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纠纷的法律法规篇1
内容提要: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是诉讼方式和adr方式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该机制是公民或行政区域的水资源权利受损，以及遭受水污染侵权损害时的重要救济手段。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等法律对水事纠纷的处理作出了规定，但是由于这些法律规定存在的滞后性和不系统性的缺陷，造成了该机制处理水事纠纷的效果不容乐观。为了保障水事纠纷及时、高效的得到解决，完善我国的水事纠纷解决机制已刻不容缓。
引言
水作为生命之源，是生物圈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生存都离不开水资源。水资源主要以水系形式分布，因我国的水系分布不均衡性，且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因上下游、左右岸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需求，往往容易引发水事纠纷，甚至导致群体间和地区间的恶性冲突。根据《全国水利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2006年全国共调处的水事纠纷为9551件，2007年全国共调处的水事纠纷为9358件。[1]上述仅是记录在案的经行政机关调处的水事纠纷的数量，实际发生的水事纠纷的数量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值。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水事纠纷，为了有效的保障公民的环境利益，就需要通过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来发挥作用。
一、水事纠纷和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一）水事纠纷概述
水事纠纷指在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管理水资源和防治水灾害过程中以及由水环境污染行为、水土工程活动所引发的一切与水事有关的各种矛盾冲突。[1]为了对水事纠纷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需要注意下述三方面的内容，即水事纠纷中“水”的范围、水事纠纷所发生的领域以及水事纠纷的类型。（1）水事纠纷中“水”的范围。我国《水法》对其调整的水资源的范围作出了界定，该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因此，水事纠纷的“水”仅限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本文所探讨的水事纠纷主要是在地表水及地下水的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管理和水污染防治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2）水事纠纷发生的领域。因为水资源具有的属性不同，水事纠纷所发生的领域也就不同。①从水具有的资源属性来讲，水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在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管理水资源和防治水灾害领域，会发生因用水、防洪、水质、水量和防治水土流失等原因而引发的纠纷。②从水作为污染媒介属性来讲，水体因为某种物质的介入，会导致其化学、物理、生物或者放射性等特性的改变，从而影响到水的正常利用，危害人体健康[2]。在水污染防治的领域，会发生因水污染而产生的侵权纠纷。（3）水事纠纷的类型。根据水事纠纷发生在民事主体之间，还是发生在不同的行政区域之间，可以把水事纠纷分为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和跨界水事纠纷。①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该类纠纷主要是发生在个人之间、单位之间或者个人和单位之间的水事纠纷。这类纠纷产生原因简单、纠纷主体明确且影响较小。②跨界水事纠纷。这类纠纷主要发生在不同的行政区域间，因水污染、水土流失侵权和防洪防汛等原因而产生的规模较大、原因复杂且影响较为严重的纠纷。
(二)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是由各种水事纠纷解决方法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该机制主要包括诉讼和adr两种类型的纠纷解决方式。（1）诉讼方式。诉讼方式主要是指发生水事纠纷，当事人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法院受理案件后，通过法庭审理，根据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正确适用相关法律，并以国家审判机关的名义，确定当事人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对整个诉讼案件作出权威性的判决或裁定。[3]诉讼方式作为传统的纠纷解决模式，在水事纠纷的解决中起到重要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可以用来解决水事纠纷的诉讼方式仅指民事诉讼诉讼，不包括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2）adr方式。根据美国法律信息网的解释，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2]是指“各种各样纠纷解决程序的统称。所有adr程序的共同之处在于‘替代’一词，每一种adr程序都是对法院裁决的替代。”作为对传统纠纷解决模式的补充，adr也被广泛的运用于水事纠纷的解决。需要强调的是，adr并不是对传统的诉讼模式的替代，而是一套与诉讼模式相并存的纠纷解决模式。
当出现水事纠纷，诉讼方式和adr方式所发挥的作用一样，都是在当事环境利益无法实现的前提下，通过对社会关系进行二次调整的方式来实现矫正的环境正义。为了实现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过程中的社会正义，有效的发挥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意义重大。
二、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环境保护法》、《水法》、《水土保持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的规定，水事纠纷解决方式有诉讼、协商、人民调解、行政处理方式等。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水事纠纷，需要借助于国家审判权的发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作为一种独立的纠纷解决方式。相对于诉讼方式而言，协商、人民调解和行政处理（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行政仲裁）等作为诉讼之外的，可供选择的水事纠纷解决方式，被统称为水事纠纷adr解决方式。
（一）诉讼
诉讼作为最基本的水事纠纷解决方式，相关法律已经作出了规定。《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该规定作为水事纠纷案件提起民事诉讼的基础，为水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司法救济途径。依据该条规定，所能提起水事纠纷的诉讼仅是发生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水事纠纷，不包括跨界水事纠纷。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水事侵权不仅会侵害到当事人的财产利益、而且还会侵害到人格利益（生命权、人身权和身体权），所以当发生水事纠纷，当事人可以根据受侵害权益的种类不同，而提起财产关系诉讼或人身关系诉讼。《环境保护法》和相关水事法律，对因水事纠纷而提起的民事诉讼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规定：“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省委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直起诉。”《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以及《水土保持法》第39条都做出了类似的规定。由上述规定可知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水污染侵权、水土流失损害等原因而产生的水事纠纷，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关于赔偿责任和赔偿数额的民事诉讼。
（二）协商
协商是指发生水事纠纷后，在符合现有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之上，通过当事人自行达成合意的方式来解决纠纷。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一直都崇尚“以和为贵”的精神，因此，协商被视为最基本纠纷解决方式而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在水事纠纷解决机制中，协商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还是一种手段，运用其他方法解决水事纠纷通常也要用到协商方式，因此，协商在水事纠纷解决领域具有适用的广泛性和灵活性等特征。按照现有法律规定，协商方式既可以解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水事纠纷，又可以解决跨界水事纠纷。（1）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水法》第56条规定了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应当协商解决。（2）跨界水事纠纷。《环境保护法》第15条规定：“跨行政区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防治工作，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者由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作出决定。”《水法》第56条规定：“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发生水事纠纷的，应当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有关各方必须遵照执行。”有上述分析可知，协商方式既可以用来解决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也可以用来解决跨界水事纠纷。
（三）人民调解
水事纠纷人民调解主要是指，由乡、镇或街道办事处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当事人之间水事纠纷的方式。我国的法律、法规对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如《宪法》第111条第2款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1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此外，1989年国务院颁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和司法部2004年颁布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都对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作出了相关规定。人民调解作为我国特有的纠纷解决方式，其体系化和法律化程度相对较高。根据《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22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人民调解只能解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所发生的水事纠纷，跨界水事纠纷不属于人民调解的范畴。
(四)行政调解
水事纠纷行政调解，是指国家行政机关针对某一水事纠纷，应双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的请求，作为调解主持人，依据纠纷发生的客观事实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在陈明利害、辨明是非、分清责任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4]相关法律对通过行政调解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的规定存在下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明确规定通过行政调解方式解决水事纠纷。《水法》第57条规定：“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应当协商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第二中情况是，规定通过行政处理方式解决水事纠纷。《水土保持法》第39条第2款规定：“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此外，《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也作出了类似的“处理”规定。第二种情况中的“处理”究竟是多种行政解决方式的集合，还是指某种具体的解决方式？这一疑问曾一度制约着行政机关对水事纠纷的处理。基于上述原因，199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就国家环保局“关于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的请示”作出的答复，认为：“当事人对环保部门就赔偿纠纷所作的调解处理不服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不应以环保部门作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而应就原污染赔偿纠纷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也不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和审判”。该答复把“处理”的性质届定为“调解”，自从该答复作出以后，行政机关运用调解方式解决水事纠纷有了更充分的法律依据。在解决水事纠纷的实践中，行政调解只能适用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水事纠纷的解决，不能适用于解决跨界水事纠纷。
(五)行政裁决
水事纠纷行政裁决，是指行政主体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依法对行政相对人之间特定的水事纠纷进行裁决的行政行为。行政裁决的性质不同于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居间对当事人的水事纠纷进行调解的行为，没有涉及到行政权力的行使，具有民间性的特点，当事人对调解协议不满，不能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而只能就水事纠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行政裁决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该裁决行为具有可诉性，当事人若对水事纠纷行政裁决不满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199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就国家环保局“关于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的请示”作出的答复之前，环境保护类法律中的“处理”被视为环境保护相关部门对特定水事纠纷具有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权限的依据，行政裁决方式在水事纠纷解决中运用比较广泛。在该答复作出以后，在环境保护类法律中已找不到明确规定通过行政裁决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的条款，但是在水事纠纷解决的法律实践中行政机关还是会用到裁决方式来解决水事纠纷。
(六)行政仲裁
水事纠纷行政仲裁，是指依据双方当事人事先约定或事后签定的协议，由仲裁机构依法以中立第三人的身份对水事纠纷作出裁断的法律制度。[5]在1994年《仲裁法》颁布实施以前，我国环境行政主管机关是具有行政仲裁权的，因为在当时我国没有统一的《仲裁法》，行政机关行使行政仲裁权的依据主要是部门或地方行政规章。自从《仲裁法》的实施以后，我国形成了统一的仲裁制度，该法第14条明确规定：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从此条可以看出，《仲裁法》彻底否定了行政仲裁制度。从该法生效以后，民间仲裁机构已经取代了行政仲裁机构在处理水事纠纷时的作用。目前，在现有法律体系中已找不到通过行政仲裁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的依据。
（七）民间仲裁
1994年《仲裁法》的颁布，确立了民间仲裁机构作为惟一合法的仲裁机构。《仲裁法》第2条对仲裁的范围进行规定，即：“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该法第3条规定了不能仲裁的事项，即：下列纠纷不能仲裁（1）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2）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争议。《仲裁法》的颁布为通过民间仲裁解决环境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虽然我国相关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通过民间仲裁方式解决环境纠纷，但多数学者也认为，根据《仲裁法》第2条规定，因环境损害赔偿而引发的纠纷是可以通过民间仲裁的方式解决的。[6]水事纠纷属于环境纠纷的范畴，可以通过民间仲裁来解决。水事纠纷主要包括财产利益损害和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等人身利益损害两大方面的内容。因财产权益受损而产生的水事纠纷案件，毫无疑问属于仲裁的范畴。因水污染而造成的人身损害能否仲裁呢？仲裁当然不能去认定侵权责任等和人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争议，但是因水污染侵权所造成的人身损害，通常会涉及到损害赔偿金数额的确定，该事项是可以通过仲裁方式来裁决的。由上述分析可知，水事纠纷应当属于《仲裁法》第2条规定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范畴。由上述分析可知，通过民间仲裁方式也只能解决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跨界水事纠纷不能通过该方式得以解决。
三、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由诉讼方式和adr方式组成，构成了一个相对多元化的机制。但由于该机制存在着制度上的缺陷，致使实践中通过该机制解决水事纠纷的数量及效果不容乐观。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所存在着下述五方面问题：
（一）诉讼方式受案范围较窄
由本文第二部分对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方式的分析可知，在解决水事纠纷时，adr模式和诉讼模式的适用范围不尽一致。adr模式所包括的水事纠纷解决方式，不仅都可适用于解决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而且其中的部分方式还可用于解决跨界水事纠纷。目前，跨界水事纠纷的解决，成为水事纠纷解决的重点领域。主要是因为跨界水事纠纷的数量庞大，而且产生原因复杂和影响范围广，在很大程度上会侵犯一定区域的环境公益，如果该纠纷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将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在现有水事纠纷解决机制中，只能通过adr方式来解决跨界水事纠纷，但是该方式却存在着系统化程度不高和法律拘束力不强等缺点，不能保障每个具体的跨界水事纠纷案件都得到适当的解决。为了使跨界水事纠纷案件得到有及时、合理和有效的解决，应当存在一套与adr模式相配合的诉讼模式，当出现跨界水事纠纷，可以给予受害方更多的救济选择权。然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能提起民事诉讼的水事纠纷仅限于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跨界水事纠纷被排除在诉讼救济之外。由于我国诉讼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法律还未赋予法院处理跨界水事纠纷的管辖权，使得跨界水事纠纷还不能通过诉讼模式得以解决，严重制约着跨界水事纠纷的处理效果。
（二）未充分发挥行政机关解决水事纠纷的优势
行政机关因具有特殊的地位，在处理水事纠纷时具有一定的优势，主要表现在：（1）可以平衡社会公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比如，当发生跨界水污染侵权纠纷，该污染侵权不仅侵犯了个人私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会侵犯环境公益，环境行政主管机关可以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去平衡两种利益的冲突，实现环境私益和环境公益的平衡。（2）及时、高效。环境行政主管机关具有一定的专业优势，并以国家公权利为后盾，可以及时、高效的对水事纠纷案件进行处理。（3）资源优势。解决水事纠纷的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机构设置的特殊性，因我国水事纠纷处理机构附属于环境行政主管机关，环境行政主管机关享有国家赋予的环境管理权，在处理水事纠纷时，他们具有专门的技术知识和翔实的不可多得的资料，便于准确、及时的解决水事纠纷。[7]我国曾用来解决水事纠纷的行政方式主要有行政仲裁、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三种。随着《仲裁法》的颁布，行政仲裁退出解决水事纠纷的历史舞台。目前所运用的两种水事纠纷行政处理方式却存在严重不足，下面将分别论述。（1）行政调解存在的缺陷。通行政调解方式解决的水事纠纷，因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旦一方当事人反悔而提起民事诉讼，双方达成的合意将不会得到法庭的认可，所导致的后果是增加了纠纷解决成本。（2）行政裁决存在的缺陷。尽管实践中会运用行政裁决方式解决水事纠纷，但是现行法律却未作出明确规定，导致该方式在水事纠纷解决领域的运用并不广泛，尤其在199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就国家环保局“关于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的请示”作出的答复之后，行政机关往往回避通过裁决方式解决环境纠纷。
（三）水事纠纷解决方式法律规定不一致性及单一性
水事纠纷解决方式法律规定的不一致性，不仅表现在解决平等民事主体水事纠纷法律规定上，还表现在解决跨界水事纠纷的法律规定上。（1）从平等民事主体间水事纠纷处理法律规定的角度来讲，水法规定了通过诉讼方式或者adr方式解决水事纠纷，但其规定并不一致。《水法》第57条规定,解决平等民事主体间水事纠纷的方法有三种，即协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或提起民事诉讼。《水土保持法》第39条规定，解决平等民事主体间，因水土流失纠纷的方法有两种，即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解决或向人民法院起诉。《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规定，解决水污染纠纷的方法有两种，即由环境保护部门或者交通部门的航政机关解决或向人民法院起诉。（2）从跨界水事纠纷处理法律规定的角度来讲，虽然相关法律规定跨界水事纠纷的主要通过adr方式解决，但规定也不尽一致。《水法》第56条规定,解决跨行政区域水事纠纷的adr方式有两种，即协商和行政裁决。《水土保持法》第31条规定，解决跨行政区域之间水土流失纠纷的方法也有两种，即协商和行政裁决。《水污染防治法》第26条规定，解决跨行政区域的水污染纠纷的方法有两种，即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由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而《防汛条例》规定，解决跨行政区域防汛抗洪水事纠纷的方法仅一种，即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主管部门解决。[8]除了上述水事纠纷解决方式法律规定不一致性的缺陷外，还存在法律规定单一性的缺陷。《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以及《防汛条例》对于水事纠纷解决，仅规定了通过诉讼、协商等常见的水事纠纷解决方式，没能囊括所有可行的解决方式，使得运用法律规定之外的纠纷解决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缺少相应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
（四）水事纠纷解决方式间不协调性
水事纠纷解决方式间的不协调性主要体现在，诉讼模式和adr模式之间的不协调，以及adr模式内部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不协调两个方面。（1）adr方式和诉讼方式之间的不协调性。我国目前关于通过adr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的法律规定是零零散散的，而且缺少一部去协调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关系的环境纠纷处理法，造成了水事纠纷诉讼方式和adr方式之间的不协调。例如，通过协商方式解决的水事纠纷因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旦一方当事人反悔而提起民事诉讼，双方所达成的合意将不会得到法庭的认可。（2）水事纠纷adr模式内部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不协调性。由于水事纠纷adr模式在制度设计上的不协调性，会出现通过adr方式解决水事纠纷案件，往往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以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之间的不协调性为例，在处理水事纠纷案件时，目前出现了一种“重调解、轻裁决”的趋势。主要是因为相关法律缺少对行政裁决的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行政机关缺乏对特定水事纠纷案件行使裁决权的法律依据，行政机关在受理水事纠纷以后，更倾向于用调解方式解决水事纠纷，往往造成久调不决的局面。[9]由于水事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不协调性，导致纠纷的处理效果并不理想。
（五）水事纠纷解决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定的不协调性
《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等都对水事纠纷的解决方式进行了实体方面的规定，但是却缺乏相应的程序性规定。由于缺乏程序性规定的保障，致使实体性规定难以实现最初的价值目标。如《水法》第56条规定，“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发生水事纠纷的，应当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有关各方必须遵照执行。”该条规定当发生跨界水事纠纷，纠纷区域只能首先选择协商方式解决，但相关法律却没有对协商应遵循的程序作出任何规定。如果纠纷区域未能达成协议，应当在多长的期限内向上一级政府提请行政裁决，上级政府在收到纠纷区域提交的裁决申请后，应当在多长的期限内作出裁决，以及裁决应当遵循的程序是什么，相关法律也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10]由于缺乏对水事纠纷解决的程序性法律规定，通过adr方式解决水事纠纷，很难保障纠纷能在合理期限内，并遵循合理的程序，及时有效的得以解决。
四、完善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
水事纠纷解决机制应当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当出现水事纠纷，当事人或者相关行政区域可以根据具体案件的特点，选择一个最适宜的解决方式。为了保障水事纠纷案件及时有效的解决，需要尽快完善我国的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本文对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提出如下建议：
（一）扩大诉讼方式的受案范围
目前，诉讼方式仅能解决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水事纠纷，还不能解决跨界水事纠纷。跨界水事纠纷主要通过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之间协商解决、上级人民政府协调或裁决解决。尽管通过这些行政adr方式，可以起到调处相关区域水事纠纷的作用。“但从实践看，由于界属问题、地方保护等原因，推诿扯皮现象较为突出，尤其跨省纠纷的协调统一处理难度大，污染事故很难得到及时妥善解决。”[3]相对于adr处理方式而言，诉讼方式以实现法律正义为目标，法院会在查清事实、辨明是非的前提下，严格的遵守法律规定的各项程序，通过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方式，使纠纷案件在合理的期限内，得以合法的解决。本文认为，为了充分发挥adr模式和诉讼模式各自的优势，保障跨界水事纠纷案件得以及时、有效的解决，应当构建起一套由adr方式和诉讼方式相配合的跨界水事纠纷解决模式。通过制度设计的方式，把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扩大到跨界水事纠纷案件，以此来统一诉讼模式和adr模式的处理水事纠纷的范围，使诉讼方式像adr模式那样，既可以解决发生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水事纠纷案件，也可以解决跨界水事纠纷案件。只有当法院对跨界水事纠纷案件具有司法管辖权的情况下，当出现跨界水事纠纷，环境利益受害区域才能从adr模式或诉讼模式中选择出最佳的解决方案，及时有效的实现其失衡环境权益的救济。
（二）完善水事纠纷行政处理方式
行政机关解决水事纠纷有着自身的优势，但实践中运用行政处理方式解决水事纠纷却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为了充分发挥行政处理方式的优势，本文提出如下两方面的建议：（1）加强水事纠纷行政调解协议的强制力。行政调解虽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但是由于行政调解只是一种民间性行为，调解结果往往没有强制力。建议水事纠纷案件的当事人通过行政调解方式所达成的合意，可以通过经该行政机关备案的方式而具有公信力，在行政调解协议作出以后，不能以一方当事人反悔而使调解协议归于无效。在调解协议作出以后，如果一方当事人反悔，只能选择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方式，法院收到诉状后，首先应当审查调解协议有没有违法或显示公平等情景。若存在上述情景，法院可以宣布该调解协议无效，然后当事人可以选择通过诉讼方式或通过其它adr方式解决水事纠纷。若不存在上述情景，法院应当驳回当事人诉讼请求。（2）扩大环境行政裁决的适用。现行法律未明确规定通过行政裁决方式解决水事纠纷，尽管实践中会运用行政裁决方式解决水事纠纷，但是该方式在水事纠纷解决领域的运用并不广泛。本文建议通过立法或修改相关法律，去明确行政裁决解决水事纠纷的具体类型和适用条件等，通过制度设计的方式来改变“重调解、轻裁决”的现状，充分发挥行政裁决解决水事纠纷的作用。
（三）加强水事纠纷解决方式的一致性和多样性
为了解决《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对水事纠纷解决方式规定不一致性，以及纠纷解决方式单一性的缺陷，有必要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在修改上述关于水事纠纷处理的法律规定时，建议对纠纷解决条款通过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方式修改。当修改相关纠纷处理条款时，需要遵循合法性和合理性并重的原则，针对某一类型水事纠纷，将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式都以列举的方式加以规定。为什么在列举规定之后，还要结合概括性规定呢？因为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受到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立法者主观认识能力的制约，难免会出现遗漏的现象。在对水事纠纷解决方式进行列举式规定之后，加以概括性规定，更有利于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可操作性，当出现新的水事纠纷解决方式，只需要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或者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就可以达到与修改法律相同的效果。
（四）加强水事纠纷解决方式的协调性
为了解决水事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不协调性，以及实体性规定和程序性规定的不协调性的两方面的问题，本文分别提出建议。（1）对解决水事纠纷解决方式之间不协调性问题的建议。为了加强水事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协调性，不仅要协调好水事纠纷诉讼解决方式和adr方式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好adr模式内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关系。在水事纠纷解决机制中，不协调性表现的最为突出的应该是协商方式和人民调解方式。当发生水事纠纷，当事人通过协商或人民调解方式达成合意后，因该合意没有法律约束力，并得不到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认可，如果当事人一旦反悔，该协议即归于无效，为了解决水事纠纷，当事人往往会去选择诉讼方式或其他adr方式。由于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不协调性，必将造成纠纷解决成本的增加，且效率低下。目前克服这种缺陷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途径是：将通过协商和人民调解方式达成的协议视为一种合同，在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因合同未实际履行而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履行该协议。[11]另一种途径是：将通过协商或者人民调解方式所达成的协议，当事人可以向公证处申请公证，或者将该协议向环境行政主管机关进行备案等方式使其具有拘束力。（2）对解决实体性规定和程序性规定不协调性问题的建议。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的程序性规定相对比较成熟，不需要再进行大幅度的修改。相对而言，由于水事纠纷adr解决方式程序性法律规定的严重缺失，造成了通过该方式解决水事纠纷操作性较差的尴尬局面。本文认为，为了加强水事纠纷adr解决方式的可操作性，需要通过立法或修改相关法律的方式，来对该方式解决水事纠纷的适用条件、处理期限、处理程序以及处理结果的法律效力等进行规定。
结语
水事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当公民及行政区域水资源利益受损，以及受到水污染侵害时的重要救济途径，对公民或区域失衡环境利益的救济起到重要作用。由于我国现有的水事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规定存在诸多问题，使得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效果较差。目前，应当依据我国水事纠纷解决的现状和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积极的探索和创新，尽快完善我国的水事纠纷解决机制。
注释:
[1]水利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eb/ol]./xygb/sltjgb/index.aspx.[2008-7-19]
[1]王权典,冯善书.论我国水事纠纷预防调处机制及其完善[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09.
[2]曹明德.生态法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45.
[3]曹明德.环境侵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40.
[2]alternatedisputeresolutions(adr)referstoavarietyofproceduresfortheresolutionofdisputes.commontoalladrproceduresarethewordalternate.eachadrprocedureisanalternativetocourtadjudication[eb/ol].美国法律信息网,[2008-5-20].resources.lawinfo.com/en/legal-faqs/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new-mexico/what-is-adr.html.
[4]曹明德.环境侵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88.
合同纠纷的法律法规篇2
关键词体育仲裁仲裁范围竞技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3文献标识码：a
DiscussionontheadjustmentScopeofSportsarbitration
HeXiaojie
(politicaltheoryteachingandResearchDept,Xi'anphysicaleducationCollege,Xi'an,Shaanxi710068)
abstractSportsdisputes'featuresasprofessional,technical,practicalandsportsarbitration'sfeaturesasvoluntary,efficient,economyandsecret,isconsistentinahighdegree,sosportsarbitrationinsettlingsportsdisputesispopular.Consideringthenatureofsportsarbitration,sportsdisputes'features,combinedwiththekindsofsportsdisputes,thisarticlediscussestheadjustmentscopeofsportsarbitration.
Keywordssportsarbitration;adjustmentscope;competitivesports
0引言
体育仲裁是一种解决体育行业纠纷的法律制度，在这个制度的框架内，有关争端的双方当事人自愿将纠纷提交具有独立地位的体育仲裁机构解决，体育仲裁机构组成仲裁庭，依照法律，根据事实进行审理后，做出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拘束力的终局裁决。①
体育仲裁由于具有自愿性、高效性、经济性、秘密性的特性适应了竞技体育纠纷专业性、技术性特点及对时间的强烈性要求，再加上国际体育仲裁裁决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如1958年订立于纽约的《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体育仲裁裁决的执行得到保障，体育仲裁在解决体育纠纷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
1我国体育仲裁的现状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时间短，体育规则制度不完善，原来体育团体的内部规定的约束力日渐减弱，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之下，许多单位和个人钻法律空子，使用非常手段，获取荣誉和利益,致使体育纠纷日渐增多。面对日益增多的体育纠纷，我国在立法上规定了纠纷解决的机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33条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但到目前为止国务院还没有就仲裁解决体育争议制定任何行政规范，致使体育仲裁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践中，我国体育纠纷的解决主要依靠体育协会内部规则解决，但是因内部规则的合法性经常遭到质疑而使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大打折扣，再加上司法上对体育纠纷的解决较为混乱，有的按民事案件处理，有的按行政案件处理，有的则以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为由裁定不予受理，②导致体育纠纷当事人对各种纠纷解决方式无所适从。
体育仲裁的高效性、经济性、秘密性等有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为了及时公正地解决矛盾和纠纷，发挥体育仲裁在解决体育纠纷中的作用，首先就要确定我国体育仲裁的范围。因为体育仲裁范围不仅决定争议能否提交仲裁，而且直接决定仲裁裁决能否得到有效执行。③
体育仲裁范围是指使用仲裁这种解决方式的体育纠纷范围，即哪些体育纠纷可用体育仲裁方式解决，哪些体育纠纷不能用体育仲裁方式解决，而只能采取其他解决方式。因为仲裁这一方式只能对部分纠纷的解决发挥独特的作用，不可能用来解决所有的争议。④
2体育仲裁范围的基本框架――由体育仲裁的性质决定
首先应从体育仲裁的性质出发来确定体育仲裁的范围，因为从性质的角度才可将仲裁与其他类似的争议解决方式（如调节、诉讼）区分开来，体育仲裁的性质是确定体育仲裁的调节范围的决定性因素。仲裁作为现代社会解决争议的一种重要法律制度和一种重要的私力救济方式，其性质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从确定仲裁范围的目的的角度，体育仲裁性质应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体育仲裁是一种法律纠纷的救济制度或方式。现代仲裁表现为一种解决法律纠纷和争议的法律制度，只有在法律框架之下仲裁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威力并实现其目的，游离在现行法律之外的仲裁是不可能的。仲裁是为解决纠纷或争议而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但是，仲裁并不解决所有的社会纠纷，仲裁只能解决社会纠纷中法律纠纷部分，据此在圈定仲裁的可仲裁范围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对于因违反政治规则、道德规范、宗教信条和民间习俗等引起的非法律体育纠纷，不适合用仲裁方式解决。（2）纯粹的事实认定，不能成为仲裁的对象。凡涉及竞赛规则的一般技术性事项，因不是法律问题，不适合用仲裁方式解决。（3）体育组织的内部行为(如机构的设置、变更、取消以及工作人员的选举、任命、调整等行为)是体育组织的自主管理行为，如果引起的纠纷具有劳动关系性质，可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若不是劳动关系，不可提起仲裁。（4）对仅需要对法律纠纷作是非判断而不要作权益处置的，不能成为仲裁的对象，换言之，只要求判明谁合法谁违法，而不要求仲裁机关确定合法者的权益、违法者的责任，仲裁机关不应受理。
第二，体育仲裁是一种高度自治的争议解决制度或方式。在法律概括允许私自解决法律纠纷的情况下，自治解决纠纷就成了仲裁运行的核心。仲裁的自治性在确定体育仲裁的范围的直接意义为：只有可以自由处分的争议权利才可以提交仲裁，换句话说，不能通过和解解决的争议不能提交仲裁。⑤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对于行政法律纠纷及刑事犯罪，当事人不能任意处分，因此不能对此类纠纷提起仲裁。体育民事纠纷分为体育侵权纠纷和体育合同纠纷。体育合同纠纷（除法律的特别规定外）的可仲裁性不存在任何问题，侵权纠纷是否可以提交仲裁则未有明文规定。但是，从仲裁的自治原则分析，侵权纠纷一般都会涉及停止侵权和损害赔偿等问题，这些问题均可通过和解的方式进行解决，应属可自治解决的范围。因此，侵权纠纷时可以通过仲裁途径解决的。从根本上讲，体育民事侵权纠纷和体育合同纠纷的可仲裁性是由仲裁的自治性决定的。
以上依据体育仲裁的性质派出了非体育法律纠纷及体育行政纠纷和体育刑事纠纷的可仲裁性，肯定了体育民事纠纷的可仲裁性，从而，体育仲裁范围的基本框架得以确定。下面将结合体育纠纷的特点及种类来进一步界定体育仲裁的范围。
3体育仲裁的调整范围的具体界定――由体育纠纷的特点及种类确定
体育纠纷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本文仅从确定仲裁范围的目的的角度，对体育纠纷的两大显著特点加以说明。
第一，竞技体育纠纷的解决有强烈的时间性要求。赛事迫在眉睫，无高效的权利救济机制将使运动员的正当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对于在时间上需要立即解决的体育纠纷，宜采用仲裁方式解决。
第二，竞技体育纠纷有专业性、技术性的特点。作为法律专家的法官面临竞技体育领域内特有的问题往往无所适从，因此，仲裁对于解决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体育纠纷，其效率及公正性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以体育仲裁的性质和体育纠纷的特点为基点，结合常见的体育纠纷种类，体育仲裁的调整范围应包括以下内容：
（1）体育活动中的部分人身权纠纷。因运动员、运动队注册资格纠纷，教练员、裁判员资格的确立和等级的认定纠纷以及参赛资格等所引起的纠纷，因属于专业性问题，宜由专业的体育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2）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的合同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竞技体育活动实践中存在的合同关系有俱乐部与运动员教练员、运动员之间的雇用合同，运动员转会、流动、竞赛报酬合同、广告合同、赞助合同、捐赠合同、保险合同、经纪合同等，因以上合同引起的纠纷均可以提起体育仲裁。
（3）竞技体育活动中违反公平竞争的原则而引起的纠纷。在竞技体育活动中违反体育竞赛的规则、规程和法规，破坏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由此而引起的纠纷因属于专业性问题并往往带有时间上的紧迫性，应由专业的体育仲裁机构仲裁。
（4）竞技体育活动中因重大技术争议而引起的纠纷。一般技术争议应按各单项体育竞赛规则处理，体育仲裁机构不宜受理此类纠纷。但是，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如裁判员徇私错判）并产生重大后果（比如运动队因此而降级）而引起的纠纷，可通过体育仲裁解决。
（5）在国家一级比赛中，按照国际体育仲裁惯例应当予以提交仲裁的纠纷，违反我国和法律的除外。由于我国各项制度正在与国际接轨，而国际体育仲裁经过多年的发展，其管辖范围比较科学和成熟。与国际体育仲裁范围保持一致有利于我国体育事业走向世界，也避免因立法停滞、行政机关不作为或强调“中国国情”而妨碍我国体育仲裁范围扩展的现象发生。
（6）运动员对行政处理不满，司法机关又不予受理的重大体育纠纷。在一些体育组织的管理规定损害了运动员利益的情况下，如果运动员对行政处理不满，但双方事先又没有达成仲裁协议，运动员只好寻求司法救济。而法院由于专业性以及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干预等原因不愿受理。这种情况下，只要运动员持有司法机关的《不予立案通知书》，同时纠纷重大，符合体育仲裁的特别规定（如运动员参加国际重大比赛的资格被内部决定由他人替代），一旦运动员提请，就应当强制规定双方接受体育仲裁。
（7）仲裁机构认为可以受理的其他体育纠纷。由于体育纠纷的具有多样性、突发性、紧急性特点，作此规定有利于特殊体育纠纷能得到及时解决，加强对当事人权利的救济。
概括地说，我国体育仲裁的调整范围为：除体育刑事纠纷、体育行政使纠纷和体育比赛过程中发生的涉及运动项目技术规则的纠纷外的与竞技体育运动有关的纠纷。仲裁的前提是当事人之间的事前或者事后达成的仲裁协议，所以，对于没有仲裁协议或仲裁协议无效的体育纠纷，不能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
注释
①郭树理.体育纠纷的多元化救济机制探讨――比较发与国际法的视野.法律出版社,2004:500.
②郭成岗,吕卫东.中国足球协会性质的界定刍议[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2(3):3.
③注：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项：被请求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国家主管机关如果查明有下列情况也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一）争议事项依这个国家的法律，不可以仲裁方式解决。
合同纠纷的法律法规篇3
论文关键词企业法律顾问职能防范治理劳动纠纷
2011年4月22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公安部、司法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民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信访局、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等1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拉开了全国人民内部矛盾大接访、大调处工作的大幕。特别是随着《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就业促进法》、《企业劳动争议协商调解规定》等劳动法律、法规、规章的出台实施，为企业和劳动者解决劳动纠纷提供了充实的法律依据，也为企业法律顾问防范治理企业劳动纠纷，发挥职能作用，依法维护企业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企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平台。
一、遵循法治原则，依法防范治理企业劳动纠纷
坚持依法办事，坚持依法治企，是企业参与依法治国的具体体现，企业法律顾问在防范治理企业内部劳动纠纷工作中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法制原则
企业法律顾问要严格依法办事，为企业实施劳动管理提供法律支撑与保障，有效防范和处理劳动纠纷。
（二）维护本企业合法权益原则
企业法律顾问要通过自身富有成效的工作，防止企业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当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依职责权利维护。
（三）从实际出发原则
企业法律顾问在参与处理劳动纠纷时，一定要全面了解事实，客观分析情况；即使在代表企业参与对争议的仲裁、诉讼时，也要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四）事前防范为主的原则
企业法律顾问通过参与建立劳动管理规章制度体系，协助企业建立和完善劳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依法规范各项管理行为，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
（五）以管理为主的原则
企业法律顾问机构和企业法律顾问人员通过明确的职责和有效的管理，保障企业依法建立和维护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二、完善人民调解模式，充分发挥企业法律顾问优势
企业法律顾问是企业内部法律工作者，一般都具有相当的法律和经营管理专业知识，在参与调解处理劳动纠纷的前期工作中具有明显优势：
（一）专业性优势
企业劳动纠纷案件近年来频发，1991年全国企业劳动纠纷案件总量为7633件，2010年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受案128.74万件，达到了峰值，2011年有所下降。企业劳动纠纷案件反映的问题一般都较为复杂，没有较高的法律和政策水平，很难提出妥善解决的办法。企业法律顾问熟悉法律和企业实践，对法律和企业规章制度的的理解较为准确，企业法律顾问参与劳动纠纷处理工作，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专业知识，确保劳动纠纷案件依法解决。
（二）及时性优势
企业法律顾问机构设在企业内部，企业法律顾问一方面熟知企业管理机构设置和企业规章制度；另一方面，与发生纠纷职工同处一个单位，可以更多地了解纠纷发生的原因，能够及时接触职工。企业法律顾问参与处理劳动纠纷可以直接为职工解答法律疑惑，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增强依法职工依法治企的观念，可有利于劳动纠纷案件尽快合理合法地解决。
（三）决策参谋优势
企业法律顾问的职能之一就是，充当参谋，为企业领导决策提供依据。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资料显示，劳动者在劳动纠纷案件中的胜诉率几乎在50%以上，说明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还有一定的距离。企业法律顾问通过参与劳动纠纷处理，找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漏洞，完善劳动合同和企业规章，向领导提出法律意见，及时促进企业走向法制化管理，减少劳动纠纷和内部矛盾发生。
三、发挥企业法制建设主导作用，从源头上预防劳动纠纷
（一）完善规范劳动合同管理流程
企业法律顾问要积极主导和参与规范企业劳动合同管理，通过对劳动者高效、规范、人性化的合同管理，建立企业新型用人机制。企业法律顾问在日常工作中应认真研究并主动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法律、政策的最新动态，帮助相关管理人员提高法律知识水平，与此同时，负责办理企业从招聘和录用员工、订立合同。履行和变更合同一直到合同解除和终止全过程的相关法律事务，运用法律专业知识，为企业依法管理，防范风险提供保障。具体来说，企业法律顾问在规范劳动合同管理流程方面要发挥以下作用：
一是规范招聘管理。在人力资源招聘中，要杜绝招聘广告出现歧视性条件，将录用条件书面化并要求录用者签字确认，同时认真制定并要求入职员工如是填写基本信息登记表。
二是明确合同条款。严格依照法定时间，在坚持平等、诚信、自愿的原则下，区分不同的情况，制定并与劳动者签订不同版本的书面劳动合同，依法明确约定试用期、工资、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福利保险、安全卫生等方面的法定必备条款，并结合用人单位具体情况尽量细化岗位要求、考核标准、保守秘密、竞业限制等条款。
三是动态跟踪合同。企业法律顾问要尽可能的坚持对劳动合同的亲自履行、全面履行和协作履行，在确需变更劳动合同时，准确把握和灵活运用双方协商变更、单方变更劳动合同的法定情形，在最大限度内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同时，提高证据意识，妥善保存具有证据价值的相关材料。
四是要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要准确把握劳动合同协商解除、用人单位单方解除的法定情形与程序要求，杜绝出现劳动者单方解除的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的法律规定，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此外，法律顾问还应参与集体劳动合同的协商与订立，就用人单位设计员工利益的重大决策.
（二）起草审核劳动关系管理规章制度
组织或参与起草、审核企业规章制度是企业法律顾问重要职能。在制定劳动管理规章制度的过程中，法律顾问应当始终坚持合法性原则，即主体合法，无论用人单位还是起所属的某个部门制定规章制度，为防止效力风险，只要经过用人单位的授权或认可，最终均应以用人单位名义；内容合法，规章制度必须体现权利与义务的一致，不得违法法律、政策规定，并不得与劳动合同或集体合同的规定相悖；程序合法，包括制定程序的合法及公示程序的合法。企业法律顾问组织或参与制定规章制度的基本要求：
一是目的明确。企业法律顾问为用人单位制定规章制度的目的是要规范用人单位的用工管理，做到有章可循，激励员工努力工作，而不是惩罚或剥夺员工权利，故应在制定规章制度的过程中注重开放性和激励功能，重在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二是条理清晰。企业法律顾问在制定规章制度时要注意文字简洁、条理清晰，同时要注重劳动合同或集体合同的条款与规章制度之间的冲突。
三是注重实用性。对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的事项要做出量化的规定，对难以穷尽的事项用技术性术语概括规定，以增加规章制度的覆盖性和灵活性，避免只有禁止而无责任的条款，使出台的规章制度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三）加强法制宣传防范治理劳动纠纷
企业法律顾问工作是一项法律和政策性都很强的工作。领导决策层和职工群众哪一方法律把握不准、政策吃不透都可能发展成劳动纠纷。为此企业法律顾问要把加强法制宣传、纠正思想偏差作为防范治理劳动纠纷的一个重要手段，着力为企业发展充当法制“讲解员”。
一是开设课堂讲法律。一方面，要面向企业决策层、管理层加强发展宣传，重点灌输、讲解劳动管理法律、法规、规章，提高管理人员法律知识，提高领导层依法行政能力，促进管理层依法治企，防范劳动纠纷。另一方面，要面向基层职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普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就业促进法》等劳动法律知识，为职工宣讲有关政策，帮助消除疑虑，引导职工知法、守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合同纠纷的法律法规篇4
2011年至2014年，__法院审理的全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如下：
1、案件受理情况。共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171件。其中2011年受理14件，2012年受理56件，2013年受理51件，2014年受理50件。案件类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共受理160件，占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总数的93.5%。其中2011年受理9件，2012年受理54件，2013年受理47件，2014受理50件。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1]为49件，2011年至2014年分别受理8件，13件，23件，5件；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为4件，2011年至2014年分别受理1件，3件，0件，0件。另一类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共受理11件，占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总数的6.5%。其中，2011年受理2件，2012年受理2件，2013年受理3件，2014年受理4件。
2、诉讼主体情况。
从统计情况来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主体主要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双方当事人均为公民。此类案件数为122件，占纠纷总数的71.35%，占比较大；另一种情形是当事人一方为公民，另一方为村委会。此类案件数为47件，占纠纷总数仅27.49%。
3、案件处理情况。
目前，受理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已结168件，其中调解撤诉数为121件，调撤率为72.02%；判决数为47件，判决率为27.98%；上诉案件数为17件，上诉率达36.17%；发改案件数为1件，发改率达2.13%。与其他民事案件相比，农村土地纠纷案件调撤率较低，而上诉率、发改率显著较高。
从法院审理情况以及走访调查的情况来看，当前__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纠纷范围具有广泛性。以往，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多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因侵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的纠纷等。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农村人口流动频繁，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增值效应变得更加突出，新类型的纠纷与冲突不断出现，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订立、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外嫁、进城、丧偶等户籍变动引发的纠纷等，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范围更加广泛。在调查中还发现，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主体除村委会、村民外，不少纠纷还涉及乡(镇)政府、土地征用的相关单位、农业专业合作社等，呈现主体多样化的趋势[1]。
2、纠纷矛盾具有激烈性。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由于涉及农民“命根子”利益,一旦形成纠纷,当事人之间对立情绪大,互不相让。如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处理,很容易引发其他纠纷、甚至突发事件。一是民事纠纷，主要是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类侵权纠纷。当事人之间因争抢土地，抢种抢收，导致毁坏庄稼，甚至打架斗殴，引发财产、人身损害纠纷。此类财产损害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诉讼约占人民法庭受理的这两类案件的20%左右。二是刑事纠纷。在争地过程中,一些当事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做出故意伤害、破坏生产经营等极端行为,构成刑事犯罪,其中以故意伤害(轻伤害)罪居多。
3、纠纷规模具有群体性。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大多涉及人员多，群体性特征明显。不少纠纷虽尚未进入诉讼程序，但许多农户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处于等待和观望中，一旦正在审理的案件有了结果，大量相同情形的案件蜂拥而至，很快都进入诉讼程序。此外，实践中，乡(镇)政府侵犯农民承包经营权、村委会违背民意暗中向外发包土地、土地征用过程中强征强拆或补偿款不到位等，因涉及较多人的切身利益，一般为大多数村民所关心，极易引发群体性纠纷。
4、纠纷处理具有复杂性。全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中，大量纠纷系通过村组协调、诉前调解等途径处理，协商、调解不成的才进入诉讼程序。由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涉及的一些问题，有历史原因、乡土习惯，相关政策与法律规定存在一定冲突，法律与法律之间也未能完全衔接，导致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过程中陷入“认定事实难，适用法律难，化解矛盾难，服判息诉难，强制执行难”的“五难”境地，案件处理结果呈现“调撤率低，判决率高，上诉率高、发改率高”的“一低三高”局面。
1、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是引发纠纷的自然原因。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土地的总体供应充足与个体分摊的稀少是一对长期、深刻的矛盾。特别是东部农村的土地由于受到工业化进程加剧的影响，实际可耕地面积正在日益减少，而城乡二元化的体制尚未打破，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仍十分强烈。土地二轮承包结束后，一方面是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而另一方面是婚育生娶、生老病死等人口变化，部分人群人多地少、占地不均衡的问题突出，这些为土地纠纷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2、利益驱动是引发纠纷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农业政策调整使种地有利可图。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随后国家又采取具体的农业补贴政策和措施，种地收益明显增加。之前因种地收入低、税费重，不规范的将土地流转、将土地交给亲朋耕种、“以租”、将承包田硬还村组甚至将土地闲置、撂荒的农民现在又反悔，纷纷想要回土地；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对土地需求的快速增长，城郊土地征收补偿给农民带来巨额受益，在补偿款的利益驱动下，所征地范围内曾有互换、代耕等土地流转形式的农户，纷纷欲收回土地，然而现在的经营者又不愿放弃，逐渐演化成大量的土地承包纠纷。如：青墩镇修建高速公路征地时，不少农民得到了二、三十万元的巨额补偿收益，听说还将继续征地，当地农民土地观念极强，要求返还承包地的纠纷案件也较多。
3、基层土地管理不规范是引发纠纷的普遍原因。在调查中发现，
基层土地管理工作不规范现象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1）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档案管理混乱。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时工作不严谨、细致，出现了一地双证、错填、漏填证件、地亩四至不全、记载的四至、面积与实际情况不符等情形，不少农户至今尚未领到经营权证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内容记载错误的，未能及时进行变更；对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耕地的，未能及时办理相关手续并收回、注销经营权证书。有的村土地承包档案保管不当甚至丢失，导致相关内容无法核查。这些均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利不清晰、不明确，为纠纷发生埋下隐患。（2）土地流转手续不完善，程序不规范。主要表现为自行流转多,报批准、报备案的少,申请变更登记的更少;口头协议多,书面协议少;约定不明的多,约定明确的少;书面协议内容不规范的多,规范的少等，而镇、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的管理普遍不够到位，未能提供示范性合同文本，也未能及时进行登记、备案、监管。一旦发生纠纷，农户之间各执一词，土地流转的性质、合同权利义务的内容认定缺乏有力的证据，处理难度较大。4、法律和政策的衔接不协调是引发纠纷的制度原因。我国对农业土地承包纠纷的解决，走过了主要依靠政策调整到以政策调整为主、法律调整为补充，到政策调整与法律调整并重再到目前主要依靠法律调整的历程。多年来农村土地政策不太稳定，几经变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立法滞后，与现有政策并不完全衔接，导致诸多问题。如：《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二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但2005年9月1日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2]对该问题作了不同的规定，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持。两者规定存在不一致。发生纠纷后，捡拾土地的这部分农民，甚至当时重新安排种植的村组还根据《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坚持认为不应返还承包地。再如，以前对“集体”这一概念的理解曾包括村小组，现行法律对于承包地所有权的归属规定为集体所有，该“集体”是指村集体，还是村小组，模糊不清，发生土地征收涉及补偿收益时就容易引发谁是受益方的争议。这些问题的存在给法院协调、化解矛盾以及服判息诉工作带来困难。
5、矛盾解决机制不畅是纠纷涌入法院的社会原因。社会转型期使人情社会逐渐走向理性社会，人的组织认同感、归属感逐渐淡化，基层组织的凝聚力、社会控制力明显弱化。在调查中发现，对一些历史原因存在争议的土地纠纷，村集体采取回避的态度，使得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矛盾激化或进一步扩大；一些原本争议不大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因没有及时处理妥当而矛盾加深、影响加剧；还有许多纠纷虽经集体经济组织协调处理，表面上平息了纷争，但未从根本上予以解决，随时可能酿成新的纠纷。此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已经于2010年1月1日施行，但我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前不久才刚设立，仲裁工作尚未能正常开展，实效也尚未显现。诉讼外调解、仲裁机制的不畅，导致大量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涌入法院。
1、完善承包经营权登记，明确土地权属。目前，我区新兴镇三里村作为全市唯一试点，已经按照中央意见[3]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换证工作，而其他地区尚未开展。针对当前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工作不彻底、不到位的普遍情况，建议区农村工作办：（1）制定切实可行方案，抓好延包扫尾，加快全区土地确权发证工作；（2）对已完成延包工作的村，依照《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对土地进行权属清查，进一步查清承包地块面积、四至和空间位置等情况，对权属不明或错证、漏证的依法确权，避免权属争议；（3）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充实完善承包地块的面积、四至、地类和空间位置等信息，并逐步实现信息化管理；（4）适时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注销工作。对征用、进城落户、分户、结婚、死亡、转让、互换等引起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变动或者灭失的，依法办理变更、注销登记，并记载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从而进一步明确土地权属，消除纠纷隐患。
2、完善管理机构，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充分发挥在各镇建立的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的作用，要在区农办的指导、协调、监管和引导下，积极履行农村土地流转管理职能，包括收集、上报和各村土地流转信息，建立流转信息平台，指导签订流转合同，办理流转合同鉴证，监督流转合同履行，调解流转合同纠纷，管理土地流转档案，接受村、组、农户委托流转土地使用权等，进一步促进土地流转行为的规范化和高效化。
3、加强培训与宣传，提高群众及基层管理人员素质。首先，区农办与区法院要积极向全区农户宣传《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相关法律政策的精神、内容，做到宣传到村、到户、到人，使广大农户懂法、守法、护法，自觉规范土地承包经营行为，用法律维护自身利益；其次，区农办要加强对乡、村两级负责土地承包管理工作干部的业务培训，使其深刻理解土地承包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真正掌握不同情形矛盾纠纷的处理方法，做到依法管理，依法调处，使农户认同基层组织工作，认可基层组织处理结果；最后，区农办要特别加强对村级土地管理员的业务指导，使其切实做好土地承包档案管理工作，并注意收集掌握、分析研判、及时上报本村二轮土地承包和流转动态，为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提供第一手资料与信息。
1、把握调处原则，妥善化解纠纷。各乡镇、村委要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组织，并在人力、物力和时间三个方面给予保证，为调解工作开展创造有利条件。调解组织要充分发挥贴近基层、依靠基层的优势，本着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农业规模经营、有利于农村大局稳定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多做化解工作，特别是对于矛盾尚未激化、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模糊的纠纷，要根据法律和政策基本精神，多做释法析理工作，耐心疏导，妥善化解矛盾，提高调解实效。
2、全面推行仲裁，提高仲裁实效。与协商、调解、诉讼等途径相比，采用仲裁方式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具有成本低、效率高、效果好等诸多优越性，也符合当前全区的实际情况。建议区农办抓好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学习和宣传，全力保障仲裁机构必要的工作经费、工作场所和工作条件，并对仲裁员实行定编定岗，加强业务培训，使仲裁工作全面落到实处。对诉至仲裁机构的纠纷，要以稳定承包关系为根本，以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为准绳，以维护土地承包当事人合法权益为核心，以稳妥调处土地纠纷为重点，公平、公正、实事求是，依法裁决。
3、强化沟通协作，形成工作合力。积极开展诉调对接，在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同时，要积极倡导诉前调解，并及时与乡镇、村组联系，加大委托调解和邀请调解力度，全力提高诉前调解实效，同时法院要加大对基层组织调解、仲裁调解的业务指导力度，对其通过调解达成的协议，依法、及时确认其效力。此外，要依托“和谐共建”平台，加强信息共享和矛盾纠纷共同排查、化解工作，对于一些重大、复杂的土地承包纠纷，应及时向辖区党委政府汇报，通过组织法院、农办、当地农业主管部门等相关单位召开联席会、协调会的方式，专题研究纠纷的化解对策，形成纠纷化解的合力。
（三）进一步加强法律问题研究，妥善处理农村土地纠纷。
1、明确纠纷处理的基本思路。对于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应采用物权保护为主、以债权保护为辅的保护方法。对弃耕、撂荒的原承包地，本人不愿耕种的，可以依法进行流转，但其承包经营权仍受法律保护，除非本人提出书面申请，自愿放弃承包权，否则，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剥夺或限制其承包权。同时，在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不能片面强调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而忽视对实际耕种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不能脱离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实际情况而机械地运用证据规则去适用法律，要实事求是，公平公正。2、明确纠纷处理的一般方式。（1）对返还承包地请求的处理。对已经收回或调整承包地的，按照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保护原则，原则上应立即返还。不能立即返还的，要依照有关规定，区分不同情况情形妥善处理：如果原承包地已被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给本组织其他成员，在确认原承包农户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由集体经济组织组织原承包农户和现耕种人直接协商，如原承包农户同意继续流转的，流转受益必须全部归原承包人，或者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重新修订合同，限期归还承包地。如暂时不能返还的，由集体经济组织在机动地中予以解决，没有机动地的，经原承包农户同意后由集体经济组织负责给予经济补偿，并保障其基本生活来源。（2）对“抢种”侵权问题的处理。“抢种”行为系法律上的侵权行为，应当在生效判决后，立即停止侵权、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还要赔偿损失。但是这种“抢种”行为往往是事出有因，在已过播种期后，如果让受侵害者进行收获不但在当前农民的意识中不能接受，显然会激化不可预测的矛盾；如果将种植物予以铲除导致的又是社会财富的减失。所以我们认为由抢种者收获，具有承包权的承包方得到赔偿具有现实可行性，如此处理也未违背现行法律的规定。另外，在赔偿数额上不宜高于侵占土地的纯收益，这样便于判决的实际履行。具体可按如下处理意见：①
合同纠纷的法律法规篇5
医疗事故的频繁发生，不仅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巨大的身心损害，而且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甚至引发社会矛盾。如何处理因医疗事故导致的医疗纠纷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国务院新颁布的行政法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解决医疗纠纷方式仍停留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三种方式上，有许多不足之处。因此，医疗纠纷的处理一直是困绕我国卫生界的一大难题。笔者结合当前医疗纠纷的实际情况，在研究我国的《仲裁法》、民商事仲裁制度和劳动仲裁制度的基础上，对于建立医疗纠纷仲裁制度作如下探讨。
一、 医疗纠纷仲裁制度的必要性
仲裁是一种最为重要的非司法诉讼解决争议的方式，是指纠纷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非司法机构的第三者审理，并作出对争议各方均有约束力的裁决的一种解决纠纷的制度和方式。建立医疗纠纷仲裁制度的必要性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解决医疗纠纷方式的局限性
《医疗事故处理条理》规定的三种方式：①医疗单位与病员及其家属自行协商解决。②卫生行政部门处理。③人民法院处理。这三种方式对于解决医疗纠纷、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起到重要的作用，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1、 协商和解的方式不利于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医疗单位愿意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的原因之一是宁愿“花钱买平安”，以减少万一败诉时在社会上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之二是减轻善后工作的难度等。患者一方则为了多得到经济补偿。协商和解容易造成病人之间的攀比，要价越来越高，医院难以承受，而导致矛盾激化，扰乱医院正常工作秩序。此外，协商和解容易掩盖错误，甚至？ 缸镄形??矶嘤醒现厥е靶形?牡囊搅剖鹿剩?ü?靶?毯徒狻钡姆绞浇饩觯?梢约炔患?ǎ?膊欢ㄐ裕?搅频ノ徊淮又形?〗萄担?笔氯艘膊怀械t鹑危?交妓?降暮戏ㄈㄒ娴貌坏奖；ぁ？br>
2、 卫生行政部门处理。行政处理医疗纠纷的权利机构基本是医疗单位本身和医疗单位的领导机关。在行政处理医疗纠纷中，处理纠纷的权利机构多从本位主义出发，首先考虑如何保护自己的医护人员和如何维护医疗单位的经济利益。难以避免发生 “同行相亲”、“隶属偏袒”等问题，容易造成处理结论的失真，病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
3、法院处理有一定的局限性。医生是一种高风险的职业，非经专业训练难以对专业问题得出客观科学的评价。法官由于不懂医，处理医疗纠纷不可能得心应手，医患双方的权利无法得到充分保证。部分患者判决结果不满意，以纠纷为理由砸毁医院设施或殴打医务人员。更多的情况下，由于法官不懂医疗行业的特殊性，而不公正作出的判决，挫伤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不利于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切实保障医务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权益。
（二）仲裁解决医疗纠纷的优越性
1、医疗纠纷仲裁制度具有公正性、权威性。仲裁机构具有民间性质，独立于行政机关，仲裁员是兼职的，不属于仲裁机构，可以避免行政干预、长官意志；仲裁没有级别和地域管辖，当事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择自己信赖的仲裁机构，能够避免“人情”等不公正因素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仲裁员从公道正派的专业人员中选聘，有着严格的条件，素质高，作风正，令人信赖。
2、 医疗纠纷仲裁制度具有快捷性，经济性。医疗纠纷仲裁制度可规定审理的期限，实行一裁终局制，即仲裁裁决一经作出就发生法律效力，医患双方不能就同一纠纷再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不能就同一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或上诉。这充分体现了仲裁方式快捷性的优点，克服了以往处理医疗纠纷存在的久拖不决、搅闹医院、无理缠讼的不良现象。由于时间上的快捷性，费用也就相应的节省；由于一裁终局制，无需多审级收费，所以仲裁收费一般比诉讼收费低。
3 医疗纠纷仲裁制度具有保密性，能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
医疗纠纷案件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一些新闻媒介很是热衷于报道、曝光，且过分侧重反映患者方面的要求，对于案件的处理过程和结果，部分报道未能实事求是而是作出自认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误导公众，激化了社会矛盾，甚至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法官的公正裁判。而医疗纠纷仲裁一般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仲裁的整个程序和裁决也不公开，仲裁机构成员和仲裁员以及当事人均赋有保密义务。整个仲裁过程很少受到外界干扰，这样可以给当事人，尤其是医方“留点面子”，减轻其怕在声誉上可能受到负面影响的顾虑，也保护了患者的隐私权，医患双方可以在一个和谐的氛围中，平息纷争，化解矛盾，促使争议得到公正、彻底解决。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缓和社会矛盾有积极的作用。
4、 医疗纠纷仲裁制度能有效克服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时专业知识的局限性
医疗纠纷常常涉及复杂的医学知识和法律问题。法官由于受医学专业知识的局限，难以深入其中，可能影响公正裁判。而医疗仲裁机构具有分专业的仲裁员，仲裁员一般都是医学专家、法学专家、医疗管理专家，能保证仲裁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二、医疗纠纷仲裁制度的建立与仲裁程序
（一） 建立纠纷仲裁委员会
由于医疗纠纷仲裁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和仲裁的特点，可先在设区的市一级以上行政区设立常设性的仲裁机构即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该机构由市级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统一组建，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对其行为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该委员会组成人员中要充分体现医、法结合，由医学专家、法医、法学专家、医学伦理学家、医疗管理专家医学伦理学专家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员担任，以此来提高仲裁的公正性、科学性、权威性，增加医患双方对仲裁的信任度。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的职责是：①负责处理本委员会管辖范围内的医疗纠纷争议案件。②聘任具有实践经验和专业水平的临床医学专家（可分不同的专科）、对卫生法有较深研究的法律专家和卫生行政管理专家和医学伦理学专家、公证员担任专职或兼职仲裁员，并对仲裁员进行管理。③领导和监督仲裁庭开展工作。④总结并组织交流办案经验，向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司法机构提供有关处理医疗纠纷的建议。
（二）设立医疗仲裁庭
医疗仲裁庭是非常设机构，仲裁员可由具有实践经验和专业水平的临床医学专家（可分不同的专科）、对卫生法有较深研究的法律专家和卫生行政管理专家和医学伦理学专家、法医、公证员担任。
医疗仲裁庭，可以根据医疗纠纷的复杂程度分别由3、5、7人组成。3人仲裁庭由医疗专家、法医、法律工作者组成；5人仲裁庭由医疗专家3名、法医、法律工作者公证人员个1名组成；7人仲裁庭由医疗专家2名、法医、医学伦理学专家、法律工作者公证人员个1名组成。
（三） 医疗纠纷仲裁程序
当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在协商解决不成的情况下，若双方能自愿达成协议将争议提交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处理，则仲裁可按照下列程序进行：①当事人申请。提出仲裁要求的医患一方应当在纠纷发生之日起规定的时间内（即受理时效内）向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②案件受理。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应当在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对决定受理的应通知被诉方，并组成仲裁庭。③案件审理。仲裁庭处理医疗纠纷应当先行调解，在自愿合法的原则下促使医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若调解不成功则不应久调不决，仲裁庭应当及时作出裁决。④仲裁的执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如同法院的裁判书一样，当事人必须履行。当败诉方在不自动履行仲裁裁决的情况下，胜诉方可请求法院强制执行仲裁裁决。通过法院的强制执行能体现仲裁裁决的权威性，在保证实现当事人权利的同时，也保证了医疗纠纷仲裁制度的顺利发展。
三、医疗纠纷仲裁的法律适用
医疗纠纷仲裁制度的法律适用。是指医疗纠纷仲裁机构依法定程序将法律、法规、规章等的规定具体运用于各种医疗纠纷案件，从而对争议的事实进行客观公正的审查与裁决的活动。
（一）医疗纠纷仲裁的法律适用范围
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加强，卫生法制建设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形成了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医疗卫生法律为核心，以国务院制定的医疗卫生行政法规为主体，以卫生部的大量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规章为网络的医疗卫生法律体系，这一体系是医疗纠纷仲裁的依据。当然该体系尚处在发展、完善之中，因此与医疗纠纷处理有关的民法、经济法等法律也可能被运用到仲裁中。目前与医疗纠纷仲裁的法律适用有关的医疗卫生法律体系中，《医疗事故处理条理》是医疗纠纷仲裁的主要依据。此外，《执业医师法》，对医患双方在医疗过程中的具体权利义务以及各自承担的责任也作了详？ 傅墓娑ǎ?砸搅凭婪字俨锰峁┝酥苯拥姆?梢谰荨？br>
合同纠纷的法律法规篇6
摘要：法律应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利器，然而法律实践的结果并非总是如此。人们对法律的预期总是和法律实践之间存有距离，甚至背反现象也非鲜见，尤其在乡村纠纷的解决中。乡村生活的逻辑和法律的逻辑并不完全一致，二者对公平、正义的理解也非完全重合。尽管如此，现代乡村仍然需要法律的介入。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乡村纠纷的解决中，法律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本文拟从乡村纠纷解决的法律实践中，考察法律在乡村的运行，透视法律在乡村生活和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以及村民运用法律的态度。
关键词：乡村；道德；法律
一、乡村的纠纷样态
（一）家庭纠纷
1.代际纠纷
乡村中的代际纠纷主要包括，子女与父母关于分家、婆媳关系和赡养所产生的纠纷。“在传统同居同财的大家庭中，只有在家族内部矛盾激烈，大家庭无法为继时才会选择分家。”[1]（p.103）而在中国今天的村庄中，“核心家庭也能应付生产劳动任务，于是，为了减少内部的摩擦与冲突大家庭就普遍解体。”[2]（p.103）这时家庭关系更加理性，纠纷也不如过去激烈。另外由于村民价值观的松弛而导致孝道的沦落，使得赡养纠纷成为了村庄中最多见的代际纠纷。
案例1
李怀生，78岁，和妻子一块吃住。4个儿子一年总共给2200元钱。儿子不给粮食，前些年是给每个老人一年配300斤小麦，250元钱。大儿子有3年没给老人交粮食，原因是大媳妇不讲理，老人本就觉得不够吃，大媳妇又闹意见不配粮食，老人只好将分出去的地收回来自己耕种，但是由4个儿子分成两组轮流帮着收庄稼，种的地能管吃。2008年老人在帮侄媳妇晒豆皮时从楼梯上摔下来摔断了腿，兄弟几个都不同意出钱看病，闹到大队调解，后来由侄媳妇出钱看病。[3]（p.109）
2.兄弟（妯娌）纠纷
过去兄弟之间的纠纷主要集中在合作使用农具上和生活中的琐事中，前者已经越来越少，而后者这些纠纷看起来不大，但长期累积起来也可能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
案例2
曹某和胡某是妯娌关系。曹某个性强，公公婆婆也听从她的摆布；胡某则老实、爱面子。1994年7月22日下午，两人因小孩的事情发生争吵打斗。当时胡某的丈夫刚好不在家，吃了亏的她觉得委屈就喝药自杀了。后来胡某的娘家人来闹丧，将尸体抬到曹某家，并将其家里砸得稀烂、在屋里洒粪。曹某的娘家人自觉着理亏都不敢出面阻拦，村里人也没有阻止他们。最后村委会出面进行调解，事情才得以平息。但是兄弟从此再也不说话了，两位老人也特别心痛。[4]（p.112）
（二）土地纠纷
1.耕地的纠纷
（1）土地边界纠纷；在土地调整后，责任田的边界都会打上石灰线或立有木桩。但经过一两年的时间，石灰线会逐渐变淡、消失，木桩也会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原因而不知所踪。人们往往对田地的界限只有一个大概印象，这时一些村民为了多占一点地就会在犁地时往他人的地里多犁一两行，每年占一点。时间长了对方就会发现，由此产生纠纷。这类纠纷只要经过重新丈量就能解决，但却经常发生。
（2）承包权的纠纷；根据法律规定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而且面积、位置都不能变。实际上农民往往会根据情况对土地进私自调整。因此有些地方把“土地承包30年不变”解释成“承包权30年不变”。[5]（p.81）这些土地调整的行为都得到了农民认可，可看作是村庄“共同的规范”，但严格来说这和国家法律规定是有出入的，但通常都不会细究。如果碰上有人为了维护个人或小群体的利益而细究法律时，村庄认可的“共同的规范”即趋于瓦解。
（3）和承包权有关的纠纷：在农村负担很重的时候，农民出现了“抛荒”现象，土地既闲置不种，又不转包给他人。由于土地负担太重，收益太少转包要倒贴钱。村干部为落实税款，就把土地处理给愿意种的人。税费改革后，种地的收益提高了，于是抛荒的人又回来要求要回承包地，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否则就上访状告村干部侵害他的权利。
2.建房的纠纷
建房的纠纷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建房的高低走向问题；另一方面是宅基地纠纷，建房的高低走向虽然会引起纠纷，但是通常就是去闹一闹、出口气，停留在吵闹阶段，虽会积怨，但较少出事。在宅基地的使用上，有些人超出规定多占宅基地，但是房管部门通常也只是罚款处理，不退地更不可能扒房子，占了就占了。
（三）日常纠纷
日常纠纷包括家畜对农田的侵害、偷盗引起的纠纷和日常琐事引起的纠纷。一些村庄中放养的鸡、鸭会去偷吃别人地里的青苗，主人对此也放任不管。有些村庄组织“护苗队”。[6]（p.119）抓住就罚。这些都会产生纠纷，且大都没有办法调解。日常琐事引起的吵架，打架通常很容易化解，但有的如果处理不好也有可能积怨渐深，冲突面临升级为刑事案件的可能。
案例3
水电河与李长斤是邻居，李比较霸道。水喂养了一头水牛，门前有条大水沟往西排水，水牛喜欢泅水，有次就把李家的一棵小树磨破了一块，水觉得这事情自己背理，自己门户小也不敢惹事，又是党员，就认赔钱。而李不但耍无赖，而且动手打了水，最后在多方劝说下李给水道歉才解决此事。[7]（p.99-100）
二、乡村纠纷的特点
从上述纠纷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乡村纠纷具有以下特点：
（一）纠纷的产生与乡村道德评价对村民的约束有关
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变迁剧烈，村民社会流动频繁，村庄已经不再是村民们获得生活意义的唯一场所，甚至可能不再是最主要的场所。村庄的舆论和道德评价正逐渐失去往日的权威。村民的行动更多地取决于利益需求。“利”逐渐取代“情”和“理”，成为人们的行动逻辑。
（二）纠纷具有延伸性
案例2中导致胡某自杀的大原因，不仅仅是与曹某一次纠纷的结果，也是曹某的强势作风，对胡某长期压抑的结果。乡村的纠纷，尤其是恶性纠纷往往不是一因一果，而是多因一果，具有时间或空间的延伸性。
（三）纠纷的诉求不一定具有法律的可诉性
案例3中水电河想和李长斤拼命，只是想出口“气”，而这是对日常生活的状态的表述，不构成法律制度的一部份，法律不保护这样的利益。因此这些纠纷也无法通过法律手段得到解决。然而纠纷的解决往往需要运用像村规民约这样的“地方性知识”来解决。法律是对生活的抽象，而非直接源自生活，因此法律无法预测村庄中的每一种纠纷形态，无法包容这种种纠纷的内涵和外延，也无法解决所有的纠纷。
三、生活中的“合法性”与法律的合法性
法律是一套正式的制度，成文的法典确定了规则，正式的机构维护这些规则。法律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重新定义着人们的行为什么“合法”。这使法律有属于自己的调整范围和固定程序。复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可能被法律完全覆盖。对于法律与现实需求之间总有“留白”之处。社会生活中的冲突与纠纷，只有被法律确定了的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日常生活中的合法性不等于法律上的合法性。
（一）“法律已经下乡”亦或“法律没有下乡”
由于村庄发生的纠纷有相当一部分不在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内，法律对乡村纠纷的介入也是有限的，这使得国家不可能在纠纷出现的第一时间现身。同时，正式的法律比较昂贵的，用来解决繁杂的乡村纠纷是不经济的。除非法律主动介入，否则乡村似乎处于法律之外。有研究者指出，乡村由于自身的调解能力下降，黑恶势力的入侵，国家行政权的后撤，导致了“结构混乱”——即乡村共同体趋于瓦解，乡村社会面临解组。[8]
在乡村，一方面，出于对稳定乡村秩序的需求，村民有亲近法律的倾向；另一方面，国家长期的法治宣传也使农民不再是法盲，学会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甚至利用法律对抗违法的政府。①[9]因此，对乡村法律样态的解读，只局限于到法院的案件，或者只看到法律与乡村的格格不入，都是不符合乡村现实的，应当从乡村日常的法律实践入手去观察乡村中的行动者们是如何看待法律的，又如何运用法律的。
（二）生活逻辑与法律逻辑
上述案例让我们在具体的场景中看法律，而场景中的人同时被赋予了道德性。由于在适用法律时我们已经先确定了对事件的评价，并希望被置于生活框架下的法律，以场景的逻辑来定义行为。由于法律是超越场景的，法律的逻辑与特定的场景没有必然的关联性，而是独立存在的。法律看待的事实是被法律定义且永恒的行为，因此看待事件的生活视角和法律视角并不是一致的。法律有一套自己的规则，人们行为法律化的过程，就是把行为置于法律规则体系下运作的过程。法律最后会给出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可预料的，也是偶然的。可预料性在于规则的确定性，其偶然性则因为采用的策略不同。法律不会提供一个完全确定的结果，但可以提供某一确定结果的概率。在乡村的法律实践中我们看到，法律对乡村而言是一种可供利用的工具，人们利用法律去追逐利益，对于法律抱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当有利可图时，把行为置于法律中，借用法律的力量去实现自己力量难以企及的结果；当行为置于法律中无利可图时，人们就把行为置于生活场景中解释。
四、结语
费孝通在描述法律下乡的困境时指出，“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结果是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经发生了”[10]（p.58），朱晓阳把这种法律与乡村的不适理解为“语言混乱”[11]，指的是“业已确立的正义观同从外部引入的、更多反应现代生活方式压力的正义观之间的紧张。”[12]然而在我们看到法律在乡村的种种不适的时候，同时也看到了法律成为了村民手中的一种“游戏”。他们“玩”法并从中获利，要么生活的正义在法律中无法得到彰显，要么法律的正义在乡村中无法实现。因此，单从生活视角，或法律视角来看待乡村法律问题，我们只能看到乡村与法律的二元对立。法律在乡村中的实际运行离不开对乡村资源的依托，乡村秩序的维护和纠纷的解决，也需要法律话语和权力的支持。乡村秩序的维持、演进与维系，需要法律的支持，而法律的运行也需要在良好乡村秩序环境，二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而非相互对立。（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王建法学院）
注解：
①于建嵘指出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是“以法维权”以国家法律和政策对抗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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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纠纷的法律法规篇7
证券纠纷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副产品，在新兴的证券市场上这一现象尤为突出。问题在于，面对形形的证券纠纷，如何探索和构建证券市场低成本、高效率的解决证券纠纷的机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新课题。我们认为，除了通过诉讼或行政的方式来解决证券纠纷外，采用仲裁的方式来解决证券纠纷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仲裁解决证券纠纷的法律依据
1994年8月31日颁布的仲裁法关于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的规定，同样适用于证券纠纷，因为证券纠纷大量的属于民事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的纠纷。
同年10月11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发字〖1994〗139号文）了《关于证券争议仲裁协议问题的通知》，该通知是针对中国证监会管辖范围内的证券经营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因股票发行或者交易引起的争议必须采取仲裁方式解决所作出的规定。通知指出：一、按照《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七十九条和八十条的规定，凡是与股票发行或者交易有关的争议，需要采取仲裁方式解决的，应当签订证券争议仲裁协议或者仲裁条款。证券经营机构之间以及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交易所之间因股票的发行或者交易引起的争议必须采取仲裁方式解决。上述机构签订的与股票发行或者交易有关的合同，应当包括证券争议仲裁条款。二、中国证监会指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为解决证券经营机构之间以及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交易所之间因股票的发行或者交易引起的争议的仲裁机构。其他与股票的发行或者交易引起的争议也可以选择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三、明确了仲裁协议或者仲裁条款的内容：“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者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如果当事人协商不能解决，应当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仲裁规则和有关证券争议仲裁的特别规定进行仲裁。仲裁的地点在北京，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四、证券经营机构之间以及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交易所之间因股票的发行或者交易引起的非合同争议，可以依照相关格式，自愿签订仲裁协议。
1998年12月29日颁布的证券法为规范证券的发行和交易行为，以及如何解决证券纠纷填补了法律上的空白。为配合证券法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还相继制定和了一批适用民事、证券等法律的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文件。与此同时，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法实施的三年多时间内，先后了280多件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所有这些都为通过诉讼和仲裁等途径解决证券纠纷提供了更具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和政策规范。
我们认为，随着证券市场的扩容和证券新品种的增加，证券经营机构之间以及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交易所之间因债券、基金的发行或者交易而引起的争议同样可以采用仲裁的方式来解决。此外，上市公司、投资者等与证券经营机构或证券交易所之间的证券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的纠纷也可以适用仲裁的解决方式。
证券纠纷的特点及其新的趋势
新兴的证券市场具有投机性强、变化大、风险高的特点。虽然证券纠纷主要是民商事的纠纷，具有民商事纠纷的一般特性，但证券纠纷因证券市场固有的特性使其具有自身的特点，一般主要表现为：
一是争议的标的较大。不论是证券经营机构之间以及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交易所之间因证券（股票、基金、债券）的发行或交易引起的争议，还是证券经营机构以及证券交易所与上市公司或投资者之间因证券（股票、债券、基金）等的发行或者交易引起的争议，一般争议的标的都比较大。此外，如果是证券民事赔偿争议，涉及投资者、尤其中小投资者的人数比较多，主要是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出现，这在一般的民商事纠纷中是比较特殊的。
二是社会影响面广。证券纠纷的社会影响面比较广泛，因为这不仅会涉及到当事人之间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关乎社会上众多投资者的切身利益。例如在证券民事赔偿争议中，一般散户投资者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纠纷产生后，往往容易演变成过激的群体行为，而受害投资者要求赔偿的金额与证券违法行为人实际偿付能力之间又存在较大差距，这种矛盾处理不当，将可能导致两种极端的后果，一种是受害投资者的赔偿要求在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容易触发投资者比较过激的情绪和行为，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另一种是作为证券违法行为的发行人、证券公司也有可能在原本不良的财务状况下雪上加霜，造成支付不能，甚至于面临破产，从而引发社会上的连锁信用风波。
三是案件疑难复杂。由于证券纠纷的争议标的较大，社会影响面广，加之一些案件的特殊性，以及现有法律制度的滞后性，使得在处理此类案件的程序上和实体上变得错综复杂，从而会导致诉讼制度上的一系列变革。仅以股东诉讼制度为例，在法律上就存在着许多滞后的方面，首先，涉及到扩大股东直接诉权的问题。按照西方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只要行为结果与股东利益有关，就应允许股东提讼，这种诉讼既可以是确认之诉，亦可以是赔偿之诉。这在我国现有公司法中尚不明确。其次，涉及到赋予股东派生诉权问题。当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给公司造成损害，而公司不予追究时，凡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可以有权代为公司提讼，这种法律规定在我国公司法中也不明确。第三，在股东诉讼中还涉及到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以及举证责任倒
置等问题。由于上述问题在我国现有法律中尚不完备，因此，在实际处理案件中就存在着不少困难。
四是专业性较强。处理证券纠纷不仅技术性、专业性和政策性很强，而且其所涉及到的法律领域也是相当广泛的。例如在商法范畴中的证券法、信托法、投资基金法等；民法范畴中的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等；公法范畴中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此外，还涉及大量的司法解释和行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等。但由于我国立法的相对粗糙和在司法中的经验不足，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对具体法律技术问题上难以准确地把握。例如在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审理中就遇到了一系列专业性很强的法律技术问题，如原告、被告资格的确定，诉讼时效、损失范围规定，赔偿金额计算，举证责任，诉讼代表人的选定，偿付方式等。因此，办案人员不仅要有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而且还要具有证券运用的专业知识。
除了证券纠纷的上述特点外，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对证券业逐步放开承诺的履行，市场化和国际化后的中国证券市场，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涉外证券纠纷，涉外证券纠纷还具有涉外性和国际性的特点，涉外证券纠纷的出现，对我国的立法、司法和执法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按照国际惯例，涉外证券纠纷更多的是采取仲裁的方式处理和解决的，这对我国建立符合国际规则的解决涉外证券纠纷的争端机制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仲裁解决证券纠纷的特点及其基本原则
仲裁是指各方当事人自愿将他们之间发生的争议交给各方所同意的第三人进行审理和裁决，该裁决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能最终解决争议。仲裁同诉讼和行政处理纠纷相比较，既有许多共性的方面，但也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及基本原则。
（一）仲裁解决纠纷的特点
作为一种解决合同和财产权益纠纷的民间性审理和裁判制度，仲裁既不同于解决同类争议的司法、行政途径，也不同于当事人自行和解，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自愿性。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是否将其提交仲裁、交与谁仲裁、仲裁庭的组成人员如何产生、仲裁适用何种程序规则，都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由当事人协商确定，所以仲裁能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二是专业性。由于仲裁的对象大都是民商事纠纷，常常涉及复杂的法律和相关专业知识，所以，各仲裁机构大都具有分专业的仲裁员名册，供当事人选定仲裁员。而仲裁员一般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从而能够保证仲裁的专业权威性。三是灵活性。仲裁的灵活性较大，在程序上不像诉讼那样严格，程序灵活，很多环节可以简化。四是保密性。仲裁一般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并且各国有关的仲裁法律和规则都规定了仲裁员及仲裁秘书人员的保密义务，所以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不会因仲裁活动而泄露，这一点在处理证券纠纷中显得尤为重要。五是快捷性。由于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不像诉讼那样实行两审制，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纠纷的迅速解决。六是独立性。独立性是保证案件处理公正性的前提条件。各国有关仲裁的法律都规定，仲裁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仲裁机构之间亦无隶属关系，仲裁独立进行，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甚至仲裁庭审理案件的时候，也不受仲裁机构的干涉，显示出最大的独立性。
（二）仲裁解决纠纷的基本原则
1.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这一原则通常也被称为当事人自愿原则，是仲裁法最基本的原则。是否同意仲裁，仲裁如何进行，以及是否接受仲裁员的裁判，均是当事人合意的表现。因此，当事人的合意在仲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当事人一方的单方意愿只能驱动该方当事人行事，对仲裁的整体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如果当事人双方同意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争议，并且同意由第三人裁判并受该裁判约束，该协议一经达成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反悔；惟有双方共同协议才能以前的协议，因此，意思自治原则，是仲裁的基矗
2.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仲裁法规定，仲裁应当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事实和法律是这一原则不可分割、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以事实为根据，意味着仲裁庭在仲裁
的过程中，必须全面、客观、深入、细致地查明案件当事人的主体资格，查明案件的全部经过、现状及向仲裁庭提供的证据；以法律为准绳，意味着仲裁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必须收集、理解与案件有关的法律，并准确地适用法律，公平合理地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强调这一原则的特殊意义在于，它表明仲裁的方式是依法仲裁。
3.独立公正仲裁原则。仲裁法明确规定，仲裁依法独立进行，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为了保证这一原则的实施，仲裁法进一步明确规定，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仲裁委员会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这是实现独立仲裁的组织保证。为了保证公正性，仲裁法和仲裁规则还就仲裁员的资格条件、仲裁员的回避以及仲裁员的责任等作了一系列严格规定，这是实现独立仲裁的程序保证。
4.一裁终局原则。该原则是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仲裁原则，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法院，仲裁委员会或者法院不予受理。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当履行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法院应当执行。依照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的有关规定，我国涉外仲裁机构做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如果被执行人或财产不在中国领域内，应当由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中国已加入《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简称《纽约公约》），当事人可依照《纽约公约》规定直接向其他有关缔约国申请承认和执行涉外仲裁机构做出的裁决。上述这些规定，同样适用于涉外证券纠纷的仲裁承认和执行。
仲裁解决证券纠纷的价值目标
探索和构建证券市场低成本、高效率解决纠纷的机制
，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在加强司法机关介入证券市场法治管理的同时，在证券业中建立相应的仲裁或调解机制，用仲裁的方式来有效地解决证券纠纷，这两者之间的价值目标应当是相吻合的。公正和效益是仲裁的基本价值目标，这在法学界基本形成了共识。用仲裁的方式解决证券纠纷，除了具有效益、公平两个主要价值目标外，在中国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它还能够实现当事人的额外价值目标，即能够实现安定的目标。
（一）采用仲裁解决证券纠纷的目标之一：有利于提高效益
效益原本是经济学上的一个主题。近年来，随着西方经济学对法学的渗透、融合以及在此基础上经济分析法学的形成，法律效益越来越受到法学理论界和立法界的重视，以效益作为法律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标准逐步从理论构想进入现实实践，效益逐渐成为评判某一法律制度优劣的基本标准之一。
经济分析法学派的理论对于研究以仲裁的方式解决证券纠纷的价值目标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认为，从效益的角度出发，与诉讼或行政手段相比较，采取仲裁的方式解决证券纠纷最能体现“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首先，用仲裁的方式来解决证券纠纷在程序上是正规的程序，除了具有程序的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外，仲裁程序还具有灵活性的特点，只要双方当事人同意，很多环节可以简化。此外，由于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不像诉讼那样实行两审制，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纠纷的迅速解决。其次，用仲裁的方式来解决证券纠纷能够产生稳定的实体效益。仲裁裁决与诉讼裁决具有同等的效力，其实体效益的稳定性是不容置疑的。不仅如此，由于各方当事人是自愿地将他们之间发生的争议交给各方所同意的第三人进行审理和裁决，而裁决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因此，一般而言，仲裁裁决的履行率要高于法院判决，其实体效益的稳定性要优于法院判决。
（二）采用仲裁解决证券纠纷的目标之二：有利于确保公平
通过仲裁来达到程序上和实体上的公平，应该是仲裁解决证券纠纷的另一个价值目标。
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加上现有司法审判机制独立性的不够等因素，因此，在处理包括证券纠纷在内的民商事其它纠纷时，常常会出现法律与道德、权力与道义情理、理智与情感有时并不完全一致，单纯根据法律规范衡量有时难以作出合情合理裁决的局面。
同诉讼相比较，采用仲裁来解决证券纠纷可以有效地实现程序的公平和实体的公平，这是一种更接近于客观实际的公正。其理由如下：
第一，在程序上，基于仲裁的本质要求，仲裁员必须给予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待遇。第二，在实体上，追求合理和公平是仲裁的最直接的目的。由于仲裁机构的民间性、专业性和准司法性，决定了在仲裁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的同时，强调在不违反法律原则的基础上，力求摆脱僵化的法律教条，本着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尽可能地做出更接近客观实际的裁决，避免出现大的社会震荡和社会系统风险。第三，仲裁员一般由各行各业的专家组成，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务经验。在立法和司法领域存在诸多滞后于证券市场发展、不利于及时进行权利救济问题的现实情况下，就更需要一批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专业仲裁员。
（三）采用仲裁解决证券纠纷的目标之三：有利于维护安定
探索和构建证券市场低成本、高效率解决纠纷的机制，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健康、有序的证券市场发展环境，从而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因此，其宗旨就是为了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国家法律的统一，合乎法律与合乎情理的统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
合同纠纷的法律法规篇8
[关键词]社会纠纷；调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7－0033－03
纠纷(dispute)或称争议、争端、冲突，是特定的主体基于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一种双边或者多边对抗行为。当前，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我国正处于社会纠纷的多发期、凸显期，纠纷的类型也日趋多元化，涉及到土地征收、城市建设拆迁、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等方方面面。与之相应的，社会纠纷的解决方式在不断适应纠纷新情况的过程中也逐步发展演进，如出现了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扩张趋势等。任何一种纠纷都具有独特的个性，而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都是利弊共存的，有其固有的适用范围。纠纷的解决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只有遵循纠纷解决的固有规律，针对纠纷的不同特性，对症下药，合理利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才能有效化解社会纠纷，妥善处理社会矛盾。
一、把握时机，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
纠纷的产生和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一般而言，纠纷的发生要经历单项的不满、具体的对抗行为等阶段，纠纷得不到良好的解决，当事人正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保护、情绪得不到释放，还容易引发冲突的升级甚至上升为严重的社会。
纠纷的单项不满阶段即主体把某种情况的出现视为不正义，这是纠纷发生的前奏，在这一阶段当事人一方面可能通过成本分析等理性判断选择忍受或者回避等进行自我疏导、自我处理，使纠纷保持在潜在状态或归于化解；另一方面也可能向对方表明问题或予以谴责使纠纷公开化。一般而言，促使纠纷当事人进行自我疏导、自我处理的社会和个体的综合因素主要可以概括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社会的宽容、他人的帮助和劝解以及个体的修养和理性都有助于不满的化解或个体对纠纷作出正确的应对；而对社会正义的不信任、解决纠纷的成本过高、纠纷双方实力的悬殊等也可能从消极方面打消当事人采取具体纠纷行为的念头。
当当事人无法进行正常的疏导时，就可能出现当事人之间的一个交涉和对抗情况。在对抗起始阶段，纠纷当事人一般不会立刻采用严重的冲突手段，社会纠纷尚处于轻微阶段。在这一阶段，纠纷的解决难度相对较小，很多情况下，纠纷当事人能够依靠双方自身的力量将其解决，即所谓的自力救济，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最低；在双方当事人无法自行解决的情况下，中立第三方在此阶段介入解决纠纷一般能较为容易的定纷止争，达到较好的社会效果。在这一阶段纠纷得不到解决或解决不当，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情绪得不到平复时，往往会导致当事人采用更为激烈的对抗手段，从而使纠纷升级，出现集体上访、群体性诉讼、抗争性聚集和等严重的社会纠纷，所谓“小矛盾不及早解决势必会引发大纠纷，小隐患不尽快排除难免会引发大事件”就是这一道理。
“立足抓早、抓小、抓苗头”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是国家一贯的政策，《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纠纷的解决有其自身的规律，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要把握时机，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及时有效化解矛盾。在这一阶段解决纠纷其难度小、成本低，可以及时有效的恢复因纠纷而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要把握时机，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就应当建立、健全纠纷的发现机制，这是及时解决纠纷的先决条件。为此，2010年中央综治办下发《关于切实做好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坚持预防为主、源头治理，预警在前、调解优先，立足抓早、抓小、抓苗头；坚持党政主导、部门协作配合，整合资源和力量；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工作，努力使纠纷早解决、矛盾不上交”，并且要求认真抓好源头预防和排查预警工作，建立健全纠纷的发现机制，做到早发现、早解决。
二、注重调解，贯彻调解先于诉讼之原则
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是在第三者的主持之下，以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或者行业惯例、民间规范等为依据，通过各种方式予以说服教育、疏导化解矛盾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我国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调解制度，即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三者最显著的区别在于调解主持人的不同，就人民调解制度而言，其是在民间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之下进行的；而司法调解的调解主持人为国家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其发生在诉讼当中；行政调解的主持人为法律、法规所确立的国家行政机关。
注重调解，贯彻调解先于诉讼的原则是说同一纠纷，在依性质既可以通过诉讼解决亦可以通过调解解决的情况下，就纠纷当事人而言，应优先考虑调解而不是首先考虑付诸诉讼，而国家亦对此予以政策引导以促使纠纷当事人观念转变。我们主张要注重调解，贯彻调解先于诉讼的原则，主要原因在于：首先，调解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和现实基础。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方式植于我国“和为贵”的历史文化传统，具备深厚的群众基础，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据《周礼・地官》记载，当时调解的主持者官名为“调人”，“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调解成为西周民间乃至官府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之一。在之后的秦汉、唐宋、元明清时期，调解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并逐步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法律规范。调解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不断发展完善，成为我国纠纷解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防止和化解社会纠纷发挥了重要作用，曾经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之花”。其次，调解在纠纷解决中具有独特的优势。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制度，其是在第三人的主持之下，采用说服教育、疏导化解的方式，使双方当事人能够权衡利弊、互谅互让进而达成一致，这就有利于真正做到“案结事了”，恢复因纠纷而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纠纷，尤其是发生在熟人之间的纠纷，如婚姻纠纷、劳动争议、损害赔偿、“三养”即抚养、扶养、赡养纠纷等，调解可以把纠纷当事人之间的整体社会关系纳入考虑的视野，从而更有可能谋求一种合理的更能为纠纷当事人接受的纠纷解决方案，以恢复纠纷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再次，更多采用调解的方式是国家政策的导向所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深入开展社会主
义法制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依法维权的意识，宣传调解工作的作用和效果，引导群众自觉把调解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首要选择，积极推动排查调处工作体系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相继出台，至2010年《人民调解法》颁布实施。这一系列规范性文件，都体现出国家对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方式的日渐重视和相应的政策导向。
同时，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依法治国方略提出前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重诉讼、轻调解，导致对诉讼的过度依赖，出现了的“一口吐沫找两级法院”、“一堆垃圾打两年官司”等大量的浪费司法资源的情况，导致诉讼爆炸，以致法院超负荷运转。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我们应当重视调解的运用，更正一旦有纠纷就首先考虑付诸司法的观念，对于大量可以通过调解解决的纠纷，应当贯彻“调解先于诉讼”的理念。
三、规范，贯彻司法优位之原则
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是一种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权在实质上是一种宪法性权利，其规范的称谓应当是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申诉权，来信来访只是对上述宪法性权利的行使形式。就作为纠纷解决方式来的来看，我们应当对其予以规范，在解决纠纷时贯彻司法优位的基本原则。
我们应当对制度的运行进行规范，新的《条例》已经于2005年颁布实施，其中第二十一条第三项明确规定“事项涉及下级行政机关或者其工作人员的，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直接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并抄送下一级人民政府工作机构”，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纠纷解决的机制，其实并不是负责解决纠纷的具体机关，而是将有关事项移交相应机关处理的中转站。但是，制度在实际的运行中突破了这一定位，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由于不受事实、证据、期限、步骤、方式等确定性要求的限制，在个别时间和个别案件中可以做到“一步到位”甚至“突破法律底线”解决问题，有关部门的领导处于维稳的需要进行个别批示，特事特办、法外解决有关问题，这就更加误导了人，加剧了潮。越级上访、闹访、缠访等现象严重，有的地方为了维护一时稳定而采取、甚至限制上访人人身自由的措施，从而进一步激化矛盾。“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几乎成为上访人的信条，领导批示、个案个别处理的方案，损害了社会的整体正义，对国家法治的权威和稳定亦产生了不良影响。㈨在社会纠纷的解决上，应当回归的法律定位，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限制的范围，把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机构。
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贯彻诉讼优位的原则，至少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诉讼先于，对于未经法院依法审理的案件，不应予以受理，这一点也符合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条例》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对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另外一方面，诉讼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司法终局裁决原则是现代法治的最基本原则，在法治社会，应当将民众的诉求以及各类争议的解决引导到法治轨道上，使纠纷解决的权威向法治转移，进而使法院成为纠纷解决的最终场域。在纠纷的解决中，要规范制度的运行，贯彻诉讼优位的原则，引导纠纷主体树立诉讼的权威，而不是有纠纷首先想到，使归位于群众陈情联系政府的制度本源，排除权力的干预，形成纠纷解决的法治根基。
四、对症下药，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对于不同类型的纠纷，应当采用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予以应对，对症下药，才能有效化解纠纷。人类历史上，纠纷解决方式历来就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所谓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社会中各种纠纷解决方式，诉讼的与非诉讼的、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国家公力救济与民间社会救济、合法私力救济等协调互动、共同构筑的系统。
首先，对症下药，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解决社会纠纷的现实需要。纠纷的发生根植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原因，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矛盾更加突出，纠纷的类型也日趋复杂化，即除了传统的社会纠纷类型之外，还有由利益分配不合理或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的新型纠纷。纠纷主体的利益需求是多元的，对于纠纷主体的不同利益需求，应当尽力予以满足，无论是公平，还是效率和利益本身都是多元的，不能采取单一的思路，而应当使多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达到相对的公平与协调；纠纷主体价值观的多元也是我们应当避免采取同一纠纷解决方式解决不同类型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应当尊重价值观的多元化。所以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对于不同类型的纠纷采用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妥善解决社会纠纷的现实需要。
其次，各种纠纷解决方式都不是“有百利无一害的”，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都有其固有的适用范围。在我国目前主要存在着诉讼、行政复议、、调解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任何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都不是在解决所有纠纷上都具有适用性，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诉讼而言，诉讼是一种遵循“证据裁判”、“形式理性”的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公力救济代替私力救济的结果，它是人类对于纠纷解决方式的革命性创造。但这并不意味着诉讼适用于全部的纠纷，其也不是在解决所有纠纷上都能得到最佳的结果，就当事人未注意留存证据的纠纷，适用这一方式无法获得司法保护；当事人关系越近，往往越不适合用对抗性的诉讼方式，同时诉讼还存在成本高等问题。就而言，它是一种在社会纠纷解决制度之外设立的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制度，其对于纠纷的解决往往不具备规范性和专业性。而行政复议是在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程序，其受案范围、处理程序等方面均有诸多限制。
再次，对于单一纠纷解决方式过度的依赖都会导致一系列问题，不仅不能使纠纷得到恰当解决，而且会导致负责解决纠纷的机构压力增大、不堪重负，同时还会导致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闲置造成资源浪费，并进一步制约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如在依法治国方略提出的前后几年里，司法机关始终以极大的热情迅速向基层社会渗透，甚至出现了“乡乡建法庭”的口号和高潮，有纠纷找法院成为民众共识，使大量的本应通过民间调解等其他方式解决的纠纷涌向法院，导致法院最终陷于诉讼的大海。相伴而生的是纠纷解决成本的增加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由于大量并不适合由法院处理的纠纷涌向法院，还导致了涉诉等问题。
纠纷的复杂性、多元性以及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固有适用范围，要求我们必须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使各种纠纷解决机制能够相互配合互动、各司其责。在纠纷出现时，我们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症下药，在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中寻求最有效、最经济的解决方式，以妥善化解社会纠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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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纠纷的法律法规篇9
1外科护理工作中常见法律纠纷和潜在风险因素
1.1法律意识淡薄侵犯患者的合法权益
患者与医院之间是医患的关系，表面上没有签订任何的书面合同，法律责任关系不很明确。而事实上，患者自从进入医院就诊开始，就已经与医院建立了合同关系。在整个医疗诊断及治疗过程中，患者都享有平等的知情权、自由选择权、救治权、安全治疗权、同意权等合法权益[3]。但是临床护理人员法律意识薄弱，认为只要没有发生明显的发错药、打错针等过错性操作就与法律无关，使得很多时候对患者的权益造成了侵犯，产生了法律纠纷。
1.2不规范的护理文书产生法律纠纷
护理文书包括体温单、手术护理记录、护理记录单、医嘱单等，对于医患双方来说，这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法律文件，是医患双方医疗过程真实的反应，是法律合同关系的有力证明[4]。因此，在书写护理文书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完整、真实、科学、及时，从而真实地反应患者的病情变化，为诊断和治疗提供客观依据。如果记录过程中，随意进行捏造、涂改，甚至发生记错的现象，可能造成严重的医疗事故，产生法律纠纷。
1.3外科护理人员责任心不强产生法律纠纷
患者的病情是具有可变性和不可预见性的，在护理过程中，随时都承担着风险。只有高度的责任心、一丝不苟的精神、强烈的风险意识，才能避免法律纠纷的产生。如果护理过程中，没有很强的责任心，随意而为之，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比如新规定中强调，当班护士如果单独让实习生为患者吸痰，由于导管脱出造成患者死亡的，应该追究当班护士的法律责任。
1.4规章制度执行不严格产生法律纠纷
外科护理工作中有许多规章制度，以保证护理工作严谨的进行，并保证不发生错误。在实际临床护理过程中，如果没有严格的管理，对护理工作缺乏监督和指导，将会使护理人员松懈，不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就会发生漏发药、发错药等现象。从而造成严重的医疗事故，产生法律纠纷。
1.5护理人员素质不高产生法律纠纷
护理人员不重视仪器的操作和性能，对仪器性能的检查也流于形式，当抢救真正需要使用仪器的时候发生故障，或者临到抢救的时候护理操作生疏，延误患者的抢救，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繁忙的护理工作中遗忘对患者告知，健康宣教也缺乏系统性、主动性和及时性，患者由于不清楚而擅自改动治疗，会造成严重后果，产生法律纠纷。
2外科护理工作中法律纠纷的防范措施
要实现外科护理工作中法律纠纷的防范，首先要从护理人员入手，加强其综合素质，增强护理人员对法律法规的学习。通过办讲座等形式，让护理人员了解法律的重要性，清楚护理工作中哪些属于侵犯行为，提高护理人员的法律意识，使他们做到知法、懂法、守法。在实际临床护理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进行护理，保护自身和患者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其次要加强护理工作的监控，实行自查和互相督促并行的方法，提高护理质量，杜绝不安全因素的产生。第三是做好预防工作，一切法律纠纷都是可以避免的，在实际临床护理中，加强学习，全面把握护理过程，对容易出现事故的环节事先充分重视、充分准备。制定应急预案，时常检查、时常完善，避免法律纠纷的发生。第四是对一切规章制度都要严格执行。护理工作中的查对小手册，每一个护理人员都要熟记于心，并对护理人员做好监督工作，使其落实到工作中，一丝不苟、严格按照手册执行。第五是护理过程中态度要热忱、主动、和蔼，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一切为患者着想。积极主动的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并耐心细致地解答患者提出的疑问。让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治疗详细情况，也明白自己治疗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严格按照医嘱进行治疗，不擅自进行变动。
合同纠纷的法律法规篇10
内容提要:刑事纠纷是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由于利益、情感等方面的原因并通过犯罪这一特殊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协调的关系。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相比具有外延闭合性、解决的严格规范性和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处于隐性状态等特征。刑事纠纷不同于犯罪、刑事案件和刑事诉讼，但又有密切联系。刑事纠纷可以按照关系的不同属性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提出刑事纠纷这一概念有助于促使人们关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并能为反思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提供新的视角。
纠纷是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因各种原因导致的不协调关系，是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必然产物，人类社会正是在不断产生并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与民事法领域内民事纠纷的存在及其称谓已获广泛认可和民事司法制度致力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同，在刑事法领域内，由于涉及国家追诉犯罪与刑事法律的特殊性质，当事人之间的刑事纠纷这一概念并未得到确立，刑事司法制度以国家与被追诉者的对抗为主线，以处理刑事案件为中心，解决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刑事纠纷尚未成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工作重点。然而，作为人类社会解决纠纷的机制，刑事司法与民事司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司法权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的活动。[1]刑事纠纷理应作为与犯罪、刑事案件等并列的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范畴，刑事司法制度也应当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刑事纠纷作为重要任务。鉴于此，笔者拟对刑事纠纷这一概念进行解析，为完善刑事司法制度解决刑事纠纷方面的功能提供理论上和基本范畴上的支撑。
一、刑事法视野下的纠纷
犯罪是刑事法律的核心概念，刑事法律围绕犯罪而建构，刑事法律与民事等其他法律的最大区别在于刑事法律所规范和调整的是犯罪这一被定性为侵害整个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刑事法视野下的行为是一种“较高级别”的行为，并非所有与法律相抵触的行为都会进入刑事法的视野，只有影响范围达到一定广度且严重性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受到刑事法的规范和调整。
在民事法领域，民事侵权等非犯罪的“较低级别”的行为被认为本身就是一种民事纠纷或内含着民事纠纷，而犯罪这种“较高级别”的行为中是否内含着刑事纠纷则不能简单作答。笔者认为，对刑事法视野下的纠纷应当有一个特定的观察视角，不应盲目否定其存在。下面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分析。
犯罪嫌疑人王某、李某酒后驾车回家，在地下车库见自己的车位被被害人的一辆凯迪拉克车占用，便通过保安寻找被害人未果。于是，王某、李某拿了一支口红，在车辆的前、后挡风玻璃及右侧窗玻璃上用口红涂写了侮辱性的文字。同时，李某用其手表带上的金属搭扣先后顶住两只前轮的气门芯，将轮胎气放掉，随后，又脚踢车辆的左前门。两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致使该车的左后尾灯、发动机护板、车门、引擎盖、保险杠等部位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两人的行为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2]
这是一起非常简单的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故意损坏被害人的车辆，而损坏达到了刑法所规定的程度后就构成了犯罪，之后如何进行刑事诉讼定罪量刑都依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应规定进行。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个中人物的心理状态，就能发现一些刑事法律关系之外的要素。首先，犯罪嫌疑人回家后发现车位被占，导致其车辆无处停放，犯罪嫌疑人此时即对被害人产生了怨恨的情绪，两者之间产生了一种不协调的关系，但此时的不协调关系仍是单方面的。之后，犯罪嫌疑人寻找被害人未果，心中的怨气逐步郁积，加之喝过一点酒，便产生了报复被害人的念头并付诸实施。当被害人发现自己的车被人破坏后所产生的受害情绪和对破坏者的愤恨使两者之间的不协调关系成为一种双向的关系。最后，被害人报案和公检法机关的介入使这一事件正式进入国家刑事法的视野。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推演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本案中犯罪的发生起因于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的怨恨情绪，而这种怨恨情绪正是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产生纠纷的前提。其次，破坏车辆这一犯罪行为的发生一方面使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纠纷有了外在的表现形式，同时也使这一纠纷的影响扩大。再次，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纠纷在公检法机关介入后并不因为国家承担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而转化为国家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纠纷或归于消解，相反，这一纠纷仍会时时出现在国家处理犯罪的过程中并有可能在正式的诉讼程序完结后仍然存在。可以认为，在整个刑事案件的发生、发展和终结的过程中都可以寻觅到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纠纷的影子，纠纷与刑事案件相生相伴，但未必同时终结。
换一个角度，假设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车辆的破坏并未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而只是一个民事侵权，此时未进入刑事法视野的这一事件中存在的纠纷与事实上构成犯罪后的纠纷又存在多大的区别呢？恐怕其本质是相同的，只是程度上有所区别而已，被害人毕竟不会在破坏行为构成犯罪时才对犯罪嫌疑人心怀怨恨。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某些案件中，纠纷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较高级别”的犯罪，还是“较低级别”的民事行为确实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在这些案件中，刑事法视野中的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其实共性大于异质。
二、刑事纠纷的界定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已经为刑事纠纷在刑事法视野下的客观存在提供了一个实在的例证，需要在此基础上抽象出刑事纠纷的概念。刑事纠纷作为一种特殊的受到法律规范的纠纷，其界定应当体现出纠纷的属性和其受到刑事法律规范的特殊之处。笔者认为，刑事纠纷是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由于利益、情感等方面的原因并通过犯罪这一特殊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协调的关系。
（一）刑事纠纷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犯罪
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一种，始终有其固守的领域，在纠纷这一芜杂庞大的集合体中，存在法律力所不及的领域。一个纠纷是否受到法律的规范关键在于其外在表现形式是否为法律所调整，没有外在表现形式的不同主体间的不协调关系不是受到法律规范的纠纷。刑事纠纷受到国家刑事法律的规范，必须以犯罪为外在表现形式。犯罪的概念有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的区别：前者以具体、直观的实定法为标准，即将违反某一具体的《刑法》的行为视为犯罪；后者以抽象的、隐含的理论为标准，将危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行为视为犯罪。对于刑事纠纷而言，作为其外在表现形式的犯罪理应采取形式概念，即某一国家某一时期特定《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之所以从形式上限制刑事纠纷的范围，是因为研究刑事纠纷的最终目的是要对接刑事司法程序，而未为某一特定时空的《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是无法进入该特定时空的刑事司法程序的。
另外，由于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需等待刑事诉讼程序终结时的最后判断，因此，刑事司法制度最初接纳的都是“疑似”为刑事纠纷的纠纷。这些“疑似刑事纠纷”的发展演变按照其所依附的行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最后定性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一部分行为最终被认定为构成犯罪，则依附于这一行为的“疑似刑事纠纷”转变为严格意义上的刑事纠纷；（2）一部分行为已构成犯罪，但由于各种因素而非罪化处理，例如被酌定不起诉，依附于这一行为之上的纠纷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刑事纠纷的所有要素，可以将其称之为“准刑事纠纷”；（3）一部分行为最终被认定为不构成犯罪，依附于这一行为之上的纠纷实际上就只是民事或其他纠纷而非刑事纠纷；（4）一部分行为最终被认定为不存在或非加害人所为，“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不存在刑事纠纷。以上四种情况中只有前两种可称之为刑事纠纷。
（二）刑事纠纷的主体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
加害人——被害人是刑事纠纷最原初和最基本的结构。在国家承担追诉犯罪的责任之后，刑事纠纷的主体是否有所变化？笔者认为，国家的参与并未改变刑事纠纷主体的二元结构，刑事纠纷的主体仍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
首先，国家所制定的刑事法律内含了国家的意志，国家正是通过其所制定的刑事法律来将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行为界定为犯罪并纳入刑事司法制度予以处理的，因此，国家应当是刑事纠纷的评价者和判断者，而不应该是被评价和判断的刑事纠纷的参与者。一般说来，社会、国家通常被视为对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秩序、一般制度以及主流道德意识负有维护责任的抽象主体。在对冲突进行法律评价的过程中，社会、国家的利益和愿望从来都是评价的根据和出发点，而不是评价的对象。即便是在直接侵害社会或国家利益的冲突中，也不能把国家视作法律意义上的冲突主体。[3]纠纷主体应大致处于对等的地位，如果将国家视为纠纷主体，无异于允许纠纷的一方按照其单方所制定并体现其单方意志的规则来处理其与另一方的纠纷，这种纠纷的结构是令人难以想像的。
其次，不能以犯罪侵犯国家利益为由将国家视为纠纷的主体。诚然，国家需要通过追诉和惩处犯罪来维持社会的安定并实现一些内含在刑事法律内的价值目标，但国家的这种利益应当超然于加害人和被害人作为纠纷主体的利益。如果说加害人和被害人可以在处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自私自利”地单方面争取己方的利益，国家则需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上来考虑整体的利益。因此，国家在对犯罪作出处理的过程中有其自身的利益并不能推出国家是刑事纠纷主体的结论，相反，由于国家的这种利益超然于加害人和被害人，反而证明了国家应当超然于加害人——被害人这一纠纷主体结构。
最后，将国家视为刑事纠纷主体有可能导致国家“偷走”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纠纷，从而导致刑事司法制度忽视被害人利益。如果将国家视为刑事纠纷主体并以国家——加害人之间的纠纷取代加害人——被害人之间的纠纷，被害人将在失去刑事纠纷主体地位的同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边缘化。事实上，国家既不能完全取代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位置，也不能完全代替被害人的利益，将国家视为刑事纠纷的主体必将使刑事司法制度偏离其最初的加害人——被害人的基本结构。这在传统刑事司法模式中可见一斑。如果说传统刑法的根基在于国家——犯罪人的关系的话，那么，传统刑事诉讼则将国家——被告人的关系视作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夸大了国家与被告人关系的重要程度，以至于无论是在对抗性司法模式还是在公力合作模式中，被害人都没有太多的容身之地。被害人在很多情况下成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弃儿。[4]
刑事纠纷主体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那么在没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中，是否存在刑事纠纷？笔者认为，在没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中不存在刑事纠纷。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主要是考虑到被害人一方面的缺失将导致刑事纠纷结构上的解体，从而使研究刑事纠纷的目的——解决刑事纠纷失去了意义。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在理论上归类为没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如果在实施过程中侵犯了某些具体自然人或法人的利益而产生了具体的被害人时，则会产生相应的刑事纠纷。另外，在一些危害特定区域公共安全和利益的犯罪中，例如纵火、投毒等等，由于其侵犯的是特定范围内个体的利益，因此也有刑事纠纷存在。
（三）刑事纠纷是单一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的种类日益增多。从加害人与被害人的数量角度来说，犯罪逐渐从最原初的一个加害人和一个被害人的形式发展出一个加害人多个被害人或一个被害人多个加害人的形式，甚至多个加害人多个被害人的形式。对于单一加害人和单一被害人的犯罪来说，刑事纠纷与犯罪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对于多个加害人或多个被害人的情况，刑事纠纷与犯罪则并非一一对应关系，一个犯罪可以对应多个刑事纠纷。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考虑到刑事纠纷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随着主体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共同犯罪中，虽然多名加害人共同对被害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但不同加害人在犯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即使发挥的作用完全相同，被害人对不同的加害人也可能有不同的感觉进而产生不一样的刑事纠纷。在被害人多人时情况也是如此。因此，从有效解决纠纷的角度，将多个加害人或多个被害人视为一个整体并作为刑事纠纷的主体是不科学的，刑事纠纷是指单一加害人和单一被害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
三、刑事纠纷的特质
刑事纠纷的特质可以通过与民事纠纷的比较得出。除了刑事纠纷受到刑事法律的规范及其外在表现形式是犯罪这一特殊行为外，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相比还有如下特质：
（一）刑事纠纷的外延具有闭合性
与民事纠纷可以有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不同，刑事纠纷只能以国家刑事法律规定的各种犯罪为其表现形式。由于国家刑事法律在特定时期内所规定的犯罪种类有限，所以刑事纠纷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有限的。在“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之下，以外在表现形式这一要素所“圈定”的刑事纠纷的外延是闭合的，不存在基于其他因素的考虑而将不具有犯罪这一外在表现形式的纠纷划归为刑事纠纷的可能性。民事纠纷则与之不同。由于民事法律有一些关于处理民事关系的原则性规定，而这些规定又可以适用于民事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所以民事纠纷的外延是开放性的。例如，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纠纷，如果刑事法律未将这些新的纠纷的外在表现形式规定为犯罪，则这些纠纷不能称之为刑事纠纷，但即使民事法律未对这些纠纷的外在表现形式作出事先的规定，也可以运用民法原理来加以解决，这些新的纠纷仍然可以被纳入民事纠纷的范围。
（二）刑事纠纷的解决具有严格规范性
刑事纠纷受到国家刑事法律的规范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刑事实体法的规定决定了刑事纠纷的“准入”标准；另一方面，刑事程序法的规定决定了刑事纠纷如何被解决和“导出”。由于犯罪涉及到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国家不允许加害人和被害人在国家刑事司法制度之外自行处理犯罪和解决刑事纠纷，而且在刑事司法制度之内也只能通过刑事诉讼这一唯一途径来解决。因此，刑事纠纷的解决具有严格意义上的规范性。相反，民事纠纷的解决规范性则较弱。国家虽然设立了民事司法制度以备解决民事纠纷之需，但并不倡导公民将所有民事纠纷都通过正规的民事诉讼程序和诉诸法院来解决，反而希望民事纠纷可以自行消弥在当事人之间或通过一些司法制度以外的途径加以解决。即使最终需要通过司法制度来解决，也设置了一些包括仲裁、诉讼中和解与调解等在内的非正式解决渠道以代替正式的审判程序。从司法实践来看，虽然“诉讼爆炸”使法院每年的受案量与日俱增，但毫无疑问，在法院以外解决的民事纠纷的数量始终要远远高于在法院内解决的数量。因此，刑事纠纷的解决与民事纠纷相比更具规范性，这也要求研究刑事纠纷及其解决必须结合刑事司法制度来展开。
（三）刑事纠纷在司法程序中处于隐性的状态
对大部分案件来说，刑事纠纷从最初的产生、发展直至经过国家刑事司法制度处理后并非一直处于显性的状态，也并非始终是刑事司法程序的主线。一项犯罪行为在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后，受现代国家追诉主义的影响，国家取代被害人成为与加害人在“台面上”对抗的主体，此时国家与加害人的关系逐渐成为刑事案件发展的主线，刑事纠纷逐渐隐去直至完全被国家与加害人的关系所遮蔽；当案件经过刑事司法程序的处理后，国家与加害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国家实现了对加害人刑罚权而圆满结束后，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即刑事纠纷可能又重新回到舞台的中心，重新成为发展的主线。虽然在现代社会，国家代替被害人来追诉加害人是基于对犯罪的复杂性和私人追诉的难度等因素的考虑，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的介入打断了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刑事诉讼程序同步演进的节奏，从而可能导致经过刑事诉讼程序后刑事案件已结而刑事纠纷仍在的局面。与刑事纠纷不同，民事纠纷始终是民事司法程序的主线，主导着民事案件和民事诉讼程序的演进。
四、刑事纠纷与相关范畴
（一）刑事纠纷与犯罪
刑事纠纷与犯罪的关系密切：犯罪是刑事纠纷的外在表现形式和载体，刑事纠纷则是犯罪的内在因素。刑事纠纷与犯罪相生相伴，随着犯罪的发生而同步产生。人们通过犯罪来了解刑事纠纷并通过刑事纠纷来解释犯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刑事纠纷与犯罪是对同一事物站在不同角度观察的结果：犯罪是国家对某一行为的正式评价，而刑事纠纷则是当事人对同一行为的内心感受。（二）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词汇。在大部分情况下，刑事案件是一个程序法上的概念。例如在我国，立案作为刑事诉讼开始的标志，是每一个刑事案件都必须经过的法定阶段。也就是说，只有立案后才会产生一个刑事案件。
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而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首要的。首先，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关注的焦点不同。前者关注的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存在与演变虽与国家通过刑事司法程序处理刑事案件有关但同时也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后者关注的则是国家如何通过强制力来处理犯罪。其次，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的外延并不一致，即有刑事纠纷不一定就有刑事案件，而有刑事案件也不一定有刑事纠纷。再次，刑事案件会随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结束而结案，但刑事纠纷却未必随着刑事诉讼的结束而终结，相反可能在刑事诉讼程序结束后仍长期存在。最后，在大部分刑事案件中，国家是与加害人对立的主体，而在刑事纠纷中，被害人才是加害人的对立主体。
基于上述差异和联系，我们应当在认识到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联系的同时予以区分。一方面，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应注意到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同时存在，在关注刑事案件的同时也应关注刑事纠纷，不能认为处理刑事案件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唯一目的；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之间的交叉与重合，并在刑事诉讼程序之中进行整合，以达到同时解决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之功效。
五、刑事纠纷的类型
（一）单向型与双向型刑事纠纷
这一分类是按照刑事纠纷主体在刑事纠纷中是否兼具加害人与被害人双重身份为标准划分的。所谓单向型刑事纠纷是指只表现为单方向的犯罪和只存在一种加害关系，即加害人加害被害人的刑事纠纷。在单向型刑事纠纷中，加害人只担当加害人的角色，而被害人只担当被害人的角色，两者不发生重合。所谓双向型刑事纠纷是指表现为双方向的犯罪和存在两种加害关系的刑事纠纷。在双向型刑事纠纷中，其中一个加害关系中的加害人在另一加害关系中转变为被害人，其中一个加害关系中的被害人在另一加害关系中则转变为加害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角色存在重叠与互换。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刑事纠纷均为单向型，也存在部分双向型刑事纠纷，例如互相伤害的情况等。
区分单向型与双向型刑事纠纷，通过对纠纷的指向进行归类，可以揭示解决这两种刑事纠纷的难易程度不同。由于双向型刑事纠纷主体既有过错又被损害，既是加害人又是被害人，更能理解和体谅对方的处境和心情，更易形成平衡并达成合意，因此相对而言，双向型刑事纠纷更容易解决。而解决单向型刑事纠纷需要在已经失衡的加害人与被害人关系中寻求新的平衡，一般来说解决的难度更大一些。
（二）开放型与闭合型刑事纠纷
这一分类是按照刑事纠纷是否涉及到纠纷主体以外的人为标准划分的。虽然刑事纠纷的主体仅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但刑事纠纷所带来的影响往往不局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所谓开放型刑事纠纷是指刑事纠纷涉及到加害人与被害人以外的主体的刑事纠纷。具体而言，刑事纠纷可能涉及到的加害人与被害人以外的主体包括以下三种情况：（1）加害人一方的人或单位，也可称作加害人方。包括加害人的亲戚朋友、对加害人的加害行为有赔偿义务的单位和有义务维护加害人权益的社会机构组织等。（2）被害人一方面的人或单位，也可称作被害人方。包括被害人的亲戚朋友、有义务维护被害人权益的社会机构组织等。（3）既不属于加害人方又不属于被害人方但受到刑事纠纷影响的人或单位。例如，发生学生之间犯罪的学校等等。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紧密且多样化，现代社会绝大部分刑事纠纷都是开放型刑事纠纷。所谓闭合型刑事纠纷是指不涉及到加害人与被害人以外的主体而具有闭合性的刑事纠纷。
虽然绝大多数刑事纠纷属于开放型刑事纠纷，但划分开放型和闭合型刑事纠纷仍有助于使人们认识到刑事纠纷对加害人与被害人以外主体的影响并在刑事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合理运用这些“其他人”的力量。一方面，刑事纠纷解决应当具有“涟漪”状扩散性的效应，应当尽量消除其对加害人与被害人以外的人的影响，因而这些人应当参与到刑事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另一方面，虽然加害人与被害人以外的人参与纠纷的解决必要且有所裨益，但仍应意识到刑事纠纷的核心仍然是加害人——被害人，而且还应当防范加害人与被害人以外的人参与刑事纠纷解决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加害人与被害人亲友的不当参与可能会使纠纷解决偏离加害人——被害人这一主线，也可能削弱加害人对其行为承担责任的自愿性。
（三）关系型与陌生型刑事纠纷
这一分类是按照刑事纠纷主体即加害人与被害人在刑事纠纷产生之前的关系为标准划分的。所谓关系型刑事纠纷是指发生在熟人之间的刑事纠纷。熟人之间的犯罪在一些特定犯罪中占据了较大的比例。例如，根据有的学者的调查，在我国1994年至2000年间判决的71个强奸案例涉及的108名加害人和149名被害人中，有68．4%的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是认识的。[5]这里的熟人可以是亲属、朋友、邻里或者同事，包括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在现代社会，每个个人生活的范围较之传统社会要大得多，因此熟人应当作一种广义上的解释。
所谓陌生型刑事纠纷是指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刑事纠纷。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流动性加强而不再固守某一生活空间，这一状况导致许多陌生人有机会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空间，因此，相对于传统社会，陌生型刑事纠纷发生的几率大得多。例如，目前案发率较高的在公共场所进行的抢劫、抢夺犯罪引发的刑事纠纷大多属于陌生型刑事纠纷。如果说传统社会的刑事纠纷以关系型为主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陌生型与关系型刑事纠纷至少应当并重。
区分关系型与陌生型刑事纠纷是为了指明不同刑事纠纷中主体之间的不同关系，并进而探讨不同的解决方式。对于关系型刑事纠纷而言，刑事纠纷的解决应当注意到利用纠纷主体之前的关系并侧重恢复之前的关系；对于陌生型刑事纠纷而言，刑事纠纷的解决更多应关注犯罪和刑事纠纷本身对纠纷主体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加害人与被害人系熟人的案件刑事和解成功率为29．5%，加害人与被害人系陌生人的案件刑事和解成功率为12．6%。[6]这表明，关系型刑事纠纷相对于陌生型刑事纠纷更易解决。
（四）引发型与突发型刑事纠纷
这一分类以刑事纠纷是否由其他纠纷引发为标准。所谓引发型刑事纠纷是指在刑事纠纷产生之前，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已有其他纠纷存在，其后在各种客观因素的作用下随着犯罪的发生而引发刑事纠纷的情况。司法实践中，很多犯罪都是由民事纠纷激化所致，这些犯罪所产生的刑事纠纷均属于引发型刑事纠纷。所谓突发型刑事纠纷是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本无其他纠纷，刑事纠纷是在一些客观因素的作用下突然产生的情况。在突发型刑事纠纷主体之间除了这一刑事纠纷外，并无其他纠纷。在司法实践中，一部分过失犯罪和激情犯罪所引发的刑事纠纷通常都属于突发型刑事纠纷。
区分引发型和突发型刑事纠纷的意义在于解决这两种刑事纠纷时应采取不同的策略。解决引发型刑事纠纷必须考虑到之前存在的另一个纠纷，否则有可能导致虽然解决了一个刑事纠纷但另一个刑事纠纷会随之而生的情况。因此，解决引发型刑事纠纷较为复杂。相对而言，解决突发型刑事纠纷则简单一些，只需考虑刑事纠纷本身即可。
六、提出刑事纠纷概念的意义
首先，有助于促使人们关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事实上，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不仅决定了刑事案件是否会发生、如何进一步发展，而且有可能直接决定了刑事司法制度处理刑事案件的最终效果。对加害人和被害人关系的关注也可以使对加害人的权利保护和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达到一个较为均衡的态势。提出刑事纠纷这一概念可以使一直“潜伏”在刑事案件内并潜作用于刑事案件但却“养在深闺无人识”的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关系走向前台并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其次，有助于使人们认识到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交叉。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其实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交叉的，但往往由于关注于犯罪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影响而忽视案件的民事方面。传统刑事法理论的最大缺陷就在于无视犯罪行为与侵权行为经常发生交叉这一客观事实，僵化地坚持对犯罪行为进行等同划一的刑事追究。[4]刑事纠纷这一概念，可以凸现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均涉及纠纷这一共同点，并通过展示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之间转化和演变的关系来揭示刑事纠纷和民事纠纷在产生、发展和解决方面的共同点和差异点，从而使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有了一个新的互通平台，这些无论是对刑事案件的处理还是对民事案件的处理都将有所裨益。
再次，有助于为反思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提供新的视角。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强调以国家权威为中心，赋予国家的抽象利益以优先地位，犯罪被认为是对国家利益的侵犯。基于此，传统刑事司法制度犯下了一个错误：总是“自以为”国家能够彻底取代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的地位并以国家——加害人的关系取代加害人——被害人的关系。殊不知加害人——被害人这一犯罪的原始结构是不会因国家的介入而消解的。国家在处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所要做的不是取代被害人的地位，而是要合理处理好国家——加害人和加害人——被害人这两组关系。国家不得从犯罪被害人和刑事罪犯的冲突中“溜之大吉”。[7]提出刑事纠纷这一概念并使之区别于刑事案件，有助于区分国家——加害人和加害人——被害人这两组关系，能够为审视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改造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最后，有助于将纠纷解决观引入刑事司法制度。纠纷解决观是一种以承认纠纷的客观存在和不可回避为前提，将解决纠纷视为重要任务以防范纠纷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的观念。纠纷解决观作为一种承认纠纷不可回避并致力于解决纠纷的观念，理应在现代司法制度中得到确立并作为构建、完善司法制度的指导性观念。通过提出刑事纠纷这一概念，可以将在民事领域深入人心的纠纷解决观引入刑事司法制度，从而丰富刑事司法制度的目的和功能，并提升刑事司法制度的整体效能。
注释:
[1]汪建成，祁建建．论诉权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导入[J]．中国法学，2002，（6）．
[2]宋英辉，袁金彪．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24－225．
[3]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修订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4－25．
[4]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J]．中国法学，2006，（5）．
[5]刘守芬，申柳华．强奸案件的加害与被害——71个强奸案例的法律实证分析[J]．犯罪研究，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