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和税收的区别篇1
理论上,税源是税收的来源和出处,有税源则有税收,税源与税收应是一致的。在税制统一的情况下,一个地区所能征得的税收主要取决于该地的税源和税收征管水平,而一个地区最终能获得的税收又取决于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制度。企业汇总纳税、跨地区经营、生产与管理的空间分离、总部经济、资源产品的价格转移、企业策略性定价、地区间税收竞争等,为税源和税收背离创造了条件。而我国税收收入归属权与税收征管权混同,地方税收征管的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和行业管辖交织并存,地区间税收分配协调机制的缺失等,是我国地区间税源与税收背离的主要原因。税收背离或转移产生的税收在地区间非正常流动,税源与税收收益的分离,造成了地区间征得税收的扭曲。在相对统一的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制度下,以征得的已发生税收背离的税收收入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配,使税收征收上的税源与税收背离转换成了地区间税收收益的背离,造成了地区间财力的非正常转移和税收分配的不公,加大了地区间的财力差距,进而强化了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
二、税收背离的地区间财力差异效应
(一)税收背离对地区实得财力的影响
税源与税收背离的直接结果是不同地区税务机关(含国税局和地税局)征得的税收与基于税源、税基的应征税收不一致和扭曲。而我国的中央与地方间的税收分配是以各地方税务机关征得的税收为基础,分税种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划分的。也即,中央与地方间的税收收入分配是对各地税务机关征得的已经产生税收背离的税收收入的分配。税种不同,在中央与地方间分配的方式不同,对地区间财力差异的影响也不同。如若一税种完全属于中央税,如消费税、车辆购置税,税收背离则不会改变地区间财力差异。而其余的共享税、地方税,若发生税收背离,则必然会造成地区间横向税收分配不公,改变地区间的财力分配,并往往强化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和非均衡。
(二)税收背离与地区人均财力差异
相对于绝对财力,人均财力差异更能反映地区间财力状况。为反映税收背离对地区间人均财力差异的影响,我们以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财政支出来近似反映地区财力状况,分别计算省际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VC,variationcoefficient)和基于实际税收分配比(rr)、标准税收分配比(sr)消除税收背离后的地区人均财政收支的变异系数,以分析税收背离的地区财力差异效应。具体公式如下式(5),其中Fi是i地区的人均财政收入(支出)或消除税收背离后的人均财政收入(支出),F-为指标的平均值,n为地区样本个数,这里为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无论是按税收在中央与地方间的实际分配率、还是标准分配率,当消除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三税,以及总体税收的税收背离对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影响后,变异系数较未消除税收背离对地方财政收入影响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如,地区间人均财政收入差异及变异系数最大的2004年,调整前人均财政收入变异系数为118.7①,基于中央与地方间税收实际分配率和标准分配率消除三税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三税背离调整VCR1、三税背离调整VCR2)分别为73.2、74.22,消除总体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总税背离调整GVCR1、总税背离调整GVCR2)分别为62.98、60.71;2010年调整前人均财政收入变异系数为81.61,消除三税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三税背离调整VCR1、三税背离调整VCR2)分别为59.07、60.26,消除总体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总税背离调整GVCR1、总税背离调整GVCR2)分别为47.61、36.06。由图7可知,样本期间我国省际人均财政支出变异系数比较大,以人均财政支出反映的地区间财力差异明显,而2004年以来人均财政支出变异系数稳步下降,说明我国地区间财力差异在缩减。同样可以发现,无论是按税收在中央与地方间的实际分配率、还是标准分配率,当消除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三税,以及总体税收的税收背离对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影响后,较之未消除税收背离,人均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例如,2004年的人均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为75.84,基于中央与地方间税收实际分配率和标准分配率消除三税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三税背离调整VCe1、三税背离调整VCe2)分别为49.83、50.36,消除总体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总税背离调整GVCe1、总税背离调整GVCe2)分别为41.98、44.27;2010年调整前人均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为44.77,消除三税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三税背离调整VCe1、三税背离调整VCe2)分别为35.41、35.98,消除总体税收背离后变异系数(总税背离调整GVCe1、总税背离调整GVCe2)分别为30.75、33.0。这表明税收背离是引致地区间财力差异的重要原因,减轻和消除税收背离可以大幅缩小地区间财力差异,从而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财政和税收的区别篇2
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是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把总额分成的财政体制改革为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须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并充实地方税税种，增加地方收入。这样，以“分税”为名的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税权并设立两套征税机构的财政体制改革，奠定了财政体制新框架，为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创造了条件，也为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增强了经济基础。例如，1994年的财政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央税的比重，由1993年及以前的20％左右提高到了1994年及以后的50％以上。这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然而，此次财政体制改革，对完善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而言，只能说是一种必要的过渡措施。所以，中国现行的财政体制仍有许多不足。
1、由于财政体制改革与税收改革在改革步伐上的差异性，从而导致现行地方税制的不完善与不规范。地方税不是一种税的称谓，而是一组税的统称，有明显的财政意义。似乎可以如此简单地表述：地方税是对充作地方财政收入的税源的课征。建立地方税体系是建立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客观需要。然而，在财税改革的实际过程中，财政体制改革是围绕市场经济需要“分”的思路展开的，即“分事、分权、分税、分管”。而税制改革则是为满足市场经济“统”的需要进行的，即市场是统一的，需要“统一税法”；市场是竞争的，需要“公平税负”。而统一与公平原则的实现，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税制”。但所提“合理分权”即满足市场经济“分”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这种差异性就使得地方税制中许多税种基本没动，于是就呈现出“新税收、老税种”的面貌。同时，财政体制改革在进行“分”的时候，也没有分彻底，只是按中央、地方两大块来分税收。而地方各级之间则没有考虑。因此，现行税收制度就很难完全满足地方各级财政的需要了。
2、地方税源划分得不尽合理。按照效率、适合、相当的原则来判定，首先是地方税源没有分级次，不能满足地方各级政府的需要；其次，没有按地域，而是按隶属关系、部门、资源或因政策调整的增加部分来划分税源，前者如企业所得税，后者依次如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银行营业税，这不但有碍于企业改革，也不符合税源的对应性；其三，没有很好地考虑有些税源的广度和潜力，如个人所得税和资源税，它们或是因其所得来源广大，或是因其资源为国家所有，而不可作为地方所得税；其四，没有贯彻同一原则，如增值税与营业税，都是消费税，划分原则应相同，即均应作为共享税税源。
3、地方缺乏必要的地方税立法权。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思想，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主理财思想。鉴于此，地方政府有了征税权和独立的征税机关。但问题在于，除了全国性的地方税立法工作以外，地方没有根据本地的特点、资源状况和特别需要，开征一些地方性税种的立法权。可以说，这是乱收费的根源之一。
二、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
国家历史久远，其政权级次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变动，中央政府代表国家，下为地方各级政府，分别处理各自的公共事务。
不论各国地方政府所指为何，但“地方”总是相对于“中央”而言的。而地方又有其组织体系，分为一定的级次。因此，首先要确定地方政权级次，然后才能考虑相应的财政体制。
两千年来，中国的地方政府在二级制和三级制之间徘徊。现在的省、县制，基本上是秦、汉郡、县制的继续。两级政府是中国两千年来的基本格局。解放以后，中国的地方政权制度虽然多变，但省、县两级都作为实级存在并各自有一级财政，应该是可以肯定下来的。
市在中国是近代的产物，可依其政治经济地位分为直辖市、省辖市和县级市。除了县级市以外，目前还实行“市管县”制度。市是一级政府，是实级，应有相应的财政。市以下一般设区，区亦为实级，也应有区财政。区以下的街道办事处是区的派出机构，不宜单设财政。
县以下是乡或镇，为实级政府，可有一级财政。在一些地区如有困难，可不设，亦可在条件具备之后逐步建立。
如上所述，依地方政府的实级，有省、市、县、乡四级，也就是说，地方财政亦有四级。
三、地方财政理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财政应是公共财政，是地方各级政府为满足本地区的一般需要，促进本地区经济、事业的发展，平衡财政分配，所需资金的取得、使用和管理的各种行为的总称。
由于“地方”总是相对于“中央”而言的，因而，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实质上的关系是：统一关系：国家对全国各地方的财政必须保持统一，统筹规划；从属关系：即权力的行使需遵从中央的统一的法规；调剂关系：中央调剂各地区的财政收支，以健全地方财政。
公共商品理论是财政税收的基础理论：财政支出的是公共商品，而税收则是公共商品的价格。公共商品理论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财政改革和税收改革指明了方向：民间部门生产私人商品，政府部门生产或供应公共商品，因此，政企必须分开；财政支出的只能是公共商品，而不是私人商品，因此，中国的财政预算结构需要转换；税收是公共商品的价格，因此，税收应真正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公共商品的意义。在广袤的商品世界中，基本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私人商品与公共商品。用来满足私欲的商品，称之为私人商品；用来满足公欲的商品，称之为公共商品。通过市场机制，研究私人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乃是私经济的核心，也就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围。而通过政治过程或政府的作用，研究如何利用公共商品来满足公欲的问题，乃是公经济的核心，也就是财政税收所要研究的主要范围。
公共商品（publicgoods）理论发端于西方。因为翻译的原因，publicgoods一词有多种表达：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货物、公共财货、公共财、公共商品等。我们之所以采用“公共商品”的说法，是因为公共商品与私人商品相提并论可以更能说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事实上，“公共”意为属于社会的；公有公用的。“物品”多指日常生活中应用的东西，具有使用价值，但不一定具有价值；只有作为商品的物品，才具有价值。“产品”是生产出来的物品，在市场经济中，绝大多数是用来进行交换的商品，只有那些自产自用的产品才不是商品。“货物”是供出售的物品，也就是商品。“财货”意同货物。“财”是钱和物资的总称：钱为货币，是一种特殊商品：“物资”是生产上和生活上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也是商品，所以，财与商品的意义相同。至于“商品”则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性；泛指市场上买卖的物品。所以，我认为把“publicgoods”统一翻译为“公共商品”较为妥当。而且，这样定义，就可以把公共商品与私人商品联系起来一起研究，从中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及共性与特性。
地方公共商品。公共商品所在的位置亦会对消费者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某人因距离消防队较近而可能收益较多。这类公共商品可用地理条件作为划分的标准，大体上可将其区分为地方性公共商品、区域性公共商品和国家性公共商品。公共商品的这种分类，为建立多层次政府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严格区分国家公共商品和地方公共商品是做不到的。这是因为，大部分公共商品可以是国家的，也可以是地方性的。因此，这种区分只能是大致的：基本上为全国居民消费的公共商品属国家公共商品，基本上由地方居民受益的为地方公共商品。
国家供应的公共商品，是对全体国民给予等量的利益，例如国防、国家制定的法律、基础科学研究、国道、面向全国的高等教育等；地方政府供应的公共商品，在原则上，只不过是给特定地区的居民以等量利益，如环境保护、自来水供应系统、地方性道路、中小学教育等。所以说，地方公共商品乃是指能满足一定地区人民的公共欲望，而由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商品或劳务。又可称之为被差别化了的公共商品。如同地方是相对于中央而言一样，地方公共商品也是相对于国家公共商品而言的，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因而其范围通常包括：文化、教育、公园、娱乐、消防、水利、交通和地方公用设施等。地方公共商品不但具有联合消费的特性，而且还具有私有性、排他性及排挤效果的性质，并与纯公共商品的性质有所不同。就某一地区而言，其一居民如果增加对该地区公共商品的消费，就有可能造成他人的不便，甚至会使其他人无法消费这种公共商品。例如，图书馆的座位有限等。于是，国家公共商品是由中央政府来进行资源配置，而地方公共商品则是由地方政府来进行资源配置，因而是有效率的。
地方公共商品亦有开放性与闭合性之别。开放性地方公共商品，具有外部性，其效益会溢散到该地区之外（外部效益）。因此，该种公共商品的资源配置，需要有上一级政府的专项补助，其资金来源为受益的辖外地区的特别课征。而闭合性地方公共商品，则不具外部性，其效益全为内部的，即全为该地区居民消费或享用，其资金来源为本地区政府，即地方财政。
此外，在一个空间经济里，同一地区的居民，对所在地区的公共商品的偏好，有较高的一致性。常言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例如，有的人喜欢居住在农村，而有的人却喜欢居住在城市。同时，地区内的各个居民对公共商品的获取能力也会有差异，例如，居住在公园、图书馆、游泳池等公共商品附近的居民，消费它们就比远处居民方便一些。
一般说来，在资源配置的功能上，地方政府较中央政府为佳。这是因为，不同地区的人民对公共商品的偏好不同，而地方政府恰可直接根据本地区的居民的偏好来提供公共商品，人们也可以搬迁的方式从一地到另一地去寻求满足其偏好的公共商品组合，即“用脚投票”，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可见，地方公共商品的存在，也提供了劳动者在地区间移动时，所可能显示的对公共商品偏好的潜在机能，亦即人们以移居方式来显示其对地方公共商品的偏好。根据他们的偏好，各人将选择最有利的公共商品和税收组合的居住地。这种劳动者在地区间移动的信息，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决定供应地方公共商品的水平。
综上所述，地方公共商品之所以存在，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地方之间的差别性和流动性。所谓差别性，是指地方之间的发展水平、消费习俗、消费偏好等存在一定的差别，因而各地的居民的公共商品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就需要有相应地方公共商品的生产和供应，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而所谓流动性，是指资源可以在地区之间自由流动。这就是“用脚投票”的基本原因。
四、地方财源筹措
地方财源筹措的原则主要是受益原则。地方的财政收入应是政府的全部收入，其来源为自有收入和外来收入两大类。自有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而非税收入又包括与收益原则无关的罚款、捐赠收入与按受益原则的规费收入、工程受益费收入等。外来收入包括补助收入和地方公债。一般言之，地方财政的主要财源是地方税收。以此与地方公共商品的提供相适应的是地方财政支出。其原因是，由国家供应的国家公共商品，是对国民全体给予等量的利益，而地方政府供应的地方公共商品，原则上，只不过是给予特定地区的居民以利益。正确理解地方税的性质，对地方财政制度而言，是极为重要的。
由于“地方”仅为全国的一部分，因而就有了中央与地方的税源划分问题。划分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原则一般有：（1）效率原则，即以税收征收效率的高低作为划分标准，以确定税源的归属权限，如财产税类的各种税，就地征管较易确实，故一般划作地方税；（2）适合原则，即以税基广狭作为划分标准，税基广税源丰且有流动性的税源划归中央，反之，则划归地方，如农业税具有地区性而且固定，故常作地方税；（3）相当原则，以税源的性质和税收负担分配公平作为划分标准，如个人所得税，其目的在于全国人民的财富平均，因其税源广，税收弹性大，而宜划归中央。
这种划分，一般有四种类型：独立税源、共分税源、中央对地方补助和地方对中央协助。（1）独立税源，中央与地方各有其独立税源，中央课征国税，以量能课税为原则；地方课征地方税，以受益课税为原则。（2）共分税源，即税收分成制，无论是国税或是地方税，均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按一定比例划分其收入，国税则中央分成较多，地方税则地方分成较多，有时国税与地方税统一征管，使其税收分成更易实行。税收分成制又有两种主要类型：地方交付税与地方让与税。地方交付税是中央政府依各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而自国税收入中拨付一定比例给地方。地方让与税，是以国税名义征收的特定税收，根据各地的财政状况按不同比例，提拨作为某种特定财源。（3）中央对地方补助，中央政府为达成某项特定目的或进行某一特定事业，给予地方的一定款额。中央对地方的补助包括国库负担金、国库委托金和国库补助金三种。（4）地方对中央协助，即协助金，在中央政府经费不足或兴办某项事业时有利益外溢时，地方政府有负担部分费用的义务，而由地方向中央提供协助金。
按照上述的划分原则，我们所期望的地方税制是什么样的呢？一般说来，建立一个较好的地方税制应该遵循三个标准：效益标准、公平标准和税收成本标准。
效率标准。利用税收来筹措资金，首先，必须使政府的财政活动具备充分的可能性。其次，课税不要给市场价格带来扭曲，影响民间部门的资源分配。本来，课税就具有非中性。只是要求在选择和设计地方税制时，尽量避免超额负担。这种超额负担，即为税收制度扭曲市场机制而给消费者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
公平标准。也称公正标准。税负的分配，应接近社会所能同意的所得分配模型，使财政支出与税收负担相适应。
税收成本标准。征收费用和纳税费用均应为最低。
五、地方财政改革
地方财政具有地方色彩，且主要是为了满足地方人民的公共需要。而地方政府的功能也只能在资源配置上，即向本地区的人们提供公共商品上，有极大的成效。所以，地方财政的改革应从这一基本点出发。其基本思路分述如下：
（一）建立地方公共财政。“财政”的英文是finance一词，源于拉丁语finic，其愿意是指支出的期限，后措公共收入，再后则演进为“公众财政”或“公共财政”（publicfinance）。及至现代，在市场经济中，“财政”或“公共财政”可称之为“政府经济”。也就是说，政府所应生产和提供的只应是公共商品。这里所称的政府，既包括中央政府即国家（具体地是政府，而且，只有中央政府才能代表国家），也包括地方政府。于是就有了中央财政或国家财政，以及地方财政的称谓。
然而，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财政通常亦称国家财政，不但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总称，而且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思想“国家分配论”的体现。在这个武库里，既有“公共财政”，也包括着“私人财政”的内容：其主要手段是计划；其结果是“政企不分”，致使市场机制难以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财政”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无论是在财政思想上，还是在财政预算的范围、方法和手段上。
因此，地方财政的首要任务是要由“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过渡和转变，把那些应由竞争性、经营性企业办的事情，随着市场的成熟度，按“四部门经济”的原理，逐步从财政领域清理出去，从而实现政府办政府该办的事，不同级次的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承担相对不同的公共服务职能。
（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有如下几方面：
1、财政的级次。地方政府现有省、市、县、乡四个实级，财政一般也有四级，那么，作为其财源的地方税如何设立呢？根据中国的历史、市管县的现情、乡财政的不健全，以及考虑到国际上的通行做法，现在中国的税级结构设两级的办法较妥，而不必强求按财政级次去构建。如此，中央和省级均拥有各自的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及其解释权和调整权。当条件具备的时候，省以下也可推行分税制，但不赋予税收立法权，而只有税收执法权和税收司法权。与此相适应，地方税设两级，即省级税和市县税。乡财政包括在县财政之内，故一般可不设乡税。但在农村的“费改税”后，该部分可作为乡税，以充乡财政的固定财源。
2、税收管理体制的模式。税收管理体制是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管理体制的模式按其税收立法和征收管理权限的划分，可分为三种类型：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和集权分权结合型。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宜集权分权结合型，即相对集中型，中央集中掌握主要的税收收入，地方掌握次要的税收收入，各自拥有一定的财权，同时以共享税为主构成各级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专享税为辅。
3、税务行政。如何实施税务行政，主要是如何设立财税机构的问题。财政机构的设立，原则上应是一级政府要有相应的一级财政。而税务机构的设立则不然。就其权责而言，一为税务决策机构，即研究税收体制、选择税种、调整人事、领导稽征机构；二为税务稽征机构，即专职办理各税的课验、计算和征收业务的机构。由于各国政体不同，有统一稽征和分别稽征的区别，因之稽征机构有统一的和分立的两种。统一的稽征机构，不论税收属于中央或是地方均统一征收，并分别解缴入库。其优点是节约征收费用，适于领土不大的国家，但解缴手续繁杂，工作量大。分立的稽征机构，国税、共享税由中央设立的机构征收，共享税中的地方部分，按规定由国税机构解缴地方；地方税由地方政府设立的机构征收。其优点在于合乎税源分配和财政体制的要求，适于领土广大的国度，但征收费用较高。中国幅员广大，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生产力水平又是多层次的，这就使中国实行分别稽征制成为必然。现在已这么做了，总体来说效果是好的。今后要解决的问题是两套税务机构的协调问题。
但是，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对一些税源很小的边远地区和基层税务所，如果仍然按一般原则设置两套税务机构，显得没有必要。为了节省税收成本，可只设一个税务机构，统征各税。
4、改善地方的收入机制。主要包括规范收入机制和税种的合理划分。
（1）规范收入机制。首先，按公共财政要求，政府收入即财政收入。为此，预算外收入应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其次，规范地方的收费，把那些必要的行政性收费改革为地方税种，亦纳入预算管理。其三，规费收入只能规定在公共商品提供给个人的范围之内。
（2）税种的合理划分。税源的划分，要能满足地方各级政府的需要，符合税源的对应性，考虑税源的广度和潜力，并贯彻同一原则。按此，地方税体系的具体设想如下：
①商品税类：增值税、营业税，中央与地方共享。
财政和税收的区别篇3
分税制导致的问题之一：基层政府财政陷入困境
1.分税制使基层政府财源缩减，只能把筹资目光集中于农业
分税制改革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变革，就是把一些原来由地方财政支配的收入划归中央政府所有，从而改变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结构。在这一制度安排下，基层政府为了自身收入的稳定，就把筹集收入的关注点由1994年以前的偏向工业，部分地转向了农业。这种行为的改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可以减少当时地方政府争投资、忙于上短线项目的短期化扭曲行为。
但是，规范的农业各税数量是有限的，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尚未健全，因此难以提供基层政府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资金。特别是处于财政级次最低层的乡镇财政，在巨大的支出压力下，为了弥补财政收支缺口，不得不在制度外采取非规范的筹资行为，形成了“费大于税”的局面。
继之而来的农村税费改革，堵住了基层政府的乱收费渠道。农村税费改革的宗旨是对基层政府的收入来源，以及征集方式进行规范，同时降低农民负担。
取消农业税政策的出台，意味着因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大大降低了的基层政府收入来源的进一步枯竭，使乡镇政府机关的运作只能依靠上级的转移支付。特别是对于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取消农业税对基层财政的影响很大。在一些以农业为主的区县，国、地税收入所占比重很低，农业税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1/3以上，有些县甚至高达70%-80%。调查显示，中西部贫困地区，一些镇的地税和国税收入占其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只有5.5%。
2.其它导致基层政府财政陷入困境的体制因素
（1）过多的财政层次导致处于分税体制末端的基层财政收入来源有限。现行《预算法》含有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规定。1994年分税制改革，基本确立了中央和各省之间分税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也决定了各省对下进行财力分配的资金总量。在中央与省，省与地市，地市与县，县与乡镇的财政关系中，基本是财力集中在上一级政府，支出放在下一级政府，这样的安排是符合公共财政理论的成本效益原则的。但是，过多的政府级次带来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复杂，导致了基层财政收入来源的不稳定。一方面导致基层政府缺乏自有的主体税种，另一方面给转移支付、特别是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带来困难。
1994年的分税改革，允许省以下的财政体制随地区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许多地区的基层财政体制是过去的财政包干制和现行的分税制的结合。省以下，特别是县乡两级处于政府级次的末端，转移支付链条过长，在经过了多级次财政的缺少透明度的转移后，尽管有专项拨款，到政府级次末端已所剩无几。
（2）基层政府职能转换导致政府资金缺口加大。在财力集中的同时，按照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基层政府职能逐步调整，县乡财政支出更多地集中在提供教育和行政事业费、基础设施建设等地方性公共物品开支部分。另外，省以下地方政府还要承担额外职责，如工资调整须由地方负担的部分等。职能范围的扩大加剧了基层政府的收支矛盾。
（3）机构臃肿、冗员过多也是乡镇财政紧张的重要原因。虽然有关法律规定作为农村基层政府的乡镇政府，其机构不要求与上级政府的部门进行对口设置，但对乡镇政府机构设置的审批程序没有严格规定，造成机构设置随意性大，机构和人员不断膨胀。据国家统计局对1030个小城镇的调查，每个镇的机构一般都在30-40个，其中镇属机构的干部人数平均为158名，上级政府派出机构的干部人数为290名，每40个农民就养一个乡镇干部。减免农业税将会使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但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基层政府的收入来源，政府机构维持不下去，农民负担还会反弹。
分税制导致的问题之二：区域间不平等
地区差距的存在，导致基层政府收入来源的不平等；在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的条件下，基层政府收入的不平等反过来又加剧了地区间的差距。基层政府收入不平等带来的重要危害之一，是导致了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平等。资料表明，东、中、西部地区政府在义务教育投入水平上存在严重差距，同时各省内的教育投入也存在不均衡。另有资料表明，中国的健康不平等也是地域性的，富裕省份的平均健康结果更好。
1.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
分税制实施以来，中央财政已经具备充裕的财政自给能力，征收的收入除了满足本级支出外，有相当一部分可以用于对地方政府实施转移支付。虽然中央财政具备了向地方财政实施大规模转移支付的财力基础，但直至目前为止，转移支付仍存在很多问题：
（1）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总量仍然偏小。1995年实施的过渡期转移支付首次引入了因素分析法，利用公式计算中央对各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额度，但绝对数量十分有限。1995-1999年分别只占当年中央补助地方支出总额（财政口径，下同）的0.82%、1.27%、1.76%、1.81%和1.83%。2000年一般性转移支付额61.65亿元，加上民族政策优惠转移支付额23.8亿元，占全部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补助支出的1.83%。
省级、地市级财政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明显不足。据统计，全国县乡级财政供养人员占地方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约70%，但县乡财力却仅占全国地方财力的40%。不少县乡拖欠工资问题，不仅与其机构冗员有关，也是县乡财政困难的真实反映。
（2）转移支付结构不尽合理，专项转移支付比重较大。虽然根据国际经验，专项转移支付对于实施中央政府特定政策目标、发挥中央财政宏观调控作用、引导地方合理配置资源、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使用方向明确、见效快、便于监督等特点。但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划分尚不明晰的情况下，影响了专项转移支付应有功能的充分发挥，并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在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一些困难地区存在专款被挤占挪用的现象；二是要求地方政府安排配套资金，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三是专项转移支付的立项审批不规范，也缺乏对资金使用的监督手段。
2.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对地区差异的影响
（1）区域税收优惠政策。改革以来业已出台的一些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导致企业寻求逃避税收的保护伞，投资向有优惠政策的地区转移，形成了各地区间、各级政府间横向和纵向的税收竞争。地方政府一方面积极游说中央政府出台有利于本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也积极运用业已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税收资源，不仅减少了总体的税收收入，也导致了地区间差距的拉大。事实证明，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对地区差距拉大的作用是明显的。
（2）税法的漏洞。现行税法存在漏洞和相互矛盾之处，在实际工作中出现责任不清的问题，造成不同地区的税务机关在征管方面争抢税源。如征收地问题，税收实体法中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规定各执一词，各地的税务机构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征管决定，经常出现争夺税源现象。
（3）改革措施对地方税收收入的侵蚀。一些改革措施，如支持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优惠政策、启动房地产市场的优惠政策、支持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的优惠政策等，都会涉及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与地方收入密切相关的税种，影响基层财政收入。
深化分税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1.减少财政级次，解决基层财政困境
一般认为，基层财政体制改革应该在政府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但事实上，基层财政体制的改革，也可以为未来的简化政府级次的政体改革提供有力的前提条件和改革经验。1994年的分税财政体制改革，已经为建立规范的分级财政体制奠定了基础，目前的任务是构建一个可以有效运行，并具有自律机制的基层财政体制，而不仅仅只是为了缓解当前的收支矛盾。
三级政府体制在国际上较为通行。不仅联邦制国家的政府体制是三级，单一制国家中也不是单纯的两级政府。中国目前政府体制下的分税财政体制，要求每级政府都有自己的税种和稳定的税收收入是不可能的，从中央政府下拨的转移支付资金到达基层政府时的数量也已经极为有限，现行预算法又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这些因素导致了基层政府获取稳定财政收入的困难。一些省份针对财政级次问题进行了若干试点性改革。
（1）乡财县管：安徽省的经验。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乡财政一直不甚完备，各地的情况也有不同。从目前的收入情况看，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以及取消农业各税的改革后，乡镇一级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收入来源。从支出的角度看，原来乡镇支出一半以上的教师工资，已经由县级政府统一发放，公共卫生等其他支出的改革，也在进行中。从其它经济管理系统看，金融、工商的基层己经按照经济区域设置，而不再按行政区划。因此，乡镇一级的财政工作实际上已经减少了很多。由县财政代管乡级财政是可行的。
安徽省是最早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省份，在两年前又开始推行乡镇财政由县级财政代管，并建立了一套较为行之有效的规章。在进行乡财县管之前，进行了并镇改革，减少了乡镇数量。但不可否认的是，乡镇政府的职能仍然是存在的，特别是在一些交通和通讯设施较差的山区。
（2）省直管市、县财政的思路。地区一级政府原先曾规定为省级的派出机构，近年一些省份的地市合并后，有很多市级政府是由地区行署转化而来的，可以取消。然后，地级市、县级市、县等，作为同级单位，都由省级财政直接管理。
在浙江、安徽等地，省和县之间的体制联系较多，市是一种过渡的形式。浙江市和县的财政都和省财政对话，即在财政体制上，市与县实际是“平级”的地位。但在省份，如吉林省，则各级次的依次管理仍然很强。
在目前市县行政不同级的情况下，可以先实行财政同级的改革。
（3）三级财政体制的设想。中间层次的政府，是联系中央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必要桥梁，特别是对于大国更是如此。但中间层次的政府级次太多必然增加交易费用，降低效率。如果能把财政体制缩减到三级，对于解决基层财政问题可能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体制框架。当然，为了切实解决基层财政问题，还需要继续改革转移支付制度。可以先考虑实行乡财县管的财政体制，然后推开市县财政同级的改革。
与此同时，分级财政体制中的基层政府具有了解当地居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的信息优势，出于政府资金使用效率的考虑，凡是一级政府可以有效提供、有效管理的公共产品及服务，应赋予该级政府相应的职能，逐步完善多级财政体制。
2.构建地方税体系
地方政府存在的基本经济理由，是由于它能够有效率地提供满足本辖区居民需要的公共服务。设置地方税的意义即在于使地方政府能够具有一部分较为稳定的收入以便提供这种公共服务。因此，在分税财政体制中，地方政府稳定的税收能力是应该首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目前地方政府主要税收来源是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但一般说来，间接税不宜作为地方税收的稳定收入来源。特别是一旦进行增值税扩大范围的改革，会大大缩小营业税的税基。企业所得税因其不稳定性，作为地方主体税种也有缺陷。虽然个人所得税由地方政府管理成本较低，但出于税制公平的考虑，其主要部分应放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只作分率的加成征收，这是世界各国的惯例。
第二，财产税（或称不动产税）是最适宜成为基层政府地方税的税种。一是因为财产税的非流动性，使其可以成为地方政府的稳定的收入来源，并且随着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这一税基会越来越大。二是因为财产税是一种受益税，财产所有者（或使用者）是当地公共服务的受益者，因而较易推广。目前中国有关财产方面的税收，只占税收总量的不足5%，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资源税基于同样原因，也是地方政府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
第三，关于分税财政体制中的共享税，应该采用国际通行的税基分享、分率计征的办法，即中央政府统一确定税基，不同层次政府分率计征。这种办法可以使中央和地方收入都能随经济发展而自动稳定增长，使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
第四，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也要逐步规范化。一是取消地方政府和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将其纳入征税范围，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和监督。二是对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正确定价，合理收取使用者付费，弥补其投资成本，作为正税的必要补充。
3.税权的适当下放
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是实现地方公共服务自的保障。税收管辖的分权，包括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权在不同级次立法机构间的配置，特别是税收立法权在中央和地方立法机构之间的合理划分，不仅有利于税收法制化建设，也有利于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中国税收立法权的划分，应以中央立法为主，省级立法为辅，建立两级立法相辅相成的立法格局。地方税的税收立法权可按不同税种分别处理。
值得指出的是，适当下放税收立法权限，需要有其他方面改革的配合，例如减少财政级次，实行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体制；同时进行不同级次政府事权的改革和界定等。
4.转移支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首先，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改革的设计原则，是在收入划分适度集权，政府支出适度分权的前提下，建立促进地区公平的转移支付制度，考虑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调整既得利益，实现地区间财力水平相对均衡。多级政府财政体制中的转移支付，主要是为了平衡地区间的财政能力，并对存在有跨区溢出效应的地区财政支出（如环保和教育）做出补偿。同时，要配合进行预算管理的法治化、透明化合公开化，以及外部环境的改善。
其次，作为大国，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的同时，也应注重省对以下政府的转移政府制度的完善，逐步缩小辖区内地区间财力差距，才能确保全国地区间差距的本质缩小。
第三，简化转移支付的方式，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力争使转移支付的社会收益大于政府间资金上划下拨的成本。
最后，调整现行转移支付的结构，加大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数量，完善计算公式，增大其缩小地区间差距的作用力度。同时控制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通过建立严格的项目准入机制，减少项目设立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并加强监管，提高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
分税制的确立和改进
从制度层面看，1994年开始的分税财政体制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对中国的多级财政体制的建设也产生了正面影响。
但是10年来，实行分税财政体制后的基层财政逐步陷入财政困境：划分税种后基层政府收入结构改变——基层政府更为依赖自有的农业税收——规范的农业各税数量不足，且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基层政府不得已采取非规范的筹资行为——解决农民负担的税费改革堵住了基层政府的乱收费渠道——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府收入来源更少。
1.分税财政体制的开始
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财政体制，其主要内容是将94税改后的18个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同时分设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此外，关税是中央收入，而农业各税属于地方。这项改革的直接结果是，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上升到1995年的52.2%，2002年54.93%，2003年为57.47%。从地方政府的不同级次看，省、市级政府也在不断加大财政资金的集中力度，省级政府资金占地方各级总资金的比重，从1994年的16.8%提高到2000年的28.8%，年均提高2个百分点。
2.转移支付制度的逐步建立
在划分税种的同时，实行了中央对地方的两税（指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政策。这一政策在当时也被列为转移支付的内容之一，但其实税收返还只是一种激励地方税收努力的政策。1995年开始着手建立中央对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并在其后的几年间逐步建立起包括公式化的“过渡期转移支付”、专项拨款等5种转移支付手段。
截至2003底，按财政口径计算的转移支付制度包括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三大部分。
3.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各不相同
在1994年中央和省级政府实行分税财政体制改革、以及1995年开始构建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后，赋予了省级政府自行确定其省以下财政体制形式的权力。因此，目前在不同省区的省以下财政体制不是统一的。
财政和税收的区别篇4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区域间税收竞争行为不断加剧，甚至进入混乱的“战国时期”，给我国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本文借鉴一些国家在区域税收竞争上的规范性作法，提出一些规范我国区域税收竞争行为的设想。
2005年3月513，在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区域协调发展”被提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如何才能实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呢?我认为其中之一是不能忽视现实中存在的区域税收竞争行为。我国从上个世纪8o年代财政体制改革后，各地区之间为争取有利的发展条件和优势地位，提升地区经济水平，在要素资源、产业项目、产品贸易、政策环境、区域形象，特别是税收领域展开了直接或间接的角逐、争夺，造成了盲目进行税收竞争的局面。探讨如何规范区域间税收竞争对于我国经济保持健康协调发展，特别是实现温家宝总理“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1我国区域税收竞争行为的出现及现状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财政“分灶吃饭”、“拨改贷”和1994年分税制实施后，我国各地除了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由国家投资以外，各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资金已不再来自中央财政预算，地区发展把注意力更多地瞄准外商或外地的直接投资，从而引发了地区间的竞争。作为目前区域竞争中重要的鼓励性措施——税收减免，近年在各地越演越烈，整个税收竞争出现三个特点。
1．1税收竞争无序化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争取更多的税源，各地在税收优惠政策上各行其是。如一个地区实行“两免三减半”(企业获利前两年免征所得税，三年减按50％征收)．另一地区则实行“三免两减半”，甚至“五免”(即获利前5年免缴地方所得税)。还有的将企业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按分税制，当地征收的增值税分给地方25％)部份或全部返还企业(先征后返)。在税收工具的运用上存在地方越权减免等违规现象，可以说在税收竞争白热化的同时，伴随着税收竞争的无序化。
1．2税收优惠手段越来越隐蔽按照我国现行税法，除中央政府有明确授权的减免之外，各级地方政府均无权制定“土政策”。而现实情况是：为了吸引外资，除了以上的变本加厉的税收优惠外，还采取了一些更加隐蔽的做法。此类竞争形式隐蔽且多样，性质上也存在较大差别，既有合理、合法的竞争，又有不合理甚至非法的竞争。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税收竞争的形式可归纳为以下8种：擅自减免税、有意放松税收征管力度、包税、买税、税收“先征后返”、税收奖励、减免费、开设自立经济园区或各类市场并对区内企业和个人制定整套税费优惠政策。
激烈的税收竞争引发了税收的大量流失据一些研究报告估计，仅税法中规定的对外资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造成的税收收入流失就达l300亿元(1996年数据，包括企业所得税和关税)。1997年关税流失约1100亿元，约占当年gdp的1．5％一2％。若将各地自行制定的税收优惠减免，如“先征后返”、“税收奖励”、“财政补贴”等造成的税收收入流失包括在内，这一数字将更大。
2规范我国区域税收竞争行为的必要性
我国区域税收竞争是在地方分权改革后，地区权益得以确立、谋求加快自身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既带来增强地区活力等积极效应，也产生了资源低效配置等负面问题。
关于税收竞争的经济效益问题，最早提出税收竞争理论的蒂布tiebout在他1956年的论文《地方支出纯理论》中指出：在假定存在数量众多的提供不同政府收支组合(即不同的税收和公共服务组合)的辖区，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最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个人如果对某一地的政府收支组合不满意，他可以选择离开，迁移到适合自己居住的辖区，通过“用脚投票”迫使各地政府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收支效率，在课征尽可能少的税收条件下提供最优的公共服¨。这种情况下，地区间税收竞争是促进政府效率提高的。但是如果一味地引入税收竞争，就会现奥茨oates指出的税收竞争带来的负面效应。即：各地政府为了吸引资本，竞相降低相应的税收，使得地方支出处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水平之下，从而政府无法为最优的公共服务产出筹集足够的资金。特别是那些对当地经济无法提供直接收益的项目上更是如此。迄今为止，我国的区域税收竞争可以概括为“让利竞争”模式，即：地区间竞相出让好处或利益给投资商的竞争方式。
这种竞争与企业的削价竞争相似，是一种初级的、低层次的竞争模式，虽然可以使地区短期内获得外资、就业增长、少量地方税收等好处，但毋庸讳言，这种低层次的无序竞争也带来了问题，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税收竞争的正面效应。概括而言，恶性税收竞争的负面影响有以下几方面：
2．1税法的刚性被削弱国内税收竞争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违反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的，属制度外税收竞争。这种以违背国家税法为前提的竞争不仅严重损害了税法的严肃性与统一性，而且会破坏国家宏观经济计划的整体性，影响统一的宏观产业政策及地区均衡发展政策的贯彻，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2．2有悖税收公平原则国内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出于本地的利益驱动来进行的，对于在较高税负地区内又不愿或无法迁移的纳税人来说客观上比积极迁移的纳税人承担更高的税负，在某种意义上为有逃避税倾向的纳税人提供了便利。同时，由于税负对于富人的压力远大于穷人，富人比穷人更具有迁移倾向，富人迁往低税负区域，以求负担更少的税赋，进一步促成“马太效应”，违背了“量能课征”原则。
2-3违背了税收效率的原则征税本身就会给资源配置带来扭曲，进一步的税收竞争相应地会使得资本和要素的流动发生双重扭曲，从而干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而与直接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相比，不规范的税收竞争如财政返还等手段引发的结果还要更糟。原因在于不规范的税收竞争行为仅仅取决于行政决策，失去了税法的约束和监督，效率可能更低。
2，4诱发了大量偷逃避税行为的发生“盲目引资、滥用优惠”的现象诱导大量企业利用政策的不完善和法制的不严密进行偷逃避税。使税收征管面临更加复杂的局而，增加了反逃避税的难度，提高了征税成本。
2．5加剧了地方财政的困难参与竞争的政府普遍认为尽管税收优惠给当地财政带来一些损失，但只要吸引来投资，就可以给当地财政多少带来些收入，还可以解决当地的就业。而实际上，越是财政困难的地方，越希望通过税收竞争吸引到投资，越是采取最优惠的政策，也就越是降低了招商引资的效果。同时，为了吸引资本，各地竞相参与减税竞争，对流动性强的经济活动只能征到很少的税。如果不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原因造成的财政损失的话，为了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和发展，只能转向流动性弱或不可流动的要素上增加税负，如土地、劳动、消费。而其直接结果是减少就业，降低消费，进一步减少了地方可支配财力，加剧当地财政的窘迫。
3世界各国在规范区域税收竞争行为方面的一些做法
地区间的差异是每个国家都存在的，地区间的竞争也是必然的。世界各国在地区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对税收竞争采取的方法可以粗略地归纳如下：
3．1地区间规范统一，尽量减少不规范的税收竞争，西方国家各种税收竞争的安排都被限制在一个相对有序的范围中，这个特点在联邦制的国家尤其明显，多数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对其做出了有关限定。如欧盟就在统一的前提下，先规定不能违反统一的规范，然后又对个别地区注明特别的政策。
3．2以公共财政制度。约束不规范的税收竞争所谓的公共财政，就是面向公众的、体现公众利益的财政体制，也就是民主财政制度。辖区的居民根据政府的事权确定其支权、根据支出权确定收入权，以支定。目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多采用此种财政制度，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是公开的，纳税人可以随时查询，监督并提m质问。
3_3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税收立法权和发债权。中央和全国性地方税的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同时适当放权，将一些小税种的立法权下放，或由中央确定一些地方主要税种的税基和税率幅度。并允许地方政府举借公债筹资，从而减少通过税收竞争来争取财源的行为。如德国的市镇可以自行确定地方营业税和土地税的加征税率。
3．4实行“因素法”分税制，依靠转移支付增强地方财力，减少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如德国通过共享税分配使财政弱州达到各州平均财力的92％；通过税款转移使穷州人均财政收入达到全国人均的95％；把财政支m的20％用于补贴低于各州平均水平的穷州。美国联邦政府通常把财政支出的1o％左右用于补助州和地方政府，其中大部分拨给落后地区。日本政府直接用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调节来提高落后地区的财政能力。1989年高收入的东京地区财政能力指数为1．527，低收入的四国地区为o．25。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后。东京地区财政能力指数仍为1．527，四国地区则提高到1．032，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1．5倍，两者的差距大大缩小。
3．5对落后地区实行倾斜政策意大利政府5o年代至70年代中期，规定对到南方投资办厂者除实行贷款和利率优惠外，还实行税收照顾和经济资助，包括免征所得税1o年，厂房建设经费由政府补贴25％，机器设备购置由政府补贴l0％；国家参与制企业须将其工业投资总额的40％和新建企业投资的60％投向南方。巴西政府为鼓励到落后地区投资，曾在北部亚马逊地区的玛瑙斯建立起自由贸易区，规定在特区内设厂的私人企业lo年内免缴所得税，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进口商品免交进口税，从国内其他地区购入的消费品和材料免交商品流通税。美国利用私人融资手段，建立政策性担保机构，鼓励私人资本流向中西部地。
4规范我国区域税收竞争行为的几点设想
在我国要达到地区间均衡发展的目标，应该按照杨志勇所分析的那样，对待我国的税收竞争应以疏导为主，将税收竞争纳入正轨，消除无序的、恶性的税收竞争，建议可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严格限制区域问恶性税收竞争行为，特别是制度外的税收竞争这种对国家整体税收法制具有破坏性的恶性竞争。对现有地方政府违反国家政策法令的税收竞争措施进行清理，以维护税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第二，完善现有的财政体制。首先，应继续推行财政体制改革，逐步建：公共财政，按照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建立合理规范的政府间收入分配制度。二是合理划分税权，把严格的分税制财政关系写入宪法或财政基本法。适当放权，让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税权。三是给予地方政府适当的发债权。在我国，尽管目前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但有的地方已经尝试通过负债融资来加速发展本地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如上海的“市政建设债券”，厦门的“高集海峡大桥债券”。
第三，改革官员考绩制度。理论上讲，区域税收竞争不等同于辖区政府问竞争或地方政府竞争，但是在我国税收竞争的始作俑者是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之所以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税收竞争，原因与中国现行的地方政治格局有关。我国官员的选录、考绩、升迁是由上级说了算，“招商引资”是一条重要的考核因素。因此，才会出现不顾一切，牺牲各种利益去吸引投资的税收竞争。要使税收竞争趋于理性化，必须对税收竞争行为加强监督，在地方推行有限政治体制改革，使官员的选录、考绩、升迁由地方人民决定，使地方政府的财税选择行为真正体现地方公民的偏好。
财政和税收的区别篇5
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不久，区委、区政府又专题召开高规格、大规模的财税工作会议，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亲临会议并将作重要讲话，这充分说明区委、区政府对财税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充分表明区委、区政府确保完成今年财税目标任务的坚定信心。今天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回顾总结去年全区财税工作情况，分析面临的财税工作形势，研究部署今年的财税工作，进一步动员各级各有关部门凝心聚力，乘势而上，攻坚克难，奋力突破，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的财税目标任务。围绕会议主题，下面我先讲三点意见。
一、客观评价20*年财税工作成效，扬长避短，以励再战
过去的一年，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级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财税工作，始终把财税工作当作全区的中心工作来抓，在宏观形势跌宕起伏、市区税收征管体制调整等诸多不利因素下，迎难而上，真抓实干，较好地实现了财政收入较快增长、财政支不断优化、财政经济协调发展的工作目标。
回顾过去一年的财税工作，我们为取得的成就而倍感欣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区财政收入超额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全区全口径财政收入突破2亿元大关，达到2.04亿元，比上年增长20.6%。其中，完成一般预算收入19650万元，比上年增长20.2%，圆满完成三年翻番目标，为全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财力保障。二是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坚持“保工资、保运转、促民生、促发展”的方针，合理调度资金，优化支出管理，全力保障了工资发放、民生工程、社会稳定等重点支出的需要。特别是在实施民生工程方面，按照提标扩面的要求，强化资金保障，加大落实力度，21项民生工程全面实施，全年共投入民生工程资金2983万元，其中区财政配套资金704万元。三是财税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坚持目标管理，强化收入调度。积极适应城区税收征管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乡镇（街道）财政管理体制，有效激发了各级各有关部门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坚持依法治税，强化征收管理。大力开展增收堵漏工作，深挖税收潜力，协税护税网络平台逐步完善，非税收入征管新系统正式启用，征收管理工作向法制化、精细化、规范化方向迈进。国税、地税、财政三家与各乡镇街道、园区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四是财税工作理念进一步升华。财税部门服务发展的意识不断增强，在积极组织收入的同时，满腔热枕地为全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献计献策，出力流汗，赢得了全区上下的一致好评，去年，国、地、财三家均被评为“服务经济发展先进单位”。以上成绩来之不易，成绩的取得归功于区委、区政府对财税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归功于财税部门及各乡镇、街道的艰苦努力，归功于方方面面的鼎力支持，更归功于全区广大纳税人的创业奉献。
回顾过去一年的财税工作，我们又为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而深感焦虑，突出的表现在：一是我区财政收入在全市横向比较中，位次不优、增幅不快。在八县（市）及各区排名处中等偏下水平。二是乡镇街道收入完成情况严重不平衡。全区除十里铺乡、海口镇、德宽办事处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外，其他都不同程度留有欠账。总体上看，各乡镇收入任务完成明显好于街道。去年，乡镇共完成收入3339万元，占年度任务的100.8%，比上年增长30.8%，占全区财政收入比重由07年的12.5%上升到13.7%；街道完成收入8453万元，占年度任务的89.4%，比上年增长7.3%，占全区收入比重由07年的38.8%下降为34.8%，甚至有些街道没有达到去年实绩水平。究其原因：从客观上看，主要是市区财税征管体制调整直接造成相关税收下降以及一些街道属地税源基础薄弱、增长乏力等因素的影响；从主观上看，也的确存在工作力度不足，工作方式不新，甚至是徘徊观望、消极应对等方面的问题。三是税源建设相对滞后。一些地方没有从根本上摆正经济发展与财政增收的关系，就收入抓收入，甚至是涸泽而渔，没有将税源建设摆在财税工作的中心位置，使收入增长陷入十分艰难的境地。上述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全区财政工作的健康发展，降低了财政工作的整体水平。对此，我们务必要高度重视，深刻反思，并在今后的工作中采取切实措施予以克服和纠正。
二、清醒认识面临的财税工作形势，坚定信心，沉着应对
在对去年工作进行分析盘点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经济形势。综合分析面临的财税形势，可概括为两句话，一是困难多、压力大；二是有机遇、有希望。
所谓困难和压力，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一是宏观经济环境不景气带来的消极影响。预计，今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将持续加深，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内经济增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主要经济指标明显下滑。虽然我区身处内地，开放度不高，但宏观经济环境的不景气对我区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突出的表现为相当一部分企业的生产经营形势十分困难，利润空间压缩，中小企业的现实困难和潜在风险加大，尤其是区域内的房地产、建安企业将持续萧条，短期内很难回暖。二是财税政策的调整形成的减收因素。去年年底，国家实施一系列的财税政策调整，主要包括：增值税全面转型，企业购进固定资产进项税全额抵扣；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降低，统一调整为3%；100项行政性收费取消；另外，年内还有可能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等，初步估计，全区政策性减收将在2000万元左右。三是属地税源基础薄弱形成的压力。主要表现在零星税源、阶段性税源较多，稳定增长的支柱性税源相对缺乏。就现有的纳税户而言，由于近几年税收征管力度加大，基本做到了应收尽收，几乎没有多少涵养税源，自身增长的空间十分有限。特别是作为主体税源的建安、房地产税收，因房地产行情不景气和市区税收征管体制调整导致的滞后效应会进一步显现。因此，考虑减收因素，今年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要达到18%的增幅，在增量上与去年基数相比至少需要5000万元，压力不言而喻。四是支出压力十分沉重。主要表现为财政支出基数不断加大，刚性支出不断增加。随着区内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工程提标扩面等政策的实施，区新增配套资金压力会进一步加大。另外，还要考虑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的福利政策的出台。
所谓机遇和希望，主要表现在：一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带来的机遇和希望。今年我国经济工作的基调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其中保增长是首要任务，为此，从中央到省市各级都出台了一系列的刺激经济、保证增长的政策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增加投入，扩大内需，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明确在未来两年投入4万亿元扩大内需，这给我们争取项目资金、扩大有效投资、积蓄发展后劲、促进财税增长带来了良好机遇。二是近几年我区加快发展形成的新的增长点将逐步显现。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全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仍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内在发展的动力较强，特别是随着开发区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产、西城改造建设快速推进、现代农业加快发展以及石化技改项目实施等必将活跃区域经济，对财政的贡献率将会越来越大。三是全区上下业已形成的抓财税工作的良好环境为财政增收提供了坚强保证。特别是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财税干部的敬业奉献，协税护税网络的完善以及强化征管的机制和经验等等，这些因素对保障收入征管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既要看到形势的严峻，更要看到严峻形势下的机遇和希望。这就要求全区上下一定要用新理念谋求发展，用新思路破解难题，用新机制营造环境，用新举措开拓前进，切实做到坚定信心，沉着应对，乘难而上，转危为机，全力推动财税工作在创新中发展。
三、全力做好今年的财税工作，攻坚克难，务求必胜
今年是庆祝建国60周年的喜庆之年，是实施*规划的关键一年，也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克难攻坚之年。根据区委、区政府的总体工作部署和安排，今年全区财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区人代会确定的财税工作目标，以加快发展、培植财源为立足点，以强化收入征管、优化支出结构为主攻方向，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完善工作机制，加大工作力度，改进工作作风，攻坚克难，奋力突破，努力开创财税工作的新局面。
今年，区人代会确定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18%的目标任务。这既是一项法定的经济发展目标，也是保证我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政治任务，更是应对周边地区激烈竞争的必然选择。关于收入任务的分解方案已经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确定并印发。今年任务分解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三条：一是区人代会确定的任务数必须全面落实，并留有一定余地；二是依据各地各单位上年的征收任务和征收实绩；三是充分体现保护先进，激励先进的原则，防止鞭打快牛和投机取巧的现象。希望同志们以积极的心态领受任务，以快捷的速度分解任务，以扎实有效的措施落实任务。
面对繁重的财税压力，各级各有关部门一定要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实效性，以攻坚之举求突破，以务实作风抓落实，扎扎实实做好今年的财税工作。
第一，要把财税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工作位置。财政是“庶政之母”，有财才有政，财兴则政兴。财政是经济的综合反映，是支撑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是执政能力的基础，做好财税工作事关全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区委、区政府始终把保持财政收入的稳定快速增长作为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检验经济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尺。希望各级各有关部门一定要更加重视财税工作，坚持一把手负总责，加强工作力量，保障工作时间，经常分析研究财税工作当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千方百计地调动方方面面参与支持财税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可以这样说：不重视财税工作的领导，不是一个高明的领导，不善驾驭财税的领导也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
第二，要把财源建设作为财税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有道是：经济是源，财政是水，渊远才能流长；经济是根，财政是叶，根深才能叶茂。财源建设是确保财税稳定增长的根本途径。抓财源就是要抓发展，而发展的关键就是要抓项目建设，抓招商引资。今年，我们要紧紧抓住国家增加投入、扩大内需、保证增长带来的良好机遇，把重点工程和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要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一批项目，依托自身实际谋划争取一批项目。同时，要切实加大项目推进的力度，尽快形成一批新的增长点。在抓项目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十分注重项目的财政贡献率，要尽可能多上一些财源型项目、见效快的项目。特别是各街道办事处要大力发展楼宇经济，在商贸服务方面寻找突破口。唯有如此，我们财税工作才能有源头活水，才能不断拓展空间，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要把组织收入作为财税工作的中心任务。组织收入始终是财税工作永恒的主题。要认真研究收入结构的变化，明确收入组织的重点，抓早抓紧抓实。在实际工作中，首先是要坚持依法治税。要突出重点税种、重点行业和重点税源，实行动态跟踪监控。要运用先进手段，进一步加强对税款征收、税务管理、税务稽查、税款入库等环节的监督，构建起严密的执法监督体系。要深入开展税收专项检查，严厉打击偷、漏、抗税违法行为，着力解决好中小企业征管难问题，减少“跑、冒、滴、漏”，切实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其次是要坚持科学治税。要很好地把经济增长点转化为财税增长源，按照“因地制宜、分级管理”的原则，大力推进征管信息化进程，强化税源监控，做好税源精细化管理，完善征管改革，增强征管效能。我们既要集中精力抓大户和重点税源，又要对零星分散税源以及一次性税源严管统筹；既要主攻主导税源，又要突破非主导税源；既要千方百计护住属地税源，又要想方设法引进外地税源。（关于引税问题，我想在这里重申三点要求：一是坚持规范操作，不能盲目蛮干；二是眼睛向外，立足于市外省外，千万不能在区内挖；三是要杜绝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擅自出台优惠政策，一经发现，严肃处理。）再次是要坚持协作治税。财税部门与各乡镇街道以及园区要加强协调配合，进一步发挥协税、护税网络平台作用，强化和完善收入月调度制度，建立与重点企业的经常性联系制度，加强收入形势分析，逐月查摆问题，动态把握经济发展和财税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发掘新的税收增长点，扩大收入覆盖面，打牢收入基础，真正把经济发展的成果充分反映到地方财力的增长上来。
第四，要把民生工程作为财政工作的重要内容。近两年来，我区按照省、市的统一部署和安排，集中有限财力，突出重点领域，精心组织，强力推进，全区各项民生工程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异常复杂、异常严峻，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各级各部门特别是作为牵头部门的财政部门，要深刻认识实施民生工程扩内需、促消费的双重效应，保增长、促和谐的双重作用和提信心、树形象的双重意义。要按照“巩固、规范、完善、提高”的要求，深入推进各项民生工程的实施。进一步加大领导和协调力度，不断推进制度化和规范化，提升效能，以更大力度强化资金保障、政策宣传和责任落实，全面实施好各项民生工程，使党的各项惠民政策不折不扣的落到实处。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紧紧围绕民生工程任务，积极履行职责，全力配合，抓好落实，确保圆满完成全年民生工程任务。
财政和税收的区别篇6
一季度我市各行各业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建经济强市、创文化名城”要求，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全市经济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据统计局资料反映，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69.37亿元，同比增长19.5%，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51.53亿元，同比增长42.4%，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31.53亿元，同比增长14.2%。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全市各级财税部门继续加大征管力度，增强执法刚性，大力组织财政收入，同时按照公共财政框架要求，科学安排好各项支出，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一季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
一、财政收入预算执行概况
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平稳。全市财政总收入64657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5%，其中地方财政收入322796万元，增长30.6%，上划中央四税收入323779万元，增长20.8%。市区财政总收入564877万元，增长27%，其中地方财政收入281729万元，增长31.8%，上划中央四税收入283148万元，增长22.6%。市本级财政总收入282273万元，增长22%，其中地方财政收入134513万元，增长20.2%，上划中央四税收入147760万元，增长23.6%。
二、财政收入主要项目情况分析：
增值税(25%)全市入库6463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6%，增收5126万元。该税1月、2月都是负增长，因3月“免、抵、退”全市调库4.1亿元,才呈增长态势。剔除调库因素，实际征收入库则比上年减少5124万元，作为杭州传统支柱产业的化工、纺织和机械、交通运输同比分别下降60%、44%和10%。该税减收的主要原因有：1、增值税各项退税（如：先征后退、汇算清缴结算退税、减免退税，不包括出口退税）大大增加，同比增退1.83亿元。2、跨年度缓缴入库因素较大。上年同期有1.36亿元,属缓缴入库,今年无此因素。尽管增值税整个收入情况不乐观，但卷烟、建材等行业入库的税款较上年还是增加不少的，卷烟入库1.62亿元，同比增加4602万元，主要是烟厂近年来不断调整产品结构，逐步提高甲类卷烟比重，增加销售收入，从而使入库增值税增幅较大。建材行业入库增值税5512万元，同比增加2607万元，增长90%，主要是我市固定资产投资额不断加大，特别是基本建设和房地产业的投资力度的加大，促进了该行业税收的增加。消费税全市完成49546万元，增长70%，增收20409万元，主要是杭州卷烟厂自去年6月卷烟消费税政策改变，计税价格提高以及产品结构调整等因素，使得入库税款增幅较大,增长89.4%。下降因素有：中策橡胶去年入库375万元，今年无；春丝丽同比减少285万元。营业税全市完成98836万元，增长29.4%，增收22438万元。主要是县（市）、区增幅较高，分别增长44.5%和50.6%，市本级仅增长8.2%。增收主要来自销售不动产、建筑和服务三个行业。原因：1、我市房地产业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市场逐步规范，产品结构呈现多元化，由普通住宅为主，向以办公用房、商业用房、郊外别墅、排屋及旅游景观房产等多样化格局发展。随着区划结构的调整，城市规划的不断完善和跨江战略的实施，我市房地产业的发展前景更为广阔，房地产业持续稳定的发展使税收也相应得以稳步增长。一季度我市沿江各区及萧山、余杭区入库房地产营业税7055万元，同比增幅达128.2%。2、进一步加强对建筑行业特别是外来建筑企业的管理，运用计算机实行项目控制，从源头上加强税收征管，成效显著。一季度杭州建筑企业管理站入库营业税5351万元，同比增收980万元。3、随着文化名城、旅游西进口号的打响，极大地推动了我市旅游、餐饮等服务行业的发展，一季度来自旅游、旅店、餐饮的营业税同比增长18.1%。4、加强税款催报催缴力度，一季度缓缴税款入库增加1683万元。金融保险、邮电通信和交通运输营业税共减收2986万元，主要是这三个行业缓缴税
款的入库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减少。企业所得税（地方部分）全市完成50455万元，增长21.7%，增收8993万元。增收主要原因有：1、加强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管理，此因素增收4303万元；2、地税局查补税款入库4638万
元，同比增收3684万元，其中万向集团1788万元，市本级查补区属企业入库469万元；3、地税部门清理欠税入库4520万元，其中陈欠1179万元；4、继续做好乡镇集体及私营企业所得税的带征工作，使入库税款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减收的原因主要是一季度提退8865万元，同比增加退库4642万元。增收较多的企业有：正大青春宝同比增收1000万元、肯德基增收1100万元、省电力工业局增收2461万元，减收较多的企业有：杭州卷烟厂同比减收6098万元，下降67%。主要因去年下半年烟厂内部机构设置进行调整，原独立核算的卷烟调拨站和利群
销售公司两家商业企业并入烟厂核算后，商业的利润直接冲抵主厂的亏损额，且因卷烟消费税政策调整，烟厂的消费税税负增长，导致利润减少，所得税相应减少。娃哈哈保健品有限公司同比减收896万元、Ut斯达康减收852万元、西子奥的斯减收812万元。个人所得税（地方部分）全市完成27197万元，增长43.8%，增收8283万元。增收的主要原因除工资薪金增长带动税款增长外，我市各级地税部门不断加强对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的管理工作，保证了税款的稳定增长。具体因素有：1、个人所得税手续费、业务费取消提退增加入库1325万元；2、定额调高增收702万元；3、税款查补入库增收362万元；4、由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企业分红及股权收益增加，增收1055万元，其中Ut斯达康补缴2001年股权收益个人所得税680万元。农业四税全市完成3117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倍，其中耕占税增长4.8倍，增收9557万元，主要是去年底耕占税因手续问题尾欠，在今年入库；其次是城市扩大、新城建设征用了大量土地，也使得耕占税增收较多。分地区看，市本级、萧山、余杭增收较大，分别增收3687万元、4452万元、2219万元。契税增长50.3%，增收6454万元（增幅较高的有：土地契税、商品房契税、交易房契税）。增收原因：1、一系列激活房地产市场的政策，使本市房地产交易持续稳定发展，出售商品房契税1-2月入库增收2000多万元；2、大批企业改制，牵涉到不动产的转移，契税入库增收约1000万元；3、土地招标拍卖手续在去年底结束，税款在今年入库，同比增收2500万元。增收较大的地区有：市本级、余杭区和临安市，分别增收5733万元、587万元和495万元。罚没收入全市完成6397万元，增长44.2%，增收1962万元，其中拱墅区增收1152万元，主要是大量农村违房处理罚款集中在今年入库。
三、财政收入预算执行的特点分析
1、全市财政收入执行情况较好。1—3月全市财政总收入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30.4%、19.8%、25.5%，其中增幅较高的有：萧山区、上城区、余杭区，分别增长54.7%、44.3%、34.2%。地方财政收入增幅高于上划中央四税10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收入中增幅较高的也是：萧山区、上城区、余杭区，分别增长74.1%、60.8%、57.9%。上划中央四税中增幅比较领先的是萧山区。各区、县（市）中只有一家低于上年同期。2、股份制经济比重有增有降，涉外经济比重有所下降。一季度地税部门报表反映，来自第三产业的税收仍占主导地位，来自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税收在收入中的比重继续提高。一季度第三产业的税收入库152912万元，同比增幅为26%，占全市税收收入总额的64.9%（去年占全市税收收入总额的66%）。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累计入库94782万元，同比增长51.6%，所占比重由去年34%提高到今年的40.2%。根据国税部门资料反映，一季度增值税收入，私营经济、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比上年同期有所提高，分别增长了2.5和1.8个百分点,股份制经济、涉外经济和集体经济则分别下降了9.6、2.6和1.8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收入，股份制经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分别增长了4.1、1.8和0.9个百分点,涉外经济和私营经济则下降5和0.4个百分点。
四、财政收入趋势分析
1-3月以来财政收入执行情况尚好，但从预测全年财政收入走势看，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在连续多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今年增长已现乏力迹象，主要表现在：1、企业所得税进度完成不理想，地税部门完成的收入与省局下达的计划相比，要短时间进度5个百分点；国税部门征收入库的所得税，同比下降了23.1%，缺口3165万元，短时间进度2.4个百分点。2、对地方税收影响较大的行业——交通运输业（含邮电通信业）增收乏力，一季度地税部门入库税收14454万元，同比减收1848万元，下降14.7%。据国税方面预测分析：1、去年杭州市新办外资企业483家，出口额的快速增长使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税额也大幅增加，将直接影响全年增值税的入库数；2、卷烟消费税计税方式的变化，一方面使消费税的税负上升，增加消费税收入，另一方面也将影响烟草行业的利润，减少所得税的入库；3、去年一季度所得税就地预缴的政策变化，使上年同期所得税增加4500万元。这主要集中在电信、金融保险及部分证券行业，今年无此因素。
五、财政支出情况分析员之家版权所有
今年一季度，全市、市区、市本级财政支出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幅分别为58.3%、65.1%、114.2%。支出增幅较高的主要原因：一是贯彻执行中央二次调整收入分配政策，落实两年一次行政事业单位人员正常晋级、执省市岗位补贴、通讯费等翘尾巴因素；二是各级财政部门先后成立了会计结算（核算）中心，加快了对行政事业单位的拨款进度，同时减少了中间环节，简化了操作手续（如市会计结算中心原来预算内资金每月由单位向中心报用款计划，中心再向财政局国库支付处申拨资金，现改为中心按照预算进度直接申拨）；三是从3月1日起，午（误）餐补贴由每人每月50元调整为每人每月100元相应增加了部分款项的支出；四是分别兑付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建设经费和管理经费13681万元，去年同期仅支出5000万元。分项目来看
1、科技投入支出323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7倍，其中：科技三项费用支出2382万元，比上年增支1765万元，主要是拨付上年省补西湖电子集团技术产业发展项目经费1250万元，其次是下城、拱墅分别支出179万元和319万元，上年同期没有发生。科学事业费支出85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3.8%，增支260万元。2、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支出994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4倍，其中：杭州市区支出9328万元，主要是用于杭州橡胶（集团）公司、杭州前进齿轮箱等集团公司、中粮美特容器有限公司等技改财政贴息支出，市本级一季度用于技改贴息资金为1411万元；其次是萧山区用于支持78个单位87个项目的重点工业贴息2079万和欠发达乡镇新办工业项目贴息支出。3、农林水及支农支出1027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2%，其中：杭州市区支出579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萧山区比上年同期减支1273万元，主要是去年同期有省补标准堤塘建设经费1000万和支持农口龙头企业贴息经费460万，而今年没有此项支出；余杭区比上年同期增支1499万元，主要是用于支持绕城绿化建设支出。4、城市维护费支出4833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5倍。其中:市区支出46081万元,增幅1.73倍,增支原因主要是市本级财政用于归还贷款11700万元；萧山区支持市政园林绿化建设5000万元和萧山开发区基础设施2000万元；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用于支持高教园区等道路设施支出8072万元。5、其他事业费及其他支出3947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9.2%,增支原因除翘尾巴工改因素外，主要兑现省政府政策"两保两联（挂）"奖及各区、县（市）政府考核奖增支以及分别兑付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建设经费和管理经费比上年同期增支8681万元。其次是用于支持环湖南线景区建设和处置杭州中闽大厦遗留问题等项支出。减支的项目主要有：基本建设支出、排污费支出，分别下降23.8%和90.3%，主要是项目用
款进度较慢。
六、当前财政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1、尽管一季度总的收入形势比较乐观，但全年财政收入形势严峻，前几年的高速增长特别是所得税改为中央、地方分成收入后，对今年的财政总收入的影响在所难免，应引起高度重视。2、支出盘子越来越大，且增幅大大高于收入，因此财政资金供应紧张问题将日益突出。
七、对策建议
财政和税收的区别篇7
这次会议是在财税工作进入年终冲刺阶段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主要目的是针对当前全区财税收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分析形势，查找不足，动员各级各部门统一思想，强化措施，立足超收，全面完成全年财税工作任务，确保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下面，就当前全区财政收入工作，我讲三点意见。一、正确把握财税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进一步增强加快收入进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今年以来，全区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年初确定的各项任务目标，克服困难，扎实工作，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在此基础上，财税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维护全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做出了积极贡献。一是财政收入进度较往年有所好转。截至11月底，全区地方级财政收入累计完成16266万元，占预算的88.9，同比增长35.4。进度和增幅情况都是近年来较好的。二是工资等重点支出得到了较好保障。各级将保工资放到财政工作的首要位置，千方百计筹措资金，确保工资发放，对重点建设、社员股金兑付等事关全局的重点支出也给予了有力保证。三是财税改革有了新的进展。“票款分离”改革全面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农税征管工作扎实有效，政府采购、会计委派制改革等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四是全社会的依法纳税意识有了新的提高。各级财税部门深入学习、宣传新的税收《征管法》，有效维护了财经纪律的严肃性，增强了全社会的依法纳税意识。应当讲，在今年大的经济环境并不宽松，财政收支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全区财税工作能够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是相当不容易的。特别是财政、税务、行政收费部门的同志们，在任务重、压力大的情况下，自我加压，勇挑重担，努力克服困难，狠抓收入计划落实，将任务分解量化，责任到人，努力均衡入库，以扎实细致的工作，为地方财政增收做出了突出贡献。对此，区委、区政府是满意的。实践充分证明，财税收入征管干部队伍是一支敢打硬仗、善打硬仗、能打胜仗的队伍。在此，我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区广大财税征管战线的干部职工表示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区收入完成预算进度依然滞后，与兄弟区市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对照差距，目前收入的关键在区级，攻坚在区级；区级的关键在地税、国土两个“大块头”上。要实现区委、区政府制定的目标，全区尚需组织收入2684万元，区级需要组织2277万元，其中：地税局和国土资源局尚需组织收入分别为1484万元和823万元。而12月份有效工作日只有20天左右，平均每天需组织收入134万元。时间相当紧迫，任务十分艰巨。如果不努力完成任务目标，就无法完成保工资、保稳定、保改革的任务，财政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财政平衡也无从谈起。如果不迎头赶上，我们与兄弟区市的差距会越拉越大，就会严重影响新一届区委区政府领导班子的整体形象。实现今年财政超收任务，当前关键是要克服畏难发愁，无所作为的情绪，解决“无税可收”的思想。一是从我区地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看，远远低于全国、全市平均水平，全国的比重为17.5％，全市的比重为9％，我区的比重为4.9％，差距明显。二是从目前正在进行的财税收入质量联合检查情况看，仅仅20天的检查已查补260多万元，偷逃漏税收的现象普遍存在，个别企业偷漏税数额大，问题严重。这些都说明收入还是有潜力可挖的，只要我们统一思想，下定决心，加大力度，确保全区地方财政收入增长25以上，是完全有可能的。保不了，就是认识问题、工作问题。因此，作为财税干部职工，每一位同志都要在征管上多动脑筋；多想办法，最大限度地堵塞财税漏洞。要针对税源变化的新情况和财税工作遇到的新问题，认真研究对策，积极探索有效征收的新途径，千方百计把收入抓上去。
全年财税收入攻坚战已到了最关键的时候，确保全年财税收入任务完成是当前最紧迫、最重中之重的工作任务，关键要抢时间，赶紧度。各征收部门、各镇（街）从今天起，就要算好时间帐、任务帐，周六周日不休息，把所剩的任务分解到每一天，并制定措施，明确责任，一天一天的抓调度、赶进度。各征收部门部门主要负责人、各镇（街）镇长、主任，要拿出主要精力抓收入；特别是地税、国土部门要将任务压死，措施定硬；各征收分局要加大征收力度，强化征管措施，集中精力、全力以赴抓征收。
二、千方百计强化措施，加大力度，克服困难，确保实现全年财税工作目标
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事关全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今年，从中央到省市，都对财税任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区委、区政府确定的今年财政收入的目标要确保增幅达到25，这是综合考虑各方面需要与可能确定的，是一个硬指标，没有商量的余地，必须不折不扣地确保完成。各级党政和财税部门都要把抓收入、赶进度、保指标作为当前财税工作的第一要务，拿出有针对性的对策，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要多在找准征管薄弱环节上下功夫，多在清欠堵漏上加力度，多在强化征管措施上抓落实，努力挖掘增收潜力，最大限度地堵塞财税漏洞，狠抓及时入库，确保组织收入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全力以赴增加财政收入。
一是思想认识要到位。财政、财政，无财难以施政。只有强大的财政作后盾，改革、发展、稳定才有可靠保障，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区委、区政府提出完成25的财政增幅，这是区委、区政府在全面审视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薛城区的经济现状认真分析后作出的重大决策。对我区来说，这一调整后的任务目标，不仅切实可行，而且也符合客观实际，只要开拓思路，努力工作，完全可以按时完成任务。目前，我们在财政税收工作上有许多优势和有利条件。一方面，我区经济发展活力明显增强，孕育着潜力、孕育着增收。另一方面与兄弟区市相比，1—10月份我区在全市完成预算进度位居第六位，同比增幅位居第四位，形势不容乐观。更为重要的是，今年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是新一届区委区政府的开局年，我们只有在加快发展经济的同时，切实搞好财政税收工作，才能向党和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才能不辜负全区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重托。综上所述，完成调整后的收入任务，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指标任务。因此，各级党政和广大干部群众，一定要看到财政形势的严峻性、艰巨性，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同时更要坚定信心和决心，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区政府的决策和部署上来，从讲政治、讲大局、讲稳定的高度出发，认清形势，振奋精神，鼓舞士气，强化措施，不折不扣地圆满完成调整后的财税增收目标。
在这里我特别强调，要做到“四个不”，即今年区委区政府确定的全年财政收入任务目标、部门之间收入任务不作调整，任务再重指标不减少，为保证收入质量任何部门的收入都不能空转。不论困难多大、任务多重、时间多紧，我们必须确保财政收入质量的提高，绝不空转税收或搞“数字收入”“数字游戏”，对此不要存有任何幻想。严禁弄虚作假，严禁搞"空转"。这一问题，我们强调过多次，今天我再一次重申，绝不允许任何单位、任何个人，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否则，长此以往，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和恶性循环。对这一危害我们切不可低估，大家一定要把功夫用在抓征管上，用在组织收入上，用在堵塞偷税的漏洞上，使我区的财税收入实实在在、没有水份，真正起到支持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作用。财税部门要以讲政治、讲大局、保稳定的高度，从维护党委、政府和部门自身形象的高度以对组织、对全区人民、对事业和对自身负责的态度去积极主动地强化征管，组织收入。尤其是地税、国土部门任务相当艰巨，但是没有任何余地，必须确保完成。这方面国税、财政、水务等部门带了好头，相信其他部门经过近二十多天的努力拼搏一定会迎头赶上，完成或超额完成今年收入目标。
二是依法征收要到位。要坚持依法治税。这是组织收入工作中必须牢牢把握的原则，也是财税工作的立足点和灵魂。只有依法治税，才能避免有税不收问题，真正实现应收尽收。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区还有很多税源还没有收上来，还没有完全达到应收尽收。据金库提供的数据表明，1—11月份我区应纳地方税企业269户，完税企业205户，占应税企业76.2％，有接近四分之一的企业今年以来没有纳一分钱的税。例如，枣庄购物中心薛城分店销售额占薛城市场三分之一，今年前11个月纳税4.3万元，平均每月不足4千元，简直不可想象。利民矿业、闫布煤矿前11个月分别纳地方税42万元和40万元，而在年底联合检查中分别查补出39万元和42万元的应纳税额，偷、漏税问题还非常突出。说明我们在抓收入方面，方法还不够灵活，力度还不够大，措施还没有到位，还存有相当多的税收空白点。不是无税可收，而是潜力巨大。税收征管机关要贯彻落实国务院“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激欠税”的方针，坚决发扬“铁石心肠、铁面无私、铁的手腕、铁的纪律”的“四铁精神”，发扬“拣芝麻不怕多弯腰”的精神，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执法、依率计征、应收尽收，切实抓紧抓好税收收入。
首先，强化税源监控，向管理要收入。要坚持税源普查和排查的制度化、经常化，适应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变化的新形势，进一步改进征管方式和征管手段，建立健全有效的税源动态监控机制，对纳税户实行跟踪管理、动态管理，随时更新增减对象和税收数额。尤其要及时把握重点税源、主体税种的变化情况，健全协税护税网络，扩大税收覆盖面，形成全社会支持财税工作的良好局面，保证税款足额入库，确保完成全年任务。
其次，加大执法力度，向清欠要收入。各级要把清欠作为增收的主攻目标，区别情况，分类排队，责任到人，采取罚款，扣交，加收滞纳金等强制手段，毫不手软地加大清欠力度。对实现税收不能及时入库的要按照征管法规定，落实税款预储，以票控税措施。从现在开始企业欠税只能减少，不能增加。对于有意拖欠税收的，实行银行直接扣款，并且给予相应处罚。要严历打击税收领域的各种违法行为，严肃税法，防止收入流失。要搞好税法宣传，督导引导企业转变观念，增强纳税意识，积极主动交纳欠税。无论哪一个企业，资金再紧张，也不能靠无偿占用税款来解决自身经营过程中的困难。要通过《薛城周讯》公布欠税企业名称、法人代表和所欠税款情况，对欠税“钉子户”强制执行，同时要在电视台新闻栏目予以曝光，通过媒体的震慑力促进清激欠税。要把企业纳税情况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同干部的任免、使用和岗位轮换相结合。在全社会树立照章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偷逃、骗、欠税是违法行为的观念。
第三、规范纳税秩序，向稽查要收入。集中精力，集中时间，集中人员认真开展好财税收入质量联合专项检查。坚决查处偷、漏税行为,该曝光的曝光,该处理的处理,切实维护国家税收政策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要通过对重点行业，重点税源和纳税大户进行全面检查，对一般行业，一般业户及零散税源进行重点检查，真正把联合检查的过程作为宣传税法，组织收入的过程，作为堵塞漏洞，打击偷逃骗税行为的过程，切实把偷漏税款追回来。对偷漏税款严重的单位，纪检、监察部门要对其法人代表依法处理。各执法部门要继续通力合作，实施社会综合治税，坚决打击偷、逃、骗、抗税行为，确保大税、小税全额入库，切实把查补的成果反映到财政收入上来。要严格税收入库级次，绝不允许转移税收、混淆级次入库的问题，一旦检查发现，要依法追究当事人和领导人的责任。
第四、加强预算外资金的征收管理，向政策上要收入。预算外资金是财政性资金，应当成为政府实施宏观调控，促进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财力。特别是在当前预算内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更经重视发挥预算外资金在保工资，弥补事业经费不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财政部门要通过严格审查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加强对预算外资金收入、支出，使用的监督，提高综合财力，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各单位必须将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及时定额上缴国库，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截留，坐支、挪用。否则，一经查出将按有关法律、法规从严处罚，并责成财政部门相应扣减其经费指标。特别要抓好“以地生财”的大文章，实行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大力推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招标、拍卖，坚决杜绝任意减免土地收益的现象，实现国有土地收益的最大化，确保土地增值收益任务的全面完成。
三是责任落实要到位。实现全年目标仅有20天多一点的时间，已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各镇街、各征管部门要认真按照这次会议的要求，切实把财税工作放在当前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做到精力到位、征管措施到位、组织领导到位。对收入缺口部分，要认真研究具体的征管措施。实行一把手责任制，在座的都是落实双过半任务的第一责任人，一定要亲自抓，亲自管，亲自调度。从现在起，要天天一调度，随时掌握收入进度。各征管部门、镇（街）都要组织强有力的工作班子和队伍，要发扬不怕千难万阻，历尽千辛万苦，走遍千家万户，说尽千言万语的四千四万精神，深入到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生产经营单位，一户不漏地搞好税收征管工作，确保不漏一分一户。各经济主管部门都要从全市发展的大局出发，在抓好企业生产的同时，积极督促企业依法纳税，经济发展是政绩，纳税多少更反映政绩和贡献。在完成任务上提倡“三讲三不讲”，即：讲效果不讲过程,讲内因不讲外因,讲主观不讲客观。完不成任务的，星期天、节假日不休息。一句话，要钱不要“理由”，要钱不要“困难”。
四是年底严格考核到位。进一步强化收入调度。12月份上、中旬实行按旬调度，下旬实行一天一调度。同时对收入完成进度进行排名，在薛城电视台和薛城周讯进行通报。没按计划完成当期收入任务的征管部门，其主要领导要于期中和期后一天内向区主要领导报告原因和对欠计划的任务所采取的补救措施。要坚持对“责任人不放过、偷逃税不放过、征管部门不放过、征管人不放过”，严格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实行收入完成情况一票否决制的有关规定，切实把收入进度与征收部门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干部使用挂起钩来。凡未完成收入任务的单位，一律取消其部门和主要负责人评先树优资格，对区管干部实行诫免。对双管部门要实行收入任务与提退业务费、财政拨款、工资经费挂钩制度，如不能按规定进度比例及时入库的，则相应缓办或缓拨、抵减财政拨款及其经费。
五是节支措施要到位。大力压减非工资性支出，想方设法保障重点支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厉行节约，从简办事，各方面的支出都要严格按预算安排和进度执行，已经安排的支出要精打细算，尽可能节俭，绝不允许超出预算。区政府决定，从现在起，除救灾支出外，各部门不要再打追加报告，政府不再签批追加预算。对此，各方面要理解，财政部门要把好关。压减下来的资金，要严格用于保证今年的增资、社会保障和救灾等关系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的支出。
三、加强领导，密切配合，确保圆满完成全区的财税工作任务
做好当前财税工作，完成今年财政增收目标，任务十分繁重，必须各方面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切实加强对各征管部门的领导，区领导牵头，成立税收督导组，对各征管部门分头实行责任帮包，督促动员各部门立足大局，认真履行职责，切实按收入计划按时间进度完成任务。
财政和税收的区别篇8
[关键词]民族自治地方；税收；自治权
税收关系着地方财政运行和经济发展。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本质上是分税不分权，税权高度集中于中央而忽视了地方的税权需求。时至今日，学术界、实务界普遍认为应将适当的税权下放于地方，以实现制度资源的合理配置。不过，在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分税制的过程中，民族自治地方处于何种位置?自治地方享有的税权范围是否无差别于其他的省、直辖市?等等，人们对这些问题还是罕有论及。笔者以为，在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中，应当充分考虑到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要求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特性，税权配置要尊重和体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使自治地方享有比其他省、直辖市更广泛、灵活的税收立法权和管辖权。简言之，民族自治地方应当享有较非自治地方更为内容丰富的税收自治权。
一、民族自治地方享有税收自治权的法理分析
(一)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决定了民族自治地方应当享有适当的税收自治权
国际上通行的税权划分模式主要有三种：以美国为代表的分权型、以法国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型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分权与集权相结合型。采用哪一种模式，关键决定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
我国实行的是二级分税制，采纳了分权与集权相结合的税制模式，这在总体上与我国的政治制度是相适应的。不过我国的分税制也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未能充分反映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特点。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是自治权。自治权是宪法赋予的地方性权力，该权力受到国家的领导和监督，是国家权力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各自治机关在自治权的落实过程中，自治权具有与其他国家权力同等的权威性，不可随意地更改。鉴于此，我国分税制应当与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相适应，在税权划分上，应将部分具有地方特色、反映民族需求的税权授予民族自治地方，让民族自治地方拥有适当的税收自治权。
本质上，民族自治地方的税收自治权仍然是国家税权的一部分，是国家公共权力的一种具体表现。但是在权力的内容、特征上，它与一般地方政府享有的税权是有区别的。其原因在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与一般地方机关的行政职能存在一定差别。“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既行使同级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还行使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自治权，所以自治机关享有财税自治权是与其法定职能密不可分的。”因此，与一般地方享有的税权相比，民族自治地方的税权具有自治权特性，其内涵与外延更为宽泛、丰富。
(二)民族自治地方拥有与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的税收自治权，符合分税制的要求
分税制其实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权，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在政府间实现事权、财权、税权的统一，实现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按照公共产品理论，政府最主要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是分层次的，并非所有的公共产品都应当由一级政府统一提供，不同层次的公共物品应当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提供。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也就是财税承担支出责任的过程，只有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实行财税分权，才能保证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无论采用哪种税权划分模式，都必须充分考虑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及其财政能力，体现财权、事权相一致的原则。就我国而言，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均衡，各个地方对不同层次的公共物品存在着不同的偏好和需求，因此，在分税制的改革和完善中，必须根据地方的具体经济发展状况，合理划分税权。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税权划分上采用“一刀切”的办法，在东部与西部、民族自治地方与非自治地方之间都实行无差别的税收制度。这种不区分经济差别、民族差别的做法，没有充分反映出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类型、发展需求、风俗习惯等社会情况，结果是导致民族自治地方的财税自给能力不足，财税调控能力疲软，财政赤字严重，不少地方陷入“吃饭财政”的困境。在这种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情形下，自治地方根本就无力向社会提供数量足够、有质量保证的公共产品。如果说在当时是有利于国家税制统一的，那么时至今日，则必须进行相应调整。我们应当承认，与东部等非自治地方相比，主要位于西部的民族自治地方在经济、教育、社会保障等各方面都普遍落后，自治机关在公共产品的供应上严重不足，而且形成了社会发展落后——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社会发展落后的恶性循环。如果不能保障、落实民族自治地方的税收自治权，不在财税方面给予民族自治地方更大的制度空间，而仅仅是与其他地方一样承受无差别政策，那么是不能调动民族自治地方的积极性的，只会加剧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社会差距，影响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化分税制改革，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灵活、务实的税收自治权，从而实现事权、财权、税权的统一。
二、目前影响民族自治地方税收自治权的主要制度因素
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仍沿袭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央统一税政的税收征管体制，税权的纵向划分缺乏一个统一、稳定的规则，税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对此，普遍认为这种只分税不分权的分税制，并不是本质意义上的分税制，没能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税权、事权相一致原则”。民族自治地方在此背景下要求税收自治权，必定是障碍重重。究其原因，除了思想认识不到位、利益纠葛难断清外，从法律上说，还存在如下制度因素：
(一)民族自治地方没有与自治权相适应的地方税收立法权
实行分税制，要害不是分钱，而是分权。税权是根本，而税收立法权又是根本的根本。如果税收立法权分配得当，其他税权的配置就会相对容易。
上面已经谈到民族自治地方应当可以享有税收自治权，其中当然包括了税收立法权，因此自治地方可以在不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情况下制定地方性税收法规。但是，1993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规定：“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规定：“中央税和全国统一实行的地方税立法权集中在中央”。按照这些规定的要求，几乎所有地方税种的税法、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都是由中央制定与颁发的。换句话说，地方制定税收法规实际上是不允许的，地方税收立法权有名无实，这是在“合理分权”中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4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国家税法的时候，除应由国家统一审批的减免税收项目外，对属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和鼓励的，可以减税和免税。依照此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只能够享有非常有限的税收减免权，而不是具有自治权性质的税收立法权。
从2000年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连续颁发《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关于落实西部大开发有关税收政策具体实施意见的通知》等文件，在民族自治地方实施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并将一些税收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如省级人民政府有权批准减免民族自治地方的内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等。但是这类规定离税收立法权的内容还相去甚远。
(二)民族自治地方缺乏主体税种
分税制改革中对中央税与地方税进行了划分，但划分依据是多重的、随意的，包括税种标准、行业标准、企业隶属关系标准等。由于这种划分方式缺乏科学性，致使民族自治地方的税源大头都纳入了中央财政，留下的主要是一些收入不稳、税源分散、增收较难的小税种。比如不少民族自治地方以酒、糖、茶为其主要经济收入，但是酒、茶的消费税属于中央税，自治地方就无权参与收益分配。
有人认为，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已经成为当前地方税中最主要的两个税种。这种观点放在东部发达地区是正确的，但到了民族自治地方则未必，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政策的差异。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都有各自的特点和特色，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策倾向的不同，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状况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差异，因而各地地方税收人来源的构成是不相同的。营业税是以第三产业为主要税源的，民族自治地方多位于经济落后地区，往往第三产业不发达，营业税税源极为有限，与充当主体税种的要求相差甚远。至于企业所得税，民族自治地方普遍市场发育不足，企业规模小、效益差，而且还要按隶属关系在各级政府间进行分配，实际上成了共享税，也无力担当主体税的能力。其实，民族自治地方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农牧业以及资源的蕴藏较其他地区发达和丰富，但是现行资源税制度由于税率偏低、征税范围有限，以及资源产品价格管制等原因，不利于西部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税收优势，资源税还成不了主体税种，所谓“东税西移”的立法意图也未能实现。
可见，现在自治地方基本还没有主体税种。由于缺乏科学的地方税体系和合理的主体税种作保障，致使不少自治地方陷入财政资金短缺的困局，甚至沦为“赤字财政”、“吃饭财政”。1999年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自给率为43.6％，大大低于全国其他地区。尽管这些年来，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逐年提升，但财政自给率仍然严重不足，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中央财政的扶持，这种情况既加重了中央财政的压力，也不利于地方税收人持续稳定地增长和地方政府公共职能的发挥。
(三)对民族自治地方来说，现行的税收基数返还办法不具有公平性
在1994年分税制体制改革中，采用“基数法”实现税收返还，即全国统一以1993年财政收入的实际入库数为基数，按照1:0.3的系数采取无地区差别的增量返还。2002年开始又实行所得税基数返还，具体办法是以2000年为基期，以2001年实际执行数为所得税划转基数，从而能使地方既得利益不受影响。
税收返还和所得税基数返还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转移支付的数额和增长率均以来源地的增值税、消费税和所得税税额为依据，不考虑地区差别。这一做法的初衷是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以使改革能顺利推行下去。但这种做法体现了对收人能力强的地区倾斜的原则，对民族自治地方却是不利的。因为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财税收入高，根据税收返还基数所获得的返还量就大；而民族自治地方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税源有限，财税收入低，根据返还基数所获得的返还量就小。相关研究表明，“这种保证地方既得利益的转移支付办法没有起到均衡地区财力差异的作用，不能体现公平的原则”。我国分税制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通过调节地区间分配格局，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但从税收返还的实施效果来看，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
(四)分税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情况和特殊的开支因素考虑不足
过去历次财政体制改革，国家都充分考虑了民族地方的特殊情况，在财政体制方面给予了力所能及的优惠和照顾，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实行分税制后，原体制中对自治地方的各种照顾基本上都已收回，未能充分体现出民族照顾的政策。而财政转移支付中的专项转移支付、特殊转移支付，目前尚未制度化、规范化，随意性比较大。民族自治地方特殊开支因素很多，如果国家对这些特殊开支因素考虑不够，这些用于少数民族特殊需要的开支将难以坚持，势必严重影响少数民族各项社会职业的发展和正常的生产生活。
三、落实和完善税收自治权的法律建议
(一)赋予民族自治地方适当的税收立法权
税收立法权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资源配置决策权。赋予自治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可以更好地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供应公共产品的效率，同时可以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与控制作用。因此，中央有必要授予民族自治地方相应的税收立法权。对此应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哪一级民族自治地方可以享有税收立法权?有人认为，税收立法权事关国家法制统一和经济平衡，该权力只能配置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的人大和政府。对此笔者认为有待商榷。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地方应当享有税收立法权，符合分税制的本来意义，无需怀疑。但需要考虑的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包括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那么自治州和自治县能否享有地方税收立法权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从权力配置来看，按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自治州和自治县不同于一般的市、县，而是依法享有和行使自治权的，自治权的内容当然包括了财政自治和税收自治。从经济状况上看，自治州、自治县的经济特色、内在需求都会与普通市县差别甚远，地方税制的建设需要反映民族特色。因此，只要不违背税法的原则精神，应当允许自治州、自治县都能享有一定的地方税收立法权。在税收立法权的行使上，应该严格遵守《民族区域自治法》19条之规定，即只有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制定有关税收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需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批准后方能生效。
第二，民族自治地方的税收立法权限应该有多大?很多人都认为，在地方税制体系的构建中，应当赋予省、自治区、直辖市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对此笔者表示部分赞同，因为一方面，省、直辖市也有其地方需求，而现在的税收立法权过度集中于中央，抑制了省、直辖市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自治区是具有自治权的，其税收立法权的权力范围显然应该大于其他的省、直辖市。从这个角度说，自治地方的税收立法权限应该是比较宽泛的。在具体的权限划分上，中央税、共享税和部分全国范围内普遍征收，涉及全国性经济调控的地方税的税收立法权应集中于中央，以保证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的需要；除此之外，其余地方税种的税收立法权，均可下放给民族自治地方。
(二)确立民族自治地方的主体税种
目前人们谈论地方主体税种的构建时，多根据财政分权原则，从财税受益范围、税基的流动性、税源的稳定性、政府职能的优化等方面进行论证。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过分依赖分税和分权理论，没有根据目前地方税制度中存在和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来考虑选择地方税的主体税种。目前我国地方税制度中的各种问题都是围绕收入问题展开的，例如事权与财权的划分，是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满足其承担的公共事务的财政支出需要，而导致二者范围划分的不合理问题的加剧；还有导致体制外收费的泛滥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压力的不断加重都源于地方税收人规模偏小。因而，我国现行地方税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增加地方税收入。所以，在选择和设置地方税主体税种时不能拘泥于理论要求，应根据现实状况实事求是地将收人原则放在首要位置。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和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同，因此在主体税种的选择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实行有差别的主体税种设计，以加快各地经济优势和资源优势转化为税收优势的速度。
对民族自治地方来说，首先，要确立、巩固营业税主体税种的地位。营业税具有覆盖面广、反馈快等特点，可以引导资源流向、弥补市场缺陷、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对稳定财税收人、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营业税在整个税制结构中地位也非同寻常，一般其收入约占税收收入总额的15％，随着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和范围的拓展，以及合理地将银行、保险公司、铁道部门的营业收入完全归地方所有，营业税仍然会保持较高的收入水平。因此应将营业税确立为自治地方的一个主体税种。其次，应改革现行资源税，并将其培育为一个主体税种。民族自治地方的一个重大比较优势就是资源丰富，但是这些地区的资源优势并没有能够转化为税收优势，原因在于现行的资源税税率太低、征收范围太窄。因而应改革资源税，扩大征收范围，提高征税税额，以提高资源税成为资源丰富地区主体税种的可能性。而且资源税收入的增加也可以使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财力改善由于资源的开采给当地造成的地质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使资源税真正成为地方收益性的税种。
(三)改革现行“基数法”税收返还方式，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财政和税收的区别篇9
一、宏观税负偏高,挤压居民收入增长,制约消费需求扩大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政府取得的收入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基本上有三种统计口径:一是小口径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二是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包括税收在内的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收入;三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即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包括税收收入、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形式取得的收入的总和。采用不同的指标,运用不同的方法,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判断的结论相去甚远。从相关资料可以判断:
(一)中国大口径宏观税负高达30%以上,比中小口径的宏观税负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
2008年全国税收收入54219.62亿元,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小口径宏观税负,即全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8.03%。2008年包括税收在内的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全国财政收入61316.90亿元,中口径宏观税负,即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4%,比小口径宏观税负高出2.36个百分点。2008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9600亿元(比2007年13000亿元有较大缩水),占当年gdp的3.19%;全国社保基金总收入13808亿元,占当年gdp的4.59%;中央和地方预算外资金收入7000亿元(该项收入2007年为6820.32亿元,2008年数据尚未公布,暂按与2007年大致相当的数计),占当年gdp的2.33%,包括此三项在内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即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高达30.51%,比中口径宏观税负高10.11个百分点,比小口径宏观税负高12.47个百分点。此外,由于制度外财政收入一般是以费的形式缴纳,如果把各种打着政府名义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和一些政府部门接受企业和个人“捐赠”以及各级政府部门屡禁不止、名目繁多的“小金库”等收入都计算进入政府收入,则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甚至会高达40%左右。
(二)从分税制开始,财政收入增长迅速,宏观税负快速提高
2003—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1%,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6%,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从1994年的10.8%提高到2008年的20.4%,增长了1.9倍。与此相对应,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5%,既慢于gdp增长,更慢于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增速是城镇居民增速的2.4倍,是农民收入增速的3.6倍。
(三)中国宏观税负高于中等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与所处的发展阶段极不相称
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30—35%之间,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20—30%之间,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16—20%之间。尽管中国按中小口径计算的宏观税负刚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与人均gdp水平大致相当,但反映真实负担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则在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四)与发达国家实行“高税负、高福利”政策相反,中国是在低福利水平上实行高税负,税负明显偏高
高税负国家往往是高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在这些国家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oecd国家中,社会保障税收入都是税收收入中的头号税种。从社会保障支出比较视角,更能反映出问题的实质,2008年中国全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的费用9492.47亿元,仅占当年gdp的3.157%,而发达国家的国家社会保障支出一般要占到gdp的10%左右。
宏观税负过高,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切取的蛋糕过大,必然挤占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加重企业负担和居民负担,不仅不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更不利于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增长是收入增长的函数,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必然带来消费增长缓慢,因此,宏观税负过高,政府所得比重过大,必然影响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造成长期以来居民消费率一路下滑,使得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方针难以取得成效。
二、财力与事权不匹配,迫使地方政府不计代价地扩大财源
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重点规范中央和地方间收入划分的同时,对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并没有进行大的调整,逐渐形成了收入重在中央、支出重在地方的收支格局,或通俗的“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现象,各级政府事权财权配置存在明显的不匹配。
(一)财力快速上移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迅速提高。1993年,中央财政占比22%,地方财政占比78%。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当年中央财政占比迅速提高到55.7%,地方财政占比下降到44.3%。此后的1995—2006年的12年间,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52%,地方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48%。到2008年,中央财政所占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53.3%,地方财政所占的比重进一步降至46.7%。
(二)事权下移
由于事权配置重心偏低、各级政府的事权责任与其收入和行政能力不对称。中央政府承担的事权尤其是直接支出责任相对不足,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实际支出责任。尽管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中占54%以上,但在财政支出构成中的比例并不高。1993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比28.3%,地方财政支出占比71.1%。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当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比并没有随着收入占比的明显提高而提高,仅为30.3%,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仍高达69.7%。此后的1995—2006年的12年间,中央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为29%,地方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为71%。到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进一步降低到21.4%,地方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仍高达78.6%。
(三)“中央请客、地方埋单”
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职责范围界定不够明确,含糊不清的支出大多被分配给下级政府,有些事务虽然明确归中央或省级地方,但在实际执行中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部分却下放给了基层。更由于上下级政府之间事权范围配置的随意性很大,在垂直体制下,一些上级的法定事权往往成为下级的当然事权,往往通过所谓的政绩考核、一票否决等将本级责任分解成下级的责任,使“上级请客、下级埋单”的状况十分风行。通常,下级政府掌握的财源越少,负担也就越重。目前我国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只占20%左右,却承担了近80%的义务教育支出和55—60%左右的公共卫生支出。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明确划定,但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模糊,地方政府在财力被上收而事权不变的困境下,为履行好事权,必须千方百计地扩大财源。途径之一,是做大蛋糕,尽可能多地分享25%增值税的总量,这必然激发地方政府加大招商引资、加大投资上项目的力度以加速经济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冲动。途径之二,是扩大地方可独享的收入来源,如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这些收入大部分与土地有关,导致地方政府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经营城市”等口号下,大量征用集体土地和进行旧城改造拆迁,不断扩张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发展城市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大量违法圈地,以土地生财;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推高房价,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发展中开辟高增长税收。许多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占财政收入的70%,土地收入成了名符其实的第一财政。
三、税制结构不合理,导致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转变
(一)主体税种结构失衡
虽然经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我国建立了流转税(间接税)和所得税(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但从目前运行情况看,实际上仍是以流转税(间接税)为主体的单主体税制结构。1994年以来,在税收总量中,所得税收入占比虽然有所上升,从1994年的17%提高到2007年的26%;流转税收入占比虽然有所下降,从1994年的74.2%降至2007年的61.8%;但现行税制结构中,流转税(间接税)比重过高,所得税(直接税)比重过低。由于流转税(间接税)是直接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征税而非对经营效果(所得)征税,难以起到所得税(直接税)的作用,因此,从向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征收流转税(直接税)逐步转变为向企业经营所得或个人所得征收所得税(直接税)是一种历史趋势,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均采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如oecd国家,是以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主体税种、流转税为辅助税种的税制结构,其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平均在50%左右,流转税比重往往不到40%。由于我国流转税所占比重过大,所得税比重过小,所谓“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实际上并未真正形成,既不利于主体税种的相互配合,更不利于发挥所得税在实现公平原则方面的调控作用。
(二)税种结构不合理
一是以增值税、营业税为主要税种的流转税,是直接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征税而非对经营效果征税,既缺乏科学性,也是导致政府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过高的重要原因。
二是在现有税种结构中,缺乏物业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针对不动产保有环节的财产性税种,缺乏针对与提供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税、教育税等税种,使得再分配环节难以对收入分配不公进行有效校正。
三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没有随着人均gdp快速提高而作出同步调整,并且未实行综合计征,而是采用传统的分项计征模式,税率和费用扣除方法不尽合理,难以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不能体现“多得多征、公平税负”的原则,实践中也容易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纳税的情况。
四是消费税征收范围没有随居民消费情况的变化而调整,一些高档次的奢侈性消费品及行为没有纳入征税范围,一些与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已课征消费税的消费品没有从消费税应税税目中取消,致使消费税调节力度弱化,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
五是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着计税依据缺乏收入弹性、资源开采地税收收入偏低、对节约开采和有效利用资源的调节力度不够等问题,特别是长期以来实行从量定额征收,单纯根据销售量依据固定税额征收,这种从量而非从价计征以及以销售量而非开采量为依据的计征模式,无法抑制企业和地方政府伴随资源价格的增长而对资源大量开采,不利于资源节约开采利用。此外,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建立也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
(三)地方政府缺乏稳定的主体税种作为财力保障
现行分税制体制下,税收立法权被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加之主体税种实行向中央集中的“共享税”模式,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没有稳定、合法的地方税收作为稳定的财力保障和调节手段。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后,基层财政的主体税种更加缺失,县乡财政本级收入进一步降低,基层政府运行更加困难。
出口退税政策存在结构性缺陷,强化了低成本的出口导向模式,影响了出口结构的升级和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物业税等财产税收的缺失,使城镇政府缺乏稳定的、能随人口增加而增长的财政资金渠道,使地方政府只关心“土地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导致大量进城农民工落户难。
四、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
(一)行政管理费增速太快、所占比重太高
有关统计表明,从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至2003年,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行政管理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从4.71%上升到2003年的19.03%。其中,行政管理支出从1986年的220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6512亿元,20年间增长30倍,年均增长率19.5%;同期财政支出增长15倍,年均增长率15.4%;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9.98%上升至19.19%,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相应地,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从1986年的20.5元,增加到2005年的498元,增长23倍,而同期gdp增长为14.6倍。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一国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超过15.6%。通常发达国家这一比重更低,日本为2.38%、英国4.19%、韩国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尽管近几年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有所下降,但2006年仍高达18.73%,这一比重,不仅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高出3.13个百分点,更比上述发达国家分别高出16.35、14.54、13.67、12.23、11.63和8.83个百分点。
此外,预算外行政管理费更是大幅度上升。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行政事业费支出占预算外收入的比重为54.42%,2005年则达72.01%,7年间近增了近18个百分点。庞大的行政管理费支出,消耗了相当大的财政收入,加大了公共财政的负担。
(二)社会性支出比重偏低
与oecd国家社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40—60%的比重截然相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中用于社会性支出的比重一直偏低,尽管社会文教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20.38%上升到2006年的26.83%,提高了6个百分点,但这一比重甚至低于1998—2001年的水平,仅相当于10年前的1997年的水平。
由于社会性支出增长缓慢,使我国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的水平明显偏低。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为5.2%,发达国家为5.5%,发展中国家为4.6%,最不发达国家为3.6%,而我国当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仅为2.41%,此后的10年间,这一比重一直徘徊在3%以下,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近几年来,财政性教育经费快速增长,2007年其占gdp比重达到了3.32%,无论从国际比较来看,还是从我国教育法规定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的要求来看,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的水平都明显偏低。
由于社会性支出增长缓慢,使我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水平明显偏低。尽管我国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逐年增加,2007年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达到了5447.16亿元,但占当年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仅为10.94%,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12%,与日本社保总费用占gdp的13.7%,美国的16.81%,瑞典的32.14%,英国的22.8%,德国的29.07%,法国的29.72%相比较,差距高达数倍乃至20来倍,较低的社会保障支出,使我国人民的基本保障受到极大的约束。
(三)经济性支出比重仍然偏高
从1985—2006年,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不可谓不大,但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的比重仍占26%以上,而国际经合组织(oecd)国家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5—8%,我国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仍然偏大。
政府的财政收入过多地用于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费用增长,必然挤占本应用于支持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的公共财政开支,造成公共财政的“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一方面致使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主体的活动,另一方面使政府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职责严重缺位,阻碍着政府职能向现代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的严重不足,是导致社会保障覆盖面窄、统筹层次低、保障水平不高的直接根源,不仅影响着社会和谐稳定,而且越来越成为影响居民消费预期、提高即期消费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进而制约着经济发展中需求结构的转型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五、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难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
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十分复杂,既保留了原财政包干体制下的一些体制补助、专项补助、结算补助等形式,又在实行分税制后增加了税收返还和过渡期转移支付等形式,形式类别很多。这种形式多样的转移支付制度,很容易导致管理分散和效率降低,对地区间财力的均等化作用不明显。在现行中央转移支付项目和类别中,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包括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等多种方式。如果将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进行比较,可发现用于均衡地区间财政能力的财力性转移支付所占比重偏低。2007年,财力性转移支付所占比重仅为39.16%,而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所占比重达60.84%。并且在财力性转移支付中,均等化作用较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仅占财力性转移支付的35.3%,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的比重仅仅为13.7%。这种转移支付设计很不科学,很难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调节地区间财力差距的作用。
(二)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式不合理
在分税制改革过程中,我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关系上偏向于“增量调节”,从而延续了原体制下的分配格局,并把原体制中形成的非均衡状况带入了新的体制。具体表现在资金分配上,现行转移支付主要通过“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进行,既不合理又不规范。就“税收返还”而言,不仅保留了1993年前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中央对地方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方面的差距,而且对增量返还按1:0.3的系数确定,致使其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中所占比较过高(2005年所占比重达36%以上)。由于“税收返还”数额的确定建立在往年基数基础上,不仅不能对地区间财力分配的既定格局作调整,反而会进一步拉大地区间财力的差距,导致“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分配格局。就专项转移支付而言,由于资金分配过程不透明、分配标准和依据不明确、分配方式不规范,主观随意性很大,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密切程度,以及地方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等对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有很大影响。并且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往往需要地方政府资金作配套,有资金配套能力的经济发达地区往往比缺乏资金配套能力的欠发达地区更容易获得更多的专项转移支付拨款。由此可见,专项转移支付对均衡地区间财力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还会扩大地区间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原有差距。
(三)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设置不合理
财政和税收的区别篇10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财税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08)03-0171-03
[作者简介]刘星，延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理论经济学。(陕西延安716000)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和地区经济差距的存在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经济发展阶段，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曾出现过不平衡发展和不同程度的地区差距问题，而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地区经济差距问题表现的更为突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上。从总体看，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特别是地域辽阔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低主要可以这样认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滞后是造成我国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因素。当然，造成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有东西部经济发展历史上形成的差距以及西部地区地处内陆、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对西部经济发展形成的制约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与我国政府制定和实施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财税政策有关，从一定意义上说，当前我国实施的财税政策是造成我国的原因之一。不可否认，近年来，中央政府实施了相应的产业政策、投资倾斜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多种措施，旨在通过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以缩小我国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但是，实际上，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并未因此而缩小，反而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已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因此，从财税政策角度考察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
二、我国现行财税政策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之一的财税政策，是政府作用于经济的重要手段。这是由于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通常是通过对财政资源这种公共品在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动态配置来实现的，财税政策是政府配置财政资源的制度基础。财税政策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集中分配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一方面，作为政府分配财政资源的依据，实现着政府在各区域公平配置财政资源的功能；另一方面，它为各市场主体提供市场信号，借助市场信号影响区域市场主体的行为，最终引导资源、要素和产品在区域之间重新配置，以缩小由于资源禀赋、历史原因及市场机制自发作用而形成的地区经济差距。由此可见，财税政策对于区域经济的干预不是取代市场，而是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针对市场机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失灵领域进行调节和引导，是运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保持发达地区经济持续增长，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协调的重要工具。但是，由于我国现行财税政策存在问题的限制，降低了其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作用的发挥，其突出体现在分税体制不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不合理等方面，具体包括：
(一)财政政策方面
1.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在1994年我国推行的分税制改革中，中央按“基数法”进行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由于东部地区扩张基数的能力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各省财政收人基数低，这样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自然接受的返还就多，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则取得的返还就少，这种税收返还未能发挥它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中应起的作用，致使富的地方愈富，穷的地方更穷，不仅未能解决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地区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过大的问题，而且以体制方式肯定了这种差距，加剧了地区间的差距。
2.财政投资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资金和国债资金，融资渠道单一，资金规模较小，资金使用的政策性不强，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益低。
3.专项拨款和结算补助分配办法不规范，随意性大，分配结果使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反而得到更多的拨款，不但未能解决公共服务能力均等化问题，反而使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扩大。
(二)税收政策方面
由于地方税制以及税收优惠政策、资源税、生产型的增值税等现行税收制度存在的明显缺陷，使统一的税制在不同的地区产生了不同的税负效应，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不合理的税收政策对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甚至起到了“逆向调节”的作用。
1.地方税制设计不合理。地方税制既是地方政府取得财政资金，支持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也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调节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我国现行地方税制设计不合理，严重制约了其对区域经济发展所具有的调节作用的发挥。其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现行税收制度中作为以第三产业为主要税源的营业税是地方政府的固定收入，我们知道，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区域产业结构愈高级化，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愈高。由此可见，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第三产业不发达，税源极为有限，造成地方财政收入不足；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既没有独立的地方税收立法权，也没有独立的税收减免权，不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这严重制约了地方资源配置效率。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减免权，但在具体实践中，由于税务部门及各地方政府没有权限依据经济发展现状对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也就导致税收政策中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和调整。
2.税收政策的调整并没有使中西部获得比东部地区更多的税收优惠，西部地区的税负仍然重于东部地区。综观我国已付诸实施的无论是西部大开发中的税收优惠政策，还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中部崛起中的税收优惠政策，它们无一不是从我国东部开发中所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中移植过来的。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之所以在东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由于这些优惠政策东部享有，而中西部不能分享所造成的。但当这些优惠政策从东部移植于中西部时，东部地区并不丧失对这些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权。况且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没有体现出产业导向，对国家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并无特别的鼓励措施，对产业结构的引导能力不强。目前，西部地区迫切需要发展的是交通、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以及高科技产业，而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行业倾斜度却明显不够。因此，寄希望于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来实现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
3.现行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1994年税制改革后，“生产型”增值税使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产业的税负重于其它产业。我国西部地区依其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形成了以资源开采、重工业等这些资本有机构成高为特色的产业布置格局；加之对“生产型”增值税转型试点改革的优惠措施，时至今日还没有惠及到西部地区，所有这些，都使得西部地区产业税负增加，从而不利于西部优势产业的发展。同时，现行的资源税制度由于税率过低，征税范围有限，加之政府对资源产品所实行的价格管制等。这种粗糙的资源税制度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不利于西部地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财政优势。
综上所述，新税制实行以后，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中比重大幅度上升，而中西部地区所获得的税收返还在全部税收返还中所占比重下降，表明中西部地区相对较重的财政税收负担不但没有得到减轻反而进一步加重。中西部地方财政困难较大，不能像东部地区财政那样对企业进行较多的税收返还，因而中西部地区企业所承担的实际税收负担相对较重。在各地以税收返还政策吸引外部投资的竞争压力下，中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本已入不敷出，对企业拿不出较大力度的税收返还措施。显然，这样的税收政策强化了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积聚效应，使得沿海地区有了更强的比较优势，加大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三、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选择
(一)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
1.建立有效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我国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主要是以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这个指标来衡量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情况，其一般也作为中央调控能力的标志；同时这个指标也以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参照。全国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各级政府所取得公共物品占社会物品总额的份额，是国家汲取能力的标志，也是国家行政的物质基础。从理论上讲，由这两个比重组成的曲线图一般来讲不会出现交叉，假如交叉情形出现，就说明财税体制安排出现了问题：即或是中央财政集权过度，或是分权过度；或是国家汲取公共物品能力过强，或是偏弱。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和地区间的财政均衡，进而影响到转移配置制度的实施。一般而言，中央财政只有在财政初次分配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才能保证有足够的财力用于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才能通过转移支付逐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逐步缩小地区差距。
2.建立以横向均衡为首要目标的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包括纵向平衡和横向平衡，前者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拨款，后者则是为保证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基本均衡而给予的补助。事实证明，落后地区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需求量要比发达地区更大，与落后地区相比，发达地区的财政资金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这就需要中央政府从整体利益出发，借助转移支付的方法在地区之间实现预算调剂，增加财政资金的边际效用，以实现横向均衡目标。
(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选择
1.优化地方税制设计，扩大调节范围，增强调节能力。首先，应确定地方税种构成。在我国目前财税体制条件下，应明确建立以营业税和所得税为主体，以财产税和行为税为补充的地方税制度，这不仅可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改善地方政府财政拮据状况；而且有利于遏制地方政府借助不正当手段筹集财政资源。其次，赋予地方政府在地方税种范围内的相机抉择的税收决策权。这既可以弥补我国现存的税收制度缺陷，也可以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提高税收政策效率。
2.调整税收优惠政策，建立以产业导向为主体的税收优惠体系。税收优惠要从传统的以区域优惠为主转向以产业优惠为主。改变我国目前实践中产生众多负面因素的区域导向税收扶持政策，实行统一、规范、易于操作的产业导向型税收优惠政策。通过税收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相互配合，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3.优化税制结构，适当降低落后地区税负。一是对中西部地区实行积极有效的税收减免政策，应特别强调以中央税的减免为主，真正体现国家对中西部等落后地区的实际扶持。二是进一步扩大增值税转型的试点范围。使这项具有税收优惠性质的政策及早惠及于西部地区。实现“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和鼓励投资，给该地区创造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和环境；三是要实行吸引投资的税收政策。对投资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待遇。这里着重强调的是这种特殊的税收优惠待遇，只能是投资于中西部的企业所独享的。例如对外来投资者以来源于中西部的税后所得再投资于中西部地区的，实行全额退税的鼓励政策等。四是完善资源税制度。资源税制度改革应遵循适当提高税率、拓宽征税范围的思路。一方面利用资源税税负转嫁功能，提高资源产品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利用资源税的分配功能，改善资源产品生产地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更好地发挥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调节作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朱春灿.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地方税制改革[J].亚太经济，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