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合规的重要性篇1
财税法律制度构建的基石在于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的确立对于我国财税法律制度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本文拟就我国转型期和谐社会建设中公共财政与财税法律制度完善问题谈点基本认识。一、公共财政是财税法律制度构建的基石财政法律制度是一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最直接的表现是政府收支规模。政府的收支范围反映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介入程度。公共财政作为矫正市场失灵的财政干预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又强化了财政职能的公共性。由于市场是通过体制转换而建立，转型期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转变将推动公共财政的构建。我国经济转型期有其自身特点，如财政职能界定不明，导致财政在支持经济发展方式上的收支结构和范围方面仍不尽合理，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体制性的约束。当然，所有问题的根源皆在于我国对公共财政的界定存在模糊性。(一)公共财政与国家的职能在西方财政理论的历史演进中，公共财政包括了法治、有限政府，以及对个体的平等关怀与尊重等内容，也包含了公共品、公共选择等理论的扩展和延伸。在我国较长的时期内，对财政的基本界定是停留在“国家分配论”上，直至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才提出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设想。厘清公共财政理论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和财政转型的起点。公共财政的关键是公共性，那么，何谓公共性呢?或者说公共性是否在理论上有一个确定的可量化的标准，且这种标准在实践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呢?由于公共性本身即具有价值判断的属性，故对于公共性和公共财政只能从范围上进行界定。如有的学者就认为，财政的公共性决定其应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基本目标和工作重心，提供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辅之以公民权利平等、政治权力制衡为前提的规范性公共选择机制，形成具有公开性、透明度，事前决定可严格执行，并可进行有效的绩效评价和问责的现代预算制度。［1］简言之，公共财政，即为取众人之财，为众人之用。目前，虽然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未能就公共财政的具体内涵和外延达成一致，但毋庸置疑，公共财政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财政职能的范围界定，财政的公共性决定着财政职能的公共性。美国学者马斯格雷夫就认为，财政的基本职能应当是提供公共品，实现分配正义，实施宏观政策。［2］p22－37从财政收入的角度看，财政收入的范围则体现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程度;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看，财政支出的方向体现着国家对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是财政职能的具体化。换言之，财政的收与支应体现公共性之要求从财政收支安排即财政职能的角度探讨财政公共性的程度，也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公共财政内容及其范围的一个有益尝试。财政职能决定着财政的规模，或者说是影响财政规模的重要因素，财政规模则反映了财政职能的实现程度。从理论上看，政府与市场之间同时存在着替代性与互补性，前者表现为政府职能逐渐收缩为提供公共服务，后者则体现了政府作为增进市场效率和矫正市场缺陷的工具而存在。［3］财政规模的大小反映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随着经济和法治的发展，财政规模的变化体现着对政府与市场之间替代程度的呼应。这种替代本身就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对于财政职能的反映，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实然，其对应然的满足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从国际组织对政府财政的统计口径来看，较宽的统计口径实际上为不发达国家的财政转型提供了一个参考的路径和模式。同时，即使在内容上予以限定，对各种收支类别的划分规范明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界定这些具体科目时也存在着诸多例外的情形。从影响财政规模的因素来看，财政规模与财政职能不是对理论上的呼应，而是更多地对经济生活的呼应。因此，笔者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国际公认标准可以准确地界定公共财政，公共财政作为理论上的概念，体现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目标和价值追求。作为演进中的制度，公共财政也曾经历了从国防、行政管理等守夜人职能到大量的政府投资、公共品的生产，再到以福利化为导向的社会保障特征。［4］因此，公共财政运行本身存在阶段性和程度上的区分，并无统一的标准。从公共财政与财政职能到之间的关联度看，对制度的检验，正向的作用效果可以从反向的经验事实进行验证。(二)财税法律制度构建应当以公共财政为基石财政是政府履行职能的物质基础，作为国家的唯一经济来源，财政不仅是政府经济收入与支出的反映，更体现了经济资源在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分配，涉及到一国基本的政治决定过程。公共财政则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构建公共财政的要求也日益明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公共财政，既要求财政收支决策过程的民主与公开，又要求财政收支在于实现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的。公共财政的核心，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其本质要求是纳税人在国家经济活动中有权参与决策、参与管理、参与监督。具体而言，公共财政具有以下特征:1．法治性。所谓法治性是指财政收支活动要受法律法规约束。这种法治性主要体现在要依法治税、依法理财上，即财政的收支及管理活动，都要以法律法规或法律性文件的形式予以规范。2．公共性。要求财政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的，为社会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尤其对于财政支出，必须体现民生之需求，不可将有限的财政收入挪作他用。3．公平性。在税收上，我国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都要“一视同仁”，使经济条件相同的纳税人能够享受同样的税收政策，实现税收的横向公平;使经济条件不同的纳税人能够享受不同的税收政策，实现税收的纵向公平。更重要的公平是，向社会提供的公共品和服务应当是公平公正的，以平等、非歧视和规范的制度和方式，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公共品和服务，而不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纳税人在基本公共品的获得方面有所差异。#p#分页标题#e#4．非营利性。所谓非营利性就是不以营利为目标，而是以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为准则。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其职责是以社会利益为目标，通过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活动，为市场有序运转提供必要的制度保证和物质基础。在公共财政四个特征中，法治性是联系着形式与实质的最重要特征。从形式上看，财政是一国政府得以生存的经济支柱，其经济来源是建立在对纳税人私有财产合法剥夺基础之上的，这种对公有领域和私有领域的划分，无疑应当取得利益受损方的认可，即实现公共财政形式上的在民，唯此，才能实现和维持国家行为的合法性。从实质上看，这种通过代议制形式确定下的对国家财政收支管理的决策，以及对财政决策执行的监督，可以最大限度地在源头上承认、保护和实现纳税人的权利。因此，公共财政的法治性，通过民主程序实现了对法律的尊重，使政府的财政行为不仅获得了合法性依据，并被纳入的规范轨道。公共财政为各项具体财税法律制度的构建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从支出制度看，公共财政要求以公共需要定位财政支出。一般说来，财政支出是国家通过财政收入将集中起来的财政资金进行有计划的分配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是财政职能的具体化，服务于政府职能。基于公共品理论的分析，既然市场无法有效提供，那么财政支出就是全部公共品(包括全部纯公共品和部分准公共品)，只有满足公共需要的事务，财政才应提供资金支持。偏离公共品的政府财政分配行为本质上不能反映公民对公共品的偏好，不能被视作合法合宪的财政行为。因此，在财政支出方面，公共财政在形式上主要反映为人民对政府开支的权力制约和政府经济职能执行的协调和平衡。从收入制度看，公共财政要求以公共权力定位财政收入。财政收入是政府为履行公共职能，满足公共服务要求的财政支出需要，依据一定的权力原则，通过国家筹措的所有货币资金的总和，一般包括:税收、规费、国有资产收益、公债以及罚没等其他形式收入。国家获取财政收入凭借的是公权力，即由立法机关赋予公共部门代表公众行使的强制性的权力。这种强制性权力是在分散决策基础上集体选择的结果，用来解决分散决策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二、构建财税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从财税法律制度的视角看，财政法定是财税法律制度的形式要素，着眼于财税的法律形式，保障财政民主的制度实现;财政健全是财税法律制度的功能目标，着眼于财政的安全稳健，确保财政运行不偏离安全稳健的目标;财政平等是财税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着眼于财政的公平合理，保障通过民主机制和法律程序制定的财税法符合正义公平;财政民主则是上述三者有机结合的制度保障，着眼于财政的民主基础。在我国转型期，构建财税法律制度，必须重视财政民主、财政法定、财政平等、财政健全四个基本原则。(一)财政民主原则财政民主要求的是人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拥有决定权，其直接的要求是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或议会等代议机关的同意才能付诸实施。财政民主是宪法人民理论在财税法领域的落实和体现，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则人民对于收取和支配资金，理应享有最后决定权。财政民主是现代财税法关注的核心，是整个财税法的立法基础，［5］p36－37如果排斥财政民主，拒绝人民对重大财政事项的参与决策，则与民主的理念冲突无疑，而偏离了财政民主，偏离了人民对财政的决定权，无论怎样强调财政的公共性都是难以实现的。财政民主有着诉求和目标。财政民主是社会民主法制的重要环节，财政民主的贯彻，其目标在于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由人民决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权益的必然选择。财政不仅是经济运转的重要推进器，还是政治、文化活动活动和社会事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财税领域的财权分配、预算管理、财力平衡、税收征管、国债发行、财政监督等十分重要。从政治民主的角度看，应当由人民行使最后的决定权，对于公民的政治权利、财产权利的保护也是至关重要的。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权益的过程，就是充分发挥财政民主，保障人民对重大财政事项最后决定权的过程。完善和推进财政民主制度，需要在民主决策、民主参与、民主程序、民主监督等方面着力施为。具体要求:第一，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重大财政事项，从基本法律的制定到重大事项的决定，从政府财政权力的划分到人民财政权利的救济，都需要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第二，政府在职责权限范围之内行使财政权力时，也要注重人民的参与，通过一定的形式向社会征求意见，广泛采取听证会、专家讨论会等收集人民意见和建议。第三，重视民主程序，无论财政的立法、执法、司法实践中，都要强调程序、公开、公平、公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等各项权益。第四，强调公民对财政事项的民主监督，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申诉检举控告等各种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行使监督权，保障公共财政用于公共事务、服务公共利益。(二)财政法定原则财政法定，是财政民主的具体体现，以财政民主为基础，它要求将一切财政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实现财政权利(权力)法定、财政义务法定、财政程序法定、财政责任法定，避免权力运用的任意性和随意性，保障公民对国家财政行为的可预见性。财政法定，首先是财政宪定，关键在于依法治税、依法理财。所谓财政宪定，就是将公民生存发展所依存的财产权利和国家履行职能所需的财政权力均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且为保证国家财政权力服务于公民财产权利和其他自由权利，规范、限制或控制国家财政权力的行使。依法治税、依法理财的前提在于，财税法律体系的健全，特别是财税领域应当有一大批支架性法律的制定。财政宪定，依法理财，通过公民财产权和征税的民主同意权监督政府财政收支服务于公共利益，服务于纳税人之所需，是在财税领域实现的法治保障。以法律形式体现的财税法律，制定程序更严谨，人民参与度更高，内容更规范和稳健，体现民主意志，体现稳定性，容易为纳税人所遵从，并且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法律规范对行政权力或自由裁量权的规制。符合科学发展的财税法治，应当是公权力被有效规制的财税法治。既需要在理念上确立公民基本权利本位，更需要在制度上切实保障这种理念之实现，而这种制度的选择只能是财政立宪，其规范形式应尽可能是财税法律。在当前的财税法制建设中，推进财政立宪，应以《财政基本法》、《税法通则》为突破口，完善财税领域宪法性法律的制定，从而解决财产权利与财政权力的边界，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划分和财力平衡以及公民财政知情权、决定权和监督权的保障等问题。继续提升财税法律规范的刚性，及时提升收费、国债、国有资产、转移支付、社会保障、财政监督和具体税种的立法层次，将大量的财税行政法规，根据立法和执法实践，适时制定法律。#p#分页标题#e#(三)财政平等原则财政平等，是确保财政符合正义公平的法律理念，是确保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法则。财政平等包含着对正义的价值追求，在制度上体现为平等对待。财政平等也可以理解为财政公平，既包括形式公平，又包括实质公平;既体现在财政收入领域，也体现在财政支出领域;同时，还表现为中央和地方财力的平衡与协调。公平正义是推进财税法治的重要依据和有效准则。坚持公平正义，就必须给每个纳税人公平的机会，让每个纳税人都有维护自己权益的能力;同时必须协调各方的利益，使公民与国家、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中央与地方等利益群体的法定权利(权力)平等受到保护，将宪法平等权在财政领域获得充分的尊重和实施。目前，在我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社会背景下，财政平等的确立和有效发挥作用，有助于将社会的矛盾控制在人民心理承受能力以内，并创造一种平等和谐的竞争环境，从而保障最低人权，保障公民的民利。财政平等，就是在财政经济的源头上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财产权的平等保护，量能课税、实现税负公平，以公共财政实现全体公民获取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对弱势群体进行财政倾斜，通过转移支付支持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等政策措施，正是公平正义在财税领域的直接体现。坚持财政平等:一是应该在财力平衡上进行突破，通过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实现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的平衡与协调，确保不同区域的公民都能够平等地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间财政关系方面保障最低限度的财政均衡，保障每一个公民的生存权、受教育权等基本人权。二是推进实质公平。在财政支出方面，调整财政支出的比例，改革相关税收政策法规，加大对农村、弱势群体、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社会事业支出和财政投资力度，实现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相对均衡度;在税收方面，根据纳税人税负能力的大小设计税制，体现量能课税，并根据受益关联程度推进税费改革。例如个人所得税逐步实行综合所得征税，从而实现税负公平;再如从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出发，坚持以产业优惠为主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制度，实现环境公平;在社会阶层财政关系和基本人权保护方面，保障机会平等和无制度性歧视。(四)财政健全原则财政健全本质上是财政民主和财政法定的延伸，财政健全关注的是财政运行的安全稳健，核心则在于财政风险的防控。财政风险的防控，主要体现在财政收支结构的合理组合、财政重大事项的科学决策、财政违法行为的救济与追责等方面。财政风险的防控，既有积极的防控，设定合理的尺度，设定保障决策科学的程序与规则;又有消极的防控，如设立禁止性的标准，明确违规的责任与惩罚等。只有安全稳健的财政运行，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才能保障充足的财政资金用于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投入，提供保障公民权利所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赤字高筑，财政运行不稳，必然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和谐，也容易导致各类市场主体无法准确把握经济信息和发展形势，难以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财政民主和法治的缺失，严重的还会引发财政危机，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规模越发扩大，如果将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的债务、国有企业的债务、社会保障费用的缺口、银行的不良资产等隐性负债纳入进来，我国财政风险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而令人担忧的是，我国的国债、收费、财政转移支付领域，几乎都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财政监督法律的缺失使得财政风险的防控面临法律依据缺乏，甚至会陷入财政违法案件中的追究责任和补偿救济机制都无法解决的困境。财政运行应当是经常性收支平衡、财政赤字水平合理可控、公债和收费用于特定目的并受到有效的法律规制，财政运行获得有效监督和究责救济顺畅有序的状态。因此，当前应当抓紧修订预算法，制定国债法，使国债发行规模和结构得以法律控制，强化预算监督。三、我国财税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向财税法治是建立在完备的财税法律体系基础上。法治是财政的基本表现形式，是财政事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财税法律内容的协调，重在建立健全涵盖财政收支平衡、财政预算、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监督在内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协调，在于建立一个税制结构优化、税负合理、征管配套的税收法律体系。财税法律形式的协调，关键在于对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理组合与科学搭配。无疑，财税法律制度的完善，要依靠先进的财税法理念和制度创新，财税法改革与实践的广泛推行。(一)完备的财税法律制度完备的财税法律体系是实现财税法治的基本前提。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税法制进程加快，一大批财税领域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应运而生，初步形成了财税实体法和财税程序法为构成的财税法律体。但是，也应当看到，我国财税基本性法律缺失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具体表现在:1．财税法律体系不健全。财政基本法主要涉及财政法的基本制度、基本原则、权力分配、政府间财政关系、收支形式与重要收支制度、财政平衡、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我国宪法缺乏对财政制度系统的规定，为保证财税法律的统一实施，制定财政基本法是最佳选择。我国虽然制定了《预算法》，但是其刚性不足、预算形式不科学、部门预算与专项预算不协调、预算科目不合理等问题突出。在财政收入法中，除了税法具有相当的规模之外，国债、费用等领域，尚且没明确的法律来规范。从财税法治的角度看，获取财政收入是公权力最容易侵犯公民财产权利领域。财政支出法涉及财政转移支付、财政采购、财政投融资等内容，我国目前除了《政府采购法》之外，其余领域都明显缺乏法律的深度调整，财政权力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财政收入法主要包括税收实体法、国债法、行政收费法和特别财产收益法等。财政监督法是对财政违法行为追究责任和财政侵权行为进行救济的主要依据，也是保障纳税人民利的重要环节，但是我国除了《审计法》之外，财政监督法律并不完备。#p#分页标题#e#2．地方财税立法权的缺失，主要是税收立法权的缺失。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税收立法权基本都由中央行使，地方除了享有屠宰税、筵席税等立法权外，没有更多的立法权力，而多数省(区治区、直辖市)实际上并没有征收上述两个税。可见，地方仅有的税收立法权也未尽其用，这反映了我国财税体制的不完善，税制的滞后和税收规模与结构的不合理。从调动地方积极性，增强地方政府有效管理，推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赋予地方一定的财税立法权，也能够有效地遏制地方政府违反法律法规寻求不正常的法律突破。地方税制改革应当以提高财力配置的有效性，增加地方财力，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改进管理体制，统筹税权划分、非税收入改革、预算改革等，确定合理的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和结构。3．税收实体法的结构与税种设计不协调。总体上说，应当通过权衡税制改革的目标，协调税收实体法的作用，在合理设置税种的前提下实现税制的简化。1994年的税制改革以来，税制结构在趋于合理和简化的同时，税种重复、交叉、缺位的现象仍然存在。例如，社会保障税、环保税的缺失;有些特定的税种，如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已经逐渐失去存在的意义;税种之间的比例也不尽合理，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失衡。税制结构的优化，需要合并重复设置的税种;需要调整性质相近征收交叉的税种，例如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与资源税和房地产税的交叉，烟叶税与消费税的交叉;需要调整特定目的税，例如具有特殊所得性质的土地增值税与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的整合等。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的调整，不能简单地通过存量此消彼长去实现，而应该从总体税负调整的角度出发，通过增量安排，辅以非税收入转入税收收入等综合考量。完善的财税法律体系，应当是一个具有完整的内容结构的有机整体，形成一个以财政基本法为统领的，以财税实体法和财税程序法为骨干的，包括财政收入法、财政支出法、财政管理法、财政监督法等内容的，各组成部分层次分明、结构完整、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从规范内容上看，财税法律应当着力明确授权性规范、完善行为规范、健全法律责任等，规范财政主体的组织机构、权力职责，设定相应的行为规范，促进财税法律内容的全面协调发展。(二)财税法律制度形式的协调发展财税法律形式的协调，关键在于对宪法、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这些财税法律渊源形式的合理组合与科学搭配。当前我国财税法律制度形式协调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财税法律偏少，也就是财税法律体系效力层级低下，因此，需要强化财政法定主义。财税法律制度涉及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义务，财政法定是实现财税法律制度以人为本的必然途径。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强调对纳税人的尊重，对人权特别是纳税人基本生存权的保障。纳税人、用税人基本权利义务的规定，是对国家财政权力与纳税人财产权之间的利益平衡，体现着对纳税人基本生存权利的保障，也蕴含着对纳税人公平正义的追求。财政法定是民主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财税法领域的体现，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举足轻重。各国在财税立法中恪守财政法定原则，根本原因在于财政密切关系着纳税人的财产权益，税收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一种合法侵犯，如果由行政机关来决定，很容易导致侵犯纳税人、用税人权利。出于对纳税人的权益的尊重和保障，由人民的代表机关来决定财税制度的设计当然具有合法性，更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归根结底，财税法律制定的权力应当归属于纳税人全体，在代议制民主和现代法治语境下，也就是财税立法权应由代表纳税人全体的立法机关来行使。财税领域的每一个制度，都关系千家万户的经济利益，都涉及各种主体的利益诉求，只有法律的形式，才能更充分、有效地保障以人为本的理念。财税法律制度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实就是各种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的全面考虑与充分协调。从总体上讲，法本身就是调整利益关系，表达利益要求，平衡利益冲突的规范;而利益协调的基础和核心，恰恰就是制度的协调。确立一种制度，最有效和最权威的方式，就是立法，在所有的立法中，宪法和法律的制定又最为严谨、权威。因此，实现制度协调并进而实现利益协调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法律确立相应的制度，调整规范相应的社会关系。从财税领域来说，协调多方利益更是其基本特征，财税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为利益协调提供合适的平台，为实现多方利益的充分博弈提供条件，从而将多数人的利益反映到制度和规则的设计中，并且充分考虑和不损害少数人利益。没有利益协调，也就难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立法通过确定利益主体的范围、分配各主体的权利义务，确立一系列的原则和制度来协调利益关系。［6］法律作为一种定型的社会规范和准则体系在诸种社会利益调控机制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也能更有效地实现财税领域各主体利益之间的全面协调。法律制度的构建就是要求法律规范设定具有可预期性与稳定性。财税法律制度建构，对可预期性和稳定性的诉求更为明显且迫切。社会经济主体需要稳定而明确的财税法律制度，从而合适地安排经济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公民也依赖于稳定而明确的财税法律制度，从而实现对自己财产权利的另一种方式的保障。财税法律制度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价值，就在于防范国家权力的任意行使，维护和保障公民在市民社会生活中的经济自由。充分实现财税法律制度的可预期性和稳定性，最好的形式无疑是法律。因为，财税法律的制定程序更为严谨，规定的内容更为基础，对纳税人财产权利和社会经济主体经济自治的保护也就更为充分和有效。对财政法定主义的强调，在于财政法定主义自身的重要意义。财政法定，首先并不是作为一种先验的政治理念或法律原则而提出来的，而是人类民主政治运动的一项现实诉求。不过，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演进，财政法定性逐渐变成了在当代各国的财税立法实践中一项不断完善的民主政治原则。财政法定主义，尤其表现在对税收法定原则的追求上。#p#分页标题#e#财政法定理念，最早就体现为17和18世纪西方“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的同意不纳税”这一朴素的追求，长期的发展才逐步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石。英国通过《大》、《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等一系列的法律文件，确定了税收法定的基本原则;美国的民主，更是围绕限制政府税收权展开;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更是在第14条明确了“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认可，注意其用途，决定税额、税率、客体、征收方式和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历程，总与财政制度特别是税收制度的变革紧密关联，正因为如此，我国《立法法》才将财政法定确立为一项重要原则。《立法法》第7条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而第8条第8项则将税收方面的基本制度列入只能制定法律的范围。在财税领域坚持法定原则，不仅仅是现实的一种需要，也是《立法法》相关规定的具体实施。从税收立法的角度看，有必要对现有的非法律位阶的税种法(行政法规)进行修改，然后经过施行实践的检验，通过适当的立法程序将之上升为法律。现行有待上升为法律的税种法主要集中在流转税种，包括增值税条例、消费税条例、营业税条例。相关条例的修订，虽然未直接完成法定原则的形式要求，但这种层面上的修订不仅回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为将来由条例上升为法律奠定了基础。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对税收———财政收入的主体部分通过法律形式规范，既是法定原则的形式要求，也是最大程度的体现民意，反映民智和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客观要求。
财税合规的重要性篇2
国家财政权有广狭之分。从狭义来讲,国家财政权通常是指国家财政性行政权责,是国家各级财政(含税收)行政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宪法、法律,以及行政法规与规章规定的财政行政管理权责体系,包括财政行政立法权、财政会计管理权、财政预算管理权、财政税费征管权、财政收支监督权、财政执法复议权及其他财政管理权。从广义上说,国家财政权是一个国家凭借其主权所享有的通过民主制定宪政法律在主权国家与公民组织之间,立法主体、行政主体和司法主体之间,各级政府之间以及它们内部各部门之间配置的向特定对象征收税费、借入国债,并将其按预先民主制定的年度预算用于国家生存与发展所必须开支的方面的人大财政权(财政立法权、预算审查权)、政府财政权(财政管理权、税费征管权、国库经理权、财政使用权、审计监察权)、司法财政权(财政检控权、财政审判权)等权责体系。
财政权的配置与运行制约机制的合理化是国家政治权力良性运行的经济法律基础。之所以要对财政权作出明确的规定并对其行使加以严格的监督限制,是因为国家财政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机关履行其管理公共事务职权的基础,而且与国家立法权、国家司法权良性运行密切相关,关系到一个国家依法治国的根本。由于支配财政的权力可以影响其他国家机关的公务行为,或者影响国家公务人员的意志,所以对国家财政权的合理配置是防止国家权力过分集中到某一个国家机关的重要内容。目前财政领域中存在的以农民税费负担过重为代表的国家与民众争利问题、国家对财政资金的使用在受益人间有失公平的问题、行政机关财政权力滥用而得不到立法宏观控制与司法个案救济问题、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划分转移不完全相称问题、政府财政资金征管、使用与监督机关制约关系不顺问题等,大都根源于财政权力配置与运行机制不科学、宪政法律制度执行保障制约机制不健全。财政权力配置与运行制约机制的合理化,对于进一步深化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理顺财政权力主体权责关系,健全财政权力运行制约机制,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及有关行政工作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约束财政权不仅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手段问题。如果财政权的配置不利于国家机关之间的职能分工,那么,财政权的运用就有可能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由于依照宪法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以保护公民的权利为目的,公共权力机关依靠税收来维持其正常的工作,而税收与公民的财产权息息相关,国家财政权的本源是人民的权力,因此,规范财政权必须体现人民主权和基本人权原则;财政权的行使必须与保护公民权利相一致。同时,财政权的规范与运用还是国家调控市场经济、维护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手段:而财政监督权地有效规范与行使则是克服行政效率低下、官场腐败,建立民主与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
二、国家财政权与公民财产权关系及其优化原理
对财政权的配置首先是以通过民主制定宪政法律确立主权国家与公民组织之间的税费权责关系为开端的。税费权责法律关系是国家与公民二者之间最基本的财政权权责关系,它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机关对公民及其复合主体因税费开征、减免、停征,目率调整变动等因素所发生的税费实体权责关系;二是国家税费征收机关因行使税费收征收管理检查权而与涉税费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产生的税费征纳程序权责关系。
国家财政权与公民权关系的异化主要表现为国家财政税费征收权的滥用(包括扩张性滥用和消极性滥用),导致了公民财产权与国家财政权的双重损失。国家财政税费征收权的滥用主要产生于税法立法技术粗糙所造成的税收法律制度弹性。由于现行税费法律规范对税费的实体权责与征管程序规定不太严谨,不仅使税费征收主体为局部“公益”或个人私利而任意扩张性地行使税费征收权、侵犯公民与组织的财产权提供了可能;也使税费征收主体为局部“公益”或个人私利而消极地性行使税费征收权、侵蚀国家财政权(导致国家税费收入流失)提供了条件。农民税费负担问题是国家财政税费征收权扩张性滥用的典型现象。消极行使税费征收权导致国家税费收入流失的原因,还在于国家和税收征管人员是一种委托关系,税收人员有着与其委托人目的不一致的利益目标,这导致一些个人不愿为国家利益而尽心尽力,或将其私人利益渗入征税权实施过程,寻找与纳税人合谋的机会,损公肥私。如有些税收征管员和纳税人相勾当,直接缓征、少征或不征纳税人应该缴纳的税款;拥有享受税收优惠认定权的税务机关或官员滥用税收优惠,给予纳税人享受不该享受的税收优惠:越权审批税收减免期限和欠税;因税费征管不严导致的不该享受优惠的纳税人通过“挂靠”和“寻租”活动来避税、偷税,甚至骗税;不及时有效地对违法乱纪给予应受处罚(罚款和滞纳金);下级税务部门搞“蓄水池”,隐瞒税收收入等现象,造成了国家税费的大量损失。
为保证税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必须努力推动税收相关法制建设,科学合理地处理公民财产权利与国家税收权的关系,使国家通过税收取得的财政收入最大限度地为人民提供服务,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增长。维持公民财产权利与国家税收权的平衡,实质上是维持社会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比例平衡,这种平衡的实现意味着创造出了发展和保障社会整体利益不断增长的良好宪政条件。它要求税负总水平与国民收入相适应,以最少的税收最大限度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并充分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最大限度地致力于人民的幸福生活。社会理想的税负应是国家的征税权力和公民等社会个体的权利协调一致。在社会权利结构中,若国家税收权比重过小,公民财产权利比重过大,就会导致政府失能的种种不良后果,如社会经济秩序混乱,各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行为等等;而如果公民财产权利比重太小,国家税收权比重太大,则又会形成本末倒置,公民财产权利无法有效约束国家税收权,反而被国家税收权所扼制的局面,其现实表现就是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专制主义。这两种情况都会损害客观的社会整体利益。
为此,一方面,国家税收权应当处于公民财产权利的约束之下。国家税收权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为国家机构及其官员的职权。因此,约束国家税收权,就是对国家机构及其官员手中的职权进行监督和控制,让这些职权只能服务于公民财产权利,只能维护、促进而不是损害社会整体利益。为了确保公民财产权利对国家税收权的控制,实现和维护预设的宪政秩序,除了应当保持公民财产权利在社会权利结构中的足够比重并加强这种权利的建设外,再一个不可或缺的措施就是限制国家税收权的强度。不仅应适当分散国家税收权以削减其强度,同时还应当让国家税收权的不同构成部分之间形成一定形式的制约平衡关系以自我抵消一部分强度。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维持社会政治生活的稳定,有效地规范经济生活秩序,保持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同时也是为了从根本上维护和促进公民个体利益,国家税收权(规模和强度)必须足够强大到足以防止公民滥用权利(从事各种行政违法、犯罪活动和民事侵权行为),对容易引起避税而又难以控制的征税项目进行详尽规定;对一些难以确定税款的纳税项目建立规范透明的税收谈判制度,通过税收妥协使征纳双方能够在税法模糊、理解不一致时,找出一个双方都有可接受的办法,解决税法条文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所产生的一些税收征管凝难问题。同时,考虑到税法边界的模糊性的客观存在,有些规避税收性经济行为依据现行税收法律条文不能明确作出是否构成偷逃税的判断,有必要以实质重于形式的偷税判别原则重新规范偷税认定制度,同时加大税务部门对税收义务人(违纪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罚力度。
三、财政权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配置及其优化
对财政权在立法主体、行政主体和司法主体之间的配置结构是国家财政权力运行的民主政治基础。我国现行宪政法律制度对财政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的配置结构概况如下:权力机关的财政权主要包括财政立法权和财政执法监督权两个层次。行政机关只能根据立法授权进行财政委任立法并依法接受立法监督。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财政执法监督权配置方式有二:一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各级政府财政有关机关遵守、实施宪法、法律及法律性决议的情况;撤消各级政府制定的与宪法、法律相抵的财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二是各级权力机关对国家各级财政机关的财政执法工作实施监督(审查、批准、建议、质询、检查、调查、弹劾),以保证其财政执法的合法性、合理性,使财政执法中发生的违法、不当行为得以及时纠正,从而提高财政执法质量。行政机关的财政权主要包括各级政府及其财政有关部门有权制定、财政方面的法规、决议、命令和通知等:有权编制、执行本级政府预算决算:有权对所属各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财政工作进行检查、处罚和复议等监管。司法机关的财政权主要是指法院通过受理财政行政相对人或者人民检察院的诉讼,对财政行政相关主体涉及财政权滥用的违法、犯罪案件进行行政或刑事性裁判的权力。
财税合规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与规范化
根据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点，不断完善财政政策和制度机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于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尤为重要，而整个财政税收体制进行改革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应当站在不同角度用不同的策略去进行创新优化，进而创造出良好的财政税收环境。当前我国财政税收制度改革过程中存在有诸多问题，例如财政税收控制管理力度不够，财政税收监督监管的问题等，在当前时展的背景要求下，我们必须站在大局的角度，以我国的实际国情为基础，实现健康稳定的财政税收发展，不断加强我国财政税收的体制改革。
一、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
当下，在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有尚不完善的管理制度以及利用不合理的财政税收资源，这些问题都从多方面制约着我国财政税收工作的发展，甚至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我们应当从不同角度出发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积极稳妥的推进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及时发现财政税收体系中存在的不足并且及时进行改革，真正实现全方位的财政税收管理[1]。
(一)财政税收控制管理力度不够
对于财政税收工作进行控制与管理应当从管理机制的角度出发，让财政税收的综合性管理更加稳妥，进而确保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有效性[2]。相关管理人员能够贯彻落实行政管理以及业务的总体战略，对财政税收工作的管模式进行全方位的创新，创造更加良好的财政税收控制管理环境。而当下的实际情况并不容乐观，相关的原则性问题，财政税收管理工作并未深入贯彻，也没有切实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整个财政税收管理过程显得相对松散，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效果也相较低下。因此，相关管理人员应当树立起良好的责任感以及使命感，确保整个财政税收管理工作能够满足相关管理控制的标准。
(二)财政税收监督监管机制不健全
在进行财政税收改革的过程中还应当从不同的管理监督机制出发，以实际情况为基础推行财政税收管理模式的创新与优化[3]。而我国当下的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运行却并非如此，很多财政税收管理队伍尚未稳定，相关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以及主动性十分匮乏，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相对滞后。因此，在进行财政税收管理的过程中，还需要积极完善财政税收管理制度，让整个财政税收工作的开展具备良好的规范性，确保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受到实时的监督与监管。
(三)财政税收民主管理缺乏完善
在进行财政税收民主管理的过程中，将政务情况进行公开是很有必要的，只有充分透明的政务工作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管理[4]。当下，财政税收管理工作还需要在实际的工作中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行优化，进而为财政税收工作的管理模式创新改革提供良好的环境。民主理财以及财务公开等制度应当作为财政税收工作民主管理的出发点，依然要以实际国情为基础来稳步创新财政税收体制管理工作，实现财政税收工作的综合性管理，将民主的管理制度切实贯彻落实，将民主管理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模式创新的要点
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还需要我们站在不同的财政管理思想角度，对财政税收体制进行创新[5]。
(一)积极建立分级分权财政机制
想要实现财政税收体制的优化就必须要通过改革对财政税收工作进行分级分权管理，这样才能站在不同的角度对财政税收工作进行管理，只有积极的建立起分级分权的财政税收管理机制才能够为财政税收管理模式的优化创新打下良好的基础。要将分级分权制度与财政税收管理模式的改革紧密连在一起，正面当下财政税收管理模式中存在的不足，用分级分权管理去有效应对，才能够让整个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符合整个财政税收综合控制管理的标准。同时，要以财务管理的压力控制为出发点展开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将统筹管理的力度不断强化，确保财务管理的压力能够被财政税收管理工作有效的应对，监督管理财政税收管理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科学合理的开展财政管理工作。
(二)健全转移支付体系
转移支付系统需要不断健全，以满足转移控制管理的需求，创新优化支付方式。财政税收支付管理的主要内容可以以稳定、可靠的资源为基础，对相关资金进行管理，在此基础上确保支付功能可以满足各种财政税收工作的需求，助力财政税收工作的创新，使财政税后资金的综合利用水平得以提升，打下良好的合理配置财政税收资源的基础。健全完善转移支付体系还需要依据税收支付的总体结构，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还应当建立增值税分享制度，以资金分配体系的管理要求为标准来创新建设财政税收体系。
(三)创新财政税收管理制度
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财政税收体制在实行的过程中需要切实有效的责任制度去进行维护，并且以财政税收支付模式的需求为标准[6]。创新财政税收管理体系，让各级地方政府加强关于财政税收的监管力度，将地方财政税收管理工作逐渐的规范化，全方位的创新财政税收的控制和管理。改革应当站在宏观管理的角度去对财政税收工作进行改革，只有从制度方面进行创新才能够实现整个财政税收工作的创新，在进行改革创新的过程中应当充分把控好大局观，确保对于财政税收的改革能够满足各项服务管理的需求以及我国的基本国情。此外，财政税收的优化管理还要与制度体系建设紧密关联在一起，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财政税收管理机制。同时，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也预示着我们应当在对财政税收体制进行改革创新的同时建立其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为财政税收优化控制提供保障。
三、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模式创新策略
面对当下的经济新常态的财政税收改革工作，我们还应当从管理模式的角度出发，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机制，将财政税收的综合管理水平进行逐步提升，创造良好的各种制度规范化运行环境。在整个过程中，综合控制管理是财政税收规范化运行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拥有良好的综合管理控制是财政税收规范化运行的前提条件，财政税收规范化管理还应当与管理模式的创新与优化紧密结合在一起，推进财政税收的长效发展。
(一)财政税收支出管理规范化，创建财政税收支付新环境
我们要站在不同角度去应对财政税收支出规范化管理中的各种问题[7]。首先，我们要高度融合财政税收支出管理与支付环境，制订出一个良好的财政税收管理战略目标，深入贯彻到财政工作的各项细节中去，让财政税收的收支管理在规范化发展的大环境下进行。其次，要对自主性财力在财政税收规范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深入的分析，积极推进自主财力控制，创造良好的财政税收预算资金管理工作氛围。最后，还要充分融合财政税收控制管理与财政税收模式优化，建立起良好的战略管理环境，进而不断地推动财政税收综合性控制工作，并且要不断加强对其的引导，确保整个财务管理工作积极稳定的进行，确保财政综合控制管理的要求能够被财务模式满足。
(二)解决财政收支矛盾
对于财政收支之间存在的问题，在推动财政税收实现规范化管理的过程中应当积极应对，针对性的控制和管理财政收支工作的实施，进而确保相关的运行需求可以被财政收支所满足，不断提升财政税收的综合管理水准，保障新型管理模式的形成以及创新。在进行财政收支管理的过程中，财政模式的控制应当是整个工作的出发点，以此为基础来推动整个财政税收的各项优化工作的开展。加强财政收支两方面的工作，用增收模式来带动管理工作效率的提升。在实际的工作中，应当具体分析相关的债务状况，并针对性的建立起健全的管理机制，将控制债务的能力进行提升，让每一种税收类型都能够形成与其相对应的收支渠道，全面的推进财政税收工作，逐步实现财政税收管理模式的创新，确保能够高效的控制财政税收的运行。最后，确保财政税收体制的可行性应当是财政税收规范化进程中的重点，因此，要保证征缴力度以及方法，确保能够与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接轨，建立起一种多元化的管理方式。
财税合规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财税体制改革预算管理制度税收制度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就是我国当前税制改革的目标，我国税制改革还存在着众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所以我们必须时刻绷紧改革的这根弦，尽早完善我国的财税体制。
一、我国财税体制存在的问题
1、预算的透明度不够，机动财力规模过大，预算支出制度约束依然软化
近些年预算支出中的其他支出项目占总支出的比重为10%～12%，规模达到2000多亿元，并呈现逐年扩大之势。其他支出在建国初期和改革之初只占预算总支出的1%～3%左右。其他支出的资金究竟如何使用了、其使用方向和效益如何，透明度差，随意性很强。其实质是预算的机动财力过大，反映了国家预算支出制度约束力和民主监督的弱化。政府的这种机动财力的扩张之势违背了预算的统一性、透明性和民主原则，不利于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财政资金效益的提高以及强化预算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2、宏观税负不合理
我们这里提到的“宏观”是指一个国家，而宏观税负就可以通过国家一定时期政府获得收入总量占同期的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获得收入总量的表示方法有多种，譬如说税收收入、财政收入、政府总收入等。收入表示方法不同，计算出的宏观税负比重也存在较大差异，以10年为例，通过计算得出的宏观税负为18.03%、20.4%、30.51%.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国的税负水平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并与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非常接近，但是这与我国现状极为不符。现阶段我国还没有达到先进国家水平，社会发展程度也不是很高，而宏观税负偏高，会造成企业和居民的负担过重，这极其不利于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企业的长远发展，若是宏观税负始终保持这种偏高不下的情况，势必会对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扩大内需战略方针的实施带来影响。
3、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间的财政体制离规范、科学、稳定的制度目标有较大距离
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地方政府间的分配关系还未完全理顺，“分税制”体制不健全，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正在建立的过程中，财政对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调节还很有限。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事权和财力划分又几经变动，目前事权划分还不十分明确。自1998年以来，事权呈现下放的态势，财权呈现上收态势，体制处于不稳定状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分配关系仍以相互“博弈”为特征。
（2）分税制的几次调整以财力向上集中为主。1994年分税制改革只是明确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力和财权划分，并没有对省级以下各级政府之间的体制调整指明方向，各地省级政府纷纷仿效中央的做法，加强本级政府的财力，从而造成省以下地方政府财力的上收，而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又相对滞后。导致基层政府财政资金拮据，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财力向上级财政集中的往往是基层财政用于“吃饭”的钱，但相当一部分转移支付下来的资金却用于建设。转移支付资金的中间截流相当严重，能够真正到达县乡基层财政的资金甚少，使得基层财政发放工资困难（不可否认存在着基层政府机构和人员膨胀问题），基础教育、农村卫生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资金缺口很大。
4、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性和透明性不足
这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其一，现行转移支付项目设置过多，且实际操作不规范，难以与国际接轨；其二，“税收返还”仍然在中央对地方财政补助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其三，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较小，不足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比例的十分之一，而相比之下，专项转移支付规模过大，同时存在使用不规范、种类设置不科学的问题；其四，我国转移支付标准一致沿用“基数法”的方法进行确定和分配，导致中央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情况不合理。
5、税制结构缺乏合理性
目前我国税制结构存在十分严重的不合理现象，具体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1）税收的整体覆盖范围较窄且税种的种类也不够完善。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尚未建立与不动产保有环节相关的财产性税种，并且与提供公共服务相关的税种也比较缺乏，除此之外，一些可以对社会分配功能其调节作用的税种也尚未纳入到税种体制中；由此可见，对我国当前的税种进行健全和完善已经势在必行；（2）主体税种的结构十分不合理。我国虽然已经实行了双主体税制，即流转税与所得税并重，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双主体税制结构尚未形成，税制基本上以流转税为主。如实不能尽快改变这一现状，会对主体税种间的配合以及收入的再分配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3）资源税的计税依据弹性不足。一直以来，我国的资源税采取的都是从量定额征收的方式，这种征收方式很难对资源过度开采起到抑制作用，既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二、财税体制改革的建议
1、改进预算管理制度
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状态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支出增幅或者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
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重点增加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中央出台增支政策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原则上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调节。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严格控制引导类、救济类、应急类专项，对保留专项进行甄别，属地方事务的划入一般性转移支付。
2、完善税收制度
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以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进环境保护费改税。
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
3、进一步转变财政职能，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基本建立起公共财政支出体制
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目前财政职能中的经济建设职能要进一步缩小，财政的财源建设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打破地区分割，消除地区封锁。通过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形成以满足社会公共服务需要为主体的财政。为此，在未来十年，一是要逐步降低目前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的比重，逐步缩小基本建设支出规模。二是对事业单位经费的供给和管理体制进行实质性改革，对卫生医疗、高等教育的体制进行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充分运用非政府财政资金发展科技、高等教育以及部分医疗保障事业，促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同时控制财政对这部分事业经费支出的增长，并逐步减少这部分支出的比重。三是提高财政对基本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增加对农村基础教育和基础医疗卫生建设的投入。
三、结语
应该看到，财税改革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工程，改革当中也不可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选择好改革的突破口非常关键。这里，就要从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动态发展出发，抓住主要矛盾，选择对整个财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关键点作为突破口。从近期看，无论是出于政府间财政关系在现代财政制度中重要的环境保障作用层面的考虑，还是从“营改增”的全面推行引起的地方政府收支危机的现实困境出发，当前财税改革的关键都是要平衡中央和地方财政利益，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可以说，如果这方面没有突破，财税体制改革的其他方面也难以进行。更应该看到，与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改革就会牵涉到以分税制为基础的税制安排，即财力如何配置问题。但未来是按照税种划分中央税和地方税，还是在税种之间调整分成比例，还有待在税制改革中逐步完善，同时也为这次改革留下了增进空间。
纵观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历程，财税体制改革已不仅仅只是实现自我的完善，而是具有适应和保障整个转轨进程的双重作用；财税体制改革也已不再是只局限于经济层面，而是覆盖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个范畴，涉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等多方面利益，关系行政、金融和户籍等多维度改革的制度安排。可以说，财税体制改革是一项事关治国安邦、强国富民的重大改革，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领域改革。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如何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更关乎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课题组：财税体制改革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及进一步改革建议[J].税务研究，2003（9）.
[2]刘剑文、陈立诚：财税体制改革：新使命、新思维、新途径[J].社会观察，2013（12）.
[3]王恩胡、铁卫：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09（2）.
[4]刘晓萍：目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展及主要问题分析[J].中国经贸导刊，2010（4）.
[5]余海波：论先行财税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东方企业文化，2010（8）.
财税合规的重要性篇5
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名目繁多的收费已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诸多的负面效应,特别是国家规定以外的各种收费使企业负担沉重。因此,摆正税费位置,正确处理税费关系,实行“费改税”,已势在必行。
一、税与费关系分析
税收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固定地组织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费指中央或地方政府因提供公共服务或批准使用国有资源而向直接受益者收取的费用,它属于非税收入。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均分为两部分:一是税收收入,另一是非税收入。在我国非税收入包括行政性收费、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和集资。税与费都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形式,都可以用于财政性支出。这是税与费的相同之处。同时税与费又是有区别的。税收具有固定性、强制性、无偿性,收费具有灵活性、适度强制性、补偿性;并且税收还具有程序性,需要通过立法程序,收费只需通过行政程序即可;税收的征税对象具有普遍性,向税法规定范围内的所有纳税人普遍征收,收费的征收对象是特定的受益者,只有涉及某些特定行政管理和享受某些特定服务的直接受益者才缴费,具有受益与支出的直接对应性;税收收入由国家纳入国家预算,统筹使用,一般与政府的事权挂钩,用于一般性的财政支出,满足共同需要,收费除了一小部分“规费收入”上缴国家财政统筹使用外,其余一般与特定的行为挂钩,用于特定支出,满足特定需要;税收一般具有弹性,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的提高而增加,又随着经济的萎缩而减少,收费一般具有刚性,并且也不考虑受益者的支付能力。
综观世界各国的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占绝大比重,非税收入只起补充作用,在政府预算收入中只占很小比重。如美国1995年的联邦预算中,非税收入仅占6.7%,而韩国仅占政府预算的5.7%。日本目前的非税收入约占5%。而我国近年来全国各类收费金额却以年均15%的涨幅递增,1997年全国各类收费总额近4200亿元,相当于我国同期财政收入的45%,以费挤税,费强税弱,税费矛盾相当突出。
二、我国目前的税费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一)费强税弱,侵蚀了税基,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按国际通行贯例来看,税收应在一国的财政收入中占绝大比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税收一般占政府收入的80%左右,但在我国各级政府收入中,税收收入、预算外收入和各种收费各占1/3,税收收入不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亚洲地区的平均水平。近年来,税收收入中占政府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而收费占政府收入的比重却迅速提高,费强税弱,财政收支格局本末倒置,致使国家财力增长严重滞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级政府都把收费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重要渠道,在国家规定以外巧立名目,自定政策向国企、农民、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征收各种费用,久而久之,收费项目越来越多,收费规模越来越大,乱摊派、乱收费,最后造成费大于税。加上不少收费本身就是税基的重要部分,由于收费与与地方政府及所属部门利益直接相关,地方政府往往重费轻税,甚至明令先收费,后征税,“费”硬“税”软,收费挤占了税收,必然造成侵蚀税基,冲击税收。纳税人多交费必然少交税,以致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从而导致国家应得的税收以费的形式流入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甚至个人的腰包,没有成为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样就分散了国家财力特别是中央财力,使国家行使职能缺乏应有的财力支持,消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使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无法实施。
(二)收费项目繁多,收费部门林立,收费数额巨大,加重了企业和老百姓的负担
据财政部不完全统计,1997年中国各级政府的收费项目约6800多项,其中全国性和中央部门的收费有300多项,地方收费项目各地情况不一,少则几十项,多则几百项,最多的省有400多项。全国的各种政府性基金有400多项,除40余项是正常批准的之外,其余基金项目均为各级政府部门越权设立,而且收费多门,不一而足。目前,国企、农民、个体户和私营企业负担沉重,不是国家税收重,而是政出多门的费负重。国家经贸委调查表明,国有工业企业的各种不合理负担,大体占到当年其实现利润与税收之和的20%,有的甚至超过了当年实现的利润,过多过乱的收费使企业不堪重负,扰乱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秩序,加重了国有企业的负担,更影响了投资环境,特别是影响了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同样农民负担过重,不是重在农业税和按国家法律规定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的“三提五统”,而是重在国家规定外收费、集资、摊派太多,税收以外的不合理负担不断增加。实践证明,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使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不堪重负,不少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因“三乱”而倒闭,严重制约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
(三)收费管理不规范,财政监督弱化,扰乱了国民收入的分配秩序,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和温床
根据我国现行规定,各级政府、部门出台的各项收费是一种不纳入国家预算,由地方部门自收自支的预算外资金。由于自收自支,收费项目的多少和收费额的大小与地方、部门利益直接挂钩特别是与个人利益挂钩,于是各地方和各部门随意超过规定的标准和范围收费,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复收费,巧立名目的收费,甚至强行摊派。由于收费不纳入国家预算,导致支出去向不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监督,使财政监督弱化,滥收费、滥罚款使大量收费游离于国家预算外,既肢解了财政职能,削弱了政府集中性财力,还扰乱了国民收入的分配秩序,为各种开支提供了财力基础。费大于税的实质是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不规范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府部门的行为不规范,且不少部门违反财经纪律,以权代法,以权干预法律,擅自截留并滥支滥用收费,给、以权谋钱、化公为私、中饱私囊等腐败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和温床,进而助长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由于工业、交通、教育、卫生、城建、工商、公安等非财政部门收费介入了国民收入的分配领域,使国民收入的分配渠道陷入了混乱状态。
(四)收费项目增加和机构人员膨胀互为因果,恶性循环
由于财政收入保证不了日益膨胀的机构和人员开支就要去立项收费,收费的单位经费宽绰,就要增加人员,形成庞大的部门队伍,又增大了经费开支,在财政拨款有限的情况下,就不得不靠加大收费规模、数额进行自我维持,收费的过多过滥为政府机构的膨胀和人员膨胀提供财力基础,机构膨胀和人员膨胀又为过多的收费创造了客观需求。
三“费改税”的改革
最近几年,各种基金、收费项目很多,除预算外资金允许收费以外,地方政府各部门还在国家规定以外乱收费、乱罚款和巧立名目搞各种形式的乱摊派,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形成企业和群众的沉重负担,破坏了党群关系、政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因此,清费立税,实行“费改税”已经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
(一)清理整顿现有的收费项目,取消大量不合理的收费
1.将目前的各种收费进行彻底清理,坚决取消不合理的收费。将现行行政事业收费能够纳入税收的,依法纳入税收征管,将收费中属于经常性收入的,划为经营性收入,依法按规定纳税,对极少数确需保留的收费或必须收取的基金,纳入财政预算,凡不符合国家行政事业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审批管理规定的由地方或部门越权设立的各种收费、基金都应一律取消。清理“三乱”,规范收费,少数收费基金改为税。“费改税”是社会分配关系的一次梳理、整顿和调整。
2.重新鉴别现有各种收费的合理性,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对属于政府一般性管理职能,收费养人的收费项目,都应予以取消,有关行政管理费用通过一般性税收筹集,由财政预算安排。对国家支持某些重要事业发展或重点工程建设而设立的基金,已规定期限的征收期原则上截止2000年底,个别确需延长征收期限的基金,须经国务院批准后继续执行。
3.合并取消重复设置的收费。对一些重复设置的收费,该合并的合并,该取消的坚决取消,要结合机构改革和部门职能及政府事权的合理划分,分别予以取消。
4.降低某些过高的收费标准。对一些必要的收费如证照工本费,除具有特许权使用性质的证照费外,一般证照费应按每证最高不超过10元的统一标准收取,以减轻社会和有关方面的不合负担。
(二)将部分事业性收费转作经营性收费管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职能的转变,一些原由政府机构负责管理的事务,逐步转由一些从事经营服务活动的市场中介服务组织承担,相关的事业性收费不再体现政府行为,应转作经营性收费进行管理。这类费主要包括:委托检验收费、科技信息、咨询开发收费、社会有偿服务收费等。
(三)将部分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以相应税种取代,纳入法制管理
在取消不合理、不合法收费基金项目,并将部分事业性收费转为经营性收费管理的基础上,对一些体现政府职能,收入数额较大,来源相对稳定,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基金,适宜转为税收的,并入现行税种,不能并入现行税种的收费,可考虑设立新的税种。如:将交通部门征收的公路养路费等6种收费和基金,合并为“燃油税”;将各类文化教育方面的教育费附加等6种附加基金合并改征“教育税”;将农村征收的农业税地方附加和“三提五统”等8种附加基金并入“农业税”;将目前分散在劳动、民政、人事、卫生等部门的社会保险基金等5种基金合并为“社会保险税”。但这些新税种不可设立过多,以免税种繁多,违反简化税制的基本原则。
(四)对有必要保留的少量政府收费,实施规范化财政管理,加强人大监督
实行“费改税”后继续保留的收费、基金大体包括这几类:一是政府向法人或城镇居民实施特定管理和提供特殊服务收取的各种证照、注册费。二是政府机关为维护国家而实施的收费。三是政府机关或政府授权机构,向国有资源使用者收取的使用费和补偿费。四是一些带有惩罚性质的收费。五是少量暂不宜取消或规定的征收期未满,改税困难的政府性基金。经国务批准后,在一定时期内可继续征收。对这些保留的收费,要改革征管办法,实行规范化管理,同时加强人大监督,避免超范围、超标准收取。
任何改革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费改税”尤其如此,它的出台,将给某些部门利益和运作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必然要涉及到地方政府和部门的切实利益。“费改税”不是单枪匹马的革新,它牵涉到国家法律、机构、财税等各项改革的同步配套。应该看到它出台的不可阻挡性和不可急就性同时存在。因此,我们要加强宣传,正确引导,形成有利于“费改税”顺利实施的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财税合规的重要性篇6
在法学领域，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法律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规范性是法律概念的重要特征，或者说，法律概念就是法律规范。但是，任何法律概念或法律规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具体规范都是整个法律秩序之一部分。“通常只有了解法律规范在规范群（normengruppe）法典、部分领域（teilgebiet、劳动法、社会法、税法）或者整个法律秩序中的地位，才能对规范内容进行切合实际的理解。”（魏德士，2003）329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就是这样的法律“规范群”或法律概念群。从概念群的角度探讨财政问题与中国宪法问题的内在联系及其实践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
1．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
目前学术界有关财政的定义大体一致，一般认为，财政系指国家、地方公共团体这种经济团体，为维持其存立、达成其目的，取得、使用、管理必要的财货之各种活动的总称。广义上，财政被用以指国家财政、地方财政二者，但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主要是就前者加以规定（阿部照哉等2006）。或者说，财政是凭借国家的权力为满足国家职能的需要而进行的筹措、分配、使用和管理财政资金的活动。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部分。其职能是组织财税收入，拨付财政支出，进行财政监督（刘隆亨，2004）。
各国宪法文本上对“财政”的规定并不是范围一致，用语一致，有的国家的宪法是用专章规定“财政”并直接用“财政”作章标题，如属英美法系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对财政活动的法律规定都列入了宪法的范围并确定下来：1959年的印度尼西亚宪法的第八章、1957年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中的第七章、1966年新加坡宪法第五篇；有的国家的宪法是在具体条款中规定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内容，采用预算、决算、税收、国库、拨款等用语。而在独联体12个国家中，将“财政”用专章写进宪法文本的有4个国家，即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五章：财政与信贷）、白俄罗斯共和国宪法（第七篇：白俄罗斯共和国的财政信贷体制）、摩尔多瓦共和国宪法（第五篇：国家经济与公共财政）、格鲁吉亚共和国宪法（第六章：国家财政与监督）。其余8个国家的宪法文本虽未专章规定“财政”，但大都将“财政”、“预算”、“税收”等概念放到各相关条款中加以具体规定(注：只有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的宪法文本中没有“财政”一词。)（任允正等，2001）。
2.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
法律文本上的概念是法律规范，宪法文本上的概念就是宪法规范。同理，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是宪法规范，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就是宪法规范群，具体地说，就是“财政”规范群。
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一般由三个层面构成，一是基础概念（财政），二是基本概念（预算、税收），三是非基本概念（决算、国库、国债、转移支付、政府采购等）。其中，基础概念（财政）在宪法文本上出现的次数不多，但并不能改变它在“财政”概念群中的基础地位。基本概念（预算、税收）在宪法文本上出现的次数一般比基础概念要多，但并不能改变它对于基础概念（财政）的从属地位和次级地位。至于非基本概念（决算、国库、国债等），在宪法文本上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可能这个出现另一个不出现，即使出现，次数也很少。这就使得非基本概念在宪法文本中，相对于基础概念（财政）和基本概念（预算、税收），处于更加从属和次级的地位。据此，笔者认为，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主要应由基础概念和基本概念构成，即一般由财政、预算和税收这三个概念构成宪法文本上“财政”概念群的主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3.财政概念群的特征
（1）群体性。如果说，宪法文本上的概念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那么，宪法文本上的所有概念和规范就是一个系统，具有系统性。而宪法文本上的“财政”、“预算”和“税收”等若干紧密相关的概念和规范，相对于宪法文本上所有概念和规范的系统，就只带有群体性的特征，具有群体性。
（2）相似性。“财政”概念群既然称为“群”，那么“群”又有什么特征呢？在《辞源》（下册，第2499页）里，“群”有禽兽聚合；人群，朋辈；种类；合群；犹诸、众等5种涵义。其中一个涵义就是种类。而“类”在《辞源》（下册，第3999页）里则有种类；相似；善；法式，榜样等8种涵义。而相似就是其中的一个涵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财政”概念群里的“财政”、“预算”和“税收”等概念都具有相似性，如：“财政支出”与“财政预算支出”、“财政收入”与“财税收入”等。
（3）层次性。“财政”概念群的若干概念既有群体性、相似性，又具有层次性。如“财政”概念是概念群的基础概念，是最高的层次，“预算”和“税收”概念则为第二层次的基本概念，而“国债、货币、赤字、国库”等就属于非基本概念的第三层次。“财政”概念可以涵盖基础概念、基本概念和非基本概念三个层面。低一层次的概念则不能涵盖高一层次的概念。如“税收”这一基本概念只是“财政”这一基础概念的其中一个方面（财政收入），而不能包括另一个方面（财政支出）。更不能将“税收”概念与“财政”概念相提并论。
（4）互补性。在“财政”概念群中，互补性也是它们的特征之一。如“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财政预算”与“财政决算”、“财政收入预算”和“财政支出预算”等。
（5）整合性。整合性是“财政”概念群最基本的特征。所谓整合，就是“通过整顿、协调重新组合”（见《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1737页）。而作为财政概念群的整合，就是将具有相似性、层次性、互补性的“财政”、“预算”和“税收”等宪法文本上的规范加以整顿协调，重新组合为“概念群”之后，其价值功能将比整合前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概念更能反映宪法文本对财政问题的整体把握，更有助于人们对宪法文本上财政问题的全面的深刻的认识。因为，“在适用某个具体规范时，应当承认该规范在表达上的局限性和非完整性”。“只有对相关法律规范进行和谐的解释后，法律适用才是有意义的。”（魏德士，2003）71
4.财政概念群的优势：整合
整合，既是财政概念群的特征之一，更是财政概念群的优势所在。因为与群体性、相似性、互补性和层次性相比，整合性更能聚焦、放大和升华概念群在经过整顿、协调与重新组合之后的规范、价值、秩序、效力和功能。
（1）规范整合。概念群就是规范群。概念群的整合性，就是规范群的整合性。因此，概念群的整合首先就是规范的整合。“具体规范建立在规范整体”的“统一调整方案的基础之上”(魏德士，2003)329。
（2）价值整合。“法律规范包含了实现法律秩序应当实现的价值导向”（魏德士，2003）68。因此，规范整合已经蕴涵了价值整合。但规范整合并不等于价值整合。“规范和价值的区别首先在于它们所指向的行动一个是义务性的，一个是目的性的；其次在于它们的有效性主张的编码一个是二元的，一个是逐级的；第三在于它们的约束力一个是绝对的，一个是相对的；第四在于它们各自内部的连贯性所必须满足的标准是各不相同的。”（哈贝马斯，2003）316“在论证性语境中，规范和价值起着不同的论辩逻辑作用。”（哈贝马斯，2003）317
（3）秩序整合。规范整合与价值整合表现为秩序整合或法律秩序整合。“法律秩序应该是由协调的并且规范的价值标准所组成的有序的规范结构。”（魏德士，2003）329但这一“有序的规范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孤立的个别规范的堆积，而是“由协调的并且规范的价值标准”整合而成。正因为如此，“联邦宪法法院将整个法律秩序理解为一个层次分明的价值判断的内部体系、一个受到各方面约束的法律价值标准的层级秩序。位于该层级顶点的是宪法基本判断。”（魏德士，2003）31
（4）社会整合。如果说规范整合、价值整合与秩序整合还是停留于文本体系或制度层面，那么，社会整合则是上述三种整合与现实社会的结合，是将上述三种整合运用于社会现实生活，是宪法文本概念群在现实中的行动表现，是宪法文本的实施，是宪法文本上的概念群由逻辑向现实的转化。如果说，上述整合只是一种可能性，社会整合就是一种现实性。可能不等于现实，现实是已经实现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整合，只有在具有规范有效性的规则基础之上才是可能的。”（哈贝马斯，2003）35“现代社会不仅通过价值、规范和理解过程进行社会性整合，而且通过市场和以行政方式运用的力量进行系统性整合。”（哈贝马斯，2003）48“通过价值、规范和理解而实现的社会整合要完全取决于交往行动自身。”（哈贝马斯，2003）44
二、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
1.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
“财政”概念是中国现行宪法文本中“财政”概念群的基础概念。在中国现行宪法文本即1982年宪法文本中，“财政”一词8次出现，其分布大致在5个方面：一是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名称中使用了“财政”概念1次（第七十条第一款）；二是在规定国务院审计监督权时2次出现“财政”一词（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三是在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权限时使用了“财政”概念1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四是在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时3次使用了“财政”一词（第一百一十七条）；五是在强调国家对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权方面要有所帮助中使用了“财政”概念1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对“财政”一词在1982年宪法文本5个条款中的8次出现加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5处可概括为5种权力，即人大的监督权（监督政府）、国务院的审计监督权（审计监督地方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的管理权（审查批准管理本行政区域的发展计划和执行情况）、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权。
这5种权力再加以分类，就是中央国家机关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财政分权。其中，人大的财政监督权和国务院的财政审计监督权属于中央国家机关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人大的财政监督权和国务院的财政审计监督权与地方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权之间，则属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财政分权。
可见，在1982年宪法文本中，“财政”的基本涵义是分权，既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也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财政分权。
2．中国宪法文本上的“预算”概念
在宪法文本的“财政”概念群中，如果说“财政”一词是概念群的基础概念，那么“预算”一词就是概念群的核心概念。这是因为，财政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分配、使用和管理。财政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和实现权力机关批准的财政收支计划。换句话说，预算就是财政预算，财政预算包括财政收入的预算和财政支出的预算。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都离不开预算。因此，就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预算就没有财政。
在中国现行宪法文本中，“预算”概念共出现4处5次：一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使用了“预算”2次（第六十二条第十款）；二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中出现1次（第六十七条第五款）；三是在国务院职权中出现1次（第八十九条第五款）；四是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们政府职权中出现1次（第九十九条第二款）。
从宪政国家的视角而言，审议与通过预算法案曾经是代议机关的唯一职能。而在代议制民主发展日趋完善的今天，审查和通过政府预算法案仍然是代议机关监督、控制政府的主要途径，是建立与巩固责任制政府，实施宪政的关键。但是，这并不是“预算”一词在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全部涵义。实际上，从现代国家的宪政功能、宪政机制和宪政改革趋势来看，“预算”一词在中国宪法文本上的涵义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现代国家的宪政功能，财政预算是保证国家权力正常运行的经济前提（保权宪政功能）。财政预算的“保权”宪政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满足国家权力正常运行的需要。因为财政预算是政府向社会征取资财的合法依据，当然也就是其全部权力活动的经济前提。其二，财政预算也确保了政府在政治领域内的合法性权威地位。因为代议机关审议与通过财政预算的行为本质上是一个由代议机关代表民意行使的立法行为，它向社会表明了民选代表与人民政府的信任与政治支持，是政府取得社会民众的合法性认同的宪政功能。
第二，作为现代国家的宪政机制，财政预算是控制国家权力的重要途径（控权宪政机制）。财政预算的“控权”宪政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财政预算可以通过控制政府的财政支出节制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从而截断了政府滥用权力的物质来源。其二，审议与通过财政预算法案是代议机关威慑政府的一种有力手段。代议机关一旦全面控制了政府的财政预算，就牢牢扼住了政府的“经济命脉”，进而取得对于政府的全面支配地位。
第三，作为现代国家的宪政宗旨，财政预算是保障公民（纳税人）应有权利的重要内容（维权宪政宗旨）。其一，国家在预算财政收入时，不应该单方面决定税收政策，而应该实行预算民主，让纳税人在税收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有发言权。其二，国家在预算财政支出时，不应该单方面决定支出政策，要在支出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实现预算民主，确保国家将税收用于生产纳税人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保障纳税人应有的权利。
3.中国宪法文本上的“纳税”概念
“纳税”（“税收”、“租税”或“赋税”等）概念则是宪法文本上“财政”概念群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在日本宪法学家卢部信喜看来，“立宪政治乃以国王的课税须得到国民承认这一财政问题为契机而发展起来的历史，即显示了其重要性。”或者说，“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依照法律或法律所规定的条件（日本宪法第84条）”。“这是基于租税乃是要求国民直接负担，因此必须征得国民之同意的原则，源自于在英国自古便常被论及的‘无代表则无课税’的政治原理。”“这里所说的‘租税’，是指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基于其课税权，为了充作其使用经费，强制征收的金钱给付之行为。”（卢部信喜等，2006）其核心是：国家的征税权必须受到全体公民的约束，其民意代表的机构是议会即代议机关。这就是税收问题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这是所有国家宪法文本中最基本最共同的涵义。这就是“立宪视角下的税收”、“财税宪法”、“财税立宪”或“税收法治”。
中国宪法文本中的“纳税”概念与上述涵义相比较，有所区别。在整个1982年宪法文本中，仅出现“纳税”概念1处1次，即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按照蔡定剑（2004）对此条的解说，“税收是国家之基本，公民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创建自己的政府为了公共福利。而公民为此承担的代价和第一义务就是要向国家交税。所以宪法规定公民有纳税的义务是可以理解的。”关于“纳税的义务”，蔡认为，“纳税是指纳税义务人按照法律规定，向税收部门缴纳税款。纳税作为公民的一项义务，它有如下特点：第一，具有强制性，即纳税人须履行纳税义务，否则，要受到法律制裁。第二，具有无偿性，即税收是国家单方面向纳税人征收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不需返还，纳税人也无权要求返还。第三，具有固定性，即纳税人和税率都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我国刑法和有关税收法律对公民偷税抗税逃避税收义务的行为作了处罚的规定，严重的偷税犯罪行为将受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制裁，情节特别严重的要处以3年到7年有期徒刑的制裁。”
然而，通观条款全文和蔡定剑对此条款的精解，在“纳税”一词的相关文字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公民的义务，而看不到公民的权利，更看不到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看到的只是国家的权力，而看不到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既然没有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又没有对公民权利的保护，那么，这样的条款，实际上与“国家的税收必须受到全体公民的约束”这一所有国家宪法文本中最基本最共同的涵义或普世性价值是格格不入的。它也同样背离了“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这一宪法宗旨。也说明我国宪法文本中有关税收的条款亟需改革完善，与世界接轨，尽快融入世界宪法国际性的潮流。这是大势所趋。
三、中国宪法文本上“财政”概念群的意义
如前所述，作为规范和价值的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对现实社会的意义，也就是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对现实社会的整合，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社会的解读，二是对现实社会的指导。在本文中，笔者仅以“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注：所谓乡村债务，严格说来，应该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以来，中国的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经济组织、个人和社会团体，以及政府之间发生的债务（朱钢等：《乡村债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184页）。据农业部调查统计，1998年全国乡村债务共计3259亿元，平均每个乡镇298万元，每个村20万元（宋洪远等，2004）；另据财政部财科所研究推算，2004年全国乡村债务总额在6000亿元（财政部财科所，2004）。沉重的乡村债务，不仅瓦解着中国的乡村经济，恶化着政府和村级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而且威胁着乡村社会的稳定，影响着中国农村政治的变化，也严重地干扰着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成为新农村建设中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化解乡村债务，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与社会各界的重要话题。近年来，尽管人们从政策、体制、政府、市场、法治等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对乡村债务进行过各种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但是，“研究和讨论的最终结果和提出的政策建议，仍然是局部和针对个案的政策建议，缺少一个更加宏观，即包括金融、财政、税收、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法律框架等在内的一揽子改革与政策建议方案。”因为“乡村债务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单一的政策和方案不能根本解决负债问题。”而必须“要以更高的视角，以综合性的诊治来寻找解决乡村债务的良药。”（朱钢等：《乡村债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207页）)这一现实问题的整合为例。它表现为：一是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成因；二是“财政”概念群在乡村债务化解中的意义。
1.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成因
笔者认为，从宪政的视角去看待乡村债务，是解决乡村债务的根本出路。但宪政离不开宪法，宪法又立足于文本。因此，用宪政的视角去看待乡村债务，首先必须用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来解读乡村债务的形成原因。这个形成原因，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来说，就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失衡；从人大与政府关系的角度来说，就是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督失效；从乡村政府和组织与农民关系的角度来说，就是乡村政府和组织对农民的“税”“费”征缴失范。
（1）财政分权失衡。宪政的核心在于分权与制衡，其对财政的要求主要表现在：纵向财政分权和横向财政分权。纵向财政分权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相互之间的财权划分。1984至1994年间，我国大部分地区主要实行财政分级包干制度。而从1994年开始，我国实行了分税制。分税就是分权。就目前的情况看，这种分权模式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从财政分权的内容上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明显不对称，对地方的财力剥夺过于严重，造成地方政府入不敷出，无力负担基本的公共开支，尤其是广大乡村政府和组织更是举步维艰。乡镇财政极度危机，乡村债务极为沉重。其次，从财政分权的程序上看，中央与地方之间缺乏规范的博弈。财政分权的内容没有通过立法程序，而是由中央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定。财政分权失衡应该是乡村债务沉重的首要原因。
（2）预算监督失效。乡村债务形成的原因，从纵向来说，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失衡。但从横向来看，却是人大对政府的财政预算监督的失效。财政预算监督就是横向财政分权。横向财政分权的核心，是财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配，具体到目前的中国而言，主要是预算监督的落实问题，即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财政权的监督和制约。
在我国，从1954年至今的4部宪法都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审批权。199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预算法》，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然而在实践中，往往面临的是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制度的失效甚至缺失。其原因有5个方面：一是政府预算过程中存在预算内容不全，预算编制时间短且编制粗放，预算无详尽的分类分项计划，预算对政府的行为缺乏约束力，预算内容和预算过程缺乏透明度等问题；二是预算年度起讫时间的断档影响了预算案的严肃性(注：根据《预算法》，我国预算年度从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它与我国权力机关审批预算的时间无法衔接。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一般在每年的3月召开，地方人大全体会议一般在开完全国人大会后的4－5月份才召开，因此在预算年度开始的3～5个月，政府所执行的是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审批的预算。)；三是人大的预算权内容不详；四是人大缺乏审议年度预算报告的能力（主要是代表专业能力不足，审议流于形式；专门机构的工作不力）；五是决算制度不健全（朱孔武，2006）。由于上述原因，加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横向财政分权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刘文华，2002），立法机关对财政预算监督实际上长期处于监督无力，监督失效，甚至监督缺失的状态，各级行政机关（政府）的财政权力得不到有力的制约，现实中的财政秩序极为混乱，财政危机不可避免，大量乡村债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与财政分权相联系的预算监督失效应该是乡村债务沉重的根本原因。
（3）“税”“费”征缴失范。如果说财政分权（包括中央与地方的纵向财政分权和人大与政府的横向财政分权）失衡、失效是导致乡村债务的根本原因，那么，在财政分权失衡、失效的既定前提下，乡村政府和组织对农民税费的征缴失范，则是乡村债务形成的直接原因。
自古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然在与中央政府的纵向分配博弈中处于劣势，为了生存，地方政府就只能另想办法。有限的制度内税收对于人员不断膨胀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地方政府（这里说的地方政府是县乡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及村级组织）在制度内财政危机、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一般会充分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因而，在制度外寻求财力支持就成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这就是税外收费。农村社会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三乱”现象即由此开始泛滥。当税外收费仍然不能满足乡村财政支出的需求而乡村财政危机本身又长期得不到解决时，乡村举债现象便开始大规模、长时期、不可遏制地持续蔓延开来。
2．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化解
“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的解读是“财政”概念群整合乡村债务这一社会现实的重要意义之一，但绝非根本意义，其根本意义则是对乡村债务的化解，这也是宪法文本中的“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这一现实问题最重要的整合。
（1）财政立宪：治理乡村债务的根本出路。财政监督是财政民主的表现形式。财政监督或财政民主的缺失是导致巨额乡村债务的重要原因，弥补或克服财政民主的缺失应该是治理乡村债务的一剂良药。但财政民主的缺失却并非财政民主本身所能解决。因为财政民主、财政立法等都是由财政立宪产生，要真正解决因财政民主缺失造成的乡村债务问题，只能求助于财政民主的宪法依据——财政立宪。
何为财政立宪？在美国著名财政宪法学家布坎南看来，第一，要从立宪的角度说明什么样的财政体制是合理的；第二，税制是国家财政制度的核心问题；第三，以宪法的形式坚持预算平衡的原则；第四，对税收的支出要给予限制；第五，货币供给要在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按规则确定而不是随意决定（忻林，2000）。
财政立宪主义产生于和我国社会制度不同的西方发达国家，当然不能照搬到中国来。但这一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根据国情借鉴这一有益思想，构建以宪政为基础的公共财政体制，坚持财政立宪，以从根本上治理乡村财政危机和乡村债务。一是坚持财政民主和财政法定，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代议制机构的作用，加强对国家财政权主要是财政预算权的控制和监督。二是坚持“有限政府”，要求政府转化职能。“有限政府”是宪政制度的基本原则。在财政领域，“有限政府”是指：政府的财政职能有限（主要是公共服务）、政府的财政权能有限（以人民即纳税人的授权为条件）、政府的财政行为有限（征税等财政行为应该受法律的限制）。三是坚持“分权与制衡”的宪政原则，实现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相互之间在规范性博弈的基础上合理的财权划分。
（2）预算民主：破解乡村债务的深层成因。预算民主也是财政民主的一种表述方式，但它比财政民主的表述更具体，更有针对性。何为预算民主？“预算民主就是指建立这样的一种预算制度，在该制度下，政府的收支行为都是置于人民及其代议机构的监督之下的。这种预算制度将从外部对政府预算进行政治控制，使得政府预算能够实现公共责任。”（马骏，2005）55如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镇）政府的财政权力（村级组织为财务权）能够切实地得到本级人大（村级组织则由村民大会进行财务监督）严格的财政预算监督，就可能避免1994年分税制以来全国农村巨额乡村债务现象的普遍产生，还可以防止往后类似乡村债务的财政危机现象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变相出现。
（3）税收法定：走出乡村债务的价值理念。税收是国家财政的命脉。税收法定是财政法定的另一种表述，只是税收法定比财政法定更具体，是财政法定的一个方面。
税费问题曾经是中国“三农”问题的中心，沉重的税费问题曾经是压在农民头上的大山。形成乡村债务的直接原因就是农民税费负担太重。而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对政府财政权力的审查和监督。政府的财政权力中，其核心权力之一就是征税权。在人大对政府财政权的监督中，首要的就是对作为核心权力之一的征税权的监督。“在中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在收入方面实现预算民主的最佳途径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政府的税收、收费与债务政策。同时要约束国家在收入汲取方面的权力。”而“一种能够有效地约束国家征税权力的制度就是宪政制度。”（马骏，2005）46正如布伦南等（2000）所指出的，“对统治者的控制，一直是通过对征税权的约束来实现的。”对征税权的约束，关键是制度约束，而制度约束的核心是法律制度的约束，即税收法定（包括宪法、法律、法规等）。只要人大对政府财政权的审查监督严格坚持税收法定的价值理念，各级政府机关与政府官员也自觉地用税收法定的价值观念来转变政府职能，用好财政权，广大农民群众也坚持运用税收法定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念，那么，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一定能够从乡村债务的巨大困难和障碍中走出来。
参考文献
阿部照哉，池田政章，初宿正典等.2006.宪法：总统篇、统治机构篇（上册）［m］.周宗宪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421.
布伦南，布坎南.2004.宪政经济学［m］.冯克利，王代，魏志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0.
蔡定剑.2004.宪法精解［m］.北京：法律出版社：259－260.
哈贝马斯.2003.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北京：三联书店：35，44，48，316，317.
刘隆亨.2004.中国财税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2.
刘文华.2002.宏观调控法制文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80－290.
卢部信喜，高桥和之.2006.宪法［m］.3版.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314－315.
马骏.2005.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理性化与民主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46，55.
任允正，于洪君.2001.独联体国家宪法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魏德士.2003.法理学［m］.丁小春，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68，71，329，331.
财税合规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营改增；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影响；解决策略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34-0039-02
1引言
2014年的两会上明确提出，加快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范围和程度是我国多年来财税体制改革中前所未有的，是对我国财税体制的根本性的改革。我国企业在财务管理工作方面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还存在方方面面的问题，使得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不能够适应营改增的需要。我国营改增的目的是在保证我国基本财政收入的同时，调节我国社会不公平等现象，宏观调节经济，减轻企业税负等。由于企业会计准则、法规与税法的出发点不同，导致我国企业的财务管理存在着一些差异，加之营改增后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因素众多，共同导致了当前我国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着一些客观的局限性。如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的管理水平、企业财务管理主体的财务专业水平以及沟通能力都对企业财务管理的效果能够产生较大的影响。又如，企业财务管理的整体定位偏离，不能正确的进行企业的财务管理，导致企业财务管理不能适应营改增的需求。
2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局限性
2.1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对税法理解深度不够，营改增管理专业性比较差
我国是一个依法管理税收的国家，每一项税收都有明文规定，该不该征税，该征多少税，以及怎样征税国家都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出台了规定。我国企业如果要进行财务管理，首先必须要熟知税法规定，合理解读，才能够做到在税法的规定范围内进行合理的财务管理。但是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企业还是停留在认为财务管理就是偷税和漏税行为上，对于税法的理解更是少之又少。我国企业的财务管理与偷税、逃税和漏税有着明显的本质差异，是遵照我国税法规定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如果我国企业不能够熟知税法规定，更谈不上合法合规的财务管理，很容易使得自己企业的财务管理走上偷税漏税和逃税上去。我国有些企业知道税法的规定，但是还存在曲解税法的本意，进行不正当的财务管理，或者是通过税负转移给消费者的方法进行财务管理，其实都是违背了税法的本质立法出发点，这样的税财务管理有时不能给企业带来好处，反而会徒增企业的财务管理成本。
2.2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中营改增专业人才缺乏
我国目前企业财务内部专门设立税务会计就已经是很大的企业了，更别谈专业的税收筹划管理会计。在我国目前，专业的财务管理人才很是缺乏。在我国的税务公司虽然很多，但是其就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不高，也不能很好适应企业对于财务管理的需求。一方面，企业内部财务人员知识素养不高，只能进行日常的账务处理，不能够很好的提出改进建议，对于法律法规的研读水平不够，很难从事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另一方面，企业的财务管理还仅仅是停留在能够为企业省多少钱上，当前让企业少缴了多少税，认为财务管理企业少缴的税越多就是越好的筹划，没有大局观念，专业化水平比较低。有些企业聘请专业的财务管理团队为企业进行财务管理，非但没有为企业节约多少税金，但却是让企业增加了很多财务管理费用，企业得不偿失。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水平，成为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
〖Bt（2+1〗2.3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对营改增的重视度不够，认为可操作性比较差
由于受到很多限制因素的影响，很多企业认为营改增很难实施，所以在企业管理中很多企业不重视财务管理的开展，没有意识到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企业的合法权益。当面临税务机关的检查时，很容易就妥协，不能就税法的理解和解释与税务机关进行沟通。我国很多企业管理层很轻视财务管理，和财务管理节约成本相比较，他们更加在意通过加大生产，扩大规模效益，增加企业收入。甚至有些企业管理层认为财务管理的成本支出太大，没有必要进行财务管理，或者是认为很难请到专业人士为企业进行财务管理。财务管理的最后一个环节的实施，还需要很多部门的同意，比如说税务机关的认可和批准，企业才能够实施。如果得不到支持和认可，那么前期的财务管理将是做的无用功，成本将是不可收回的。
3改进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使其适应营改增的需要
3.1做好营改增税法等法律知识的铺垫
企业在进行财务管理前，一定要准确的掌握我国新的会计制度和准则，熟悉税法规定，在合理、合法、合规的前提下进行财务管理。避免企业在财务管理时产生违反税收法规行为，企业的财务管理一定要严格按照国家的税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企业财务管理人员一定要加强自身对于税法知识学习，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库。比如说我国税法的规定会随着经济业务的变化而出现调整和差异，这就要求财务管理人员准确把握最新的税法知识，合理的做好财务管理的规划。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在进行财务管理时，还要考虑自己企业的生产经营特点，认真分析企业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因为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财务管理的整体效果和水平。正确区分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和偷税漏税活动。企业应该与主管税务机关保持良好的沟通，尝试通过主管税务机关那边了解最新的税务法律知识，再选择自己的账务处理和日常的经营安排，避免和自己主管税务机关产生分歧。这样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税法知识，另一方面培养企业和税务机关的关系。
3.2培养企业财务管理人才
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人才应该是高素质的综合性人才，其自身对我国的税法以及会计、财务等方面的知识全面掌握，对于企业的筹资经营等活动又非常熟悉。但是目前我国很缺少这部分人才，在企业工作年限比较久，对于企业日常经营比较熟悉的人往往受到的教育比较少，知识的专业性程度比较低；在学校受过专业性教育的人员，往往又因为在企业的时间比较短，经验积累不够，往往也不能够提出比较科学化的建议和合理的财务管理。专业人才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进行。另外，主管机构的基层人员专业水平也不够，在企业和税务机关进行沟通时，往往得不到理解。培养企业的财务管理人才，企业可以预留一部分教育经费，送一批财务人员参加专业的学历性学习以及专业性的学习。一方面企业也可以聘请一些学校教授和专家，对企业财务人员以讲座的形式进行培训，提高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的内部培养；另一方面企业可以提高招聘财务人员的条件，提高企业财务人员的素质，组建一支高素养的财务队伍。
3.3提高企业对财务管理的重视度
面对企业财务管理意识淡薄的情况，我国企业应该加强财务管理方面的管理，提出适合自己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落实财务管理方案。企业应该将财务管理作为整体目标的主要组成部分，纳入企业的整体投资环节中，制定科学的经营战略。企业可以设立财务管理基金奖，对于企业在财务管理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财务人员，企业可以考虑给予一定奖金激励，提高员工积极参与到企业财务管理中来。纳税活动是企业的一项重要活动，纳税的多少关系到企业需要向国家支出多少，是影响企业利润的一项重要因素。财务管理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减轻当前企业自己环节的税负，还是使得整个纳税链条下，税负水平最低。财务管理的方案也是因企业而不同，企业不能完全照搬其他企业的方案，照搬未必行得通。财务管理也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企业应该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全面分析和考虑，不能将财务管理停留在形式上，也不能仅仅是为了筹划而筹划。提高企业对财务管理的重视度，有利于企业财务管理的开展。
4结论
我国企业的税收筹划是一项综合性比较强，专业性要求又比较高的活动，当前我国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还存在很多扭曲的局面，没有真正的了解财务管理的目的，甚至轻视财务管理在整个企业管理中的作用。我国企业只有深入学习税法等政策法规，重视企业的财务管理，设置专业的财务管理会计人员，注重企业内部财务人员的专业培训，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才能够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整个企业的经营效益。
参考文献：
[1]裴艳芳.浅议“营改增”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J].现代商业，2014（3）.
[2]张君.“营改增”对服务业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J].交通财会，2014（1）.
[3]韩雪红.应对营改增提高地方政府收入比重[J].中国市场，2013（45）.
财税合规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税务会计，财务会计，混合模式
一、税务会计的含义和特点
1 含义
税务会计是在财务会计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以所涉税境的现行税收法规为准绳，运用会计学的理论、方法和程序，对企业经营全过程中的税项计算、调整、缴纳和退补，即企业涉税会计事项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以实现企业最大税收利益的一门专业会计。税务会计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的。它介于税收学和会计学之间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是融国家税收法令和会计规范为一体的一种以税法为导向的专业会计学。
在我国，税务会计并不是一门和财务会计并行的独立会计，它只是财务会计中的税务事项部分。税务会计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会计收入或会计所得的基础上调整应税收入或应税所得等，并确定应纳税额。二是按照会计准则对税款费用等进行确认、计量和记录。但是所得税会计准则中对税务的会计处理并非税务会计，其核心是税金的递延分配，旨在正确核算利润。持完全统一说的人，一是基于税法与会计的差异较小，二是认为会计准则、会计制度规范的税务事项的会计处理就是税务会计。
2 特点
独立性。税务会计作为会计学科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对企业以货币表现税务活动的资金运动过程进行全面、系统地反映和监督，与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相比较，税务会计具有相对独立性。由于会计处理的依据和口径不同，税务会计在核算方法和核算内容上有一套自身独立的处理准则，服务于企业的税务活动。
法律性。财务会计的核算方法可以在《企业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进行选择。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的特征，因此，税务会计必须严格按照税务法规、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运作，不能任意选择或更改。当会计准则的规定与现行税法规定发生抵触时，应以税收规定为依据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作出必要的调整。
筹划性。税务会计不仅具有对税务资金运动的反映和监督功能，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税负因素分析，使纳税人自身生产经营的特点，筹划企业的经营方式及纳税活动，在遵循税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享受税收优惠，达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普遍性。市场经济中各行业、各部门的经济主体都需要纳税。无论什么性质、组织形式、隶属关系以及生产经营形式和内容的企业，在处理税务事宜时都必须依照税法的统一规定，进行相应的税务处理。税务会计对不同的征税对象，在税目、税率、会计调整等方面，具有普遍适用性。
二、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关系
1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联系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税务会计采用财务会计的会计概念和核算方法，在会计账册的设置和会计报表的报送方面，与财务会计基本相同，计税依据一般取自会计记录。会计技术和方法在税务会计中的推广加速了税务会计的发展和独立。在实际工作中，会计制度如有与税收制度不一致的或不协调的，应按会计制度进行核算，纳税时再做调整。
2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区别
(1)目标不同。税务会计主要服务于税务征收机关，其目标是提供符合税法要求的税务会计报告(纳税申报表及其附报资料)，同时也为纳税人进行纳税筹划提供决策依据。财务会计主要服务于企业所有者(投资者)、债权人。其目标是反映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为财务报告的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的信息。
(2)确认、计量标准不同。随着会计准则的修订和实施，有关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原则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时，国家税收政策改革过程中，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现实情况也对企业所得税法规作出了一些调整，造成会计准则中收益、费用和损失的确认、计量标准与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不一致，使会计利润和应税利润之间产生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企业在会计核算时，应当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对各项会计要素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与税法不一致的，不得调整会计帐簿记录和会计报表相关项目的金额。企业在计算当期应交所得税时，应在按照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计算的利润总额(即“利润表”中的“利润总额”)的基础上，加上(或减去)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与税法规定就某项收益、费用或损失确认和计量等的差异后，调整为应纳税所得额，并据以计算当期应交所得税。
(3)核算基础不同。税务会计的核算基础是收付实现制，财务会计的核算基础是权责发生制，二者在征收即期收益的必要性问题上存在矛盾。主要体现在收入的确认口径和费用的扣减标准上，税务会计立足于国家对财政收入的要求和纳税人对应税事宜的筹划，以会计调整为主，一般不设置独立的账证体系；财务会计立足于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通常设有完整的账证体系。
(4)会计要素和会计等式不同。税务会计的要素有应税收入、准予扣除项目、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税额。应纳税额是核心要素，其他三个要素都是为计算应纳税额服务的。税务会计等式是：应税收入一准予扣除项目＝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应纳税额。财务会计要素包括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六要素的地位同等重要，它们都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财务会计等式是：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税务会计中的应税收入、准予扣除项目与财务会计中的收入、费用在确认的范围、时间、计量的标准与方法上都存在差异。
三、社会环境决定我国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应分离但不应“过度分离”
1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相分离的必然性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相分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
(1)财税合一制度有其局限性。在高度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两者合一曾发挥了一定作用，但随着我国建立成熟市场经济的紧迫性日益加强，这种体制的弊病暴露无遗。首先使会计核算不能适应市场变化的要求。市场时刻在变，企业的经营要适应这种变化，会计核算也要适应，合一的会计制度为符合税法要求而对核算方法规定过死。例如，通货膨胀、科技发展等因素对收入计量的影响都无法如实反映，最终会计核算跟不上市场经济变化。其次导致会计信息失真。也以收入的确认为例：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对收入确认原则是不同的，如果片面追求制度合一，就会造成该项信息失真，使企业决策失误。
(2)企业经营的市场化要求二者分离。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已经转换，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在会计上体
现为利润与税收分别核算，也就使两项制度分离成为必然。其次，企业组织方式和经营方式已经趋于多元化，民营、私营企业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二者合一的会计制度对他们更加不适应。最后，市场经济要求等价交换，国家和纳税人的利益结合点是分配机制，从税收角度讲，两者存在一定矛盾，国家千方百计保证税收收入，纳税人想尽办法少交、交税，而税务会计的出现恰恰满足双方的要求，合理的税务会计制度既保证国家税收要求，又维护了纳税人的利益，对经济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2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不应“过度分离”
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高我国企业竞争力，适应我国企业到美国等境外上市的需要，我国参照美国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制订了完善的会计准则，2006年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已基本与国际接轨。但我国的会计和税收环境与美国有很大不同，我国税务会计模式不宜采用美国那种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相互独立的财税分离模式。我国所处的会计环境更接近于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政府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我国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和税收法律制度的制定，分别隶属于不同职能部门。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具体制定者为财政部会计司，通过《企业会计制度》、《具体会计准则》等会计规范对财务会计的理论和实务加以规范，而没有美国那样主要通过民间机构制定会计规则；税收法规的制定者主要为国家税务总局，通过颁布《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等加以规范；而《会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都需要经过全国人大通过。可见，我国财务与税收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它们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既有可能也非常重要。
我国目前的企业会计核算水平普遍不高，会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我国尚未形成完整和系统的税收体系，税收监管体系不完善，税务部门税源监控和税收管理手段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税法与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过度分离”给所得税的征管带来很大的困难，纳税人也很难准确把握。“过度分离”只会带来征管的过分复杂，从而加大税收成本增大企业的人工成本、簿记成本和协调成本等成本。而控制会计收益与应纳税所得之间的差异符合广大财务会计人员的传统习惯也简化了应纳税所得的计算，有利于税收征管。
四、我国应选择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协调发展的混合模式
我国税务会计模式不宜采用英美那种财税分离的模式，也不宜采用法德那种典型的财税合一的模式，而应当选择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协调发展的混合模式，即应当是在认可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存在一定差异的基础上互相吸收彼此的合理内核，互相借鉴，更好地发展和完善自己，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而不应无限夸大两者间的差异。这种混合模式与日本的混合模式也不同，不应仅仅是单方面的依据税收法则对财务会计进行协调，而应强调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相互协调发展。
结合目前的情况来说，由于这几年我国会计改革的步伐较快2006年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已基本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而会计国际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是我国发展的需要。因此，目前税制的改革和完善应借鉴国际惯例，从保护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出发，从更高层次地体现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社会成员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科学结合的需要出发，税法要主动向会计准则靠拢，有限度的允许企业进行职业判断和会计政策选择，逐步采纳会计准则的一些精神，允许企业采用快速折旧法，许可各种减值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委托贷款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等)，以减少业务差异、降低纳税人的核算成本。还要改变纯粹为纳税需要而明显违背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的一些会计处理方法，如财政部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和补充充规定等。另外，对于我国会计处理还不规范、甚至存在规制空白点的业务类型，首先要规范和完善会计制度的建设，并同时考虑与税收的协作问题。
具体来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对策来协调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
1 税务会计处理要采用会计核算的权责发生制原则和配比原则。如对应税收人和成本费用都按照权责发生制记账，不仅可以减少两种会计的差异，也遵循了会计核算的配比原则，而且还体现了税收公平原则。
2 税务会计要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按照现行税收制度规定，“视同销售”行为是没有现金流入的销售业务，对此征税无疑增加了企业负担。实际上类似此种没有现金流入的事项还有很多，如评估增值纳税、对外捐赠纳税等。税收制度减少类似规定，不但可以减少两种制度的差异，还体现了税收合理征收原则。
3 税务会计要遵循会计核算的重要性原则。我国一直以来只重视实现了多少税收收入而不重视税收征收成本，致使我国税收征收成本远远高于国际水平。因此，在企业税务会计处理中也需要贯彻重要性原则。如企业在进行税务会计处理中，对于那些与企业纳税关系相对重要的会计事项，应分别核算，分项反映，力求准确；对于那些与企业纳税关系相对次要或无关的会计事项，在不影响纳税资料真实性的情况下，则可适当简化或省略。
财税合规的重要性篇9
论文关键词：税收管理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
税收管理体制由来已久，但是对于稳定的税收管理体制，尤其是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税收管理体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行还不够全面与深入。建国以来，我国税收管理体制进行了多次调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以及财政体制的发展变化而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我国现行的税收管理体制是1994年我国全面实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为了保护各省市，特别是富有省市的既得利益，中央还设计了一套税收返还制度。这次税制改革是建国以来最重要，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是我国税收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首先，“分税制”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评价，制度是一种公共性规则，具有强制性与约束性，制度创新是一个有目的、有意识的规则和契约安排。制度的设立有利于增进自身的福利而不使其他人的福利减少，或在预算约束下提高目标水平。税收管理体制是一组特定制度的组合，规范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相关的税收管理活动。这次税制改革的成功在于它形成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博弈双方都成为体制的受益者，形成一个双赢。总的来说，分税制改革给中国带来了红利。
分税制财政体制这一激励相容的机制，真正调动了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分税制首次规范了中央与地方收入分配范围，做到“井水不犯河水”。从1994年以来在税制、税种和税率以及收入分配比例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既促进中央财政收入增加，也促进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中央和地方财政增长都明显高于分税制改革前的情形。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前，中央有求于地方，特别是有求于那些“财大气粗”的沿海发达地区，改革后，地方有求于中央，这既包括那些不发达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也包括那些沿海发达地区，没有中央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财政援助，这些省区也是无法维持下去的。这有利于强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行为的调节与控制，使中央财政在宏观调控中处于主动地位，从政治意义上讲，这有利于从体制与制度上保证国家的统一，税收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税收规模迅速扩大，也使国家财力日渐雄厚。
其次，这次改革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税收制度的要求，对传统的税制进行了结构性调整，进一步确立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相互配合、多税种、多层次、多环节的复合税制体系，通过这次改革，使税制进一步简化，规范。
再次，改革还贯彻了“依法，公平文明，效率”的治税思想，大力推进依法治税，税收征管机制不断完善，征管手段明显增强。
总之，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确立了我国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逐步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是一次体现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涉及范围最广、调整力度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制度创新。
纵观当今世界，尽管各国的税收管理体制都有不同的具体方式，但是，分税制是建立悦收管理体制的核心，是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虽然我国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在借鉴市场经济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才提出适应我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这一项制度创新，它规范了政府与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确立了各级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职能导向，建立了中国财政收入稳定快速增长的新机制，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创新，选择了渐进式改革路径，仅仅是初步搭建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框架，许多关键之处留下了诸多“先天不足”。
主要问题有:
第一、税收管理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从发展历程来看，在我国，中央把各省的一部分税收权力上收到中央来的同时，各省也依样画葫芦把地市政府的财政税收收到省里，而地市一级则把县乡财政税收上收到地市，结果大大削弱了县乡一级的财政力量，随着改革的进程，中央把一部分社会发展责任放给省里，省里则往地市放，地市又往县乡放，但是责任从上往下放的时候并没有伴随着足赂的财政转移支付，因此形成各级政府财政权利和公共事务的责任不对称。几次调整尽管给地方政府下放了一定的税收管理权限，但是地方末建立自己的地方税体系和征收管理机构，管理权限非常有限。
第二、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分税制改革的重点是划分收入，但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在事权上，使本属于中央财政事项让地方承刃、，而本身中央财政资金较宽裕，地方财力较紧。地方又要承担属于中央的项目，这加重了地方政府负担，乡镇政府实际取得收入无法应对必要开支。相应的农民的负担也加重了。
第三、收入划分不规范。现行分税制在收入划分上既有按税种、税目划分，又有按行业、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税按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导致地方政府为追逐税收利益而大搞重复建设，结果各地结构趋同现象严重，严重阴碍着资产重组，制约着结构调整。
第四、税收政策不统一，税收优惠过多过滥。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其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现行税制没有充分体现这一原则，不同所有制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性，歧视性，区域性税收政策，直接导致税负不尽公平，现行税制内资外资企业税法不统一，外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造成纳税人的税负失衡，外资企业不需缴纳某些税，税收优惠和税率不统一。转第五、税权的划分没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我国目前尚未出台对税收管理体制做出法律性规定的税收基本法，税收管理体制主要规定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政策文件中，由国务院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明确，而不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立法确定，其权威性和规范性均较差，与法制原则也不相吻合。目前作为税收管理体制基本框架的法规性文件仍是1977年制定的《关于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
从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已经过了十几年，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问题和矛盾，因此有必要根据实践的结果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税收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科学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我国实际的税收管理体制，对于我们正确贯彻国家的税收政策法令，充分发挥税收的作用，提高税务管理效率，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进的相关建议有:
第一、加强立法、严格执法，依法治税、依法理财。我国的分税制立法应坚持“与国家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国家政治体制保持一致，与国家立法体制保持协调”的原则。探索成立财税执法监督局或改革充实中央驻各地财政专员办的力量和职能，加强对财政体制和财税政策法规的执行检查。要构建在分税制财政体制框架下的财税法律体系，以解决地方税收立法权限、国地税各自的税收征管权限以及设立税务司法机构的问题;推行支出绩效管理，强化预算约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转移支付监督，减少任意性，最终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二、转变政府职能，在此基础上，明晰各级政府的事权，科学界定支出范围。只有确定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才能确定支出范围，以此来作为中央和地方税收收入划分的前提。显然，事权的划分是最重要的，是财权划分的基础。只有事权与财权相一致、相适应，政府履行职能才有物质保证。而事权的划分与政府的职能紧密相联。因此，完善分税制，一是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职能，按效率原则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职责关系。二是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能划分和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这两个层面，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属于政府该办的事，如义务教育，卫生和环保等公共事务，应该按照其性质划清由哪级政府来负责。
第三、完善税制，合理划分收人。在收入的划分上，除了要考虑中央的宏观调控外，还应考虑满足地方政府行使职能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要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应在完善现行税制的基础上重新合理划分收入;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扩大税基;调整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完善地方税收体系:改革农业税，完善个人所得税，适时开征环境保护税、遗产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城乡维护建设税等。在不违背统一税法的前提下，对不需要全国统一的、地方特征特别明显的一些地方税的税权下放地方。
第四、要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是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核心内容。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最终目标是实现全国各地的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经济发展影响的力度，提高使用效率。因此，实行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纵横交错的转移支付制度，应该调整结构，压缩规模。另外，要改变目前的税收返还办法，加大向落后地区的资金转移支付力度，使落后地区具备一种能够快速发展的能力，推进各地区的协调发展，进而实现综合国力的提高，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财税合规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税制改革制约因素财政体制
税制改革不仅仅是对现行税制不断变革、不断完善的过程，更是通过税制设计和税制结构的边际改变来增进福利的过程[1]。然而，税制改革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面临同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也关系到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问题，更是涉及到改革的持续性问题，因此，税制改革尤其是成功的税制改革，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可能会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伯德和奥尔德曼[2]就曾经说过：“改革税制的最好方法是……是这样一种方法，即考虑到课税理论、经验证据、政治和管理上的可行性，并且结合本地情况，合理评价当前的宏观经济和国际状况，产生一组可行的且足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议。”显而易见，由于税制改革所依赖的诸多因素或条件严格制约着税制改革的效果，导致了税制改革极具复杂性。目前，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正是由于一些约束条件的存在，影响着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效果。因此，如何消除这些约束条件，保证新一轮税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和成功实施，就成为我们亟待研究和探索的问题。
一、推进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必要性与新一轮税制改革的进展问题
（一）推进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必要性
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指导思想，建立了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流转税制，统一并规范了各类所得税，初步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税制框架。这次税制改革体现了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的要求，强化了税收作为经济杠杆所具有的宏观调控功能，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经济出现了诸如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拓高新技术产业、保护环境和资源等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税收制度的有力配合。然而现行税制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凸现出诸多不适应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行税制的不适应性主要表现在：
1、从税种设计看，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并存影响了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生产型增值税并未彻底消除重复征税的弊端；消费税的征收范围过小，调节力度不足；采用分项计征模式的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方法不尽合理。
2、从税负的公平性看，不同所有制企业和不同地区之间的税收政策存在着体制性的差异，尤其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不统一，不利于不同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影响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
3、从税制结构看，由于现行税制中流转税占税收收入比重过大，造成原先确定的流转税与所得税“双主体”的税制模式名不符实，不利于充分发挥直接税的宏观调控作用。
4、从税收的效率原则来看，现行税制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强，不利于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5、从地方税体系上看，地方税体系建设滞后，缺少主体税种，不利于地方政府强化支出责任和履行职能的需要。
因此，现行税制必须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改革，建立起更加公平、科学、法制化的税制体系。为保证税制的稳定性，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点主要应着眼于现行税制与市场经济的不适应之处，引导现行税制体系较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需要对现行税制进行整体的、大规模的改革。
（二）新一轮税制改革的进展问题
依据“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指导原则和实行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科技进步和能源资源节约的税收制度的要求，新一轮税制改革应分步实施和稳步推进。
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点是：改革增值税制度，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取消增值税各环节的减免税，减少征管的漏洞，尽可能地保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对消费税征收范围进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将普通消费品逐步从税目中剔除，将一些高档的消费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并且将消费税改在零售环节征收，并由价内税改为价外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合理界定税前扣除项目的范围和标准，税收优惠政策逐步实现从过去区域性优惠为主转向产业优惠为主，严格控制减免措施；建立分类与综合征收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模式，规范税前各种费用扣除和免税项目，扩大征税范围，简化税率档次；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并逐步统一城乡税制，使农民作为纳税人取得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纳税地位；实行城镇建设税费改革，合并城市房地产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促进城乡建设和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改革出口退税机制，保持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外贸发展；开征遗产和赠与税，调节过高收入，防止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分扩大；统筹考虑油价等因素，适时开征燃油税；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提高效率，增强地方税的调节功能。
目前，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农村税费改革方面，2005年我国28个省份免征了农业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从而大大减少了农民的税费负担；在出口退税改革方面，从2002年起，我国对生产企业自营或委托出口货物全面推行免抵退税管理办法，2005年进一步完善了出口退税负担机制；在增值税改革方面，从2004年7月1日起，在东北地区部分行业实行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的改革试点，逐步调整完善了增值税相关制度，2005年又进一步完善了试点方案，为下一步增值税转型的全面推开积累了经验；在所得税方面，2002年实施了所得税收入分享体制改革，并且规范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处理，2006年1月1日起将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从每月800元提高至每月1600元，同时扩大了纳税人自行申报范围和加强了对高收入者的征管；在消费税改革方面，随着产业结构、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优化消费税结构，对征税范围、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重新明确；在地方税改革方面，调高了部分地区煤炭、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资源税税额标准，及时调整了契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相关政策。
二、推进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约束条件
税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成功的税制改革更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综合考虑我国社会经济的现实情况，新一轮税制改革必然要受到财政体制、财政收入、经济发展水平、征管能力等因素的影响。
（一）财政体制的制约
我国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模式不健全，主要表现在：
1、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并没有合理划分税权，只是一种收入的划分，使得税制的执行出现困难。我国除筵席税和屠宰税以外的其余所有地方性税种的立法、实施和调整权，包括开征、停征和税率调整以及减免税等都集中于中央，地方无权改变税率或定义地方税收的税基，或决定是否开征哪些有意义的税种，只有幅度税率的选择权，因而地方能够因地制宜的余地很小。
2、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地方税收入难以适应地方财政支出的需要。现行分税制下，地方政府承担着较多的地方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等职能，但划分给地方的多是一些小税种，在实施中又有多项标准把某些地方税收入划归中央，使得地方税收入难成体系，导致了地方财政收入的缺位，自给率偏低。
如果与税制相配合的财政体制模式不健全，必然影响着税制改革的效果。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点之一是扩大增值税范围，逐步取代营业税。但营业税是地方主要的税收来源，在地方主体税种不健全的情况下，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必然涉及地方的税收收入。如何使中央和地方财政与税收兼容，弥补营业税减少所导致的财政收入的减少，成为影响增值税制改革的一个突出问题。
（二）财政收入的制约
虽然我国税收收入大幅增长，但这并不等同于财政状况的好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慢，而财政支出总体上呈现持续增长趋势，财政支出总量年均递增14%，超过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造成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尽管目前我国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2%以上，赶上了GDp的增长速度，但是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45%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25%左右的水平。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财政支出规模不断膨胀，而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在这种膨胀的财政支出需求与缓慢增长的财政收入供给之间的差距拉大的情况下，财政赤字规模会不断扩大。
财政收支状况是决定税制改革时机及改革内容的一个主要因素。以增值税改革为例，增值税转型无疑是以财政上的减收为代价的。倪红日（2004）估计，静态估算，如果全面抵扣固定资产投资所含进项税金，一年约减少财政收入1300亿～1500亿元；如果只抵扣机器设备投资所含进项税金，一年约减少财政收入1000亿元左右。高培勇（2005）认为，拟议中的税制改革方案无疑是以财政上的减收为代价的。而且，根据初步测算，仅仅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两个税种的改革，就要涉及2000亿元上下的减收。
（三）利益结构的约束
税制改革就其本质来讲，归根结底是对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经济关系进行的重新调整。税制改革的推进，必然要受到利益结构的约束。税制改革启动的关键因素在于突破既得利益格局的困扰（高培勇，2006）。税制改革，不仅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各部门之间的利益调整，还要涉及社会很多群体的利益调整。如企业所得税的改革至少牵扯到企业利益、部门利益和沿海开放地带利益；增值税改革至少涉及到中央地方的税收分配利益；农村税费改革和燃油税开征也会产生类似的问题。
（四）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尽管我国经济增长保持着7%~9%的增速，税收连续多年大幅度增长，税收收入占的比重逐年提高。但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人均收入较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的国有企业并未完全摆脱困境，经济效益不佳。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应仍以流转税作为主体税种而不能实行发达国家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一般来说，税源规模会受到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影响，而税源规模又成为我国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的首要因素。从我国近年税源结构看，第一产业约占总量的16%，第二产业约占51%，第三产业约占33%；而从税收收入结构看，第一产业只占税收收入总额的4%，第二产业约占62%，第三产业约占34%。显然，由于第一产业附加值低，免税产值与低税产值比重大，其提供的税收最少，而第二、第三产业税负不平衡的问题则比较突出。因此，国民经济能否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否进一步优化，将是影响今后我国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的首要经济因素[3]。
（五）征管能力的制约
税收征管能力是由征管信息系统、征管制度建设、征管技术水平、征管人员素质等因素决定的一种综合能力，决定于国民的平均素质水平、平均的管理技术水平以及社会法律意识，它的高低决定着税收制度有效实施的程度。税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对这种能力的要求，必须对现行的税收征管能力进行全面和科学的评估。我国当前的税收征管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征管能力较弱。在我国税制改革中，如果不重视征管能力，那么税制改革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然而我国目前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财产税以及燃油税等税种的改革，基本上是就税制来谈税制，很少考虑现行征管能力所产生的制约性。
三、消除新一轮税制改革中约束条件的对策
（一）完善财税体制
1、合理划分税权，赋予地方收入自
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是税收制度创新的参与者、支持者、协调者、联结者，因此，在新一轮税制改革中，不仅仅要强调地方政府在税制改革中的作用，还应当在合理确定事权和财权的基础上，合理划分税权。
（1）对中央统一制定税收条例的地方税种，考虑允许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地方税种的实施细则；对非全国统一开征的地方税，其立法权、解释权和征收管理权应完全下放给地方。
（2）在确保中央和其他地区利益基础上，允许省级人民政府通过立法程序，并经中央批准，开征新的区域性税种。
（3）在中央集中管理中央税、共享税及对宏观调控影响较大的地方税的立法权的基础上，明确地方税主体税种，赋予省级人民政府对地方主体税种税目、税率调整、减免税等税收管理权限。
此外，在税制改革中应注意协调地方与中央的税收分配关系，确保提升中央财政收入在全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
总之，只有通过合理划分税权赋予地方规范的收入自，增强地方政府承担支出责任的能力，才能确保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2、通过财政体制的相应改革来平衡利益关系
一般来说，税制改革难免会对某些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利益产生影响。为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减缓因税制改革造成的负面影响，在税制改革的同时，财政体制也要进行相应改革。
（1）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特别是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财政扶持力度。通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形成地方稳定的财源和规范、稳定的收入保障机制，既可以调节地区间最低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又可以较好地解决可能因税制改革所引致的地方财政收入减少、横向财政不平衡加剧等问题，从而减少税制改革的阻力。
（2）进一步规范政府的分配方式，规范政府收入形式，形成良好的分配秩序。通过规范政府分配方式，将不同形式、不同性质的政府收入分流归位，加大预算外、制度外资金管理力度，建立起规范的政府收入运行机制和财政分配体系，为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规范税费改革，巩固财政收入基础
名目繁多的收费，严重侵蚀了税基，不仅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而且对经济产生了极强的扭曲作用，不利于税收公平和效率两大目标的实现。新一轮的税制改革，应当按照“清理、规范、归位”的基本思路，首先界定税与费的界限，调整税费结构，合理规定税费比例，形成以税收收入为主，政府收费为辅的收入格局。
考虑到各种非规范性政府收入的情况复杂，牵涉的利益关系广泛，可以在操作上采取先清理、后纳入预算的办法，分步加以规范。
第一步，对现行各种税外收费进行全面清理，在清理的基础上，区分为合理与不合理收费两大类，坚决取消那些不合理的、纯属乱收费的项目。
第二步，对合理的收费项目按不同的办法进行规范。凡具有税收性质（名为“费”实为“税”）且宜于纳入税内管理的收费项目尽可能纳入税收的轨道，或是通过扩大税基，将其并入现行的有关税种，统一征收；或是根据其性质，改设新的税种，另定办法征收。对那些不宜于纳入税收轨道，本身就属于“费”范畴的收费项目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化收费的内涵与外延严格加以界定，分别归入“规费”和“使用费”系列，并相应实行规范化的管理办法。
第三步，将通过“费改税”纳入税内管理以及通过“规范费”归入规费和使用费系列的政府收入，或作为过渡办法暂时单独编制预算，或一步到位，纳入统一的政府预算。
我国政府收入的不规范，大大影响了我国财政的稳定和完整。
此外，要重树税收“主角”地位，进一步完善税制，把该征的税全部征上来。
(三)将税制改革纳入公共财政建设的总体规划
公共财政应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合理界定政府的财政职能范围，并以此构建政府的财政收支体系。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伴随着减税因素，可能会给财政带来很大的压力，在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维持在高位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对税收总量增长的刚性要求构成了税制改革的约束条件。为使因税制改革造成的减税幅度控制在国家财政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就必须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税制改革，在年度和税种之间统筹合理有序安排增税和减税的改革措施，避免因税制改革而引起财政收入的剧烈变动。为了维护各方面的利益，应在财政支出预算中充分考虑税制改革成本，合理调整支出结构，优化配置财政资源，使国家财政由于税制改革而承受的压力得以舒缓。必要时，还可以借助其它方式如运用国债资金弥补因减税而导致的收支缺口。
（四）加强税收征管改革
在我国税制改革中，必须重视征管能力的提高，而税收征管改革是提高征管能力的有利保障。就我国目前税收征管现状而言，不进行税收征管体制的改革，税制改革分步实施的总体目标就不能实现。因此，必须构建税制改革与征管改革的联动机制，在税制改革的同时，深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不断提高税收征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使税收管理体制、管理模式和管理方式等与新税制的要求相适应。
1、改进和优化纳税服务
以方便纳税人及时足额纳税和提高税法遵从度为目标，完善征管制度，改进征管方法，搞好纳税服务工作；加强纳税咨询辅导，帮助纳税人掌握税法知识，熟悉办税程序；推行涉税事项“一站式”服务；进一步清理简并报表资料，减轻纳税人负担。
2、做好申报等办税事项受理工作
按照强化管理和优化服务的要求，根据实际情况积极推广邮寄申报、电话申报、网上申报等多种申报方式；遵循方便、快捷、安全的原则，大力推广使用支票、银行卡、电子结算等方式缴纳税款；加快税库银联网，推行申报缴款同步模式；大力清缴欠税，认真实行欠税公告，建立欠税档案，实行欠税人报告制度。
3、强化各税种管理
按照以票控税、网络比对、税源监控、综合管理的要求，加强增值税管理；加快建立个人收入档案管理制度、代扣代缴明细账制度、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双向申报制度，建设个人所得税管理信息系统，逐步实现对个人收入的全员全额管理、对高收入者的重点管理、对税源的源泉管理；依据核实税基、完善汇缴、强化评估、分类管理的要求，加强企业所得税管理。
此外，具体税制改革方案的设计还必须考虑现实的税收征管能力，与此同时征管能力也应按税制发展的要求积极改进。通过调整和完善征管理念、征管模式、征管方法和征管手段，确保税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郭庆旺，赵志耘.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