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风险点及防控措施篇1
关键字：职务犯罪侦查风险决策
中图分类号：D924.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新刑诉法的即将施行，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更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能过程中，尊重、保护人权与加大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力度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因此，如何在严格依法的前提下敢于并善于作出风险决策成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在此，笔者就新形势下职务犯罪侦查的风险决策谈一下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职务犯罪风险决策的概念
风险决策是指存在一些不可控制的因素，有出现几种不同结果的可能性，要冒一定风险的决策。职务犯罪往往会随着案情发展千变万化的特点，决定了职务犯罪侦查决策需随时对新的问题进行研判和决策，这种决策在相当程度上会面临决策后果的不可控制，是一种典型的风险决策。所谓职务犯罪侦查风险决策，在笔者看来，就是指侦查指挥人员在分析案情基础上，对线索评估、开展初查、立案、审讯突破、采取强制措施、取证固证等环节的方案进行不断设计、完善并加以科学判断的过程。
二、新形势下加强职务犯罪侦查风险决策的意义
加强风险决策，既是职务犯罪自身特点的必然要求，也是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不断发展形势的必然要求。
（一）加强风险决策是职务犯罪特点和发展新趋势的必然要求
职务犯罪既具有普通刑事犯罪的特点，但更有自身独特的特点。一是具有较强的秘密性。与普通刑事犯罪相比，职务犯罪客观、外在的痕迹少，属于隐性犯罪，一般难以发现。二是作案手段日趋智能化。职务犯罪嫌疑人大多具有较高的智商和专业水准，熟悉本行业情况，其利用自己熟悉的管理上的漏洞或高科技手段作案，令人难以发现，且在案后大多进行了串供、毁证等反侦查行为，给侦查工作带来很大的阻碍。三是查办案件容易受到干扰。职务犯罪嫌疑人往往都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网．一旦暴露，就会相互包庇、抵制侦查。鉴于上述主要特点，检察机关必须放弃以往那种过分求稳的决策心态，敢于在掌握一部分案件事实后果断风险决策，抓住时机一举攻破案件。
（二）加强风险决策是积极适应新刑诉法背景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形势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新律师法和新刑诉法的相继出台和修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大多数案件是在口供已经突破、证据已经基本到位，在案件能否成立、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的问题上没有风险时，才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一般决策没有太大的风险。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由于对传唤的时限、监视居住的地点作了严格的限制，许多案件特别是贿赂案件，在决定立案、采取强制措施时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过去那种几乎无风险的决策模式将很难立足，现实要求我们必须敢于和善于风险决策。
三、如何做好新形势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风险决策
风险决策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因此必须努力提高风险决策的成功率，侦查指挥人员既要敢于决策，又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提高决策的成功率。
（一）注重决策前期工作
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决定了侦查人员只有在接触犯罪嫌疑人前掌握了最充分的情报信息，才有可能进行科学研判。因此，做好决策前期的相关准备工作就显得尤为关键。
1、加强基础信息的掌握与运用。新刑诉法施行后，要通过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风险决策的辅助机制。要努力提高侦查员运用高科技侦查手段的能力，在办案中能熟练提取犯罪嫌疑人手机、电脑、移动存储设备中的犯罪信息，能顺利获取犯罪嫌疑人在网络上留下的犯罪痕迹和出入境等信息，能依法使用录像、录音、定位等技术，全方位收集犯罪证据，为侦查指挥人员的风险决策提供保障。
2、加强精细化初查工作探索和运用。在新刑诉法背景下，查办职务犯罪难度越来越大、法定时限过短过紧、使用侦查措施要求更高更严，因此积极开展精细化初查，是提高风险决策成功率的基础和关键。一要尽可能秘密初查。要确保在十分秘密的前提下进行，即使在检察机关内部也要绝对控制知密面，以避免触动被查对象。二要充分掌握相关信息材料。要最大限度地掌握对案情分析、判断、决策有关的，对讯问突破有用的多种信息。
（二）注重优化决策方案
首先要拟定好决策方案。鉴于职务犯罪情况错综复杂，案件情况千差万别，应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拟定不同的、适应案件特点的行动方案。其次要优选决策方案。在拟定决策方案后，要对这些方案进行优选，具体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要确保可行。侦查方案必须具备了可以实施的条件，如人力、物力、财力等基本条件是否具备，案件的性质、时代背景、政策、法律、形势等诸种因素是否允许实施；二要能及时有效打击犯罪。在评估、选择方案时，应重点考察方案是否有利于及时有效打击犯罪；三要产生良好的综合效果。
(三)注重关键节点的风险决策
1、果断立案并传唤。对具备立案条件和时机的要果断立案。立案后，要选择最佳的传唤、拘传时机。在传唤或拘传的时间上，要精心选择。需要注意的是，在传唤或据传时要注意避开未成年人、老人或生病家属，体现人性关怀，有利于对嫌疑人的感化。在传唤、拘传时机上，要在犯罪嫌疑人对侦查活动没有察觉之时果断传唤或拘传，一般能达到突击之效。对那些已经对调查活动有所感觉的犯罪嫌疑人，可以突然袭击，也许能产生好的效果。
2、果断运用强制措施。新刑诉法施行后，对拘留、逮捕、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的使用更加严格规范，很多案件在如何运用强制措施上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如果不敢大胆运用强制措施，就会直接影响侦查工作的正常开展。要根据嫌疑人心理变化不同、灵活运用强制措施。对有畏罪心理、企图逃避法律制裁或可能串供、隐匿、毁灭证据的犯罪嫌疑人要及时拘捕，防止发生意外。对有试探心理的犯罪嫌疑人，要大胆地使用强制措施。侦查实践中，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心中没有底，往往采取试探心理与侦查人员进行周旋，因此，在这个时候要不失时机地采取强制措施，使犯罪嫌疑人以为侦查人员掌握了大量的证据，摧垮其心理防线，达到侦查目的。
（四）注重风险决策的有效执行
风险决策要产生预期效果，关键在于执行。因此，一旦风险决策后，就必须要保证决策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一要让决策执行人员全面了解侦查决策的要求。执行决策前决策执行人员必须认真领会、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决策的精神实质，按照决策的精神实质去落实决策的各项要求。二要不断反馈执行效果并灵活调整决策。执行中很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必须及时发现决策的缺陷并及时调整。三要对决策执行情况进行动态督查。
刑侦风险点及防控措施篇2
瞿丰，本名王丰年，法学硕士，湖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侦查系主任、副教授。
「内容提要侦查成本是指侦查部门为了侦控刑事犯罪案件所需投入的全部费用。影响侦查成本的主要因素有：侦查体制、侦查投入、侦查主体素质、国民素质、犯罪成本、法治建设、法律和舆论供给。在目前条件下，要最大限度地降低侦查成本，获取最佳的侦查效益的措施是：（一）改革侦查体制，变“以块为主”为“以条为主”，完善侦查机制。（二）加强教育培训工作，大力提高侦查人员素质。（三）摆正“侦”与“控”的关系，变被动侦查为主动侦控。（四）加大犯罪的风险和成本，减少潜在犯罪人成为现实犯罪人的可能。（五）改善法律、舆论供给的不平衡状态，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关键词侦查成本/侦查效益/侦控关系
「正文
侦查活动既是侦查部门履行其神圣职责，行使其侦查权力的过程，又是一个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消耗过程。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只有将成本分析理论引入侦查政策的制定过程，注重对侦查活动中稀缺而昂贵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才能提高侦查活动的效益和质量。
一、侦查成本的构成
成本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成本与效益理论是经济学的重要基础理论。经济学告诉我们：成本是为生产一定种类、数量产品而支出的各种生产费用。一般说来，只有企业收益超过企业成本，才有效益可言。进一步地讲，以最低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是最佳投资，且任何一个投资商均想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
经济学中关于成本与效益分析理论无疑对我们有重大启示：侦查行为也是一种投资，良好侦控效益的获得并不是无本万利的，而是必须要为此支付一定的成本，即侦查成本。侦查成本是指侦查部门为了侦控刑事犯罪案件所需投入的全部费用。从其表现形态分析，它既有有形的财物形态，又有无形的警力形态、社会印象形态等。一般说来，侦查成本涉及三个方面的概念：
（一）固定侦查成本。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侦查部门用于侦控犯罪案件所需的固定费用支出.它是由固定侦查要素（如刑事侦查装备、办公场所、侦查人员等）所引起的费用。办公场所的使用与维修费，侦查人员的薪金及保险费，侦查装备的使用和维修费等，都属于固定侦查成本。当然固定侦查成本只是相对短期情况而言的，如果从长期情况看，一切侦查成本都将变动，也就无所谓固定侦查成本了。
（二）可变侦查成本。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随着刑事犯罪案件形势变化而变化的侦控费用支出.它是由可变侦查要素（如刑事案件发案的高低、预谋案件存在的多寡等）所引起的费用。对直接危害结果已经发生的刑事案件实施侦查的费用以及对直接危害结果还未发生的预谋犯罪案件实施控制的费用等，都属于可变侦查成本。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应该区别对直接危害结果已经发生的刑事犯罪案件的侦查与对直接危害结果还未发生的预谋犯罪案件的控制之关系。笔者认为，侦查学还不成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有以下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好：第一，侦查学的逻辑起点是什么？第二，侦查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侦查学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刑事犯罪案件（简称罪案或刑案），这一点似乎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但侦查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能不能概括出像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那样的形态，使侦查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都围绕着这个基本问题而展开？我个人认为，回答是肯定的。侦查学的基本问题应是罪案“侦”与“控”的关系问题，进一步地说，罪案分为已然案件与未然案件两大类，对已然案件的“侦”与未然案件的“控”，谁是第一位的问题，前苏联犯罪学者可能比我们看得更清楚。本人的观点是，罪案的“控”比“侦”更重要，“控”是第一位的问题。因为就目前人类的认识水平而言，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犯罪是不可能消灭的（人们只能而且也应该最大限度地追求犯罪保持正常的度），正如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利昂。拉德津恼怀斯先生在其《犯罪学原理》一书中所说的：没有哪一种民族特征，没有哪一种政治统治，没有哪一种法制、政治、司法、刑罚、审判甚至恐怖制度能使一个国家免除犯罪。因此，我们不能指望通过严刑峻法、加强打击来减少直至消灭犯罪。从长远角度看，控制刑事犯罪案件（从侦查部门的任务而言主要是加强对预谋犯罪案件的控制）发生的正常度是最终解决犯罪问题的根本方向。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对刑事犯罪案件“控”的成本投入比“侦”的成本投入更重要，更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更可以获取最大侦查利润.（三）总侦查成本。它是指刑事犯罪案件侦控的成本总额，即固定侦查成本与可变侦查成本之和。我们很容易看出，总侦查成本与总侦查效益是紧密相连的。我们通过“侦”成本的投入，以查明犯罪事实，给予那些实施犯罪，给社会带来危害结果的犯罪行为人以应有的惩罚.可以说，侦破刑事案件是侦查效益中最直接、第一层次的效益类型。通过对现行刑事犯罪案件的侦破，不仅对犯罪人适用一定的刑罚，使之在一定时间内或永久地丧失再犯罪能力，还可以为被害人部分或全部追回损失，这是直接的和必然的结果；同时还能对社会上那些有犯意的人产生震慑作用，使之放弃犯罪的企图，这是间接的和偶然的效果。我们通过“控”成本的投入，减少刑事犯罪案件的发案率，尤其是遏制重、特大预谋犯罪案件的发生，大大减少侦破刑事案件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这无疑是侦查效益的高层次效益类型。无论是第一层次的侦查效益，还是高层次的侦查效益都同样体现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方面。如果某些侦控刑事犯罪案件的措施或许有效，但必须以付出十分高昂的成本为前提，那么这些措施则很难谈及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了，因为耗费巨大的社会财富无论其动机与目的如何，都是社会难以承受的。一个最通俗的例子是：治理城市污染的最好办法莫过于禁止一切汽车行驶，但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承担这样的高昂成本。刑事犯罪案件侦查与控制的情形也是如此，我们绝不能走上一条只要能侦控刑事犯罪案件，任何代价和成本都在所不惜的道路。我们必须明白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单独解决某个问题，则可能妨碍另一些问题的解决。我们现在的理性做法应该是，尽可能地用最小侦查成本投入，获取最优化的总侦查效益，从而最大限度地达到追求侦查利润之目的，即如下列公式：
侦查利润=总侦查效益-总侦查成本
二、影响侦查成本的主要因素
（一）侦查体制与侦查成本。我们在谈论侦查体制的时候必然地要涉及我国公安机关的体制.我国现行公安机关的体制是“以块为主”，所以，侦查体制也就是“以块为主”。“各块”只负责本块范围内的刑事案件的侦查与控制。在这种体制条件下，侦控刑事案件，尤其是侦控跨区域的刑事案件，侦查部门要付出高昂的侦查成本。这不仅因为不同侦查部门之间的协同作战（尽管有上级公安机关的协调）存在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二）侦查投入比重与侦查成本。传统的侦查观念认为，刑事侦查部门的任务就是破案。而现实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控制刑事案件的发生对侦查部门来讲尤为重要。现实侦查实践中，我们对于“侦”与“控”方面的投入是不平衡的，对“控”的投入比对“侦”的投入少，尤其是在对那些需长期经营而又见效慢的控制刑事犯罪措施的投入方面。笔者前已述及，“侦”与“控”的关系问题是侦查学的基本问题，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整个侦查工作的被动、高侦破投入、低社会治安效益的恶性循环始终会困扰我们。
（三）侦查主体素质与侦查成本。目前，我们不能否认，有一部分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还不高，在侦查工作中重复劳动，高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投入，低侦查效益的现象比较普遍，甚至刑讯逼供、办冤假错案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不仅增加了有形的侦查成本，而且也势必增大无形的侦查成本，使公众对法律制度产生不信任感和对行为规范的误解。
（四）国民素质与侦查成本。当前，由于种种原因，国民同刑事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我们在侦查工作中经常遇到不报案、不愿作证、不愿配合侦查机关的情况，使得侦查部门在侦查活动中要走不少弯路，丧失破案的最好时机，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无疑要增大侦查成本。
（五）犯罪成本与侦查成本。毫无疑问，犯罪行为也是一种投资，作案人在作案的过程中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即犯罪成本。这种成本既包括从事犯罪活动需要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被侦查的风险以及被侦查机关抓获以后受法律惩罚的程度（犯罪的生产成本），还包括实施犯罪时必须要舍弃的，用以从事合法行为能得到和拥有的另外一些利益（犯罪的机会成本）。我们应该承认，目前条件下我国的犯罪成本还比较低，使有些犯罪人敢于铤而走险，刑事案件发案率上升，侦查部门疲于奔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破案，使侦查成本增大。
（六）法治建设与侦查成本。我国是一个少讼的国家，这并不是因为发案率低的原因，而是一些被害人或忍气吞声或暗下私了，这种现象与法治社会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目前我国司法正义成本的高昂！因为，在现实社会中报案、做证人、打官司既可能花费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精力，又可能破坏人际关系，得罪人，失去自己可期待的利益。致使一些人选择了不与司法机关配合的途径，使得侦查成本增大。
（七）法律、舆论供给与侦查成本。依法侦查是现代侦查工作的基本要求，而舆论宣传与侦查工作的关系也愈来愈密切，这不仅仅表现在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已成为侦查工作利用的渠道，而且新闻舆论媒体也经常对侦查活动和侦破案例进行报道。我们说，如果法律、舆论供给与侦查需求平衡的话，侦查成本就下降。
而目前我国的法律、舆论供给与侦查需求是失衡的：一方面，刑事法律在数量、质量以及体系化方面不能满足侦查工作的需要，舆论渠道对侦查工作的支持与配合也不够，表现为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关于侦查的行政法规相对过多，舆论宣传，尤其是个案侦查的案例报道过分超前，超出了侦查部门的承载力和支付力，表现为供给过剩，这无疑也会增大侦查成本。
三、降低侦查成本的几点看法
以上对侦查成本构成及影响侦查成本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降低侦查成本，获取最佳的侦查效益。
（一）改革侦查体制，完善侦查机制。我国自1997年6月开始的刑事侦查工作改革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包括建立责任区刑警队，实行侦审一体化，落实侦查工作责任制，建立统一指挥、快速反应，各警种各地区密切配合、紧密协作的打击犯罪的整体作战格局。这些改革内容反映了侦查工作的客观规律，是降低侦查成本、提高侦查效益的得力举措。尽管在推行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场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我们必须也应该在这条改革之路上坚实地走下去。
另外，笔者认为在侦查体制上还要改“以块为主”为“以条为主”，即上级侦查部门对下级侦查部门实行人、财、物的统一领导，打破“画地为牢”的局面，冲出地方保护主义的樊篱，精简机构，减少浪费，真正形成一个统一指挥，运转灵活，反应迅速，精干高效的刑事案件侦控系统。
（二）加强教育培训工作，大力提高侦查人员的素质。侦查人员的素质是侦查工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因素，我们一定要改变以往的那种侦查工作靠拼体力、拼人力、拼消耗的高投入低产出的局面，把侦查人员全员培训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特别加强“三项”教育活动，加强对现代科学知识的学习，加强对刑事技术手段的掌握，加强查缉战术的训练，努力造就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法律，既能克敌制胜，又能有效保护自己的高素质侦查队伍。只有这样降低侦查成本，提高侦查效益才会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向素质要警力、要效益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三）摆正“侦”与“控”的关系，变被动侦查为主动侦控。如前所述，刑事案件“侦”与“控”的关系问题是侦查学的基本问题，且从事物的发展方向上看“控”是第一位的问题。对刑事案件进行侦破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控制犯罪发展的态势，努力减少刑事案件的发生。我们还可以从直接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角度进行简要分析。侦破犯罪案件只是直接关系到一部分人（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利益，而发案少，秩序好则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让公众生活在安全感之中，使他们对党和国家充满信心，这才是侦查工作的最大利润。与其在案发后投入100%的侦破成本而只获得60%的侦破率，不如在案发前投入100%的控制、防范成本去争取90%的预防率。所以，我们必须加大对犯罪情报资料建设、控制特情、人防、物防、技防建设、侦查阵地控制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另外，我们在“侦”的问题上还要解决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把有限的侦查人力、物力、财力用在刀刃上，多破“精品”案件。因为侦查资源是稀缺资源，我们需要对侦查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减少侦查成本，获取侦查利润，保持侦查工作的可持续性发展。
（四）加大犯罪的风险和成本，减少潜在犯罪人成为现实犯罪人的可能。犯罪活动是行为人权衡犯罪的收益与犯罪的风险、成本之后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如果说犯罪的收益大于犯罪的付出，潜在犯罪人就很有可能选择犯罪；如果犯罪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所获的收益，潜在犯罪人很可能就不会选择犯罪。因此，我们要通过各种措施增大犯罪的风险，提高犯罪成本。首先，我们的刑事法律在努力做到“严而不厉”的同时，要注意增加威慑力。我们不是酷刑峻法的倡导者，更不认为死刑条款越多的法律越有震慑作用。我们只是强调“轻刑”政策必须有一定的度，尤其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其次，要加大侦查工作的力度，提高刑事案件的破案率，使犯罪人时刻感到只要实施犯罪就难逃法网。再次，要加强对“犯罪场”的控制，使犯罪的难度增大，使犯罪人不易达到犯罪的目的。
刑侦风险点及防控措施篇3
关键词:逮捕制度司法审奋操作标准
“逮捕存在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保障人权，然而却是以剥夺具体人的基本权利—人身自由为条件的。逮捕既可以成为保障大多数人生存权、自由、财产所有权的手段，同时也可能成为侵犯人权的凶手。鉴于逮捕制度的双刃，有必要对我国的逮捕制度加以探讨。笔者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我国逮捕制度进行了剖析，指出了主要缺陷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求教于前辈同仁。
二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刑事诉讼国际化趋势也日趋明显，形成了一系列的刑事诉讼国际准则。刑事诉讼国际准则指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为各国刑事诉讼程序所建立的基本权利保障标准，作为一种最低限度意义上的正义要求，成为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文明化、民主化、科学化的标准，也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必须具备的。
对照刑事诉讼国际准则与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我国逮捕制度具有两个根本的缺陷:没有确立司法审查原则，缺乏科学的操作标准。
一、司法审查原则的缺乏与对策
在刑事诉讼中，司法审查原则的基本涵义指为了防止控机关滥用强制权、非法侵犯公民的权利，必须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法院要求审查的权利，由法院来对刑事追诉权力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刑事追诉机关对公民的重大权益进行强制处分，必须由法院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加以审查才能作出;未经法院的审查，不得对任何人剥夺生命、自由或者科处其他刑罚;未经法院审查，不得对公民实施逮捕、羁押等强制措施以及其他强制性侦查措施，从而以这种方式使公民在国家的强制权面前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
司法审查原则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文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刑事诉讼立法对司法审查原则也做了明确的规定。
司法审查原则具有深刻的法理基础，它缘于古罗马时期的“自然正义”原则。根据“自然正义”原则:一方面任何人不得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另一方面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样，都是案件的当事人，与案件的处理有利害关系，因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重大权益的处理，不应由侦查机关单方面决定，应当由保持中立，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法院来审查。从政治结构角度看，司法审查是权力分立制衡原则的必然要求。“权力容易滥用，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利的人们使用权利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侦查权是一种强大的行政权力，尤其强制措施是以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为内容，同时，侦查权具有自我扩张和自我膨胀的本能，如不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权加以限制和约束，极容易成为侵犯人权的工具。通过对强制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是司法权约束侦查权的一种重要形式。
我国《宪法》第37条2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与刑事诉讼国际准则以及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刑事诉讼立法不同，我国对批准逮捕实行检察审查。在我国，检察机关是司法机关，但检察审查不同于司法审查。在控辩审的三方刑事诉讼结构中，检察机关属于控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辩方，控辩双方的利益是根本冲突的，两者都是同一案件的当事人，因此，检察审查不符合自然正义“自己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基本要求。在刑事诉讼理论中，侦查权依附于控诉权，侦查是为控诉作准备，侦查权与控诉权具有同质性和同构性，因此，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逮捕请求进行审查批准的活动，仍然属于内部审查，其对侦查权限制约束的性质与力度，与处于超然的中立地位的法院的外部审查相比，具有较大的区别。
我国建立司法审查制度是十分必要的;第一，如上所述，司法审查较之检察审查有天然的优势。第二，我国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参加国，己经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约定必须遵守”，建立司法审查(法院审查)制度是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第三，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刑事诉讼国际准则作为一种最低限度意义上的正义要求，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必须具备的。司法审查原则是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国际准则，因此，建立司法审查(法院审查)制度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对于建立司法审查的方案，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应当取消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权，交由法院行使。如有学者认为:建立预审或者侦查法官制度，目前有三种较为可行的方案:一是在人民法院增设预审庭和预审法官，专门负责强制侦查行为的审查批准，类似于现在检察院的批捕科。二是由人民法院内部现有的业务庭兼任预审职能，也可以现有的告申庭承担预审职能，因为基层法院的告申庭一般业务不多任务不重，完全可以在不影响原有业务的情况下承担起预审职能。三是由人民法院的刑庭法官轮流、随机性地担任预审职能。’国外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司法审查一般由治安法院承担，审判法院不参与。因此，理想的方案是成立治安法院，由其负责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司法审查。然而成立治安法院意味着司法机关的重大变革，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主张不太可能进入我国最高立法机关的视野，所以这种方案还不具备现实可行性。
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实际情况下，比较理想的方案是:保留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权，如果被批准逮捕人对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不服，可以向法院申诉，请求法院对逮捕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法院经审查，认为不具备逮捕条件的，可以撤消逮捕决定，立即释放被逮捕人。这个方案的主要优点有三点:第一，在不对司法机关作大的变革的前提下，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这种事后的司法审查制度，虽然与西方国家的事前审查与事后审查相结合的司法审查制度有区别，但毕竟赋予被逮捕人司法救济权，被逮捕人可以通过法院的审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这对人权保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第二，有利于维护宪法的稳定。虽然学界对此多有非议，但笔者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的规定应当得到最高的尊重，同时，对宪法的修改也应当十分慎重，频繁的修宪是对宪法的嘲笑。因此，通过修宪来确立司法审查制度是不适宜的。第三，设置检察审查和司法审查两道程序对逮捕进行审查，更有利于保障人权。作为控诉机关，检察机关有追诉犯罪嫌疑人的天然倾向，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也承担着客观公正的义务，不批准逮捕和作出不决定就是其承担客观公正义务的表现。保留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权，不仅有利于其履行客观公正义务，而且能够避免由法院批准逮捕带来的弊端。
二、科学的操作标准的缺乏与对策
西方发达国家一般对羁押规定详细具体的审查标准，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如《德国刑诉法》从逮捕理由、进一步的逮捕理由以及对轻罪待审羁押的条件这三个方面对羁押的条件进行了详细、具体的规定。
我国刑诉法第60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以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根据刑法的规定，逮捕的条件有三个:“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以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有逮捕必要”。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是逮捕的刑罚条件。我国刑法分则设置的最低法定刑为“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没有任何一个法条的法定刑为处拘役或者管制，如果指法定刑，“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设置纯属多余，因为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法定刑都是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也正因为如此，司法实务部门对这个条件基本上不考虑，导致逮捕的刑罚条件形同虚设。
关于逮捕的必要性条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的《关于依法适用逮捕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第i条第2项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为“有逮捕必要”:(i)可能继续实施犯罪行为，危害社会的:(2)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3)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4)可能实施打击报复行为的;(5)可能有碍其他案件侦查的:(6琪他可能发生社会危害性的情形。还规定，对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暴力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以及可能有碍侦查的犯罪嫌疑人，一般应予逮捕。这个规定从表面上看很具体，但由于没有对“可能”做出界定，司法实践中被歪曲被滥用的现象十分普遍。
综上所述，与国外的情况相反，我国的逮捕条件规定得十分简单，缺乏操作性，甚至是形同虚设。国外不仅对逮捕规定了具体详细的条件，而且规定保释制度，作为逮捕的配套措施。如在美国，主要有4种保释方法:财产保，具结保，无抵押的出庭保证书，附条件保释。正是由于这种多层次、全方位的保释制度，在美国，1987年只有。1988年只有22%的人未获保释。’国外通过严格的逮捕条件和宽松的保释制度，将长时间羁押的人数控制在最低限度，有效地避免了羁押所带来的风险。我国的取保候审是一种独立的制度，不同于国外的保释制度，在我国，逮捕就意味着长时间的羁押，因此，我国的逮捕的条件不仅应当具体详细，而且应当严格掌握。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对逮捕的条件加以规定，以此作为科学的操作标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一般应予逮捕:
(1)有证据证明己经实施、正在实施或者准备实施自杀、逃跑、继续实施犯罪行为、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打击报复行为。既然己经产生严重的社会危险性，然有逮捕的必要。
(2)累犯、惯犯以及有其他前科的犯罪嫌疑人。“所以累犯制度‘实质上是对犯罪者的的危险性程度的评定问题，因一犯、再犯，说明犯罪者的人身危险性或性的顽固性，缺乏悔悟性，应论重刑。’累犯行为的危害性和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是对其从严处置的依据。”’惯犯以及有其他前科的犯罪嫌疑人与累犯一样，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大，有逮捕的必要。
(3)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组织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的犯罪嫌疑人。这些犯罪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逃避侦查的能力很强，社会危险性很大，有逮捕的必要。
(4)应当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刑罚是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以及人身危险性的综合评价，对犯罪嫌疑应当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说明其有较大的社会危险性，有逮捕的必要。
(5)有吸毒等恶习的犯罪嫌疑人。实践证明，有吸毒等恶习的犯罪嫌疑人，其继续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的可能性很大.为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有逮捕的必要。
(6)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说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足以防止其发生社会危险性，当然有逮捕的必要。
即使出现上述情形，也并不意味着必须逮捕，有下列情形之一，也可以不予逮捕:
(1)过失犯罪。在过失犯罪中，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希望危害社会的结果发生，没有的动机和目的，因此，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都很小，可以不予逮捕。
(2)防卫过当、避险过当。“防卫过当同正当防卫一样，均属于防卫行为的范畴，防卫过当的最初必定是进行防卫，它也是在存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前提下，针对不法侵害人，为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而实施的。”‘上防卫过当一般表现为过失犯罪。避险过当与防卫过当一样，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都很小，可以不予逮捕。
(3)有自首、立功表现的。“犯罪人的自首是反映其对犯罪行为有所认识和悔罪的表现，即使是因慑于法律的威力而‘洗手不干，，也反映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减小或消除。”立功同自首一样，反映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减小或消除，可以不予逮捕。
(4)当判处缓刑的。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于再危害社会，这是适用缓刑的实质要件，也是将被判刑的犯罪分子置于社会之中的关键因素。既然犯罪分子不致于再危害社会，己丧失人身危险性，关不关押对社会的效果均相同，可以不予逮捕。
刑侦风险点及防控措施篇4
关键词:逮捕制度 司法审奋 操作标准
“逮捕存在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保障人权，然而却是以剥夺具体人的基本权利—人身自由为条件的。逮捕既可以成为保障大多数人生存权、自由、财产所有权的手段，同时也可能成为侵犯人权的凶手。鉴于逮捕制度的双刃，有必要对我国的逮捕制度加以探讨。笔者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我国逮捕制度进行了剖析，指出了主要缺陷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求教于前辈同仁。
二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刑事诉讼国际化趋势也日趋明显，形成了一系列的刑事诉讼国际准则。刑事诉讼国际准则指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为各国刑事诉讼程序所建立的基本权利保障标准，作为一种最低限度意义上的正义要求，成为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文明化、民主化、科学化的标准，也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必须具备的。
对照刑事诉讼国际准则与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我国逮捕制度具有两个根本的缺陷:没有确立司法审查原则，缺乏科学的操作标准。
一、司法审查原则的缺乏与对策
在刑事诉讼中，司法审查原则的基本涵义指为了防止控机关滥用强制权、非法侵犯公民的权利，必须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法院要求审查的权利，由法院来对刑事追诉权力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刑事追诉机关对公民的重大权益进行强制处分，必须由法院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加以审查才能作出;未经法院的审查，不得对任何人剥夺生命、自由或者科处其他刑罚;未经法院审查，不得对公民实施逮捕、羁押等强制措施以及其他强制性侦查措施，从而以这种方式使公民在国家的强制权面前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
司法审查原则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文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刑事诉讼立法对司法审查原则也做了明确的规定。
司法审查原则具有深刻的法理基础，它缘于古罗马时期的“自然正义”原则。根据“自然正义”原则:一方面任何人不得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另一方面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样，都是案件的当事人，与案件的处理有利害关系，因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重大权益的处理，不应由侦查机关单方面决定，应当由保持中立，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法院来审查。从政治结构角度看，司法审查是权力分立制衡原则的必然要求。“权力容易滥用，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利的人们使用权利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侦查权是一种强大的行政权力，尤其强制措施是以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为内容，同时，侦查权具有自我扩张和自我膨胀的本能，如不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权加以限制和约束，极容易成为侵犯人权的工具。通过对强制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是司法权约束侦查权的一种重要形式。
我国《宪法》第37条2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与刑事诉讼国际准则以及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刑事诉讼立法不同，我国对批准逮捕实行检察审查。在我国，检察机关是司法机关，但检察审查不同于司法审查。在控辩审的三方刑事诉讼结构中，检察机关属于控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辩方，控辩双方的利益是根本冲突的，两者都是同一案件的当事人，因此，检察审查不符合自然正义“自己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基本要求。在刑事诉讼理论中，侦查权依附于控诉权，侦查是为控诉作准备，侦查权与控诉权具有同质性和同构性，因此，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逮捕请求进行审查批准的活动，仍然属于内部审查，其对侦查权限制约束的性质与力度，与处于超然的中立地位的法院的外部审查相比，具有较大的区别。
我国建立司法审查制度是十分必要的;第一，如上所述，司法审查较之检察审查有天然的优势。第二，我国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参加国，己经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约定必须遵守”，建立司法审查(法院审查)制度是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第三，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刑事诉讼国际准则作为一种最低限度意义上的正义要求，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必须具备的。司法审查原则是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国际准则，因此，建立司法审查(法院审查)制度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对于建立司法审查的方案，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应当取消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权，交由法院行使。如有学者认为:建立预审或者侦查法官制度，目前有三种较为可行的方案:一是在人民法院增设预审庭和预审法官，专门负责强制侦查行为的审查批准，类似于现在检察院的批捕科。二是由人民法院内部现有的业务庭兼任预审职能，也可以现有的告申庭承担预审职能，因为基层法院的告申庭一般业务不多任务不重，完全可以在不影响原有业务的情况下承担起预审职能。三是由人民法院的刑庭法官轮流、随机性地担任预审职能。’国外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司法审查一般由治安法院承担，审判法院不参与。因此，理想的方案是成立治安法院，由其负责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司法审查。然而成立治安法院意味着司法机关的重大变革，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主张不太可能进入我国最高立法机关的视野，所以这种方案还不具备现实可行性。
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实际情况下，比较理想的方案是:保留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权，如果被批准逮捕人对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不服，可以向法院申诉，请求法院对逮捕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法院经审查，认为不具备逮捕条件的，可以撤消逮捕决定，立即释放被逮捕人。这个方案的主要优点有三点:第一，在不对司法机关作大的变革的前提下，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这种事后的司法审查制度，虽然与西方国家的事前审查与事后审查相结合的司法审查制度有区别，但毕竟赋予被逮捕人司法救济权，被逮捕人可以通过法院的审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这对人权保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第二，有利于维护宪法的稳定。虽然学界对此多有非议，但笔者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的规定应当得到最高的尊重，同时，对宪法的修改也应当十分慎重，频繁的修宪是对宪法的嘲笑。因此，通过修宪来确立司法审查制度是不适宜的。第三，设置检察审查和司法审查两道程序对逮捕进行审查，更有利于保障人权。作为控诉机关，检察机关有追诉犯罪嫌疑人的天然倾向，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也承担着客观公正的义务，不批准逮捕和作出不决定就是其承担客观公正义务的表现。保留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权，不仅有利于其履行客观公正义务，而且能够避免由法院批准逮捕带来的弊端。
二、科学的操作标准的缺乏与对策
西方发达国家一般对羁押规定详细具体的审查标准，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如《德国刑诉法》从逮捕理由、进一步的逮捕理由以及对轻罪待审羁押的条件这三个方面对羁押的条件进行了详细、具体的规定。
我国刑诉法第60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以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根据刑法的规定，逮捕的条件有三个:“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以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有逮捕必要”。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是逮捕的刑罚条件。我国刑法分则设置的最低法定刑为“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没有任何一个法条的法定刑为处拘役或者管制，如果指法定刑，“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设置纯属多余，因为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法定刑都是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也正因为如此，司法实务部门对这个条件基本上不考虑，导致逮捕的刑罚条件形同虚设。
关于逮捕的必要性条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的《关于依法适用逮捕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第i条第2项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为“有逮捕必要”:(i)可能继续实施犯罪行为，危害社会的:(2)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3)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4)可能实施打击报复行为的;(5)可能有碍其他案件侦查的:(6琪他可能发生社会危害性的情形。还规定，对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暴力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以及可能有碍侦查的犯罪嫌疑人，一般应予逮捕。这个规定从表面上看很具体，但由于没有对“可能”做出界定，司法实践中被歪曲被滥用的现象十分普遍。
综上所述，与国外的情况相反，我国的逮捕条件规定得十分简单，缺乏操作性，甚至是形同虚设。国外不仅对逮捕规定了具体详细的条件，而且规定保释制度，作为逮捕的配套措施。如在美国，主要有4种保释方法:财产保，具结保，无抵押的出
庭保证书，附条件保释。正是由于这种多层次、全方位的保释制度，在美国，1987年只有。1988年只有22%的人未获保释。’国外通过严格的逮捕条件和宽松的保释制度，将长时间羁押的人数控制在最低限度，有效地避免了羁押所带来的风险。我国的取保候审是一种独立的制度，不同于国外的保释制度，在我国，逮捕就意味着长时间的羁押，因此，我国的逮捕的条件不仅应当具体详细，而且应当严格掌握。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对逮捕的条件加以规定，以此作为科学的操作标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一般应予逮捕:
(1)有证据证明己经实施、正在实施或者准备实施自杀、逃跑、继续实施犯罪行为、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打击报复行为。既然己经产生严重的社会危险性，然有逮捕的必要。
(2)累犯、惯犯以及有其他前科的犯罪嫌疑人。“所以累犯制度‘实质上是对犯罪者的的危险性程度的评定问题，因一犯、再犯，说明犯罪者的人身危险性或性的顽固性，缺乏悔悟性，应论重刑。’累犯行为的危害性和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是对其从严处置的依据。”’惯犯以及有其他前科的犯罪嫌疑人与累犯一样，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大，有逮捕的必要。
(3)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组织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的犯罪嫌疑人。这些犯罪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逃避侦查的能力很强，社会危险性很大，有逮捕的必要。
(4)应当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刑罚是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以及人身危险性的综合评价，对犯罪嫌疑应当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说明其有较大的社会危险性，有逮捕的必要。
(5)有吸毒等恶习的犯罪嫌疑人。实践证明，有吸毒等恶习的犯罪嫌疑人，其继续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的可能性很大.为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有逮捕的必要。
(6)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说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足以防止其发生社会危险性，当然有逮捕的必要。
即使出现上述情形，也并不意味着必须逮捕，有下列情形之一，也可以不予逮捕:
(1)过失犯罪。在过失犯罪中，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希望危害社会的结果发生，没有的动机和目的，因此，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都很小，可以不予逮捕。
(2)防卫过当、避险过当。“防卫过当同正当防卫一样，均属于防卫行为的范畴，防卫过当的最初必定是进行防卫，它也是在存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前提下，针对不法侵害人，为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而实施的。”‘上防卫过当一般表现为过失犯罪。避险过当与防卫过当一样，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都很小，可以不予逮捕。
(3)有自首、立功表现的。“犯罪人的自首是反映其对犯罪行为有所认识和悔罪的表现，即使是因慑于法律的威力而‘洗手不干，，也反映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减小或消除。”立功同自首一样，反映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减小或消除，可以不予逮捕。
(4)当判处缓刑的。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于再危害社会，这是适用缓刑的实质要件，也是将被判刑的犯罪分子置于社会之中的关键因素。既然犯罪分子不致于再危害社会，己丧失人身危险性，关不关押对社会的效果均相同，可以不予逮捕。
(5)犯罪中止。犯罪中止指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对社会的危害比较小，也说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大，可以不予逮捕。
刑侦风险点及防控措施篇5
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我国控制下交付的立法步伐长期以来裹足不前，由此滋生了不少问题。在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不懈呼吁下，立法机关也认识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犯罪情况的变化，一方面，要完善侦查措施，赋予侦查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制约和监督，防止滥用。在此立法思想的指引下，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2款规定: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首次对控制下交付作出的明确规定。2012年12月3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63条规定: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为查明参与该项犯罪的人员和犯罪事实，根据侦查需要，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实施控制下交付。第264条规定:公安机关依照本节规定实施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使用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收集的材料作为证据时，可能危及隐匿身份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等保护措施。根据新刑事诉讼法和新修订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之规定，控制下交付的实施必须符合以下规定:其一，控制下交付的适用对象只能是针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其二，控制下交付的目的是为了查明参与该项犯罪的人员和犯罪事实。其三，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是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其四，控制下交付的实施主体只能是公安机关。其五，控制下交付的批准主体是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其六，公安机关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并视情采取保护措施。
二、我国控制下交付立法的反思与批判
客观地说，新刑事诉讼法对控制下交付的规定具有重要意义，它完善了我国的侦查措施体系，彰显了我国对国际法的尊崇及其法定义务的切实履行。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国控制下交付立法虽然突破了长期以来的观念梗桔，可是由于在制度设计上过于粗疏，本身仍然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这些缺陷与不足在具体执法实践中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大进而抵消制度设计的预期功效。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不应当被否认与漠视，相反对控制下交付的立法进行反思，深入分析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可以为控制下交付的改革与完善提供立法参考与建议，这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控制下交付适用对象的界定存在诸多矛盾与抵悟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2款之规定，我国控制下交付的适用对象是违禁品或者财物。笔者认为由于立法机关未能深入研究，仔细斟酌，导致控制下交付适用对象的界定存在以下几个显著的缺陷或者不当。
其一，概念不当并列。新刑事诉讼法将违禁品与财物列为控制下交付的适用对象，存在概念不当并列的逻辑错误。要厘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要弄清楚什么是违禁品和财物?何谓违禁品，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对其作出明确的界定。根据权威的《中国公安百科全书》之解释，是指国家法律规定不准私自制造、买卖、使用、持育、储存和运输的物品。违禁品的外延在不同法律法规中有着不同的规定，从刑法的规定来看违禁品主要包括: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毒品、易制毒化学品或者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等等。而财物的通常解释是指单位财产物资的简称，是反映一个单位进行或维持经营管理活动的具有实物形态的经济资源，一般包括原材料、燃料、低值易耗品、产品、库存商品等流动资产以及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设施、运输工具等固定资产。稍加比较，可以发现违禁品与财物是两个相互交叉的范畴。某些违禁品在特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财物。举例来说，枪支、弹药从一般意义上讲是违禁品，但对于军工企业而言，枪支、弹药则系该企业的财物，所以，违禁品与财物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线，新刑事诉讼法将二者并列在逻辑上是不妥的。
其二，以偏概全。从财物的外延来看，财物包括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流动资产一旦进入犯罪领域具备控制下交付的条件时是可以对其实施控制下交付的，而固定资产中的房屋或者其他建筑物具有不可位移性，是无法对其进行控制下交付的，也即财物中的诸多物品并不具备控制下交付的条件，但是新刑事诉讼法却将财物作为一个整体列为控制下交付的适用对象，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其三，范围偏狭。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只能对违禁品或财物实施控制下交付，但是有些物品如假币既非违禁品，也非财物，那么依照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不能对之实施控制下交付的，但是在侦破有关伪造货币案，出售、购买、运输假币案，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案，持有、使用假币案，变造货币案，走私假币案等案件中，常常涉及到对假币的控制下交付问题，但这并不符合新刑事诉讼法对控制下交付的适用对象的规定。类似的物品还有诸如非法生产、销售的假药，有毒、有害食品，走私的废物，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伪造的有价票证，伪造的公文、证件、印章这些物品与假币有类似之处，它们既非违禁品，也非财物，因此不能依据新刑事诉讼法之规定对其实施控制下交付，但实际上在涉及上述物品犯罪时往往具备控制下交付的条件，然而却不能对之实施控制下交付，这显然会严重影响侦查效益的提升。
其四，抵悟国际公约。国际公约规定控制下交付的适用对象为非法或可疑货物，所谓货物，是交通运输领域中的一个专门范畴，交通运输领域将其经营的对象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一类是物，物的这一类统称为货物，换而言之，国际公约中的非法或可疑货物是指处于运输途中(如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等的非法或可疑货物，而不是指处于其他状态下的非法或可疑货物，这从国际公约以及其他国际文书对控制下交付的定义的界定可以明显得到印证。①而我国的控制下交付立法则没有指出违禁品或者财物正处于运输途中这一本质特征，这可能导致执法人员混淆诱惑侦查与控制下交付这两类本质有异的侦查行为，进而存在诱人犯罪侵犯人权的巨大风险。笔者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由于控制下交付的高度复杂性与专业性，不少法学理论研究者受制于专业槽对控制下交付的立法及其运作实践相当陌生，反映在研究成果上则将控制下交付与诱惑侦查相混淆的现象在有关论著中相当普遍，这些错误观点一旦被执法部门所接受，后果将是很严重的。
(二)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过于主观与模
糊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是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新修订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63条规定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是根据侦查需要，这与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是文字表述略有不同，并无本质差异。那么又如何理解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呢?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对需要二字的界定。何谓需要，心理学认为需要是一种主观状态，就是人对某种目标的渴求或欲望，它是人的行为的动力基础和源泉，是人脑对生理和社会需求的反映。依据心理学原理，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反映了侦查机关实施控制下交付的主观渴求或欲望，但存在对实施控制下交付的客观可能性考量严重不足的明显缺陷。另外，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之规定过于模糊，究竟具备什么条件才构成侦查犯罪的需要，没有详细的评判标准，严重欠缺可操作性。尤其是国际控制下交付，由于涉及外国因素需要考虑的环节和方面更多、更繁复，如果没有可操作性的标准或者规程，侦查人员就可能陷入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或者出现滥用控制下交付的现象，这样要么会在该启动控制下交付的时候犹豫不决导致延宕乃至错失宝贵的侦查战机，要么会在不该启动控制下交付的时候贸然行动，导致将某些不具备控制下交付条件的案件也纳入控制下交付的视野，进而使控制下交付的风险骤增，在某些情况下还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三)控制下交付的申请与执行程序缺乏具体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2款规定公安机关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此处的依照规定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学界普遍感到困惑。其实截至目前我国并没有制定任何法律层面上的有关控制下交付的申请与执行程序，而主要是一些规范性文件和国际协议。就规范性文件而言，涉及到控制下交付的主要有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禁毒民警执勤行为规范》、《公安机关禁毒业务工作规范》、《关于毒品案件侦查协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毒品案件侦查协作规定》等。①就国际协议而言，我国作为《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与精神药物公约》的缔约国，负有为实施国际控制下交付而为他国提供司法协助的国际义务，为了更好地履行上述国际义务，我国与俄罗斯、墨西哥、塔吉克斯坦、尼日利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澳大利亚等国签订了实施国际控制下交付的禁毒合作协议。②这些规范性文件和国际禁毒合作协议是我国警方实施控制下交付的重要依据，它对于破除控制下交付中的各种壁垒，减少推诱、扯皮和利益纷争现象的发生，增强反毒国际合作的有效性，提高控制下交付的成功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依靠规范性文件与国际协议来规制控制下交付存在诸多严重问题:首先，规范性文件系内部文件性质，不具备法律的性质与样态，缺乏法律的刚性与强制力，难以真正对控制下交付起到约束作用。其二，侧重于对控制下交付的内部授权，缺乏细密的申请与执行程序，导致侦查协作与司法协助无法可依，只能临事制宜，仓促应战，即使实施控制下交付，也存在较大风险。
(四)检察机关是否可以适用控制下交付规定不明
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以后，法学界普遍认为只有公安机关才可以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而检察机关是无权实施控制下交付的。但是检察实务界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如邹云翔检察官指出:从条文表面的意义上讲，控制下交付只能由公安机关实施，检察机关管辖的案件如果确有需要，应当可以委托公安机关实施。同时他还指出，检察机关应积极地运用控制下交付这一新规定来更好地应对职务犯罪案件办理难、取证难。另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也认为，虽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控制下交付的适用主体是公安机关，但它可以适用于职务犯罪侦查。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人民检察院是否享有控制下交付权争论不休，各持己见之际，212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正式颁布，其中第九章帧查第十节(技术侦查措施，第263-267影对控制下交付未作任何补充性规定，但是在第九章(侦查第一节)一般规寇第191条作了如下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可以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二章规定的各项侦查措施当然包括控制下交付在向，这就从司法解释的层面授予了人民检察院控制下交付权。
笔者认为，检察实务界主张人民检察院可以实施控制下交付的观点是不妥当的，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是对新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曲解和误解。控制下交付作为一项公权力，遵循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基本法理，并无法外自由空间，既然新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实施控制下交付，那么检察机关既不得自行越权实施控制下交付，也不得委托公安机关实施控制下交付，否则即属非法侦查行为。至于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第191条自行授权人民检察院可以实施控制下交付的规定则是对新刑事诉讼法的违背，其实质是对新刑事诉讼法未规定的内容进行了立法式的司法解释，是一种借助于司法解释权自我膨胀和扩张的表现，明显存在侵夺立法权之嫌，应属无效条款。至于新刑事诉讼法为什么不授予人民检察院控制下交付权，笔者认为这与控制下交付在反腐实践中运用较少有关，从反腐实践来看运用更多的则是所谓的诱惑侦查，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控制下交付。也许立法机关正是由于考虑到这种侦查现状，才没有授予人民检察院控制下交付权。
(五)控制下交付与相关法律规定长期存在严重冲突
就我国的侦查实践而言，过去长期以来对控制下交付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其运作的违法性是十分突出的，尤其是严重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出境入境管理法、海关法的有关规定，新刑事诉讼法虽然对控制下交付作了规定，但是仍然没有解决控制下交付与有关法律的冲突问题。例如，依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一款、第137条第一款、第138条、第140条之规定，我国的搜查、扣押只能是一种公开搜查、扣押，但在实施无害之控制下交付的过程中，侦查机关对处于走私、贩运途中的非法或可疑货物所采取的搜查、扣押均是在绝密状态下实施的，否则就必定会惊动犯罪嫌疑人，导致全盘皆输，然而此种情形下的秘密搜查、扣押显然在新刑事诉讼法里是找不到法律根据的，因为新刑事诉讼法根本就没有对秘密搜查、扣押作任何规定。
又如，控制下交付与《出境入境管理法》的冲突愈益显性化。根据《出境入境管理法》第21条、第24条、第28条第一项、第50条之规定，未持有效出境入境证件或者拒绝、逃避接受边防检查的，或者可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破坏社会公共秩序或者从事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不准其入境、出境，同样运载有非法或者可疑货物的交通工具在出境入境时必须接受边防检查，交通运输工具涉嫌载有危害国家安全、利益和社会公共秩序的物品，需要查验核实的，不准出境入境，已经驶离口岸的，可以责令返回。据此《出境入境管理法》没有为犯罪嫌疑人和涉嫌犯罪的交通运输工具的出境入境设置特例，这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或者涉嫌犯罪的交通工具抵达口岸时，将不允许出境或者入境，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我国的国际控制下交付中，允许犯罪嫌疑人持伪造、变造的非法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入境出境，并放行运载有非法或可疑货物的交通运输工具是长期以来的侦查惯例，如果不这样做就势必会惊动犯罪嫌疑人，造成其潜逃的后果，而所谓的控制下交付自然也就无法进行下去，但是如此处理很显然是违法操作。
再如，控制下交付严重违反了《海关法》。根据《海关法》第82条之规定，海关只要发现有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货物的行为的，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海关没收走私货物、物品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专门或者多次用于掩护走私的货物、物品，专门或者多次用于走私的运输工具，予以没收，藏匿走私货物、物品的特制设备，要责令拆毁或者没收，如果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在国际控制下交付中，海关为了配合控制下交付的实施，在发现禁止或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以后，却不能依据上述规定采取予以没收、并处罚款、责令拆毁以及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执法行为，而是必须装着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悄然放行，不仅如此，还必须严格保密，否则就有可能因走漏风声而导致控制下交付的全线溃败，但是海关的如此作为很显然严重违反了《海关法》。
三、控制下交付立法的变革:路径抉择与制度设计的探索
(1)制下交付立法变革的路径抉择
我国在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制控制下交付的立法模式突破了世界各国长期以来在禁毒法中确立控制下交付的既往立法模式的束缚，适应了国际公约发展的需要，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新刑事诉讼法对控制下交付的规定只有一条总计46个字，过于粗疏，欠缺可操作性，又与国际公约存在诸多抵悟之处，因此有必要加以改革与完善。至于改革与完善的路径问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必须考虑:一方面，由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于2012年3月15日颁布，2013年1月1日才正式生效施行，因此不可能在短期内再对新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正以满足控制下交付变革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容量较小，法条数量较少，制度设计较为抽象，难以对控制下交付这样极度复杂的侦查措施作出详尽、系统、全面的规范。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考量，笔者认为可行的改革路径主要有:其一，通过修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路径对控制下交付作进一步的细化规定;其二，可以制定专门性的行政规章如《控制下交付程序规定》来规制控制下交付;其三，可以考虑制定专门的《控制下交付法》。上述三种改革路径可谓各有优劣，前两种改革路径相对而言更为快捷，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突破控制下交付适用中的困局与难题，但存在法律规范层级较低，个别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如不可能对授予人民检察院控制下交付权作出规定等不足，第三种改革路径不仅可以提升控制下交付法律规范的位阶，也可以解决授予人民检察院控制下交付权等难题，且容量较大可以对控制下交付做出详细的法律规制，所以综合权衡还是选择该种改革路径较为妥当。至于控制下交付与《海关法》、《出境入境管理法》之间的冲突问题则应该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法活动及时进行。
(2)控制下交付立法变革的具体思路
控制下交付立法变革的具体举措，必须要遵循类型学来思考，因为究竟是国内控制下交付还是国际控制下交付，有害控制下交付还是无害控制下交付，决定了立法要解决的关键节点是明显不同的。另外也要把握好程序规范的边界问题，究竟哪些问题应该纳入程序法控制的范畴，而哪些问题则应该交由侦查机关自由裁量，应该有一个度的把握，否则就难免会影响控制下交付的效率。
1.控制下交付的适用对象宜改为非法或可疑货物
正如前述，新刑事诉讼法将控制下交付的适用对象界定为违禁品或者财物，不仅与国际公约的规定相抵悟，其自身内部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与冲突，因此是不妥当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笔者建议以国际公约为标准，将控制下交付的适用对象修改为非法或可疑货物，这样修改有以下好处:第一，妥善解决了新刑事诉讼法与国际公约相抵悟的问题，有效履行了国际法所确定的义务。第二，有效解决了违禁品或财物这两个范畴在外延上的矛盾与冲突问题，实现了法律制度内部架构的和谐建构。第三，控制下交付适用对象的范围从违禁品或财物拓展至非法或可疑货物扩大了打击犯罪的种类和范围，增强了打击犯罪的力度，以充分发挥控制下交付的功效。第四，与其他国家的规定相一致，以便能够在更广泛、更深入的层面开展国际控制下交付。第五，增加对可疑货物可以实施控制下交付的规定，改变了现行法只能对非法货物以构成犯罪为前提实施控制下交付的局限性，降低了侦查机关启动控制下交付的证明标准，迎合了侦查实践的需要。
2.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宜细化
鉴于新刑事诉讼法对控制下交付启动条件的规定(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相当主观与模糊，无法操作，为了从制度层面对控制下交付的风险进行严格控制，有必要予以细化。从国际公约的规定来看，联合国是力促各缔约国对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进行立法控制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20条特殊侦查手助第一项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在其本国法律基本原则许可的情况下，视可能并根据本国法律所规定的条件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当局在其境内适当使用控制下交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0条(特殊侦查手助第一项规定:为有效地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由此可见，根据本国法律所规定的条件启动控制下交付是国际公约的重要制度安排之一，但是由于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涉及太多复杂的因素，更由于牵涉到他国的司法主权问题，国际公约难以对各缔约国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作出强制性的统一规定，而只能交由各缔约国自行调控。
另外，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立法来看，对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进行立法控制也是共同的做法。例如，奥地利法律规定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包括:1所有过境国家都表示同意;2保证能够持续监视;3如果存在货物丢失风险交付将被拦截;4只有得到其他国家保证，保证该批货物将被没收，涉案人员将被起诉，主管部门才能授权货物可以运送到这一国家;5通过或运出奥地利的控制下交付，由奥地利主管当局领导和进行;6为了保证掌控交付路线，随时接近嫌疑人和货物，控制下交付应当在严格监视的情况下有条不紊地实施;7必须确保控制下交付可以移交给另一国主管当局。又如，波兰法律规定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包括:1制下交付的实施必须经过事先审查，决定实施控制下交付的机关必须毫不迟延地将其决定送交总检察长或地方检察长审查;2在任何阶段，有关检察官可以做出暂停批准控制下交付的决定;3控制下交付可以仅仅用于搜集已经犯下罪行的证据或查明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或用来拦截犯罪物品;4有关法律中的机构可以签发控制下交付的决定，以查证这些法律中所明确列举的犯罪行为;5制下交付不得危及公民的生命或健康。再如，澳门的《禁止不法生产、贩卖和吸食麻醉药品及精神药物》第17/2009号法律第三十条转运的麻醉药品及精神药物第二项规定，仅在有关给予许可的请求是由目的地国或目的地区提出且出现下列情况时，方给予该许可:1详细知悉携带者的可能路线及足以识别其身份的数据;功获目的地国、目的地区或转运地国、转运地区的主管当局保证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的安全，不会发生有人逃走或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遗失的危险;2获目的地国、目的地区或转运地国、转运地区的主管当局确保其法例有规定对嫌犯的适当刑事制裁，且确保对嫌犯实行刑事诉讼;3卿目的地国、目的地区或转运地国、转运地区的有权限司法当局，承诺将各犯罪行为人，特别是曾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进行有关犯罪活动的行为人所进行活动的情况的详细资料和警方行动的结果的详细资料紧急通知澳门特别行政区。囿于篇幅，笔者难以对更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立法加以介绍，但是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对控制下交付的适用条件进行法律规制确实是很普遍的做法，相反在那些未对控制下交付的适用条件进行法律规制的国家或地区，控制下交付的成效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如中国台湾地区就是如此，这就从反面论证了立法规制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综合有关各国或者地区的法律规定，笔者认为要启动控制下交付至少要具备以下六个方面的条件:
其一，法律容许。法律容许是实施控制下交付的制度条件，无论是从国际控制下交付还是国内控制下交付的角度来看，如果法律不容许不仅会导致控制下交付的无法实施，侦查人员还有可能会因此身陷图圈。因此，在实施国际控制下交付前，必须研究非法或可疑货物输出地国、中转地国、最终目的地国法律是否有允许控制下交付的有关规定。在有些国家，法律明文规定可以适用控制下交付的手段，有些国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可以实施控制下交付，但也无禁止性的规定，因而实施这一手段一般认为与其国内法没有抵触，而在另一些国家，法律明文规定一旦发现毒品就应立即没收，而不允许实施控制下交付。
其二，熟悉案情。熟悉案情是实施控制下交付的前提条件，只有侦查人员熟悉案情才能对实施控制下交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做出准确的研判，侦查人员决不能在不熟悉案情的状态下轻率地启动控制下交付，这样就可能造成控制下交付的随意发动，其后果往往容易导致非法或可疑货物的逸失和侦查人员的伤亡。
其三，协商一致。协商一致是实施控制下交付的根本条件，是指有关国家或地区对实施控制下交付必须要有一致的意向和合作态度。控制下交付涉及不同地区或者国家，仅靠一地或一国的侦查机构是不可能顺利实施和完成控制下交付的，唯有不同地区或国家的侦查机构的密切合作才能顺利实施并收到预期效果。如果有关国家不赞成实施控制下交付，那么非法或可疑货物在这些国家中转过境时就不可能获得其执法当局的支持和配合，就难以实施甚至不可能实施控制下交付。
其四，有效监控。有效监控是减少甚至消灭控制下交付蕴含的风险的基本保障，如果不能对非法或可疑货物的流转以及犯罪嫌疑人实施有效监控，那么控制下交付不仅不能带来预期的侦查效益，还有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所以当有效监控面临障碍或者已经变得不可能时，侦查人员应当享有适时终止控制下交付的权力。
其五，确保追诉。确保追诉是实施控制下交付的最终目的，决不能以实施控制下交付为名行放纵犯罪之实，这就要求在与犯罪猖撅而司法腐败又相当严重的国家或地区开展国际控制下交付时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否则就极易出现放虎归山的现象。为此，侦查人员需要重点考虑以下因素:是否有足够的时间与非法或可疑货物中转地、最终目的地国家的执法机关及时联系，取得配合，制定出经充分商定和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或行动方案;交易双方是否察觉非法或可疑货物已被执法机关查获过。执法机关在查获非法或可疑货物后没有严格保密或因其他因素导致交易双方已经察觉非法或可疑货物已被执法机关查获，则显然应当立即没收非法或可疑货物，收网捕鱼，而不能实施控制下交付;是否能够控制运输非法或可疑货物的动向，防止因各种不可控制的因素而导致非法或可疑货物流失而不知去向;是否能够控制逆用的运毒人员，使其不致反水。
其六，主权至上。主权至上是开展国际控制下交付所必须遵循的重要条件，任何国家或地区不得以实施控制下交付为名侵犯他国或地区的司法主权，这是国际公约一再强调的首要法则。
上面对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做了宏观层面上的探讨，具体到各国或地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适度的调整、细化与补充，有关控制下交付法律法规的制定与修订也应当反映这些成熟的做法。
3.控制下交付的申请与审批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2款只是对公安机关有权实施控制下交付做出了确认与授权，至于如何申请，谁来审批，新刑事诉讼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为什么新刑事诉讼法在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和隐匿身份侦查时都明确规定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经过批准，或者是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但是对控制下交付究竟由什么机关批准以后才可以实施却未做出明确的规定，这是让人颇感疑惑的问题。从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制约与监督，防止滥用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立法疏漏，但是相关理论研究并未对此表示沉默，个别学者主张控制下交付的审批应当纳入司法审查机制，由司法官员进行，实行许可令状，载明犯罪嫌疑人个人的基本情况，监控的场所、方法、内容、期限等。也有学者认为将控制下交付纳入司法审查机制不具有现实性与必要性，建议以侦查机关自行批准为宜，但必须向检察机关备案。笔者认为，控制下交付的批准权建议由侦查机关行使，完全没有必要实施司法审查机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主张对控制下交付应该实施司法审查机制的学者其所持主要依据是:由于控制下交付具有欺骗性、诱导性等特点，如果使用过滥，则容易引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冲击社会信用体系。笔者认为，该学者没有把诱惑侦查与控制下交付加以区分，就盲目地把诱惑侦查实施司法审查机制的帽子强硬地套在了控制下交付的头上，在立论基础上就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为了更清楚地阐释这个问题，笔者在此创造并引入一种全新的控制下交付分类法，即根据控制下交付是否与其他秘密侦查手段诱惑侦查、线人侦查、卧底侦查、技术侦查措施综合、交叉运用为标准将其划分为纯正控制下交付与非纯正控制下交付。所谓纯正控制下交付，是指侦查人员仅仅只是在对犯罪集团或者犯罪嫌疑人走私、贩运非法或者可疑货物的行为进行监控的控制下交付，其特点是侦查人员与犯罪集团或者犯罪嫌疑人并不发生面对面的接触，而是一种背靠背的跟踪与尾随活动。所谓非纯正控制下交付，是指侦查机关在实施控制下交付的过程中，通过逆用犯罪嫌疑人，派遣线民、卧底侦查人员，或者使用技术跟踪、电子监听等手段获取犯罪之内幕信息，掌控非法或者可疑货物的启动时间、运输路线、中途停靠地点、发现和辨认犯罪嫌疑人，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对走私、贩运途中的非法或者可疑货物的监控，防止其逸失。非纯正控制下交付的最大特点是此时的控制下交付已非一种单一的跟踪与尾随活动，而是综合运用了多种秘密侦查措施，表现出较强的技术性与渗透性。其实纯正控制下交付仅仅只是一种秘密监视技术，它与诱惑侦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侦查行为，在其实施过程中侦查人员与走私、贩运非法或可疑货物的犯罪嫌疑人连直接接触的机会都没有，又何来欺骗性、诱导性。至于非纯正控制下交付在其实施过程中虽然可能存在派遣线民、卧底侦查人员等情形，但不一定存在欺骗性、诱导性行为(如单纯的临场监扮，即使存在欺骗性、诱导性行为(如逆用犯罪嫌疑为，其法律后果也应当由与卧底侦查、诱惑侦查有关的法律制度来加以调整与规范，与控制下交付没有任何关系。综合上述，控制下交付由于在性质上属于秘密监视技术，而此种秘密监视大都发生在公共区域内，公民隐私期待权较低，其对公民隐私权的侵扰程度很低，因此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性不大。
其二，法官侦查专业素养的缺失使其无力承担司法审查的重任。控制下交付相对于其他侦查措施而言更为复杂，尤其是国际控制下交付更是头绪繁多。但从系统论角度来考察仍然可以将其划分为侦查策略问题与法律问题。侦查策略问题涉及到控制下交付可否启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判断，这些判断要求具备相当专业的侦查素养，另外还涉及到控制下交付过程中各种紧急情况、意外因素的研判及决策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以高度的侦查专业素养为基础，而这是法官所不具备的。至于有关法律问题同样也是十分复杂的，除了有关控制下交付的国际公约以外，还涉及到缔约国以及非缔约国的区域性国际公约、刑法、刑事诉讼法、警察法、边防法、海关法、关税法、禁毒法、国家安全法、情报法、出入境管理法、移民法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种内部性的行动指南或者行动纲领，而这些域外法律制度或者规范的查明及其适用是法官所难以胜任的，如果强行为之，只能是走马观花，使司法审查沦为所谓的橡皮图章，而很难让其发挥出真正的监督职育旨。
其三，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情况来看，也很少有对控制下交付实施司法审查的。以美国为例，毒品的控制下交付由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地区或者总部业务主管部门视案件重大程度分别核准，一般而言国际控制下交付需由总部核准，境内控制下交付可由地区分处核准。又如加拿大，根据该国《毒品危害防制条例》之规定，警察机构在侦办走私毒品犯罪时，控制下交付的适用审批要区分情况，一般案件由联邦警察业务承办人员核准，重大、国际案件由联邦警察业务主管同意。再如澳大利亚，根据该国《打击重大及组织犯罪立法脚(2001年9月通沙，重大案件的控制下交付须经警察局长、副局长批准，一般案件的控制下交付则由警察局长、副局长或者其授权之人核准。此外以欧盟成员国为例，负责对控制下交付实施审批的机关主要有:打击严重有组织犯罪局的海外部门(英圆，国家警察局(丹麦王圆，检察官办公室(奥地种，初步侦查机关或者检察官(爱沙尼劝，警察或者检察官(匈牙种，联邦检察长、副检察长或者地区检察院检察长泣陶宛，检察官嘶洛文尼亚，行政警察、总检察长或治安法官同意的海关当局(马耳他，检察官嗬当，警察、边境保卫局、国内安全保卫局、海关总署被当，里斯本法院检察官CJ萄矛，高等法院检察官办公室(罗马尼劝，审判长或者审前程序中的检察官(斯洛伐克，检察官嘶洛文尼亚，检察官办公室、司法警察、治安法官(西班矛，检察官(瑞典，地方检察官溯「威等等。综合上述，从列举的情况来看，很少有国家或地区规定控制下交付的适用须经过司法审查的。这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这些国家或地区认识到控制下交付与其他侦查行为相比较，其对公民权利的侵扰较小，实施司法审查机制的必要性不大。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主张由侦查机关自行批准控制下交付。新修订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吸纳了由侦查机关自行批准控制下交付的学界观点，明确规定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实施控制下交付，但是如此规定依然过于粗疏，难以满足侦查实践的需求。因为控制下交付与其他侦查行为不同，往往涉及到跨区域乃至跨国界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其审批制度有其特殊之处。对此，笔者建议控制下交付的审批机制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对具备控制下交付条件的案件，公安机关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可以直接决定实施控制下交付，如果超出了自己的管辖范围，应当报请有决定权的上级公安机关决定。更详细的制度安排是:对于跨区、县实施控制下交付的案件，由市、地、州、盟一级公安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对于跨市、地、州、盟实施控制下交付的案件，由省一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对于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跨国、跨境实施控制下交付的案件，由国家公安部负责人批准。各级公安机关在报请审批控制下交付时，应当首先由各级公安机关侦查业务部门写出书面申请，申请书内容应当涵盖:犯罪嫌疑人的自然情况;情报线索的来源及其可靠性研判;非法或可疑货物的种类、数量及运送起讫处所;非法或者可疑货物、犯罪嫌疑人以及相关人、货之出入境航幼次、渔港、船名、时间及方式;侦查犯罪所需时间;入出境管制机关所应采取的措施;其他与非法或者可疑货物、犯罪嫌疑人入出国境的有关事项;实施控制下交付的根据、范围、内容以及方式;控制下交付的组织指挥;相关侦查行为的配合适用以及紧急情况的处置，等等。书面申请经各级公安机关侦查业务部门负责人审查同意以后，再提交给各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若涉及到跨区域、跨境、跨国的控制下交付案件，则应该按照上述审批方式履行审批程序。为了因应控制下交付中的紧急情况，控制下交付的申请可以口头形式提出，但应该在紧急情况消失后及时源则上不超过24小日巾补报。
4.控制下交付执行机关、协助机关职责的法定化
在我国当前的控制下交付实践中，另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是控制下交付执行机关、协助机关职责的法定化。控制下交付与其他常规侦查措施的最大不同是它的跨区域性、跨国性、跨部门性，所以加强控制下交付的执行机关、协助机关的协作是确保控制下交付成功实施的至关重要的环节和方面。对于控制下交付的跨国协助问题，一般情况下只能通过相互达成的协定或安排来实施，而对控制下交付跨区域性、跨部门性的协助问题，长期以来缺乏必要的制度规范，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是导致当前控制下交付执行机关、协助机关推诱,扯皮或者出现利益纷争现象的根源所在。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将控制下交付中执行机关、协助机关的职责予以法定化，从而改变目前无法可依的局面。从控制下交付的实践来看，执行机关的职责应当包括:1犯罪线索的通报、交流;2呈报主管部门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批准;3拟定控制下交付的工作方案与应急方案;4在控制下交付的条件消失时，适时终止控制下交付;5对非法或者可疑货物的持续监视;6向协作地公安机关请求协助采取强制措施、扣押;7向协作地公安机关请求协助追缴、移送与犯罪活动有关的财物、证据;8与国外、境外警方开展侦查合作;9保障参与人员的人身安全;10按比例与协作方分享罚没返还等等。对于控制下交付的协助机关的职责，必须通过法律明文规定的主要有:11配合职责，包括为请求方公安机关查询和提供相关犯罪信息或资料;协助采取强制措施、扣押;协助采取追缴与犯罪活动有关的财物、证据的;联合侦查和案件移交;将有关结果及时通报请求方。12密职责。控制下交付是一项机密性要求极高的侦查行为，任何泄密行为都将导致整个侦查工作的失败。同时，构建相关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以保障其能够得到切实贯彻执行，如此以来，这个长期困扰侦查实务界的难题有望能够得到解决。
5.建议赋予检察机关控制下交付权
在腐败犯罪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反腐败必须加强全球合作的力度，这是国际反腐败的必然发展趋势，而控制下交付作为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已经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反腐败实践中取得了佳绩，我国没有任何理由不适用之。此外，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对腐败犯罪可以适用控制下交付，当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就只能授予检察机关控制下交付权，只是从我国现行的反腐体制来看，授予检察机关控制下交付权是一种较为切合实际的做法，但是这仍然需要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来加以实现。在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实施控制下交付权立法确认之前，检察机关不得实施控制下交付，否则便是对现行法律的违背。
对于有些学者所提及的，虽然新刑事诉讼法没有对检察机关可以实施控制下交付进行明文授权，但是如果检察院根据案侦工作需要，可以委托或者商请公安机关实施的观点，笔者认为是不妥当的。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通过委托或者商请公安机关的路径实施控制下交付是一种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其实质是在规避法律规定，应该予以禁止。如果任由此种风气蔓延，法定程序将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形同虚设，公民合法权利将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所以，从正当程序的视角出发，如果检察机关确实有实施控制下交付的必要性，则应该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授予其控制下交付权的途径来实现，而不是采取暗渡陈仓的方式来实现，这是法治社会所不容许的。
6.着力解决控制下交付与有关法律之间的冲突
刑侦风险点及防控措施篇6
一、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监督内容
该制度评估考量的重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再次犯罪或者妨碍诉讼的危险性，如果对其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是否足以防止发生这种危险性。”[2]笔者认为，应当结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主观恶性、悔罪表现、证据的收集固定情况等，全面地审查羁押必要性。根据高检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和检察实践，笔者就审点，即变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逮捕措施的评价标准提出如下建议：
（一）可变更逮捕措施的情形。应当同时具备以下五个条件：第一，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第二，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第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案件事实、罪名无异议，有被害人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对案件事实、罪名无异议；第四，属于过失犯罪、故意伤害（轻伤）、因生活无着偶然实施盗窃等轻微刑事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犯罪不在此限；第五，双方达成刑事和解并履行完毕，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谅解的。
在同时具备上述条件的前提下，具有以下情形之一，可以变更逮捕措施：第一，具有自首、立功、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法定减轻、从轻情节；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患有严重疾病的、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盲聋哑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的；第三，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大。
（二）不变更逮捕措施的情形。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第一，共同犯罪中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案的；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前科、劣迹的；第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毁灭、伪造、隐匿证据可能的，或者供述不稳定，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有翻供可能的；第四，共同犯罪案件有串供可能的；第五，有其他犯罪事实尚未查清的。
（三）排除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情形。对于犯罪动机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性大、可能判处重刑的犯罪案件，可以当然地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大，不逮捕不足以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可排除羁押必要性审查。笔者认为，此类案件主要包括：第一，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第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案件；第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累犯的案件。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程序设计
（一）关于程序的启动。笔者认为有三种启动方式：
1.依职权启动。指检察院主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继续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第一，在案件移送审查以前，建立定期审查机制。鉴于侦查机关在批捕后有两个月的侦查羁押期限，可以规定在逮捕后一个月左右进行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比较适宜。[3]第二，在逮捕后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对于侦查机关不能侦查终结、需要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案件，侦查监督部门对是否有延长羁押期限的必要进行实质性审查。第三，在案件移送审查之后，公诉部门在审查案件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继续羁押的必要性一并进行审查。
2.依申请启动。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辩护人提出变更逮捕措施的申请，检察院据此进行审查。既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监管机关、侦查机关等提出申请后，相关部门向检察院移送的，也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辩护人直接向检察院提出申请的情形。
3.依建议启动。主要是指看守所等监管机关或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不继续羁押提出建议，检察院据此启动审查程序。
（二）关于审查的结果
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对于经过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继续羁押必要的，检察院可以通过向侦查机关、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检察建议书》不能只是简单地宣示审查结论，而应当阐明释透建议变更强制措施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对于经过审查，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据此，对于经过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继续羁押必要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书面说明理由。
三、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机制保障
（一）建立保障监督知情权的工作机制
1.建立检察院内部信息共享机制。第一，建立羁押必要性线索移送机制。检察机关的相关职能部门，应在工作中注意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必要性的线索，并以案件是否移送审查为界限，分别向侦查监督、公诉部门移送线索。第二，建立侦查监督、公诉、监所检察部门信息通报机制。监所检察部门每周向侦查监督部门通报刑事案件拘留、延长拘留期限、捕后变更强制措施等情况，向公诉部门通报捕后变更强制措施等情况；侦查监督、公诉部门应当向监所检察部门通报批准（决定）逮捕、立案监督、追捕、追诉、提起公诉等情况，使各职能部门全面、客观地掌握案件情况。第三，建立职务犯罪线索移送机制。对于发现国家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线索的，及时移送反贪、反渎部门查处。
2.建立检察院与侦查机关、法院信息共享机制。第一，建立健全检察院与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信息月通报机制。2010年5月，《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出台，第四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完善与人民检察院的信息通报制度，定期向人民检察院通报发案、立案、破案、撤案、刑事拘留、刑罚执行和监管情况，逐步实现刑事案件信息网络互联互通。”可以增加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内容，进一步完善通报机制，拓宽监督视角。第二，建立健全检察院与法院刑事案件逮捕信息通报制度，要求法院定期向检察院通报在审理公诉案件、刑事自诉案件过程中逮捕被告人的情况。
（二）强化相关诉讼监督的工作机制
1.强化对侦查机关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监督。在侦查机关以捕后两个月的侦查羁押期限不足侦查终结而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时，应当更加注重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因素，进行实质性审查，严格把好延长羁押期限的关口。
2.强化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监督。要进一步完善纠防超期羁押和久押不决工作机制，对羁押3年以上尚未结案的案件定期清理、定期报告，加强对超期羁押的预警和监督。
3.建立轻微刑事案件诉讼全程快速办理机制。近年来，全国检察院根据高检院的规定积极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对于减少捕后不必要的羁押具有积极意义。笔者认为，应当在侦查机关和法院也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以确保轻微刑事案件能够在诉讼全程真正得到快速办理。
（三）完善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机制
1.建立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对于经羁押必要性审查，认为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对是否可能引发、激化社会矛盾进行分析研判、论证评估。对可能发生办案风险的案件，要慎重作出决定。同时，要主动做好释法说理、心理疏导、教育稳控、协调联络等风险防范和矛盾化解工作，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作，预防和减少执法办案风险。
2.加强刑事和解。对于在审查批捕阶段尚未化解的轻微刑事案件，侦查监督、公诉部门应当加强刑事和解工作衔接。在案件移送审查后，由公诉部门继续开展刑事和解工作，最大限度地促进进入检察环节的轻微刑事案件达成和解，减少社会矛盾。
3.更加注重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要把为被害人追偿物质损失作为符合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捕后变更逮捕措施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引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主动地赔偿被害人的损失。
注释：
[1]黄太云，《刑事诉讼法修改释义》，《人民检察》2012年4月（下半月）。
[2]《新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第116页，童建明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4月第一版。
[3]郑东，《羁押必要性审查四项内容待细化》，《检察日报》2012年5月23日第10版。
参考文献：
[1]孙谦、童建明总主编，《新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4月第一版。
[2]孙谦、童建明总主编，《新刑事诉讼法与诉讼监督》，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4月第一版。
[3]孙谦、童建明总主编，《新刑事诉讼法适用疑难问题解答》，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4月第一版。
[4]黄太云，《刑事诉讼法修改释义》，《人民检察》2012年4月（下半月）。
刑侦风险点及防控措施篇7
论文关键词指定居所实用性双规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不仅仅是一种条文的变更，更是对几方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义务重新划分确定的过程，随着条文的更改，在侦查阶段侦查、辩护以及犯罪嫌疑人三方的权利义务重新划分，每一方都要重新认知自己的地位，各方也会根据新的刑事诉讼法产生新的博弈。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将监视居住作为强制措施修改的重中之重，基本上是重塑了监视居住制度。下面从职务犯罪侦查角度来谈谈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监视居住制度的适用问题。
一、监视居住的条件
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与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相同，将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做同质化处理，两者之间是一种平行关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符合逮捕条件作为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前置条件，相当于将监视居住措施作为逮捕措施的一种后备措施，在犯罪嫌疑人符合逮捕条件而因特殊原因不适合逮捕的时候，保证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同时也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另外一方面，犯罪嫌疑人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又无法提出保证人，也无法交纳保证金的，也可以监视居住，这相当于监视居住也成为了取保候审的兜底措施。由此可见，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监视居住主要是作为一种与取保候审相平行的措施，在相同的条件下，可选择监视居住，也可选择取保候审；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监视居住在常态下成为了逮捕的兜底措施，在特殊情况下成为了取保候审的兜底措施，监视居住成为了真正的兜底强制措施。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两类情况可以适用监视居住。第一类情况是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是无法提供保证人和保证金的。这四类情形主要都是考虑到犯罪嫌疑人的实际困难，也考虑到社会和谐稳定的实际需要而设置。第二类情况是有利于侦查机关的情况：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合理的；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
站在侦查人员的角度，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要最深入地认识到自己在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中所处的地位，要最大程度地理解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关键在于理解好第二类情形，即因为有利于侦查机关而采取监视居住的情况。
（一）监视居住与逮捕的比较
在符合逮捕的条件下，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合理的，可以监视居住。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侦查机关会认为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和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更为合理呢？采取监视居住更为合理，显然是跟采取逮捕措施相比较。也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和办理案件的需要，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会比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更为合理，更有利于案件的办理？显然，监视居住与逮捕各有优劣。
监视居住与逮捕相比，有以下几个优势：一是监视居住能减小办案的时间成本和空间成本。看守所往往位于偏远郊区，侦查人员提讯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和空间成本相对较高；监视居住虽然规定应当在犯罪嫌疑人的住处执行，但是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二是监视居住能够将律师会见纳入侦查人员的掌控之中。鉴于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除法定的三类案件外，律师会见都不再需要侦查机关的许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律师会见脱离了侦查机关的管控，这势必对侦查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而监视居住则能将此纳入掌控；三是监视居住使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无缝对接，能够提供条件支持高频度的审讯和质证工作，有利于提高案件的侦查效率；四是监视居住的期限比逮捕的限制宽松，可以达到6个月；五是监视居住中，侦查人员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掌控比逮捕更强，能够有效杜绝犯罪嫌疑人在强制措施期间脱离侦查人员管控的情况下，各方面信息走漏的问题。
因此综合来看，监视居住相对于逮捕，其优势主要在于侦查机关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接触犯罪嫌疑人，在需要在短时间内集中审讯犯罪嫌疑人和频繁质证的案件中，尤其是涉案人员众多、涉案证据众多、案情复杂的案件，采用监视居住比逮捕更为优越。陈卫东教授指出，贿赂犯罪，它的犯罪分子往往具有位高权重、社会关系复杂，反侦查能力和获取反侦查信息的能力非常强等特点，为了更好地打击这种犯罪，实行这样的限制对反腐败是必要的，与人民群众严惩腐败的要求也是吻合的。
（二）羁押期限届满之后的监视居住
羁押期限届满之后，强制措施可以变更为监视居住，也可以变更为取保候审。既然是侦查羁押期限届满的犯罪嫌疑人，那么显然案件相对来说是较为复杂的。但是如果在两次或者三次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之后，案件仍然无法侦查终结，那么继续近距离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意义已经不是很大。监视居住在这里实际上只是一种无奈的替代措施。
二、刑诉法修改后监视居住制度的实用性
监视居住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比修改之前条文完善了很多，但仍然留下了很多问题，主要问题就是可操作性仍然有待提高。
（一）监视居住的保障措施需要优化
监视居住的几个条件，包括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的；符合上述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在被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之后，若违反了监视居住期间应当遵守的六条规定，需要执行逮捕，那么逮捕之后，现实存在的婴儿无人哺乳、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无人扶养等问题仍然存在，这些现实困难不加以解决，逮捕犯罪嫌疑人显然并不现实，也会造成社会隐患。另外，对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在进看守所之前，都要进行体检，对于生活不能自理的犯罪嫌疑人，看守所也很难收纳。显然，上述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违反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并无有力的措施予以纠正和惩戒。
（二）监视居住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制约性小
取保候审有保证金或者保证人对犯罪嫌疑人加以制约，监视居住在此方面无任何制约，相对来说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制约力比较弱，犯罪嫌疑人脱离掌控的现实成本低，心理负担小，这就将犯罪嫌疑人脱逃的责任和风险转嫁给了执行机关和侦查机关。
（三）监视居住协调难度大，在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中性价比不高
监视居住分为犯罪嫌疑人住所的监视居住和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犯罪嫌疑人住所的监视居住虽然能一定程度上限制职务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但因犯罪嫌疑人与家人共住，不可能做到无死角监控，其家人完全可以协助实施串供、毁证等行为，因此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意义不大。犯罪嫌疑人无固定住所的，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较为少见，无讨论价值。对于职务犯罪较有意义的是特别重大的贿赂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利于密集集中办案力量查清案件事实。然而特别重大贿赂案件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首先要符合逮捕条件，其次要求报上一级检察机关批准，同时监视居住本身又需要公安机关配合，并且在办案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综合来看性价比不高。
（四）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不得在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的规定，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法律做出该条规定的本意是好的，因为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职权机关采用监视居住，即规避监视居住的法律规定使之变成羁押措施的情况，时有发生。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安全，也为了保证犯罪嫌疑人不逃跑，必然要对居所进行安全化改造。包括安排人手监控监视居住的居所，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对居所内部采取软包化装修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杀自残；为了防止各种影响案件办理的因素，对居所与周围环境进行隔绝化处理；派人照料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等等。其实法律虽然规定了指定居所不能是专门的办案场所，但是一旦对指定居所进行了上述安全化改造，那么该指定居所其实从实质上来看已经与专门的办案场所没有了太大区别。因此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该条文的规定与其说是为了从实质上规避监视居住成为变相羁押，不如说是为了从形式上让监视居住看起来能够规避变相羁押。而且专门的办案场所如何界定，其主动权依然掌握在侦查机关手里。新刑事诉讼法对于何为专门的办案场所没有规定，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也只是将看守所、拘留所、监狱、留置室以及检察机关的办公区域排除在了指定的居所之外，这种列举式的立法挂一漏万，给侦查机关留下了较大的可操作空间。
三、指定监视居住与“双规”之间引发的争议
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对于监视居住的场所没有特别的规定，只是提到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可见，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对于监视居住场所的规定区别在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三类重大案件的指定居所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认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质是“双规”的合法化和扩大化，不受看守所条例的限制，将存在失控的隐患。该种说法有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妖魔化的嫌疑，实际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比纪委的双规要严格得多。
一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要比“双规”严格得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仅要求符合逮捕条件，而且要求符合三类重大案件的标准，而纪委的“双规”措施，很多时候被双规人是达不到逮捕条件的。两者的区别在于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是一种立案后的刑事强制措施，是刑事追诉的一个环节，是侦查机关在掌握了犯罪的证据之后为了保障侦查而使用；而纪委的“双规”措施本身就是一种对案件进行分流的措施，部分双规案件达不到犯罪标准作违纪处理，部分双规案件在达到了犯罪标准的情况下才会转入刑事程序，因此采取“双规”措施的条件要比指定监视居住低得多。
二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协调工作要比“双规”难度更高。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为例，要对特别重大的贿赂案件犯罪嫌疑人采取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首先要报上一级检察机关批准同意，其次要与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协调，而在实际工作中，另外还需要与提供监视居住场所以及后勤保障的部门协调，人、财、地、吃、住、行一样都不能少，这些协调工作的难度比纸面上看起来要大得多。
三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司法成本比“双规”要高得多。由于“双规”是一种党内措施，因此没有法律对于“双规”地点加以规制，而且“双规”制度存在多年，场所、人员、安全保障、后勤保障等都已经相当成熟，并且纪委部门可以将特定的场所改造成“双规”的专用场所。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对于检察机关来说也是一种新事物，场地、人员、安全保障、后勤保障等都需要重新投入人力物力加以建设，而且根据法律规定，指定的居所还是一次性用品，即使建设场地专门用于指定监视居住之用，一方面维护成本将会相当高昂，另一方面难免会被质疑为是检察机关的办案场所。
四是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无法左右“双规”的存废。“双规”制度作为一项党内制度，其存在与否不以刑事诉讼法的变更为转移，即使许多学者的初衷是寄希望于能够籍监视居住制度的修改将“双规”制度合法化，也只能是学者的美好愿望。
因此，重塑后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是“双规”措施的合法化，更不可能取代“双规”措施，鉴于其严格的适用条件，也不存在失控的风险。
四、结论
刑侦风险点及防控措施篇8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治安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在信息时代，便利的交通和信息的快速传递，智能型犯罪、利用科技手段犯罪率的上升，使刑侦基础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加强刑侦基础工作建设是提高发现、控制和打击犯罪能力的重要措施，是增强刑侦工作后劲的一条根本出路和一项战略任务。
一、刑侦基础工作现状及存在问题
刑侦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对侦查工作所需的相关社情资料、刑事犯罪资料的收集、登录，对刑嫌调控人员活动情况的掌握和控防，对特情耳目的物建，以及其他与刑事工作相关的信息情报的收集、计算机处理等等。刑侦基础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刑侦队伍的战斗力，提升刑侦效能，提高破案能力，为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服务。但在实践中，由于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导致刑侦基础工作作用不佳，效能不强，普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基础信息失灵。刑侦基础工作扎实与否的首要环节是看侦查工作所需的相关社情资料及与刑事犯罪关联的信息发现与掌握的情况如何。维护稳定、打击和防范犯罪都需要及时准确的信息支持，能否全面准确及时地获取各类情报信息，直接决定了工作决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信息掌握不及时、不全面或不够准确将直接影响现代信息警务的战斗力和威慑力，降低刑侦工作实效。信息的失灵指的就是对信息掌握得不及时、不准确或不够全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1.信息的源头管理失控。情报信息的采集源头主要集中在基层派出所，理论上讲接触面最广泛，但在公安工作中，由于分工不同，还不能完全代表整个公安工作，仍有大量的情报信息搜集不到。同时，派出所在搜集情报信息时也不能做到面向整个社会，大量的信息是为了考核而突击搜集的，质量不高。一是搜集的信息本身没有多大的价值，为了应付考核、检查而突击搜集。二是搜集过程不规范造成信息质量不高。比如指纹信息，目前基层公安机关刑侦部门现场指纹采集率很低，而这些取得的指纹中，能发挥作用的又是廖廖无几。三是缺少深层次信息。大量信息只是面上的、群众掌握的信息，对一些专业性、针对性强、利用率高、层次较深的信息不掌握，不了解，无法做到“一动便知，未动先知”。
2.情报信息系统管理混乱。目前公安机关开通并已经投入使用的情报信息系统很多，这些系统和信息库的建立耗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但这些系统在建立时采用的格式不统一，造成模式不匹配，各个数据库之间相对独立，系统之间不交叉、不碰撞，想要把这些信息系统之间的数据进行交叉、链接很难完成。同时，由于这些系统是由公安机关不同的部门分兵把守，部门之间业务不同，工作要求不同，所考虑的角度不同，各求所需，互不通气，各司其职，造成系统无法共享。
3.情报信息研判滞后。一般地讲，刑侦部门获得的情报信息都是零碎分散的，彼此之间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关联，必须通过一定的技术处理才能从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这就要求有目的地将从不同途径获得的情报信息进行比对、碰撞、研究。然而，基层公安机关在情报信息的处理上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一方面在侦察破案、维护社会稳定、领导决策等方面急需大量的情报信息，另一方面，大量已获取的情报信息在网上闲置，无人研判分析。这几年尽管刑侦部门一直强调刑事案件的研判，但多数基层公安机关并没有安排专业人员从事这项工作，许多所谓的研判信息只是由个别人按领导的意图在做一些文字游戏而已。
4.信息利用率不高。一是现成的信息不去查找。在刑事侦察中，除指纹比对外，大量的工作仍靠人工操作，很少利用高科技来完成。二是忽视小案资料，注重大、要案资料。这些小案件很可能是一些大案、要案的引子，如果能从中发现规律，获取线索，说不定能挖出重大案件的嫌疑人。但在基层公安工作中，一些技术、侦察人员把眼光落在大、要案件上，忽视了一些小案件的信息。三是对情报信息的反馈不重视。基层公安机关注重现行案件的侦破，忽视案件的预防，对刑侦部门的预警性信息没有落实专门人员进行防范，对情报部门反馈的信息没有专人落实、督查，信息的利用与采集失衡。
（二）重要阵地失控。目前公安机关对场所特业特别是容易滋生违法犯罪行为和被违法犯罪分子利用的旅馆、废旧、维修等行业的管控措施严重乏力，绝大部分信息只是依赖于基层派出所收集掌握的情况，有的也还只限于台帐式的表面管理，或者处于失控状态。这些都间接地影响了刑侦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重点对象失管。重点人口、监管对象、外口中“高危人群”一直是列为公安机关重点管理的对象，但是从暂口管理来看，目前派出所对辖区内暂住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特别是对外口中“高危人群”的管理控制大多还在做表面文章，相关资料不齐全，漏洞极多，特别是动态性的资料基本为空白，根本无法为刑侦工作提供服务。
（四）防范措施失当。为了控制案件的高发，在不断加强打击力度的同时，刑侦部门也动了对社会治安进行防控的念头，但“重打击、轻防范”的思想仍然存在。这些问题都直接导致了防范措施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导致刑侦效能较差。
二、原因分析
通过对现状的分析，可发现导致刑侦基础工作弱化的原因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内因，即民警自身的因素造成的原因，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思想认识偏差。刑侦基础工作弱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刑侦基础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够深刻，存在一定的偏差。由于基础工作是慢工细活，工作量大，周期长，一时看不出明显成绩，往往说起来重要，抓起来次要；一般要求多，具体研究少；检查多，指导少；批评指责多，思路对策少。如：总是把刑侦基础工作重要性反映在口号上，对基础设施的经济投入不力，要求基层民警侦查破案先于基础工作的开展，很少安排基层民警脱产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如微机操作、刑事犯罪数据处理等。这些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将直接导致组织领导的乏力；刑侦民警普遍存在就案办案的思想，认为基础工作是刑事技术部门和派出所的事。平时对刑侦工作所需的相关社情动态不了解，不掌握，对刑嫌调控人员的活动情况不清楚，物建特情耳目只重数量不求质量，办案时思路不宽，信息不灵，线索难摸，目标难找，依赖技术部门和派出所提供线索的倾向十分普遍，以致于常常为了等线索而贻误战机；再加上对刑侦中队的领导往往通过分局的分类指导和支队的业务指导两条线来实现的，这种模式最大的弊端就在于缺乏统一性和连续性，造成刑侦中队工作的紊乱，并最终导致刑侦基层基础工作被削弱。同时，“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注重领导交办任务”的现状使刑侦中队承担的任务加重，除了大量的基础工作，过于频繁的专项斗争、专项行动对刑侦中队的正常工作也造成很大冲击，影响了开展基层基础工作所必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多头绪的工作，不特定的任务，使基层刑警疲于应付，既造成了工作强度上升，工作质量下降，又使刑侦中队缺乏工作主动权，很难根据刑侦工作的需要集中精力抓好基层基础工作。
（二）工作理念滞后。社会治安的新形势要求刑侦基层基础工作必须向信息化、动态化的方向转变。但在实践中，信息就是基础的理念至今还未得到全面树立，还有相当一部分民警包括领导干部，仍然将基层基础工作理解为呆板僵化的“表簿册”，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死记硬背上，没有真正确立“以人为本，依托科技，抓小放大，控制重点”的工作思路，这样直接导致了基层基础工作单一性、封闭性和滞后性问题的进一步突出，大量宝贵的基层基础工作成果被分散在各个单位和民警个人手上，成为无数个“信息”孤岛，无法共享使用，无法实现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作用。
（三）个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基层民警由于查
案任务繁重，没有时间“充电”，文盲少科盲多。一方面没有时间去开展基础工作，一方面又不会运用科技手段去完成基础工作。局限于传统的工作方法，把收集来的情报信息记在脑子里，写在本子上，不能进行综合处理。二是外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警务保障乏力。警务保障是做好基层基础工作的前提，但这项工作又是我们的薄弱环节。从客观上讲，警力和经费不足，基础建设滞后，侦查工作任务繁重等，也是导致刑侦基础工作滞后的重要因素。作为刑事执法部门，既要抓破案、搞打击，又要抓队伍建设，还要考虑经济来源以维护日常的办案工作，十分艰辛，这种状况在责任区刑警队尤其突出。由于经费不足，导致基础工作薄弱，技术设备陈旧，专业技术人员紧缺。刑事特情工作由于经费的困扰，难以有效开展，阵地控制和刑嫌调控工作开展不够深入，对社会面的控制还很不到位。
（二）激励手段不足。队伍管理的最终目的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民警的主观能动性、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既包括惩戒措施的约束，也应该包括激励手段的拉动。然而目前在民警队伍管理上“重约束轻疏导，重处分轻奖励”的现象不同程度的存在，致使民警在开展工作时容易患得患失，放不开手脚，在客观上抑制了民警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基层民警长期在高强度、超负荷的状态下工作，应注重激励手段的运用，而目前对从事基层基础工作民警的奖惩明显失衡，部分刑侦民警不安心于刑侦基础工作，消极应付、疲劳厌战情绪较为突出。在对刑侦民警的思想动态测评中，愿意继续刑侦基层工作的民警数量十分有限，有相当部分的基层民警表示工作非常吃亏，工作成绩难以得到肯定和承认，感到心理上不平衡。在这样的心态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潮在刑侦基层民警中开始出现并已有逐渐蔓延的趋势，存在着一种“能少干的尽量少干，能不干的尽量不干，必须要干的，应付着干”的倾向。
（三）群众支持不利。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由社会型向本位型的转变，有的群众两耳不闻窗外事，相当一部分群众明哲保身，怕惹是非，不愿向民警提供社情动态和破案线索，严重阻碍了刑侦基础工作的开展。另外，对知情不报，绝不作证和谎报警情、险情，提供假情报、假线索等行为难以追究责任的惩罚措施。
（四）沟通协作不到位。对内，刑侦系统没有与其他警种和派出所有经常的良好的横向沟通和协作，导致“大治安、大刑侦”格局成为“空架”。对外，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职能部门的工作联系不紧，协调配合不够，刑事执法活动中存在突出问题
三、应对措施
削弱了基层，离开了基础，刑侦工作就失去了依托，失去了主动权，就无法实现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的总目标。部长就明确指出：基层基础工作不扎实、不牢固，公安工作就难有大的作为、好的作为。为此只有用战略的眼光，从战略的高度，突出基层基础工作的战略位置，逐步建立起稳固的专群结合治安防控体系，公安工作才能生机勃勃、后劲十足。
（一）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刑侦基础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一，加强刑侦基础工作是全面提高公安机关驾驭社会治安能力的需要。刑侦基础工作是整个刑侦工作的根基，直接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基础工作如果没有抓好，刑侦工作就无法展开，直接影响到公安机关驾驭社会治安的能力。案件破了，只有通过倒查案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才能防止今后再次发生，驾驭社会治安的能力才会得到提高。第二，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是切实扭转当前严峻社会治安形势的需要。当前，在严打高压态势下刑事犯罪仍然突出，这跟基层基础工作薄弱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我们的基层基础工作扎实，刑事发案还有相当大的挤压空间，完全可以把案件降到一定的程度。第三，加强刑侦基础工作是打牢公安工作根基的需要。“群众看治安、根本看发案”，看一个地区治安是否平稳，首先看这里的发案情况，其次才看发了案能否破。如果缺乏防患于未然的思想，缺乏做扎实基础工作的意识，案件频发，群众屡受侵害，即使能破案，群众也是不满意的。只有把基层基础工作抓好，把案件控制住，群众才会满意。第四，加强刑侦基础工作是确立现代公安理念，增强刑侦工作发展后劲的需要。现代公安的理念是发展公安科技，经营信息效益，整合社会资源，全面提升安全质量，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新型的警务运行机制。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就根本无法实现这一工作目标。只有通过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才能增强公安工作的发展后劲，才能挖掘刑侦工作的发展潜力，才能使整个刑侦工作正常有序的发展。
（二）要从重点和难点问/！/题入手，全面提升刑侦基础工作水平。当前，制约刑侦基础工作发展的瓶颈很多，有思想观念、工作理念、运行机制、管理体制等方面的问题。一要建立高度灵敏的信息网络。作为信息时代警务模式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由传统意义上警力和物资的拥有量，转为信息的拥有量，并最终取决于公安机关控制信息权和信息战的能力。实践证明，高度灵敏的情报信息已成为刑侦部门克敌制胜、快速反应的前提和法宝，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刑侦工作就会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要及早发现和预测治安态势、刑侦动态，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要紧紧围绕社会治安的“热点”、“难点”问题，把一切与打击、管理、防范、服务有关的信息进行研判，同时通过物建特情、耳目等手段，最大限度地获取内幕性、预警性的情报信息，从而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二要确立与时俱进的管理理念。理念是指人们对某一事物的思想认识、心理状态和价值取向。在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了基层基础工作理念新的内涵，即充分运用现代高科技的手段，利用计算机网络来加强日常管理。工作中要突出重点。首先要做好人口管理，确切落实入户访查制度。其次，要切实加强责任区刑警队建设，把打击犯罪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各个层面。坚持高起点、高标准、严要求，使责任区刑警队能达到“反应快速、信息灵敏、破案能力强、办案质量好”的目标，进一步巩固提高现有责任区刑警队的建设水平。第三，要抓好物品管理。主要是指犯罪相关的手机、机动车、废旧物品，以及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危险物品。对这些物品管理也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通过国际互联网实行信息化管理，把有限的警力从无谓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如：对无牌无证机动车管理，要积极与工商等部门配合，促使维修业主在修理无牌无证机动车时，查验身份和登记车辆基本情况，并通过国际互联网上的公安网站，由业主自行输入信息，公安机关进行定期查验比对，及时发现可疑线索。三要构筑纵横交织的防控体系。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深化刑侦基础工作，增强刑侦部门驾驭动态治安能力的有效途径，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加
强。一方面要向全社会推广住宅小区封闭式管理模式。住宅小区封闭式管理是控制室内盗窃案件的有效手段，是压缩犯罪时间与空间的重要举措。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做到创建一批，巩固一批，完善一批，通过不断扩大覆盖面，以达到积小平安为大平安为目的。要与治安和社会共建，加强群防群治队伍建设，提高防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要全力开展社会治安巡防工作。安全小区建设加强后，犯罪分子作案地点必将从原来的室内转向室外，我们可将“便衣队”列为长效机制，加强对街面路面的巡防，不等不靠，不断提高驾驭社会治安的能力，并以发案数和抓现行数作为主要考核标准，以此来调动“便衣队员”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三）要从队伍建设入手，为刑侦基础工作创造良好环境。
1.完善绩效考核办法，建立正确的工作导向。对基层基础工作的考核要注重结果，减少过程和形式，注重平时，减少年终考核。在考核内容和标准上，进一步合理化设置，以发挥考核的导向作用。在考核方法上，力争实现“三个转变”，即由集中考核向平时积累考核的转变，由公安机关关门考核向“开门评警”群众测评的转变，由“看台帐、听汇报”考核向实地检查、责任倒查考核的转变。在考核结果承兑上，要按照“及时、显效”、“激励和处罚并举、激励略强于处罚”的原则来设置和执行，以形成一种向上的牵引力。
2.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全面加强队伍建设。要切实加强刑侦基层组织队伍建设，关键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处理好堵与疏的关系。要认真深入研究派出所队伍思想状况，针对基层民警的思想实际，改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变灌输式为引导式，变批评式为帮助式，变单向式为互动式，加强与民警的思想交流和沟通，积极引导民警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二是处理好严格管理与热忱关爱的关系。既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从严治警”方针，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的指导思想，真正形成关口前移、重心下放、教育在前、处理在后的队伍管理机制，又要从工作、生活和政策上关心和爱护基层民警。从工作上爱护，要有效保障民警在执行公务中的快速反应和人身安全，严厉打击侵害民警合法权益的行为，为民警撑腰壮胆。从生活上体恤，要切实关注民警工作环境、生活状态，认真推行和落实民警休假、定期体检、弹性工作等制度，做到科学用警。三是处理好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要坚持警力向一线倾斜的原则，进一步精简机关、充实基层，切实缓解任务繁重和警务不足之间的矛盾。
（四）要提升民警个人素质。刑侦基础工作的主体是基层刑侦民警，因此要不断提高刑警的综合素质，切实增强他们的责任意识，并从职责所在的事情做起。
1.要切实提高政治识别力和对敌斗争的能力。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是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的首要职责。基层民警长期战斗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要不断增强政权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就要练就“火眼金睛”，提高政治识别能力，在日常工作中，要始终把防范和打击刑事犯罪作为重点，密切注视和及时掌握他们的一举一动，力争把刑事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牢牢掌握对敌斗争的主动权，绝不允许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人员形成组织，绝不允许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活动形成气候。
2.要切实提高刑警对情报信息的获取能力。实践证明，情报信息工作是做好各项公安工作特别是维护稳定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刑侦基层民警要强化“情报信息主导警务”的理念，切实解决“进不去、靠不上、爬不高、钻不进、神不知、鬼不觉”的问题。一方面要发挥传统情报信息工作的优势，密切与相关部门的联系，主动搜集和研判各类苗头性和预警性信息，为防范、化解和处置工作提供可靠的情报；另一方面要运用现代网络监控和技术侦察手段，全面掌握网上敏感信息，严厉打击、严密防范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利用互联网进行的渗透破坏和网上其他犯罪活动。
3.要努力提高刑侦民警对社会面的控制能力。刑侦部门作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主力军，要通过建强基层，夯实基础，切实增强社会面的控制能力。
刑侦风险点及防控措施篇9
关键词：刑事辩护；侦查；律师介入
新刑事诉讼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原则写进刑诉法典，体现了人权保障原则不仅仅是刑事诉讼法的重要任务，更是刑事诉讼法的重要指导原则。新刑事辩护制度，不仅提前了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而且扩大了律师的辩护权，使律师参与到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增强了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加强了对侦查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给检察自侦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本文就新刑事辩护制度给自侦工作带来的挑战及应对进行探讨。
一、新刑事诉讼法刑事辩护制度变化
1、律师参与诉讼的权利范围扩大。新刑事诉讼法将律师参与诉讼的权利范围修改为：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的罪名和案件的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这表明律师在侦查期间除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回答有关法律问题外，还包括申诉控告，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无需经犯罪嫌疑人委托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案件性质等有关情况，并对案件事实和证据以及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等方面提出意见。
2、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新刑事诉讼法将之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律师为辩护人。侦查机关应当在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这意味着律师可以第一时间介入刑事诉讼行使辩护权，改变了以往律师在侦查阶段只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做法，赋予犯罪嫌疑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享有辩护权。
二、新刑事辩护制度对自侦工作的挑战
（一）增加了案件侦破的难度
从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的条文可以看出，立法机关已经明确不需经侦查机关批准，律师可以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这一修改反映了我国立法的巨大进步。目前，自侦案件侦查主要是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攻心策略，从而获取其他证据，这种现状的维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犯罪嫌疑人难以得到律师以及相关信息提供的支持。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辩护律师介入侦查时间提前，将打破这种格局。侦查人员原有不在外界介入的情况下办案的习惯将被公开、不受监听、自由交流、案件信息外流等所代替，自侦侦查权力的神秘色彩被淡化、侦查信息的掌控难度增大，侦查行为的“保密”期限大大缩短。侦破案件的难度、侦查成本大大增加。
（二）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按照新刑诉法的规定，辩护律师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诉讼提前到侦查阶段，赋予辩护律师在大部分案件中凭“三证”即可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可以与侦查部门同步，并且侦查部门取证的主要对象也可能是律师所要取证的对象，这就可能形成证实犯罪与否定犯罪、罪轻与罪重证言两种抗辩行为在侦查阶段已经并存的局面。在案件侦查中，一些犯罪嫌疑人或证人由于不了解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对哪些人采取了哪些措施，获取了哪些证据，因而不敢轻易翻供翻证。辩护律师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侦查后，羁押所形成的信息不对称被打破，犯罪嫌疑人在被羁押期间的心理预期由于律师会见不被监听而得到极大的提高。少数素质不高的辩护律师可能利用知悉案件的全部证据及证据的薄弱环节，对犯罪嫌疑人、证人稍加“点拨”，犯罪嫌疑人及主要证人就有可能翻供翻证。
（三）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受影响
由于辩护人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受委托律师的特殊性，律师取证的目的、方向和角度也即出发点和归宿，取决于为当事人服务。言词证据在查办贿赂犯罪案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辩护律师在证明对象及证据内容等方面与侦查部门的调查取证发生冲突，证人可能会受到控、辩双方等多重因素压力，出现证言反复或虚假证言情况甚至翻证的现象，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将受到质疑，最终可能影响案件定性，甚至使真正犯罪的人逃脱法网。
三、自侦工作对刑事辩护制度修改的应对
（一）坚持实体主义与程序主义并重，强化程序意识
作为案件的查办者，自侦部门对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努力一直没停止过。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从外部环境看，“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程序正义”是司法公正的重要标志，正义应该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从内部环境看，长期不规范高风险的办案现状，既不利于人权保障，对侦查人员的政治前途也有潜在影响。特别是问责制的实施，侦察人员要在办案规模、办案成效与办案风险、责任侦查中取得平衡，更需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理念，从执法规范化入手，以制度来确保执法严格实施：一是抓已有法律、法规、政策和制度的严格执行；二是抓涵盖所有自侦工作领域的行为规范、制度的建立、完善。
（二）贯彻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转变执法观念
面对新刑事诉讼法刑事辩护制度的修改，只侧重强调打击犯罪的侦查目的逐渐满足不了社会利益多元化的需要。新刑事诉讼法把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种基本职能进行调整和优化组合，解决了长期以来侦查阶段律师辩护缺位的问题，把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从审查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使我国刑事诉讼结构全面实现了控诉职能、辩护职能、审判职能的优化组合，达到刑事诉讼结构的基本要求。只有维持控、辩、审力量的适度平衡，保障律师在侦查中的辩护权利，才能实现侦查的法制化。
（三）坚持信息主导与细化初查并行，调整侦查方法
1、信息主导侦查。信息在侦查工作中处于基础性、战术性和战略性的地位。自侦部门通过建立信息情报专门机构，建立多维度的信息平台，加强信息情报的管理和运用来获取、传递、分析、处理和再生各类涉案信息情报，进而决定侦查的启动和决策。
2、细化初查工作。（1）更新初查思维。以系统性、整体性替代单一性、随意性的初查行为和方法。（2）调整初查方法。有效运用查询、询问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的功能得以最大、最优的利用；要查清案件涉及的人和事的关键性细节，以减少证据变化的可能性。在条件不成熟时，加强动态监视、放长经营。慎重使用风险决策，降低案件风险。（3）完善初查机制。既要重视调查成案率高的线索，又要加强相关线索储备，做好线索补强或者替代的准备。
（四）坚持理论指导与高效侦查并轨，优化人才资源
一是坚持理论指导。研究侦查理念、审讯技巧、突破攻守同盟、翻供、翻证策略、追逃方法等在办案工作中的有效运用。
二是努力构建“大侦查”格局。将现行的单兵、小组为单位的办案模式，转化为复合型的、集团性质的办案组合，提高反贪部门调查取证、突破案件的能力，以适应新执法环境下自侦案件查处的新要求。
（五）建立证据双向开示制度，实现控、辩诉讼结构的平衡
刑侦风险点及防控措施篇10
关键词：非羁押；职务犯罪
中图分类号：D924.3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9-85-03
一、非羁押措施的概念及种类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可以分为羁押性和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两类。所谓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是司法机关以刑事诉讼法为依据，运用国家强制力，迫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程度上丧失行动自由权，不能完全按照个人的意志进行自由活动，使得原来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受到一定限制的特定强制方法，有学者称之为“羁押替代性措施”。[1]较之于羁押性强制措施，其特点在于强制力度较弱，但突出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思想，是刑事诉讼追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双重价值目标的有机结合。我国刑诉法规定了三种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即拘传、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
二、新形势下加强非羁押状态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重要意义
在新形势下加强非羁押状态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研究与运用，既是现代民主社会对刑事侦查中人权保护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案件质量、提升执法效果和节约司法成本的必然选择。
（一）有利于人权保障
保障人权是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最高价值目标，其中对审前羁押的限制措施即为了使该项权利能得实现的保障之一。[2]英美法系国家普遍认为，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犯罪嫌疑人即使已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但并未经过法院的判决，其仍然是无罪之身，不应被剥夺其人身自由。因此，犯罪嫌疑人未被法庭判决前，以采取非羁押措施为常态，羁押措施为补充。在大陆法系国家，除了意大利，对职务犯罪嫌疑采取非羁押措施也成为常态。我国的司法实践也证明，在非羁押状态下的职务犯罪侦查，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能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其所聘请的律师在咨询、会见及提供法律帮助上是全方位的。同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比较小，只要履行相应的法定义务，遵守法律规定，基本上不受限制，没有羁押场所生活上的断层及国家机器强势的压抑，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权和安全保障权等能得到充分保障。
（二）有利于提高案件质量
职务犯罪案件，特别是贿赂案件，因为行贿人和受贿人往往“一对一”，对侦查机关来说，如果出现翻供，会给办案造成很大困难。长期的司法实践证明，不恰当地实施羁押性侦查强制措施，会强化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对抗心理，在这样的状态下，即使犯罪嫌疑人交代了涉嫌犯罪的事实，也心有不甘，有机会还要翻供。有的犯罪嫌疑人则故意“放水”，提供假口供，混淆视听，误导侦查方向。上述情况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办案质量，甚至会造成错案。反之，如果在犯罪嫌疑人作出供述取得主要证据后，适时采取非羁押措施，可使犯罪嫌疑人由被动对抗转化为自觉配合，在此状态下获取的言词证据等将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且稳定性较强，有利于案件质量的提高。
（三）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
司法成本是司法机关在具体案件的诉讼过程中所消耗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要素的总和。[3]非羁押状态下开展职务犯罪侦查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可以提高办案效率，节约检察机关的人力、物力等司法成本。在非羁押状态下，如果用好侦查方法，犯罪嫌疑人会主动配合案件查处，侦查工作将较少出现停滞、反复等情况，案件查办的进程将加快，可较少消耗司法资源，减少司法成本。二是采取非羁押措施，可以减少羁押成本。三是适用非羁押措施，将减少刑事诉讼中发生错案所带来的国家赔偿等情况的发生，从而节约诉讼成本。
三、如何开展非羁押状态下的职务犯罪侦查
在非羁押状态下开展职务犯罪侦查，必须准确把握适用非羁押措施的条件，全面做好前期调查、后期证据固定及对羁押人的适度控制等工作，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实现理想的办案效果。
（一）加强立案前的调查工作
修改后的刑诉法，对查办职务犯罪的法定时限要求将更紧，对强制措施的使用要求将更严，必须将办案工作重心前移，积极开展精细化的前期调查，获取关键证据，这是开展非羁押侦查的前提和基础。要针对不同案件，分别采取不同方式，强化调查的深度和广度，增强调查的实效。对贿赂犯罪，要通过前期调查，基本掌握涉案人的主体身份、职权范围、本人及家庭成员的财产状况及在一段时期内的大额现金往来和涉嫌犯罪的主要事实等情况。鉴于贿赂犯罪“一对一”的特殊性，要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关键犯罪事实，必须从行贿人的身上打开缺口。检察机关可采取各类合法有效的侦查技术措施，对行贿人进行长期的追踪调查，掌握在一段时期内与其业务有关系的人员往来情况，重点对举报反映的涉嫌受贿人与行贿人之间的交往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力求发现关键证据。同时，针对行贿人一般是企业经营者，在目前市场监管不是很到位而可能存在违规运营的情况，可以加强与公安、工商、税务等行政执法部门的配合，掌握其涉嫌违规经营的事实，以此作为要求其配合检察机关调查而获得行政执法部门从宽处理的“筹码”。对贪污、挪用类的职务犯罪案件，要掌握被查单位的业务信息、相关的会计账目、犯罪嫌疑人家庭财产状况及对外经济往来等情况；对渎职侵权类的职务犯罪案件，则要掌握其职责范围、渎职侵权犯罪的事实、原因等情况。总之，要通过全面的前期调查，尽可能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基本犯罪事实并取得关键证据，为非羁押强制措施的正确选择和准确适用奠定坚实基础。
（二）加强拘传（传唤）后的首次讯问
通常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刚被传唤或拘传后，不知道检察机关掌握其多少犯罪事实，如能打乱其心理防线，相对易于突破。因此，侦查人员要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首次讯问的作用，结合立案前调查获取的信息，促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并获取其他证据。
一要合理调配讯问力量
讯问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和社会阅历，具有丰富审讯经验，有压倒对手的气质，并能熟练运用测谎仪、心理生理分析仪等现代科技装备。每个审讯组要合理分工，充分发挥每个成员的作用，形成审讯合力。
二要营造良好的审讯氛围
首先，要选择好传唤时间。如在犯罪嫌疑人刚到家、正在开会或周末准备休假等时机传唤，可显示检察机关办案态度，并使其心理上产生强烈反差，有利于案件的突破。其次，要选择好讯问地点。一般不宜在犯罪嫌疑人的单位谈话，应选择在检察院的讯问室进行，特定地点会让犯罪嫌疑人失去优越感，从而正视现实，如实配合调查。再次，要布置好讯问现场。讯问人员要规范着装，主审人员在犯罪嫌疑人对面就座，在犯罪嫌疑人的右前方、右后方、左后方再分别安排一名讯问人员。犯罪嫌疑人的座椅要略低于讯问人员，在主审人员前面的桌子上放置部分卷宗及类似谈话材料的纸张，着力营造严肃、庄重的审讯氛围。
三要加强讯问策略的研究运用
针对犯罪嫌疑人不同的心理，采取不同的讯问策略：对有侥幸心理的，先任其表演，一旦发现破绽，适时出示有力证据，对其严厉批驳，促其心理防线崩溃；对具有消极对抗情绪的，用自由交谈的方式，千方百计激发其说话的兴趣，适时进行政策教育，消除其心理障碍，促其交代罪行；对公开对抗的犯罪嫌疑人，做好心理接触，找准其对抗症结，适时抛出关键证据，增强其心理压力，使其感觉到不主动交代问题要受到严惩，从而如实交代犯罪事实；对具有绝望心理的犯罪嫌疑人，在法律政策允许范围内对其进行亲情感化，推心置腹分析其家庭、个人的前途以及比较关心的人员情况，唤起其配合调查、重新做人的渴望。[4]需要注意的是，在审讯中出示证据一定要适时、适量、适度。其中适时是在关键、必要时候出示，适量是选取关键的、足以制服其的证据，不能把掌握的证据全部出示，适度是要把握好出示的程度，可根据具体情况，出示所掌握的证据的一个情节或部分，采取暗示的方法，用含蓄、间接的方式对已掌握的犯罪事实的个别情节点一下，让犯罪嫌疑人联想，形成确信和错觉。要注重现代科技装备在讯问中的运用，根据审讯具体情况特别是在审讯陷入僵局时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测谎、心理生理分析等措施，可以起到修正侦查方向、坚定办案信心、摧毁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等作用。一段时间的审讯后，如犯罪嫌疑人已初步供述，一时难以辨别真伪，可让其交代主要犯罪事实和主要情节，详细的犯罪经过不要急于讯问，不能被其供述所迷惑，更不能轻易表态，使其摸到我方的底线。
（三）加强非羁押状态下的证据固定
通过前期调查及传唤（拘传）后的首次讯问，如检察机关掌握的证据比较充分，综合评估后认为足以防止犯罪嫌疑人发生社会危险性，犯罪嫌疑人确有悔罪表现，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积极退还赃款赃物的，可大胆决策，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等非羁押的强制措施，并做好在此状态下的证据收集固定等后续侦查工作。一要遵循法律程序和证据规则，围绕犯罪构成要件和证明标准，结合举报线索、前期调查、调查中发现的疑点等情况进行全面收集、固定证据，着力构建完整的、稳固的、多层次的证据体系。二要注意证据收集的全面性。修改后的刑诉法在证据采信方面将适用更加严格的标准，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侦查取证违法和不到位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证据不被法院采纳。因此，在收集有罪证据的同时，也要收集无罪证据。要加强证据审查，对前后矛盾的证据要进行排除和澄清，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职务犯罪的真相，形成案件证据锁链，防止犯罪嫌疑人在非羁押期间可能出现的翻供或串供情况，确保案件不因为采取非羁押措施而降低质量。三要加强与其他部门的沟通配合。对采取非羁押措施的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部门要主动与侦监、公诉等部门加强沟通联系，适时邀请侦监、公诉部门提前介入侦查，站在批捕、庭审的立场上审查案件，发现侦查部门自身难以发现的问题，完善证据体系，提高侦查质量，保证非羁押状态下案件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加强对非羁押人的有效控制
非羁押侦查是“开放式”的侦查，职务犯罪嫌疑人回归社会后，难免会出现心理落差，而家庭来自亲属的压力、少数职业道德差的律师的鼓动，将会放大其心理转化和角色转换后的对抗审查本能。因此，对采取非羁押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应注意对其有效控制和跟踪督察。一要建立多元化、体系化的保证方式体系。适度增加财产保证金额，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有价证券、房产、汽车等非现金财产作为担保。二要加强跟踪监督。可暂扣其身份证、护照、驾照证件，在特殊情况下，对其通讯进行监听。始终保持与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居住地公安派出所的定期联系，建立办案人员与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纪检监察组织的信息沟通和动态反馈通道，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日常监管。督促保证人切实履行保证人的职责，定期向保证人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掌握其思想情况和行踪动向，防止犯罪嫌疑人发生翻供串供、毁证匿证等妨碍非羁押诉讼活动等问题。三要加强对非羁押犯罪嫌疑人及其保证人违反法定义务的责任追究。对逃避监管甚至逃跑的非羁押人，在量刑时要依法从重处罚。对非羁押人对抗侦查行为有过错的保证人，可在财保中没收保证金，在人保中予以罚款，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连带赔偿责任。[5]如保证人已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五）加强非羁押措施的向后延伸
非羁押状态下的职务犯罪侦查不仅是侦查策略，更应该是检察机关尊重、保护人权的一项重要举措。非羁押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最终将面临法庭的裁判，如果其在检察环节的认罪态度一直很好，能配合检察机关实事求是地查清犯罪事实，或者有举报其他职务犯罪线索等立功情节的，即使其本人可能被判处实刑，在案件被移送到法院后，检察机关也应加强与法院的沟通，将非羁押犯罪嫌疑人的综合表现告知法官，建议在审判环节对嫌疑人采取非羁押的强制措施，在量刑时予以从宽处罚。这不仅有利于尊重和保护人权，同时能降低犯罪嫌疑人因犯罪而给家庭和单位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理性看待非羁押侦查的利弊，综合运用羁押和非羁押措施为办案服务
对犯罪嫌疑人究竟采取羁押性还是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不断发展的态势，灵活加以运用。在目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手段仍然比较匮乏的情况下，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的言词证据对查办工作仍然起到重要作用，一旦犯罪嫌疑人和证人串通翻供翻证，将给下一步侦查工作带来风险和被动。同时，职务犯罪案件往往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对职务犯罪嫌疑人不予关押，可能会引起部分群众对司法公正的猜疑甚至不满。因此，应全面认识非羁押状态下职务犯罪侦查的利弊，在强制措施的选择上，既不能畏首不前，也不能急于冒进，应审慎把握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采取非羁押强制措施。对可以采取非羁押措施的，在评估风险的基础上，果断采取，如不能采取非羁押措施的，也不能勉强为之。要注重非羁押措施与羁押措施的适时转换，对非羁押人，如果有违反相关规定，翻供、串供、对证人打击报复等情况的，要果断采取羁押措施。对已采取羁押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如果认罪态度好、主观恶性低，具备非羁押条件的，也可适时变更为非羁押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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