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新法律法规篇1
关键词：婚姻法；修改；完善；家庭；法律制度
我国1980年颁布的第二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原婚姻法)是在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的基础上修订的。20年来的实践证明，原婚姻法确立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有关夫妻、家庭成员问的权利义务的规定是基本可行的，它的贯彻实施对于维护健康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原婚姻法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调整的范围过窄，内容过简，条文还存在一些立法空白等。再加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括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同题，例如“包二奶”、家庭暴力等。因此，完善婚姻家庭立法已经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经过充分调研、反复论证、广泛讨论以及多次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以下简称新婚姻法)终于在新世纪伊始得以通过并公布实施。新婚姻法对原婚姻法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对于全面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保障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原婚姻法的修改历程
1994年和1995年，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有关修改婚姻法的提案和议案。1995年10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婚姻法》的决定，将修改《婚姻法》纳入立法规划。1996年5月，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致函民政部，要求由民政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婚姻法》进行修改。1996年6月，民政部着手筹备修改《婚姻法》的工作。1996年11月，由民政部牵头，国家有关部委参加，组成修改《婚姻法》的领导小组。此后．在领导小组的主持下．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论证，一些法学专家受托起草了婚姻法修正草案建议稿。专家建议稿经过多次修改．由于意见不统一，始终不能形成修改稿。直到200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调查论证和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草案)》。修正草案在重婚、家庭暴力、结婚条件及无效婚姻、夫妻财产制、离婚制度、保障老年人权益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对原婚姻法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2000年10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第一次审议。2000年12月25日，出席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共300多人，通过联组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这是自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来第一次采取联组会议的方式审议重要法律草案。
2001年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根据委员长会议决定发出通知，全文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草案)》，向全社会广泛征求对婚姻法的修改意见，以便进一步研究修改，再提请以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各界对婚姻法的修改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倾注了极高热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收到群众对婚姻法修改意见的来信、来函、来电等4000多件，广大人民群众提出了广泛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2001年4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了第三次审议4月28日，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并由主席签署了第51号主席令，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二、新婚姻法对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新婚姻法是对《婚姻法》的第二次重大修改．共6章51条。增加了l4条．修改了33处。新婚姻法根据形势的需要，增加了一些新的制度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过去的立法空白，注意到了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一)增设了必要的法律制度和规定，填补了立法空白。
新婚姻法增设了夫妻互相忠实义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离婚损害赔偿、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等内容，改变了这些方面无法可铱的状况。
1．关于夫妻互相忠实义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这既是一夫一妻制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翩，原婚姻法对夫妻间的忠实义务这一夫妻关系最核心的内容没有作出规定。新婚姻法第一次明文规定夫妻有互相忠实的义务．既有利于维护平等、和睦、幸福的婚姻家庭关系，也使无过错方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或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上惩罚过错方的做法有法可依。
2．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是新婚姻法针对包二奶”、姘居等违反一夫一妻制行为作出的新规定。“包二奶”、姘居等违法行为，不仅严重破坏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违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败坏社会风气，而且还导致家庭破裂，影响社会安定和计划生育。然而，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致使这些丑恶现象禁而不止。新婚姻法有针对性地在保障原则实施的禁止性条款中，增加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规定，这表明新婚姻法对“包二奶”、姘居等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持禁止和反对的原则态度。不仅如此，新婚姻法还通过其他条款明确了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的法律责任。这就从立法上增强了维护一夫一妻制的力度，对于反对和制止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维护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和婚姻家庭关系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禁止家庭暴力。家庭暴力不仅严重摧残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导致家庭解体，而且还容易引发毁容、伤害、杀人等恶性刑事案件，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反对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呼声日益高涨。但以往的法律对家庭暴力的表述并不明确，存在着针对性不强，规定不明确，立法分散，原则性强而可操作性差的缺陷．致使家庭暴力得不到有效遏制。新婚姻法第一次在法律中明文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同时，在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部分明确了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救济途径，家庭暴力实施者所应承担的行政、民事和刑事法律责任，加大了打击家庭暴力和保护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的力度，也为各地制定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规定提供了基本法上的依据。
4．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我国原婚姻法只是明确了结婚的必备条件和禁止条件，但对于不符台结婚条件的违法婚姻应如何处理，其法律效力如何却没有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对于违法婚姻，有按无效婚姻处理的，如重婚；也有按离婚处理的．如包办、买卖婚姻。对于本不存在婚姻关系，应确认其无效的两性关系却按离婚处理，实质上是承认违法的结台也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这不仅不利于维护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不利于对受害者权和J的保护。“新婚姻法借鉴了国外的一些做法，增设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有利于贯彻实施结婚的法定要件，提高婚姻质量．预防和制止违法婚姻的存续．减少婚姻纠纷。
5．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近年来，我国因夫妻一方与他人通奸、姘居、重婚或虐待、遗弃对方而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离婚案件增多，由此给无过错方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由于我国法律对此没有处罚与补偿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一方的原则，但这种照顾从范围和数额上也仅局限于夫妻共同财产，而不能涉及过错方的个人财产，所以无论对过错方的处罚还是对无过错方的保护均显得力度不够，致使无过错方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充分体现了婚姻法对弱者和无过错方的扶助保护，具有填补损害、精神抚慰、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三重功能。它还可以消除无过错方的后顾之优，保障其离婚自由的实现。
6．关于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处理子女抚养问题是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难点之一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夫妻双方在离婚时争抢子女直接抚养权以及取得直接抚养权一方不让对方探望子女以此来惩罚对方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增设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既有助于离婚纠纷的解决，保障父母的合法权益，又有利于保护子女的身心健康，使子女顺利成长。
(二)完善原有的法律制度，强化了薄弱环节。
有些法律制度，原婚姻法虽有规定但内容过于笼统和原则，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新婚姻法对诸如夫妻财产制度、法律责任制度等内容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强化了薄弱环节。
1.关于夫妻财产制度。夫妻财产制度是婚姻家庭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如何分割夫妻财产也是离婚案件争论的焦点之一。原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只作了概括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问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这表明我国实行的是婚后所得共同制与约定财产制相结合的夫妻财产制度。20年的实施情况表明，这一制度对于保障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稳定、维护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利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原夫妻财产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制定的，反映了比较严重的简单化、理想化的平均主义思想，与市场经济注重个人权利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和}中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国民经济的发展，公民私有财产范围的扩大，夫妻财产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原夫妻财产制潜在的不足和不适应性已逐步显现出来例如：不加区分的把夫妻各自继承和受赠的财产统统归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既违反市场经济提倡的按劳分配、尊重和保护个人财产所有权的精神，不利于夫妻关系的健康发展，也与我国继承法和民法的规定相抵触，造成了适用法律上的混乱。口又如：我国法律虽然明确了夫妻双方可以对财产进行约定，但对约定的有效条件、约定的时间、范围、内容和形式等问题，均没有作出明确、系统的规定，在现实中往往是处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滞后状况。因此，新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作了较大完善：第一，缩小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并以列举方式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这就弥补了原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广而泛的弊端，既便于当事人清楚明了夫妻所共同拥有的财产范围，也有利于司法操作。第二，补充规定了夫妻一方的个人特有财产夫妻个人财产权不仅能方便生产生活，避免共同财产管理权行使上的麻烦，而且能促进物的流转，充分发挥物的效用。更重要的是，它是社会发展和现代家庭所必需的权利，夫妻任何一方都有权对一部分财产享有独自的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是夫妻人格的一种象征。第三，从约定的范围、内容、形式、效力等方面完善了约定财产制。约定财产制的完善使公民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夫妻财产权益的意识得以增强，既有利于减轻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分割财产的难度，调整好夫妻在家庭中的财产关系，又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婚姻当事人对调整夫妻财产的多元需求，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个人财产所有权。
2．关于法律责任制度。原婚姻法对法律责任的规定只有一句话：“违反本法者，得分别情况．依法予以行政处分或法律制裁。”这一规定表明了对违法行为应予追究法律责任的原则态度，但过于笼统、空泛，对违法行为的种类及其制裁方式等均未明确，以至于一些条文形同虚设．婚姻法也曾一度被称为“软法”法律责任是法律的“宝剑”，它是一部法律最有力的威慑和最强劲的保障，也是一部法律真正完善的标志。新婚姻法把“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单独作为一章，对婚姻家庭领域较为常见的违法行为，如：重婚、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侵害配偶财产权益等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均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为婚姻法的贯彻实施提供了司法保障。
(三)消除婚姻家庭法律体系中的矛盾和}中突．增强了法律的统一性。
我国婚姻法的渊源形式多种多样，既包括最主要的《婚姻法》，又包括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法律文件。这些不同形式的法律文件难免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例如：原《婚姻法》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着不协调《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1989年)中所列举的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l4种情形，有些与感情有关有些则与感情没有直接关系。这难免会使人产生疑惑：法院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到底是什么?司法解释与我国民政部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也有抵触之处。《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却规定“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可判决准予离婚。这样，就出现了同一违法行为由不同机关处理其后果完全不同的怪现象：由法院处理，赋予其合法婚姻的效力，按离婚处理；由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其婚姻则为无效婚姻。新婚姻法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的增设以及对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具体列举规定。有效地消除了不同婚姻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增强了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统一性。
(四)细化了法律规定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原婚姻法在过去“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条文规定过于原则、笼统．缺乏可操作性。例如：原婚姻法采用概括主义的立法方式规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法定离婚标准．但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破裂在婚姻法中却没有具体规定。这样规定的好处是概括性强，能够将一切应当离婚的理由都囊括无疑，疏而不漏。但其最大弊端也正在于它过于概括。对离婚理由规定得过于抽象、笼统和一般化，法律标准成为一种模糊、伸缩的弹性原则．使法律所具有的安全、确定、可操作性等诸价值难以体现。“由于具体标准不明确，规定的导向性差，对当事人而言容易基于不同的理解反复争执、辩驳，无理缠讼，导致以婚姻破裂为由的离婚权利滥用；对法官而言，掌握判决准予离婚的标准难度极大，操作性差。法官对婚姻破裂的认定完全可能受到自己对离婚观念认识的影响，而造成同一离婚案件不同法院，甚至不同法官审理迥异的司法不公正现象。针对概括式离婚标准的内在不足与缺憾，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列举了14种具有常见性、多发性的具体离婚理由，补充确定了例示主义的裁判离婚标准模式。但正如前面所述，司法解释与《婚姻法》之间也存在着不协调之处，而且。离婚法定理由的概括性条款与例示条款具有不同的渊源，处于不同的效力层次，这也是一种不协调，需要进一步完善。新婚姻法肯定和保持了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例示主义立法模式。在坚持原有裁判离婚标准的基础上，将司法解释中的14条进一步斟酌精练，在统一的权威性立法中列举了4项具体离婚理由．作为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判决准予离婚的实例情形。最后又特列一项“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使法定离婚理由的概括性规定与列举性规定兼收并蓄，结合使用。这样一方面把离婚标准具体化，便于认定和掌握，使某些离婚诉讼对号入座，有据可循；另一方面，在具体列举的基础上又用一个相对抽象的伸缩性规定加以概括，使不能对号入座的离婚理由亦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归属。新婚姻法的这一规定细密而不呆板，宽泛而有法度，原则性和实际性有机统一．显示出法律规范的科学合理的技术性和可操作性。这是我国离婚标准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一太发展和进步。
三、新婚姻法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婚姻家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地对婚姻法进行修改，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调整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促进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文明与进步。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的影响．加之封建思想的残余和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渗透，社会上出现了不少破坏一夫一妻制、侵犯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行为，如重婚纳妾、“包二奶”、非法姘居、家庭暴力等，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婚姻家庭领域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甚至违法犯罪，仅用道德规范去修补用社会舆论去约束，用思想政治工作去教化，已难以解决，必须过法律手段来诃整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之适台于社会的共同准则。新婚姻法进一步明确了婚姻家庭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以及违反法律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既调整和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又倡导了符合时代精神、适合中国国情的婚姻家庭准则．对于推动和促进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文明与进步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对完善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也是保障社会安定的基本法，它已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基础。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左”倾思想及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我国的法律，尤其是属于私法的民法非常不健全。在西方法律发展史上被称为法律之本的民法在我国诞生比作为公法的刑法迟了将近7年，并且内容及条文都极为简单。这一不正常状况随着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目标的确立而有所改变．但直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能够出台一部全面、具体规范民事活动的基本法——民法典。其中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作为民法典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各部门法的不完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如今，制定民法典已提上议事日程，成为目前我国立法工作中最主要、最急迫的任务。因此，作为民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必将大太推动我国制定民法典的进程，对完善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有利于促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
婚姻法的修改对推动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历史进程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婚姻法的修改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国，就是要把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要有一整套完备的法律。不仅要制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法律，而且要修改与完善现行的法律，使整个法制建设进一步系统化和科学化。婚姻法作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法，其修改与完善便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婚姻新法律法规篇2
一、夫妻财产制度规定的缺陷
（一）有关法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的缺陷1980年《婚姻法》比较宽泛的规定了法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即“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规定反映了夫妻关系的特殊性，也体现了在民事财产关系中约定与法定的效力层次。但是，该条规定将法定的夫妻共有财产范围界定过宽，忽视了夫妻作为独立民事主体的个体性，因而不利于保护夫妻一方因个人特定的身份或行为取得的私有财产所有权。因此新《婚姻法》在继续以“婚后所得共有财产制”为基础的前提下，采取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夫妻财产的范围。就总体而言，新《婚姻法》的规定符合我国的国情，有利于保护弱者一方（特别是没有劳动能力或劳动收入的一方）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维持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的稳定。但是，通过具体分析，不难发现新《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或者体现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或者与有关法律规定存在一定的矛盾。
（二）、法定夫妻特别财产规定的缺陷新《婚姻法》第18条增加规定了“夫妻一方的特别财产制”。该条的规定，符合我国夫妻关系所呈现出的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也有利于正确处理婚姻财产纠纷。但是其中有关“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为夫妻一方财产的规定值得讨论。
（三）、约定财产制的缺陷约定财产制是法定财产制的必要补充。1980年《婚姻法》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有关规定十分原则，即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规定表明了约定优先，但是，对约定的时间、内容、形式和效力等均未明确规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11月的司法解释就夫妻财产的约定问题进行了具体规定，即“夫妻双方对财产归谁所有以书面形式约定的，离婚是按约处理，但规避法律的约定无效”。不过，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也仅就约定的形式进行了具体化。
关于夫妻财产的约定，“由于采取自由式约定”，而非限制性约定，对约定的时间和范围、约定的条件和程序、约定的效力（对内、对外）、约定的变更及废止等具体问题均无明文规定，这使夫妻约定财产关系不便操作，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夫妻对约定财产关系简捷的需要。尤其是对夫妻财产关系的约定，为非要式行为，无须经登记或公证程序，使夫妻约定财产之缺乏公示性，不利于保护夫妻双方及第三人的利益。
从总体上看，新《婚姻法》上述规定仍然过于简单，没有形成制度化和体系化，具体表现为没有明确约定的时间和没有建立约定财产登记制度。
（四）、夫妻财产制度立法建议
1、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工资、奖金；经营、生产的收益；婚后取得的知识产权已经取得或将来取得的收益；赠与合同未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一方用共同财产（工资或奖金）购买的个人专用生活用品；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2、夫妻一方的财产有：一方的婚前财产；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或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一方继承所（包括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得的财产；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3、夫妻在结婚时、或结婚后，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采用书面形式，并在结婚的婚姻登记机关登记和备案。经登记和备案后的夫妻财产约定对夫妻双方和第三人都有约束力。第三人在与夫或妻一方进行交易前有权与交易一方前往婚姻登记机关就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进行查询。第三人在与夫或妻一方进行交易后，夫或妻一方则应与自己的财产对第三人负责。
4、在法定财产与约定财产关系中，约定财产优先。
二、离婚的法定理由的缺陷现行婚姻法将准予离婚的条件规定为“感情确已破裂”，我认为存在着一定的弊端，理由有二：首先，“感情”本身并不是一个法律名词，而是一个社会学名词。感情是一个人的主观心理态度，是个人的内心感受，具有抽象性、主观性和可变性，它的可视性和可把握性都是极差的，法官难以识别和辨认。如果以此为依据，必然在案件的审理中过多地带有个人主观因素，使法律失去公正性和严肃性。
其次，“感情确已破裂”并非是可提起离婚之诉的充分必要条件，即感情破裂只是引起离婚的原因之一。因为感情并不等于婚姻生活的全部，而只是婚姻生活中的一部分，婚姻生活还包括比如物质生活、处理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性生活等多方面的情况。如果以感情是否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那么，如果感情外的因素导致婚姻关系无法维持，法律又有什么必要去强行加以维持呢？
所以，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并不恰当，笔者认为，应该改为“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理由如下：1、从法律用语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来看，“婚姻关系”是一个法律名词，婚姻关系是一种用法律调整和确认的社会关系，应使之真正纳入法律调整和确认的范畴。 2、从婚姻的本质来看，结婚这一法律行为使得夫妻双方建立了婚姻关系，从而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应受到法律的调整，而离婚就是为了解除这种关系，所以，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应以这种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为前提。
3、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婚姻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都是具体的，相应地，离婚的法定条件更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性，这样能杜绝审判人员的主观臆断，增加执法的透明度，也可以提高法院的办案效率，更好地解决当事人离婚难的问题。
4、从国外立法和我国过去立法的经验来看，美国婚姻法将“婚姻关系已无可挽回的破裂”作为离婚的根本理由；法国婚姻法则规定“一方逃脱婚姻的社会责任，可以成为另一方提出离婚的理由”。两个国家都将婚姻关系是否破裂作为了离婚的法定理由。我国1953年中央法制委员会有关婚姻问题的解答中也曾把“不能继续维持夫妻关系”作为离婚的标准。将“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也符合我国国情。
三、婚姻法修改争论的焦点及立法注意问题（一）、补办结婚登记，婚姻关系应从登记日期算《解释》中的第四条规定：“男女双方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的要件时起算。”根据这条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不是从登记时起算，而是从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时起算。显然这是是补办结婚登记的法律效力有了溯及力，即溯及到未婚而同居的期间，这就等于承认了登记前的事实婚的法律效力，这是与《婚姻法》第八条以及《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精神相抵触的。
《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婚姻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就应当补办登记。”根据这一法律规定，夫妻关系的确立是以办理结婚登记取得结婚证为准。
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公布实施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也规定，夫妻关系的确立，以到婚姻管理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领取结婚证为准。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的，不再承认其事实婚姻关系。而《解释》的第四条规定的婚姻效力不是从登记时起算，而是从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时起算，这和《婚姻管理条例》的规定精神也相违背，也和我国不承认事实婚姻的现实情况相违背。
所谓实施婚姻也就是没有经过登记的非法同居。非法同居既是法律所否定，也是道德上所谴责的。对先同居后登记具有溯及力，实际上是保护了履行法定登记手续之前，那一段未婚而非法同居的非法关系。特别是当前不重视结婚登记的现象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解释》中的第四条规定，在客观上会助长非法现象的进一步泛滥。
（二）、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者，不得以配偶身份助长继承权《解释》中的第六条“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一方死亡，另一方以配偶身份主张享有继承权的，按照本解释第五条的原则处理”。那么，再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为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这种限定很不严肃，这样一来就使得同居关系的男女，一方死亡，另一方要主张继承权，就可以补办一个结婚手续，按夫妻关系继承遗产。没办法办理结婚登记的，法院还“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这意味着可以和死去的人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有点像古代的冥婚，不仅不合理，而且是极其荒唐的。在法律上，无论是自然死亡好事宣告死亡，人死之后人格即行消灭，与之关联的一切民事权利都随之消灭，当然不能再发生婚姻关系。
因此，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不应享有任何配偶权。当然也不能以配偶身份主张继承，更不应该与死亡的一方补办婚姻登记手续再继承。这是于法于理都是说不通的。
（三）、对《婚姻法》第八条中“应当补办”质疑1、相关规定在《婚姻法》第八条规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该规定言下之意便是可以通过结婚登记手续的事后补办，而使得原本欠缺形式要件婚姻的效力变为合法有效。
那么，对婚姻法这一规定应如何正确解释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编写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条文释义及实用指南》中指出：“补办登记并不意味着凡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在补办登记时，婚姻登记机关都要予以登记。婚姻登记机关在补办登记时，同时要进行审查，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只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应当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对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则不予登记，因为婚姻法已明确规定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婚姻无效。”从中不难看出欠缺结婚实质要件并不必然导致所缔结的婚姻无效，其效力状况待定。
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现行婚姻法与在此之前其他机关所颁布的相关法律就同一情况便有着不同的规定。
针对欠缺形式要件婚姻的效力问题，在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中规定：“自民政部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之日起，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按非法同居关系管理。”而民政部的新的即1994年2月1日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从上述的规定中可得知的是欠缺结婚形式要件的婚姻关系是种非法同居关系，其效力为无效，并且是绝对无效的，不受法律的保护。
《婚姻法》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若干意见》就同一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规定，而该两种不同规定对当事人的权益问题的处理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对法官给案件定性时提供了不同的依据。从法的位阶看来，《婚姻法》属于法律，《若干意见》是于司法解释。司法解释的效力要低于宪法、法律的效力。可见，《婚姻法》的效力要高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若干意见》的效力，因此，在对欠缺形式要件婚姻的效力的认定问题上，应当以《婚姻法》的规定为，即是“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补办登记”。
2、关于“应当补办”的异议立法的过程是一个将习惯变为法律的过程。习惯是一种始终如一的行为方式，由于习惯被人们接收，人们总是按照习惯形式，从未犹豫过。婚姻作为男女两性的结合，并不仅仅涉及到婚姻当事人自身，而且还关系着社会、国家与他人。因此，对婚姻的成立要求有一个公示的方式，并且该种方式应当为当时的社会制度所承认。
《婚姻法》第8条规定“应当补办”，使得曾经一度遭受否定的事实婚姻再次的被提起。该规定对以往法律对事实婚姻的定性与以更改，是为不妥。
既然欠缺形式要件的婚姻可通过补办登记手续而变为合法有效，那么，对于欠缺形式要件的婚姻，在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前提下，应给其定性为事实婚姻；一方若启事“离婚”的，就应以离婚关系定性，而不应以非法同居关系定性。从而使得以不为承认的事实婚姻再一次提出并再一次取得合法的地位。这是的法律的稳定性受到影响。针对同一个问题，朝令夕改、左右游摆，会直接影响立法的权威性，是执法的法官陷入尴尬的地步。
不论是无效婚姻也好，还是应当补办结婚登记也好；不论是非法同居关系也好，还是事实婚姻也好，法律冲突的存在是事实。这也并不是说针对同一问题的处理一定要强于原有的法律规定。然而法律应有其延续性，为确保婚姻的有效性，对待婚姻成立上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法律上应当一视同仁，不应厚此薄彼，适时行事。
据此，笔者认为：“应当补办”的规定不妥，宜将未经结婚登记的情形规定到婚姻无效的法定情形中去。
四、综述以上为本人对于《婚姻法》立法修改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科学化的一些看法及思考。不足之处恳请老师不吝指正。
廖纪源 samyaft2001@163.com
参考文献
《当代法学》2002年 第3期第119-123页
第7期第121-125页
第10期第126-128页
《婚姻家庭法》 张民安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D923.9
婚姻新法律法规篇3
论文摘要：我国婚姻法的修改引起了社尝各界的广泛关注。新婚姻法根据现实的需要，增加了夫妻互相忠实义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居、禁止家庭暴力、无效婚蛔和可撤消姻、商婚损害赔偿、商婚父母对于女的探望权等内容，填补了立法空白，强化了薄弱环节，注意了加强浩律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克实和完善了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我国1980年颁布的第二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原婚姻法)是在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的基础上修订的。20年来的实践证明，原婚姻法确立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有关夫妻、家庭成员问的权利义务的规定是基本可行的，它的贯彻实施对于维护健康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原婚姻法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调整的范围过窄，内容过简，条文还存在一些立法空白等。再加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括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同题，例如“包二奶”、家庭暴力等。因此，完善婚姻家庭立法已经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经过充分调研、反复论证、广泛讨论以及多次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以下简称新婚姻法)终于在新世纪伊始得以通过并公布实施。新婚姻法对原婚姻法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对于全面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保障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原婚姻法的修改历程
1994年和1995年，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有关修改婚姻法的提案和议案。1995年10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婚姻法》的决定，将修改《婚姻法》纳入立法规划。1996年5月，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致函民政部，要求由民政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婚姻法》进行修改。1996年6月，民政部着手筹备修改《婚姻法》的工作。1996年11月，由民政部牵头，国家有关部委参加，组成修改《婚姻法》的领导小组。此后．在领导小组的主持下．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论证，一些法学专家受托起草了婚姻法修正草案建议稿。专家建议稿经过多次修改．由于意见不统一，始终不能形成修改稿。直到200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调查论证和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草案)》。修正草案在重婚、家庭暴力、结婚条件及无效婚姻、夫妻财产制、离婚制度、保障老年人权益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对原婚姻法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2000年10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第一次审议。2000年12月25日，出席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共300多人，通过联组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这是自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来第一次采取联组会议的方式审议重要法律草案。
2001年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根据委员长会议决定发出通知，全文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草案)》，向全社会广泛征求对婚姻法的修改意见，以便进一步研究修改，再提请以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各界对婚姻法的修改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倾注了极高热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收到群众对婚姻法修改意见的来信、来函、来电等4000多件，广大人民群众提出了广泛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2001年4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了第三次审议4月28日，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并由江泽民主席签署了第51号主席令，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二、新婚姻法对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新婚姻法是对《婚姻法》的第二次重大修改．共6章51条。增加了l4条．修改了33处。新婚姻法根据形势的需要，增加了一些新的制度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过去的立法空白，注意到了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一)增设了必要的法律制度和规定，填补了立法空白。
新婚姻法增设了夫妻互相忠实义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离婚损害赔偿、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等内容，改变了这些方面无法可铱的状况。
1．关于夫妻互相忠实义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这既是一夫一妻制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翩，原婚姻法对夫妻间的忠实义务这一夫妻关系最核心的内容没有作出规定。新婚姻法第一次明文规定夫妻有互相忠实的义务．既有利于维护平等、和睦、幸福的婚姻家庭关系，也使无过错方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或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上惩罚过错方的做法有法可依。
2．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是新婚姻法针对包二奶”、姘居等违反一夫一妻制行为作出的新规定。“包二奶”、姘居等违法行为，不仅严重破坏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违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败坏社会风气，而且还导致家庭破裂，影响社会安定和计划生育。然而，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致使这些丑恶现象禁而不止。新婚姻法有针对性地在保障原则实施的禁止性条款中，增加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规定，这表明新婚姻法对“包二奶”、姘居等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持禁止和反对的原则态度。不仅如此，新婚姻法还通过其他条款明确了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的法律责任。这就从立法上增强了维护一夫一妻制的力度，对于反对和制止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维护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和婚姻家庭关系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禁止家庭暴力。家庭暴力不仅严重摧残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导致家庭解体，而且还容易引发毁容、伤害、杀人等恶性刑事案件，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反对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呼声日益高涨。但以往的法律对家庭暴力的表述并不明确，存在着针对性不强，规定不明确，立法分散，原则性强而可操作性差的缺陷．致使家庭暴力得不到有效遏制。新婚姻法第一次在法律中明文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同时，在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部分明确了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救济途径，家庭暴力实施者所应承担的行政、民事和刑事法律责任，加大了打击家庭暴力和保护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的力度，也为各地制定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规定提供了基本法上的依据。
4．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我国原婚姻法只是明确了结婚的必备条件和禁止条件，但对于不符台结婚条件的违法婚姻应如何处理，其法律效力如何却没有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对于违法婚姻，有按无效婚姻处理的，如重婚；也有按离婚处理的．如包办、买卖婚姻。对于本不存在婚姻关系，应确认其无效的两性关系却按离婚处理，实质上是承认违法的结台也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这不仅不利于维护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不利于对受害者权和j的保护。“新婚姻法借鉴了国外的一些做法，增设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有利于贯彻实施结婚的法定要件，提高婚姻质量．预防和制止违法婚姻的存续．减少婚姻纠纷。
5．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近年来，我国因夫妻一方与他人通奸、姘居、重婚或虐待、遗弃对方而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离婚案件增多，由此给无过错方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由于我国法律对此没有处罚与补偿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一方的原则，但这种照顾从范围和数额上也仅局限于夫妻共同财产，而不能涉及过错方的个人财产，所以无论对过错方的处罚还是对无过错方的保护均显得力度不够，致使无过错方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充分体现了婚姻法对弱者和无过错方的扶助保护，具有填补损害、精神抚慰、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三重功能。它还可以消除无过错方的后顾之优，保障其离婚自由的实现。
6．关于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处理子女抚养问题是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难点之一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夫妻双方在离婚时争抢子女直接抚养权以及取得直接抚养权一方不让对方探望子女以此来惩罚对方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增设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既有助于离婚纠纷的解决，保障父母的合法权益，又有利于保护子女的身心健康，使子女顺利成长。
(二)完善原有的法律制度，强化了薄弱环节。
有些法律制度，原婚姻法虽有规定但内容过于笼统和原则，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新婚姻法对诸如夫妻财产制度、法律责任制度等内容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强化了薄弱环节。
关于夫妻财产制度。夫妻财产制度是婚姻家庭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如何分割夫妻财产也是离婚案件争论的焦点之一。原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只作了概括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问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这表明我国实行的是婚后所得共同制与约定财产制相结合的夫妻财产制度。20年的实施情况表明，这一制度对于保障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稳定、维护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利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原夫妻财产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制定的，反映了比较严重的简单化、理想化的平均主义思想，与市场经济注重个人权利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和}中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国民经济的发展，公民私有财产范围的扩大，夫妻财产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原夫妻财产制潜在的不足和不适应性已逐步显现出来例如：不加区分的把夫妻各自继承和受赠的财产统统归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既违反市场经济提倡的按劳分配、尊重和保护个人财产所有权的精神，不利于夫妻关系的健康发展，也与我国继承法和民法的规定相抵触，造成了适用法律上的混乱。口又如：我国法律虽然明确了夫妻双方可以对财产进行约定，但对约定的有效条件、约定的时间、范围、内容和形式等问题，均没有作出明确、系统的规定，在现实中往往是处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滞后状况。因此，新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作了较大完善：第一，缩小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并以列举方式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这就弥补了原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广而泛的弊端，既便于当事人清楚明了夫妻所共同拥有的财产范围，也有利于司法操作。第二，补充规定了夫妻一方的个人特有财产夫妻个人财产权不仅能方便生产生活，避免共同财产管理权行使上的麻烦，而且能促进物的流转，充分发挥物的效用。更重要的是，它是社会发展和现代家庭所必需的权利，夫妻任何一方都有权对一部分财产享有独自的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是夫妻人格的一种象征。第三，从约定的范围、内容、形式、效力等方面完善了约定财产制。约定财产制的完善使公民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夫妻财产权益的意识得以增强，既有利于减轻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分割财产的难度，调整好夫妻在家庭中的财产关系，又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婚姻当事人对调整夫妻财产的多元需求，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个人财产所有权。
2．关于法律责任制度。原婚姻法对法律责任的规定只有一句话：“违反本法者，得分别情况．依法予以行政处分或法律制裁。”这一规定表明了对违法行为应予追究法律责任的原则态度，但过于笼统、空泛，对违法行为的种类及其制裁方式等均未明确，以至于一些条文形同虚设．婚姻法也曾一度被称为“软法”法律责任是法律的“宝剑”，它是一部法律最有力的威慑和最强劲的保障，也是一部法律真正完善的标志。新婚姻法把“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单独作为一章，对婚姻家庭领域较为常见的违法行为，如：重婚、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侵害配偶财产权益等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均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为婚姻法的贯彻实施提供了司法保障。
(三)消除婚姻家庭法律体系中的矛盾和}中突．增强了法律的统一性。
我国婚姻法的渊源形式多种多样，既包括最主要的《婚姻法》，又包括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法律文件。这些不同形式的法律文件难免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例如：原《婚姻法》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着不协调《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1989年)中所列举的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l4种情形，有些与感情有关有些则与感情没有直接关系。这难免会使人产生疑惑：法院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到底是什么?司法解释与我国民政部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也有抵触之处。《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却规定“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可判决准予离婚。这样，就出现了同一违法行为由不同机关处理其后果完全不同的怪现象：由法院处理，赋予其合法婚姻的效力，按离婚处理；由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其婚姻则为无效婚姻。新婚姻法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的增设以及对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具体列举规定。有效地消除了不同婚姻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增强了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统一性。
(四)细化了法律规定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原婚姻法在过去“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条文规定过于原则、笼统．缺乏可操作性。例如：原婚姻法采用概括主义的立法方式规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法定离婚标准．但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破裂在婚姻法中却没有具体规定。这样规定的好处是概括性强，能够将一切应当离婚的理由都囊括无疑，疏而不漏。但其最大弊端也正在于它过于概括。对离婚理由规定得过于抽象、笼统和一般化，法律标准成为一种模糊、伸缩的弹性原则．使法律所具有的安全、确定、可操作性等诸价值难以体现。“由于具体标准不明确，规定的导向性差，对当事人而言容易基于不同的理解反复争执、辩驳，无理缠讼，导致以婚姻破裂为由的离婚权利滥用；对法官而言，掌握判决准予离婚的标准难度极大，操作性差。法官对婚姻破裂的认定完全可能受到自己对离婚观念认识的影响，而造成同一离婚案件不同法院，甚至不同法官审理迥异的司法不公正现象。针对概括式离婚标准的内在不足与缺憾，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列举了14种具有常见性、多发性的具体离婚理由，补充确定了例示主义的裁判离婚标准模式。但正如前面所述，司法解释与《婚姻法》之间也存在着不协调之处，而且。离婚法定理由的概括性条款与例示条款具有不同的渊源，处于不同的效力层次，这也是一种不协调，需要进一步完善。新婚姻法肯定和保持了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例示主义立法模式。在坚持原有裁判离婚标准的基础上，将司法解释中的14条进一步斟酌精练，在统一的权威性立法中列举了4项具体离婚理由．作为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判决准予离婚的实例情形。最后又特列一项“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使法定离婚理由的概括性规定与列举性规定兼收并蓄，结合使用。这样一方面把离婚标准具体化，便于认定和掌握，使某些离婚诉讼对号入座，有据可循；另一方面，在具体列举的基础上又用一个相对抽象的伸缩性规定加以概括，使不能对号入座的离婚理由亦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归属。新婚姻法的这一规定细密而不呆板，宽泛而有法度，原则性和实际性有机统一．显示出法律规范的科学合理的技术性和可操作性。这是我国离婚标准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一太发展和进步。
三、新婚姻法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婚姻家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地对婚姻法进行修改，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婚姻新法律法规篇4
【关键词】事实婚姻立法思考
引言
事实婚姻是法律婚姻的对称。在婚姻法中事实婚姻一般泛指当事人未履行法定结婚形式要件但又以夫妻身份公开同居生活的一种“准婚姻”关系。当前，在我国许多地方，把结婚仪式看作结婚的成立条件，而对结婚登记不屑一顾的人仍然大量存在。如果对事实婚姻采取漠视的态度，一旦事实婚姻当事人出现利益纠纷，则处理起来就无法可依。因此，处理好事实婚姻，对于保护相对弱势的群体，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关于事实婚姻立法的历史演变
纵观我国婚姻立法及其司法解释，大致可以说经历了从承认主义到限制承认主义，再到不承认主义，最后到相对承认主义的发展过程。
（一）承认主义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刚刚废除了历史悠久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广大群众对于婚姻登记制度很不习惯，许多人结婚不去登记，举行仪式后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在此情况下，不承认事实婚姻是行不通的，于是当时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承认事实婚姻关系，将事实婚姻纠纷按离婚案件处理。
（二）限制承认主义时期。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了事实婚姻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对事实婚姻的认定标准作了限制性解释。规定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男女在起诉时双方必须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和符合结婚的其他条件的，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否则按非法同居关系对待。
（三）不承认主义。1994年2月1日民政部颁布了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按该规定，自1994年2月1日起，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对于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应按非法同居关系处理。至此，不再承认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
（四）相对承认和相对不承认主义相结合。不承认主义并没有有效的促使事实婚姻的减少，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不承认主义仍然不停地争论，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作了一条较为模糊的规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2001年出台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解释（一）》对事实婚姻又作了新的规定，该司法解释明确地表达出相对承认和相对不承认主义相结合的立法精神：（1）男女双方补办结婚登记后，承认其婚姻关系，其效力追溯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之时。（2）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当事人一方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的，如双方在1994年2月1日之前就已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则承认其婚姻效力，按离婚程序和条件处理；如双方在1994年2月1日以后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则告知其应在法院受案之前补办结婚登记，补办后承认其婚姻效力，按离婚程序和条件处理。（3）要求离婚的事实婚姻当事人在起诉时，如仍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则直接判决解除同居关系。
二、对事实婚姻的几种态度
（一）肯定说。一些人本着务实的态度认为，事实婚姻在我国存在并且在短时间内无法予以根除，是一个社会问题。考虑到事实婚姻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应该予以保护。承认事实婚姻的法律仅要求当事人有结婚的行为能力、结婚目的、同居的事实。在满足这些条件的前提下，事实婚姻和法律婚姻有同等的效力。但如果要解除事实婚姻，则须提起离婚诉讼。
（二）否定说。一部分人出于维护法律尊严，认为法律既然规定必须向有关部门登记，那么不登记就是不尊重法律，如果承认事实婚姻，就是对法律的背叛，认为事实婚姻是法律婚姻的悖论，因此事实婚姻无效。
（三）转化说。我国法学界有些学者认为满足一定条件的事实婚姻可以转化成为法律婚姻。法律为事实婚姻设立某些条件，具备这些条件者，与法律婚姻有同等效力，否则，为无效婚姻。其条件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双方当事人同居时间已达法定期限。有的国家规定为同居5年，有的国家规定为3年或2年，达到年限，婚姻为有效。第二种是经法院审查确认为有效。法院审查当事人是否具备结婚的实体要件，对符合条件者，发给有法律效力的文书，认定婚姻和法律婚姻同等有效。第三种是补办法定手续。符合实体要件，仅程序方面有欠缺的人，可以通过重新履行法定程序而使其事实婚姻具有与法律婚姻同等的效力。
三、关于事实婚姻立法的一些思考与建议
（一）维持现行的结婚登记制度
结婚登记制度是中国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成果之一，它在新中国成立后即推行全国，成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婚姻登记制度可以保证婚姻当事人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防止违反婚姻法行为的发生，从而可以保证婚姻的质量，有利于国家对婚姻的管理和监督，有利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
（二）注意事实婚姻与合法婚姻的区别
对合法婚姻关系经调解和好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视具体情况，判决准予离婚或不准离婚，对于事实婚姻关系，经调解和好无效的，只能判决准予离婚。这里讲的只能判决准予离婚的事实婚姻关系，仅指l986年3月l5日以后的事实婚姻关系，此前的事实婚姻关系只能依据“四民”会议的精神处理。这也符合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原则。
（三）刑法上明确重婚罪的构成要件
法无明文不为罪，因此刑法应具体规定重婚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以准确地惩治犯罪，更好地维护一夫一妻制度。
（四）规定和完善婚前检查制度
这是防止和避免出现无效婚姻，保证婚姻法得以实施的具体措施。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这方面的规定。如《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规定：结婚需有本州法律所要求的身体检查结果证明书。《罗马尼亚家庭法典》规定：批准结婚须有医务人员的证明或身体检查结果证明书。我国虽然不再要求当事人办理结婚登记前必须做婚前检查，但这样并不利于当事人的身心健康和国家优生优育政策的贯彻。
（五）注意保护事实婚姻中的弱势群体
处理事实婚姻的纠纷案件，应该偏重于对相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所谓相对弱势群体是指事实婚姻中的夫或妻，在纠纷处理时处于劣势地位的当事人。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国情，经过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男尊女卑等一些封建思想已经根深蒂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文化素质日益提高，但并未根除。在未到结婚年龄而成为事实婚姻的当事人双方的利益纠纷案件中，对女方将来前途的影响要大些，例如再婚。所以在通常情况下，应该对女方多一些赔偿。但是女方为相对弱势群体也不是绝对的，需要具体案件具体考虑。
参考文献
[1]刘红芬.试述我国事实婚姻制度的完善[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9，23（9）.
婚姻新法律法规篇5
关键词：婚姻法：离婚：条件
中图分类号：D9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2）05-0051-02
正确处理离婚问题，及时终结不幸的婚姻，能够使婚姻当事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重找知心人，建立美满家庭，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离婚问题处理的不好，不仅会使婚姻当事人雪上加霜，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发育受到不良影响，还会给社会治安带来不安定因素。因此，确定和完善离婚制度非常重要。
在人类婚姻法律的发展史上，离婚立法经历了一个从禁止离婚主义到许可离婚主义，从有责离婚主义到无责离婚主义，从限制离婚主义到自由离婚主义的发展过程。进入现代后，自由离婚主义成为离婚立法的发展趋势，所谓自由离婚主义，是指根据夫妻双方或一方的离婚意愿，法律不要求具备一定的离婚理由，也可准予离婚。这种自由离婚主义不需要列举出具体的离婚理由。不以过错为离婚的必要条件，在婚姻关系破裂时，可依双方或一方的要求而准予离婚。这种不以有无过错，仅依据婚姻关系破裂而准予离婚的标准，因更能体现婚姻的本质，而成为现代各国婚姻家庭法的立法趋势。所谓限制离婚主义，是指夫妻双方均有离婚的请求权，但法律对离婚条件严格加以限制，即法律明确规定离婚的理由，只有具备了离婚的法定理由始得离婚。而离婚的法定理由，又包括有责离婚主义和无责离婚主义，前者是指法律规定的离婚理由为一方有过错，如通奸、虐待或遗弃等；后者是指虽然婚姻双方当事人均没有过错，但婚姻关系也不能维持的情况，如一方患有精神病、一方失踪或不能等，即使婚姻当事人主观上没有过错，也同样被列为法定的离婚理由。1969年，美国加州率先提出了无过错离婚，继而在美国颁布的《统一结婚离婚法》中，将夫妻双方婚姻关系破裂作为了离婚的唯一标准。从此，破裂主义成为了世界离婚立法的主流趋势。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婚姻关系破裂”或不和谐作为离婚的标准或标准之一。自由离婚主义作为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已成为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绝大多数国家都抛弃了纯粹的有责离婚主义，但过错的理由仍作为婚姻破裂的标志，或多或少地被保留下来。由于离婚标准的确定，受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道德、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多数国家基于兼顾个人和社会利益的原则，实行的都是相对自由离婚主义的原则，即以概括性的规定婚姻无可挽回的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标准，但与此同时，或列举出证明婚姻关系破裂的法定事由、或附加传统的过错理由、或规定必须达到法定的分居期间以证明婚姻无可挽回。即使是在实行完全破裂离婚原则的国家里，法律也对离婚自由与过错责任设定了必要的调控手段和程序，以“有困难”或“不公平”等条款作为离婚限制性的规定，其立法思想是，要为不愿离婚的一方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使其在特定的条件下阻止离婚，或者使被迫离婚的一方得到适当的经济补偿。立法者认为，不应让不希望离婚的一方处于无法律保护的状态，而这种保护主要是体现在对子女抚养、住房、和财产分割上，因此，到目前为止，绝对的自由离婚主义原则是不存在的。
2001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新婚姻法吸纳了多年来司法实践中队离婚理由总结的合理部分，完善了我国离婚的法定条件，是我国婚姻立法史一大进步。
一、新婚姻法离婚的法定条件
新婚姻法对离婚法定条件采用例示主义进行了规定，在对离婚法定条件的内涵进行概括性规定的同时，对离婚法定条件的外延进行例举：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1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3有、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4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
5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的。
《婚姻法》第32条还规定，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下落不明满2年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为失踪人。
二、新婚姻法离婚法定条件的评价及分析
可以看出，新《婚姻法》的立法宗旨是要建立和弘扬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并以此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婚姻观念和婚姻法律意识，是有其民族性、地域性和延续性的，是与其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婚姻习俗和公序良俗密切相关的。因此，婚姻立法必须从实际出发，在更新观念的同时，应当尊重本国国情和社会现实，这是婚姻立法的基础，也是婚姻法社会接受和认可的前提。
新《婚姻法》调整了离婚标准的立法体例，不仅使离婚标准更加明确、更加规范、更便于司法操作，而且极其鲜明地昭示了其尊重婚姻本质、稳定婚姻家庭关系、维护当事人和社会根本利益的立法宗旨。
（一）新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法定条件的优点
1，在离婚法定条件的立法方式上，从修改前的概括主义发展为修改后例示主义。
当今世界离婚法定条件的立法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概括主义，即法律不具体列举离婚条件。而已婚姻（感情）破裂无可挽回，夫妻关系无法继续维持作为概括性离婚条件。如我国1980年《婚姻法》即采用此种立法方式。概括主义由于只做概括性规定，因此能适应各种不同类型的离婚纠纷，具有灵活性、抽象性和外延不确定性的优点。但是，由于概括表达方式对离婚法定条件规定的过于抽象，使法律所应具有的安全确定可操作性等价值难于体现。法律上的弹性给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具体案件的离婚界限只能由法官根据个人对法律和案件事实的理解去界定，这可能导致同一案件可能有不同的判决结果，这必然会损害法律的统一性及应有的尊重和权威，降低法律的运行效果和人们对法律的信赖。二是列举主义，即法律明文规定条件作为准予离婚的依据，凡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离婚诉讼，法院不予离婚。若原告提出的离婚条件一经确认即可获准离婚。例如墨西哥就采取这种方式。列举主义与概括主义的优缺点恰好相反。三是例示主义，即概括与列举相结合，即列举可以提起离婚之诉的条件，又有一个相对抽象的伸缩性规定加以概括，以弥补列举的不足。例如我国新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对离婚的法定条件进行了概括性的规定：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节无效，应准予离婚。第三款对离婚的某些法定条件进行列举。新婚姻法采用了例示主义，吸取了列举主义与概括主义各自的优点，克服了各自的缺点。在离婚法定原则的下面又具体列举了离婚的理由，将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关于人们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酌精炼，归位到统一的权威性立法规范中，是离婚的法定条件规定得周密而不呆板，宽泛而有法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这是我国离婚标准立法的进步和发展。
2立法原则上，继续肯定了破裂原则，消除了修改前的婚姻法与《意见》在离婚法定条件上的不一致。在世界范围内，判决离婚的立法原则可以分为破裂主义、目的主义和过错主义。破裂主义是指夫妻婚姻（感情）关系无可挽回的破裂作为判决离婚的唯一理由；目的主义认为可因发生了妨碍婚姻目的的实行的特定事实而判决离婚：过错主义则主张以被告一方有法定过错为判决离婚的条件。破裂主义与过错主义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只注重婚姻破裂的事实而不注重造成破裂的原因。新婚姻法与修改前的婚姻法所采用的立法原则一致，即破裂主义。新婚姻法进一步坚持和明确了破裂原则，即不仅坚持了破裂主义的规范性内涵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同时强调了这种破裂原则是一种彻底的无因破裂。并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列举了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有、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等作为离婚的法定条件。这样就进一步明确了在离婚诉讼中，无论当事人对造成感情破裂是否应当承当过错责任，双方均依法享有平等的离婚诉讼权，即使一方当事人其离婚理由明显是自己不法或不道德行为所致，对离婚有明显过错责任，只要该当事人要求离婚，法院查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在调节无效的情况下，就应准予离婚，而不以其有过错而限制离婚，也不能过多的对过错责任的道德价值评判。这是一种积极的破裂原则。当然这并非说新婚姻法对不法或不道德行为不予干预，恰恰相反，为了真正实现离婚这一补救功能，新婚姻法配置了相应的责任机制，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例如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试试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从而使离婚与过错责任承担既严格分离，又同时并举。
（二）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法定条件的不足
在立法原则上，采用感情破裂原则不能包括所有的离婚原因。
在婚姻家庭中，夫妻除共同生活、相互扶助、生育并抚养子女外，互享情感也是婚姻存在的重要功能。现代社会，人们更加注重婚姻质量，特别是情感的成分在婚姻中占据的比例已越来越大，感情的结合是婚姻家庭成员间互爱、平等和信任的基础。因此，夫妻感情存在与否，是考察婚姻关系是否破裂的重要依据。然而，“感情确已破裂”能否作为离婚的法定标准，一直是学术界研讨的重点问题，将“感情破裂”修改为“婚姻破裂”的呼声很高。多数人认为，婚姻关系是国家队男女双方所形成的特定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确认，而不是对当事人双方感情的确认，感情作为人内心感受，不应当也不可能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对当事人双方感情存在与否，难以确认和判断，缺乏可操作性和科学性。而夫妻间无法共同生活，才应是婚姻解体的唯一理由，因此，婚姻关系破裂比感情破裂的表述更加准确、合理和科学。
新婚姻法虽然用列举的方式列举了除感情之外离婚的法定理由，但没有采用婚姻关系破裂作为法定离婚的标准，仍有不十分完美的缺憾。
离婚标准的宽与严，直接关系到一个家庭的解体或维系。对离婚率的提高或降低有着相当的影响，但本人认为，靠法律的手段维护婚姻的稳定，并不是婚姻立法的本意，婚姻能否维持，能否形成真正意义上人类所期望的婚姻关系，关键还是取决于婚姻当事人双方的合意。当婚姻关系的维系，对当事人双方或一方已失去了其积极意义时，作为法律不应过于坚持，法律所要坚持的公平正义以及双方利益的平衡，不应以维持婚姻的方式来处理。因一方坚持而导致的婚姻解体，给家庭成员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法律不以离婚来避免这些消极因素，并不是最好或唯一可行的方式，法律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应当是婚姻立法中的公平救济、尽量给离婚当事人、特别是给予子女所带来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点。
三、立法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我国婚姻法应继续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完善：
第一方面是在立法原则上，一破裂主义原则为主，兼采目的主义原则、过错主义原则。裁判离婚的标准应定位于婚姻关系或夫妻关系。
破裂主义又称无责主义或破绽主义，其继续坚持和肯定了破裂原则，即以夫妻一方或双方婚姻关系破裂，夫妻不能共同生活且无须继续维持为由，即可诉请离婚，而不问当事人有无过错。在当前各国的离婚立法中，采用单一无责主义的国家并不普遍，多数是将破裂主义、目的主义、过错主义原则结合在一起。如《法国民法典》离婚情形中包括“双方相互同意的离婚”、“共同生活破裂的离婚”和“因错误而离婚”，德国民法和婚姻法同时实行破裂主义、目的主义和过错主义三种原则。目的主义是指夫妻一方得以婚姻共同生活中发生违背婚姻目的的事实为由而诉请离婚。这种事实不能归则于一方，但却使婚姻关系难以持续。如《瑞士民法典》第141条规定“配偶一方患有精神病，致使他方无法继续维持婚姻共同生活，且该病已持续3年，经专家鉴定为不治之症事，他方可随时诉请离婚”，《墨西哥民法典》第267条列举的原因还包括配偶一方患有“梅毒、结核病、其他传染性或遗传性的慢性疾病或不治之症，或婚后出现无法治愈的性无能。”过错主义又称为有责主义或过错原则，指夫妻一方得以他方有违背婚姻义务或其他足以导致婚姻解体的过错为由而诉请离婚。如德国1981年修订的《婚姻法》弟42条规定：配偶一方有通奸行为，他方可提起离婚之诉。可见，兼采目的主义、过错主义原则，能使我国的离婚立法原则更加完善，有助于同世界各国的离婚立法原则相统一，充分保证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婚姻质量的提高，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和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裁判离婚的标准定位于婚姻关系或夫妻关系，是因为婚姻关系或夫妻关系存在与否是婚姻家庭存在与否的重要标志，感情是婚姻建立的基础，也是婚姻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判断婚姻关系或夫妻关系是否破裂的重要依据，但它却不能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因此，定位于婚姻关系或夫妻关系会更加合理、科学和准确。
婚姻新法律法规篇6
关键词：事实婚姻立法思考
引言
事实婚姻是法律婚姻的对称。在婚姻法中事实婚姻一般泛指当事人未履行法定结婚形式要件但又以夫妻身份公开同居生活的一种“准婚姻”关系。当前，在我国许多地方，把结婚仪式看作结婚的成立条件，而对结婚登记不屑一顾的人仍然大量存在。如果对事实婚姻采取漠视的态度，一旦事实婚姻当事人出现利益纠纷，则处理起来就无法可依。因此，处理好事实婚姻，对于保护相对弱势的群体，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关于事实婚姻立法的历史演变
纵观我国婚姻立法及其司法解释，大致可以说经历了从承认主义到限制承认主义，再到不承认主义，最后到相对承认主义的发展过程。
（一）承认主义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刚刚废除了历史悠久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广大群众对于婚姻登记制度很不习惯，许多人结婚不去登记，举行仪式后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在此情况下，不承认事实婚姻是行不通的，于是当时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承认事实婚姻关系，将事实婚姻纠纷按离婚案件处理。
（二）限制承认主义时期。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了事实婚姻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对事实婚姻的认定标准作了限制性解释。规定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男女在时双方必须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和符合结婚的其他条件的，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否则按非法同居关系对待。
（三）不承认主义。1994年2月1日民政部颁布了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按该规定，自1994年2月1日起，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对于到人民法院的，应按非法同居关系处理。至此，不再承认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
（四）相对承认和相对不承认主义相结合。不承认主义并没有有效的促使事实婚姻的减少，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不承认主义仍然不停地争论，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作了一条较为模糊的规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2001年出台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解释（一）》对事实婚姻又作了新的规定，该司法解释明确地表达出相对承认和相对不承认主义相结合的立法精神：（1）男女双方补办结婚登记后，承认其婚姻关系，其效力追溯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之时。（2）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当事人一方至法院要求离婚的，如双方在1994年2月1日之前就已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则承认其婚姻效力，按离婚程序和条件处理；如双方在1994年2月1日以后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则告知其应在法院受案之前补办结婚登记，补办后承认其婚姻效力，按离婚程序和条件处理。（3）要求离婚的事实婚姻当事人在时，如仍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则直接判决解除同居关系。
二、对事实婚姻的几种态度
（一）肯定说。一些人本着务实的态度认为，事实婚姻在我国存在并且在短时间内无法予以根除，是一个社会问题。考虑到事实婚姻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应该予以保护。承认事实婚姻的法律仅要求当事人有结婚的行为能力、结婚目的、同居的事实。在满足这些条件的前提下，事实婚姻和法律婚姻有同等的效力。但如果要解除事实婚姻，则须提起离婚诉讼。
（二）否定说。一部分人出于维护法律尊严，认为法律既然规定必须向有关部门登记，那么不登记就是不尊重法律，如果承认事实婚姻，就是对法律的背叛，认为事实婚姻是法律婚姻的悖论，因此事实婚姻无效。
（三）转化说。我国法学界有些学者认为满足一定条件的事实婚姻可以转化成为法律婚姻。法律为事实婚姻设立某些条件，具备这些条件者，与法律婚姻有同等效力，否则，为无效婚姻。其条件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双方当事人同居时间已达法定期限。有的国家规定为同居5年，有的国家规定为3年或2年，达到年限，婚姻为有效。第二种是经法院审查确认为有效。法院审查当事人是否具备结婚的实体要件，对符合条件者，发给有法律效力的文书，认定婚姻和法律婚姻同等有效。第三种是补办法定手续。符合实体要件，仅程序方面有欠缺的人，可以通过重新履行法定程序而使其事实婚姻具有与法律婚姻同等的效力。
三、关于事实婚姻立法的一些思考与建议
（一）维持现行的结婚登记制度
结婚登记制度是中国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成果之一，它在新中国成立后即推行全国，成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不可缺少
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婚姻登记制度可以保证婚姻当事人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防止违反婚姻法行为的发生，从而可以保证婚姻的质量，有利于国家对婚姻的管理和监督，有利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
（二）注意事实婚姻与合法婚姻的区别
对合法婚姻关系经调解和好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视具体情况，判决准予离婚或不准离婚，对于事实婚姻关系，经调解和好无效的，只能判决准予离婚。这里讲的只能判决准予离婚的事实婚姻关系，仅指l986年3月l5日以后的事实婚姻关系，此前的事实婚姻关系只能依据“四民”会议的精神处理。这也符合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原则。
（三）刑法上明确重婚罪的构成要件
法无明文不为罪，因此刑法应具体规定重婚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以准确地惩治犯罪，更好地维护一夫一妻制度。
（四）规定和完善婚前检查制度
这是防止和避免出现无效婚姻，保证婚姻法得以实施的具体措施。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这方面的规定。如《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规定：结婚需有本州法律所要求的身体检查结果证明书。《罗马尼亚家庭法典》规定：批准结婚须有医务人员的证明或身体检查结果证明书。我国虽然不再要求当事人办理结婚登记前必须做婚前检查，但这样并不利于当事人的身心健康和国家优生优育政策的贯彻。
（五）注意保护事实婚姻中的弱势群体
处理事实婚姻的纠纷案件，应该偏重于对相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所谓相对弱势群体是指事实婚姻中的夫或妻，在纠纷处理时处于劣势地位的当事人。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国情，经过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男尊女卑等一些封建思想已经根深蒂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文化素质日益提高，但并未根除。在未到结婚年龄而成为事实婚姻的当事人双方的利益纠纷案件中，对女方将来前途的影响要大些，例如再婚。所以在通常情况下，应该对女方多一些赔偿。但是女方为相对弱势群体也不是绝对的，需要具体案件具体考虑。
参考文献：
[1]刘红芬.试述我国事实婚姻制度的完善[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9，23（9）.
[2]王旭霞.事实婚姻法律地位之分析[j].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3，21（1）.
婚姻新法律法规篇7
[关键词]婚姻家庭法基本原则婚姻自由婚姻自主
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婚姻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也是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婚姻法操作、运行的基本原则。它贯穿婚姻家庭法的始终，集中体现了以婚姻家庭为主要内容的婚姻家庭制度的本质和特征。婚姻从表现上看，是男女两性的生理结合；从本质上看，是男女的一种特点的社会结合。①
我国婚姻法规定了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第一，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实行计划生育。
第二，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第三，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婚姻家庭是一种社会历史的现象。它并不是自始存在、永恒不变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体现两性和血缘关系的社会形式。婚姻，是指男女两性的结合，并为社会制度所确认的夫妻关系。家庭，是由一定范围的亲属所构成的生活单位，这种亲属关系是其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及至收养关系而发生的。两者是密切联系的，婚姻是产生家庭之前提，家庭是婚姻缔结之结果。
婚姻家庭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不同，有其本身的自然属性。男女性别的差异和人类所固有的性的本能，是婚姻成立的生理基础。种的繁衍及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家庭成员之间血缘上的联系是家庭的生物学上的功能。所以，婚姻家庭这种社会关系是以两性结合和血缘联系为其自然条件的，如果没有这种自然条件，也就无所谓婚姻和家庭。正因为如此，不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婚姻家庭制度和婚姻家庭立法，都不能无视这种自然属性。
婚姻家庭制度，是基于一定经济结构的上层建筑，是由有关婚姻家庭的各种行为规范构成的制度，它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正体现了一定经济基础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要求。婚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建立什么样的婚姻家庭制度，对于社会性的安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统治秩序的维护及其政权的巩固。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曾出现过的各种婚姻家庭制度，都是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并受它的伦理观念、道德习惯所约束的；而且，统治者也总是运用法律手段来建立和调整有利于其统治秩序的婚姻家庭制度，并运用法律的强制力来保障其实现。那些破坏统治阶级制定的婚姻家庭制度的行为，就会被视为违法，严重的则构成妨害婚姻家庭的犯罪。
婚姻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的结合。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男女两的结合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合法性成为婚姻的本质属性。②婚姻家庭法，又称“婚姻法学”。研究婚姻家庭法和与此相关的法律现象的部门法学。婚姻家庭法是规定婚姻家庭关系的发生和终止，以及基地这些关系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总称。它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在我国习惯上称为“婚姻法”。③
婚姻法（marriagelaw），调整一定社会的婚姻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一定社会的婚姻制度在法律上的集中体现。其内容主要包括关于婚姻的成立和解除，婚姻的效力，特别是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等。从调整对象的性质看，婚姻法既包括因婚姻而引起的人身关系，又包括由此产生的夫妻财产关系。④
我国的《婚姻法》是调整人们婚姻、家庭关系的法规，是人们正确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行动指南。它确定婚姻的原则、结婚的条件、夫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亲属之间的关系，以及离婚及离婚后子女抚养等规则。我国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的社会主义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实行计划生育。这是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婚姻法是适用于一切公民，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男女老少社会家庭生活的重要法律。
迄今为止，婚姻既是人类完成种的繁衍、优化的新陈代谢之物质载体以及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它同时也男女实现爱情，享受及天伦之乐的极佳的精神寄托场境。⑤
婚姻自由原则：
婚姻自由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受，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⑥在统治阶级中，婚姻更是以利害关系为基础的。“对于骑上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中世纪以前各国的立法，通常将子女的婚事置于家长权、家你权的支配之下。
婚姻自由是婚姻法的首要原则，也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它是指婚姻当事人有权按法律的规定，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不受任何人的强迫或干涉。
曾经说过：“婚姻法是有关一切关于利害的、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这句话真是一语中的，道破婚姻法的玄机。
从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演变看，婚姻自由是各国婚姻法律制度的一个核心立足点。此次新婚姻法在对婚姻自由的规定方面，有其新的突破，即在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婚姻自由权利的同时，附设了道义的“羁绊”。这主要表现为对夫妻间的“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等义务的设定，对如婚外同居关系、“包二奶”、“包二爷”、“纳妾”等重婚及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行为”的禁止规定，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对违反婚姻家庭义务的法律制裁规定等等。应该说，在社会主义婚姻家庭道德理念基础上构建新婚姻法的体系，这无疑是我国婚姻法律制度建设的一大现实进步，也是以变应变，用切实可行的法律手段来强化维护有涉社会安定之基石的婚姻家庭关系的良性举措。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法律与伦理道德结合得最紧密、也是冲突最多的婚姻家庭社会领域，如何才能寻找到最合适的定位和标尺，让法律与道德携手合作，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这不仅是一门立法技术，更是一项社会管理的综合艺术。
婚姻自由与道德自律之间的冲突，已然在新婚姻法中凸显无疑。这就是围绕如“配偶权”、对“家庭暴力”制裁、无过错方在离婚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离婚条件的规定等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已经很多，我不想再多说。有一点想提出的是，就像钱钟书先生将婚姻比作是“围城”那样，如果我们的婚姻法想在“围城”之外再砌起一道法律的城墙，把原来属于道德“管辖”的领地收归到法律的界属中来，那么，道德防线的退守与法律管制的扩容，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更多的人宁愿选择在“城外”生活，或者以寻求规避法律的方法来生活，而不愿意守在“围城中央”。这样的结局并不是立法者希望见到的，对社会的整体安定也会有其负面的作用。
俗话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既然法律是一张网，而不是一堵墙，法律有网可以让人来钻，而众人推墙墙必定要倒。这点道理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回过头来，婚姻法这张网的网眼究竟多大才能有其度而立之恒，这真不是惟法是举才能解决的。我个人认为，道德自律的加强与公民整体人文素质的提高，才是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正途所在。婚姻法的立法一定要考虑给道德预设一定的空间度，只有这样，才能“导之以德、齐之以法”，婚姻法的法律制度才会在道德正义的辅佐下，发挥其更大的行为规制功能和作用。
婚姻自由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基石，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婚姻法最基本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9条指出：“禁止破坏婚姻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3条则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婚姻自，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这是民法对婚姻自的规定。婚姻法第2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这是婚姻法对于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或制度的规定，切实保障公民的婚姻自由，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封建婚姻制度残余和资产阶级婚姻观点的影响，以及某些旧的习惯势力的存在，在新中国建立后全国许多地方还不时发生干涉婚姻自由的现象。比如，包办、买卖婚姻，非法阻挠子女的婚事，阻挠并非禁婚姻亲的同姓男女结婚，干涉寡妇再婚，子女干涉父母再婚或复婚，强制或阻挠当事人离婚等等。其中甚至还出现了一些采取禁闭、捆绑、殴打等暴力手段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情况，其危害程度相当严重。
婚姻自由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一、婚姻自由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必须由当事人自己个人决定。婚姻自由是对封建社会包办买卖婚姻斗争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也是宪法规定的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为了保障我国公民的婚姻自由权，刑法第257条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迫害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次有斯徒刑。
二、婚姻自由权利的行使应当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他必然要受到相应的限制。同样对婚姻自由，婚姻法也规定了相应的限制条款，如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人结婚等。
三、婚姻自由是一项人身权利，而非财产权利。这项权利只能由公民本人行使，不得转让、继承，当然也无法转让和继承。公民有权决定自己与他人结婚或不结婚，任何人都不得妨碍公民行使这项权利。当然，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朋好友对当事人予以帮助和指导不能说是干涉了公民的婚姻自由。
四、婚姻自由即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离婚自由与结婚自由密不可分，是婚姻自由的基本组成部分。不过婚姻自由主要方面还是结婚自由，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结婚的问题，都有行使结婚自由权的时候。离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次要方面，但如果没有离婚自由，就不符合婚姻自由的本质。不过法律上对离婚作了较多的限制性规定。这种限制并不是否定离婚自由，而是要当事人慎重处理，同时也是对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保护。
婚姻自主结婚自由，即结婚须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主、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干涉，只要双方当事人建立了感情，自愿组织家庭，符合婚姻法有关规定，就可登记结婚，不受家庭出身、社会地位、个人资历、职业、财产等差别的限制和影响。结婚自由的含义有两个方面。首先，结婚必须是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的，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圆心加以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这是从保障结婚自由不受侵犯出发，对当事人和其他不特定人所作出的规定。其次，结婚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这是从保护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出发，对合法婚姻的成立条件所提出的要求。其结婚自由是公民在婚姻总是上享有的民利，不论是未婚男女结婚，还是离婚后再婚或复婚，都可以依法行使这种权利。
离婚自由，即男女双方结婚（从结婚登记开始）后，由于各种原因，不能继续维持夫妻关系，双方自愿离婚的，谁予离婚。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调解无效，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准予离婚；夫妻感情尚未破裂，有和好可能的，不准离婚。通过调解做好当事人和亲属的工作，促使和好。离婚自由也有两方面。首先，夫妻双方感情确已破裂时，当事人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的权利。其次，离婚必须经过法定程度的批准才能实现。
婚姻自由是建立婚姻关系上的自由，离婚自由是解除婚姻关系的自由，前者是实现婚姻自由的先决条件，后者是婚姻自由的必要补充，没有离婚自由，就根本不会真正的婚姻自由。婚姻自与婚姻自由是否相一致？有了婚姻自是否就意味着有婚姻自由了呢？显然不能。那么，从婚姻自到婚姻自由到底有多大的区别？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婚姻自是事实层面的权利，婚姻自由是价值层面的评价
所谓婚姻自是指公民自主决定自己婚姻状况，不受他人非法干涉的权利，包括结婚自和离婚自，属于事实层面的权利。即男女双方符合法定条件即可具备结婚和离婚的申请权，是人的一种权利。“由爱情而结合的婚姻被宣布为人的权利，并且不仅是droitdephomme,而且在例外的情况下了是droitdelafemme（妇女的权利）。”但这种权利与人的其他一切所谓权利是不同的，即在自由度方面是不同的。“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由于经济基础的影响婚姻自并不必然导致婚姻自由，结婚如此，离婚也是如此。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离婚分为协议离婚和判决离婚，即双方自愿离婚和一方要求离婚。不论是哪一种形式离婚都要牵涉到财产――经济基础方面的分割，由此因素影响使婚姻自之离婚自亦无法自由地落到婚姻自由的实践中。在我国乃至许多国这至今仍沿用过错主义离婚原则，如虐待、通奸、遗弃、重婚、谋害、被处徒刑等一方过错行为作为判定准予离婚的标准之一。这实际上就是婚姻不自由的表现。
婚姻自是一种事实，是法律所赋予公民的一种权利。婚姻自由却是婚姻内在价值的体现，是婚姻的题中之义和价值评判。有了婚姻自并不等于婚姻自由，婚姻自由是对婚姻自的肯定和界定，即就其性质来说，婚姻自由是对婚姻自的肯定，就其范围来说则是对婚姻自的界定。
二．婚姻自更多的是具有法律属性，而婚姻自由更强调伦理色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考察了家庭的起源得出的结论是：依蒙昧时代的群婚制到野蛮时代的对偶婚制，发展到文明时代以通奸和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的顺序，其最明显的特征就在于“妇女愈来愈被剥夺了群婚的性的自由，而男性却没有被剥夺”。由于妇女在婚姻和家庭中所处的经济地位以及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等过当的家庭责任传统观念的影响，即使追求婚姻自由也总是受桎于诸多责任、义务，如哺乳、义务等，使婚姻自常常无法落到实处，故需以法律予以明示。而婚姻自由常常是一种伦理价值选择，在实际的结婚、离婚中往往被观念、传统击得粉碎。如针对第三者插足现象，经常成为舆论谴责的中心，法庭判决的依据，这实际是对婚姻自由伦理价值的一种错误评价。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勃兴的已经得到确认的无过错离婚主义原则则是对一婚姻自由伦理价值的理性评判。
婚姻自不应成为婚姻自由的绊脚石，更不应成为阻止离婚自由的法宝。婚姻自的宽容度的增长必然会有力的或恰当地增加婚姻自由的阈度。
三．婚姻自必须以真实的合意为基础，婚姻自由却不尽然
婚姻是一种契约，也是一种法律行为，而且是一种最重要的法律行为，因为它决定了两个人终身的肉体和精神的命运。婚约是指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对婚姻关系的事先约定，亦称婚姻的预约。婚约的成立称定婚或订婚。婚姻是否为契约，取决于婚姻是否具有契约的本质特点。契约是一种协议或合意，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契约主体必须为二人以上。其次，必须达成意思表示之合意，即未形成合意，也就形不成协议。再次，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最后，主体的意思表示真实自由。⑦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将婚姻视为一种契约性法律行为，这是一种共识。因此不论是结婚还是离婚则必须遵从契约的有关规则，婚姻自必须是在双方真实的合意基础上的婚姻自，否则就不能体现婚姻自由的真正内涵。在现实中，由于诸多原因，结婚自和离婚自的行使并不都是出于真实的合意，如欺诈性协议离婚，回避法律的追诉。所以婚姻自是以民法的规范予以规制并以双方真实合意作保障。婚姻自由却总是以一方的自的行使来体现，不似婚姻自需双方的真实合意。这一点在离婚自由中的无过错主义原则即是无合意的离婚自由的表现。不过，蒙昧时代的群婚制中的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每个男子属于每个女子的婚姻形式当然不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婚姻自由的内涵。
婚姻既是一种契约，当然应该建立在真实合意的基础之上。婚姻作为一种权利，所以应该可以自由地行使或不行使，只要符合法律规范的允许性规定而不违反其禁止性规定。我们说自由是做法律所不禁止的一切事情，婚姻自由也应如此。
总之，婚姻具有契约的本质特点，它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这种协议在双方间产生了婚姻关系，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协议解除婚姻关系，因此婚姻是种契约。婚姻契约不仅有利于维护婚姻关系，而且也有利于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不仅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市民社会的发展与完善。⑧
（约6550字）
注释：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95页。
②于晶：《构造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载《河北法学》2000年第4期。
③张光忠：《社会科学学科辞典》，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360—361页。
④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292页。
⑤谌洪果：《法律能做什么——有关婚姻与性的法理思考》，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4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72页。
婚姻新法律法规篇8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今天下午通过了关于修改婚姻法的决定，这是进一步完善婚姻家庭制度的重大立法措施，是我国人民婚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个决定对婚姻法所作的修改和补充，是保障公民婚姻家庭权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婚姻家庭和全社会安定和文明、进步的需要。
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们的基本生活单位，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涉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家家户户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个决定早在孕育过程中就受到了社会各界、广大群众的深切关注。 婚姻法修正草案曾向社会全文公布，广泛征求意见。修改法律的全过程，是我国立法民主化的又一次重要实践。
婚姻法是民事基本法之一，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我国的婚姻立法具有长期的革命传统、鲜明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强烈的民族特色。它是在废除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5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是新中国成立后率先颁布的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在1980年修订的婚姻法的基础上，根据实践经验和婚姻家庭领域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次又对婚姻法进行了再度修改。修改后的婚姻法以宪法为依据，加强了对 婚姻关系的法律调整，增设了一些涉及婚姻家庭领域中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具体问题的规定，符合我国的国情，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愿望，是我国婚姻家庭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
修改后的婚姻法在总则中重申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实行计划生育等原则；同时还增设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以及应当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等体现立法宗旨的规定。在有关的禁止性条款中，增加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等规定，这就从立法上增强了维护一夫一妻制，保护家庭成员人身权利的力度，同时也为通过其他法律措施遏制此类违法行为提供了基本法上的依据。
婚姻新法律法规篇9
[关键词]无效婚姻制度；现状；问题
一、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现状
（一）确认无效婚姻的事由
我国《婚姻法》2001年修订后增添了无效婚姻制度，根据不同情况将违法婚姻分为无效和可撤销两种。
1、确认婚姻无效的事由
婚姻无效依据现行《婚姻法》有以下四种情形：
重婚的。“重婚是指有配偶者再行结婚的行为。”（1）重婚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法律上的重婚，是指前一个是经过登记的婚姻，后一个婚姻也是登记的婚姻，不管双方是否同居，即法律婚加上法律婚。这种情形的出现一般是基于两种事实，一是婚姻登记机关没有尽到审查义务，二是已经登记结婚的一方更改姓名，使登记机关无法查到，第二种情形在现实社会中占多数。事实上的重婚，我国《民法》已经取消了事实婚姻，这里就不谈事实重婚了。
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姻法》第七条第一项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这个规定主要基于两个考虑：一是优生优育，二是伦理道德。我国古代有表兄妹之间结婚的风俗，认为是亲上加亲。1950年的《婚姻法》曾默认了这种风俗，随后的1980年《婚姻法》就终止了这种风俗。
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婚姻法》第七条第二项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禁止结婚。”这一条改变了1980年《婚姻法》例示性规定加上概括性规定，只采用概括性规定。原因是由于医学技术的发展，以前认为是不治之症，后来有可能治愈。法律禁止有特定疾病的人结婚主要是为了优生优育和维护当事人的利益。由于《婚姻法》没有列举禁止结婚的示例，因此主要是参照《母婴保健法》。其中主要规定了三类：第一类，严重遗传性疾病。“严重遗传性疾病，是指由于遗传因素先天形成，患者全部或者部分丧失自主生活能力，后代再现风险高，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遗传性疾病。”（2）、但是“经男女双方同意，采取长效避孕措施或者施行结扎手术后不生育的，可以结婚。”（3）第二类，指定传染病。“指定传染病，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艾滋病、淋病、梅毒、麻风病以及医学上认为影响结婚和生育的其他传染病。”（4）第三类，有关精神病。“有关精神病，是指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以及其他重型精神病。”（5）
未到法定婚龄的。《婚姻法》第六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从法条来看男女都要达到法定年龄，一方或双方未达到法定年龄，都是无效婚姻，但是结婚时一方或双方未达到婚龄，随着时间的流逝，男女双方都达到法定婚龄时，婚姻自动有效，任何人不得再以婚姻无效主张自己的权利。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根据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作出适当的变更。
2、确认婚姻可撤销的事由
《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我国的可撤销婚姻事由仅有一个就是胁迫，“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从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我们可以看出可撤销婚姻的根本原因是违背了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达，双方并没有达成结婚的合意。
（二）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后果
婚姻关系被宣告无效或撤销以后在我国结果相同，都是婚姻关系自始无效。对当事人产生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人身关系，二是财产关系。婚姻关系自始无效以后，男女双方被认定为同居关系，双方之间没有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同居期间取得的财产首先应当有双方协议处理，如果协议不成，由法院判决，法院要照顾无过错方。如果是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处理财产时不得侵犯合法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我国无效婚姻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无效婚姻制度事由中的问题
我国无效婚姻事由不明确，无法从事由中看出《婚姻法》立法导向。国外有的国家大大减少了婚姻无效的事由，因为婚姻无效是绝对无效，自始无效，具有溯及力，而可撤销婚姻是相对无效，不具有溯及力，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1、婚姻无效事由中的问题
重婚。一夫一妻制是我国《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用法律来确定一夫一妻制。这里的主要问题是事实重婚，如前所诉我国现在《民法》已经不承认事实重婚了，而《刑法》依然在以事实重婚来定重婚罪。虽然有司法解释来协调，但是仍然不能掩盖法律的冲突。也给人们带来认识上的模糊，让人们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就犯罪了。现在大多数的重婚类犯罪案件都是事实重婚。刑法往往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在事实重婚的问题上变成了第一手段了。
早婚。我国为了计划生育的国策，人为的提高结婚年龄，男22岁女20岁，我国就成了世界上结婚年龄最高的国家，这样就会带来大量的问题。在农村风俗习惯是结婚比较早，但是由于法律的限制，男女双方往往是先按照当地风俗举办结婚仪式，然后两人共同生活，有的两人已经有了孩子了，但是还不能办理结婚证，孩子户口问题无法办理。在城市有的男女双方想结婚但是年龄不够，两人就先同居，感情的事情无法保证每时每刻两人都是好的，容易让年轻人对待感情问题不严肃。
近亲婚。这里的主要问题是法律对拟制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能否结婚未作明确规定，另外如果拟制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关系解除能否结婚也未有明确规定。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公公与儿媳、岳母与女婿甚至是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婚姻，引起人民群众的广泛议论，法律这时无能为力，这时往往是家族中比较有名望的人出来处理，这就违背了婚姻的自由精神。法律应当明确规定，要让亲友和群众明白什么情况下可以干预，什么情况下不得干预。
疾病婚。婚姻法对疾病婚采取了概括式立法，这样做的好处是以后可以比较好的添加随着时展可能出现的不可预知的不适于疾病，缺点是立法不明确，老百姓无所适从，很少人能够知道到底什么病不适于结婚，这些不适于结婚的相关规定散见于其他数个法律文件当中，立法太分散。
2、婚姻可撤销事由中的问题
我国《婚姻法》仅仅规定了一种情况为可撤销婚姻，即胁迫婚姻。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非常的多，如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和欺诈婚姻都是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婚姻法》没有给予明确规定，现实生活中处理这样案件时，也是五花八门。然而这种情况在我国，是比较常见的案件，法律应当给予明确规定，给当事人以公正的处理结果，来维护我们这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我国的立法很明显是把可撤销婚姻放在了次要位置，这显然不符合世界立法趋势，也不符合婚姻法的精神，婚姻法是民法的一个分支，民法大家都很清楚是私法，既然是私法老百姓的权利就要多一些，强制性规定就要少一些。
（二）无效婚姻制度法律后果中的问题
1、溯及力
我国《婚姻法》规定了婚姻无效或婚姻被撤销以后具有溯及力，这样的规定虽然符合民事行为理论，但是婚姻不是一般的民事行为它还有符合一般人的伦理道德。尤其是子女，撤销前是婚生子女，撤销以后就成了非婚生子女，在我们这样一个重视传统的国家了，对孩子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同时一般人看来也是难以接受的。
2、对妇女、儿童和善意当事人的保护
我国虽然规定了对无过错方和子女的在财产分割时给予照顾，但是这种照顾是远远不够的，有些国家采用“推定配偶原则”给予善意配偶拥有法定配偶的权利，还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妇女生活困难的可以要求经济补偿。我国的《婚姻法》原则中有规定，就应当在具体的制度中给予明确。
三、结语
婚姻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婚姻的稳定需要有好的婚姻制度来做保障。无效婚姻制度是婚姻制度的一部分，对无效婚姻制度的探讨与研究，能促进婚姻制度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的解决，更好地保障人民的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作为法律工作者我们有义务和责任为国家提出建议，不至于让法律落后于社会现实太远。
参考文献：
[1]夏吟兰、蒋月、薛宁兰《21世纪婚姻家庭关系新规制：新婚姻法解说与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9月。
[2]马忆南《婚姻家庭继承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
[3]陶毅《新编婚姻家庭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
[4]巫昌祯、夏吟兰《婚姻家庭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
注释：
（1）夏吟兰、蒋月、薛宁兰：21世纪婚姻家庭关系新规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第44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38条第2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10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38条第1款。
婚姻新法律法规篇10
此次围绕“草案”争论最大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法律是否应介入道德的领地？赋予法律更宽泛的权力去调整一般婚姻家庭法律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这究竟是对还是不对？
就我个人认为，此次婚姻法“草案”的最大特色在于，将社会责任与道义融入了法条之中，在婚姻自由与道德自律之间更推崇以理入法、以法固理，并由此来推进婚姻法律制度的健全发展。
从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演变看，婚姻自由是各国婚姻法律制度的一个核心立足点。此次草案在对婚姻自由的规定方面，有其新的突破，此即在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婚姻自由权利的同时，附设了道义的“羁绊”。这主要表现为对夫妻间的“相互忠实”义务的设定，对如婚外同居关系、“包二奶”等重婚及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行为”的禁止规定，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对违反婚姻家庭义务的法律制裁规定等等。应该说，在社会主义婚姻家庭道德理念基础上构建新婚姻法的体系，这无疑是我国婚姻法律制度建设的一大现实进步，也是以变应变，用切实可行的法律手段来强化维护有涉社会安定之基石的婚姻家庭关系的良性举措。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法律与伦理道德结合得最紧密、也是冲突最多的婚姻家庭社会领域，如何才能寻找到最合适的定位和标尺，让法律与道德携手合作，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这不仅是一门立法技术，更是一项社会管理的综合艺术。
婚姻自由与道德自律之间的冲突，已然在新婚姻法草案中凸显无疑。这就是围绕如“配偶权”、对“家庭暴力”制裁、无过错方在离婚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离婚条件的规定等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已经很多，我不想再多说。有一点想提出的是，就像钱钟书先生将婚姻比作是“围城”那样，如果我们的婚姻法想在“围城”之外再砌起一道法律的城墙，把原来属于道德“管辖”的领地收归到法律的界属中来，那么，道德防线的退守与法律管制的扩容，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更多的人宁愿选择在“城外”生活，或者以寻求规避法律的方法来生活，而不愿意守在“围城中央”。这样的结局并不是立法者希望见到的，对社会的整体安定也会有其负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