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对正义的保障篇1
［关键词］社会保障，法治，社会正义，法制化
一、法治国家内涵的发展与社会权的法律保障
法治是现代国家所普遍推崇的一种社会政治目标。法治相对干人治，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提出。古希腊柏拉图主张实行“贤人政治”，实行人治。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法治应当优干一人之脑，法治是治理国家之根本。法治国家的概念，则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被人们所提出。从那时起到现在，法治国家的内涵，适应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19世纪中期，德国学者Stahl认为，法治国是依法律的方法，正确规定井确保国家作用的方向与界限，以及市民自由生活的领域。所以，法治国不仅是现代的特征，并且是国家发展的原动力。[1]在这一理论中，法治国并非国家的目的和内容，而是实现国家目的的方法和手段，因而被称为“形式法治国”的理论。形式法治国的作用，在干确保国家作用的合法性。然而，这一法治国的理念，在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却被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国家社会党所操纵，成为其肆意践踏民主与人权的工具。干是，实质法治国和社会法治国的理念应运而生，从而赋予法治国思想新的生命。实质法治国理念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公民基本人权的切实保障，要求国家权力的行使，要受到某种最高法原则以及法价值的拘束。社会法治国的理念，是伴随着。“社会国家”理念的形成而出现的。社会国家是指国家放弃对个人自由不干预或放任的原则，为某种积极目的而行动，进而形成社会经济秩序并为管理主体的国家。社会国家的目的有二：一为实现社会正义，即扶助弱者、抑制强者，对社会不平等做某种程度的调节，使每一公民能获得某一相当水准的经济和文化生活能力；二是致力干公共福利，即为社会公众谋取最大物质的乃至精神的利益。因此，社会法治国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国家权力对干公民生存权及享受健康文化生活的积极保护义务。
社会法治国之下的实质法治国，是以矫正以往形式法治国过干形式性，忽略人权实质保障之弊端，致力干国民福扯以求社会国家的实现为目标的。社会法治国要求在立法、行政等方面发挥国家对干国民的积极义务。在立法上，要求“立法者的功能，是创造井维持符合干人类尊严之法律。这一尊严，不仅要求法律承认私法上及政治上的权力，而且要求国家机关提供必要且足以发挥其职能的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之设施。”[2]
我国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依法治国，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赋予了法治国家新的内涵。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规定在宪法第5条中，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固定下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在‘一切权力属干人民”的前提下，立法真正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行政在法律的规范和监督下进行，司法实现公正和独立，从而使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得到最充分的法律保护。
法治国家内涵的发展历程昭示了现代法治的核心精神：对基本人权的尊重与保障。而对基本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必然要落实到对公民生存权、社会权的保障之上。
法治国家的至高法典是宪法，宪法中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原则也是一国法治精神之所在。现代法治国家的宪法首先确立的是公民的自由权。自由权是一种与“夜警国家”①和自由国家的国家观相对应的基本人权。要求国家对所有市民社会社会生活的自律性领域，不加侵扰和干涉。而社会权则是与福利国家、积极国家的国家观相对应的一种基本人权。自由权是在公民自由的范围内要求的国家不作为的权利，而社会权则主要是在社会上对经济的弱者进行保护和帮助时要求的国家作为的权利。自由权和社会权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国家所保障的两大基本人权尸］现代法治国家对公民的基本人权保障有尊重、保护、促成与给付的义务。尊重和保护的义务体现在法治国家所赋予的公民的自由权之上。但构筑起全部自由权基础的财产权和契约自由对不拥有财产的人来说，无异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画饼充饥般的存在。即使对有产者来说，自由权导致的也有可能是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此，仅仅靠一种抽象的法律上的自由权体系，己经不能保证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尊严，还需要国家进一步发挥其促成与给付的职责与义务。作为对此的一种补充，旨在具体地保障个人现实生活的社会权则成为法治国家公民权利的另一大支柱，成为对自由权的补充。保障个人在自由经济市场的安全固然是国家的职责，但现代社会更重要的是国家应对个人或家庭在进入自由竟争的市场前不平等地位加以改善，还必须努力调和因不同的权利分配、财富不均、教育高低所产生的矛盾。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通过法治所确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构成了对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有效补充，它们相互衔接，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财产的法秩序。为了确保自由权体系能够存在下去井且能够有效地发挥其自身的作用，社会权就成了对自由权的一种补充，承载着保证一种有效的法治秩序的职责。
现代法治理念以保证公民基本人权为核心，而在现代社会中，一定的财产是人们生存、发展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无财产即无人格。因此，保障每个公民都能够拥有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所必需的财产就成为公民的最基本人权。宪法作为法治国家的至高法典应该对此做出纲领性规定。我国宪法第44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倩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这些纲领性规定，使得公民的作为一种政治宣示性的社会基本权利得以纳入法制的轨道，转化为一种社会权。然而，仅仅停留在这种纲领性的规定之上而没有一系列部门法的具体落实，公民的这种权利仍然会是形同虚设。因此，社会保障法就是规定国家应给予公民如何的积极给付的一系列实体性规定，其基本做法是以一种再分配的交换形式，结合政府部分贡任，以实物、现金转移的供给或者提供各项福利服务，以确保公民基本生活的需求。
二、法治国家的正义观与社会保障的正义基础
自有法律以来，就产生了对法律的种种阐释。其中公平正义的观念是始终与法律联系在一起的。“ins”这个拉丁词，据称就是源昏“iustum”（正义），而不是源良“iussum”（命令）。亚里士多德说过：“法治应包含两层意思，己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4]时至今日，这一关干法治的论述仍然构成现代法治国家的核心观念，一部“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本质上也应该是一部合乎公平正义观念的法律。
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对正义的表述是：“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西塞罗曾将正义描述为。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人类精神意向”。[5]给予每个人应得的东西的意愿乃是正义概念的一个重要的和普遍有效的组成部分。然而仅有这种意愿本身并不足以使正义在社会中得到实施。托马斯邓可奎那进一步发展了正义的含义，明确指出除某种精神倾向之外，正义还应该含有一种行为方式，而这种行为方式，就是通过法律的控制。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中，庞德写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多重的意念和愿望，而且大家都希望满足之。人口数量极大，地球却只有一个。每一个人的愿望总是与其邻人的愿望相互仲突或相互重叠。因此，人们不妨以为，就产生了一项艰巨的社会工程任务。这是一种创造生存必需资料、满足共同生活在一个政治组织社会中的人们的各种意念和愿望的方法。即使它无法满足人们对它的一切期望，至少也尽可能地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所说的法律之目的是公平，其含义正在干此。……我们得出了这样的概念，即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愿望和意念。在社会控制中，在法律中，我们所应做的，即对哲学愿望、意念、需要进行尽可能的调和和调节……＂[6]因此，一种制度和一部法律，只有能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它才是正义的。对干法治国家而言，必须承担起达到正义的使命，换言之，正义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
正义可以分为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形式正义要求“同样的倩况应该同样地被对待”，是以一种最低的道德规则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但这种规则的被执行，不能保证必然产生正义的结果。而实质正义则将社会中利益或者负担分配通过各种社会制度达成，井要求针对各种特殊倩况予以权衡考量，由干是有关社会资源的分配，所以也称之为。‘分配正义＂或。’社会正勿。社会国家以分配的正义或社会的正义为基础。社会正义谋求经济、健康卫生、文化等方面的正义，以打破抽象的平等而创造出具体的平等。
在形式正义的法律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的人的身份、地位、经济状况、劳动能力、健康倩况如何是丝毫不被考虑在内的，“人”由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中的人成为一个被剥离掉各种社会存在和社会角色的抽象的人。因而，这种不考虑。人＂的社会存在的形式正义对减少社会不平等起不到任何作用，“实际上，与法律如何规定毫无关紊的补会她仿永近县不平等的法律对入的一视同仁，在权力、智慧、个人幸福等实际上的不平等状况下，只能使不平等变得大经地义，甚至加深这种不平等。”[7]一种形式上的正义可以被用未维持现状，但也只是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达到最大限度的合理状态时，才有可能。当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形式的正义，还需要实质的正义时，回应社会的这一需要，社会保障应运而生。社会保障以分配的正义为基础，通过对形式平等的矫正，使社会达到实质的公平正义。
社会保障的推行，将社会资源与财富作适当再分配，以满足需求，特别是满足在社会上居干劣势地位者的需求。社会资源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再分配？分配给谁？根据什么来分配？分配如何达到公平的结果？这些问题都是通过社会保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设计来解决的。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达到了这样一些效果：第一，垂直式再分配效果。就社会保障资金来源而论，高所得者的负担应该比低所得者重，而社会保障的给付是对低所得者更有利，因此，再分配会造成高所得者对低所得者的所得转移，使低所得者获得社会的照顾，达到再分配的效果。第二，水平式分配效果。医疗保险给付是健康者对伤病者的所得转移；养老和退休金保险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所得转移；失业保险给付是就业者对失业者的所得转移。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制度，在同一所得阶层间发挥所得转移效果。第三，时间的再分配效果。社会保障还基干世代互助的精神，由工作的一代对退休的一代、尚未工作的一代，进行时间性所得再分配。[8]毫无疑问，这些效果的达成，可以在经济收入和财产权上调和不平等现象，达到社会正义的目的。可见，当惟有通过社会保障方能达到法治所要求的实质正义时，社会保障必然成为法治国家的内在需求。
三、社会保障法制化的必要性分析
法治国家的目标，需要通过各种具体法律制度的运作来实现。现代意义的法制，就是指在一个政治国家中，把国家的事物制度化、法律化，严格依法办事的一种原则。在法制的原则下，要求国家立法机关制定较为完备的法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因此，法律制度是法治理想实现的重要基础。
法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是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工具[9].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固然有其内在的价值和规律，但在现代社会，它更多的是作为社会秩序的调节器。法对社会关系的调节作用，是法存在并发展的重要价值。如果将权力和权利视为一种社会资源，法律则是一种特殊的资源配置机制。一切法律规范都是关干权利义务的规范，相应地，一切法律关系都可以用权利义务的模式未加以表述，法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干权利义务的一种确定性分配。社会保障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是为了矫正形式平等的缺陷，保障公民基本社会生活而对社会资源的一种再分配。将社会保障纳入法制化轨道，通过法律实施社会保障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就是将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以权利义务的形式确定下未，这样可以更加稳定、公平和有效地达到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效果。
首先，由干法律对权利义务的资源配置作用，只有通过法制化，才能使社会保障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职贡明晰化。没有成为国家法律之前的社会保障，只能是国家的一种政策和措施。对干仅停留在国家政策和措施层面而未上升到法律层面的社会保障而言，公民所享受的保障不是权利，国家对公民的给付也不是义务，充其量是政府的一种福利和慈善。如果对公民的保障不是基干公民的权利，国家也就没有对公民给付的义务，那么对干公民未说，在未得到保障之时，也就缺乏向国家要求的正当根据。如果公民缺乏对国家的这种请求，社会保障对公民就不能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而将社会保障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以法律上权利的形式赋予公民社会保障权，以法律上义务的形式规定国家和社会对干公民保障的职贡和义务，公民就享有了在国家不作为或不适当作为时对国家的一种请求权，这种请求权的根据未源干社会保障法的规定。此时的社会保障就成为公民的法定权利而不再是政府的施舍或慈善。也惟有成为公民的法定权利，社会保障才能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只有通过法律的形式赋予公民社会保障权，才可以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任意变更和侵害。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其主体是广泛而确定的，需要立法将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确定下来。作为现代国家来说，是社会保障的贡任主体。从维护社会正义出发，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是现代国家的责任，国家有贡任向社会弱者乃至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有保障的和安全的生活，社会保障是达到此目的的必要手段。因此，国家必须出面来举办社会保障，井拿出财政收入的相当部分未支持社会保障的运作，这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职责，也是国家的法定义务。同样，国家也可以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获得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减少因贫困和社会动荡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作为雇主未说，也是社会保障的责任。法律明确规定了雇主负有为其雇员缴费的义务，否则要负相应的法律贡任。从另一个角度看，雇主通过为雇员缴费，实际上是将一部分本应由雇主承担的劳动风险转移给社会了，这也使得雇主因此而受益。而作为社会普通民众来说，既是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更是社会保障的直接受益人。在一些社会保险项目中，通常劳动者也是缴费的义务主体，但缴费后可以直接获得利益，如在在职期间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后可以领取养老金。缴纳医疗保险费后，患病时可以获得医疗补助，缴纳失业保险费后，失业时可以获得失业救济金等。
其次，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可以使社会保障主体的权利义务获得一种确定性。法治国家的原则之一是要使法律获得普遍性的服从，为达此目的，法治国家的法律必须具有一种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品格，不能朝令夕改。通过立法，将社会保障的各项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未，这些制度也就具有了可以连续实施的生命力。与此同时，透过这些稳定的、不会轻易被变更和取消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社会保障主体对干自已的权利义务就有了一个明确的预期。这种明确的预期会有效地减少社会保障各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纠纷和摩擦，使制度在社会中的运转更加自如。例如劳动者是缴费的义务主体，当劳动者对缴费后可享受利益有了明确的预期以后，劳动者对干自已现在的义务会有一个更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在这个价值判断上的义务会得到更好的履行，从而使权利义务，环环相扣，进入良性循环的状态之中。
再次，基干法律的正义价值，可以使社会保障的各项制度更为公平合理。正义是法律的价值，法律的目的之一就是追求公平正义。在现代国家法治精神之下，一项法律的制定过程，往往就是对某一个制度理性思考的结果，它要求对一项制度从设计到具体措施的实施，都有经过严密的考量，要顾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使通过法律反映出来的一项制度能够真正蕴含社会所公认的准则与价值。“法律目的的权威性和法律秩序的整合性来自更有效率的法律制度的设计。”[10]因此，只有通过法制化，通过法律所追求的正义与公平，才能使社会保障制度更趋干完善与合理。
最后，只有通过法制化，才能使社会保障制度有效地运作。法律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强制性，法律制定后，需要通过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其有效地实施。当社会保障体系被确定下来后，就需要借助法律的强制性未保证其有效地运作。社会保障的运作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包括缴费体系的运作、支付体系的运作和基金安全的运作。对干依法负有缴费义务的主体，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不得拒交或欠交澈会保障经办机构必须按法定标准及时地将各项社会保障费发放到受益者手里，不得延误或任意地减少；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运作，主要是要求对社会保险基金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投资和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这要求必须通过法律的监控和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来实现。社会保障基金是一笔庞大的资金，这笔资金的运作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制度是否能够正常运行。因此，只有在法制的环境下，才能使社会保障有效她运行。
①夜警国家政府的任务只限于：（1）保护国土不受邻国侵略；（2）在国内维持正义应定秩序，保障私人财产不受他人侵占；（3）举办私人所不能的公共事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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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对正义的保障篇2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社会安全；社会整体利益；社会公正
一、社会安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之首要价值
在法学界，学者们大多将自由、平等、秩序、效率视为法的基本价值，而安全价值却很少涉及。人们始终只是把安全视为实现正义价值的一个相关因素而已。而事实上，安全有助于使人们享有诸如生命、财产、自由和平等等其他价值的状况稳定化并尽可能地继续下去。无论在任何历史阶段，安全始终是法律价值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英国著名法学家霍布斯的不朽格言：人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而在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中，安全也被视为法律所欲达到的十个目标中最基本的目标。法律之于安全，是权利的稳定器，失控权利的抑制器，法律的各种制度规范直接或间接地确认和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财产，实现公民的安全需求。与此同时，通过构建法律框架，为各种行为及其后果进行明确的法律解读，使得公民在行为之前能够预测法律对自己行为的态度并以此来规范行为，可以维护安全。因此在法的一系列基本价值中，安全价值处于基础性地位。我们有必要将安全价值置于法的基本价值体系之中。
安全是法律追求的重要价值取向和目标，人类在崇尚以自主意志生存发展进而实现幸福的同时，不断寻求安全的实现与保护，并逐渐意识到仅以个体的力量不足以保障安全。与此同时，以强制力为保障的国家的出现，为因保护自身安全而日感实力不济的个体，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与维度。通过这种“社会契约”，个人将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让渡于国家，国家亦因此承担起保障个体安全的职责。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以满足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消除社会成员的不安全感，以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其目的就是实现社会成员生活安全和整个社会安全。俾斯麦谈到实施社会保障制度之意图时，曾直言不讳地说：“一个期待领取养老金的人，是最安守本分的，也最容易驯服。”因此，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对社会政治的稳定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防线。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所要保障的社会安全不仅是社会成员的生活安全。个人生活安全是实现社会安全的前提和基础，个人生活安全得不到保障，整个社会安全则无法维护和实现。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对社会安全的保障与维持，正是遵循从个人生活安全到整个社会安全的逻辑，通过实现个人生活安全从而达到社会安全。社会安全不仅具有社会性、政治性，而且还具有经济性。因此，社会保障所要保障的社会安全还包括社会成员的经济安全。经济安全是一切安全之本，经济法追求的是国民经济整体的安全。其目的在于保障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状态，抑制经济风险，防止经济疲软和动荡。经济安全迫切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体系和机制。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仅保护农村居民的生活安全和经济安全，同时也为整个社会成员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实现提供了内在与外在环境。农民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弱势群体，对其权益保障的程度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全与否。当农民遇到生活困难时，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通过提供社会性的物质帮助，实现社会生活秩序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并促进社会安定和统治阶级秩序的稳定。因此，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无疑要以社会安全为其首要价值。
二、社会整体利益――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之本位
社会整体利益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涉及各个方面的利益，既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社会、人文、生态等因素。社会整体利益是以促进社会成员个人财富增长为目的的社会整体的物质财富的增进，但并非是通过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凭借个人理性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去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其之所以被提出，正是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个人在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同时，损害着社会其他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而使得社会整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并最终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甚或倒退。正是因为人们认识到这种社会整体进步的重要性，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观念才得以盛行于世。
本文之所以要在建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时视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究其原因在于农村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农民利益与全国人民利益之间，是一种局部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且农民个人则是个体利益的代表者之一。农村作为这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员利益能否实现最大化关乎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我们之所以要对农村实行社会保障是因为整体利益植根于个体利益，不能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也就谈不上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然而社会整体利益是个体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只有尽量逼近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并在不能实现最优的情况下尽量促进最小受惠者利益才是实现了个体利益向社会整体利益的初步进化。农民作为个体能够持续的获取利益是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一个重要保障。当然，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必然会对个体利益构成限制。但这并不代表社会整体利益反对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相反，它的出现最终还是为了保护个体的利益。社会本位同时看到了人格的抽象平等和具体不平等，关注社会利益并在协调好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保障弱势群体利益进而实现对个体利益的推动。社会利益正是通过社会保障等制度将微观利益提升为中观利益而形成的特殊利益，从而形成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
从法律评价的视角来看，经济法把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评价视角从自身延展到整个社会，也就是说，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必须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中来评价。如果我们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本位，这就可以超越狭隘私人利益，通过政府采取有限的干预手段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从而最终使得农民能够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进步与成果。其次，从实现社会公平的视角来看，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强调结果公平，要求国家对不平等的收入和财产实行干预，强调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对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予以一定的补偿和救济。农民由于历史的原因，其自身从出发点就已经落后于社会的其他公民，要实现农民和其他社会公民之间的实质平等，必须依靠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来调整国家的二次分配政策，从而弥补制度上对农民所造成的先天缺陷。农村作为国家最为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经济能否繁荣，农民生活是否安定，是一项重要参考指标。因此，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我们构建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本位思想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社会公正――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之最终目标
公平正义在法律的价值体系中，属于目的价值的范畴。法律目的价值在法律价值体系中一直起着核心和支配作用。而在法律的目的价值中，公平正义尤为重要。因此，法律必须体现公平正义，离开公平正义的法律，实质上就不是法律，这就是所谓“恶法非法”。在法学领域中，《布莱克法律词典》认为：“公平是指法律的合理、正当适用”。古罗马法学家乌比安尔则认为法学就是“正义与非正义之学。”亚里士多德明确写道：“要使事物公平正义，需有无偏私的权衡，法恰恰是一个这样的权威。”用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话来说，正义就是公民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合意的标准。社会公正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绝对的不偏不倚，它是相对的。社会公正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刻意地站在哪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立场上来制定带有整体性的社会经济政策和基本制度。否则将会不可避免地使基本政策或基本制度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从而损害其他社会群体的合理利益。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社会公正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利益格局和利益分配上的平等问题。如果国家不能发挥必要的、适当的调节作用，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的程度就会自发地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惠及整个社会，由此而形成社会的总体不公正。因此给予所有公民以平等待遇，是建立公正合作体系、良好社会秩序和社会基本结构的基础，也就是社会融合的基础。社会保障制度是人们通过达致社会合作而形成的一种公共产品。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弱者遭遇风险。社会保障就是人们达成的风险共担的契约和道德的承诺。只有建立起这种社会承诺，市场规则、法律规定才可能被遵守。从这意义上来说，市场规则、法律规定都以人与社会之间的公平契约为前提。因此，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法制都离不开公平正义契约这个基础。而农村社会保障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对其进行完善是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社会管理体制等发生重大调整时期亟待解决的难题。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以并不充足的财力解决世界上最庞大农村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无疑是一项空前艰巨的伟大事业。从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分析，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备，保障种类偏少、覆盖面狭窄，加之公共救助不力，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民对城市居民在认知上的不公平。在社会发展的视阈下，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要做到适时有力则必须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社会公正是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尺度。因此，通过社会再分配和转移支付来求助和扶持农村居民，确保他们的基本的政治权利、生存权利发展权利，不断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就成了社会公正的应有之意。实现社会公正，需要农村社会保障这一法律制度。缺失了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公正。同时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改革开放的总体性价值目标。所以，通过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达致实现社会公正将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根基。因此，实现社会公正不仅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项社会功能、核心价值关怀，也是这项制度的灵魂。由此而知，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也是以促进实现社会公正为最终目标。只有逐步解决好社会公正问题，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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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对正义的保障篇3
[论文关键词]弱势群体法律保护模式农村社会保障
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在当前我国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急迫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探讨已经有很多。本文认为，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应从多元的视角加以审思和探求，需要社会的各个方面、各种因素相互协调。
1重新定位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模式。构建发展性法律保护制度
所谓弱势群体，是指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中，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由于身体体能以及对社会的经济、权力等资源占有方面的弱势，在享受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方面处于社会正常状态之下，与他人相比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或从属地位，不能够完全行使自己的权力或权利，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从属或不利地位，并且凭借自身的力量无法改变此种状况的社会群体。当前我国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残疾人、失业无业人员及其他城镇贫困居民、城里的农民工和从事农业劳动的普通农民、贫困大学生群体等。生产或生活困难是弱势群体所面i临的共同处境，弱势群体在经济、文化、体能、智能或处境等方面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在社会与政治层面，他们的权利缺失或得不到保障，权力行使有困难。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制度上，我们对弱势群体的保护都过于依赖通过物质帮助来实现。这是很片面的，也是有害的。单纯给人以物质帮助是济贫式的保护。济贫式的保护模式虽必不可少，但它有很大局限性，主要表现为：济贫式的保护模式深深地受限于财政的支付能力。我国财政支付能力不足是制约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健康发展的一个障碍性因素。而且，单纯的物质帮助不仅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还容易形成和助长依赖和懒惰的习风：过度的物质帮助还会扩大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张力，减损市场动力机制功能的充分发挥，最终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正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给人以能力和机会才是再生性的保护。基于此，我国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机制应该实现着力点的转移——从济贫式转变为再生式，其目标模式应定位在以再生性保护方式为主，以济贫式保护方式为辅。根据弱势群体的社会属性及其法律保护的价值理念，结合现阶段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国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模式应当是保障性法律保护制度与发展性法律保护制度的结合。前者主要是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后者主要是指有关针对弱势群体的就业法律制度、积极的扶贫法律制度、教育法律制度等。为此，当前我国一是要完善促进就业的法律制度，为弱势群体中的下岗职工、失业人员提供就业的制度平台。为此，应当制定《就业促进法》，对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做出规定。二是完善开发性扶弱法律制度，通过对基础性资源的配置和机会的给予，使弱者具有自我脱弱的能力，形成一种使其摆脱弱势地位的可持续发展态势。三是建立弱势群体教育法律制度，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或参加培训的机会。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加大对农村及贫困地区教育的投入，从制度上真正保证法律规定得以实旅。四是建立弱势群体医疗法律制度。政府在医疗扶弱过程中，应考虑对弱势群体增加医疗支出，建立弱势群体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制度。现在我国正在建立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就是这方面的积极举措。
2唤醒．培养，提高执法者的法律素质和人文道德素质
执法者的素质直接关系到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法律威信和法律功效的真正实现。而我国在法制实践中暴露出的执法人素质不高已引起世人极大的忧虑。要完善和健全我国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必须唤醒、培养和提高执法者的法律素质和人文道德素质。
第一、要唤醒和培养执法人崇法的精神和信念
法律是否发挥了应有的功能和价值，法律是否体现了应有的正义和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人是否具有崇法的精神和信念。具有这种精神和信念的人，必然对法律也充满着无限的爱心和敬意，甚至把法律看成是自己的第二生命或可以献身的事业，因而执法的效果就会更加理想。所谓崇法，从浅层意义上讲就是要有一种捍卫正义和公平的精神，具备一种为国家、为社会、为当事人尽心办事、全力负责的信念，崇尚法律、相信法律、敬重法律。而我国现今的一些执法人，崇法的精神和信念较低甚至没有，在错误的市场导向和金钱意识支配下，法律庸俗地成为他们显示身份或捞取利益的工具。在我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执法人是否崇尚法律，法律是否至高无上并受到普遍尊重，是衡量中国社会是法治还是半法治、半人治的标尺。针对中国的法律传统，最为重要的是要真正培养和造就一批正直有法律精神、崇尚法律的执法人。
第二、要培养执法人知法的本领和职责
一个具有崇法信念的人，如果不懂法，最多也只是一个忠诚的“好人”。中国当今社会，法制建设方兴未艾，立法步入快车道，法律法规众多。接受消化法律信息、能量的困难加大，非过去那种人治社会和计划经济的思维方法所能承担和承受。作为执法人，一个重要的素质标准就是要知法、懂法，熟悉和精通法律原则、法条规定是执法人的“根”或“看家绝活”。知法、懂法体现了一种高素质的学习或修炼。在整个法律体系的大系统中，法律与法规、中央法与地方法、实体法与程序法、法律与政策之间都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作为执法人必须具有法律的整体观念，建立宏观的法律知识结构。仅知晓几部部门法、背得几个法律条文，对于执法人而言是无济于事的。实践中那种临时看书、对号入座、对事用法的做法是非常不利于法律的有效实施的。另外，作为执法人，还必须把自己的视角投向广阔的社会空间，在社会的大背景下灵活地认识法律，运用法律。在掌握法律基本原理的前提下领悟立法的目的、精神和价值。因而，作为执法人必须重视自己的法律学习，无字之书和有字之书都应掌握。而作为执法机构，也应创造各种条件，给执法人深造、进修、提高的机会，以保障他们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
第三、要培养和锻炼守法人的品格和德行
我们为什么要遵守法律?说到底，法律是社会集团各种利益之间的一种平衡和妥协，法治是各个社会群体都共同接受和认可的一种标准和秩序。所以，遵守法律实质上就是遵守我们自己的诺言，就是遵守和服从我们自己当然，在人治时代，往往是政府制定法律，司法机关执行法律，丽守法却成了老百姓的义务。而进入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人都不得有凌驾于法律之上、超越于法律之外的特权，所以，守法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天经地义的要务在我们这个人治包袱沉重的国家，守法，首先必须要求掌握权力的人遵守法律。法律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法人的自觉守法来张扬的，法律应有的尊严和威信也体现在执法人的守法中。只有代表国家和政府掌权的入对法律尊重、服从与遵守，才能导致一般公民对法律的尊重与信仰。政府守法从一定意义上关系着法律至上观念的成败。从浅层意义上说，守法要求人们的行为必须遵守和服从法律的规定，不违法、不犯罪。而从深层次来说，守法意味着人们必须把遵守法律看成是一种信念。守法精神的养成，对保证国家法律在乡土社会的实现和成功非常重要。
第四、要锻炼和培养执法人护法的胆识和使命感
任何法律的实施贯彻，都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困难。在我国，权与法、法与情的争斗是常有之事。执法人按其使命来说是要献身于法律正义的，作为正义的守护神，他随时要和各种藐视法律的不法行为抗争，甚至必要时付出生命。因此，执法人要有护法的勇气与精神，要有一种捍卫正义和公平的精神。
3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确保弱势群体基本生活保障的制度社会保障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的产物，是劳动力完全商品化的社会前提，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项基础工程它的本质意义是保障社会秩序和市场需求的基本稳定，保障宏观经济发展运行的效率，从而保障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社会保障既保障公平，也保障效率。通过国家立法，采取强制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对基本生活发生困难的社会成员给予帮助，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是当今各国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主要做法之一。它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当事人的生活困难和精神痛苦。1998年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三条保障线”制度。同年国务院又决定全面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各地逐步建立起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这些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较好地发挥了社会“稳定器”和调节阀的作用。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还还主要是城镇，对晟需要保障的农村劳动者保障力度较小。
法律对正义的保障篇4
【关键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事法律援助；法律服务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概述
所谓刑事法律援助又称刑事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就是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保持控诉平衡、保障社会弱者平等诉讼机会的一种实现司法正义的制度设计。简言之，就是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具体的说，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贫穷的、无力支付法律费用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或的制度。”[1]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的一个重要尺度。
刑事法律援助是一种国家行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化法制国家必须承担的一种国家责任，是公民享有的一项社会基本保障权利，是司法为民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保障人权的一项基本内容。司法人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本质上是保障司法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措施。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贫弱残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实现自己合法权益。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史
刑事法律援助萌芽于十五世纪末期的苏格兰王国，一度创立了穷人登记册，在册者若提讼，则可免费得到法律顾问和人的帮助。法律援助发展于二十世纪中叶，绝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陆续建立和完善了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其内容从刑事诉讼扩展到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其对象从为穷人服务扩展为中产阶级服务，其形式从法庭扩展到预防，提供援助范围已涵盖国家法制运行的各个环节的不同层面的层次，已从保障穷人公民权利发展到福利型福利社会保障制度。[2]把法律援助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一种国家福利性质的制度。作为建立和完善法制象征之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量力而行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法律援助制度。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五十年代开始，法律援助虽然没有作为一项完整的制度提出和建立，但有关法律援助的一些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在当时的法律法规中已有体现。例如1954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了法院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指定辩护人为被告人辩护。1956年10月20日司法部的《律师收费暂行办法》等文件中，规定了律师免费或减费给予法律帮助的具体案件范围。1979年以后，陆续颁布实施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
我国从1994年开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并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进行了法律援助的试点工作。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率先规定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内容。同年5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又以专章对法律援助作了规定。目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1997年5月26日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且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同时揭牌。法律援助中心负责对全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进行宏观管理与政策指导。
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它理顺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国家的首要、最基本的职能，就是要保护每个公民的权利。而在刑事诉讼领域内，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有其保障人权的功能。[3]应该说，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在使公民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已成为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三、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
由于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尚处于初创阶段，法律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规定过于原则，又未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对于进行援助的程序、方式、资金保障及拒绝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责任都缺乏统一明确的规定，致使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刑事法律援助的机构和人员不配套。虽然经过7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远远不能适应刑事法律援助的需要。（二）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不足。目前绝大数地方仅仅只能解决专职法律援助人员的工资和少量办公经费，而业务费用和福利费用则严重匮乏，大多数地方的社会执业律师不仅要义务承办案件，而且要由自己或律师事务所承担办案经费。（三）一些法院不依照法律规定，存在超范围指定援助辩护、指定时限过短、指定形式不规范、重复指定等问题。（四）极少数律师接受刑事法律援助后，不到法院阅卷，不会见被告人，不按时出庭，在庭审过程中不尽职尽责地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有的律师在庭审中只是敷衍了事地说几句要求从轻、减轻处罚的话，被告人合法权益难以得到维护。
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作用
法律援助是直接以保障弱势群体人权为使命的一项法律制度。所谓弱势群体是指受经济、健康、自由等诸多因素制约的社会群体，他们在享受和实现各种社会利益上往往受到现存条件的限制。[4]在司法体制的视角中，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服刑囚犯、刑满释放人员、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以及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如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一样，也是急需尊重和关注的对象。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通过对急待法律帮助的弱势群体提供免费优质的法律帮助，对于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发挥庭审功能，促进普法与法治；增进刑事法律的亲和性、感召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体现国家对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为了消除法定权利的平等与保障权利实现的经济条件下不平等的矛盾。国家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利，从而在司法体制上完善诉讼民主机制，保障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二）切实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实现司法公正，请不起或者没有聘请律师对于刑事案件当事人来说，也许损失的只是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对于国家来说，受到损害的却是司法公正的原则和形象。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切实保护妇女、未成年人和盲聋哑残疾人等社会弱者群体的合法权益。
（四）完善法制，保障法律规定的社会关系的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在于减免当事人的费用，使其获得法律帮助，还在于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律调整和规范的死角，从而切实保障法律所规定的社会关系得以实现。五、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几点建议
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为特殊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调协的防护墙，为更加全面有效地提供刑事法律援助，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的功能，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援助方式多样化。在继续坚持指定辩护等援助方式外，还需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要改变现阶段被动性的援助方式，法律援助部门除坐等法院的指定和申请人申请外，还需对自己认为需要援助的对象进行援助。此外，还可以实行律师值班制度，及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
（二）完善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置。目前，我国虽已建立经编制部门正式批准的援助机构2000多个，但仍难以适应刑事法律援助发展的需要。对于完善援助机构的设置，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单独设立以“法律援助中心”命名的援助机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现有的国办律师事务所进行“转向”改造，在重新组建和规范的基础上，使其成为由国家核拨编制和经费，专门从事公益性法律服务的机构。[5]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第二种观点，更具有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是因为：首先，现有体制之外再广泛地设立一批法律援助机构，将给国家造成较大人力、财力负担，而少量的法律援助机构又不足以推动整个社会化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其次，国办律师事务所是我国最早设立的法律服务机构，在长期的专业法律服务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利于全面展开法律援助工作。
（三）扩大援助人员范围。目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实施主体仅仅为律师，据称这是为了为当事人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保证援助的质量。但是，如前所述，由于受人员数量的限制，法律援助的质量反倒无法保证。此外，为改变我国现阶段法律援助的现状，政府已经开始尝试设立公职律师，但毕竟规模小、人员少，作用有限，绝大部分援助案件还是由社会律师来完成的。因此，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事务所要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仅有这两家是不够的，还要发挥非政府机构的作用。
（四）重视对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援助。如前所述，我国目前重视对审判阶段被告人的法律援助，忽视了对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援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由于犯罪嫌疑人没有沉默权，而是负有如实回答侦查机关的义务，并且法律规定的“与案件无关的问题”在实践中又无法加以判断。这种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为侦查机关任意地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大开方便之门。因此，重视对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援助已时不我待。
刑事诉讼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权利的剥夺，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自由权利，因而直接关系到公共安全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刑事诉讼法视为公民民主和自由权利的大一点也不为过。
正如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做出的“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的讲话，解决社会不公、弱势群体得不到保障的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已经非常重要，刻不容缓了。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律机制来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要让社会的弱势群体有社会安全感，要让这些群体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即使他们经济地位处于劣势，也会享有充分的司法公正。可预见的是，如果没有法律援助，贫困人员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其不但在程序上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继而在实体的合法利益也可能得不到保障。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正是这样一种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而建立的法律机制。只有在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明确刑事法律援助人的具体义务及受援人的具体诉讼权利，才能真正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同时，法律援助的质量控制必须体现到诉讼过程中，才能有效地发挥刑事法律援助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田文昌主编《刑事辩护学》群众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2]宋英辉主编《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3]张耕主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版
法律对正义的保障篇5
论文摘要：根据现行《破产法》、《民事诉讼法》以及有关企业破产方面的司法解释，人身损害赔偿金应列入第三顺序进行清偿。在司法实践中，受害人的人身损害赔偿金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从法律彰显正义保障人权的角度来看，应将人身损害赔偿金作为优先的受偿顺序即第一顺序得到清偿。
论文关键词：破产还债损害赔偿清偿顺序
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债务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人身伤害赔偿方面的债务。我国新《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次清偿：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普通破产债权。从此条规定可以看出，人身损害赔偿作为普通破产债权被排在了破产财产清偿的末位。这就意味着受害人应获得的伤残补助金、医疗费等不能获赔或完全获赔。这种现象的发生，笔者认为，我国破产法规定的清偿顺序尚有缺陷，具体体现在第一顺序的清偿范围过于狭窄，应当从法律彰显正义，保障人权和保护弱势群体的角度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列入第一顺序清偿。
一、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列入第一顺序清偿体现了彰显正义，保障人权的法律价值
（一）彰显正义、保障人权是法律的价值要求
1．法律的最高价值就是正义。通常人们认为，法律价值有三个方面的价值内涵：第一是指法律本身的价值；第二是指法律促进哪些价值；第三是指发生价值冲突时法律依据什么标准作出评价。
法律价值所包含的基本因素，即法律价值所包括的基本法律价值要素，包括正义、自由、秩序、人权等等。法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的价值在于实现正义。正义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法律是实现正义的保障。在法律价值诸要素中，正义是法律的最高价值。
2．我国法律充分体现了对于人权的保护。我国的法律充分体现了对于人权的保护。《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对人权保护所作的规定为其他各部门法对人权保障提供了立法基础。我国法律已形成了一个人权保障体系。如《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公民享有姓名权、公民享有肖像权、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等。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必要的生活费用等费用这些法律规定，均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人权的保障。我国《劳动法》更是对于维护劳动者生存、发展各方面的权利作出了大量的具体的规定。
（二）我国破产法也应当彰显正义，保障人权
正义做为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自然要求法律适用后的结果是公平、公正的，只有现实可见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在阶级社会中，一项法律制度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要求，社会中的冲突与纠纷在所难免，利益冲突、价值冲突时刻存在。在企业破产程序中，利益冲突、价值冲突更是无处不在。它包括：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债权人之间的权益冲突——职工权益与国家权益（税收）的冲突，职工权益与其他债权人权益的冲突；国家权益与其他债权人权益的冲突。为了平衡各种冲突，《破产法》依规定清偿顺序的方式，来达到债权人债权的相对平等的保护，特别重大的权益得到优先保护，较大权益的次之，一般的利益再次之。
生存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破产法》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观念。
1．破产企业职工重新就业及其基本生活需要，是破产企业职工生存的基本条件和手段之一，《破产法》及相关政策对此作了相应规定。《破产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妥善安排破产企业职工重新就业，并保障他们的重新就业前的基本生活费需要。国务院（1994）59和（1997）10号文，对纳入国家兼并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破产，把破产财产变现所得首先用于安置破产企业职工。这既维护了稳定大局，又体现了对职工基本人权的保护。有关这一方面的政策及行政法规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2．职工的工资等劳动报酬，是职工维持生存、发展，作为有独立人格的人必须具备的应有权利。职工劳动报酬的结余，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常被职工用于向企业集资，因而职工集资款是劳动报酬的延伸。企业职工的劳动合同被解除后，其依法或依劳动合同规定享有的劳动补偿金，是其维持暂时的生存，寻求下一个劳动机会的物质前提。这些都是基本人权所要求的。因而，《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的有关破产方面的司法解释中均对此做了相应规定。《破产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作为第一清偿顺序。最高人民法院《破产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因企业破产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依法或依据劳动合同对企业享有的补偿金请求权，参照《破产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顺序清偿；第五十七条规定：债务人所欠企业职工集资款，参照《破产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顺序清偿。这些规定都是对清偿顺序的补充，既适应了社会本身全面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人权保障的进一步加强的表现。
3．劳动保险费用是国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之一，其目的自然在于保障社会失业无业等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也是维护人权的基本措施。因而，《破产法》将破产企业所欠的劳动保险费用列为第一顺序清偿。在《破产法》中，企业职工和劳动者的基本人权是受到优先保护的，把劳动债权列为破产财产第一清偿顺序的规定，很明显可以感触到这一基点。在破产程序中，对涉及企业职工、劳动者以外的债权人的基本人权的债权是否也应该同等重视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即劳动债权以外的破产债权中，涉及人权保护的债权，也应受到优先保护。转贴于
（三）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列入到第一顺序清偿以彰显正义，保障人权
1．人身损害赔偿金的含义及范围。人身损害赔偿金，主要是指侵权行为人因其侵权行为而造成他人人身损害（包括伤害、伤残、死亡），依照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支付的损害赔偿金。是损害他人的生命健康权，致他人的人身损害、或伤、或残、或亡，为了弥补他人所受到的伤害而给付的一定数额的金钱。它包括：致人伤害的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致人伤残的生活补助费，致人死亡的丧葬费，死亡者生前抚养、赡养人的生活费以及请神抚慰金等，是生命健康权的一种物化后的转化形态。
2．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列入第一顺序清偿以彰显正义。我国的《破产法》第三十七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对破产财产清偿顺序作了明确的规定：(1)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2)破产企业所欠税款；(3)破产债权。破产财产不足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这一规定蕴含着正义价值的要求。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只能列入第三清偿顺序，依法适用的结果是非正义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不能受到保护，未能实现客观地彰显主义。正义作为法律的最高价值之一，《破产法》也应该遵循这一价值。然而，遵循社会主义制定的法律制度却在当今时代的司法实践中适用的结果未能彰显社会正义，现行《破产法》规定的清偿循序值得商榷，也就是以前认为不重要的权益，在当今时代变得重要了，相关的法律制度也应顺应时代的潮流作出相应的修正、补充、完善，以真正体现正义的法律基本价值要求，与时俱进，使其具有现实性。
3．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列入第一顺序清偿以保护人权。人身损害赔偿金的各个组成部分，都一一昭示了人权的要求，人身损害赔偿金是人权要求的金钱表达，是其物化后的转化形态。人权不仅仅是应有的法律权利，也需要变成现实权利。法律要为这种权利转化为现实，提供完善的相应的法律规则和法律措施。
人身损害赔偿金所体现的是人权的价值，企业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所欠非正式工、短期劳动工的报酬，职工集资款、解除合同的劳动补偿金等，无一不是体现的人权的价值内涵。这两种法律制度所要求和体现的都是人权的法律价值，两者相比较不存在谁先谁后，谁高谁低的价值差别，同等重要。在破产程序中，两者在清偿顺序上也不应体现出差别，人身损害赔偿金的清偿顺序不应高于，也不能低于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等劳动债权。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等劳动债权的清偿顺序不能高于，也不能低于人身损害赔偿金的清偿顺序，两者应作为同一清偿顺序，即第一清偿顺。
二、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列入第一顺序清偿顺应了现代法律发展的趋势，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现代社会中，国家均采取措施对弱势群体给予保护，比如通过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失业、无业人群的最低生活，但最主要的是通过政策、法律来关注、保障弱势群体。
（一）现代民商法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关注与保护
在民事责任归责原则中，突出无过错责任原则。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各种高危行业的经营行为对人类生命、财产的危害越来越严重，比如环境污染、交通肇事、产品质量致人损害等等。按传统的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难以使受害人的合法利益受到有力保护。因而，许多国家的法律，通过制定特别法、或者修改民商法的形式，在民商法的归责原则中突出了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地位。即不论侵权行为人有无过错，只要造成受害人的损害，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样突出了对弱势地位受害人的保护。
（二）破产程序中人身受到伤害的受害人处于相对弱者地位
因企业的致害行为受到人身伤害的人，与破产企业的其他债权人（只受了财产损失）相比，而这些受害人不仅要遭受财产上的损失（支付的医疗费等费用），而且还要承受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受到伤害的程度较大，时间较长，有的甚至是终生。而其他债权人一般不会有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直接苦痛，受伤害程度和影响时间不长，在索赔等方面有相对优势。如果债权人的债权设定了有效的财产抵押，更可直接主张优先受偿，而使权利得到保护。而这些受害人在主张权利索赔时，其难度较大，在赔偿的实现上因执行中的种种因素，也存在诸多困难。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在健全与完善中，社会救济能力也非常有限，因此，在《破产法》中突出对他们的保护，将赔偿金列入第一顺序清偿，应该是破产法的应有之义。
法律对正义的保障篇6
关于法学分类方法，自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标准以来，就长期影响着大陆法系各国法律部门的定性。私法与公法之间的区分成为法律体系化的基础.（注：[奥]凯尔森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页。）作为制度的结果，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已形成了现代法律制度的基本结构，并因此形成法学的体系。就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从法所保护的利益为标准，凡是有关公益的法为公法；有关私益的法为私法。从法律关系的主体为标准，凡以国家或公同团体的一方或双方为主体而规定法律关系的法为公法；规定私人相互关系的法为私法。从法律关系的内容为标准，凡规定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力与服从关系的法为公法；而规定公民相互之间平等关系的法为私法。
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理念的变化，西方国家的法学家明确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并将社会法视为介于公法和私法之外的第三法域。但对于什么是社会法，法律并未作明确规定，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从各国学者对社会法的研究和理解看，社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法是指为了解决社会性问题而制定的各种有关社会法规的总称。它是根据国家既定的社会政策，通过立法的方式制定法律，以保护某些特别需要扶助人群的经济生活安全，或是用以普遍促进社会大众的福利。将所有有关社会法规集合在一起，便被广泛地称作社会法或社会立法。（注：陈国钧著：《社会政策与社会立法》，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112页。）“以维持这种社会经济弱者阶层的生存及其福利的增进为目的的诸法律在学术上按体系分类，称为‘社会法’，并被试图加以体系化。”（注：[日]星野英一著，王闯译：《私法中的人》，《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而狭义的社会法，通常是专指社会保障法。
德国是较早提出社会法概念并制定了《社会法典》的国家。对社会法的概念采取了狭义的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兴起，德国试行了工业社会化政策，并开始了社会法的研究。但对于什么是社会法，在德国同样存在着分歧。有人称社会法是调整对收入（如工资）、个人待遇不足或其他特殊负担及损失进行平衡的社会支出以及与之相关的预防和改正措施的法律部门。它还应包括对“社会弱者”提供机会的有关法律以及有关社会救济的基本保障法律。（注：《中德劳动立法合作项目成果概览》1993—1996，第264页。）还有学者参照联合国第22条的规定来定义社会法，该条款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有权享受必要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以符合其人格尊严和促进其个性发展。”因此，将社会法理解为消除社会不公平和不平等待遇的法律。（注：《中德劳动立法合作项目成果概览》1993—1996，第264页。）由于认为前者对社会法的描述不够精确并过于武断，后者对社会法的定义过于宽泛，因此这两个定义在德国都未被普遍接受。更多的学者是从《社会法典》的规定来定义社会法，该法典第1条第1款规定：社会法典为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保障应有效调整社会福利支出（包括社会救济和教育性救助）。它应协助、保证符合人之尊严的生活；为性格之自由发展创造平等的前提条件；保护家庭并促进和谐；保证自由选择就业方式以谋取生活费用；消除或协调生活特殊负担。从社会福利支出的意义上去理解社会法，则社会法包括社会保险、社会补偿、社会促进和社会救济。其他调整公民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定，如劳动法和租房保护法，尽管它们的宗旨也是为了保护社会弱者，但也不包括在社会法中。因此，在通说上，德国的社会法就是指社会保障法，两个概念是可以通用的。
在法国和日本，社会法的范围比德国要宽泛。法国一般认为社会法包括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在日本，社会法的研究和发展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于社会法究竟是一种法律观念，还是根据这种观念制定的法律，都曾经引起过争论。最初，在学者的心目中，社会法一词意味着：修正以个人的绝对所有权和契约自由等为基本原则的近代资本主义法的新的法学理论；根据这个修正理论而制定的法律，不属于私法、公法等任何一个旧的法律部门，而成了新的、第三个法律领域。劳动法是其中的典型并得到了发展。随着日本进入战时体制，社会化思想迅速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法在日本重新得到发展，现在，社会法一词，通常被学者非常实际地肯定为对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总称，或者指社会保险及有关社会事业的法。（注：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国外法学知识译丛？法学总论》，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页。）
在英美国家，社会法通常作较为广义的理解。在英国，社会立法被解释为对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立法的统称，例如涉及教育、居住、租金的控制、健康福利设施、抚恤金以及其他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工厂法属于社会立法。（注：参见《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833页。）美国学者海伦？克拉克在其所著的《Sociallegislation》一书中对社会法的定义为许多学者所引用，他指出：“我们今天所称之‘社会法’，这一名词的第一次被使用是与俾斯麦的贡献有关，他在1880年代曾立法规定社会保障，以防疾病、灾害、残废、老年等意外事故。其立法意义一是为了保护在特别风险下的人群的利益，另一方面是为了大众的利益，我们今天使用这一名词必须包括这两方面的意义。”（注：Heleni.Clarke：SocialLegislation，（1940），p117.）海伦？克拉克实际上也是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论述社会法。就狭义而言，社会法旨在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是为保护经济弱者而制定的各种社会安全立法，如工业革命以前的济贫法，工业革命以后的工会法、工厂法、社会救济法、社会保险法等；就广义而言，除着眼于解决社会问题外，还在于预防社会问题，凡以改善大众生活状况、促进社会一般福利而制定的有关法律，都属社会立法范畴。
我国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法的性质的认识，除了强调法的国家意志性、强制性、规范性、概括性外，还特别强调法的阶级性，相对而言技术性的规范考虑得少一些，并一直以来否定社会主义法有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我们不承认任何‘私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注：《列宁文稿》第四卷，第222页。）因此，我们没有公法和私法的区别，也没有关于社会法的明确提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理论研究上开始突破各种界限，以公法和私法作为法学分类方法又开始为人们所提及，并开始提出建立社会法的设想。如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理论思考和对策建议》中，就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主要由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三大部分构成。就社会法的研究，许多学者已经明确将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法等在内的法律部门定位于社会法。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委员长在其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法律部门的划分问题，“关于法律部门，法学界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常委会根据立法工作的实际需要，初步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关于什么是社会法，委员长的报告将其界定为“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关系的法律”。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上明确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
社会法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的法学概念，它究竟是一个法律部门，还是一种法律观念，或是一个新的法域？人们的认识有较大分歧。上述官方文件将社会法看作是一个法律部门，与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并列，并明确了社会法包括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但如此一来，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成为了社会法的子法，而非独立法律部门，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关系又变得模糊和复杂化了。笔者认为，将社会法看作是一个法域更为合理，从社会法产生以来，关于社会法涵盖的内容就未有定论，各国大多将其看作是公法与私法之外的第三法域，这样有助于法学的分类和探求法的发展轨迹。至于社会法应当作狭义的、中义的还是广义的理解，亦即社会法是指社会保障法，抑或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还是前两者外还包括环境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笔者认为，前一种理解过于狭窄，忽视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联系，而后一种理解又过于宽泛，容易模糊社会法和经济法的区别与界限，因此，应当将社会决定位于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
二、社会保障法是最典型的社会法
社会法概念的出现，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法律思想与文化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法是社会的一部分，不能脱离社会的土壤和环境。法与社会的交融是现代法发展的一个特征，社会法的出现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市民社会的出现对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什么是市民社会？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对市民社会下了这样的定义：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注：黑格尔著，范阳、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4页。）黑格尔所谓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等同，“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注：黑格尔著，范阳、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97页。）在市民社会出现以前，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限于国家，不存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主的和自发性的社会主体，表现在法律上就是“诸法合一”，国家是法律的制定者和受益者。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促进了完全市民社会的出现，其充分改变了国家与私人的关系。私人成为独立的法律关系的主体，而国家从原来的权利主体演变为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市民社会对法律的影响体现在私法的出现以及其后的高度发达，出现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即所谓二元法律结构。二元法律结构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下形成的。“二元法律结构相对于古罗马的公、私法概念性分类，是结构性的升华，相对于中世纪，是对权力—义务一元法律结构的否定，它的实质和功能，在于维护市民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注：刘楠：《论公、私法二元结构与中国市场经济》，载《民商法论丛》，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二元法律结构中，无论私法还是公法，其目标是为了保障个人权利的实现，而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手段是保障权利和限制权力。“二元法律结构表现为保障权利和限制权力的功能，这也是私法与公法区别的价值意义。”（注：董保华：《劳动关系调整的法律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这种法律结构的背后，充分体现了个人本位的法思想，这种思想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
显然，私法的权利（Right）和公法的权力（power）是一对矛盾体。公权力的扩张和膨胀是其本性使然，私权利的极度保护同样会危及社会的公共利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社会法概念的出现，正是在这些矛盾难以协调中提出的。
从市民社会的内在本质分析，市民社会是由独立的个人作为单位所组成的联合体。黑格尔给市民社会总结了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市民社会的个体，是一个以满足自己欲望为目的的自利主义者，他不在乎别人的欲望是否得到满足；二是作为一个联合体，彼此之间必须相互依赖。“利己的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约的实现中建立起在一切方面相互依赖的制度。”（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98页。）这种市民社会的特色是，在这个社会中，一切东西，包括劳动力都成为了商品，所有的东西都待价而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市场式的关系，人们所争取的是自己的利益，与别人交往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交换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市民社会的逐利性与寻求社会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
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运作规律看，自亚当？斯密提出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使资源配置得到最大效益这一经济学的重要命题以来，市场就成为了自由竞争时期决定生产、交换和分配各个方面唯一手段。基于自由竞争的理论，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结果就是促进了社会利益。（注：萨缪尔逊：《经济学》（第12版）下册，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689页。）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源泉在于个人的行为中，个人自由发挥才能的天地越大，社会的进步越快；相互竞争的个人与社会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和谐。因此，要增进社会利益必须以充分实现个人利益为前提，法律也必须以保障个人利益为目标，保障个人利益和权利的实现。
然而，市场经济并不如同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认为那样万能的，市场本身并不可能使个人利益总是与社会利益自然地协调一致。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垄断以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凸现，自由竞争导致的垄断反过来大大限制了自由竞争，个人利益不仅不能与社会利益相一致，而且还会直接危害社会利益。例如，公共产品的生产因为缺乏竞争性和利润导致无人问津；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与社会追求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目标产生矛盾；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与私人盲目追逐利润导致生产无限扩大，造成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效率与公平的矛盾难以化解，个人价值取向和社会价值取向的矛盾不可避免，这些现象都是市场失灵所导致。人们终于清醒地认识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并非完全一致，纯粹的市场并不能解决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个人利益离不开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且个人利益是要由社会利益来为之提供实现的外部条件。
市场失灵产生的负面影响，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促就了国家干预理论的诞生.国家不能再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是要运用“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在处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时，须充分考虑社会利益，对不利于社会利益的行为加以限制，以保护和促进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国家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干预，表现在法律上，出现了所谓“私法公法化”过程，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保护弱者利益出发，国家越来越多地干预传统的私法领域，最为典型的为劳动法，国家干预雇佣劳动关系的结果，使得劳动法逐步脱离民法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同时使劳动法除去了传统私法的内在本质。社会保障法作为矫正市场失灵的一项重要法宝，自19世纪末在德国诞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得以迅速发展，成为与现代市场经济伴生的重要法律制度。这些法律既不属于传统的公法领域，也不属于私法领域，被认为是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独立领域，即第三法域，又被称为社会法。由此，在法律结构上就出现了公法、私法、社会法并存的三元法律结构。
社会保障法作为典型的社会法，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社会保障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利益是人们需要社会转化，它反映和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任何利益背后，都隐藏着特定的社会关系。所谓社会利益，就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在现代社会，社会利益是“公民对社会文明状态的一种愿望和需要。”（注：孙笑侠：《论法律与社会利益——对市场经济中公平问题的另一种思考》，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它代表了社会大众的普遍需求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共同价值取向。如果透过法调整不同利益阶层背后的社会关系来分析法的取向，则一般认为，调整国家利益的为公法，调整私人利益的为私法，在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存在的社会利益，则是公法和私法所无法完全调整的，这需要由社会法来调整。社会保障法以谋求社会利益为己任，其与国民的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家通过立法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为了谋求国民生活普遍获得安全保障，免于生活资源之匮乏而濒临于危险，并实现一种安康的、幸福的生活。社会保障法以社会大众为获利对象，充分体现了其社会利益的本性。
（2）社会保障法以社会公平为其价值追求。实现社会公平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实现社会公平源于人们对平等的追求，而现实社会中，绝对的平等是难以做到的。一方面，每个人明显存在智力和体力的差异，另一方面，人们的背景和掌握机遇的不同，使得弱势群体享有成功机遇相对较低。平等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理想，重要的并不是是否能够达到完全的平等，而是追求平等的过程。罗尔斯（JohnRawls）在其《正义论》中，明确提出社会正义是人类追求的目标，而平等和公平是达到该目标的工具。在罗尔斯看来，社会正义的问题就是社会中分配的公正。他认为，个人是社会的，而社会的基本结构对于个人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合理的社会结构是每个人实现自己的极为重要的条件。朗斯曼（w.G.Runciman）在《相对劣势与社会正义》一书中进一步提出，分配社会福利的三个基本标准应当是需求、功绩和对共同福利的贡献。“在一个正义的社会，必然有财富的不断移转，从最富有的移转到最贫穷的人，除非在最贫穷以上的人能够根据上述的原则来证明他们拥有较多财富的权利，在缺乏这些特殊条件时，其财富移转逐渐向中间平均数回归。”（注：w.G.Runciman，RelativeDeprivationandSocialJustice，penguin，1972，p316.）在追求正义和公平的目标中，社会保障就是一项重要的制度。社会保障是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方式，是社会保障的运作，是国民收入的一种转移，即从高收入者转移到低收入者，从健康者转移到疾病者和残疾者，从家庭负担轻者转移到家庭负担重者等，这种转移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建立在社会公平之上。因此，社会保障法是以追求社会公平为其价值目标的，其通过各种社会立法以保障公民的社会安全和经济安全，谋求人类对美好生活期待的实现，既保障人们在各种意外风险出现时的基本生活，又能保障社会大众共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使人类社会共同迈向文明与进步。
（3）社会保障法以强制性作为其实施手段。在私法领域中，涉及的是私人之间的关系，以私法自治为其基本原则，在不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的基础上，私人之间可以任意创设合同的内容，合同一经签订，即具有法律约束力。权利人可以通过放弃权利而为自己消除义务或消除对方的义务，义务人可以通过履行义务而为自己实现权利。在社会保障法律关系中，既包括国家与个人之间、国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个人、单位与社会保障经办机构之间的关系等，在这些关系中，既有个人（包括法人或单位）之间的关系，也有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社会保障的实施完全建立在立法强制性的基础上，不允许当事人之间自由设立权利义务。如就社会保险而言，凡依照法律规定必须参加投保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必须参加保险，当事人没有任意选择的权利，也不能任意退出保险，保险的险种和保险金的缴纳也必须按法律规定执行，不能由当事人自由协商。社会保障法正是通过立法的强制，对涉及的各种关系进行调整和规范，以使其符合大众的利益，实现社会保障制度所追求的目标。
三、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关系的再认识
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同属于社会法的范畴，两者是最为邻近的两大部门法。就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关系，目前国内存在各种各样的观点。有认为劳动法包括社会保障法，有认为社会保障法包括劳动法，还有认为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相互交叉。那么，究竟如何看待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关系呢？
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是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保障法的核心内容社会保险法就是建立 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上，在劳动法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产生的。从学说上分析，一般认为19世纪末德国俾斯麦颁布的有关劳工保险法律是社会保障法的开端，而这些劳工保险法律的出现却是与保护劳动者劳动权为中心的劳动法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号召下，自由主义、重商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形成了以都市为中心的工业社会。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农民和沦落的手工业者成为了工厂中的劳动者，集合在一起从事各种工业性的社会劳动。而工业劳动客观上存在各种各样的劳动风险，劳动风险的客观存在迫使劳动者采取各种办法来抵御风险。最初，遭受意外的劳动者主要通过家庭、亲友的帮助或本人的储蓄来解决生活困难。之后出现了一些劳动者互济组织，大家共同出资形成互助基金以防止风险的出现。但这仅仅是杯水车薪，并不能真正解决遭受意外的劳动者的生活困难。非但如此，劳动者生存状况的恶劣已成为当时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由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奉行的是自由放任主义，雇佣关系被视为纯粹的私的关系，国家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尽管在法律规定雇佣关系双方地位平等，但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对于经济弱者的劳动者来说是难以实现真正的平等的。在自由原则之下订立的雇佣合同非但不能使劳动者的生存状况有所改观，反而是越来越恶劣，劳工问题日益突出。19世纪初，英国率先将劳工问题纳入立法议程。1802年英国国会通过的《学徒健康及道德法》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限制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法律，被认为是现代劳工立法的开端。劳工立法很快从英国遍及欧洲各国，涉及的内容从工时到工作场所、劳动条件、安全卫生等。对于劳动风险，国家鼓励设立各种共济团体。如1854年德国普鲁士立法规定应设立共济基金，并授权地方官署强制工人与学徒加入共济组织，以防不测之风险。此外，立法也进一步扩大了雇主的责任，规定雇主对雇员的疾病有照顾的责任，并强制雇主对职业病、工伤等负损害赔偿责任，但当时的雇主责任主要以过失责任为前提，也就是说，劳工权利在私法领域是无法得到真正保障的，即使是后来无过失责任制度的建立，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劳工问题。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工问题不仅仅是劳动者个人或某一雇主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解决，这就需要借助于国家力量，通过国家立法建立一个全新的制度来解决劳动风险问题。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俾斯麦颁布了一系列社会保险法，从此开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法的历史。20世纪以来，特别是福利国家的出现，社会保障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得到迅速的发展，并赋予了其全新的内容，社会保障不再是传统社会的局部的、有限的社会活动，而是一项面向全体国民的社会制度；它的内容不仅仅是满足国民因生存而需要的单纯的物质生活保障，而且还涵盖了增进人们精神生活和个性发展的各个方面。可以说，社会保障法是在劳动法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其后的发展又大大突破了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的界限，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
法律对正义的保障篇7
本文作者：肖文原创投稿
浅析法的价值在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的作用
肖文
在法学发展史上，自然法学派一直主张法是有其价值追求的，那就是正义、自由等等。自然法学说的理论框架主要有三个支点：第一，人类所共有的权利或正义体系就是自然法，自然法是指普遍的、人类共有的法律。自然法学强调法律的统一性并把法律统一的基础归结为正义、平等、自由、幸福、尊严、权利等；第二，强调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实在法应该属于作为权利或正义体系的自然法，自然法凌驾于实在法之上，具有支配实在法的效力，实在法如果与自然法相抵触就必须修改或废除以满足自然法的要求；第三，自然法本身是由永恒的、先验的、普遍适用的一般原则构成，或说是被理性的自然之光照亮了的各种原则构成的，因此，它不具有实在法普遍采纳的成文形式和国家强制。
由于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在历史上曾进行过不少次争论，人们似乎以为分析法学派是否认法有价值的问题。分析法学认为自然法学混淆了法律与道德，进而提出法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实在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恶法亦法”的道理。奥斯丁曾指出：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而它的优点、缺点又是一回事。它是不是法律是一回事，而它是否适合于人们想象的标准，这又是另一回事。显然，奥斯丁反对把道德标准作为法律的内在条件，法律价值问题是以承认法律有价值为前提，因而没有必要成为法学研究的领域，因此他的观点在我看来并不是不承认法的价值问题，而是说法的价值问题无需成为法学的问题，可以说无论什么样的法学流派最终都在一定意义上承认或研究法的价值问题。
法的价值的研究，经过了千百年的凝练，固化了秩序、自由、效率和正义等几种基本价值形式。秩序指在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行为的规则性以及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在文明社会中，法律是预防脱序、制止无序状态的首要的、经常起作用的手段，法律是秩序得以建立和维护的最重要的手段。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是哲学上自由的一个具体领域，它乃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性范畴，它意味着人们做法律所允许的一切事情的权利。所以，孟德斯鸠指出：自由是做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同样会有这个权利。效率或效益一词可以在多种意义上使用，本来是经济学领域的概念，如提高经济效率，后来为法学界所借用，追求效率成为法的重要价值目标，通常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意义，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正义、公正、公平等是含义基本相同的概念，它们所表达的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是一种社会伦理观念。社会正义现象是十分复杂的，正如博登海默所指出的，正义具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的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马克思主义认为，正义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正当性的观念和制度，它是社会制度正义和主体行为正义的有机的统一。
（一）法的价值即是法对于人的价值。发展与解放全人类是无产阶级的伟大理想。真正的法的价值是谋求人的发展与解放的，否则就是法的价值的畸变，就应当为我们所屏弃。凡是与人的发展与解放背道而驰的法的追求，就不是真正的法的追求，也不是真正的法的价值。任何忽视人与抹杀人的法都是对于法的价值的反动。通俗的说,就是法的价值决定了法要走进百姓生活要平民化.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的配合。其中，法律的支撑—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平衡各社会主体的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秩序是法律价值的核心，又是和谐社会最本质的内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完善立法及其体系，严格法律实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秩序是构成人类理想的要素，同时也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目标，法律在建立和维护秩序的过程中成为秩序的象征。法律所追求的秩序，在社会中承载着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行为的规则性，以及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等功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内涵，就是实现法律所追求的社会秩序，就是要形成民主法治、安定有序、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状态，并且这种状态要以一种过程的形式持续存在。这是和谐社会之要义和基本特征。法律是社会两大调控系统之一，在调控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和谐方面，是其他任何方法和手段都不可能取代的。法律作为消除无序状态或预防无序状态的首要的、经常起作用的手段，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基础性意义。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法律的支撑。
发挥法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最基本的方面是要维护和保障人权，平衡各类社会主体的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第一、依法保障人权是实现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根本途径。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也是一切进步的法的基本特征。一般意义上的人权是人的价值的社会承认，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观念上的、道德上的、政治上的、法律上的标准。法律意义上的人权，是指那些关于人的先天既有和后天能够实现的价值在法律上的一般承认。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权一直以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其表现形式，20xx年修宪将保障人权直接写进了宪法，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人权的本质属性表现为利益，包括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利益。人权所体现的利益具有道德性，符合道德的一般标准，即既是利己的，又是无害于人的。维护和保障人权能从根本上协调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充分尊重人的利益和要求，有利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权有建立秩序和消除暴力的功能，创造和谐而不是冲突是人权的内在要求。人权创造的和谐，在政治上表现为民主，法律上表现为法治。而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高表现。只有依法保障人权，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保障人权根本上在于保障人民—国家权力所有者的地位，保证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能够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社会生活中具体表现为要尊重并维护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社会知情权、社会参与权、民主监督权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协调人与人的利益关系，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还要运用法律将人权保障定型化，保证整个社会的运转服从于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彻底消除特权，做到法律高于人情、高于权力，真正用法律保障人权，协调人与人的关系，维护社会和谐。为此,必须从保障、立法、行政保护、司法救济诸方面下大工夫维护人权。
法律对正义的保障篇8
一、人权的概念及其发展概况
所谓人权，就是生活在社会环境中的人所应当享受并得到充分保障与实现的各种权益。充分享有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人权的实现，同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分不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权不断扩展其领域范围，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1、在古代，人类本应当享有各种生活权利，但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他们所享有的所谓“民利”是微乎其微的。现代意义上的人权，是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成功以后，人们追求一个自由、平等、民主、人道社会，人权思想应运而生，它历经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指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其内容主要是提出了人身、人格权利，政治权利与自由，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为主要标志。第二阶段，是从十九世纪初开始的社会主义运动，以苏联的《被剥削劳动人民的权利宣言》和《魏玛宪法》为主要标志，突出了劳动人民求解放、求生存、求保障的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第三阶段主要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反殖民主义的运动，其主要内容包括民族自决权，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人道主义援助权等国际集体主义人权，现在这些人权观已被国际社会，一切热爱和平、民主自由的人民所接受。
2、今天，《世界人权宣言》的问世，作为国际习惯法的重要内容，而为世界各国所必须尊重和遵守，国际人权“两公约”也已经分别得到140多个国家签署加入。这些人权文书充分反映了世界人民渴望充分保障人权的共同愿望。
二、目前司法界存在的几种人权保障观念
1、司法救济理论的人权观
司法救济理论所包含的人权思想主要体现在我国三大诉讼法中，从司法救济的核心思想来考察，司法救济理论是建立在人权保障基础之上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作为社会构成的第一要素的人，违法和犯罪在所难免，而设置司法救济制度，其最突出的效能就是对犯罪和违法的人最基本的权利给予补救。这种弥补功能的司法制度，对构建一个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维持良好社会秩序，起到了的最直接的作用。
2、司法救济理论的平等观
我们认识司法救济的平等观，就要分析司法诉讼制度上的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目前存在的诉讼制度，在许多人看来，形式上貌似平等，但实质上并不平等。比如刑事诉讼法，对罪犯的刑罚，要做到罪刑相统一，责、权、利相统一，从现行司法救济制度的运行来看，责与权很难统一。对司法救济理论平等观的认识，还要强调立法上对权利的配置，要体现出司法救济制度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3、司法救济理论的正义观
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是当今司法公正的工作主题，刑事司法救济制度的完善，又直接体现出司法公正与效率。刑事司法救济就是要通过正当程序保障司法实体与程序的正义，保障人权的公正和公平。
4、司法救济理论的效率观
司法救济理论所要讨论的司法效率就是强调诉讼主体合理设置的权利和义务，在司法程序中能够达到利益的最优化，尽可能地司法救济成本简约化。司法公正与效率同样是司法救济制度的两个方面。
三、刑事辩护制度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1、刑事司法辩护制度的宗旨和任务。刑事司法辩护权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针对指控进行辩解，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一方面作为刑事司法一项重要的救济手段，体现出人权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另一方面又彰显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救济这一宪法原则。实行刑事司法辩护制度的宗旨和任务主要是：在于增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力量，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合法权益，从而使法官对刑事犯罪做出公正的裁判。刑事辩护制度是现代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辩护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成为刑事诉讼程序民主化与科学化的重要标志，也成为各国建立和发展人权司法保障机制的瓶径。
2、人权保障作为社会一项民主自由的重要内容，是建立在司法权力独立与社会民主监督制衡的基础之上的，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在很大程度上更体现于刑事辩护制度的公正和公平，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看，辩护权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各项权利中居于核心地位。刑事司法救济辩护既是权利受损害者得到补救和被告人权利得到保障的一种有效的制度设计，又是每一个公民都应享有的一项特殊人权，即当有人受到刑事指控时，他有权得到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机关审理的权利，也有得到充分控诉、辩护、反驳的权利。刑事辩护程序越公平公正，就愈能体现刑事司法救济人权保障，二者相辅相成，相互统一。由此，完善刑事司法救济辩护制度与人权保障机制息息相关。
四、完善刑事辩护救济制度的途径
刑事辩护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司法救济，而目前我国刑事司法辩护制度在刑事诉讼法中只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虽然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以利其辩护，但不能委托律师或其他人为其辩护。在阶段，虽然犯罪嫌疑人可以自行辩护也可以委托辩护人为其辩护，如果他受到精神障碍，或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不能正常意识表示行使辩护权，就得不到法律援助，这种规定没有完全体现出我国刑事司法救济制度的精神，健全和完善司法救济机制，是目前我国刑事司法救济制度改革的必然。笔者认为，完善刑事司法救济的途径有二条：
1、完善现有刑事辩护法律制度，补充现有刑事诉讼法中的关于刑事司法救济规定，在侦查阶段，增加犯罪嫌疑人可以委托律师或其他人为其辩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其意思不能完全表示的情况下，增加由人民法院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辩护的规定。在阶段也同样在犯罪嫌疑人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不能正常意识表示行使辩护权的特定情形下，增加由人民法院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辩护的规定。
2、从立法上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有义务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权。在现有的法律援助条例基础上尽快出台一部国家司法救济法律。
五、刑事司法实践中如何保障人权的几点建议
1、牢固树立宪法至上的法制观念。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公民的基本权利更是人权保障的法律依据，2004年我国第四次修改宪法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明确下来，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刑事司法救济制度的制定要以宪法为根本，深入贯彻宪法对人权保障的精神，努力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2、完善在刑事诉讼中的辩护等相关法律制度。（1）完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申诉权，控告权，赋予嫌疑人、被告人在羁押期间与外界的通讯，联络权。明确受理申诉，控告的机关，对涉及刑事司法救济案件做出受理决定的期限（2）在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非律师辩护人与律师辩护人相同的权利，使充分保障律师、非律师辩护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会见权，放宽律师会见嫌疑人时言谈自由的权利（3）严格禁止和取缔刑讯逼供和非法拘禁行为，要有统一的内部监督机制，对执法人员要严厉查处。
3、遵守法律程序，克服执法中的主观任性。长期以来，一些司法机关在执法中存在严重的主观任意性，重实体，轻程序，极大地损害了司法公正与效率。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法律程序是法的生命存在形式，是严格执行法律的基本要求。公正公开、民主透明的法律程序是防止滥用司法权、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实现社会正义的一项基本保证，所以，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法律程序，这是维护司法公正的保障。只有按法定程序严格执行，才能保护执法的合法性。因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程序办案；要遵守办案期限，杜绝超期羁押现象；要有程序规则意识，按照规则办事；要善于运用手中权力，不准耍特权和滥用权利。
4、努力提高法官、检察官和全体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执法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和效率，也影响着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能得到保障。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的弘扬和全民普法形势的发展，要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首先要积极参加教育培训，要不断的总结经验，积累知识，以达到全面提高执法人员整体素质的目的。
法律对正义的保障篇9
一、人本法律观基本问题阐释
人类的历史是人类自我解放、人性回归的历史。以人为本，关注人本身是人类的职旨与永恒追求。作为理念的“以人为本”源远流长。无论在中国古代，还是在西方，都有相类似的说法。我国春秋时期法学家管仲就曾经说过：“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在西方，人文主义学派主张用人性否定神性，用个性自由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用平等观念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当然，中国古代的人本观以及西方的人文主义跟我们现在所讲的人本观有本质区别。笔者认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把握，首先是“人”这个概念。“以人为本”的“人”是在社会历史中生活着的现实的人，是相对于神和物而言的。其次，“以人为本”的“本”不只是“本位”，更是“根本”，是人的价值与人的意义之所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以人为本是要回答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什么最重要、什么最根本、什么最值得我们关注。[①]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本是指以人的价值、人格尊严和基本人权的实现为内核的基本精神。其核心在于尊重和保障人权。
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法律领域的具体应用即是我们所主张的人本法律观。为了准确且完整地认识人本法律观这一法律理念，我们必须将其纳入法律观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去理解。我们认为，法律观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即神本法律观、物本法律观、社本法律观和人本法律观。[②]其中，神本法律观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盛行。在古希腊、古罗马，学者们将法律与神等同起来。中世纪时期，包括法学在内的一切学科几乎都受到神学的支配，成为神学的附庸。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法律被物役，物本法律观的出现成为必然。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唯物史观揭示了法律的奥秘。揭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任落实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其为指导，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法律观，即人本法律观。人本法律观创造性运用了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理论，揭示了法律产生异化回归的发展过程。与此相适应，法律观也随之变化，即神本法律观物本法律观社本法律观人本法律观。可见，人本法律观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法律领域的具体应用，是对法律文化遗产的科学总结和对传统法律观的反思与超越。
人本法律观是以中国国情、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为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以保障人权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根本目的科学体系。具体讲来，人本法律观的科学涵义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法律活动中，要坚持以人为本为出发点与归宿，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贯穿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全过程。第二，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弘扬人文精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三，强调法律同其他社会现象和谐一致，强调法律同经济、社会、环境等安排协调发展。第四，在法制的每一个环节上，都要尊重人格、保障人权，体恤人的自然权利。总之，人本法律观，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尊重和保障人的合法权利为尺度，实现法律服务于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理论体系。人本法律观强调法律的人文关怀和对人的终极价值的追求。
人本法律观的确立，既是法律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依法治国的价值定位，更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和实施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人本法律观是法律从异化再到回归的必然过程。人本法律观的提出必将引起中国法律观和法治实践的深刻变化。人本法律观是直接影响中国法学走向的重要因素，代表并反映了中国法学发展的方向。
二、当代中国宪法哲学的学科定位
哲学一词在英语中即“philosophy”，来源于希腊语，它常被解释为“爱智慧”或“爱真理”之学。宪法哲学是什么？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读。[③]应该说，这些学者都从不同的视角诠释出他们对宪法哲学的认识。在我们看来，宪法哲学是对宪法基本问题形而上、一般性的概括与理解，是隐含于宪法文本背后的价值与准则。它重新审视宪法学的逻辑起点及其目标指向，探讨宪法的伦理价值与正义性问题。换言之，宪法哲学是运用哲学的方法来思考和研究宪法和宪政问题的一门理论宪法学学科，它揭示了宪法和宪政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宪法哲学既有利于我们高瞻远瞩，把握宪法和宪政实践的全局性问题，又便于我们深入认识纷繁复杂的宪法和宪政问题的实质。[④]
需要指出的是，宪法哲学既不属于哲学，也非政治哲学。宪法哲学属于宪法学，是法哲学。它关注的是宪法和宪政的价值世界、意义世界。宪法哲学是站在法律的立场而非政治的立场来考量宪法的，是以法学的视野而非政治学的视野来审视宪法和宪政问题。由此，我们说，宪法哲学应当具有独立的法学品性。在当代中国，学者们对宪法哲学的研究刚刚起步，宪法哲学的发展也相对薄弱。这些都已构成制约中国宪法学发展的瓶颈之忧。当代宪法哲学理论基础的匮乏造成了宪法理论上的尴尬与实践中的失范。宪法是人权的保障法，人权是宪法的核心价值。要充分发挥宪法的功能，必须树立科学的宪政理念，加强对宪法哲学的理论研究；必须转变宪政理念，充分认识人权在宪法中的价值和宪法对人权保障的价值功能。因此，我们认为，宪法哲学的研究对于中国宪法和宪政建设而言，具有根本决定性的意义。
三、人本法律观与当代中国宪法哲学
人本法律观作为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是贯穿法治始终的生命线。当代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树立人本法律观，以充分发挥法律服务于人的功能。[⑤]由于以人为本与立宪主义在发展进程、基本内涵、目标宗旨及实践价值等方面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以人为本理应成为当代中国的宪法哲学的基本内核与根本理念。
首先，从历史发展进程角度看，以人为本与立宪主义具有同步性。如前所述，人类法律观经历了从神本法律观，到物本法律观，再到社本法律观，最终回归人本法律观的演进过程。在西方的历史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把人从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的黑暗中解放出来，使人重新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开始了“以人为本”的历史演进。从宪法发展史的角度看，宪法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反特权为使命，以保障和促进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为目标。从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到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与1791年美国的《权利法案》，一部近现代立宪主义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人权发展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宪法史，就是人权保障史。[⑥]保障人权、促进人权是宪法的首要功能与终极价值。离开了“以人为本”的精神指引，宪法就将失去其存在的根由，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其次，从基本内涵方面而言，以人为本与立宪主义具有一致性。如前所指，以人为本是指以人的价值、人格尊严和基本人权的实现为内核的基本精神。其基本内涵在于尊重并保障人权。“以人为本”实质是“以人权为本”。在整个西方宪政史中，始终不变的一个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价值，确认并维护人权是宪法的首要价值和根本功能。就宪法基本内涵讲，它包括国家权力的配置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两方面的内容。其中，公民权利的保障是主要的、决定性的方面。毕竟，国家权力的配置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免遭侵害。归根结底，宪法是研究国家权力如何为公民权利服务的。保障人权是宪法的首要内容和核心所在，宪政制度的规定从根本上讲应该服务于人权保障。由此，我们认为，以人为本统率宪法的基本内容，贯穿宪法的始终，是宪法的真正本质和核心。宪法的理论基础应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构成了宪政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基础。
再次，从价值目标的层面说，以人为本与立宪主义的指向具有同一性。人类宪法和人权保障制度的历史表明，宪法与人权是互为表里、紧密联系的。宪法的人权保障状况反映了一个国家宪法文明发展的程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宪法现代化程度的重要尺度。正如美国学者费里德里希所指出的，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因为自我是宪法的首要价值。[⑦]在我们看来，宪政的终极关怀是人权，其根本意义与根本目标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保障。真正的宪政在于一种特定的精神上的追求，一种尊重与维护每个个体存在与发展的价值。因此，当代中国宪法文化和宪法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要重铸宪法的人文精神，完善宪法的人权保障机制和国家权力的制约机制，以实现从宪法到宪政的历史性过渡。
最后，从宪政实践的维度讲，人本法律观作为法治的核心理念，是解决宪法理论和实践困境的内在诉求，对于中国宪法学走出困境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宪法哲学获得较大发展，但仍面临诸多困境。其深刻的缘由在于宪法与部门法学对话的意识和能力不强、直接切入社会热点问题尤其是公民权利问题并加以解决的意识和能力不强等几个方面。[⑧]要走出现实困境，必须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和要求，构建宪法哲学理论。这要求我们的宪法理论与宪政实践都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精神，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充分尊重并切实保障人权。以人为本正是重构我国宪法哲学的基本原理，它理应成为当代中国宪法哲学的根基。
在当代中国，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以人为本业以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业已发展成为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业已成为各项工作发展的基本理念。宪政规律告诉我们，人是宪法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宪法的根本价值与功能所在。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并保障人权。这既是人本法律观的要义，也是当代中国宪法哲学的精义所在。作为法治国家的核心理念，人本法律观为也必将为中国宪法哲学走向成熟提供精神动力，为宪政国家、法治社会的构建贡献理论支撑。唯有坚持人本法律观，并将之真正贯彻到宪政实践过程中，宪政中国的实现必将不再遥远。
注释：
[①]袁贵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载《求是》2005年第22期。
[②]李龙：《人本法律观简论》，载《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6期。
[③]相关论文参见李琦：《宪法哲学：追问宪法的正当性》，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范进学：《宪政与方法：走向宪法文本自身的解释》，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江国华：《宪法哲学：自由的哲学》，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5期。
[④]参见文正邦：《宪法哲学——深化宪政理论的新视野》，载《检察日报》2002年6月16日。
[⑤]李龙：《用科学的发展观统领中国法学的全局》，载《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⑥]李龙著：《宪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
法律对正义的保障篇10
如何发挥法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由于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在历史上曾进行过不少次争论，人们似乎以为分析法学派是否认法有价值的问题。分析法学认为自然法学混淆了法律与道德，进而提出法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实在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恶法亦法”的道理。奥斯丁曾指出：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而它的优点、缺点又是一回事。它是不是法律是一回事，而它是否适合于人们想象的标准，这又是另一回事。显然，奥斯丁反对把道德标准作为法律的内在条件，法律价值问题是以承认法律有价值为前提，因而没有必要成为法学研究的领域，因此他的观点在我看来并不是不承认法的价值问题，而是说法的价值问题无需成为法学的问题，可以说无论什么样的法学流派最终都在一定意义上承认或研究法的价值问题。
法的价值的研究，经过了千百年的凝练，固化了秩序、自由、效率和正义等几种基本价值形式。秩序指在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行为的规则性以及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在文明社会中，法律是预防脱序、制止无序状态的首要的、经常起作用的手段，法律是秩序得以建立和维护的最重要的手段。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是哲学上自由的一个具体领域，它乃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性范畴，它意味着人们做法律所允许的一切事情的权利。所以，孟德斯鸠指出：自由是做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同样会有这个权利。效率或效益一词可以在多种意义上使用，本来是经济学领域的概念，如提高经济效率，后来为法学界所借用，追求效率成为法的重要价值目标，通常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意义，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正义、公正、公平等是含义基本相同的概念，它们所表达的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是一种社会伦理观念。社会正义现象是十分复杂的，正如博登海默所指出的，正义具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的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马克思主义认为，正义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正当性的观念和制度，它是社会制度正义和主体行为正义的有机的统一。
（一）法的价值即是法对于人的价值。发展与解放全人类是无产阶级的伟大理想。真正的法的价值是谋求人的发展与解放的，否则就是法的价值的畸变，就应当为我们所屏弃。凡是与人的发展与解放背道而驰的法的追求，就不是真正的法的追求，也不是真正的法的价值。任何忽视人与抹杀人的法都是对于法的价值的反动。通俗的说,就是法的价值决定了法要走进百姓生活要平民化.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的配合。其中，法律的支撑—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平衡各社会主体的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秩序是法律价值的核心，又是和谐社会最本质的内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完善立法及其体系，严格法律实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秩序是构成人类理想的要素，同时也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目标，法律在建立和维护秩序的过程中成为秩序的象征。法律所追求的秩序，在社会中承载着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行为的规则性，以及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等功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内涵，就是实现法律所追求的社会秩序，就是要形成民主法治、安定有序、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状态，并且这种状态要以一种过程的形式持续存在。这是和谐社会之要义和基本特征。法律是社会两大调控系统之一，在调控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和谐方面，是其他任何方法和手段都不可能取代的。法律作为消除无序状态或预防无序状态的首要的、经常起作用的手段，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基础性意义。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法律的支撑。发挥法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最基本的方面是要维护和保障人权，平衡各类社会主体的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第一、依法保障人权是实现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根本途径。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也是一切进步的法的基本特征。一般意义上的人权是人的价值的社会承认，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观念上的、道德上的、政治上的、法律上的标准。法律意义上的人权，是指那些关于人的先天既有和后天能够实现的价值在法律上的一般承认。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权一直以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其表现形式，20__年修宪将保障人权直接写进了宪法，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人权的本质属性表现为利益，包括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利益。人权所体现的利益具有道德性，符合道德的一般标准，即既是利己的，又是无害于人的。维护和保障人权能从根本上协调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充分尊重人的利益和要求，有利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权有建立秩序和消除暴力的功能，创造和谐而不是冲突是人权的内在要求。人权创造的和谐，在政治上表现为民主，法律上表现为法治。而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高表现。只有依法保障人权，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保障人权根本上在于保障人民—国家权力所有者的地位，保证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能够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社会生活中具体表现为要尊重并维护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社会知情权、社会参与权、民主监督权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协调人与人的利益关系，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还要运用法律将人权保障定型化，保证整个社会的运转服从于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彻底消除特权，做到法律高于人情、高于权力，真正用法律保障人权，协调人与人的关系，维护社会和谐。为此,必须从保障、立法、行政保护、司法救济诸方面下大工夫维护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