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规重要性篇1
传媒对司法的监督是必要的，但也必须注意司法的内在规律。
首先，司法活动要求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必须自觉地排除外界不正常因素的干扰，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平等对待各方当事人，这与传媒往往热衷于炒作社会热点、立场较为主观不同。
其次，司法活动每一个环节、步骤必须按照法律规定进行，非经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认定的事实应属无效。而传媒对案件的评判和报道是根据自身收集的素材进行的，手段和程序非常自由。
最后，司法的权威是司法权能够有效运作的基础和前提，它要靠严格、公正、高效、廉洁的司法形象赢得。与传媒相比，两者在关注重点、信息来源、评价方式以及追求效果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
传媒监督和独立审判是一对天然的矛盾，如何找到两者最佳的契合点，使传媒对司法的监督自由而又不过度，司法对传媒的排斥合理而又不过分，是目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检讨和反思近些年在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有些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在思想上对传媒监督还有一种抵触情绪，认为传媒介入就是找茬儿、挑刺儿、帮倒忙，设置种种障碍限制记者的采访，这种认识和做法与现在国家强调的公开审判、司法公正和舆论监督不相协调。
二是司法程序不规范、不合法，妨碍了传媒监督作用的发挥。如实践中还存在应当公开审判而未真正公开或公开不够的现象，这使传媒监督客观上受到很大限制。
三是传媒监督不够广泛。目前，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大多着眼于极少数具体案件和个别司法人员违法违纪或腐败行为，而对司法机关的全面工作、办案过程中的程序违法、外界对司法活动的不当干扰等等，则涉及很少。
法律法规重要性篇2
论文关键词技术标准技术法规法律规范
一、技术标准的含义
在我国，关于技术标准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说法：
1.gb39351—83《标准化基本术语第一部分》，将标准定义为：“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作的统一规定。它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经有关方面协商一致，由主管机构批准，以特定形式，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
2.《标准化和有关领域的通用术语第1部分：基本术语》（gb/t3935.1—1996）：“标准是指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活动或其结果规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导则或特性的文件。该文件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经一个公认机构的批准。标准应以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促进最佳社会效益为目的。”
3.gb—t20000.1—2002《标准化工作指南第1部分通用词汇》：
标准是指：“为了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的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注：标准宜以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促进最佳的共同效益为目的）
另外该指南还指出定义了“可公开获得的标准”，即：“作为标准，它们可以公开获得，以及必要时可通过修正或修订以保持与最新技术水平同步，所以，国际标准、区域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可视为公认的技术规则。
二、技术标准与技术法规、强制性标准
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将技术性贸易壁垒分为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
（一）技术法规
技术法规是规定强制执行的产品特性或其相关工艺和生产方法，包括可适用的管理规定在内的文件，如有关产品、工艺或生产方法的专门术语、符号、包装、标志或标签要求。
（二）技术标准
技术标准是经公认机构批准的、规定非强制执行的、供通用或反复使用的产品或相关工艺和生产方法的规则、指南或特性的文件。可见技术法规与技术标准性质不同，其关键区别是前者具强制性，而后者是非强制性的。
iso/iec导则第2部分（1996年版）强制性标准一词首次出现是在该导则第11章“法规中的标准引用”的第11.4条，其含义是“借助于法律或在法规中专门引用而强制性地应用标准”。这表明，国际上的标准具有的强制作用来源于法律规定或法规引用，不是标准本身。
但是，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其他标准是推荐性标准。这就表明了强制性标准在强制性方面就等同于技术法规。只是在效力位阶上尚未达到法规的地位，而仅仅是一种规范性文件。但是这并不影响其法律规范的性质。
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的地方标准，在本行政区域内是强制性标准。对于强制性标准的效力，该法第十四条规定：“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推荐性标准，国家鼓励企业自愿采用。并且该法第四章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该法第二十条规定：“生产、销售、进口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的，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法律、行政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可见我国的技术标准与国际上技术标准的定义不同，并不排除技术标准的强制性，及以国家公权力强制某些生产经营活动符合一定的技术要求。2002年的《关于加强强制性标准管理的若干规定》进一步将强制性标准或强制条文的内容限定在下列范围：（1）有关国家安全的技术要求；（2）保护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3）产品及产品生产、储运和使用中的安全、卫生、环境保护等技术要求；（4）工程建设的质量、安全、卫生、环境保护要求及国家需要控制的工程建设的其他要求；（5）污染物排放限值和环境质量要求；（6）保护动植物生命安全和健康的要求；（7）防止欺骗、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要求；（8）维护国家经济秩序的重要产品的技术要求。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强制性标准的适用范围。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国际上有关技术标准的规定套用我国的技术标准，否认技术标准实际上发挥的规范作用，尤其是强制性标准具有的强制力。
三、技术标准的性质
在我国通说认为法律规范由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一般行为规则。规范一般可分为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两大类。法律规范是社会规范的一种。在当前技术发展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没有技术规范就不可能进行生产，违反技术规范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如导致生产者残废或死亡，引起爆炸、火灾和其他灾害等。因此，国家往往把遵守技术规范确定为法律义务，从而成为法律规范。对违反技术规范造成的严重危害，要求承担法律责任。技术规范与作为社会规范之一的法律规范既有区别又有密切的关系，法律规范可以规定有关人员负有遵守和执行技术规范的义务，并确定违反技术规范的法律责任，技术规范则成为法律规范所规定的义务的具体内容。
基于以上理论基础，可以看出强制性标准完全具有法律规范的特征，是一种法律规范。但是有学者主要从法律规范的形式要件上质疑强制性技术标准的法律规范属性。有学者指出：“法律规范所以区别于其他的社会规范，并不仅在于强制力的性质和程度、制定和实施方式、国家参与性方面，更在于其组成结构的独特性。法律规范总是通过一定的结构表现出来，符合结构的一切特点。当然法律规范的结构从不同的角度又可以作出不同的分类，从法律的语言表现角度，存在法律规范文法结构；从法律体系角度，存在法律规范系统结构；从法律规范的组成要素的关系的角度，存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其中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关于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中第一种是“三要素说”，该学说认为，法律规范结构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大要素组。第二种是“两要素说”，认为法律规范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大要素组成。虽然学说存在差异，但是它们都强调了法律规范的整体性，即均应当包括一定的制裁因素或者法律后果在里面，也就是说没规定法律后果的某些规范或者要求并不是法律规范，法律规范的后果是能够在法律上成立，也就是能够由强制力保证相关要求的实施，对违反者施加不利的后果。鉴于此，有学者认为技术标准并不能构成法律规范，因为在相关的技术标准文本中并未规定法律后果。“从标准的外在名称、形式、结构和内容，以及制定和颁布程序来看，它都不符合法律规范的外形。”
但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强制性标准的法律后果已经被兜底性地规定在1988年《标准化法》之中，其第四章规定了相关的法律责任。例如第二十条规定：“生产、销售、进口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的，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法律、行政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又如第二十一条规定：“已经授予认证证书的产品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使用认证标志出厂销售的，由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认证部门撤销其认证证书。”另外，在《产品质量法》、《合同法》、以及《刑法》中在认定不合格产品时都援引了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由此可见，强制性国家标准已经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已经成为立法、司法、执法以及守法活动的重要指导。判断强制性标准是不是法律规范不能局限于具体的标准行文本身，而应当将其放到整个技术标准法律体系之中进行判断。法律规范并不要求具体的规范表述中直接涵盖所有的要素，而是可以隐含某些要素，或者援引其它法律规范进行补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刑法中往往存在空白刑事规范，即相关的构成要件需要援引其它法律规范的刑法规范。“与完备刑法规范相比较而言，空白刑法规范最显著的特征即表现为存在较大规范弹性，其构成要件的完备需要援引具体的非刑事部门法律法规内容进行规范要素判断，才能在具体个案中实现构成要件明确性。”
对技术标准法律规范性质的另一种质疑来源于技术标准所规制的对象。例如，有学者指出“……从本质上讲，标准和法律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规范。标准只是一种规定事或物的技术特性或特征的技术规范，是调整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技术规则，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调整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社会规则；标准是针对‘事或物’的规则，而法律是调整人的行为关系的准则；标准具有技术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实践性，而法律则具有人为性、规范性、正当性和强制性。”但是，应当注意的的是，规定的事或物的特征必定是认为的事或者物，而决不能是自然或其规律，而在规定这些事或者物的技术特征时必然会影响到与此事或者物有关的人的权利和义务。正如物权法的调整客体虽然是物，但是最终调整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从标准所规制的对象的角度并不能否定强制性技术标准的法律规范属性。技术标准与一般行为规范的重要区别在于，他将人们的某种行为方式或者结果予以量化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法律法规重要性篇3
关键词：国际私法；法典化；建构理性；演进理性；分析主义；实用主义
法典化，一般是指将众多杂乱的法律规范，予以分门别类，将同性质的法律规范有系统地编纂于同一法典之中。而本文所谓的法典化，是在更宽泛意义上的法典化，它不仅仅限于国家权力机关对法律规范的编纂活动和系统化工作，也包括学者、专家或由其组成的社会团体、学术团体草拟系统化法律文件和对法律文件的编纂工作。目前，我国法学界正在讨论民法典草案，而该草案第九编别就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做了专门的规定，这一编的内容就是国际私法的冲突规则。在这种背景下，对当代国际私法法典化的两种不同进路及其法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对于做好我国涉外民商事法律适用规范的法典化工作，完善民法典草案第九编国际私法的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专门化立法与冲突法重述代表了国际私法法典化的不同进路
国际私法的法典化主要通过两种进路：一种是国际私法的专门化立法，另一种是国际私法法律适用规范的重述，前者以欧洲大陆法系奥地利和瑞士国际私法立法为代表，后者以美国的两次冲突法重述（Restatement，ConflictofLaws）为代表。
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国际私法法律适用规范注重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国际私法的立法和法典化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不同的模式。
1.分散式立法
分散式立法将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规范，分散于本国民法典的不同篇章之中。这是国际私法立法技术发展的第一阶段。采用这种模式的立法以法国最为典型。法国在1804年制订的《法国民法典》有关篇章中规定了若干法律适用规范。以后，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也都效仿法国，采用分散立法的模式，在民法典中制订若干法律适用规范。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分散式立法，虽然具有简明扼要，简单易行的优点，但也有其不足之处。首先，作为采用书面形式制订的立法，它缺乏系统性，不能形成完整的法律适用体系，有关的法律适用规范凌乱不堪，适用时难以寻找；其次，它没有国际私法总则中的原则、纲领性的规定，对国际私法中的反致、转致、公共秩序保留、法律规避、外国法的查明、区际法律冲突等问题没有做出具体系统的规定。此外，这种分散立法方式制订的国际私法法律适用规范的数量极其有限，调整的范围极其狭窄，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涉外民事关系的需要。以上这些不足之处使得采用分散立法方式制定的法律适用规范使用起来极不方便，不能充分发挥法律适用规范在调整涉外民事关系中的应有作用。从立法技术上讲，分散立法的模式还只是法律适用规范立法和法典化的雏形阶段。
2.专章式立法
专章式立法采取在民法典中列出专章或专篇，较为系统地规定法律适用规范。这是国际私法立法技术发展的第二阶段，即“专章立法”阶段。采用这种专章或专篇方式制订国际私法规范，最为典型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民法施行法》，而欧洲国家中最新颁布的专章式立法则为1998年的《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中的法律适用规范以及1999年颁布的《白俄罗斯共和国民法典》中的法律适用规范。专章式较之第一阶段的分散方式，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就采用这一模式所制订的国际私法规范的内容来看，它们仍难以满足日益发展的涉外民事关系的需要。专章式的法律适用规范的特点是，法律适用规范的数量有限，调整对象的范围狭窄，有关的规定较为笼统，即一类法律关系往往只有一条规定，只用一个连接点。采用专章式立法制订的国际私法规范仍然存在着笼统、抽象的缺点，缺乏明确、详细、完备的规定，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无法满足大量复杂的涉外民事关系的需求。
3.法典式立法
新近颁布的一些国际私法立法，大多采取法典方式。这种模式虽为英美所首倡，但真正见于成文法的，乃欧洲若干国家的新近颁布的国际私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1978年的《奥地利国际私法》、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和1996年《列支敦士登关于国际私法的立法》。这种立法模式，更符合司法工作的需要。法典式立法设有总则部分和分则部分。总则部分除了规定有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反致、转致、外国法的查明、住所、国籍、公共秩序保留等内容之外，还规定有国际私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和范围，这样有利于把法无明文规定而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出现的一些涉外民法关系及时纳入国际私法调整的对象，又有利于把一些不具有民商法性质的法律关系排除在国际私法调整范围之外。许多新的法典还规定了法律适用的总的指导原则。如奥地利国际私法法典要求依最密切联系原则来选择法律，瑞士国际私法规定了它对外国法的指定，包括所有该外国法适用于该案件的法律规定，不得仅以该外国法律规定被认为具有公法性质而排除其适用，匈牙利国际私法规定它的国际私法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和平的国际关系而解决法律适用、法院管辖权和程序问题。
美国崇尚法律的灵活性，并在灵活性的基础上强化法律的可预见性和安全性，因此美国不是通过由权力机关制订完整的国际私法立法的方式，而是通过由美国法学会这个学术团体牵头制订冲突法重述的方式，来实施国际私法的法典化工作。以彼尔（Beal）教授为代表的国际私法学者，在美国法学会的倡导下，于1934年就起草了《冲突法重述（第一次）》（RestatementFirst，ConflictofLaws），以后在1971年，里斯（Reese）教授又主持了《冲突法重述（第二次）》（RestatementSecond，ConflictofLaws）的修订工作，1986年美国学者又对《冲突法重述（第二次）》进行了修订。美国国际私法的法典化工作集中体现在冲突法重述的编纂和多次修订中。虽然这项工作不是以美国国会立法的方式，而是采用民间学术团体的方式，但是由于美国法学会的特殊地位，以及参与国际私法法典化工作的人员不仅有著名的国际私法教授，还有许多美国的著名律师和法官，尤其是一些大法官参与了国际私法法典化的工作，使得美国的冲突法重述在美国国际私法法典化活动中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冲突法重述中的许多条款被美国众多州法院的法官所接受，成为法官处理法律冲突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指导性规范。
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并论证了这样一个假设：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都可以发现在其背后有一种无形的、支持这一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为表象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这项事业的成败[1].法律必须体现这种时代精神。那么透过欧洲大陆国家国际私法专门化立法和美国《冲突法重述》两种不同的法典化模式表象，我们不禁要问：欧洲大陆的瑞士和德国等国家均分别颁布了国际私法专门化立法，为什么美国国会不制订国际私法立法呢？支持欧洲大陆国家国际私法专门化立法和美国《冲突法重述》两种不同的法典化模式表象背后的时代精神力量是什么呢？经过研究，我们发现出现这种不同的表现是与两个不同法系的法律文化、法律制度、法律观念的差异性等时代精神休戚相关的，尤其是其中所体现的法律哲学思想，对两种不同的法典化现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欧洲大陆国际私法法典化体现的是建构理性和分析主义法哲学观
欧洲国际私法的专门立法，作为国际私法规范法典化的一种立法活动，是一种建构理性的反映，是以分析主义法哲学为思想基础的（建构理性（constructiverationalism），出自[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版。哈耶克用该术语来界定笛卡儿式的唯理主义的哲学思潮。）法律建构主义认为，一种理性的国际社会生活秩序的基础，可以通过一种全面的法律规则有目的地予以建立起来。自然法主义者也认为，从一些独立于宗教信条的自然原则可以派生出法律规范，如果这些规范被有目的地以一种条理清晰的方式加以制定，那么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即由此而奠定[2].建构主义理性观把我们引向法律实证主义，认为法律是立法者自上而下地创立的“者的命令”或者意志。无论是通过早期的《法国民法典》，以后的《德国民法施行法》所表现出来的欧洲国际私法冲突规范立法，还是晚近的奥地利国际私法立法、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立法，都反映了这种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
欧洲大陆盛行的理性主义，对国际私法法典化活动有重大的动力作用，这种哲学思想及其制约的思维方式也渗入到了国际私法领域，追求冲突规范的明确性和可预见性，成为欧陆国际私法法典化中的重要特色。欧洲国际私法的这种法典化方式，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分析主义的法哲学观对欧洲大陆国际私法的法典化影响深远。现代分析法学的鼻祖、18世纪的英国法学家边沁（Bentham）认为，源生于英国习惯法的普通法是与“理性主义”时代格格不入的一种法律制度，必须加以彻底改革，但是，当边沁进行具体的法律问题研究时，许多始料不及的困难使他愈益感到系统地分析法律制度的基本概念和逻辑结构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基础工作[3].从认识论的视角看，人类依靠概念认识世界，同时也依靠概念控制世界，前者产生科学，后者产生规范。法律就是一种重要的规范形式。现代法律一般包含三项要素，即价值、事实和逻辑，而逻辑的因素在现代国际私法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现实中的问题通过法律要件和法律效果的关系被逻辑地表示出来，据此保证了涉外民事关系的当事人对法律适用有预测的可能性，进而保证了法的安全性。法是人的创造物，因而人们在创制它的时候就赋予和确定了它的价值[4].从法律价值的实现上看，欧洲国际私法立法充分保障了法的安全价值。所谓法律的安全价值是指“法律应对各种行为的法律后果加以明确预示从而使法律有可预见性，使人们在行为之前即可预料法律对自己行为的态度，不必担心来自法律突如其来的打击，从而起到防范其权力阶层人性的弱点的作用”[5].法的安全价值表现在国际私法上，指的是法律的确定性、可预见性和一致性，代表了反映在明确、平等、可预见的法律规则中的社会利益[6].因此，安全往往与稳定性、普遍性相联系。欧洲大陆国家国际私法法典化的法律选择方法模式，体现了法律的安全价值。著名国际私法学者克格尔认为，法律的安全性利益，特别是法院判决内容的可预见性利益存在于所有的法律领域，在国际私法中具有重要作用。可预见性的秩序利益是法院做出判决的根据，因为准据法问题是通过法律规范而不是通过个案判决来解决的[7].
三、美国的国际私法法典化体现的是演进理性和实用主义法哲学观
当然，在崇尚判例法的普通法系，虽然没有大陆法的国际私法法典，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英美法系国家就无视国际私法的法典化工作。相反，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恰恰以另一种方式，即冲突法重述的方式，来推动其国际私法的法典化工作。
20世纪的历程是美国强盛的历史见证。在20世纪国际私法法典化发展历程中，美国国际私法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1923年，一份力主建立美国法学会（americanLawinstitute）以推动美国法律完善的报告明确地指出：“目前，美国法律有两个主要弊陋，一是法律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二是法律的繁杂性（complexity），这些弊陋导致了美国法院判决的不可预测性，使公众对法律丧失信心。”[8]美国著名法官卡多佐（Benjaminn.Cardozo）也指出：我们的法律被指责为不确定性的代表，如果要寻找原因，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判决的芜杂。我们的判例法繁殖之快将令马尔萨斯目瞪口呆。为此，卡多佐认为，法律必须明确和透明，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是通过重述的方式对判例法所体现出来的法律规则进行法典化。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指南，若不为人知或不可能为人所知，则近乎于无效[9].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美国法学家特别是分析法学家开始了冲突法重述（Restatement）的编纂工作。美国对国际私法法典化工作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卡多佐法官给予冲突法重述很高的评价，他指出：“我们时代的法律面临双重需要：首先是需要某些重述，这些重述从先例的荒漠中找出法律的确定性和有序性。这正是法律科学的任务；其次是需要一种哲学，它将调和稳定与进步这两种冲突的主张，并提供一种法律成长的原则。”[10]
美国冲突法重述体现了与欧洲国际私法专门化立法不同的价值取向，根植于普通法系的美国的冲突法重述，是一种对演进理性的反映，是以实用主义的法哲学为思想基础的。演进理性主义者认为，法律是人类群体自生自发的一种秩序，法律没有作者[11].美国现代国际私法中诸多法律选择方法学说是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是现代社会法学等实用主义法学思潮在国际私法领域的反映。在19世纪末，美国已开始孕育与传统理性主义相对立的现实主义哲学思潮，并在20世纪初逐渐流行开来，30年代已深入美国法哲学领域。实用主义哲学的精髓在于“存在就是有用”，“有用就是真理”。美国大法官霍尔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是将实用主义哲学运用于法理学和法学实践的杰出代表，主张在行动中发现和创制法律。霍尔姆斯在其巨著《普通法》中的开篇之语就是“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12].霍尔姆斯认为，法官不能从法哲学的信条出发，而要以社会实证的社会状况出发，强调法律适用过程的重要性。继霍尔姆斯之后的庞德（Roscoepound）、弗兰克（JeromeFrank）、卢埃林（KarlLlewellyn）光大了霍尔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庞德指出，可以据法司法（justicewithlaw），也可以不据法司法（justicewithoutlaw）[13].弗兰克有过之而无不及，认为法律永远是不确定的，原因在于法律行为应付的是人类关系最为复杂的方面，在法律面前的是混乱的、使人感到变化莫测的整个人生；他嘲笑追求确定性的法律观，认为流行的法律的确定性的要求之所以无法满足，乃因为它是一种超乎实践可能和必要的东西[14].这些观点都要求法官放弃过去坚持的永恒不变的法律信条和法学原则，应高度重视社会的现状和经济的发展，而不该盲目地信仰无所不包的、固定不变的法律规则；法律的适用不是如何运用法律，而是能否达到法律的社会目的，即公平正义地适用法律；另外应赋予法官特殊的地位，法官在司法中要立足司法裁判与流动的社会整体相结合，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把握通行的社会价值标准进行裁判[15].在霍尔姆斯的巨大影响下，美国的国际私法研究逐步从分析法学转向现实主义法学。
实用主义强调法律的不确定性，以及法官在法律适用上的灵活性。因此，实用主义哲学思潮对国际私法的影响是深远的。反映在美国国际私法的法律适用规范法典化方面，不是通过权力机关立法的方式，而是通过美国法学会这样的学术团体以冲突法重述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上述法哲学思想的影响下，立法被认为是把支配人类关系的现行法律规则固定成一种容易被接受的形式，或者说规则的汇总。立法模式不能阻止法律与不断演进中的社会生活。那么采用冲突法重述而非其他方法来推进法律统一，也就成为受实用主义哲学思潮支配，而体现法律演进主义思想的美国国际私法法典化的特殊方式。冲突法重述这种特殊的法典化方式，在追求法律开放性和灵活性的同时，也体现了法律安全性价值。它注重法律规范的表达方式、外在形式与内容组织的有机统一。
冲突法重述在国际私法立法和法典化运动中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一条不同于欧洲大陆法系专门化立法新进路，从而在立法对法律价值的实现上，弥补了欧洲大陆法系专门化立法模式的缺失，这正是冲突法重述在法律价值实现上的意义所在。因此，可以说，冲突法重述是在美国这类实用主义法哲学思潮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国际私法进行法典化的一种优化方案，理应引起我国国际私法学者的重视，是我们完善国际私法立法必须认真研究和借鉴的一种法典化方式。
四、结语
法律不能被创制，只能被发现、整理。因此，国际私法法典化也一样，它并不限于国家立法机关的造法行为，它应该包括社会立法、国际立法和超国家（国际）立法[16].法律正当性的基础在于它是对社会生活中人们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立法机关的作用不在于赋予法律的合法性基础，而在于借助国家的权威保障法律制订的程序正当性，保障法律的求全价值。因此，国际私法的立法和法典化，并不限于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以美国冲突法重述为代表的另一类法典化模式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法哲学的角度看，欧洲国际私法专门化立法和美国冲突法重述，是法典化的不同方式。两种法典化的进路，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法律哲学观，前者是建构理性和分析主义法哲学思潮在国际私法法典化运动中的反映，而后者是演进理性和实用主义法哲学思潮在国际私法法典化运动中的反映。两者各具特色。我们在探究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完善问题时，对国际私法法典化的不同进路进行研究，同时对当代国际私法立法发展的法哲学思想进行深入的探讨，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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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重要性篇4
所谓依法合规，是指企业的经营活动与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相符合。依法合规，不仅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应遵守的准则，更是企业生存的根本。企业要做到依法合规，首先要做好自身适用法律法规的识别工作，找到企业遵守的对象，即明确依什么法，合什么规。按照一体化管理的要求，企业管理部（法律事务室）是法律法规识别及合规性评价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法律事务室通过事前提醒、事后公告、季度抽查等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进法律法规识别工作，旨在促使各职能部室开展专业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识别，防范企业违法违规风险。截至2015年8月，公司共识别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2398条。然而，法律法规识别工作的效果有待提高，这在公司历次体系内、外审中，都或多或少有所体现。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识别的完整性方面
识别不完整是指公司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没能被识别出来，或者虽然识别了该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却没能将其中适用于公司的条款识别完全。根据《上海石化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的识别和合规性评价管理程序》的要求，法律法规识别的范围包括：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及其规范性文件；国家、地方、行业、地方规范、规章、标准等；集团公司下发的相关规章制度；中国共产党党规党纪；其他相关方（如银行、行业协会、顾客、社区等）的要求。通过季度检查发现，识别不完整的情况主要存在于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识别上。此类规范性文件与生产经营联系密切、专业性强，同时颁布频率高，数量大，是识别不完整问题的高发区。
2.识别的及时性方面
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从生效实施日起，就对企业产生约束力。一些重要的法律法规，从颁布日起，虽然还未生效，企业已经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调整自身的行为状态，以适应新的要求。根据《上海石化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的识别和合规性评价管理程序》的要求，各部门应密切关注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的发展变化，及时进行识别。其中，新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的颁布与生效时间不一致的，须在该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颁布后15日内进行识别；新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的颁布与生效时间一致的，须在该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进行识别。实践中发现，识别滞后现象仍有所存在。各部门往往并不是以制度规定的“15日”或“5个工作日”为时间节点来开展识别工作，而是根据自身的工作习惯，每季度，或者每半年，有的甚至是每年识别一次，导致法律法规识别不及时，埋下企业违法违规的隐患。
3.识别的到位性方面
企业开展法律法规识别工作的目的，不是罗列一个清单，而是要将国家、地方、行业以及社会对企业的具体要求识别出来，内化为自身制度，加以遵守和执行，从而防范企业违法违规的风险。因此，形成法律法规识别清单只是其中的第一步，法律法规识别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首先，各部门在法律法规识别过程中应明确企业适用的具体条款。但是，部分部门在具体识别过程中，存在识别不细致的现象，主要表现为漏识和错识。漏识是指适用于企业的条款没能识别出来；错识是指不适用于企业的条款却识别出来。其次，各部门应对新识别出的法律法规组织符合性评估，对于未能达到法律法规要求的情况，及时提出整改措施。目前，在识别清单2000多项法律法规中，所有的符合性评价均为“Y”（符合），没有一项列出整改措施，这与公司内审、外审的结果有较大差异。第三，各部门对于达到法律法规要求的情况，应给出公司现有情况的合规证据。从实际情况来看，各部室只是填写“符合要求”来代替合规证据，并没有对公司合规这一客观情况提供证明材料。综上所述，避免新识别法律法规的符合性评价工作流于形式，任重而道远。
4.其他方面
以上三点是在季度检查或内、外审中发现的问题，除此以外，法律法规识别还存在部分法律工作联络人对这项工作认识不到位的问题。有人错误地认为，法律法规识别是与法律有关的工作，属于法律部门的业务范畴，应由法律部门的人员去完成。他们对任何岗位的人员，都要依法办事、依规办事的要求，认识得还不够深刻。值得指出的是，按专业条线开展法律法规识别工作，符合“业务工作谁管理，法律风险谁承担”的原则，也是保障企业合法合规经济务实、行之有效的手段。
二、改善公司法律法规识别及合规性评价管理工作的建议
1.引入专业法律信息库，建立高效的法律法规识别途径
目前，公司专兼职法律人员搜集法律咨询的途径主要有4个：通过电视、网络上的新闻资讯，掌握法治动态；通过全国人大、国务院或地方政府网站，主动查找搜索；通过集团公司下发的“法治简讯”，被动接受信息；利用“北大法宝”，作为相关咨询来源的补充。然而以上这些途径，并不能充分满足企业对法律法规识别工作的要求，普遍存在凌乱分散，搜索工作量大，更新滞后等问题。因此，引入优质、专业的法律数据库辅助完成法律法规识别工作十分必要。一个合格的法律数据库，可以及时、完整、有针对性地提供企业适用的法律咨询，节省人工检索法律信息的时间，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2.建立法律法规识别信息系统，提高法律法规识别管理水平
依法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管理工作愈加从严务实。建议建立法律法规识别工作信息系统，达到以下4个目标：公司法律法规识别清单体系化，分层分类，方便检索；与制度管理对接，保障落实法律法规的制度转化工作；促使符合性评价工作更加到位，加强符合性证据管理，严格落实整改措施；使全公司合规状态清晰明了，动态更新，有力保障企业合法合规。另外，法律综合管理系统上线后，合同管理、工商事务、商标管理、法律纠纷、法律风险及法制宣传等各项工作都基本实现信息化运作，然而法律法规识别工作却没能包含进去。为了做好法律法规识别工作，中石化内部部分兄弟单位已经建立了法律法规识别信息系统，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3.加强识别技能培训，提高合规管理意识
目前，公司现有的法律法规识别人员分散在各个不同的专业条线，大多是兼职的，平时并不处理法律事务，也没有岗位任职要求，更没有相关的培训。因此，他们在具体开展法律法规识别的过程中，既对法律法规识别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又因法律基础相对薄弱而缺乏必要的知识技能。鉴于此，建议今后在法律人员培训中，增加对法律法规识别人员的培训项目，宣传贯彻《上海石化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的识别和合规性评价管理程序》等要求，提高识别人员法律知识水平和法律法规识别技能。
4.秉持从严管理，严格落实考核
法律法规重要性篇5
这种分类方式遵循了内部抽象行政行为和外部抽象行为之分的理论模式。首先，遵循了德国和日本的分类模式。笔者并非认为“外国的月亮就是圆”，而是认为德国和日本，尤其是德国，其行政审判有数百年的历史，而它们采取同样的分类方式，必然有其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底蕴，而叶必丰教授的分类理论，不说不能让人完全信服，也是理论依据有所欠缺。其次，从德国毛雷尔教授和日本的盐野宏教授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理论之精妙，令人信服。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措辞是非常谨慎的，“行政审判实践中，经常涉及有关部门为指导法律执行或者实施行政措施而作出的具体应用解释和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经常”两个字，意味着没有穷尽对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分类，为其他内部抽象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外部化留下了空间。
最后，笔者想指出，无论是创制性、解释性、指导性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三分法，还是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两分法，都是一种理论性分类。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一份红头文件可能不仅包括具体应用解释，也包括其他规范性规定。对红头文件的分析，必须根据红头文件的具体规定进行，以确定其不同规定的法律性质，采取不同的审查方法，适用不同的法律效果。
四、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效力
讨论我国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必须首先了解我国法制的历史。
在立法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并制定宪法后，依照新的国家学说和政制理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最高权威，一切权力由它而生，法律自它而出。这种理念在五四宪法中得到鲜明的体现。它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不单国务院和地方没有被赋予立法权，连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没有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法律）。但是，在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却呈现相反的现象。当时，只要是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无论哪个机关制定，也无论以什么方式制定，都是法，对人民法院具有拘束力。这种状况，随着1982年《宪法》、1989年《行政诉讼法》、2000年《立法法》的制定才得以改变。
我国行政法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对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效力进行了探讨。
行政法学者周佑勇认为：1、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本质上，和法律、法规、规章一样，具有国家意志性和国家强制性；2、在法律效力上，作为一种抽象行政行为，具有与其他行政行为相同的公定力、拘束力、确定力和执行力；3、具有对法律、法规、规章的补充作用，起着补充和细化的作用；4、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
姜明安教授认为，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主要体现在行政管理和行政诉讼两个领域。在行政管理领域，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主要表现为：1、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具有拘束力和强制执行力；2、对行政机关本身具有确定力，对具体行政行为具有适用力；3、是行政复议机关审理复议案件的依据。在行政诉讼领域，1、行政诉讼当事人可以以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论证相应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合法的根据；2、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理时，应同时审查相应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3、人民法院在判决的正文中，不宜直接引用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条文，但在判决的理由部分，可以指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合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中指出：“行政机关往往将这些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依据。这些具体应用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对人民法院不具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但是，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并合理、适当的，在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时应承认其效力；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理由中对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有效、合理或适当进行评述。”
该司法文件，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样，在规定人民法院对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拥有审查、适用权的同时，回避了《行政诉讼法》中“依据”和“参照”的概念，而使用了模糊化的“引用”一词。
笔者认为，无论是创制性、解释性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还是具体应用解释和行政机关为实施行政措施而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本质上，都是行政机关运用自由裁量权，对法律、法规、规章的一种解释。
解释性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不需要做过多讨论。而创制性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和行政机关为实施行政措施而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在理论上具有相同的含义。根据创制性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定义，可以看出，其实质是，行政机关运用自由裁量权，对宪法和有关组织法对行政机关职权规范进行解释，以及对宪法和组织法以外的法律、法规、规章或上级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解释。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借助国外做法，来理解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对人民法院的效力，以及人民法院对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所应该具有的基本立场。
美国法院认为，“在法律的解释上法院是最后的权威。正确地解释法律是设立法院的目的，也是法院不能放弃的任务。法院必须拒绝行政机关错误的解释。法院对法律问题可以进行深入的审查，用法院的意见代替行政机关的意见。”“法院是法律解释的最后权威，不表示法院在解释法律的时候完全不考虑行政机关的解释。美国法院在解释法律时，非常重视行政机关解释法律的意见。”“行政机关和法院在解释法律关系上是伙伴关系，不是一方排斥他方的独占关系。在这个伙伴关系中，法院处于优越的地位。在双方的意见不同时，法院具有最后解释的权力。”
美国学者在讨论法院为什么要尊重行政机关对法律的解释时，指出：1、从法律角度看，在法律将决定相关法律问题的权力委任给行政机关时，法院应当尊重行政机关依据国会授权所做出的解释；2、从解释能力看，存在行政机关某种相对于法院的解释优势。（1）行政机关对特定领域的法律的了解多于法院，（2）被解释的法律文本常是技术性的、含糊的、复杂的或者与事实、政策和裁量问题相关联。面对这些法律，行政机关的解释往往会优于法院，因为作为专门执行某一领域法律和政策的行政机关常常已形成了某种专业技能和技术知识，（3）行政机关经常专门负责执行某一具体法律，这种专门性赋予行政机关处理法律中问题和来自于具体解释中各种行政后果的熟悉知识，3、行政机关对法律的解释可能是正确的。
“美国法院在考虑行政机关的解释的长期经验中，已经在很多判例中发展一些标准，表明何时重视行政机关的解释，何时不重视行政机关的解释，以及对行政机关的解释应当重视的程度。”一般来讲，美国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尊重程度有两种，强尊重态度和弱尊重态度。强尊重态度，法院不能用自己对法律条款的解释来代替行政机关对此的合理解释，只要行政机关的解释合理，法院就应予以尊重。弱尊重态度，是法院给予行政机关的看法比其他当事人提出的解释更大程度的尊重，尊重不是要法院放弃职责，只是要法院赋予行政机关的解释优于另一方当事人的地位。
借助美国的经验，结合《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所采用的“依据”、“参照”和“引用”三个词组，笔者想解释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对人民法院的效力，以及人民法院对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所应该具有的基本立场。
1、依据
《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31条规定：“行政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者作出补充规定的，由国务院解释。国务院法制机构研究拟订行政法规解释草案，报国务院同意后，由国务院公布或者由国务院授权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行政法规的解释与行政法规具有同等效力。”
由此可见，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公布的行政法规解释，具有法源地位。“依据”代表了人民法院必须对行政法规的解释持有一种超强的尊重态度。在现行的体制下，人民法院对行政法规的解释没有审查权。
当然，《立法法》第90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该条暗示性地规定了，人民法院还是可以对行政法规及其解释进行审查，但是不具有审查决定权。
2、参照
《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33条规定：“规章的解释权属于规章制定机关。”“规章的解释同规章具有同等效力。”
笔者认为，我国的“参照”相当于美国法院的强尊重态度，即只审查规章解释的合法性，而不审查规章解释的合理性。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指出：“在参照规章时，应当对规章的规定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判断，对于合法有效的规章应当适用。”“规章制定机关作出的与规章具有同等效力的规章解释，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参照适用。”都肯定了人民法院有权对规章解释的合法有效性进行审查，但都没有提到可以对规章解释的合理或者适当进行审查。
《立法法》没有规定规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处理办法，其实质是授权人民法院对违法无效的规章及其解释享有不适用权。在现实生活中，法院已经开始在行政案件的裁判中，对规章合法性作出较为明确的阐释。
3、引用
严格来说，“引用”不代表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对人民法院的效力，不适合与“依据”、“参照”相并列。笔者只是借用这个概念来说明人民法院对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所持有的基本立场。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提到的行政机关为指导法律执行而作出的具体应用解释；和行政机关为实施行政措施而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对应于行政法学界的通说，包括自主性解释，依授权的创制性和依职权的创制性其他规范性文件。
法律法规重要性篇6
关键词：纪律处分；实体规则；程序规则
“大学对一切都进行研究，就是不研究他们自己”，此话虽有偏颇，但从近几年见诸媒体的关于高等学校对学生纪律处分而引发的纠纷看，高校在对学生管理中纪律处分是否合理与合法的问题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
一、高校纪律处分的缺陷
(一)高校纪律处分实体规则存在的问题
1、有关处分权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当前我国关于规范高校行使教育处分权的法律、法规滞后与缺位十分明显。《教育法》
与《高等教育法》分别于1995年、1999年施行，与时代脱节，并且这两部法律制定得比较笼统与抽象，在大学管理与司法实践中操作性不强。
从现行法律法规体系来看，也存在不少问题。第一，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没有形成
上下有序，内容形式完整统一的体系。下层规范与上层规范相抵触的现象屡见不鲜，导致实践中行为主体因没有统一、明确、具体的实体性规范而各行其是。第二，从立法技术看，法律规范中的用语比较空泛，原则性表述多，操作性不强。另外，高校学生管理依据的法律文件位阶较低是高校学生管理中存在并且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2005年，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颁布，虽然对完善高校学生处分权法律法规起了不完全的弥补作用，但由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属于部门规章，是《位法法》中位阶最低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实施细则的法律地位仅仅是政府或高校的规范性文件，根本不属于我国《立法法》确定的法律渊源。
2、高校校规与法律、法规的抵触
校规具有预先设定性，一定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它虽不具有法的全部属性，也不属于法
的范畴，但它作为内部管理规范，是一种自治规则，在合法的前提下，可被认为是对法律规范的一种补充或完善。2005年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出台，各高校纷纷根据《新规定》修改校内的各项规章制度，但是由于高校管理者心日中还普遍存在一种从严治校的理念，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产生的校纪校规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严”的烙印，形成了对法律法规的超位，即与法律法规不符，导致实体的不公正。
位阶低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不得与位阶高的法律、法规相抵触，这是法学中的一
项基本原则。因此学校无权对学生做出比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更重的处分。学校提高对学生的要求，实际上是对学生的一种“不利”规定，因此，学校不能无限制地提高其要求，否则，极可能造成对学生权益的严重侵犯。
(二)高校纪律处分程序规则存在的问题
我国教育法规对高校处分学生的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四项
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修订后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要求，对学生的处分要做到程序公正、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适当，并在具体条文中要求学校在对学生做出处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学生或者其人的陈述和申辩，而实践中一些高校在处分违纪学生的过程中，往往不给予学生陈述与申辩的机会，甚至将学生的中辩看成是学生的“狡辩”。作出处分后，既未向受处分学生说明处分的理由与依据，也未告知其法律救济的渠道与途径，甚至于连书面的处分决定书都未作出，仅口头通知受处分学生。高校上述做法侵害了学生的知情权、申辩权与其他获得救济的权利。
二、高校纪律处分的完善
(一)高校纪律处分实体规则的法治化
必须加快高等教育立法，规范高校校纪校规，在我国，理想模式是由最高权力机关
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设定，制定统一保障学生权益的《学生法》、《高校学生条例》等法规，建立一个完备的、有机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高校所制定的校规必须明确、清晰，必须符合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同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高校的处分权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范围内进行，高校不能自行创定处分的条件、范围、种类。当然，这并不是否认高校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制定相应的、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校内规范性文件并据以做出处分，以适应学校管理的需要。但是校内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必须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相一致，不能抵触(包括对法定处分条件、范围、种类的变更、扩大或缩小、增加或减少)。
(二)高校纪律处分程序规则的法治化
正当程序原则源于英国普通法律传统中的自然正义原则，其基本含义是：任何人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裁判者，纠纷应由独立第三人裁决，作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特别是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时，应听取当事人的意见，给予其陈述、申辩、对质的机会；纠纷的裁决过程中不可偏听偏信，不得单方接触；一切都必须予以公开，保证公正和透明度等等。将正当程序原则作为我国高校处分权行使的一项原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既是实现依法治校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学生权利的重要途径。具体说来，高校行使处分权应遵守以下程序：(1)调查取证程序。学生违纪事件发生后，学校应组成调查小组，核查事实，并收集与保留相关证据；(2)事先告知程序。高校在对违纪学生作出影响学生权益的不利决定之前，应以书面形式告知其违纪事由、处罚依据以及申辩的期限(此期限应能保证学生足够准备)，从而保障其知情权的实现；(3)陈述与申辩程序。在作出处分的过程中，应允许学生陈述、申辩。可先由学生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辩请求，再由学校确定具体日期与地点。对一般的处分，作出处分的决定者都应当场听取学生的陈述与申辩，避免偏听偏信；对那些影响学生身份丧失的处分，如退学、开除学籍，或者对学生权益有影响重大(如不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应允许学生要求听证。听证时，学生既可自己申辩，也可委托人为其辩解。听证会应由处分决定者之外的人员主持，除涉及学生隐私外，应许可其他学生或教师旁听，保证听证会的透明、公开和公正。(4)送达程序。学校的处分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送达学生本人，并告知其相应的救济途径。
法律法规重要性篇7
一、工程建设标准与法律法规概述
(一)工程建设标准的相关分析
工程建设标准是指相关部门在从事工程建设工作的过程中，依据和遵循的，经过相关部门制定的标准化秩序，对整个工程建设活动过程能够起到指导和规范作用的制式文件。工程建设标准作为工程建设重要的技术基础和保障，必须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为基础制定实施，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保证工程建设活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工程建设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工程建设标准法律法规的相关分析
工程建设标准法律法规是指国家立法机构针对工程建设标准化制定和实施的一些列保证工程建设标准有序实施的法律体系。工程建设标准法律法规通过对工程建设主体相关权利与义务在法律层面予以规定，引导、规范工程建设主体依据工程建设标准开展工程建设活动，以行政手段和强制性措施保证工程建设标准在工程建设领域的指导性地位。工程建设标准法律法规具有强制性、系统性、行政性、科学性的特征。
二、工程建设标准与法律法规互动关系分析
(一)法律法规影响工程建设标准
首先，工程建设标准法律法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即法律层面，法规层面，执行层面。工程建设标准法律法规在法律层面对工程建设相关卫生、安全、环境保护等各方面进行强制性、原则性的约束;相关法规是针对法律层级的细化，将相关法律约束具体细化，在细节方面对工程建设标准进行规范和指导;工程建设标准法律法规执行过程中，以政府行政手段对工程建设标准的贯彻落实进行监督，保证工程建设标准的顺利有效实施。第二，通过对世界范围内工程建设标准法律法规的横向与纵向分析，虽然在具体要求标准和细节上不尽相同，但是相关法律法规都对工程建设标准的制定、、实施、修改全过程进程监督和指导，所以，法律法规对工程建设标准的影响和指导意义是贯穿全程的，对工程建设标准化的各个程序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工程建设标准影响法律法规
工程建设标准是工程建设法律法规的技术保障，主要通过技术层面对法律法非予以支持。第一，工程建设标准能够细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法律法规进行有效的弥补，尤其在工程建设主体的自我调节能力方面，工程建设标准能够促使工程建设主体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充分发挥自我调节能力，最终实现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的目标。第二，工程建设法律法规的制定必须依据工程建设领域的相关技术和标准要求，工程建设标准能够为法律法规建设提供具体参照标准，促使法律法规制定和实施具有合理性。因此，工程建设标准是法律法规的主要参照对象。第三，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的最终目的是引导和规范工程建设标准在工程建设实践活动中的有效应用。所以，法律法规能否在工程建设标准实施过程中发挥时效性，是法律法规制定和修改的重要依据。
三、促进工程建设标准与法律法规共同发展的措施
(一)发挥工程建设标准重要作用，促进法律法规完善进步
工程建设标准的有效性能够为法律法规的制定提供有效依据，如果工程标准的适用性不够良好，必然导致法律法规在技术标准上出现问题，影响法律法规的科学性，合理性。从而保证法律法规的权威性与合理性，促进工程建设标准法制体系的发展。
(二)发挥法律法规积极作用，保证工程建设标准顺利实施
在工程建设标准的实施过程中，积极发挥法律的有效监督和引导职能，以强制性手段保证工程建设标准能够贯穿于工程建设活动的始终，通过法律法规的权威性规定工程建设标准实施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使工程建设主体能够明确工程建设标准的重要意义，发挥主观能动性，更好的将工程建设标准作为工程建设活动的行为指南。确保工程建设标准在实施过程中的时效性。
四、结语
法律法规重要性篇8
[关键词]民族法律；体系；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09-044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09-0094-02
[本刊网址]http：//
建立健全我国的民族法律体系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也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民族法律体系是指，由不同的国家机关颁布实施的不同层次、不同种类、不同效力构成的，内部层次分明、分工明确、协调统一的调整一国内部民族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整体。
一、我国民族法律体系的发展过程
（一）1949年-1956年的初步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的民族法律法规主要有：1950年颁布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政务院于1952年颁布的《关于保护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和《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宪法》中关于民族问题的相关规定；国务院于1955年《关于建立民族乡的若干问题的指示》等。这一时期的民族法律法规以实现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废除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制度为主要任务，为我国民族法律体系的起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1957年-1965年的停滞时期
这段时期，由于国内受到“左”的错误思想的严重影响，除了若干民族自治地区制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新的民族法律法规再被颁布。
（三）1966年-1976年的空白时期
这一时期的民族法制突出表现在1975年颁布的《宪法》中的若干规定，其保留了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相关条款，同时，也取消了1954年《宪法》中规定的各项地方自治权的具体内容。
（四）1978年至今的快速发展时期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民族法律体系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主要体现在：第一，1978年-1988年期间主要有，1982年颁布的《宪法》中的有关民族问题的规范，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相关法律文件。第二，1989年-2002年期间主要有，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民族乡工作条例》和《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等相关民族法律规范文件。第三，2003年至今，于2010年确立并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民族法律体系。
二、我国民族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内容
（一）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法律体系
第一，民族区域自治法。自1984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来，该法律始终是我国民族自治地区的法律体系的核心并居于民族法律体系的最顶层。作为国家基本法律之一，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民族自治和民族关系等重大问题做出了原则性规定。同时，这一基本法律在保护少数民族同胞的合法权利、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的稳定发展、维护祖国民族统一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专门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这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就民族关系中的某一个领域或者某些问题制定的专门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这是保证宪法原则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可以顺利实施的一个重要环节，对进一步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有着这关重要的作用。
（二）非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法律建设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量少数民族公民散居于非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农村之中，针对这部分少数民族的权利保护，在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法律体系之外的其他法律、法规中制定了相关条款和规范。目前，也有一些地方政府针对散杂居少数民族权益保护的问题制定了相关的地方法规、规章。
三、我国民族法律体系目前存的若干问题
（一）民族法律的实施力度不足，且某些领域属于立法空白区
纵观我国当下的民族立法，不管是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中，还是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缺少确定的、具体的和可操作性强的法律规范，大多的条文都是具有政策性、原则性、指导性和规范性的条款，而且几乎都没有规定法律责任。
在整个民族法律体系中，我们不难看出，有关《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配套法律法规很不完善，国家立法机关关于民族专项问题的专门立法方面至今仍是空白。
（二）民族法律法规政策化问题
民族法律体系中的法律规范的政策化会大大削弱其作为法律规范一般指引作用，我国民族法律政策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法律规范的整体逻辑结构方面，我国民族法律规范缺乏明确的否定性法律后果，导致其整体逻辑结构的不完整性。我国民族法律规范中的两条法律责任只出现在了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实施若干规定》中，无论被从质量还是从数量上看，这仅有的两条法律责任规范并不是很理想。第二，在法律规范的规范用语方面，过多的政策性用语出现在我国的民族法律规范中，其中不乏一些用语更是直接照搬了当时的国家政策的表述。第三，在法律规范的内容方面，我国的民族法律规范所确立的权利和义务、职权和职责比较抽象。
民族法律法规政策化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首先，民族法律规范的逻辑上的不完整性会损害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导致司法救济的丧失。进而导致当社会中出现违反民族法律法规的行为或者现象时无法对其进行制裁和惩罚，少数民族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难以从民族法律中需求到司法救济。其次，民族法律规范被政策化有悖于“依法治国”理念。
四、我国民族法律体系问题的相关对策
（一）提高民族立法技术，填补我国民族法律空白
我们应该建立完善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程序，这是立法技术的重要问题。立法程序的完善有助于提高民族法律的立法质量，降低立法成本。此外，还要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立法人才，因为立法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立法的效率。因此，立法者的素质和立法程序的完善有利于提高民族立法的质量和效率。在这两方面都做好的基础之上，才能制定出符合当今社会发展和民族特色的民族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民族立法体系，填补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某些方面的立法空白。
（二）建立合理的民族法律清理制度，加强我国民族法律的规范性和系统性
目前，由于我国民族法律法规效力层级的多元化、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的实际状况，我们更应该建立科学系统的法律法规清理制度，建立完善的针对不同立法主体的监督机制，以促进各级立法主体积极行使相关立法权力。建立合理的民族法律清理制度，有利于废止那些与社会实际严重脱节的法律法规。此外，建立合理的法律清理制度还有重要的作用就是：使我国的民族法律体系内部在法律规范的整体逻辑结构上更加严谨；在内容上相互贯通、门类齐全；在运行实践上有利于严格执法、司法和守法。
在加强民族法律规范性和系统性方面，我们还应注意到的方法有：第一，民族法律汇编，就是以一定的目的或者标准把有相关民族法律规范文件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并汇编成册。第二，民族法律编纂，是指按照不同的类别对全部的民族法律规范文件进行统一的整理、修改或者补充，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制定新的系统化的民族法律。
（三）加强民族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防止民族法律法规的政策化
导致我国民族法律规范缺乏可操作性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地方民族立法主体对所享有的立法权力的消极行使。同时，地方自治权与一般地方机关的权力之间的范围划分不明确，导致其所出台的地方民族自治法规大多是对上位法的抄袭和重复，这也是造成我国民族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完善民族法律体系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重视追究由于“作为”而引起的侵害的法律责任，而且更要重视追究由于“不作为”而引发的损害的法律责任，要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地方自治机关不积极行使自治权的法律责任，否则，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会沦为一纸空谈。同时，应规定由人民代表大会对民族法律规范中的模糊规定进行立法解释，这对于加强民族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防止民族法律法规的政策化是十分有利的。
参考文献：
[l]陈凤林.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法律体系建设[J].民族与宗教，2010（3）.
[2]吴斌，陈观成.关于完善民族法律体系的实证研究[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7）.
[3]张殿军.加强民族法律清理促进民族立法和谐统-[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0（1）.
法律法规重要性篇9
abstract:pointoutthatcompliancewithenvironmentallawsandregulationsisacorecommitmenofenvironmentalmanagementsystem.itwasintroducedthatcompliancewithlawsandregulationsisalwaysthroughoutstandardtermsandconditionssuchastheenvironmentalpolicy,environmentobjectivesandtargetsandenvironmentalofcompliance.anewpDCacycleisformedsurroundingthelawsandregulations.
关键词:法律法规;环境管理体系;环境方针;pDCa
Keywords:lawsandregulations;environmentalmanagementsystem;environmentalpolicy;pDCa
中图分类号:X3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08-0256-01
0引言
iSo14001:2004idtGB/t2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标准,是以识别环境因素、建立环境目标指标以及完成目标指标的管理方案为策划模块,以运行控制和应急准备与响应为实施模块,以环境因素相关特性监视监测和管理体系审核为检查模块,以不符合纠正及管理评审为提高模块而组成的环境管理pDCa运行模式。通过建立、实施和改进环境管理体系能够提高组织的管理水平,有效控制环境污染,取得环境绩效和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环境管理体系已被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遵守法律法规是环境管理体系的基本要求。法律法规是贯穿于环境管理体系的一条主线。在环境方针、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目标指标和方案、能力培训和意识及合规性评价等条款中都对法律法规有具体要求。
1环境方针
环境方针是环境管理体系中的首个条款,该条款要求组织的最高管理者应确定环境方针,以明确组织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发展宗旨和方向,并要求环境方针必须具备两个承诺,即“持续改进和污染预防的承诺、遵守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的承诺”。最高管理者对遵守法律法规的承诺为组织全体员工规定了行为准则,为组织遵守环境法律法规奠定了思想基础。
2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
标准4.3.2条款是专门提出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的一个条款,条款中指出[1]:“组织应识别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并建立获取这些要求的渠道。应用于组织的环境因素。组织应确保在建立、实施和保持环境管理体系时,对这些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加以考虑。”
环境管理体系标准要求组织应充分收集适宜的法律法规,收集的法律法规是针对组织的重要环境因素,而不是盲目收集。为了更清楚的了解法律法规具体要求,方便组织使用,标准还要求将收集的法律法规应用于重要环境因素,从而了解法律法规对组织重要环境因素具体的要求。为组织遵纪守法奠定了良好基础。
3目标、指标和方案
标准4.3.3条款中有这样的要求[1]:“目标和指标应符合环境方针,包括对污染预防、持续改进和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的承诺。组织在建立与评审目标和指标时,应考虑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以及自身的重要环境因素。”
要求组织在建立环境目标指标时应考虑法律法规要求,但不否定和超越法律法规要求。环境管理体系管理对象即重要环境因素,对重要环境因素管理的目标考虑法律法规要求,这是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确保遵守法律法规的具体体现。
4能力、培训和意识
在该标准条款中虽未直接提到法律法规要求,但对为组织或代表组织工作的人员,以及其工作与重要环境因素相关的人员接受的适当培训中就包括对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所使用的相关程序,以及对不符合这些要求的后果的培训,并通过这些培训提高相关人员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意识。
5合规性评价[2]
环境管理体系的运行,就是按照策划的结果、提供必要的资源和能力,对重要环境因素加以控制,以实现环境目标指标和法律法规要求。在运行中组织能否遵守法律法规要求,标准4.5.2规定:定期评价对适用环境法律、法规的遵循情况。环境管理体系要求组织定期进行自我检查,以形成自我检查、自我发现、自我改进机制,确保组织活动满足法律法规要求。
6围绕法律法规形成的pDCa运行模式
环境管理体系不但在上述条款中明确了法律法规要求,同时4.4.6运行控制、4.5.3不符合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4.5.4记录控制等条款中也涵盖了遵守法律法规要求内容。体系从4.3.3策划、完成目标指标的4.4.6运行控制、4.5.2的合规性检查到4.5.3发现不符合纠正等围绕着法律法规形成了如图1的“pDCa”运行模式。
因此,在环境管理体系建立时要对法律法规进行策划,在环境管理体系实施时加以实现,并通过组织自我检查和最高管理者管理评审时确保其合规性、充分性和有效性。法律法规始终贯穿于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实施和保持。
参考文献:
法律法规重要性篇10
论文关键词：递进式犯罪构成理论；结果加重犯；法律评价
一、递进式犯罪构成理论
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体系是三阶层递进式，以德日为代表。其由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组成。一个行为要构成犯罪，除了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并属于违法之外，行为人亦必须负有责任。
构成要件该当性是指行为符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具体犯罪特征。构成要件该当性中又包括以下内容：(1)构成要件的行为，指该当构成要件的行为。(2)因果关系，指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3)构成要件的故意，指认识符合构成要件的决意实施的主观心理状态。(4)构成要件的过失，指由于违反注意义务或者结果回避义务而引起法益侵害结果的主观心理状态。
行为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还不构成犯罪，是否构成犯罪还须考察该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构成要件是违法行为的类型，如果行为符合构成要件，一般可以推定该行为属于违法。但如果行为具有刑法上所规定或者法秩序所认可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则该行为就不构成犯罪。这种违法性阻却事由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法定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和自救行为、义务冲突等超法规的违法性阻却事由。
有责性指能对行为人的犯罪行为进行谴责。某一行为构成犯罪，除行为该当构成要件并属于违法之外，还必须具备有责性。有责性包括以下要素：
(1)责任能力，即作为谴责可能性前提的资格。凡是具有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的人，就认为具有责任能力。(2)故意责任，作为责任要素的故意是指在认识构成要件事实的基础上，具有违法性意识以及产生这种意识的可能性。(3)过失责任，作为责任要素过失是指违反主观注意义务而具有谴责可能性。(4)期待可能性，是指在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下，期待行为人做出合法行为的可能性。尽管对于期待可能性在有责性中的地位存在不同见解，但期待可能性作为责任要件是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共识。
二、结果加重犯的理论概念和我国立法现状
中外学者对于结果加重犯的概念解释主要包括广义的结果加重犯概念以及狭义的结果加重犯概念。
广义说认为：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基本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又成了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以外的重结果，刑法对其规定了加重法定刑的犯罪。该说主要被德国、日本、奥地利等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的学者所推崇。西德于1953年在其刑法总则第53条(即现行德国刑法第1a条)设立了结果加重犯的一般规定，要求行为人对加重结果“至少为过失”，以排除偶然的结果加重犯。受德国立法的影响，奥地利刑法、韩国刑法、日本修正刑法草案以及我国澳门地区刑法均在总则中设有结果加重犯的一般规定，要求行为人对加重结果“至少为过失”或“能够预见”。
狭义说认为：行为人因基本的故意行为而发生了超出其故意内容的加重结果，刑法规定了加重法定刑的情况是结果加重犯。我国台湾地区著名刑法学者陈朴生认为：“所谓加重结果犯，一般系指行为人犯一定犯意之犯罪行为(构成要件上所规定之基本行为，即基本犯)而发生其未预期之重结果。因法律有加重的规定，而使负担较基本犯罪为重之处罚情形而言。”我国台湾地区现行刑法第l7条规定：“因犯罪致发生一定之结果，而有加重其刑之规定者，如行为人不能预见其发生时，不适用之。”按照狭义解释说，结果加重犯只有基本构成之主观犯意为故意，加重构成之主观罪过为过失的一种类型。
我国大陆刑法对于结果加重犯的概念并没有在总则中予以表述，而是在分则中以具体犯罪的法律规定予以体现。如：《刑法》分则第121条规定的劫持航空器致人重伤、死亡；第141条规定的生产、销售假药致人重伤、死亡；第l44条规定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致人重伤、死亡；第234规定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第236条规定的致人重伤、死亡；第238条规定的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第239条规定的绑架致人死亡；第318条规定的组织造成被人重伤、死亡；第358条规定的如果强迫行为人的强迫行为造成被强迫的人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等量刑处罚规定都是结果加重犯在我国大陆适用的具体体现。
从学界对结果加重犯的概念的表述以及我国刑法对于结果加重犯概念的具体立法表述我们可以看到结果加重犯是由基本犯罪、加重结果以及刑法规定加重法定刑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我国的结果加重犯即为一个具备法定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不仅导致了基本犯罪行为法定的犯罪结果，而且导致了另一个法定的加重结果，而且该具体犯罪行为以及具体犯罪结果均于同一具体法条予以规定。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我国的结果加重犯是以严格的法定形式散见于刑法法条之间。
三、如何运用递进式犯罪构成理论对结果加重犯进行法律评价
结果加重犯中的基本犯罪是构成结果加重犯的基础，不符合结果加重犯中的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不具备构成结果加重犯的可能性。本人认为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成立与否与普通犯罪的判断方法一致，即在递进式犯罪构成理论的场合，结果加重犯的基础犯罪应当递进式地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
就结果加重犯的加重结果而言，该加重结果是法定的，是普通犯罪的一种例外结果，其表现形式为与基本犯罪行为当然引起的犯罪结果以外的另一性质截然不同的加重结果。刑法为了整合法律条文，提高法律条文的适用性，以法定的形式规定了造成加重结果的普通犯罪行为人应当对加重结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因此，在对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进行法律评价时，首先应当就其基本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因果关系、构成要件的故意以及构成要件的过失是否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进行考察；然后就基本犯罪是否符合违法性，是否存在违法性阻却情形进行考察；最后就基本犯罪是否符合有责性，是否存在有责性例外的情形进行考察，才能最终确定该基本犯罪是否成立。按照递进式犯罪构成理论，在对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进行递进式的法律评价时，一旦该犯罪行为不符合递进式犯罪构成理论的要求时，应当认定该基本犯罪不成立，对其当然不追究基本犯罪以及加重结果的刑事责任。
在依照递进式犯罪构成理论对加重结果进行法律评价时，我们发现难以套用递进式犯罪构成理论单独地对加重结果是否符合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进行评价。这是因为加重结果本身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具体的犯罪构成，而是结果加重犯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法律为追究加重结果相应法律责任而专门设立的法律依据。
因此，本人认为，运用递进式犯罪构成理论对结果加重犯进行法律评价时，应当将加重结果纳入结果加重犯的犯罪构成中，以一个犯罪构成整体性地进行法律评价。即直接就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以及加重结果是否符合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进行整体性评价，而不是分开独立进行法律评价。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在运用递进式犯罪构成理论对结果加重犯进行法律评价时，应当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首先，构成要件该当性考察。就其基本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因果关系、构成要件的故意以及构成要件的过失是否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进行考察，在基本犯罪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基础上就加重结果是否符合因果关系以及构成要件的故意进行考察。在加重结果与基本犯罪因果关系断裂以及非故意的场合，不成立结果加重犯，仅成立基本犯罪，就基本犯罪继续进行违法性及有责性考察。
其次，违法性考察。就基本犯罪是否符合违法性，是否存在违法性阻却情形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在加重结果符合因果关系以及构成要件的故意的场合，对加重结果是否存在违法性阻却情形进行考察。在加重结果因违法性阻却的场合，仅成立基本犯罪，就基本犯罪继续进行有责性考察。
再次，有责性考察。就基本犯罪以及加重结果是否符合有责性，是否存在有责性例外的情形进行考察，若基本犯罪不符合有责性要求，则应当认定为基本犯罪不成立，当然不构成结果加重犯；若基本犯罪符合有责性要求，则应当考察加重结果是否存在有责性例外情形，在存在有责性例外的情形下应认定基本犯罪的普通犯罪成立，不追究加重结果的法律责任，否则应当认定结果加重犯的成立。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递进式犯罪构成理论的场合，对结果加重犯的法律评价方式形成了一个二阶的递进式法律评价体系：即在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这个递进式法律评价的环节中，又细分了一个基本犯罪和加重结果的递进式法律评价。
具体来说，在递进式犯罪构成法律评价的三大环节(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中，每一环节就基本犯罪构成按步骤进行一次评价，在得到肯定的法律评价基础上，才在该环节对加重结果进行一次评价，在对加重结果得到肯定的法律评价之后，才得以进入下一个环节，只有在三个递进式的法律评价环节中就基本犯罪和加重结果均得到了肯定的法律评价之后，才能认定结果加重犯的成立，对犯罪行为导致的加重结果进行法律归责，否则均认定结果加重犯的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