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法律法规大全篇1
[关键词]陇南山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限制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4)01-163-2
陇南山区位于甘肃南部,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平均海拔1000米。土地面积2.7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8.67%。全市土地分为三个地貌类型区:一是东部浅中切割浅山丘陵盆地地貌区;二是南部中深切割中高山地貌区;三是北部全切割中高山地貌区。该地区属于秦岭山地,坡度较大,坡度超过25°的土地占总土地面积的55.86%,90.17%为坡地。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家庭为单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体制建立起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当地的农业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逐渐产生了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特别是在承包经营权利的保护与限制方面,应当不断的调整平衡点,适应农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
一、陇南山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现的问题分析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法律意识淡薄。据实地调研发现,该地区大部分村民搞不清自己所耕种的土地所有权归谁,在被调查的80名村民中,23人认为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自己的,占比28.75%。35人认为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占比43.75%。而只有22人认为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占比27.5%。说明村民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法律知识掌握甚少,法律意识淡薄。
(二)土地弃耕、抛荒现象严重,但相应的政策法规未能跟进执行。该地区坡陡土薄,农业生产的效益低下。当地农民通过比较利益分析,大部分选择外出务工,不愿意在家耕种土地,弃耕、抛荒现象严重。特别是土壤肥力差、交通不便的山坡地,抛荒现象甚为严重。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的有关规定:“承包人连续两年弃耕抛荒的,发包人有权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但是,当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并没有严格依照相应的政策法规跟进执行。
(三)承包方不遵守法定的义务,随意改变土地的用途。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17条规定,承包方应当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但是,该地区的农村土地在承包经营期间,私自建住房、厂房的现象非常普遍,严重影响了农村承包土地的农业用途,给土地造成了很大的损害。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当地农民的封建愚昧思想依然存在,为了寻求更好的“风水”,许多农民将自己承包的肥沃土地埋葬老人,作为自家永久性的坟地,给土地造成了永久性的损害,农村承包经营家庭的权利无限扩大,侵害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所有权。
(四)个别家庭占有的山林、山坡未经依法登记,未取得相应的许可证书。该地区个别家庭经营着成片的山林、山坡,在树木的维护、植被的保护方面做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据调查了解,这些山林、山坡大部分属于继承“祖业”,解放前就一直由其祖宗经营管理,这些农户自始至终的认为自己拥有山林、山坡的所有权,并不清楚自己经营管理的山林、山坡的物权法律关系。这些山林、山坡未经依法登记,未取得相应的许可证书。部分山林、山坡的经营者持有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承包契约,当地人称为“文约”;但还有部分经营者没有任何相关产权的证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61条明确规定:“本法实施前已经按照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规定承包,未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应当补发证书。”但有关的执法部门并没有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依法登记,要求这些林地、坡地的承包经营户办理使用权证书。
(五)农村土地承包家庭成员的数量不断变动,但承包的土地面积没有相应的调整。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26条第二款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三款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但是从陇南山区农村土地承包的现状来看,举家迁入城市的农民,并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将承包的土地交回发包方,有的无偿借给亲戚朋友耕种,有的出租给他人耕种,每年收取一定的租金或粮食。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土地承包到户以来,该地区几乎所有的家庭成员数量都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一度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通过婚姻、出生、死亡等事件引起的农村家庭成员的变动,不能与相对静止的家庭承包土地面积相协调,造成了土地多的家庭用不完,土地少的家庭极度不够用的现象,严重影响了该地区农村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近几年来,由于该地区农业种植的效益低下,外出务工的村民越来越多,这一问题才得到初步的缓解。
(六)村民自发开垦的土地,没有依法进行确权登记。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高。随着农业人口的增加,该地区开垦的土地数量急速增加,甚至连不具备生产能力的陡坡陡峭,都被开垦出来。近年来由于在家务农和外出打工比较效益的衡量下,这些陡坡陡峭已经弃耕,但开垦的痕迹依然存在。对于新增的农村开垦土地,该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没有做过统计,相关的行政执法部门也没有依法进行确权登记。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路径
(一)加强村民关于三农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首先加强农村法制教育,利用开会、布置工作、党团活动等时机,组织村“两委”干部、党员、村民小组长学习三农法律知识;组织送法上门,分发
宣传资料;利用高音喇叭、村部宣传栏和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等形式向村民宣传三农法律法规;邀请法学专家、法律实务的工作者给村干部和小学生上法制课等;普遍开展“学生带法回家”活动等途径加强村民关于三农法律知识的学习。农村的图书室是农村的重要文化设施,也是农民学法的好场所。农村图书室应有一定数量的法律藏书,特别是涉及三农的法律书籍。订阅一些法制报刊,建立定期开放和图书借阅制度,配备负责任的图书管理员,为农民学法提供服务,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
(二)规范农业行政执法的程序,培育农业农村执法的良好环境。近年来,我国制定出台了比较完善的涉农法律法规,内容涵盖农业、农村、农民的各个方面。但从陇南山区的执法现实来看,并没有将这些法律落到实处,严重制约了该地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分析这些涉农法律没有严格执行的原因发现,相关的行政执法人员文化素质较低,法律知识欠缺,是其重要的原因。因此,提高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的理论修养,强化法律知识学习,尤其是三农法律法规,是规范农业行政执法程序的关键因素。其次,建立健全规范的农业执法机制,为农业农村的依法行政提供科学的制度保障。再次,必须重视法律大环境的培养,坚定不移的树立起依法治农观念,培育农业农村执法的良好环境。
(三)建立健全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承包经营制度。为了深入贯彻《物权法》的“公示公信”原则,关于农村家庭承租零散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当制定规范、统一的审批程序和许可书,通过农业行政执法的程序规范充分保护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利,同时达到限制公权力滥用的作用。完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承包经营制度,对于陇南山区来说,意义非常重大。这样可以调动该地区农民维护生态植被的积极性,为当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完善农地法律法规,形成农村家庭人口数量的变化与土地面积的变动协调发展的机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26、27、28、29、30、31条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家庭人口的数量变化后,关于承包土地的调整情况。从该法对农村家庭人口数量的变化与土地面积的变动作用来看,该法关于承包土地的调整不够科学合理,土地面积的变动调整远远不能适应农村家庭人口数量的变化,再加之该法的实际执行力不足,导致人口数量与土地失衡现象严重。因此,完善农村土地法律法规,鼓励地方出台更加科学合理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形成农村家庭人口数量的变化与土地面积的变动协调发展的机制,是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必然路径。
(五)通过土地整治,依据法律制定新增减土地的确权登记制度。在陇南山区可以明显看到,许多土地是土地承包到户后,村民自发开垦的荒山荒坡。据了解,这些新增土地至今没有进行统计与确权登记,该地区农村土地的规划都是在原来土地承包到户时的统计数据为依据的,没有全面规整增加耕地的绝对量与相对量。为了彻底的从法律的意义上保护国家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农村家庭的承包经营权,通过土地整治,依据法律制定新增减土地的确权登记制度。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限制措施
农村土地法律法规大全篇2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法，法律实效，土地承包经营权
一、引言
法律实效，为法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是指法律被人们实际遵守、执行或适用的状态、程度。法律实效与法律实施的意思相近，但法律实施侧重过程、活动；而法律实效侧重状态，即法律是否被人们实际上遵守、执行或适用。①法律实效与法律效果也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法律效果是指法律的社会目的、价值或社会功能的实现及实现的程度；一般说来，法律实效是法律效果的前提，只有首先实现法律实效，才有可能实现法律效果。由此推理，我国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法律实效，则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被人们是否实际施行以及施行的状态、程度。
从法律实效的角度研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可以帮助我们在更广泛的空间和时间去观察这部法律，进而更充分地发挥这部法律规范的社会功能。瞿同祖指出：“研究法律离不开条文的分析，这是研究的根据，但仅仅研究条文是不够的，我们也应注意法律的实效问题。条文的规定是一回事，法律的实施又是一回事。某一法律不一定能执行，成为具文。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如果只注重条文，而不注意实施情况，只能说是条文的、形式的、表面的研究，而不是活动的、功能的研究。我们应该知道法律在社会上的实施情况，是否有效，推行的如何，对人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等等。”②因此，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进行实效性研究，有其意义。
二、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效性分析
于2002年8月29日颁布、2003年3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是为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③而制定的。而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两年来，其贯彻落实的主要情况如下：
（一）切实维护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到2004年，全国92％的耕地承包期延长到了30年，98％的农户与发包方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70％的农户领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全国集体林地以自留山、责任山形式承包到农户经营的占63％。④
（二）有效保护了被征占用承包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耕地的关系，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全国编制并实施了五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基本农田16.32亿亩。严格实行建设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加大土地整理复垦力度。为了规范土地市场，严禁违法批地用地和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各地开展了治理整顿土地市场工作。2003年7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并组成10个督查组，对全国31个省区市进行了联合督查。同时，为贯彻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一些省市对改革征地制度进行了积极探索。⑤
（三）规范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序流转。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一些地方初步具备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条件，2002年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占到了承包地总面积的16.4%.为了依法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作为配套设施，农业部制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同时，正在抓紧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则》和《农村承包合同纠纷仲裁办法》。国家林业局起草了《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流转条例》。各地在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山东省《〈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办法》已于2004年10月1日开始施行。⑥
从总体上看，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施情况是比较好的，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法律的学习、宣传还不够广泛、深入。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域经济与社会调查分析系统”2003年对湖南醴陵、耒阳和浙江建德、永康四个县（市）的抽样调查发现，大部分农民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一无所知，而那些表示知道此法的农户中，大部分农户又都不知道该法的主要内容，甚至连“承包期内不再调地”和“农户不同意，谁也无权在土地承包期内拿走土地”这两项涉及农民自身权益保护的最核心内容都不知道。⑦一些干部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重大意义、对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和保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重要性，也缺乏应有的认识。
二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一些地方还没有得到完全落实。从全国看，目前还有少数村组没有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户没有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些地方因部分森林、林木和林地的产权不明晰，边界不确定等原因，林权证发放不及时。个别地方还存在随意终止或变更承包合同，以及以村规民约剥夺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等问题。
三是违法批地用地、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比较突出，失地农民的补偿和安置得不到落实。一些地方不尊重农民承包土地的主体地位，违反土地利用规划，随意扩大征地规模，违法越权审批土地。截止到2004年上半年，全国各类开发园区竟有6000多个，⑧开发园区过多过滥，土地闲置率过高，导致土地资源严重浪费，农民失地失业。有些地方为了减少征地成本，降低征地补偿标准，忽视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安置；有些地方补偿费的分配没有充分体现农民的受益主体地位，以各种名目拖欠、挪用、截留土地补偿费。由此，引发了不少矛盾和纠纷，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是一些地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规范。农户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多采取口头协议的形式，随意性大。即使签订书面合同，很多也没有对流转期限、流转价格和违约责任等做出约定，留下纠纷隐患。土地承包方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调整与变动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规定在一些村组形同虚设。制定土地承包方案、调整承包地、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时，往往是村组织或个别村组干部“一锤定音”。还有的地方侵占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更有甚者，借承包经营权流转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
五是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解决机制不完善。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还不健全，还没有仲裁机制及程序的具体规定。
六是一些地方没有切实遵守30年的土地承包期内不得调整变动承包地的规定。依然推行承包地“三年一小动，五年一大动”的“土政策”。
七是一些地方承包期内土地使用权的可继承性被非法剥夺。或许是受“平均分配”等农民传统公平观念的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死亡后，承包地就被发包方收回，使得继承人无法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
八是一些地方口粮田、责任田的划分仍在进行。目前仍有一些村组以预留机动地的名义划分出大量土地，以招标承包的形式短期（一般是一年）承包给部分农户。
三、对其问题的原因与对策的分析和探讨
（一）原因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农村农地承包法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人的方面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和普法宣传都获得了极大发展，但限于人口多、底子薄的原因，目前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的法律意识仍十分淡薄。人们的法律意识、生活观念直接决定了他们是否懂法，能否积极、正确地守法。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和农民较低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淡薄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必然会为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效实施带来较大阻力。
第二，体制方面的因素。改革开放至今，农村土地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而这种体制在农村土地颁布实施前主要是由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来规定，缺乏国家法律和行政规章的完备规范，因此二十多年来，农村土地承包处于一种疏松而欠缺严密的体制下，导致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土地调整频繁。再加上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实施前国家对承包经营权的债权性界定，长此以往，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对这种松散而不稳定的局面形成路径依赖。另外，行政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也是一大因素。虽然我国正致力于政治体制改革，但受传统计划体制的影响仍十分严重，行政体制仍不健全，行政行为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行政权力过大。各地方政府用行政手段频繁调整承包地，带来不少问题。
第三，环境方面的因素。影响法律实施的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等等，笔者在此主要分析文化环境和信息环境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的影响。首先是文化环境，中国的农村百姓历来奉行“官本位”的文化，人们普遍敬奉行政权力，尚未形成以法律为至高地位，宣扬平等、公正、自由、尊重私的权利的社会风气。因此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现象。而且一直以来，虽然我国也在倡导集体主义与个人利益相结合，在强调集体利益的同时不忽视个体利益，但从总体来讲，集体利益的地位在我国明显高于个体利益，集体利益至上早已成为人们潜移默化的观念，因此当行政权力以进行总体规划为由不当干预土地承包关系，频繁调整承包地的时候，许多农民并没有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再就是信息环境，在都市里，人们可以感觉到各种信息在迅速地传播。但在农村，信息的传播却慢得可怜。虽然如今我国农村各农户也都有了电视、电话等信息传播媒介，但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农村还欠缺网络、各类报刊等传播工具的广泛介入。最为主要的，则是农村比较欠缺对信息的积极接受者。虽然不少农民也经常收听广播，收看电视，了解国内国际问题，积极学习技术，增长本领，但是较之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对信息的接受缺乏敏感度，这可能要归结于农民较低的文化素质。由于以上原因，再加上一些地方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宣传不到位，不少农民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缺乏了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传统观念的影响。几千年来，在我国农民观念中形成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尤其对于土地这一农民的命根子，在他们的观念中，应根据人丁数目均分土地。人死了就要退地，有了新人口则要补地，天经地义。因此不少农民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极力反对。由此我们也可以认识到为什么一些地方对承包地“三年一小动，五年一大动”，不断调整承包地的做法了，目的无非是“增人的增地，减人的减地”，以迎合农民按人丁分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观念。另外还有几千年来形成的歧视妇女的不良思想，使得一些地方以“村规民约”形式剥夺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二）对策分析。针对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加强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广泛宣传农村土地承包法，是有效贯彻实施这部法律的重要前提。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应从认真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全局高度，深刻认识贯彻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重要意义，继续采取切实有力措施，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学习和宣传。特别是各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应进一步认识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重大意义，熟悉和掌握法律的有关规定，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二，严格依法办事，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对此，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应统一认识，加强领导，全面贯彻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没有开展二轮土地承包、没有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应抓紧落实，尽快让农民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应加快林地确权发证工作。对拖延土地延包、超标多留机动地、剥夺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等违法行为，必须依法纠正。
第三，严格保护耕地，妥善解决征地补偿安置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控制征地规模，解决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问题，事关农民生产、生活和农村社会稳定的大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征地规模的原则，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及时给予农民合理补偿”。按照法律规定，农民是土地承包经营的主体和受益主体。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认真处理好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与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利益的关系，针对当前征地反映的突出问题，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尽快解决一些地方为随意征地，而迟迟不作土地规划的问题。应加快改革征地制度，改进土地征用补偿方式，完善补偿标准，规范补偿费管理。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问题，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四，正确引导、进一步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农村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要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以长期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为前提，以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为主体，以依法、自愿、有偿为原则。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应依法正确引导和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为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提供信息咨询、委托、合同签订、纠纷调解等服务，保护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的合法收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还应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在具备条件和农民自愿的前提下，探索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途径，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
第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应竟一步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使有关规定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相互衔接，保障农民承包土地的主体地位，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还应尽快制定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流转、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等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仲裁的有关规定。对审判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也应尽快做出司法解释。
注释：
①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页
②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③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条
④《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4年第1期
⑤同④
⑥http://www.aweb.com.cn，农业部信息中心，2004年9月23日
⑦山东农业网，2003-8-20
农村土地法律法规大全篇3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法律性质定位立法完善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现在已经成为实现农业生产统分结合之双层经营体制的基本法律形式，是设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重要依据。但自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产生之日起，理论上就一直存有分歧，实践中也多有冲突。因此，本文拟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进行初步探讨。
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评析
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主要有两种观点，即行政合同说和民事合同说。行政合同说认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在承包土地由村集体所有，并在法律授权村委会为发包方的情况下，为实现国家管理目的而签订的，符合行政合同的特征。[1]而且有学者指出，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建立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农业经济核算体系后，农民通过与政府签订行政合同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在承包期限内获得一定的经营自，随着土地承包合同与农业定购合同的出现和相关制度的建立，在农业领域国家管理的方式上，行政合同管理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2]民事合同说则认为，作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主体的集体经济组织和承包户之间的地位平等；集体经济组织与承包户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为了以合同形式固定彼此之间基于承包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为了实现国家的行政管理目标；从合同签订的程序和原则以及不履行合同的法律后果来看，都与行政合同的要求相去甚远，因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一种民事合同。[3]不过，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一种新型合同，不能归入合同法中的任何一类有名合同，故应从立法上进行直接规制，使之有名化、典型化。[4]也有部分学者采取折中观点，主张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分析：农村集体与其内部成员之间签订的责任制性质上的土地承包合同属于行政合同；农村集体与其内部成员双方经过协商、个人有选择权、合同履行过程中个人有自主经营权的或农村集体与非内部成员之间签订的合同，如果符合平等地位的要求，则属于民事合同。[5]
上述观点均能够在立法上寻求相关制度予以支持，产生这种矛盾的立法原因在于我国农村于20世纪80年代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乃是源于农民自己的创造，而且最初是由国家政策予以调整的，后来才由立法的形式加以明晰。由于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遵循，各地的具体做法也不一致，因此，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制度演进的过程中，致使其在不同的法律文献中呈现出不同的法律性质。具体而言，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集体的职能尽管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差异，但在没有改革统购统销制度以前，其仍然作为集体经济的一个层次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而且当时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受到国家和当地政府的土地政策、税费政策的强烈制约，因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在一定程度上与集体化时期的口粮分配一样，成为地方政府和乡村干部对农民进行全方位治理的一种手段，[6]故农地承包合同具有显著的行政性。但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更加注重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规范化和法制化，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行政性逐渐弱化，而民事性却越来越得以彰显。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时，柳随年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的说明》中，尽管指出对家庭承包的土地实行物权保护，对其他形式承包的土地实行债权保护，由此可知，农村土地承包权属于民事权利进一步被明确，但对作为农村土地承包权产生依据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却仍然难以被定性为民事合同，因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发包方与承包方除了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外，发包方还享有一定的行政性权力，而承包方也应承担相应的行政性义务。因此，如何界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限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将是一个难题。
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定位
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是两种性质相异的合同，它们应当遵循各自的规则。一般认为，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在合同的主体、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权利的救济方式等方面存在根本的区别。下面我们即从这三个方面分析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主体是发包方和承包方，其中发包方一般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但村一级已成为农村集体所有权的主要形式，而且农民也接受了村是比村民小组更具主体性的存在。[7]因此，我们主要以村集体作为发包方进行考察。根据我国宪法第30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划如下：（一）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二）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三）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在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也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职能是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可见，村集体在我国不是一级行政机关。由于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为实现行政的目的或为行政事务而与他人订立的合同，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均非行政主体，故其不符合行政合同关于主体资格的规定。如果以村内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作为发包方的，则将更不符合行政合同对主体资格的要求。
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主要目的在于设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最早由民法通则所规定，后来为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尽管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以及目前法律上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认定与其内容不相吻合，致使纯粹从法律条文的具体表述分析，学者因所选择的视角的不同而得出债权说和物权说两种相异的结论，但其是一种民事权利却是毫无疑问的。一般而言，对于行政合同中的行政主体来说，为了保证行政的民主化和效益性，它应当遵守普通合同的规则，同时，为实现行政作为一种管理的本性和保障公共利益的目的，他又必须享有特权来解决普通合同这种自由行为方式带来的缺憾。[8]考察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第一节的规定，可以发现在发包方和承包方签订承包合同时设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民事权利，但作为发包方的集体还是享有一定的行政性权力，同时承包方也应当承担一定的公法性义务，这些规定的确与民事合同的性质背道而驰，但其中发包方享有的这些行政性权力并不是所谓的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的特权，而是法律在定位作为发包方的集体的职能时所造成的错位。因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符合行政合同的规范意旨。
救济方式的不同也是民事合同和行政合同的主要区别之一。由于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行使特权的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故行政合同纠纷应当作为行政案件处理，在我国具体是由人民法院行政庭受理。我国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六）项中即有规定，认为行政机关变更或者废止农业承包合同，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也规定：“农村土地承包人与土地使用权人对行政机关处分其使用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行为不服的，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讼。”这是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行政性作的一个注脚。但1999年7月8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规则完全是按照民事法律规范设计的，而实践中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案件也几乎全部是按照民事合同处理的。而且在2005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条甚至明确将承包合同纠纷、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界定为民事纠纷。因此，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救济方式来看，其亦应当定位为民事合同，而不是行政合同。
总之，尽管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在我国立法中还不十分明晰，在理论上也存在争议，但从总体上而言，应当将其定位为民事合同，并以民事合同的基本理论和规则，针对其特殊性设计相应的法律规范。
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的立法完善
从民事合同的基本理论和规则来看，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首先，应当重塑农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形式，使农村集体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事主体。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法律性质的误解往往与作为发包方的农村集体的主体地位相关。由于“集体”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术语，尽管我国对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归属一直都非常重视，在我国的宪法、民法通则和土地管理法中都有规定，但因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在我国较为繁杂，宪法、民法通则和土地管理法制定或者修订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也存在差异，故他们有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规定并不完全吻合。从而在理论上造成了极大的分歧。应强调的是，“准确性是立法语言的灵魂和生命，也是立法政策和立法意志记载、表达和传递的第一要义。立法政策记载的不准确，表达得不精确，必然会使传递的信息具有先天的缺陷。很明显，对于法律语言来说，清楚、准确地传达立法意志，让人们非歧义地正确理解，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一切有悖于明确表意的手段和方法都在摈弃之列。”[9]因此，从保护农民的利益和促进农业的发展出发，对“集体”的含义进行准确理解，并以适当的民事主体形式取而代之，从而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得以张扬，以凸现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民事性。
其次，严格区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的私法规范和公法规范，从而纯化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民事性。在我国农村社会，集体土地所有权一般是由村民委员会行使的，但村民委员会却具有极为强烈的行政功能。在农业税减免之前，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化现象非常突出，这种行政负担淡化了农村集体的私权属性，当村集体的“所有人角色”更多地为完成政治上的职能时，所有者的角色就当然为公法所吞没。[10]这种民事主体与行政主体不分的状况也表现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即其中作为发包方的农村集体既享有相应的民事权利，也享有一定的行政权力，而承包方则在承担了民事义务的同时也承担一定行政义务。正是农村集体的角色在社会实践中的错位，导致村民委员会事实上取代了农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地位，也致使其与农户产生了严重的疏离感。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在完善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将行政性事务还给政府，突出村民委员会作为民事主体代表人的职能，从而既有利于妥善处理好农村集体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以及村民委员会与农村集体成员的关系，又可以减轻村民委员会的行政负担。以此为前提，强化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协商机制，取消由行政机关统一制作的含有行政性法律关系的合同范本，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回归民事合同的本来面目。
最后，理顺我国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解决机制中相冲突和矛盾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全部法律规范将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从而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每个部门法均统一于该国的宪法之上，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一个国家和谐有序的法律体系。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对农村土地的法律规制不仅仅是民法的任务，而且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环境法以及其它各法律部门均须在各自的领域内对农村土地问题加以规范。目前，我国关于农村土地法律制度主要是由行政法进行调整的，鉴于土地是极其宝贵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生活最重要的物质资料，当代各国均很重视以行政权力干预土地法律关系，故我国加强对土地资源的行政法律规制也是合理的，但不应当因此而忽视民法对土地问题的调整，在规制农村土地关系方面，行政法规范无疑是不可能取代民法规范的功能的，所以，强化民法规范调整农村土地问题的作用在现代中国社会十分必要的，而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规制应当是民法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对行政复议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行政性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中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规定进行梳理，使之与民法通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等民事性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相协调，也是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之，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法律性质的合理定位将有助于科学地认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且对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农村社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行政性与民事性相互交织在一起，已经在实践中造成了诸多不良后果，因此，从理论上理清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各种法律关系，在立法上严格区分其中的行政法规范和民法规范，对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参见张树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案例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
[2]参见王平：“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之比较及启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3]参见王权典、张建军：“论农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法律性质”，《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年第5期。
[4]参见艾衍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思考”，《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3期。
[5]转引自胡吕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法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5-96页。
[6]参见赵晓力：“通过和谈的治理——80年代以来中国基层法院对农村承包合同的处理”，《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7]参见陈小君等著：《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田野调查解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8]参见朱新力：“行政合同的基本特性”，《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农村土地法律法规大全篇4
关键词：土地承包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征地补偿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多，农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20世纪末，市场经济的实行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农村土地、资金、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强烈冲击，农村土地争议和矛盾日益增多，土地问题正在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稳定和发展的一大障碍。因此，如何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何减少及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力图通过实地调研和对中国典型案例数据库中近三年的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案例进行统计与分析，了解农村土地承包情况、对土地承包引发纠纷的原因、种类进行分析研究，并为预防和减少这些纠纷的发生，妥善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问题的对策进行了认真思考，并提出解决方案和建议。
一、引发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主要原因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引发纠纷的原因也是多样的，主要原因有：
(1)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效益的大幅提升,国家对农业的优惠政策是引发土地纠纷增多的根本原因。我国的农业生产这几年得到了很大发展,土地效益明显得到提高，加之国家许多惠农政策的出台，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许多在外打工的农民纷纷回乡要田要地。原先许多被弃耕的土地开始有人争相耕种,承包户开始收回原先转给他人代耕的土地。农民对土地的渴求成为纠纷发生的现实诱因。
(2)没有切实贯彻执行法律政策是引发农村土地纠纷的主要原因。由于一些地方的乡镇政府、村委会、村干部出于各种利益考虑，不仅没有贯彻落实有关农村土地的法律和国家政策，而且还侵害农户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特别是习惯以行政手段处理土地承包事务，未按土地承包法规定的程序来进行土地发包,甚至还存在着任意侵犯村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而乡镇级以上政府对于村委会或村干部违反法律或政策规定，侵害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视而不见，消极对待农户的维权请求，也是引发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重要原因。因此,渴望真正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的农民,希望村委会严格按照国家法律和政策公平发包土地、公开补偿办法、保护合法的土地流转。
(3)部分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甚至不懂法，对土地权属提出没有法律或政策根据的要求，这也是造成土地纠纷增多的重要原因。农村是法治教育的薄弱环节,许多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都是因当事人缺乏法律常识，不注重签订规范的承包合同导致的。村民及村委会的法律基础较差,合同签订很不规范,从而造成法律关系不明确,双方当事人容易对合同权利义务产生不同的理解，而相关行政部门在合同管理上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农民的经济利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4)落后的传统意识和习俗的影响。中国农村地区，传统意识和习惯、习俗影响还相当严重。特别是对妇女土地承包权利的侵害比较普遍，因此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
二、减少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对策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能否顺利解决，直接关系到稳定农村、稳定农民、稳定农业的问题，为此，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
(1)立法机关应尽快完善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我国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是为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而制定的。该法也是农村实施土地承包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但与之相配套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首先,有关部门应当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土地管理法》,使有关规定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相互衔接,保障农民承包土地的主体地位,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次，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保护还应出台相关法律细则，从根本上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尊重和保障农民拥有承包土地和从事农业生产的权利。最后,立法机关应尽快制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地使用权的流转，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等法律法规,保护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的合法收益,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
(2)强化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切实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规范农村土地承包行为。首先,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农村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的力度，提高乡村干部和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使他们自觉守法、护法,自觉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有效防止各种矛盾纠纷的发生。其次，乡镇政府应尊重农业承包合同,规范各种行政行为，切实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规范农村土地承包行为，对农村承包合同的签订、履行予以指导和监督。对于土地资源、承包方案予以公开,对于各种补偿规定也要予以公开，进一步完善各级职能部门对农村承包合同的鉴证和备案,健全合同管理等相关制度。再次，应加快改进土地征用补偿方式,完善补偿标准,规范补偿费管理,妥善解决征地补偿安置问题，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3)畅通解决土地承包纠纷的渠道，健全土地承包纠纷的调处机制。着力化解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对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营造良好的农业生产、生活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要完善乡村协商调解，强化村委会和乡镇政府调解的法律效力。在农村，许多人发生纠纷后，愿意通过村委会或者乡镇政府来协调解决，但是，由于这种调解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往往在当事人翻悔后无法最终得到解决。所以，应该赋予村委会和乡镇政府调解下已经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调解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的作用。二要完善土地纠纷解决的诉讼制度。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农民土地纠纷，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要考虑农民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地为农民诉讼提供便利，比如，尽量适用简易程序，降低农民的诉讼费用等，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障农民充分利用司法救济途径。三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制。通过仲裁解决土地纠纷与诉讼相比，无论从成本还是从时间上对农民来讲都更有利一些，但是，必须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制，大力宣传仲裁制度，健全仲裁机构，并赋予仲裁裁决解决争议的终局效力。这不仅可以畅通仲裁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途径，而且让农民懂得可以用仲裁来维护自己的土地权益。
作者单位：河北工程大学
参考文献：
[1]刘敏,杨远珍等.对当前农村土地承包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山东审判,2004,(5):32-35.
农村土地法律法规大全篇5
关键词：土地所有权权利主体权能替换超法律限制
目前，理论界有关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虚置的具体表现及对农村进一步改革的影响已多有论述，而对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现象却很少深究。我认为，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虚置现象之所以存在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法定权利主体的多级性和不确定性、所有权与使用权权能的相互替换以及国家对农民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超法律限制。
一、法定权利主体的多级性和不确定性
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都有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规定。1982年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1987年施行的《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将宪法中的集体所有具体规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1988年修改的《土地管理法》第八条在民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十一条也作了与土地管理法相同的规定。上述这些法律，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规定为三级制的农民集体所有。这就是村农民集体所有、乡（镇）农民集体所有和村内两个以上的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定主体是三个级类的农民集体。
但现行法律却没有明确规定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构成要素和运行原则；没有明确产权代表和执行主体的界限和地位；没有解决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人的利益关系。
首先，农民集体不是法律上的组织，而是全体农民的集合，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它是传统公有制理论在政治经济上的表述，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
财产所有权是很重要的法律权利，其主体必然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应该具有法律上的人格意义。也就是说，它应该是参与法律关系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法人或自然人（公民）。法人与自然人都具有法律上的人格，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组织。从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立法本意和相关规定上来分析，农民集体在概念上与农民集体组织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农民集体不是指乡（镇）、村或者村以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不是指某级行政组织如乡（镇）政府或某级自治组织如村民委员会。对于这一点，法律明确规定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就是最好的说明。也就是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都没有土地所有权，它们只能经营管理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显然这是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相一致的。按照传统的公有制理论解释，农民集体所有是农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现，指的是属于一定区域内（乡、村、村以下）全体农民所有，即不归哪一个组织（生产合作社或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也不归农民个人。然而，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相关的经济和民事法律的健全和发展，特别是在进行农村集体土地的确权过程中，这种没有具体组织形态和法律人格化的农民集体就会遇到诸如不能行使和保护自身权利等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经济理论界和有关的行政管理部门都力图明确农民集体的性质。例如1994年12月国家土地管理局地籍管理司在关于对农民集体土地确权有关问题的答复中就指出：农民集体是指乡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包括由原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延续下来的经济组织。行政执法部门的这种解释，在一定的意义上将农民集体确定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但这与正式的法律表述是不一致的。这种模糊不明确的规定，导致经济实践中的混乱。在现实中，有些地方是由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等非经济组织履行土地产权的职能；有的地方虽然规定土地由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可是国家征用土地却仍需经村民小组同意，征地补偿款仍由村民小组支配；有些地方则由于无法确定农民集体的法律性质，虚设产权主体，以至失去土地的发包主体，造成产权混乱现象。
可见，现行法律规定农民集体这样一个无法律人格、不能具体行使对土地有效监督和管理的集合群体作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必然造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虚置。
其次，如果将农民集体确定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又会造成大量的农村土地产权不清和不稳定。
我国长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所有制。196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在第四章规定：生产队是中的基本核算单位。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不经过县级以上的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有。集体所有的山林、水面和草原，凡是归生产队所有比较有利的，都归生产队所有。事实上，在对政社合一的体制进行改革之前，我国农村许多地区公社与大队两级并没有形为真正的经济实体，只是一级行政管理机构。据国家统计局1981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农村99％是以上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90％以上的土地归生产队所有。在1983年撤销时，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也由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所替代，虽然一部分在规模和范围上作了调整，但总体上还是保持了原体制下的土地占有关系。
根据这种情况，《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将《民法通则》规定村和乡（镇）两级农民集体所有变更为三级类所有。但问题是《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规定的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就是生产队解体后的村民小组？对此，1992年6月国家土地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关于对《土地管理法》有关问题请示的答复中指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必须有一定的组织机构、管理人员、资金，具有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能够以自已名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在生产队解体为村民小组后，原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可以属于该村民小组相应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不应理解为村民小组拥有土地所有权。那么，什么是与村民小组相应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有关部门没有进一步解释和确定，而事实上绝大多数村民小组没有建立独立的集体经济组织。
而且，有的学者认为，作为农村集体所有权的代表，必须具有稳定性、权威性和代表性。据此，任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都不能很好地履行所有者职权。理由有三：（1）农业生产合作社或其它乡村集体经济组织都是企业法人，其存在与发展具有动态性，不能长期稳定地承担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2）作为经济组织，其合理的行为准则是追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各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范围不是固定的，可以只包括社区集体的一部分成员，也可以大大超越社区集体范围。因此，集体经济组织不能完全代表社区集体全体成员的整体和长远利益。（3）随着农村经济现代化，各类集体经济组织将会越来越多，如果每个企业都拥有自已占用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将会使集体不断被分割和瓜分，造成社区集体成员之间的不公平。这又反过来导致乡镇政府或村委会对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行政干预的要求，使其难以按现代企业制度的在求经营管理。①应该说，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我国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也大都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具体确认为村委会和村民小组等组织所有。②问题是，农村行政组织或自治组织成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法律根据同样不足。
农村土地法律法规大全篇6
土地制度是我国农村最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农村土地问题的核心是土地权利问题。201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引导和规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毋庸置疑，在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中，农村经济发展是前提，农民利益是核心，制度创新是途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于推进城乡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城乡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目前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土地的市场化流转，影响了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和城乡统筹发展。鉴于此，需要剖析该制度存在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农民土地权利，在此基础上提出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路径和具体措施。
一、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须以
改革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为前提我国农村的土地除具有自然属性外，还具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其经济属性表明，农村土地的价值不应被否认，农村土地资源需要通过市场配置来提高利用效率。其社会属性表现为，目前农村土地在一定程度上还发挥着社会保障和政治稳定的作用。农村土地的三大属性承载着其资源、资产和资本三大功能。农村土地的资产功能要求其具有可交易性，能够通过交易显化其价值。农村土地的资本功能主要包括土地融资如土地抵押、土地证券化等功能。若要激活农村土地的功能，就必须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
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其重要前提是改革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我国现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缺陷突出表现为：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模糊，多级所有权主体导致所有权范围交错和权属不清；集体土地所有权受到的限制过多，束缚了集体土地财产特性的彰显等。现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对农村经济社会和城乡统筹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在宏观上，一是导致土地利用不合理和土地保护不力；二是导致农村地块零碎，农户经营规模小且有继续变小的趋势；三是阻滞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进程。在微观上，一是容易造成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在土地调整和流转中受到村集体的侵害；二是可能造成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在国家土地征用和农业公司化、企业化经营中受到严重侵害；三是造成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的体制性分割，从而使农民的不动产权益得不到充分实现。上述问题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改革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模式选择，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1）改良。该观点主张以保留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前提，解决农村集体所有制的产权模糊性和土地流转机制缺位等问题。（2）土地私有化。该观点从农业资源配置和微观经济效率等角度批判土地集体所有制，主张取消现行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使农村土地产权归属农户，作为私人不动产的农村土地可以抵押、继承、赠送、转让，具体转让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和买卖双方协商确定。（3）土地国有化。针对集体土地所有制阻碍土地资源流动，难以形成土地规模效应和极易侵害农民土地权利等弊端，该观点主张在农村废除土地集体所有制，比照城市建设用地模式实行农村土地国有化，由国家作为发包人将土地发包给农民或从事农业经营的经济组织，并且赋予土地使用权人以永租权。
上述第一种观点并不能从根上解决土地零碎化经营和土地利用效率低等历史性问题，第二种观点不适合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国情，第三种观点未能深入解读我国农村土地权利制度的内在逻辑。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坚持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新时期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改革必须深入解读这一国情，必须坚持《宪法》规定的国家土地和集体土地分有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使用权复式体系，并藉此厘清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土地权利关系，促进农村土地市场化和资本化。简言之，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基于不同的土地所有权，保留统一的土地使用权，建立土地使用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长期有效流转的法律规则。
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改革的实践样本
随着农产品国际竞争加剧和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现实需求增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绩效不断下降，农村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面临诸多困境，农村土地已无法为农民提供有效的全方位保障。在这种情势下，一些地方在构建新型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相关实践围绕明确农民的土地权利，实行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化和资本化，唤醒沉睡的农村土地资本，激发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活力而展开。
1.苏南华西村模式
苏南地区一直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近年来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的资源组织方式，由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兴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所谓的能人担当企业的负责人。这种组织方式将企业家与社会闲散资本结合起来，实现了苏南乡镇企业在全国的领先发展，最终形成了集体产权明晰、政府引导有力、市场化程度高、规模效应好的苏南发展模式。苏南模式的核心理念是共同富裕，农村财富分配由集体统一进行，在财富盈余的情况下每个农户都会按照比例继续在集体发展基金中投入一部分资金作共同发展之用，以实现共富的目标。苏南模式证明了集体经济在农村致富的可能性。然而，这种模式是否适合在广大农村地区推广尚有疑问。该模式不能剥离“能人经济”的烙印，其成功不能忽视有极强号召力的能人带动这一因素。华西村是苏南模式的典型代表。但是，今日之华西村已从一个传统农村发展为以工业为主的城镇，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具备农村的特征，其现行制度模式对我国广大农村没有示范效应。
2.武汉团结村模式
武汉团结村经过股份制改造，成立了团结集团（股份制公司）。在该集团内部，以团结村名义持有的集体股是村庄的集体财产，为村集体共有。因持股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村集体可以决定集团的重大经营决策，农民个人则通过集体化的商讨参与集团决策。团结集团是法人团体，虽然村集体占有该集团资产的绝大多数，但该部分资产的经营使用权不属于村集体，而是由集团的职业经营管理团队掌控。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村集体不能直接干涉公司经营。团结村模式是在农民自愿基础上对农村集体产权的改造，该模式使资本得以集中和解放，村庄财产成为价值化和法定化的资产，股份公司担负起村庄经济发展的职能，村民的就业、民事纠纷处理、福利待遇等公共服务则仍由村委会承担。团结村模式实现了村庄由政治共同体向经济共同体的转变，该种转变实质上是“公司办村庄”。从法律上讲，股份公司与村集体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作为普通股民的村民，其对公司的盈利分配只有服从的权利，这与华西村模式有着相似之处。团结村模式证明了集体产权的成功运作，也表明理性的集体经济因其规模效应而能够适应市场经济。
3.佛山南海模式
前述华西村模式和团结村模式都依托城市带（前者依托沪宁杭城市圈，后者依托武汉市）而得以发展，这两种模式因其特定的城市背景而不适合我国广大农村。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的南海模式有别于这两种模式，其具体做法是实行土地股份制集中。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折算为股份后，由行政村或村民小组将股份集中起来组建股份合作组织，该股份合作组织可以将土地出租，农民则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三区”（农田保护区、经济发展区和商住区）规划对集中起来的土地进行管理和经营，农民则按所持股权比例分红。在南海模式下，农地集中和“三区”规划适应了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需求，避免了农村土地被无序开发。土地股份合作制较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制度绩效有所提升，但提升的空间因缺乏规范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而受到了限制。土地股份虽然可以转让，但这种转让与一般的财产交易不同，在资合与人合并存的情况下，农村土地股份化注定困难重重。
三、新时期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改革的现实路径
1.改革的宗旨是实现农村土地市场化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改革，本质上是在坚持现行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和资本化。农村土地涉及的物权类型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农地承包经营权、采矿权、地役权等）和担保物权（抵押权等）。虽然我国《物权法》等法律已经肯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但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市场流动等问题的解决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改革中，应当重新界定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关系，在肯定土地用益物权的独立性和处分权能的基础上激活农村土地使用权，允许农村土地使用权自由流动、移转和交易，实现农村土地市场化。当然，农村土地市场化应当坚守18亿亩耕地底线，按照法定程序设立局部试点地区，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再在全国推行。
2.改革的内容是明确农村土地产权关系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改革必须在法律上明确农民对集体土地所拥有的具体权利。目前农民无法有效处分其土地权利，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农民土地权利的内容以及各具体权利之间的关系不明确。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农民对集体土地的权利主要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经营的监督管理权，其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皆来源于农民的集体成员身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应将农民身份与集体土地之间的关系通过具体的产权制度确定下来，法律上应明确农村土地使用权所包含的具体权利形态，并保障该土地权利的自由流转。第二，用益物权的独立性尚未得到肯定。理论上讲，地权属于用益物权的范畴。由于我国法律尚未对用益物权的独立性予以充分肯定，造成农村土地权利移转或于其上设定其他权利时受到了土地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影响。唯有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关系，集体土地的权能和价值方能被充分释放。城乡土地市场化将促进地权形态多元化，这更需要明确农村土地产权关系。目前中央提出的农村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相分离，特别是农村土地承包权主体同经营权主体相分离，就充分反映了我国农业生产关系变化的新趋势。
3.改革的核心是赋予“农民集体”法律人格
法律意义上的农民集体本应是明确而具体的，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农民集体尚不具备相应的法律人格。我国法律上不存在与《公司法》中的公司等市场主体相类似的农民集体，虽然有法律规定农村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农民集体”在性质上仍属于政策性概念，其在法律上还缺乏独立人格。我国法律规范中的农民集体，其内涵并不明确，难以满足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现实需要。尽管学界和实务界已经提出了确认农民集体成员资格的诸多标准，但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对此并无明确规定。况且，目前各界提出的依据户籍、土地承包事实、权利义务关系等认定农民集体成员资格的标准，并不能有效应对城中村农民集体的复杂情形。具体而言，适用户籍标准容易诱发非集体成员为利益所驱而向农村迁移户籍；以履行农村集体义务为标准虽较为客观，但对无法履行相应义务的村民而言就不尽合理；以是否承包经营村集体土地为标准虽然简单易行，但对于城中村的农村居民而言却不符合实际。赋予“农民集体”法律人格，能够有效应对农村人口构成的复杂性和变动性，有利于平衡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
4.改革的难点是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规则
目前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并不存在《宪法》上的障碍，但需要对一些部门法的具体规定进行调整，解除对集体土地入市的诸多不合理限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如何与国有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上市流转，“统一入市”的“统一”是指统一规则，还是统一程序？笔者认为，“统一入市”是指实现城乡土地在市场准入门槛、交易规则、退出机制等方面的一致性和协调性。目前，二者的“不统一”突出表现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面临诸多限制：第一，法律上对农村土地“出让、租赁、入股”的受让方或使用者身份的限制。目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的对象，仅限于农村集体成员，非本村集体成员不可以参与。第二，法律上对土地“出让、租赁、入股”所涉及的农村土地产权转移的限制。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农村土地产权不能自由地从集体名下过户登记到集体之外的企业或投资者名下，也即集体建设性用地的出让并不能导致实质性的土地产权转移。国有土地入市，流转的是土地使用权，则遵循“同地同权同价”原则，集体土地也应当可以采用土地使用权进入市场的方式实现产权转移。但是，转移后的土地产权如果不能过户登记到土地使用者的名下，就表明集体土地实际上并未真正进入市场，投资者投入到土地上的资金就会有随时失去的风险。第三，关于土地“出让”后再次流转的限制。现行法律并未明确“出让”后的集体土地是否可以再次交易或转让。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改革不能动辄突破法律规定，必须通过修改或补充《物权法》《土地管理法》《担保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构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规则体系。该体系应明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为法定不动产，其转让须按照不动产转让规则进行。
四、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改革的法制保障
1.明确“农民集体”的法律人格
法律上应赋予农民集体以法人地位，明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产权主体是“农民集体”，并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结构进行改造。第一，让农民集体真正成为交易主体。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供方主体，在一般情况下应是村民大会，在集体土地共同共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应是社员代表大会，在集体土地按份共有的社区股份合作社中应是股东大会。只有这些主体有权决定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是否入市，并有权决定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或宅基地使用权人是否可以转让其权利，而村支书、村主任和社区股份合作社的经理只是办理土地入市事务的委托人，其没有集体土地入市的决策权。第二，拓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受让人范围。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使用权既可以由集体内的乡镇企业或农民个人取得，也可以由集体以外的企业或个人取得，但后者取得集体建设性用地使用权须经村民大会三分之二的成员依法表决同意。第三，由农民集体与土地需求者协商确定农村集体建设性用地的使用权价格。集体土地入市的价格不能由政府决定。政府在集体土地入市中应主要做好服务性和监督性工作，其可以构建土地交易平台和制定土地交易指导价，但不能成为集体土地交易的者，更不能代替农民集体出让土地。第四，完善农民集体的民主决策和监督机制。以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为例，立法应综合考虑待认定者与农民集体的关联程度，其出生地、在村集体居住的时间长短、是否承包经营村集体土地，其在村集体内的生活基础、是否履行集体义务等因素。农村集体成员资格的确定除须满足民法规定的条件（具备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外，还须结合地籍调查和不动产登记的相关信息。
2.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
立法在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农村土地使用者在缴纳一定标准的土地增值收益后取得土地出让权。第一，修改《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税法》《担保法》等法律，进一步放开政府对农村土地流转方式的管制，让农民集体和市场决定土地流转的数量、范围和价格，允许农民集体和用地者（如农业经营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自主选择包括出让、转让、出租、转租、抵押、入股、联营在内的集体土地流转方式，并且明确规定包括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在内的统一的市场交易规则和收益分配规则，以真正实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入市。第二，尽快出台《土地权利法》，对农村土地权利的主体、客体、内容、变动等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农民不享有完整的土地权利是影响农村土地市场化的重要因素。目前的农村土地权利散见于《民法通则》《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以及一些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相关规定在土地权利的名称、分类、权能形态以及权利受到的限制等方面，互相交叉、重叠甚至冲突。鉴于此，我国急需出台《土地权利法》，为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奠定法制基础。
3.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产权登记制度
土地权属不明不仅会徒增市场交易成本，而且会影响土地交易的可行性。鉴于此，应当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产权登记制度，保障土地市场交易安全和不动产市场有序运行。第一，应当制定《不动产统一登记条例》，明确规定城乡土地的登记机构、登记依据、登记簿册和权利证书、登记信息的管理与查询等内容。第二，出台司法解释，明确不动产登记的专门机构。我国《物权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但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具体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对不动产登记机构予以明确。实践中，不动产权属登记分散在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林业等多个部门主管，这不利于登记效率的提高和登记管理。鉴于此，可以考虑在国土资源部门下设专门的不动产登记机构，由其负责土地、林地、房屋、海域、草原等不动产权属的登记、确认和保护工作。
农村土地法律法规大全篇7
论文关键词：农村空置宅基地；空置权；法律制度思考
目前我国许多农村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空心村”和“一户多宅”的现象，土地资源浪费现象严重。针对这一情况，2008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建设用地包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要控制增量，盘活存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集约化程度”。因此对农村空置宅基地进行有效的法律规范显得迫在眉睫。
一、农村空置宅基地现状及引发的问题
(一)农村空置宅基地的现状及特点
我国“空心村、超标准占地现象较为普遍。有关资料显示，2006年在全国0．16亿公顷村庄建设用地中大约有10％一15％的土地被闲置¨。农村大量宅基地被空置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如村民外出务工、农转非、子女求学定居城市。据统计，从农村到城镇因人口迁移而增加的城镇人口占城镇人口增长量的3o％以上；第二，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一些村民纷纷从原住房搬到交通便利的地方选址建房，形成“空心村”现象；第三，相关配套措施改革滞后，大量农村空置宅基地得不到有效处理，例如土地置换、腾退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国空置宅基地的特点是：一是出现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交通不便，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致富之路，大量人员长久外出务工，致使大量房屋长期空置；二是分布散乱，荒置宅基地杂乱无章散布于村庄各处；三是空置宅基地与宅基地需求激增矛盾突出。按照现行法律，只要有新的农户产生，该户人家就有权得到一块宅基地。但法律没有规定子女继承房产后不得另占有宅基地，继承后的空置宅基地大量涌现；四是不可流转性，农村宅基地的福利性质决定了它的不可交易性。
(二)农村空置宅基地引发的社会问题
首先，一方面大量农村闲置宅基地的存在，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极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废弃宅基地——荒草连片、残垣废墟、鼠蛇猖獗破坏了农庄优美的人居生态环境。其次，空置宅基地杂乱无章的局面引发一系列农村治安问题。杂乱荒废的宅基地无人居住，一方面使很多邻近的住户失去安全防护网的保护，盗窃、抢劫等侵犯财产罪多发。据人民网报道，2008年1月～9月，全国农村共发生盗窃粮食、牲畜、生产资料等侵财案件88万起，占总数的3l％；另一方面宅基地需求紧张与大量闲置是导致农村宅基地纠纷案件数量不断攀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最后，废弃宅基地打乱了村庄规划，致使村基础设施如村道、农村电网和水利设施项目改造建设步履维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难以落实。
二、当前涉及农村空置宅基地的法律制度的缺陷
(一)法律没有对空置宅基地作出准确的定义
1999中华人民共和国《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二条规定闲置土地，是指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未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同意，超过规定的期限未动工开发建设的建设用地。1993年6月《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使用原有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和其他土地的，由乡级人民政府根据村庄、集镇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批准”。现行《土地管理法》三十七条规定“连续二年未使用的建设用地者使用权可以无偿收回”。这些法律法规都没有赋予空置宅基地一个确切的概念。
(二)空置宅基地权属规定存在法律缺陷
根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颁布的1995年《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八条的规定“非农业户口居民(含华侨)原在农村的宅基地，房屋产权没有变化的，可依法确定其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原在农村居住，后转为城市户口，其原在农村的空房房屋产权没有发生变化”。
农村宅基地是对农民的福利措施，既然是非农村户口无论何种情况都必须收回宅基地使用权。其地上构筑物的权属可以不变，但不能在永久性享有建筑物所有权的同时占用农村宅基地。城镇户口人员已经享有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就不能再无限期享有农民的福利待遇。另外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发证率仅为73％，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率更是只有5l％，因此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建设滞后，也是解决空置宅基地的土地产权问题的一个重大障碍。
(三)空置宅基地收回程序效率不高
《土地管理法》三十七条规定“连续二年未使用的建设用地，经原批准机关批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该土地原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应当交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恢复耕种”。《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空闲或房屋坍塌、拆除两年以上未恢复使用的宅基地，不确定土地使用权。已经确定使用权的，由集体报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注销其土地登记，土地由集体收回”。相对于农村空置宅基的收回县级、乡级、村级三级步骤过于复杂。大多数农民怠于做这种对自己不利又费时费力的事。
(四)空置宅基地执法与督察难以到位
涉及到司法机关，国家法律指导地方制定、实施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法规，然而地方法院在判案时不愿适用地方性法规，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工作中不能依地方性法规而行政的现象时有发生；涉及地方土地执法人员，由于没有强制执行权，加之受自身素质和基层工作条件低的限制，执法、督察只是浮于形式；涉及到村民，由于“宅基地属私有财产”的思想根深蒂固，收回空置宅基地是不可理解的事，容易遭到他们顽强的抵制。这些原因使得国家建立的土地调查制度、土地统计制度、全国土地管理信息制度大多流于形式。
三、农村空置宅基地管理的法律制度思考
(一)对空置宅基地的严格定义
法律必须对那些属于农村空置宅基地作出全面的规定，为空置宅基地的收回及确权发证做好铺垫。笔者认为空置宅基地应该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村庄规划前后未开发利用的宅基地；二拆旧建新后的废弃宅基地；三继承未充分利用的闲置宅基地；四农民农转非后和长期外出务工产生的闲置宅基地。法律推出这一规定后可以进一步作出司法解释，对村庄规划前未开发利用的宅基地，统一划归空置宅基地，村庄规划后未利用超过两年即为空置宅基地；对拆旧建新，只要另择址建房，旧宅基地划归空置宅基地；继承人不符合申请宅基地的条件，继承的宅基地即为空置宅基地；对农转非人员或长期外出务工人员进行测查．如果经济状况达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其宅基地闲置连续超过5～10年，即列为空置宅基地。这一规定明确赋予村民两年、五年至十年的宅基地空置权，充分保证了村民的居住权，但期间过后使用权人的空置权利自然消失。对于宅基地上房屋限期做出处理决定，或放弃房屋所有权或折价处理。这样既充分保证了宅基地使用权人的权利，也保证了其他宅基地使用权申请人的权利。
(二)简化农村宅基地收回程序
收回农村空置宅基地，必须针对各种具体情况，简化宅基地收回程序。法律可规定对于连续两年未利用的空置宅基地，满两年期限自动收回集体所有，由村委会上报县级国土资源部门注销登记；对于其上有闲置可利用房屋的宅基地，过了规定的5～l0年空置期间，使用权人拒不处理其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自动收归集体，村委会报县级国土资源部门注销登记。
(三)制定统一、全面、权威的农村空置宅基地法律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第十条规定的内容，对空置宅基地的处理规定比较全面，但是这一《意见》毕竟只是准法规。本人认为，我国应制定统一的农村空置宅基地收回法，把《意见》第十条的措施收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中或者单独做出详细的国家司法解释。这就解决了法院在判案时不愿适用地方性法规、政府及其部门在工作中不能依地方性法规而行政的问题。
四、建立促进农村空置宅基地充分利用的配套法律措施
1．建立严格的农村宅基地使用登记制度严格执行“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严格按照《土地登记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要将村内所有的闲置宅基地以及空闲地逐个摸底排查，登记造册，经查确属长期闲置的，要依法收回其使用权，重新利用；对于被登记在册的闲置宅基地以及空闲地，村委会规划土地时，应将其列为首选对象，优先考虑，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建立农村闲置房屋的评估制度《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规定》(征求意见稿)，对于闲置的破损房屋拆除后，宅基地由村集体收回，重新分配产权，统一调配使用，做到闲置房屋从拥有者到需要者的产权转移。笔者认为对地上建筑物保存完好或较好，且有经济价值者，其所有人迁入城镇居住，只要其超过了宅基地5—1o年的空置期限就要进行合理估价，然后进人“宅基地储备中心进行住房交易”。对农村房屋的估价方法、程序、估价人员资质可以按照1992年《城市房地产市场估价管理暂行办法》。买卖双方协商一致，农民也可以自己估价。
农村土地法律法规大全篇8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完善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授权农村居民向他人或公司流转为期3o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形式包括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一种必然选择，是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近年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发生率不高，流转期限较短，难以实施机械化作业，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农民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有必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转的相关法律法规。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的不规范行为
由于思想上存在误区、体制上存在障碍、政策上引导乏力，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着一些不规范行为，具体表现如下。(1)随意性。目前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要以自发流转为主，相互之间的转包、转i／=多以口头协议的形式进行。口头协议的随意性造成转让期限较短且不确定，受让方缺乏长期经营的打算，舍不得增加投入，积极性不高。(2)无序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第18条规定：“承包方应按照本法第12条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第23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些程序如同一纸空文，有的无任何书面合同，有的流转合同主体不规范，造成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责、权、利不明确。(3)行政的不当干预。有的乡镇政府甚至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村干部的工作目标责任制、与机关干部岗位责任制的考核挂钩来搞硬性流转，必然会侵犯农户的自主决策权。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制度缺陷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未真正落实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中，都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与所有权、使用权等权利并列的一种独立物权，在立法上肯定了其物权地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流转管理办法》)中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定，也实质上赋予了其用益物权。但在实际上，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还没有得到真正落实。(1)土地承包权的取得有悖于物权法定原则。
从《民法通则》第80条第2款与第81条第3款的规定、《土地管理法》第14条与第15条的规定，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2条的规定，都表明土地承包权是基于承包合同约定而非法律直接规定产生，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权。把农民享有的承包经营土地的权利付诸于承包合同的约定，而不是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这显然不符合物权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2)承包人对土地没有独立支配权。《土地承包法》第37条、第41条，以及《流转管理办法》第18条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经发包方的同意。由此可见，“依据联产承包经营合同，发包人对农地使用权的标的物(农民承包的土地)，仍具有相当大的支配力”。(3)土地承包权对世效力欠缺。从土地的使用人与土地所有者的关系来看，是联产承包合同关系，“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其目的是通过给予承包人一定的经营自和与经营成果相联系的预期报酬来实现发包人的经营目标。因这种内部关系而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实际上只有对人(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的效力，并无对世的效力”。(4)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公示制度不完善。物权应当加以公示，从而保障交易安全，促进交易便捷。而现行的《土地承包法》等规定对土地承包经营流转采取自愿而不是强制的登记模式，就会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有可能不全面，从而没有公信力。
(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缺陷
生产要素交易的前提条件是明晰产权。产权就是以财产所有权为主体的一系列财产权利的总和，包括所有权及其衍生的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让渡权等权利iz]8。我国宪法和法律法规都规定，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在《民法通则》中，界定为乡(镇)、村两级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和《土地管理法》中，则是乡(镇)、村或k-l,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乡(镇)、村、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这三种所有权主体形式是隶属关系还是平等关系?它们之间的权利范围怎样?法律对这些都没有作明确规定，必然存在以下缺陷。(1)所有权主体虚位。现行的土地制度规定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的概念不是法律上的“组织”，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这样一个无法律人格、不能具体行使对~t~：if-效监督和管理的集合群体作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必然造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虚置。(2)土地产权权能残缺。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作为一种产权，应具有对农地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如果产权所有者拥有排他的使用权、独享的收益权和自由的转让权，他的产权是完整的；如果这方面的权利受到了禁止限制或侵蚀，就称为产权残缺。农村土地产权权能残缺具体表现为对使用权的约束方面，因为农村土地的承包依国家政策产生，乡、村、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既无选择使用者的权利，也无约定或安排使用权的权利，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按国家要求承包给农户经营，承包期限由国家决定，集体所有者没有调整使用期限的权利，农村集体无权要求承包方在土地上加大投入以保持地力，对于破坏地力的行为也无法制止。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程序性规定不健全
(1)流转形式混乱。转包和出租、转让和互换区分不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股的规定不明确；实践中出现的新型形式没有规定；把“四荒”土地使用权流转方式和家庭联产承包制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区别对待等。(2)对流转行为限制过多。《土地承包法》第41条规定：“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收人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把转让的受让方限定在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收入农户；《流转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以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事先向发包方提出转让申请。”把发包方同意作为转让的前提；根据《土地承包法》第49条和《流转管理办法》第34条的规定，抵押仅限于“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土地。(3)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不完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转让可以依当事人要求登记，但对于其他的流转方式如何保障交易安全没有规定，即使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也未规定必须登记，而是取决于当事人的要求。《土地承包法》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登记”，但是没有规定具体的登记部门，使登记不能落到实处。
三、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制度探讨
(一)修改相关法规，对农民土地权益进行彻底的物权保护
《物权法》确立了～整套农村土地权利体系，肯定了《土地管理法》确定的以耕地保护为核心的土地管理制度。但《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与《物权法》的规定存在冲突，同时《物权法》的大量授权性规范也有待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细化和落实。
因此，立法机关应尽快对《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以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序流转。
(二)科学界定农村土地产权的内涵
(1)明确集体土地产权主体。在我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的自治组织，也是农民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基层组织，现有农村土地地界划分最清楚的也是村民委员会这一级，能够掌握土地数量、分布。因此，村民委员会作为集体土地产权的所有者是可行的。因此应立法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原则上归村民委员会所有，明确禁止县、乡等行政组织凭借行政权利侵犯其土地所有权及其它财产权。
(2)赋予农村土地完全的用益物权权能。《土地承包法》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流转的权利，但在流转方式上给以限制，因而仍然是一种不完整的产权。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对土地进行转包、互换、转让，但并没有规定如何进行土地的抵押、租赁。因此，应该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农民承包土地的权能，真正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完整的用益物权权能。
(三)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程序性规定
(1)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法律应明确规定流转的决策权和收益权在承包方。在承包期内，土地要不要流转，什么时候流转，以怎样的方式流转，只要法律不禁止，都应让土地承包方完全自主决策，流转的转包费、转让费和租金等，应由流转方与受让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截留、扣缴。
(2)明确农地所有权人在流转中的地位。由于土地经营权涉及公共利益，尤其是农村居民的生存利益，因此，在原则上允许自由流转的前提下，村民委员会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予以合理的限制是必要的。立法应明确界定农村土地所有权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的地位是中介者、协调者和监督者，防止转让方与受让方恶意串通，侵害公共利益。
(3)取消不适当的条件限制。《土地承包法》第41条规定，承包方须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收入来源的，才可以将全部或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客观上阻碍了流转规模的扩大，因此应该取消对转让方进行身份限制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34条和第37条规定，抵押人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四荒”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但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则不得抵押，这样规定不合理，建议立法规定所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都可以抵押。为了保护土地，可以在立法上限制抵押权实现后土地的用途不得改变。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也应该规定可以继承。为了防止耕地流失和土地撂荒，可以借鉴中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从事农业生产的继承人要优先于非务农的继承人分得农地使用权。
农村土地法律法规大全篇9
关键词 农村土地；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9)01―0033―04
“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是十七届三中全会关注的“社会热点”。研究“农村土地流转”问题，让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权，对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意义重大。
1 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变迁特征
与国外土地法律制度不同，中国土地法律制度的变迁有其自身规律，受到政策性影响较多，其过程复杂，阶段性特征明显。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全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农村土地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58％。因此，中国农村要妥善处理好改革、稳定与发展的关系，决不能简单借鉴和照搬外国土地法律制度。
1.1土地法律制度变迁的阶段性
建国以来，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变迁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完全开放到禁止再到逐步开放的过程。以经营模式来划分，建国以来的农村土地制度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私有为基础的自由经营阶段；第二阶段是以集体所有的国家计划型经营阶段；第三阶段是集体所有的自主经营阶段；第四阶段是以集体所有的承包经营阶段。以土地所有为划分标准，中国土地制度大致经历了农有农用、农有公用、公有公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公有农用五个阶段。可以看到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属政策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不同的阶段体现出不同的土地权属。造成这种动态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既有来自中国土地革命的传统影响，也有来自“左倾”思想的影响，还有来自经济模式转变的影响。
1.2土地法律制度变迁的政治性
清末以来的中国革命几乎都与农村土地密切相关，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成了革命成功的关键。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的“打倒土豪分田地”思想就是最好的体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政治性主要体现为土地制度权属主要依靠政府强制性手段和政党政策实现。其实质，就是通过阶级斗争，对现有土地利益进行强制性再分配。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这种土地权利政策取向，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大多数耕地属地主、富农所有，农民没有土地，贫雇农都租用地主的土地耕作。考虑当时的国情，党和政府通过，以废除封建剥削为前提，将原属于地主和富农所有的土地无偿地分配给了农民，并承认农民对土地私人所有。如1950年《法》规定：“对地主，除没收其土地、耕地、农具、多余的粮食和农村多余的房屋外，其他财产不予没收”。1954年宪法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
1.3土地法律制度变迁的内生性
除了变迁的政治因素以外，还包括土地制度本身的内在因素。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内生性是指社会经济发展客观上主导土地制度的变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是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发展的内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需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转变，为克服计划经济模式下土地制度的弊端，逐步形成了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即“双包制”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和推动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其中的内生性也将成为现阶段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
2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对我国扭转粮食供应严重紧张的局面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但也不难发现，现行的制度仍存在不少弊端。
2.1权益期限较短
与国有土地使用权相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相对较短。《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0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承包期为三十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可以延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不动产的用益物权，其权益期限的长短，直接影响到承包人的中长期收益。当承包人想追加土地投资时，顾虑会较多，进而影响到承包人对土地归属的认同感和对土地的长线投资的愿望。可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三十年不变的法律规定，会对土地资源作为生产要素发挥最大效益产生负面影响。
2.2自由流转受限
现行法律法规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做出了严格限制。《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第四十条规定：“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虽然1998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规定了本集体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也可承包土地，但外单位的人承包土地的条件往往较苛刻。《农村土地承包法》还规定：“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承包经营权的转让须经发包方的同意。可见，承包方要想顺利流转自己的权益，实现土地的用益权能，必须同时满足承包方同意、受让方集体成员性和承包方的经济保障性三个条件。流转条件之苛刻，流转谈何容易。
2.3抵押权受限
基于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来源和农村基层的社会稳定的立法目的，现行《物权法》和《担保法》均明确禁止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作为抵押财产行使抵押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法实现其抵押融资功能，既不利于发展农村产业化经营模式，也不利于农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一定程度上是具有财
产性收入的资产，一旦其不能顺利实现“变现”功能，势必影响到农业生产资本的充裕程度。在现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的背景下，仅仅依靠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权能从而达到稳定农村的目的，是以效率换取公平的立法价值体现，其立法宗旨违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市场经济原则。
2.4继承受限
《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可见土地承包经营的可继承性对土地性质作了区别对待，林地与草地、耕地在继承权利方面的权利不平等。唯有林地可以继承，即使如此，林地的经营权期限最长也只有七十年。对占农村土地面积绝大多数的耕地、林地作出继承的限制性规定，影响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入。再者，承包人死亡后，土地依法收归集体后再由集体权按人头分配，增加发包人的行政管理成本。“人多地多”的土地分配政策势必也会刺激农村人口的增长，不利于计划生育国策的落实。
2.5集约化经营受限
土地集约经营依赖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由流转，农用土地使用权流转步履维艰，规模经营受阻。中国入世后，单一化、规模小的家庭联产承包在市场竞争中不具备市场竞争优势，其生产往往与市场需求相脱节，重复投资和资源的严重浪费在所难免。集约化土地经营可以使生产要素通过市场调节达到优化和配置，可以有效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益。然而受限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由流转，做到土地的集约、节约化管理程度不高，这也降低了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3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路径
《决定》为新一轮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农村应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在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中要充分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建立和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中，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成功与否，还依赖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换言之，也只有在农村社会保障前提之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才有现实意义。
3.1坚定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承包经营权不动摇
《决定》指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其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产物，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组织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及其用于农业的土地，依法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双层经营体制，是对我国农村改革经验的总结，也有助于维护广大农民的基本权利，保障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维护我国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秩序。”
农村土地采取何种所有制，学界争论颇多。有学者建议借鉴罗马法永佃权制度，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改为永佃权。笔者认为，这种主张值得商榷，这是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永佃权体现了不同的土地权属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相对应，而永佃权建立在相当于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之上，这与现行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土地法制制度相冲突。甚至有学者大胆主张，干脆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改行完全的私人所有。笔者认为，持此观念的学者并没有考虑到中国传统和政策习惯，农村土地私有化违背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国20多年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广大农村已影响较深，政策习惯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稳定作用，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体现了政策的连续性。
3.2适当延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期限
用益物权都具有期限性。但考虑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社会保障功能这一特殊性，可在现有期限的基础上适当延长或者允许期满后申请续期。“土地承包经营期届满，农民也不丧失承包经营的资格，只要承包人提出续期的请求，发包人都应该满足其要求”。同时赋予各种土地承包权以继承的权利。承包期限届满前，承包人死亡的，非林地承包经营权也应该与林地承包经营权一样能够继承。
3.3依法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决定》指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要克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现有缺陷，就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依法促进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第一、流转方式多样化。在不改变现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二、流转用途特定化。明确土地用途，依法促进土地向农业产业化流转，使土地成为农产品工业化的生产基地。农业产业化是现代农业的方向，有利于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决定》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同时，流转不得随意改变土地的用途。《决定》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第三、流转权利有偿化。流转所获得的收益应归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所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农民通过多种形式转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并获得相应的补偿，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第四、流转程序规范化。不规范的土地流转会给当事人带来大量的经营权纠纷，不利于农村的稳定。建议在现有《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基础上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条例》，明确土地流转的条件、对象、方式、程序、登记、备案、权利保护和救济，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规范化，以增加流转行为的可操作性。
3.4建立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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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农村土地的活跃流转，更多深层次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1］。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央先后出台一些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和法规，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政策和措施。河南省是我国第一农业大省，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全省各地在稳定我国农村基本土地政策的前提下，以优势产业发展为导向，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核心，以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为目标，大力推动农村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业科研单位流转，已初步建立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土地管理制度。但是，由于河南地域广阔、农村人口众多、省情复杂，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及时加以解决，否则必然阻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顺利进行。为了更好地保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活动依法、有序进行，本文对河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问题与成因、思路与对策进行分析研究，以期为促进全省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活动贡献微薄之力。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基本问题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概念和特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紧密结合的概念。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农村土地承包人对其依法承包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一定处分的权利［2］。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则是指拥有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农户，保留土地承包权，将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或彻底放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行为［3］。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质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再次转移，包括土地权利流转和土地功能的流转，在土地权利流转中又包括土地承包权和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行法律法规主要有《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合同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等。根据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具有如下法律特征:1．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一种民事行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物权法》明确规定的他物物权，其性质属于民事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通过转包、转让等方式将自己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让与他人行使，自己获得相应的收益。其本质上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交易行为，应受民事法律法规的规制。2．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是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农户。我国对农村土地实行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政策，农村土地在保持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其土地的经营使用权由农村集体组织的农户承包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是将土地收回重新发包给大户经营，而是由承包经营权人将自己享有的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处置。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农户，而不是对土地享有所有权的集体组织;集体组织在流转过程中，有权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引导流转、监督流转，但无权干涉农户自主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3．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客体是承包方承包权或承包经营权中的土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建立在土地所有权之上的他物权，承包方所承包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承包方只享有对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因此，承包方流转土地的时候，只能通过转让、转包等方式流转土地的承包权，或者通过出租等方式流转承包经营权中的土地使用权，而无权处分土地的所有权。4．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具有有偿性。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目的是为了处分收益或获得补偿，承包方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可以依法取得转包金、租金、转让费等，流转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5．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依法进行。为了规范和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原则、主体、范围、程序、管理和法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守这些法律法规规定，否则，不但流转行为无效，而且还会受到法律追究。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原则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原则是指当事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应当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根据法律法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遵循以下原则:1．平等、自愿、有偿原则。平等是指当事人地位平等，流转关系中法律平等对待流转各方当事人;自愿是当事人自主协商土地流转事宜，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扰;有偿是指流转承包经营人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获得相应的对价回报。平等、自愿、有偿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一种民事行为，当事人在流转过程中应遵守平等、自愿、有偿原则，不得强迫流转，不得强制无偿流转。2．不得改变土地用途原则。我国实行土地性质和用途管制政策，国家法律对土地用途进行严格限制，国家通过规划，确定了农村每块土地的用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必须在确定的土地用途范围内进行，承包经营权流转后，受流转人必须在原有范围内利用土地，若需改变土地用途必须依法办理土地用途改变手续，否则属于违法用地，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不得改变流转土地的原有用途。3．剩余流转期限原则。根据法律规定，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承包期限限制，如耕地承包期限30年，承包到期后，土地将被收回重新发包。为了避免土地因承包期限届满被收回而在流转人和受流转人之间发生不必要的纠纷，法律将流转期限限制在剩余承包期以内。如果当事人签订流转合同规定的流转期限超过剩余承包期限，流转期限以剩余承包期限为准，超过部分不受法律保护。4．农业经营能力和优先权原则。农村土地承包的目的是将土地用于农业经营，为了保证对土地的农业持续利用，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受流转人必须是具有农业经营能力的自然人或者组织。另外，由于被流转承包经营权的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组织，因此，为了照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利益，法律规定在同等条件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经营权流转具有优先受流转权。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遵守法定的流转方式。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经历了从单一流转方式到多样化的流转方式的转变［4］。根据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主要有如下几种流转方式:一是转包，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二是出租，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租赁给他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三是互换，是指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作或者各自需要，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地块进行交换土地承包经营权。四是转让，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其履行相应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五是入股等其他方式，是指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权自愿联合从事农业合作生产经营的入股方式和其他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
二、河南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的问题
(一)规模小、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率不高，缺乏规模效应据统计，截至2011年12月份，河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1037万亩，占家庭承包经营总面积的10．83%。尽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增长速度比较迅速，但相对于全省庞大的农村土地的总量来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模仍然偏小，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率不高，缺乏规模效应，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多为农民自发组织，示范带动，组织程度低，缺乏政府有效引导根据调查，各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一般发生在亲戚、邻居、干群之间，多由农户自发进行，只有较少的流转是由村、镇里组织的。这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表现出“示范”和“跟风”效应，具有很强的自发性。由于缺乏政府和基层组织的参与和引导，组织程度低，很难形成市场化、规模化运作。
(三)思想认识不到位，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由于部分地方对国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缺乏高度的认识，对政策宣传不到位，导致少数乡镇村干部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及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与流转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理解不透彻，多数农户甚至不了解相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这直接影响了农户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积极性。
(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规范，纠纷较多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了比较规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程序，并要求采取书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但在现实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农户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很少签订书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即使签订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也是条文简单，未予以备案;而且对流转登记、资料归档等一般流转程序也很少遵守。流转程序不规范，导致大量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一方面使得流转当事人的利益不能得到很好保护，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关系的稳定，很难实现流转目的。
(五)流转政策不配套，尤其缺乏地方性法规保障国家目前出台了一系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和法律法规，各地应因地制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出具体的政策和法规。目前，就河南省而言，一些地市如安阳、信阳、新乡、平顶山、商丘等地出台有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相关的配套政策和措施，但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县一级政府出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配套政策的还比较少。另外，河南省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只有农业委员会制定的《河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则》，尚未出台地方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层次比较低，不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范和引导，也不能作为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的法律依据。
(六)有些地方行政干预色彩浓厚，存在侵犯农户合法权益现象有些地方违反自愿原则，强行流转，流转过程中存在侵害农民合法利益的现象。法律和政策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遵循农户自愿原则，但一些地方存在政府和集体组织强行收回农民的承包地搞所谓的“结构调整”和“规模经营”，甚至发生在农户的承包土地尚未到期情况下提前收回承包田另行发包的现象。这些行为不但损害了农民利益，造成对流转政策的误解，也直接违反和破坏了国家关于农村土地的基本政策。
(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体系不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高效有序进行，离不开健全的市场化服务体系，如信息咨询服务、产权交易服务、经纪服务等。尽管一些地方根据自身情况初步建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服务体系，但这些服务体系仍然不够健全，尤其是市场化程度不高，还不能担当起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提供优质高效市场化服务的重任;个别地方甚至还没有形成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市场化服务体系，无法提供市场化服务。
(八)部分地方土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使用权等“三权”尚不明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本质是在保持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土地的使用权进行让渡，由他人依法实际利用土地。这就要求土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权属明晰，没有争议，否则土地承包经营权很难顺利进行。根据法律规定，土地发包应签订书面合同，但根据调查的情况，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土地发包不规范，未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很难得到法律保障，更少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登记。这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受流转人的土地使用权自然也很难得到法律保护。
(九)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违法利用土地的现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目的之一是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实现土地的集中化、规模化利用，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因此，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的用途。但是，个别地方少量存在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将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或建设用地的现象。这种现象不符合国家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初衷，也违反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必须加以制止和纠正。
三、解决河南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完善承包制度，落实“三权”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本质是在保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基础上，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使用权予以灵活利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涉及土地所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和土地实际使用权人的利益。正确处理各方利益关系，必须对农村土地进行确权。目前，许多地方的农村土地权属不明确，尤其是土地承包经营活动不规范，没有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更是很少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发证工作，土地使用权流转人的权利本身就难以得到保障，以这样的土地进行流转，土地使用权受流转人的权益更是没有保障，容易引发纠纷。因此，为了保障土地使用权流转各方权益，必须对农村土地依法进行权属登记，确认权利归属，进一步保障所有权，稳定承包经营权，放开放活使用权。
(二)坚持农民自愿，加强政府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从根本上来讲是农民作为承包经营权人对自己土地权利的一种处分行为，因此土地流转要坚持自愿原则，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5］;尊重市场规律，不能搞一刀切，不强行要求农民进行土地流转。在流转活动中，是否进行土地流转、流转给谁、以什么价格进行流转、流转多长时间，这些问题都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自己决定，流转行为当事人自己协商处理，政府不能强行干预。同时也要看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国家的一项政策，农民由于自身的原因，无法透彻理解国家政策，更缺乏对政策的掌握和利用，因此需要政府的组织和引导。政府的引导主要是宣传、普及与土地流转有关的国家政策，加强民间组织建设，积极推动民间协会和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通过这些组织，为规模经营提供行业规范的标准制定、财政补贴分配等准公共服务，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
(三)以法律为依据，规范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应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国家为此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流转原则、流转主体、流转对象、流转条件和程序都作了明确规定，因此，流转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政府应大力宣传、普及法律法规规定，增加流转当事人的法律知识，提高其法律意识，同时提供政策法律法规服务，规范流转行为和流转程序，预防流转纠纷。对土地违法案件应依法严格查处，既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又预防流转纠纷，维护流转当事人合法权益。
(四)建立服务体系，形成流转市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想成规模、常态化，必须加强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建设，进而形成稳定、健康、统一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各地应积极探索，分级设立流转服务机构，形成县、乡、村三级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体系。成立市、县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指导中心、乡镇级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村级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站。尤其注重发挥村级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站的信息服务作用，建立信息服务员制度，积极收集土地流转信息，探索专业化信息服务建设，加快公益性农业服务体系建设。
(五)对土地实行用途管制，坚决保护耕地各地在流转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违反土地用途的现象，不经法定审批手续擅自将农用地当做建设用地使用的情况比较突出。这种违法变更土地用途的行为严重破坏耕地，危及粮食安全，必须坚决制止。当地政府应加大法律法规宣传力度，使流转当事人充分认识流转的真正意义，纠正一些错误思想和观念，杜绝改变流转土地用途的现象发生。同时，加强检查和监督，对违反土地流转用途的违法流转行为依法及时严厉查处。
(六)建立农村土地合作社、农业经营公司等流转组织，鼓励公司化、规模化经营运作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目标之一是发展壮大农业，实现农业产业化。农业的发展壮大以及现代化经营运作，也离不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通过土地流转，打破条块分割，将零星的地块集中到大农户、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等名下，以便集中利用、规模经营。因此，各地应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各种社会资金投资农业，鼓励多类经营主体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采取措施，鼓励农业企业和农村种养大户扩大经营规模;鼓励“公司+合作社+农户”等形式发展产业化经营;积极发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作社，作为经营主体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七)制定地方配套土地流转政策和法规，为土地流转提供政策依据和法律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性强，法律法规操作技术性要求高，要依据政策和法律规定进行。但是，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尚处于探索阶段，国家层面的政策和法律规定比较原则和粗框，尚不能完全适应流转的要求。各地应结合自身情况制定流转政策和法规，规范流转行为，引导、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目前，河南各地基本制定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办法》，细化了土地流转政策，但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尤其是河南尚无省级地方法规和规章，省人大和省政府应尽快制定《河南省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条例和管理办法》，为全省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提供地方法规依据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