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花税法的变化篇1
印花税是对经济交往中书立、领受应税凭证征收的一种税，其课税对象就是指应税凭证。应税凭证是指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或者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产权转移书据、营业账簿、权利、许可证照等。在电子商务中，由于信息是以电子形式产生与传递的，传统的应税凭证由纸介质变成了以电子化、无形化的磁介质形式存在。
（一）电子合同
电子商务中由于交易方式的变化，为提高业务洽谈的效率，在经济活动中改变了传统做法，以互联网为平台，通过数据电文来订立合同。电子合同因其载体和操作过程与传统书面合同不同，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书立合同的双方或多方在网络上运作，可以互不见面。合同内容等信息记录在计算机或磁盘中介载体中，其修改、流转、储存等过程均在计算机内进行。二是表示合同生效的传统签字盖章方式被数字签名（及电子签名）所代替。三是电子合同的生效地点为收件人的主营业地；没有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四是电子合同所依靠的电子数据具有易消失性和易改动性。电子数据以磁性介质保存，是无形物，改动、伪造不易留痕迹。电子合同虽然形式上具有不同于传统纸质书面合同的特点，但其性质和意义并没有发生改变，仍然是为了规范交易，确定交易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以保证经济交往迅捷正常地进行，功能仍等同于书面凭证。
（二）电子营业账簿
随着企业中eRp（企业资源计划）的不断推进和会计电算化的日益成熟，财务网上处理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在电子商务中主要采取的是会计软件记账、核算收入，产生的账簿和凭证是以网络数字信息的形式存在，没有传统的纸质账本。
（三）网络营业执照、许可证
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网上开店已经成为商家首选。为了保证交易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网上经营者必须取得由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或经营特许权证照。电子执照是指各类经济组织的营业执照副本（网络版），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有关登记注册法律、法规，由依法成立的具有认证资格的认证机构认证，以数字证书为基础，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作、核发、载有企业注册登记信息的电子信息证书。
总之，电子商务的数字化、无纸化交易将传统交易方式下的合同、凭证隐匿于无形，印花税原有的课税对象——合同、账簿、产权转移书据、结算凭证等不复存在。电子商务的出现使印花税的征收由于法律的缺失，造成税款的大量流失。
电子商务对印花税的影响
电子商务对印花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传统的应税凭证由纸质变成了电子化形式。电子商务的数字化、无纸化交易将传统交易方式下的合同、凭证隐匿于无形，印花税原有的课税对象书面合同、账簿、产权转移书据、结算凭证等的存在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造成印花税课税对象的不确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的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进一步确认了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民事活动中的合同或者其他文件、单证等文书，当事人可以约定使用或者不使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当事人约定使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的文书，不得仅因为其采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的形式而否定其法律效力。电子商务交易双方签订电子合同均以数据电文和电子签名方式完成。而印花税的征收对象为经济交往中书立、领受应税凭证，而电子合同、电子营业账簿和网络营业执照、许可证的出现导致完税凭证的无纸化和隐匿性，使完税凭证失去书面意义，导致传统的贴花完税的纳税方式无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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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印花税申报征收和税务稽查有冲击
电子商务中印花税申报征收面临的问题。印花税要求应纳税凭证应当于书立或者领受时贴花。书立或者领受时贴花，是指在合同的签订时、书据的立据时、帐簿的启用时和证照的领受时贴花。税收征收管理法中规定，纳税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法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这里所强调的是，申报要合法、及时、真实。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的准确确认变得困难，从而导致纳税申报受到影响。而且，电子商务的发展对传统的上门手工申报方式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新的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数据电文申报方式是指税务机关确定的电话语音、电子数据交换和网络传输等电子申报方式”、“纳税人采用电子方式办理纳税申报的，应当按照税务机关规定的期限和要求保存有关资料，并定期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可以说，新的税收征管法对电子化的申报方式虽然做出相应规定，但仍不能彻底放弃纸质文件，对电子信息的法律效力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位。
电子商务中印花税税务稽查面临的问题。在电子商务模式下，税务稽查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电子商务交易的条件下，所有交易与支付过程均在网上完成，流动性与隐蔽性造成税务稽查的难度加大。尽管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2006年《关于印花税若干政策的通知》中明确了“对纳税人以电子形式签订的各类应税凭证按规定征收印花税”，并要求“纳税人应自行编制明细汇总表，明细汇总表的内容应包括：合同编号、合同名称、签订日期、适用税目、合同所载计税金额、应纳税额等。纳税人依据汇总明细表的汇总应纳税额，按月以税收缴款书的方式缴纳印花税，不再贴花完税。缴纳期限为次月的10日内，税收缴款书的复印件应与明细汇总表一同保存，以备税务机关检查”。该通知虽然要求以电子形式签订的各类应税凭证按规定征收印花税，但在征收技术手段过于落后的情况下，只是要求纳税人应自行编制明细汇总表完税，比原有的传统书面完税凭证自行贴花还要繁琐，无法体现电子商务带给税收征收的方便快捷性，更无法实现在电子商务模式下纳税人自行完税的目标。
电子商务下印花税征收的实施策略
（一）构建电子商务印花税征管的诚信基础和技术基础
电子商务以其虚拟化、无形化、无纸化的特点对以实务交易为基础的现行税收法律制度和原则造成了冲击，突显出了许多法律的空白和漏洞，传统的税法体系对其无法适从。而良好的诚信基础、技术基础则是构建完善的电子商务印花税征收管理法律体系的基本前提。
1.诚信基础。诚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石。我国电子商务诚信体系已初具规模，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如信用评价和监管机制不健全，全社会的诚信意识还没有建立等。由于失信成本较小，所以给商业交易带来了很高的交易成本，也制约了传统商业走向电子商务的步伐。为此，完善的电子商务税收法律体系应建立完善的电子商务诚信体系。
构建电子商务诚信体系是实现电子商务印花税有效征管的重要前提之一，其内容具体包括：构建电子商务诚信评估机制、中介机制，培养电子商务企业诚信经营与纳税意识，建立完善的电子商务税收信用评价体系，建立完善的电子商务税收信用监督体系。
2.技术基础。在技术上，应改进税收征收模式，设计“电子印花税”系统。“电子印花税”系统主要由数据库、销售、备份、证明于一身，由交易双方登陆指定系统，选择相应的凭证列举类型，可利用指定模板制定电子合同，并由签订各方进行电子签名，也可将双方已签订好的合同以数据电文形式发到指定系统。系统根据合同类型和合同金额计算出应纳金额，由纳税人进行网上支付后，系统自动在合同指定位置生成电子印花，该印花是由合同编号、合同名称、签订日期、图案、序号和密码组成的数据电文组成。或在现行税制中补充有关电子记录保存和加密的条款，要求纳税人必须保证以可阅读方式保存记录一段时间，并将加密密码报送税务机关的密码库备案，使税务机关可追踪、验证纳税人的交易性质、金额，确定计税依据。尤其应重点解决以下技术问题：纳税人报送电子数据的规范格式；电子签名法生效后，如何确认纳税人的电子身份；纳税人报送电子报表，税务机关如何给予电子回执等。
（二）修订和完善有关电子商务印花税的法律法规
1.强化印花税电子完税凭证的法律效力。修订《印花税暂行条例》及相关法律，强调印花税电子完税凭证与传统的书面完税凭证“功能等同”。凡符合书面形式要求的数据电文及电子签名，如果能够可靠地保证所载信息自首次以最终形式生成时起，始终保持了完整、未作改变，该数据电文与电子签名即具有法律规定的原件效力。同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修改印花税条例和合同法，强调规定未完税的电子凭证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在法庭、公证等政府部门、社团、企业的有关环节使用。这样可提高纳税人遵从度，降低征收成本。
印花税法的变化篇2
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中，证券交易税制也在不断的完善与调整，时至今日，证券交易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税收来源。但是，证券交易税制对我国证券市场的调控功能并不明显，制度建设也明显滞后。
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沿革
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最初是由证券交易所所在的地方政府开征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课征始于1990年，因其承担了对调控证券交易的多项功能，所以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经历了多次调整。随着90年代初年沪市和深市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使证券市场日益活跃起来。证券市场上的经济活动必然产生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必然包含有一定量的税收。其时我国税收立法滞后，没有任何一个现存的税种能够覆盖这项税源，鉴于印花税于1988年恢复征收，90年代初成为一个日益成熟的税种，国家税务总局授权上海、深圳二市对股权转让书据征收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最先于1990年7月1日在深圳证券市场课征，当时深圳市政府参照香港证券市场，颁布了《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规定》，此时试行的是“对卖方征收0.6%”，从而达到约束股票转让的行为，目的是为稳定初建的股票市场及适度调节资本利得；到当年的11月23日证券交易印花税即改为“对买卖双方各征0.6%”；然而不久，由于投资者对股票投资的认识不足，市场一度低迷，于是从1991年10月开始，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证券交易印花税调低至“对双方各征0.3%”，降幅达50%.上海在深圳试征证券交易印花税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于1991年10月对交易双方开征了此税，税率也为0.3%.1992年6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下发《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股份制试点企业向社会发行的股票，因购买、继承、赠与所书立的股权转让书据，均依书立时成交金额，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0.3%的税率缴纳印花税。
1994年，我国开始进行税制改革，提出了将证券市场上的印花税改造成证券交易税独立征收的设想，并规定买卖双方各征0.3%，最高可上浮1%，同时规定在证券交易税未出台之前，仍按原办法征收印花税，鉴于当时条件不够成熟，《工商税制改革方案》做出“缓一步出台”的决定。其后，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水平几经变更。随着证券市场的日益发展，证券税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证券交易税的正式实施显得越来越迫切。
印花税与财政收入
证券交易税的主要职能是调节市场交投，但是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的作用渐渐异化，财政收入职能似乎体现得更为明显。在早期的印花税分成比例中，国家和地方各50%，1997年1月1日起国务院决定将证券交易印花税分享比例调整为中央80%，地方20%；1998年6月对证券交易印花税再次调整分享比例，改为中央88%、地方12%；从2000年10月1日起将分享比例由中央88%、地方12%，分三年调整到中央97%、地方3%，即：2000年中央91%、地方9%，2001年中央94%、地方6%，从2002年起中央97%、地方3%.我国的印花税收入不断增加，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甚至在证券市场行情火爆的2000年上半年，股票交易印花税收入竟占到上海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2000年全国印花税达到了485.9亿元，占当年税收收入的比重达到3.83%，这恰是我国证券市场前5年证券交易印花税总量的5倍。必须指出，一方面，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的这种财政收入功能的发挥是以证券市场换手率过高为基础的。目前我国股票的年换手率为300%左右，大大高于西方国家的成熟证券市场60%左右的水平。另一方面，印花税税率的下调，当然会影响到财政税收，但是印花税不会以税率下调幅度同比例下降，税率下降了，刺激了市场交易，印花税会有所增加。同时，市场交易活跃了，券商的佣金收入会增加，券商所交的税也会增加。因此，我们在分析是否应对印花税进行改革时，应该首先考虑它是否发挥出了市场调节职能，而不是是否发挥出了财政收入的职能。
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缺陷
印花税在证券市场上是一个临时性的税种，它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的书立、领受的凭证征收的一种行为税，因由纳税人自行粘贴印花税票完税而得名。同证券交易税相比，目前实施的印花税存在着明显的缺陷：（1）印花税名实不符。虽然目前的汇贴纳税方法不须粘贴印花，由税务机关在凭证上加注完税标记代替贴花，但应税凭证是真实存在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在证券交易过程中的普遍运用，证券交易早已实现了无纸化操作，所谓的股权转让书据只是电脑中的一笔记录，证券交易时既无实物凭证，也无印花税票，征收印花税已经失去了本来的含义，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成了一种交易行为税，与印花税的本来含义不符，理论依据不充分，法律上也不够严谨。（2）印花税作用有限。印花税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领受的凭证在收的一种税，它的意义在于加强凭证管理，促进经济行为规范化，了解其他税种的税源和缴纳情况，加强监督控制，同时可以积累资金，增加财政收入。由此可见，印花税的征收对交易行为的规范作用不大。（3）印花税的征收范围狭窄，仅局限于股票市场的交易。尽管股票市场是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中最为活跃的，但证券市场的内涵要远远大于股票市场。所以，范围狭窄的印花税不利于对所有证券交易征税，而税基广大的交易税有助于保证各种类型的证券市场共同发展。
证券交易税制改革的指导原则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证券交易印花税呈下降趋势，最终大部分发达国家都逐步取消了印花税。一方面，西方国家证券税制经历了由交易印花税为主向所得税为主的转变，逐渐建立了以所得税为主的税收体系，从而通过证券投资所得而不是印花税来调控证券市场。另一方面，随着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各国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刺激市场交易，提高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力，逐步下降印花税率，直至取消。
我国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基于以下原则：
1、应有助于推动我国证券市场持续发展
首先，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推动企业融资与体制改革。目前境内居民储蓄率很高，企业间接融资的比重相当大，这对企业直接融资与银行信用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因此在证券交易税制设计时，可以考虑引导企业通过证券市场来实现直接融资，并引导企业推动体制改革的进行。
其次，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减轻证券市场的非正常波动，尤其是抑制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目前固定划一的印花税不足以实现这一功能，要充分发挥交易税制对投资行为的引导，有必要进行适度变革。
第三，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推动我国证券业整体素质的提高。总体而言，我国证券业的基础较薄弱，证券市场还是一个成长型的市场，券商数量多、规模小、实力弱的格局也还没有根本打破，在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日益逼近的环境下，整体实力趋弱的国内券商的成长会受到课征较高税率的损害，这无疑会对我国证券业的整体实力增强、整体素质提高雪上加霜。
第四，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当前，除了丹麦，我国的证券交易税率远高于其他任何国家，较高的税率使得投资者的交易成本也相应较高，从而减少了对证券的投资。所以证券交易税制改革总体上应以下调证券交易税为主。
2、证券交易税制的变革应尽量实现税负公平
要实现税负公平原则，需要建立完整、系统的证券交易税制体系，既要能“拓展税基”又能实现“差别税率”。
从“拓展税基”的角度出发，证券交易税种应不再实质性地限定在流通股的转让方面，对新股发行、法人股与国有股的转让、债券交易、投资基金的交易，以及其它非交易过户均可适度课征印花税或交易税，这既可实现税负公平，也可推动各种交易品种的均衡发展。
目前固定划一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不足以实现对证券投资收益的调节。因此，在税收稽征手段许可的情况下，可以根据交易频次、成交额度、投资收益等多个方面实现差别税率，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并且不再出现亏损投资者与盈利投资者按同等税率承担税负的状况。关于这一点，可以通过在适当时机开征一些新的差别化的税种（如资本利得税等）来实现。
3、变革过程中宜保持证券交易税制的政策稳定性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证券市场，对税负的承载能力存在差别；同时证券市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所要求的证券交易税制对证券市场发展的导向也存在差异，因此，实践中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证券交易税制。那么，如何保持证券交易税制的稳定性就成为了新的课题。我们认为证券交易税制的稳定性，不是拒绝证券交易税制的变革，也不能表现为税目、税率等的固定不变，而是要体现在税制在证券市场发展导向上的稳定性。
证券交易税的改革模式
印花税改革的模式众多。不同的模式应该体现出政府不同的税收扶持政策。
第一、宽税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进入了新一轮税制改革，其核心内容是贯彻宽税基、低税率的思想。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只是对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交易征税，对国债、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交易免税，对国家股、法人股交易免税。至于二级市场以外的股票交易和转让更是处于真空地带。征税范围狭窄不仅造成了税款严重流失，而且加剧了不公平竞争。因此，依据税收中性的原则，应该尽快填补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真空地带。可以把目前的征税范围扩大到企业债券（包括可转换企业债券）交易，而对国债交易和基金交易可以继续实施免税，另外对国家股、法人股交易也可以考虑征税。
第二、低税率。印花税率应该是一个逐步降低的过程。但是，从模式选择上看，可能会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其一，单边征收。即只对买方或只对卖方征收。目前世界上其他国家有不少实行交易税单边征收的，其中既有对买方单边征收，也有对卖方单边征收。该类国家有英国、爱尔兰、韩国。采用单边征收的方式，既降低了印花税水平，也使得买方成本和卖方成本不一致，进而可以体现出不同的税收扶持政策。
其二，降低税率。目前a、B股适用税率都为0.2%，如果直接降低印花税税率的话，估计可以降0.05个百分点或降0.1个百分点，降至0.15%或0.1%.
其三，采用单笔定额税。即不论交易金额大小，对每笔交易征收相同的税。这类国家有瑞士、加拿大。这种征税方式对于金额较大的交易有利。采用单笔定额税，能体现出对机构投资者的扶持。
其四，按交易方式征税。即对不同的交易方式，适用不同的税率。比如，巴西对一般的股票交易按0.027%征税，对远程交易征收的税率就比较低，适用0.012%.这种差别税率可以体现出对不同交易方式的税收倾斜。
上述四种降低税率的方式，究竟会采用哪一种，要取决于政策的导向。
附：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变动状况
1990年6月28日（深交所）开征股票交易印花税，由卖出股票者按成交金额的0.6%缴纳
1990年11月23日（深交所）对股票的买方也开征0.6%的印花税
1991年6月（深交所）印花税率调整到0.3%
1991年10月23日（上交所）对股票买方、卖方实行双向征收，税率为0.3%
1992年6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下发《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交易双方分别按0.3%的税率缴纳印花税
1997年5月10日证券交易印花税率由0.3%提高到0.5%
1998年6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又将税率由0.5%调低至0.4%
印花税法的变化篇3
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最初是由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开征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课征始于1990年，因其承担了对调控证券交易的多项功能，所以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经历了多次调整。随着90年代初沪市和深市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使证券市场日益活跃起来。证券市场上的经济活动必然产生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必然包含有一定量的税收。其时我国税收立法滞后，没有任何一个现存的税收能够覆盖这项税源，鉴于印花税于1998年恢复征收，90年代初成为一个日益成熟的税种，国家税务总局授权上海、深圳二市对股权转让书据征收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最先于1990年7月1日在深圳证券市场课征，当时深圳市政府参照香港证券市场，颁布了《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规定》，此时试行的是“对卖方征收0.6%”，从而达到约束股票转让的行为，目的是为稳定初建的股票市场及适度调节资本利得；到当年的11月23日证券交易印花税即改为”对买卖双方各征0.6%”；然而不久，由于投资者对股票投资的认识不足，市场一度低迷，于是从1991年10月开始，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证券交易印花税调低至“对双方各征0.3%”，降幅达50%。上海在深圳试征证券交易印花税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于1991年10月对交易双方开征了此税，税率也为0.3%。1992年6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下发《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股份制试点企业向社会发行的股票，因购买、继承、赠与所书立的股权转让书据，均依书立时成交金额，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0.3%的税率缴纳印花税。1994年，我国开始进行税制改革，提出了将证券市场上的印花税改造成证券交易税独立征收的设想，并规定买卖双方各征0.3%，最高可上浮1%，同时规定在证券交易税未出台之前，仍按原办法征收印花税，鉴于当时条件不够成熟，《工商税制改革方案》做出“缓一步出台”的决定。其后，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水平几经变更。随着证券市场的日益发展，证券税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证券交易税的正式实施显得越来越迫切。
二、印花税的主要职能
证券交易税的主要职能是调节市场交易，但是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的作用渐渐异化，财政收入职能似乎体现得更为明显。在早期的印花税分成比例中，国家和地方各50%，1997年1月1日起国务院决定将证券交易印花税分享比例调整为中央80%，地方20%；1998年6月对证券交易印花税再次调整分享比例，改为中央88%、地方12%；从2000年10月1日起将分享比例由中央88%、地方12%，分三年调整到中央97%、地方3%，即：2000年中央91%、地方9%，2001年中央94%、地方6%，从2002年起中央97%、地方3%。我国的印花税收入不断增加，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甚至在证券市场行情火爆的2000年上半年，股票交易印花税收入竟占到上海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2000年全国印花税达到了485.9亿元，占当年税收收入的比重达到3.83%，这恰是我国证券市场前5年证券交易印花税总量的5倍。必须指出，一方面，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的这种财政收入功能的发挥是以证券市场换手率过高为基础的。目前我国股票的年换手率为300%左右，大大高于西方国家的成熟证券市场60%左右的水平。另一方面，印花税税率的下调，当然会影响到财政税收，但是印花税不会以税率下调幅度同比例下降，税率下降了，刺激了市场交易，印花税会有所增加。同时，市场交易活跃了，券商的佣金收入会增加，券商所交的税也会增加。因此，我们在分析是否应对印花税进行改革时，应该先考虑它是发挥出了市场调节职能，而并非是否发挥出了财政收入的职能。
三、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的隐忧
（一）征收印花税依据不足
虽然目前的汇贴纳税方法不须粘贴印花，由税务机关在凭证上加注完税标记代替贴花，但应税凭证是真实存在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在证券交易过程中的普遍运用，证券交易早已实现了无纸化操作，所谓的股权转让书据只是电脑中的一笔记录，证券交易时既无实物凭证，也无印花税票，征收印花税已经失去了本来的含义，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成了一种交易行为税，与印花税的本来含义不符，理论依据不充分，法律上不够严谨。
（二）印花税的征收对交易行为的规范作用不大，征收范围狭窄
印花税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领受的凭证收的一种税，它的意义在于加强凭证管理，促进经济行为规范化，了解其他税种的税源和缴纳情况，加强监督控制，同时可以积累资金，增加财政收入。由此可见，印花税的征收对交易行为的规范作用不大；证券市场的内涵远远大于股票市场，范围狭窄的印花税不利于对所有证券交易征税，而税基广大的交易税有助于保证各种类型的证券市场共同发展。
四、证券交易税制改革的方向
（一）应有助于证券市场持续发展
第一、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推动企业融资与体制改革。目前境内居民储蓄率很高，企业间接融资的比重相当大，这对企业直接融资与银行信用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因此在证券交易税制设计时，可以考虑引导企业通过证券市场来实现直接融资，并引导企业推动体制改单的进行。第二、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减轻证券市场的非正常波动，尤其是抑制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目前固定划一的印花税不足以实现这一功能，要充分发挥交易税制对投资行为的引导，有必要进行适度变革。第三、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推动我国证券业整体素质的提高。总体而言，我国证券业的基础较薄弱，证券市场还是一个成长型的市场，券商数量多、规模小、实力弱的格局也还没有根本打破，在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日益逼近的环境下，整体实力趋弱的国内券商的成长会受到课征较高税率的损害，这无疑会对我国证券业的整体实力增强、整体素质提高雪上加霜。第四、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当前，我国的证券交易税率远高于除了丹麦以外的其它国家，较高的税率使得投资者的交易成本也相应较高，从而减少了对证券的投资。所以证券交易税制改革方向总体上应以下调证券交易税为主。
（二）以税负公平为重要方向
实现税负公平原则，需要建立完整、系统的证券交易税制体系，既要能“拓展税基”又能实现“差别税率”。从“拓展税基”的角度出发，证券交易税种应不再实质性地限定在流通股的转让方面，对新股发行、法人股与国有股的转让、债券交易、投资基金的交易，以及其它非交易过户均可适度课征印花税或交易税，这既可实现税负公平，也可推动各种交易品种的均衡发展。目前固定划一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不足以实现对证券投资收益的调节。因此，在税收稽征手段许可的情况下，可以根据交易频次、成交额度、投资收益等多个方面实现差别税率，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并且不再出现亏损投资者与盈利投资者按同等税率承担税负的状况。关于这一点，可以通过在适当时机开征一些新的差别化的税种（如资本利得税等）来实现。
（三）保持证券交易税制的政策稳定性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证券市场，对税负的承载能力存在差别；同时证券市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所要求的证券交易税制对证券市场发展的导向也存在差异，因此，实践中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证券交易税制。那么，如何保持证券交易税制的稳定性就成为了新的课题。证券交易税制的稳定性，不是拒绝证券交易税制的变革，也不能表现为税目、税率等的固定不变，而是要体现在证券市场发展方向上的稳定性。
（四）证券交易税的改革方向是宽税基、低税率
印花税法的变化篇4
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最初是由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开征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课征始于1990年，因其承担了对调控证券交易的多项功能，所以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经历了多次调整。随着90年代初沪市和深市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使证券市场日益活跃起来。证券市场上的经济活动必然产生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必然包含有一定量的税收。其时我国税收立法滞后，没有任何一个现存的税收能够覆盖这项税源，鉴于印花税于1998年恢复征收，90年代初成为一个日益成熟的税种，国家税务总局授权上海、深圳二市对股权转让书据征收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最先于1990年7月1日在深圳证券市场课征，当时深圳市政府参照香港证券市场，颁布了《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规定》，此时试行的是“对卖方征收0.6%”，从而达到约束股票转让的行为，目的是为稳定初建的股票市场及适度调节资本利得；到当年的11月23日证券交易印花税即改为”对买卖双方各征0.6%”；然而不久，由于投资者对股票投资的认识不足，市场一度低迷，于是从1991年10月开始，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证券交易印花税调低至“对双方各征0.3%”，降幅达50%。上海在深圳试征证券交易印花税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于1991年10月对交易双方开征了此税，税率也为0.3%。1992年6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下发《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股份制试点企业向社会发行的股票，因购买、继承、赠与所书立的股权转让书据，均依书立时成交金额，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0.3%的税率缴纳印花税。1994年，我国开始进行税制改革，提出了将证券市场上的印花税改造成证券交易税独立征收的设想，并规定买卖双方各征0.3%，最高可上浮1%，同时规定在证券交易税未出台之前，仍按原办法征收印花税，鉴于当时条件不够成熟，《工商税制改革方案》做出“缓一步出台”的决定。其后，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水平几经变更。随着证券市场的日益发展，证券税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证券交易税的正式实施显得越来越迫切。
二、印花税的主要职能
证券交易税的主要职能是调节市场交易，但是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的作用渐渐异化，财政收入职能似乎体现得更为明显。在早期的印花税分成比例中，国家和地方各50%，1997年1月1日起国务院决定将证券交易印花税分享比例调整为中央80%，地方20%；1998年6月对证券交易印花税再次调整分享比例，改为中央88%、地方12%；从2000年10月1日起将分享比例由中央88%、地方12%，分三年调整到中央97%、地方3%，即：2000年中央91%、地方9%，2001年中央94%、地方6%，从2002年起中央97%、地方3%。我国的印花税收入不断增加，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甚至在证券市场行情火爆的2000年上半年，股票交易印花税收入竟占到上海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2000年全国印花税达到了485.9亿元，占当年税收收入的比重达到3.83%，这恰是我国证券市场前5年证券交易印花税总量的5倍。必须指出，一方面，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的这种财政收入功能的发挥是以证券市场换手率过高为基础的。目前我国股票的年换手率为300%左右，大大高于西方国家的成熟证券市场60%左右的水平。另一方面，印花税税率的下调，当然会影响到财政税收，但是印花税不会以税率下调幅度同比例下降，税率下降了，刺激了市场交易，印花税会有所增加。同时，市场交易活跃了，券商的佣金收入会增加，券商所交的税也会增加。因此，我们在分析是否应对印花税进行改革时，应该先考虑它是发挥出了市场调节职能，而并非是否发挥出了财政收入的职能。
三、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的隐忧
（一）征收印花税依据不足
虽然目前的汇贴纳税方法不须粘贴印花，由税务机关在凭证上加注完税标记代替贴花，但应税凭证是真实存在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在证券交易过程中的普遍运用，证券交易早已实现了无纸化操作，所谓的股权转让书据只是电脑中的一笔记录，证券交易时既无实物凭证，也无印花税票，征收印花税已经失去了本来的含义，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成了一种交易行为税，与印花税的本来含义不符，理论依据不充分，法律上不够严谨。
（二）印花税的征收对交易行为的规范作用不大，征收范围狭窄
印花税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领受的凭证收的一种税，它的意义在于加强凭证管理，促进经济行为规范化，了解其他税种的税源和缴纳情况，加强监督控制，同时可以积累资金，增加财政收入。由此可见，印花税的征收对交易行为的规范作用不大；证券市场的内涵远远大于股票市场，范围狭窄的印花税不利于对所有证券交易征税，而税基广大的交易税有助于保证各种类型的证券市场共同发展。
四、证券交易税制改革的方向
（一）应有助于证券市场持续发展
第一、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推动企业融资与体制改革。目前境内居民储蓄率很高，企业间接融资的比重相当大，这对企业直接融资与银行信用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因此在证券交易税制设计时，可以考虑引导企业通过证券市场来实现直接融资，并引导企业推动体制改单的进行。第二、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减轻证券市场的非正常波动，尤其是抑制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目前固定划一的印花税不足以实现这一功能，要充分发挥交易税制对投资行为的引导，有必要进行适度变革。第三、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推动我国证券业整体素质的提高。总体而言，我国证券业的基础较薄弱，证券市场还是一个成长型的市场，券商数量多、规模小、实力弱的格局也还没有根本打破，在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日益逼近的环境下，整体实力趋弱的国内券商的成长会受到课征较高税率的损害，这无疑会对我国证券业的整体实力增强、整体素质提高雪上加霜。第四、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当前，我国的证券交易税率远高于除了丹麦以外的其它国家，较高的税率使得投资者的交易成本也相应较高，从而减少了对证券的投资。所以证券交易税制改革方向总体上应以下调证券交易税为主。
（二）以税负公平为重要方向
实现税负公平原则，需要建立完整、系统的证券交易税制体系，既要能“拓展税基”又能实现“差别税率”。从“拓展税基”的角度出发，证券交易税种应不再实质性地限定在流通股的转让方面，对新股发行、法人股与国有股的转让、债券交易、投资基金的交易，以及其它非交易过户均可适度课征印花税或交易税，这既可实现税负公平，也可推动各种交易品种的均衡发展。目前固定划一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不足以实现对证券投资收益的调节。因此，在税收稽征手段许可的情况下，可以根据交易频次、成交额度、投资收益等多个方面实现差别税率，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并且不再出现亏损投资者与盈利投资者按同等税率承担税负的状况。关于这一点，可以通过在适当时机开征一些新的差别化的税种（如资本利得税等）来实现。
（三）保持证券交易税制的政策稳定性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证券市场，对税负的承载能力存在差别；同时证券市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所要求的证券交易税制对证券市场发展的导向也存在差异，因此，实践中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证券交易税制。那么，如何保持证券交易税制的稳定性就成为了新的课题。证券交易税制的稳定性，不是拒绝证券交易税制的变革，也不能表现为税目、税率等的固定不变，而是要体现在证券市场发展方向上的稳定性。
（四）证券交易税的改革方向是宽税基、低税率
印花税法的变化篇5
去年以来,我国股市出现市场交易不活跃,热点不突出,市场流动性较低的状况,原因在于投资者机构化与市场容量之间,以及价值化投资理念与市场基础之间的矛盾正在日益凸现。
在这样的情况下,解决当前股市问题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投资者营造一个合适的盈利环境。这也正是中国证监会有关领导提出的,坚持监管职能和监管方式适应市场发展的要求,给予市场主体更多的发展空间。
由此,为投资者创造合适交易制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流动性理应成为必然之举。目前实施t＋0交易机制和调整涨跌幅限价幅度时机还不太成熟,而降低印花税,进而降低交易成本比较可行。一方面,从调节市场交投的效果来看,印花税对股价和成交量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影响。笔者的研究表明,1998年6月印花税税率由0.5%降为0.4%时,沪、深a股市场的股价指数分别累计上升10.56%和10.34%,成交量分别增加10.63%和8.16%。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自主性动力增强,企业效益不断提高,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地方在印花税中共享比例较低,这使得政府的财政收入对印花税的依赖度都大大降低。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证券交易印花税呈下降趋势,最终大部分发达国家都逐步取消了印花税。一方面,西方国家证券税制经历了由交易印花税为主向所得税为主的转变,逐渐建立了以所得税为主的税收体系,从而通过证券投资所得而不是印花税来调控证券市场。另一方面,随着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各国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刺激市场交易,提高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力,逐步下降印花税率,直至取消。
因此,无论是从当前的资本市场状况,还是对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作用的分析,以及与其它市场的横向比较,都说明我国的印花税还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降低印花税正当其时。
建议
倾向于不改变税率的情况下采用单边征收的方式。在当前的情况下,应该向卖方征收,鼓励投资者购买证券
印花税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降低税率,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可供选择:
第一,单边征收。即只对买方或只对卖方征收。目前世界上其他国家有不少实行交易税单边征收的,其中既有对买方单边征收,也有对卖方单边征收。采用这种方法的国家有英国、爱尔兰、韩国等。采用单边征收的方式,既降低了印花税水平,也使得买方成本和卖方成本不一致,进而可以体现出不同的税收扶持政策。
第二,降低税率。目前a、B股适用税率都为0.2%,如果直接降低印花税税率的话,估计可以降0.05个百分点或降0.1个百分点,降至0.15%或0.1%。这种方式从总体水平上看会降低投资者的交易成本,但无法体现出对买卖行为的差别调控。
第三,采用单笔定额税。即不论交易金额大小,对每笔交易征收相同的税。采用这种方法的国家有瑞士、加拿大。这种征税方式对于金额较大的交易有利,交易额越大,平均成本越低。采用单笔定额税,能体现出对机构投资者的扶持。机构投资者在佣金方面事实上已经比一般投资者优惠,所以如果采用单笔定额税会进一步扩大机构投资者和一般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差别,有失公平。
第四,按交易方式征税。即对不同的交易方式,适用不同的税率。比如,巴西对一般的股票交易按0.027%征税,对远程交易征收的税率就比较低,适用0.012%。这种差别税率可以体现出对不同交易方式的税收倾斜。
印花税法的变化篇6
【关键词】上证综指;VaR;印花税率
一、引言
在我国印花税作为一项调控证券市场的政策工具,政府为控制股市大起大落进行过多次印花税调整(我国在2007～2008年就进行了三次印花税调整)。
证券印花税作为交易成本的一部分,在证券市场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学者的研究文献来看,股价剧烈的波动隐藏着金融市场的风险,因而印花税对股价波动性的影响是国内外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且印花税对股价波动性的影响如何,颇具争议。
范南用统计检验、事件研究和GaRCH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印花税上调会导致市场收益波动性的提高,印花税下调会导致市场收益波动性的降低。姚涛运用回归分析和GaRCH模型,利用上海股市2007年和2008年的数据,对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调整的股价波动性效应进行了评估。实证结果表明,证券交易印花税对股价波动性在短期内有较强影响,而在长期的影响有限。
事实上,波动性只是描述了收益的偏离程度,这种偏离可以是正偏离也可以是负偏离,而实际中关注的只是负偏离(损失),但波动性并没有说明这一点。波动性同样也没有确切指明金融资产的损失到底是多大。所以只研究印花税对股价波动性的影响是不够的。本文通过印花税调整对风险价值(VaR)的影响来研究印花税调整对市场所带来的风险。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VaR理论
VaR是valueatrisk开头字母的缩写,可译为“在险价值”或“风险价值”。VaR方法是由Jpmorgan公司率先提出。Jpmorgan的风险管理人员根据总裁weaterstone的要求,开发了一种能测量不同交易、不同业务部门市场风险,并将这些风险集成一个数的风险测量方法――VaR方法。现今,VaR模型已经成为股票市场风险测量的最常用模型,成为风险管理的新目标。
philippeJorion给出了权威定义:VaR是指在一定的概率水平(置信度)下,某一金融资产或证券组合在未来特定的一段时间内的最大可能损失用数学公式可表示为:
F(VaR)=p(p≤VaR)=α(1)
其中,p为金融资产在持有期t内的资产价值的变化,F(x)表示p的积累分布函数。VaR为置信水平1-α下处于风险中的价值。当p
例如,持有期为10天,置信水平为95%的某一证券组合的VaR是-10万元。根据VaR的定义,其含义是,可以以95%的可能性保证,该金融头寸在未来的10天内最大损失不会超过10万元。从VaR方法的定义及一般计算方法中,可以看出VaR方法要受持有期、置信度、收益率分布特征这三个因素的影响。
VaR计算方法较多,但是为了简化运算,选用历史摸拟方法和参数方法计算VaR。
(二)数据采集
上证综合指数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编制并,反映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品种价格的变动情况,可以反映不同行业的景气状况及其价格整体变动状况,从而给投资者提供不同的投资组合分析参照系。上证综合指数的变动通常可以反映出股票市场的波动状况。通过计算上证综指的VaR可以测度上海股市的平均风险。
样本区间为1991年10月10日至2009年1月23日,共计4137个样本初始数据。这表明本文数据较全较新,研究更具有实际意义。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上海聚源数据服务公司的聚源数据工作站。
(三)收益率的计算
资产收益率计算方法有两种:百分比法和对数法。对数收益率的优点在于利用价格得到的对数收益率在整个实数范围内取值,便于数学上处理。另外,采用对数收益率,使得数据进一步趋于平稳,有更容易处理的统计性质。因此本文采用上证综指的收盘价计算日对数收益率。日对数收益率为Rt=in(pt)-in(pt-1),其中pt为第t天的上证综指的收盘价。
三、实证分析
(一)我国历次印花税调整
自1990年我国对股票市场开征印花税,19年来共有8次调整(详见表1)。在这8次调整中,笔者按时间顺序把数据进行分段得到8个样本,后面将依次计算这8个样本的VaR值。
(二)上证综指的VaR计算
通过计算上证综指的日VaR测度上海股市的平均风险。计算出来的上证综指日VaR表示在一定的概率水平(置信度)下,上证大盘在一天内用对数收益率表示的最大损失。日VaR值的大小表现出上海股市投资风险的大小。
首先用上证综指的收盘价计算日对数收益率,结果用图表示。见图1。
1.历史摸拟方法计算VaR
历史模拟法(HistorySimulation)是非参数VaR方法中最简单、最直观的一种方法。假定回报分布为独立同分布,市场因子的未来波动与历史波动完全一样,它不需要假定资产回报服从的统计分布。其核心在于用给定历史时期上所观测到的市场因子的波动性来表示市场因子未来变化的波动性。它简单地基于历史的经验,根据每种资产的历史损益数据,将这些数据从小到大排列,并按照VaR中给定的置信水平找到相应的分位点,从而计算出VaR值。
例如,计算样本1的置信水平为95%日VaR值。先将样本1的日对数收益率Rt从小到大排序,共1388个数据。则1388×5%=69.4,可得1388个数据中排序第70小的日对数收益率就是样本1的置信水平为95%的日VaR。同样方法可以得出其它样本的置信水平为95%的日VaR值,结果见表2。
2.参数方法计算VaR
参数法要求事先已知或者假定资产收益率的概率分布。这种方法是基于对分布参数的估计,而不是从经验分布上确定百分位数,因此称这种方法为参数方法。为简化VaR的计算,这里笔者假定上证综指日对数收益率Rt服从正态分布。
注:VaR1表示用历史摸拟法计算的置信水平为95%的日VaR值。VaR2表示用参数法计算的置信水平为95%的日VaR值。VaR绝对值大的排名在前,说明风险也大。
3.计算结果分析
下面分析表2计算出来的上证综指的日VaR值。VaR绝对值大的排名在前,说明风险也大。
从表2的日VaR值排名看,样本1的VaR值排名第1,风险最大。这是因为样本1的时间为1991-10-10到1997-5-10,而中国股市自1996年12月开始实施涨跌停板制度。可见,在实施涨停板制度前上证股市有较高的风险。下面的比较,为了具有可比性把实施涨停板制度前的样本1剔除。
(1)从调整印花税率看VaR值
向上调整印花税率:样本6印花税率从1‰上调为3‰,VaR值排名第4。样本2印花税率从3‰上调到5‰,VaR值排名第5。向下调整印花税率:样本7印花税率从3‰下调到1‰,VaR值排名第2。样本8印花税率从1‰下调为单边征收1‰其VaR值排名第3。样本3、4、5也是下调印花税率,但其VaR值较向上调整印花税率的样本2、6排名靠后。
从上面的比较结果可以看出,印花税率的上调不一定加大股市的风险,下调也不能降低风险。结论支持部分学者得出的交易印花税对股价波动性在短期内有较强影响,而在长期的影响是有限的。事实上,这个结论与股市的运行是吻合的。例如,样本7、8所处时间刚好是上海股市从2008年牛市转为熊市的下跌过程,所以股市风险最大。而样本6则是股市处于牛市中,就算上调了印花税率其股市风险并不算最大。
(2)VaR两种计算方法的比较
从表2看,历史摸拟法计算的VaR1比用参数法计算的VaR2要小。这说明用参数方法计算高估上证股市的风险。事实上,参数法中为简化VaR的计算假设了日对数收益率Rt服从正态分布。但是很多研究表明股市的收益率一般具有高峰厚尾的特点,并不服从正态分布。其次,由于正态分布是对称分布,则无形中假设了上证股市的风险是对称的(其向上和向下的波动概率是一样的)。所以参数方法计算VaR来度量风险与只用波动性来描述股市的风险方法一样,并不能很好地区分股市向上和向下的波动。笔者认为计算上证股市的风险用历史摸拟法好于参数法。
从表2的排序看,各样本的VaR1与VaR2排序有别,这说明了不能简单的用波动性来描述股市的风险,使用新的风险计量方法研究股市风险是有必要的。
四、结语
中国股市较浓的“政策市”色彩,导致政策的频繁调整反而会加剧市场波动。印花税的调整并不能改变股市内在的运行趋势反而加剧了市场波动,违背了调控股市控制股市风险的初衷。因此,稳定市场发展股市需要相对稳定的政策。
不可避免地,笔者的研究有一些局限性。首先,除了印花税政策调整,国家还可以上调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各种措施。虽在当时对股市没有产生明显影响,但其潜在的影响可能也是存在的,从而股价变动有可能是各种政策共同作用结果的累积反映。
【参考文献】
[1]范南,王礼平.我国印花税变动对证券市场波动性影响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3(6).
印花税法的变化篇7
关键词:证券交易印花税;波动性;流动性
本文拟采用方差相等检验,aRCH族模型检验2007年5月30日及2008年4月25日的两次证券交易印花税变动对沪、深股市及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一、印花税对证券市场波动性的短期影响
1、方差相等检验(Varianceequalitytest)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市场时间序列数据尤其是股票收益率的分布往往较大地偏离正态分布。我们在运用F检验方法来检验两组样本的方差是否相等时忽略了F检验需正态分布这一假设条件。因此,我们应对样本的分布进行正态性检验。
为了充分反映两次印花税调整对a股市场波动性的影响,本文对每次调整前后10、30、45、60个交易日的收益率波动分别进行方差分析,以检验印花税率调整是否对我国a股市场波动性产生显著影响。本文采用市场收益率序列的标准差作为波动率的估计。市场收益率以相邻营业日收盘股价指数的对数一阶差分再乘以100来表示,即:Rt=1n(pt/pt-1)×100
其中Rt为大盘第t个交易日的收益率,pt为大盘第t个交易日的收盘价,pt-1是第t-1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大盘指数选用上海证券综合指数和深圳证券成分指数。数据来源于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的CSmaR数据库。
2、正态分布检验――偏度(Skewness)、峰度(Kurtosis)及夏皮洛-威尔克(Shapiro-wilk)检验
表1是两市分别在2007年5月30日和2008年4月25日两次税率变化前后的n个交易日的样本正态性检验结果。对2007年5月30日的调整,15、30、45、60日的样本分布呈左偏态,峰度方面,除深圳a股在15日的样本外,其余数据均显著出尖峰态,不符合正态分布。同时,Shapiro-wilk检验的结果也都很显著地拒绝了正态分布的虚拟假设。对2008年4月25日的调整,除上证a股在变化前后15日的样本分布,其余的样本分布均呈右偏态,同时各样本区间均呈现尖峰态,粗略得看也不符合正态分布。但从Shapiro-wilk检验的结果都接受了正态分布的虚拟假设,因此对于2008年的调整,两市的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对于服从正态分布的时间序列数据,我们可以用F检验来检验其同方差性;对于不服从正态分布的时间序列数据,不能用F检验检验其同方差性。
3、Levene统计量与修正后的Levene统计量
表2和表3分别为两次调整前后n各交易日的Levene检验结果。2007年5月30日的税率上调,其中对于上证a股,当n=15时,Levene检验结果都很不显著,当n=45,60时Levene检验结果显著。对于深证a股,当n=30,45,60时,Levene检验结果都很显著。2008年4月25日的税率下调,当n=30时,两市的p值均在5%上显著,这表明,在税率下降后的30个交易日中,两市的收益率方差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股市存在明显的波动。除此之外,在15天、45天、60天的检验结果都不显著,说明两市的波动性不存在明显的变化。
二、印花税对证券市场波动性的长期影响
本文选择aRCH类模型来研究证券市场的波动性。
1、建模的方法与步骤
鉴于两次调整间隔不到1年,而且2008年后我国股票市场收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导致股市出现猛烈的波动,我们分析2007年5月的印花税调整效应时,样本区间为2007年3月3日(调整前300个交易日)到2007年12月31日(共448个交易日);在分析2008年4月的印花税调整效应时,样本区间取2008年1月1日到2009年5月18日(共335个交易日)。
建模的步骤如下: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选定合适的均值方程aRCH效应检验拟合方程。
2、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单位根检验方法来检验序列的平稳性。表4显示,两次调整中,上证a股和深圳a股的检验结果p值都为0,因此,我们可以显著拒绝原假设,得出结论:序列是平稳的。
3、均值方程形式的确定
从两市两次调整印花税的收益率曲线图中可以看到两市的收益率序列都存在收益集群性的特征(限于篇幅,仅列出2007年5月30日图),这表明收益率存在着随时间变化的方差因素。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考虑收益率序列是否具有自相关性,这关系到我们在确定均值方程时是否需要引入自相关的描述部分。从自相关-偏自相关图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Rt｝不存在显著的自相关性。因而在均值方程形式的确定中不需加入自相关性的描述部分。于是,我们采用的均值方程为:Rt=c+εt
4、aRCH检验
下面我们用Lm检验来判断时间序列中是否存在aRCH现象。
从上表可以看到,2007年5月30日上证a股的Lm统计量到3阶时为9.267583,p值为0.025653,小于0.05;深证a股的Lm统计量到14阶时为40.36806,p值为0.000223,远小于0.01,这说明无论是沪市还是深市,εt都存在明显的aRCH效应。2008年4月25日上证a股的Lm1阶统计量为2.501121,p值为0.113765,深证a股的Lm统计量到32阶时为41.49772,p值为0.121356,εt不具有aRCH效应。
5、拟合GaRCH模型
(1)模型比较
我们构建GaRCH(1,1)、GaRCH(1,2)、GaRCH(2,1)模型,比较它们的拟合效果,选取适合的GaRCH模型的阶数,然后将GaRCH模型与eGaRCH模型进行比较,选择最佳模型。
从上表结果显示,用GaRCH(1,2)和GaRCH(2,1)模型来拟合结果都造成了参数检验的不显著。例如,对于2007年5月30日的调整,上证a股GaRCH(1,2)模型中的α1、α2及GaRCH(2,1)中的α0、α1都不显著;深证a股GaRCH(1,2)模型中的α2及GaRCH(2,1)中的β1都不显著。这表明,用GaRCH(1,1)模型即可拟合rt。
接着,我们来比较GaRCH(1,1)和eGaRCH(1,1)的拟合效果。从表中结果可以看到,无论是上证a股还是深证a股,两次调整的参数γ的检验都不显著,这表明,GaRCH(1,1)模型是描述证券市场样本区间波动性的最佳模型。
(2)结果分析
为检验交易成本变化对证券市场波动性的影响,我们在GaRCH(1,1)的条件方差中加入虚拟变量Dt,该变量在调整前的交易日取0,在调整后的交易日取1,通过检验其系数,可以检验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对条件方差或者大盘收益率波动性是否具有显著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大小。
2007.5.30沪市实证结果:
Rt=0.241598+εt
(0.0050)
ht=0.045978+0.072066ε2t-1+0.920741ht-1+0.001029Dt
(0.0832)(0.0000)(0.0000)(0.9801)
2007.5.30深市实证结果:
Rt=0.296278+εt
(0.0015)
ht=0.067198+0.066251ε2t-1+0.921470ht+0.002188Dt
(0.0890)(0.0000)(0.0000)(0.9667)
2008.4.25沪市实证结果:
Rt=0.060692+εt
(0.6622)
ht=0.614087+0.042533ε2t-1+0.906135ht-1+0.299209Dt
(0.0208)(0.0354)(0.0000)(0.0301)
2008.4.25深市实证结果:
Rt=0.074425+εt
(0.6219)
ht=0.869422+0.022036ε2t-1+0.909698ht-1+0.378077Dt
(0.0710)(0.2791)(0.0000)(0.0680)
从以上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沪深两市GaRCH(1,1)模型的α+β之和都小于1(沪市,分别为0.992807,0.948668;深市0.987991,0.931734)。这说明,模型是平稳的,可以进行各项检验。
从上表可知,对于2007年5月30日调整的GaRCH(1,1)模型里的虚拟变量Dt的参数检验都不显著,这表明,印花税率的上升并没有使我国a股市场的波动性产生显著的变化。而对于2008年4月25日GaRCH(1,1)模型中Dt的参数检验都显著,这表明印花税率的下降使我国a股市场的波动性产生了明显的变化。
三、证券交易印花税对证券市场流动性的影响
1、流动性指标
印花税税率调整的影响会快速反应在股票价格和交易量上,因此在印花税税率调整后相对较短的一段时期内,证券市场上的股票价格和交易量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从而影响证券市场的流动性。
对于流动性指标的选择,刘海龙,仲黎明,吴冲锋(2003)曾经提出一种新的流动性指标――有效流速。设p1(t)表示期间t为的最高成交价格,p2(t)表示期间t为的最低成交价格,h表示最小价格变动单位,这时市场有效流速eL(t)可以表示为:
eL(t)=t(t)VR(t);其中,波动幅度
股票的流动性是换手率t(t)的增函数,是波动幅度的减函数。由于证券日换手率数据难以取得,因此我们采用指数的成交额代替换手率,因此,流动性实际为:
liqt=m(t)VR(t),其中m(t)为成交额。
2、数据分析
我们就印花税调整对两市在5到20个交易日内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根据上文所述的流动性指标的选择及计算方法,我们计算出两市在两次印花税调整后5到20个交易日的流动性及两市的正常流动性。如表9。
从表中可以看到,流动性对印花税调整有比较敏感的反映,2007年的印花税税率上调造成了两市流动性的下降,2008年印花税税率的下调造成了两市流动性的增加。从5到20日分别的数值来看,印花税上调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性的减少量逐步减少;印花税下调时,流动性的增加量也逐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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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法的变化篇8
【英文摘要】chinesegovernmentraisedthestamptaxofstockexchangefrom1‰to3‰abruptlyonmay30,2007.asareaction,shanghaiandshenzhenstockmarketsdroppedsharply.itbroughtnotonlypainfulmemoriestoinvestors,butalsochallengestotheintegrityandcredibilityofthegovernment.afteranalyzingtherationaleofthegovernmentalintegrityandcredibilityandapplyingtherationaletothe“stamptax”case,itisprobabletoreachaconclusionthatpublicparticipationcouldavoidthepresenceofthefalsereliabilitysothattheaimofthemacro-controlwouldbeachievedmuchmoreeffectively.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诚信；公众参与
【英文关键词】macro-control;integrityandcredibilityofthegovernment;publicparticipation
【正文】
一、现象：“印花税事件”的背后
2007年5月30日凌晨，中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决定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1%调整为3‰。这一决定，不仅在5月29日的《新闻联播》当中没有播报，连当天出版的《中国证券报》和中国证监会直属的三大证券报都没来得及在第一时间进行报道，可见政策出台之突然。而且，由于在此前一周网上即流传着即将调整印花税的消息，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办有关负责人在5月23日答复《上海证券报》等三大证券报关于上调印花税的传闻时，都表示未听说近期将调整交易印花税。这一突然来临的消息使得5月30日的深沪两市反应激烈：当天，两市骤现跳水行情，沪综指暴跌6.5%，两市跌停的非st类个股超过850支，而跌幅在9%以上的个股更是达到925支。统计资料显示，两市3日内共蒸发市值1.65万亿元，而数百支个股连续3日跌停的惨况更是自2005年启动股改以来首度出现。[1]（p32）有实证分析表明，此次调整印花税对中国股价和股市的影响是显著的。[2]（p209）
本来，印花税作为政府调控市场的工具，其现实意义在于提高交易成本，限制过度投机。本次上调虽然增加了交易成本，但历史上中国证券交易印花税也维持在3‰，这一幅度只是一个较小利空，不足以造成如此大的跌幅。而且从国际经验来看，印花税通常都是在牛市上调，熊市下调，其调整并不值得大惊小怪。[3]（p18）也有研究表明，印花税的调整对大盘指数波动性作用的大小和时间的效应有限。[4]（p80）那么，为什么市场会对此次印花税上调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呢？其实，人们普遍认为，上调印花税率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职能部门改变游戏规则，在之前已经澄清不会提高印花税的情况下，竟然在4日之内就提高印花税率，增幅达200%，而且选择在深夜“突袭”，在有关市场的重大政策的信息披露方面出尔反尔，极大地挫伤投资者对职能部门的执政信心，严重影响政府信誉。[5]（p20）
可见，“印花税事件”影响的不仅仅是股市，更重要的是，它使股民乃至更多的民众对政府产生了信任危机，政府诚信及其行为的公信力受到质疑。例如，在2007年6月7日，《上海证券报》又刊发了一条有关权威人士针对广受市场关注的资本利得税传言所做的澄清：“认为资本利得税会像印花税税率调整一样可以随时出台，是不懂法律的表现，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有人就此消息的可信度发起调查，提出“0；50%；100%”三个数字供大家选择，结果所有的人都选择了“0”，更有网友调侃说：“这位权威人士的话听着耳熟！”网友的态度，当然有宣泄情绪的因素，但“印花税事件”所留下的阴霾，显然还没有散去，有关部门及其权威人士的公信力，全都受到了重创。[6]
二、问题：政府宏观调控行为为何需要诚信？
“印花税事件”过后，有学者从“税收法定”角度对中国财政部有无权力随时调整印花税进行了质疑；[7]也有学者从“规则诚信”的角度直指政府调控政策出台这一行政行为决策透明度和公信力不够。[8]（p15）问题是，政府宏观调控行为为什么需要诚信？其基础何在？在“印花税事件”中，政府调控行为是否符合诚信标准？
（一）宏观调控行为应当诚信的基础
有学者从诚信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维度讨论了政府行政需要遵守诚信原则的原因。[9]（p8）这一讨论过于抽象且偏重于政治学的述说。从一个更偏重法学的分析视角来看，包括宏观调控行为在内的行政行为需要符合诚信标准的基础在于：
首先，政府行为诚信的理论基础在于社会契约论和行政伦理。从社会契约论来看，由于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委托——关系，使得政府必须忠于人民，诚实不欺，以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否则就是对契约的违反。“从根本上说，讲求诚信是政府得到民众的支持，不断地从人民中获得合法性资源的根本途径。”[10]（p188）而政府诚信又是行政伦理的重要内容，政府作为最具引导力的社会主体，理应遵循普遍的伦理规范和社会价值观：一方面，诚信在政府自身的“道德谱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因为“一个政府连诚信的品质都不具备，人们就不能想象它会具有善良、公平和正义等诸多品质，不能想象它能勇敢地承担起对社会和公众的义务、良知和责任，也不能想象它会由衷地体会到由此带来的荣誉和幸福”[11]（p34）；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形式主体，负有引导民众这一政治的大众载体共建社会诚信的责任，而且，其实现是以政府自身诚信的达成为前提的，如果政府行为都不能符合诚信的要求，遑论社会诚信的达成？
其次，包括宏观调控行为在内的行政行为的诚信做出，是政府公信力的基础，而政府公信力与政府管理效率密切相关，具有重要意义。[12]（p32）只有政府具有了公信力，它所制定的各项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才能得到有效实施；反之就会大打折扣，公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威胁：因为政府的信任危机一旦产生，就会产生一种由不信任而导致的不合作态度，陷入“狼来了”的恶性循环。此次“印花税事件”过后，政府官员在媒体上关于开征资本利得税的“辟谣”得不到信任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公信力是政治合法性的根基。无论从卢梭的人民拥有的公意是政治性的惟一基础的观点，[13]（pp12-14，p39）马克斯·韦伯的合法性是人们对享有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的视角，[14]（pp239-241）还是从哈贝马斯[15]（pp127-131）和哈耶克[16]（p261）所认为的形式的合法性和内容或实质的合法性的有机统一的角度，都离不开一个主题：怎样的政府公信力最好，最能得到民众的认同和拥护——而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践显示，公信力作为公众对政府行为的集中反映，它不只是对政府行政行为的外在回应，还内含着对行政行为的终极价值判断以及对某种政治的忠诚和信仰，是政治合法性的根基，失去公信力将是政府不能承受之重。
再次，宏观调控行为等政府行为是否诚信关系到社会稳定。此次“印花税事件”在股市上引发了一场恐慌，如果恐慌持续下去，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而恐慌的本质在于社会信任的危机，是个体对自己所处环境丧失信任之后的应激性反应。[17]所以，资本市场的宏观调控行为如果丧失诚信，轻则会引起恐慌导致“非理性暴跌”，不能实现最初“稳定市场，促进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目标；重则可能因为信心崩溃而导致市场崩溃——这正是很多经济学家在考察了为什么在宏观和微观经济面良好的情况下还会产生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提出的新的危机理论。[18]（p29）
复次，是信赖保护原则的要求。随着现代法治文明发展，信赖保护原则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已经有了在行政法领域成为“帝王条款”的趋势。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政府对自己做出的行为或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不得反复无常。[19]（p70）就其实质而言，是指基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正当权益的考虑，当社会成员对行政过程中某些因素的不变形成合理信赖和期待，并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时，行政主体不得变动上述因素，或在变动上述因素后必须合理地补偿社会成员的信赖损失。[20]（p6）一方面，可以把信赖保护原则看作是民法“诚实信用”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扩展适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公民信赖自己的政府及其政府行为，以此获得对行动的预期安排和安全性，所以政府有责任保护这种信赖。[21]（p28）而这就要求政府行为必须诚信做出，才能使信赖保护有切实存在的基础和保障。
最后，宏观调控行为的自身特点也要求调控行为必须诚信。其一，宏观调控行为大多属于决策行为，具有较大自由裁量权，易给调控主体留下较大寻租空间，有必要对其行为提出诚信要求；其二，宏观调控的影响范围广泛，而且在“劣币驱逐良币（badmoneydrivesoutgood）”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slaw）”支配下，调控主体的不诚信行为不仅会给受控主体带来极大损失，还会让诚信的市场主体退出市场或放弃诚信的行为选择；其三，调控主体拥有强大的信息和政策资源，而受控主体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需要通过对调控行为提出诚信要求来遏制其权力的无限扩张，保护受控主体权益。[22]（p81）
（二）“印花税事件”中政府调控行为的具体分析
对此次上调印花税的指责，多数集中于中国政府不顾先前承诺，在深夜采取突袭方式，有损政府行为的公信力。那么，中国政府的此种调控行为是否符合诚信要求呢？
先回顾一下本事件的发展过程：随着上证指数的攀升，股市中传闻中国政府可能上调印花税来加以调控；相关媒体就此向有关部门求证后，5月23日《上海证券报》刊登中国财政部新闻办有关负责人答复说：“确实没有听说过将要调整股票交易印花税的消息”，而中国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办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如果调整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作为参与部门，国税总局新闻部门应该知悉，但是目前确实没有接到有关通知”——这些刊登在“权威媒体”上的“权威人士”的发言让公众吃了定心丸——也就是说对此产生了事实上的信赖；然而在不到一周之后的5月30日，印花税税率上调的政策却在半夜颁行，股民所持股票市值从当日开盘伊始开始连续缩水，信赖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通过回顾可以看出，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深夜出台印花税上调政策“突袭”是否符合诚信要求？从经济学角度看，针对中国股市这种投机性市场的调控，出其不意的“突袭”是常规性策略，否则会给市场造成持续性恐慌。[23]（p65）其关键在于，要保证信息的对称和公平。而政府行为诚信中的很重要一方面就是行政公正，因为出于社会个体应普遍受惠的利益需要，政府必须本着价值中立、不偏不倚、公平公正的原则和理念行事；[24]（p20）同时，作为要求政府行为诚信的核心依据之一的“信赖利益保护”或者说“合法预期保护”也有公平对待的要求。[25]（p131）在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政府做到了信息的对称和公平，“突袭”也是具有其合理性的。但有人认为，在本次“突袭”事件中，有机构在正式上调前已经掌握了确切消息，所以社保基金等机构和市场各路主力出逃相当成功，[26]（p26）而信息不畅的中小股民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可见，“突袭”行为有时不能保证信息的对称和公平，从而其是否诚信也应受到怀疑。
另外，虽然“权威人士”的相关言论并没有明确做出“印花税不会上调”的承诺，但其表述却极易产生误导作用，加上“权威人士”和“权威媒体”的双重效果，还是让广大投资者产生了一种“事实信赖”，这也是大众纷纷指责政府行为不诚信的原因所在。虽然有学者认为信赖保护原则应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规定，但由于目前无论从条件上还是时机上都未成熟，[27]（p57）而明确对该原则进行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的相关条款的可操作性不强，故而目前对这一“事实信赖”还无法进行切实保护。或许，更为实际的方法是尽量减少民众产生此类“事实信赖”，从而使其做出更为理性的行为选择。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突袭”这一调控行为本身具有一定经济手段的合理性，问题的根源在于调控手段的特殊要求和调控行为的诚信要求之间存在一种内在张力。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保证信息对称和公平的同时，尽可能不要让一些不确切信息误导民众产生“事实信赖”，并基于此信赖做出不利于其自身的行为选择。其归并为一点，就是如何使公民公平的获取政府决策信息并做出合理预期，不至于被误导。因为就此次事件来看，公众的恐慌根源就在于无从公平获知更为确切的政府决策信息，从而无法做出合理预期。
三、一条或许可行的解决进路：公众参与框架下的宏观调控
针对前述问题，有学者提出了相应对策，例如借鉴国外“引而不发”的经验，由一部分人大代表提出增加印花税特别议案并在全国人大特别会议讨论，或由中国财政部通过网上征求民众意见，向市场发出信号；[28]（p7）设立新税种或调整税率须经全国人大审核、公开听证等程序，使其成为在合法性支撑下的公开透明的财政政策，同时还要给民众提供一个公开参与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以此来提高政策的公信力；[8]（p15）等等。这些政策的核心是通过公众的参与，使其能够表达利益诉求并公平的获取决策信息以做出合理预期，并进而推动政府行为由反复无常性、不稳定性向连续性、稳定性转变。在这一事件之后，广东省人大代表黄明德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一事展开特别调查，并呼吁政策出台后应加强与群众沟通以争取理解，[29]也说明了民众对于公众参与有着现实需求。因为这与他们的合法预期形成并由此正确行事密切相关，英国的罗斯基尔法官（lordroskill）就认为“合法预期与听证权密切相关”，[30]（p246）而听证就是公众参与的一种形式。
或许，在宏观调控行为规则制定和决策等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将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纳入公众参与的框架之下，可能是解决调控手段的特殊要求和调控行为的诚信要求之间内在张力的一条可行进路。下文将首先对公众参与的基本理念做一阐述，然后结合具体事件对这一假设做一分析论证。
（一）公众参与的基本理念
所谓公众参与，是指行政主体之外的个人和组织对行政过程产生影响的一系列行为的总和。[31]（p50）但这只是一个较抽象的界定，当前学界并未对此形成一个精确定义。不过对其核心内涵却基本达成了共识，即公民有目的地参与和政府管理相关的一系列活动。[32]（p31）公众参与的智识支持在于“共同参与制民主理论”，其核心在于，“凡生活受到某项决策影响的人，就应该参与那些决策的制定过程”，[33]（p15）并且把参与范围扩展到公共行政和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它更加关注与公众更为密切的公众事务管理层面上直接民主的实践，而不再纠缠于国家体制层面的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之间何者为优的难题当中。公众参与一般有两个层面的功能价值：公众参与作为一项具体制度对行政管理和决策的表面性、功能性、制度性层面的作用，以及其对行政权力的约束、控制和对整个权力再分配的本质性、价值性、层面的作用。[34]（p62）
总体而言，虽然公众参与存在着可能使行政行为的有效性无法充分实现、其结果可能侵害某些弱势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可能使行政责任虚化、可能增加行政成本等诸多问题，但由于其更为明显的“战术意义和战略价值”，[35]（pp31-32）以及其巨大的民主导向价值，“公众参与已经成为现代公共行政发展的世界性趋势”。[31]（p50）
（二）宏观调控过程能否引入公众参与？
作为政府行为的宏观调控行为，应该能够引入公众参与，从而纳入公众参与的框架之下。理由在于：
首先，公众参与能够为宏观调控行为提供一种合法化的框架。宏观调控行为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它是政府基于公共利益而对市场进行干预，对相关经济要素进行调节和控制。如果宏观调控不是出于国家经济稳健发展等公共利益的考虑，它就不具有合法性。在宏观调控的过程当中，必然有许多相互冲突和竞争的利益存在，比如此次上调印花税的过程中，投资者的成本节约利益和国家的税收增加利益就是相互冲突的。而“假如行政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对多种相互竞争和冲突的利益进行协调的政治过程，那么这一过程并不能通过更高的权威——立法机构及其指令——而得到合法化”。[36]（p32）也就是说，如果通过传统模式中的“立法指令”等外在标准，无法为现代国家中的行政活动提供有效的合法化框架。那么，如何给以“公共利益”为合法性基础的宏观调控行为提供一种合法化框架呢？公共参与就可以为其提供一种被理解为通过利益代表等制度过程，而使行政过程得到“自我合法化”的多元主义合法化进路：它假设可确定的、先验的、客观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社会中只存在不同个体和团体的独特利益，立法过程所体现出的选择仅仅是各种不同利益相互撞击而形成的妥协；而如果行政机关在决策过程中为所有可能受影响的利益主体提供了参与的机会，就可以通过这些参与者的协商而达成为所有人接受的妥协，这就在“微观”意义上体现了利益代表和参与式的民主，是对立法过程的一种“复制”。而这种允许利益代表参与，并通过协商、妥协等过程在充分考虑各种受影响利益基础上做出决策，就在微观意义上和立法具有同样的原理，并进而使行政决策和行政行为得到合法化。[37]（p64）
其次，公众参与可以为宏观调控所依据的行政规则以及为宏观调控目标所制定的调控政策提供正当性（legitimacy）和可行性基础。因为在民主社会，宏观调控作为政府管制的一种，其要获得正当性并为公众所认同和接受，就必须考虑其公共性，以保证行政规则在价值取向上不致与公共常识偏离太远。因为如果这一步发生偏离，随后对管制性质、事实因果关系、应当采取的对策等步骤都将与公众常识发生更为严重的进一步偏离。[36]（pp179-180）而如此制定的规则，不仅不能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接受，有时还会引发严重的后果。以此次“印花税事件”为例，广大投资者因为误导而对上调印花税的性质判断失误，误将中国政府为打击投机促进股市健康发展当作政府要打压股市，结果因恐慌而采用了“杀跌”的非理性对策，导致股市暴跌，政府不仅没有达到平稳股市的调控目的，还遭遇了公信力危机。所以，如果能够允许更多公众进入行政规则制定或者决策程序，表达其价值倾向，在必要时鼓励参与者内部协商和讨论，以达到某些基本共识，就可以使行政规则和管制政策的制定具备基本的公共性——因为这种基于多种信息交互而获得的共识是正当性的坚实基础——并能使相关调控政策的实施更为可行和有效。
最后，就中国财政部此次上调印花税税率而言，公众参与可以增加其合法性基础。因为虽然按照中国国务院1988年出台的《印花税暂行条例》，政府部门可以决定调整印花税税率，但依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财政部上调印花税税率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税收法定主义的本质在于社会成员对国家课税权的统一和认可，政府的征税权力来自于社会成员所制定的法律的认可，而且税率等课税要素的全部内容与税收的课赋及征收程序等均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38]（pp47-50，p93）而财政部随意决定税率这一重要税收要素的变动，并未取得人民的授权；而且印花税税率由政府随意变动，也使国家征税权脱离了人民的制约，违反了税收法主义原则。[7]如果通过公众参与的方式，赋予调整印花税率这一宏观调控行为更多的“民主性因素”，可能更接近税收法定主义的本义，从而在暂时无法通过中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来实现“税收法定”的情况下，增加该行为的合法性基础。
（三）公众参与的引入是否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在论证了宏观调控行为能够纳入公众参与的框架之下之后，一个仍未解决的问题是：公共参与虽然在正当性方面变现突出，但并不一定能够促进行政规则和决策的质量和理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公众参与存在前述诸多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共参与本身为公共福利目标的认识所提供的事实基础存在某些根本性的缺陷：公共利益目标关乎未来的事实发展，需要决策者具有一定预见性，而这是缺乏专业知识的一般公众难以胜任的；由于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每个利益当事人关于私益与公益的陈述的不一致加大了认识真正公共利益目标的难度；而行政机关为尽早结束参与程序，往往会放弃了对真正公共利益的探求，转而采用一种权宜之计，使得每个利益当事人的利益都能获得某种程度上的保证，其理性值得怀疑；参与协商程序的利害相关人达成的合意，是否代表了真正的“公益”？[36]（pp181-182，pp190-195，p204）
基于这一认识，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就是：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从而将其纳入公众参与的框架之下，是否有助于解决“印花税事件”中突显出来的问题？通过前文分析可知，此次事件所暴露出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使公民公平的获取政府决策信息并做出合理预期，不至于被误导进而质疑政府行为的公信力，从而使宏观调控目标能够在政府诚信的基础上得以达成。其核心有四：（1）政府诚信的维护；（2）宏观调控目标的达成；（3）决策信息的公平有效获取；（4）民众合理预期下的理选择。可以说，如果公众参与的引入有助于这四个密切相关但又有不同的核心问题的解决，那么公众参与的引入就应该能够解决“印花税事件”中所突显出来的问题。下面分别来讨论公众参与和这四个核心问题的关系。
第一，公众参与有助于政府诚信的维护。所谓政府诚信，实质上是公民对于政府及其行为的一种信任。而公众参与作为一种公民和政府的合作，“是一种内含相互信任的意向或行动”，[39]（p127）它通过一种“参与——表达——协商——妥协——合作”的机制，使公众不仅能够了解政府行为的意图，甚至能够参与其中，自然会对政府及其行为产生信任，在客观上就表现为政府诚信的确立。在此次“印花税事件”中，如果众多投资者能够参与而不是政府单方面的先“辟谣”后“突袭”，恐怕政府诚信和调控行为的公信力也就不会受到强烈质疑。
第二，公众参与有利于宏观调控目标的达成。要达成宏观调控目标，就必须使公众对调控政策的性质有一正确认识，否则公众因认识错误而采取的非理性对策可能会使调控结果偏离预定轨道。此次中国政府上调印花税税率本意在打击投机，稳定市场，但由于公众无法对调控“突袭”行为的性质和调控意图有一正确认识，才导致了股市的恐慌式暴跌，市值严重缩水，宏观调控目的也没有较好实现。特别是对涉及利益冲突的宏观调控行为而言，采取公众参与程序，将有助于增加最终制定的行政规则的被接受程度。[36]（pp180-181）具体到此次事件当中，如果中国财政部能够通过在网上征求民众意见从而向市场发出信号等手段来使公众参与其中，最终的调控效果可能会好的多，调控目的也就更易于实现。
第三，公众参与有助于决策信息的公平、有效获取。公众参与作为一种公共治理，其本质特征在于其“公共性”，而公正、公开、公平的程序又作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条件蕴含其中。[40]（p36）而更为关键的是，当今中国的公众参与和政府信息公开呈现的是一种共生和互动的关系。共生是指“参与”和“知情”在很多情况下是相互联系甚至是一个整体的，这也表现在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性文件当中；[36]（pp120-121）而互动则表现在：一方面，信息开放的程度和获取信息的途径直接影响到公众参与的能力和程度，另一方面，公众在有效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可以对政府活动进行有效回应，从而对政府活动产生实质影响。这样，如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能够引入真正的公众参与，就必然要求决策信息公开，并保证公众获取机会的公平，对本次事件中“部分人提前获得确切消息”的质疑也就不会产生了。
第四，公众参与可以促进民众合理预期下的理选择，这是公众能够公平有效获取决策信息后的必然结果。此次“印花税事件”中“杀跌”的非理选择，实际上是多数公众无法有效获得决策信息，并进而误读了政府调控意图所导致的。
综合上述，公共参与的引入将有助于解决“印花税事件”中所突显出的问题。
四、余论
通过将公众参与引入宏观调控行为当中，可以在有效实现调控目的的同时维护政府诚信。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中国以“协商民主”为核心的公众参与在实施过程中，更多是作为一种手段而非程序运作的价值偏好来强调，[41]（p22）故而其制度化程度偏低，偶然性和随意性较大。以中国当前最为普遍的一项公众参与制度“听证（hearing）”为例，由于功能上的名不副实、参与者的角色错位、信息透明度不够，特别是缺乏对听证意见的事后积极回应机制，使得该制度的实施效果不尽人意。因此，在将宏观调控行为纳入公众参与框架时，还要注重公众参与本身的制度化，因为“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42]（p12）与此同时，也要注重相关制度与公众参与的协调，比如行政赔偿/补偿机制、政府行为的司法审查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等等，从而使公众参与能够得到切实保障。【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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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法的变化篇9
【关键词】印花税，租界，民国，北京政府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0-0016-07
印花税①首创于荷兰，晚清时期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引进西洋的第一个税种。民国成立后，为解决财政问题，历任财政总长都把整理税制作为治理财政方针之一，其中，对于开征印花税都寄予了一定的厚望。众多学者对此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却较少涉及印花税的涉外征收问题。
近代税收法律的属地原则被世界各国所遵行。中国公民在外国从事生产经营或取得收入时需要向所在国纳税，同理，外国商民也应按照中国的税法向中国政府纳税。民国初年的《印花税法》虽没有明确印花税法的属地管理原则，但已作为一种常识而被纳入到税法体系内。然而，外国商民凭借各种不平等条约，不向中国政府纳税，甚至租界内的华人也借此躲避纳税义务，正是由于税法不能行及洋人甚至租界内的华人，致使华洋商民间的税负愈显不公。《租界内华人实行贴用印花办法》的出台，实际上是北京政府财政部、外交部艰难抗争的变曲，其中既蕴含着对税收公平的渴望，也反映出强权背景下的诸多无奈，更是外交精英们急躁情绪的表露。
一、租界：税收管理权的丧失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各种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开辟了一块又一块的租界。最初，租界因战争之故而得以快速发展，并逐渐由“难民之城”而转变为一个以商人为核心的“城市国家”，成为近代中国境内的“国中之国”。
租界内征税权丧失的恶例源于上海英、法租界。1862年太平军撤出上海地区后，上海道吴煦向英、美、法租界当局提出向租界内华人征收捐税的正当要求，但遭到了列强的断然拒绝。加之当时由于上海官府致力于和英法军队合力围堵和驱赶上海地区的太平军余部，向租界内华人征收捐税的交涉暂时搁置。此后，虽经多次协商，均无结果，到1864年以后，上海地方政府向租界华人征税的权利基本被剥夺干净。
上海租界为全国租界之倡，其他城市相继开辟的租界皆援引为例，整个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政府对租界内华人的征税权就此丧失。
对租界内华人征税权的丧失反映了两个自相矛盾的问题：一是如按照近代税收法律通行的属地原则，中国政府的征税对象应包括所有的中国公民和旅华的外国商民，即凡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应税行为，都应按照中国的税收法律依法纳税，但受各种不平等条约的限制，国家税收不能征及洋人；二是如按照属人原则或称“公民原则”，中国政府的征税对象应包括所有的中国公民，但列强又以保护租界内华人的权利为借口，强调属地管理原则，致使中国政府对租界内华人的征税权也被剥夺，言外之意：租界是独立于中国政府之外的国中之国。前者可以理解为条约的限制，后者则绝对是一种强盗逻辑。
租界内出现的华洋杂居局面使三方受益：一是作为租界内的华人，定居租界意味着在外国武装与外国机构保护下谋求身家安全，等于既“买”了一份洋场的“保险”，也获取进入洋场商界竞争的门票，这是华人移居租界的根本动机。二是定居租界的华人多携带巨资而来，或有相当规模的投资项目，或有相当规模的消费，无疑给租界及外商送来了滚滚财源。三是作为租界当局，更不愿意将税收这块蛋糕与人分享，华人的到来给租界当局平添了一笔稳定可观的税收。因此，每当中国政府宣布对租界内华人征收某个税种时，既有租界内华人的强烈反对，更有西方列强的坚决抵制。
二、抗争：税收公平的诉求
晚清推行印花税之初，直隶全省印花税务总局为了减少外交窒碍，即采取一种变通做法，专门拟订了“租界华商征缴印花税办法”四条，其目的在求中国商民纳税平等，但由于当时国内商民对印花税的抵制，内地尚且时征时停，租界内华人贴用印花一事困难更多，该办法未及实施而晚清政府即已宣告。①民国政府成立后，于1912年10月21日颁布《印花税法》，1913年3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按照现代法律程序公布实行的第一部税法。
为使在华商民依法纳税，财政部将《印花税法》译成外文，送交外交部照会各国驻华使馆转知各该国在华商民，要求一律遵章贴用印花。外交部随即照会驻北京外交使团商议此事，1913年6月得到的答复是：“外交团业经聚议一次，众皆赞成，洋商亦认缴此税。惟必须中国人一方面先已办到实行之地步，而后再推及于洋商，方为正当办法。”②前半部分的“赞成”与“认缴”在后半部分的转折下，几等于否认，因为当时北京政府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由于来自各方的阻力不断，国内推行困难，“中国人一方面先已办到实行之地步”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另一方面，列强或以欧战为借口，或根本不予理会，致使印花税问题的第一次交涉陷于困境。半年后的9月18日，在财政部的催促下，外交部再次照会公使团进行“咨询”，但直到1914年3月，各国公使团才做出如下答复：“在未经言明条约之外新定税法本国人是否遵循之先，应详明各本国政府核办”，并认为“该新税现拟之法，恐未能施行于各本国人民”。③前期谈判便遭到了列强的无理阻挠。
为实现华洋商民税收的公平原则，财政部不得不另觅出路，再次致函外交部，希望通过外交部转令中国驻外各公使与各国政府妥商，“请其协助，并将各国政府对于印花税法有何意见，详告本部，以凭核办。”1914年3月18日，外交部致函中国驻外国各使，请迅速探寻各所驻国意见，切实与商，务期照允。④但这一对外交涉只是外交部和财政部的急切热盼和美好向往，此后一直处于电报、信函的往复交涉状态，直到北京政府结束仍无结果。
外国商民在中国境内发生应税义务时，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拒不履行纳税义务，严重侵犯了中国的税收，破坏了税法的公平原则，但财政部、外交部却显得极为无奈。在一直不放弃要求外国在华商民依法纳税的交涉的同时，财、外两部只好转而希望先从租界内华人入手，以期采取渐进措施，逐步推行。1913年8月，津海关监督兼外交部特派直隶交涉员徐沅依据《印花税法》的规定，拟定了对外办法四条，呈请外交部咨商财政部、农商部核准施行。⑤其大意如下：
1.各公署与各外国人订立契约簿据应随时报明交涉署转知该国领事，饬令该外国人依照印花税法的规定，购贴印花，其不遵贴者，即将该契约簿据批销作废。
2.各外国人凡与中国人订立的契约簿据，应照印花税法购贴印花，其不遵贴者，如遇诉讼到官，不视为合法凭证。
3.各外国人凡与中国人订立契约簿据，如在印花税法施行以前者，免贴印花，如遇诉讼到官，仍应按税法规定补贴印花。
4.原订印花税法以商准外交团议决承认之日后30日为洋商实行之日，其原订各条，凡遇各外国人与中国人财物成交各种契约簿据即一体适用。
上述四条办法是在尚未发现对外交涉非常之难的情况下拟定的，但真正推行起来却是阻力重重。财政部鉴于外交上的困顿和此四条实施的不易，其在1915年4月21日致外交部的咨文中，一方面请外交部再商各驻外国公使，嘱其再向所驻国政府商请遵允照办，另一方面咨请外交部，在各国洋商贴用印花问题未解决之前，饬令各租界内中国商人一律先行贴用。外交部也认为，先饬令租界内华人贴用印花是“推行印花税应有之举”，于是，财政部乃分咨凡有通商口岸之各省巡按使、各都统、镇守使，请其分饬所属遵照办理，外交部则饬令各省特派员、各埠交涉员就租界内华人贴用印花事随时与各国领事妥商接洽，随时明白解释，以祛误会，以便推行。①从福建厦门交涉员陈恩焘、延吉交涉员陶彬、新疆特派员张绍伯等人的复函中可以看出，当地已基本实行，“华商亦均遵照贴用印花，即洋商贸易单据贴用印花虽未能普及，然而贴用者已属多数”。②
不管事实上是否如上所述那样真的“贴用者已属多数”，但这种做法极易引起外交争端。虽然印花税极为微小，但在列强蛮横争利的强势话语中，为印花税引起的外交争端几乎年年不断。为减少外交争端，制定明确、统一的征税方法十分必要。
1917年2月，外交部特派直隶交涉员黄荣良致函天津商会：华人在租界或通商口岸居住营业者，自应遵章贴用印花，同系国民，应共同负担国税，要求商会“联络商民，详为开导，即有租界内之商民不入商会者，亦可就近延请大铺户，晓以大义，细与说明”，并称沪商在租界内贴用印花，成绩较著，原因是“沪埠租界华商贴用印花，系由上海县税务所长会同邀集商会磋商协助，设法维持，始能著有成效”，因此希望天津商会援照上海办法，请由天津商务总会邀集各租界著名华商，磋商协助，促使租界内华商依法贴用印花。③同年6月，内务部也提出在已接管的天津、汉口等处德国租界内推行印花税的建议。直隶、湖北虽已相继遵行，但也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即所有特别区内，洋商杂处，“稍有不慎，即成交涉问题”。④
租界内华人贴用印花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又两年后，1919年1月11日，外交部在致驻京外交团领衔公使朱尔典的照会中，除了再次提出外国商民应依照中国印花税法贴用印花的请求外，专门就租界内华人贴用印花一事做以陈述：印花税在我国内地业已完全实行，但租界内的华商住户和在各地的外国侨商，尚未遵章贴用印花，影响国家财政及信誉，因此，未便任听居住于租界内之华人独不依法遵贴，但因为“租界内警察、裁判权不我属，无从强制执行”，财政部拟定了租界内华人切实贴用印花办法四条，请各公使“转饬各租界领事实力协助，俾利进行”。并且强调，此事仅涉及租界内的华人，与外国人无关，“谅各国公使素敦睦谊，当必乐于推诚相助”。然而，数月过后，直到4月26日外交部再函催问时，外交团仍未置可否，只是以非正式答复称：外交团会议均已同意，惟日本公使表示反对，尚须再议。⑤
这个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表示强烈反对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检查问题，他们不同意印花税处派驻稽查员到租界征税；二是效力问题，他们对于未贴印花票及票面未销之书类，失其证据效力的规定表示反对，而这一点正是印花税纳税行为的最基本点，这一反对意见实际上是对税法的根本否定和野蛮干涉。同时，要求对条文进行修改，并以强硬的态度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指令。财政部不得不再次将办法进行修改，“将日本政府所拟条款之意见全行加入”，并于1919年7月7日呈请外交部晤商日本公使，详尽解释了修改后的税收征管办法，期望征得友邦的支持。①修改后的四条办法如下：
1.凡居住租界内之华人应依照印花税法的规定贴用中华民国印花税票。
2.检查租界内华人应贴印花之契约、簿据及证凭委托租界内工部局警察执行。其检查方法为：一是工部局警察每年6月及12月就租界内华人铺户住户检查一次；二是除检查外，工部局警察平时发现华人不依法贴用印花，可以举发；三是检查或举发的违章问题由工部局警察首领处罚，处罚时应报由该管领事查核；四是罚金充赏及归公分配办法另定。
3.租界内华人契约、簿据及证凭不贴印花或对于所贴印花未盖章画押加以注销，遇诉讼时本不能认为合法之证据。兹为维持对手人利益起见，由法庭但将出立契约、簿据及证凭之华人处以罚金，并令依法补贴印花及盖章画押，而原立之契约、簿据及证凭仍认为有效。
4.租界内发卖印花税票，委托中华邮务局在租界内办理，专任销售印花，不涉及他项之任务。其发卖处所之设置闭歇及变更地点均随时报明领事团立案。
这个实际上近于将印花税管理权和检查权出让的办法，经外交部近于祈求的照会后，却并未得到列强的认允，1919年10月17日，驻京领衔公使致外交部的答复是“此案所拟办法，必照下列各项案件，方可允认”，对财政部修正租界内华人实行贴用印花办法提出了6条强制性的修改意见：②
1.应在所有各处租界内定准日期，一律施行，并将施行日期预先达知各国大臣；
2.修正办法第二条内工部局警察，应改为该管外国警察官；
3.修正办法第二条每年应由外国警察检查两次之规定应行删除，该警察官等办理此事之责任，则应限于平时检查不贴印花之契据；
4.修正办法第二条第四项分配罚金之办法，未能认可，若中国政府以为有分配之必要，则应向工部局以情愿捐助之形式进行之；
5.若将来中国政府以为有在租界内设立中国发行印花税票之邮政分局或特别机关之必要，则不但应预先告知各国领事，更应先得彼等完全许可；
6.各国大臣对于所拟办法予以认可，乃须声明仅系试办，即须认明若租界内之外国行政机关或居民有因此损失利权或大感不便之处，则此办法必须再加修改，且如有取消认可之必要时，亦必取消之。
以上6条主张系无视中国的行径，中国开征印花税，即使采用属人原则，中国公民依照中国税法缴纳税款，贴用中国印花，纯属中国内政事务，按照国际通行规则，中国政府也仅仅具有知照各使遵从之义务，而绝非请示。然而，如此6条主张，其实质是将中国印花税的征管权限直接纳入到殖民地管理体系之中，其“推诚相助”的面目全无，此亦近代中国之一大特色。
三、息争：税收征管的变曲
财政部因急于推行印花税法，在急躁的和幻想的税收公平追求中，对列强提出的6条修改主张一律承认，并对原办法4条进行修订，终于正式出台了《租界内华人实行贴用印花办法》。1919年11月14日，财政部发出通知，以《租界内华人实行贴用印花办法》经由外交部照会各国驻京公使同意，定于1920年1月1日起施行，要求各省外交特派员与各该处租界各国领事接洽办理。至于自开商埠及通商口岸未经划定租界者，警察及司法本归我国管理，自应遵照印花税法令规定执行。该办法共有4条，主要规定租界内的印花税票供应销售、印花税检查等程序。③
1.凡居住租界内之华人，应依照《印花税法》及《关于人事证凭贴用印花条例》所载各种契约、簿据及证凭，贴用中华民国印花税票。
2.检查租界内华人应贴印花之契约、簿据及证凭，委托该管外国警察官执行。其检察时发现不贴印花之契约、簿据及证凭得依照税法条例，处以相当之罚金，随时交由该管领事代收。
前项罚金每届三个月结成总数，由领事馆代用中国政府名义以一半捐助工部局经费，其余一半交由交涉员公署解归国库。
3.租界内华人契约、簿据及证凭不贴印花或未盖章画押注销，遇诉讼时本不能认为合法之证据，为维持对手人利益起见，由会审公堂或地方官衙门或审判厅，但将出立契约、簿据及证凭之华人处以罚金，并令依法补贴印花及盖章画押，而原立之契约、簿据及证凭仍认为有效。
4.租界内发行印花税票，由中华邮务局在租界内办理，专任销售印花税票，不涉及他项任务。如将来须在租界内添设发行印花之邮务分局或特别机关，先与各国领事接洽后再行照办。
此办法本身即系一种外交无助与无奈的变通之法，根本未敢涉及洋商贴花问题，且将检查权等一概委托租界内的外国警官执行，完全是为了减少与列强的纷争而妥协息争的结果。即使如此，也仍不顺利。该“办法”原定于1920年1月1日起一律实行，然而，各地领事团却因手续未备、尚需研究、税法文件不全等种种理由一再要求延期。外交部与财政部不得不一再延期，先是延至3月1日，再缓至4月1日，5月1日，屡有更改。①
津、汉、沪三埠原定于1920年5月1日起实行，但至4月底，三埠领事团尚未接到驻京外交团的指令，财政部不得不于4月25、26日连续致函外交部催促，时至6月，财政部还在为此而不停地向外交部去函催办。②外交团屡次要求展期举行，外交部与财政部均不得不屡表同意，其间交涉的艰难可见一斑，也透视出两部更多的无奈和疲倦。当然，期间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此时的民国政府正处于军阀混战之中，人事更迭如走马灯一样变换不定，政令基本不出都门，根本无力和无暇解决这一微小税种的征收问题，致使这个夹缝中的变通办法虽然凝聚了不少财政部和外交部人士的汗水和泪水，但仍因政局动荡、国力贫弱而不得其果。
更为不妙的是：在外交、财政两部面临着沉重的外交负担的同时，国内商民的反对之声也日渐高涨。1919年11月15日，该办法甫经公布，上海总商会即发出快邮代电，表示强烈抗议，以“租界内华商无一业不与洋商交接，华洋不能一律，窒碍滋多”为由，坚决反对缴纳印花税，并说“政府以区区印花之收入，授检查权于外人，且由领事馆代用中国政府名义，以所收罚金半助工部局经费，半归国库，与民意适相违反。若经宣布，必起风潮”，“各国现行法令，凡关于捐税之收纳，无论本国与外国商民，皆一体办理，断无如大部现订印花办法之偏苦者。穷其弊之所极，势不至尽驱华商而皆为洋商不止”，因此，要求收回成命，另订妥善办法。③天津总商会、汉口总商会亦有类似电报。11月26日，直隶特派员黄荣良致函外交部，就此事商询处理办法，11月29日国务院也因此而质询外、财两部：“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电称，报载政府近与外交团议定在租界内征收印花税，委托工部局办理，授权外人无异于泰阿倒持，本会全体议决万难承认，报载各节究竟有无其事？”④
财政部针对上海总商会及其它各商会的反映，解释认为：国民有纳税义务，究与洋商有别。检查之权系委托性质，与无关。印花税本极轻微，断无因此而致归洋籍，冒挂洋牌。财政部为慎重起见，特将此案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后经国务会议研究认为：租界内华商仍应照规定贴用印花，至于检查和违章处理问题，可以责成商会和有关部门提出检查办法，违章处理可由公断处执行，无公断处的可由商民自行组合执行机关，互相检查，即由印花税分处会同商会拟具办法，经部认可，再咨外交部取消原定委托租界外国警察检查办法。⑤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将租界华人贴用印花的规定又置于更多的困境之中。
1920年2月9日，直隶印花税分处长方政为租界内华人实行贴用印花一事在致津商会函中，对天津商会提出的“现在民国关于外交，正在争回权力之不暇，而政府以此区区印花之收入，授检权于外人”，“租界内之商民更不堪其扰累”等问题进行了解释，并认为“此番因推行租界经大部一再筹议，影响所至，断无中途取消，贻笑外人之理”，希望天津商会顾全大局，予以协助，切实从速办理。①天津商会及各地商会相继制定了具体的推行办法，但在当时极为混乱的政局中，其实施情况并不乐观。
上海总商会对此仍感激愤，于1920年6月29日，再次致电外交部、财政部、农商部：租界贴用印花税，恐滋弊害，授权外人，国体何存？主体何在？“隐患靡穷，商民愤激”，并且金镑骤缩，米价飞腾，险象环生，民不堪命，恳速设法取消。②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表面上的“授权外人”“国体”等概念的反复使用，虽说是为了保护税法，维护商权和，但这种风尚恰是刚从封建专制脱壳的民国社会的一种急躁情绪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的反映，其特点与结果往往是追求法制公平的理想在转型时期的社会天平上不断摇摆震荡。从“国家—社会”的“回应与制衡”的角度看，③它体现了民国初年城市精英作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在政治经济上的参与意识，只不过，在这个“公民社会熹微初露”时代，这种抗争显然是道德义愤遮蔽了历史理性。
《租界内华人实行贴用印花办法》本为平息与列强的争端，历经数年的艰难交涉，好不容易做出的变通办法，也勉强得到了列强的认可，可以说是一个极为苦涩的胜利之果。但由于商会、商人们强烈反对，一致坚持华洋商人一律照贴印花，并且在此后不断呼吁和抵制，致使北京政府时期，印花税非但没能普及到外国商民，租界内华人贴用印花一事也未得到全面施行，这个在多方压力下演奏出的变曲，最终因更多的不和谐音符的存在而未能演奏好，但并未谢幕。
四、结语：税收公平的困境
税收的公平原则是现代税收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但是，印花税在征收过程中所遇到的来自西方列强的阻力，首先就是税收公平原则的严重扭曲：一是国际间，受各种不平等条约的限制，税收有流向列强的趋势；二是人际间，税法不能实行于外国商民，形成了中国商民实际税负大于在华商民的不公平状况；三是由于行政管理权“不我属”，印花税无法推行至租界内，欲在租界内向华人征税须商得租界当局的同意，这就使得同在中国境内，甚至仅有一路之隔，一边居民有缴纳印花税的义务，而另一边居于租界内的华人和外国人，可以不履行纳税义务，而中国政府对此莫奈之何！④税收公平问题一直处于困境之中。
在西方强权的思维逻辑和中国政府对税收现代化的迫切诉求交织中，经外交部、财政部的不断磋商与妥协，最终出台了《租界内华人实行贴用印花办法》。外交部一系列的艰难磋商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维护税法活动的一次“外交远征”，这其中既蕴含着对税收公平的渴望，也反映了强权背景下的诸多无奈。而在西方强权的话语氛围中，这种急躁不安的外交活动是不可能从根本上“维护利权”的，这个在夹缝里产生的印花税变通之法并没有给中国政府带来相应的税收收入。
弱国无外交。尽管北京政府外交部拥有一批谙熟国际法及各种外交理论的杰出人才，典雅地运用着西方语言，从容应对于国际外交舞台，捍卫着国家的权益，赢得了西方外交官的尊重。但在中央权威丧失、政府更迭、政局动荡不息的情况下，在靠实力说话的国际环境中，外交上的努力显得过于单薄乏力。事实上，自进入20世纪以来，近代中国所有的内政似乎都不可避免地被外交化了。在这种趋势之中，印花税征及租界华人的“内政”成了外交问题，加之由于各种不平等条约的限制，税收公平原则难以实现。
印花税法的变化篇10
一、印花税的实质
就印花税性质而论，虽然在形式上是流转税和行为税，但在本质上又是一种隐性财富税。印花税因具有征税范围广、税源分散、征收成本低廉等特点而得到政府青睐。如英国2001年所得税的征收成本是1.56%，为各税种之最，而印花税的成本仅有o.09%，为诸税种最低。尽管有征管成本低的优势，但印花税在经济上的负面作用使得各国在近年来的税收实践中大幅度减小了其征收范围。即使在印花税曾经普遍征收的英国，除了股票和证券转让、无记名票据发行以及某些涉及产权转让交易的税目外，绝大多数印花税税目现今都已被取消。
传统印花税基本的含义是通过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的凭证加贴完税凭证（税花）而征收的税收，但现代各国的印花税已不再需要实物型税票，所以很多国家都用“交易税”来取代“印花税”这一旧称，或者用“交易印花税”这一承前启后称谓冠之。本文以下所涉及的印花税概念主要是指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各种虚拟金融资产（包括外汇、债券、股票及其衍生品）在交易流转环节的买卖征收的证券交易税。
二、证券市场印花税的理论分歧与案例实证
各国引入印花税的基本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2004年7月印度引入证券交易税，当时股市的日交易量是1000亿卢比，征收0.15%的交易税后可增加375亿卢比的税收收入，这对印度这个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后国家财政收入不断下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久旱后的甘霖。英国印花税改革艰难也是因为财政承受力的问题。2004年英国的预留印花税（stampdutyreservetax，在交割前预征的、只对盈利交易的印花税）就达到40亿英镑。2007年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提高以后，该项收入竟然同比增长1017.4%，对当年税收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5.9%，成为2007年我国税收收入超常增长31.4%、财政收入超高增长32.4%的重要贡献因素。
但在财政收入来源不断丰富的今天，各国保留或出台证券交易印花税理由大都以市场调控理论为依据。为印花税调控提供理论支持的代表人物是美国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jamestobin）。上世纪70年代凯恩斯亲手构建的战后世界经济框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世界经济陷入滞胀，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遭到了全面挑战和怀疑。作为凯恩斯主义的维护者，托宾于1974年提出可以用交易税来抑制国际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活动.他形象地称之为“在过度高效的国际金融市场的车轮下塞入沙子”。从此以后，金融市场的交易税在经济学界又被称为“托宾税”（tobintax）。托宾税的支持者们认为，对证券交易征印花税可以降低投机资金的流量，因为理论上每一次交易都要被征税.摩擦性税收成本足可让频繁炒卖的人望而却步：证券交易印花税可以遏制专业股民、“噪音交易者”、套利者以及大户操盘手们纯粹的短期投机行为，又不至于影响长期投资人。
但学术界对证券交易税的调控作用一直存在争议。首先.反对者认为印花税扭曲了正常的投资选择.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一国对部分类型的有价证券交易课征证券交易税，会导致投资者增加对免税类证券及基金的投资。2008年一季度我国债市在通胀加息压力下逆势上扬可算一例。但是最重要的隐患是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资本市场上，投资人会减少在国内的交易而增加在国外离岸金融的交易，损害本国金融市场的长期竞争力。比如在1984年1月瑞典对股票和衍生品开征交易税，股票交易税率0.5%，双向征收.来回1%，期权交易税率1%，期权双向来回2%。1986年瑞典又将证券交易税税率提高为2%。此后市场对政府的行为作出了强烈反应，瑞典11家最活跃上市公司的60%交易量，以及全部上市公司的30%交易量迅速转移到其他国家。到1988年，瑞典最活跃的上市公司爱立信也只有27%的证券交易是在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进行。1991年实施8年的瑞典证券交易税被迫宣布废止。另一例研究表明由于证券交易印花税引致的交易成本等原因德国股票的交易费用低于英国。德国投资人购买本国股票的成本是1.06%.英国人投资德国股票的成本是1.13%，而英国人购买本国股票的成本却是1.44%。近年来英国社会很多有识之士呼吁政府改革印花税制，经过测算发现，如果取消印花税，交易成本可以降为0.94%，英国股价总体还可以上升9%～13%，企业每年的总投资可以增加3%，约为30亿英镑。
其次，开征证券交易税会冲击市场.导致股价下跌、成交量减少，因而政府增加税收收入的初衷难以实现。事实上瑞典的证券交易税税率由0.8%上升为2%当日，瑞典股票综合指数下降2.2%。英国的证券交易税税率由1%上升为2%当日，股市指数下降3.3%。亚洲也不例外，韩国和我国台湾股市在交易税变动公告的当日股指平均下降0.6%和1.6%.后者复征印花税后股市甚至连跌19天。我国股市的“530”震荡更是创出了印花税调整后的5个交易日内股指下行21%的周跌幅记录。因此，无论冲击是否是长期的.印花税调整影响资本市场平稳运行是客观事实。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是，托宾及其金融交易税的支持者们关于交易税减少市场波动理想化的假设得不到实证支持。“托宾假设”提出以后的30多年来的实证研究发现，证券交易税并不能减少市场的波动，甚至有的学者还认为其会增加市场的波动。。欧美市场的实证数据分析表明，证券交易印花税无助于减少市场的价格波动，但印花税的征收确实会影响市场的交易次数.从而降低市场的活跃程度。市场活跃程度降低是否有利于降低风险7研究显示的答案是否定的。据oecd的研究表明，欧洲一半以上的金融交易都是一般交易人之间（不是对机构交易也不是对个人）的对冲交易，由于大多对冲交易的目的都是为防范和化解金融市场风险，增收交易税会导致交易次数减少，这样反而增加了风险。目前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显示不支持证券交易税的征收。大多数的研究结果表明，交易税并没有减小市场波动的作用。有学者对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和香港四地区1975～1994的20年期间14次印花税调整作了实证研究，给出的答案亦是否定。
2003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大会第三届年会报告明确指出：“考虑市场的微观结构、资产定价、理性预期和国际金融等各种综合因素，我们认为征收证券交易税不是在向金融市场的轮子下面‘扔沙子’，而是在向市场的发动机里面‘倒沙子’。我们的结论是交易税对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市场波动、市场活力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了市场信息效率的降低。”。imf报告发现，证券交易税没有减低因为“噪音”交易而带来的波动，反而增大了价格发现机制的摩擦力，这一结论无疑是对证券交易税核心作用的明确否定。
总的来看，大部分国外学者对证券交易税功能的基本认识是：对股价和成交量有显著影响，但是对股市的波动程度影响不大。也就是说证券交易税没有稳定金融市场的调控功能。事实上.这也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各大主要证券市场逐步取消证券交易税的理论依据。
三、世界金融市场证券交易印花税改革趋势
分国别考察，欧美主要金融市场早已降低或取消了股票交易税。美国于1914～1966年之间开征过税率不高的股票交易税，其曾对一级市场的股票发行征收0.1%的联邦税，对二级市场交易征收0.04%的转让税。此后美国大幅降低股票交易税，现在股票在一级市场发行时联邦政府征收0.028%的交易税，对二级市场只保留了0.0033%的交易费，用于支付证交所的交易费用。
欧盟早在成立之初的1969年7月就通过了有关资本市场募集资金的间接税问题的69／355号指令，要求各成员国协调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认为“成员国各自征收的资本市场的间接税，即证券印花税.造成双重征税，引起歧视，构成对资本自由流动的不对称干预，所以应该通过税收协调予以废除。”当然指令中也允许成员国考虑财政承受能力，以对财政产生“最小冲击”为实施原则，稳步推进废除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工作。此后欧洲大多数国家都加入了废除印花税的行列。今天，除了英国、比利时.欧盟大多数国家都基本取消或者通过给予银行及机构投资人印花税豁免，这等同取消了证券交易印花税。而英国尽管对印花税有传统的依赖，调降税率提供减免也是该国印花税税制的改革趋势。英国1974年以前的印花税税率为1%，后来曾经提高为2%，1984年预算案又减为1%，1985年进一步下调为0.5%
，买方单向征收。英国为中小投资人设定了5000英镑免税交易额，目前英国的股票印花税率在oecd国家中最高，为此其上市公司平均增加了7%～8.5%成本负担，使上市公司企业损失了竞争力。有研究发现如果取消股票交易印花税，2007年1月伦敦金融市场的股指可以抬高7.2%。英国皇家税务及海关总署宣布从2007年11月起免除从事股票、期权交易的金融中介印花税，同时取消股票回购和融券交易的印花税。
新西兰于1992年宣布取消证券交易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不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但各州政府可设有自己的证券印花税。根据2005年《改革共同体洲际金融关系的州政府协议》，地方州政府除保留土地过户印花税以外，其余印花税将在2010年以前用商品服务税（gst）收入取代。同年4月20日澳大利亚各州或地区的财政厅宣布了全面取消印花税的时间表。到2008年3月，除了南澳和新南威尔士州定于2009年和2010年完全取消场外交易印花税以外，澳大利亚基本废除了全部证券交易印花税。
亚洲各国的做法各异。日本于1998年修订了《央行法》和《外汇法》，促进证券市场改革，推动金融制度从“银行为中心转向资本市场为中心”，即由“间接金融”转向“直接金融”。1999年4月，日本废除了证券交易税，2001年又全面修改了《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规定从2003～2008年对国内投资者减半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和地方税。同时废除了“源泉征收制度”，统一执行“自主申报制”。1992年马来西亚取消了证券交易印花税。新加坡于2001年6月取消所有股票交易税，不征资本利得税。我国香港特区政府的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已呈逐年下降之势。香港股票交易印花税1993～1998财政年度为0.15%，1998年4月～2000年4月调低至0.125%，2001年9月以后再度调降为0.1%。2008年2月，香港交易所主席夏佳理动议取消印花税。
我国台湾证券交易税制变动频繁，对市场产生过很大的负面冲击，成为世界印花税历史上的典型案例。台湾印花税于上世纪50年代开征.于1976年停征。1988年李登辉掌政以后，新任女财长郭婉容于当年中秋节宣布对证券、期货交易恢复征收0.3%的交易税，随后造成股市连续19日暴跌，跌幅达35%。台湾当局后作出让步，将税率由3‰减至1.5‰，但为时已晚，后到年底跌至5119点，下跌40%，台湾资本市场遭受重创，有观点认为这也是国民党丢失政权的重要原因。此后台湾当局迫于经济社会压力采取多项救市措施，包括10月初宣布将免税交易额从股票出售总金额300万元调增致1000万元等。1990年台湾再度停征证券交易税。经过多次变动，现在台湾交易税税率为3‰，存股证、公司债券和收益凭证为1‰，只对卖方单边征收。
全球资本市场近年来提高印花税的国家和地区很少，只有印度和我国大陆。印度于2004年开征证券交易税，对场内证券交易，包括指数期权和期货交易征收交易税，但对央行、商业储蓄银行依托电子网络进行的协商交易免税。印度在引入印花税的同时调整了资本利得税结构，免除了长期股权投资（持有一年以上）的资本利得税，同时继续保留短期资本利得税，以遏制短期投机行为.但将税率从33%降为10%，还规定长期证券资本损失不可用来冲销其他应税长期资本收益。。2006年2月6日印度政府宣布小幅上调证券交易税税率.经过近4个月市场准备期后新证券交易税于当年6月1日生效，税率从0.1%提高到0.125%，双向征税。对已签订合同还未实际交割的股权转让税率从0.02%提高到0.025%，买方承担。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税率为0.017%，其他金融交易实行零税率。。特立独行的是我国的印花税，在2007年5月30日我国以200%的升幅提高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并以双向税负0.6%而超越英国一举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印花税头号高税负国家。
总的看来，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主要金融大国都已降低或废除证券交易印花税。随着理论界的争议逐步明朗，国际金融组织、金融界以及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对印花税的态度也变得非常一致，取消和减免其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税制改革的主流趋势。
四、国际经验对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制改革的启示
（一）正确认识资本市场性质，把握宏观调控力度
科学推进资本市场税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对资本市场作用和性质的正确认识。国际印花税实践的第一条经验就是要充分认识发展资本市场对市场机制运行的重要作用，避免重蹈泛意识形态化的左倾主义错误。梳理我国2007年资本市场走过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认识偏差是导致政策调控工具选择不够准确或调控力度不够恰当的根源。当前资本市场税制改革政策容易陷入三种误区：一是思想偏激，怀疑市场规律的作用，自觉不自觉地以国家理性代言人的身份怀疑资本市场机制作用，出台一些短期似乎合理、但长期有害市场基础的非理性调控政策；二是对资本市场的基本规律研究不够.调控时机不够恰当，认为股指一旦高涨就是市场发育过度，直接从政策上诱发资本市场波动：三是不能合理把握税收调控的力度，未进行科学的测算和总量监控，使国家从市场抽取的税收总额超过上市创造和分配利润总和，从而使资本市场发生机制性萎缩，损害其造血功能，影响中央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历史性战略的顺利实现。
（二）顺应世界证券交易印花税改革大趋势，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调节作用
国际证券交易印花税制改革的社会背景来自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式微。30多年来国际资本市场交易印花税改革的总体趋势已经得到确认，那就是取消、调降证券交易印花税.恢复市场力量对资本市场的基础调节功能.保持税收中性，减免金融市场流转税，减少税收政策对市场的耗散作用，提高本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现在世界金融市场证券交易印花税制改革的大势已经明朗，我们要认清形势，顺应资本市场税制改革的大势而为。
（三）科学认识资本市场规律，准确把握市场阶段特征和环境
科学地管理和调控资本市场在于对资本市场状况的正确把握。当年我国台湾地区人为地设定市场上限，误认为股指靠近9000点就是市场过热，要“先发制人”地捅破“泡沫”，以彰显李登辉、郭婉蓉“新政府”有所作为，结果造成台湾资本市场无可挽回的动荡。
反思2007年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我们依据静态市盈率（p／e值）这种历史与现实数据混合的单一指标，在出现p／e超过成熟资本市场2～3倍的现象时就简单作出了市场“过热”的判断。如果能考虑国际通行的、更能反映资本市场运行规律的、集历史现实与未来三位一体的简化动态市盈率指标（p／e／g值），能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率11.4%（成熟市场只有2.7%）是成熟市场的4.2倍的事实，也许不会仓促作出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持续”的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