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标准农田如何实现篇1
农田杂草种类繁多，与作物争水、争肥、争光，危害性极大。唐洪元等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300多个县，3万多块样点（田）的实地调查结果表明，样田中共出现580种杂草，分属77科，其中水田杂草129种，旱地杂草427种，水旱田均有分布的杂草24种。有资料显示，由于杂草的危害，平均降低作物产量21%，且导致农作物的品质变劣。如何防除农田杂草，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农业的重要课题。影响杂草防除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诸如除草剂的种类、天气条件、用药时间、用药数量等。但有一点不容忽视，就是识别农田杂草。不能正确识别农田杂草就谈不上防除杂草，准确识别农田杂草是取得显著防效的前提条件。农田杂草的识别是中等职业学校植物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教学实践中，我遵循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从本地区的农业生产实际出发，结合学生的特点，对识别农田杂草的教学方法，进行了可行性探索。一、充分利用农田农田杂草的识别一般和植物分类教学实习结合在一起，我认为在植物分类教学实习的过程中，应将草本植物的识别重点放在农田杂草方面，并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条件深入各种农田进行现场教学。考虑到学生在短时间内不容易准确识别常见农田杂草，加之许多农田杂草的幼苗和成株同时出现的几率不高，因此，我将杂草识别的教学时段分开，即一部分放在春季，主要进行农田杂草幼苗的识别，另一部分放在秋季，主要进行农田杂草成株的识别。教学时段的分开，既便于学生观察识别农田杂草的幼苗和成株，又有利于充分了解农田杂草的生境分布、发生规律和危害特点，也为学习“有效防除农田杂草”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二、精制杂草标本农田杂草标本的制作应与植物标本制作同时进行。在具体操作时，可根据农田杂草所处的发育时期，初步选择制作标本的方法，如处于幼苗期的杂草以制作浸渍标本为主，而处于成株期的杂草以制作蜡叶标本为主。一般来说，同一种农田杂草的幼苗、成株均应制作标本。为了使每个学生都能独立地动手制作标本，通过教学实习真正了解标本制作的全过程，并熟练掌握农田杂草标本的制作方法，我让他们尽可能将多数的农田杂草制成标本。在制作农田杂草标本的过程中，许多学生深有感触，制成一份精致的杂草标本不是件容易的事。从采集、整理、压制、上台纸直到消毒，每一步都必须认真对待，仔细操作，否则会前功尽弃。农田杂草标本的制作既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吃苦精神，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此举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而且增加了标本室农田杂草标本的种类和数量。三、把握识别途径农田杂草的识别途径可以概括为“观察”、“描述”、“鉴别”六个字。“观察”，即观察和研究每一种农田杂草时，必须有科学的态度及方法，按照“开始于根，结束于花”的程序进行，先用眼睛观察，然后用放大镜观察。花应研究得极为细致，从花梗、花萼、花瓣、雄蕊直到柱头的顶部，一步步完成。“描述”，即在观察的基础上用学过的植物学知识记载农田杂草的主要特征。如在观察幼苗时，要注意记载下列特征：种子是出土萌发，还是留土萌发；是上胚轴伸长，还是下胚轴伸长；子叶具有何种特征；初生叶、后生叶的形态如何；幼苗全株是否有毛，等农业杂草识别教学方法初探理化生教学与研究191等。准确描述农田杂草幼苗、成株的特征是鉴别农田杂草的关键。“鉴别”是识别农田杂草途径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在认真观察、准确描述的基础上，应根据各种农田杂草的特征逐一判别。在遇到一种不认识的农田杂草时，首先要观察它的全部特征，然后根据已学过的各个类群的主要分类依据，采取层层缩小的方法，鉴别这种杂草到底是哪一种、哪一属植物。当然，在鉴别的过程中要注意运用农田杂草检索表并熟记突出特征，按照“科、属、种”的顺序快速检索。四、熟记突出特征农田杂草的识别有多种方法，多条途径，但概括起来不外乎“先看后讲”、“先讲后看”、“边讲边看”、“观察实验”四种方法。“先看后讲”指的是先到标本室或农田观察后，再讲解如何识别农田杂草；“先讲后看”指的是先讲解农田杂草的生态分布、形态特征、识别要点，然后到标本室或农田中观察；“边讲边看”即深入农田进行现场教学，一边观察农田杂草的长势长相，一边讲解农田杂草的形态特征；“观察实验”即采集若干农田杂草标本，在课堂演示其形态后，便组织学生到农田中实际观察各种杂草的特征。这四种方法各有优缺点，在实际教学时可灵活运用，但无论哪种方法都离不开准确识别常见科的突出特征，特别是某一农田杂草的突出特征。在教学中，尤其需要寻找一些简便、高效的方法，以求快速识记农田杂草的突出特征。综上所述，在充分利用农田的基础上，通过精制杂草标本，把握识别途径，再结合熟记突出特征等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农田杂草识别教学法”，仅供参考。
高标准农田如何实现篇2
关键词：农田水利工程；施工质量；影响因素：管理方法
前言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的中国，农业的稳定和发展其意义不言而喻，在农业生产中充分利用农田水利工程是保证和提高农业生产的关键。农田水利工程包括：灌溉系统、排水系统和储水系统等，调节和改良水在农田中的分布和流动状况，使之有效促进农作物生长，进而推动农业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结合黑河地区的实际，立足于农田水利工程施工的特点，在分析好影响农田水利工程施工质量因素的基础上，提高对农田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认识，做好农田水利设施的施工工作，找到一条有效提升农田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管理方法，为农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服务。
1.黑河农田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现状
黑河市开发建设较晚，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先天不足，由于缺少资金和长期稳定的投入，致使全市农业水利基础设施极为薄弱。目前，黑河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其一：灌溉类农田水利工程，如：排灌站、浇灌站、水井、分水设施；其二，排水类农田水利工程，如：渠系进水闸、倒虹吸、跌水、渡槽；第三，蓄水类农田水利工程，如堤坝、水库、蓄水池、堰塘、人工湖；第四，辅助类农田水利工程，如农桥、涵洞等。由于农田水利工程地处农村，工程本身设计众多的农业和建筑业知识，在实际施工中往往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工程质量被下降，病险农田水利工程带病运行，在极个别地区出现了农田水利工程丧失功能，不但对经济发展造成损失，也给国家和人民的安全造成重大隐患。
2.影响农田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因素
影响工程施工质量的因素有很多，根据农田水利工程施工的实际，本文将影响农田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因素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2.1影响农田水利工程施工质量人的因素
首先，农田水利工程施工人员是建筑施工活动的主体，是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决策者、管理者和操作者，凡是参与建设的全部人员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施工质量，提高工程质量的关键在于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一些负面的教训告诉我们：农田水利工程质量的前提保障之一就是人，人的政治思想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的高低是农田水利工程质量的基础和平台。其次，施工方法法是保证农田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前提，施工方法选择的失误会造成农田水利工程拖延工期，进而造成对施工质量的影响，对农田水利工程本身和建筑施工企业来说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2.2影响农田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物的因素
首先，农田水利工程施工的机械设备是保障施工质量的重要手段，但在实际的建筑施工中一些施工队存在这设备老化、陈旧，在施工过程运行中常常出现故障，对农田水利工程质量造成严重的影响。其次，农田水利工程施工的材料是保证施工质量的基础，在进行农田水利工程施工中一些质量不合格的材料会形成农田水利工程整体质量的下降，在一些地区进入农田水利工程施工场地的钢筋、水泥、碎石、卵石、砂和块石存在着质量问题，形成农田水利工程质量上的隐患。
2.3影响农田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是保证农田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必要条件，特别在松花江流域地下水资源丰富，冬季气温低，夏季多雨，这会对农田水利工程带来很大的威胁和影响，如：在冬季，农田水利工程容易出现冻融和冻胀效应，降低农田水利工程的使用寿命；在夏季，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农田水利工程施工的时间。
3.提高农田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管理的措施
施工，是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要阶段，是将农业水利工程发展蓝图变成现实的过程。应该充分认识到农田水利工程的质量是建筑施工中的“健康生命”，建立：任何一个规划合理、设计优良的工程项目，最后都要靠施工来实现，这一意识，充分发挥建筑施工管理的职能，有利促进农田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提高。针对以上影响松花江流域农田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几方面因素，提出如下几种质量管理措施。
3.1提高领导的重视程度，推行责任制
农田水利工程设计标准在实际操作中一般比价低且安全系数小，应提高各级各类主管部门对水利工程质量管理工作的重视曾度，以对人民负责和对历史负责的责任心真正把工程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全面落实责任制，明确单位领导、项目负责人、工程技术人员和具体工作人员责任，层层落实责任制，并加强监督和检查。
3.2严格执行农田水利建设质量管理措施
严格执行《水利工程建设程序管理暂行规定》和严格执行工程设计审批制度，未获批准的项目不准开工，严格按照单元、分部、单位工程进行质量评定，任何工程未经验收不得投入使用或进行下一阶段施工。
3.3大力推行水利工程建设“三制”制度
水利工程建设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和建设监理制，是保证工程质量的根本措施。只有项目法人切实负起了工程建设的全部责任，才能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组织工程建设，从工程建设的各个方面保证工程质量。在进行招投标时，要严把资质审查关，不允许任何无水利水电工程资质的承包商承担水利水电施工任务；不仅要看投标单位的资质，更要着重其实际业绩。特别要重视工程项目的资源配置是否到位；要加大对监理单位监管力度，切实改变少数项目监理不到位的现象。
3.4制定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农田水利工程监理目标
针对黑龙江流域的特点制定监理目标、进度计划、人员和料物计划，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所进行控制的依据、方法、制度及保证体系等。对各关键部位、工序、阶段工程进行有效监理，同时建立质量保证体系，明确监理和质保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全面落实设计、施工、监督和业主责任制，做到分级管理，逐级负责。项目法人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确保水利工程顺利进行；工程监理单位要跟踪施工各个施工环节，严把工程建设质量关；施工单位要建立质量管理机制，严格按规程、规范施工。
高标准农田如何实现篇3
关键词：农田；土地；建设
现阶段，开展农村土地整治，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是我国重要的战略举措，对保障粮食安全、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现代农业具有重要意义。十七届五中全会、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十二五”规划建议都对土地整治工作、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提出了明确要求。根据2009年国土资源部开展的全国农用地等级调查成果，我国1.2亿hm2耕地，高产稳产农田约0.4亿hm2，仅占耕地总量的1/3，其余为中低产田，由此看来，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潜力巨大。
一、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进展
目前高标准农田尚没有统一的建设标准，开展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有关的国土、农业、水利、农发办等部门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既有交叉又各有侧重。在地方层面，部分省份出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如四川、江苏省人民政府分别制定了《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规范》、《江苏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试行）》，广东省农业部门和国土部门联合制定了《广东省现代标准农田建设标准（试行）》。综合看来，高标准农田应具备以下特征：水资源有保证，农田集中连片且单片规模较大，灌排等农田水利设施达到一定标准，道路通达率较高，林网健全，便于机械化操作、土壤肥沃、农业生产方式先进、产出效益突出等。多年来，通过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的连续投入，增加了有效耕地面积，优化了农用地利用结构，改善了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提升了耕地等级和产能。据统计，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从1999年的0.53亿hm2增加到2009年的0.59亿hm2，节水灌溉面积从2000年的0.16万hm2提高到2009年的0.26万hm2，粮食单产从1999年的4687.5kg/hm2增加到2009年的4875kg/hm2①。1999—2010年，全国通过土地整治建设高产稳产基本农田0.13亿hm2，补充耕地的约340万hm2，农田产出率提高10%！20%，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
二、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亟须破解的关键问题
1.资金投入与耕地资源禀赋不匹配当前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涉农资金包括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收入、耕地占用税和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10%土地出让收益等，上述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土地出让收入。其中，除中央分成的30%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向粮食主产区倾斜外，大部分资金由各地自行使用。据统计，2009年全国2/3的土地出让收入来源于沿海省份。而河南、黑龙江、吉林、湖北、湖南、新疆等省份土地出让收入较低，耕地面积大或耕地后备资源丰富，农田水利和交通设施不健全，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比例、农业机械化程度和粮食单产较低，这些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重，资金缺口大。由此形成了区域间的资金投入与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倒挂”现象。
2.田块破碎度大，权属状况复杂我国耕地形态细碎、零乱，田坎比例超过集约化水平中等国家一倍以上，耕地平均地块大小仅为0.087hm2，是荷兰平均地块大小的3.8%。如四川省金堂县的1个土地整治项目区，1农户家庭3口人，承包经营的土地共0.24hm2，却有37块耕地，平均每块不足0.0067hm2，不仅不适合使用大型农业机械开展规模化作业，对于农户自身来说，由于其承包的耕地零星分布在不同区位，耕种起来也极为不便。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农业现代化发展，也是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面临的巨大障碍。一方面，为减小田块破碎程度，提高灌溉保证率，确保道路通畅，则必须降低田坎系数、小田并大田，同时修建的灌排设施和道路要占用原有耕地，所有这些都涉及到权属调整工作，牵涉到农民土地权益，十分敏感和复杂，为避免产生纠纷，一些地方开展有关工作时，仅对修建农田水利设施占用土地进行权属调整，项目区田块较为破碎的现状仍然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一些地方通过土地整治完成了权属调整，形成了规范的格网条田，但由于农民承包的土地面积较小，户与户之间又重新筑田埂做界址，土地重新破碎化，有效耕地数量因此减少。
3.投资分散，综合效益难以发挥按照有关部门工作职责，开展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相关的工作，包括：国土部门开展的农村土地整治工作，通过对田、水、路、林、村进行综合整治，以增加耕地面积、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改善农民生产和生活条件、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为主要目标；农业综合开发办安排的土地治理项目，以中低产田改造为重点，结合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基本农田；农业部门安排的高产创建项目，主要包括推广优良品种、集成高产技术、综合防控病虫草害、普及测土配方施肥和推进机械化生产等内容；水利部门安排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
4.与新农村建设协调不够多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将重心放在农田建设方面，对村庄整治、农村环境、交通建设等方面关注度不高。在一些项目区，常常能够看到农田配有建设标准较高的混凝土质田间道，而与田间道对接的村庄道路则高低不平、损毁严重，也常能看到杂树、杂草，垃圾乱倒乱堆等环境不良现象，与新农村建设不相协调，且长久下来势必对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造成不良影响。高标准农田建设内涵需进一步丰富，有必要与农村公路、沼气建设、危房改造、农村清洁工程等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统筹开展。
三、针对建设高标准农田的建议
1.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结合在不改变耕地用途，依法自愿有偿的前提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适度流转。在此基础上，高标准农田建设能够真正做到降低田坎系数和田块破碎化程度，建设集中连片的格网条田，进而保障农业规模化作业和经营。
高标准农田如何实现篇4
杨邦杰现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长期关注中国农业发展与土地、生态等问题，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土壤斥水性的世界性难题，荣获农业部“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我国耕地呈现出“三少一差”的特点，即人均耕地少、优质耕地少、后备资源少、基础条件差，耕地质量总体不高。
必须加快改变农田基础薄弱现状，推进良田建设，面对日益严峻的耕地保护形势，加快建立耕地保护机制。
农业问题千头万绪，但根在土地。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是夯实农业现代化发展物质基础的重要举措。农业转型发展必须先行加强良田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应该成为全社会和各部门的共同责任。
良田建设任务量大、牵涉面广，各地在建设过程中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良田建设缺乏法律依据。目前，推进土地整治立法的条件基本具备。
我国耕地资源有限，保障主要农产品供给的压力很大。因此，在现有耕地资源的前提下，提高土地质量就成为提高产出、保障供给的重要手段。
日前，为了切实了解我国耕地数量、质量、生态建设现状，探求农业转型背景下良田建设的内涵与外延，致公党中央与农业部、国土资源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地质大学等部门专家一起赴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了专题调研。围绕此次调研，记者采访了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杨邦杰。
耕地“三少一差”亟须保护
记者：我国耕地的数量、质量、生态现状究竟如何？
杨邦杰：总体上看，我国耕地呈现出“三少一差”的特点，即人均耕地少、优质耕地少、后备资源少、基础条件差。就数量而言，虽然耕地资源总量能够排进世界前4，仅次于美国、俄罗斯和印度，但拿13亿多的总人口进行平均，我们是名副其实的“耕地资源小国”。截至2012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40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
就质量来说，我国耕地质量总体不高，根据国土资源部组织完成的全国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优等地仅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2.7%，高等地占30%，中、低等地占67.3%，中低产田仍然占了大多数。
从后备资源来看，受生态环境制约，宜耕后备土地资源日益匮乏，补充耕地能力有限，全国集中连片、具有一定规模的耕地后备资源目前大约仅8000万亩左右，除东北和新疆部分地区外，大多分布在生态脆弱地区，补充耕地成本越来越高、难度也越来越大。特别是有的省份后备资源接近枯竭，通过大规模开发后备土地资源补充耕地的做法越来越难以为继。
从基础条件来看，我国农田地块形态比较破碎，全国现有耕地中，田坎、沟渠、田间道路占了大约13%。由于老化失修和功能退化，田间排灌设施陈旧、沟渠道路配套性差，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8.98亿亩，仅占全部耕地面积49.4%，耕地的基础条件与建立规模化、集约化和机械化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成为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明显短板。
此外，一些地区土壤污染严重，主要城市周边、部分交通主干道以及江河沿岸耕地的重金属与有机污染物严重超标等等。对此，我们应清醒认识到，保障粮食安全对于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的要求更加紧迫。
加快建立耕地保护机制
记者：这些年我们在良田建设上是如何考虑部署的？
杨邦杰：高标准农田建设意义重大。宏观地看，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要在水土资源更加趋紧的条件下实现长期稳定产出、持续挖掘增产潜力的目标，必须加快改变农田基础薄弱现状，推进良田建设。这是提升农业科技应用水平和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的需要，也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通过良田建设，可有效增强土壤养分协调、蓄水纳墒能力，降低资源消耗，并为推广科学施肥、节水技术创造有利条件，对减轻农业面源污染，加快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这次我们在宁夏贺兰县立港镇兰光村看到，8000亩有机稻蟹种养基地，完全不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通过在稻田内挖沟养螃蟹，让水稻与螃蟹共生。
良田建设，是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促进农民增收的需要，有利于增产增收。改造后农田的粮食亩产年均至少增加140斤，户均年增收约700多元。不仅如此，良田建设还有利于增加农民在当地的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整体收入水平。
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日益严峻的耕地保护形势，国家在加快建立耕地保护机制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2001年到2010年间，全国建成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2亿亩，其中，仅“十一五”期间就建成1.6亿亩。2012年3月国务院批复的《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提出，2011年到2015年再建成4亿亩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目前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牵头编制的《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2011-2020年）》也提出，到2020年再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
土地整治成效明显
记者：宁夏在良田建设中的主要成效有哪些？
杨邦杰：今年6月，我们调查组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的4市9县进行了专题调研。宁夏近年来大力推进国土整治“三大工程”，区情区貌有了显著变化。所谓“三大工程”，就是中北部土地开发整理重大工程、中南部生态移民土地整治工程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程。通过“三大工程”，宁夏在几个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保障了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通过土地整理，新增耕地64万亩，改造盐碱地9.2万亩，土地质量普遍提升1至2个等级，粮食亩均单产增加110公斤左右。
二是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北部项目区的排水条件得到改善，中部项目区由旱地无灌溉改善为节水灌溉。
三是促进了农业节水和农民增收。通过推广节水灌溉技术，灌水时间节省一半，节水20%，老灌区总用水量减少约四分之一。项目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增加785元，亩均节约劳动力1.1个。
四是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共治理沙漠5.6万亩，治理盐碱地9.2万亩，栽种各种树木298万株，初步形成了乔灌草结合的农田防护林体系，项目区80%的农田得到了保护。
先行加强良田建设
记者：宁夏经验的示范意义在哪里？
杨邦杰：宁夏在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中的主要做法。
一是注重顶层设计，建立政府主导的工作机制。在良田建设之初，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就成立了以政府主席为组长、两位副主席为副组长，15个相关厅局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区国土资源厅将其作为全系统“一号工程”，专门成立国土开发整治管理局。
二是注重规划设计，保障工程建设的有序推进。区政府先后从发改、财政、水利、农业、移民等相关部门抽调40多位专家，高标准编制了相关规划，特别注重与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和生态移民工程等紧密结合。
三是注重工程管理，促进工程质量的全面提升。不仅层层建立了工程质量目标责任、健全了质量保证体系，加强督促检查和惩戒，而且严格工程竣工验收和资金管理。
四是注重廉政建设，构建防范风险的严密体系。通过建立风险防范机构、完善廉政制度、前移防控关口、统一招标平台、完善施工合同等措施，有效防范了腐败案件发生。
作为全国12个商品粮基地之一，宁夏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实践说明，农业问题千头万绪，但根在土地，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是夯实农业现代化发展物质基础的重要举措。它的示范意义很突出，就是农业转型发展必须先行加强良田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应该成为全社会和各部门的共同责任，宁夏近些年形成的“政府主导、国土搭台、部门协作、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变单打独斗为齐抓共管，值得向全国其他地区推广，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需要基层做好统筹、群众有效参与。
推进土地整治立法
记者：根据您的调研，我们应当如何解决良田建设中面临的问题？
杨邦杰：目前，包括宁夏在内的全国各地良田建设正在深入开展。但是，由于良田建设任务量大、牵涉面广，各地也在建设过程中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良田建设缺乏法律依据。良田建设是土地整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目前土地整治法制建设较为滞后。虽然良田建设在宁夏等一些地区由于政府一把手的关注得到相关部门的大力配合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因而顺利推进，但在有些地方却推进不力，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相关法律支撑。
其次是一些地方良田建设进度较慢。良田建设资金投入量大、涉及部门较多，在此过程中由于资金下达滞后、部门协调困难或权属调整纠纷等，往往造成一些地方良田建设工程工期较长，而且常常落后于施工进度。
再次是一些地方良田建设后期管护不够。一些地方在良田建设过程中存在“重建设，轻管护”现象，工程设施后期管护所有者缺位、管理责任不明确、管护资金无法落实等问题较为突出，有的竣工并移交项目的基础设备和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影响良田建设工程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
高标准农田如何实现篇5
关键词：耕地治疗；农田建设；标准；综合整治
耕地综合治疗的高标准主要就是指通过一定的配套设施，采取科学有效的农田建设举措，集中、连续的形成一套完整的耕地治疗体系，旨在提高耕地的抗灾能力、改善农田经营方式，提高产能。我国是农业大国，农田耕作历史悠久、耕作经验丰富，但是对于农田建设的高标准耕作研究尚且不够完善。如何根据我国农业发展现状，结合先进技术和经验制定详细标准促进农业科技发展是研究的主要目的。[1]
一、高标准耕地治疗的基本概念
所谓的高标准耕地综合治疗是指在传统农田建设基础上强化建设条件、建设要求等内容，侧重于不同区域的具体农田改进办法。在综合建设过程中，要考虑到耕地本身的区域性、适应性，根据土地条件的优良，完善基础设施，综合提高耕地质量。制定出的具体实行办法，要考虑到是否科学可行，要保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基本权益，有针对性、有导向性的开展农田建设、整治。
耕地的保护是从数量到质量的双重保护，农村耕地的基本整治是要保证高产和稳产，维护生态平衡，提高抗灾能力，运用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积极实现耕作方式的创新性改革。耕地综合治疗要保证高标准，对于农田质量要划分等级，按耕地的优、良分布，这是对于耕地区域性整治的质量要求，说明基本的农田建设要努力实现高标准、高要求，落实好土地的灌溉、排水工程等，预防病虫害和自然灾害等，实现科学化管理和机械化生产，满足规模生产的要求。[2]
二、耕地综合治疗标准下基本农田建设的研究方法
指标考察。研究区域内土地的地形、地貌，结合气候、水文和土壤的基本特征，对耕地的总体生产力水平进行等级划分、评定。首先从构建评价体系着手，考察因素要从土地质量、生态水平双重方面进行，提高质量、稳定数量，保证生态景观良好。总体来说，高标准建设农田，一方面要考虑到耕地的生产条件，另一方面要考虑到是否能长久可持续的发展，这是高标准要求下农田基本建设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综合判定。在农田内部指标核查中，考虑到农田基本自然特征的差异性，主要考察方面要从耕地的土壤湿度、土层深度、有机质含量和整体土地质地入手，测定pH值。这些因素对于基本的农田建设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根据研究指标得出结论后，可有根据当地生产特点实施土地生产、保护机制。保证灌溉率、做好排水工作、完善道路的通达度，科学、合理地安排生产活动，促进经济效益的增长，进一步为基本农田建设提供保障。除此以外，主导农田高标准建设的因素还包括当地的人均生产总值、城镇化程度和人口规模等。指标的综合判定一定要遵循全面性和独立性。[3]
三、基本农田建设研究结果分析
耕地的自然生产水平主要是由自然质量条件决定的，耕地自然质量等级可以按照评价值进行划分，等级靠前的耕地质量水平较高、自然条件优越，耕作没有太大的限制因素，应当作为农田建设的有限选择区；水平较低一级的耕地该是自然条件一般，主要会受土层厚度、土壤肥力等因素影响，可能还会有轻微的土壤盐渍化。这种等级的耕地一般灌溉设施较差，应该是建设高标准农田体系中重点建设的潜力地块。这些可以通过增加土地平整度、改善基础生产实施实现土地的改良和升级，进一步提高农田建设的质量条件。最后，末端评价等级的耕地属于总体水平较次，自然条件没有什么优越性，改造难度系数较大，同时各项整治工程实施较难，不适宜建设。[4]
土地的总体质量评价应当综合各要素分析，作出科学计算、判断，同时还要结合农田建设的基本标准和要求作出评价结果，将建设区域划分为重点建设地块和建设潜力性地块。耕地区域建设要控制在风险范围内就还要为一般建设区预留建设地块，保证耕地综合利用和保护。
建设农田保护机制还要优化耕地的基本自然条件，提升总体质量，凸显地块优势。需要优先建设高标准农田项目，结合土地特点，完善基本工程实施。对于稳定性一般、自然质量水平较高的土地要充分发挥其优势，处理好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耕地建设中，要提高土地产能就要可持续利用。例如，山区地块，地形起伏较大，不利于主要农作物的耕作，但考虑到生物多样性的特点，地区自然条件还是属于较优越，应当加强环境保护，建设生态保护机制；对于平原地区的耕地，地形平坦，灌溉便利，水文、土质条件都十分适用于生产活动，因此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把耕地作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重点。[5]
结语：
当前社会经济要求下，要实现农业的大发展、大进步，在关于耕地综合治疗的高标准方面一定要做足调研、做好研究，在农田建设方面积极创新，实施耕地保护政策，落实好耕地数量保护和质量保护工作。在研究数据方面要选取不同区域、不同条件土地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总体评价科学评判等级，作出合理的分析、验证。对于土地的限制性因素要做好控制，对于其优势要充分利用，提高耕地总体生产力水平。重点研究土地的综合情况，多元化推动土地建设工作，始终尊重民心民愿，以长久可持续发展为落脚点，使基本的农田建设实现耕地综合治疗的高标准、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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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农田如何实现篇6
一、土地整理与土地优化配置的重大意义
在我国，国土资源部在借鉴海内外土地整理的概念的基础上，将土地整理定义为在一定区域内，按照土地利用规划或城市规划所确定的目标和用途，采取行政、经济、法律和工程技术手段，对土地利用状况进行综合整治、调整改造，以提高土地利用率，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的过程。
（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实现农业生产增产增效
土地整理主要针对改变沟河交错、地类交叉、渠系老化不配套的土地现状，进行水利设施配置、道路和林网建设，从而可以极大地改变农业生产基础条件，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实现农业增产增效。地类一致、高低一致的田块有助于实现农业机械化生产，扩大农业生产规模面积；合理配套的田间排灌渠系可提高输水和排水能力，降低输水过程中损失，提高农田防洪抗涝能力；贯通田间的机耕路为农业机械化生产提供了基础条件，并延伸了农民到田头工作的出行距离。
（二）增加有效耕地面积，缓解耕地面积减少趋势
土地整理净增耕地的来源主要有：
第一，农田整理通过归并畸零不整的农田、田坎、沟渠和田间道路，使其成为单块较大的农田，即可新增不少有效耕地面积。据调查，农田通过整理一般都能新增5%-10%的耕地面积，仅此一项整理最终完成后，就可新增耕地面积近666.7万公顷。
第二，村庄土地整理。若按国家《村镇规划标准》的上限指标人均建设用地150平方米计算，即使到达人口高峰年时，农村建设用地还可以腾出近680万公顷土地，若50%能恢复为农田，可增加耕地340万公顷。
第三，工矿废弃地及灾毁地复垦整理。我国目前因开采矿产资源造成塌陷、挖损、压占、破坏废弃的土地约280万公顷，按33%复垦率训滇，通过复垦整理土地可增加耕地93.3万公顷。通过三项土地整理可增加耕地1100万公顷，从耕地数量上一定程序上保证了我国人口高峰年时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
（三）改善农村生活和居住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现阶段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体现在土地整理中，也从单纯地增加耕地面积转为改善农村的整体风貌。如重视农田防护林的建设，树种选择考虑防风与美观兼顾；实行殡葬改革，进行坟墓迁移，进行集中统一安置；对农民新村进行统一规划，将改善农民居住水平与提高建设用地率相结合；保护水体不受影响，并在外河两侧进行河堤建设，保证农业生产和居住安全。
（四）土地整理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土地整理与新农村建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我国近七成人生活在农村，据测算，农民40%-60%的经济收入和60%-80%的生活必需品，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农民手中的土地特别是耕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设农村地区，土地整理是集田、水、路、林、村于一身的综合性、全方位的土地建设活动。两者的目标大体一致，具体实践中也互相促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土地整理功不可没，大力开展土地整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选择和重要支撑。
二、当前我国土地整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土地整理理论缺乏，规划的整体控制作用不够
土地整理在我国开展的时间不长，土地整理的科学体系尚不够健全，缺乏其自身的理论基础，土地整理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在几十年的土地整理实践中，关于如何整理，土地管理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虽然开展了大量研究，但研究工作有的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有的是借鉴生态学的原理，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和指导思想，整理过程也缺乏严格的规范，揭示的不是整体整理工作的运行机制和操作体系，造成土地整理的主观性、随意性、片面性等一系列问题。如大多数地方在没有编制土地整理规划情况下就已开展了土地整理工作，虽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指导，使各地土地整理工作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土地整理有待发展形成其自身的科学理论基础。
（二）政府官员片面追求形象工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不强
第一，将土地整理等同于土地平整。时下，土地整理形象工程的政绩标志在地方官员的心里已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土地整理为了一味追求政绩，一些领导超前意识特别强，不论自然条件如何，均要求农田实现“田成方，树成行；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标准。大量的土地平整工程费用占去了土地整理费用的一半以上，也缺乏土地整理方面的专家，误将土地整理等同于土地平整。
第二，片面地追求数量，忽视了对质量的重视。为了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需要大量的开发整理土地，而结果是很多地区整理出的耕地质量低劣，即新开垦的耕地质量远低于被占用的耕地质量。普遍存在政府对土地整理的目标过分强调数量的增加，而忽略了质量的提高。由于受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目标的制约，很多地方开展土地整理只是为了完成折抵建设占用的耕地的任务，责任心不强，造成许多不能增加耕地面积而能提高耕地质量的整理项目如中低产田的改造难以开展，甚至整理后的耕地质量也难以保证。还有部分原因是：建设占用大多是城镇周围和交通沿线质量高、投入多、设施好的良田，而开发复垦、增加的大多是边远地区的耕地，质量较差。数量能持平，其生产能力已经下降，开发补充少，我国耕地生产能力下降更多。
（三）土地权属紊乱，整理时纠纷不断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土地制度历经变迁，当前，相当一部分为农用地的土地所有权不明确，实际使用者与登记的使用者不一致，有些甚至根本未进行过确权登记。有些土地使用证记载的权属界线模糊，不能准确反映权属界址，在土地整理过程中，由于土地带来增值收益，造成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偶尔造成冲突。很多情况下，在土地整理过程中，农村土地权属问题难以得到确认，而且农民往往不具有相关的法律意识，当土地整理完成后，双方对各自取得权利义务理解不一致，导致纠纷不断。农民在维护自己权益方面力不从心，不能保护自己合法权益。
（四）土地整理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土地整理需要投入较大数量的资金，尽管国家实行土地整理专项资金制度，但是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在实践中土地整理大多体现为政府行为，土地整理的资金来源匾乏，土地整理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土地开发整理专项资金。许多地方财政普遍吃紧，没有固定的投资来源，使得政府用于土地整理的资金运作上发生困难，没有可靠资金保障土地整理顺利进行下去。
（五）土地整理政策法规缺乏配套，权属调整难以进行
土地整理必然涉及土地类型、数量、用途等要素的变更，有时还会发生跨权属单位的土地置换，这就涉及单位之间土地权属的重新调整、补偿，于是，清理和明确土地权属关系、避免权属纠纷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农民承包的土地比较分散，土地整理整理的过程中势必会打破现有的土地权属界限，较大规模的土地整理还可能需要在村民组之间协调。但是农村现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耕地承包经营合同三十年不变，使土地调整难以进行。土地开发整理权属调整的原则、程序、方法、异议处理和权属调整后土地分配与确权落实等情况，必须要有健全的法律法规给予保障，以便于土地整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保护农村土地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但是我国迄今为止尚未颂布土地整理的法律、法规、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土地整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土地整理对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影响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将土地资源保护看成是如何实现土地资源在时间上的最佳配置问题。美国经济学家雷利．巴洛维，在其发表于1978年的著作《土地资源经济学》中，把土地资源分为四大类型：流量资源、存量资源、生物资源和土地资源。巴洛维教授认为，“只要管理得当，大多数土地资源可以长期利用，并得以保持其生产力，因此，这类资源的保护问题是一个最有效利用资源而同时保护长期生产力的问题。
（一）缓解人地矛盾，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通过合理地规划选址、确定项目，可增加大量的耕地。周村区通过农田整理、废弃砖场复垦、退园还耕、未利用土地开发、村庄整理等形式，共增加耕地面积8239.27亩，扭转了多年来耕地面积减少的趋势。
（二）优化农业用地结构，提高农业用地质量
整理后的土地质量都较以往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农业用地整理都以建设标准农田为目标，实现“田成方、渠相连、林成行、路相通”，建设用地整理以达到可耕地状态为基本要求，实施分步实施。
整理前田块布局率乱，影响作物的光照、通风。同时，田块中田埂、沟渠等数量较多，通过土地整理，对沟渠、田埂重新进行规划布局，不仅提高沟渠的质量标准，而且提高了土地的可利用率。整理中还增加了田间道路，为农业机械作业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三）提高建设用地利用率，优化建设用地结构
相对于城镇用地而言，农村居民点和乡镇企业用地呈现出较粗放的土地利用水平。通过土地整理，将一些闲置、废弃、分散的农村居民点重新进行整理，将新建农村居民点，乡镇企业进行统一规划、统筹布局，可降低占地面积，提高建设用地利用率，将农村居民点和独立工矿用地在建设用地内部的比例下降。
（四）实现土地用途分区的布局优化
对整理后新增耕地面积纳入基本农田保护区，作为一类基本农田加以保护，可提高基本农田质量，实现对基本农田的动态管理。通过土地整理农业用地区逐渐连片成方，取得了规模效益，也能从一定程度阻止建设用地的无序蔓延和“摊大饼”发展。一些项目区在实施后都树立了基本农田保护标志埋设了界桩，起到了保护基本农田和农业用地的警示作用。
高标准农田如何实现篇7
〔关键词〕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法律规制，困境，原因，完善
〔中图分类号〕D9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5-0125-04
基本农田是耕地中的精华，保护基本农田对于强化农业基础地位、维护农业生态以及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土地管理法、农业法规定国家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国务院依据土地管理法的授权专门颁布《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规范基本农田的划定、保护、监督管理行为。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基本农田保护提出了两个全新理念，其一是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其二是建立保护补偿机制，以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各地积极推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对基本农田保护行为进行补偿。与实践的积极推动相比，基本农田保护补偿作为一项重要法律制度，现有研究对其存在的困境明显缺乏关注，笔者以“基本农田保护补偿”作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上仅搜索到6篇相关文献，现有研究显然无法为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鉴于此，本文通过分析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法律规制面临的困境，探究法律规制面临困境的原因，最后提出完善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法律规制的思路。
一、当前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法律规制面临的困境
（一）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的目的不明确。2008年以来，国家一直在积极推动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建立保护补偿机制。但当下关于基本农田保护的补偿目的仍存纷争。汕头市《基本农田保护补贴资金暂行管理办法（暂行）》规定补偿的目的在于平衡建设用地和基本农田间的巨大利益差距，以此增加农民收入，激励农民保护基本农田，保障粮食安全；广州市《基本农田保护补贴资金管理试行办法》规定补偿的目的是要落实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从而形成基本农田保护的激励机制；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保护补偿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保护耕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从这些地方性规范文件来看，其规定的补偿目的过于笼统，并未认清基本农田保护与一般耕地保护的本质区别，使法律制度构造缺乏科学性与可行性，必然导致补偿效果欠佳，徒费纳税人资财。
（二）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的相关主体难以确定。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相关主体可分为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基于基本农田在维护农业生态和粮食安全的功能，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负有补偿的义务。但具体承担补偿义务的主体为中央政府抑或是地方政府，并不确定。实践中，地方政府负担全部补偿资金的方式对于基本农田保有量较多的地方政府无疑会增加其财政负担。而从受偿主体来看，补偿给集体经济组织抑或承包经营权人，亦难以确定。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后，确定适格的受偿主体则会更加困难。
（三）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标准不统一。现行各地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标准并不统一，成都市规定对于一般耕地保护补偿金额是每年每亩300元，基本农田保护补偿金额为每年每亩400元；广州市规定根据地域不同分为每亩每年500元、350元和200元；汕头市规定的补偿标准较低，每年每亩仅30元，同时，规定补偿依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每3年原则上调整一次；佛山市《基本农田保护补贴实施办法》规定不同地区设定每亩每年500元、200元等不同标准，并与汕头市要求相同，需依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每3年原则上调整一次。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标准应在激励农户保护基本农田的积极性与不对政府财政构成过重的负担之间寻求平衡，补偿标准的不统一，造成受偿主体之间的不公平，十分不利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
（四）对基本农田保护监管乏力。实践中对于基本农田保护行为的监管，受偿主体一般要与补偿主体签订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但所谓的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往往是一种软约束，受偿主体履行基本农田保护义务的行为难以监督。众多分散的农户是否在维护基本农田的质量，在有限的执法资源之下，执法部门面临沉重的执法负担，导致执法部门实际上根本无力监管基本农田保护行为。基本农田补偿发放之后，受偿主体是否按照法定和约定的义务履行基本农田保护义务，亟需健全基本农田保护监管机制。
二、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法律规制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
（一）现有研究无法为实践提供正当性基础。基本农田补偿目的的研究在于对相关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有意义的导向，有学者认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属于对土地发展权的限制，基于此种限制应给予农户补偿。〔1〕（p104）此观点可称之为“土地发展权受限说”。有学者则认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土地权利人丧失土地开发机会，承受本应由全社会承担的土地开发机会丧失的成本，构成管制征收，土地权利人因其“特别牺牲”应有权获得额外的公平补偿。〔2〕（p77）此观点可称之为“管制征收说”。此两种观点显然皆无法为基本农田保护补偿实践提供正当性基础。
主张“土地发展权受限制说”的学者注意到我国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使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利用土地的行为受到限制，但我国的农用地是否存在所谓的“土地发展权”？如果我国现行土地制度并不存在土地发展权，何谈土地发展权的限制。一般认为，土地发展权指的是土地所有权人发展或开发土地的权利，是为保护农用地、环境敏感地区而实施的政策性工具。〔3〕（p133）但在我国土地使用权利生成之时，权利人并没有取得所谓的改变土地用途以获取更大收益的权利，一旦土地规划之后即产生权利内涵明确的土地使用权，权利本身界限已经明确。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仅取得该幅地块当时的法定使用类别、强度的权利，并未包括未来变更使用的土地发展权及其所带来的发展价值。〔4〕（p2-35）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皆不可能改变土地的使用用途。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土地权利人并不享有土地发展权，更谈不上对土地发展权的限制，“土地发展权受限说”无法为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提供正当性基础。
农用地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的限制是否超出特别的界限而构成“特别牺牲”，达致与“征收”同样的效果，从而构成“管制征收”？美国经过司法判例逐步发展的管制征收理论认为如对不动产的管制已达到类似征收的效果应考量是否予以补偿。管制性征收理论认为必须衡量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性，衡量的本质是评估公共利益和加诸财产所有权人的负担，具体可以分为四点：管制性的法律是否为了合法的公共利益，此种法律是否合理地促进此项公共利益，加诸财产所有人的负担是否过大，此种负担是否不成比例。〔5〕（p159-167）《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7条第2款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是否使权利人承担远超过农用地社会义务的负担，有否侵害农户的经营自？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条和2007年颁布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可知农用地根据土地的地形、灌溉设施等情形，具有不同的农业用途，基本农田作为耕地中的精华应在其上种植农作物，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应在林地、园地和养殖水面上进行，方符合土地的最佳利用。因此，对基本农田施加的限制并没有超出社会容忍的限度，本身属于基本农田社会义务范围之内，并不会构成所谓的“管制征收”。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的“永久”是否会达到过度的限制呢？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2条规定，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并不会影响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即使划定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并不会对土地权利人造成不可容忍的负担，不构成“管制征收”。“管制征收说”显然同样无法为基本农田保护补偿实践提供正当性基础。
（二）未考量基本农田保护补偿对地力提升的重要价值。基于基本农田对于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我国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对基本农田保护法律规制的方式，主要包括通过规划确定基本农田保护区严格保护，将基本农田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作为政府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的一项内容，并由上一级人民政府监督实施。对基本农田的转用和征地审批不考虑数量多少一律由国务院批准；在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地方，建立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与下一级人民政府签订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通过层层目标责任分解，明确具体的保护主体。《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还设定禁止规范，严格禁止在基本农田之上进行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通过建立基本农田保护监督检查机制，收集基本农田保护的信息。但总体而言，现行立法仅注重从基本农田数量的维持上保护基本农田，而对基本农田地力的提升这一攸关基本农田粮食生产综合能力的因素熟视无睹。从法律实施来看，我国土地法律制度实施中遇到的重要问题，一是建设行为违法占用耕地，另一个就是耕地地力下降，两个问题对粮食安全皆会带来极大威胁。城市化进程中必然面临的现象是建设行为不断挤占农业用地的空间，在耕地数量不断下降的情况下，确保耕地的质量显得尤为重要。确保耕地数量可保障粮食安全，通过不断提高基本农田的地力，保障耕地的质量，同样亦可保障粮食安全。现行基本农田保护法律对于基本农田地力的提升缺乏规范，必然导致在受偿主体的确定、补偿标准以及基本农田保护行为的监管等方面出现困境。
（三）忽视基本农田保护补偿中的国家责任。基本农田保护补偿不是政府的恩惠，而是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基本农田保护所负载的利益除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之外，更多的是其产生的农业生态利益和维护粮食安全的社会利益，此生态利益和社会利益为全社会所享有，而作为利益的生产者的农民并未从利益享受者处获得其应支付的对价，形成正外部性。对于正外部性内部化的途径一般认为有征税和补偿，对基本农田保护正外部性的内部化，征税并不适用，因此，对承担保护基本农田的农民进行补偿是正外部性内部化的合理途径。从基本农田保护中获得利益的为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不可能与作为利益生产者的农民达成补偿协议，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理应负有补偿农民因产生农业生态利益和社会安全利益而付出的成本。在具体补偿主体的确定上，不可把补偿的责任全部推至地方政府，基本农田保护是全社会的义务，若仅由地方政府承担补偿责任，势必造成拥有基本农田数量较多的粮食主产区为其他拥有基本农田数量较少的经济较发达地区承担责任，形成区域间的不公平。忽视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的国家责任必然导致补偿主体难以确定、补偿资金投入不足，难以形成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的长效机制。
三、完善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的法律规制
基于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法律规制所面临的困境，“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修改时应进一步完善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法律制度，以推动永久基本保护区划定工作，实现基本农田保护的目标。
（一）明确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的目的在于提升基本农田的地力。耶林指出“目的是整个法律的创造者，并不存在不源于目的（即一个实际动机）的法律规则。”〔6〕（p54）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既不是对农民土地发展权限制的补偿，也并未因为过度管制基本农田利用行为而构成“管制征收”。以“土地发展权限制”和“管制征收”作为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目的的实质是以私人土地所有权的保障作为基点，而进行法律制度的构造，与我国土地公有制的国情并不相符。因此，若盲目引进以私人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西方经验，不仅忽视了我国的制度基础，而且必然会导致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法律规范在行为调整上的困境。以地力提升作为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的目的，有利于塑造基本农田保护的长效机制。依此目的，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的法律制度构建应以地力提升为价值目标，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评估亦应以地力提升程度作为考量因素。
（二）充分考量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的经济激励功能。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是对农户所为保护基本农田公益行为的利益诱导，内含有经济激励功能。利益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克认为，“立法者必须探究、关照及评价需要规范的生活关系及利益冲突，这些探究、关照及评价在每个规范都不相同，因为它取决于不同的利益状态。我们应该去寻找个别的利益，并且认识到是何种冲突处于对立状态，这可以说是一种信息搜集工作。”〔7〕（p251）基本农田上负载有农民的生产利益，通过在基本农田之上从事农业生产，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才有物质基础；基本农田之上亦负载有全社会的公共利益，其中既包括每一个人获得粮食安全的保障，也包括良好的农业生态、优美的农业景观等。一方面，农业生产中农民维护基本农田地力的行为与公共利益的实现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如果农民过度追求自己的生产利益，一味削弱地力，将有损公共利益。认识到农户的行为选择与公共利益实现密不可分，就涉及到如何选择规制农户行为的手段问题。在命令式和激励式手段之间，命令式手段在规制农户维护地力行为方面效果不佳。因为对于基本农田质量的保护不但要求农户消极的不为，更重要的是如何激励农户积极的为。因此，应充分考量基本农田保护补偿这一利益诱导机制，激励农户选择提升地力，从而更好的实现公共利益。
（三）凸显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的国家责任。基本农田保护产生的农业生态利益和粮食安全利益受益者为全社会，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必须承担长期以来被忽视的补偿责任。补偿不是政府对农民的恩惠，而是农民基于其提升基本农田地力的行为而应享受的合法权益。中央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应将基本农田保护补偿资金投入列入预算科目，保障补偿资金的来源。国家还应建立基本农田保护补偿资金的增长机制，以使基本农田保护者获得的补偿资金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增长。中央政府承担基本农田保护补偿资金投入的主要部分，地方政府应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提取相应的比例投入到基本农田保护基金，以调动地方保护基本农田的积极性。
（四）维护直接从事基本农田保护者的合法权益。依据地力提升理论，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的受偿主体应是切实有助地力提升的基本农田保护者。根据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规定，负有基本农田保护职责的主体包括地方人民政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承包基本农田的农户。首先，地方人民政府作为行政主体承担的为法定的行政职责，其不得放弃保护基本农田的行政职责，否则会构成行政失职，地方人民政府不可能作为受偿主体，而应是补偿主体。其次，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本农田的发包主体，对基本农田保护具有管理职责，但在家庭承包经营制下，基本农田一般已经发包至本集体成员，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并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将其作为受偿主体激励效果不彰，无法实现地力提升的补偿目的。最后，承包基本农田的农户直接在基本农田之上从事农业生产，是基本农田地力的“养护者”和农业生态利益和粮食安全利益的生产者，而农户从农业生产中所获的收益与由其生产的为全社会所享有的利益相比存在巨大利益差距。因此，应将其作为受偿主体，维护直接从事基本农田保护者的合法权益。
（五）健全完善的基本农田保护监管机制。基本农田补偿发放之后，必须通过完善的监管机制，监督农户在基本农田之上所为的农业生产行为有利于地力提升。首先，完善基本农田地力分等定级制度和地力档案制度，根据地力分等定级情况确定补偿标准，相同地力等级应统一补偿发放标准。其次，应在现行受偿主体与补偿主体签订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的基础上，设计完善的基本农田保护合同条款，进一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在合同中依据地力分等定级标准，明示受偿主体所承包地块缔约之时的具体质量等级并约定补偿期间应达到的质量等级。最后，建立地力等级抽查制度，地方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受偿主体的地力提升情况进行随机抽查，对未达到基本农田保护合同约定地力等级的农户，要求其限期治理，治理期间内暂停补偿发放，若经治理仍难以符合地力等级标准的农户取消其基本农田保护补偿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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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农田如何实现篇8
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去库存、补短板、降成本”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或成为即将公布的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核心主旨。
作为“十三五”开局之年的首个一号文件，它将与近期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涉农文件一起，共同搭建未来五年中国农业改革创新的总体框架。
“用简单的方式理解农业供给侧改革，就是增加或减少某些农产品的生产。但这一就事论事的方式，无法根治中国农业的现实问题。”一位知悉文件起草情况的人士对《财经》记者称。
为求治本，此次农业调整将超越根据农产品供应多寡对结构进行加减法调整的传统思路，立足农业现状及整体经济需求，综合保供给、调思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及农民增收等多重目标。既解决当下难题，又为远期发展布局。
中央政策框架搭建之际，《财经》记者梳理各地“十三五”规划建议时亦发现：包括黑龙江、山东等在内的农业大省，均已开始设立与中央互动的地方版农业结构调整目标，例如发展精致农业及优化种植业结构等。
作为一项系统性调整，中国农业政策框架在提出上述多重改革目标之外，如何跟进调整与之相关的配套性措施及落地方式，摸索才刚刚开始。去产量
201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12428.7亿斤，同比增长2.4%。增产主因是播种面积增加、种植结构调整及以科技为支撑的现代农业发展。
在多年持续增产基础上，不再特别强调增产，并同时进行结构性调减，是“十三五”期间中国农业政策将进行的主要调整之一。
调整背景，是原有生产及扶持体系沿用多年，造成了产量、进口、库存、消费、浪费、调运、资源消耗量同步“六高”的尴尬局面。
去除这些尴尬，解决品种结构不平衡、种植效益下降、生产方式粗放、产品竞争力弱等问题，成为本轮农业生产供给侧改革目标。
此次主动调减开始之前，决策层面的讨论已审慎进行了多轮。而具体实施措施，则从2015年起逐步落地：
“‘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了一些政策，比如实行轮作休耕试点，实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等，实际上发出了一定程度上适当调整近期粮食产量的信号。”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称。
《财经》从农业部相关人士处获悉，本轮粮食调减的具体执行目标为“两保、三稳、两协调”：一、实现口粮自给率100%，谷物自给率95%；二、稳棉油糖。其中棉花基本满足国内消费，食用油自给率30%以上，糖料自给率37%左右；三、实现蔬菜生产与需求协调发展，牧草生产与畜牧业养殖协调发展。
因库存积压严重，玉米是调减的重点品种。在中国近年新增的1.99亿亩粮食播种面积中，它就占了1.95亿亩。据农业部规划：2016年玉米调减面积1000万亩以上，2020年则减少5000万亩。
总种植面积约占全国三分之一、近十年来生产增量最大的镰刀湾地区，被列为调减主要区域。这是中国从东北到华北-西南-西北的一大片区域，因从地形图上看恰成镰刀弯状分布得名，其特点是处于干旱区及生态脆弱区，产量低且极不稳定。
调减并非土地荒废，而是重点改种青贮玉米、苜蓿、牧草、杂粮和马铃薯等作物，或进行大豆-玉米轮作。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这一政策统筹及相关措施配合，仍处于起步阶段。其核心难题，是如何让农民主动实施：
首先，由于玉米价格仍相对有优势，农民对改种仍存观望情绪。以被列入粮豆轮作试点地的黑龙江北安市为例，每亩150元的补贴，作用并不明显。
其次，部分被纳入粮改饲试点的地区，则已遇到了种植、运输、发酵、储藏等一系列产业如何配套的难题。
以将青贮玉米作为饲料为例，此举一方面能有效提高奶牛产奶数量及质量，另一方面亦可避免玉米掉价带来的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在从2015年起进行调整的山西部分产区，农民每亩可获500-1000元不等的收入。
但也有试点地区农民告诉《财经》记者，出于担心没人收购无法消化产品等考虑，现在仍不愿意种植青贮玉米。
中科院农业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正斌分析：进行调减规划时，各方认为镰刀湾地区是农牧交错地带和畜牧业优势区，有大量青贮玉米等饲料需求。但实际上中国大量靠饲料进行养殖和农产品深加工区，大多并非镰刀湾地区。
他还认为，缓解玉米产能过剩及时且必要，但在如何减少中国油料、饲料、化工原料进口增多及优化作物布局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为提升需求，山西等地已在积极引进乳业加工商；中央财政亦开始按每县1000万元标准，在10个省的30个县进行扩展试点，发展奶牛饲养产业。
对即将批量落地的政策调整，不宜用力过猛是多方共同提出的建议。“调减产量可以，但应由农民自主选择，不能让农民利益受损为代价推进。”艾格农业分析师马文峰称。增产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产量调减同时，中国的粮食需求缺口却在增加。
“到2020年，中国粮食需求大约为1.4万亿斤，有近2000亿斤左右的缺口。”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指出。
为求解这一矛盾，中国的做法是建立一套新的宏观粮食安全供给框架。
“以中国资源条件看，农产品自给率只能到80%，如今满足了国内90%的谷物、油料等农产品需求。短期看，这是粮食安全有保障，但长此以往，耗损了地力，污染了环境，粮食安全终究不可持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如此解析。
综合来看，这一新的框架至少包含两方面：其一，主粮作物外，中国通过国际市场满足非主粮作物需求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此外，主动调减产量同时，中国开始注重产能的保障及提升，即如何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这一对新提法，将系统涵盖近年来中央多个一号文件着重提及的数个相关主题，如提升科学技术水平的支撑作用、弥补水利设施短板等。而通过耕地保护、改善生产条件进行地力的修复及提升，则成为主要突破口：
首先，目前中国中低产田约占三分之二，大部分仍靠天吃饭。通过大规模推进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措施，中国希望能在2020年时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
其次，按照正在实施的《关于大力开展粮食绿色增产模式攻关的意见》：从2015年10月起，中央财政亦专项安排了5亿元支持东北黑土区17个产粮大县开展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其做法为将玉米收割后，秸秆直接粉碎还田。
试点地区的榆树市、农安县等地农民表示：引秸秆粉碎、还田成本高，原本有近九成被焚烧。在获得每亩100元补贴后，还田的积极性提升。长此以往，农民及土地两头都可受益。
第三，根据市场需求大小，通过轮作休耕等措施调节粮食种植面积，在2016年一号文件等相关政策公布后，落地速度亦有望加快。
世界各主要农产品生产国均高度重视轮作休耕。以美国为例，为应对面对粮食生产过剩和生态环境恶化等挑战，在其于2002年修改的农业法案中，设定的休耕最高面积为2.3亿亩，约占其耕地面积的近两成。
以目前各地试点情况看，中国的休耕政策提出时机并不占先，落地亦将面临多重挑战：
首先，是如何在休耕的同时，保持耕地面积、质量和农业技术的高水平，以便存有生产足够粮食的能力。
其次，是如何精准识别并及时休耕“三块田”，即资源趋紧田、环境恶化田和产能过剩田。正在进行休耕试点的华北地下漏斗区部分地区，即为典型代表。
第三，为提升休耕质量，如何对农民提供休耕补贴等相应制度的设计，亦需加速。
按世贸组织《农业协定》，休耕补贴原应列入总量受限的黄箱政策。但为满足美国及欧盟要求，这一补贴被给予消除承诺，不受《农业协定》约束限制。
美国的相关政策框架已较为成熟。《财经》记者于2015年下半年时在美国中西部多个农业州采访获悉：美国在执行休耕计划时，大部分由政府提供补贴，农民自愿参与。
其补贴则分为两部分：其一为土地租金补贴。根据土地所在地的土地相对生产率和当地的旱地租金价格，评估确定一个年度土地租金补贴价格；
其二为与农民分担植被保护措施的实施本钱。根据农民实施种草、植被等保护措施的成本，向农民提供不超过50%的现金补贴。
与之相比，中国虽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已提出对休耕农民给予必要的粮食或现金补助，但相关政策仍稍显粗疏。
以河北为例，该省2014年时的规划为：在地下水严重超采区适当压减依靠地下水灌溉的冬小麦种植面积，改冬小麦、夏玉米一年两熟制为一年一熟制，实现“一季休耕、一季雨养”，挖掘秋粮雨热同期的增产潜力。
河北规定，对于项目区压减小麦种植的农户按照亩均500元的补助标准进行补贴。还提出要通过财政奖补、结构调整等综合措施，保证修复区农民总体收入水平不降低。
就试点情况看，目前存在的问题包括如何真正保证农民收入，以及如何制定及调控休耕计划。
此外，“休耕政策虽已迫在眉睫。但现在的难题，一方面在于各方利益牵绊，一方面在于步伐仍然迈得太慢。”曾多次参与调研的上海汇易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对《财经》记者称。保护农民积极性
改革开放起到此次主动进行粮食生产综合性改革调整之前，中国曾被动经历过两次粮食产量下降波动困扰：第一次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从1999年起持续四年，随后缓慢爬升，产量到2008年才超过1998年的水平。
“从历史经验看，中国政府调整粮食政策要特别谨慎，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对农民的补贴政策和收储政策改革，要充分考虑农民利益，避免再次出现粮食产量的大幅度下降。”陈锡文如此提醒。
而农民增收这一农业农村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衡量本次农业政策结构性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志之一。
按照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中国农民收入近年来持续增长。除将打工收入计算为农民收入这一尚存争议的因素外，政府逐年提高粮食支持价，也是农民增收的主要助推。
这一局面给中国进行粮食生产相关政策调整带来的难题是：若降低农产品支持价格以减少收储压力，农民收入将下降；但若保持或提高支持价格，粮食价格倒挂及亏损将更严重，相关改革难以进行。
“在新增收渠道有限、农业补贴改革在即情况下，政策稍有偏差，农民增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会落空，是新的三农难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对《财经》记者表示。
就政策准备情况来看，解决这一难题的主要对策有两种：
首先，调整农业补贴方式。为消化库存，须实施“市场价格、价补分离”。若由市场形成的价格过低，则由政府采取措施直接补贴农民。
但到目前为止，作为上述价补分离核心措施之一的目标价格，各方对其实施效果仍存执行难、补贴额度过大等质疑。故此在今年小麦和稻谷继续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之外，玉米是否改革，还未最终确定。
“总体来看，这一轮改革至少要实现四个重要目标：一是必须‘挡住进口’，不是拒绝进口，而是国内的市场价格回归到市场需求水平；二是不能增加新库存；三是要搞活市场，实现多元化主体、多渠道流通；四是在改革过程中维护农民合理收益。”陈锡文日前在参加“清华三农论坛2016”时表示。
高标准农田如何实现篇9
【关键词】农田水利工程；农田工程设施；维护；现状
一、小型水利工程基本情况
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为改善农业生产设施条件、增加农民收入，通过政府投资、农民集资、投工投劳等多种渠道，乡镇修建了一大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如盐官镇至2010年止全镇现有水利工程：灌区112个，农田有效灌溉面积4.2449万亩，装机127台套1742千瓦；排涝圩区14个，涉及7个村，圩区面积21177亩，圩垸长度21公里，排涝机站25座，装机574千瓦。现有灌排渠道440公里。工程布置于全镇各个角落，为抵御各种自然灾害、农业增产增收奠定了牢固基础。
二、小型水利工程现状
随着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体制的变化，田块种植结构不断的变化，插花田多：水稻田，行道树苗田，专桑田，蔬菜田等。机电排灌站现在星如棋布，因有的机站建在野外，前几年抽水电机被盗8台，补偿机被盗7只，甚至电线被割除，农田水利设施方面：有的田间因运送树木曾经发现几百米U槽被运输车辆损坏，有的甚至被挖树破坏掉，有的农田建造甲鱼塘全部把水利工程设施拿掉。这些水利工程遭到破坏的现象不能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三、农田水利工程有关设施管护办法的探讨
根据上述水利工程的现状，作为一名乡镇农村水利员，从事多年的水利工程和管理，对农田工程设施管护办法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探讨，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从以下个方面着手管护：
1、维护和管理的对象及范围
农田设施工程包括：（一）排灌渠系列，包括“U”型排、灌渠、落田涵管、过路涵洞、节制闸门、拍门等；（二）排、灌机站；（三）圩堤；（四）道路；（五）绿化带。
2、维护和管理的组织及职责
农田设施工程排灌渠系、机站、圩堤，道路及绿化带等设施的产权归各村经济合作社所有，各村经济合作社负责上述设施的维护和管理。乡镇农技水利服务中心等业务部门协助、指导和监督各村做好维护管理工作。
各村要成立由村民委主任任组长，村分管农业的委员、村民组长、村机站站长和村民代表为组员的农田设施管理小组，有关村民组要成立由村民组长为组长，妇女组长、放水员和村民代表为组员的农田设施管理小组，并且按每个区块1—2名地原则配备专（兼）职管护员（可由放水员兼任）。村、组两级管理小组和管理员负责本村、本组标准农田设施的维护、管理、监督工作。
3、维护和管理的内容及措施
农田设施的维护和管理包括维护保护、更新改造、检查监督、维损处理等工作。
（1）日常维护
①每年灌溉前后，对排灌溉系中的淤积物和杂草等要进行彻底清理，对“U”形槽接缝开裂处和机械作业压碎的要修复好，并加固加高两顶肩的回填土，对缺少和损坏的节制闸门、拍门和暗管、阴井盖等设施要维护添置。
②加强对排渠机站的管理和指导，健全承包、租赁制度，机站人员要加强机械和工程设施的维护保养，树立安全意识，防止机械事故的发生。要做好排渠结束后的防盗工作，机械设施要专人保管。
③为保持田间道路路基、路面宽度和圩堤标准宽度，各村要在干、支路和圩堤上埋好水泥边界桩。
④对水毁圩堤险段要采取加固补救措施，限期修复，确保堤防安全。对道路路面不平，有坑、槽、塌损现象的沙石干支路面，要及时组织维护，保证路面畅通和行走安全。
⑤要加强对道路绿化带的培育管理，开展防病治虫、除草施肥、整枝整杈等工作，确保树木茂盛和成活率，对损坏树木，要及时补植。
⑥适时做好其他维护工作。
（2）禁止规定
①为保持“U”型排渠扶肩、坡脚建设标准宽、高度和圩堤、道路等的安全，禁止在排灌渠扶肩和两侧边坡以及圩堤、道路上任意取土，或侵占渠身、路面种植农作物。
②为保持渠道排灌水畅通，圩堤安全和道路畅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渠道、圩堤、道路上堆放建筑材料、人畜粪、丢仍杂草垃圾、搭建临时或永久性建筑物以及其他堵塞、阻断渠、堤、路的行为。
③为保持渠道、圩堤、道路路线布局位置和安全使用，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渠道某一段或整段换埋水泥管子、更换拍门，以及圩堤、道路上开缺口，开挖排水沟和埠头取水等。
④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砍伐、拔除或攀折绿化带树木。
⑤禁止超吨级车辆驶入区块，以免损坏道路。
⑥农田水利设施的变更或改造，以及其他建设项目须改变农田设施现状的，必须报经乡镇业务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办理相关手续，未经批准的，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擅自变更、改造或改变原有农田设施。
（3）检查监督
①村、组农田设施管理小组和专（兼）职管护员要对排灌渠系、机站、圩堤、道路及绿化带等农田设施开展经常性巡查，特别是排灌前后、农忙季节、台风、洪涝期间要加强灌渠系的流态、破损状况，排罐机站的安全操作，圩堤、道路的损毁、畅通状况，绿化带的成活率、折损状态等检查，以及时发现情况，消除隐患，确保安全生产。
②乡镇农技水利服务中心等业务主管部门要积极协助各村开展检查监督，指导各村开展农田水利设施的维护保养和更新改造工作。
③村、组管理小组和管护员要对违反规定，破坏、损毁农田设施的行为和单位、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加强监督。
（4）违损责任
对违反禁止条款和有关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盗窍和破坏农田设施，造成集体损失的单位或个人，将酌情进行处理。
①对一般情节较轻的，作耐心细致的说服规劝和批评教育，帮助其认识错误，及时纠正。
②对造成损坏损毁设施者，责令其限期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责任。
③对偷盗农田水设施、机械及零部件、树木等公共财物的，将依法追究责任。
四、维护和管理的经费来源
农田设施维护管理的经费按“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筹措，镇、村从专项资金中给予一定的补助。工作量较大的农田设施维护工作经村民代表大会“一事一议”同意并报经镇人民政府批准，由村内筹集劳务来实施。
参考文献
高标准农田如何实现篇10
2012年6月18日，国土资源部与全国工商联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国土资源领域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鼓励、支持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土地整治、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等国土资源领域。
《意见》指出，土地整治项目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的，如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同意，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承包或租赁等方式确定给整治单位或个人使用；属于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荒山、荒地、荒滩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优先确定给开发单位或个人使用。有条件的地方，可通过补贴或奖励的方式，实行“先建后补（奖）、以补（奖）促建”，对民间资本投资主体进行补贴或奖励。
一年以来，湖南、安徽、广西等地积极探索，进入土地整治领域的民间资本呈现活跃之势。
以奖是主要形式
“民营企业做现代农业，国土整治是非常关键的环节”，长沙县宇田农业的总经理张俊杰道出了宇田作为民间资本进入土地整治领域的初衷。早在2008年，在公司发展的驱动之下，宇田农业便进入土地整治领域，长沙县国土资源局应势利导，在全国开创了土地整治“以奖”的先河。
“标准化基地的建设都建立在土地整治的基础上，这一步完成得不好，后面的环节都无法实施。”张俊杰说。
提前介入土地整理，而非直接租用土地似乎成了投资农业的民营企业家们的更好选择。除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进行土地整治，还可以提前签订流转合同，争取相对低廉的土地租赁费用，同时还可以获取政府相关的补助和扶持，如保证一定的土地流转年限和土地整治工程的补助费用。
宇田合作社的试点创新，被誉为土地整治的“宇田模式”。其具体运作方式为：企业或个人自筹资金开展土地整治，自己负责项目申报和建设，政府负责审批、验收并给予适当补助。补助标准分三类，一类每亩2400元，二类每亩2000元，三类每亩1800元。据了解，目前补助资金约占整治项目投入资金的60%。
种地者花自己的钱、按产业需要整地，这一全新的运作机制，让“宇田模式”实现多赢――“提高了资金效率，降低了行政成本，加快了工程进度，保证了施工质量，减少了矛盾纠纷，扶持了产业发展。”长沙县国土资源局测绘总工程师龚毅如此总结“宇田模式”的效应。
更为重要的是，施工单位是在花自己的钱整地，整治质量将直接影响未来产业的发展，因此，他们在施工过程中更加注重实际需求，注重质量。
湘乡市实施“以奖”来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是湖南土地整治领域引进民间资本的又一尝试。
湘乡市经济较为发达，农民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农民务农收益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小，种地积极性不高。务农收益偏低，使得一些良田被撂荒，更不用说新补充开发的耕地了。长期以来，新开发的耕地因土壤肥力低、水利灌溉条件差、劳动力外出务工等原因，存在着无法落实后续耕种的现实问题，国家投入巨资实施的土地开发项目面临着“开发后即荒芜”的风险。
花大价钱补充的耕地，质量难以保证，后续耕种更是难以落实。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湘乡市国土人为此开动脑筋。
当政府的“有形之手”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时，湘乡市政府想到了市场的“无形之手”。在《湘潭市补充耕地项目开发暂行办法》基础上，2011年6月，《湘乡市补充耕地开发项目“以奖”实施细则》印发。
据湘潭市国土资源局副调研员、湘乡市国土资源局局长谭向介绍，所谓“以奖”，是指在耕地占补平衡项目实施中，引入社会资本垫资开发，并通过土地流转协议，确保耕地开发主体为耕地流转对象，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由市财政按照开发协议支付奖励资金。
经过几年的探索，湘乡市的“以奖”效益凸现。
记者来到位于泉塘镇的龙泉农业开发公司农场。农场工作人员介绍，两年前，这个山头还是一片荒山，基本没有任何收益；而如今，这里种满了果树等经济作物。在土地开发和承包经营权流转之前，这里的农民从这片土地上几乎得不到什么收益；现在，当地农民不但得到了流转租金，周边的村民也能进入农场务工。项目周边的花屋村有40多位村民在农场打工，每月能赚到1200元的基本工资。
201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探索总结“以奖代补”鼓励农民自发开展耕地整治的“龙州模式”。“龙州模式”实行“以奖代补、以补”的方式，鼓励和发动群众实施高标准土地整治，每亩投入从以往的2500元―3000元，降低到1000元左右，资金使用效益提高一倍多；还大大提高项目运行效率，过去要2―3年才能完成的建设任务，现在半年时间就能做好。“龙州模式”在崇左市推广后，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全市除龙州县外的其他县（区）就已整治土地约5万亩，充分说明这种模式群众很欢迎、很有生命力。
广西国土资源厅厅长肖建刚认为，“龙州模式”真正体现了“管理延伸到基层、资源配置的事权下放到基层”的社会管理理念，大大降低了行政管理成本，为国土资源部门更好地履职尽责、更好更快地完成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持续盈利是民资最终归宿
土地整治与农业产业化项目紧密结合，才能发挥更大的效益。
“宇田模式”为土地整治与产业发展结合，找到了可行路径。
然而，“宇田模式”的推广，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龚毅坦言：一是企业要有实力，先行垫资整地；二是产业要有前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前，国家的补助资金占到宇田土地整治成本的60%，剩余40%需要由企业自身来承担，这就要求企业在经营上收回成本。
“由于奖励资金只有项目实际投入总额的70%，实施占补平衡项目，单靠工程拨款本身无利可图，其利润空间来自后续的耕种和经营。”对于湘乡的“以奖”，谭向也如此表示。
由此可见，民间资本盲目进入土地整治领域并不可取，排除套取国家资金的情况，民企在经营现代农业需有持续的盈利能力。
农村土地信托流转“益阳模式”被外界作为一项重大突破广为宣传，并引来各方关注。而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报道，资本下乡成片经营农地的“益阳模式”背后，亦存在着不为人知的隐忧：由于流转费用过低，土地流转事实上已令部分农民利益受损，而执行中，很多民间资本并有真正获得发展，不少种植大户甚至出现亏损。
报道中称，益阳市草尾镇乐元村多名村民向记者透露，租赁他们土地的冯老板主要是用来种植一季稻，而一季稻亩产量不过1200斤左右，除去土地流转费等成本后并不赚钱。
而对于提前介入土地整治领域中的民间资本来说，由于背负更多的投资成本，其盈利的压力显然会更大。
另外，民间资本仍存在难以破解的政策瓶颈。以“宇田模式”为例，一是“宇田模式”与工程建设项目“五制”管理存在矛盾，在补助资金支付时，有关手续难以满足现行财政支付政策要求，给补助资金拨付带来困难；二是土地综合整治缺乏明确的分类标准，给工程验收、补助核定带来困难。如：种植水稻和种植蔬菜对土地整理的要求不同，标准化蔬菜基地建设工程的造价，也比水稻基地建设工程造价高很多。
如民间资本代表张俊杰所说，“‘宇田模式’政府没有任何风险”。的确，引入民间资本，对于政府来说既节约了资金，又进行了土地整治，还发展了现代农业；但是如何使参与土地整治的民间资本有长远的收益回报，除了企业本身加强经营，政府也应构建更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免去民间资本后顾之忧。
监管漏洞需引起重视
民间资本进入土地整治，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多赢的局面，但是新的运作模式的工作机制还有待健全，特别是对资金的监管提出了挑战。
近年来，土地整治资金被挪用的案件不少。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主任吴海洋曾表示，土地整治在资金使用和整治成效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全国每年投入土地整治的资金有上千亿元，这些资金的使用是否到位，成效如何，没能得到有效的监管。
在浙江海宁，2006年以来累计查处了12名村干部私分土地整理专项资金的案件。袁花镇某村4名村级领导班子成员，违规操作，虚假列支套取土地整理专项资金，先后多次以发放务工费、香烟补贴、双休、夜餐补贴等名义，共同侵吞土地专项资金4万余元，美其名曰改善干部生活；马桥街道3名村委会成员，通过工程承包人虚开发票套取土地专项资金30余万元，其中22万元资金被侵吞或私分，范某在隐匿并侵吞其中10万元后兴致冲冲地到汽车城买了他心仪的马自达轿车；该街道某村另5人采取虚报冒领手段，套取土地整理专项资金10多万元进行私分。
对于“以奖”类的民间资本运作模式，其存在的潜在问题更不容忽视。
以“宇田模式”为例，新的运作模式免去了标书制作、投资评审、公开招投标、项目变更审批等程序，对项目资金、流程和质量来进行监管难度加大。而企业自行整治，在施工过程中只重视施工效果，而忽视过程资料编制，给工程审计及核定补助标准造成困难，并可能导致套用补助资金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