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区别篇1
民族经济优惠政策的制定是优惠政策制定主体在民族理论的指导下，针对现实民族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进行论证，并形成科学决策的过程。经济优惠政策的制定和一般政策的制定既有共同点，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一般包括民族经济政策问题的确立、政策方案设计、政策议程、政策规划与论证和评估、政策决策等相互关联的几个阶段。我国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西部和边疆地区，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地理的等因素，这些民族和地区经济上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民族经济问题始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也决定了民族经济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民族经济优惠政策是用来解决民族经济问题的，最终实现各民族和地区间的全面公平。但并不是所有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有关的经济问题都属于民族经济问题，因此，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首先必须搞清楚哪些问题是属于民族经济问题，需运用民族平等、民族发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等理论来分析中国民族经济的现实，并通过一定的方法对民族经济问题进行归类，如，财政的、税收的、金融的、民族贸易的、对外开放的，产业的等；全局的，局部的；全国的、地区性的；积极的，消极的等等。要成为民族经济优惠政策问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客观性。即出现和形成了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事实，并且这一客观事实是可以直接观察的，是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描述的，是可以通过广泛的符号系统表述的。例如，解决民族经济问题的民族经济优惠政策以经济差距为基础，经济差距可以通过农牧业差距、工业差距、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差距诸方面的差距等统计资料表述。不能明确表述的客观事实很难被确认为民族经济优惠政策问题，制定主体很难对这一客观事实的存在极其严重性达成统一的认识。
2．强烈的公众诉求。当经济差距这种客观事实持续存在甚至出现扩大或日趋严重的趋势时，民族群众的政策诉求也随之持续存在甚至严重，民众就会基于发展的诉求，强烈地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以有效的解决问题。
3．明显性。民族经济优惠政策是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反映，差距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具有了必须解决的价值，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就可以认为已经形成了明显的优惠政策的需要。在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过程中确立民族经济优惠政策目标至关重要，是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所要遵循的方向。对于提出的民族经济优惠政策问题，依据民族经济优惠政策的任务，决策部门可以提出相应的解决目标。起初，解决目标可能不止一种，综合考虑目标的合理性、可行性、准确性等，集思广益，最后从中选择一项。
这就是所谓的目标选定，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1．调研。在选定目标以后，应组织有关部门和力量，就民族经济优惠政策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实际调查和研究。这是进一步审视政策目标，不断完善民族经济优惠的过程，为下一步的决策提供充分的参考。
2．政策决定。民族经济优惠政策的决定是优惠政策制定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优惠政策的决定关于已存经济优惠政策的各方面的规定性，将决定优惠政策执行、反馈、修正的难易程度。对于政府来说，经济优惠政策决定作出之后，紧接着就要面临包括可行性分析和价值分析。可行性分析指经济优惠政策的制定者通过各种方法论证既定经济优惠政策在实践中是否可以执行并且产生预期社会效果的一种行为。可行性是理性经济优惠政策分析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整个经济优惠政策制定过程中一个不可替代、不可缺少的阶段。因此，政策决定时必须考虑到，该项经济优惠政策是否符合国家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否超出了各民族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承受能力。价值分析是指经济优惠政策分析人员用来分析判断价值认同问题所使用的价值标准和分析方法，是多方面、多角度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科学技术、道德伦理的等都有可能涉及。价值分析的目的在于“为了使分析能够深入，我们使用的方法必须使我们能精确地表达和理解系统的价值”。
二、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权的行使主体
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毫无疑问，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权属于人民，只是人民把这种制定权以法律的形式委托给特定的机关行使，使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得到发展。
1．政党。政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通过的政策性文件以及党的主要领导人发表的重要讲话、历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都直接成为民族政策或其指导精神。这似乎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不一致，党的政策主张成为国家民族经济政策应采取间接形式，通过法定程序变成民族经济政策法规才是社会的前进方向，但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这需要一个过程。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要按照法定的程序，提高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正当性，保证其依法得到有效执行。在民族经济优惠政策的形成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呼声，广泛动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各利益群体参与到民族经济优惠政策的决策之中，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制定出实践中具有可行性，能够造福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民族经济优惠政策。
2．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务院领导和管理民族事务，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中央政府领导全国的民族经济工作，制定基本民族经济政策，具体规范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权的行使。规范中央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在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权限上的划分是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权正确行使的关键环节。民族自治地方拥有法律规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自，当然也包括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的行使权。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可以在贯彻执行中央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当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特点制定管理本自治地方经济事务的权利。但由于经济政策决策权过多集中于中央政府，自治法规定的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利难以实现。因此，规范中央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的权限划分，在中央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指导性是十分必要的。
3．民委。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是专门管理民族事务的部委，其他部委有的直接涉及民族事务，多数则是间接涉及民族事务。但在国家民委的具体职能规定中，制定民族经济优惠政策方面的权限并不是很多，多是辅的，如“参与制定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方针、政策和规划”、“参与研究和制定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等事业的方针、政策和规划”、“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民族政策、法律的宣传教育工作，检查民族政策、法律的执行和实施情况”。这些规定限制了民委作为专门管理民族事务的部委行使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的权力，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民委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权的行使力度。
4．地方政府。除了中央层面的经济优惠政策外，各地方尤其是省级政府也经常制定本辖区内民族地方的经济优惠政策。
三、民族优惠待遇与平等原则
我国民族经济优惠政策是在民族平等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原则下，针对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本身无力实现国家法律所赋予的经济权利的现状，在经济发展方面所给予的帮助及其优惠。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民族经济优惠政策集中于解决那些与社会结构有关的复杂社会问题。在政策的选择上，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差别对待的“度”，就会对其他民族和地区构成反向歧视，出现“矫枉过正”，引发民族和地区间的矛盾。
1．差别对待是产生反向歧视的原因。市场经济是通过竞争来实现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一客观的经济过程使具有不同生产要素、不同能力的人得到不同的收入。但往往导致人们收入的悬殊差别。“市场并不必然能够带来公平的收入分配。市场经济可能会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收入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努力程度、教育、继承权、要素价格和运气。因此，差异是绝对的，是普遍存在的，起点的差异性造成结果的不平等。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和政府采取积极的措施来缩小这种不断加大的差距，从而推进社会公平。
例如，对市场机制内在规律所造成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解决，那么就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来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实现真正的平等，实行差别对待，对少数民族实施经济优惠政策就是手段之一。从总体上来说，少数民族经济优惠政策是为人们所认同和拥护的，但同时这种特殊的保护政策在某些地区却存在着许多问题，这是不可否认的。许多一刀切的政策，使许多居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人的利益受到相当大的影响。许多少数民族可以享有的财政、金融、税收、工业等方面的特殊优惠政策，居于该地区的汉族人则事实上很少能够享有，这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造成了对其他地区和民族的不平等对待，构成了反向歧视。所以说，反向歧视是由于差别对待而引起的，差别对待是产生反向歧视的一个原因。
2．合理的差别对待不会产生反向歧视。差别对待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歧视，一种是优惠，歧视显然是一种不平等，然而优惠也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至于构成“反向歧视”。《少数人权利宣言》等许多国际文件中都明确规定，为了确保某些种族或民族群体或个人在实践中享有平等权利，允许各国采取“特殊措施”，只要这些措施不导致不同的种族群体永久性地保留单独的权利，即不对其他种族和群体构成反向歧视。依据是否合理的判断，各国有不同的标准，如美国在传统的宪法判例中确立了“合理性”（reasonableness）以及“合理依据”（rationalbasis）的标准，日本法学家小林直树认为，对于那些处于合理与不合理之界线上的个案是否具有“合理性”，应该按照宪法平等原则的要求具体地加以测验、考量，而究竟是否可纳入合理性的范畴，大致可归纳出一些具体的类型。从各国的实践来看，合理的差别大致有以下几种具体类型：①由于年龄上的差异所采取的责任、权利等方面的合理差别。②依据人的生理差异所采取的合理差别。③依据民族的差异所采取的合理差别。④依据经济上的能力以及所得的差异所采取的纳税负担上的轻重不同的合理差别。⑤对从事特定职业的权利主体的特殊义务的加重和特定权利的限制，其中包括对国家公务人员或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以及名誉权的某种合理程度上的限制。以上只是列举了几种主要类型，并未穷尽所有合理差别的情形，实践中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合理的差别除了需要合理依据以外，还必须限定于合理限度之内。一般来说，没有合理依据的差别就属于不合理的差别，但超过合理限度的差别，就可能构成与平等权原则相悖的“反向歧视”。合理依据和合理程度都涉及到有关“合理性”的判断标准问题，各国学说以及实践中存在诸如“在一般社会观念上是合理的”、“正义之要求”、“非专断性”等认定标准，概括起来有两个具体标准：其一，不违反宪法的基本原则或原理；其二，目的以及手段上的合理性。具体到民族经济优惠政策，首先要考虑该经济优惠政策的制定及实施目的本身是否具有正当性，实行差别的民族经济政策与该正当目的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为达目的的手段是否具有合理性，在社会通常的观念上是否具有适当性。
3．“合理差别”的标准。我国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分配的本质是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平等。由于平等非绝对而是相对的，再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保障人们之间自由竞争的机会平等，过度强调实质平等势必又回到原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局面，经济上的自由也不再存在，所以说我国宪法上平等权的核心仍然是形式上的平等、机会平等，但是实践中也比较注重实质的平等。形式上的平等旨在反对不合理的差别，而实质上的平等则要求必须承认合理的差别，平等原则反对的是不合理的差别，要求合理的差别对待，也就是“相同情况，相同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才是合乎正义的真正平等。要区分什么是不合理的差别，什么是合理的差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根据本身国情特点、认识水平和经济文化状况，形成不同的合理差别待遇的判断标准，具有阶段性。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经验的丰富，合理差别的判断标准将不断增加。在中国，有学者提出了差别对待是否合理的三个标准：（1）区别必须是理性的非任意的，即区别对待应当有充足的理由，为了社会公益，而不是主观的、或为了个人或集团的私利。（2）区别对待的目的是为了降低由于能力等原因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弥补竞争带来的负效应，而不是相反。（3）区别的标准只能是智力、体力等自然因素，不能是种族、肤色、意识、宗教、阶级等因素。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合理差别”的标准可以说是非常全面和具体的，反映了我国的特殊国情，在实践中可行性较强。判断一项差别待遇是否具有合理性，归根到底需要据具体情况，结合社会的共同理念、宪法的价值追求和实质平等的精神来做出具体判断。
四、结语
国民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区别篇2
一、对特色经济内涵的理解
对于特色经济内涵的理解，理论界目前尚未形成定论，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从产业识别与评判标准角度理解
王元京在《西部特色经济的产业识别与评判标准探讨》一文中提出，识别和判断特色经济的价值标准一是产业独有标准，即“你无我有”；二是产业规模标准，即“你小我大”；三是产业专业化标准，即“你泛我专”；四是产业效益标准，即“你弱我强”。“独、大、专、强”是其识别和判断特色经济的基本标准。
（二）从区域比较优势的角度进行理解
李渤认为，要正确认识特色经济的内涵首先就必须把握“特色”的内涵，“特色”内涵重在区别，而无优劣、好坏、高低之分，将“特色”内涵移植到经济上来，便显现了区域特色经济体系内涵的质的规定性。他认为，特色经济的内涵体现在以下几点：（1）特色经济是独有经济；（2）特色经济是优势经济；（3）特色经济是差别经济；（4）特色经济是优质经济；（5）特色经济是多媒体经济；（6）特色经济是效益经济。王芳指出，特色经济仅是比较而言，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特色经济。其将特色经济定义为：在一定的经济区域范围内，以一定的特色产品为前提，以特色产业群的发展为核心，以特有资源转化为基础，以特色技术为支撑，具有市场适应性、效益性、开放性、稀缺性和可持续性的比较优势经济。
（三）从经济效益与可持续发展角度理解
李澜、张君丽理解的特色经济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依据本地区现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资源禀赋和生产力水平，能最大限度的扩张经济总量，结构合理且主导产业优势突出，经济效益显著，能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具有鲜明地区特点的经济发展模式。特色经济是能把自己的优势发挥扩大，形成一定的规模，获取高效益的经济。马晓京、高新才、刘晖等人基于民族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从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开发的角度出发，指出发展特色经济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认为特色经济首先必须具有可持续发展性。
笔者认为特色经济是指一个区域在经济发展中，利用比较优势，通过市场竞争而形成的具有鲜明产业特色及企业、产品（服务）特色的经济。特色经济以特色资源为基础，以特色产品为核心，以特色产业为依托，以特色技术为支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应遵循差异化发展原则、比较优势原则，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通过竞争确立优势，从而造就特色经济。其内涵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发展特色经济必须与当地的实际相结合，充分体现省情、区情，这是特色经济的基础；二是应以当地特色的产业、特色产品或服务为前提；三是“特”必须以“同”为基础，是建立在“同”上面的“特”，这是特色经济的根本；四是应以特色经济区域为载体。
二、中国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研究
（一）研究进程
特色经济在国外研究较早，我国则起步于20世纪末。我国将少数民族特色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中受到重视则是1997年后，特别是1999年西部大开发之后。下面将对我国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研究进程简要梳理。
(1)特定区域的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研究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很多学者对中国特定区域的特色经济发展研究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胡鞍钢、温军等认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要发展特色经济就应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发展模式，制定具有民族特色的产业政策，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雷敏以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这一特定区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西部少数民族发展特色经济的战略选择。沈会盼、陈峰云等从少数民族地区实情出发，就如何发展当地特色经济做了详尽的分析。此外，针对云南、广西、青海、宁夏、贵州、甘肃等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研究也屡见不鲜。
（2）特定产业的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研究
在现有研究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很多从某一特定产业角度出发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其中，有些学者通过分析本地区的旅游资源优势，进而提出了发展特色旅游业的建议。如卢世菊的《中国少数民族竹文化特色旅游发展研究——以云南省为例》、马小丽的《河西走廊特色旅游经济探析》等。
此外，还有学者在充分发挥地区资源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特色农业、林业和种植业。如文艳林的《川西北高原特色农业的发展思路》、贾凤桐的《陇南山区宜着力发展特色经济林产业》等。
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发现对中国少数民族特定产业的特色经济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1)特色种植业；(2)特色畜牧业；(3)矿产采掘和加工业；(4)能源业；(5)特色文化旅游业等方面。
（二）存在的不足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研究虽仅有10余年的历史，但取得了显著成效。如将特色经济的前沿理论与中国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实践前沿问题相结合；将理论、方法与政策的研究相结合；将宏观政策、制度与中观、微观等现实问题相结合。但目前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首先是中国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研究缺乏相应的理论体系。中国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研究大多是围绕实际问题与任务进行对策研究，理论不成体系，理论创新较少。此方面应多借鉴西方特色经济学研究成果。
其次，理论与实践常倒置。我国很多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研究都把重点放在政策研究上。然而，在研究过程中不是先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并把结论分解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基本单元，然后提出政策性建议，而是常常在进行分析之前已经有了政策性建议。因此，这种政策性建议常常是空洞的，缺乏实际操作意义。
国民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区别篇3
关键词：民间金融；二元经济结构；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2．35献标识码：a章编号：1003－9031（2006）09－0050－04
一、问题的提出
民间金融是自发形成的，属于正式金融体制范围之外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企业、企业与企业或其他组织之间的资金筹借活动，基本上没有被纳入国家金融管理机构常规金融监督管理系统的金融活动。按照mckinnon和Shaw的金融发展理论，非正规的传统民间金融是一种落后的效率低下的融资安排，是经济的二元性在金融领域的表现。[1]
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部门间生产函数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或区域间、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原因导致的经济两极分化现象。[2]这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领域的一个典型特征。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先进的现代部门和落后的传统部门并存，城乡差别大，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地区差异显著。金融组织和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不断适应实物经济部门的需要和发展，为实物经济部门提供服务，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要改变现有的二元经济结构现状，金融的作用不容忽视。
我国的民间金融过去一直是政府限制的对象，但多年来始终存在，且近几年趋于活跃，规模不断扩大。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对全国20个省份进行了实地调查，测算出2003年全国民间金融的规模在7400亿元至8300亿元之间。[3]200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了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肯定了民间融资在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紧急支付和民营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资金需求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我国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当地的民间金融发展也很迅速，规模大且发达程度高，通常被看作是民间金融的典型代表地区，温州地区更被称作是“民间金融之乡”。这是否说明民间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存在相关性呢？民间金融的发展是否可以对改变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发挥作用？本文正是基于我国目前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试图从民间金融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联出发，对民间金融发展的作用进行分析，探讨民间金融的定位和今后的发展与规范问题。
二、二元经济结构下民间金融的兴起
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其经济的二元性在金融领域的具体表现在于：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能迅速集中国内储蓄资源支持国家发展规划，利用组建起来的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体系来“泵取”社会资金，流向政府支持的产业部门及企业。
另一方面，分布广泛的广大中小企业和农村地区、个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却得不到国有金融机构很好的满足，他们不得不依靠传统的钱庄、合会、典当行等金融机构来获得零星的金融资源。有组织的现代国有大金融机构与无组织的传统金融形式并存的二元格局构成了发展中国家金融的特色。[4]虽然经济的二元性是受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生产力限制而客观形成的，而金融的二元性除此之外更多地是政府人为干预的结果，但是现阶段民间金融的兴起扩大与我国目前的二元经济结构现状不无关系。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的经济结构表现出产业差异、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和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多重二元结构的特征。而这多重二元结构制约着国家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的选择、实施，同时也为民间金融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国家通过计划体制将稀缺的资金投入工业，造成城市和农村进一步的分离。1978年首先进行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曾使城乡差别一度缩小，但随着改革向城市推进，城乡差别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拉得更大。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农村资金供求一直就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这已经成为一些地区，尤其是某些农业省份严重的经济问题。正是在这种农村金融市场有需求，但大银行几乎不给农民贷款，农村信用社由于经营管理混乱不能完全满足农村贷款需求的情况下，农村民间融资便开始活跃起来。正规金融体制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国有经济垄断了正规金融的金融资源，而非国有经济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民间金融也因此得到生存空间，发展迅速。[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向沿海地区倾斜，实行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战略，使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明显扩大，而民间金融的发展也因地域而不同。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为例，当地非国有经济发达，资金需求较大，正规金融途径无法满足，再加上当地民间信用传统沿袭的影响，使得民间金融相对发达。
金融制度本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与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安排。但我国原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制度节约交易费用与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功能让位于聚集与控制金融资源，金融体系高度垄断。政府对市场准入实行了严格的管制，国家垄断一切金融资源，服务于国有经济。在经济主体逐渐向多元化发展的时候，金融体制却一直围绕着国有经济进行。这样的金融制度下，农村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也必然存在，这就为民间金融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土壤。正是金融制度供给不均衡造成了民间金融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可以说，目前我国的民间金融异常发达，规模异常之大，是政府实行金融控制，金融体系不健全、利率政策管制过严、金融垄断的结果，但从深层次看也受二元经济结构背景的影响。我国民间金融是在二元经济结构格局和政府金融控制的双重特征下日趋活跃起来的，其发展过程是典型的市场主导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
三、民间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多。解决农村劳动生产率低、城乡差别大的问题，其根本在于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大力发挥金融对农村、农业和农户的支持作用，充分考虑并尊重农村经济主体的内生金融需求。
小农经济是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制度特色，以家庭为核心，由小家到宗族、到村邻，由村到镇、到县，再依次到地市、省等，逐渐向外辐射延伸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所特有的“圈层结构”。小农经济还呈现出典型的“拐杖经济”特点，农户以土地作为生活的基本保障，非农收入作为家庭经济的“拐杖”，是农业经营的重要补充。因此，小农借贷的基本逻辑顺序是，在农业收入不足时寻求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家庭内源融资，如果仍有缺口再寻求外源融资。寻求外源融资时，首先在家庭圈层结构内寻求友情借贷，其次则谋求国家信贷支持，最后不得已求助于带有商业特点的民间借贷或高利贷。[6]正是“圈层结构”和“拐杖经济”的农村经济特征奠定了农村民间借贷的基础。我国农村地区经济条件、教育水平和交通状况等基础条件都远远低于城市。农业生产周期长，受限于自然条件，农民收入的总体水平低而且波动性大。商业性的正规金融机构不愿在农村开展业务，农村金融服务严重不足，因而民间金融的替代作用非常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维持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是，民营经济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却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和人员素质的限制，或者基于成本的考虑，往往不能提供全面、准确、及时的财务信息，甚至财务制度都不健全。中小企业贷款期限短、额度小、频率快，而且由于征信体系的不健全，正规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比较突出，加上这类企业大多规模较小，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很难向贷款机构提供足够的抵押和担保。金融机构出于风险的考虑，支持的对象往往是优质客户，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得不到正规金融途径的满足。而民间融资通过民间信用和亲朋好友的纽带与民营企业联系起来，借助亲缘和地缘优势能很好地掌握中小企业的信用状况，特殊的失信惩戒机制也比较有效，再加上其手续简单、便利，为民营和中小企业顺利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民间金融起到了重要作用。实证研究发现，在不同省份甚至是同一省份的不同地区，地方政府对民间金融的容忍程度都是不一样的，金融发展程度存在差异。差异性的地方金融是可能导致区域性的经济绩效差别的，也就是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是可能加剧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别的，而民间金融在这其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实证研究发现了以下规律：民间金融在经济发展初期或者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对区域经济增长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这种增长主要表现为总量扩张。而当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后或者说在经济本身比较发达的地区，民间金融对经济的影响将不再显著，甚至成为正规金融的一种补充，民间金融的占比会相对下降。[7]
中央财经大学的调查显示：全国15省份农户只有不到一半的借贷是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全国17个省份的中小企业有超过3成的融资来自民间金融途径。[8]从东、中、西部三地的情况比较来看（见表1），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的融资占比最高。调查结果也说明了民间金融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相关联的规律。在经济落后地区，民间金融能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比重较大，而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正规金融逐渐完善，民间金融的比重下降，作用相对减弱，但民间金融的绝对规模已发展到一定水平，更发达，组织化程度更高。可以说，越是贫穷落后地区，政府越应该开放民间金融市场，以促进经济的起飞。
四、民间金融的规范和发展
大多数的民间金融组织都受人数和地域的限制，超过一定人数和地域范围后，其贷款成本开始上升，若不引进现代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技术和组织形式以降低成本，就只能走向业务萎缩和倒闭。现代正规金融对民间金融的压力也迫使其逐渐从互助型金融组织走向过渡性金融组织，最后成为营利性金融机构。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发展中国家，民间金融组织多保持其互助合作性，而在市场经济得到相当发展的国家，民间金融均有向正规营利性机构演变的态势。既然民间金融机构有进一步演化的内在逻辑，在保证民间金融产权独立的前提下，只要给予合适的环境，它就能很好地发展起来，如果一味地强调风险，强行管制，实际上割断其自发地向规范化发展的路径。民间金融合法化，在法律和正规金融监管下才能有效避免其经营的不规范和不确定性引起的金融纠纷和金融市场、社会的不稳定。
首先要承认民间借贷和合会等民间金融形式的合法地位；然后形成民间互质的正规民间金融组织，纳入国家金融监管范畴；随着其逐步规范和成熟，通过发展民营中小银行等现代金融机构逐步取代它们，最终转化为高级阶段的有组织的金融机构。传统的互质的民间自由借贷，其组织程度低或无组织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对此类民间金融形式，只要通过政策引导和规范使之成为受法律保护的、政府可监控的对象即可。与黑恶势力相联系的高利贷或非法乱集资、洗钱等黑色民间金融需要通过法制途径来打击遏制，不在正常金融发展的考虑之内。而针对企业或个人生产经营行为的有组织的金融活动规模更大，影响范围更广，运做不规范容易造成的社会危害，这才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研究，将其引导到规范化发展道路的民间金融。比如，日本1915年较早地颁布了《无尽业》法，日本的无尽（合会）于1951年转化为相互银行，进而于1968年升级为普通银行；台湾在1916年引入此法，当地的合会公司最终在1976年转化为中小企业银行。[9]
其次，对于民间金融的发展，还要注意其一个特点――区域性强。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对资金的需求形式不同，民间金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产生了集资、合会、银背、钱庄等多样化的形式，各地民间金融的发展程度也不一致。考虑到我国各地的地区差异，对民间金融进一步的发展应该按照经济欠发达和相对发达地区分别对待，区别发展。
一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民间金融。从金融发展史来看，正规金融也就是从民间金融发展演进而来。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民间金融的交易规模已经较大，参与者的组织化程度也较高，资金的逐利目的明显，交易方式较为规范。这类民间金融已具备了正规金融的主要特征，可以将其逐步规范，转换为正规的赢利性现代金融组织机构。比如可以给予目前以地下形式运作的钱庄等组织化程度高的民间金融机构民间融资形式合法地位,之后通过市场机制鼓励它们收购、兼并,促进民间金融机构之间的优化重组,或者采取措施吸收民间资本进入民营银行，以行政区划或经济区域为单位形成若干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中小型民营金融机构。浙江省的银座信用社、泰隆信用社等城市信用社就是由钱庄发展而来。同时还可以利用民间资本的趋利性，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担保、典当、保险、证券等多种金融机构。随着国家对民间金融的态度改变，政策允许下，民间资本在市场导向下的扩散是不难实现的。
二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民间金融。对于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尤其是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而言，民间金融交易规模较小，参加者相对比较分散，交易方式较为传统。民间金融在这些地区的作用发挥更加重要，其发展方式和路径也更值得研究。基本原则是，民间金融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应该以发展合作金融和小额信贷为主，鼓励民间合作金融机构或组织以及民间小额信贷公司的发展。
合作金融机构是内生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组织，发展中国家民间金融组织多保持其互助合作性。目前我国广泛存在的各种合会、抬会等，都可以通过严格的监督管理，规范运作发挥其互助合作的积极作用，成立民间互助合作金融组织。随着经济的发展，再将互助合作型的民间金融向正规营利性机构转变。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本质也是农民自发组成的合作组织，服务于合作组织内的成员，但我国农村信用社也纳入国家高度集中统一的银行管理体制中。对于我国现有的农村信用社，应该严格按照合作制原则进行改革，限制地方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干预，还其服务三农的合作性质的真正本质。同时，在放开民间金融管制后，可以让农户持有互助合作金融组织的股金，互助合作金融组织持有信用社的股份，建立自下而上、真正贴近农户的金融网络。
国际上与中小企业融资和农村金融相联的小额信贷模式早就十分盛行，在拉丁美洲、亚洲、中东以及西欧，广泛通过这种金融产品来帮助中低收入家庭改善生存状态、满足住宅需求。我国的民间商业性小额信贷组织目前只在山西、贵州等省进行试点。第一批民间小额信贷公司于2005年12月在晋商故里、票号发祥地―山西省平遥县正式揭牌成立。率先组建的日升隆和晋源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纯粹由民间投资，分别出资1700万、1600万，公开招标后正式组建而成。国家对小额信贷公司的政策是：只贷不存；对小额信贷利率实行放开，但不得超过法定利率的四倍；主要服务于“三农”；只能在所在的行政区域经营，原则上不能跨区域；成立方式为工商登记注册。
以山西的“日升隆”和“晋源泰”小额信贷公司为例，“日升隆”是兴起于清代的山西的老字号钱庄，昌盛时曾经遍布全国。从2006年3月份正式营业以来，在3个月的时间里发放贷款已经达到了800多万元，占总资本金将近50％的比例。贷款都投放在农村，额度分布集中在5万元以下，10万元的贷款比例很少，目前只有一例。而位于平遥县城的晋源泰小额信贷公司，贷款以分布在县城附近居多，额度是3000元到10万元，其中5万元到10万元的比例最大，放贷范围集中在农村的流通、运输、旅游、加工和养殖。日升隆和晋源泰这种相互形成补充的战略布局，基本上覆盖了农村小额信贷的全部空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出现为小额信贷市场引入了有效的竞争，为民间金融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10]
只贷不存的规定是出于风险的考虑，但是也会限制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存款能够提供帮有助于客户实力和信用状况的信息，而且存款业务和贷款业务对客户来说同样重要，这些机构不能提供储蓄服务，不能满足客户日益增加的贷款需求，对客户也就缺乏吸引力，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为规避小额信贷运作中的金融风险，可以借鉴印尼的监管政策，允许开展小额信贷业务的机构从公众募集资金、发放信贷。但是不允许接受经常账户、参与贸易交易以及外汇交易。如果存款超过一定规模，就应要求其改为农村银行，归属于银行体系。另外，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将其纳入存款保险制度，通过制定存款保险计划来规避风险。通过规范运作逐步成熟之后，民间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前景可以是社区银行或民营中小银行，而这也正是民间资本进入这个领域所看中的投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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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区别篇4
「关键词“一国四席”，澳门，单独关税区，自由贸易区
中国以“一国四席”的模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给中国，乃至给国际社会都提出了新问题和新挑战。澳门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wto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如何处理和内地的关系是必将面对且开始面对的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本文结合入世前后澳门和内地经贸合作的实践，首先对“一国四席”的提出，对澳门的法律地位进行分析，进而结合今后适用于两地经贸关系的wto基本规则，针对澳门在wto中的地位、权利与义务，以及同中国内地的关系，特别是进行更密切经贸合作关系方面发表管见。
一、中国在wto中的“一国四席”问题
（一）“一国多席”现象及其产生原因
一个国家在一个国际组织中只拥有一个席位，即“一国一席”，是“现代国际组织的一般特征”.而作为例外，在国际实践中不乏一个国家在一个国际组织中拥有多个席位，即“一国多席”的例子，例如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联合国的正式成员，苏联因此在联合国中拥有三个席位，再如英格兰足总、苏格兰足协、威尔士足协和北爱尔兰足协都是国际足联的正式成员，英国因此在国际足联中拥有四个席位。
“一国多席”现象的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国家对于某项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同时又具有强大实力，从而以此作为筹码，谋取在国际组织中比其他成员国更大的权益，而其他成员国为了换取其加入，不得已作出了一定的妥协。如苏联曾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贡献，“为了满足苏联在联合国中拥有更多的投票权的欲望，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苏联之外亦被接纳为联合国的独立成员，尽管联合国（第3条和第4条）仅提及国家为成员。”而英国则是因为其为现代足球的发源地，故在国际足联中拥有了四个席位，同时还拥有其他特权。“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考虑到英国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国际足联特批他们拥有一个副主席的名额，该副主席自然也是24名执委会成员之一。至于谁来担任副主席，则由其内部四家足协协商。”此外，足球裁判界的最高权威机构——国际足球联合理事会（internationalFootballassociationBoard）是由英国的四个足球机构：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与国际足联组成。每个成员单位都可被授权代表其他四个代表，着手编写新的规章或对规则的修改工作。而要接受任何一个对规则的改变，必须要有联合理事会3/4投票权的通过。这其中，英国的4个成员单位各一票，而代表所有其他会员单位的国际足联也只有4票。
“一国多席”局面的形成说明，“国际组织是国际合作的一种法律形式，是特定时期国际关系发展的产物；在‘一国一席’的基本原则下，根据国际社会发展的新产物，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宗旨和发挥其职能允许某些国家拥有数个席位。”？
（二）中国在wto中“一国四席”问题的特殊性及重要性
随着香港、澳门回归和中国、台湾的入世，中国在被誉为“经济联合国”的wto中也拥有了四个席位，出现了“一国四席”的局面。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拥有多个席位的问题，在此之前已经出现，如两岸四地的体育组织同为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等国际体育组织的成员，并在这些组织中具有平等的地位，享有相同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
但是由于国际组织性质的不同，wto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等国际体育组织为民间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不同，wto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经济组织，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影响与国际体育组织不可同日而语；wto同时兼有的“国际组织”、“国际贸易条约群体”和“多边贸易谈判的场所”的功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中国在wto中的“一国四席”问题有别于在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一国四席”问题。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中国在wto中“一国四席”问题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中国加入wto将使其成为一个更有效的国际经济组织，提高经济活力和促进贸易争端的和平解决，使中国和国际大家庭联合更为紧密，这将有助于进一步解决其他世界问题。”明确两岸四地的国际法律地位，在wto中的地位、权利和义务及相互关系，wto协议如何在两岸四地实施，关系到两岸四地如何进行经济合作，以应对入世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二、澳门在Gatt/wto中的特殊法律地位
（一）澳门的法律地位问题
1、澳门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不具有国家的国际法律人格，不是国际法主体
“国际人格者在国际法上具有法律人格，是指它是国际法的主体，从而它本身享有国际法上所确定的权利、义务或权力，而且，一般地说，享有在国际上直接或或通过另外一个国家（如在被保护国的情形）间接行为的能力。……一个国际人格者不必具有各国通常具有的一切国际权利、义务和权力。”国家是主要的国际人格者。有些国家只享有其中某些权利和义务，因此它们只具有有限的国际人格。国际组织也只享有其成员所让渡于它，并规定于其组织章程之中为实现其宗旨和职能所必需的国际权利和义务，从而它们也只在特定范围之内是国际法的主体和国际人格者。而依据民族自决权或民族，代表本民族人民争取独立的政治组织同样具有国际人格，只是由于尚未过渡到国家状态，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具有不完整性。而个人是否具有国际人格，构成国际法主体，目前尚有争议，并无定论。
澳门，包括澳门半岛、凼仔岛和路环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澳门业已回归祖国，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收回澳门的共同愿望已经实现。
对于澳门的国际法律地位，可以澳门回归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来考察：
（1）在澳门回归之前，自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革命之后，葡萄牙和中国达成共识，澳门成为“葡萄牙行政管理之下的中国领土”.1976年，葡萄牙新宪法（theportugueseConstitutionof1976）颁布，该法第5条明确规定澳门是由其暂管的一个中国的地区。依据《澳门组织章程》第二条规定：“澳门地区为一内部公法人，在不抵触共和国宪法与本章程的原则，以及尊重两者所定的权利、自由与保障的情况下，其享有行政、经济、财政及立法自。”第三条规定：“与外国发生关系及缔结国际协定或国际公约时，代表澳门之权限属共和国总统，而涉及专属本地区利益的事宜，共和国总统得将代表澳门之权限授予总督。”
（2）澳门回归之后，成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对于澳门的法律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作出有关规定：“第一条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第十二条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三条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澳门设立机构处理外交事务。中央人民政府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第十四条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防务。”
从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澳门在回归前后，均只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回归前是“由葡国暂管的中国领土，实行一种由葡国宪法和依此宪法制定的《澳门组织章程》所规定的、独特的政治体制，享有有限的自治权，其性质是葡国内部的一个‘公法人’——由葡国公法所组织的内部公法人，而非一个政治实体”；回归后，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回归前后，澳门均没有拥有，而是作为国际人格者的国家所不可缺少的特征之——“国家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是一个由有组织的政治当局所管辖的领土和居民所组成的实体”，“这样的国家以为特征。”因此澳门不具备国际人格，不是国际法主体。
2、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澳门的法律地位——国际经济法的主体，具有一定程度的国际法律人格
“国际经济法主体是指在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能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并具有法律人格者。”所谓国际经济法律关系，即经国际经济法所调整而形成的法律关系。国际经济法调整的对象是国际经济关系，而何谓国际经济关系，学者界说不一，笔者认为，只要某种经济关系的各方当事人分属两个以上不同国家，或其所涉及的问题超越出一国国界的范围，就称之为国际经济关系，相应地，国际经济法的主体就包括了国家、国际组织、自然人和法人。
而法人包括了按照私法如公司法等所形成的“私法人”和按照公法如宪法或机构组织法等所形成的“公法人”。如前所述，澳门在回归之前是一个“公法人”，在回归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其仍然是按照我国宪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形成的“公法人。澳门依法可以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自然也成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
“尽管对国际法主体概念的扩展使自然人和法人能够成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几个国家像在国际法的其他方面一样，在国际经济法中仍然是主要的主体。然而，对于代表国家行事的实体而言，肯定有所区别。”国家可以将处理对外关系的权力，通过国内法规定授权给实体行使，“在国际经济法中，代表国家行事的不限于外交部和财政部，还有其他被授权的实体，例如中央银行或配给机构。”澳门回归之前，按《澳门组织章程》规定，“涉及专属本地区利益的事宜，共和国总统得将代表澳门之权限授予总督。”回归之后，按《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科技、体育等适当领域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从这个角度来看，澳门也是国际经济法的主体。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获得基本法这一国内法的授权和具有国际条约性质的中葡联合声明的所提供的国际法的保障，具有了一定范围之内的对外交往权；而澳门以自己名义缔结和参加国际条约，单独参加或通过葡萄牙参加国际组织的广泛实践也早已表明，澳门作为一个具有对外交往能力的实体已为国际社会所承认，澳门回归之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对外交往权也为国际社会所继续承认。但是应当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地方实体，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国际法律人格，与国家的国际法律人格不可相提并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国际法律人格，不是它本身所固有的，而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通过法律赋予的，这种能力的获得，取决于国家的同意，因而是相对的，也是有限的。”7（第392页）其国际法律人格局限于非政治性的对外交往方面，包括经济交往在内。
（二）澳门在Gatt/wto中的地位
1、澳门是Gatt/wto的单独成员和创始成员方
1962年，葡萄牙加入Gatt，加入议定书规定，葡萄牙代表其所有关税区域适用总协定，但在其加入总协定的关税减让表中并未将澳门作为单独的关税领土予以特别规定。1975年，葡萄牙代表澳门签署了国际纺织品协定，并分别于1978年11月、1982年6月和1987年1月先后代表澳门续签了延长议定书。东京回合中，葡萄牙接受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和民用航空器协议，这些协议同样适用于澳门。在中国澳门的积极努力下，经中葡双方的积极配合，中国澳门与关贸总协定缔约方达成谅解。1987年3月，中葡两国政府就澳门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澳门作为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区，可以同各地区保持和发展经贸关系，可以继续参加Gatt和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和国际贸易协定。1991年1月中，中葡两国政府同时向Gatt秘书处递交声明，葡萄牙的声明指出：澳门自1991年1月11日起，成为Gatt的缔约方。中国的声明则宣布：自1999年12月20日起，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澳门”的名义继续作为Gatt的单独成员。1995年，澳门以“中国澳门”名义成为wto的创始成员方。
2.澳门是Gatt/wto的单独关税区
Gatt的缔约方和wto的成员方均包括国家和单独关税区。根据Gatt1947有关规定（Gatt1947第26条、第31条和第33条），“单独关税区”是指在“处理其对外贸易关系和本协定规定的其他事项方面享有完全自”的某国部分领土，“一方面，‘单独关税区’既是归属于某一国家并受其政治管辖的部分领土，却又在处理本地区的外贸关系等方面享有自；另一方面，该地区虽在处理本地外贸关系等方面享有自，却又在国际法公认的身份和地位上，仍然只是归属于该国家并受其政治管辖的部分领土。”
单独关税区作为缔约方或成员方有其历史原因，主要是为那些尚未获得完全独立的殖民地的政府当局而设置。前殖民地以“单独关税区”方式成为Gatt缔约方者达30多个。随着这些殖民地的逐步取得独立，实际上现在wto中的单独关税区所指的除了欧盟这一实行统一的关税政策的经济政治联盟之外，就是“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北”（“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单独关税区）。
3、澳门在wto中独特地位形成原因
作为wto协议的权利和义务主体的并非国家，而是政府，包括国家的政府和单独关税区的政府。香港和澳门作为英国和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历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回归之后，由于实行“一国两制”，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是根据中英、中葡联合声明，在香港、澳门回归大陆前就以单独关税区成为wto创始成员的，在其回归祖国后仍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以单独关税区的身份作为wto成员。而“一国两制”也是我国解决的基本方针和国策，台湾是在1992年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的名义加入Gatt，后来转为加入wto的，两岸在wto中的关系仍是国家政府与单独关税区政府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在wto中“‘一国四席’局面是‘一国两制’的必然产物。”
三、“一国四席”对澳门的影响
（一）澳门加入Gatt/wto带来的正面影响
澳门是微型海岛经济，经济发展受市场、资源和结构等方面的制约，经济总量不大，但外向度高。澳门是国际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地区，实行低税率和自由贸易政策，不设外汇管制，货币自由流通、兑换，企业盈利及资产均可自由流动，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公平、开放的投资环境。澳门加入Gatt/wto，为其“内部法律秩序输入了某些获国际认同的价值和原则，从而创造法律安定性和确切性的条件，以吸引外来投资和深化与外地的关系。”14（第100页）
特区政府成立后，澳门在贸易上继续奉行自由港政策，货物、资金、外汇、人员进出自由，并参加了50多个国际组织。目前，澳门与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经贸往来，特别是与欧盟及葡语系国家有着传统和特殊的经贸联系。特区政府成立后，致力维护和完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维持澳门一直以来被国际社会认同的自由、开放、公平和法治的市场环境。
2001年3月，wto对澳门进行了贸易政策审议（tradepolicyReview）。审议报告肯定澳门遵守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并指出：澳门特区成立以来经济运作正常，仍然是世界上贸易和投资政策最自由开放的地区之一。wto的审议报告同时指出，澳门回归后，澳门免除中央人民政府所征收的税收，因此并没有从实质上影响到澳门的自由贸易以及和贸易有关的政策。基本法“一国两制”以及保持澳门长期坚持自由贸易传统的规定，为澳门经济政策提供了可预见的未来。
（二）Gatt/wto协议规则在澳门的适用情况
如前所述，Gatt最初是通过葡萄牙的接受，按照葡国接受国际条约为国内法的法定程序，即遵守《澳门组织章程》第72条第一款和《葡萄牙宪法》第8条的规定，间接适用于澳门。接着，澳门直接成为Gatt缔约方，Gatt直接适用于澳门。其后，根据中葡两国政府关于中国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及其附件的有关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将继续作为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地区进行经济活动，自行制定经济贸易政策；澳门可同各国、各地区保持和发展经贸关系，继续参加关贸总协定、国际纺织品贸易协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代表可作为中央政府代表团的成员或以中央人民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允许的身份参加，并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发表意见。中国尚未参加，但已适用于中国澳门的国际协议仍可继续适用。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情况和需要授权或协助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作出适当安排，使其他与其有关的国际协议适用于中国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条和第一百三十八条对此从国内法上加以确认。澳门成为wto创始成员方之后，wto协议直接适用于澳门。由于中国和“中国澳门”同为wto成员方，中国入世并不影响wto协议在澳门的继续适用。
（三）澳门与中国、香港、和台湾在wto内的相互关系
由于澳门以自由港和旅游业和制衣、纺织、玩具为主的出口加工业为主要经济支柱，服务业开放早，但是加工业行业单一、规模小，而且，在直接投资方面依赖祖国大陆投资和香港投资，加上澳门独特的地理和历史因素，因此加强对外经济合作，包括发展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以及强化区域经济合作，尤其是同内地、香港和台湾的经济合作，是澳门特区政府既定的发展策略。
wto中“一国四席”的局面，为澳门发展经济合作提供了国际法上的法律框架，而“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则为澳门经济合作提供了国内法上的法律依据，澳门发展同内地、香港和台湾的经济关系必须在此基础上进行。
目前最为学者所津津乐道的是，以建立“中国自由贸易区”的途径在wto框架下解决两岸四地经贸关系。所谓“中国自由贸易区”指的是祖国大陆与三个单独关税区台湾、香港、澳门之间组成的一个对内相互取消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对外仍保留各自独立贸易政策的经贸机制。
Gatt1947第24条8款对自由贸易区下了定义：“自由贸易区应理解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关税领土所组成一个对这些组成领土的产品的贸易，已实质取消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的集团。”根据Gatt1947第24条的规定和Gatt1994对第24条的解释。自由贸易区可以在下列条件下存在：（1）贸易壁垒在一体化之后大体上不增加（“在建立自由贸易区和采用临时协定以后，每个组成领土维持的对未参加贸易区或临时协定的缔约各国贸易所适用的关税和其他贸易规章，不得高于或严于同一组成领土在未成立自由贸易区或临时协定时所实施的相当关税和其他贸易规章”）；（2）同意在一段“合理”时期内消除“实质上全部的”区内货物交换的所有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3）以上措施将向Gatt通报，Gatt会决定设立一个工作组来确定以上条件是否得到满足。此外，作为发展中国家，还可以援引Gatt有关条款，建立不符合第24条的自由贸易区。1979年“关于给予发展中国家差别和更优惠待遇的决定”即所谓的授权条款，允许发展中国家所达成的区域协议中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可以低于对非成员国进口所征收的关税。
继中国内地与香港签订更紧密经贸合作安排（Cepa）之后，内地与澳门也签订了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协议，台湾民间和政界也出现了要求台湾当局尽快与内地达成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以免台湾经济“绝缘于‘大中华经济圈’”的呼声。从性质上来看，Cepa是地区自由贸易安排（Rta）（或称区域经济安排）的主要形式之一，属于Gatt1947第24条所指的“过渡到自由贸易区的临时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签订Cepa作为先期步骤，给台湾施加经济上的压力，促使其与内地签订Cepa，“中国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在未来有望成为现实。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获得基本法这一国内法的授权和具有国际条约性质的中葡联合声明的所提供的国际法的保障，具有了一定范围之内的对外交往权；而澳门以自己名义缔结和参加国际条约，单独参加或通过葡萄牙参加国际组织的广泛实践也早已表明，澳门作为一个具有对外交往能力的实体已为国际社会所承认，澳门回归之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对外交往权也为国际社会所继续承认。但是应当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地方实体，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国际法律人格，与国家的国际法律人格不可相提并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国际法律人格，不是它本身所固有的，而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通过法律赋予的，这种能力的获得，取决于国家的同意，因而是相对的，也是有限的。”7（第392页）其国际法律人格局限于非政治性的对外交往方面，包括经济交往在内。
（二）澳门在Gatt/wto中的地位
1、澳门是Gatt/wto的单独成员和创始成员方
1962年，葡萄牙加入Gatt，加入议定书规定，葡萄牙代表其所有关税区域适用总协定，但在其加入总协定的关税减让表中并未将澳门作为单独的关税领土予以特别规定。1975年，葡萄牙代表澳门签署了国际纺织品协定，并分别于1978年11月、1982年6月和1987年1月先后代表澳门续签了延长议定书。东京回合中，葡萄牙接受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和民用航空器协议，这些协议同样适用于澳门。在中国澳门的积极努力下，经中葡双方的积极配合，中国澳门与关贸总协定缔约方达成谅解。1987年3月，中葡两国政府就澳门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澳门作为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区，可以同各地区保持和发展经贸关系，可以继续参加Gatt和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和国际贸易协定。1991年1月中，中葡两国政府同时向Gatt秘书处递交声明，葡萄牙的声明指出：澳门自1991年1月11日起，成为Gatt的缔约方。中国的声明则宣布：自1999年12月20日起，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澳门”的名义继续作为Gatt的单独成员。1995年，澳门以“中国澳门”名义成为wto的创始成员方。
2.澳门是Gatt/wto的单独关税区
Gatt的缔约方和wto的成员方均包括国家和单独关税区。根据Gatt1947有关规定（Gatt1947第26条、第31条和第33条），“单独关税区”是指在“处理其对外贸易关系和本协定规定的其他事项方面享有完全自”的某国部分领土，“一方面，‘单独关税区’既是归属于某一国家并受其政治管辖的部分领土，却又在处理本地区的外贸关系等方面享有自；另一方面，该地区虽在处理本地外贸关系等方面享有自，却又在国际法公认的身份和地位上，仍然只是归属于该国家并受其政治管辖的部分领土。”
单独关税区作为缔约方或成员方有其历史原因，主要是为那些尚未获得完全独立的殖民地的政府当局而设置。前殖民地以“单独关税区”方式成为Gatt缔约方者达30多个。随着这些殖民地的逐步取得独立，实际上现在wto中的单独关税区所指的除了欧盟这一实行统一的关税政策的经济政治联盟之外，就是“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北”（“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单独关税区）。
3、澳门在wto中独特地位形成原因
作为wto协议的权利和义务主体的并非国家，而是政府，包括国家的政府和单独关税区的政府。香港和澳门作为英国和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历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回归之后，由于实行“一国两制”，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是根据中英、中葡联合声明，在香港、澳门回归大陆前就以单独关税区成为wto创始成员的，在其回归祖国后仍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以单独关税区的身份作为wto成员。而“一国两制”也是我国解决的基本方针和国策，台湾是在1992年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的名义加入Gatt，后来转为加入wto的，两岸在wto中的关系仍是国家政府与单独关税区政府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在wto中“‘一国四席’局面是‘一国两制’的必然产物。”
三、“一国四席”对澳门的影响
（一）澳门加入Gatt/wto带来的正面影响
澳门是微型海岛经济，经济发展受市场、资源和结构等方面的制约，经济总量不大，但外向度高。澳门是国际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地区，实行低税率和自由贸易政策，不设外汇管制，货币自由流通、兑换，企业盈利及资产均可自由流动，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公平、开放的投资环境。澳门加入Gatt/wto，为其“内部法律秩序输入了某些获国际认同的价值和原则，从而创造法律安定性和确切性的条件，以吸引外来投资和深化与外地的关系。”14（第100页）
特区政府成立后，澳门在贸易上继续奉行自由港政策，货物、资金、外汇、人员进出自由，并参加了50多个国际组织。目前，澳门与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经贸往来，特别是与欧盟及葡语系国家有着传统和特殊的经贸联系。特区政府成立后，致力维护和完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维持澳门一直以来被国际社会认同的自由、开放、公平和法治的市场环境。
2001年3月，wto对澳门进行了贸易政策审议（tradepolicyReview）。审议报告肯定澳门遵守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并指出：澳门特区成立以来经济运作正常，仍然是世界上贸易和投资政策最自由开放的地区之一。wto的审议报告同时指出，澳门回归后，澳门免除中央人民政府所征收的税收，因此并没有从实质上影响到澳门的自由贸易以及和贸易有关的政策。基本法“一国两制”以及保持澳门长期坚持自由贸易传统的规定，为澳门经济政策提供了可预见的未来。
（二）Gatt/wto协议规则在澳门的适用情况
如前所述，Gatt最初是通过葡萄牙的接受，按照葡国接受国际条约为国内法的法定程序，即遵守《澳门组织章程》第72条第一款和《葡萄牙宪法》第8条的规定，间接适用于澳门。接着，澳门直接成为Gatt缔约方，Gatt直接适用于澳门。其后，根据中葡两国政府关于中国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及其附件的有关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将继续作为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地区进行经济活动，自行制定经济贸易政策；澳门可同各国、各地区保持和发展经贸关系，继续参加关贸总协定、国际纺织品贸易协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代表可作为中央政府代表团的成员或以中央人民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允许的身份参加，并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发表意见。中国尚未参加，但已适用于中国澳门的国际协议仍可继续适用。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情况和需要授权或协助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作出适当安排，使其他与其有关的国际协议适用于中国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条和第一百三十八条对此从国内法上加以确认。澳门成为wto创始成员方之后，wto协议直接适用于澳门。由于中国和“中国澳门”同为wto成员方，中国入世并不影响wto协议在澳门的继续适用。
（三）澳门与中国、香港、和台湾在wto内的相互关系
由于澳门以自由港和旅游业和制衣、纺织、玩具为主的出口加工业为主要经济支柱，服务业开放早，但是加工业行业单一、规模小，而且，在直接投资方面依赖祖国大陆投资和香港投资，加上澳门独特的地理和历史因素，因此加强对外经济合作，包括发展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以及强化区域经济合作，尤其是同内地、香港和台湾的经济合作，是澳门特区政府既定的发展策略。
wto中“一国四席”的局面，为澳门发展经济合作提供了国际法上的法律框架，而“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则为澳门经济合作提供了国内法上的法律依据，澳门发展同内地、香港和台湾的经济关系必须在此基础上进行。
目前最为学者所津津乐道的是，以建立“中国自由贸易区”的途径在wto框架下解决两岸四地经贸关系。所谓“中国自由贸易区”指的是祖国大陆与三个单独关税区台湾、香港、澳门之间组成的一个对内相互取消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对外仍保留各自独立贸易政策的经贸机制。
国民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区别篇5
论文摘要：金融发展差异、金融供给不足是形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因素,但迄止目前,中央政府对实施差别化区域金融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还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一揽子方案,学术界和决策层甚至对差别化区域金融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所持观点各异。所以,研究实行差异化金融政策，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实践意义。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异，经济发达国家也大都经历过地区经济由不平衡到相对平衡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实施的区域金融政策发挥了很大作用。
一、经济发达国家实行金融政策区域化的情况
（一）建立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金融组织体系
发达国家在建立金融组织体系时，都充分考虑区域经济的特点，适时地构建和调整金融体系结构，以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和发展。
首先,建立分散与集中相统一的中央银行制度。美国建立了具有本国特色的联邦储备制度，对全国金融业实施了分层次的管理。[1]在国家一级设有联邦储备委员会，相当于中央银行总行;而在地方则设有联邦储备银行，执行中央银行分行的职能。这种分权性中央银行制度决定了区域中央银行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金融发展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以利于本地区金融和经济的发展。
其次,设置专门的区域性政策金融机构。区域性政策金融机构的设置一般都是适应特定区域开发而建立，目的是为欠发达地区开发提供专项服务。日本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是为开发边远地区——冲绳地区提供长期资金的金融机构，同时也兼办其它政策金融机构在冲绳的业务。这样的金融机构，经营中政策色彩重，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乃至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最后,区域金融组织的优化。美国的银行注册双轨制度创造了数目庞大的地方性银行。美国的商业银行可以向联邦政府注册，成为国民银行。也可以向州政府注册，成为州立银行。不仅商业银行如此，其储蓄机构、信用社等也具有双轨的特征。
（二）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政策
首先,制定有差别的金融管理政策。由于发达国家的金融调控是以各种间接控制为主，因此，这种差别性主要表现在各种间接金融控制手段的运用上。美国的贴现率由各区域联邦储备银行根据本区域经济和金融状况制定，有利于欠发达地区根据本地实际通过贴现率和贴现政策调整投资结构和投资方向，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这种有所区别的金融政策，对缩小地区差异、缓解民族矛盾、促进落后地区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促进经济落后地区的金融发展十分有利。
其次，制定倾斜性信贷政策鼓励资本流向欠发达地区。西欧、美国、日本等国都实行向欠发达地区投资的企业提供优惠低息贷款政策，如西欧的“公司软贷款”，不仅利率低、期限长，而且可以享受规定期限的归还宽限期。美国联邦政府规定，对在经济落后和萧条地区兴办企业的私营企业，通过经济开发署等机构为其提供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对固定资本提供的直接贷款可达该项资本总额的65%，流动资本可提供100%直接贷款。
（三）建立区域证券市场促进区域经济相对协调发展
美国自1792年5月17日建立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共有8家主要证券交易所，这些交易所分布在美国的主要经济区域，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对美国经济相对平衡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随着通讯设备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股票交易所的集中化发展创造了条件。我们今天看到美国创业板市场对新经济和风险投资的快速发展发挥着强心剂作用，并且创业板市场在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广为传播，但更应该透视到创业板市场是建立在美国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协调基础上的产物，具体讲是经历了“区域易所——集中易所——创业板交易与主板交易所并存”的发展阶段。
二、对中国差别化区域金融政策效果的回顾
本文以深圳特区为例，来回顾差别化区域金融政策的实施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效果。
我国在某些地区也实施了区域化金融货币政策，但较为成熟的做法和经验主要体现在深圳特区。1980年5月国务院批准深圳经济特区创立。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决定在深圳特区实施特区金融政策，赋予特区金融4个特权:一是信贷资金“切块”管理权。即资金方面，各专业银行深圳分行现有信贷资金和以后吸收的存款除中央国库款和向人民银行总行缴纳的存款准备金外，全部留给深圳特区，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接给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下达信贷规模，并由它统一调配使用，同时允许深圳市各银行向国内外拆借资金。二是利率调控权。在利率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可以参照全国的利率水平，结合深圳经济发展、资金供求与汇率变化等方面的情况，自行设立利率档次与利率水平。三是存款准备金率调节权。即在存款准备金率方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制定特区内各专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的自，并允许在5％-10%的幅度内自定外资银行各项外币存款准备金率。四是机构准入审批权。在机构设置方面，下放部分金融机构审批权，并赋予了一系列机构监管的灵活政策。
特区金融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特区金融的全面发展。到1996年，特区就已构建了门类最齐全、服务网点最密集、从业人员比例最高的多种类、多功能、市场化与国际化的新型社会主义市场金融机构体系，办理种类齐全的金融业务，提供最新的金融工具，特区金融业成为深圳经济的支柱和第三产业的“龙头”。到1996年止，为深圳提供了占整个基建投资1/3以上的流动资金，累计发行股票筹资300多亿元，金融创造的增加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1%，自身也形成了3500亿元的金融资产总规模。超常规的金融政策带来超常规的经济发展，金融对经济第一推动力得到了充分体现。[3]
政府在深圳特区采取的强有力的特殊金融政策，在深圳现代都市的建设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对建立区域化金融政策的基本构想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要很好地发挥差异化金融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应从金融发展的制度层面和货币政策角度来构想区域化金融政策。
（一）培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融合的区域金融组织体系
首先,确立统一金融法规下具有优先决策权的区域中央银行制度。中国人民银行九大区支行的组建，为实行区域金融政策提供了组织体系保证。在人民银行总行统一政策之下适当下放区域金融决策权，使九大支行能够根据本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制定相应的金融政策。总行只规定利率、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的一般水平及浮动幅度，各区域内的具体水平确定浮动区间后下放给主要大区分行，使国家金融宏观政策具有宏观的严肃性，同时，各区分行在区域金融决策上具有一定伸缩性。
其次,成立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性融资的主要作用领域是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产业，其布局原则应该追求某种程度上的均衡布局，以保证每个地区的居民都有权利大体享受均质和等量的基础设施服务，而不论该地区的地理位置是怎样的。从我国实际情况看，东部地区财力雄厚，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初具规模，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则要落后许多。但我国还没有一家专门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政策性融资的金融机构。为适应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我国应建立专营政策性开发业务的金融机构。
最后,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引导股份制、外资银行在中西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大型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不对称，缺乏向中小企业发放信贷的动力。解决这一问题的长期对策之一是促进非国有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鼓励股份制、外资银行等入住急需资金的地区，形成以国有金融机构为基础，政策性金融机构、股份制银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外资银行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多层次、多元化的竞争有序的金融组织体系。具体实施上，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实行有差别的区域金融管理政策。
（二）实行差异性的金融货币政策
首先,实施差异化货币政策。金融发展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为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须从货币政策层面解决各地区短期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已实现了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因此，我国差异化货币政策也必须表现在各种间接金融控制手段的运用上。实行差别的再贷款政策，在再贷款的规模、期限和再贷款的利率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其次,制定倾斜性信贷政策，鼓励资本流入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是资金短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实施和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加剧了中西部地区的“资金瓶颈”，因此，引导信贷资金向中西部地区回流成为必要，坚持吸引多元投资主体参与西部大开发建设。
（三）积极发展中西部地区资本市场
目前中国证券交易市场在深沪两地，上市公司审批权在中国证监会，正如前述分析，中西部与东南部地区上市申请统一审核标准在管理制度上具有“公平性”，但在现实中不利于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应考虑在中西部地区建立一家证券交易市场，在上市公司范围、上市审核标准和交易活动监管等方面有别于目前的证券监管规则。在中西部设立一家证券交易所不仅有利于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差距，而且有利于为中西部重大工程建设和各项配套工程筹集资金，也有利于国有企业实现股份制改造和发展新的股份制企业。
（四）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同步推进
中西部地区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离不开金融系统的综合功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改革需要经济所有制的调整，不发展非国有经济，仅依靠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推动企图完成中西部市场化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情。西部地区所有制的调整，需要非国有经济和外资企业的大力发展和引进，给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注入竞争因子，而这两类企业的资金匾乏的现状需要金融改革的支持。
基于上述分析，借鉴经济发达国家金融区域化政策，在统一的市场趋向和基本的政策框架下构建统筹、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化金融货币政策成为必然的路径选择。其具体构建需要从培育区域金融组织体系、实施差别化金融管理政策、构建区域金融市场和制定区域金融立法等方面入手。
注释：
①李正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金融政策［J］，金融研究，1998,（09）：26-33.
②李成、李国平.区域金融:现实检讨与政策处方［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3）:6.
③殷孟波、王建.从区域经济发展看区域金融的政策选择［J］.西南金融,2001,（05）:46-48.
参考文献：
［1］谈儒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及对中国的启示[J].当代财经,2004,（12）.
［2］施雪清.经济增长中的金融因素研究[D].东南大学,2006,（07）.
国民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区别篇6
关键词：发展；少数民族；经济；重要性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事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事业，是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与重视的民族理论政策原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是中国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根本途径。
一、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原因
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坚持加快发展（包含帮助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政策。这是依据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的状况和整个国家的状况采取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具有重要的原因。
1.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来看其相对落后
中国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前因为受到国内发动统治阶级与本民族剥削阶级的严重剥削，社会生产力遭到很大的摧残与束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充分、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因为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中国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处在极度贫困与愚昧落后的状态。大部分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停滞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没有现代工业，农业生产也非常落后，全部靠天吃饭。交通运输特别落后，就连公路也很少，全部依赖肩挑背扛，牛拉马驮，文化教育在很多地方还是空白状态，文盲比重占到总人口的绝大部分，科学技术，医疗卫生事业十分落后，医药稀缺，经常发生流行疾病，人口发展迟缓。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和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地开展了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然而，因为自身发展基础差、底子薄，和汉族地区发展相比较，差距依旧较大。在这种差距较大的情况下要想赶上先进民族，那就得要加快自身的发展速度。在自身发展基础差的状况下要想调动自身发展的活力和加速自我发展的能力，那就得在自身奋发努力的基础上，需要国家与先进民族给予相应的帮助。半个多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与技术力量等诸多方面全面地支援与帮助了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与国家的帮助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加快”分不开的。
2.从少数民族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所占的比重来看其占有重要的地位
少数民族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要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发挥少数民族经济中的优势、发挥它的重要作用，才可能有高速度的发展。例如，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草原、森林、水利资源等方面少数民族地区占绝对的优势，煤、石油、天然气等储量也很丰富。这不但是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优越条件，而且也是加快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再如，畜牧业、林业等是某些少数民族的重要经济部门，同时也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同志所讲的，“没有畜牧业的经济是不完全的经济”。
3.从少数民族地区在国防建设中的地位来看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中国21000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大多都居住有少数民族。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就约有30多个居住在边境线上，从东北的黑龙江，到北部的内蒙古，西北的新疆，西南的、云南，南部的广西，都是祖国边防第一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周边15个国家接壤，有很多少数民族是跨国界居住的，像苗族、傣族、俄罗斯族、蒙古族、朝鲜族等。要巩固国防，把边防建设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就得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与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首要的是要把边境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发展起来。这是改善边境地区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激起少数民族群众的爱国热情，夺得反对境外敌对势力颠覆阴谋斗争胜利的物质基础因素，也是保卫边防，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的物质条件。为此，为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与安定的国内社会局面，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把经济文化建设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当前，民族问题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要求加快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因而，解决好经济发展方面呈现出来的民族问题，实际关系到当前社会安定团结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
总而言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情况、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地位、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民族问题的重要性等原因，体现了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性。
二、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意义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建设事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既是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又是中国的根本利益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特别需要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特别需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志曾讲过：“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中国有几十种民族，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汉族居住的地方面积要宽，那里蕴藏的各种物质财富多得很。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少数民族地区的丰富资源，需要少数民族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参与，假设没有少数民族的热情支持和参与，假设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是毫无可能的。就像同志讲的：“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族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方，区域自治地方，都现代化。”另外，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跟汉族地区比较还有较大的差距。为此，国家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大力扶持与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这不仅有利于改变民族地区贫困落后的状况，而且还有利于完善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缩小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改变内地和边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走科学发展之路。加快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是消除各民族间发展上的差距，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根本途径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废除了民族压迫剥削制度，各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实现了平等。然而，因为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进行压迫、少数民族内部存在阶级压迫和剥削，还有少数民族落后的社会制度等因素，导致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上的发展还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各民族在行使各种平等权利时，受到各种约束。从经济角度来讲，国家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并未约束少数民族使用先进科学技术和装备。然而。因为，文化教育的迟缓和专业技术人才的稀缺，客观上约束了对科学技术和先进装备的使用，导致经济发展速度的迟缓并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造成影响。
国民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区别篇7
关键词：东北地区；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原因分析
我国东北地区的城乡差距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不仅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表现，由于历史上我国长期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偏重于城市及重工业的经济政策，再加上改革开放后转轨经济的一些重要制度特征，造成了我国当前有别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错综复杂的城乡关系。也可以说，我国东北地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问题是由我国特殊的经济制度和政策造成的，而实施东北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也应当从现行经济制度和政策的改进着手。因此，我们对于东北地区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原因分析主要着眼于对改革开放前后实施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及其后果的考察，而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的制度和政策分析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差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逐步建立起了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当时落后的经济基础和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工业城市的战略。相对于轻工业和服务业而言，重工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十分有限。为了稳定城市社会和经济，我国相应地在农村建立起了制度和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尤其是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这样的制度安排使我国出现了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特殊现象。在工业发展的同时，城镇化进程不仅发展缓慢，而且在“三线”建设以及“上山下乡”运动时期还出现了倒退。可以说，偏向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和严格的户籍制度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过程中有别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最大特点。
在东北地区，与工业化迅速发展形成对照的是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这主要是因为偏向于重工业的工业结构无法为服务业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需求市场。2005年，我国东北地区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仅占总就业人员的31.4%，与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有很大差距。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主要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为：美国75.9%，英国75.0%，日本65.6%，德国65.5%，韩国63.5%。相对于工业而言，第三产业在吸纳就业方面具有明显的趋势，而我国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的落后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有很大关系。
城市化是缓解和消除东北地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途径，而我国历史上特殊的工业化政策对城市化进程形成了很大的阻碍，这种阻碍作用到今天仍然在东北地区城乡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着影响，这些影响是造成我国东北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重要原因，而克服这些影响也成为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最为棘手和紧迫的任务。
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计划经济时代优先发展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都属于资本密集型工业，而在当时国内积累不足，又无从获得国际援助和外国投资的情况下，我国只好从农业中获取资本积累，以换取重工业的迅速发展。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一个是农业税收，一个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实际上，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本质也是一种农业税收，这种税收是通过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来实现的。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仅直接减少了农村的资本积累，而且也沉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乡村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都是一种损害，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促成我国东北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殊原因。在现实中，最为明显的问题就是农业增产但不增收。因此，我国东北地区目前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仅存在，而且呈扩大态势。这对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及东北城乡经济的协调是极为不利的。作为关乎国家经济安全而又弱质的产业，农业在绝大多数国家中都得到了各种措施的保护，而我国由于长期以来依靠工农业剪刀差来发展工业和城市，特别是东北地区，对于农业和农民的保护措施在很长时期内都是空白，真正有效的保护措施是在近几年才实施的，而这些措施还很不完善，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以及东北城乡协调的预期目标还远未达到。
三、财政税收对农业的收支差
除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这个隐藏的税收以外，我国也通过正式的税收从农业中转移了大量剩余。改革开放后这种形式虽然有所好转，但农民的税务负担仍然沉重。我国的农业税直到2006年才被全面取消，而在此之前，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仍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之一，目前发达国家普遍对农业采取保护政策，但是我国对于农业的税收过重，对农业的投入则过低。这种被长期实施的农业政策实际上仍是对农村多取少予的政策模式，与农业产业的弱质性背道而驰，必然造成农民的经济困难和农村的相对落后，进而拉大了城乡差距。
财政税收政策对于东北农业的忽视除了表现在数量上的多取少予外，还表现为对于东北农业扶持政策的结构问题。一方面，财政对于东北农业投资的内部结构不合理。另一方面，我国财政对于东北农业的补贴政策结构与wto规则不相适应。这些结构问题造成了财政支农的政策效率低下。在支农政策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对于东北农业和农民的扶持效率又过于低下，必然造成东北地区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四、农村金融存贷差
在国家财政对农村投入不足的同时，我国正规的金融服务系统在东北城乡之间也存在着巨大差距。从1994年开始，农村金融出现了存贷差，并且差额呈逐年扩大趋势，大量农村资金被金融系统转移到了城市。东北农村金融发展的落后严重损害了乡村农业和非农产业的资本积累，使资本更为迅速的像城市集中。与此同时，东北农村非农产业发展面临着较为普遍的“贷款难”问题，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自有资金，这也是造成乡镇企业经营困难的重要原因。巨大的金融缺口限制了东北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降低了金融资金的使用效率。
农村金融存贷差是东北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宏观表现，具体考察我国目前的东北农村金融体系，可以发现东北农村金融还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首现，东北农村金融服务的种类过于单一，阻碍了东北农村资本的形成。其次，东北农村金融机构的构成不合理。最后，东北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结构不容乐观。造成我国东北农村金融巨额存贷差以及其严重结果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仅从制度上考虑，主要的原因有：金融机构产权改革滞后，城乡金融改革进程分隔，相关政策措施的缺乏与失当。
五、土地征用与出让价格差
城乡土地市场的土地二元性导致土地“农转非”的过程中，土地征用价格与出让价格存在巨大差额，失地农民利益受损。土地征用价格与出让价格的差异体现了城市对于农民土地所有权收益的剥夺。此外，在土地产权制度模糊的同时，还缺乏与征地过程相适应的程序规定，补偿标准规定，转移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制度，申诉制度等相关制度措施，导致因征地而起得矛盾冲突日渐频繁。据一项对东北失地农民的调查，30岁以下的农民不愿土地被征用的比例达到了70%，30-50岁的比例达到了82.5%，50岁以上者更是有87%的农民对土地被征用怀有抵触情绪，农民不愿土地被征用的原因中，最为普遍的是土地被征后缺乏生活保障，以及补偿标准偏低。
六、城乡居民就业差
在城市化过程中，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者。高素质劳动力大规模向外迁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县以下地区总体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缓慢，有可能在总体上降低农村地区居民的就业能力。
城市化的发展会导致东北农村地区一部分就业能力相对较高的人口的流失，但这并不足以成为我们担心东北城乡差距扩大的理由，因为城市化本身就是消除东北农村隐形失业的根本途径。我国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为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制造了障碍。户籍制度人为地将城乡居民划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东北农民向城市迁移并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种种制度至今没有完全消除。没有城市户口的打工者无法纳入城市正常的管理体系，因为无法得到应有的全力保障。大量进城务工人员以“农民工”的身份在东北城乡之间流动，他们从客观和主观上都被认定是农民身份，虽然在东北城市劳动力中占有重要份额，但他们很难取得在城市长期居住的权力，只能过着“候鸟”式的生活，给东北城乡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了挑战，也阻碍了东北城市对农村辐射带动能力的提高。这才是我们担心当前的城乡居民就业差会促成东北城乡差距扩大了真正理由。
七、城乡居民国民待遇差
东北城乡居民之间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待遇差别，同作为国家公民却没有平等的国民待遇。较为明显的城乡居民国民待遇差别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基础教育、社会保障以及就业机会等方面的差别，如果说这些差别主要是由东北农村经济落后的“客观”条件决定的，那么在制度和政策上的国民待遇差别则主要是由“人为”的因素造成的。在此，主要分析制度和政策上存在的国民待遇差别，他们主要是由政府行为的失当及缺位造成的，与东北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权利相比，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却对东北城乡差距的拉大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首先，东北城乡居民国民待遇差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各地政府对“农民工”制定的各种歧视性政策。城市政府为了稳定本市就业率，出台了很多限制外来民工就业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
其次，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和“市带县”的行政体制造成乡村居民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财政权利。东北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县乡两级财政，东北地区有些县乡财政存在不同程度困难的情况下，教师的工资经常被拖欠，学校运转费用，校舍建设等教育经费更是毫无保障，大部分农村地区中小学由于缺乏教育经费，普遍存在乱收费现象，“人民教育人民办”已经成为许多农村地区的口号，义务教育在很多乡村已经名不副实。不对等的财政权利必然会限制东北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及人力资源水平的提高，从而直接和间接地拉大了东北城乡差距。
最后，东北农村居民在政治权力上也与城市居民存在很大差距。东北农民在政治权力上受到的非国民待遇使其成为当今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这本身就是一种明显的城乡差距，这也必然会放大东北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业已存在的种种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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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区别篇8
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适度性，表现为容许一定程度上的，有利于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存在；如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表现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则会进一步滋生各种社会问题。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需要进一步研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趋势和其适度性问题，并分析造成相关现状和趋势的原因，从而探析管控策略来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相关问题，以期为解决我国当前城乡收入差距和适度性所存在的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适度性现状探究
在相关资料和文献的查阅并进一步分析数据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就总体状况而言，我国居民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而且地区间城乡差距水平的差异明显；同时这种程度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对社会的消极影响已经超出了适度这一范围的界定，具体情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
笔者搜集了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整理分析，特别列出了2002-2011年的数据，并分段截取分析进一步说明这一现状。笔者经过整理，形成了该部分所提供的相关数据，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表1是对2002-2011年我国城乡人均收入水平和差别状况的一个简单的汇总分析。通过表1可以看出，随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大幅增长，城乡人均收入的差额相差比较大，而两者相比较，前者一般要达到后者的3倍以上。而这样一个比例绝对属于一个较大的比例和差距。如此，可以得出论断，直接的差异指数证明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现状，以及有可能进一步增大的趋势。
（二）地区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差异性明显
笔者搜集了2012年全国城乡人均收入信息，经过分类筛选，分别抽取广东省、安徽省、青海省作为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代表省份，并对这几个省份城乡居民收入差额和城乡收入差距指数进行了核算，从而形成2012年全国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状况对比表，以期通过对比的方式说明问题。
通过表2的对比，可以发现作为东部地区代表的广东省的城乡收入差距指数最小，代表中部的安徽省次之，而代表西部地区的青海省城乡收入差距指数最高。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不同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差异化比较突出，其中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最小，中部次之，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最大。
（三）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程度已略微超出适度的范围
基尼系数是衡量国民收入水平和贫富差距的一项重要的数据指标。笔者收集了2013年的十年间我国基尼系数的核算数据，并将其再组，以统计图的形式展现出来，从而更为直观地展示了我国城乡居民差距水平和程度，为分析提供了依据，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通过图1，笔者进行如下分析：其一，2003-2012年十年间的基尼系数有涨有落，但就总体而言，一直停止在0.47以上；而根据基尼系数衡量的等级标准，这十年间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停滞在警戒值0.4以上，而处于收入差距较大而且更接近于收入悬殊的临界值0.5。其二，日本是收入差距水平控制较好的国家，在1968年日本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时，基尼系数下降到0.349；而我国2003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基尼系数为0.479，处于收入差距较大的范围；直至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今天，我国的基尼系数依旧和当时保持基本一致的水平。综上，可以发现我国城乡居民差距较大，而且已经基本超出了适度的范围，接近警戒的范围，而随之而来的将是一系列社会问题。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出适度范围的原因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并且已经略微超出适度的范围，同时区域间城乡收入差距的差异化特征明显。本文将针对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进行深度分析。
（一）城市和农村经济形态的差别所致
一般而言，农村经济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形式大多属于自然经济，其所获得收入较低；虽然近年来乡镇企业数量不断增多并进一步发展壮大，农业产业化经营不断加快，但不可能真正撼动这一较为低端的经济形态。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普遍以市场经济形态进行经济的发展和运作，其收入水平明显高于自然经济。而这种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上的差别与拉大，进一步说明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且已经超出适度性的要求。因此，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存在与扩大是由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形态而导致的。
（二）社会等级格局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居民间收入的差距
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我国的社会等级格局依旧比较明显，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依旧要远高于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而这种社会等级地位上的差别反映在经济收入水平上，就表现为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存在与扩大化。作为社会的较低层次的农民，主要通过基础性的农业产业发展获取经济收入；而作为较高层次的城市居民，则通过工业、商业以及其他服务获取经济收入；而这些行业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农业的收入水平。因此，在市场经济运作的过程中，社会等级地位的差别成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扩大并且超出适度性范围的重要因素。
（三）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导致了区域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差异性特征
由于经济基础的不同和各地自然条件地理位置的差别，导致了我国各个经济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较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一般而言，东部地区的经济状况最佳，中部地区一般，而西部地区的经济状况相对较为低下。如此，在不同地区间经济基础和自然地理位置的差别的前提下，区域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差异化特征明显；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别明显程度最低，中部地区居中，而西部地区则相当明显。如此可见，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一致是导致区域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差异化特征的根本原因。
促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保持适度范围内的对策
通过制定有效的对策，进一步控制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的差异，使得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上有差距但差距不是很大，从而使得整个国民经济保持健康发展。笔者对这方面的对策展开分析和研究。
（一）进一步加大对乡镇企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政策扶持力度
当前，我国在不断出台和实施针对乡镇企业在贷款融资等方面的扶持政策，针对农业发展的减免农业税等相关农业支持性政策，而这些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缩小城乡间收入水平的区别。而在控制贫富差距的过程中，还应当坚持对乡镇企业和农业产业化的政策资助作用，从而解决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进一步扩大单位农业产业的获利或者收入，健全农村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间的差距缩小到适度和合理的范围内。
（二）城市低收入群体扶持和高收入群体控制相结合的策略
事实上，造成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的较高状态和扩大趋势还存在着另外的一个隐性的原因，就是涌现出来的大批城市巨富人群的存在。这些巨富群体的存在，使得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远远高于后者人均收入；然而城市中依旧存在着大量的低收入群体，只是从单纯的城镇人均收入数据上没有体现出来。对于高收入群体或者巨富的收入进行有效控制，对低收入群体的政策扶持，对于城镇居民贫富差距的缩小和两极分化的合理控制，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适度控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合法收入适度扩大和非法收入坚决去除相结合的策略
事实上，我国大部分地区已不存在基本生活难以维持的情况，而城乡居民已经开始对更高层次的生活进行追求；而收入差距之所以备受关注，更多的是因为老百姓缺乏公平感。城乡收入中一定比例的非法收入的存在，大大增长了老百姓的不公平感；、以垄断谋取利益的现象，使得收入上的适度差距不能够调和老百姓的心理上的不满。通过对非法收入的进一步控制，使得老百姓的不公平感降低，依靠对合法收入的进一步扩大，保证经济的有效运行，并获得居民间适度的公平感的建立，从而有效减少某些社会问题的出现，已成为解决城乡乃至所有居民间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此外，对于保持城乡收入差距适度性的策略还包括进一步加强地区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优化当前收入分配结构等相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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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区别篇9
论文关键词少数民族经济法适用执行
中国的少数民族经济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适用全国范围的民法、刑法、经济法等法律法规而言，少数民族经济法还是一个正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新兴法律部门，然而对于少数民族而言，经济法制建设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而言，通过经济立法来确立帮扶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法定义务、调整民族地区的经济关系是少数民族经济法的基本立法原则。
一、少数民族经济法的内涵与实施
（一）少数民族经济法的内涵
少数民族经济法，即调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地区基本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有说法认为少数民族经济法只适用于少数民族内部，然而与一般经济法而言，少数民族经济法除在适用群体上有限定性外、在适用地区上也有限定性，因此本文认为少数民族经济法不仅适用于少数民族内部，而且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是对以上适用对象的基本经济关系的调整与规范。
除从适用对象的角度进行考察外，我们还可以从立法主体的角度来加深对少数民族经济法内涵的了解。目前我国的少数民族经济法，主要有国家制定的少数民族经济法、民族自治地区制定的适用于本地区的经济法规、非民族自治地区制定的少数民族经济法以及为国家法律所认可的部分少数民族经济习惯法等。
少数民族经济法的制定与适用，是为了弥补少数民族、特别是西部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上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巨大差距，从而逐步实现法律配置上的公平，因此研究少数民族经济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少数民族经济立法状况与实施现状
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法的立法工作基本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开始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里，随着东部及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中西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尤显滞后，因此近年来国家加大对中西部、少数民族等经济落后地区的扶持力度，使得少数民族经济法得到了快速发展。从立法状况看，目前少数民族经济法律体系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层次：一是宪法及其修正案中所包含的少数民族经济法条款；二是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所包含的经济法条款；三是各自治区所制定的经济法规、非自治区所制定的少数民族经济法规等；四是我国所签署的国际条约中有关处理少数民族经济关系的条约规定。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法还处于立法完善阶段，然而有关法律的适用与执行的问题却也刻不容缓。徒法不足以自行，立法无论多么完美，如果没有科学的适用与规范的执行则根本起不到应有的法律效力，无异于白纸。而从当前少数民族法律法规的执行与适用情况来看，总体情况并不理想，而作为其中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经济法，其适用与执行的问题就更为突出了。
二、少数民族经济法的执行与适用的现状
（一）少数民族经济法执行的内涵与特点
少数民族经济法的执行，即指具有法定执法权的国家机关，管理少数民族内部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事务的过程中，组织、贯彻和实施少数民族经济法的活动。具有少数民族经济法执法权的主体单位，主要是依照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所赋予执法权的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地方行政机关及其他组织。而少数民族经济法执行的客体，即行政相对人，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司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城乡少数民族个人等。
少数民族经济法执行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一是执法过程中要遵循公平、平等的原则，尊重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自觉接受相对人的监督；二是要依法行政，依法执行少数民族经济法，即不能超出法定授权范围执法，也不能违反法定的执行程序；三是依法执行少数民族经济法还要注意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即在法律授权范围内、没有明文规定时，执行主体应当以维护公共利益和少数民族经济利益为原则行使自由裁量权，不得滥用执法权。
（二）少数民族经济法适用的内涵与特点
法的适用是指法定机关依法运用法律来处理具体社会关系的专门活动。国内有观点认为法的适用包括了法的执行，然而从当前法律规定的倾向来看，法律适用与法律执行具有不同的主体，其中前者是专指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而后者则指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因此，少数民族经济法的适用就是指司法机关运用少数民族经济法处理相关案件的独立司法活动。
少数民族经济法适用的特点表现在：一是少数民族经济法的适用活动表现出了保障法律关系稳定的特点，如果经济法律关系出现了纠纷或者违法行为，经济法就要通过适用来纠正这种不稳定的法律关系恢复秩序；二是少数民族经济法的适用是具有强制性的司法活动，一旦司法机关依法作出裁判，则具有由国家公权力予以强制保证实施的法律效力；三是少数民族经济法的适用还需要程序法予以保证，法律的适用需要具有程序的正当性，即依照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来实施司法活动；四是少数民族经济法的适用要尊重民族性，即在语言、文字的适用上要考虑民族性，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情感心理等。
（三）影响少数民族经济法适用的主要因素
法律的适用始终具有其难以回避的问题，而少数民族经济法本身尚处于立法完善阶段，法律适用问题就更加突出。综合而言，少数民族经济法在适用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司法机关在适用少数民族经济法的活动中受到行政干预较为严重。司法独立是保证法律适用的基础，司法机关与审判人员作为独立于经济关系之外的中间裁决人，必须具有独立的司法地位。然而事实上，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所具有的财政拨款关系却使得行政干预严重影响了司法独立性。
其二是诉讼双方当事人给少数民族经济法的适用也带来了不利影响。在少数民族经济法的适用中，双方当事人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行政机关与个体之间的经济诉讼，另一种情况是双方当事人皆为个体。对于第一种情况，由于事实上行政机关对于司法具有干预性，加上司法机关独立性难以保障，使得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向行政机关妥协的现象，即使有个别情况下行政机关败诉，也面临着难以执行的问题；对于第二种情况，不论双方个体皆为少数民族或者一方是少数民族，由于少数民族经济法的适用本身就充斥着民族问题，极易受到狭隘民族主义与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使得司法机关处于两难境地。
总之，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与不利因素已经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经济法的适用，探讨适用问题，对于少数民族经济法建设而言极为重要。
（四）少数民族经济法执行的主要影响因素
少数民族经济法的执行主要是以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然而从实际的执法情况来看，由于行政执法在部分地区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各种问题，甚至由于行政机关出现的滥用权力、贪污腐败等问题，使得少数民族经济法的执行困难重重。
导致少数民族经济执行问题的因素，一方面是行政执法部门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的结果，由于行政执法部门及执法者本身都具有“经济人”的特性，其在执法过程中会自觉不自觉的将执法成果与部门利益相结合，导致权力滥用与执法不公，严重干扰了少数民族经济法的执行。另一方面，地方保护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使得民族经济法的执行也存在严重不公，特别是针对本地区与其他地区、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之前的经济纠纷时，会导致滥用权力与严重不公的行政执法结果。上述执法问题的存在与影响因素的出现，使得少数民族经济法执行的调整也势在必行。
三、少数民族经济法执行与适用的建议
（一）促进少数民族经济法执行的建议
针对当前少数民族经济法执行存在的问题与影响因素，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要坚决遏制执法行为与部门利益挂钩。由于少数民族经济法还存在立法空白，因而在执行上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为了杜绝一些行政机关将经济法执法成果与部门利益相关联而导致的权力滥用行为，有必要专门确立制度，来截断部门利益与执法成果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对执法业绩不能以绝对量化的标准来衡量。
其次，对于地方保护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导致的执行问题进行专项清查。对于部门地方违反法律法规所确立的地方保护主义的法规坚决予以废除，对于以狭隘民族主义为基调处理的案件要坚决予以责任追究。
（二）促进少数民族经济法适用的建议
针对少数民族经济法的适用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要尽快确立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在十八大三中全会所作出的改革决议中，再次强调了司法独立性的尽快实现。而实现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就可以最大限度上的弱化地方行政机关对于司法独立的干预，从而避免少数民族经济法适用的所产生的行政干预问题。
国民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区别篇10
一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遵循如下基本链条：经济落后—教育落后—人才缺乏—科技落后—经济落后，由此链条产生的累积循环因果效应十分明显。教育落后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根源，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瓶颈。探究其原因有：1.经济的落后不能支持教育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经济的发展却两极分化，农村所占的gdp不断缩小，经济的发展在农村举步维艰。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原因是少数民族地区缺乏技术的支持，同时该地区的知识文化水平极低，这样就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教育陷入一个恶性循环。2.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低，不能支持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建设提供智力上的支持和保障。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普及率低，辍学率高，尤其是女性儿童的入学率很低，教育的机会均等难以实现。与中国发达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地区所享受的教育条件不均等，主要表现为物质资源配置不均和师资力量严重缺乏。在中国发达地区义务教育完全由政府财政承担，而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方财力不足，仍然需要由当地民众承担部分费用。3.义务教育制度的落后以及经济上的困境，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被边缘化，丧失了话语权。
目前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现状是：1.经济落后，无法保障教育的投入。2.入学机会不均等。在少数民族地区还存在这样一种极其不平等的现象，那就是男生和女生的入学机会不均等。3.教育条件失衡，差别巨大。少数民族地区存在教师素质不高和数量不足的困境，这是因为本地的教育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即使出现了优秀的人才也由于少数民族地方的经济条件等无法留住这些人才，而外地的优秀人才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薪酬待遇以及其他条件也不可能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教育工作。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师的执教水平与东部发达地区存在巨大的差异。4.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入学率低，学生的辍学率高。5.观念滞后。随着改革开放，金钱观念已逐步成为人们信奉的价值观，少数民族地区很多家长认为教育成本巨大，而且经过大学教育之后依然要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因此，很多人都持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让自己的子女经商或者加入打工潮。
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举措是尽快改变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落后的现状。
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可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中国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少数民族地区，且差距越来越大。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的国民收入、财政收入、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例越来越低，形成了资源富饶与经济贫困的强烈反差。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还需要下大力气，还需要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优先发展教育，努力发展经济，最终实现各民族的大发展大繁荣。
三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可促进民族大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