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网络安全建设的意义篇1
在网络安全中，意识形态安全是第一位的。没有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就没有国家政治制度安全。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网络自由”之名，大肆输出意识形态，鼓吹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诋毁、攻击我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形成极大冲击。应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挑战，必须坚持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打造网络强国。
一、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张的“网络自由”是侵犯别国网络安全的最大威胁
“网络自由”的本质是网络霸权主义。关于网络空间的适应性问题，一直存在争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拥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望尘莫及的先进科学技术，主张“先占者”，即“网络自由”。由于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因而网络自由只能是西方国家的自由，而不可能是平等的自由。当然，西方国家并不是不承认网络的存在，只是在网络问题上执行双重标准，在关乎自身利益的时候，就宣示神圣不可侵犯，屡次借各种理由对中国等进行指责和提出维权要求；而在无关自身权益的时候，就高调地抛出“网络自由”论调，宣称网络空间没有边界，不受限制。这种双重标准就使其网络霸权主义的实质暴露无遗。自从2013年美国情报部门雇员斯诺登出走爆料以来，美国利用网络技术侵犯他国的行径就不再是秘密，美国国务院对此事件也并不避讳，而且还极力辩护，并借机对其他国家进行指责。特别是2015年上半年以来，美国持续热炒所谓“中国黑客对美发动网络攻击”，将矛头直指中国。美国国防部长也曾明确表示，“网络攻击已成为美国遏制某些敌国的重要手段”。可见，美国这个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叫嚣最大声的国家，其实却是对世界各国进行间谍活动最猖狂、对别国网络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网络自由”只是其在网络空间推行霸权主义的幌子。
主张“网络自由”的目的在于借助网络推行意识形态战略。互联网时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其意识形态战略的重点放在网络空间，借助网络向其他国家大肆推行其价值观。为达成这一目的，西方国家就必然要极力维护其在网络空间的主导地位和话语权，于是就抛出了“网络自由”主张。“网络自由”说到底就是西方国家为实施意识形态输出战略排除障碍而定制的概念，其目的决不是促进各国网络自由平等发展，而是为西方意识形态战略在网络空间的推行提供合法性的依据。
二、网络的国际公认性使得“网络自由”无以立足、不攻自破
网络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客观事实。首先，网络的存在具有客观逻辑。信息时代，网络空间虽然是虚拟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已发展出了包括网络经济领域、网络政治领域、网络文化领域以及网络社交领域等完整的网络生态体系，各国都在加紧建设网络服务系统和网络基础设施。网络空间的客观存在就决定了网络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其次，网络的存在具有现实的物质支撑。任何一个空间，只要存在价值和利益，就必然会引起纷争，而有纷争则就意味着存在所属权的问题。在网络化的今天，各国的利益诉求越来越集中于网络空间，导致网络空间硝烟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甚至开始策划“互联网大战”。因此，网络空间必然存在网络疆界，有疆域自然也就必然有国防，网络边疆和网络国防就是网络存在的物质支撑。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行使网络，网络的客观存在已成为国际共识。再次，网络的存在具有法理上的依据。早在2003年，由联合国提议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就对“制定与互联网相关的公共政策属于一国范围”有了明确说法。尤其是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尊重网络，不搞网络霸权”的主张，更是得到与会各国的一致认同。所以，网络不仅在现实中真实存在，而且还具有明确的法理依据，是各国发展网络必须遵守的原则之一。
“网络自由”缺乏理论支撑和事实依据。首先，网络是网络自由的前提，没有限制的自由只是谎言，只不过是强权的代名词。西方国家普遍主张绝对自由，并且以西方的自由尺度来衡量社会主义国家，指责社会主义国家限制自由、干涉人权。网络空间只有限定各国自由的范围，才能保障各国自由发展的同时不侵犯别国的权益。当前国际网络社会之所以存在诸多网络争端，与西方国家网络霸权主义行径密切相关。网络霸权主义导致的一系列网络摩擦事件无不说明，没有，自由就是妄言。其次，西方国家的主张和行为自相矛盾。西方国家一方面倡导“网络自由”，另一方面无论是不断通过加大网络科研经费的投入、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来筑牢网络国防，还是采取监视、监听以及网络制裁行为，其实正是承认网络的存在和网络对于国家安全极为重要的行为。因此，西方国家“网络自由”主张的虚假性不攻自破。
三、西方国家的“网络自由”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构成的现实威胁
虽然我国一直强调网络，谴责美国的网络侵权行为，并大力加强网络国防建设，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网络技术相对落后，依然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攻势之下。随着网络技术的深入发展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已逐渐平民化和世俗化，一些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渗透已不再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学术议题或政治精英的政治议题，而是逐渐成为广大普通网民的生活议题，波及和影响到了更广泛的人群。
意识形态安全挑战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在我国网络空间的传播和煽动，严重冲击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舆论阵地的话语权。国内一些网民多年浸淫互联网，深受西方所兜售的那套“普世价值”所迷惑，逢中必反，逢美必捧，高举“言论自由”旗帜，大肆攻击和抹黑政府、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习惯性地归因于体制、制度，在网络空间极力散布悲观论调，鼓动消极情绪。国内个别学者沦为西方民主政治的追随者与信奉者，在网络上公开散布指导思想多元化、实行民主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西方敌对势力栽培和收买的所谓“公知”“大V”、网络等极端反体制分子长期在网络空间兴风作浪，试图搅浑网络舆论场，搞乱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判断。一些网络媒体淡化甚至故意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肆传播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极尽宣扬奢侈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西方媒体更是精心设置议题、恶意炒作，操控舆论，助推在我国网络空间扩散。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影响力，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优秀传统文化遭到侵蚀，严重危害到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面对网络舆论的乱象和意识形态的不利态势，党的十以来，多次对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强化互联网管理作出重要指示，国家互联网主管部门、各级宣传部、主流媒体一同发力、积极作为，打响了一场网络意识形态反击战，网络空间变得清朗了许多。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互联网的治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具有长期性、艰巨性，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一日都不可懈怠马虎。
四、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必须既加强技术防卫力量，又强化“心防力量”
严正申明网络是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网络”原则的践行绝不可能一帆风顺，应对西方以“网络自由”之名所施加的意识形态压力，把握我国网络舆论空间的话语权，就必须敢于理直气壮地谈网络，把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不可逾越的政治底线。特别是主流媒体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网络，在新闻报道、评论尤其是对外宣传中要表达维护网络、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定态度，并对商业网络媒体形成示范效应。同时，要引导商业网络媒体端正利益观，摒弃唯点击率、唯收视率为尊的做法，对屡屡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触犯规定、挑战底线者，要作出硬性处理。
打造网络强国。我国网民数量之众、网络空间之大、网络发展之复杂性等都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但是我国网络发展大而不强。在网络基础设施，尤其是在网络软件设备和网络核心技术等方面还都受制于人，存在不小的差距，这也是我们在意识形态话语权方面还受制于西方国家的重要因素。因此，维护我国网络安全，就必须继续巩固我国现有的网络基础设施，强化对网络硬件设施的控制权，着重提升网络软件技术水平，加强网络核心技术的科研和开发，尽快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只有掌握了网络核心技术，才能从网络大国变成网络强国，才能有能力、有手段筑牢我国的网防，从而有效地将各种有害言论、错误思潮拦截在我国网络疆域之外，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
加强网络法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味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都要纳入法治的轨道，这其中必然包括网络领域。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网络行为。加强网络法治建设是巩固我国网络疆域防线，抵御各种错误思潮入侵的强制性保障措施。网络法治建设要在完善和巩固现有网络法律体系的同时，根据发展需要不断更新网络法律体系；坚持重点立法，以网络信息安全立法为核心，切实维护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和网络信息传播的双重安全；坚持开放立法，增加我国网络法律法规的适应性，适应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适应国际互联网发展的需要；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既要加强原则性的法律法规建设，又要加强各级、各层次规章制度的协同性建设等。只有形成健全完善、操作性强、适应性好、不断与时俱进的网络法律体系，不断推进网络建设的法制化进程，才能用法律维护我国网络安全，打击各种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的恶性入侵。
加强网络安全建设的意义篇2
世界电信日
信息产业部在北京隆重举行第38届世界电信日暨首届世界信息社会日纪念大会。围绕世界电信日主题“让全球网络更安全”，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在讲话中呼吁社会各界携起手来，保障网络与信息安全，为建立一个和谐、文明、繁荣的信息社会而共同努力。
奚国华指出，国际电联今年确定的世界电信日主题“让全球网络更安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当前，在全球范围内，计算机病毒、各种有害信息、系统安全漏洞和网络违法犯罪等网络与信息安全问题日渐突出。如何保障信息网络的安全可靠运行，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主管部门、企业界和广大用户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中国政府对网络和信息安全问题给予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制定并实施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在加强网络安全事件监测、完善协调处置机制、开展网络安全技术研究、建设网络安全应急体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基础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的安全防护能力显著增强。今年2月份，信息产业部还启动了以“倡导网络文明、构建和谐环境”为主题的“阳光绿色网络工程”系列活动，在净化网络环境和促进网络文明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奚国华强调，信息产业部将进一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坚决打击网络犯罪，切实维护网络与信息安全，为推进信息社会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坚持网络发展与网络安全两手抓，推动信息通信业的和谐、有序、健康发展。网络安全是信息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要像重视网络发展那样重视网络安全，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一方面，要继续加大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积极推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信息通信需求；另一方面，针对各种网络安全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措施，不断提高防范和保障能力，创造一个放心、安全的网络应用环境，使网络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树立和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信息产业部将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继续组织开展“阳光绿色网络工程”，倡导网络文明，推进网络文明建设和网络诚信体系建设，努力形成政府、企业、行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治理机制。电信运营企业，包括i、iCp、等各类增值服务经营企业，要强化社会责任意识，依法经营，文明办网，以形式多样、健康向上的业务占领网络阵地，积极参与和培育健康、和谐的网络空间。中国互联网协会等行业组织要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开展各种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网络文化活动，组织开发绿色上网产品，帮助广大网民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广大网民应当知荣辱、明善恶，遵纪守法、文明上网，自觉抵制各种不良信息的侵蚀，并积极向有关部门举报不文明行为，共同努力，形成健康向上的网络文明风尚。版权所有
——加强科学管理和技术创新，建立完善的网络安全保障体系。信息产业部将坚持积极防御、综合防范的方针，进一步健全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加强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工作，高度重视应急体系和灾难备份系统的建设，完善网络信息安全监控体系，全面加强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对网络和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的应对和防范能力。大力提高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加强政府部门、运营企业、重要系统用户和应急组织之间的协作配合，建立主动、开放、有效的网络安全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同时，加强网络安全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加快网络安全技术平台建设，尽快建立完善的网络安全技术保障体系。
加强网络安全建设的意义篇3
一、引言
随着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网络文化正以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悄然改变着社会，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网络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们带来乐趣的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发达国家凭借信息传播技术、资源的巨大优势，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导致网络信息霸权、文化侵略和数字鸿沟等现象的出现。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当今我们的世界正经历着一场文化领域的长期的地震，文化全球化正在进行之中，……文化全球化可以导致文化多元化的趋势，而文化多元化就意味着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价值观念呈多样化状态，生活方式也会各异。[1]”
由此，网络文化安全问题应运而生。我们要以战略思维和全局视野清醒地认识到，维护我国网络文化安全，不仅是文化领域的事情，而且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不容丝毫懈怠。
笔者认为，维护我国网络文化安全存在两个向度：一是重在防范，网络文化安全防范体系的建立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网络技术防范、完善立法和规范管理的制度防范、网络主体的意识防范等；二是重在建设，维护我国网络文化安全的重心必须基于网络文化建设，只有建设发展中的文化才能具有免疫力。
二、网络文化安全问题防范
(一)技术防范
网络文化安全水平的提高，首先依赖于技术手段。网络文化是一种技术文化，技术在防范网络文化的偏向问题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通过web信息获取技术、入侵检测系统、网关型安全产品等可实现对邮件监控、网页监控、即时消息监控(mSn、iCQ)、手机短信监控等；通过防病毒产品、反垃圾邮件产品、员工上网过滤产品等可实现对网络文化内容的检测和过滤，以有效阻断黄色、暴力等不良网络文化内容传播；通过ip地址阻断、涉密内容过滤等，可阻止或中断用户的访问。目前，虽然已有防止病毒入侵的技术，但新的病毒随时都在产生，如何及时阻止病毒侵蚀是技术开发的关键；随着多媒体信息传播的迅猛发展及网络用户的大幅增加，音频、图像过滤技术的开发及应用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不但要研制和开发先进的软硬件技术，努力提高我国网络信息技术的国产化率，而且要提高技术水平，加强对信息技术产品尤其是进口技术产品的监控与管理。一句话，要为我国网络文化安全构筑坚固的技术防线。
(二)制度防范
1.完善网络立法
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法律的规范作用，网络文化安全面临的种种威胁呼唤着我国完善的网络立法。目前我国已制定了多部电信网络法规，它们对促进我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维护国家网络文化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国的网络立法还存在许多问题：我国现在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网络法律，与网络有关的规章、办法、通知、规定等，法律效力层次低；缺少统一明确的实施法律的责任主体；只规定了义务，缺少相应的责任条款，法律规范技术含量低，操作性差；法律真空地带较多，如对网络侵权、网络色情、网络暴力等网上行为缺少法律规定等等。这种立法现状及网络文化安全隐患急切期待着完整健全、可操作性强的网络法律为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2.规范网络管理
目前，在网络管理方面，我国虽然已经规范了一系列审批制度、审核制度及处罚制度等，这些制度在维护网络文化安全方面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继续完善网络管理制度。当前，由于网络管理主体分散，存在多头管理的情况，因此，管理主体根本不可能根据各种制度进行有效管理，管理效果不容乐观，导致网络管理制度权威的降低，也造成网络管理体系的混乱。可见，设立一个目标明确、统一管理网络安全的专门机构势在必行。这种专门的网络管理机构，可以根据长远规划，制定系统完善的网络管理制度，合理配置网络资源，有步骤、有计划地促进网络文化管理方法的改革，克服当前存在的应急式管理弊端，逐步消除网络管理的结构性矛盾、体制性障碍，不断赋予网络文化管理新的内涵。
(三)意识防范
维护网络文化安全，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网络信息技术，而是掌握和运用网络技术的人。人的安全意识对网络文化安全具有决定作用。许多网络行政管理部门和业务部门安全意识淡薄，安全防范措施不够或缺失；多数网民常常只顾各种网络应用，而对网络安全威胁往往缺乏警觉，麻痹大意。所以进行网民媒介素养教育，增强其网络文化安全意识非常重要。网络媒介素养教育。能够赋予人们完善的知识结构，提供人们解读媒介信息的正确视角，培养人们不被媒介信息所牵制的能力，以及控制自己信念和行为的能力，使人们成为积极的信息使用者。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能够提高其对各种网络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
批判能力是网络运用中一项必不可少的能力。“批判是真理的生命，人类精神与文化如果要有未来的话，就不能没有真正的批判，人类不仅需要娱乐，也需要真理和思想。[2]”现代网络社会，媒介素养是一个人整体文化修养的重要体现，具备批判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往往就能够正确判断网络文化的主流社会价值，识别网络文化安全威胁，规避各种网络文化安全风险。可以通过网络视频等多方面的教育手段普及网络伦理道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信息安全意识等内容，提高网民对网络不良文化的免疫力，使之成为真正健康的网民。
据统计，18～30岁的网民是我国网民的主体，网络对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对广大青少年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是媒介素养教育的重中之重，也应该是现代学校教育的应有内容之一。通过对青少年进行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一是培养其正确使用网络传播信息、发展自我的能力；二是培养其对网络信息的批判质疑、分析评价的能力，使青少年学会判断网络信息的多重意义，认识网络文化对网民的影响和操控。其中，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是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使青少年能够避免对形形色色网络文化的绝对信任和被动接受，而是能够对网上信息进行主动选择，以理性、成熟的态度支配自己的网络行为。
三、我国网络文化安全建设
要使我国网络文化达到一种积极性安全状态，必须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主流社会价值观，我们进行网络文化建设，首先必须着眼于长远规划，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文化发展战略出发，慎重把握其价值取向和社会效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努力建设符合时代潮流的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
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建设，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3]。也就是说，现阶段，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建设应当坚持以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我国的网络文化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决定了我国网络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化建设方向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我国的网络文化建设必须提倡多样化，反对多元化，提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导下，多种文化形式、思想观念同时并存。正如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所说：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和平演变的最早提出者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说：“如果我们教会苏联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跳我们的舞蹈，那么我们迟早会教会他们按照我们的方式思考问题。[4]”这个预言在1989年不幸应验了。这就是多元化的危害，如果在多样文化中缺少主旋律，最终必将导致文化建设的变质、转向。而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指导思想，才能在世界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的相互冲击中，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抵制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的侵蚀，永葆网络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本色。对人们广泛关注的社会热点、突发性事件等，用有说服力的事实真相如录音、录像及相关数据等来引导网民，使他们理性地讨论问题、表达意见，而不是狂热盲躁。要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指导，创造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相结合的新模式，通过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段，提高网络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从而潜移默化地提高网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建设，要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伟大的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绚丽多姿的一束艺术奇葩。我们要为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插上网络的翅膀，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世界文化整合中，显示自己独特的魅力；我们要从那令西方国家神往不已的东方文化思想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注入到网络文化建设中，使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之树根深叶茂，永葆青春。在网络文化建设中，我们要以网民为本位，制作一些令网民喜闻乐见的文化节目，制作文化精品，让广大网民在赖以生存的网络空间中沐浴着和谐文化的阳光雨露，回归精神家园。
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建设，要借鉴和吸收国外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在网络文化建设中，我们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以开阔的视野、恢宏的气度包容一切，以批判的眼光、辩证的思想反观一切，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加以融会贯通、创新发展。在多种思想文化的碰撞中，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继承我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发展我国的网络文化事业，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贡献。
有理由相信，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网络文化之树，一定能够枝繁叶茂，成功抵御各种思想病虫害的侵蚀，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积极容纳异质文化，在世界文化整合中彰显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来源：今传媒文/李献惠编选：）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彼得?伯杰.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当今世界的文化多样性[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2]周祥林.当代大众文化成因及其双重效应探析[J].邵阳学院学报，2003(4).
加强网络安全建设的意义篇4
建构主义安全观是多元化的安全观理论中的一个，其理论视角是基于社会建构主义范式。建构主义学派不囿于单一的因果链条，认为行为产生的解释来自于更加宏观和复杂的因素，建构主义更多地追溯历史、文化、环境和制度中多方面多层次的解释维度。建构主义安全观视角关于国家的出发点是：“国家行为由思想信念、集体规范和社会认同决定。”互联网发展的巨大作用，就是不仅为现实生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改变了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精神的塑造、文化的传播和社会交往的方式构成深刻影响。互联网使思想观念的形成与传播、集体规范的达成与生效以及社会共识的共建与稳定等诸多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可以说在客观安全是基本物质保障的前提下，互联网对精神、观念和思想方面的塑造能力更值得重视。建构主义安全观认为：“安全属于社会建构的一种，社会建构主义重视建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并且认为文化对行为体的安全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即安全是一个动态概念，其生成受到结构的影响，同时其变化受到后天行为的规制和约束。以建构主义安全观的视角，网络安全不再指涉单纯的主体安全，同时也包含了结构安全的内涵，不仅将现实安全与虚拟安全之间的影响包含其中，也将安全作为一种共存共生的平衡状态赋于国家结构的互动之中。建构主义安全观强调主客观的一种互动和相互影响，即“安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个在主客体之间相互定义生成的一种理想状态。互联网时代，安全领域重心发生了转移，如今的格局是实体安全和虚拟安全双重建构的体系，虚拟安全在网络领域，以意识形态和信息安全的方式影响着现实。国家网络安全除了硬件安全保障，同时需要建立具有安全意识的网络公共对话空间。网络安全来自于虚拟安全与现实安全，现实安全要求有扎实的硬件建设和技术开发，而虚拟安全则更多的是来自于网民的安全感和安全意识。建构主义安全观是全面系统并且人性化的安全观，与社会构成强有力的关联，也和日趋网络化的现实发生更多交集。建构主义的安全观符合当前互联网时代赋权、平等和去中心化的特征，同时也将现实安全与虚拟安全、客观安全与主观安全有机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同时，互联网将共识制造的成本大大降低，由于地理因素造成的障碍被克服，对话的条件提升，渠道资源进步，互联网时代的建构主义安全观强调思想和对话的作用，强调结构性的影响和理念的共享与共识的传播。
二、建构主义视角下国家网络安全的内涵
阿诺德•沃尔夫弗斯在《冲突与合作》中将“安全”从主客观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客观意义层面的安全指的是指所拥有的价值不存在现实威胁的状态，重在强调客观事实和结果；而主观层面则更集中于主观的安全与否，指不受价值攻击和威胁的恐惧和不安，强调感觉，重在不安全感和恐惧的形成。理解“安全”也需要理解安全的反面——不安全——也就是威胁和恐惧。安全状态是一种二元结合、相互影响的理想状态。相反，对于威胁的界定和控制能够有效地保证安全状态的存续。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内部威胁和外部威胁也截然不同，“在国际维度上被认为安全的行为，可以是内向的也可以是外向的，换言之，可以是防卫性的，也可以是进攻性的。防卫是对现状的维护，是对自身内部的保护，而进攻则是对现状的改变和对现有格局的突破，是对外的行为。”网络安全包含了两个层面的主旨讨论，一层是“网络”的本体和主旨的描述规划了问题的主要来源和考查范围，另一层是“安全”所隐含的理论背景、发展趋势和本质诉求。“网络”的内涵已经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通讯技术、互联网技术、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不断推动而不断被补充，但是对其“安全”问题的探讨一直是伴随其技术发展重要性不断上升的核心问题。安全问题，就安全的属性而言，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安全是一个具有二元结构的问题，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客观是指外界现状和客观现实，而主观则是对人们心理状态和感觉的强调。”这就将安全问题划入由客观安全和主观安全组成的二元体系。从这个安全观的角度出发，安全问题涉及到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的影响范围，具体而言，就落实到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以及个人安全。网络已经深入到国家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重要作用几乎涵盖了所有方面。所以，当下网络和信息安全就成为安全问题所要讨论的重要部分，其牵涉到技术方面的开发和控制，同时在网络系统和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环节安全问题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机制。网络安全关系上至国家信息安全、社会协调，下至民心稳定、个体隐私，对其防御、保护和治理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化的进程和网络对现实生活更大范围的介入，使得其安全问题不仅指网上生活的安全，保证网上生活、交易、信息的安全性，同时也拓展到了网下生活的安全，就是与网络关联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安全的，不论个人主体是主动介入还是被动介入。”网络安全的内涵是丰富、复杂并且多元的，其顺着网络发展的触角延伸到了国家运行、社会运转和人民生活的各个层面，它已经不仅是技术开发阶段的安全问题，在其被使用和利用的过程中，以及衍生出的其他和网络相关的问题都属于网络安全涵盖的范畴。“网络安全若从其本质而言是网络上的信息安全。从更广义的层面上来说，凡是涉及网络上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真实性和可控性的相关技术和理论都是网络安全的研究和探索领域。”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王秀军从“防护对象”和“维护手段”两个方面定位网络安全问题，她认为：“在不同时期，网络安全的称谓和解释都有所不同，其内涵在不断深化，外延在不断扩展，而目前备受关注的网络安全包括技术安全、数据安全、应用安全、渠道安全、资本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网络安全的议题随着时代变迁、技术创新、社会变革和国家建设的步伐，其理论内涵和外延在不断被重构和丰富，对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公共安全、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成为国家战略选择过程中不能忽视和回避的战略性问题。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在强调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的重要作用之后，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将网络安全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重要命题，也是互联网日益发达的今天，国家安全议题所出现的新挑战、新任务，网络安全甚至成为关乎国家安全的必要安全指标之一。
（一）“网络安全”建构“国家安全”。
网络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大议题下众多安全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从客观还是主观层面，我国国家安全理论方面的建设都为国家安全这一重要国家议题提供了丰富的智力资源和理论成果。“国家安全是维护国家和领土完整的根本前提，没有国家安全其他无从谈起，而国家安全也是推进国家经济可持续、稳健发展和实现全社会稳定运行的安全基础。”从国家层面出发，安全议题可分为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内部安全始终作为国家系统内的重大安全问题，涉及社会稳定、公共安全以及微观的个人安全等，而外部安全则涉及在全球化环境下国际间竞争，以国家为单位应对外国网络攻击、入侵和信息泄露等问题。网络安全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其行为主体并不再限于国家或者权威机构，而将使用权力下放到了每一个个人，同时将构建网络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义务具体到个人。“由于网络世界的非对称性、去中心性和碎片性，网络犯罪主体的追踪范围已经扩大到个人、组织甚至国家。”个人、组织和国家都是通过网络安全来维护国家整体安全的基本单位。宏观的国家安全被划分成不同的领域：“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的安全。目前，我国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谋求的是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回应当下错综复杂的各类安全挑战。”所以，网络安全对于我国的完整、政治安全等核心安全问题有着重要保障意义，同时对于经济发展、社会运行和公共安全有着重要的建构意义。
（二）“网络安全”保障“国家利益”。
“杜查希克认为国家利益有五个永恒的要素：①国家实体的生存，主要指国民和国土的存在；②基本价值的生存，如自由、民主、独立、平等；③基本政治制度的维持；④经济的发展；⑤领土和完整。”无论是信息还是网络都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国家重要资源的维护对象和途径。国家利益同样涉及内部利益和外部利益，内部利益是国家实现外部利益的前提和保证，内部和外部利益也相互影响。而网络安全的内涵指涉的是一个全局、全方位和全空间的安全意义，不仅对我国内部国家利益——国家的存在及存在状态以及内部价值的建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有着提供安全保障的作用，同时对外部的国家利益——比如国际中存在、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的公平和展开有着重要的建构意义。在网络构建空间中，能否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主动权和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国家利益的实现。
（三）“网络安全”建构“空间安全”。
网络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已成为世界共识，网络建设属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环节，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倘若涉及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设施被控制、威慑、攻击或者破坏，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这个国家整个运行系统必然面临威胁。新《国家安全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维护国家网络空间”。网络，已经成为新的空间要素而客观存在，“信息”是在巴西演讲别提出的概念，是继陆、海、空、天之外的国家第五大空间，网络空间的保护和管理，是对连接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空间的总体关照，同时，网络空间也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传播先进文化、促进国际交流的主导动力来源。我国将网络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将网络建设升级至国家层面的议题，此举标志着中国这个世界上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大国——拥有最多的网民数量、运行最庞大的互联网应用市场、具备最强大的科技发展动力，树立从网络大国到网络强国的发展目标的矢志不移的决心。国家首先要充分认识到网络安全议题的重要性、关键性和紧迫性，再以网络安全为原点辐射和管理逻辑起点，促进国家其他安全问题的落实和跟进——完整、信息公开、隐私保护、经济稳健、政治稳定和公共安全以及全民安全。
三、我国国家网络安全的战略分析
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网络自身的特性，2014年是中国进入互联网世界的第20年，并且多项针对网络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相继出台、落到实处。中国要以2014年为发展元年，确定中国网络安全国家战略六点基本原则：（1）法律底线——保护公民隐私及国家到个人最基本的权益，发挥法规和市场规律的力量；（2）合作先行——鼓励合作，国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合作，国际上寻求积极合作机会；（3）职责明确——明确各部门的义务和责任，也明确各安全责任主体的责任和义务；（4）遵循规律——尊重互联网客观特点和发展规律、市场经济规律、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特征，不能将网络建设视为割裂之要素，更不能反其道而行之；（5）制造共识——群众基础培养和意识形态基础，为主观安全的构建而努力，建立一种全新的安全防护及管理机制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网络安全状况；（6）应对灵活——尊重网络空间规律和特点，提高灵活性，部门建制要符合需求，增加垂直纵深力度，减少层级和多部门分散。在以上六点原则基础上，结合我国互联网发展水平、现实社会的发展特点，在思想与对话并重、现实与虚拟并驾的前提下落实我国网络安全的发展战略。
（一）整体观念，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发展观。
对我国而言，网络技术的全球范围普及和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出现了新的发展契机，但同时也使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网络空间的无远弗届让个体网民的信息安全风险加大，在全球化大局的驱动和全世界各国齐头并进的格局下，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成为国家的重要议题和国际间各国新的博弈。“从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的空间实践来看，人类社会空间的转换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城市化空间、全球化空间和网络空间。”我国网络发展面临的国际局势可描述为：存在竞争关系，在寻求合作的背后是资源的争夺、技术的博弈和实力的对抗，而且国际形势并不乐观，网络攻击和控制始终存在。而国内形势则是：地区发展不平衡，政策覆盖不平衡，受互联网影响大，数字鸿沟始终存在，网络安全问题频发而且呈现形式多样，例如网络诈骗、网络流言甚至是网络犯罪等。“国家不可能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权力，应该在经济方面寻找它的基础，而为了不陷入经济主义，又必须借助于‘多元决定论’去考察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国家权力机构正是具有这种“相对自主性”的特点，从中国国家本身出发，“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内对外双向建设和治理中的概括性战略，是作为国家权力的高度将“安全”议题多元化，将“网络安全”作为整个国家安全总战略的一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既面向国内大局，同时也以整体的形式防御和应对外部国际局势。“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将“网络安全”纳入到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打造国家安全“命运共同体”。2014年4月15日，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总体安全观从国家角度确定网络大安全范围，从政治治理和国家角度规制了网络安全。“贯彻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要着眼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安全，又要体现到保障每个人的安全上。”
（二）强制与认同并行，国内与国外并重。
1.“强制”与“同意”：“葛兰西把国家看作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结合，是强制和同意的结合。”由此在践行网络安全执行的主体讨论中，“强制”和“同意”是网络安全在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双向核心即政治层面的执行力，“政治统治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同时，来自市民社会的“同意”反映出网络安全意识形态层面的民意基础和舆论基础。在网络安全治理过程中，问题复杂，层级重复而且建制部门之间的职能也有重合和覆盖，这时，国家的建制和从政治高度出发、从市民社会微观表现议题都规定了网络安全防御、维护和合作的要求。
2.“国内规制，国际塑造”是指在网络安全的战略考量中需要考虑的“国内”和“国际”的双向维度，也是综合大环境要素和全球化的趋势：以国内安全带动国际安全。“吉登斯认为不能将全球化仅仅视为经济方面的全球化，实际上全球化涉及到全球的军事、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它甚至深入到个人的行为、思想和日常生活。”即使是在全球化的巨大浪潮和国际间加强交流的语境之下，问题和归属问题都是不能忽视和妥协的关键问题，而网络和归属也直接关乎国家的网络安全水平。网络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和重要基础安全，一定要建立“统一领导，多维治理”的战略部署格局，国内以规范和治理为主，国际上则是合作与防御并存。中国的国家网络建设需要在国际上获得合法性、国际认同和国际地位，中国的网龄尚轻，在国际舞台上还有很大塑造空间，现在是定义中国国家网络地位的阶段，所以，国际视野中以“塑造”战略为主，同时加强自身防御能力，开展有条件有范围的国际合作和共享，既分享网络治理经验和理念，同时也要加强核心技术保密和网络系统安全不被攻击和胁迫，确保在去边界、去中心的网络空间中保持独立自主同时开放包容的角色和定位。
（三）从“防御”到“自生”再到“引导”的多层级战略防御。
防御是我国网络安全战略的执行前提，是最为基础的目标；自生是在防御基础上提出的新要求，就是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减少对大国技术生产的依赖；引导是中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最宏大的目标，从国内内部安全的角度而言，内部引导是规划国家内部网络建设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大国乃至超级大国，才会有这样的需求和意识。将国家权威投射在网络空间范围内，并努力将整个国际网络空间纳入到本国的控制系统。从“目标界定与威胁认定”的角度出发，“威胁认定究其本质说是一个‘归因’过程，换言之，这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过程，而非纯粹的客观判定。‘归因’之于威胁认定，就是‘科学地找到令人满意的威胁来源’”。放眼全球化和自身建设，实现防御、自生、引导三个层级的目标。实现“保护我国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安全及自身防御能力、提高自身的自主研发和技术开发能力，网络安全的设备安全和技术安全、规制国内安全网络和在国际关系中获得话语权和主动权”三大层次上的战略目标。
（四）上达国家下至个人的多主体多层级的有序安全体系建设。
从划分安全主体的分层级战略出发——相对于本国而言的国外势力主体、国家、企业和个人。这项战略有助于细化责任归属，切实提高治理效率。第一层级，即最高层级，也是安全问题的核心主体。网络安全的最高层级首先是国家安全，具体也包括一些核心机构和重要职能部门的安全。随着国家网络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网络被应用到生活和管理的更多方面，从而也对网络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蕴藏的风险也更大；其次是全球化语境中相对于自身国家而言的外国主体，即和国家本身既是竞争又是合作的关系的主体，他们在网络安全领域的身份具有二重性：网络安全的主要威胁主体和国际环境中的合作主体。第二层级涉及企业安全。互联网改变了企业的运营模式、组织手段和服务方式，网络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使得各个移动终端、移动手机和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等都成为一个网络入口，管理成本更高，终端碎片化，也就大大增加了攻击企业内网和信息外流的风险。如此这般，对企业层级的保护也需要被纳入到网络安全议题的日程上来。互联网时代每个位移范围的手机都可以变成一个wi-Fi，对企业的网络攻击可以绕开防火墙，从攻击员工个人入手，再对单位发起攻击，这同样需要网络安全解决方案的保护。第三个层次则是个体安全。以上提到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和终端的发展使网络的入口变得极其复杂和多样，智能手机、移动终端、可穿戴设备和人工智能以及物联网技术，用户信息通过各种能够感知和不能感知的渠道和方式被无处不在的终端搜集、传输和处理，一旦被攻破，个人隐私便会泄漏，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就存在威胁。同时，个人也是网络空间中散落的个体和小的传播媒介，个人力量也有在网络空间制造威胁和巨大传播流、传播话题的能力。这三个层级的主体战略提供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战略层次：对网络空间和信息化流程中的各责任主体进行规制、引导和保护，他们受到的安全威胁与能够制造的安全威胁同样值得重视。与此同时，我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还要提高应对灵活性和预案预警能力，建设国家规格的网络安全数据库，强化数据保护。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丰富和演进，不断提高国家适应网络发展但是又不受制受控于网络技术的应对能力和技术水平；硬件发展的同时国家的软实力也要相应支持跟进，加强人才队伍的培训和建设；运用垂直纵深的管理模式，寻求政策平衡、区域平衡和国际平衡三者之间的平衡点。网络安全的度要拿捏把握，在保护安全的前提下不能限制了网络使用，压抑了网络本身的发展潜质，这不只是权利获取问题，也不只是信息使用问题，更是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从国家宏观治理的角度出发，减少政策性和可避免的鸿沟的出现，以免出现其他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决策者的认知对于决策的制定至关重要，认知变化成为政策变化的主要动力，研究国家网络安全问题要树立“问题导向”的思路——威胁存在的可能性和形式以及评估体系，建立相应的安全相应系统，安全意识的培训和疏导，提高抵御风险和威胁的能力，国家层面的安全保护以及国际网络安全合作，既驾驭全球网络技术发展的东风同时也辩证理性地看待这其中伴随的裹挟和冲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树立国家网络安全的危机意识。网络世界日新月异，也为国家的治理和调控提出挑战，如何应战、利用、协调和维护对于国家、政府、企业和个人都任重而道远。首先技术开发方面即不能受制于人，要掌握充分自主和驾驭空间：将主动权和对技术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本国能力可及范围，硬件、软件都不再受制于人，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国家网络安全预警系统建设先行，降低安全威胁。提升国民网络素养，筑起网络安全的高墙。“我国要举国家之力动员全民共同努力最终建立起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经过五年技术研发、调试和攻关，我国自主研发的“网络身份证”技术等大规模服务技术难题已被悉数攻克，网络安全的客观安全要求有过硬的技术支持和坚实的管理系统。在网络安全的硬件执行力和网络身份管理方面，已经建立起全国唯一的“公安部公民网络身份识别系统”。这是中国公安部针对网络虚拟的社会管理，为切实保护公民网络安全而采取的重要安全举措。建立网络身份管理的基础框架，是构成网络社会法治化的管理基础，是形成中国网络信任与身份管理体系的有益探索，这也是建立互联网治理有效的数据库建设以及后续跟进的长期有效的基础保障。同时，我国已经连续两年举行网络安全周活动，切实将网络安全作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落到实处，从个人层面抵抗网络安全风险和威胁，增强网络安全与自我保护意识，树立网络安全观念，建设最具有群众基础和社会共识的网络安全保护网，引导公众健康使用网络，共建健康文明的网络大环境，实现网络安全从上至下的分层布局和有序管理。
四、结语
加强网络安全建设的意义篇5
关键词：网络；意识形态斗争；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3-0034-02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空间成为大国博弈的制高点，网络安全进入国家安全的范畴。网络安全不仅涵盖数据安全、技术安全等常规领域，对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军事安全也有深刻影响。而与信息窃取、系统破坏等网络攻击方式不同，网上意识形态的攻防战斗因为其潜伏性、隐蔽性和巨大的破坏性而愈演愈烈。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并同时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1]。占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网络阵地，掌控网络空间话语权，打好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主动仗，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稳定，对建设强大网络国防、维护网络和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严峻形势
在人们高度接触互联网的今天，意识形态斗争也不断向网络空间延伸，并以网络为媒介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之中，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成为主要的斗争样式。
1.我国国际舆论格局长期处于劣势
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长期是西方国家西化分化的主要对象，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渗透无处不在，“中国”“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的论调仍然甚嚣尘上，西方公众对我国的了解和认知依旧充满模糊和偏见。我国综合国力在不断提升，但受传媒国际影响力和传播理念的束缚，尚未出现能在国际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或媒体集团，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也面临诸多掣肘，从而使我对国际舆论的建构力和影响力不足，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信息地位也不对称。
2.西方网络霸权难以撼动
国际舆论场中的西方霸权在网络空间依然存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丰富的网络资源和语言优势形成了压倒性的单向信息输出，网络信息不对称促成了西方话语形态的网络主导权。同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关键技术与标准，高调宣扬“先占者”原则下的网络自由行动，为其信息战、网络战提供法理依据；在国际战略上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涵盖网络空间战略、法律、军事和技术保障的网络防控体系，不断巩固并改善其自身对全球网络空间事实上的绝对控制。目前，美国掌握着全球互联网十三台域名根服务器中的十台，能够通过根服务器域名屏蔽的方式威慑其他国家网络边疆和网络，表现出绝对的制网权。
3.网络意识形态斗争错综复杂
借助于网络的独特作用，意识形态斗争覆盖更加广泛、手段更加多元、形式更加丰富、进程更加隐蔽、效果更加明显，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极大挑战。首先，网络技术革新打破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边界。信息流通瞬息万变，能够快速覆盖广泛的目标对象，而网络的开放性也使信息得到广泛的关注，多元利益介入也更加方便，意识形态斗争不再局限于一城一域或简单的利益双方；其次，网络为公众提供了开放的信息窗口，多元社会思潮也随即进入公众视野，一些裹挟着意识形态攻击性质的错误思想借助多元化、民主化、自由化的外衣对公众施加干扰和迷惑，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最后，作为公众接触信息的渠道，网络信息媒介的发展也使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复杂，媒介技术的发展丰富了意识形态呈现的形式，多媒体手段使这些信息更加引人注目，而同时网络空间角色复杂，传统的传受关系被改变，信息传播者的目的意图难以预测，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力量构成也就难以有效区分。
二、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特点
“网络国防是为充实完善国防体系，捍卫国家网络和网络空间安全，守卫网络疆域，打击网络恐怖，制止网络意识形态颠覆而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研、教育等方面活动的统称。[2]”总体看，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隐蔽性
网络环境的虚拟化和匿名化使公众在网络空间中的身份难以辨别，公众的网络信息行为也就难以预知，意识形态斗争中的敌我界限模糊，被攻击方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同时，网络信息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也为意识形态斗争披上了隐蔽的外衣，借助网络受众不断强烈的信息诉求，敌对意识形态以迎合受众的形式灌输西方的价值标准，引导受众将意识形态灌输内化为受众自身的价值判断，使受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影响和渗透，从而混淆乃至改变受众的认知，起到破坏瓦解的作用。
2.开放性
网络空间信息的传播不但突破了时空的界限，而且将网络受众以信息节点的方式相互连接。借助于网络的开放性，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的开放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元思想的传播更加方便，不同来源、不同渠道、不同目的的思想内容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缺少足够的鉴别和过滤；二是开放便捷的网络不仅使信息在网络空间之中，引起受众高速围观，还以微博、微信等方式与受众的信息场相关联，使受众处于信息包围和轰炸之中，不断影响其价值判断。
3.煽动性
由于具有意识形态的指向性和攻击性，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体现出较强的煽动性。通过大肆鼓吹和隐藏逻辑漏洞的价值推理，意识形态信息一方面渲染自身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混杂的特点以及受众浅阅读、浅思考、盲从和情绪宣泄的信息行为表现，刺激公众情绪，从而使受众忽视其逻辑漏洞并达成心理认同，接受其价值观念。
4.交互性
随着网络媒介的社交化发展，信息传受条件发生改变，网络受众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也通过自身的网络信息行为产生交互，以转发分享或发表观点评论的方式与信息产生互动，从而使信息二次或多次传播；其次，交互性还表现为虚拟与现实的交互。一方面受众线上与线下行为的交互能影响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判断，网络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对受众的社会认知和行为带来影响；另一方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还常与社会现实相结合，通过社会矛盾的细化、具体化来吸引受众的关注，从而起到煽动说服的目的。
三、强化网络国防建设，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主动仗
2011年5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外公布了旨在提高部队网络安全防护水平而设立的“网络蓝军”，2014年6月我军网络空间战略情报研究中心成立，10月8日，中央军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军队信息安全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扎实抓好信息安全防护力量建设”。在西方话语霸权下，如何应对无孔不入而又具有致命性的网络意识形态攻击，成为网络国防建设需要重点强化的问题。
1.提高意识形态论争认知能力
为引起公众的注意，敌对意识形态往往将其逻辑起点隐藏于社会热点或敏感问题之中，以缜密的说理或粗浅的漏洞引起公众的兴趣，通过激烈的网上论争达到意识形态灌输的效果。在这样的兴趣点引导下，对于意识形态论点过度的关注和纠缠反而会起到将其“炒热”的目的。因此，对于意识形态的论争，既不能扩大化也不能缩小化，而是应该综合考虑社会各利益主体的需要和公众认知水平，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和舆情走向，区分论争性质，或抓住其核心观点和逻辑一击制敌，或借助网络和社会舆情自主消化，进而掌握网络意识形态论争的主动权。
2.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能力
首先，要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和党的创新理论。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要唱响主旋律，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去引领、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通过丰富的网络平台和生动的网络话语体系，提高理论传播的趣味性和影响力；其次要积极传播主流价值观。面对网络空间复杂多元的价值观，大力加强和改进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方法，创新手段，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增强网络开展政治工作的活力；最后要积极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作品是公众感受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之一，要积极借鉴新的传播方式大力推广优秀文化作品，传播传统文化，弘扬中国精神，广泛普及党史、国史、军史，塑造一批有内涵有影响力的文化作品，借助“中国热”“华剧热”热潮推出国门，提高对外传播能力。
3.提高网上舆论研判引导能力
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贵在研判。一要坚持科学理论为指导，服务大局、服务决策，用辩证分析网络舆情信息的核心观点和倾向，从党和军队大局出发紧紧配合重大决策部署、各个时期的重要任务为决策提供舆情信息服务；二要坚持围绕中心，关注大事，把握大势，密切关注公众对重大事件的思想反映，关注互联网发展以及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新动向、新问题，为正确引导和有效处置舆情提供参考；三是要在舆情预警、汇集、分析、处置各个主要环节提高警惕，不错过盲点，及时发现重点，合理对待热点，谨慎分析焦点，灵活应对“炒点”，抢先澄清疑点，通过不断提高认识能力和分析水平，准确把握舆论实质，校准目标方向，更好地开展网络舆论的引导工作。
4.提高作战力量体系建设能力
网络意识形态攻防作战，必须具备与国防建设要求和作战目标相适应的作战力量。一方面，要大力培养专业化作战力量，以“网络蓝军”为基础，提高对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严肃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扩大人员层次、类别、规模，提高作战水平，尤其是加强理论素养和专业技能的训练，以专业的网络技术水平应对；另一方面，也要发挥民间力量如Bat（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腾讯tencent）等网络公司的作用，发挥其在大数据收集、分析和运用上的能力及在网络空间的运作力和影响力，为战略决策和运行提供支撑；积极加强网络安全教育，提高全民网络安全意识，使公众在各种诋毁社会主义的思潮面前明辨是非，自觉维护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5.提高技术革新运用能力
建强网络国防，要有自己的技术，要有过硬的技术。当前，我国网络核心技术能力与西方国家差距较大，随着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对网络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一旦这种依赖被切断或被利用，国家安全将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建强网络国防，要不断提高核心技术开发运用水平，并将其提高到国家安全战略层次中来。要重点强化政府、军队和民间力量的融合，通过国家投资和市场引导，以全面的信息网络战略布局，支持和指导形成联合一体的信息安全网络，并利用政策和市场合力为其发展完善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
此外，还要提高网络环境治理的技术运用水平，在促进话语权利公平的前提下，完善网络后台程序，促进网络空间健康的信息环境和自由有序的讨论氛围，助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参考文献：
加强网络安全建设的意义篇6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并就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作了专门部署，“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迫切任务。要认真贯彻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强和改进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唱响网上思想文化主旋律”。[1]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和在信息化条件下对文化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笔者认为要特别主要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充分认识到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的重要意义当前，网络已经日益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新空间、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据相关统计，截至2011年上半年，我国网民人数已达4.85亿并呈现继续加速上升趋势。人们已经把网络作为了解信息、浏览新闻、学习知识、休闲娱乐的主要渠道，如果不注重引导这个庞大群体的文化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难以成为社会共识；如果不注重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的就不能完全达到。因此，加强和改进网络文化建设关系深远。当前，我国的网络文化建设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需要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当前网上优秀文化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文化信息服务不到位等。网络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有较大差距，繁荣发展丰富多彩、积极健康网络文化的任务繁重而紧迫。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迫切需要。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任务，也是我国提高国际影响力、塑造良好国际形象、营造和平发展国际环境的必然要求。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们就更要密切跟踪网络文化的发展趋势，创新网络文化商业模式，提高网络文化传播力，不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是进一步净化网络文化环境的现实需要。由于各种原因，当前我国的网络文化良莠不齐、内容复杂，各种低级文化、黑色文化等充斥着各大网站，网络暴力、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不断改头换面，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直接危害了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长。从一定意义上说，净化网络文化环境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二、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网络文化的实现途径（一）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当前，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地位，一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保证网络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由于网络自身的特点，网络文化内容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征。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分析、研究和引领网络文化的发展，不断增强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网络文化阵地的政治意识，真正把网络建设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先进文化的思想阵地，使网民在享受快捷方便、丰富多彩的网络文化的同时，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切实牢牢把握网络文化建设主动权。二是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核心，增强网络文化的凝聚力。当前，我们的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在这一背景下，如何用共同理想凝聚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必须坚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网络文化建设的核心，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通过网络视频、音频、图片、文字等形式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专题宣传普及活动，营造浓厚的网络正面舆论氛围，借此增强网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认知、认同感，坚定其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三是坚持以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灵魂，提升网络文化的精神内涵。当前，以西方意识形态为主要特征的网络霸权主义甚嚣尘上。“网络霸权主义是指计算机网络技术发达的国家或组织利用其资金、网络技术、网络管理、语言和网络文化等方面的优势，控制国际互联网，把符合本国或自己集团利益的意志、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通过网络强加于其他国家及其公民，妨碍、干涉或有意压制其他国家及其公民对网络信息的自由运用，以谋求和扩大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利益。当今世界，搞网络霸权主义的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2]网络霸权主义打着“网络自由”、“文化多元”的幌子，大肆宣传和植入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严重干扰了人们的认识视角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要抵制西方网络霸权主义的文化影响，就必须加紧打造彰显我国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网络文化精品，坚持把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灵魂，提升网络文化的精神内涵。四是要坚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道德评判标准，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氛围。面对日益严重的网络道德失范现象，必须大力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网络道德的评判标准，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和规范网民的行为，强化其道德责任意识和判断能力，教育和引导网民知荣辱、明是非，自觉抵制网络低俗之风。（二）要坚持发展为先的原则一是坚持发展一批以先进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网络文化产业，要用一批优秀的先进网络文化产品来占领和巩固网络阵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以强大的民族网络文化产业为支撑，不断提高优秀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要以市场为依托，不断提高网络文化产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国际化水平，努力形成一批“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社会责任感强”的网络文化骨干企业；要以产品为基础，不断增强我国网络文化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推动网络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向原创为主转型升级；要以中华文化为重点，创新文化服务方式，大力加强数字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艺术馆建设，努力形成一批具有中国气派、体现时代精神、品位高雅的网络文化品牌；要加强战略研究，制定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建立网络文化产业协调机制，优化网络文化产业企业发展的基础环境，指导规范网络文化产业健康发展；要建立网络文化产业高端交流平台，展示、交流网络文化产业新进展、新成就，提高网上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引领网络文化产业良性运行。#p#分页标题#e#二是要大力发展网络文化技术，拓宽网络文化发展空间。网络文化是以网络技术为物质基础的，要保证我国网络文化的积极健康快速地发展，必须要大力发展网络文化技术。要瞄准世界文化科技发展的战略前沿，加强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提高文化装备制造技术水平；要进一步加大新一代网络、“防火墙”、“电脑密码”等重点领域的技术攻关和研究开发力度，着力构筑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过滤网站；要加快建设中文域名服务器，开发集思想性、知识性、教育性、艺术性、娱乐性和易操作性于一体的宣传教育软件，占领网络文化前沿阵地，改进传播民族优秀文化的手段；要大力建设互联网接入基础设施，在继续推进东部和城市地区建设的同时，以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为重点，以卫星网、移动网、电视网等宽带业务为方向，通过多元化投资打破垄断，不断降低上网费用、提高上网速度；要积极开展与各国政府及相关国际组织在互联网技术、标准规范、资源分配、网络接入、互联网治理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建立有效的沟通协商机制，促进互联网快速健康发展。（三）要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化管理一是要进一步积极实施网络文化管理的监督职能、引导职能、规范职能、惩戒职能，加快建立法律规范、行政监督、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网格文化管理体制和机制，推动网络文化健康发展。1.要健全法律法规，提高依法管理水平。要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把网络管理的立法工作纳入到国家整个法制建设的框架中思考设计；要跟踪网络文化的最新动态，加快立法进程，使网络文化建设尽可能做到有法可依；要严格执法，对网络上的违规违法、经济犯罪、民事犯罪等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保障国家的网络文化安全。2.要以技术突破带动网络文化管理水平的提高。技术的发展既有可能给网络文化带来某种威胁，也一定可以运用它来消除这种威胁。以技术手段对网络文化进行管理，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信息技术产品的监控与管理，另一方面要加强网络安全体系建设，通过研制和开发先进的防范病毒传播和破坏计算机系统的软硬件技术，对网上内容进行甄别，将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以及色情等有害信息的网站予以屏蔽、过滤。3.要以行业自律为重点，积极推进网络文化健康发展。推进网络行业自律，就是要做到自觉维护主流思想、自觉传播先进文化、自觉抵制低俗之风、自觉维护公平竞争。这当中，要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充分发挥专业人士在行业自律中的作用，互联网企业要切实肩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加强自律，文明办网。网民也要自律。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和网络伦理教育，促使人们自觉树立起网络自律意识，遵守网络道德，不断巩固网上社会主义思想阵地。二是要进一步改革健全网络文化管理的模式，充分释放网络文化生产力。网络文化管理是网络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坚持“在发展中管理，在管理中发展”的建设原则，切实改进网络文化管理的模式。网络文化管理模式是网络文化管理的主体、客体和环境关系的集中反映。客观来说，我国现阶段网络文化的管理模式比较混乱，相关管理的制度规章也不健全，条块分割、片区管理的管理模式比较突出，政府、产业和用户在网络文化建设中的职责和作用未能很好的厘定，导致了在网络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无法得到有效地解决。在这一管理模式下，网络文化的发展尤其是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出现的问题尤为突出，直接阻碍了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壮大。现阶段，进一步健全完善网络文化管理的模式必须厘定政府、企业以及网络用户的自身的定位，政府要做好文化发展的主持者、管理人，要坚持从宏观、间接的角度对网络文化发展提供方向性引导和政策机制的支持。网络企业要坚持自身的行业特性，把自律、规范、发展与公益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文化发展的内部动力，以保障文化发展的经济特性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网络用户要立足于文化自觉地视角，从提高自身素质出发，提高文化消费的品位，积极转变角色意识，参与文化建设的管理与互动。三是要进一步建设好网络文化队伍，为网络文化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网络文化队伍既包括网络文化的建设人才，也包括网络文化的管理人才。繁荣网络文化，造就网络文化产业人才，一是要着力培育网络文化创意、技术、管理、营销等专业人才，努力形成一支与市场相适应、与品牌相适应、与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网络文化队伍。二要优化人才成长的体制机制，从政策、环境等方面，为网络文化产业人才创业发展提供良好条件，同时要建设互联网信息服务从业人员的准入机制，积极引进在国内外文化产业运作方面有经验、有水平的高端人才，投身我国网络文化建设。
加强网络安全建设的意义篇7
关键词：信息化；网络安全战略；法治化
网络事业的快速发展，在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安全威胁，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面临较大风险隐患。网络安全防控能力的薄弱，会严重损害公民合法权益，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依法规范网络行为”。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发出建设网络强国的号召。为适应国家网络信息安全的新形势新任务，回应民众的期待，加强我省网络信息安全法治化建设，从制度上构建网络信息法治环境，对于推动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也是建设法治河北的题中应有之意。
一、我省网络信息安全法治化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分析
网络信息技术已深深嵌入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无处不在，而且创新不断，一派繁荣。但繁荣的背后存在巨大隐患，严重危害网民权益，威胁国家安全。
1.网络信息安全法治观念淡薄。如果全民网络安全意识缺位，国家安全就是句空话。随着人类跨入信息时代，网络已深入人们的生活和生命之中。但人们沉浸在网络带来的快捷和便利的同时，却忽视了网络带来的安全风险问题。缺乏安全意识的网络用户导致了网络谣言、不良信息的泛滥和个人信息的泄露。与此同时，网络经营者和机构用户更多注重的是网络效益，对安全领域的投入和管理远远跟不上安全防范的要求。总体上看，我省网络信息安全处于被动地封堵漏洞状态，网络用户普遍存在侥幸心理，缺乏主动防范、积极应对的全民意识，难以从根本上提高网络监测、防护、响应、恢复和抗击能力。
2.网络信息安全法律体系不完善。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实现网络信息安全治理体系的法治化，首当其冲是要加强网络信息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国家层面看，2016年11月7日《网络安全法》颁布并将于2017年6月1日起实施，标志着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法律体系的构建已基本形成，为我国网络安全依法治理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但任何一部法律都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形势的发展，网络安全将面临新的严峻形势，加强网络安全立法是项永不竣工的工程。同时与之相配套的《商用密码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尚未完成。省内来看，有关网络安全的规范性文件更多是对国家层面法律法规的实施办法与细则，针对河北省具体情况出台的规范性文件明显不足。今后一段时间我省应全力做好《网络安全法》的宣传落实与配套规范性文件的制定。
3.网络空间安全管理法治化程度低。我省的互联网管理模式属于预防型的管理模式，多注重事前审批，轻事中事后监管，未能形成全程有效监管模式及网络治理新体系，网络生态环境较差。当前网络安全保护的技术保障、专职队伍建设、咨询服务机制建设等尚未摆到应有的高度，网络安全危机应对的决策、预警、执行、控制、协调、处置等能力不足，且治理手段多为单向性、强制性，协同性、互动性缺失，没有形成有效的互联网综合治理体系，与网络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存在明显差距。
4.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存在高风险，监管问题突出。关键性技术保障和监管是促进网络信息安全制度落实的有效途径。省委书记赵克志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河北省最大的‘命门’，必须突破核心技术这个难题，掌握互联网发展的主动权。”我省缺乏自主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和关键的软件核心技术，从终端、服务器、网络到系统软件，几乎所有的关键技术应用被微软、苹果、谷歌等国外企业牵制，交通、电力、金融、能源、国防、电子政务等核心信息系统大部分使用国外产品。在没有自主品牌核心元器件的情况下，我省的网络信息时刻处于被窃听、干扰、监视和欺诈等多种安全威胁中，网络信息安全防护能力相对较差。
二、推进我省网络信息安全法治化的对策建议
河北省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要加快依法治省步伐，对河北法治建设从任务和时间上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网信安全事关国家安全，也是建设法治河北的题中应有之意。采取有效措施推进我省网络安全法治化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1.推进我省网络信息安全立法，建设网络与信息安全制度保障体系。针对我省有关网络信息安全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多是某个具体行业或领域碎片化的低效力等级的规范，应当依据《宪法》及《网络安全法》，结合河北省具体情况，尽早出台有关网信安全的地方性法规，细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个人和企业权益保护、数据安全管理及危害网络安全的责任承担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同时出台有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的保护办法，公布我省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制定省、市、县三级网络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建立省、市、县三级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信息逐级通报制度等配套法规文件，形成维护我省网信安全的法规制度体系。
2.提高公民总体国家安全观，培育“网络公民”精神。截至2015年12月底，河北省网民规模达3731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0.5%，占比已经过半。其中，城镇网民占比为66.5%，农村占比为33.5%，城乡网民占比差距进一步缩小。网络安全需要全民参与，而提高公民的国家总体安全意识，需要采取比企事业单位及党政军等国家部门更为复杂的手段。必须从加强法律的宣传教育着手，让老百姓意识到网络安全事关切身利益及国家利益。比如2016年9月19日河北省举办了第三个网络安全日主题活动，可移动的科普“窗口”———网络安全“宣传车”的打造，网络安全教育从娃娃抓起，在全省产生了很大的示范效应。同时结合培养公民的知法、守法和用法意识，开展网络法治文化建设、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及强化自律意识等软硬约束措施，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纸质媒体展开宣传，宣扬网络信息人人共享、网络安全人人有责，让网络安全观念入脑入心。
3.建设一支高素质网信安全执法队伍，提高“依法治网”水平。网络安全保护和监管部门要严格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监管。未来一段时间执法的重点是严格落实《信息安全法》，使《信息安全法》在河北落地见效。职能部门做到依法重点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做好对网络信息的收集分析、采取措施防御处置网络风险和威胁。这就要求行政执法人员具备较高的能力素质。但目前，我国网络安全人才培养缺口很大，河北省更是寥寥。而打赢网络空间战关键在人才！据统计，截至2014年，我国重要行业信息系统和信息基础设施需要各类网络安全人才70余万人，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达140万人，还会以每年1.5万人的速度递增，人才缺口达95%。但目前，我国仅有126所高校设立了143个网络安全相关专业，仅占1200所理工学校的10％。近3年，全国网络安全相关专业年均招生数在1万人左右，距离140万人的需求仍存在巨大差距。我省面临同样形势。因此，如此巨大人才缺口的情况下，只能从提高现有网络执法人员的法律知识和专业技能上下功夫，下大力气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网络执法队伍。应当制定网络安全执法人才的培养计划，多渠道开展培训，培养一批懂技术、懂管理的能力可靠的人才支撑力量。
4.依法打好网络舆情引导主动仗，宣扬网络文化正能量。信息化时代，网络成为人们接受信息和进行沟通的主要渠道。我省应该以四个意识为基本遵循，加大网络宣传力度，在充分发挥传统媒介作用的基础上创新方式方法，通过网络传播河北好声音，展示河北好形象。因此，我们应当加强网络信息安全技术平台建设，建立实时风险监测、预警与预测，完善网络信息安全应急管理。建立网络使用者的身份认证制度，实行网络实名制；建立网页分类管理制度和网站巡查制度，以正面宣传为主，鼓励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内容，及时回应网民关心的热点问题，及时化解对立情绪，做好舆论引导，把网络信息及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手中。时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旗帜鲜明地引导网络舆论，使网络舆情始终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前进。
5.鼓励信息安全自主创新，逐步完成网络安全核心技术替代工程。赵克志在河北省学习贯彻“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上讲，要深刻认识到“企业和人才是网信事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必须鼓励支持企业成为研发主体、创新主体、产业主体，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目前，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是改变我省网络和信息安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因此，从政府层面来讲应加大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研发资金投入，设立专项资金用于网络信息安全核心技术的开发。全力扶持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和研发单位，力争在技术领域取得突破，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产品。以创新为动力开发我国自主可控的信息安全技术软件，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安全产品和技术构建我省独立的网络安全技术体系。并做好相关技术和产品的推广，分期逐渐完成以国产信息安全产品对国外核心技术产品的替代。
6.加大网络违法犯罪查处力度，构建法治化网络生态。加大网络信息安全案件执法力度，对利用互联网专门从事信息安全违法犯罪的行为要坚决查处，并依法追责，震慑犯罪分子。加大行政处罚力度，提高违法经营的成本；加大对典型网络违法案例的曝光力度，通过网络违法曝光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形成对网络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通过司法、行政等手段严厉打击网络谣言、网络黑客等违法犯罪活动，强化互联网参与者的法律意识。强化网络运营商、网站经营者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加大网络运营主体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遏制网络运营主体在网络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维护网络的正常运行和安定秩序，加快构建网络治理新体系，提高网络治理法治化水平，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网络信息安全法治化是实现法治河北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加强我国的网络空间治理是一个重大机遇，我省党的九代会指明了“十三五”信息化发展前进的方向和基本遵循。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用法治筑牢网络信息安全和网络文明的基石，以强有力的措施推进河北网络信息安全法治化进程，为河北网信事业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4-25.
[2]应晨林.网络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网络安全立法之战略定位[J].信息安全研究，2016（9）.
加强网络安全建设的意义篇8
然而，法律的成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放眼全球，各国在对互联网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控制方面已达成共识。据统计，世界上有90多个国家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网络安全。分析来看，在管控手段方面，有的国家通过专门的国内立法进行管制，如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等；有的国家则积极开展公私合作，推动互联网业界的行业自律以实现网络管制，如英国。在管控对象方面，主要涵盖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和打击网络犯罪等方面。在我国网络安全法正式出台之前，不妨看看全球各国在网络立法方面的经验及启示。
美国：社会安全层面备受关注
特点：美国互联网监管体系主要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三大领域和联邦与州两个层次；涉及面较为全面，既有针对互联网的宏观整体规范，也有微观的具体规定，其中包括行业进入规则、电话通信规则、数据保护规则、消费者保护规则、版权保护规则、诽谤和色情作品抑制规则、反欺诈与误传法规等方面，这些法规多达130多部。
“9·11事件”是美国网络安全立法的转折点，此后，美国的网络安全立法主要侧重于“国家安全层面”。如2001年美国通过了《2001年爱国者法案》，该法第215条允许美国国安局收集反恐调查涉及的包括民众在内的任何电话通信和数据记录以保护“国家安全”。2002年通过《2002年国土安全法》第225条“网络安全加强法”，该法旨在扩大警方监视互联网的职权，以及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调查用户数据资料的权力，从而保护“国家安全”。2002年美国通过《2002年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该法的目的是全面保护美国政府机构信息系统的信息安全。
近些年，美国开始关注“社会安全层面”的网络安全立法。如2010年美国审议了《2010年网络安全法案》，该法案是为了确保美国国内及其与国际贸易伙伴通过安全网络交流进行自由贸易，从而对网络安全的人才发展、计划和职权、网络安全知识培养、公私合作进行规定。2010年美国还审议了《2010年网络安全加强法案》，该法案的目的为了加强网络安全的研究与发展，推进网络安全技术标准制定。
此外，美国还高度重视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保护。《国家网络基础设施保护法案2010》规定，国会应在网络基础设施保护领域设置“安全线”，以保障美国的网络基础设施安全，并在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起网络防御联盟的伙伴关系，促进私营部门和政府之间关于网络威胁和最新技术信息的信息共享。《网络空间作为国有资产保护法案2010》则授权国土安全部对国家机构的it系统进行维护监管，规定总统可宣布进入紧急网络状态，并强制私营业主对关键it系统采取补救措施，以保护国家的利益。
欧盟：立法、战略、实践相互交融
特点：欧盟在网络安全体系建设方面成效显著。欧盟网络安全体系主要包含三大部分，一是立法，二是战略，三是实践。立法体系包含决议、指令、建议、条例等，战略体系包含长期战略与短期战略，实践则包含机构建设、培训、合作演练等多项内容。
在立法方面，2006年3月马德里和伦敦公交系统遭遇恐怖袭击后，欧盟颁布了《数据保留指令》，该指令要求电信公司将欧盟公民的通信数据保留6个月到两年。但2014年4月8日，欧洲法院裁定《数据保留指令》无效，理由是该项指令允许电信公司对使用者日常生活习惯进行跟踪，侵犯了公民人权。
在战略方面，2012年3月28日，欧盟委员会欧洲网络安全策略报告，确立了部分具体目标，如促进公私部门合作和早期预警，刺激网络、服务和产品安全性的改善，促进全球响应、加强国际合作等，旨在为全体欧洲公民、企业和公共机构营造一个安全的、有保障的和弹性的网络环境。2012年5月，欧洲网络与信息安全局《国家网络安全策略——为加强网络空间安全的国家努力设定线路》，提出了欧盟成员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应该包含的内容和要素。2013年2月7日，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宣布欧盟的网络安全战略，对当前面临的网络安全挑战进行评估，确立了网络安全指导原则，明确了各利益相关方的权利和责任，确定了未来优先战略任务和行动方案。这被认为是对2012年欧洲网络与信息安全局策略的积极响应。战略着力加强网络监管的体制、机制建设；加快建立国家网络犯罪应对机构，明确工作任务；制定网络防御对策，从领导、组织、教育、训练、后勤等方面增强欧盟网络防御能力，并创造更多的网络防御演习机会；发展行业技术资源；推动双边多边合作等等。
在实践方面，2013年1月，欧盟委员会在荷兰首都海牙正式成立欧洲网络犯罪中心，以应对欧洲日益增加的网络犯罪案件。网络犯罪中心连通所有欧盟警务部门的网络，整合欧盟各国的资源和信息，支持犯罪调查，从而在欧盟层面找到解决方案，维护一个自由、开放和安全的互联网，保护欧洲民众和企业不受网络犯罪的威胁。2013年4月，欧洲部分私人网络安全公司联合成立了欧洲网络安全小组，通过联合600多名网络安全专家针对问题作出快速有效的反应，建立伙伴关系。同时利用“一线经验”优势，在网络防御政策、风险预防、缓和实践、跨境信息共享等问题上向政府、企业和监管机构提供更有效和实用的建议。
英国：法律的侧重点因势而变
特点：英国早期的互联网立法，侧重保护关键性信息基础设施，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英国在加强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同时，也强调网络信息的安全、加强对网络犯罪的打击。
2000年，英国制定了《通信监控权法》，规定在法定程序条件下，为维护公众的通信自由和安全以及国家利益，可以动用皇家警察和网络警察。该法规定了对网上信息的监控。“为国家安全或为保护英国的经济利益”等目的，可截收某些信息，或强制性公开某些信息。2001年实施的《调查权管理法》，要求所有的网络服务商均要通过政府技术协助中心发送数据。2014年7月，英国政府召开特别内阁会议，通过了《紧急通信与互联网数据保留法案》，该法案允许警察和安全部门获得电信及互联网公司用户数据的应急法案，旨在进一步打击犯罪与恐怖主义活动。
同时，随着英国对于整个网络空间安全所受到的危险的认识程度提高，英国政府全面推行网络安全战略，加强行业自律。2009年，英国成立“网络安全与信息保障办公室”，支持内阁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确定与网络空间安全相关的问题的优先权，联合为政府网络安全项目提供战略指引。
2010年10月，英国《战略防务与安全审查——“在不确定的时代下建立一个安全的英国”》，将恶意网络攻击与国际恐怖主义、重大事故或者自然灾害以及涉及英国的国际军事危机共同列入安全威胁的最高级别，界定了15种要优先考虑的危险类型。2011年11月，英国公布新的《网络安全战略》，表示将建立更加可信和适应性更强的数字环境，以实现经济繁荣，保护国家安全及公众的生活所需；并将加强政府与私有部门的合作，共同创造安全的网络环境和良好的商业环境。2014年，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授权六所英国大学提供训练未来网络安全专家的硕士文凭，这一特殊学位是英国2011年公布的“网络安全战略”的一部分。2015年，英国还按照国家网络安全计划推出“网络安全学徒计划”，鼓励年轻人加入网络安全事业。
澳大利亚：安全立法与国家战略双管齐下
特点：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不断完善信息安全有关法规标准、推动政府部门相互协作、重视关键基础信息保护、增强全民信息安全保护意识、建立安全专门人才培养体系、完善信息产品测评认证体系等方面工作，逐步构建起较为完整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澳大利亚政府及各部门制定了一系列与信息安全有关的法律、标准和指南，包括《电信传输法》、《反垃圾邮件法》、《数字保护法》、《信息安全手册》等，修订了刑法，以适应打击新型网络犯罪。2000年，澳大利亚政府信息安全风险管理指南。2001年，“保护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政策”，即政府信息安全行动计划，对澳大利亚关键基础设施进行保护。此外，澳大利亚标准局还制定和采纳了一系列信息安全标准，主要包括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标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信息安全管理标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it安全手册、it安全管理的信息技术指南等。政府部门都被要求遵循这些标准，执行情况由国家审计署进行审查。
2009年11月23日，澳大利亚政府《国家信息安全战略》，详细描述了澳大利亚政府将如何保护经济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政府机构、企业和家庭用户，使之免受网络威胁。战略确立了国家领导、责任共担、伙伴关系、积极的国际参与、风险管理和保护价值观六大指导原则。
该战略还提出了信息安全三大战略目标：一是让澳大利亚所有公民都意识到网络风险，确保其计算机安全，并采取行动确保其身份信息、隐私和网上金融的安全。二是让澳大利亚企业能利用安全、灵活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确保自身操作和客户身份信息与隐私的完整性。三是让澳大利亚政府能确保其信息与通信技术是安全的且对风险有抵抗力。
此外，战略还确定了信息安全战略的优先重点包括：增强针对网络威胁的探测、分析及应对，重点关注政府、关键基础设施和其他国家系统的利益。为澳大利亚公民提供相关教育，并提供相应的信息、信心和工具以确保其网络安全。与商业伙伴合作，以促进基础设施、网络、产品和服务的安全与灵活性。为保护政府iCt系统的最佳实践进行建模，包括与政府进行网上交易的系统。促进全球电子运作环境的安全性、灵活性与可信度。维护法律框架和执行力的有效性，从而确定并起诉网络犯罪。培养具有网络安全技能的劳动力，使之具备研发能力以开发出创新的解决方案。
日本：政府与民间“协同作战”
特点：在网络安全方面，2013年6月10日，日本正式《日本网络安全战略》，提出了创建“领先世界的强大而有活力的网络空间”，实现“网络安全立国”的目标。
2014年11月6日，日本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网络安全基本法》，规定电力、金融等重要社会基础设施运营商、网络相关企业、地方自治体等有义务配合网络安全相关举措或提供相关情报，此举旨在加强日本政府与民间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协调和运用，更好应对网络攻击。该法还规定，日本政府将新设以内阁官房长官为首的“网络安全战略本部”，协调各政府部门的网络安全对策，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it综合战略本部等其他相关机构加强合作。
在消灭垃圾邮件、计算机病毒以及保护网民隐私信息方面，日本也有明确的法律。日本2011年对《刑法》进行了部分修正，要求网络运营商原则上保存用户30天上网和通信记录，根据必要还可以再延长30天。2015年1月8日，日本总务省就网络接入服务提供商如何保存用户的通信记录召开专家会议进行了讨论，拟明确此前由服务商自行确定的保存的内容和时长。
此外，日本还采取了完善信息安全机构、扩充网络安全力量、健全信息安全保障机制、研发网络安全技术、举行信息安全演习、举办黑客技术比赛、严厉打击网络违法行为、广泛开展交流合作等一系列举措，加强信息网络安全建设。
新加坡：内容管制和信息保护不可偏废
特点：新加坡在网络安全立法主要涉及对网络内容安全、垃圾邮件管控和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主要立法包括：《国内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垃圾邮件控制法》、《网络行为法》、《广播法》、《互联网操作规则》等。
《国内安全法》是新加坡国家安全的基础性法规，其在管理网络安全方面规定了禁止性文件与禁止性出版物，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报告义务，以及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国家机关拥有的调查权与执法权。《网络行为法》同样也明确规定了对网络内容进行管制的条款。此外，《广播法》与《互联网操作规则》则较为具体的规定了网站禁止的内容，如规定互联网禁止出现危及公共安全和国家防务的内容等，同时明确网络服务提供商与网络内容提供商在网络内容传播方面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包括其负有的审查义务、报告义务和协助执法的义务。《互联网操作规则》明确规定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内容提供商应承担自审义务，配合政府的要求对网络内容自行审查，发现违法信息时应及时举报，且有义务协助政府屏蔽或删除非法内容。
保护个人信息及隐私最早体现在新加坡政府与互联网服务商共同制定的《行业内容操作守则》中，其规定互联网服务必须尊重用户的个人资料。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项立法是2012年10月新加坡国会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案》，该法案的制定目的在于保护个人信息不被盗用，或滥用于市场营销等途径。法案规定，机构或个人在收集、使用或披露个人资料时必须征得同意，必须为个人提供可以接触或修改其信息的渠道。手机软件等应用服务平台也属于该法案的管控范围，法案规定禁止向个人发送市场推广类短信，用网络发送信息的软件也同样受到该法案的管制。
印度：“母法”和部门法规相辅相成
特点：印度以《信息技术法》的专门立法为中心，各部门法相关规定相辅佐，形成点、线、面结合的互联网法律体系。
2000年是印度互联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2000年5月，内阁议会通过了《信息技术法》，并于2000年8月15日正式生效。该法的立法目的之一，便是规范电子商务活动，防范与打击针对计算机和网络的犯罪。《信息技术法》第九章规定了8类行为构成“破坏计算机和计算机系统”犯罪，一经查实，犯罪者要负担的民事赔偿金额最高可达1000万卢比(约合200万元人民币)。这八类行为包括未经许可侵入他人计算机、计算机系统和网络，私自下载他人计算机或系统中的数据信息，制造和散播计算机病毒等。第十章规定了“网络上诉法庭”用以专门受理计算机和互联网领域的争议案件。详细规定了网络上诉法庭的人员组成、法庭组成、管辖范围、审理程序和权限。第十一章详细规定了计算机相关犯罪。如篡改计算机源文件即故意隐瞒、销毁、破坏、更改计算机源代码的行为可判处3年监禁或多达2万卢比的罚款。
印度在2006年和2008年修正又增加了很多新的计算机犯罪类型。两次修改主要是对新型的网络犯罪作出了规定，并在2008年的修正案中重点规定了网络恐怖主义的内容，将网络反恐上升到了新的高度。规定通过拒绝计算机访问或未经授权企图侵入计算机系统或引起计算机病毒传播等方式威胁印度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以及引起人民的恐慌、或通过其他类似手段导致人们生命财产受到损害、对人民必不可少的生活设施以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造成破坏的行为，以及未经授权侵入或访问因国家安全或外交关系原因采取了访问限制手段的信息、数据或计算机数据库的行为。
该法案被认为是规范互联网的“母法”，针对该法案，自2000年开始，印度先后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在2006年和2008年出台了修正案，同时，印度刑法典、刑事诉讼法、银行法、证据法也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以适应信息网络发展的要求。至此，印度形成了以《信息技术法》的专门立法为中心，各部门法相关规定相辅佐，政府政策为指导的国家互联网管理法律体系。
国外网络安全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立法保障网络安全已成为全球各国的共识，分析来看，我国网络安全立法可借鉴国外在网络安全方面的立法、战略和实践三大方面。
中国的网络安全法应当立足全球视野，全面覆盖“国际法层面”、“国家安全层面”、“社会安全层面”和“企业个人安全层面”的网络安全内容。
在国际法层面，包括国家网络主权、国际条约适用等，可参考欧洲理事会《网络犯罪公约》；在国家安全层面，包括国家权力与责任等，可以参考美国《2001年爱国者法》、《2002年国土安全法》第225条“网络安全加强法”；在社会安全层面，包括网络安全人才培养、网络安全研究、网络安全技术标准制定等，可参考美国《2010年网络安全法案》、《2010年网络安全加强法案》；在企业个人安全层面，包括电子商务安全、个人信息安全等，可参考美国1997年《全球电子商务框架》、《2005年个人数据隐私与安全法》。此外，还可借鉴印度的做法，以《网络安全法》为基础，同时对《刑法》、《网络信息传播条例》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进行调整，形成以《网络安全法》为中心，各部门法相辅相成的网络安全法律体系。
在战略层面不断适应新形势，出台国家战略维护网络安全。
可借鉴欧盟的做法，成立网络安全保障机构，为政府网络安全项目提供战略指引，以此来增进国家对于网络空间和信息安全的保障。此外，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恐怖主义新态势的出现，时隔相应周期则更新出台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为新形势下的国家、政府、社会和个人网络安全提供战略指导。
可借鉴澳大利亚的做法，根据我国互联网的现状和特点，制定信息安全的战略或规划，明确不同阶段的信息安全目标，划定政府部门、运营商及用户保护信息安全的责任。
在实践上，应加强公私部门合作，加大网络安全保障力度。
加强网络安全建设的意义篇9
关键词：网络时代党执政能力途径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0-0358-01
一、前言
网络时代背景下，给党执政能力建设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在党执政能力建设过程中必须全面的分析互联网带来的影响，并采取多样化、有效的途径强化党执政能力建设，有效的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能力。因此，文章针对网络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考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互联网对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影响
网络时代的到来，对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给党执政能力建设带来的挑战，网络具有非常强的互动性，网络媒体中储存各种信息，并且所有的网民都是信息的创造者、传播者和接受者，正是由于互联网的这种互动性和自由性，所有的网民都可以通过网络创建属于自己的信息窗框，如网站、博客等，在个人网站和博客中可以随意的上传知识、技术、观念以及思想等。虽然网络时代增强了民主的参与性，但是许多非制度化、非理性的网络政治参与，导致网络上存在许多情绪化或者不良思想，显著的增大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整合与引导社会思潮、网络新闻舆论引导的难度，如果把握不好，将会给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造成严重的消极后果或不良影响。另一方面，给党执政能力建设带来的机遇，网络时代背景下，党和政府能够通过网络快速的将信息传递至千家万户，有效的提高信息传播效率，并且通过博客、贴吧、论坛、博客以及视频等多种途径进行信息的和传递，能够不断的扩大受众范围。因此，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需要充分的利用网络平台，不断的扩宽信息疆域和提高信息传播时效性，快速的将信息传递到四面八方。此外，互联网还具有非常强的互动性与广泛性，广大人民群众通过互联网能够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党和政府，增加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互动，实时、准确、全面的把握社情民意，更好的制定民主、科学的决策。
三、网络时代背景下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有效途径
1.做好前期规划，创造良好、安全的网络环境
网络时代背景下，计算机网络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被广泛的推广和应用在各个领域，在社会系统越来越依赖计算机的同时，各种威胁、不良思潮给计算机系统带来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做好计算机系统安全保护工作成为体现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的网络战争，只有保证网络安全，才能够打赢军事上的网络战争。因此，在网络时代背景下，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必须做好前期规划管理，加快我国信息化建设进程，自主创新网关软件、数据库、操作系统以及CpU芯片等，以此消除各种威胁和攻击给我国网络带来的影响，从国家层面上保证网络安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06-2020年国家信息发展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等框架文件，对自主技术创新与保障网络安全两个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不断的完善计算机网络，创造良好、安全的网络环境，为党执政能力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2.构建全民参与的社会环境
在网络时代背景下，通过利用网络的互动性和自由性，创建全民参与的社会环境。在强化党执政能力建设与深化网络问政改革发展进程中，应该充分的发挥网络普及化、大众化的优势，广泛的开展网络知识培训和教育活动，有效的提高社会大众的计算机网络知识和运用计算机网络的能力。党委政府利用网络对社会民众进行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能够帮助所有的民众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党委政府应该将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开展交流座谈会，将其作为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在交流座谈会上人民群众可以自由、理性的诉求和文明表述自己的观点，这样能够增强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沟通，有效的提高党执政、行政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更好的获得人民群众对党的理解与支持。因此，党委政府应该将网络评论员培训工作提上日程，保证所有的网络评论员能够全面的把握政策和仿真，正确的引导舆论和处理舆论，尽可能的消除网络负面信息或者思潮造成的影响，同时还应该做好与社会公众的沟通和交流，并将网络作为政府发声的重要平台，广泛的宣传网络文明，引导正确的网络舆论，以此保证网络评论工作能够高效、有序的展开。
3.创建完善的制度平台
网络时代背景下，为了强化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需要搭建透明、公开、完善的制度平台，在进行党执政能力建设过程中需要始终坚持双向循环、政府负责、党委领导的原则，创建完善的网络问政链条，做好网络信息采集、分析、分类、监督以及反馈工作，对网络民意进行汇聚，及时、全面的了解民意。在网络平台上，社会民众可以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党委政府定期通过网络与民众对话，创建“网络回复”、“在线监督”等机制，将网络执政能力建设提升日程。同时，还应该创建科学的网民意见和建议回复跟踪制度，对社会公众关心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深入的调查以及及时的反馈和回复，以此保证人民的监督权能够真正的贯彻和落实到实处。
4.提高“执网能力”
党执政能力建设仅仅依靠先进的网络技术是难以实现的，更重要的是依靠党各级干部去贯彻和落实。因此，应该不断的提高党各级干部的素质，增强“执网能力”，所谓“执网能力”，指的是党各级干部通过网络引导社会舆论、了解民情和汇集民智的能力。为了提高“执网能力”，党各级干部需要紧随时代步伐，关注网络发展，始终坚持党性原则，提高舆情引导能力，把握机遇，不断的扩大网络经济平台，以此不断的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能力。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在网络时代背景下，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需要做好前期规划，创造良好、安全的网络环境，构建全民参与的社会环境，创建完善的制度平台，提高党各级干部的“执网能力”，以此不断的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
参考文献
加强网络安全建设的意义篇10
[关键词]网络；党务；党建工作；创新
在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新历史时期，加速推进党建工作的创新发展，需要科学理念和先进技术的支持。进入21世纪，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网络技术已经成为最先进、最活跃、最有效率的生产要素，冲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给政治经济、社会管理和党的建设等带来了重大影响。
积极利用网络信息技术这个工具，服务于党建工作创新，是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趋势，也是我们党与时俱进、发展壮大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因此，加大网络党务建设，抢占网络“制高点”，掌握网上“话语权”，构筑虚拟马克思主义“红色”阵地，显得尤为关键。
一、网络党务基本概念
“网络党务”就是利用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以及其他日常工作，开辟党建工作的新领域、新蓝海。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飞速发展，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了传统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定式，这为应用网络技术创新党务工作带来了机遇。
“网络党务”的应用实践，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客观要求。永葆党的先进性，不仅要在党的建设上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更要在活动方式、宣传手段和媒介载体上敢于“尝鲜”。网络时代的当今环境下，一个因循守旧、停滞不前的政党，一个不能及时准确地搜集民情、反映民意的政党，就难以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通过推行“网络党务”，就可以实现党的声音和精神的“零延时”传达，保证社会管理活动的良性互动和及时反应。
二、网络党务建设意义
（一）网络党务有利于保证信息传递的及时准确、提高工作时效性。利用网络信息平台，能够开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宣传，可以扩大覆盖范围，增强号召力，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利用网络信息平台，可以加强与党与群众的沟通，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对党员干部的廉洁从政进行有效监督；利用网络信息平台，能极大地提高日常办公效率，有利于实现党的日常各项工作的科学化、现代化。
（二）网络党务提供了新形式、新素材和新课题。网络的即时性和开放性大大缩短了时空距离，相隔千里的人可以在网上进行“零距离”交流，人们的政治信仰、伦理道德、价值理念、生活观念发生剧烈碰撞和融合。积极利用网络，可以加强政党间的交流和联合，团结各个国家无产阶级力量，可以广泛汲取全世界政治建设成果，借鉴先进的经验做法，制订出符合国情实际、引领发展趋向的路线、方针、政策，使我们党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三）网络党务可以进一步拓宽党建工作的空间和渠道。近年来，基本上所有机关单位、管理部门、企业学校都建立起相应的网络设施，在这种网络技术全覆盖的条件下，党务工作就能够深入到社会各基层单位和组织。信息的快速传达和反馈，为工作的及时有效开展提供了条件，各基层组织单位，也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采取不同形式灵活开展好党建工作。
（四）网络党务有利于开展党外监督，保障民主。网络能够帮助党员全面掌握党的信息，监督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广泛参与党的决策，充分实现党内民主。同时，网络党务也可以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有利于党外监督的有效实现。网络化平台的应用，能够保障信息渠道通畅，快速感知社会舆情变化，拓宽监督截面和范围，提高监督透明度。
三、发展网络党务的关键
在新形势下，党建工作必须大力“求新”、“求变”，积极适应时展潮流，推进“网络党务”建设，无缝进入“网络党建”新模式。
“十”报告指出：“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大力推行党务“上网”，是宣传马列主义、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要保证，是思想文化阵地创新的重要内容，是唱响主旋律、永葆先进性的历史选择。
（一）发展网络党务，必须把党建工作的主要领域作为“切入点”。一是加强党的思想文化阵地建设。通过建设若干有影响力的主流宣传网站，牢牢占领马克思主义的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凝聚为网络“和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网络文化。二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重点建设一批网上党委、网上党支部，重视党员个体与党组织的互动联系，让他们不断接受党组织的再教育，增强党性观念，激发政治热情，进一步树立归属感和使命感。三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的执政之基和力量源泉。网络党务能够搭建起快捷的网上交流和监督渠道，为加强社会监督、杜绝腐败现象提供了有力支持。四是重视党务日常工作的电子化，党务办公、信息交互、远程会议、协同办公、即时通讯、社会调查等均可利用网络工具实现，互联网平台将成为未来工作开展的有效途径。
（二）发展网络党务，必须是循序渐进的“革命”。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要以改革的精神，逐步探索“党务+网络”的新模式、新方法。网络党务将彻底改变传统工作方式，变革传统的管理结构、组织方式、思维观念，这是党建工作创新的趋势。网络党务是一场深刻革命，既要看到艰巨性和长期性，也要看到机遇性和挑战性，要注意循序渐进，实现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的有机结合。
（三）发展网络党务，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网民”群体，维护正确舆论导向的重要手段。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全年新增网民5358万人。网络时代的快速到来，诞生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特殊群体――网民，无论是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新闻，“网民”群体总是能够“第一个发声”，“意见领袖”更是能够左右网络舆情的发展方向。因此，“网民”这一群体，逐渐成为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群体之一。
尽管党的各级宣传部门和党的各类媒体新闻机构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开设了网络问政平台，建设了党建网站，但仍然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更多、更快、更好地在网络上开辟思想政治工作和对外宣传阵地，密切联系“网民”群体及少部分“意见领袖”，及时了解和掌握网上群体舆论方向，第一时间进行反馈，并予以规范和引导，是“网络党务”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
四、网络党务需注意的问题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从实践看，面对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飞速发展，现行管理体制存在明显弊端，主要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同时，随着互联网媒体属性越来越强，网上媒体管理和产业管理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变化。特别是面对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博客、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的快速增长，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
（一）技术整合，提高信息安全保障水平。把“线下”海量的党务工作信息，分门别类有选择性地转移到“线上”，安全性是根本保障。任何一处环节出现安全漏洞，都可能对党建工作产生负面影响。传统的内保工作理念，不能适用于现代网络数据的安全保障工作。为保证信息安全，网络党务平台在建设中必须集成信息安全技术、网络技术、新型身份识别技术、智能式服务器等多项措施，并加快完善保障信息安全、打击网络犯罪的相关法律法规。
（二）革新理念，树立前瞻思维。在实际工作中，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对于如何开展网络党务还比较模糊。长期传统的党建工作方式，造成部分党务工作者思想观念落伍、思维方式僵化，对新事物有天然抵制心理，对运用网络技术开展党务工作这种方式，短时期内难以适应。部分党员干部长期在封闭的监督环境下工作，官本位意识和唯我独尊观念根深蒂固，与未来网络党务的透明机制和监督机制产生现实冲突。网络党务发展是大势所趋，但也必将受到一定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