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笔记篇1
关键词：文人笔记历史气候重建资料《快雪堂日记》
一、引言
历史文献主要分为官私文献、地方志、档案、日记四大类。[1]日记类文献主要包括文人笔记、日记、书信等。既往研究主要从文学视角与历史视角两方面入手。文学视角是通过日记文献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文化传播、艺术氛围、文人思想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唐诗宋词反映了当时文人雅士的业余生活；《味水轩日记》、《六研斋笔记》反映了李日华绘画史观的转变；《畏斋日记》则描绘了清代徽州的乡村环境。历史视角则通过日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背景、官场现状等。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主要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由竺可桢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拉开研究序幕，之后不断有学者利用历史文献重建历史气候。21世纪开始，文人笔记的资料研究开始兴盛：满志敏、杨煜达、刘炳涛、方修琦、张学珍、萧凌波、马悦婷等人利用《己酉被水纪闻》、《湘绮楼日记》、《翁同日记》、《味水轩日记》、《畏斋日记》等文人笔记研究古代的温度、降水、沙尘等气候要素，[2-7]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改进了量化分析研究方法，对文字描述进行指标化和分等定级，使得历史资料与现代气象要素可以进行对比和转换。因日记中的资料丰富、记载详细、直观性强、细致度高等特点，日记里记载的气象信息通过提取、整理、统计，在重建历史时期气候方面有利于复原阶段性气候细节、特征以及一段时间内的天气变化过程。[8]
二、历史气候与古人笔记
目前，利用古代文人笔记重建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内容渗透气象要素的各方面，例如气温、湿度、降水、风等。主要有重建了江西婺源地区的降水与温度，湖南长沙、衡阳地区的春、冬半年温度与梅雨期降水，北京地区的沙尘天气现象与降水，上海地区的冷暖与降水等。[2-7]对利用文人笔记重建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相关文章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可得出：各项重建内容基本都是研究具有典型特点的时间段，如明清小冰期、相对偏暖的唐代时期等；在研究方法方面，学者们主要使用定性分析法，如文献分析比较法、物候法、半定量分等定级法，对旱涝、冷暖进行先分等级后分析，定量转换法主要是回归方程法、指数法等。在温度、降水、梅雨期、沙尘天气重建方面，古人笔记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利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后来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借鉴。因此，古代文人笔记在历史气候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价值。
三、《快雪堂日记》
《快雪堂日记》由明代文人冯梦祯所著。冯梦祯（1546-1605），明代诗人，字开之，号真实居士，今浙江嘉兴秀水人。《快雪堂日记》为《快雪堂集》的卷四十七至卷六十二部分。日记记录了作者1587年至1605年间（万历十五年至万历三十三年）隐居杭州嘉兴地区的生活细节，期间冯氏两次遭遇罢官：第一次因“夺情”事件，对邹元标表达了同情，而得罪当朝首辅张居正，病免；1592年复官，后官居翰林院庶吉士、国子监祭酒；[9]1599年再次遭遇贬职，遂从此开始了隐居生活。现如今，对冯梦祯本人的学术研究多局限于文学研究与人物生平研究，如他的《快雪堂集》、《快雪堂漫录》、《历代贡举志》等著作受到现今文学学者的广泛关注，以及他所收藏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也成为研究焦点。胡玺[10]则在他的论文中详细介绍了冯梦祯的生平、交友、作品及日常生活与环境。
四、《快雪堂日记》中的气象资料
《快雪堂日记》中共有气象记录1388条，晴雨记录1278条，其中晴天596条、阴天与多云共154条、雨天528条；感应记录437条，冷暖感应有331条，剩余106条为风力风向感应记录；物候记录有222条；谚语预报记录与奇异天气现象共29条。例如：“阴，闻微雨。裕甫觅笋舆得五，余与伯宏、唐卿先，而王问琴，云台继之上舆，转小巷便有数点雨，已而转疾，旋止。登舟即雨，夜，风雨凄然而风尤劲”，详细描述了当天天气由阴转微雨又微雨转疾的一个过程。“阴，晴。连日暖”这条记录，不仅描述了当天天气状况，还反映了当天的冷暖状况。“晴。徐生滋胄先至，拉游其家冶坊浜园，竹树甚茂，木芙蓉盛开如锦绣，旁带邻坟长松数百树，惜无精舍憩息耳”，通过记录可知植物竹、木芙蓉的物候信息，从而推断当时的气候情况。“是日，坏牌坊四座，大树拔起不知其数，东池北大柳亦拔起，时宁房亦毁，破头，几至损命”，通过与地方志的比对可知，该记录详细描述了一场台风天气现象。利用晴雨记录可以重建干湿状况，感应记录可重建冷暖状况，物候记录可作为复原当时气候状况的辅助信息，而谚语记录、奇异天气现象记录则可加以地方志等其他历史文献的共同分析，重建出当时的极端天气现象。由此可见，《快雪堂日记》中的气象记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对复原当时的历史气候具有关键作用。
五、结语
通过对《快雪堂日记》中的气象信息进行分析了解，可知文人笔记在历史气候变化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资料与历史价值，晴雨记录、感应记录、物候记录等信息为重建当时的降水、温度提供了直接参考作用。从气象方面解读古人作品，不仅为了解古人生活环境、古人心境和文学意境等提供了侧写环境，还为重建历史气候提供了宝贵而真实的史料。因此，对文人笔记的研究，不仅要注重它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还应关注它的现实价值，从中提取有用信息为预测、模拟今后气候变化趋势提供历史参考情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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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史笔记篇2
中图分类号G63中图分类号B{文章编号}0457-6241（2016）21-0066-05
《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指出：汉字和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书法教育对培养学生的书写能力、审美能力和文化品质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的汉字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东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古文字、美洲的玛雅文字的楔形文字同为世界上历史悠久的自源文字。如何结合历史学科的学习来认识中国书法的丰富内涵和文化价值，提升文化修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角度。本文结合近年来考古新发现以及学术界对汉字书写工具的起源与发展研究的新进展来进行阐述。
文字产生之后，必然随之产生文字的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所谓书写材料，就是指文字的承载物；所谓书写工具，就是指毛笔及其替代物。前者主要有龟甲、兽骨、钟鼎、竹简、木牍、缣帛、玉器、石器、纸张等；后者则主要是指契刀、刻刀和毛笔。
一、从书写材料来看
李零先生按照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将中国古代的文字划分为铭刻和书籍。铭刻指用刀凿或硬笔（竹笔或木笔）刻写在石、陶、金、甲等材料上的文字；书籍指用毛笔蘸墨或朱砂写在竹、木、帛、纸等材料上的文字。①
1.刻于甲骨
从考古发现来讲，商代的文字不仅仅是指在甲骨上刻划的甲骨文，还有在玉器、陶器等上面或刻划或书写上去的文字，更有在青铜器上的铭文。甲骨的书，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后期，人们就地取材，以龟甲和兽骨为材料，把内容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甲骨文记录和反映了商朝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主要指中国商朝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吉凶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内容多是占卜所问之事或者是所得结果。在总共10余万片有字甲骨中，含有4千多种不同的文字图形，其中已经识别的约有2800多字。也是现存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
2.铭于钟鼎，镂于金石
商朝的文字还包括青铜铭文，在商朝早期的二里冈文化时期已经出现青铜铭文，早期铭文简单的仅以一字至五六字最为常见，主要记作器者的族氏和为某人作器，作器的原因以祭祀、赏赐为多。铭文最长亦不过50字者。西周时随着青铜器制作技术的改进和改良，铜器铭文步入全盛时代，出现了长篇铭文。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传统形式的铜器铭文已很少见。六朝以后，铜器铭文不再流行。
此外商朝文字还常在陶器、石器、玉器、骨角器等各种器物上刻写文字，商代甲骨比较突出，西周铜器比较突出，东周以来则逐渐形成以铜器、石器为主的铭刻体系，如春秋的石鼓文。为研究商周时期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3.书于竹帛
甲骨文与金文虽然在古文字研究中地位很高，但它始终不是古文字的主体。①文字的作用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它的记录性，二是它的纪念性。甲骨文主要记录占卜，殷商金文是纪念性铭文，而社会生活中需要记录的普通文书和国家需要保存的法令、史书等应该是书写在广泛易得的竹木材料之上的。李孝定先生也认为殷周之际，舍甲骨金石之外，亦必有以简策纪事者矣。弟以竹木易腐，不传于今，然则金甲文之册字必取象于当时之编简，盖可断言也。②从文献记载来看，《尚书・多士》中：“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作为我国古典文献的起源，《多士》是周初时周公对殷商遗民的训诰，文字学家唐兰引证时说：“可见，‘殷革夏命’是殷先人所存的典册上记载着的，也是周初人读过的。《尚书》上像《多方》《召诰》之类说殷就说到夏，就因为夏朝的历史是殷人最熟悉的。”李学勤指出：“早在有关殷商的文献和商代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典册的踪迹，知道那时人们已利用竹木制简，用绳编连成册。③甲金文中的“典”“册”在殷商时期主要指与祭祀、征伐等国之大事相关的祭典、信符、册命文书以及掌管此类文书的官员和氏族，而到了西周以后演变为各种文书的通称。而从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商周时期简牍所载录的内容主要有十类：诰令、文书、历史记载、占卜祝祷、刑法、契约、户籍地图、诗歌、书籍、遣策等，这就充分说明在商周时期简牍已经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这就表明简册已经成为商周时期载录档案文书和书籍的最主要载体。
从考古发现来看，新石器早期河姆渡遗址已出土木器，新石器晚期浙江钱山漾遗址已出土竹器，说明我国先民早在殷商之前已经具备了利用竹木的高超的能力，那么制作简牍应该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从殷商时代开始用毛笔书于甲骨、金石、简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虽然出土的简牍实物最早的是在战国早期（约公元前5世纪），但不少学者认为简牍使用的历史比这要早得多。所以王国维认为“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④虽然迄今为止考古挖掘还没有发现春秋之前的简牍，这主要还是因为竹木为原材料的简牍容易腐烂与燃烧、不易保存所致。
但简牍体积较大，重量较重，携带十分不便。因此，早在简牍盛行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在丝织物上书写的方式，称为“帛书”。商朝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丝织品，据战国时期的《墨子》记载：“古者圣王，书之竹帛，遗传后世子孙。”明确将简帛并称，表明至少春秋战国时期缣帛作为文字载体已广泛使用，与简牍以及其后的书写载体并存了很长一段时期。但其价昂贵，且不便更改，一般只用为定本，所以缣帛始终未能取代简牍作为记录知识的主要载体。到晋代纸普遍使用后，缣帛虽仍在使用，但基本上是作为某些文书以及书法、绘画的写绘材料。
这些充分说明在商周时期用于文字记录的书写材料多种多样，包含了甲骨、玉石、青铜器、缣帛、陶器与简册等等载体。甲骨、玉石、青铜器属于坚硬耐用的材料；而简牍和缣帛等属于质地柔软易于损坏的材料，正如《墨子・鲁问》记载“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日本著名学者富谷至则从文化心理角度阐释纸出现以前人们将甲骨、金石等坚硬耐用的材料作为书写材料载体的原因，认为这种作为书写材料的载体“重要的不是准确传达书写的内容，而是强调某种灵验文字的排列，图像文字重在视觉感受而非解读”，“已是利用耐久性和恒久性等石材的性质带着将刻写的内容永远流传后世的期待制作的”。①这是因为古人“想把流传久远当做目标，古人会使用石头，有时也会使用金属，一般为青铜，通常把字母刻进或铸入原料，而不是用墨水书写字母，此类铭文一般用于公开展示。”②这突出表现了文字的纪念性。“纪念性”的文字，通常铭刻于丰碑巨竭，或垂言于鼎彝，常使用“硬材料”，主要是金石类文字，如商周金文和秦汉碑铭；“记录性”的文字，则一般书于竹帛，藏之府库，用的是“软材料”，如简牍帛书上的文字。我们也可以说，前者用于空间上的横向交流，是人与人之间往来的媒介；后者是时间上的直向交流，是人与鬼神及后代子孙间联系的工具。③正是由于以竹木为原料的简牍来源广泛且价格便宜，如同地中海地区的纸草和羊皮纸，南亚的贝叶和树叶纸，美洲的树皮纸。所以“在纸发明之前，竹、木不仅是最普遍的书写材料，且在中国历史上被采用的时间，亦较诸其他材料更为长久，甚至在纸发明以后数百年间，简牍仍继续用作为书写”。④先秦时期的古人利用竹简、木版以至缣帛作为书写材料，这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创举。它为记载、传播、发展我国古代文化，起了重大作用。
4.写于纸张
关于古纸的起源，虽素有“蔡伦造纸”之说，但纸实际的出现时间应该回溯至西汉。关于这一点，可在古文献中寻踪索迹：如《汉书・司马相如传》中的《游猎赋》曾言“帝令尚书给笔札”。唐代颜师古曾为其作注曰：“时未多用纸，故给札以书”，说明西汉时已有“纸”出现。对此，考古上的发现应是更为确实的证据：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出土的一张地图，是植物纤维制成的、世界上最早的一张纸质地图，其年份断定在西汉初年的文、景二帝时期；1957年在陕西灞桥发现一些古纸残片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植物纤维纸。⑤20世纪70年代在在甘肃居延金关地区、陕西扶风中颜村、甘肃敦煌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等地，都先后有西汉古纸出土，质地多为麻纤维，分别用于文书、信件以及包裹物品。按照年代排序，这些纸分别是西汉早期的放马滩纸、西汉中期的灞桥纸、悬泉纸、马圈湾纸、居延纸以及西汉晚期的旱滩坡纸。⑥由此可以论断：这充分证明了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以植物纤维为原料的纸已经通行。
到了东汉蔡伦造纸改进了西汉纸的粗糙、降低了丝质纸的高成本。自此，东汉造纸业日益发展，纸张已经广泛应用于国人的生活和书写。当然，纸张最终取代简牍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从西汉、东汉一直到西晋都是简牍与纸并行的时代，整体上来讲西晋以前简牍仍是书写的主要材料。刘熙《释名・释书契》中说：“书，庶也，纪庶物也。亦言著之简、纸，永不灭也。”正反映了这种过渡性的历史特点。
东晋时随着造纸术迅猛的发展，纸的种类增多与技术大幅度提高。“书籍的书写材料普遍由简牍过渡到纸”，而作为练习书写文字用的废纸被发现，说明该时期“作为书写材料的纸绝非贵重、稀有的物品，它已经被广泛使用，而且数量也相当可观”。⑦甚至到了东晋末年有统治者已明令用纸作为正式书写材料，凡朝廷奏议不得用简牍，一律以纸为之。例如桓玄废晋安帝即下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⑧考古发掘也表明，西晋墓葬或遗址中所出文书虽多用纸，然仍时而有简出土，但东晋以降，便不再出现简牍文书，而全是用纸了，而纸在中国社会的普遍使用，有力地促进了各类书籍的猛增以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特别是纸具有一切文字载体材料的优点，是一种最理想的书写材料，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伟大贡献。
二、从书写工具来看
在有书写文字材料的同时，也必然产生书写文字的工具。而书写文字工具的产生和发展，则是我国书籍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书写工具同文字和书写材料一样，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古人的书写工具主要是毛笔与刻刀。不少人或许会认为商朝主要是以刻刀作为主要书写工具，甚至有人以为等到秦朝的蒙恬发明毛笔后，中国人才有以毛笔书写事实，不知商代的甲骨和陶片都有毛笔书写笔事实。①
从文献来看，《周易・系辞下》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讲的是文字的发明而称之为“书契”。《尚书・序》说：“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故曰书契也。”“书”字从“聿”，“聿”字甲骨，正像一只手握毛笔姿势，而笔形是一支毫端可以散开的毛笔。“契”字从“刀”，像执刀契刻，所以古人表现文字的方式，既有用笔书写，也有用刀（或类似的锋刃器）刻划。考古资料为以上认识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文字，有镌刻的和书写的两种，考古发现了大量用于镌刻的骨刀、陶刀、石刀、锥子、青铜片等。其实“世界各国的古文字和我们一样，也是刀笔并用，软硬兼施，比如两河流域。它的楔形文字分两种，一般记录商务和政务的文字，是用削尖的木棍和芦苇（属硬笔类，类似欧洲后来的鹅毛笔和铅笔、钢笔），书于泥版；而纪念性的文字，则是用刀凿刻于石头、象牙、金属和玻璃等坚硬的材料上。”②
毛笔的起源传统说法一般指蒙恬制笔，其实在西周古籍上就有笔的记载。比如《尚书・中侯》记有：“去龟负图，周公援笔，以时文写之。”《礼记・曲礼上》有“史载笔，士载言”。在先秦各代，史在君王之前笔不离手，务须“秉笔事君”，或“进秉笔。”到战国时，列国对笔的称呼虽不尽一致，然而却被广泛地利用。《尔雅・释器》注曰：“不律谓之笔”。所以郭沫若认为：“殷代不用说是在用笔了，除刀笔之外，也有毛笔。这从文字中有‘聿’字或以‘聿’为偏旁的字也尽可以得以证明。”③
据考古发掘，仰韶时代陶器上的花纹就是用毛笔绘制的，陶器上的符号也是用毛笔或尖笔所划，说明用毛笔书写的传统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在商代陶片与甲骨上保留着用墨书写的卜辞，如1932年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一陶片，上书一“祀”字，约有一寸见方，笔画粗壮，纤锋宛然，笔锋清晰。1936年出土一件朱笔书写的陶器和刻有文字的甲骨片，董作宾考证曰“用朱或墨写了未刻的文字，笔顺起讫，笔锋收敛，十分清楚，因而可以断定，殷字确实用精良的毛笔”。④1964年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的七件带墨书文字的铜器都是西周早期器物，这批墨书人名如“伯柳父”等多为西周贵族。1985～1992年郑州小双桥商代中期遗址出土了19件毛笔朱书的陶片，也发现过朱笔和墨笔写在陶大口尊上的文字。⑤而且商周时代大量的青铜器铭文都是先用毛笔写出来，然后按照墨书原本制成范再来刻铸。⑥使用更为广泛的是出现在竹简木牍上，“已经在用笔来书写初步的文字”。⑦
从文献记录来看《诗经・邺风・静女》中有“静女其妾，贻我彤管”的记载。《郑笺》：“彤管，赤笔管也。”即以竹木杆霖漆而成的笔管。从考古发掘来看，至今已在许多地方出土发现了古代的毛笔，1931年在甘肃居延发现木管毛笔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墓出土毛笔三支，外套竹制笔管，笔杆亦竹制。同时在信阳战国楚墓中亦发现竹笔一支。①特别是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楚墓中出土的毛笔标志着固定笔头技术的逐渐成熟。②说明战国时我国的制笔工艺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并且得到普遍使用。
关于墨。根据传统说法是东汉书法家韦诞（179～253年）发明的墨。其实从先秦典籍文献早就有记载：比如《礼记・王藻》载有：“史定墨，君定礼。”《管子・霸形》载有：“削方墨笔。”而考古发掘的证据更能说明各种墨或类似墨的书写材料的普遍使用。陕西半坡出土彩陶上所见的早期花纹及符号，显示红色及黑色颜料的使用可远溯至新石器时代。在商代后期占卜甲骨上残留的红黑两色及已刻或未刻的字迹红色颜料已鉴定为朱砂，炭质黑色颜料经鉴定证明为墨。在商代的石器、玉器及陶器上也发现以黑色汁液所写的文字。尤其在考古中于殷代武丁时期的卜辞上，发现有涂墨涂朱的甲骨文。1953年于湖南长沙市仰天湖先秦古墓的竹简上为墨书篆文。1954年于长沙杨家湾古墓中也获得一批有墨写文字的竹简，同时还发现一筐满装书写竹简用的墨。
三、对历史教学的启示
近年来历史高考命题中大量运用“学术研究新成果”，并引领高中课程与教学改革，这些“学术研究新成果”对广大一线高中历史教师而言是陌生的。近百年中国学术史发展表明：新材料的发现往往带来新领域、新成果、新认识。比如20世纪大量地下文献出土，从世纪初以甲骨文、敦煌文书等为代表的文献大发现，到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和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的重见天日，20世纪出土文献给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带来了天翻地覆般的震动。提供了大量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它们从各方面反映了古代社会，尤其是先秦时期的社会真实面貌，以大量前人未曾见得的古代文献资料重新展现了历史，使历史科学乃至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方法、研究思想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文学、思想、语言、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些新成果也直接体现在高考命题之中。
（2016・上海单科・3）周公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人的册典主要指的是
（2012・福建文综卷・13）《说文解字》释读为：“大册也。”今人认为似手捧册置于架上。该释读与下列记录文字信息材料相关的是
a.甲骨B.丝帛C.竹木简D.石碑
（2009・上海历史・2）将下图陶尊上的刻画符号与楔形文字■、甲骨文■、圣书字■和腓尼基字母文字■相比照可推断该陶尊最有可能出土于
a.两河流域B.中国
C.地中海东岸D.埃及
古代文学史笔记篇3
900多年以前，晚年的沈括在隐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将自己平生重要的目见耳闻心思记录下来，内容涉及社会和自然的许多方面，其中科学方面的内容就占到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然而，这样一本书原本视为“有补于世”的著作，在一个重道轻艺的传统社会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分类颠舛，固不足异也”[1]。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因为有了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才引起了世人广泛的注意。胡道静也因此饮誉学界。《梦溪笔谈》乃至整个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在其后几年进入了一个高潮。真不知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胡道静，祖籍安徽泾县，生于1913年，父亲胡怀琛、伯父胡朴安都是有名的学者，尤其是朴安以治文字、训诂而闻名于学界。从小受家学的耳濡目染，勤奋好学，又先后受到过版本学家陈乃乾、经学家周予同、史学家吕思勉、历史地理学家姚明辉、音韵学、敦煌学家姜亮夫、地理学史家王庸、思想史家蔡尚思、语言、古文字学家闻宥、农业生物学家辛树帜、植物学家胡先?等名师指点，为他后来的治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十岁以前就出版了《校雠学》、《公孙龙子考》等专著，还负责《万有文库》中两部重要农书《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编辑工作。可是这并没有顺理成章地使他成为一个科学史家。三、四十年代，年轻的胡道静先是进入柳亚子先生创办的上海通志馆，以后又先后在多家新闻机构中任职。写出了多种与上海新闻出版史等相关的论著。
建国以后，胡道静调到出版部门工作，专门从事古籍编辑，从他最擅长的目录学着手，他开始系统地整理《梦溪笔谈》和古农书，这也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依据其个人情况，最能为社会服务的一种方式。他对古代的一些农作物，如粮食作物中的粟、蔬菜作物中的茭白，以及园艺作物中的瓜类等进行了考证。然而，使他一举成名的便是1956年问世的《梦溪笔谈校证》。
胡道静对于《梦溪笔谈》的兴趣源于年轻时候的一段经历。他最初是从中学英语课本中得知活字印刷术是一个德国印刷工人发明的，后来读到美国学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一书，才得知印刷中最重要之改良，莫如宋代之活字印刷术，其详见于宋沈括《梦溪笔谈》，于是便有了研究《梦溪笔谈》的最初动机。这一动机一直蛰伏在他的心中，直到年过不惑，才得以开花结果。
《梦溪笔谈校证》是第一本对原书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的著作。它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番禺陶氏爱庐刊本为底本，并采用明弘治本、稗海本、津逮?书本、汇秘笈本，清代的学津讨原本、玉海堂本、四部丛刊续编本、以及各家校记和宋元笔记所征引的文字校勘[2]，取各家之所长，引证的书目逾数百种之多。其中有关科学技术史的部分就广泛吸收了此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钱宝琮、李俨、许莼舫、三上义夫等有关中国数学史的论述，梁思成关于中国建筑史的论述，陈遵妫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史的论述，竺可桢、章鸿钊等于关于地学史的论述，王锦光等有关中国物理学成就的论述，当然也包括引发他对《梦溪笔谈》兴趣的美国学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有关中国印刷术源流史的论述[3]，等等。
《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很快就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并在短时间内一版再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写信给他，称赞“校证”可与裴松之注《三国志》媲美。法国巴黎出版的《科学史评论》在1957年第10期上发表书评，对“校证”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校证”对于这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来说，“无疑是汇集了最丰富的文献。”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第一个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成就，特别提名两部书：一部是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另一部就是《梦溪笔谈校证》。在海外的胡适博士在读到《梦溪笔谈校证》后，曾对人说：“此书作者造诣甚深，算了不起。”日本学者梅原郁等在将《梦溪笔谈》译成日文时，就曾参考了胡道静的工作，并称赞“胡道静氏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者”。[4]
成名以后的胡道静继续从事着与沈括和《梦溪笔谈》相关的研究，尤其是注重沈括著述的钩沉。“”前，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介绍沈括的农学著作《梦溪忘怀录》，以及沈括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和贡献，活字板发明者毕?n卒年及地点考证等，还完成了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正》书稿、以及《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等。与此同时，胡道静也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农书和农史的研究中来。
60年代初，刚从饥饿中走出来的中国人，重新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这也成就了胡道静农史研究事业上的高峰。1962年和1963年，五十岁前后的胡道静，开始将注意力转到古农书钩沉觅遗与研究，他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如《永乐大典》中，找出了宋吴怿撰著的《种艺必用》、温革的《分门琐碎录》、明人王藏的《稼圃辑》、陈正学的《灌园草木识》、清人姜皋的《浦泖农咨》、民国时叶景葵（揆初）辑录的《刍牧要诀》、《太康物产表》等稀见古农书，完成了《稀见古农书录》、《稀见古农书别录》、并出版了《种艺必用校注》一书。这些发现，为中国农学史的研究提出了宝贵的资料，特别是《种艺必用》和《分门琐碎录》的发现，对于了解从北魏《齐民要术》到元代《农桑辑要》，长达700余年的农业技术的演进更有莫大的帮助。他还撰文对《种艺必用》等稀见古农书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进行阐述。在整理农书的基础上，胡道静还对一些农史问题进行了研究，写出了“山东的农学传统”、“释菽篇”、“我国古代农学发展概况和若干农学资料概述”等文章，其中“释菽篇”，从文献学和文字学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中国古代农民对于大豆的根瘤的特征与特性很早就有认识。“”前，胡道静还完成了《中国古农书总录》，该书全面辑集古农书的目录学资料，加上考证和按语，约100多万字。
胡道静对于科学史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徐光启的研究。胡道静虽自称为泾县人，但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上海渡过，他研究上海的历史，自然也包括上海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徐光启。可以说，在古代科学家中沈括之外，胡道静用功最多的便是徐光启了。如同徐光启一生致力最多的是农田水利之学一样，胡道静对于徐光启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农学方面，他撰文对徐光启农学著述等问题进行了考订。
胡道静有关中国科学史的研究随着“”的爆发而停止。中，他不仅经历了近十年的牢狱之灾，而且在此之前已经完成的《中国古农书总录》也被付之一炬，同时被焚毁的还有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中国古类书》手稿、累年校勘科技古籍、辑录逸文作出的《南方草木状校录》、《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以及多年积累的有关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论文。
再出发已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点仍然是从《梦》开始的地方，年近古稀的胡道静原准备集中时间和精力，重新撰集《梦溪笔谈补正》。[5]但在科学的春天里，胡道静已然成为了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一颗大树。树欲静而风不止。于是我们看到他仍然在他认为“太长”的战线上老骥奋蹄。用他在《沈括诗词辑存》一书“后记”中的话来说：“余虽驽疲、闻钲和嘶，亦安得不跃起也。”[6]胡道静这颗大树上又结出了累累硕果。
在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方面，他发表了“《梦溪笔谈》在国外”、“《苏沈内翰良方》楚蜀判”、“梦溪忘怀录钩沉”、“沈括军事思想探源”、“试论宋代改历中反映的科技成就”、“沈括的自然观和政治思想”等学术论文。还出版了《沈括诗词辑存》、《梦溪笔谈导读》、《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全译》。
在农书、农史的研究方面，主要是围绕着徐光启来展开的。1983年，徐光启逝世350周年，学术界开展了许多纪念活动，并将徐光启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他辑录了徐光启撰著的《甘薯疏》、《农遗杂疏》，并分别作跋，收入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主编的《徐光启著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中，还发表了“徐光启著作的新发现和研究”（1983）、“徐光启农学三书题记”、“关于《农政全书》的‘别本’”、“徐光启研究农学历程的探索”“北方引种水稻技术措施上的徐光启战略擘划与实践”等系列论文。这一时期，他还对朝鲜汉文农书《农学集成》、今本《南方草木状》、元刊大字本《农桑辑要》等古农书进行了研究。还结集出版了《农书、农史论集》。该书收集的论文大多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现在所能见到的胡道静有关中国古代农学的研究，比较集中地出现在这本文集中。1990年日本?山?o村文化?f会出版了他所著的《中国古代??i博物?考》，该书较之《农书、农史论集》内容又有所增加，并且更有系统，除了收入先前有关农史、农书的研究之外，还加入有关考古发掘、宋应星和《天工开物》，以及后来一些有关农史研究的论文。
八十年代以后的胡道静，学术战线不仅没有收缩，反而拉得更长了。在科技史方面的研究除了原有沈括、徐光启和农书之外，还将研究的触角扩展到了宋代历法，以及黄道婆、宋应星、孙元化等一些重要的科技人物上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便是转入道教的研究。许多大部头的道教著作都是在他主编或参与主编下完成的。如，影印《道藏》36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道藏要籍选刊》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影印《藏外道书》20册（巴蜀书社，1992-1994）、《周易十谈》（1992）等。这一时期，他还单独或与人合编了《简明古籍辞典》（1989）、《十大科学家》（1991年）、《国学大师论国学》（1998）等等著作。
八、九十年代也是年逾古稀的胡道静人生最为辉煌最为忙碌的年代。他的工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81年3月20日，院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nternationalacademyofHistoryofScience,iaHS)，经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英国李约瑟、美国的席文和日本的宫下三郎三位博士联合提名，一致推选他为通讯院士（序号448）。这一时期，胡道静同时身兼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农业出版社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科技史）组员、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上海科技史学会第一届理事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等多项社会工作。同时还为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三所学校的研究生讲授古代文献、版本目录、古籍整理、古代科技史课程。
本文开篇时提到的对于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的评介，见于195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由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所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第一卷“导论”，同年的8月27日竺可桢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的文章，也就是在这一年，胡道静先生调至新文艺出版社，并开始系统整理《梦溪笔谈》。1956年，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问世。胡道静在为《梦溪笔谈校证》所写的“引言”中就引述了李约瑟对于《梦溪笔谈》的分析和评价。而在《梦溪笔谈校证》问世之后，胡道静的工作也受到了李约瑟的高度重视。他们成了同道中人。李约瑟博士每次抵沪访问，总要拜访胡道静，并在他的书房“海隅文库”亲切交谈。胡道静将他对李约瑟的情谊融入到由他担任责任编辑的《中国科技史探索》一书，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是专门为纪念李约瑟博士八十寿辰而征集的论文集。八十年代以后，胡道静转入道教的研究，也很显然受到了李老博士的影响。他在1991年春为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名字叫“道静”，有些朋友就说我同道教有缘。但是，我的专业研究领域是中国科技史，特别是农业史。直到我同老博士李约瑟有了交往，发现他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又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引用了大量的道教经典总集《道藏》的材料，还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即“道家思想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基础”，这才推动我的学术研究的注意力也转到“道教”上来。[7]
如今李约瑟和胡道静两位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名儒硕学都已归道山，而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还在继续。
参考文献
1.周俊元，虽九死其犹未悔——记著名农业史专家胡道静，人物1987年，第1期。
2.范文通，钩沉辑佚历沧桑--记古籍整理、科技史专家胡道静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
古代文学史笔记篇4
[关键词]速记应用语言学起源
速记，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一门用一套系统的符号和简便的省略方式快速记录语言的书写形式，可以称为追赶声音的艺术。它曾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一直到现在，对它的研究和应用依然继续着。它究竟发源于何时，最早在哪个国家出现，各国研究者仍然不能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
公元前63年12月5日，在古罗马元老院议会里，速记员普路塔切(plutarch)用速记形式记录了大法官康顿驳斥反叛者卡提兰(Catilinian)的言词。同时，著名演说家西色罗公开发表了自己关于这个案子的观点，这些都有信史可查。这一天，是国际上公认的速记纪元年。速记员普路塔切(plutarch)所用的速记方式是泰罗(tiro)式速记法。泰罗是古罗马奴隶，他天资聪明，受过很高的教育，被演说家西色罗看重，并在西色罗帮助下释放为自由人，成为泰罗的秘书和知己。泰罗由于发明了速记法而被称为“速记之父”。泰罗速记并不完善，它只是五六百个常用词汇的缩写符号。他自己和稍后的其他人都曾不断努力完善该式速记法，使它的影响逐渐扩大。从古罗马议会、法庭、政府到军队，一直到罗马帝国衰落，进入到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泰罗式速记使用了近千年。我们到现在还使用的缩写符号“&”就是泰罗创制的。
其实，在泰罗发明他的速记法之前，不仅在古罗马，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已经有速记或说速记的雏形出现了。从广义上说，速记和人类历史是相伴随的，文字产生的历史，也是速记发展的历史。早期人类社会留在山洞中打猎和生活场景的图画，可以说是在有文字记录文明之前，人类留存至今速记的最早印痕。
古埃及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速记史研究者在那里也发现了速记的足迹。在古埃及许多王国里，有一种人称为“scribe”，可以译为“书记”。在外交、政治、宗教、经济等各个领域都会出现他们的身影。他们负责记录税收，撰写法律条文，地方公告声明，对政府重要档案和信件等文件备份。同时，他们还草拟各种商业合同和房屋等财产转让手续，以及在宗教布道祭祀等活动场所记录所见所闻。这些人被认为是智者，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但只有男性才能担任，有着极为崇高的社会地位。要想胜任“scribe”工作也并非易事。他们至少要掌握800个古埃及的象形字以及相关的其他符号，并且要学习古代语文和数学。据史料记载，作为一个“scribe”学徒，学费昂贵，并且非常辛苦。5岁就开始学习，要从早上学习到太阳落山，一直到17岁左右。能够长时间持续地记录是他们的训练目标，他们要能在各种材料上书写，比如在木板上，石头上，或者陶器上。一个“scribe”有他自己专用的工具箱，里面装着必备的工具：书写石板，墨水，芦苇笔，压纸用的平滑的石头和水壶。
古代苏美尔人中，同样也有“scribe”存在。与古埃及所不同的是，女性可以担当这一职务，她们通常来自上层社会或者其父辈是“scribe”，她们天资聪颖且勤奋刻苦，要有坚强的意志忍受严酷的训练，要能够通过各种苛刻考验。史料中有一个非常杰出的女“scribe”，叫阿曼特·迈姆(amat-mamu)。她住在离巴比伦40英里的一个称为“Sippar”城市，那里是当时的一个宗教中心。她和女同伴每天要为各种行政文书记录和存档。得益于这一批“scribe”，我们今天仍能从他们的原始手稿中感知公元前17世纪古代苏美尔人社会中的活动情况。据记载，古代苏美尔人书面语言是用楔形符号来记录的，已经有600个单独的符号。
在古代波斯、约旦和早期罗马时期，史学家也找到了“scribe”们活动的足迹。在古罗马，大约从公元前200年就已经有速记的记载了。当时有一个诗人叫屈塔撕·安尼斯(Quintasennius)，他创制了一种包含有1100个符号的速记体系。古希腊也有这方面的类似发现。1883年在雅典卫城地下，曾出土一块残缺的大理石碑，上面雕刻着一种简单的符号。经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鉴定，确定内容是公元前普及希腊新文字的消息。这种新的文字比当时使用的普通文字简略得多，可以说是古希腊一种速记形式。速记在历史上有许多名字，比如称brachgraphy、tachgraphy、stenography等。速记(shorthand)这个名字第一次被发现是在一个修道院的一块墓碑上，它记载了墓主人威廉·劳伦斯(williamLaurence)曾使用过速记。此人死于1661年12月28日，原文如下：
Shorthandhewrote，hisflowreinprimedidfade，
andhastydeathshorthandofhimhathmade.
可以译为：他写的速记，就像花儿慢慢褪色；随着他的离去，也将最终消亡。
在古代中国，有人认为商朝末期西周崛起之时，周商交战期间太公望(即传说中的姜子牙)创制的长短不一的“阴符”就是速记的雏形。但也有学者认为那些只是为军事传递信息所用，主要起保密作用，与普通意义的速记内涵差别较远。太公望制定的符号共有八级，一级符号最长，长一尺，表示“大胜克敌”即打了大胜仗，八级最短，只有三寸，表示“失利亡士”即处于劣势有士兵伤亡。相邻各级符号长度相差一寸。后来，在这八级阴符基础上，又发展成虎符、兵符、令箭、金牌等。这些通讯方法，一直沿用到清代末期。春秋战国时期，汉字在当时篆书、隶书基础上，出现草书形体，正如后汉蔡邕所说“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明代赵宦光在《金石林绪论》中也说“草书起于列国，天下有事，急就为之，或起草他简，然后正书，皆不暇致详而作”。草书，尤其是今草和狂草，运笔一气呵成，点画省略，上下左右牵连，一笔写出一字甚至一个句子，又称“一笔书”，被认为是中国的速记。其实，认真考察其结构和笔画，它仍是植根于汉字，是在汉字基础上的变形。草书中的章草，接近隶书，易于认读。随后发展的行书以及行草字体，不光作为书法艺术形式，直到今天人们也一直在使用。
纵观世界各国早期速记发展历史，可以说速记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一部速记发展史，也是一部世界文明史。在速记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和文字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中国汉字最具有这方面的代表性，可以说已经使用了4000年。它的形体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每一次形体的变化，就是一次文字改革，都向文字简约化走近一步，可以说向着“速记”的方向迈进了一步。文字与速记两者相比较，前者形体更加规范，音义更加明晰，更便于学习和阅读。速记却因其书写迅速，便于追踪一发而逝的语音和在短时间采集大量信息而为人看重。
参考文献：
[1]范立荣.速记·速读·速写[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古代文学史笔记篇5
关键词：杜甫；《丽人行》；中国古代文化
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诗作被后人誉为“诗史”，因其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较真实地反映。其新题乐府诗《丽人行》亦是如此，诗中的多处描写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现简论如下。
一、有助于唐代民俗学研究
本诗首句即为“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全诗运用工笔手法详细描述了唐代贵妇上巳节盛装踏青的习俗。“上巳，古代的性自由与祓禊的节日，汉代以后逐步固定于三月三日。”有关此日民间欢庆的盛况在历史笔记中多有记载。唐骈对唐人上巳节游曲江有过较详细的记载“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玩，盛于中和、上巳之节，彩幄翠帱，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毂。”宋吴自牧也有记载“三月三日上巳之辰……唐朝赐宴曲江，倾都禊饮踏青”。但是检校唐诗就会发现，上巳节时描写帝王赐宴奉和应制的诗作最为常见，诸如张说《奉和三日祓G渭滨应制》、陈希烈《奉和圣制三月三日》、、、王维《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等。而记录有关当时民俗活动的诗篇却寥寥无几，其中又多写一己之见闻、情怀，诸如孟浩然《上巳洛中寄王九迥》、独孤及《三月三日自京到华阴于水亭独酌寄裴六薛八》、元稹《三泉驿》等。唯有杜甫《丽人行》以独到眼光选取并细述“丽人”于上巳节盛装戏游曲江的情景，这为研究唐代民俗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二、有助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诗中对“丽人”服饰妆扮有着较为详细的描述：“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翠为盍叶垂鬓唇”“珠压腰w稳称身”。这些详尽又不失生动地描绘，为研究中国古代服饰提供了佐证。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太真上马图》中人物头饰较清晰，注解稍显含糊“……此图仍可作为唐代贵妇女的发髻首饰来加以参考……此像为杨太真像，发髻上金凤、花钿并缀以连珠，亦有二鬓掩耳的鬓饰”。而《丽人行》一句“翠为盍叶垂鬓唇”中，“盍叶，古时妇女鬓饰盍彩上之花叶。翠为盍叶，即翡翠所作之盍彩叶。鬓唇，鬓边也”。由此本诗正可为《中国古代服饰史・太真上马图》之注解提供明确的史证。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唐敦煌壁画乐廷环夫人行香图》一章中论及：“唐代衣着丝绸加工大致有五六种……第三种是刺绣，有五色彩绣和金线绣。”但是作者并没有对所提出的论断进行举例论证。而《丽人行》“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一句中，“蹙金，刺绣之一种。”“孔雀、麒麟，皆为衣上所绣物也。”由此可佐证其论断。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唐代丝绸》一章中，谈及唐之丝绸成就高、织造难，已成为了唐统治者奢靡生活的代表。沈从文认为，此等织物“必已经大量织造，且精美必超过一般丝织品。”而《丽人行》的相关诗句即明确了“丽人”衣物的华贵精美，这又为沈从文之论断提供了佐证。
三、较早体现了唐代音乐“悲亦美”的审美观
《丽人行》一诗中，由描述“丽人”风姿之艳丽，服饰之华贵，饮馔之精美，进而写到音乐之动听“箫鼓哀吟感鬼神”。通读全诗，其主体风貌是一种欢乐之境，何来“哀吟”“感鬼神”之由？检校杜诗注本，萧涤非先生之《杜甫全集校注》注为“哀吟，音乐婉转动人。极力形容歌舞之盛、演奏之妙”。诚然，此句确实体现了表演者的高超技艺，并且明确地表明了唐代音乐审美的一种新趋势，即“哀亦美”。
这种音乐审美趋势在历史笔记中多有体现。《唐朝文化史》引段成式《酉阳杂俎》载“玄宗时宁王府歌女莫才人，后进入宫中，其歌喉婉转，号称‘莫才人啭’”“唱《何满子》哥，凄凉悲怆，使人闻之欲绝。”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载“陈后山云：繁钦与魏文帝鼓吹云：潜气内转，哀声外激。大不抗越，细不出散。不若唐崔令钦语也。崔记教坊任智方四女竭善歌，其中二姑子，吐纳凄婉，收敛浑沦……”即明确认定“凄婉”即善歌之表现。
综合三种笔记，我们可以认定，唐代音乐审美的“悲亦美”观点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
由此可见，杜甫《丽人行》“箫鼓哀吟感鬼神”这简短的诗句即为后世的诗歌创作引领了新的发展方向：凄清哀婉的曲调亦是音乐审美的一种独特表现方式。这对研究唐代音乐有着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杜甫《丽人行》一诗不仅有着高妙的艺术魅力，并且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入研究亦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1.
[2]（唐）唐骈撰.萧逸校点.唐五记小说大观・剧谈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
古代文学史笔记篇6
1953年我进新亚，选读了钱穆师的《中国通史》和《中国经济史》，直至1957年毕业，还修读了钱师开的《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学史》及《庄子》等课程。1955年时，新亚得到美国雅礼学会及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创立新亚研究所，亦由钱师兼所长，每年任教一门课，两年中我修读了《韩（愈）文》和《诗经》。记忆所及，钱师还开过《中国思想史》《论语》及《秦汉史》等课程。
可能有人会问，钱师开如此多课程，是否滥竽充数，胡乱讲说呢？显然并非如此。钱师自学是从读唐宋古文开始，入门后特别喜韩愈文集与王安石的论政文，然后再进入研读二十四史，再而先秦经典，然后把经、史、子、集四大部门都研读得融会贯通。所以他无论讲中国通史或经济史，讲文学史或文化史，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且他做学问兼顾义理、考据与辞章，三者不偏废。钱师兼具豁达度量与胸襟，欢迎我们看同类学者的书，去听别的教授讲课，俾便作出比较，最后知所选择。出版前后
钱师虽然身为校长兼所长，但他授课绝不马虎，事先做足了备课的功夫。每次来上课，必带一叠卡片，最少也有三四十张。讲课时，依卡片资料逐页讲述，或抄写于黑板。钱师讲述时，多在讲坛上踱着方步，而其正楷板书大而清晰，便于学生抄录。能百分百听懂无锡国语的我，可以全部笔录。即使有写不及的，便可趁钱师板书时补上。
由于钱师讲的《中国通史》，显然与他的力作《国史大纲》有所不同，但总的纲领与大思路则相同。有助于我们整理笔记时做参考；但钱师关心我们听讲《中国经济史》情况，他请余英时学长查阅我们的笔记，一共有两次。
谈及我们的《中国经济史》笔记，借阅者多，光是在学期结尾时亦由钱师亲自查阅了一次。钱师知道我的笔录比较准确详尽，以后他受校外团体邀请讲学时，多次派我随往担任记录，如香港孟氏图书馆邀请他主讲《中国历史研究法》八讲，每讲两小时，都由我笔录、誊正后经钱师调节后出书；又如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多次请钱师讲述《中国历代文化问题》亦然。
1991年夏，我将《中国经济史》笔记整理编录数篇，每篇千字，寄给《信报》林行止先生，承他同意并拟题为《钱穆大师讲中国经济史》，以专栏形式刊登于《信报》，如是由1991年8月14日至1992年12月全文刊毕，另有《中国水利问题》一文则刊登于《信报月刊》，作为本书之末章。正考虑将此书结集出版时，使人意料不到的香港一位出版社经理周淑屏君于1992年至1997年间竟出版了钱师所讲的《中国经济史》上下册，还同时出版了我的另一专栏《历代人物经济故事》第一册（此册占全稿30万字四分之一）。
但此书怎又会由香港商务印书馆于2013年1月重新出版呢？原来2011年及2012年两年间，香港艺术发展局邀我参加颁奖大礼茶会，每次都邀同夏仁山学长前往，由于他担任中大教育学院教务长直至退休，认识的校友极多，也因此使我认识了黄浩潮、叶永先生及陆国诸校友，在此后的茶聚中，知道我珍藏经钱师删改的《讲学粹语》数十页，还有钱师写给我的20多封毛笔函件，以及多篇曾在港台两地发表过的访问钱师文稿，正拟结集出版，在上述诸学兄的鼓励下，正好陆国兄是商务的总经理，亦认为值得考虑出书。于是约我在2012年夏某日把全部文稿以及已出版的专栏剪报及经济史上下册都交给他审阅，并约我同往其办公大楼会见负责出版中文书籍的毛永波先生，永波先生见此文稿，并经我说明后，马上决定可先出《中国经济史》。因此，把版权问题办妥后遂正式于2013年1月由商务出版，这不得不感谢陆兄与永波先生两位资深出版家的出力协助，使钱师《中国经济史》得能再版。
这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版本，在原先《信报》刊出之专栏基础上，将内容略作整编分章，“绪论”以下，分为13章，主要是第四章起至第十二章，分述秦、西汉、新朝、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及明清等历代经济。其特别之处乃是，钱师采取“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之策。首三章详述“中国古代农业”“井田制度”及“封建时期的工商业”，最后第十三章亦是其他同类书所无的专章，名曰“中国货币、漕运及水利问题”。全书篇幅特多的是第八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因为此时期国家四分五裂，朝代特多而复杂；其次是“唐代经济”的第十章，其中谈赋税制度特详，又谈盐政漕运及海陆交通及对外贸易的大盛，还特别谈到交通驿站并议论其得失利弊。
至于各章节中较为简略的，则将宋元两代及明清两代各合并一章。有读者告之，似觉简略些。其原因是钱师备课时，可能讲述古代较详细，再加上每周只上课三小时，其间遇到放假停课则授课时间变得更为不足；亦可能钱师觉得逾是近代，便较易耳熟能详，争议亦少些，因此简略些，想无大碍，此乃笔者个人一些想法。钱师谈经济
我国以农立国，钱师讲古代周祖后稷，教民耕种，介绍黍、稷、稻、麦等农作物特详。钱师引用了《诗经》《易经》《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管子》《淮南子》《战国策》《吴越春秋》以及晋人束皙《补亡诗》、清人程瑶田之《九谷考》等十余种典籍及近人集部，来确证中国的早农作物为黍与稷，且说明古人重黍稷而轻稻梁的事实。
黍是北方之黄米，稷是今之高粱。诗经中称“黍稷稻梁，农夫之庆”。也得黍稷排前而稻梁排后，此处之粱，即今之小米。亦正如郑玄所说：“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钱师还提到古代领导人是神农氏、后稷氏，他们是农作物专家。钱师笑说没有称“后稻氏”“后麦氏”，也说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源地是在西北丘陵高地一带，只适宜种黍稷。
钱师谈到古代的井田制度，一开始就指出历来学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无法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胡适先生甚至说没有井田制，但他提不出证据来。钱师认为一般学者研究井田制主要参考《孟子》《周官》《春秋公羊传》及《汉书・食货志》这几本书，但孟子时井田制已不存在，《周官》则为战国末年晚周之书，距井田制遭破坏已有二三百年，故《周官》亦不可靠。
钱师认为上述四种古籍多已不可靠，应找《孟子》从前之史料，例如宜根据“钟鼎文”，但材料不够。井田制乃随封建制度而来。钱师根据多种典籍说明井田制度的样貌，地主与农民如何分配耕地，商鞅为何破坏井田制，井田制以后又实行了哪些制度，它与西方的庄园有何不同。
钱师讲中国经济史，不但全书各章多有特色与新见解，即单是论及古代农作物与井田制度两章，其对中国学术文化已作出了可观贡献。钱师以其个人精辟之见解，特重剖析历代财经制度之得失利弊，以供后人之借镜。
钱师常把古代的人物制度与现代做一比较，例如子贡当时以鲁国外交家的身份被派到外国去，他便把山东土特产黄鱼等物带到江苏出售，因此而发财。钱师笑说，这便是从一国到另一国的国际性走私。读时并不感到枯闷，反而兴趣盎然。
钱师授课讲书，还有一个特色，就是细微处不会忽略，必提醒我们注意，譬如他说：“秦始皇筑驰道，驿路亦有两丈宽”；“古代乘车用四匹马拉”。以上随手抄下本书多条注释，都是钱师讲课时所笔录，可见钱师讲课之细心，让我们听讲者了解得一清二楚，得益匪浅。
钱师讲历史，尤其是讲中国经济史，一定把历史事实讲得清楚明白。他主张讲历史不但要用文字典籍，也得同时利用古器物，如钟鼎文、甲骨文等，而且亦不应完全排除“传说”与“神话”，它们亦有值得可信的。
他说：“《楚辞・天问》及《山海经》，一般只当做‘神话’看，但自从掘出殷墟甲骨文后，证明其所记存有可信之处。”可见，“传说”与“神话”亦非全不可信。但运用古器物前应三思。郭沫若先生见甲骨文上刻有捉狼捉鹿等文字记载，以为当时是游牧社会之打猎。钱师从多种史料中获知，此乃当时帝王之高等娱乐，而且又从甲骨文来证明郭说之谬误。他发现甲骨文字中已有“黍”“粟”“穑”“畴”“田”“禾”“米”“麦”等字，知当时已有农业；且又有“车”“舟”“宫”“室”等字，可以想见当时人民生活，已非游牧社会。
可见有了史料还得详细鉴别考订，方不致误。以后的一些典籍，其实这些书钱师也有采用，但他采用古籍极为广泛，主要是多用井田制度时期和稍早的典籍，再加上地下文物和古器物甚至一些可信的“追记”和传说，俾便使人信服。
又例如钱师为要证实夏商时代或更早时期的古人住高地种黍稷。他采用多种古籍说明古人最早种黍稷于高旱山地，又用盛载祭物的盛器、祭神用的水和酒，甚至用领导人的姓名（如“神农氏”又名“烈山”等）以及用文字学来详释各农作物及所居地址名词，使之无懈可击。借用钱师自己曾说，即“讲历史贵能对所收集之材料知所取舍而详略得当”。
古代文学史笔记篇7
荪意思是古书上说的一种香草，即今菖蒲是也。出自《梦溪笔谈》，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该书在国际亦受重视，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梦溪笔谈》一共分30卷，其中《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全书有十七目，凡609条。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门类学科，其价值非凡。书中的自然科学部分，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科学成就。社会历史方面，对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有所暴露，对西北和北方的军事利害、典制礼仪的演变，旧赋役制度的弊害，都有较为详实的记载。
（来源：文章屋网）
古代文学史笔记篇8
章可乐古墓群考古发掘的重大学术意义，就如报告《序言》的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刘庆柱研究员所说，它的墓葬群的时代序列、青铜文化特点、葬俗、总体的文化风貌、可供文物、考古、科技与民族史等各学科展开综合研究的丰富资料，早已引起海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不仅媒体纷纷追踪报道，而且人选“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首届“中国考古新发现学术报告会”。
这里，笔者要强调的另一层意义则是，贵州上古民族的文明史，它是以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和两汉书有关“夜郎”的记载而闻名于世，但因后续史料缺失，夜郎王国又成了千古之谜，无论史家如何从古籍搜索都难揭开其神秘的面纱，今唯有依靠考古发掘才能使我们心目中的夜郎国面目日渐丰满。眼下的《可乐报告》，就是战国秦汉时期分布于黔西北的土著民族的数百座墓葬群的发掘收获，它的发现与研究，无疑是夜郎时代考古取得重要突破的标志。先睹为快，笔者试将阅读心得陈述如下与同好分享，不当之处，也敬请方家指正。
一、编写体例的创新
首先，笔者认为该报告有一较好的编写体例结构，《赫章可乐二年发掘报告》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发行，该书为16开精装本，有正文476页，文后有彩色图版75幅，黑色图版12幅(定价420元)。全书分六编十数个章节，对发掘收获作了分门别类的描述和分析概括。
应当说，考古学研究有其特有的专业语境和学术要求，这一点《可乐报告》与过去的考古大型报告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报告者力求创新并竭力施惠于后学，于每编目下又特辟“发掘者说”一章节，其中披露了通俗易懂的专业心得介绍，目的是更好地能将所获考古资料供同行和跨学科的研究者使用。此外，作者以“学术，天下之公器”为己任，还专辟“田野疏漏项清点”一节，其自我批判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真可谓虚若怀谷，令人敬佩!这也是在过去的专业考古报告中所罕见的风范。
当然，就此而言，笔者也要指出其中的遗憾，那就是报告中叙述数十年的发掘探索的经历过程，还是过于简略。我们不能不指出，中国迄今为止，难见一部较完备的中国考古学史，有趣的考古探险历程、曲折跌宕的惊世发现，都因当事人的离去而永远尘封黄土，此因为是堆积如山的文物考古报告都略去文物背后的人与事，从而使考古仅仅是成为了少数学者的专利。事实上，学术史的总结，是每一门科学得以继承发展的基本前提，它不仅是使前人的业绩贡献彪炳于史册，使前人的优点缺憾为后人明鉴。更重要的是能使后继之科学和真理得以光大发扬。从这一意义上说，读了《可乐报告》的有关章节，它使我更容易联想到李济先生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安阳》等著作，有一种归真返璞之感。的确，中国要多产生一些类似于英国学者伊文思《克里特发掘记》、贾兰坡、黄慰文《周口店发掘记》这样雅俗共赏的作品，才有可能会产生公认的中国考古学史，要实现这一目标，看来还不能不从文物考古的调查、发掘报告的写作入手。
第二点，笔者在此着重谈一下《可乐报告》的科学文化价值。
二、《：可乐报告》的科学价值
可乐墓葬群有数百座，时间跨度从战国早期延续到西汉时期，这近500年间，除了史籍不过几千字的记载，基本上可说是贵州地区历史的空白。《可乐报告》能提供的重要史实很多，最重要的是它初步确定了黔西地区战国秦汉墓葬的历史编年。因为此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任何夜郎时代问题的研究都不免是空中楼阁。
《可乐报告》的年代分期手段，主要是采用地层学(如墓葬的打破与叠压关系等)、器物类型学比较结合绝对年代测年数据作出分析判断，因而其结论是科学的。它不仅有综合性的分期论述，也有个别文物深入的类型学分期，如揭示柳叶形铜剑演变的时代序列就十分清晰(159页)，令人信服。美中不足的是因出土陶器还不算多，报告所揭示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演变面目还不够十分丰满，用图表方式表述还稍有欠缺，而这一点恰好是命名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最有说服力的基点。因此，作者只好谨慎地说，可乐的发现要确定为一种新的考古文化的条件还不够充分(6页)。
《可乐报告》历史编年的确立，意味着，夜郎时代前期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四至五世纪。其上限要早于《史记》的记载二百多年。
《可乐报告》最耐人寻味的章节是“发掘者说”，其中披露了以往报告多忽略的细节。如提醒读者注意第二工区墓葬密集，打破关系极多令人吃惊。这很容易促使读者作进一步的思考：这种现象或可能反映，当地居民的流动性大，过往流徙的古代族群可能不止一支。或因时局动荡，不易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
《可乐报告》对考古发掘的现象描述也很仔细。如当地土壤偏酸性，葬具骨骸难以保存，但发掘者根据木痕及漆皮遗迹，仍可推断出时人是行棺木葬，并使用了漆器。这意味贵州地方使用漆木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至四世纪左右(如m308)。作者没有使用制造的字眼，显得很谨慎，并指出，贵州地方早期的漆器可能是与巴蜀产品的输入有关。又如，分析制作精美的人物纹图案铜戈，指出其结构与实战铜戈明显不同，根据其出自首领级的墓葬，报告者认为这应当是巫师的法器(150页)。此可谓真知灼见。因为，图案中的人物似为作正面蹲蛙形的神人，此与广西左江花山壁画人像多作蹲蛙形相类，《准南子・说林训》就有“鼓造(注：一曰嘏蟆)避兵”之说。
总之，由于发掘者的仔细观察，表明可乐甲、乙两类墓葬的主人，其葬俗已受到了内地中原文化的影响，这是前夜郎时期当地族群与内地人民有所交往的开端。因为葬俗中采用漆木的棺椁制度本为殷周文化、巴蜀文化与荆楚文化的特点。又如，发掘者通过对遗迹的分析，还发现墓中有涂撒红彩的葬俗。
《可乐报告》对众多的墓葬分作甲、乙两类描述。甲类墓的数量很少，其随葬器物大体上可区分为四种：1、本地特有器物(有特点的是各式单耳罐、高直颈圆肩小圜底壶，18页、28页)；2、滇式器物；3、巴蜀式器物(有铜鍪等，18页)；4、内地汉式器物(有铜带钩、五铢钱、汉式菱形剑格、铁锸、仿博山炉陶器等，23页)。甲类墓呈现出复合的文化相，这意味该遗存与周边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此，《可乐报告》对其基本文化面貌作了广泛的比较分析。例如，可乐的墓葬形式虽然与内地中原等地的墓葬同为竖穴土坑墓，但它更具有川、桂、滇等南方先秦两汉墓的特点。同时作者还特别强调，可乐甲类墓有个别陶器(Bii式罐)与四川石棺葬文化的同类器相似，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为了揭示器物背后的人和史实，作者结合《史记》、两汉书的有关记载，认为这是汉武帝先后开发西南夷时征发入迁的巴蜀移民的遗存(38页)。
然而，笔者却认为这一因素是与氐羌系先民的遗存有关。如可乐的单耳陶罐也较接近川西南米易弯丘、凉山喜德拉克大石墓出土的同类器。结合《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当时的夜郎与滇等相邻的所谓“靡莫之属”皆为相似的农业民族，与之互动的西边民族主要是游动的氐羌系民族，夜郎地紧邻西汉之“k道”(以今四川宜宾为中心)，即古代k人的聚居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晋人徐广曰：k人，“羌之别种也”，夜郎地区出现氐羌系文化的一些因素，这应当就是不同族群互动的反映。
《可乐报告》指出，可乐甲类墓的出土物以陶、铁器为主，随葬较多的汉式铜钱，且多见铁生产工具，这是与同期相邻的滇文化偏重铜器、盛行用贝币有明显的不同，其时代在汉武帝开发夜郎前、后期之间(元狩五年――元鼎末年或稍后)。这些铁工具经金相分析，有铸铁脱碳钢、韧性铸铁，可根据器物功能选择使用，反映了西汉中期当地铁加工技术的熟练程度。不过，报告者又结合占多数的乙类墓出土的铜、铁器的比例分析，认为当时的铁器还未能取代铜器的大量使用，这应当是早期使用和制造铁器的时代特征。此结论事实上是解决了贵州古代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确定了贵州地区进入铁器时代当在战国早中期的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如出有铜柄铁剑、铁器等，127页)。又如，可乐出土的铁戈及柳叶形铁剑就是在当地生产的仿巴蜀式兵器(103页)。可乐出土的一批铁农具，也为汉式，表明它们是由内地中原传入。
《可乐报告》结合史载，将少数的甲类墓的主人推断为应募入迁的兵士和“豪民”，即内地的原汉移民。这有较充分的道理，因为最能反映其文化特征的陶器，基本上属于汉墓器形风格。
另一方面，为了更好揭示出土文物背后的人与事，报告者还注重借助民族学方法。如分析甲类墓的工具铁(爪镰)的用途，就借助了贵州从江、榕江一带侗族、苗族使用的“摘禾刀”与之比证。
三、《可乐报告》与贵州上古民族史研究
《可乐报告》最重要的发现是数量占大多数的乙类墓，即地方民族墓葬。其中反映了丰富的地方民族文化习俗等信息。例如，这些与汉墓有所不同的竖穴土坑墓，规模小，且多呈不太规则的长方形；存在套头葬俗和其他特殊葬俗。套头葬俗即是用可乐居民贵重的典型铜器――铜釜置于墓主人的头顶，这是可乐人区别其他地区民族最奇特的葬俗。此外，还有用石块垒筑墓坑的个别墓，它使人会联想到广西武鸣马头先秦墓葬多见的此类习俗。
在其中的套头葬大墓(m274)所见的巨型铜釜十分引人注目，这一批为数不少的套头墓葬，其中有9座的时代上限皆可断为战国晚期(122页)。其大铜釜的肩部铸有两只威猛的圆雕立虎双耳。这表明，古代可乐人与相邻的滇人贵重铜鼓有所不同，也不同于贵重铜鼎的内地中原的汉民族。史载古代的巴濮人有崇虎习俗，今川东等地发现的巴人铜器上，多见有虎纹装饰主题，但也没有见过如此生动写实的虎造型，这表明，古代可乐人与楚国西南之古代巴濮人有相似的崇虎文化习俗，这可为探讨战国晚期“楚将庄F王滇”史迹及可乐人的族源提供一条新的线索。而且，此大墓已使用了棺木葬具，与不见棺木葬具的小墓形成了等级差别。
另一方面，我们从可乐墓葬出土的铜器组合，也发现它与云南的滇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如可乐见有用数量不等的铜洗(盆)作葬具，汉代最有名的“堂狼洗”是产自滇东北的昭通。可乐墓葬出土的铜戈也可以称为滇式戈，它与滇池地区出土的铜戈如出一辙。此外，两地互见的器物还有铜釜、铜手镯等。当然，最能证明墓主人独特性的还是可乐居民使用的日用陶器。如它的尖突腹单耳圈足罐(Cii式)、敞口束颈平底单耳罐(K4:1)，均为其特有，也是它与滇文化的最大区别。不过，可乐的陶瓶和D型陶罐却与云南昭通地区的滇文化遗存很相似。此外，与数量少的可乐甲类墓不同的是，可乐乙类墓的随葬品偏重铜器，少用陶器，这也同滇文化的葬俗很相似。尤其是铜发钗的大量使用，也足证可乐居民与滇、邛都等族群同为“椎髻之民”。《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汉书》作“劳深”)、靡莫，皆同姓相扶”，此可乐出土文物可作一旁证。
出土文物多为无言的史料天书，要揭示其真面目，必须要借助许多学科的方法和手段。不抹杀前人贡献，力图借助多学科的专家共同解开可乐地下发现之谜，《可乐报告》的作者为此也作出了艰辛的努力。如为了复原出土陶器的制作工艺，不仅请教了远方同行专家，还借助了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青铜器研究也是如此。如青铜器的失蜡法铸造工艺，它在近代仍然不失为先进的精密铸造技术，它在中国何时出现，至今仍然是悬而未决的科技史难题，可乐出土了距今二千多年前用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无疑可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证。再如，可乐乙类墓出土的兵器铁戈、柳叶形铁剑，都是中国现代考古发现中的较罕见例子(156页)，它们反映，可乐居民在战国时期从邻近地区引进冶铁术之后，已能独创制造出先进的铁兵器。正如鉴定者指出，可乐出土金属器的科技考古研究，事实上是丰富了西南地区冶金技术的研究成果，对于阐明该地区上古的冶金技术史提供了又一批可贵的资料(206页)。此外，通过对出土丝织品等织物的鉴定分析，专家不仅发现战国到西汉时期蚕丝和麻的使用，还发现了羊毛织物(215页)。这些都是阐明西南夷民族上古手工业发展水平的有力证据。
复旦大学的专家还对可乐墓葬的出土人骨作了Dna鉴定，虽然目前尚未取得有效的成果，但它毕竟为探明西南夷上古民族的遗传基因及其种族特征作出了可贵的尝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有关专家也对遗址的植物孢粉及碳十四年代作了检测，这对复原当时的生态环境及遗址的断代都大有助益。
《可乐报告》可解决的古代史问题是多方面的。如文中指出(92页)，史汉所云，巴蜀至黔之夜郎通道，当在秦开五尺道时，但可乐已出土了一批巴蜀式柳叶形青铜剑，可证蜀商“持窃市夜郎”，“贾椎髻之民”富甲一方的历史，甚至可追溯到战国中期的公元前三世纪以前(125页)。可乐甲、乙类墓也出有一批汉式带钩，它们大多出自战国墓(122页)，其也当从巴蜀或楚地输入。
又如，南方丝绸之路的何时开通，也是一个尚待继续研究的重要课题。著名学者如方国瑜先生等人认为西南地区当在公元前四世纪已开通了民间道问，然而，汪宁生先生却认为西南滇地丝织业的产生则晚见于《南诏德化碑》。笔者认为，可乐墓葬(如m277等，117页)、云南晋宁石寨山等地墓葬已多出有战国秦汉间的丝织品实物(也见载于《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条)，这表明该时期的西南夷各族已熟知养蚕丝织业当为不争的事实。
《可乐报告》在概述完出土文物之后，总要述“一些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它实为作者研究文物的心得，极具启发意义，读者皆可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专题深入探讨。其中披露的出土文物，尤其可为研究古代夜郎地区的对外交通提供不少可贵的资料。如可乐的玉块装饰品，作者指出它最接近广西平乐银山岭等地墓葬所出的玉块。又如，可乐乙类墓也出土了一批各色玛瑙装饰品，贵州不产此原料，其也当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外来输入品。《史记・南越列传》说当时的赵氏南越国东西万余里，西南之滇、夜郎皆臣属之，出土物亦可证两地人民早有交往。又如可乐274号墓出有汉文“敬事”印章，字体具有战国书体风格，该墓属首领级(153页)，这也意味着当时汉文化对黔西地区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作者在确定数百座墓葬的分期编年时，也归纳出这些文化遗存的主要特征，即占大多数的可乐乙类墓可代表一个相对独立的族的共同体。它有套头葬的独特葬俗，有一组能代表其自身与众不同的文化器物，如圆雕双虎耳大铜釜、带镂空卷云纹剑首的柳叶形剑、尖鼓腹圈足单耳罐等，同时它也深受巴蜀文化和滇文化的影响，如它的鼓形铜釜、铜戈，甚至是剑首的镂空卷云纹也见滇文化。如前所述，其铁器、柳叶形铜剑、直内三角援铜戈也源自巴蜀地区。虽然作者对墓葬群的遗物和遗迹现象也作了许多推论，但皆言之有据，不属主观臆测。如对乙类墓作了四种身份等级的划分(135页)，却没有对其完全定性。可谓立意谨慎。
作为考古及历史工作者，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就是对可乐遗存的地望、族属及其社会性质作出推断。报告者认为，可乐遗址出土有西汉“建始”(前33～29年)年号等铭文瓦当和大型衙署建筑遗迹，故可将此地推定为汉武帝时期建立“汉阳县”之县治地，这也是言之有据的推论。可乐乙类墓的族属，报告者仍然是维持前人的观点断定其为濮系民族(394页)，即史汉所载之“椎髻之民”。此外，《可乐报告》还将可乐遗存同几个相邻地区的墓葬群(如威宁中水、普安铜鼓山)作了文化特征的比较，其结论是：它们尽管处于相邻近的地区，也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但彼此主要的文化内涵却分属于不同的体系(399页)。
这些分析判断对于我们理解古文献中关于古代夜郎地区复杂的族群关系是十分有益的。如《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武帝开发夜郎地区时，“乃拜(唐)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i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后来，汉武帝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可乐地区最接近巴蜀之犍为郡中心区，这里是否就是西汉王朝在黔西所置最早的县治，且归属于犍为郡管辖，这都是我们可以考虑的问题。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夜郎国作为一个较大的部落联盟体，其内部还存在着较多的小邑族群。这从《史记》、《汉书》就可举出“劳浸”、“靡莫”、“且兰”、“漏卧”等名称。
关于可乐墓葬群反映的社会性质，报告者在述评前人的多种观点之后，最后将可乐乙类墓的社会性质界定为“复杂的酋邦制”(从童恩正之说)。即它不同于奴隶制，又超越了原始氏族制的阶段。并指出，即使在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之后，在当地推行郡县制，其原有的酋邦制社会结构也未被强行废除(402页)。笔者认为这是符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判断，如《汉书・食货志》载：“汉(元鼎间)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越)，番禺(今广州)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
不过，报告者对于可乐遗存的发现是否可命名为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或“夜郎文化”仍然是心存疑虑的。其主要原因是：可乐遗存的发现还不够典型丰富，其空间分布范围究竟有多大，目前也是个未知数。何况，墓葬中也未能找到说明墓主族属身份的直接证据。因此，《可乐报告》只能暂将其界定为“夜郎时代的地方民族文化遗存”。
笔者认为报告上述的初步结论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可乐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对于探索古代夜郎的历史，还是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这些发现虽然按考古学惯例命名为“可乐文化”或按古族名命名为“夜郎文化”的条件尚未成熟，但它们与夜郎的历史紧密相关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从可乐考古遗存的时间和空间分布状态来看，它都与夜郎国的时空分布相重合。可乐考古遗存的独特文化面貌既可作为族的共同体存在的依据，同时它不见于夜郎历史民族区之外，这也意味着它代表的即使不是夜郎的主体文化，也是“夜郎旁小邑”的文化，或为“劳浸”、“靡莫”之属也未必可知。因为内地中原人由蜀入滇、黔的路线，首先就必经云南昭通(汉之朱提)至贵州威宁、赫章一线。可乐就处于《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唐蒙“从巴蜀i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的地区。
古代文学史笔记篇9
《中国古代动物学史》(郭郛，[英]李约瑟，成庆泰著，1999)是一部很重要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整理研究古代中国动物学史巨著，全书500余页，95万字。用现代的学科分类，将全书分为14章，综述了古代中国有关动物分类、动物生理生态、动物变态和发育、动物生殖、动物行为、动物遗传学、生物进化论、动物物候学和动物地理学、动物家化等，其中第十三章是专讲鱼类的《中国鱼类学史纲要》，最后第十四章介绍中国有关中国古代的动物学古籍文献。
笔者因需要先查阅了第十三章“中国魚类学史纲要”（成庆泰执笔），在第三节“世界上最早的养魚文献《范蠡养魚经》”这节中，著者根据古籍文献记载，得出两条重要论断，一是“我国是世界上池塘养魚最早的国家，远在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二是范蠡《养鱼经》“是2400年前的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也是养鱼的始祖，对世界养殖学史来说是有重要价值的文献。”[1]
笔者看了书中引用的文献依据，觉得这两点推断都有商榷的余地。
先说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的问题。
“中国魚类学史纲要”所依据的是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引用罗振玉所辑的殷墟卜辞中两条含“圃”的卜辞为证：“贞其雨。在圃渔。”及：“在圃渔，十一月。”[2]作者说：“这两条卜辞特别注明“在圃渔”，即在园圃之內（捕）渔，而不是在一般的地方（捕）渔，也不是在野（捕）渔，证明殷商时代已开始了池塘养鱼。”
“中国魚类学史纲要”是把“圃”理解为园圃之圃，园圃中有池塘，所以“在圃渔”表明已有池塘养鱼了。
笔者按，在甲骨文中还没有“圃”，只有“甫”，其字形象一个生长水草的地方，甫的水草义在《诗经》中还有保存，如《诗·小雅·车攻》：《东有甫草》”笺：“甫田之草”。故“甫”本身是人们经常可以捕鱼的沼泽地，捕捉沼泽的鱼和池塘人工养鱼当然是两回事。
在甫的外面加一个大口成“圃”是后起的，初见于铜器铭文中。[3]圃虽然和甫一脉相承，但在引用甲骨文时，仍以用甫为是。郭沫若的书里把甲骨文转译为楷书时，将卜辞“在甫渔”译作“在圃渔”，《中国鱼类学史纲要》因之，故把“在圃渔”理解为在池塘中养鱼，也属顺理成章。但郭沫若没有释“在圃渔”为池塘养鱼，池塘养鱼是《中国鱼类学史纲要》对卜辞的读解。
后世“甫”和“圃”通用，“园圃”连称，指种植蔬菜果树的场所，但“圃”仍保留甫的古义，指繁茂的泽薮，即沼泽浅水之地。如《国语·周语中》：“薮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韦昭注：“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备材用也。”圃因有沼泽义，故又引申为泽薮的地名，称“圃田”。《周礼·夏官·职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其泽薮曰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县西南一带的陂湖之地，是个极古老的地名，表明商殷时还是个沼泽丰草之地。沼泽地多积水，鱼虾类繁多，是捕鱼的好场所。
在天然沼泽（甫或圃）所捕的鱼是野生的鱼，在池塘所捕的鱼是人工养殖的鱼，这是两回事，所以仅仅根据这两条卜辞说“远在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不过，否定“在甫渔”是池塘养鱼，不等于说殷代还没有池塘养鱼。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很难证明罢了。
其次，关于范蠡《养鱼经》的问题。
“中国魚类学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把范蠡《养鱼经》看作是2400年前的作品，是没有注意到学术界早已公认这是部后人托名范蠡的伪书，不好算作2400年前的作品，如果不算作范蠡的作品，它的养鱼技术内容，还是很有科学价值的。但《纲要》把它当作2400年前“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也是养鱼的始祖”来介绍，反而显得站不住脚了，这是很遗憾的事。
《养鱼经》的全称是《陶朱公养鱼经》，全书已佚，现今只靠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的摘录，得知它的内容。说它不是范蠡所著的理由很多，主要有：1，书的开头说：“威王聘朱公，问之曰：‘闻公在湖为渔父，在齐为鸱夷子皮，…在越为范蠡，有之乎？’曰：‘有之’。”这里的威王即齐威王，范蠡是在齐国的“陶”（今山东定陶）经商，改名朱公，出名以后，别人称他为陶朱公。按，越灭吴是在公元前473年，范蠡是在越灭吴以后“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史记·货殖列传》）而齐威王在位是公元前356～320年，相差百年以上，此时的范蠡早已逝世。作伪者这里露出了马脚。2，书中提到鱼塘里要放养“神守”即鳖，秦以前的古籍里只有大量单音词“鳖”，没有双音词“神守”，双音词的神守是起源于汉代（详后）。由此可证《养鱼经》很可能成书于汉代，假托范蠡之名。3，《养鱼经》的全称是《陶朱公养鱼经》，陶朱公是后人对范蠡的尊称，如果此书是范蠡自己所作，决不可能自己称自己《陶朱公养鱼经》。4，《养鱼经》的书名从汉至北魏间称呼不一，有《范蠡养鱼法》、《范蠡养魚方》、《陶朱公养鱼经》等，同书异名，前两种未见文字留传，只有《齐民要术》有大量“陶朱公养鱼经曰…”的经文摘录，故分析此书当以《齐民要术》为准。
《纲要》是全文照录《齐民要术》的《陶朱公养鱼经》引文，再以现代科学养殖知识给予分析评价。因为是立足于2400年前的文献，就不免存在以下问题：
1，度量衡问题。古今度量衡不同，用现代公制市制分析表示时，要经过换算。但《纲要》“鱼池工程问题”一节中却直接以《养鱼经》的古六亩作今六市亩来阐释：“养鱼经讲到鱼池工程‘以六亩为池’，即是鱼池以六亩为一池。根据今天养鱼实践的经验……一般以六七亩为好，所以养鱼经把鱼池规定‘以六亩为池’是合乎科学的。”按周制一亩相当于今市亩0.3726亩，或汉制一亩相當于今制0.6912市亩。不经折算，即以今六市亩等同于养鱼经时期的古亩来分析，怎么可以呢？同样，把《养鱼经》中所说的“谷深六尺”，按三市尺折算为一米，说“谷中立水六尺”是“八个深洼，深度两米。”但在接下来的鱼儿大小标准“求怀子鲤鱼长三尺者二十头，牡鲤长三尺者四头”，却进行折算：“在周代一尺即合现在尺的六寸稍弱，当时三尺合现尺一尺八寸弱。”说明作者对上面的立水六尺和古亩六亩忘记了折算。（按1尺等于0.333米，1亩等于667平方米）
2，对《养鱼经》成书年代，《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其他章节里也有提到，说法与《纲要》不同，互相矛盾。《纲要》说《范蠡养鱼经》“是2400年前的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也是养鱼的始祖。”但在同书第十四章第三节介绍古代鱼类的专著中，却说“关于鱼类和渔业的专书，首推《陶朱公养鱼经》一卷。陶朱公是越国大夫范蠡的雅称，活动在越（公元前495--458）浙江、江苏一带，不一定是他的原著，本书可能是东、西汉时期学者加工而成。”这个介绍是正确的，但在《纲要》部分却不采纳，不知道是观点不同，各自表述，或是全书编写中通气不够？又。在同书第十二章“动物的家化”第四节“鳖的饲养”一小段文字中又是另一种说法：“《范蠡养鱼经》提到养鳖，称之为神守。主要利用鳖能吃腐败的鱼类尸体，有利于鱼池环境清洁，如利用鳖游到水面呼吸，驱使鱼群游动和水的流动，有利于鱼群生长发育，养鳖同养鱼在战国和汉代几乎是同时进行。”（原书459页）。这段文字提到《范蠡养鱼经》，对成书年份不作介绍，却忽然在结尾时点出“养鳖同养鱼在战国和汉代几乎是同时进行。”似乎有《养鱼经》是战国和汉代作品的趨向，却又不明朗。这“养鱼是在战国时进行和汉代几乎是同时进行”，显然与“远在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的说法相差很大，前后不一致。
3，虽然否定《养鱼经》是范蠡所作的理由已很充分，但神守对于鉴别《养鱼经》的时代无疑也是关键之一。如所众知，先秦文字称动植物名称多用单音词，鳖在《诗经》、《礼记》、《周礼》、《尔雅》《山海经》、《列子》、《庄子》、《国语》等古籍中都称鳖，[4]特别是《吴越春秋》中越王听了子贡的一番话以后，很是感动，说：“孤少失前人，內不自量，与吴人战，军败身辱遁逃，上棲会稽，下守海滨，唯鱼鳖见矣。”[5]，以上都使用鳖，不见神守。此外，神怪故事、笔记类如《搜神记》、《太平广记》、《酉阳杂俎》、《神境记》、《朝野僉记》《清异录》[6]等都有提到鳖，却绝无提到神守。
以上说明神守这种双音词不可能出现于先秦时期，流行的时间也极短，不见于汉以后。笔者推想，汉代阴阳五行之说盛行，民间流行“厌胜术”（巫术的一种，认为通过诅咒或所指定的物，可以消灭或制胜对象的人或物），汉时民间的养鱼经验，知道把鳖和鱼一起放养，有助于鱼的顺利饲养，这种经验，被附上厌胜术的色彩，特称之为守神，又顛倒为神守。汉以后，鳖的别称流傳至今的很多，如团鱼、王八、水鱼、中华鳖等，唯独不再见神守的称呼，而且宋元以后的书籍中，凡是再提到神守的，都是转引《养鱼经》原文，即是因厌胜术衰退之故。又，《养鱼经》作者使用厌胜术的神守，怕读者不懂，接着加以解释：“神守者，鳖也。”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中国古代动物学史》是部巨著，成绩斐然，出现上述小小的失误，瑕不掩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从事动物学史研究的专家（其他方面的专家也一样），只能是科学家，而不会是文史学家。因为文史学家缺乏科学动物学知识，想写也无从入手。科学家只要有一定的古籍阅读能力，便可以到古籍中寻找有关记述，梳理分析，给予科学的解释，使潜伏、蕴藏在古籍文献中的科学性记载，获得应有的解释，让古人的知识大放光芒。问题在于古籍的记述，不同于现代文献，它们在流传中掺杂不少误抄误刻，或张冠李戴，或有意作假伪托等，所以在文史界向来有注重书籍真伪考证辨别的基本要求，以至于产生训诂校勘之学。这些都不是科学家的精力所能顾及的事，不好苛求。20世纪以来，人类知识的激增，导致文理最早而彻底地分家，彼此各自独立门户，互不沟通，已达一个世纪之久。而客观世界的知识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科学史的研究是最先接触整体综合的领域，所以碰到的问题也首当其冲，这是不足为奇的，时代在发展，文理交叉、学科交融的领域将日益扩大，《中国古代动物学史》起着带头领先的榜样。
参考文献
[1]郭郛，[英]李约瑟，成庆泰著，《中国古代动物学史》，1999,pp.500～502,北京，科学出版社
[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1960新1版，pp.221～223，北京，科学出版社
[3]高明编《古文字类编》1983，p.182，p.416,北京，中华书局
[4][清]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鳖部》，1936，第527冊，p.27,北京，中华书局
古代文学史笔记篇10
这些“书迹题跋”一方面是文人的一种著述活动，一种书写活动，其成果成为文章、著作、墨迹；另一方面，又可能附在有很高收藏价值的古今名人墨迹或金石刻帖拓片的前面，与所题跋的名迹一起在交易、买卖过程中具有了“商品”的性质。所以说，“书迹题跋”作为“著述文本”，是有着多方面学术价值的文章、著述；同时作为“墨迹文本”，又是具有艺术价值、审美意趣的书法“作品”。总之，宋代“书迹题跋”的价值、意义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主要从学术价值、艺术价值来对其作些考察与论述。
一、宋代“书迹题跋”的学术价值
当我们把宋人所作的“书迹题跋”作为文章、著作的“著述文本”来看时，我们看到其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1、书学价值
中国是一个极为重视文字书写的国度，汉字的书写―书法逐渐被视为一门艺术，关于书法的学问被称为“书学”。书学大致包括书论、书史、书家与对书法作品的研究、批评等，而宋人的书迹题跋则涉及到上述诸多方面。
作品评论。如前已述及的，书迹题跋是题跋者面对具体的书迹所作的评论、说解，是对某件或若干件作品的观察思考之后所作的评价。例如对书体风格特色、源流的论述，对作品雅俗、高下、优劣的论述等，如蔡襄《跋隋丁道护启法寺碑》：“此书兼后魏遗法，……书当益老，亦稍纵也。”《题王献之书洛神赋》：“子敬能作方丈字，观其细书巧妙，方丈不足为。大令、右军法虽同，其放肆豪迈，大令差异。古人用功精深，所以绝迹也。”欧阳修题《杂法帖》之一：“南朝诸帝笔法虽不同，大率意思不远，眇然都不复有豪气，但清婉若可佳耳。”黄庭坚《跋周越书后》：“周子发下笔沉着，是古人法。若使笔意姿媚似苏子瞻，便觉行间茂密，去古人不远矣，何止独行于今代耶！”《题徐浩题经》：“徐季海惟此一种有右军父子笔法而无俗气。如《开河碑》超逸，《孝子碣》老重。然终非王家苗裔也。”题跋者面对原迹反复观览，细察其点画、结构、章法，既观其“形”，又味其神。每所论评，多能抓住特点作切要精当的概括与描述。欧、蔡、苏、黄等题跋名家对一些碑帖之跋语，多为经典性的书法评论，成为后世评书者必然参考的文字资料。
书家评论。题跋者在评价具体的书迹时，每论及书家，或述书家生平、思想、学问、书法师承、书法风格、成就等，成为后世书家研究不可或缺重要资料。如欧阳修跋《郭忠恕小字〈说文字源〉》：“忠恕者，五代汉、周之际，为湘阴公从事。及事皇朝，其事见《实录》。颇奇怪世人但知其小篆，而不知其楷法尤精。”黄庭坚《跋唐玄宗〈n_颂〉》：“唐太宗妙于书，故高宗虽潦倒怕妇，笔法亦极清劲。玄宗书，班班犹有父祖风。此如长沙王十世后孙子，犹似其祖耳。”《书子瞻〈松醪赋〉后》：“文章云起风生，笔力山崩海立，非东坡先生其孰能之。”《跋欧阳文忠公帖》：“欧阳文忠公书极不工；然喜论古今人书，故晚年亦少进。其文章议论一世所宗，书又不恶，自足传百世也。”《跋马忠玉诗曲字》：“马忠玉翰墨颇有劲气，似李西台，但少妍耳。诗句亦不草草，盖致古人诗磊磊在其胸中。亦善题评。至其作乐府长短句，能道人意中事，宛转愁切，自是佳作。”后人研究书家，读宋人书迹题跋，每能见史传所未及之书家生平细节及学书经历等。
书法理论观点。宋人题跋，评书论书，每据个人书论观点和主张对书作、书家进行评判。例如关于宋人“尚意”的许多书法观点，关于书法的“神”、“韵”、“趣”的问题，关于书品与人品、书法与学养等等，关于“俗”与“雅”的问题，关于学习晋人书法与创新的问题，关于书法为“小道”“细事”，关于“学书为乐”，关于书法的实用功能与审美价值等问题，题跋者往往结合对书迹书家的评论中阐发。宋朝文人书法的批评观，读其书迹题跋可体会出，他们强调写出自己的个性特色，还要有一种形质之上的意韵倾向，如欧阳修所谓的“深趣”，蔡襄“神气”说，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黄庭坚“韵胜”说，米芾“真趣”论等观点，为中国书法批评注入了新的血液，也使得宋代书法品鉴赏评有了自身的特色风韵。又如宋人在品评书法时，常常将人的品格修养作为一个重要的底蕴。书品、人品关系的赏评题鉴对后人学书、品书、论书等方面影响深远，使得有志于书法的朋友，时时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素养，努力做君子之事，行君子之行，完善人格，提高文化素养，增加识见，充实自己，即所谓克服“见狭、识浅、学不足”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应注意到，不能过度夸张，因为书法作为一门技艺自有其本质规律的要求，只是品德高尚而不从事书法技法的学习，其字迹不一定就为上品。总之，研究宋人书论，宋人之书迹题跋不可不予以充分注意。
关于书法史的论述。宋人的书迹题跋，对具体书迹的评述总是放在一定的书法发展过程中，总是述及一定时代书风书貌的流便递嬗，所以其中往往有对书法史的片断论述，这是我们研究书法史可资参考的。如欧阳修的书迹题跋中每每论及唐代书学为盛的问题，论及唐以后他则认为：“五代干戈之后，学校废，是谓君子道消之时，然犹有如忠恕者。国家为国百年，天下无事，儒学盛矣，独于字书忽废，几于中绝。”（跋《郭忠恕小字〈说文字源〉》）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云：“予尝论书，以谓、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这里，苏轼对魏晋与唐之书法之变化作了精要论述，宋人书迹题跋这类与书史有关的论述甚多，兹不赘举。
中国古代的书法资料，大都是在石刻或法帖之中，而题跋者对这些石刻或法帖进行研究总涉及字体特征、书法风貌及其变化，在书迹题跋著述中或考察记录碑石存世、湮没及当时文字磨损状况，或有涉猎考评述说当时时代风习，或品评书艺优劣高下，或追述与书写者相关的佚文逸事等，是研究书史、书论、书家、书迹所不可缺少的资料，极具书学价值。
2、史学价值
宋人书迹题跋，不仅把书迹放在书法史的发展中作评述，而且放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所以题跋中每每涉及对书迹产生时代社会文化的论述，特别是题跋中每每述及具体的人物、事件及其背景，这是更为宝贵的史实材料。欧阳修等人的金石题跋重史实考证，其史学价值自不必说，就是其他偏重谈书法、谈诗文的题跋，也蕴含很珍贵的史实材料。所以宋人的书迹题跋不仅具有书法史研究的价值，而且对宏观的文化史研究也很有重要参考价值。
宋代文人名士博雅好古，喜收藏，精赏鉴，识见广博，对所搜集或见到的古器名刻铭文、名家名作进行编纂研究，证经史考，钩沉本原，而系之以题跋，常可补纠史传之缺谬者，增益后学，极具学术价值。如欧阳修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主持编撰《新唐书》、独撰《新五代史》的史学家。他的《集古录跋尾》以题跋形式考述金石文字并以之证史，是一部重要的金石学文献，也是有重要史学价值的著作。欧阳修之子欧阳在《集古录跋尾》的《录目记》中说，此书“可与史传正其阙缪”。“盖自文武以来迄于五代，盛衰得失，贤臣义士、奸雄贼乱之事，可以动人耳目者。至于释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然分散零落数百年后而聚于此，则亦可谓难矣。其聚之既难，则其久也，又遂将散而无传，宜公之惜乎此也。”《集古录跋尾•后汉孙叔敖碑》一则云：“右汉孙叔敖碑，云名饶字叔敖。而史记不著其名，而见于他书者亦皆曰叔敖而已，微斯碑后，世遂不复知其名饶也。碑世所罕传，余以集录二十年间求之博且勤乃得之。然则世之未见此碑者犹不知为名饶也，谓余集古为无益可乎？”欧阳修用碑史互证的方法抉幽钩沉，发现楚相孙叔敖名饶，纠正了三国魏名将邓艾的名字读蒿艾音之非，补充唐史书记载如唐洪州刺史吴黑闼的名字事迹等，使我们读者得知此人名广、字黑闼，唐初与程知节、秦叔宝等俱从太宗征伐，后与杀建成有功，至高宗时为洪州都督以卒的生平事迹等，“集录前世埋没缺落之文”，这实际上也是他写作跋尾所遵循的一条原则。再试看他的《唐孔颖达碑》的跋尾：“右孔颖达碑，于志宁撰。其文磨灭，然尚可读。今以其可见者质于《唐书》列传，《传》所阙者，不载颖达卒时年寿，其与魏郑公奉敕共修《隋书》亦不著。又其字不同，《传》云‘字仲达’，碑云‘字冲远’。碑字多残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传》之缪不疑。以‘冲远’为‘仲达’，以此知文字转易失其真者何可胜数！幸而因予集录所得，以正其讹舛者亦为不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其益岂不博哉！治平元年端午日书。”在这里，欧阳修用具体的实际材料说明了他所收藏的古代金铭石刻拓片的史料价值。他同宋祁合撰《新唐书》，订正了《旧唐书》的一些讹误，补充了一些史实，就多得益于唐人碑刻。
追踪欧阳修的南宋赵明诚所撰写的《金石录》三十卷，就是仿欧阳修《集古录》体例，著录所藏金石拓片凡二千种，比欧阳修所集录的多出一倍，其中后二十卷为题跋，共502篇，其中还包含为数甚多的汉、唐碑刻，都是书法名迹，同时也涉及到法帖之类，在书法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是正讹谬，去取褒贬”，考证审慎，影响甚大，是宋代研究金石的重要著作和金石题跋专书。欧、赵二人著作作为史料当然有很高的价值。此外，董《广川书跋》、黄伯思《东观馀论》对金石拓片及法帖方面进行引经据典，详辨精微，竭情铺陈的赏跋考订，颇具史料价值。南宋中期洪适《隶释》27卷，虽然关注焦点是字而非书，但由于两者天生的关系，客观上为在原碑磨灭毁失的情势下，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如洪适在《隶释》卷十《安平相孙根碑》中把隶书作为一个明确的定义指出，并且廓清了与正书的纠缠，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此书是今天研究汉字流变、石刻碑拓、汉碑历史的重要文献和珍贵资料。《四库全书总目》把这部书归于“史部”，就是从其以碑订史的角度而言的。
宋代此种以金石跋尾的体式，对于研究金石学方面，有开拓之功，对后世影响甚大，意义深远。此后代不乏人，如明都穆《金薤琳琅》，赵《石墨镌华》，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足以见出他们对后世的影响。
二、宋代“书迹题跋”的艺术价值
1、书法艺术文本
名人书法题跋与原迹相得益彰的艺术审美价值。我们前面说过，为别人的书迹作题跋时，这些题写者多是颇具各方面造诣的文人士大夫，或为文家，或为书法家、画家，或为书画鉴定家、收藏家等，他们的题跋之作或为俊美的端楷，或为流变的行草，其书法艺术文本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成为后世习书者所取法的范本。试看黄庭坚对苏轼的名作所题之《黄州寒食诗跋》，黄庭坚本身就是“宋四家”之一，是颇为知名的书法家，不仅跋文精彩，而且跋书亦十分精妙。行笔痛快沉着，潇洒跌宕。后世人多对他的跋书给以赏鉴题跋，如明张t跋云：“此跋尤恢奇。”明詹景凤《东图玄览编》云：“山谷续为之跋，字亦如坡大，亦异常法。磊落峻爽，气若有英威，盖尽气与敌也。然以比坡，有若两王父子间，然亦不甚让。”沈尹默《沈尹默论书丛稿》云：“山谷此卷，淡墨挥洒，初非经意，然极真率可喜。”足可见黄庭坚此篇跋书对后世的影响。详观此跋书，字迹冲出法度工@的樊笼，欹侧迭荡，无不是黄庭坚恣肆豪宕、淋漓挥洒、一气呵成之心态的再现及流露。诚如黄氏自谓“心能转腕、手能转笔，书字便如人意。”此跋书既是其沉着痛快心意的再现，又体现了所谓题跋书自身的书法艺术价值。
又如唐怀素《自叙帖》卷后的许多宋代名家的题跋，字迹优美，完全可以作为书法来欣赏。例苏辙《怀素自叙帖跋》就很精彩有味道，体现了苏辙书法的面貌气息，他是苏轼的弟弟，十九岁登进士科，性沉静简洁，为文澹泊，其高处直迫其兄，与其兄、父并称“三苏”。其书法，世论少愧其兄。苏辙此跋，书风类似苏轼，卧笔铺毫，结字紧密呈横扁上倾之势，纵向之笔多收缩，横撇之笔却自由舒展，笔姿笔势丰富灵活多变，整体看豪迈气象略显不足，但自有其撼动人们心魄的奇趣。
赵令的《怀素自叙帖跋》，笔画深厚浓重，结体呈横扁状，颇有坡书之味道，显然受其影响颇深。此跋书字的笔画之间联系紧密，流贯畅通，线条有粗有细，结字疏密相间，行摆向左偏斜，章法上气息随意天成，毫无拘谨局促。曾纡《怀素自叙帖跋》，行楷书。字之结体、笔意明显有着颜柳的风貌，却又浑然一体，一派唐人楷书气象充溢于字里行间。然而细观，其起笔收锋顿挫有力，运笔挺劲舒展，笔姿刚健清爽，结字空间调整合理，通篇气韵协调而生动。
苏轼的行书《吏部陈公诗跋》，整体感觉清秀温和，细观每个字都表达得很完善，颇类楷法书作，秩序井然，八法皆备。如“故”、“使”、“吏”、“人”、“胜”等字笔姿翩翩，潇洒自如。
此作足见出苏轼书法的基本功，下笔并非无根基来由，他常讲：“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而能行，未能行而能走也。”观他此跋书，相信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宋徽宗赵佶《欧阳询张翰帖跋》，书迹亦颇为精彩，体现着赵佶笔画瘦劲而锋芒毕露的特点，可视为后人摹法赵佶书迹的佳篇。这件作品点画干净利落，线条迅疾轻利，横画收笔带钩，竖下收笔带点，竖钩细长而内敛，是其“瘦金体”书作的名篇。
蔡卞《唐玄宗n_颂跋》行书墨迹，可称为蔡卞的行书代表作。他的书法结字外拓，重心平稳，用笔浓密劲利，挥洒娴熟快捷，章法布局自然精巧，字与字生机连属，行与行血脉贯通，他的跋文书法颇体现了李隆基“风骨巨丽”，“思如泉而吐凤，笔为海以吞鲸”的书法风貌。细品此跋书迹，可体会蔡卞转益多师、撷取精华的精严多姿的书法境界。
此外，苏轼《题王晋卿诗后》、《书和靖林处士诗后》；蔡襄《跋告身帖》；赵明诚《集古录跋尾跋》；姜夔《落水兰亭序跋》、吴说《独孤僧本兰亭序跋》等皆为跋书名作，既体现了题书者的书法水平，又可视为后人学书取法的佳篇，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2、文学文本
宋人的书迹题跋，一方面是由古今书迹派生出来的说解评述文字，具有对所题书迹的从属性，同时又是具有独立性的“文章”，宋代个人文集每将此类文章收入文集，这些文章有的是偏重论、议、说的“论文”，有的是偏重于记事、叙述或夹叙夹议又有抒感的文学性很强的“散文”。明毛晋于《汲古阁书跋•容斋题跋》中说：“题跋似属小品，非具翻海才、射雕手，莫敢道只字。”如欧、苏、黄等人都是文学大家、巨匠，其题跋的许多篇什便是短小精美言简意赅的散文的“文本”，其文学价值是客观存在的。
读宋人所题写的书迹题跋，体会其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往往纵横议论，贯穿己意，灵活多样，或说理、抒情、记事、写人和学术研讨等，理识情并举，文学性、趣味性极为浓厚，堪可视为文学作品的珍贵文本。其内容或品评书迹的优劣高下，或记录书者的轶事趣闻，或睹书缅怀故交，抒写友情等，言语精彩，平易流畅，挥洒自如，佳作迭出，常写得语短意深，颇具理趣，抒情说理，趣味盎然，展示了宋代题跋大家们丰厚的文化学养、多彩的精神世界及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如苏轼《书舟中作字》：“将至曲江，船上滩欹侧，撑者百指，篙声石声荦然，四顾皆涛濑，士无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变亦多矣。置笔而起，终不能一事，孰与且作字乎。”短短数十字的题跋，状人描境，言简意丰，将其遇险事而不惊且通脱豁达的从容形象简笔勾勒。苏氏经历宦海沉浮，在他眼里自然界的波涛并不可怕，且怕亦无用，倒不如我行我素更坦然。此则记录了他患难余生的心情，表明了乐观洒脱的人生态度。又如苏轼《书张长史书法》云：“世人见古有见桃花悟道者，争颂桃花，便将桃花作饭吃。吃此饭五十年，转没交涉（关系）。正如张长史见担夫与公主争路，而得草书之法，欲学长史书，日就担夫求之，岂可得哉！”东坡借比喻告知执实法而不求变通的愚人，要善学会学。言语惊警，寓理趣于故事之中，事显而理深，言尽而意不尽。
黄庭坚《题自书卷后》：“崇宁二年十一月，余谪处宜州半岁矣。官司谓余不当居关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于城南。予所僦舍喧寂斋，虽上雨傍风，无有盖障，市声喧愦，人以为不堪其忧。余以为家本农耕，使不从进士，则田中庐舍如是，又可不堪其忧邪？既设卧榻焚香而坐，与西邻屠牛之机相直为资深。书此卷实用三钱买鸡毛笔书。”黄氏虽叙谪居生涯，心境却坦然自得，安然若命，超然物外，其文笔隽永传神。如《书家弟幼安作草后》中黄山谷谈自己的书法创作体会，“老夫之书本无法，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譬如木人舞中节拍，人叹其工，舞罢则又萧然矣”，语句明快，举例取譬，形象生动且深刻，把其寄情于名利之外的习字作书之境界诩诩勾勒，其言充满思辩情感，内涵丰富，立体感极强。又如《题知命弟书后》：“知命弟，江西豪士也。意气合其臭味，极力推挽之，不遗力，有味其言之也；至不合其意，虽衣冠贵人，唾辱之知矢溺。亦自以废疾，如支离疏攘臂于稠人广众中，物亦不能害之。作小诗乐府，清丽可爱。读书不多，亦会古人意。年不能五十，遂以盖棺，每见其遗墨，令人陨涕。”黄庭坚简笔勾勒出知命弟的形象，衰残瘦弱的样子，令人怜惜。虽颇具才华和个性，可惜中年早逝。手足亲情，人亡物在，念之涕零。正所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动于衷，莫贵乎真。他所抒写的是真性情，故而感人。黄氏在《山谷题跋》中或叙人论事、或描写抒情、或品藻赏鉴，文笔精练畅达，浑然一体。
题跋小文“自坡仙、涪翁联镳树帜，一时无不效颦”（毛晋《汲古阁书跋•容斋题跋》）宋室南渡以后题跋大家如陆游、周必大、楼钥、刘克庄等都有不少佳作。如陆游《跋李庄简公家书》、《跋傅给事帖》、辛弃疾《跋绍兴辛巳亲征诏草》等篇章，语言凝炼警精，慷慨悲壮；笔力雄厚，深沉感人，把强烈执著的爱国赤诚和尖锐而含蓄的批判精神借短札题跋一一道出，意境深邃，耐人咀嚼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