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经营模式篇1
关键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经营模式；规模经营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经济焕发出一定的活力，同时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亟待解决，如农业依然是一个低收入、低效率的行业；农业基本上还是小农经济，抗风险能力弱；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进一步加大；农民负担过重；粮食安全等问题。基于这些问题，众多学者提出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念。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方向是在保证土地生产率有所提高的前提下，使每个务农劳动力承担的经营对象的数量（如耕地面积）与当时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以实现劳动效益、技术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
（二）文献综述
首先，许多学者在不同时期对农业规模经营进行了研究，推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改造小生产分散经营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分散的家庭经济看作是小生产的一种方式，他们认为农业领域的小生产、小农经济与小生产是内涵基本一致的同一系列概念。根据马恩的有关论述，小农经济有着以下一些特征：第一，小农经济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与消费的；第二，与小农经济相联系的是生产的孤立、分散与自给自足的性质。这种生产是“在劳动孤立进行和劳动的社会性不发展的情况下，直接表现为直接生产者对一定土地的产品的占有和生产”；第三，小农经济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的一种经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小农的生产方式是落后的，注定要灭亡的。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无止境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的分散，人力产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益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
其次，国内学者对规模化经营的研究得出的理论是适度规模论。任冶君认为“土地生产率是我国在宏观上衡量土地利用效率的主要指标，增加小农收入则是第二位的目标。适度规模经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小农收入，但会导致粗放经营，降低土地利用率，影响粮食安全。因此，至少在近期内不能把农业规模经营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政策。”罗必良认为“大农倾向于吸收资本、排斥劳动，小农则倾向于雇佣劳动、排斥资本。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而土地和资源尤为稀缺，因而小农聚集较多的劳动力替代不足的资本，以促成有限的耕地资源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是切合我国资源优化配置的内在要求的。”本文的描述侧重于分析外部规模经营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
二、德国发展生态农业的实例
当今德国，生态农业得以大力发展，这已成为德国农业发展的大趋势。在极力保护生态环境基础上发展农业生产，德国联邦政府制订了相应的产业方针。一是必须避免由于外源物质污染与农业生产经营措施不当，而造成对农田内外群落形成不良后果；二是必须注重对天然生物品种资源的积极保护；三是必须注意对风景名胜与自然景观的保护。
在加强生态农业发展中，德国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了培训。首先是对农民进行技能培训，让农民掌握一定的农业专业知识与生产技能；其次是对农场经营者进行技能培训，让家庭农场经营者、农艺师与农业技术员掌握相应的生产技能；最后是通过培训，让高级农业技术与管理人员掌握农业生产技能。目前，德国许多研究部门和大学都设置了生态农业专业，德国已成为当今全球生态农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三、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经验总结及原则
我国各地农业规模经营的程度不同，发展水平也存在明显差别。认真分析各个地区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模式，对我们在各地开展农业规模经营模式选择方面有很大启示，归纳起来各地推进农业规模经营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规范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
土地使用权是农业规模化经营发展的重要基础，要积极通过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方式，使分散的土地使用权集中到种、养大户手中。采用这种方式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就必须规范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积极建立管理与相关制度，扩大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规模，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权水平，从而满足广大农业经营者的需要。在规范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上，各级政府必须加强支持、干预与规范，不能只靠市场的自发运行和配置，否则这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二）推进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生力军，必须积极推进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为此，各级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积极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诸如在法人登记、税收、信贷、供应农资、进入市场等方面都要给予政策倾斜；要引导和鼓励广大农民在技术交流、农产品加工、销售、农资购买、资金融通等领域自愿合作，建立多种形式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同时，各级政府还要积极加强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管理人员与骨干分子的培训，不断促进其内部管理的法制化和规范化，逐步建立健全各种有效的符合民营经济特点的管理制度，增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经济实力，大力提高他们的综合服务能力，把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真正办成民营、民管、民受益的经济合作组织。
（三）大力发展民营乡镇企业
大力兴办民营乡镇企业，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趋势，要积极鼓励农村个体户、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投资兴办形式多样的乡镇企业。民营乡镇企业也要转变经营体制，创新企业管理制度，通过实行股份合作制等形式逐步建立起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对于有利于实现农业规模经济、扩大科技优势、提高农业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与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的企业，可以通过联合、合作或兼并的形式扩大企业规模，甚至可以组建成民营乡镇企业集团。在经营上要转变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民营乡镇企业与农业、农村紧密联系的优势，紧紧抓住农业产业化发展时机，寻找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完善“企业+农户”经营模式
在我国，体现规模化发展的“企业+农户”形式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也是农业经营中最为普遍、重要的一种形式。在实践中，这种普遍的经营模式尽管暴露出不少缺陷，但只要对制度设计进行精心改进与创新，政府的监管力度得以加大，这种模式还是会不断成熟并完善起来的。
除了以上四点以外，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多层次、多元化的实现我国的农业规模经营是必然的，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选择适宜的一种模式，甚至几种模式交叉使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23，46卷）[m].人民出版社，1975.
[2]任冶君.农业规模经营的制约[J].经济研究，1995（06）.
[3]罗必良.农地规模经营的效率决定[J].中国农村观察，2006（05）.
[4]F.a.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农业的经营模式篇2
【关键词】农业保险农业风险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公共财政
一、农业保险的概念和特点
（一）农业保险的概念界定
经济学上的“保险”是指通过集中建立起保险基金，用于补偿或给付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约定保险事件发生后被保险人的经济损失。农业保险是保险人组织农业生产经营者进行风险损失分摊，建立农业保险基金，对被保险人在种植业、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因灾害事故所致损失给予保障范围内的经济补偿的一种方式。
（二）农业风险的特征
农业保险是针对农业生产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风险，通过农户投保在更大范围内分散和转移农业风险，并对农民进行经济补偿的一种制度安排。农业保险具有保险的一般性质，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一般商业保险和财产保险，它有一些独特的特点：不确定性：农业受自然力的控制又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系统性：农业风险更多表现为系统性风险；相关性：农业风险的系统性特征决定了其高度相关性的特点，一次风险事件将造成为数众多的农业风险单位相同或相似的经济损失。区域性：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气候和自然资源条件差异明显，总体上，我国的南方容易遭受水灾，北方通常干早少雨，常常为早灾所困，沿海地区则往往遭受台风和暴雨的袭击。
二、农业保险传统经营模式分析
（一）商业化（准商业化）经营模式分析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农业保险试验中，人保一直是主力军，其经营模式一直是商业化（准商业化）的经营模式。但在20世纪年代初，公司内外越来越强调其商业性质，注重利润考核指标，并把经济效益同职工工资、奖金和福利挂钩。人保着眼于内部核算体制的改革，提出了内部实行“切块经营”的设想，将险支公司内的大部分或全部保险业务捆绑成一“块”，以便通过险种盈亏互补和获得较多的税收政策的优惠。但是这种改革和探索，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保公司的商业性质和农业保险业务的政策性之间的矛盾。经营农业保险的经济效益仍然无法与人身保险和其他财产保险的效益相比，这就使人保仍然从根本上缺乏举办农业保险的内在动力。另外因为地方政府不可以给予人保财政上的更多支持，就不可能解决农业保险基金的广泛征集和积累问题。目前人保还在进一步压缩农业保险，调整现有的业务，努力按商业保险的要求打造新的农业保险。
（二）相互和合作保险模式分析
河南的农村统筹保险互助会，实际上也是人保寻求农业保险出路的改革措施，它是河南分公司设计和推广的，通过互助会发展农业保险是一种具有很多优越性的组织经营模式。这种模式农民乐意接受，地方政府也支持。从人保来说，由于通过收取代办费和接受30%的分保，其利益得到了较好的保障，又避免了直接经营的亏损风险。但是，互助会范围太小，准备金积累能力差，积累速度慢，难以应付较大的灾害。当时河南人保为互助会虽然也提供了再保险业务，但成数在保险和30%的分保比例使互助会的风险仍然很大，遇到广泛发生的较大灾害损失时，没有财政的强大有力支持，仅靠这微不足道的准备金和再保险，根本就不能给投保农民充分的补偿。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互助会带有浓厚的长官意志和不合法的行政强制色彩，互助会的兴衰往往和地方行政长官对农业保险的认识和兴趣有关，地方行政领导班子的变动足以决定互助会的命运，加之基金管理的漏洞，即使农民对农业保险有很高的热情，其可持续性也令人怀疑。这大概就是河南的农村统筹保险互助会失败的主要原因。
（三）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分析
虽然民政部分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没有坚持下去，但以国营农场为背景的新班兵团保险公司取得了成功，人保上海分公司与上海市农委联手经营的农业保险也取得了成功。从表面或从体制来看，这两种经营模式是不相同的，但它们都比较符合政策性保险的一般操作方式和经营机制，这是共同的特点。比如，政府提供资本金和初始准备金，免征各种税赋，补助保费使价格能够为农民或农场职工所接受，也使准备金积累有较好的基础。实行统保（先不管其合法性）有效防止逆选择，政府也好，公司也好，都刁刘僧望从农业保险的经营中谋求利润。政策性农业保险除了经营农业保险外，还允许经营一些财产和人身保险，是风险可以在不同险种之间分散，责任准备金可以在其间进行调剂使用，市分公司和地、县支公司之间，兵团公司和兵团、场分支机构之间合理的利益机制，即解决了展业和理赔的困难，有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三、我国农业保险经营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建议
我认为我国目前农业保险总体运行模式是商业化自主经营模式，他有如下几个问题：政府在经营模式中的缺位，政策性保险得不到体现；农村投保人无任何支持，使得农业保险参与率低，显性的有效需求不足；保险人主体单一，险种严重不足，创新和发展泛力；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缺乏界定，使得参与率低，无法达到保险所要求的大数法则；再保险安排不合理，使得原保险人承担太大的风险，阻碍了原保险人的积极性。
农业的经营模式篇3
关键词：农民公司；龙头公司；农业产品公司；公司+公司
中图分类号：F3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5－0067－06
农业产业化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根本方向。要实现农业产业化需要一种有效的农业产业化的经营组织模式，以有利于对农民的有效组织和对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市分行在支持重庆市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探索出的“公司+公司”模式，经过初步实践已收到了良好效果。对这种模式加以总结和评估，无论对于加强我国农业产业化的理论研究还是对于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实践进程，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现有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及其局限性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依靠各类龙头公司和中介组织的带动，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经营机制。从目前我国各地的实践经验来看，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主要有“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三种模式。
“公司+农户”模式，即公司通过与农户签订订单或合同，组织农民生产，并回购、销售农产品，这是目前比较普遍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形式。在当前普遍存在的小规模、分散农业生产的情况下，通过龙头公司的带动和连接，以订单或合同的形式来整合分散的农户小规模生产，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解决农户生产的规模不经济问题，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专业化程度。
“公司+基地”模式，即龙头公司投入一定量的人力、物力，筹建农业产业化生产基地，由基地带动农户加盟生产经营。龙头公司负责培育和供应正规种苗，负责产前、产中、产后生产技术服务，按合同价回收基地加盟农户的农产品和销售。这种模式有利于实现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有利于保障农户利益，实现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即在第一种模式的基础上加入农民专业社，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纽带和依托把公司与农户连接起来，这样缓解了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冲突，对农民和龙头公司都有好处。农民的好处是，合作显示了集体的力量，提高了农户在企业和市场面前讨价还价的能力，形成农户利益的自我保护机制。龙头公司的好处是，通过合作社进行技术培训、推广实施农业标准、生产资料发放、产品收购验级等，管理成本降低了，产品质量也可以更有保证，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也提高了。
但是，现有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就“公司+农户”模式而言，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利益的保障问题。“公司+农户”模式中的龙头公司，在收益分配上遵循资本增值最大化原则，并不承担将利润返还给农户的义务，公司不可能与农民分享利益，因此农民会处于不利地位。即使有些龙头公司对农户实行利润返还策略，其目的也只是为了稳定客户，真正的利润返还额在公司总利润中只占一小部分。公司的扩大再生产能力完全取决于公司本身的资本积累和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与农户基本上没有关系，因此龙头公司的经营行为和发展方向也不受农户的约束。二是公司利益的保障问题。龙头公司面对众多分散的农户，难以保证农产品的品质和数量，如果龙头公司把握不好农业产业链的上游环节，必将影响到它的销售环节，甚至影响公司的生存。三是公司与农户仅仅是一种产销关系，公司不参与生产环节，不利于推广实施农业标准，保证农产品质量，也不利于促进农业集约化、专业化生产。
就“公司+基地”模式而言，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这种模式中，农产品价格的定价权在龙头公司，基地农民与公司的讨价还价能力较弱，仍处于利益分配的不利地位。二是龙头公司与基地农户之间的信用关系比较脆弱，当遇到市场风险时，基地农户可能是最终的损失承担者。三是基地只是一种生产组织形式，不具有法律地位和法人资格，不能作为一种平台享受国家规定的对农业生产、加工、服务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不利于把国家扶持政策有效地落到实处。
就“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而言，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当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仅仅是一种生产、销售过程中的松散合作，并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联合体，难以对农户发挥应有的调控功能。而且，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社员没有监督、管理和进行利益分配的权利或权利极为薄弱，对内缺乏调控手段、制约机制，对外服务功能发挥不出来，当合作社发展中出现问题时，无法体现合作社和成员之间的风险共担。二是成员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认识程度不同，生产中的投入也就不同，这种管理参差不齐的格局，合作社无法调控。
二、“公司+公司”模式的基本内容
“公司+公司”制，作为农业产业化的一种新型组织形式，其内容涉及两个公司，前一个“公司”是指龙头企业的公司；后一个“公司”是指农民公司，即农民组建的或以农民为主要股东的公司，如重庆市的仁伟果业公司、江东生猪养殖公司等。这些公司都是按公司法组建的企业，均是市场主体。
这种组织形式中的“+”号示意两个公司是互相关联的公司，这种关联属于产业的关联，并非只是一般市场主体的交易关联。他们是同一产业链上的两个主体，相互依存，形成有机的整体。
农民公司，顾名思义，是指农民组建的或以农民为主要股东的公司。农民组建公司，主要以土地经营权作为权益资产入股。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使农民对土地权利与其它实物资产和现金资产一样，变成了可量化、可变现、可交易的股权。由此，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也悄然发生变化，由一块土地的部分占有者变成了自己股份的所有者，由一个捆在土地上的农民变成了自由之身的股东。
实践中，主要采用了两种公司制形式：一种是农民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即参股农民持有的总股份占农民公司股份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如重庆市的仁伟公司；另一种是龙头公司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即农民公司主要由龙头公司出资组建，农民参股并占有一定数量的股权，如重庆市的江东公司。
由于农民公司规模较小，又缺乏雄厚的资金和必要的市场信息、管理人才，因此很难在市场竞争中独立站稳脚跟。为了帮助农民公司的发展，还有必要引进一些大企业作为龙头，以带动农民公司的发展，这些企业被称为龙头公司。
所谓龙头公司，是指在农业产业中，以农副产品加工、流通和农业服务为主，规模较大、辐射带动力较强，与农民有机结合，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联合机制，能够带动农民发展商品生产、流通的企业或企业集团。龙头公司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姓农。它必须是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根据《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公司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暂行办法》，龙头公司农产品加工、流通的增加值必须占其总增加值70％以上。
第二，属“龙”。它必须与农民、农业基地相关联，建立起农副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体系，形成农业产业链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一体化经营机制和利益机制。
第三，为“头”。它必须具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是农业产业链上的主要经济主体，在所在产业和区域中具有较强经济实力和影响力，能够带动农业产业的扩张与升级。
这就要求龙头公司，不仅要具备较大的经营规模，而且应有较强的盈利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能够从经济、技术、市场、管理等方面带动农业基地及农业产业的发展。
龙头公司与农民公司的关系主要是：
(一)上下游关系
龙头公司和农民公司是农业产业链上的两大经济主体，自然具有关联性。充分认识这种关联性，并依此建立有效的关联机制，形成有机的整体，是“公司+公司”模式成功的保障，且直接关系到农业产业化的成功与否。从农业产业链、农业产业发展和主体发展分析，龙头公司与农民公司应构建成以下关系：
在农业产业链中，农民公司和龙头公司是上下游关系。农民公司负责农业基地建设，生产初级农业产品，处在上游；龙头公司负责农产品的加工与销售，处在下游。上游和下游共同构成产业链条，没有上游就不会有下游，没有下游的带动，上游就很难规模化发展。
例如重庆柑橘产业。仁伟公司等农民公司从恒河公司购买优良柑橘苗木，并种植柑橘林，生产柑橘；恒河公司统一收购柑橘并加工。没有柑橘的生产，就不会有恒河公司；没有恒河公司，农民公司就无从获得优良的柑橘品种，尽管也能直接销售鲜柑橘，但是无法获得附加值，难以组织规模化种植。
基于这种相互依存的上下游关系，首先必须认识到两个主体在农业产业化中的同等重要性。其次要重视两者之间的协同关系，包括生产上的协同、规模上的协同以及经营上的协同。只有两者协同发展，才能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二)利益共享关系农民公司与龙头公司利益相关。龙头公司靠经营、加工农民公司的产品而获得利益，没有农民公司的利益，就没有龙头公司的利益。农民公司的产品通过龙头公司而进入市场，同样，没有龙头公司的利益，就不会有农民公司长期、稳定的高收益。
龙头公司和农民公司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基于利益的共享关系，二者必须同心协力，只有产业效益提升了，同一产业链上的两个主体才能增益。从这个意义上讲，龙头公司与农民公司属于利益共同体，应该建立利益共享机制。
从实际情况和农业产业化角度看，龙头公司处于主导地位，其有机构成比农民公司强，盈利空间大。在建立利益共享机制中，龙头公司应该保护农民公司利益，利益分配应适当向农民公司倾斜。这既是追求共同利益的必要举措，也是龙头公司获得长期、稳定收益的保障。如重庆恒河公司在与仁伟公司等农民公司签订的柑橘购销协议中承诺，对农民公司实行最低保护价(现定为1.1元公斤)，且保护价不低于(2006年实际高于)重庆柑橘市场平均价格。这是明智之举，其结果是“双赢”。
(三)风险共担关系
风险是市场的常态。从事任何生产经营活动都存在风险，农业产业化更不例外，除了作为企业所面临的生产风险、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外，还存在自然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是一个高风险产业。作为农业产业链上的两个主体，龙头公司与农民公司风险共担，一方的损失必然殃及另一方。如何建立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这是农业产业化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公司+公司”模式需要研究的问题。
相对而言，农民公司面临的风险比龙头公司大，而农民公司抗风险的能力却比龙头公司弱。农民及其组织起来的市场主体都是弱势群体，需要龙头公司、政府及社会各界保护和支持。在国家开行重庆市分行推进的农业产业化实践中，各方对农民公司防范风险给予以下几方面的具体支持：
一是最低保护价。即对农民公司生产的产品，由龙头公司统购，并实行最低保护价，防范和控制农民公司的市场风险。国家开行重庆市分行推进并初步打造成型的八条农业产业链，均实行了最低保护价。
二是收益保障。农业风险较大，龙头公司需要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农民收益，防止风险给农民造成损失。如重庆桂楼公司在与江东公司农民股东签订的人股协议中承诺，土地经营权入股股权的每亩收益每年不低于800斤谷子收入，现金入股股东的分红每年不低于10％。这就切实保护了农民利益，防范了因农民公司遭遇经营风险给农民带来损失。
三是融资担保。农民公司融资，政府和龙头公司提供担保，以防止农民公司债务风险。如江津的农民公司融资，由江津绿丰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绿丰公司是由江津市政府、重庆市农业局、恒河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出资比例分别为60％、20％和20％。并且，如果贷款农民公司到期不能偿还贷款本息，担保公司清盘后仍不足以偿还负债，造成最终损失时，国家开行重庆市分行承担80％，江津市政府承担16％，恒河公司承担4％。为此，江津市政府和恒河公司还建立了风险准备金，市政府每年从财政预算中列支10万元，恒河公司每年提供2万元，以绿丰担保公司名义专户存储，防范风险。
四是保险支持。当地政府与龙头公司共同协助农民公司参与农业保险，以防自然灾害。如涪陵区政府协同桂楼公司，帮助江东公司参与生猪保险，每头猪保费7元，区政府资助5元，江东公司自己仅承担2元。
此外，龙头公司和当地政府为农民公司提供技术、信息等各种服务，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民公司防范风险。
(四)资本关系
所谓资本关系，是指龙头公司与农民公司相互参股而形成的股权关系。这不是一种必然的关系，也非“公司+公司”组织形成的必要条件，而是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两个经济主体为进一步密切相互关系而作出的共同选择。毫无疑问，通过相互参股，形成资本纽带，可以使同属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两个企业关系更加紧密，目标更趋一致，生产经营更加协调，因而更有利于农业产业发展。
重庆的实践中，已经形成了这种关系。如桂楼公司与江东公司，桂楼公司是江东公司的控股股东，江东公司是桂楼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这种关系的形成，除上述原因外，还因为江东公司的建设需要一笔数额不小的资金，目前农民积累十分有限，无法在乡村有限的范围内筹足这笔建设资本金，需要引入投资者，当然桂楼公司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对象。桂楼公司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张，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商品猪养殖基础。这样双方一拍即合，结成资本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虽然也有资金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为了密切双方的关系，构成一种经济联盟。实践证明，出于双方各自利益的考虑，彼此都会用心关注和支持对方的发展。
除上述关系外，龙头公司与农民公司还在技术、原材料供应、劳动力、信息等方面具有合作关系。正是这些关系的建立和完善，使龙头公司和农民公司在尊重各自独立市场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结成新型的、稳定的、和谐的合作关系，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三、“公司+公司”模式的创新点及其优越性
现阶段，在我国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普遍采用的经营组织形式是“公司+农户”和“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后者是前者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公司+公司”模式与“公司+农户”或“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比较，两者虽然都是建立在农业产业链上，均具有龙头公司，且都有一套相互关联的机制，但却存在以下明显差异：一是主体不同。“公司+公司”模式的主体都是公司，而“公司+农户”或“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的主体之一是农户。前者是企业，后者是个体农户，很显然，两者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发展潜能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二是关联机制不同。“公司+公司”模式是两个市场主体，通过契约(如仁伟公司)和资本纽带(如江东公司)而构筑的关联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刚性的制度约束关系，受法律保护。因此，他们是一种组织化程度高的紧密型合作关系。而“公司+农户”或“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是多个市场主体(龙头公司与千家万户)，通过专业合作社这一松散型组织而建立的一种关联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松散的以道德约束为主的关系，实际上很难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他们是一种组织化程度低的松散型合作关系。三是生产经营方式不同。“公司+公司”模式，无论是龙头公司还是农民公司，都是企业化生产和经营管理，可以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从而产生规模效应和集约效应，提高农业生产率。“公司+农户”或“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则是基于传统的“一家一户制”，这种单家独户耕作方式既无法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又无力扩大再生产，有的甚至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
正是以上三点不同，形成了“公司+公司”模式的鲜明特点，也是“公司+公司”模式的主要创新之点。这种模式的出现，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我国农业产业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优越性。
从农民公司来看，采用公司制的组织模式，特别是股份公司制，对于推动农业产业化和引导农民参与市场竞争有着明显的优越性。
第一，公司制的组织模式能够帮助农民实现对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节约交易费用。在人类生活中，资源是有限的，而人们对资源的需求是无限的，迫使人们寻找其资源的合理配置方式，在市场经济下，按市场需求配置资源。股份制公司的治理结构实行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并相互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当有合适的项目时，通过股份公司的方式可以迅速地聚集生产中所需的稀缺资源，如土地、资金、技术、人才，从而节约交易成本，使得企业组织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第二，公司制的组织模式采取所有者与管理者分离，有助于农民公司吸收高素质人才管理公司，通过这些高素质的人才，能够促进农民公司吸收利用先进的农业科技，促进公司的发展，进而推进农业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式转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的加剧迫使企业组织降低成本，在劳动力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只有加速技术进步降低生产中的成本或开发新产品占领市场，企业才能成长。在股份制农民公司中，在企业资本、技术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可以在农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利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推进农业经济的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践已经证明农业科技的进步和推广对农业增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公司制的组织模式对提高农业效益，增强农业与其它产业的竞争力方面也有重要作用。股份制公司更多的是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在传统农业中由于仅从事传统的种植业，由于其农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因素影响大，投入大、风险高、收益低，同时农业中的剪刀差的存在，使农业始终处于弱质地位。而在采用了现代股份制治理结构的农民公司中，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必然要采用了先进的工艺和科学技术，降低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收益，特别是进行农业新产品生产的组织其收益还高过社会平均利润率。
总之，在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采用农民公司制，有助于合理配置资源，利用先进的农业科技，提高整个农业的比较效益，有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另一方面，在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引进龙头企业，使之与农民公司结合起来，对于推动农业产业化和引导农民参与市场竞争同样有着明显的优越性。
第一，龙头企业发挥着推动产业链形成的作用。“公司+公司”模式中，龙头企业使农业产业链有效并合理地延长，农业生产成本明显下降，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和农业的整体效益大幅提高，农业结构也更趋合理。通过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把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三个环节有机地连接起来，使农民分享到加工、流通等环节的利润，增加就业，增加收入。
例如，在重庆丰都试点，农民公司大方双路相当于青蒿产业链中的一个生产基地，在龙头企业的带动和支持下进行原材料的生产提供，这不仅完善了龙头企业的青蒿产业链，同时也促进了丰都县青蒿产业的发展。目前，大方双路公司已形成从种植到提取、合成完整的产业链。该产业链由10万亩种植基地24个蒿叶粗加工厂、30吨／年提取生产线、20吨／年合成生产线组成，预计可实现销售值3亿元以上(其中可创汇3000万美元)，实现利税5000万元以上。
第二，龙头企业发挥着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的作用。由于目前小规模的、兼业的、一家一户的小农式生产难以容纳先进的科学技术，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而科技创新又是产业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支撑，只有通过龙头企业最大程度地吸收、集成和利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动农民形成群体规模，才能使高新技术成果大量进入商品化农业生产，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不断增加高附加值农产品在销售中的比例，从而获取更好的经济效益。
例如，重庆恒河公司2003年起在江津成立技术部，成为公司聘员最多的部门，除负责建立国外技术的承接平台，还承担品种和栽培技术以及采后处理的实验试验，田间技术推广和培训工作。2005年起每月组织一次技术培训会，并由技术推广组每十天一次巡回到各种植单位作田间检查、技术指导和推广。可见在这个过程中，龙头企业以其自身的资金、规模、人才、管理、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促进了农业科技成果与农业产业相结合，成为农业产业化的有力支撑。
第三，龙头企业发挥着开拓市场、赢得市场的作用。龙头企业通过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的有形市场和不断开拓无形市场，切实解决农民买难卖难的问题，促进商品大流通、生产大发展，从而提高农民公司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起到了“减震器”的作用。
一方面龙头企业发挥着桥梁作用，它上联市场，下联农户，把农民小规模的生产与大市场对接，通过龙头企业的引擎，为农产品走向市场打开了一个又一个通道。从一定意义上讲，龙头企业对于农民公司就是市场，农民公司找到了龙头企业就找到了市场。
另一方面，龙头企业具有比较完善和畅通的销售和信息采集渠道，它们通过自己的信息网络了解国内外市场对农产品的品种、品质、规格等的需求，然后将这些信息传达到农民公司中，从而引导其确定合理的产品结构和生产规模。
我们在调研中看到，在“公司+公司”模式的各个改革试点中，龙头企业都将分散的农户经营与市场需求有机的联系起来，引导农户按市场需求进行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按照市场信号要求所带动的农户种多少或养多少，改变了农民先种养，后找市场的传统习惯，避免了生产的大起大落和分散的农户信息闭塞及自发调整结构所带来的盲目性和趋同性。
第四，龙头企业发挥着扶持农民公司的作用。这方面的作用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龙头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龙头企业在农民公司组建之初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从而保证了公司的顺利运作和发展壮大。比如，涪陵的桂楼公司在和江东街道营盘村10组26户村民组建东江生猪养殖有限公司时，公司注册资金为人民币100万元，其中桂楼公司就出资人民币70万元，占总股份的70％，农民以23．235亩土地的22年租金和现金人股共计人民币30万元，占总股份的30％，同时还自筹436.75万元用于项目固定增产建设。可见，没有龙头企业的前期投资，农民公司的组建是不现实的。
(2)龙头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如前所述，小农式的生产难以容纳先进的科学技术，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而龙头企业凭借着自己的技术优势，向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大量引入了高新科技成果，对公司农民免费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这样就提高了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从而帮助农民公司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
比如恒河公司2003年起在江津成立技术部，成为公司聘员最多的部门，除负责建立国外技术的承接平台，还承担品种和栽培技术以及采后处理的实验试验，田间技术推广和培训工作。2005年起每月组织一次技术培训会，并由技术推广组每十天一次巡回到各种植单位作田间检查、技术指导和推广。恒河公司认为，如果没有果农的技术进步和素质提高，就不可能产出企业需求的材料果，这是项目成功的重要一环。
(3)龙头企业对生产的组织与管理。农民公司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自动自觉地按照市场导向和需求，组织标准化、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提高了自身的组织化程度；同时，龙头企业还主动组织农民接受有关的技术培训。通过培训，农民的科技素养和科学意识得到提高，增加了他们由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变的可能性，从而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从而带动了农民增收。
比如在重庆东江公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桂楼公司通过“公司+农户”，实行圈舍统一规划、技术统一培训、种猪和仔猪统一提供、饲料统一配方、疫病统一防治、生产统一保险、产品统一销售等“七统一”的标准化养猪模式，扶持股东农户通过规模化、生态化，推广现代养猪技术，打造绿色生态养殖基地，发展壮大生猪养殖产业，增加农民收入，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东江公司在运转中能通过规范管理扩大效益。
农业的经营模式篇4
关键词：单户林业经营；农林投入；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3）01-0232-02
1引言
单户林业经营模式是指以单个家庭作为基本的经营单位进行林业生产的组织形式[1]。此种模式下林农以家庭为单位向村集体、村民小组或者通过农户之间的林地流转以某种有偿形式获得林地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的林业生产经营行为。
目前这种经营模式很受林农欢迎主要在于它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产权的激励效应。它的内部激励效应大，林农能够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这种激励机制可以通过利益机制来实现。当投资林业有利可图并且在未来投入林业收益概率较大的情况下单户经营的林农可能就更加倾向增大林业投入。林业投入过程遵从经济理性特征[2]，单户经营做出林业投入决策排除了其他成员对单户经营主体的影响。
2单户经营模式的优点
能够发挥产权的激励效应。单户经营模式与联户经营模式相比，不存在运营及协调等组织成本。林农能够根据自身经济约束条件选择收益最大的投资方式，能够对林地林木资源自由处分。当林木发生病虫害时，单户经营的个体能够迅速作出反应，对林木进行有效防治或者及时处理而无需与其他外人协商以达成一致的意见。在林业投入上，单户经营的林农根据经营情况能够灵活地决定投入结构和把握投入程度，可以自主决策增大对优质种苗及农药化肥的投入，在未来林业收益上无需担心与外人分割林业收益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因此，单户经营在经营过程中规避了与其他林农协商的组织成本，林农能够根据自身实际来决定林业投入的结构和数量。
3单户经营模式的缺点
与联户经营相比，单户经营在增大内部激励的同时，可能面临更大的自然风险和外部市场影响。林业经营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林业投入具有前期投入高、回报周期长、风险大及收入不确定性等特点。林业前期投入大且回报周期长可能使得单户经营下的林农因自身家庭财产有限或户主社会资本较低无法获取足够的资金投入林业。林业经营过程中面临着风、雨、霜冻、泥石流、火等自然灾害的侵袭，一些林农可能因为林业经营风险大而不敢增大对林业的投入。此外，林业采伐限额制度也会制约林业的投入。
4影响林农对林业投入的因素
4.1林农个人特征
4.1.1林农的年龄特征
一般情况下，林农的年龄大小与林业的生产经验成正比，与偏爱林业风险负相关。随着从事林业年数的增长，林农的林业生产经验逐渐丰富，对林业的经营与管理得心应手，相同的投入可能获得更大的收益。但是，随着林农年龄增长，林农的风险偏好逐渐降低，从规避风险考虑，可能存在降低林业投入的情况。前面分析过，林业经营面临着收益周期长、前期投入大，以及自然和市场风险。因此，笔者认为林农年龄对林业投入负的影响较大。
4.1.2林农的受教育程度
林农受教育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林农的认知水平。林农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行业的认识就越充足，对林业技术和信息的把握更及时、准确和到位，经营林业的成本越低，林业投入的愿望也越强烈。从这些层面上分析，应该鼓励林农参加继续教育，增强文化水平。尽管林农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可能他们关注的方向和重点已不在林业领域。林农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来源可能更偏向于非农化领域。
4.2林农家庭状况
4.2.1家庭劳动力数量
我国目前林业经营还属于粗放经营阶段，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目前，随着我国城镇化不断深入，劳动力的短缺成为制约林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家庭劳动力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林业投入的潜力，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林业投入就越多。因此，家庭劳动力数量与林业投入成正相关。
4.2.2家庭成员任村干部情况
村干部是村中的代表，经济上的能人，他们信息渠道广，风险意识和融资能力都较强。相对于一般村民，村干部具有较强的经济能力和政治敏感性。林农本身或者林农家庭成员担任干部代表了整个林农家庭的社会资本情况。林农家庭的社会资本越高，越可以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高的林地资源，且获得林地资源的广度和深度将高于一般林农。林农家庭的社会资本越高，在林业投入中能够以较小的成本获得林业的生产要素，能够以较高的价格出售林业资源。社会资本高的林农在经营林业中能够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较高的收益。他们在林业投入上可能更得心应手，能够有效规避林业风险高、前期投入高、周期长等林业经营特点的约束。因此，家庭成员担任村干部可能有助于林业投入的增加。
4.2.3林农的家庭储蓄
家庭储蓄多少代表着财力的多少。无论是造林补植、买卖林权，还是管护等林业投入行为都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林业投入是一个高投入、周期长和风险相对大的行业。家庭储蓄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林农投资林业的潜力和风险规避能力，家庭储蓄越少，林农对林业的投入可能就越少。因此，家庭储蓄可能与林业投入成正相关。
4.3林权状况
产权具有激励、约束、资源配置和协调功能[3]。林权的确定能够有效激励广大林农投入林业的积极性，也同时约束林农一些其他林权行为。确定的林权是实现林业投入的前提条件。是否具有林权纠纷是林权是否明晰的重要体现，如果一宗地存在林权纠纷则其产权具有不确定性，那么直接约束林农林业投入行为。因此，是否具有林权纠纷代表林业产权的稳定性，具有稳定的产权是林业投入的前提，而产权的不确定性将抑制林业投入。但是影响林业投入因子中不仅仅只涵盖产权因素，产权确定是林业投入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无林权纠纷与林业投入成正相关关系。
4.4林业保险
林业具有长周期、高投入、高风险等特征。林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统一体。在漫长的林业生产过程中，既可能遭受雪、雨等自然灾害的侵袭，也可能受火灾、偷盗等人为因素的破坏。林业自身具有强大的风险性，价值百万元的林木可能一夜之间付之一炬。为规避林业风险，增大林业投入，林业对保险具有强大的潜在需求。林业保险的实施有助于降低林业经营风险，增大林业投入的力度。预期保险的实施与林业投入呈现正相关关系，但问题可能是目前的林业保险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从调研情况看，部分林农并不知道林业保险，林业的投入也许并没有考虑保险因子。但是从理论分析角度来看，林业保险的实施有助于林业投入的增加。
4.5其他林业收入
其他林业收入主要指竹林收入、竹笋收入、蘑菇木耳收入、林下经济收入及其他收入。如何提高林区的林业收入是破解广大林区三农问题的关键。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通过增加林业的投入而提高林业收益，甚至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少投入多产出，使林业经济处于良性循环的状态。事实上，林业收入的增加也能反过来有效地促进林业投入的增长。其他林业收入短时期增加可能对林业投入具有促进作用。
5结语
单户林业经营模式虽具有自身的优点，但是始终不能忽视的是，林业投入具有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风险大及收益不确定性等特点。林业特点使得单户个体面临较大的风险。具体来讲，林农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家庭储蓄，其他林业收入，家庭成员是否担任村干部、是否有林权纠纷、是否参加了林地保险等这些因素对林业投入有较大影响。
参考文献：
[1]刘荣茂，马林靖.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6（12）：22～26.
农业的经营模式篇5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模式创新；保障机制
2010年以来，互联网金融业在我国爆发式增长，网络融资规模快速扩张。艾瑞咨询2015年1月28日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p2p网络借贷市场交易规模和权益类众筹融资规模分别达2514.7亿元和4.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8%和123.5%。互联网金融可以使得个性化、碎片化金融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和满足，实现了金融服务从富人金融和大企业金融到普惠金融的转型。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挖掘工具与金融业务不断深度融合，互联网金融相对传统金融的“两低两高”优势（低门槛、低交易成本、风险高可控性、资金高配置效率）将进一步彰显。可以预见，未来较长时间内，我国互联网金融业将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近些年来，在农村农业生产关系不断变迁的内生力量推动下和国家系列利好政策的支持下，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经营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我国蓬勃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的生产经营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在化解我国“谁来务农”和“如何务农”困境、推动农业转型发展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但因其与生俱来的行业高风险、有效担保物稀少、管理运作能力局限以及传统金融机构贷款审批严、手续繁复、隐易费用高等原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很难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支持，其发展中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非常严峻。在资本逐渐替代劳动的现代农业中，要保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发展，其融资困境须尽快破题，而互联网金融衍生的诸多新融资模式为此提供了新的可选路径。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
（一）关于互联网金融提供融资的研究
“互联网金融”是国内一个本土化的命名，国外一般称之为在线金融（online-Finance）、电子金融（e-Finance）等。1971年，美国创立nasdap印系统，标志着网络金融正式运营，国外对互联网金融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自此快速展开。merton等认为，以信息集合及处理能力为基础的融资、信息分解及风险监管等功能的正常运转，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空间得以拓展的主要原因。mishkin等提出，互联网等新技术部分地解决了银行和贷款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促进了银行间的信息共享，使得贷款者特别是中小企业和个人更容易获得贷款。Berger等则深入探讨了中小微企业供应链金融的内涵。
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放第一批第三方支付牌照，“互联网金融”自此被国内人们熟悉，理论界对其提供融资问题的相关研究也迅速跟上。谢平等认为，互联网金融模式具有支付便捷、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低、资金供需双方直接交易、能大幅度减少交易成本等特点。李文启的研究认为，互联网金融公平、公正地的“进入机制”和高效运转的运行机制可使中小企业便捷地进入网络融资平台并得到融资需求满足。徐细雄等则探讨了小微企业如何利用p2p网络信贷、大数据金融和众筹平台等三种主要的互联网金融进行融资模式的创新。
（二）关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的研究
国外没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提法，类似融资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的融资。合作社理论者们一直认为融资问题是合作社发展中面临的具有共性的难题，因此国外许多相关研究相应聚焦在合作社融资的重要性、制约因素、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等方面。aghion等的研究显示，贷款能显著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这里的低收入阶层实际上也包括合作社社员和家庭农场主。Hart等指出，合作社产权结构的模糊和剩余索取权的限制，使其在获得外部渠道的资金特别是公共债务时变得困难重重。Bao等在运用托宾回归模型分析农户融资行为时发现，教育水平、年龄、借款用途和所处区域等因素对农户融资渠道的选择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概念在我国提出以来，国内理论界就对其融资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杨大蓉认为，相对传统农户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层次多、个性化明显，除了资金之外，对信息、财务政策、金融服务的需求力度也较大。朱文胜等在探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的原因时指出，因资格认定、管理运作、信用评价等方面存在缺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难以获得传统金融的有力支持。江维国等则认为，要通过开展金融专项服务、健全金融支农补贴机制、完善担保体系、建立财政金融支农联动机制来化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困境。
综观上述，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互联网金融提供融资”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探索都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缺少专门针对“互联网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的专题探讨，尚未将互联网金融接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的“地气”。所以，理论界对互联网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的理论基础、内在关联、操作模式、运行与保障机制等基础性问题，尚未做出清晰界定和明确回答，当然对其建构性的研究亦显匮乏。
二、互联网金融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模式创新的理论基础
（一）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信息不对称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
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中一方拥有比另一方更多有关契约或产品质量的信息。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信息掌握充足方通常在经济活动中处于有利地位，而信息相对匮乏方则处于不利地位；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交易完成前后分别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进而导致市场失灵或市场坍塌。交易成本是指市场参与者之间协商、订立与执行交易契约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如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成本、处理违约成本等。交易成本理论最初由Coase在分析企业的存在及界限问题时所提出，后经williamson等人传承与拓展，目前广泛应用于企业管理、战略管理、组织行为等领域的研究。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有：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的存在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替代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
在传统金融活动中，金融机构为避免信息不对称下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并确保风险溢价的兑现，通常会设置抵押、担保、征信等程序，如果交易数额较小，这些繁杂的程序会使分摊在单位交易上的成本相对较高。因为单位成本过高，缺乏合理利润预期的金融机构就会对交易数额较小的资金需求者“惜贷”“慎贷”甚至“拒贷”，需求方也因高昂的交易成本而对贷款“望而却步”，最终结果是此类资金需求者被排斥在传统金融市场大门之外，金融领域的市场失灵由此而产生。根据交易成本理论的逻辑，在金融业演进发展中，如果已有的金融机构无法在某些市场领域降低交易成本或者缺乏降低交易成本的激励，市场自矫正机制将会诱导新的金融中介产生并有效弥补这些领域金融服务的空缺或不足。
建立在云计算、社交网络、交易平台等基础上的互联网金融增强了信息透明度，资金提供方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及时、准确、全面地了解资金需求方的交易记录、经营状况、信用评价等资料，并利用云计算对相关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与深度挖掘，资金需求方同样可以通过开放的网络平台搜集所需信息并加以甄别、利用，资金供需双方原有信息壁垒被彻底打破。信息壁垒的打破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并使为防止信息不对称后果而产生的预防成本接近于零，因此，在传统金融难以改善信息不对称状况、降低交易成本的市场区间（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所在市场），互联网金融组织就可能弥补和替代传统金融机构。
（二）互联网金融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模式创新的理论基础：长尾理论
长尾理论（theLongtail）是由Chrisanderson所提出的。他认为，由于成本和效率的因素，过去人们只能关注重要的人或重要的事，如果用正态分布曲线来描绘这些人或事，人们只能关注曲线的“头部”而将处于曲线“尾部”需要更多精力和成本才能关注到的大多数人或事忽略。长尾理论认为，市场中每个利基产品虽然销量微小，但产品的数字特征使其储存、分发的经营成本微乎其微，因此主流市场外异质化的潜在需求可汇聚成与主流大市场相匹敌的市场需求。传统金融遵循帕累托“二八定律”，关注的是“头部”市场，依靠20%的高端客户带来80%的利润。但互联网金融则以低门槛、个性化服务和良好的用户体验以争取80%的“长尾”小微客户为目标。由此可见，互联网金融遵循长尾理论，颠覆了传统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中视为“金科玉律”的“二八定律”。
因规模相对较小、经营风险高、收益低等原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传统金融机构的“长尾”客户，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近些年来在我国的蓬勃发展、数量日益增多则代表了我国农业微观生产经营组织的未来发展趋势，其金融需求潜力不容小觑，也不应长期被忽略。互联网金融充分利用网络经济平台，积聚相关资金并设计具有个性化和创意性的产品来满足或激发包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内的“长尾”客户的现实或隐性需求，开发和培育利基市场，在满足“长尾”客户资金需求、助推其发展的同时，也构建了自身的增长极。
三、互联网金融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模式创新的实践意蕴
（一）融资模式创新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在需求
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来看。西方经典理论认为，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对经济具有促进和支撑作用，金融与经济的发展程度相协调和适应。因此，经济转型和金融创新也是紧密联系、互相促进的两个进程，经济转型是金融创新的重要依据，金融创新是经济转型的有力推手。目前我国经济正步入以提质增效、结构优化为主题的发展新常态，经济转型日益紧迫和重要。经济转型发展需要金融鼎力支持，因而加快发展互联网金融，推动金融改革及其融资模式创新是对经济转型发展的积极响应和有力支撑。
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来看。公共财政理论认为，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反映政府介入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范围、领域和力度。国民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甚至中低速增长，必然使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放缓。2014年我国财政收入为14.0万亿元，8.6%的增速创下了1992年以来的新低。瓦尔纳法则表明，随着社会发展、政府职能扩张，政府财政支出具有刚性增长的趋势。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将使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范围、领域和力度相对变小，而经济实体的融资需求将反向相对更加旺盛。作为经济实体发展重要推手的金融业要在新的财政环境下履行好为经济实体服务的职能就必然要加快行业改革步伐，创新融资模式。
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农业发展来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自立的根本保障。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农业所面临的价格“天花板”封顶、成本“地板”不断抬升而形成的双板挤压以及资源环境“红灯”与wto规则“黄线”形成的双重约束将更加严重，转变生产经营方式、推进结构深度调整将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不二选择。农业转型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我国长期以来的农村金融抑制必然对农业转型发展形成严重制约，因此，要促进农业转型发展必然要加快金融改革及其融资模式创新，以改变我国长期以来的农村金融抑制局面，助推农业经济转型发展。
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来看。农业生产经营微观组织是农业的微观基础，是农业生产活动的核心力量，也是农业转型发展的主力军。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农业转型发展大背景下，创新农业生产经营微观组织，培育承载着化解“谁来务农”和“如何务农”以及推动农业转型发展厚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尤为重要。因此，通过发展互联网金融，创新融资模式，弥补传统金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的不足，是保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农业生产微观组织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这无疑也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在要求。
从金融业自身发展来看。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内外需求相对低迷，金融收益风险急剧上升，管理压力不断增大，防线管控机制倒逼金融工具创新和金融业务优化。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入，我国金融市场将更趋开放，许多传统金融垄断将会被打破，金融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创新压力。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新一代搜索引擎、社区网络等一系列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为互联网金融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国家明确支持发展互联网金融的态度打开了互联网金融的“政策之窗”，主动适应新形势，积极融入和推动互联网金融革命，促进融资模式创新是金融行业谋求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互联网金融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的协同合作优势
从信息不对称的改善来看。大数据的获取、处理与应用能力方面的差异是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主要区别。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资金供给方可以通过电子商务、社区网络等平台获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销售额、资金回笼以及消费者对其产品、服务和售后等方面的大量数据，然后通过云存储技术与云计算能力在任何时空条件下对大数据进行挖掘和利用，从而较为准确地评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还款能力、还款意愿和持续经营能力等指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样可以通过相关平台获取资金供给方有关贷款的利率、期限、金额等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困扰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从交易成本角度看。互联网金融交易平台运用信息化技术，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用途、征信状况和风险定价等指标进行自动化的综合处理，使传统金融模式下极为复杂的信息收集、信用等级评价、风险管理等流程变得简单化。如阿里巴巴的小额贷款公司对会员实行的100万元为限额的订单贷款和信用贷款无需抵押和免担保的政策，直接免除了传统金融模式下必不可少的抵押或担保等流程。而且因为微乎其微的储存、分发成本，互联网金融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高频小额贷款并不会带来相应管理成本的提高。因此，凭借着流程的简化或免除以及互联网金融特有的低储存成本与低分发成本优势，互联网金融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协同合作无疑具有低交易成本的优势。
从便利性的角度看。传统融资模式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正规渠道融资时必须到金融机构的物理网点办理相关手续，费时费力，且往往错过最佳用资时间。社会公众即使有闲置资金，也无法通过有效途径聚集并找到合适的投资标的，资金需求与供给无法精准对接，整个社会资金的配置处于低效率状态。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任何公众都可以通过相关互联网金融平台参与金融交易，大大方便了交易双方，这不仅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来了融资便利，也因便利性而吸引了大量社会投资者，进而为互联网金融业通过满足传统金融“长尾”客户的金融需求以促进自身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
四、互联网金融视角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模式创新
目前我国传统正规的融资主要有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方式，除个别农业龙头企业外，绝大多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自身实力局限，几乎不可能进入证券市场和债券市场进行融资。同时，因大多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符合金融机构标准的有效担保物稀少、经营中风险系数高、借款双方信息不对称、自身商业价值尚不成熟、农业保险体系不健全等原因，传统金融机构也缺乏对其放贷的激励。因此，无论是通过间接融资渠道还是直接融资渠道进行融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说都是困难重重，许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发展中事实上面临着所谓的“麦克米伦缺口”。
随着我国提出要积极发展互联网金融，鼓励互联网金融向“三农”提供规范服务，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代表的被传统金融长期忽略的农村“长尾”市场可能成为互联网金融的市场蓝海，互联网金融融资也将可能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的新渠道。目前互联网金融的主要融资模式有p2p信贷融资、基于大数据小额贷款融资、众筹融资、供应链融资以及电子金融机构――门户融资等，其中前四种模式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模式创新具有较高的契合性。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p2p网络信贷融资模式
p2p信贷是指有借款需求及出借意愿的群体，通过p2p网络借贷平台的中介而实现的小额信贷融资，如：我国大陆的拍拍贷、陆金所、人人贷等；欧美的pros-per、LendingClub、Zopa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p2p信贷融资是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金融服务专业网络平台寻找有贷款能力和贷款意愿并能满足其融资需求的一个或多个贷款方，借贷双方所需的资料、合同以及资金等全部通过网络实现的一种融资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交易便利、金额较小、频率较高，有效弥补了传统金融模式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取小额贷款时手续繁杂、费时费力、沟通和业务对接成本较高的不足，能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日常生产经营中的临时性、应急性资金需求。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p2p网络信贷融资流程如图1所示。第一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金融服务专业网络平台自主选择符合自己意愿的贷款方，然后双方通过平台进行借贷合作沟通，初步达成合作意向；第二步，贷款方通过该平台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营业执照、线上资格、信用、还款能力等进行详细审核；第三步，借贷双方实现借贷匹配并对贷款防控风险进行量化。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于大数据小额贷款融资模式
大数据是指难以在可接受的时间内，用传统数据库系统或常规应用软件处理的、巨量而复杂的数据集。大数据小额贷款融资是指以大数据技术作为技术支撑，由电商发起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并以资金需求者在其平台累积的信用和交易等大数据作为借贷依据而对资金需求者进行的授信放贷，如我国的阿里小贷、京东商城，美国的amazon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数据小额贷款融资是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凭借自身在电子商务平台所留下的大数据向电商平台发起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申请贷款的融资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大数据的挖掘和利用改善了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状况，消除了借方顾虑，弥补了传统金融模式下因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使金融机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惜贷”“慎贷”的不足，有利于信誉好、有一定品牌知名度、管理机制成熟、网络营销运用较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金额较小、短平快性质的融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数据小额贷款融资流程如图2所示。第一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电商平台提出融资申请，小额贷款公司用信贷数据风控模型交叉检验其历史经营、信用数据并评估其还贷能力，然后根据分析结果决定是否向其开放信贷服务；第二步，电商平台实时监控已获得贷款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交易状况与财务情况，并将这些数据转换为信用评价，以控制贷款风险并保证信贷资源能最优配置。
（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众筹平台融资模式
众筹是指资金需求方通过利用互联网或社会性网络服务传播的特性，寻求众多意向投资者，并将这些投资者的每份小额投资汇总以达到资金需求总量进而完成特定目的的融资方式。目前主要有股权众筹和创新项目众筹两种众筹融资模式，前者如“创投圈”，后者如“众筹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众筹平台融资是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自身的创立或准备投建的新项目，以股权众筹或创新项目众筹形式利用互联网或SnS发动公众力量，集中公众资金的一种融资模式。该模式的最大特点在于，不以是否拥有成熟商业价值作为发放贷款的唯一判断标准，弥补了传统金融模式下大多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经营风险系数高而难以获得数额较大、时限较长的项目启动性融资的不足，适合创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辟新项目时的融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众筹平台融资流程如图3所示。第一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策划方案和融资需求上传到众筹融资平台，该平台组织相关专业机构进行审核；第二步，项目获得通过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该平台项目及其融资信息吸引有投资意愿的个人和机构；第三步，投资者在募资期限内将资金转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金账户或第三方金融机构账户，众筹融资平台对所筹资金进行相应监督；第四步，项目执行完毕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股权凭证、红利、现金、债权凭证等一种或多种形式兑现对投资者的承诺回报。
（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应链融资模式
供应链是指围绕着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等的控制，把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以及消费者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供应链融资是金融机构依赖核心企业的良好信用和强大履约能力，向整个供应链提供金融解决方案的一种融资模式。如：我国建设银行推出的订单融资；中国银行推出的融信达；美国的UpS（UnitedparcelService）基于库存的供应链融资；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应链融资是指与金融机构合作的供应链核心企业利用其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业务往来累积的大数据，向金融机构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持，并为战略协同伙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信用担保的一种融资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供应链核心企业形成了利益风险共同体，前者的高信用惠及后者，化解了传统金融模式下后者因有效担保物稀少而难以获得融资的困境，适合业务吞吐量较大、成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取循环性融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应链融资流程如图4所示。第一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业务往来与供应链核心企业形成紧密的供应链联盟；第二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供应链核心企业和相关金融机构提出贷款申请；第三步，供应链核心企业基于大数据下的信用评估向金融机构提供信用担保，承诺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能如期还款付息时为其代为履行；第四步，金融机构自动化地向符合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放贷款，供应链核心企业和金融机构协同进行自动化的风险控制。
五、互联网金融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模式创新的保障机制
（一）完善互联网金融软件基础设施，保障融资模式依法、有序创新
互联网金融软件基础设施是指互联网金融交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除硬件设备外的基础环境要素，包括法律法规、监管标准、行业规范、信用体系、担保体系和会计准则等。作为影子银行的新型重要组成部分的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尚属新兴产业，传统金融业的软件基础设施并不能满足这一领域的监管要求，要保障互联网金融业健康发展及其融资模式的依法、有序创新，必须加快其软件基础设施建设。国家立法部门要统一梳理现行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修订不适合其发展的有关条款，并根据其商业特征和发展趋势为其产品创新留足法律法规空间。要从国家层面组建专门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专职履行监管职责，摆脱当前分业监管模式难以对跨越行业界限、地域界限的互联网金融进行有效监管的困境。要从交易者的准入机制、责权利、退出机制和失范惩罚机制等角度加强互联网金融的行业规范建设，促进行业自律。要支持民间征信企业发展，鼓励行业自律组织牵头建立平台，共同加强互联网金融信用系统建设。要加强p2p平台自担、网络联保、网络第三方担保等多元化担保模式的建设与监管，确保不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要建立互联网金融会计准则，确保会计信息能客观反映互联网金融各参与企业财务状况，避免因核算方法不同而产生不必要的风险与监管障碍。
（二）完善农村互联网金融硬件基础设施，奠定融资模式创新的物质基础
互联网金融硬件基础设施是指开展互联网金融活动所需的相关硬件设备，如结算系统、支付系统等。我国农村地域广袤，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高度分散，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面临非常高的组织成本和运行成本，因而农村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一直落后于农村、农业发展水平。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仅为27.5%，这意味着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尚未开通互联网。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但社会组织与公众的参与同样不可或缺”的观点，各级地方政府不仅要加大财政投资力度、加快农村互联网金融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同时也要按照“谁投资谁受益”准则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手段鼓励网络运营商、互联网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投资建设农村互联网金融硬件基础设施。
（三）提高经营者金融资本意识和诚信意识，优化融资模式创新的软环境
我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多内生于农村土壤，其经营者多是由传统农民演变而来的。这些经营者也许是农业生产技能出众的种养能手，但他们难免也会附有我国农民几千年来特有的传统保守和风险厌恶思想并耳濡目染了近些年不断恶化的农村信用环境。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者要解放思想，培育适度的风险偏好和金融资本意识，根据生产经营需要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借助外部力量提高自身发展能力和发展水平。要改变“关系本位”历史传统，突围人缘、地缘、亲缘关系网络，努力扩展与外界的联系，扩大社会接触面，突破特殊信任达到一般信任，进而提高自身诚信意识。
农业的经营模式篇6
关键词：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家庭农场；合作社；“公司+农户”；市县示范区
中图分类号：F30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7）05-03-05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但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高速的工业化进程，我国逐渐从农业大国走向工业大国。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人口转移。而由于农业的效益比较低，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村常驻留守人员多为妇女、儿童和老人，土地大多处于缺乏有效管理或无管理的状态，农村土地出现了种与不种，谁来种，怎么种等问题。传统农村土地经营者向城市农民工的转移，粗放式的管理土地，后续土地经营者的缺乏等因素都将归结于一个问题，现代农村的土地如何经营？面对这一问题，深化，加强现代农业的专业化管理、农村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是长久之策。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鼓励有条件的农户流转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加快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完善县乡村三级服务和管理网络，扶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发展专业合作、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引导规范运行，着力加强能力建设。2015年、2016年的一号文件依然将适度规模化经营列入重点工作。2017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指出，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通过经营权流转、股份合作、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多种方式，加快发展土地流转型、服务带动型等多种形式规模经营。积极引导农民在自愿基础上，通过村组内互换并地等方式，实现按户连片耕种。完善家庭农场认定办法，扶持规模适度的家庭农场。加强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可见，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必要性和急迫性，适宜的农村土地经营模式的必要性和关键性。
一、农村土地经营模式的基本概念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
（二）农村土地流转
农村土地流转是指农村家庭承包的土地通过合法的形式，保留承包权，将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行为。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通过土地流转，可以开展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的农业经营模式。农村土地流转其实指的是土地使用权流转，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含义，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我国的农村土地流转权利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农户所有的财产权利，主要目的将农业生产向大户、经营能手和专业化的农产品生产经营集中，从而产生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和规模效应，以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
（三）规模经营
规模经营是指土地使用生产经营者将农地流转实现土地的相对集中，从而达到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而可能获得的经济利益。由于农地的生产经营规模的选择改变而引起经济收益的增p变化，具体表现为农地规模收益递增、规模收益递减、规模收益不变三种情况。
（四）适度规模经营
适度规模经营是在一定的适合的环境和适合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设备、经营管理、信息等）的最优组合和有效运行，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二、徐州市农村土地的经营模式
（一）以种植大户为主的家庭农场模式
以种植大户为主的家庭农场模式是指那些熟悉农业种植技术且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大农户，通过转包或租赁土地等土地流转方式来获得大量土地的经营权，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效益的一种经营模式。
家庭农场模式形成的原因：一是充分的土地资源。由于传统家庭承包经营导致农户种植分散，农业经营收益过低，达不到规模效益。且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很多农户弃农从商或弃农从工，因此促使土地原有承包者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从而为种植大户承包土地提供了土地来源。二是种植大户拥有的内在因素。种植大户大多是农业起家，从事农业种植经营很多年，总结了很多丰富的农业种植技术且这些大户大多具备承包土地所必备的经济实力。两者兼备的大户在经营流转到手的土地时得心应手，经济收益也提高了。三是出台的政府政策扶持。为了促使农业有效发展以及新农村建设，国家相应的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市县区也制定了相应的家庭农场配套政策，如对经营家庭农场所申请的银行贷款予以贴息扶持；组建家庭农场协会，提供农产品种植、销售培训；对经营稳定、推广应用新技术且收益较高的家庭农场给予资金奖励等。这些政策也推动了种粮大户的发展。
家庭农场模式经营的特点。一是在经营规模上，不断扩大。如徐州市铜山区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普遍较大，首批申报的51家种植类家庭农场经营面积均在50亩以上，50-100亩的有2家，占3.9%；100-500亩的有42家，占82.4%；500亩以上的有7家，占13.7%。二是在经营方式上，种植大户普遍采用现代机械种植或推广应用新技术，种植范围大、生产效率高，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化发展，推进了现代农业发展步伐。三是在种植的农作物品种上，产业覆盖区域不断拓宽。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充分利用市场行情，开展农作物种植。家庭农场涉及区域广泛，从水稻、玉米、小麦到蔬菜瓜果、苗木花卉。
家庭农场模式的制约因素。一是资金的制约。单个大户资金不充足且融资渠道有限。调查显示，种粮大户大多数是农民，原始积累的资金数量有限，而发展大规模的承包土地种植，是需要大量的原始资金投入的。虽有一定的政府信贷扶持政策，但农村信贷条件苛刻，信贷额度低等，使得种植大户融资困难，经营能力有限，发展规模有限。二是土地承包期限的制约。由于流转的土地承包期限较短，从而产生的各种不确定性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农田进行大规模的设施改良，若初始投入资金过多，短期内收回投资额的概率很小，因此种植大户不愿意对承包的农田进行大规模长久的投资，以改善土地资源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三是生产经营风险大。由于部分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各种水利设施也不完善，这些因素导致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大多数农民种植都是“靠天收”，时刻存在着破产风险。
（二）以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为主的经营模式
农村股份合作制是农户之间、农户与集体之间，本着自愿原则组织起来，按照协议或章程，以资金、实物、劳务、技术等作为出资，从事生产与经营，通过民主管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一种农村经济组织制度，其兼有股份制和合作制两种特征。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广大的劳动人民在其他的土地流转方式的基础上结合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过程中创新的土地流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土地规模化经营效益，提高了农村生产力水平，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现代农业发展对土地规模化经营和承包土地权流转的要求，实现了农村经济进一步的发展。
合作社经营模式的形成原因。一是传统土地经营方式变革的时代需要。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村原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弊端日益明显，现代农业要实现土地经营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然而传统土地制度经营规模有限，且过度分散，原有的以户为单位的分散经营模式阻碍了土地、资金、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与现代高效农业的有效结合。在传统土地制度变革势在必行的背景下，农村股份合作制应运而生。二是政府引导，相关政策出台促使土地合作社得到保障。调查显示，政府在组建土地合作社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各地各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合作社基本上都是由村委会或者政府主要领导组织成立的。2007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就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和登记、成员的相关义务和权力。组织机构和财务管理都给出了相应的规定，并且就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也做出了规定。为了促使合作社又好又快的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还给出了相应的扶持政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都给出了很好的法律指导和规定，规范了土地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
合作社经营模式的特点。一是农民以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实现集约化与规模化发展，实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充分保障了合作社成员的合法权益。二是创新了土地经营模式，提高了农民的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农民将土地斥资入股，以股份形式加入合作社，实现了土地规模化经营和专业化生产的目标。农民加入合作社后，按照合作社要求统一生产，合作社以规模化的方式进入市场进行交易，从而降低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盲目性，提高了农民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和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
合作社经营模式的制约因素。一是政社不分，内部管理制度不完善。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合作社与村社区组织之间本应完全脱钩。但是，现实情况多是合作社内职位主要由村干部兼任。如，村委会主任兼任合作社经理，村支部书记兼任合作社理事长等。若村干部的管理能力不够，又因兼任合作社领导人，没有第三方能对合作社组织形成有效监督，将会造成经营失误和监督机制的失效，损害股东利益。二是农民入股意愿不高。农民的积极参与和普遍认同是土地股份合作制有效实施的前提，但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农民对土地股份合作制理解不够，特别是年纪偏大的农民，土地收入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入股意愿较低。三是土地流转市场化程度低。当前大多数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仅仅局限于简单的规模扩大再生产，不能集中土地和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而且农民利益无法得到充分w现，导致大量合同纠纷和侵权行为的发生。
（三）以“公司+农户”的企业经营模式
企业经营模式是指有资本实力的龙头企业提供资本，租赁当地农民的土地，购买相关的农用机械，以工厂的模式从事有关农业的生产活动，并且雇佣当地农民在工厂里面工作以达到规模经营效益的经营模式。
企业经营模式形成的原因：一是企业的内在原因：拥有充实的资本，能够租赁大面积的土地和购买大量农用设备。进驻农业领域发展的企业大多资本充足、管理科学、拥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和良种良方，这给企业经营模式提供了先期必备的发展条件。二是政府的引导，政府起到牵引和推动企业在农村经营的作用。当企业打算在某地农业领域发展时，政府就开始沟通外来企业和本地农民，这种沟通起到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
企业经营模式的特点：一是企业建立的农场大多种植经济作物和发展其他能追求高利润的产业。如徐州月亮湾农业观光园多样化经营，由现代农业、观光旅游、农业产业化、休闲度假等板块组成，已建成千亩葡萄观光采摘基地、千亩红豆杉基地、300多亩桃花园、良种马繁育基地、生态餐厅、葡萄酒堡、儿童娱乐体验中心、农副产品展示销售中心、多功能会议餐饮中心等项目。二是土地流转期限长，流转规模大。企业与农户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期限普遍较长。由于企业经营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效益才能盈利，只有长期稳定且规模大的土地流转才能使企业经营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因此企业经营模式的土地流转规模普遍较大。如，徐州月亮湾农业观光园，流转土地面积5000亩，这样为收回原始资本投入提高了保证。三是采用现代化公司运作模式，经营效率高。企业在经营农业领域时，将企业先进的管理运作模式带入农业领域，使得农业经营的效率大大提高。科学的管理运作方式是企业经营模式的一个很大的亮点。
企业经营模式发展的制约因素：一是行业差异的制约。一些外来公司一直从事于非农业领域，当进入农业领域发展时，就缺乏相应的农业耕作和销售经验，使得公司效益不高甚至亏损。二是企业与农户关系的制约。由于天然的农商隔膜使得农户与企业沟通不足，导致双方相互了解和认识都不足。另外企业将土地过多过久的流转致使一部分农民失地又失业，缺少了土地的保障，使得一些农民对企业产生不良情绪，因此，企业与农户之间往往缺乏良好的合作关系。
（四）以市县示范区为载体的经营模式
市县示范区是指在具有一定优势的地区建立农业基地，并对周边区域起到示范、带动的作用。一定的优势是指农田基础设施、农业生产、农业技术、组织管理等基本符合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地区则泛指合适的郊区和乡村。它是我国政府为了推进农业标准化、产业化、现代化而提出的一种经营模式。
市县示范区经营模式形成的原因：市县示范区建设的主体以政府为主导，企业、家庭农场、种养殖大户和农民等多元主体参与。它是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我国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内在要求。
市县示范区经营模式的特点：一是市县示范区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为核心。市县示范区因地制宜，根据当地优势和特点，围绕粮食、蔬菜、瓜果、油料等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大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的投入，着力引入现代农业要素，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带动农民从农业中增收，充分发挥主导产业对区域现代农业的引领作用。二是市县示范区以先进、适用的农业科学技术为引领，以政策为导向，在品种和技术选择上先进适用，把常规技术与新技术结合起来，着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市县示范区以推进区域农业经济快速发展为基本立足点。区域性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市县示范区建设的导向性目标。市县示范区是一种生产要素聚集的载体，通过现代农业经营管理方式，将土地、资金、技术、管理方式等生产要素有机地聚集在一起，使农业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和优化。如，徐庄镇小麦绿色高产高效创建示范基地，示范区面积为10800亩。示范基地是以小麦种植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为主的绿色高产高效创建模式。该示范区针对徐庄镇小麦生产特点和制约因素，应用优质专用品种，应用科学施肥和节肥技术、绿色防控和节药技术、节水灌溉技术和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栽培技术，依托农技中心技术力量，开展适合该镇小麦不同行株距配置、不同时期施肥、不同施肥量、生物防控、有机质肥料、精准喷药试验示范，确定该镇小麦绿色高产高效生产模式。经过科学的管理种植，整个小麦绿色高产创建示范区平均亩产500公斤以上，其中，高产创建千亩核心示范平均亩产550公斤以上，高产攻关田600公斤以上。通过项目实施，辐射带动全镇小麦均衡增产高效。示范区平均单产比非示范区平均单产增加10%以上，新增50公斤，达到500公斤，部分达到550公斤以上，亩增效益110元以上。
市县示范区经营模式的制约因素：一是农村人力资源薄弱。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和非农产业，具有高中文化水平以上的青年农民大多外出打工，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越来越少，留在农村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农村人力资源薄弱，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迫切需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农村人才队伍。二是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农业科技人员少，基层组织机构不健全，目前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都落后于农业科学研究。
三、徐州市农村土地经营模式对比分析
（一）徐州市农村土地经营模式共同点
通过对徐州市四种农村土地经营模式的比较，虽然家庭农场、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公司+农户”和市县示范区在组织架构、经营模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从本质上看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本特征：具有适度的经营规模；遵循市场运行规律；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经营规模较大，具有辐射带动效应
农村土地流转的加快，改变了农业经营者的土地经营规模结构。家庭农场模式中的种植大户通过转包或租赁土地等土地流转方式获得大量土地的经营权，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效益。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通过组织模式与利益机制的创新，实现了社员小规模生产基础上的合作社经营规模化，这也是中国小农基础上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方向。对于农业企业而言，通过调查发现，90%以上的被调查农业企业拥有生产基地，且基地规模大。农业企业通过“公司+农户”的形式，不仅稳定了生产资料，而且带动了周边农户，创造了十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市县示范区以政府为主导，依托土地集中连片的自然优势，围绕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内在要求，积极推进农业机械化，大力推广和应用农业新技术，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增加了农民收入。
目前，全国各地农村都致力于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首要问题是解决经营规模小的问题。当前，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唯一出路就是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2.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
一是土地规模经营是在土地流转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农户依法、自愿和有偿的原则下进行的。土地规模经营的参与主体利益是靠市场来调节的，不违背各方主体的意愿，不损害各方主体的利益。二是土地流转依靠法律保障。不管以何种形式进行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当事各方都签有“协议”或者“合同”，一次保障各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三是这种生产组织方式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客观要求。
3.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一是促进农民增收，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通过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农村土地产出率增大，农民的收入高于自行耕种。而农民流转出土地后，又可以根据自身素质和技能，从事务工、经商等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农民收入。二是降低市场风险，保证农民利益。流转出土地后，农民通过租金或者分红等方式收益，摆脱了自耕时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而土地流转签订的“合同”或“协议”，也在法律上保证了农民的利益。三是提升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收到了良好成效：粮食产量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富裕人员外出务工经商、规避市场风险等，农村的整体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最后，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符合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保产量，促增收”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永恒主题，规模经营通过土地流转进行的大面积耕种，采用机械化作业、推广优良品种和新技术，使得生产成本降低，粮食产量较散户种植模式有了大幅增高，这对确保粮食供给甚至国家Z食安全有着重要战略意义。
（二）徐州市农村土地经营模式的不同点
家庭农场、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公司+农户”和市县示范区等四种农村土地经营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产生了较高的效益，但四种模式各自也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具有各自的局限性。从形成原因、经营特点和制约因素等方面来看，四种模式的关系可以通过表1做以比较：
由表1可以看出，徐州市农村土地经营模式的形成与实现，既有政府的积极推动，如政府引导、政策扶持等；也有市场选择的结果，如种植大户和农业企业模式等。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是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选择，政府引导和市场导向是其实现的主要途径，就政府与市场两个因素将徐州市目前的四种主要农地经营模式作以分析（见表2）：
四、徐州市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对策建议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徐州市目前四种土地规模化经营模式中可以看出，尽管各有弊端，但总体符合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农业机械化、品种优化等农业生产发展方向的要求，除了要根据徐州市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加以选择合适的经营模式之外，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以此保证土地使用效率和农民经营效益。
（一）尊重农民意愿，规范土地流转管理
土地规模经营是在土地流转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农民自愿”是土地流转的最基本要求。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违背其意愿强制农民流转土地，更不能运用行政权力粗暴地进行土地流转。切实保护农民利益，让农民受益，是土地流转的核心问题，也是发展农村经济的根本目的。
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也要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规范农村土地流转管理。一是要规范土地流转手续。土地流转双方应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统一文本格式的书面流转合同，并将流转合同报村委会备案和乡镇农经管理部门登记。二是要规范土地流转合同。土地流转合同应明确流转土地的形式、面积、坐落、用途、起止日期及期限、流转双方的个人信息及权利义务、流转价格及支付方式、流转合同到期后地面附着物及相关设施处理和违约行为处置办法等。三是要加强对流转土地的监管。
随着农民对土地规模经营意识的提高，坚持农民自下而上与政府自上而下相结合，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做好土地流转，让土地规模经营受益更多的农民。
（二）发展农村教育，培育现代农民
发展农村教育不仅仅要重视农村群众基本素质、学历的提高，更要注重农村职业教育，开展以科学种田为主的综合性技能培训，培养具备现代化种植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的农民能手，既是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的必然需求，也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需求。一是加强农民的农业技术培训，采取分散与集中相结合、长班与短训相结合、理论教学与现场指导相结合、印发资料与设点咨询相结合、外出参观学习与聘请农业专家现场讲解相结合等多种培训方式，组织农民参加符合当地农业发展实际情况的技术培训，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技术培训体系。二是充分利用农村远程教育网络，构建农民远程教育的公共服务平台，提高农村职业教育水平。利用远程教育网络，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农村致富信息和市场产品供求信息，避免盲目跟从。三是鼓励种田能手和返乡创业人员进行土地规模经营，为他们提供政策保证和技术资金支持，培育新型农民，带动周边农民学习发展。
（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依附土地而生存，即便是在当前社会发展程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土地仍然是农民的重要的生存保障。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承担着心理寄托、社会保障、就业和福利等多项功能。基于这种农民长久形成的传统保守的心理，如果将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行流转，会对农民的心理、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等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流转又作为事关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具体措施势在必行，这就要求政府要做好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时，应加大政策和资金的投放力度，多方位的筹措保障基金，建立基本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加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制定力度，积极发展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各项社会保障工作，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范围，使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够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失业保险、工商保险、生活救济等各项权利。
（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基础设施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关键，在加快土地流转、推进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过程中，必须要有相应的基础设施与之配套。一是加快农业基础生产设施建设，加强水利、电力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保证旱天可以灌溉、涝渍可以排降，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可以及时进出市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积极改造中低等产田，加大标准农田和特色农业基地建设，为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二是针对目前已有的农业基础设施进行相应的改进、保养，使其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避免大范围的重复建设，降低土地规模经营的成本。三是加快农村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将农业生产与市场信息密切联系，为农民做好农业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递等工作打下硬件基础。通过密切联系各级农业市场，力求快速、准确的农业市场信息，使得广大农户能够根据市场动向及时调整生产方向，获得最佳经济效益。
（五）加强政府扶持力度
在推进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过程中，政府必须转变自身职能，发挥服务型政府作用，制定各项扶持政策，积极鼓励和支持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一是出台优惠政策。如：增加对在土地流转基础上进行农地规模的经营主体的专项补贴政策，对规模经营者实行税费和贷款优惠政策，在农业技术推广和培训方面出台相应优惠政策等。二是加大财政支持。要加大对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主体的转移性支付，市、区政府要将土地流转服务平台的建设、运行和维护费用列入财政预算，并且每年安排一定额度的专项奖励和补助资金，用于鼓励农村土地流转、培育规模经营主体和激励相关服务组织的工作积极性。除此之外，各级财政还应对部分农业项目的扶持和重点产业的培育进行资金保障。三是强化金融信贷支持。中国农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要加强对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尽可能对实力强、信用好的规模经营主体在信贷额度、贷款手续和利率等方面给予特殊优惠。对流出土地且有创业意愿的农户给予适当小额贷款，为其创业致富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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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经营模式篇7
论文摘要：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的必然抉择。而土地规模经营关系农民的生活保障和权益保护，在实施土地规模经营过程中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科学的方法。
一、实施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必要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推进
3.有偿原则。
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必须坚持有偿原则。有偿就是通过转包费或者租金的形式保障农民转让土地经营权过程中的利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障了农民土地经营权。通过经营权，农民享有合法的土地收益权，包括直接经营土地的收益，也包括流转土地的收益。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土地经营权保障了农民的生存权利，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不仅要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还要使农民获得更多的收益。农村土地流转一是农民能获得比自己经营更多的利益;二是通过合理流转实现规模经营，从而增产增收。农民只有在得到比转让土地经营权之前更大收益的时候，才能更加主动转让土地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形式无偿占有或剥夺农民的土地经营权。
三、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模式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允许农民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但“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损坏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1.允许农民转包或出租自己的土地经营权，向种粮大户、种田能手或农业公司集中，发展土地规模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多都是包干到户的小规模家庭承包经营模式，地权的分散、细碎保证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长期不变的政策，又使这种经营权相对稳定，农民得到实惠，是真正的受益者.但这种经营模式，造成土地分散经营，不利于农业的产业化，同时严重限制了土地的合理高效使用。
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必须将分散的小规模的土地集中起来，发展规模经营。其一，转包。农民将承包集体土地的经营权转包出去，收取转包差额费。其二，出租。农民将土地的经营权出租出去，收取租金。其三，转让。农民通过收取一定的转让费，将土地经营权转让出去。这样，促使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向种田大户、种田能手或农业公司流转。将分散的土地经营权集中到一起，由种田大户、种田能手或农业公司进行统一的规模经营。长期不变的经营权为出租、转包和转让创造了条件。
2一按照民主、自愿的原则和民办、民营、民受益的方针，允许农民发展专业合作组织。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是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这些形式概括为“农户联合与合作”，“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第一，鼓励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劳动力、技术、资金、劳动工具等人股，成立农村股份合作社。农村股份合作社是建立在农户自愿互助的基础_l，是以实现农民共同经济利益为前提的.它是农民共同经营土地的有效形式。农户通过人股参与经营和分配，并且可以按股分红。
农业的经营模式篇8
论文摘要：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的必然抉择。而土地规模经营关系农民的生活保障和权益保护，在实施土地规模经营过程中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科学的方法。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在坚持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实现土地经济效益最大化，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
一、实施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必要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的必然抉择。
1.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农业现代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经营模式，是以家庭为独立单位，并且土地承包的数量有限，自然是一种分散的、小规模的土地经营。而农业现代化首先是农业机械化，即用现代机械设备取代畜力或手工劳动力的耕作方式，现代农业机械设备的利用需要土地经营达到一定规模，没有一定的规模，很难使农业机械展开，更不可能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这种分散的、小规模的土地经营方式不适合运用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耕作，限制了机械设备的运用，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就是在一定规模的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适度规模经营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以便于运用现代化农业机械设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单位土地面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在农业机械化的基础上，不断利用更新的技术武装农业，发展农业，进而有效地推进农业现代化。
2.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农业产业化。
农业产业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农业产业化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农业，明确投人与产出的关系，计算农业成本。一方面，农业生产面向市场，根据市场的供求发展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农业生产不再是自食其力，而是为社会、他人生产，满足社会和他人的要求。既然要面向市场，为社会需要而生产，因此，价值规律便对农业生产起调节作用。而小规模的农业生产由于技术水平低，很难实现扩大化再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也没有市场竞争力，更不可能扩大市场占有。
通过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将分散的小规模的农户联系在一起，实行产业化经营。一方面，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农业生产和经营，满足大规模的农业需要。另一方面，也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的生产效益，增强市场的竞争力，实现农业效益最大化。
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将分散的农户集中起来，鼓励和支持优势产区，建立自己的优势主导产业，农民可以根据市场信息的引导，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科学合理地进行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进而推进农业现代化。
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原则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1.依法原则。
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必须坚持依法原则。依法就是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要按照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也就是说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必须遵守《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通过出租、转包、人股或其他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必须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必须遵守有关法律的规定，不得改变土地的用途，保护土地经营权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也保护承包者或具体土地经营者的权益。流转程序必须合法，按法定程序运行，国家必须完备有关的法律;使各种流转都有法律依据，合乎法律要求，各方面都能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2.自愿原则。
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必须坚持自愿原则。自愿就是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以人为本。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强迫农民，损害农民享有的合法的土地经营权利。也就是说，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要建立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之上，通过必要的行政干预，合理地维护好农民的切身利益。土地规模经营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单纯的行政推动过程。农民是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主体，因为土地经营权关系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在流转中必须考虑农民利益，而真正把自己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地位的就是农民自己。因此，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必须由农民自己决定，即农民自己有流转或不流转的权利，也有采用这种流转方式或其他流转方式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干涉。
3.有偿原则。
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必须坚持有偿原则。有偿就是通过转包费或者租金的形式保障农民转让土地经营权过程中的利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障了农民土地经营权。通过经营权，农民享有合法的土地收益权，包括直接经营土地的收益，也包括流转土地的收益。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土地经营权保障了农民的生存权利，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不仅要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还要使农民获得更多的收益。农村土地流转一是农民能获得比自己经营更多的利益;二是通过合理流转实现规模经营，从而增产增收。农民只有在得到比转让土地经营权之前更大收益的时候，才能更加主动转让土地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形式无偿占有或剥夺农民的土地经营权。
三、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模式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允许农民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但“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损坏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1.允许农民转包或出租自己的土地经营权，向种粮大户、种田能手或农业公司集中，发展土地规模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多都是包干到户的小规模家庭承包经营模式，地权的分散、细碎保证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长期不变的政策，又使这种经营权相对稳定，农民得到实惠，是真正的受益者.但这种经营模式，造成土地分散经营，不利于农业的产业化，同时严重限制了土地的合理高效使用。
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必须将分散的小规模的土地集中起来，发展规模经营。其一，转包。农民将承包集体土地的经营权转包出去，收取转包差额费。其二，出租。农民将土地的经营权出租出去，收取租金。其三，转让。农民通过收取一定的转让费，将土地经营权转让出去。这样，促使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向种田大户、种田能手或农业公司流转。将分散的土地经营权集中到一起，由种田大户、种田能手或农业公司进行统一的规模经营。长期不变的经营权为出租、转包和转让创造了条件。
2一按照民主、自愿的原则和民办、民营、民受益的方针，允许农民发展专业合作组织。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是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这些形式概括为“农户联合与合作”，“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超级秘书网
第一，鼓励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劳动力、技术、资金、劳动工具等人股，成立农村股份合作社。农村股份合作社是建立在农户自愿互助的基础_L，是以实现农民共同经济利益为前提的.它是农民共同经营土地的有效形式。农户通过人股参与经营和分配，并且可以按股分红。
农业的经营模式篇9
关键词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建议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2)02-0370-01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指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拥有与耕地资源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物质技术装备条件及管理水平相适应的合理数量的土地规模，或生产经营单位突破土地规模狭小制约，通过主要生产环节的合作服务，从而实现农业生产布局区域化、生产专业化和服务规模化、社会化，获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标志。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比例在70％以上，每个农户只能承包少量耕地。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例，大多数农户除了自给口粮和留种子之外，所余无几，商品率很低。农民收入一般比工人低，许多青年农民不安于务农。为改变我国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必须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之路。积极稳妥地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党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是现代农业的必然选择。
1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模式
1.1 土地集中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目前，实行土地集中式规模经营的主要类型有土地股份合作经营、承包大户经营和产业化基地经营，其中以承包大户经营为主体。土地集中式规模经营与农村土地流转紧密相关。由于土地是绝大多数农民就业和收入的主要依靠，近些年来农村土地流转及由此形成的规模经营总体上比重很小，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和大中城市郊区。因此，土地集中式规模经营只能在具备条件的地方逐步实现，不可能在广大农村普遍推行。
1.2 合作服务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目前，在家庭经营基础上，主要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带动型、产业化经营带动型、社会化服务带动型等类型。我国各地不断推进的合作服务式农业规模经营尽管形式多样，但都具有共同特点：一是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充分尊重和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是适合农业生产特点和现阶段农业生产力水平，实行优良传统农耕技术与现代农业技术和社会化服务相结合；三是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整体竞争力，成功将农户的生产经营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的轨道。这些特点充分表明，合作服务式规模经营在我国广大农村具有普遍意义，既适应当前农业生产力水平，又适应今后现代化农业发展要求㈣。
2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存在的问题
2.1 流转方式比较单一
目前，农业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仍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为主，其中绝大多数是通过租赁形式，先由村集体统一将村民的土地流转出来，然后再租赁给农业企业或种粮大户承包经营，面积不大的直接由种粮大户从村民手中将土地承包过来。一些地方虽然成立了土地股份合作社，但多是为了应付上级部门考核检查，行使村集体的职责，将土地集中起来租赁出去，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进行土地股份合作，并且不按股分红。
2.2 单体经营规模不大
从规模经营大小的绝对量看，除高效设施农业项目规模较大、效益较好之外，种粮水平普遍较低。由于受到单体经营规模限制，导致机械化、技术化程度难以快速提高。虽然单体经营规模不是越大越好，但根据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经营面积的有限性会制约资金、技术的扩大投入，进而影响规模经营水平的提高。
2.3 主体培育引导不够
目前，普遍存在规模经营主体数量不多、能力不强以及和农民利益联结不紧密的问题，大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实力不强，技术能力有限，管理水平不高，粮食生产服务专业合作社数量不多，覆盖面不大，也难以适应大宗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的要求。
3 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建议
(1)由山东省市党委和人民政府牵头，联合人大和政协，组织各有关部门、大专院校和各市县有关专家学者，进行关于“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专题调查研究。调查应按不同地区(如沿海、平原和山区)、不同类型(如经济条件较好、中等和较差)和不同产业(如种植业、养殖业和林果业等)进行，采用普遍调查和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门别类和综合整理，写成调查报告和论文。力争2011年底或2012年初召开1次或多次有关“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学术交流会，由此形成省、市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建设新农村实施方案。
(2)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牵涉到农业人口的转移。这是一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决策，必须慎重行事。由于经济发展和潮流所趋，不能避而不谈，放任自流，也不能盲目地“垒大户”，应顺应潮流的发展，做出有计划、有步骤的安排。现在某些地区靠自身容纳能力，转移的条件已经具备。例如，珠江三角洲和一些沿海城市及其所属的县有数百万外来务工人员。建议今后山东地区的招工要严格遵守省人民政府有关招工的规定，优先在当地农村有计划地招工，以保证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
(3)发展农业适度经营，要进行农户承包土地转移法。一是在中央还未颁布正式法规之前，山东省可根据实际情况。拟定若干规定。避免出现问题或造成损失后再“亡羊补牢”。要鼓励农民进行劳动力转移，但必须由原承包土地耕种的主要劳动力自愿提出，并经有关部门做出承包土地转移后，才能不进行耕种，可减少或避免弃耕丢荒问题的发生。二是善于发现和扶持具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能人，给这类能人提供扩大经营的土地、低息贷款，提供科学技术指导。对于城镇中愿意到农村从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者，也应尽可能提供条件，并予以扶持。例如，部分惠州市惠城区原居民自愿到郊区农村承包鱼塘养鱼、自办养鸡场、饲养野生动物和包山种果；外省市的种养能手有自带资金来聊城市发展种养业的，也应给予扶持和帮助。如惠城区养鸭业从业人员。大都是来自浙江省和福建省的养殖能手，在市郊种菜的多是外市种植能手。
农业的经营模式篇10
[关键词]休闭农业 经营模式创新 华凯公司
一、引言
随着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都市环境的单调化,工作压力的增加,城镇居民对于反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愿望愈加强烈,休闲农业便顺势悄然兴起。“品农家莱,住农家屋,干农家活,看农家景”已是广为流传的休闲农业代言词。我国台湾休闲农业起步早,发展也较为成熟,台湾农业主管机构将休闲农业定义为: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结合农林渔牧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提供国民休闲,增进国民对农业及农村之体验为目的的农业经营。与乡村旅游相比,休闲农业的外延更大,乡村旅游必定在乡村进行,而休闲农业并不限于乡村,它还可以在市区,市郊进行,如农博园旅游、农业科技园旅游。游客进行乡村旅游一般要花上24小时以上的时间,但消费体闲农业在时间长度上更加自由。在周末花半天时间和家人一起去市郊的休闲农庄品尝野味便是进行农业休闲,但不属于乡村旅游。
由于休闲农业不仅具有审美享受、缓解压力、教育体验、文化传承功能,而且还可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和促进农村文化发展,在我国正得到广大城镇居民的欢迎,各地方政府的推崇。然而迅速发展的休闲农业在带来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缺乏专业的农业休闲目的地规划,致使千村一面,文化底蕴不足,难以满足个性化并要求深度体验的市场需求:缺乏信息化技术支撑使运营效率低下,顾客的维护成本高;粗放经营,员工培训弱,服务品质得不到保证:营销渠道单一,农业休闲产品信息不对称,导致供求失衡,淡旺明显:环境破坏大,难以持续经营等等。对休闲农业的经营模式进行创新将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休闲农业经营模式综述
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经营模式开始出现于管理类的文献当中。直到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并逐渐作为企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模式成为时髦的术语开始流行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经营模式的内涵也不断被丰富。国外研究企业经营模式的学者timmers认为经营模式是用以表示产品、服务与信息流的架构,包含对各个商业参与者及其角色的描述,各个商业参与者潜在利益的描述及获利来源的描述。afuah和tucci认为经营模式是企业用来建立并使用资源,以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好的价值给其顾客,并凭此获取利润的方法,经营模式详细说明了企业现在如何获取利润以及如何规划其长期获利方式,从而获得竞争优势。钱颜文和孙林岩认为经营模式是企业根据企业的经营宗旨,为实现企业所确认的价值定位所采取某一类方式方法的总称。其中包括企业为实现价值定位所规定的业务范围,企业在产业链的位置,以及在这样的定位下实现价值的方式和方法。由上述定义可知经营模式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包括企业的价值网络、价值定位与战略,运营和获利方法,经营模式的实质是企业创造价值的范式。
基于上述讨论,笔者认为休闲农业经营模式是对农业休闲产品和信息流的架构,它按照企业的价值定位,界定了与供应商及其相关利益者的关系,包含了生产产品与提供服务的方法,确定了经营主体获利的模式。经营模式将企业的资源与能力转化为顾客价值,但只有经营模式良好的企业才能在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获得可持续的盈利。那些经营模式落后的企业不仅自身不能获得可持续的盈利,而且往往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社会效益的流失。社会在进步,技术在发展,消费者需求在变化,企业的经营模式也要不断地创新,从而不断为顾客与社会创造价值。
三、休闲农业经营模式创新思路
对经营模式进行创新就是要对经营模式的组成要素进行改进和重新组合,以使新的经营模式能更有效地整合企业的内外部资源,为创造更大的顾客价值,为企业带来可持续性的盈利,为其他相关利益者带来更大的效益。
经营模式组成要素理论的主要代表者哈默尔(GrayHamel)提出了经营模式组成要素模型,认为组成要素有四个方面:客户界面、核心战略、战略资源和价值网络,每个要素里又包含子要索,如图1所示。这四要素两两之间又有三个链接关系:客户利益、配置,公司边界。客户利益连接着客户界面和核心战略,是企业实际提供给客户的利益:配置连接着核心战略和战略资源,是企业依据核心战略与能力资源来提品服务;公司边界连接着战略资源和价值网络,是企业根据自身的能力和资源,以及与供应商、合伙人等关系,确定经营业务范围。三个界面将四个要素连接成一个紧密协作的经营模式,在保证效率、一致性与独特性的情况下,由利润助推因素作用下充分发挥效力。
休闲农业经营单位的核心战略是由休闲农业资源、经营价值定位、经营目标及一整套实施的计划系统决定的,核心战略的创新是休闲农业经营模式创新的重点。有学者针对这一经营模式要素组合模型,认为经营模式创新就是以核心战略创新为主导,依次在战略资源、网络价值、顾客界面等三个作业面完成创新,并最终完成创造顾客价值、赢得竞争优势的目标。但应该注意到,休闲农业景区或目的地对资源的依赖性较强。因此,休闲农业经营模式的创新以特定的休闲农业资源为前提,在经营模式四个要素中首先要有明确的价值网络,界定休闲农业资源的产权关系。在休闲农业发展的新时期,对休闲农业经营模式四个组成要索的创新各有不同的内容和侧重点。
1 价值网络创新
价值网络里规定了休闲农业资源的产权关系,因此对于特定休闲农业资源或景区的有所制组成和行政隶属关系的调整是最重要的。我国学术界对于旅游组织模式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此。对休闲农业资源或景区的有所制组成和行政隶属关系的调整的目的在于理顺政府,公司或个体、农民的利益关系,激发公司市场活力的同时,也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以观光为主的休闲农业景区,还要处理好与周边景区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形成业务上的战略联盟,在博弈上使得双方利益最优化。
2 核心战略创新
核心战略的创新第一步是经营宗旨的明确,界定休闲产品与服务在整个收入结构的地位,再选择竞争战略,最后是产品与市场范围的确定。由于休闲业的消费群体是中高层收入阶层,因此低成本战略往往效果不佳。休闲重在个性化,给顾客以独特的经历体验与精神享受,从而使其成为常客,差异化战略是绝大多数休闲农业经营单位选择的战略。对于那些产品创新空间小的经单位,则要选择集中化战略,围绕特定的目标市场开发产品和展开营销。休闲农业经营单位不只是提供休闲服务,因此要在多元化上多做文章,试着突破农业与旅游业的限制,走向工业与商业,
开发能共享原有生产资源与流程的新业务,寻找新的增收点。例如以花卉观光为业务的经营单位,可以发展园艺工程,走向工业领域:有着重大农业作物产量的经营单位可以往商贸领域拓展业务,自主发展销售渠道,搭建商贸平台。
3 战略资源创新
休闲农业企业或个体战略资源的创新应当是在品牌、企业文化、技术和人力资源上。品牌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整体形象,也是是顾客对产品或服务的情感认同,能减轻顾客在做消费决策时的压力,培养顾客的忠诚。品牌创新是企业战略资源创新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它要求企业有一套成熟的品牌发展战略,并有长期的执行力去保证品牌的建立。
企业文化是由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一套价值观和行为制度规范,对企业员工有着约束、向导与行为塑造功能。可持续盈利的公司通常能吸收时代进步元素,以保持强势和先进的企业文化。
技术不仅包括服务技术和信息时代下的信息技术,同时还有农业作物种植,农产品加工技术。技术决定着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技术的创新除了企业自身的科研能力之外,通常要与特定的研究机构合作,使产研合一。休闲农业属服务业,有着与顾客高接触的特点,员工的素质直接影响着顾客对服务的满意度。
4 客户界面创新
客户界面重点在客户关系的维护。信息时代客户关系的维护要必定要借住先进的信息系统技术。在目标市场里,收集客户的需求、偏好及消费习惯,有针对地开发产品,并提供一整套的服务及定价选择。以最大程度地获取消费者剩余价值。客户界面的创新表现在营销模式、信息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的创新,例如某些景区建立宣传网站,并与携程、驴妈妈等从事旅游业务的网站合作,扩大影响力。
四、以华凯休闲农业经营模式为例
华凯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当年即实现营业收入1.95亿元,净利润555万元。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华凯逆势成长,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增长47%和81%,投资收益率达到33.5%。华凯旗下的南湖花城休闲度假农庄先后荣膺杭州市都市农业示范园区,杭州市休闲观光农业旅游示范单位、杭州市生活品质体验点,浙江省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示范点、浙江省首批五星级农家乐,浙江省十大优秀休闲农业旅游线之一等荣誉。公司成立不到三年,“华凯务农模式”已成被各大媒体竞相报道。华凯公司的休闲农业经营模式不禁让人叹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诸多的创新亮点:
1 价值网络创新一一构建稳固的价值网络
华凯由华立集团全额投资,其建设主体归结起来是“三位一体”。由政府出台政策,法规和惠农条件,为休闲农庄的建立提供制度保障:由农民出土地,并部分转型为华凯公司提供劳动力,为休闲农庄的建立提供物质、人力基础;由华凯公司出资金、出技术、做管理,做市场,作休闲农庄建立的组织者。整个价值网络产权清晰、责权明确。
2 核心战略创新
(1)充分共享资源的多元业务战略。华凯公司从成立之初就专注于绿色休闲农业产业的发展,现以新优农业资源和先进农业技术为载体,结合集团的工程技术与商贸平台,开发形成由华凯农庄、华凯工程、华凯商贸“三位一体”的战略产业组合。华凯农庄选址在“江河湖海山”,即靠近名江、名河、名湖、名海、名山或大城市,大规模种植新优瓜果、花卉,菜茶、苗木,同时建造田园别墅,休闲度假酒店等基础设施来发展农业休闲度假、养生观光。华凯南湖花城农业休闲度假庄园是华凯农庄的典型代表。华凯工程不仅发展生物工程,研究新稳定性农业作物与苗木,而且以公司规划设计和工程施工能力为基础,承包市政工程、水利工程、环保工程、节能工程、景观工程、景区园艺等项目。由于花卉苗木大部分由公司内部提供,因此与同行相比,能大幅度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华凯工程也节约了公司内部休闲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费用。华凯商贸开展了与三农服务、花木果莱茶、养殖动物、旅游休闲、养生度假产业相关联、具有地方特色的、具有独特功能文化内涵的涉农商品的定制、加工,购销,有力地拓展了产业链,实现产品的价值增值与收增。三个业务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2)开发多功能休闲产品的聚焦战略。华凯公司专注在现代高新生态农业、乡村养生度假业这两个核心业务。在旅游休闲产品的开发上,集中针对目标市场,开发多功能产品。如华凯南湖花城休闲农庄,针对杭州市民确立了“花木种植基地、休闲度假庄园、驯马庄园和拓展集训基地”四个功能组合运营方式。庄园分为八口景区、乡村俱乐部、盆景展示园,白鹭湾休闲区、芦苇荡垂钓中心、自助耕种区、野营烧烤区、游憩木屋区、拓展训练区,异域风情区,形成特色餐饮、烧烤,垂钓,骑马、、喝茶、采摘、丛林游戏、篝火、露营、自耕自种、赏林赏花,爬山等休闲项目,具有养生保健、教育学习、农事体验,购物品尝,休闲观光多重功能,深受杭州市民的青睐。
3 战略资源创新一一持续进行资源创新
华凯公司对各种植单元实施“新品种、新技术、新方式”生产策略,利用海南热带植物研究所、中国水稻研究所,浙江大学等的新优技术,实现产品结构、技术含量的优化。通过高科技农业技术的应用,种子种苗及生物基因开发,现代农业设施的运用、工厂化经营方式种植养殖基地的构建,实现农业的科学化,信息化,集约化,产业化。不仅提升了产品定价权和每亩产出价值,而且也为休闲产品的创新开发奠定了物质基础。如海南基地引种300亩日本木瓜,并实施间种技术。浙江中华绿谷引种380亩七彩营养香米和高抗性淀粉米,南湖花城开发翡翠绿杜鹃花等。
4 客户界面创新――先进的客房关系维护
华凯休闲农庄有专门的客户管理系统,用来收集记录客户的信息,能快速处理客户的问题与需求。对前来休闲农庄度假的常客实行会员制,针对不同的会员推出各具特色的产品套餐,如地主卡、农夫卡、果农卡。不同的卡可以在指定的休闲项目享受上享有一定的折扣,享有免费住宿时段、免费的自助种植地块等优惠。农庄全年都会举行各式的活动来吸引顾客,如新春的桃花节、迎春花市,复活节的助养小动物活动:秋天的陶艺大赛、马术比赛;夏天举行的荷花美食节及芒果节,捉鱼比赛等项目,别开生面。
四、结束语
创新是企业的利润之源,是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但伴随创新而来的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在依据具体的环境与客观条件进行休闲农业经营模式彰显创新艺术的同时,亦不可违背内在的规律,偏离经营模式各组成要素的关系,要尊重创新的科学性。休闲农业经营模式的创新要以一定的休闲农业资源为前提,明确经营企业的价值网络;根据企业的价值定位和发展愿景制定发展战略,由于休闲农业跨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的特殊性,尤其要注意多元化与差异化;保持对技术、品牌,文化、人力资源等企业核心资源进行持续创新,发展成熟的客户维护模式以完善休闲农业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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