的路，我国就必须赶时髦继续走，更何况是一条他国失败的路。但是，我国国企产权改革的政策是运用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和严密的逻辑分析，再结合我国国情得出的。不能因为我国政治体制和监管体制上存在问题而导致民营化过程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或其他问题，就认为产权改革不能走，民营化不能走。
第三，弗里德曼认为，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的效率最低．花自己的钱为自己办事的效率最高。因此，国企改制前，产权不清晰，生产经营业绩低下，亏损的国企甚至需要政府财政补贴，这不利于国企自身的成长，也不利于政府把财政资金最优地用于国家工作中。而国企民营化，使亏损的国企找到自己的买主或使民营资本更大比例地参与产权，私人所有者或股东为了利润最大化，必然会竭尽全力去改善经营管理，或者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可以令企业效率提高，使企业起死回生，这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积极作用，同时，这也是对其他非国有经济的市场主体公平的表现。
第四，国企民营化，可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节约纳税者的钱，优化政府财政支出配置。还可以减少国企内部高管腐败的现状，把收入从曾经腐败的高管那里转移到更多的国民手中，使国民不仅仅有需要，还有实际的购买能力，这对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政策的落实有正外部性。
第五，国企民营化，在短期内，可能增加国企职工的失业，但从长期来看。反而会使这些冗余的国企职工进行行业转移，大多数情况是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善。
’ 四、俄东私有化与我国民营化的对比分析 私有化并非万恶之源，但它有着不可否认的历史局限性。从现有的各国经验尤其是俄东的失败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出，过度私有化可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和政府对国家安全控制能力削弱等问题(魏伯乐、奥兰・扬、马塞厄斯・芬格．2004)。况且我国民营化与俄东私有化也是不同的。
我国国企民营化与俄东国企私有化的相同点，在于都是从计划经济走向产权改革之路，以更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更是因为国企改革背景和改革过程的不同，才使得我国国企民营化有取得成功的可能。
在改革背景方面，国企改革作为经济转型的重点，必然体现整个经济转型的特色。俄东国企私有化是基于经济的快速私有化转型战略开展的，政府突然一声令下，便让如整块铁块一样覆盖国民经济的国有经济迅速地进行私有化改革，而当时，非国有经济基本上没有自然形成和发展，这就为俄东国企私有化埋下失败的伏笔；而我国民营化改革，是在有机发展战略的经济转型下开展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在国有经济周围逐步放开对非国有经济的限制，发展非国有经济，进而在部分国企阻碍经济发展时，一定程度上允许民营企业或个人购买国企。
在改革过程方面，首先，俄东国企私有化速度快，我国民营化进展慢，有利于国民经济对民营化的消化；其次，俄东国企私有化，覆盖面积广，规模大，我国民营化覆盖面积较小，还处于试验摸索阶段；再者，俄东国企私有化，国民手中并无积蓄去参与私有化，又由于缺乏监管，才使得俄罗斯私有化成为俄国原政治领导人和新权贵瓜分国有资产的好机会，也使得东欧国有资产被外国资本家瓜分，而我国民营化是由民营企业或个人参与，同时，我国对国有资产出售的监管体制较俄东私有化时期好。
五、政策建议
无论是从俄东失败的教训，还是从英美成功的经验，以及我国改革一直以来取得的成效，我们不难得出：
1 对不同领域的国企采取不同的产权改革
要坚持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尤其是坚持对竞争性领域里的亏损中小国企实行财产民营化或经营民营化，对于竞争性领域的大型国企和绩效好的中小国企，最好产权多元化，增加民营经济的市场主体所占股份，国有股份不能退出，要保持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协调发展。共有经济的优越性是私有经济不可取代的(大卫・科茨，2008)，也是整个经济产权发展的趋势；对非竞争性领域承担社会功能的公共服务型国企。可以引入一定比例的民营经济，参与竞争，刺激国企改善经营，提高服务质量。
2 强化“民营化”过程中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
设立合理实用的有关国有资产监管的法律，建设一个良好的有利于公正监督和公正执行的司法体系，提高民营化过程的透明度和民主度；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设立由各行业资深专家组成的国有资产评估小组，同时，成立国有企业民营化绩效审计部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公正的监督体制是非常重要的，要使不同权力之间相互制衡。
3 “民营化”过程要去“官员化”，去“外资化”
在民营化过程中，要真正做到政企分离，使政府官员退出民营化过程，做到“官退民进”，建立官员不越位的制度，防止国有资产流人官员手中，使民营化的成果可以归国民享有。
“如果允许外国人参与国有企业的收买的话，其后果将是惨痛的，因为卖给本国人，财产的再分配只发生在一个民族经济体内；如果卖给外国人，其后果将使整个民族经济全面贫困化”(卡齐米耶日・z.波兹南斯基。2003，前言p.4)。因此，在“民营化”过程中，要警惕外国资本利用民营企业而购买国有资本，防止产生我国经济不独立的恶果。对民营资本的来源是否合法，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4 做缓“民营化”进度
从俄东失败的国企产权改革中，我们应该放慢“民营化”的脚步。由于我国“民营化”配套制度还没有跟上来，如健全公正的“民营化”监督体制，民主透明的“民营化”运作机制等，因此，我国目前的“民营化”也只应该还处于增量改革阶段，而非大规模的“存量改革”。同时，我们还需要在逐步的“民营化”过程中，对已出现和将出现的问题及时制定“药方”。此外，要想使“民营化”真正惠及广大国民，我们还需要时间让国民富起来。
5 引导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再就业
需要引导民营经济提高自身企业内部的公司治理能力。从家族式企业向现代公司转型(张华、张俊喜、宋敏，2004)。提高其把握收购中小国企的良好运转能力。
民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篇4
关键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政治权力；社会权利；边际效用；研究视角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9-0109-03
近年来，随着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现象的日益普遍，学者们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成果颇丰。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具有差异性，笔者拟从政治权力、社会权利、需要层次和动机、费耐尔逻辑模型和边际效用等不同学科的不同视角对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进行一个历史性的回顾，在此基础上，探讨现有文献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研究共识、不足与理论空间。
一、政治权力：政治学的研究视角
政治权力的视角是指从国家、政府的角度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行为的研究，它是政治学的研究视角。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要而言之，主要包括：
第一，运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进行的研究。王晓燕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视角，探讨了我国中小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倾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们政治参与的真实社会建构[1]。王志刚根据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理论，分析了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及社会建构，阐述了充分发挥私营企业主阶层参政议政作用，使其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的一支健康力量的重要性[2]。
第二，运用公共选择理论进行的研究。周兴新、罗晓敏、陈舜键运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对涉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政府这一政治行为主体进行了理性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政府是理性的，即政府也要效用函数最大化。不仅如此，他们还应用公共选择领域中的“效用”概念思考促进政策制定的有效性，为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提供方法论基础，并且更好地发挥政治参与的作用[3]。
第三，运用政党执政理论进行的研究。朱光磊、杨立武从扩大和巩固执政党社会基础和执政资源的角度出发，认为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拥有巨大经济资源的新型阶层，在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强大政治力量和适应性的政党，必须为他们的政治参与提供制度性渠道，扩大和巩固自己执政的社会基础，这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深远意义[4]。
第四，运用政治参与理论进行的研究。政治参与理论主要研究政治参与主体、政治参与形态、政治参与的现状和规范政治参与等方面的内容。在关于政治参与主体的研究中，陆学艺认为私营企业主的阶层意识在逐渐产生，但尚未产生统一的自觉的政治要求[5]。在关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客体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的政治参与结构存在以下问题：首先，现存的政治参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着制度化程度低、配套性差的问题；其次，从结构功能角度来看，我国政治参与体制的分化程度不高，自立性比较低，在担负着某些政治参与功能的同时，受到党政机构强有力的支配，成为党和政府用来进行政治控制和社会调控的系统[6]。在政治参与形态的研究中，成伟认为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现状为：合法性参与为主、非法性政治参与时有发生；政治参与目的层次较低；政治参与的组织性不强；政治参与的强度不高[7]。赵纪梅则进一步指出，政治参与的主体有限，受教育程度高、经济实力强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较高；政治参与的目的层次较低，利益是大多数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主要驱动力；政治参与模式以制度性参与为主，非制度性参与时有发生；政治参与组织性不强，以个体参与为主；政治参与强度不高是当前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现状 [8]。
二、社会权利：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社会权利的视角是指从社会出发，以公民个体为分析单位，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展开的分析，这符合社会学的研究思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第一，运用公民身份理论分析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黄文雯运用公民身份理论分析了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合法性，认为，既然党的十六大明确了私营企业主等新生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建设者，那么我国私营企业主属于新时期人民群众的范畴，他们也就拥有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权利[9]。苏红霞、张静则更为明确地指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权依法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政治权利，是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法律依据[10]。
第二，运用社会分层理论分析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社会分层理论主要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特征、来源、发展过程等方面进行的分析。社会分层理论尽管不是专门研究政治参与问题的，但是其中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特性、社会流动机制和路径等研究可以为政治参与问题研究提供重要的知识背景。李路路认为，原来的国家干部、普通职工或农民、非国有单位的管理人员是私营企业主的主要社会来源[11]。王晓燕认为，对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国内大多数学者仍采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为基本的分析框架”[1]。并且将中小私营企业主从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划分出来单独对其政治参与行为进行研究。
三、需要层次和动机：心理学的研究视角
第一，依据需要层次理论进行的研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分析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框架。华正学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视角，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了新的观察和思考，认为可以将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需要归纳分解为以下五个主要层次，分别为：发展经济、壮大实力的参与要求；保障权利、维护安全的参与要求；靠近组织、回归社会的参与要求；提高地位，获得尊重的参与要求；成就事业，实现自我的参与要求。同时他还把上述五个层次需要归结为物质利益追求、精神性激励、共同愿景等三个目标[12]。
第二，运用动机理论进行的研究。心理学认为，任何行为的背后都有其动机。胡绍元从动机的角度认为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主要表现在实现自我价值、提升社会地位、参与社会等三个方面[13]。敖带芽认为，1999年修宪之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趋于明朗和稳定，主要是：通过政治参与维护自身利益；获得对本阶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共同的阶层意识[14]。邢乐勤等学者认为一方面私营企业主的政治需求更具有公益性和和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大多数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心态是拥护党与国家政策，关心本阶层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发展有所作为的同时，也希望在政治发展中有所作为[15]。王河则更为明确地指出，目前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特征及其心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恢复型的补偿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提升政治地位，以获得心理补偿；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及企业知名度，以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民主型的发展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断上升[16]。
四、费耐尔逻辑模型和边际效用：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第一，运用计量经济学的费耐尔逻辑模型（198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商学院质量研究中心费耐尔博士总结原有理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把顾客期望、购买后的感知、购买的价格等多方面因素组合起来，建立起一个计量经济学的逻辑模型，即费耐尔逻辑模型。进入21世纪，费耐尔逻辑模型已成为世界上很多国家最广泛采用的顾客满意度研究的理论模型）分析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满意度。华正学根据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实践的特点，结合费耐尔逻辑模型认为，政治参与进程中私营企业主满意度的理论模型主要由以下六个变量构成：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期望；私营企业主对参与质量的感知；私营企业主对参与价值的感知；私营企业主对参与的满意程度；私营企业主对参与的抱怨；私营企业主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程度。并且指出在一般情况下，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满意度与上述变量之间主要呈现以下关系：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期望影响满意度，高的期望值会使满意度下降；私营企业主对参与质量的感知与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即感知越高，满意度越高；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满意度与参与抱怨呈负相关关系，即满意度越低，抱怨就越多；反之，抱怨越多，也表明满意度越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满意度与其政治忠诚呈正相关关系，即满意度越高，私营企业主对政治系统越忠诚。同时，他还补充强调由于多变量因素的存在，在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各变量间的关系有时也是十分复杂的，并非是单一的对应关系[17]。
第二，边际效用。边际效用（指消费者每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的消费量所引起的总效用的追加（或减少）。而总效用则是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消费一定量物品或劳务所获得的满足程度，它是消费一定量物品或劳务所获得的单位的加总。边际效用与总效用的关系，是研究消费的增量（或减量）所引起的总效用单位的变化。而消费量的变化所引起的效用单位的变动，就是边际效用）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运用这一概念可以为研究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热情提供一个很好的解释框架。华正学依据西方经济学的消费需求理论，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边际效用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他认为在实践过程中，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热情并不是随着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加而增长，而是相反地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以当有的私营企业主初始得到政治参与机会时积极性高涨，而当组织为其安排的政治参与机会越多，政治安排角色越多，希望他更能够代表非公经济人士利益愿望的时候，反而越不积极甚至消极退缩[18]。
五、现有文献的共识、不足与理论空间
对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进行研究的现有文献基本达成如下研究性共识：一是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的认识。研究者基本认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具有多层性，包括恢复型的补偿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提升政治地位，以获得心理补偿；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及企业知名度，以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民主型的发展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断上升。二是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模式的认识。研究者基本认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主要有制度性的和非制度性的两种。三是对现存的政治参与体制存在诸多问题的认识。研究者基本认为，现存的政治参与体制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需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来解决。然而，现有研究还存在不足，这些不足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空间。
（一）现有文献的不足
毋庸置疑，现有的理论成果为进一步研究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些分析框架和有益的启示，但也存在以下的不足。
第一，研究成果没有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放到宏观的政治社会背景中去，即运用政治参与理论时，并没有把政治参与的约束变量考虑进去。事实上，在中国语境下，摒除宏观的社会政治结构分析，简单套用西方经典理论往往出现解释乏力的现象。
第二，由于忽略了宏观社会政治背景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重大影响，许多研究的理论分析和理论建构主要基于理论层面的逻辑推演，尽管也掌握着大量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材料，但是这些材料很大部分是基于理论需要、囿于分析框架剪裁后的产物，真实世界中丰富多彩的事实实际上被屏蔽了，所带来的结果是研究得出的结论尽管符合经典理论，但是往往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第三，通观我国学术界对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的历史分析视角和比较分析视角的研究还显得十分缺乏。
（二）理论空间
一般地，理论是实践主体对实践客体的认识，当我们应用理论剖析具体问题时，如果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这样的理论便存在理论空间。就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而言，笔者认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理论空间至少有二：第一，可以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放到宏观的政治社会背景中去，把影响和决定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约束变量纳入到政治参与理论中，从而全面考察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政治生态，并从中找出其固有规律。比如我国的传统文化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影响等。
第二，从历史学的历史和比较的视角研究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发端和发展的，至今已近三十年，进行历史地分析和研究显得十分必要。进一步研究的理论空间至少有二：一是从纵向上，对我国不同历史阶段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特点的研究；二是从横向上对同一历史时期内不同类型的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的比较研究。不仅如此，三十年来，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发生过怎样的变迁，这种变迁的内在机理是怎样的，导致这些变迁的主体、动力、路径、目标是什么，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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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篇5
［关键词］私营企业;劳动纠纷;和谐劳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5-0094-02
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私营企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上升。农村地区经济落后收入过低,难以满足人们劳动致富的需要,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转移,形成“民工潮”。但2004年下半年,很多沿海城市的私营企业出现“民工荒”现象,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民工荒”现象有所缓解,但到2010年“民工荒”现象再次出现。2010年的“民工荒”不仅表现为沿海城市的“民工荒”,还表现为内地城市的“民工荒”。受其影响,贵州私营企业也面临着“民工荒”,一方面私营企业雇用不到所需工人,另一方面却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大学毕业生未就业。“民工荒”现象的出现,虽然有体制上、政策上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是由于企业主与员工之间缺乏和谐劳动关系、员工权益得不到保障,导致劳动者不愿到私营企业就业。
1贵州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表现
在私营企业中,资方(雇主)与劳方(员工)之间在地位、身份、权利和利益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在地位上,农民工无地位可言,干脏活重活累活；在身份上,农民工干了工人的活,却没有得到工人的身份；在权利上,农民工属于企业的边缘群体,不能享有一般员工享有的福利待遇；在利益上,农民工和正式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不和谐性主要表现为：
1.1法律上的不和谐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为确定劳动关系而依法协商后达成的约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是确定双方劳动关系的法律形式,也是解决双方劳动纠纷的法律依据。一些私营企业为了减轻负担,逃避责任,和农民工不签订劳动合同或签订的劳动合同文本条款模糊,而且在签订过程中农民工通常只能按企业主的要求签字画押而没有协商的权利。劳资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往往更多体现企业主利益,对农民工来说义务多于权利,发生劳务纠纷时农民工很难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缺乏劳动合同的保障,农民工往往被企业主视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工具,在工作中经常会遭遇工作时间延长、节假日无偿加班、工资拖欠等,发生工伤事故时只能获得较少赔偿甚至不能得到赔偿。
1.2经济上的不和谐
私营企业农民工的工资大部分是计件工资,企业经营状况好就多一些,经营状况不好就少一些甚至就没有,农民工工资不仅偏低而且普遍存在拖欠、克扣现象。在调查中,63%的农民工反映近三年来工资未涨,25%的农民工认为虽然工资上涨了但涨幅不大,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影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工资收入实际上是负增长。几乎每个被调查对象都认为自己遭遇过恶意克扣工资的情况,企业主往往会以各种借口来达到少付工资的目的,如任务完成不好、工作台面不符合卫生要求、产品质量达不到要求等,被变相克扣的工资数额少则几十元多则几百元。
1.3社会上的不和谐
随着私营企业的迅速发展,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随着其经济地位的提高而提高,享有更多的社会资源,难以感受到农民工的艰辛。有的私营企业主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在管理中强调产出而忽视人文关怀,对农民工粗暴管理。农民工生活艰辛,在企业里从事的是技术含量较低的脏累险工种,工作环境差,容易发生工伤事故；由于工资收入少,只能居住在昏暗潮湿、卫生条件恶劣的简易房或工棚内；受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子女在读书、医疗和社保方面存在困难。农民工与企业主之间悬殊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地位容易成为劳资双方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2贵州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矛盾的原因分析
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在法律、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不和谐导致劳资关系矛盾,劳资矛盾既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又是企业内部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2.1相关政策法规不完善,导致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监督乏力
很多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应的法律体系,如《劳动法》、《工会法》、《劳动关系调整法》等来规范劳资关系。在管理中,不仅制定了各种标准,如最低工资标准、工作时间标准等,还明确了劳资关系的调整方式,如三方协商、集体谈判、工会组织等。我国虽然从1994年就颁布实施了《劳动法》,并几经修订,但与《劳动法》配套的相关法规如《劳动监察法》、《劳动市场管理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还没颁布实施。当企业员工尤其是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很难获得法律支持,事后监督执法多于事前、事中监督执法,而且存在监督执法不严的现象,对违法企业缺乏有力的处罚手段。
2.2城乡二元经济的存在,使得私营企业劳资关系不稳
由于存在户籍管理制度障碍,农民工在就业机会、工资福利、医疗保险、子女入学等方面难以享有城镇居民同等权利,加上城乡生存成本差异,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感到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且大多数农民工在农村还保留着对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对在城市发展也是三心二意,如果在城市里找到一份好工作,获得比农村好的报酬,农民工就会选择在城市发展,如果工资待遇不好就会选择回村重操旧业,从事农业生产。随着国家近年来重视“三农”,从政策上、资金上给予了农村较多的扶持和帮助,很多愿意选择回乡务农或者回乡创业。
2.3劳资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私营企业劳资冲突不断
长期以来,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国有企业下岗员工增多、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等原因导致劳动力供大于求,资方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与劳方形成不平等的关系。农民工受其知识结构和能力水平影响,面对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私营企业主对农民工较为苛刻,在管理中容易做出侵犯农民工正当权益的行为。面对强势的企业主,处于弱势的农民工哪怕选择接受企业主条件留下,在工作中难免会有消极、抵触的心态和行为,双方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
2.4企业人员任用不规范,缺乏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大多数私营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完全是企业主说了算,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或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这种靠企业主个人能力和魅力来管理企业的方式在企业创建初期可行,但在后续经营管理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明显缺陷。企业主常常会采取随心所欲、独断专行、任人唯亲的管理方式,按自己的心情和喜好来进行人事安排和福利分配。农民工处于企业底层,其付出难以被企业主察觉,企业主的奖励多惠及管理层,农民工得到的实惠少,农民工对企业主和管理层难免会心生不满。
3构建私营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思路
近年来,私营企业劳资纠纷进入多发期,不仅数量连年增长而且日趋复杂和激化,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要保障私营企业的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私营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采取积极措施,促使私营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以此来加快私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3.1借鉴国外经验,形成我国劳资关系协调模式
西方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已经探索出“三方协商”、“职工参与”、“集体谈判”等协调模式,通过政府、企业、职工三方共同协商、民主管理、积极参与的方式来促使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形成。我国可借鉴西方国家经验,调动国家、企业、职工三方来共同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如国家通过制定并实施相应政策促进就业,通过立法保障职工权益；企业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在管理中引入民主管理方式；企业职工可以通过工会组织、社会团体与企业进行沟通交流,及时化解与企业主之间的矛盾和纠纷。
3.2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在现有《劳动法》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相关配套法规,如《劳动市场管理法》、《劳动关系调整法》、《劳动仲裁法》、《劳动监察法》等,还可以根据农民工用工情况制定专门的法律条文,如《临时用工法(或条例)》。在执法环节,要加强劳动监察体系的建立,对劳资矛盾要及时发现及时解决,避免劳资冲突。
3.3明确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充分发挥协调作用
除了法规部门、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外,还应带动工商联、商会组织等机构积极参与私营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在法律法规制定、监督管理、配套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引导私营企业主建立合理的用人观,在管理中采取民主管理方式,关注员工生活,及时发现不和谐因素,化解劳资矛盾。
3.4加强企业规范化管理,避免劳资矛盾的产生
在私营企业内,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制定规范的管理章程并贯彻实施。如督促企业与员工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在合同中明确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督促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民主管理,形成有效沟通机制；督促企业建立和完善工会组织,员工可以通过工会组织表达意愿或者维护权益,企业可以通过工会组织化解与员工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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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篇6
1.1建筑业发展的需求
一直以来，我国对建筑业的发展并不重视，但却将其作为完成基本建设的工具，受到这一因素影响，建筑市场发展缓慢，政策法规滞后，使建筑企业出现恶性竞争的情况，国有企业逐渐退出，给私营建筑经济的进入创造了条件。
1.2符合建筑业发达国家发展规律的需要
从发达国家建筑业的发展规律来看，私营建筑经济是发展的重点，国有资本可以退出。日本、英国等国家在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大部分的建筑企业属于私营建筑企业，在日本高达96%，对此，我国有必要调整发展步伐，改造建筑企业的所有制结构。
2制约私营建筑经济发展的因素
2.1外部因素的制约
第一，从思想上对私营建筑经济认识不够。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我国建筑人员对私营建筑经济的认识不够，将其看作是异己，过于排斥，担心私营经济的发展过快，影响国有经济的主体，担心质量不过关，等等。
第二，没有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经过多次修改，宪法对私营建筑经济已经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但国有建筑经济与民营建筑经济在市场准入上仍存在较大的差异，另外，私营建筑企业在银行贷款、员工培训、职工职称评定、申报户口等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第三，融资的环境十分不理想。
多数民营建筑企业都存在融资的困难，而且与国有企业在贷款上还存在着不平等现象，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机会少、成本高，无法满足建筑企业的发展需求，与其贡献不相符。
2.2内部因素的制约
第一，家庭化的管理方式，独裁的决策模式。
近年来企业在不断壮大，任人唯亲的用人制度制约了私营建筑企业的发展，非常容易导致重视个人利益忽略整体利益的问题，个人专断决策的方式也会受到经营者自身因素的影响而出现错误，制约企业的创新与规模发展。
第二，缺乏诚信与社会责任感，无法满足现代企业发展需求。
当前，我国很多民营建筑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不强，不能接受来自社会的批评，喜欢奉承，而且缺乏信誉，言行不一，在市场竞争中，缺乏双赢意识及合作态度，影响到民营建筑企业的发展。
第三，功利思想过于浓厚，影响民营建筑企业的发展。
功利主义一直存在于民营建筑经济企业中，这使得很多人为了短期的效益而放弃长远利益，导致工程质量降低，成本增加，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的问题更是严重，影响私营建筑企业的信用与形象。
第四，经营规模小，组织形式单一，无法满足市场的激烈竞争。
随着市场竞争环境的日益激烈，私营建筑企业的发展较为缓慢，规模小，且多是独资形式，制约了企业规模的扩大，导致私营建筑企业在面对市场风险时应对能力不足，竞争力较差。第五，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亟待提高。从根本上来说，管理的根本是人员的管理，从目前我国民营建筑经济企业的管理情况来看，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较差，水平低，导致民营企业老板在管理中对市场认识不足，对正义与道德不够重视，忽视企业的长远发展，影响企业的竞争力。
3解决制约私营建筑经济发展因素的对策
3.1提高认识，转变观念
受到公有制思想的影响，私营建筑经济管理人员的认识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深化体制改革，将其作为支柱性产业发展，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促进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
3.2加大私营建筑经济政策的落实力度
第一要强化法制建设，制定符合私营建筑经济发展的政策，确立其地位，最大限度地解决与发展私营建筑生产力。
第二，制定私营建筑经济发展有利的政策，为私营建筑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使其健康发展。
第三，突破传统的所有制歧视，增强服务意识，发展便民服务，为私营建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3.3加大对私营建筑企业的经济支持
民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篇7
关键词:黑龙江省;吉林省;民营经济;地方政策
中图分类号:F121.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1-0151-03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论断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为此,黑龙江省､吉林省都专门出台了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笔者拟通过对其主要措施的比较,为进一步完善黑龙江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地方政策提供借鉴｡
一､市场准入条件
(一)放宽经营范围和经营领域
黑龙江省规定,允许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以下简称个体､私营企业)生产经营除国家明令禁止以外的产品和商品;加强对个体私营企业投资的政策引导,鼓励其向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发展,特别是要依托资源和地缘优势,积极参与资源精深加工､旅游､边贸､社区服务等生产经营活动;鼓励个体私营企业开展中介服务;个体私营企业在贫困地区兴办扶贫项目,享受国家和省给予贫困地区的优惠政策｡
吉林省规定,凡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行业和领域都允许民营经济进入;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项目融资等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和社会事业项目建设;大力支持民营资本投资本省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除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产品､商品和经营领域外,两省对个体､私营企业经营范围已完全放开;个体､私营企业的经营领域较以往也有了很大的拓展｡
笔者认为,对于具备经营条件的企业完全可以不核定具体经营范围,允许经营者根据市场变化调整或变更经营范围｡事实上很多企业也正在这样做｡只要企业依法经营,除法律､法规禁止经营或者有特别规定的以外,政府对经营范围实无干涉的必要｡至于经营领域,还可以在更大的范围(特殊领域在国有资产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放开,允许私营资本进入,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二)放宽注册资本要求
吉林省规定,允许新办民营企业分期注入注册资本;除法律､法规对特殊行业的注册资本有最低限额要求外,对其他具备生产经营条件､注册资本在50万元以下的公司制民营企业,其注册资本金可在首期到位注册资本总额10%的前提下分期到位,时限为两年,资本金到位前,企业按注册资本额由每位股东根据出资比例对债务承担相应责任;以高新技术成果作为注册资本的,只要出资各方协议约定,不受注册资本比例的限制;积极鼓励投资兴办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实行注册资本申报制,不受注册资本限制｡黑龙江省没有相关规定｡
笔者认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放宽条件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可行的,但降低企业开办门槛的地方政策可以针对法律没有强制性要求的企业形态,而不应当突破法律界限｡按照当时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的注册资本应为实缴资本､技术出资占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也是有限制的｡地方政策突破法律限制的做法必然会破坏国家法制的统一,实不足取｡
(三)放宽经营场地限制
吉林省规定,放宽企业经营场所登记条件｡从事软件开发､设计等不影响周围环境和居民生活的企业取得具有合法使用权的住宅,经业主委员会同意,可不受物业使用功能的限制,作为企业住所(办公场所)予以登记;持有合法有效房地产证明文件并符合消防､安全､环保和城市规划要求的房屋可以作为生产经营场所;企业住所与生产场所分离的,实行住所和生产场所同时登记｡黑龙江省没有相关规定｡
笔者认为,个体､私营企业往往由于资金制约难以完全具备使用“商业用房”作为经营场所的条件,以致经营场所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法律､法规没有禁止将民宅作为经营场所,通过地方政策来解决私有企业经营场所的难题,不失为创造个体､私营企业发展条件的好办法｡黑龙江省可以借鉴吉林省的规定,结合省情出台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解决民营经济发展受经营场所制约的问题｡
二､财政扶持､融资与税收优惠政策
(一)财政扶持政策
黑龙江省规定,各级政府要坚持把中小企业担保资金积极用于个体私营企业信用保证,解决其融资难､贷款难等问题;科技风险投资资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专项资金､技术改造资金､乡镇企业发展基金､财政贴息等其他用于经济发展的专项基(资)金,要在使用条件上向个体私营企业倾斜,并在原有基础上广泛吸纳包括银行､个体私营企业在内的资金投入,逐年扩大规模｡
吉林省规定,对民营经济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省财政在现有安排支持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资金的基础上,根据以后年度省级财力状况,力争逐步增加;市(州)､县(市､区)政府可根据自身财力状况,在年初预算中安排一部分资金,专项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发展资金主要用于企业技改贷款贴息和信用担保､创业辅导､市场开拓等服务体系建设｡
黑､吉两省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民营企业财政扶持政策,异曲同工｡政府的财政扶持政策不仅为个体､私营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扶持,同时,能够起到稳定人心､吸引人心进而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作用｡
(二)融资政策
黑龙江省规定,多渠道解决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资金｡金融部门要建立为个体私营经济服务的灵活的信贷机制,加大对产品有市场､经济效益好､还款有保证的个体私营企业的信贷投入,逐年增加信贷额度,并在信用等级评定等环节上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拓宽个体私营企业融资渠道,引导和鼓励个体私营企业采取多种途径､多种方式吸纳资金,形成多元投资主体;积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有条件的可采取个体私营企业自愿参加的方式,建立信贷担保资金;要积极支持､引导具备条件的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
吉林省规定,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允许民营企业以合法､足额的土地使用权､厂房､有价证券和无形资产等作抵押､质押取得贷款;改进对民营经济的信贷评估､审批和贷款制度,逐步加大贷款比例;各级政府要协调各商业银行加强银企对接工作,由各商业银行为重点民营企业开展财务业务,直接提供贷款服务;加快民营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建设,由银行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法人客户评价办法和统一授信管理办法确定民营企业信用等级和贷款授信额度;积极鼓励发展社区性银行和农村股份制､合作制银行为发展民营经济筹措资金;积极推动设立民营经济投资公司,建立和完善创业投资机制,构建民营经济融资平台;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依法兴办各类金融组织,参与金融机构的改制改组,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发展投融资制,建立投资咨询公司,为投融资机构提供服务;开展民营经济股权交易业务,允许民营企业以股权融资方式筹集投资资金,逐步建立起多种募集方式相互补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民营企业申请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及国际商业贷款;支持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国内外上市融资､发行企业债券;积极搭建产权交易､股份托管､质押典当等地方性资本交易市场,培育非上市股份公司股票经纪人,健全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推动产权顺畅流转;鼓励资本重组,支持民营经济盘活国有资本和银行不良资产｡
融资难一直制约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难以取得贷款､担保以及对个体､私营企业直接融资的限制｡比较而言,吉林省的融资政策更加全面､具体｡政府鼓励金融机构将贷款向个体､私营企业倾斜以及允许发行债券等政策,能够解决个体､私营企业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地方政府应当积极鼓励个体､私营企业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融资｡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重国家和集体､轻个体和私营传统的国度,发展资金不足始终是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因素,由政府专门政策来解决民营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实有必要,也能够切实地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三)税收优惠政策
吉林省规定,允许运用国家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税收扶持政策和国家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税收政策,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对民营企业从事技术转让､开发及相关的咨询､服务所得,免征营业税;新办技术咨询和服务的科技企业,两年内免征所得税;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优惠待遇;对赢利的民营工业类企业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实际费用,比上一年度增长幅度在10%(含10%)以上的,可再按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对新办民营企业从事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实行“一免二减半”的所得税优惠,从事公用事业､商业､物资､对外贸易､旅游､仓储､居民服务､饮食､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经批准,可减或免征所得税一年;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民营企业,从事种植､养殖､农林产品初加工所得,免征所得税;对不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和纳入全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的担保机构,三年内免征营业税｡黑龙江省没有相关规定｡
对新开办的某些特定行业或者特殊类型的个体､私营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减轻了其开办初期的经营负担,为此类企业的起步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可以快速培育特定行业的发展｡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不仅能对民营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从长期来看还能为财政收入增长培育稳定的税源｡地方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税收政策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其他政策不可取代的｡黑龙江省也应当在不违背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用足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尽快改变本省民营经济发展滞后的现状｡
三､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一)转变政府职能,简化办事程序
黑龙江省规定,全面推行公示制､承诺制､“一条龙”服务和“一站式”办公,提高办事效率;积极采取“一企一策”､“一事一议”､“现场办公”等灵活方式,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畅通个体私营企业对政府部门的监督渠道,建立个体私营企业举报制度,在全省各级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领导机构,设立监督举报电话和信箱,受理投诉,并及时向投诉人反馈处理意见,凡是个体私营企业举报的问题,都要指派专人进行调查,问题属实的要严肃处理;完善并着力落实责任追究制度,认真进行行风测评,对后进单位要给予通报批评,对不履行职责､严重制约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要严肃查处,并追究其单位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对典型案例要公开曝光｡
吉林省规定,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行业审批的以外,民营企业登记前置审批一律取消,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获准前置审批的,在筹备期间可发给时限为六个月的筹备期营业执照;对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对重大项目及限制类项目实行规范的核准制,其他项目一律实行备案制;对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应规范登记为民营企业｡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曾经使个体､私营企业登记难､办事难｡地方政府出台便民措施,方便了私企的开办,对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二)规范执法行为,减轻企业负担
黑龙江省规定,严格执行收费许可证制度,依法清理涉及个体､私营企业的收费部门､项目和标准,实行年度收费“明白卡”制度;制止摊派等侵害个体､私营企业的行为｡
吉林省规定,全面清理并取消不合法的收费项目;除依法､依国务院和依省政府规定的以外,不得擅自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取消向企业收取费用的评比､排序､授牌等活动;不得强迫企业加入各种协会､学会､拉赞助､收会费､摊派费用｡
“滥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困扰企业由来已久,不仅严重增加了企业负担,而且严重影响了企业发展的积极性,甚至一些企业不得不迁往异地｡治理“三乱”,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就是保护企业的发展环境和经营者的积极性｡
以上笔者选择了对民营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几方面政策进行了比较,当然两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不仅限于此｡总体比较,虽然黑龙江､吉林两省的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政策各有所长,但是,黑龙江省在以上几方面还有很多政策需要补充完善,才能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2005年1月27日吉发[2005]4号).
民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篇8
关键词：私营企业；欠发达地区；区域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79.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5-0073-04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显示出制度环境的变革和相应政策的演进。我国第一代企业家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代企业家的努力使我国的轻工业在1979～1984年间实现了飞速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民营企业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民营企业以乡镇企业组织模式为主要特征，“个体户”这种组织模式开始出现，并在民营企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以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为主线。在2004年宪法修正以及私营企业暂行规定出台以后，我国私营企业的界定及其法律地位得到了确认。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一系列改革制度的出台，我国民营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
企业及其生产活动能够为经济发展带来的就业、知识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及改善竞争环境，因此，对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而言，实施有效的、有针对性的企业政策是健全地区市场运行机制、建立良好的竞争秩序、乃至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国有经济占区域经济的比重往往与地区专业化、行政垄断等直接相关，并对区域经济发展造成路径依赖甚至不确定影响。因此，本文将视角集中于民营企业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私营企业，探讨欠发达地区如何制定和实施私营企业政策，以提高地方市场活力、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
一、私营企业发展的区域差异较大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也是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私营企业无论从数量和产值还是从就业贡献率上，都始终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私营企业对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明显。事实上，众多文献研究表明，以私营企业数量为主要指标描述的私营经济发展状况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如，徐曼等（2009）在对企业家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研究中，运用省域私营企业数量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得出结论：一个地区如果拥有大量优秀的企业家，将推动地区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加快地区经济的发展。
造成省域之间私营企业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区域间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基础设施等因素形成的“硬环境”差异。地理区位的天然差异使得沿海地区在交通运输、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内陆地区相比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对于资源禀赋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学术界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但无论是资源保佑还是资源诅咒，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地区利用其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会形成该地区发展的独特路径，从而影响该地区私营企业的规模及发展状况。在基础设施方面，基础设施水平较好的地区意味着具有更便利的交通、通信条件，能够为投资者节约来自地区内和区域间的交易成本。这种成本优势是促进私营企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二是区域间存在制度等因素形成的经营“软环境”差异。一个企业要想立足、发展并创造更多的财富，仅仅具备进入市场的条件和基础设施支持是不够的，还需要区域具备良好的有利于经营的制度环境。而这种经营环境意味着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提供的服务应当是适当且有效率的，包括简化新企业开展活动的审批程序、对产权进行充分保护、扩张企业融资渠道等诸多方面。此外，透明有效的法律体制、行政体制和税收体系也是政府创造更轻松、更有成效的经营环境所需要具备的条件。世界银行的《2008年中国营商环境报告》将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差异归结为四项指标：开展新企业活动的难易程度、产权登记制度的水平、企业获得融资的可能性以及合同执行的情况。林汉川等将企业的经营环境与政府服务作为中小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并将经营环境具体划分为法制环境、资金环境、市场环境、信用环境和社会环境。
由此可见，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以私营企业为主导的民营经济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活力源泉。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应当制定能够充分激励私营企业家开展企业活动、为私营企业经营活动提供便利经营环境的政策措施，通过私营企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实现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
二、欠发达地区私营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经济开放程度过低使得欠发达地区私营企业无法利用FDi的知识溢出效应来提升自身技术水平
私营企业由于规模较小，自身的研发能力普遍较弱，所以技术的外部引进是其提升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学者们公认的能够带来知识溢出效应，并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针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选择性的对外开放政策。这些研究成果大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会产生重要影响。以工业组织理论为视角的研究也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区域商品和要素市场竞争秩序的完善，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FDi是技术转移的有效渠道，FDi可以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使东道国的技术水平、组织效率不断提高，从而提高国民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然而，一方面，受制于地理区位、基础设施、资源禀赋等“硬环境”的约束，欠发达地区在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商投资方面并不具有优势。但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普遍未能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营造适宜外商投资的包括法律、政策等在内的优良的“软环境”，从而导致欠发达地区无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及产业集聚效应，实现区域私营企业及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税收待遇上的差别待遇抑制了欠发达地区私营企业的发展
我国1994年开始的财政分权改革被认为是我国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变革。财政分权意味着地方政府能够在利润或税收收入构成的边际收入中分配到可观的部分。大多数针对财政分权的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制促进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进而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财政分权制带来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集中地体现为税收竞争。同时，作为选择性的对外开放政策主要内容的地方税收优惠政策，也成为吸引FDi的主要杠杆。在欠发达地区，各种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尽管客观上起到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效果，但盲目的地方政府竞争所形成的内外资企业“双轨制”的税制却广受诟病。2006年我国企业所得税法改革后，这种“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制度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扭转，但是这种差别待遇仍然存在。此外，欠发达地区的私营企业相对国有企业，同样在税收问题上面临差别待遇问题，而这种差别尤其体现在税费的各种收费中。
（三）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抑制了欠发达地区私营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
私营企业谋求规模化发展的最佳选择并不是密集型的劳动力投入，而是技术创新。从长远来看，技术及其创新能力相比传统要素，能够给企业带来更高的收益。而知识产权制度是人类技术进步、智力成果保护的重要保障，也是目前我国在经济发展阶段中尤为突出的问题。对知识产品的保护程度及实施机制直接关系到新技术、新发明的研发激励问题，从而影响着企业的研发决策和研发规模。目前，在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体系基本完善的情况下，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并不顺畅。一方面，国有企业凭借自身的研发能力和资金实力，仍然掌握着大多数的知识产权，给私营企业的技术引进设置了障碍。当私营企业获得技术专利时，国有企业也会通过一些途径而“强势”占有，从而影响私营企业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当出现知识产权侵权事件时，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也会存在差别待遇。尤其欠发达地区经济往往受当地国有企业影响很大，所以知识产权的保护实践更容易倾向于维护国有企业的利益。因此，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抑制了欠发达地区私营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
（四）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分配与私营企业发展脱钩，使私营企业面临人才困境
教育资源的充裕程度决定了人力资本的数量与质量，也是私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源泉。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容易受到就业的引导，而更倾向于地区内国有企业的岗位需求。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地区经济往往与国有企业深度融合，从而影响当地教育资源长时期围绕国有企业的需要而进行配置，并形成相对稳定的教育结构。然而，这种稳定的教育结构并不适应私营企业的发展。因为私营企业往往较为灵活，能够抓住市场的新兴行业。此外，大量私营企业的发展会带来市场竞争环境的改善，从而要求人力资源向高端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可即使各类学校能够适时设立新的专业，但由于其自身吸引教学人才和人才培养能力的不足，也必然导致其新型人才供给不足，从而影响欠发达地区私营企业的发展。
三、推动欠发达地区私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哈特（Hart，2003）认为，企业政策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从不同的政府层次来讲，既包括地方政策也包括国家政策；从经济活动的类型来讲，既包括低技术经济活动，也包括高科技经济活动；从内容来讲，包括从各种管制政策到各种扶植政策等更为广泛的内容。由于私营企业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国家整体区域经济政策的框架下，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应积极制定促进私营企业发展的有利政策，从而刺发区域经济活力，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发展。
（一）营造有利于吸引外资、发展私营企业的“软环境”
欠发达地区应为私营企业提供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利用自身优势，尽可能吸引外部投资。外商投资企业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会客观上激励本地区的技术研发活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由于欠发达地区往往欠缺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等“硬环境”，因此，欠发达地区应当在紧抓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通过制定政策与制度建设，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私营企业发展营造适宜的“软环境”。这些政策和制度主要包括：一是有利的融资政策。欠发达地区应将创造宽松的融资环境作为企业政策的核心，开辟更多的融资渠道，包括对企业投资及发展活动进行补贴。二是更加简洁透明的工商行政制度。工商行政机关在企业注册登记以及企业成立后的各种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等方面均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而更简洁的注册程序、更透明的行政执法制度将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经营环境。三是信息服务政策。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应组织各种咨询、培训机构，以提升对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的信息服务能力。
（二）制定并落实针对私营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针对私营企业，欠发达地区应实施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保证政策的落实。经历了我国转型初期较为盲目的、有选择的企业税收双轨制之后，特别是2008年正式施行修改后的《企业所得税法》之后，区域之间、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实际税收负担在逐渐拉近，因此，现阶段我国企业所得税对于各地区私营企业发展的成本效应要小于产业集群效应。但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为了激励私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仍应针对私营企业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兼顾内外资企业、国有和私营企业的公平问题，并努力提高区域生产集聚或地区专业化程度。尽管国家以及地方政府都已意识到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并且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但现实中尤其在欠发达地区，这些针对私营企业的优惠政策很难落实。而一些国有企业却基于其与地方政府的经济联系，享受着这些优惠政策。因此，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除了制定针对私营企业的优惠政策外，还要建立—套系统的政策监督机制，从而保证政策的落实，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三）着力提升私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欠发达地区应着力制定鼓励私营企业技术创新、保护私营企业知识产权的相关政策。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其本身能够投入的生产要素有限，因此，更需要通过私营企业积极、灵活的知识产权创新，来实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欠发达地区私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主要包括：一是对私营企业知识产权提供更完善的保护措施。在国家知识产权法律框架下，逐步完善欠发达地区的具体实施细则，并具体落实相关权利，防止国有企业利用其优势侵犯私营企业知识产权。二是制定针对私营企业的知识产权创新扶持政策。如，对研发自主知识产权的私营企业提供专项财政补贴，对技术型私营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等。
民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篇9
按照省统计局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的现行《民营经济综合统计报表制度》规定，民营经济统计范围和对象是除国有及国有控股以外的内资企业和个体经营户。具体包括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集体联营企业、其他联营企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剔除国有控股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剔除国有控股企业)、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私营有限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内资企业和个体经营户。
(一)股份合作企业：指以合作制为基础，由企业职工共同出资入股，吸收一定比例的社会资产投资组建，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共同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一种集体经济组织。
(二)联营企业：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相同或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按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共同投资组成的经济组织称为联营企业。
(三)其他联营企业：指国有联营企业、集体联营企业、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等三种联营企业之外的其他联营形式的企业。
(四)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登记注册，由五十个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每个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称为有限责任公司。
(五)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指国有独资公司以外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六)股份有限公司：指根据规定登记注册，其全部注册资本由等额股份构成并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本，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
(七)私营企业：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组织称为私营企业。包括按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以及《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登记注册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和私营合伙企业。
(八)私营独资企业：由一名自然人投资经营，以雇佣劳动为基础，投资者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
(九)私营合伙企业：指按《合伙企业法》或《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按照协议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以雇佣劳动为基础，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
(十)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指按《公司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单个自然人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十一)私营股份有限公司：指按《公司法》的规定，由五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单个自然人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十二)其他内资企业：是指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之外的其他内资经济组织。
(十三)个体户：是指公民在法律的允许范围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个体劳动者。
(十四)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规定，各自提供资金、实物和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二、统计工作职责分工
市民营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市统计局负责牵头收集相关部门的民营统计资料，各相关部门具体职责分工如下：
(一)市统计局：负责按月收集、整理、提供地区固定资产民间投资额，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工业总产值资料；按季度向市民营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民营办)提供省《民营经济综合统计报表制度》规定的有关民营经济发展情况。
(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工商局负责按月向市民营办和市统计局提供全市和分区县、部级开发园区民营经济新增注册资本(金)、民营经济注册资本(金)总额、新登记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户数以及注册资本(金)绝对额和增长速度资料；按月向市民营办和市统计局提供民营企业集团户数和注册资本(金)分别在1亿元以上、1000万元—1亿元、500万元—1000万元、100万元—500万元的民营企业户数；按季提供当期吊销、注销的民营企业户数；按半年向市民营办和市统计局提供全市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新吸纳从业人数，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总数；按行业分类提供新登记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行业户数；按年度提供民营企业获得“中国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有关情况。
(三)市国税局、地税局：市国税局和市地税局负责按月向市民营办和市统计局提供分税种民营经济税收收入、占本地区税收总额的比重资料；负责按月向市民营办和市统计局提供分区县和部级开发园区民营经济税收收入、占各地区税收总额的比重资料；负责按季向市民营办和市统计局提供税收超千万元和超亿元民营企业情况。
(四)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负责每半年向市民营办和市统计局提供已建成和在建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情况，民营企业投资为主的园区比重、民营企业占园区内企业的比重等资料。
(五)市发改委：负责按季度向市民营办和市统计局提供民营企业参与我市重大项目建设情况。
(六)市经信委：负责按季度向市民营办和市统计局提供全市特色产业群发展情况、民营企业比重资料；负责按季度提供全市民营软件企业发展情况、民营软件企业研发投入情况、民营经济新兴产业发展情况及其占行业和全市比重资料；负责按季度提供全市新认定的成长型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情况、中小民营企业发展情况。
(七)市投促委：负责按季度向市民营办和市统计局提供民营企业境外投资项目数和投资额、全市民营企业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八)市科委：负责向市民营办和市统计局提交年度全市民营科技企业数量、产值、利税额、从业人员数等资料；民营科技企业中有产学研合作项目企业数、设有技术部门数等资料；全市民营科技企业当年申请和授权专利数量、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数等资料。
(九)市金融办：负责按半年向市民营办和市统计局提供全市上市公司数量、民营企业占比和拟上市民营企业总体情况。按年提供民营上市公司从境内外证券市场募集资金额。
(十)市财政局：负责协调和落实市民营办和市统计局及有关部门民营统计工作的专项经费，为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必要的保障。负责按半年向市民营办和市统计局提供全市地方财政各类扶持资金中扶持民营企业的情况和全市同期财政收入数。
(十一)市商务局：负责按季度向市民营办和市统计局提供全市有进出口实绩民营企业户数、比重和增长速度等资料；提供民营企业实现进出口额和增长速度等资料。
(十二)市教育局：负责按年向市民营办和市统计局提供民办学历教育机构情况、毕业人数、目前在校学生数及其增长速度等资料；提供各类民办社会培训机构情况。
(十三)市民政局：负责按半年向市民营办和市统计局提供民营企业慈善事业开展情况。
(十四)市人社局：负责按季度向市民营办和市统计局提供民营企业引进高端人才情况、城镇职工劳动报酬中来自私营单位的比重等资料。
(十五)市质监局：负责按年向市民营办和市统计局提供全市民营企业“中国名牌”和“名牌”数量、增长速度和占比等资料。
(十六)市卫生局：负责按半年向市民营办和市统计局提供全市民办医疗机构发展情况。
(十七)市体育局：负责按年向市民营办和市统计局提供民间资本参与体育产业发展情况。
(十八)市工商联：负责按半年向市民营办和市统计局提供商会民营经济发展情况。
(十九)人行南京分行：负责按季度向市民营办和市统计局提供全市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额、比重及其增长速度等资料。
(二十)各区县、开发区：各区县人民政府结合全市各部门分工情况，明确和落实相关部门负责按月向市民营办和市统计局提供本地区民营经济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负责按季度向市民营办和市统计局提供本地区民营经济总体发展情况。
三、统计工作要求
(一)市各有关部门和各区县、部级开发区民营经济主管部门应按照职责要求，及时整理和向市民营办、市统计局提供相关资料，月度资料原则上在月后第10个工作日前提供，季度资料原则上在季后第15个工作日前提供。国家或省主管部门规定有关上报时间与此冲突的，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时间执行。
(二)市各有关部门和各区县、部级开发区民营经济主管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能内容分工，明确负责此项工作的具体人员，制定具体的实施措施，建立健全民营经济统计工作体系，保证统计工作落实到位。
(三)市统计局负责牵头协调民营经济统计办法和各类报表的统一性和规范性事宜，并负责解释民营经济的统计口径。市各有关部门和各区县、部级开发区民营经济主管部门要认真负责地做好民营经济统计工作，严把数据关，做到数据真实、准确、全面、及时。各单位定期对基层单位提供的统计资料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如发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行为，要及时依法处理。
民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篇10
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局面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既有民营企业自身发展不足的原因，也有金融制度和政策限制的因素。
首先，部分民营企业信誉、形象欠佳，使银行对民营企业态度冷淡。我国早期的民营企业是在传统体制的边缘和缝隙中成长起来的,经营者多为工人、农民、小商贩或供销人员,很多是政策催生,他们缺乏现代企业经营者的理念,执行的是家族垄断的产权制度、隐私式的财务会计制度、任人惟亲的人事制度和家长式的治理制度,企业形象先天不足。从财务来看,不同程度地存在资料不全、数据失真、信息失实的问题；从抵押来看,明显薄弱；从经营手段审视，粗放、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甚至一些民营企业为急于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而不择手段,从而失去诚信,败坏了民企整体信誉。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焦璞先生提供了一个数据,60%以上民营企业的信用等级是3B或者3B以下的等级，银行难免对其谨小慎微,贷款自然举步维艰。
其次，我国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低，民营企业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受到方方面面的限制。我国现行证券市场设立的初衷，主要是为了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面向社会公众直接融资问题，入市门槛较高。2005年10月通过修订的《证券法》和《公司法》规定,企业发行股票上市时发行前股本总额不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企业发行债券时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一般民营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型民营企业是不能进入现行证券市场直接融资的。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最终仍然需要以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因此，完善资本市场，引导资金资源的有效配置，是为民营企业拓宽融资渠道的重要方式。私募股权基金的出现，无疑为民营企业融资提供了新的工具。
私募股权投资，简称pe（privateequity），是指按照投资基金运作方式，直接对非上市实业企业进行的权益性投资，在交易实施过程中附带考虑将来的退出机制，即通过上市、并购或管理层回购等方式，出售持股获利。在我国，私募股权基金也被称为产业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将产业投资基金定义为“一种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和提供经营管理服务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制度，即通过向多数投资者发行基金份额设立基金公司，由基金公司自任基金管理人或另行委托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资产，委托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资产，从事创业投资、企业重组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等实业投资。”私募股权基金一般投资期限较长，投资期限通常为3～7年，所以说它是民营企业融资的最佳途径之一。
首先,私募股权基金的迅速壮大为民营企业融资提供了先决条件。近年来，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信托法》的颁布，《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合伙企业法》的修改，基本消除了各类私募股权基金及产业投资基金设立与运作的法律障碍，发展私募股权市场的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观。资本市场监管机制的不断完善，信息披露和监管更加透明，以及创业板即将设立，使大批机构投资者不断涌入到直接股权投资市场中来。目前，在私募股权基金中，不仅有凯雷、软银、鼎辉、清科等国内外著名私募股权基金的身影，保险公司、社保基金等从资产配置和提高收益的要求考虑，也开始进军私募股权投资领域，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从探索综合经营提高竞争力的角度，在政策逐渐放宽的情况下，积极开展直接股权投资试点，甚至丰富的民间资本也积极地参与到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中来。经过近一年多来的暴发性增长，中国的私募股权基金拥有的资金规模已经很大，大规模的资金为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提供了丰富的资金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