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规的滞后性篇1
（江苏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摘要：《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将税款滞纳金定性为征税行为，并规定税款滞纳金纠纷必须复议前置。这种规定没有法律依据。国家税务总局认为滞纳金没有上限限制，不适用《行政强制法》的观点，值得商榷。税款滞纳金的设定和实施在实体上应当符合比例原则，程序上应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适用上，《行政强制法》是基本法、特别法、新法，《税收征管法》是补充法、普通法、旧法，二者冲突时，应适用《行政强制法》。税款滞纳金的加处须符合其构成要件。
关键词：税款滞纳金；复议前置；《行政强制法》；滞纳行为；怠报行为
中图分类号：DF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5)01-0098-09
收稿日期：2014-10-08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2014年l1月24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基金项目：本文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4m561740)的资助
作者简介：张峰振（1971-）男，江苏沛县人，江苏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行政法学。
一、问题缘起
2013年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将“滞纳金”更名为“税款滞纳金”，以与《行政强制法》中的滞纳金相区别①。这一修订思路承袭了修法前相关实务部门对于税款滞纳金的性质认识，并没有解决关于税款滞纳金性质及法律适用的争议。本文仅以税款滞纳金纠纷第一案作为研究对象，借以探讨上述诸问题。
2010年9月5日江苏省徐州市民孙某（原告）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住房一套，房价502，261元。2012年8月该房产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同年11月14日，开发公司给孙某开具了购房发票，11月19日当孙某拿着合同和发票去徐州市产权处办理权属登记时，被告知按规定先缴契税才能办理登记。孙某随即到徐州市地税局第一税务分局（被告）设在产权处的窗口准备缴纳契税，被告要求其先办理纳税申报。在纳税申报时，被告以原告“逾期776天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税款缴纳”为由，决定加收滞纳金，故在纳税申报表上核定“契税5，022.61元、滞纳金1，948.77元”。原告对滞纳金不服，经争辩无果后，原告当天（19日）就缴纳了契税及滞纳金。后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加处滞纳金的行为并返还加收的滞纳金及孳息。
本案审理中争议的主要问题有：(1)税款滞纳金纠纷是否属于复议前置事项？按照《税务行政复议规则》规定，税款滞纳金属于行政征收事项，应该先复议后诉讼。(2)税款滞纳金是适用《税收征管法》还是适用《行政强制法》？2001年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在规定税款滞纳金时，既没有规定滞纳金的上限，也没有规定相应的程序，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也没有任何改变。而2011年出台的《行政强制法》既规定了滞纳金的上限不得超过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也规定了相应的程序要求。(3)加处税款滞纳金的要件有哪些，可否对延期申报行为加处滞纳金？
为探寻类似案件的司法态度，笔者在北大法宝以“税款滞纳金”为
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找到89件案例，但没有一件专门以税款滞纳金为争议标的的案件。所以，无法从过往的司法经验中获得帮助。而随着2011年《行政强制法》的出台，在税款滞纳金的法律规定上出现了《税收征管法》与《行政强制法》适用冲突。如何适用法律，成了学界与实务界争议的热点。因此，本案从多个视角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标杆意义。它既涉及到税款滞纳金制度的疏漏、法律概念的理解问题，更提出了税款滞纳金性质及法律适用问题。为澄清税款滞纳金性质及法律适用的相关争议问题，本文抛砖引玉，略陈管见。
二、税款滞纳金性质
税款滞纳金纠纷是否必须先经行政复议才能提起行政诉讼，即是否需要复议前置，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税款滞纳金的性质定位问题，即加处税款滞纳金是征税行为（行政征收行为）还是行政强制执行行为？
在税务行政法上，滞纳金被定性为行政征收行为，属于行政复议前置事项。《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第1款规定纳税争议必须经过复议前置程序，才能提起行政诉讼；第2款规定税务行政处罚、强制执行或税收保全措施发生的争议，不必复议前置。《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2012年修订）第100条对于必须复议前置的“纳税争议”进行了解释①，但未涉及税收滞纳金问题。但2010年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14条第1项明确将加收滞纳金定性为征税行为，第33条规定对征税行为不服必须复议前置。至此，国家税务总局以规章形式将加收滞纳金定性为行政征收行为，并据此规定税款滞纳金纠纷必须复议前置。
在行政法学理论及制度上，滞纳金又称执行罚、强制金，是间接强制的一种方式，指“行政强制执行机关对拒不履行不作为义务或者不可为他人代履行的作为义务的义务主体，课以新的金钱给付义务，以迫使其履行的强制执行”手段。滞纳金“不是一种处罚，而是一种督促方法。不是针对非法行为的制裁，而是强制实施将来行为的手段。”滞纳金与税具有质的差异。首先，二者性质不同。税收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特定方式。它是“国家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凭借公共权力，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强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特定分配方式。”税款滞纳金是确保国家实现税收收入的一种执行手段。其次，二者的行政行为类型不同。征税是行政征收行为，滞纳金是行政强制执行行为。“所谓行政征收，是指行政主体凭借国家行政权，根据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向行政相对人强制地、无偿地征收税、费或者实物的行政行为。”而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按照行政程序以强制方式实现公民或者其他法律主体所承担的公法义务的行为。”第三，二者目的不同。税的目的在于公共利益的集合、维护和分配需要，是法律规定的符合条件的全体国民必须履行的一种公法义务。而滞纳金的目的在于督促并强制当事人履行其义务。第四，二者产生前提不同。税的产生直接源于公共利益需要，是公民负担的一种宪法义务，以宪法义务为前提。而税款滞纳金的产生，是以负有纳税义务的主体不按期履行缴纳税款的行政法义务为前提。在滞纳金与税的关系上，税款滞纳金是以相对人负有纳税义务为前提的，即前者以后者为前提。
在各国立法上，滞纳金均被规定为行政强制执行方式，只是有些国家对此称谓不同。德国《联邦行政强制执行法》第11条规定执行罚为间接强制的一种方法。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法律中也都规定了执行罚手段。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执行法》（2000年）第28条规定怠金（即滞纳金）为间接强制。韩国除了在建筑法（法83）、大德研究工团管理法（法19）、关于不动产实名登记的法律（法6）等个别法中规定了执行罚外，还在国税征收法中规定了加算金、重加算金，在国税基本法中规定了加算税。日本租税法上对于义务违反者，赋课各种加算税。我国《行政强制法》第12条将加处罚款或滞纳金明确规定为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
综上，无论从行政法理上还是从立法上，税款滞纳金都不同于征税行为，《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将滞纳金界定为征税行为既没有理论支撑，也没有法律依据。因税款滞纳金产生的纠纷，应适用《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第2款规定，不必复议前置，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在处理《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关于滞纳金纠纷必须复议前置的规定时，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第37条（复议前置事项必须由法律、法规规定）、第53条（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2004年）的规定，以该规章对滞纳金的界定及复议前置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为由不予适用。
三、税款滞纳金的设定、实施和适用原则
《行政强制法》规定，加处罚款或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同时，还规定了加处滞纳金必须履行催告、告知、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等程序。但税收征收管理法律既没有规定税款滞纳金的上限，也没有规定加处滞纳金的程序。《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仅规定了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税款滞纳金，《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2002年）第75条规定加收滞纳金的起止时间，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税款缴纳期限届满次日起至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实际缴纳或者解缴税款之日止。这样就可能出现“天价”税款滞纳金。
在税款滞纳金是否适用《行政强制法》关于上限的规定问题上，国家税务总局认为，“税收滞纳金的加收，按照征管法执行，不适用《行政强制法》，不存在是否能超出税款本金的问题。如滞纳金加收数据超过本金，按征管法的规定进行加收。”在程序上，本文开头的案例中，被告认为税款滞纳金不适用《行政强制法》规定的告知标准、陈述申辩权等程序。税款滞纳金是否应当规定上限，是否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是否适用《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这些问题关涉税款滞纳金的设定、实施和适用原则。
税款滞纳金是以迫使相对人履行纳税这一金钱给付义务为目的的。在税款滞纳金这一行政强制手段与相对人缴纳税款的目的之间，必须符合比例原则。在采取加处税款滞纳金这一不利行政行为时，应严格遵守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税款滞纳金的法律适用上，应综合考虑《行政强制法》与《税收征管法》的关系。
（一）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既是宪法的重要原则，也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它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果行政目标的实现可能对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不利影响，则这种不利影响应被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保持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比例原则包含三个子原则，一是妥当性或适当性原则，即行政机关所采取的行政手段应适合行政目的的实现，这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二是必要性原则或最小侵害原则，即在多个可以实现行政目的的手段中，行政机关应采取对相对人权益侵害最小的手段，这是手段与手段之间的关系；三是狭义的比例原则或称均衡原则，指行政机关采取的行政手段不仅要能够实现行政目的，对相对人的侵害最小，而且其实现的目的或利益还应大于其所侵害的利益，这是目的与目的之间的关系。台湾陈新民教授将比例原则称之为行政法的“帝王条款”，其对规制公权之重要可见一斑。
税款滞纳金的设定和实施首先应符合适当性原则。税款滞纳金是“根据赋课一定金额的心理压力来确保将来履行行政义务”。通过心理压力给当事人形成间接强制，督促其履行行政义务，是滞纳金手段的作用机制。因此，告知当事人、让其知晓不履行行政义务的这种后果（滞纳金），是滞纳金手段发挥作用的前提。如果当事人不知道这种后果，就不会产生心理压力，也无法实现督促目的。基于此，税收征收机关应当告知负有纳税义务的当事人不按规定期限纳税时所承担的滞纳金后果。如果没有这一告知程序，则滞纳金手段的设定和实施将不符合适当性原则。我国《税收征管法》没有相关规定。
税款滞纳金的设定和实施应符合必要性原则。当有其他非强制手段可以实现税款征收目的时，就不应使用滞纳金手段。《行政强制法》第5条对此作了规定，但《税收征管法》没有相关规定。
税款滞纳金的设定和实施还应符合均衡原则。对不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当事人加处滞纳金不应给当事人造成过重的经济负担，以免过度影响当事人的财产权利，使税款与滞纳金不成比例。同时，也为防止行政机关将滞纳金手段异化为敛财工具。因此，设定税款滞纳金时应规定加处滞纳金的上限。如我国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2000年）第20条规定：依税法规定逾期缴纳税捐应加征滞纳金者，每逾二日按滞纳数额加征1%滞纳金；逾三十日仍未缴纳者，移送法院强制执行。我国《行政强制法》第45条第2款规定：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这种规定体现了比例原则。但我国《税收征管法》没有对税款滞纳金的上限作出规定。即使在《行政强制法》实施后，国家税务总局仍坚持认为税收滞纳金的加收不适用《行政强制法》，没有上限的限制，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也无改进。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比例原则，也是对《税收征管法》与《行政强制法》适用关系的误读。
（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任何权力必须公正行使，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他的意见，这是英美普通法的一个重要原则，称为自然公正原则。”美国宪法修正案规定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该原则“要求一切权力的行使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力。”在台湾地区，正当行政程序的要素有四个：受告知权（包括事先告知、决定告知、救济途径之教示）、听证权、公正作为的义务、说明理由的义务。在我国，正当法律程序主要包括：自己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说明理由和听取陈述和申辩等。我国《行政强制法》第8条规定了实施行政强制必须遵守的正当法律程序，即保障相对人享有的程序性基本权利——陈述权和申辩权。第35、36、37条规定，被告在加收滞纳金前应当履行催告程序，相对人有陈述权和申辩权利，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第45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加处滞纳金的标准告知当事人。税款滞纳金作为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对相对人的权益影响很大，《税收征管法》应对税款滞纳金的加处程序作出规定，但《税收征管法》却并未有此规定。这不能不说是《税收征管法》的立法疏漏。
（三）《行政强制法》与《税收征管法》的适用关系
《行政强制法》实施后，《税收征管法》与《行政强制法》的适用关系一直是实务界论争的热点问题。由于《税收征管法》既没有规定税款滞纳金的上限，也没有规定加处滞纳金的程序，这与《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冲突。并且，国家税务总局认为税款滞纳金的加收不适用《行政强制法》。笔者认为，税款滞纳金的加收应当适用《行政强制法》。
《行政强制法》是行政强制的基本法，《税收征管法》是补充法。《行政强制法》第1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3条第1款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适用本法。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行政强制法》是行政强制的基本法。有关行政强制的其他法律、法规相对于《行政强制法》来说，是补充法。基本法规定行政强制的基本原则，包括实体性基本原则，如比例原则（《行政强制法》第5条）和程序性基本原则，如保障当事人的陈述权和申辩权（《行政强制法》第8条）、告知程序等。这些基本原则是所有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都必须遵守的，作为补充法的其他法律、法规不能违反《行政强制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基本法与补充法的适用关系有三种情形：当补充法与基本法规定不一致时，应当优先适用基本法；当基本法有规定，而补充法没有规定时，应当适用基本法；当基本法没有规定时，补充法可以在不违反基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作出补充规定。基于此，《税收征管法》关于税款滞纳金没有上限的规定就违反了《行政强制法》的基本原则（比例原则），与《行政强制法》第45条第2款（加处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冲突。此时，税款滞纳金数额应适用《行政强制法》第45条第2款规定。国家税务总局认为滞纳金超过税款本金时，不适用《行政强制法》的观点不成立。另外，《税收征管法》没有规定加处滞纳金的程序，此时应适用《行政强制法》这一基本法规定的相应程序。这可能也是国家税务总局在《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通知》（国税发[2011]120号）中明确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在实施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时必须严格遵守《行政强制法》规定的程序的原因①。
《行政强制法》是特别法，《税收征管法》是普通法（或一般法）。《行政强制法》第3条第1款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适用本法。第2款、第3款规定了不适用该法的例外情形，即突发事件时的应急措施或临时措施、金融业审慎监管措施、进出境货物强制性技术监控措施，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从该条3款的规定看，《行政强制法》是普通法（第1款），第2款、第3款规定事项的行政强制立法是特别法。但是，对于第2款、第3款规定情形之外事项（以下简称其他事项）的行政强制来说，《行政强制法》属于特别法，其他事项的行政强制立法属于普通法。换言之，在行政强制的法律适用方面，《行政强制法》仅规定了第2款、第3款的例外情况，当出现这两款规定的行政强制时，根据《立法法》第83条规定①，优先适用相关的特别法律、行政法规。其他事项的行政强制，法律没有规定例外情形，都应适用《：行政强制法》。因此，如果《税收征管法》与《行政强制法》对滞纳金都有规定，且规定不一致时，应当适用《行政强制法》。亦即《行政强制法》是特别法，《税收征管法》是普通法。
《行政强制法》是新法，《税收征管法》是旧法。从《立法法》第83条规定看，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等文件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如果存在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当不存在特别法与一般法关系时，如果存在新法与旧法的关系，则新法优先于旧法得到适用；当存在特别与一般、新法与旧法关系的竞合时，有两种情况：一是新的特别规定与旧的一般规定，二是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对于新的特别规定与旧的一般规定的不一致，无论从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角度，还是从新法优于旧法的角度，适用结果均是一样，即适用新的特别法。对于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的冲突，如何适用，则需要全面考量。根据《立法法》第85条规定，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行政法规之间的类似问题，由国务院裁决。该条规定的核心是，如果从法律原则、精神或法律理论等方面，能够确定如何适用的，则应直接予以适用；只有在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才由有权机关进行裁决。这种规定充分保障了法官的法律适用权力。就税款滞纳金而言，由于《行政强制法》采纳的是“特别法”的立法例，《税收征管法》相对于《行政强制法》是普通法或一般法；而从生效时间上看，《行政强制法》是新法，《税收征管法》是旧法，因此，无论是按照新法与旧法的关系，还是按照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抑或新的特别法与旧的普通法的关系，当《行政强制法》与《税收征管法》就税款滞纳金规定不一致时，都应当优先适用《行政强制法》。退一步讲，即使把《行政强制法》视作新的一般法或普通法，把《税收征管法》视作旧的特别法，由于《税收征管法》在规定滞纳金时违反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而《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符合法律的原则和精神，因此，也可以确定在二者规定不一致时，应当优先适用《行政强制法》。
四、税款滞纳金适用的要件
前述案例中，被告以原告“逾期776天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税款缴纳”为由，对原告加收了逾期776天的滞纳金。在《税收征管法》上，未按期办理纳税申报与未按期缴纳税款是两个行为，但不按期进行纳税申报必然会影响到税款的缴纳时间，这就是被告加收逾期776天滞纳金的逻辑。但从税款滞纳金的构成要件看，被告的行为没有依据。
对相对人加收税款滞纳金必须符合如下构成要件：
（一）相对人负有税款给付义务
被加处滞纳金的相对人必须对国家负有税款给付义务。根据税捐法定主义，相对人的纳税义务必须来源于法律，或者经法律授权的行政法规。但相对人具体的税款给付义务是一种具体的确定的义务。成为纳税义务人或扣缴义务人并不当然负有税款给付义务。一般地，相对人依法成为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之后，在纳税义务或扣缴义务发生之后，相对人应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由税款征收机关进行核定。征收机关核定税款的数额和缴纳期限后，相对人税款给付义务才确定下来。以契税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第8条规定，契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签订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的当天，或者纳税人取得其他具有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性质凭证的当天。第9条规定，纳税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10日内，向土地、房屋所在地的契税征收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在契税征收机关核定的期限内缴纳税款。据此，征收机关认为，相对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日起就成为契税纳税义务人①。但相对人只有进行纳税申报并由征收机关核定之后才负有具体、确定的契税给付义务。因此，税款滞纳金必须以相对人负有具体、确定的税款给付义务为前提。
（二）相对人未按照规定期限履行税款给付义务
税款滞纳金是针对相对人的滞纳税款行为，即未按照规定期限履行税款给付义务所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手段。如何确定滞纳行为？首先要确定税款给付义务的履行期限。《税收征管法》第32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税款滞纳金。该条中的“规定期限”所指为何？根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75条，规定期限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税款缴纳期限②。其次，滞纳行为不同于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的行为，即怠报行为。在域外法（如台湾契税条例）上，怠报行为产生怠报金，滞纳行为产生滞纳金，二者并不相同。我国《税收征管法》及相关税收立法均未规定怠报行为的怠报金，也没有规定对怠报行为可加收滞纳金，仅在《税收征管法》上（第63条）规定了怠报行为的行政处罚责任。因此，对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怠报行为）加处滞纳金没有法律依据。
（三）税款征收机关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
滞纳金通过心理强制给当事人施加影响，借以督促其履行行政法义务。在实施这一手段前，必须告知当事人不履行税款给付义务将会产生加处滞纳金这一法律后果。如果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话，滞纳金的间接强制功能将无法发挥。因此，加处税款滞纳金必须以税务机关已经提前对相对人履行了告知义务为要件。税务机关的这一告知义务不仅包括告知不履行税款给付义务将产生加处滞纳金这一后果，还包括加处滞纳金的标准。另外，税务机关的告知必须是针对个案的具体的告知。法律规定或税务机关的宣传行为并不能免除税务机关对个案当事人的告知义务。本文开头案例中，被告机关在原告申报纳税时，在纳税申报表上核定应缴纳的契税款项的同时，直接核定了应缴纳的税款滞纳金，使原告无法接受这一突如其来的强制执行手段。这也是原告争议的主要理由之一。
五、简短的结语
作为结语，笔者认为，税款滞纳金是一种行政强制执行方式，而非征税行为，按照《税收征管法》规定，税款滞纳金纠纷不必复议前置，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税款滞纳金纠纷可以适用《行政强制法》。当《税收征管法》与《行政强制法》规定冲突时，应当适用《行政强制法》。为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并与《行政强制法》衔接，《税收征管法》关于税款滞纳金的立法内容，应通过解释方式，增加规定税款滞纳金的上限，并对加处滞纳金的正当法律程序作出规定。当然，为了实现税款的及时征收和入库，除税款滞纳金以外，应建立多元的行政强制执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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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的滞后性篇2
【关键词】滞箱费；违约金；迟延履行
一、滞箱费概念的界定
海运中实践中，集装箱被广泛的用于货物运输，促进了货物的流转速度，极大地便利了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用于运输货物的集装箱有时候由托运人自己提供，但更多的则是由承运人自己所有或租用。只有在承运人提供集装箱时，才有发生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可能。在海上货物（集装箱）运输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往往造成运输过程结束，集装箱免费使用期限业已届满，收货人不能将货提走而腾空集装箱或返还集装箱义务人不能归还集装箱的情况，这就是集装箱的超期使用，超期使用就会导致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产生，根据集装箱超期使用的时间段的不同，可以将滞箱费分为以下几种：
（1）滞期费。指进口集装箱自卸船次日零点起，至货主将空箱还至承运人指定堆场止的时段，在货主享受了承运人允许货主的免费用箱天数之后，按承运人规定的滞期费率应收取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
（2）延迟费。指的是出口集装箱自货主提空箱次日零点起，至货主将重箱交付承运人的时段，在货主享受了承运人的免费用箱天后，拖延交付重箱而产生的超期使用费。另外，即使货主提空箱后，已经规定的免费用箱时间内还箱，但是由于货主原因取消与承运人订舱，或者又发货人提出推迟发货的，仍按出口延迟费率标准向货主收取延迟费。
二、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收取的依据及其标准
虽然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在现实中大量存在，但是承运人收取滞箱费，在法律上并没有强制的规定，与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相关的法律规章或办法主要间接体现在以下法律法规中：国务院于1990年12月5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国际集装箱运输管理规定》第19条第2款的规定（已废止）；交通部和国家物价局在1992年5月颁布的《国际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计收办法》（已废止）；《海商法》第8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09条关于收货人逾期提货的，应当向承运人支付保管费等费用的规定。目前，收取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直接根据是《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这一部门规章，该规则第83条规定，收货人提取货物后，应当按照约定将空箱归还，超期不归还的，按照约定交纳滞箱费。当然该规定只能适用于国内沿海集装箱货物运输。
滞箱费具体的收费标准，可以参考《国际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计收办法）中的规定。实际业务中，承运人都是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如用箱成本、箱量情况，各港口的习惯做法等，再参考《国际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计收办法》来制定合适的收取规则。比如，当地港口堆场的免费堆存期，就是免费用箱期限的一个合理参考的对象，而港口堆存费的收取，也是承运人制定滞箱费参考的因素之一。不同港口的习惯做法不同，各承运人的用箱成本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在不同港口各承运人对滞箱费的规定也可能会不一样。一般来说，都比《国际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计收办法》中规定的要高。
三、海运实践中滞箱费收取过程中存在的何题
滞箱费，原则上一律不予减免，对客户关于延长免费用箱天的申请，承运人原则上也一律不予同意，除非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而作出的一些特殊的处理。对于承运人规定收取的滞箱费，客户并不总是愿意按规定付清。对于承运人来说，如何有效地收取这笔费用，就成了问题。一般来说，当重箱还在承运人的控制下时，承运人最为常用的就是用留置重箱的方式来收取该项费用，但是当重箱被货主提取后，因空箱而产生的费用，就比较麻烦了，承运人在此情况下，很大程度上依赖客户的自觉，而这是非常不可靠的，最后就只好求助于法律手段了，风险无疑增大了许多。针对这一情况，承运人一般会要求当地的箱管在货主提取进口重箱拆箱或出口空箱提箱时，可以采取要求货主提供现金、支票或有关银行担保等其他手段使日后超期使用费结算有充分保障。否则，就只有对同一货主以后托运的重箱货物采用留置的方式，以迫使货主结清前此应付未付的滞箱费，而采用此种方式无疑会加大承运人的责任和风险。
四、完善集装箱使用制度的建议
集装箱滞箱费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并在实践中已经成为一种行业惯例。现金海运实践中承运人、发货人有关集装箱使用的纠纷不断增多，审判实践中相关判决裁决也很不统一，因此，滞箱费的相关问题亟需在立法中予以明确。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某些行业习惯有必要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作出相应的规定，才可以更好地规范集装箱使用法律关系，指导这方面的审判实践，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更好地保证在集装箱使用过程中的公平公正，以发挥集装箱运输在促进国际贸易中的作用。笔者提出的建议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在修订《海商法》时对滞箱费的相关问题予以规定，在立法上关于滞箱费需要予以规范的方面主要有两个：一是承认该费用收取的合法性，使得该费用的收取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二是给滞箱费规定一个最高限额，并规定相应的期限。无论是已经失效的《国际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计收办法》所确定的、还是承运人自行规定的计算标准，都没有对滞箱费的赔偿金额规定上限，而集装箱超期可能是一个较长的期间，超期使用费的金额可能会很高。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的运价本费率标准在世界主要的航运企业中是最低廉的，然而它们的计算标准得出的结果也不禁令人瞠目结舌。另外，体现滞箱费收取内容的条款并入提单的运价本并非合意结果，提单该条款具有明显的格式条款痕迹。因此审判实践中货方往往对承运人索赔高额超期使用费提出抗辩。在目前缺乏明确立法的情况下，多数法院只能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超期使用费的数额加以限制，从而平衡船货双方的利益。由于具体赔偿额的确定关涉船货双方的经济利益，单凭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并不能从根本上彻底、妥善地解决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数额限制问题，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对滞箱费的最高限额加以明确规定。
（2）由相关部门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对收取标准予以明确和细化1992年《国际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计收办法》中本来具体规定了滞箱费的计算标准，对相关的争议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是该《办法》已被2003年12月2日的《交通部关于废止219件交通规章的决定》所废止。鉴于滞箱费在航运实践中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不适于在《海商法》中进行细致、全面的规定，因此应当由相关部门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在《海商法》所确定原则的基础上，适当借鉴《国际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计收办法》的体系和内容，结合当前海运实务和审判实践，经过广泛调研和听取意见，最终制定出能够平衡船货双方利益的条文内容。
【参考文献】
[1]郭俊莉.海上货物（集装箱）运输中“滞箱费”相关问题探讨[J].山东审判，2010（3）.
法律法规的滞后性篇3
2005年7月13日，章呈用填写申请表，向a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a银行”）申领信用卡，并表示已阅读、理解并接受《a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的全部条款和内容，愿意受此协议之约束。《a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规定：客户应缴付银行借记于其所有账户的全部金额及客户因延滞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银行收取的费用、银行因索偿而产生的相关费用等(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用等)；客户的非现金交易发生日直至到期还款日为免息还款期，若在免息还款期内偿还全部透支款，则无须支付非现金交易的贷款利息，否则，须按日利率万分之五向银行支付从交易入账日至还款日止的贷款利息，设有最低收费限额；若客户在到期还款日前还款额低于最低还款额时，必须每期承担以上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计算的滞纳金，每期滞纳金设有最低收费额；如客户透支额超过信用额的5%，其超额部分银行将按年息5%的费率逐日计收超限费，直至还清为止等。
a银行经审核，批准了章呈用的申请，为其办理了卡号为XXXX7174的信用卡，目前该卡的信用额度为5000元。该卡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透支，截至2010年7月28日，尚欠a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透支本金5928.97元、利息2626.45元、滞纳金2542.61元、超限费1200元，合计12298.03元未还。另外，a银行在庭审中表示章呈用的涉案信用卡已经冻结，故滞纳金计算至2009年8月1日为2542.61元，此后的滞纳金不再主张。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作出判决：章呈用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a银行偿还信用卡透支欠款本金5928.97元、滞纳金2542.61元及利息、超限费(暂计至2010年7月28日的利息为2626.45元、超限费为1200元；从2010年7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每日万分之五计付、超限费每月按超过信用额度部分的百分之五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元，由章呈用负担。二审法院裁决维持原判。
争议的焦点问题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a银行对章呈用上述透支金额计算利息、滞纳金、超限金的请求是否成立。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贷记卡持卡人选择最低还款额方式或超过发卡银行批准的信用额度用卡时，不再享受免息还款期待遇，应当支付未偿还部分自银行记账日起，按规定利率计算的透支利息；贷记卡持卡人支取现金、准贷记卡透支，不享受免息还款期和最低还款额待遇，应当支付现金交易额或透支额自银行记账日起，按规定利率计算的透支利息”；第二十二条规定：“发卡银行对贷记卡持卡人未偿还最低还款额和超信用额度用卡的行为，应当分别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超过信用额度部分的5%收取滞纳金和超限费”；第二十三条规定：“贷记卡透支按月计收复利，准贷记卡透支按月计收单利，透支利率为日利率万分之五，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此项利率调整而调整”。a银行主张利息按每日万分之五计付、滞纳金每月按上月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百分之五计付、超限费每月按超过信用额度部分的百分之五计付的计算标准，符合《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a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的约定，因此，a银行主张利息、滞纳金及超限费的诉讼请求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章呈用不服一审判决，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其向a银行偿还滞纳金2542.61元、利息2626.45元及超限费12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抗辩理由如下：（1）在事实方面，其在a银行处开办了涉案信用卡后，其一直守约使用，按期还款。而a银行在2009年1月中旬电话告知其信用卡透支5928.97元，要求全额还款，不再享受分期还款服务，同时中止信用卡使用。a银行单方中止合同，并全额还款的要求，已违反合同约定。其多次要求协商解决，分期付款，但遭到a银行拒绝。因解决方案无法达成一致，涉案透支款5928.97元才一直拖延。（2）在法律适用方面，一审法院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作出一审判决，但这由中国人民银行作出的《办法》中，有关滞纳金和超限费的规定违反《立法法》的第八条和第七十一条的立法规定，即《办法》违反法律原则，不能成为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根据《办法》作出的判决错误，应依法查明。《立法法》规定：“金融等基本制度只能制订法律；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权限范围内制订规章，但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办法》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外汇管理条例》制订，而这些法律并没有滞纳金和超限费的规定，相反，《商业银行法》第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本金和利息受法律保护”，即本金和利息才是法律保护范围。《办法》在没有上位法规定，也没有立法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制订滞纳金和超限费的规定，严重违背了《立法法》的规定。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精神，滞纳金具有法定性、强制性和惩罚性的特点，属于行政处罚范畴，a银行无权主张滞纳金。超限费更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中的利息计算错误。据此，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只向a银行偿还信用卡透支欠款5928.97元，即其不用支付给a银行滞纳金2542.61元、利息2626.45元及超限费1200元。
二审法院对上诉人针对a银行基于监管规章和内部规定、格式合约所建立的利息、滞纳金、超限费机制所提出的质疑未予认可，而是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予以确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理正确，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关于利息计算错误问题，二审法院经查明，因银行计算利息的截止日期存在差别而有差异，银行按照最近的截止日期并无计息错误。
笔者认为，上诉人主张的《办法》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外汇管理条例》制订，而这些法律并没有滞纳金和超限费的规定，相反，《商业银行法》第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本金和利息受法律保护”，即本金和利息才是法律保护范围。这是对法律法规的机械化、绝对化的理解，正因为滞纳金和超限费是当事人之间违约责任实现机制，才可以通过银行的内部规章及其与客户的合约来明确规定。这里的滞纳金并不是税法等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保障的处罚，而是民事补偿类的机制。超限费更是当事人之间约定的违约补救机制，而无须任何法律的强制性规范。
对银行的启示
从本案的审理及当事人抗辩的过程来看，银行在信用卡业务管理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银行的各类文件针对客户的义务或者责任设定用语上应该谨慎，尤其应注意避免使用一些行政法规所建立的强制性制裁措施。本纠纷案例，客户质疑了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用语“滞纳金”和“超限费”。银行信用卡章程、合约所规定的违约制裁机制直接来自行政规章，已经有一定的法规依据，尚且遭到质疑，如果是银行直接创造规章制度将更加可能面临客户的抗辩。从字面来看，这两个用语的确存在某些行政处罚措施的色彩。实际上，有的学者也曾经分析这里“滞纳金”的含义，认为这是来自于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执行。笔者认为，这里的“滞纳金”不同于行政处罚，因为其根本目的在于促使义务人履行义务或实现与义务相同的状态。当然，从民事法律秩序的本质来看，笔者倾向于将“滞纳金”的表述改为“违约金”更能体现民事权利义务的平等原则。正因为如此，银行无论在银行卡还是其他业务中，均应该谨慎使用涉及客户义务或责任的措施用语，防止出现被客户质疑。
第二，银行对客户接受服务时所签署的各种文件中的关键用语应建立配套的书面和口头解释机制，减少和避免客户误解。本案纠纷显然与客户对信用卡违约救济机制中的关键用语了解不足有密切关系。笔者认为即使对于有法律法规或者监管规章依据的各种设计客户义务或责任的用语，也有必要在合约或者章程中作出适当解释，尤其是一些新产品文件或者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产品文件中的重要用语，都有必要建立专门化的书面解释机制。如果相关合约或者章程有充分的解释，即使面临当事人的质疑，也更为容易被法院所理解和支持。
法律法规的滞后性篇4
(一)滞留对于船舶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检查规则》中对于安全检查的定义是指，海事管理机构按照本规则规定的程序，对船舶技术状况、船员配备及适任状况等进行监督检查，以督促船舶、船员、船舶所有人、经营人、管理人以及船舶检验机构、发证机构、认可组织等有效执行中国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范，以及中国缔结、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船旗国安全检查(FSC)是针对中国籍国内航行船舶进行的安全检查，它是对中国国内航行船舶最为直接和最为有效的监督控制手段，同时，也赋予了在船旗国安全检查中针对船舶的多项权利，如推迟船期、滞留禁止离港、限制进港、限制操作等强有力的制约措施。其中，船旗国安全检查中滞留是最为常见和直接的处理措施。
(二)不当滞留的含义和表现形式
本文所探讨的不当滞留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中国各港口海事管理部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非法滞留船舶，即超出中国相关海事法律法规的标准对船舶实施滞留;二是港口海事机构在实施滞留的情况下，滥用自由裁量权或者海事机构主观性的因素造成船舶的不当滞留。
二、船舶在船旗国检查中被不当滞留的原因分析
(一)国内港口海事管理机构主管性的政策倾斜
1.海事部门滞留率工作指标的限制
笔者在日常的海事执法过程中了解到，不少船东抱怨在国内许多的港口海事部门存在着船旗国安全检查滞留率的指标性要求，如未完成当年度的滞留指标，上级海事机构在年终督查中将会被扣分处理，这反映了中国部分港口海事机构在实施滞留措施时执法的随意性。滞留船舶的意义是及时消除船舶不适航和污染海洋环境的风险和隐患，促进海上安全形势的持续稳定。如果在日常的海事执法中，因滞留率的限制而在年底突击进行滞留，必然会引发一些不当滞留进而影响船东的利益，也将失去滞留这一措施的真正意义。
2.海事部门地方保护主义
部分港口海事管理机构在实施滞留措施时，出于对本港籍船舶的保护，往往对于外港籍的船舶严格执法，导致在滞留数量上外港籍船舶远大于本港籍的船舶。这种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和海事部门主观性的执法倾斜，如果延伸至海事各个业务部门，将会给海事执法的公平性和统一性带来不利影响。正是因为这种不当的选船机制，才造成部分外港籍船舶被不当滞留。
(二)各部门执法标准不一致
法律法规对于缺陷是定性而非定量的描述。如严重的程度、何为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等缺乏统一的执法标准。国内不同的港口海事管理机构之间或者海事部门和船舶检验机构之间对于部分法规的条款有着不同的理解，这导致同一个缺陷可能在不同的港口有着不一样的处理代码，或者海事部门和船舶检验机构出现技术上的分歧。如《2011年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四篇2-2章1.15⑨规定：除安装在救生艇上的柴油机外，位于高压燃油泵与燃油喷油器之间的所有外部高压燃油输送管路，应设有一个能够容纳因高压管路破裂对漏出的燃油加以保护的套管管路系统。这种套管包括内装高压燃油管的外管，构成一固定组装件。套管管路系统还应包括一个收集漏油的装置，以及一个燃油管故障报警装置。但对于将高压燃油泵和燃油喷嘴以及之间的高压燃油管路密闭在防护外壳内而无外露部件的柴油机，若其内部设有泄油通路，则不必满足此要求。对于2011年9月1日之前建造的船舶，或者2011年9月1日之前安装上船的柴油机(以日期为先者)，应在不迟于2012年3月1日以后的第一次检验满足下列要求：对于货船，不论柴油机输出功率大小，可采用适当的围蔽(如采用防护外壳或者防溅挡板等形式)为高压燃油泵和燃油嘴以及之间的高压燃油管路提供保护，而不必加装高压套管组件以及燃油泄漏报警装置。
三、不当滞留后的救济途径
船舶在国内港口接受船旗国检查(FSC)被不当滞留的救济途径相对于港口国监督检查(pSC)来讲比较狭窄。我国政府为了提高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在航运市场的竞争力、降低中国籍船舶在国外港口滞留的风险、保护中国籍船舶的利益，船舶在pSC检查中不当滞留的救济途径更加宽泛，包括备忘录复议程、港口国复议、船旗国应急响应等组合式的官方救济途径。另外，国内航行船舶的船员和船东与国际航行船舶的船员和船东相比，部分国内航行船员素质欠缺、维权意识薄弱，造成国内航行船舶在被不当滞留后的反应比较无奈。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检查规则》第十三条规定：船舶有权对海事管理机构实施船舶安全检查时提出的缺陷以及处理意见当场进行陈述和申辩。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充分听取船方意见。《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船舶安检针对国内航行船舶实施的船旗国检查(FSC)属于海事行政行为，针对此行政行为，中国出台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船舶在遭受不当滞留后，可以当场进行申辩，也可以向上一级海事管理机构提起行政复议和诉讼，并向国家赔偿机关提起赔偿要求。但是由于海事管理机构实施海事行政管理行为的特殊性，对于船舶遭受不当滞留的具体细化的救济法律尚未出台。如具体的救济和申诉程序、船东在不当滞留中损失的界定、安检中对不当滞留认定的第三方技术支持、安检员与船舶检验机构的责任判定等方面还存在空白。
四、海事部门应对不当滞留的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海事法律法规
国内法规中对于船舶遭受不当滞留后的救济途径的模糊界定，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给船东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在当前情况下，海事监管与船舶救济的矛盾将日益突出。海事部门内部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在避免对船舶造成不当滞留和在行政诉讼中作为法律依据来执行是不够的，亟待出台一系列的海事法律法规来支撑和细化船舶在遭受不当滞留情况下的解决途径。笔者建议应广泛征求船员、船东、船舶管理和经营人的意见和诉求，从申诉程序、技术支持、责任判断、安检员考核管理等方面着重立法，这样才能有效保护船员和船东的利益，完善海事行政执法行为，促进航运经济稳定发展。
(二)制定统一的执法标准
当前中国FSC检查依据的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规则不断地更新，一些新的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应用，国内各个港口海事管理机构之间或海事管理机构和船舶检验机构之间对于法规部分内容的理解不一致，经常会发生船舶被不当滞留的现象。建议上级海事管理机构进一步加强和船舶检验机构的沟通协作，定期加强对安检滞留缺陷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对于易发生的纠纷和误解的法规条款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统一发放文件的形式进行通告，在安检缺陷定性和定量的情况下制定统一的执法标准，避免船舶在海事技术管理层面上的争议缺陷而导致不当滞留。
法律法规的滞后性篇5
滞纳金是因预期向国家缴纳各种费用而需额外缴纳的金钱。它是一种行政责任形式，只能对预期向国家缴纳费用的行为适用，因而只是违反行政行为的责任形式。违约金则是指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或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违约，应向另一方支付金钱。它是一种重要的民事责任形式，只能对于违约行为适用，因而只是违约的责任形式。
滞纳金是行政管理的执行罚，其具体适用的规定在各行政法规之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对纳税人未按规定的缴纳期限预缴所得税的，应视同滞纳行为处理，除责令其限期缴纳税款外，同时按规定加收滞纳金。《关于对逾期不交能源基金应如何加收滞纳金等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凡应交纳能源基金的单位，必须按税务机关确定的交纳期限及时办理交纳手续；对逾期不交的，当地税务机关除限期追交应纳基金外，并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款额千分之五的滞纳金。
而对违约金则在《民法通则》、《合同法》中都有所规定。在《民法通则》违反民事责任一节中规定为：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一方违反合同时，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合同法》在违约责任一章中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法律法规的滞后性篇6
南京市民王超(化名),2年前用信用卡透支欠下银行7884元,2年后,7884元欠款已经变成3.5478万元｡2008年7月3日,为了催促王超还款,南京银行将他诉上法庭――南京白下区法院一审开庭审理了此案｡
成被告才知欠下3.5万
王超被银行的原因,是他在2006年1月用信用卡透支7884元｡这笔钱拖了两年一直没还｡对此,王超的解释是,不还钱是因为银行没及时提供对账单,致使他不能及时了解自己信用卡是否欠款｡“2年里,我没收到银行任何方式的催缴｡直到近期,银行提讼,我才得知,欠了银行一笔钱｡”而除去没收到银行催缴单这点不谈,王超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当初只欠7884.05元的本金,2年后就变成了欠款3.5478万元!银行2年期存款年利率不过4.68%,2年期贷款年利率是7.56%,信用卡欠款2年居然能翻5倍?!这样的“利滚利”着实让王超吓了一跳｡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他聘请了律师｡
2008年7月3日庭辩,银行方“义正辞严”,欠债还钱呗｡但没想到,被告律师的辩诉令局势“峰回路转”:“我们认为原告没有及时通知被告还款,在时隔2年后提出诉讼,目的是谋取高额的复息和没有法律依据的滞纳金｡我们认为银行要收,也只能收本金7884.05元以及合法利息7884.05×0.0005×900=3547.82元｡3.5478万元,是由本､息､复利､滞纳金四部分组成,本和息应该还,但复利和滞纳金,银行都不该收,尤其是滞纳金,银行是根本无权使用这一术语的｡”
记者随后采访南京大学法学院邱鹭风教授,她明确表示支持律师的观点,她说:“信用卡欠款‘利滚利’是许多银行遵守的行规,但它其实就是‘霸王条款’｡”
欠款“利滚利”是不成文规定
信用卡欠款“利滚利”,记者使用信用卡多年,对此亦是深信不疑｡但这场庭辩不由也让记者怀疑,这样的“利滚利”难道就是应该的吗?
记者随机在南京的几家大银行调查发现,逾期不还信用卡欠款,老百姓需要支付四块资金即“本+息+复息+滞纳金”,这仿佛已是不成文的“行规”｡比如,在2家以发行信用卡闻名的银行那里,记者看到,信用卡的章程里,都有相关规定,只不过,一家叫做“滞纳金”,一家叫做“延滞金”｡
更耐人寻味的是,很多业内人士也只知道“罚息很重､千万别欠款”,至于更细的计算方式,则无法一张口就报出了｡一家知名股份制银行的信用卡部人士介绍,“利息是每日万分之五､也就是年息18.25%｡刷卡消费过了免息期,以及通过atm透支取款,银行就会收取”｡至于“滞纳金”,则是按欠款的5%,最低10元计算,时间是按期结算,下一期计算时照前面的“利滚利”｡另一家银行表述类似,不过“滞纳金”头一期只把最低还款额当作本金,第二期则不一样｡举例来说,头一期欠款1万元,最低还款额是1000元｡如果持卡人没还,1万元先按日息万分之五收利息,1000元按5%收一期“滞纳金”;到了下一期还没还,则前面这些统统算作欠款“滚”复利｡
“你别问我了,真的很复杂,反正各家都是大同小异｡总之你千万别欠款就是了｡”这是一位记者相熟的银行人士给的回答,一方面令人啼笑皆非,一方面其实也让人认识到了“行规”的“威力”｡
三大质疑剑指银行“行规”
“滞纳金”银行没资格收｡说起来,王超的辩护律师､南京熙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健和罗利军应该算得上挑战银行“滞纳金”行规的第一人｡
7月3日下午,罗利军律师告诉记者,所谓“滞纳金”概念,是属行政法规的范畴,它泛指具有行政征收职能的行政机关,在征收规费的过程中,因义务人迟延交纳规费,而需额外交纳的金钱,被视为行政处罚的一种｡很明显,它涉及的双方主体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它们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银行经过改制上市,成了商业银行,跟持卡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民事关系｡当持卡人透支,银行与持卡人之间产生的只是借贷关系,所以银行没有权利收取滞纳金｡”
对此观点,南京大学法学院的邱鹭风教授予以了肯定｡她介绍,在以前国有银行一方面是企业,一方面也承担着行政机构的角色,制定了一些部门规则,实际上带有行政管理职能｡但现在银行都商业化了,压根不算行政部门,“滞纳金”这种适用于行政处罚权限的“罚金”,银行自然无法律依据收取｡
存款单利凭啥还款复利｡据了解,两位律师当庭出示的批复是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给广东高级人民法院的｡在这份法复〔1996〕18号､名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信用卡透支利息可否计算复利问题的批复》里明确规定:“关于信用卡透支利息的计算方法,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92〕298号《信用卡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作了规定,应当按该办法规定的方法计算｡该办法对透支利率的规定已含有惩罚性质｡所以,信用卡透支利息不应当再计算复利｡”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的法律效应远远大于银行业“行规”,据此,律师认为信用卡透支利息不应当再计算复利｡具体到王超身上,扣除无法律依据的“滞纳金”及复利,王超应该还给银行本金7884.05元以及合法利息7884.05×0.0005×900计3547.82元｡此说法也得到了邱鹭风的认可｡“更让我想不明白的是,现在,存款是计单利,信用卡欠款,收了高额利息,还要计复利｡”罗利军律师补充说｡记者从银行获证,居民存款,银行都是规定计单利的｡
法律法规的滞后性篇7
关键词：自由裁量权；滞后性；原因；发展
民事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法官或合议庭在民事审判中，当法律规定不全面或者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遵循公平、合理的价值目标，结合立法精神、法律原则、民事政策、法学原理以及民事习惯，运用司法理念和审判经验，对案件的裁量做出理性判断的权力。民事法官自由裁量权是连接法律与个案的纽带，是法律中一个导连着外界的窗口，它使法官站立在法律与流动的社会生活交界处，从社会生活中发现和提炼生生不息的规则，以弥补法律的滞后性和不周延性，增大法律适用性，并根据时代的需要对法律作灵活的解释，避免法律的不合目的性。
一、民事诉讼中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原因
(一)法律的普遍性
法律的普遍性是法的确定性的因素之一。其含义是法律所设想的适用对象不是特定的个人及有关行为，而是一般的人和行为，可反复适用。法律要将普遍性作为制定原则，是因为法律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规范，要对人们的一般行为有预期的效果。然而这种普遍性适用的是个别的人和个别的行为，因此在适用中有的时候不免会发生例外的情况。这就像休谟所说：确定普遍的政治准则，应当慎之又慎；在精神领域和物质世界中经常可以发现无规律的和异常的现象。对于这种例外的情况，是不能直接适用法律条文的。由于法律规范的概括性、普遍性与社会生活所涉及个案的具体性、特殊性之间存在矛盾，这决定了法官处理每一个案件不可能都能找到相应法律条文作为依据。但法官不能拒绝审判，在此情况下，法官需要行使自由裁量权才能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
（二）法律的滞后性
历史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完美法律。法律总是对既存社会现象的反映，但社会的不断发展又决定了新的法律关系不会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而不产生。“法律是刻板的和固定的，原则性太强，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千变万化。”所以只有允许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才可以对现有法律的适用进行必要且适当的补充，并为以后法律的制定和完善创造条件，打下基础。而且，立法者的有限理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制定出完美无缺的法律，法律体系中必然会出现很多漏洞，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能够弥补这种漏洞。法律一经制定，必须保持稳定，但是社会是变化发展的，法律的稳定性跟社会的变动之间会产生一定的矛盾。通过立法程序对法律进行修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解决这个矛盾。但立法程序比较复杂，不能轻易启动，仅仅依靠立法途径不能使法律有效地应对社会变迁，所以司法过程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有效地弥补法律的滞后性。
（三）民事活动的复杂性、多变性
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主体地位平等，竞争机会均等，均享有广泛的权利，市场经济通过价值规律自发调控经济运行，激发民事主体之间的有效竞争，民事主体的自主意识和主体精神得以宏扬，民事活动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涉及问题复杂，甚至瞬息万变，立法者无法为种种情况立法，使得每一项法律规定都能适应每个人。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而且现阶段正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改革正在深入进行，许多措施方法带有探索性、试验性，而且发展变化较快，情况纷繁复杂，但民事法律规范又需保持自身的稳定性，为使民事法律适用于复杂的国情和以后变化的形势，客观上要求法律赋予法官民事自由裁量权。
二、民事诉讼中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原因
综合分析以上诸原因可以看出民事诉讼中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有其重要的价值，是必然的。
（一）法官自由裁量权是补充民事法律漏洞、克服法律适用的僵硬的需要
所谓法律漏洞是指法律体系存在着违反立法计划的不圆满状态。也可以认为是法律调整的欠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法律调整中的欠缺都是法律漏洞，在立法者有意留有空白的部分并不构成法律漏洞。民事法律概念的模糊、规范之间的彼此冲突等都可能是法律的漏洞。法律漏洞是难免的，在现有法律不能提供司法判决依据的情况下，法官就必须进行自由裁量。民事法律的制定、颁布和适用在时间上是分离的，法律规范与适用现实是有距离的。所以，为了缓解法律适用的僵硬，应增强法律适用的灵活性和弹性，肯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二）法官自由裁量权是促进民事法律发展的需要
法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法办案，但往往立法者的立法活动无法满足和适应社会生活瞬息万变的需要，所立的法律不能完全概括社会客观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复杂情况总会出现，而且总有人会钻法律的空子，或踏入法律所没有涉及的真空地带，这就是成文法的局限性，而我国排斥判例法的适用，民事审判以成文法为依据，而成文法具有不合目的性，迟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等局限性？在这方面上说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恰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缺陷，“根据明确的原则合理地使用自由裁量权会比机械地适用法律条文更为有效地保护公共利益，促进公正。”同时法官是主持社会正义的代言人，又不能拒绝裁判，否则就是渎职。而此时法官便需要运用自由裁量权，对所有那些“不规则的争议事实”纳入现有制定法的系统，赋予其一定的抽象共性，使之符合典型案件的特征，从而推理得出一个形式合法的结论。也有利于将法律规范中体现立法者有关权利、义务的要求和意图转化为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
（三）法官自由裁量权是追求民事个案公正的需要
由于我国法律体系并不完善，法律规范冲突的现实存在，致使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经常会遇到同一案件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有时甚至相反。从价值取向来说，法律适用包含有多种价值取向，而这些法律诸价值之间又存在互克性。其中一项价值得到充分体现，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否定或者侵蚀其他价值。从利益取舍的角度来说，法律适用包含有对多种利益的保护，而这些法律利益之间有时会发生冲突，如果充分保护一种利益，有时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失另一种利益。这要求依靠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来实现个别正义。一个强有力的法律制度必须有一定的灵活性。它不能不曲张、变通、为了公正的实现作出一点让步，或者容纳世界的各种现实。而这种灵活性只能是也只有是自由裁量权。
法官在没有制定法或者司法解释予以限定的前提下，也无法在明文规定范围内求得一个准确的答案时，民事法官应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维护社会的稳定，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参考文献：
[1]黄雪坚.由法官自由裁量权所想[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3.
法律法规的滞后性篇8
【关键词】倍他乐克；心肌梗死
急性心肌梗死早期患者由于冠状动脉闭塞导致心肌急性缺血、剧烈疼痛、恐惧等，短期内机体处于高度应激状态，交感神经过度兴奋，致儿茶酚胺、氧自由基、游离脂肪酸等大量释放。易发生恶性心律失常、心功能衰竭。倍他乐克作为交感神经阻断剂在早期的应用能起到抑制儿茶酚胺对心脏的毒性作用。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病例选择急性心肌梗死患者66例。年龄31~79岁。治疗组33例，对照组33例。两组年龄及发病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诊断标准：①具有典型的胸痛病史；②心电图有进行性演变过程；③血清酶学(CpK-mB、Cnti)高于正常范围2倍以上。
1.2入选条件不存在明显心力衰竭，持续性低血压(收缩压
1.3治疗方法患者入院后，即刻进入CCU监护室，给予常规心肌梗死抢救治疗，血压，心电监护。常规治疗措施包括：吸氧、止痛、扩冠、抗心律失常、溶栓及(或)急诊pCi治疗。治疗组在上述治疗的基础上，使用倍他乐克注射液，开始剂量5mg静脉推注，给药速度约1mg/min，5min后开始记录患者心率、血压变化及心律失常恢复情况，如无严重血压下降、严重房室传导阻滞及窦性心动过缓，则继续给予倍他乐克5mg静脉推注，共3次总量15mg，记录最后一次静脉注射后的心率、血压及心律失常情况，并以此为最终结果。给药后观察下列指标，确定其治疗效果：①心率；②血压；③心前区疼痛缓解程度；④是否有心衰症状；⑤室性心律失常；⑥心电图抬高的St段回复时间；⑦CK-mB峰值及峰值出现的时间并以此作为心肌梗死面积缩小的指标。
2结果
治疗组在缓解心绞痛、保护心功能、心肌酶峰值及峰值出现的时间、心律失常、预防猝死等方面明显优于常规治疗组。见表1。
3讨论
作者单位：124000辽宁省盘锦市第四人民医院
急性心肌梗死由于冠状动脉堵塞致其所支配的心肌急性缺血而引起的应激状态，同时由于疼痛、恐惧等因素，使交感神经处于过度兴奋的状态。β受体阻滞剂在ami治疗中的作用已得到确认，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抑制心肌收缩力，降低心率和动脉血压而减少心肌耗氧，有效地改善缺血心肌的供氧供血，控制疼痛的症状，拮抗儿茶酚胺对心脏的毒性作用。β受体阻滞剂能增加心肌缺血区的血流量，减慢心率，延长舒张期，有利于血液自心外膜下区流向易缺血的心内膜下区。另外，通过对β受体的阻断作用抑制儿茶酚胺引起脂肪组织水解，减少游离脂肪酸的形成，增加心肌缺血区对葡萄糖的摄取和改善葡萄糖的利用，节约氧的消耗。还能抑制aDp及肾上腺素诱导的血小板聚集，使冠脉血流更为通畅，防止再梗死。注射倍他乐克能在最短的时间尽快发挥β受体的阻断作用，可明显缩小梗死面积，挽救缺血心肌。β受体阻滞剂在抗快速性室性心律失常方面的作用明显，具有降低心肌兴奋性延缓传导等生理特点。同时可抑制肾上腺素能兴奋的异位起搏点的异常增高的自律性，抑制折返形成，因而适用于各种快速型心律失常的治疗。静脉应用β受体阻滞剂可提高心率变异性及室颤阈值，显著减少室颤和室速等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预防急性心肌梗死的早期心脏破裂和电、机械分离，降低猝死，改善预后。本研究结果中，发现治疗组发生危险的室性心律失常的例数较对照组有明显的减少，说明注射用倍他乐克能有效地控制ami溶栓后危险的室性心律失常。包括再灌注心律失常。CCS-2研究数据显示，93.2%的ami患者完成3支(15mg)倍他乐克静脉注射，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等的发生率也没有显著高于对照组，耐受性与西方同类研究miami等高度一致，并没有看到东西方人群在β受体阻滞剂的总体耐受性方面存在明显的种族差异。本研究结果中发现治疗组中出现缓慢型心律失常的例数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两组的缓慢型心律失常病例均为下壁ami，考虑与梗塞的血管相关。ami溶栓治疗早期应用β受体阻滞剂是安全的。有人推荐，ami早期如果收缩压>100mmHg，心率>60次/min，无严重衰竭、房室传导阻滞、心源性休克等，即首先给予静脉注射3支倍他乐克，每支5mg，共15mg，对不能耐受靶目标剂量者，应尽量用到最大耐受量。笔者的经验是倍他乐克静脉注射能够明显缓解急性心肌梗死的胸痛及由于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引起的心律失常，对血压影响不大。总之，注射用倍他乐克在ami溶栓治疗中对快速性室性心律失常有很好的控制作用，也无明显致缓慢型心律失常的副反应，值得临床推广。
法律法规的滞后性篇9
【关键词】心肌炎；心脏传导阻滞；儿童
［abstract］objective:todisussthediagnosisandtreatmentofsevereatrioventricularblockresultedfrommyocarditisinpediatrics.methods:2pediatricpatientswithseriousatrioventricularblockresultedfrommyocarditisweretreatedwith1?3monthsfollow?up.results:onecasewascuredandtheothershowedimprovement.conclusion:onceapatientwasconfirmedbyelectrocardiogram(ecg)assevereatrioventricularblock,medicationshouldbeappliedintimeandifnecessary,temporarypacemakerinstallmentaswell.
［keywords］myocarditis;atrioventricularblock;pediatrics
儿科感染性心肌炎致心律失常以快速心律失常多见，如频发早搏、阵发性室上速等。随着儿科临床诊治技术的发展，对儿科严重慢性心律失常的诊断和治疗水平也相应提高。儿科严重慢性心律失常如2度2型房室传导阻滞、高度房室传导阻滞、3度（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等如不及时诊治可严重威胁患儿生命。本文就近年儿科收治的2例感染性心肌炎致严重房室传导阻滞患儿，结合国内外文献及临床实际，对临床诊断及治疗进行探讨，从而进一步提高诊治水平。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例1，女性，3岁，因咳嗽、呕吐、腹痛伴乏力2d入院。体查：r28min-1,hr56min-1，bp85/47mmhg，神志清，疲倦，面色苍白，双肺未闻及??簦?穆?6min?1，心音低钝、律不齐，腹平软，未触及包块，肝、脾不大，肠鸣音正常。实验室检查：血常规正常，电解质正常，心肌酶：ast157iu/l,ck701iu/l,ck?mb30iu/l,ldh293iu/l,tni0.1ng/ml。ecg（图1）:（1）3度房室传导阻滞（3度avb）；（2）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3）qrs呈间歇性右束支及间歇左束支阻滞图形。心脏彩超：左心增大，左室前壁运动减弱，心包少量积液，左室收缩射血功能轻度受损，ef43%，fs24%。诊断：感染性心肌炎并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cavb或3度avb)及束支阻滞。
图1患儿入院时心电图(例1）例2，男性，2岁，因发热伴呕吐2d入院。体查：r22min?1,hr47min?1，bp90/62mmhg，神志清，精神可，面色红润，双肺未闻及??簦?穆?7min?1，心音有力、律不齐，未闻及心脏杂音。实验室检查：血常规、电解质、心肌酶、肌钙蛋白，心脏彩超均未见异常，ecg（图2a、图2b）表现：房室传导阻滞（2度2型及间歇3度），临床诊断：感染性心肌炎并房室传导阻滞（2度2型及间歇3度）。
图2患儿入院时心电图（例2）1.2治疗方法
例1给予阿托品、异丙肾上腺素加快房室传导，维生素c、极化液、1?6二磷酸果糖、心先安、黄芪注射液等营养心肌，甲基强的松龙冲击，免疫球蛋白抑制免疫反应，阿昔洛韦抗病毒及对症支持等治疗，病程第2天患儿出现阿?斯发作，心电监护显示心脏停博，约3s后恢复，增加异丙肾上腺素用量，仍不能控制阿?斯发作，即安置临时心内起搏器vvi起搏（图3），起搏心电图见图4。
例2给予阿托品、异丙肾上腺素加快房室传导，维生素c、极化液、1?6二磷酸果糖、心先安、黄芪注射液等营养心肌，甲基强的松龙冲击，免疫球蛋白抑制免疫反应，阿奇霉素抗感染及对症支持等治疗。
注：箭头所指为与右心室心内膜接触的导管头端
图3安装临时心内起搏器vvi起搏（例1）图4患儿起搏心电图（例1）
2结果
2.1治疗效果
例1在治疗第3天恢复自主心律，病程第7天恢复窦性心律，予撤除临时心内起搏器。继续营养心肌治疗1个月后，心肌酶、心功能恢复正常，心电图除仍有左前分支阻滞外(图5)，无其他异常，病情稳定出院。例2治疗14d后，患儿无发热及呕吐，心电图除仍为2度2型房室传导阻滞外，未再出现完全性（3度）房室传导阻滞，也无阿?斯发作，精神反应好，自动出院。
图5患儿治疗1月后心电图（例1）
2.2随访结果
例1随访3个月除心电图为左前分支阻滞外，无其他心律失常，未出现明显不适症状。例2随访1个月未出现明显不适症状，但心电图仍显示2度2型房室传导阻滞（2∶1下传）。
3讨论
获得性严重房室传导阻滞可由心肌炎、心内膜炎、结缔组织病、心脏肿瘤、药物中毒和电解质紊乱引起，其中以感染性心肌炎最为多见［1］,而且近年来国外也有相关报道［2］。病例1患儿发病较为典型，起病急、来势凶险，出现阿?斯综合征，心肌酶谱增高,心电图示cavb，左、右分支及左前分支传导阻滞，虽然未作有关病原血清检查，但根据临床上有呼吸道感染及消化道感染症状，在排除其他病因的前提下，仍考虑为感染性心肌炎并发cavb，病变累及各传导束。病例2患儿临床上也有呼吸道感染及消化道感染症状，且血清学支原体抗体检查阳性，心电图示2度2型及间歇3度房室传导阻滞，无阿?斯发作，也考虑为感染性心肌炎所致。
感染性心肌炎可导致心肌间质水肿，使心室壁增厚并引起严重房室传导阻滞［3］。在治疗方面，除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及提高心率的药物如阿托品、异丙肾上腺素、麻黄碱外，例1在药物治疗无效的情况下，出现阿?斯综合征，及时安装临时起搏器，为其恢复窦性心律赢得了时间。目前安置临时起搏器的适应证为：（1）心力衰竭；（2）阿?斯发作；（3）心室率持续缓慢，婴儿<55min?1，如先天性心脏病则<65min?1，儿童<45min?1；（4）频繁室性期前收缩或室速；（5）阻滞部位在希氏束以下qrs波时限增宽；（6）运动耐力中度或重度受限；（7）新生儿期并呼吸窘迫综合症；（8）急性心肌炎或心内手术后发生严重cavb。具有以上适应证任何1项可安置临时起搏器［4］。例2心率虽慢但不符合上述适应证，故未予安置临时起搏器。由于早期安装临时起搏器能代替异常的心肌兴奋传导，减轻心脏负担，改善心肌供血，有利于病灶的愈合。故临时起搏器是最有效、最简单的急救措施，应积极应用［5］。早发现、早诊断、早期正规治疗并及时安置临时起搏器是治疗儿童心律失常的首选有效方法［6］。
例1在经1个月的营养心肌治疗后，仍存在左前分支阻滞。目前较多的普查病例随诊显示，永久性左前分支阻滞提示传导组织器质性病变，如不合并心脏其他病变，则预后大致良好［7］。但儿科在这方面的病例及相关的随访资料十分有限，仍需长期随访观察。例2虽然随访1个月未出现明显不适症状，但心电图示2度2型房室传导阻滞（2∶1下传），心率较慢为58min?1，该病例仍有可能发展为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cavb)［4］，故需密切随访观察，必要时安装起搏器。
通过上述2例患儿的诊治，我们认为,对于有呼吸道及消化道症状的患儿，如听诊发现心律异常时，应及时行心电图检查，如发现严重心律失常，应密切监护，及时诊治，以挽救患儿生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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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orimotos,katos,hiramitsus,etal.roleofmyocardialinterstitialedemainconductiondistrubancesinacutemyocarditis［j］.heartvessels,2006,21(6):356?360.
4胡亚美，江载芳.诸福棠实用儿科学［m］.第7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1462?1505.
5李小梅.心律失常的非药物治疗现状及进展［j］.实用儿科临床杂志，2007，22（1）：8?11.
法律法规的滞后性篇10
一、财政补偿的理论依据及其立法规范的必要性
对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等而由政府给予受灾或受损方经济补偿，有其充分的理论依据。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既然为社会提供安全、良好生态环境等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那么其费用或损失理应由政府财政来承担。这实际上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履行的一项义务。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是平等、公平原则的要求。平等、公平是法的一个重要的价值理念，既然某一群体为社会公共利益作出了牺牲、遭受了损失，就理应获得相应的补偿。按照自然法的理念，每一个人应在平等范围内担负着普遍的社会义务，当特定主体为大众做出了某一不可期待的牺牲时，只有补偿才能使个别主体牺牲的不平等性转变为平等；由于补偿是建立在立法者为促进较高利益而为原来利益重新分配的基础上，所以，补偿原则可平衡两种利益的失衡。这意味着，某人获得了特别利益，自应负担由补偿产生的不利益。如此，法律的平衡原则才能得以贯彻。例如作为生态屏障的经济相对欠发达西的南地区，承担着比环杭州湾和沿海更大的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要求它限制发展环境容量资源依赖型产业（污染严重的产业），如果不给予其以相应的经济补偿，不仅对其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这样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也不可能长期维系。更进一步说，补偿制度实际上可以视为民法原理在行政法领域的、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特殊延伸。实行国家补偿制度，不仅仅体现了对相关利益群体的经济利益的补偿，更彰显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维护的法治理念。
反观我国相关立法，未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起统一的财政补偿制度，有些虽然已经规定补偿制度，但尚存不少问题。概括起来，我国财政补偿制度所存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相关补偿的规定零散、不系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以下简称《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等对此作出了规定。例如《防洪法》第7条第3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蓄滞洪区予以扶持；蓄滞洪后，应当依照国家规定予以补偿或者救助”，第32条第2款规定：“因蓄滞洪区而直接受益的地区和单位，应当对蓄滞洪区承担国家规定的补偿、救助义务。国务院和有关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对蓄滞洪区的扶持和补偿、救助制度。”又比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4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制定。”从上述规定来看，均过于原则，不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
二是应该补偿的没有规定，导致受损者利益得不到补偿或出现补偿的随意性。例如《环境保护法》未对因生态环境保护而退耕还林、退耕还湖的作出补偿规定；又比如《动物防疫法》未规定因国家实行强制灭杀而致损失的补偿。
三是补偿的主体、原则、方式、程序等缺乏法律规定。在公共危机、洪水灾害等发生后，对因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而致损害的，应当由谁补偿，又按照什么原则、方式、程序补偿，目前并无法律规定。例如，《防洪法》强调了有关人民政府做好救灾事宜的责职所系，强调了重点水利防洪工程由中央财政支付修复或重建资金，但对于因承担分洪任务而作出重大牺牲的农民群众的财产损失的补偿（包括补偿的范围、内容与标准以及由谁出资赔偿）问题，现行《防洪法》的相关法条是缺席的。如就补偿的主体而言，从实践来看，有的是由中央财政补偿，有的是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补偿，也有的是由地方财政来补偿。而有的应当由中央财政补偿的却由地方财政承担，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4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它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绝大多数自然保护区和天然林保护区都位于经济比较落后、人民群众生活贫困的地区，地方财力十分有限，让财力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来承担对受害、受损农户的补偿和扶持发展责任，自然也就很难落实。与此同时，有些受益地区却未为此承担任何代价，这显然不合乎公平原则。就补偿的标准而言，则因各地财力不同而有较大差异。例如，广西对高致病性禽流感疫区三公里范围扑杀家禽的损失给予补偿的标准为：每只鸡补偿25元，每只鸭补偿15元。而湖北每只鸡补偿15元，每只鸭补偿18元，每只鹅补偿20元，每只鸽子补偿5元。而有的地方补偿则较低，在云南省，被捕杀的鸡苗0.5—1元，中鸡3－5元，大鸡补助8－10元。
四是有些规定不尽合理，未能体现对灾民或受损方利益的有效保护。补偿不足，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例如，近十年来，随着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不断增多，保护措施日趋完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境内亚洲象、野牛、野猪、黑熊等野生动物得到有效保护，数量增加。但这些动物伤人损物的事件随之频繁发生，特别是近几年来频繁、大规模发生的亚洲象肇事，令人触目惊心。这些肇事者成群结队，肆无忌惮地闯入村庄，吃光田地里的庄稼，毁坏即将开割的胶园，村庄一片狼藉，庄稼绝收。据统计，1991年至2002年，全州由于亚洲象、野牛、野猪、黑熊、猴等野生保护动物肇事累计损失粮食5897万多斤，甘蔗35834吨，经济作物（主要是橡胶）181万多株，牲畜4337头，人员伤亡75人（死15人，伤60人），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937万多元。其中2002年一年间，全州有34个乡镇、158个村民委员会、775个村民小组、16547户家庭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379万多元，为历年受灾之最。从1991年至2001年，当地林业部门共向受害群众支付各种补偿费624万元，相当于受害群众实际损失的9.51％；2002年共支付各种补偿费102万元，仅相当于受害群众实际损失的4.29％。又比如，现行政策规定，农民退耕1亩（0.067hm2）坡耕地，国家每年补助100公斤原粮，补助期为5年（虽然中央有更长期的考虑，讲过“5年不行8年，8年不行10年”，但作为地方政府，在中央没有明文规定出更长的期限时，目前只能按5年向群众进行宣传）。从目前的宣传动员情况来看，农民感到由于退耕还林而造成的利益损失在两个方面不能得到充分的补偿。一是相对目前的土地收益而言100公斤的粮食补助偏少；二是对5年之后的生活保障普遍感到担忧。
五是补偿的随意性、非长效性。也正是由于我国制定有关补偿的法律规范，未就补偿的原则、标准、方式、程序作出规定，使得某些能否得到补偿、得到多少补偿均具有不确定性。有的补偿例如对因禽流感而遭捕杀的补偿成为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处理”，多少有点“法外施恩”的味道，还缺乏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必不可少的利益平衡、利益维护、民众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
六是救济程序缺失。获得补偿是受损者应享有的一项权利，但在我国，因缺少这方面的法律规范，使得不能行使补偿权的受损者难以获得相应的法律救济。这有悖于“有权利即有救济”的现代法制原则。
上述问题的存在，究其原因虽然比较复杂，例如我国财力较弱尤其是地方财政困难等。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相关理念的欠缺，这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是政府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与此相对应，人民则享有要求政府提供包括安全保障、优良环境在内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权利以及在因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而致损害情况下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政府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采取某种措施，维护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其行为的正当性无可非议，但决不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群的利益就可以受到漠视。按照罗尔斯的观点，社会公正既不容许为了少数人的更大利益而牺牲多数人，也不容许为了多数人利益或者社会整体而牺牲少数人。为协调不同人群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实行财政补偿则是唯一的选择。这也是平衡协调的经济法原则的具体体现。亦即有利于实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的有效平衡。这样，不仅有利于防范公共危险、公共危机，更有利于培养社会公众的社会责任心以及对政府的信任，从而形成良好的利益互动机制，形成应对公共危机等的高效运转的社会机制。
从国外来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以宪法明确规定政府的补偿责任。美国宪法规定，凡私有财产，非有适当补偿，不得收为公用。日本宪法规定，私有财产，只有在正当补偿之下，方得为公共利益而使用。补偿后，予以公用征收。”《世界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人人于其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之基本权利被侵害时，有权享受国家行政法庭之有效救济。为使财政补偿有法可依并使其规范、有序进行，我们认为，用立法对财政补偿进行规范则显得尤为必要。在这方面，目前已经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的关注。例如宋集思等35名代表提出：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电东送等水利、水电工程涉及数百万移民。这项工作既要考虑国家综合发展的大局，又要维护水利工程移民的后续生存和发展权益，建议制定“大中型水利工程移民补偿法”。
二、财政补偿法律规范的性质
界定财政补偿法的性质，必须对财政补偿的性质作出考查。在此之前，有必要对财政补偿法与转移支付法、行政补偿法、国家赔偿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我们认为，财政补偿法不同于转移支付法、国家或行政赔偿法。它们是属于不同范畴、不同性质的法律补偿。首先，《财政补偿法》不同于《财政转移支付法》，后者只是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法律。实施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通过中央财力的转移分配来调节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达到运用财政分配职能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而前者的目的在于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侧重维护受损方的利益。其次，财政补偿法不同于国家或行政赔偿法。国家或行政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对受害人所承担的也不同于行政补偿法。行政补偿是指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依法由行政主体对相对人所受的损失予以补偿的制度。行政赔偿是国家对其违法行为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其目的是恢复到合法行为所应有的状态；而行政补偿则是以法律规定为限，其目的是为因公共利益而遭受特别损失的相对人提供补救，以体现公平负担的精神。
由于财政补偿的主体为国家或者政府，且基于政府的合法行为引起，最终也是由国家财政承担，故我国行政法学界基本上将其纳入到行政补偿的范畴，并认为这方面的法律规范属于公法性质的行政法。对此，我们虽然持赞成之态度，但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财政补偿法律规范除具有行政法之性质外，也具有财政法的一些特征，同时也应当受到财政法的规制。例如财政补偿的资金应纳入预算，要受预算法调整；又比如财政补偿资金是否到位、使用是否合法等，也应受财政监督法调整。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社会关系也日趋复杂化、多元化，单纯用依靠某一个法律规范来调整某一社会关系已经不尽现实。
三、财政补偿的基本原则
财政补偿法的基本原则，是国家或者作为国家之代表的政府履行经济补偿责任所应遵循的原则，更是实践中确立财政补偿标准、范围、方式的前提。关于财政补偿的原则，学界鲜有论及。《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第3条规定：“蓄滞洪区运用补偿，遵循下列原则：(一)保障蓄滞洪区居民的基本生活；(二)有利于蓄滞洪区恢复农业生产；(三)与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比较外国一些国家，大都确立了行政补偿的基本原则，例如德国确立了“公平补偿原则”、日本确立了“正当补偿原则”，美国确立了“公正补偿原则”。我们认为，财政补偿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法定原则
法定原则，是财政补偿所应遵循的一项首要原则。该原则至少包含这样几层含义：第一，补偿是政府应当遵循的一项法定义务，只要符合法定补偿的情形，政府就负有补偿的责任；第二，补偿是受损者所享有的一项法定权利，但这种权利的行使，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且不属于政府免赔的范围；第三，法定范围类的补偿应当按照法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
补偿法定原则虽然是对政府和受损者双方的要求，但我们认为，该项原则的确立更多是在于维护受损者的利益，防止政府借维护公共利益而推卸自己应当履行的义务和责任。这在行政权力不断扩展且难以受到制约的情况下，维护社会公众之个人权利，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要贯彻财政补偿原则，及时制定我国有关财政补偿的法律规范则属当务之急。
（二）公开、公平原则
财政补偿公开原则，是指补偿的法律依据、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应当公开进行。公开的目的，一方面在于约束政府的行为，督促政府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等而使得社会公众受损的情况下，及时履行补偿的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使得财政补偿公开透明，防止补偿的随意性以及“暗箱操作”，以保护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便于社会公众对之实施有效监督。
财政补偿公平原则，一方面是指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的确立，应当合乎公平的理念，切实使受损者的损失能够得到充分的补偿；另一方面是指损失相当者应当获得相等的补偿，不能搞区别对待或对不同的受损者采取不同的补偿标准。
（三）及时原则
财政补偿及时原则，是指对法定范围内的补偿，不论系主动补偿还是申请者申请补偿，政府都应当及时作出是否补偿的决定，并且一旦作出补偿决定，补偿资金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到位。特别是诸如洪水灾害等事件发生后，补偿资金是否及时到位，直接关系到灾民的生活能否得到最低程度的保障，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在情况紧急的情况下，政府还可以不受补偿程序的限制，在作出正式补偿决定前，进行先期补偿。
（三）受益者分摊原则
在某些情况下，部分地区或群体在为防洪等目的作出某种牺牲的同时，另外一些地区必然会因此受益。例如，洪水灾害通常有受益区。就抗洪救灾中的分洪而言，中上游地区及群众为分洪作出利益牺牲，下游地区及群众则因此而受益。因此，在强调相关利益补偿资金应当由政府财政承担的前提下，也应当建立上下游地区的相关利益补偿机制。这不仅是公平原则的体现，而且还可以使得受损者能够继续承担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应负担的义务和责任。例如，为防止洪水灾害，上游地区就不得不为保护生态环境付出相应的代价，这实际上是要求它牺牲一部分发展权。对牺牲的这部分发展权必须得到相应得补偿。换言之，中下游受益地区应当分担一部分成本，这样才能把生态环境的经济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才能保障中上游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积极性。
（四）合理补偿原则
补偿的标准是财政补偿机制中一个重要方面。其如何确立，直接关系到使受损方的受损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在我国，除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对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补偿标准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外，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几乎未对补偿作出规定。财政补偿究竟应采取什么原则，值得探讨。我们认为，财政补偿标准的确立，不仅应考虑到受损方利益的补偿，而且也要考虑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尤其是地方财政还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较高的标准，无疑是不现实的。鉴此，我们认为，还是以采取合理补偿原则为宜。亦即一方面应当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补偿受损方的直接损失以及其因此而丧失的发展权。强调合理补偿原则，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也体现了对受损者权利的维护。在我国，因得不到补偿或者补偿标准过低而引发的群众上访事件屡见不鲜。
四、财政补偿的主体、对象、范围和标准
（一）财政补偿的主体
政府是财政补偿的主体，这一点确定无疑。但问题在于，应当由哪一级政府来承担财政补偿的义务？从我国有关涉及财政补偿的相关规定来看，不尽相同。有的规定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承担，例如国务院2000年的《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第18条规定：“蓄滞洪区运用补偿资金由中央财政和蓄滞洪区所在地的省级财政共同承担；具体承担比例由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根据蓄滞洪后的实际损失情况和省级财政收入水平拟定，报国务院批准。”也有的规定由地方政府承担，例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4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制定。”
上述规定是否妥当，值得商榷。蓄滞洪区运用补偿资金由中央财政和蓄滞洪区所在地的省级财政共同承担，虽符合财政补偿合理原则，但其忽视了受益地区应当承担的财政补偿责任，且蓄滞洪区所在的省大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由其分担往往比较困难。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则明显不妥。既然是国家保护野生动物而造成农作物或其他损失，其补偿就理应由中央财政来负担。否则，对这些地区不仅不尽公平、合理，而且也不符合不同公共产品应由不同主体提供的财政原则。保持生态平衡、保护野生动物是保护区所在地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由此而带来的损害补偿和扶持发展责任不应该由地方政府这个受害者来承担，事实上它也无力承担，相反应当由国家来承担责任。
关于财政补偿，我们认为，应在区分不同政府责任的前提下确定其承担主体。基于全国性公共利益之需要的，应当由国家补偿，相反可以由地方来补偿。例如，对野生保护动物肇事补偿应实行分级补偿制度，即部级自然保护区野生保护动物肇事，由国家财政负责补偿；省级自然保护区野生保护动物肇事，由省、自治区财政负责补偿；地方级自然保护区野生保护动物肇事，由地方财政负责补偿。与此同时，也应当贯彻前述的财政补偿应遵循的受益原则。
（二）财政补偿的对象
谁有权获得财政补偿亦即财政补偿的对象，我们认为，应当是因政府基于社会公共利益之需要而依法实施某种行为或采取某种措施致损害的特定的公民或组织。在这里，公民或组织主张财政补偿，一是政府基于公共利益而采取的行为必须是合法行为，相反则只能申请国家赔偿；二是必须基于政府的合法行为而致损害；三是不属于政府依法免予补偿的范围。
（三）财政补偿的范围
关于补偿的范围，行政法学界不少学者进行了阐述。例如有的将其归纳为：（1）行政征收或行政征用的补偿；（2）行政主体变更行政活动、行政计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政策和行为的补偿；（3）国家危险责任的补偿；（4）公民因保护国家财产或协助执行公务受到的损失的补偿；（5）行政主体限制相对人某些合法权益的补偿；（6）部队军事训练、演习、巡逻、执勤等或戒严、制止骚乱、对付内乱、追捕逃犯等采取其他紧急措施造成部分个人、组织不应有财产损失的，甚至个别人身伤害的补偿。
财政补偿范围的确定，我们认为，既不能失之过宽，也不能过于狭窄。否则，有可能产生财政难以承受或受损者利益得不到补偿的情况。有基于此，我们认为，财政补偿的范围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应当予以补偿的情形；二是不予补偿的情形。应当予以补偿的范围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为防止公共危机与突发性事件而采取某些措施致使某些公民或组织利益受损。例如突发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防洪救灾等；（2）政府基于生态环境、资源以及野生动物保护而使公民或组织受损；（3）国家因对公民或组织财产进行征收或征用而使其利益受损；（4）国家基于军事行动、实施戒严等而使公民或组织利益受损；（5）行政主体因实施合法行为而使相对人利益受损；（3）其他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使公民或组织利益受损。至于不予补偿的范围，我们认为主要是受损者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规定而致损失。例如《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第11条规定：“蓄滞洪区运用后造成的下列损失，不予补偿：(一)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应当退田而拒不退田，应当迁出而拒不迁出，或者退田、迁出后擅自返耕、返迁造成的水毁损失；(二)违反蓄滞洪区安全建设规划或者方案建造的住房水毁损失；(三)按照转移命令能转移而未转移的家庭农业生产机械和牲畜以及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水毁损失。
（四）财政补偿的标准
关于财政补偿的标准，目前除《土地管理法》、《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对此作出规定外，未见其他规定。例如《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第12条规定：“蓄滞洪区运用后，按照下列标准给予补偿：（一）农作物、专业养殖和经济林，分别按照蓄滞洪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50-70％、40-50％、40-50％补偿，具体补偿标准由蓄滞洪区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蓄滞洪后的实际水毁情况在上述规定的幅度内确定。（二）住房，按照水毁损失的70％补偿。(三)家庭农业生产机械和役畜以及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按照水毁损失的50％补偿。但是，家庭农业生产机械和役畜以及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的登记总价值在2000元以下的，按照水毁损失的100％补偿；水毁损失超过2000元不足4000元的，按照2000元补偿。”在学界，还有的认为，应予补偿的损害范围不仅应当包括直接损失，还应当包括一定范围的间接损失；不仅应当包括物质损失，也应当包括精神损失。
从上述《办法》的规定来看，一是只补偿直接经济损失，间接损失不赔；二是部分补偿且采用最低标准。虽然补偿不同于赔偿，不能完全适用完全补偿原则，但补偿标准显然过低，受损者例如蓄滞洪区的受损者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与此同时，间接损失不予补偿的做法也不尽合适，例如对蓄滞洪区的受损者而言，不仅遭受直接经济损失，而更为重要的是其发展权也因此丧失殆尽。对此不予以补偿，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我们认为，财政补偿不仅应补偿受损者的直接经济损失，而且还应当考虑其间接损失。至于精神损失，我们认为，不应当纳入补偿的范围。第一，财政补偿不同于民事赔偿，所以不能适用一般民事赔偿的规则而对精神损害予以赔偿；第二，对精神损失予以补偿，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不相吻合，也会令各级财政难以为继。
五、财政补偿的程序
财政补偿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不仅是财政补偿法定性的要求，也是财政补偿规范有序进行并防止随意性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以单行法律、法规方式确立损害补偿的不少，但在这些法律、法规中规定损害补偿的具体程序和救济途径的却不多。只是在《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18条中规定了国家建设用地的审批程序中有征用土地的补偿的行政程序，即“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建设单位与被征地单位以及有关单位依法商定征用土地的补偿、安置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鉴此，确立完善的财政补偿程序就成为财政补偿机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受损者受损原因较为复杂，因此补偿的程序也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我们认为，财政补偿程序大体可以分为行政和司法这两个方面。
（一）行政程序
根据财政补偿是否基于申请人的申请而启动，财政补偿的行政程序可以进一步分为主动补偿程序和申请补偿程序。
一是主动补偿程序。在某些情况下，补偿可依政府积极行为而启动。亦即在发生洪水灾害、公共危机等突发性事件的情况下，为了使受损者的损失及时得到弥补，政府往往可以依职权主动决定补偿，如这次禽流感事件发生后政府给予受损农民的补偿。主动补偿程序包括以下几个步骤:（1）发出补偿通知；（2）单方做出补偿决定或与被补偿人达成补偿协议。
二是申请补偿程序。申请补偿程序包括:（1）申请。即由受损者在法定期限内以书面的方式向补偿义务机关提出补偿请求，包括补偿的事实、理由、标准等；（2）审查。即补偿义务机关收到申请后对受损者是否受损、损失大小以及是否应予补偿进行审查；（3）协商。即补偿义务机关决定予以补偿并通知申请人之后，应与申请人就补偿的方式、标准进行协商，以达成补偿协议；（4）达成协议或作出补偿或不补偿的决定。
（二）司法程序
受损者对补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补偿的决定或单方面作出的补偿决定不服的，即可向作出补偿决定的上一级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者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补偿诉讼。这是法律给予受损者的司法救济。考虑到财政补偿的及时原则，我们认为，不应当将行政复议作为前置程序加以设置，否则有可能为受损者的权利救济设置不必要的障碍。
六、财政补偿法律规范立法体例的选择
如何通过立法的方式规范政府财政补偿行为并建立完善的财政补偿机制，是我国目前亟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如前所述，财政补偿涉及多个法律领域，因此仅仅依靠一部单行法，难以实现对财政补偿的全面有效调整。为实现财政补偿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议：
1、在宪法中规定行政补偿条款，将行政补偿制度纳入宪法保障之下。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权，非依法定程序并给予公平补偿，不得剥夺、限制或取为公用，并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合法权益而受到损失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或补偿的权利。通过完善宪法规范，引起社会各界对补偿问题的广泛重视，推动补偿立法的完善。
2、制定《行政补偿法》，为财政补偿提供法律依据。虽然要必要在宪法中就财政补偿加以规定，但其规定不可能具体。鉴此，有必要根据宪法的精神、原则，制定一部单行的《行政补偿法》，就补偿的主体、原则、对象、范围、标准和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
3、制定《财政监督法》，就包括财政补偿资金在内的使用是否合法等加以有效监督。财政监督从本源上说，它是广大社会民众对于国家财政活动的监督，是民意的要求。民意监督的基本方式是法律监督。在民主法制国家，法律是民意的集中体现。法律规定国家财政收支的范围、规模、方式和程序，还要规定对国家财政活动各方面和各环节的监督、检查，规定对于财政活动中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制裁。法律中关于后面的这些规定，便属于财政监督法律规范。财政监督法律规范是财政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参考资料】
[1]郭洁：《土地资源保护与民事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地316—317页。
[2]刘武俊：《将国家补偿制度上升到“法”的高度》，《燕赵都市报》2004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