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篇1
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的大力投入支持不仅具有经济效益，同时也会产生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显著社会效益。通过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的设立，解决项目建设中的资金与管理问题，有利于农业产出稳定增加，农民收入水平有效提升，从而实现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当前我国设立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的可行性条件基本具备，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1法规政策条件基本具备我国产业投资基金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法律制定方面，至今还没有专门针对产业投资基金的行为规范，因此，我国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主要参考《信托法》或者《公司法》。尽管如此，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来促进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于1995年颁布《设立境外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该办法对设立境外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募集方式以及管理模式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为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提供了借鉴与参考。随后，国家相关部门又制定了《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草案)》，表明国家对产业投资基金的支持和鼓励，为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运作环境，有利于其健康有序的发展。法规政策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的支持还体现在它对农村水利事业的支持上。党的十对深化水利改革、加快水利发展、加强水利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央一号文件也大力推进水利建设，主要表现在提出稳定水利投入增长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鼓励社会资金对水利建设的支持、拓宽水利建设多层次多方向的融资渠道。
1.2长期资金来源匹配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金融机构资金、企业资金和私人资本都迅速发展壮大，甚至出现流动性过剩问题，亟须寻找资金投资出路。据央行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3年第一季度》显示，2013年3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100.7万亿元，同比增长16.0%，增速比上年末高1.9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6.3万亿元，同比多增2.1万亿元，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97.9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增速比上年末高2.3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6.1万亿元，同比多增2.3万亿元，而金融机构资金具有投资规模巨大、投资渠道狭窄的特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则成为拓宽长期安全稳定收益的重要渠道;企业资金主要包括经营状况较好、经济效益较高的企业拥有的需要进行长期投资的资金，因而也可以成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的资金供应者;在私人资本方面，人民收入水平日益提高，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已经达到30.33万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表明城乡居民潜在的投资需求空间很大，为设立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提供了资金来源保证。鉴于政府在金融市场的资金配置上具有明显的“示范”和“诱导”效应，为了鼓励和支持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的发展，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应该投入部分资金作为引导资金，选择有效的机制和工具，积极发展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从而引导各种具有投资需求的社会资金、民间资本进入建设存在困境的领域。
1.3国外提供宝贵借鉴产业投资基金自19世纪60年代起源于英国，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不同模式的应用，呈现出稳步快速发展的势头。我国的产业投资基金是在借鉴国外创业投资基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即通过对有融资需求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同时提供企业运营过程中的各种管理服务和技术支持，从而实现分散风险、利益共享的产业投资基金制度。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因此既要借鉴国外产业投资基金的经营，又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探索适合我国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的新路径。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的设立要在考察国外相关领域投资基金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目前相关法律和制度不完善的具体情况进行运行机制创新。
1.4国内探索积累经验我国产业投资基金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才有了相关探索，如中瑞合作基金(1998)、中国－东盟中小企业投资基金(2003)等。2006年，第一支人民币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才正式设立。在随后的三年里，产业投资基金在我国快速发展，这期间批准的十支产业投资基金的资金募集规模达1400亿元。我国在产业投资基金上的实践，为设立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提供了良好的示范。我国证券市场不断壮大，发展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的外部条件日趋完善，同时也为农村水利设施项目投资基金的建立提供了管理经验、投资模式和优秀的管理者团队。
2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的框架
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与一般产业投资基金的框架相同，主要分为组织形式、融资方式、管理模式和退出机制四个方面(表1)。
2.1组织形式由于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具有天然的公共产品属性，并且我国在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方面尚处于探索起步阶段，使得该基金不可能完全以市场化的方式自然发起。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发起人的重任只能落在相应区域的政府或者大型国有企业身上，即由政府或者大型国有企业先设立目标，为实现该目标去找投资人与管理人。这里的基金发起人是指首先提出设立投资基金的建议，并随之采取实际行动成立基金的人。事实上，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的经营管理离不开政府的指导，该基金的经营宗旨是在严格遵循国家的政策导向和市场规则的前提下，以市场、收益为投资导向，通过基金募集的资金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兴建改造，有效缓解农村水利基础设施老化、闲置等现象。与传统的财政投入方式相比，政府由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者、建设者和经营者转变成为专业服务于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的引导者和监督者，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利于优化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的治理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综合考虑当前社会经济和政策背景，为保障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的健康有序稳定发展，以及基金投资人的收益，现阶段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投资基金宜采用契约组织形式，即投资人不成立公司，而是凭借合同把各个投资人的资金集合起来委托专业公司进行管理。该组织形式可借鉴我国首支中资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采用基于国际惯例的契约型、公司与信托的混合形态，即投资委托人同时也是受托管理人的股东。
2.2融资方式鉴于基金的融资规模以及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融资需求较大的特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的规模应该保持在较大的水平，实现基金集约管理、分散风险的要求，同时通过发展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满足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供给要求。现阶段，我国大部分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是20世纪70年代留下来的，标准低，设施不配套，年久失修，破损比较严重，现有的水利基础设施难以满足农业生产的正常需要。长期以来，农田灌溉、乡村河道整治、饮水等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普遍存在着成本超支、建设工期延误和服务效率低下等弊端。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改革任重而道远，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我国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要求基金规模在10亿元以上。在投资回收期方面，根据历史经验，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期限通常为4～8年，完工后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运营过程才能实现收益，因此，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的投资年限至少应在15年以上。
2.3管理与退出机制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有自我管理和委托管理两种管理模式。对于基础设施项目来说，政府的投资垄断和管理效率低下是造成项目设施落后，资源配置不合理的主要原因，通过产业投资基金的方式可以取得融通资金和提高管理效率的双重效应。具体来说，我国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在委托专业基金管理公司进行运作管理的同时，要将基金资产交由经过严格审查的商业银行进行托管，实行委托管理的模式。在基金管理公司要设立具有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经验的专业人员组成的决策团队，建立具有激励性的薪酬体系和绩效考核体系，同时要完善公司内部的监督监管机制，设置专业的审计人员和咨询队伍。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建立专业的管理团队和完备的运作管理机制。在管理机制的外部监管方面，我国可以考虑建立基金行业协会，通过制定行业自律规则实现行业自律。产业投资基金投资项目主要通过四种方式来实现退出:一是通过被投资项目在一级市场上进行首次公开募股发行(ipo)，从而在二级市场上通过出售股票获得收益;二是通过股权回购协议，由被投资企业在项目成熟期按约定回购;三是将股权转让给其他投资者;四是将持有的被投资项目的股权证券化以实现退出。产业投资基金投资项目能否选择合适的退出机制对基金投资人和被投资项目的利益影响深远。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包括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以及产权交易市场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能够满足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实现收益最大化退出方式的多元化要求。构造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在组织形式、融资方式、管理模式和退出机制四个方面的框架是实现其有效运作的基础。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的运作流程主要由项目发起、项目筛选、项目评估、资金筹集、项目管理、资本增值以及资金退出等重要阶段组成(图1)。图1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运作示意图
3结语
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篇2
关键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对策
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通常是指城市生活、生产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我国城市经济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产业部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人们需求的日益提高，仍存在一些问题，这需要各方共同寻找解决策略。
1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在国家的生产建设及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1城市交通问题严重
城市交通是一个城市维持发展的必须条件，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加快、经济范围的扩大、居民出行距离的延长，交通拥堵、承载压力大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也成为城市亟待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1.2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长久以来，我国的发展所采取的是轻长期效益，重短期利益的发展模式，这极大地破坏了生态环境。目前，城市政府通常很重视道路、供水、供电等具有短期效益的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而不重视垃圾及污水处理等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这直接导致生态环境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造成城市生态破坏，威胁居民生活。
1.3管理机制与运营机制不健全
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基础设施作用及效率发挥的大小。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实行的管理体制是高度集中的垄断经营及政府所有，这不仅导致城市基础设施服务质量的效率低、服务差，而且不能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因此无法满足城市持续发展对基础设施的需求。
2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存在的原因
2.1政府角色定位混乱
在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政府通常具有三重身份：生产者、社会管理者及市场监管者。政府通常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第一投资者，同时还担任经营管理者，这种多重角色造成城市基建管理的混乱、建设与管理脱节、资产浪费流失严重等现象。另外，政府通常会对企业干预很多，这严重阻碍了投资主体管理体制及经营模式的形成，从而影响投资主体的积极性。
2.2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
管理机构是确保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时保质保量完成的重要前提之一。然而我国的管理机构设置非常狭窄，缺乏全局性及综合性，例如，有关联性的行业通常被分割在互不相同的管理机构中，而管制权大多由产业管理机构及其他综合执法部门共同享用，这既加大了机构的执法成本，还扰乱了管制秩序。
2.3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固定资金的支持
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主要依赖国家预算投资和中央财政专项拨款、城市维护建设税及公用事业附加、市政公用事业经营性投入及外资、集资等方式。其中，唯一规范且固定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两项资金，而且由于税基不合理、税率低等原因，导致它的收入增长难以赶上社会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增长的步伐。
2.4市场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一股独大的现象极为普遍，没有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在国有资产管理还不完善、国有资本产权所有者未到位的现实情况下，国有资产浪费及流失现象较为严重。目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多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采用垄断或补贴价格，这既增加了国家的负担，也增加了消费者的开支，从而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此外，这也容易导致效率低下、机构庞大等现象出现。
3解决策略
3.1提高思想认识，明确政府职能
政府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执行者与管理者。首先，要增强城市基础设施行业的市场意识，明确政府应当承担的角色以及发挥的作用点，明确政企分工、科学监管的内涵，明确政府应是社会公共产品及服务的提供者而不是生产者；其次，进一步明确市场结构与产权结构的有效竞争比例，在保持原有国有经济体制的前提下，适时引入民营化体系，真正实现多种所有制并存；再次，政府要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做好协调、决策及指导等工作，真正做到政企分工、政事分开。
3.2改革政府管理体制
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政企分离，这也是政府做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有效前提之一。在政企分离的体制下，企业才能够以独立的市场主体进行企业经营与管理，找到适合自己的营运机制；政府则可以转变为经营性及竞争性主体的组织者，极大地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同时，也要改革城市基础设施管理体制的内部机制，让企业建立市场化的营运机制，并严格依据商业原则进行管理与经营，从而提高服务质量。
3.3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管理体系
首先，要健全城市基础设施的法律法规，重点加强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立法工作，令每项基础设施建设都走上规范化的道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应实行真正的市场化运作，同时逐步建立和完善与其适应的市场秩序及法律环境。其次，要明确地方政府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角色及职责，根据当地城市发展的现实状况，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制定适合自身的城市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与规划体系，同时也要做好监管工作，制定合理的考核与指标体系，避免不作为行为。最后，可以成立专门的部门或机构，统一管理与布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时解决期间出现的问题，提高各方面的能力。
3.4拓宽融资渠道，完善投融资体系
首先，要发展资本市场融资，合理利用债券融资，不断推进对预算法的修改工作，明确城市政府市政债券的法律作用及地位；大力发挥可转换型债券及企业债券的融资作用，不断扩大融资总量，同时，还要充分利用股票融资的作用。然后，要不断拓展民间的融资渠道，制定合理的竞争机制与策略，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并通过Boo、契约管理等方式直接参与。最后，引进资本，我国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技术等非常有限，基础设施产业自身的积累机制也非常缺乏，因此，应该加强与先进国家的合作，大力引进资金、技术及管理经验。
总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关系到国家的多项生产建设与人们的生活，不仅需要政府的正确指导，也需要企业的密切配合，要切实做到坚持科学发展观，制定具有自身特色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参考文献：
[1]雷冰，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山西建筑[J].2011（1）[2]张振凯，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分析，经济师[J].2001（3）
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篇3
随着政府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保障被摆上了突出的位置。据统计，“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总量累计达2.95万亿元，[1]这些资金三分之一以上都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在农业基础设施不断增加的同时，管护问题日益凸显出来。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主要实行的是乡村为基础的集体管理模式，地方主管部门注重支农项目的申报和建设，对于基础设施的管护往往只是通过传统的方式层层下压到村社集体管理。这种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市场条件下农业分户经营的需要。很多地方基础设施形成后疏于管理、损坏严重，极大地降低了财政支农的资金使用效率。财政支农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把资金投放下去，在这个过程中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是基础，然而有效的管理维护才是关键。在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搞建设的同时，如何做到建管并重，抓好管理，保证农业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延长其使用寿命，提高其使用效益，是财政支农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前，我国对于农业基础设施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建设投资方面，对其运行管护问题关注不够。近年来，随着农业基础设施管护问题逐步显现出来，一些部门和研究者开始逐渐意识到管护问题的重要性和严峻性。刘学甫（2007）[2]认为农村公益设施面临着管护资金难筹集、管护责任难落实、管护质量难保证等问题。刘成玉、孙小燕（2006），[3]宋保胜（2011）[4]认为产权主体缺位，工程管护责任不明，民主管理流于形式等造成已有设施有人用没人管、毁坏严重和效益衰减。刘春生（2012），[5]张国洪（2011）[6]结合个案指出，成立协会，加强民主选举，完善组织机构等是解决我国基础设施管护的重要途径。总的来看，目前我国对农业基础设施管护的研究明显不足，尤其针对一个问题深入系统分析更少。实际上，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增加建设投入力度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科学合理的运行管护机制才是其发挥效益的关键。如何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提高各级主体管护基础设施的责任心和积极性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本文结合四川财政部门在管护模式方面的一些探索和创新，从财政视角分析了目前农业基础设施管护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一、四川省农业基础设施管护的主要模式探索
四川是个传统农业大省，农业基础设施十分薄弱，“靠天吃饭”的现状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四川大部分农业基础设施修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基础设施老化失修问题日益突出。目前，四川人均有效灌溉面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3，渠系配套差，小型水利设施承包给经营者后又疏于维护管理，老化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是在山区和丘陵地区，一些山坪塘已基本不能发挥作用，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很多地方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基础设施管护的有效模式和办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建立经费保障机制，推行村民民主管理——成都模式
在四川省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良好、地方财政收入较高地区，地方政府通过一方面提供村级管理资金作为基础设施进行管理的经费，保障基础设施得到良好管护；另一方面构建村民民主管理机制，从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立项、施工，到后期的管理维护，充分发挥了农民的自我管理和民主决策作用。四川省成都市在城乡统筹的背景下，从2008年底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工作。从2009年开始，由成都市县两级财政保证每个村不低于20万元（2011年调整为30万元）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村级专项资金，明确规定专项资金不得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只能用于村级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后期管护。通过构建民主管理机制，管理项目由村级自治组织具体实施，村民（代表）会议决定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农民意愿，在项目立项过程中由农民经过民主程序，选择建设农民最迫切需求的基础设施；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农民监督工程的施工质量和经费使用情况；在项目建成后的管理维护中由农民制定基础设施的管理维护制度，决定管护经费的安排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以有限的投入，通过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运作过程，实现民生与民主的有机结合，促进村民生活与基层治理结构的双重改善，实现了对财政支农基础设施的管理维护，探索出了农业基础设施管护的“成都模式”。
（二）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机制，多方筹集管护资金——内江模式
对于基础设施的管护经费，完全由政府财政负担并不现实。为了解决管护资金匮乏的问题，四川一些地方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通过构建长效补贴机制和奖励机制，让农业基础设施的受益农户自己筹集部分管理资金，政府财政再以一定比例进行匹配。内江市市中区制定了《财政支农资金村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管护办法》，建立了支农项目管护基金机制。从三个方面筹集管护资金：一是支农项目建成的基础设施对外承包经营的，其经营收入的50%作为项目的建后管护基金；二是以项目村或协会（专业合作社）为单位，群众一事一议每年每户凑集管护基金；三是区、乡财政安排一定的管护资金作为引导，调动群众参与管护的积极性，自觉筹集资金进行管护，财政投入奖励额度为群众筹集资金和经营收入总和的50%。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调动了村社农户的积极性，还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为财政支农基础设施提供了充足的管护资金，探索出了农业基础设施管护的“内江模式”
（三）发挥财政资金整合机制，推行公司化运营管护——广安模式
加大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是目前各地农业发展的方向与趋势。针对对农业园区基础设施的管理维护，四川一些地方将支农项目中的部分财政资金打捆整合，组建农业开发公司，再由公司将农业生产设施出租给农业业主，公司再用收取的租金收益管理维护基础设施。广安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区自2008年启动建设，政府整合各类涉农项目资金打捆投入5400万元，建成园区道路19公里，排灌沟渠186公里，提灌站2个，标准钢架大棚4000个。政府将这些基础设施整体移交给组建的广安鑫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政府以基础设施入股，交由国资委对国有资产进行管理监控。公司按照一定标准将大棚、官网等资产承租给入驻的企业、业主或农户，获取租金收益，所获收益按6∶2∶2的比例分别用于农户利益分成、设施管护和基地扩大规模，即将其中的20%用于基础设施的管理维护。这样不仅使基础设施得到有效管护，灵活的经营方式还使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同时还让财政支农项目覆盖区域的农户增加了设施租赁二次返利收益，探索出了基础设施管护的“广安模式”。
（四）建立水利工程管护基金，完善利益连接机制——兆雅模式
针对目前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缺少资金而无法管护的问题，四川一些产业发展较好地方通过完善水库灌区管理部门、村集体、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向各方受益主体收取部分管理经费，再通过地方政府配套经费，建立了水库工程管护基金，解决了水利设施的管护问题。泸州市泸县兆雅镇为解决农田水利设施的后续管护矛盾突出的问题，组建了三溪口水库兆雅灌区管委会和兆雅、杨九两个灌区农民用水协会，形成了“灌区管委会+农民用水协会+村委会”的管理模式，由村委会协调灌区管委会与农民用水协会关系。三个委员会每年完成水费收取33万元的征收任务，用这笔经费聘请了两名水利专管员对渠道、山坪塘、抽水的管理工作，每人每年发放工资2.4万元。同时灌区将收取水费按照50%比例返还用水协会和村委会，建立水利工程管护基金，专项用于水利工程的维修管护。这种通过建立水利工程管护基金，完善各管理主体相互配合的方式，有效实现了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后续管护，探索出基础设施管护的“兆雅模式”。
二、四川省现行基础设施管护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四川很多地方结合当地实际，在农业基础设施管护模式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创新，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这些创新只是局部的、点状的，并没有在制度上取得综合性、根本性的突破，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为我国农业基础设施管护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鉴的思路。目前，农业基础设施管护还面临着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既有政策层面上也有制度安排上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权问题突出
农业基础设施的管理维护是以明确产权为前提，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目前部分农业基础设施难以明确产权，影响了这部分农业基础设施的后续管理。第一，历史原因导致产权难以明晰。由于过去政府在征用农民土地用于建设生产生活设施时，补偿手续不完善，导致产权难以确定；第二，支农项目实施过程中产权办法存在一定的问题。目前在进行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要求在工程建成后为相应主体颁发产权证。部分地区占用农户的土地新建山坪塘，建成后将该山坪塘的产权证颁发给了受益农户组成的农民用水协会，但是被占地农户不认可产权，如遇到政府征用拆迁，土地赔偿等纠纷矛盾会突显；第三，产权难以确认。政府为支持养殖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为其修建牲畜圈舍提供财政补助，建成牲畜圈舍的使用者与受益者都是专业合作社，应该将这部分资产确认为专业合作社所有。但是在实际情况中，由于修建牲畜圈舍的土地多为合作社租用的农民土地，而农民土地为集体产权，所以专业合作社无法为牲畜圈舍办理产权证，在产权无法确认的情况下，影响了这些资产的使用与管理。
部分基础设施产权虽然明确了，但是仍然难以落实。目前大部分的财政支农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是以村社为单位，项目的受益群体为全体村民，所以将项目建成的基础设施产权确认为村集体所有，如农村生产便道、农机提灌站、末级渠系。在项目建成后，主管部门向村集体移交基础设施的产权，由村集体对建成的基础设施进行管护。在实际工作中，主管部门与乡镇签订管护责任书，乡镇又与村集体签订管护责任书，将管护责任一层层转移到村一级，而目前村集体由于没有收入来源，无力承担农业基础设施的管护工作。产权虽已落实到村社集体，但是与农民本身没有直接关联，农民不重视所以造成了集体产权虚置的局面。
（二）管护资金缺乏
制约农业基础设施资产管护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后续管护资金。随着财政支农项目的增加，支农投入的增大，各地每年建成的农业基础设施数额庞大，地方政府管护的负担沉重。支农项目资金中却没有单独安排后续管护经费，地方政府只能够安排有限的管护经费，村社集体基本没有收入，所以部分的农业基础设施得不到良好的管护。比如简阳市全市的农机提灌站有1000个，每个提灌站一年的管护成本达到5000元，全市的提灌站的管理成本即达到500万元。简阳市全市的山坪塘有7687个，已经有1/3失去功能，主要是泥沙淤积造成的，而清理淤泥的成本为每立方15-16元，村集体和农民用水协会无法承担这笔费用，导致很多山坪塘不能得到维护而无法使用。
（三）主管部门重建轻管
在财政支农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着地方主管部门重建轻管的现象，热衷于项目的争取，而不重视项目建成后的管护。第一，部分地方主管部门在项目争取过程中，忽略农民的需求，盲目争取一些农民需求性不高的项目，造成了有限的财政资源的浪费。例如目前的农用沼气项目，行政性推行，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加上沼气维护技术上和后期维护要求高，导致使用效率低下，每年都会出现因维护沼气的死人事件。第二，部分地方主管部门将建成的基础设施直接口头移交给乡镇、村政府。将管护责任也一并移交给村社集体，不考虑村集体是否有能力管护这些固定资产，也没有建立相应的跟踪和回访制度，造成了部分农业基础设施没有得到良好管护。第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时，往往涉及到水利部门、农业部门、国土部门、农综办等很多部门，虽然很多时候是资金打捆使用，但是具体在实施时却往往部门间各自为战、资金使用分散，在项目建成后没有明确相应管护部门，无人过问。
（四）村社管护制度流于形式
在农业基础设施建成后，村社制定的管护制度大多流于形式，没有起到实际管护作用。在财政支农项目完成后，主管部门将基础设施移交给村社进行管理，按照项目要求和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村社制定了相应的管护制度，制定了奖励和惩罚措施，并且将相应的管护责任落实到个人，争取做到专人管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村集体没有经费支持，没有能力完成基础设施损毁后的修复工作，也无力承担管护人员的工资成本，主管部门对村社的奖励惩罚制定也只能做到奖励，难以做到惩罚，造成了管护制度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并且，目前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农民从事农业的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相对下降，农民对管理维护农业基础设施积极性下降，很多地方劳动力大量外流，严重缺乏劳动力资源，影响了农业基础设施管理维护工作。
三、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管护的若干政策建议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基础设施管护的重要性将会更加突出。一方面，随着国家支农政策体系的逐步健全，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支出将继续保持扩大趋势。同时，随着新型农业形态的不断涌现，农业获利空间的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并且，从需求角度来看，农民收入的增长和进城务工农民数量的增加，多数农民对改善自身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新的认识，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将不断提升，这些都将对其管护产生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管护仍然面临着很多挑战，随着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农村地区的老龄化与空心化问题更加突出，再加上传统农业的比较效益偏低，目前农民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下降，而基层政府财力的萎缩导致了基础设施管护资金也存在很大的缺口。在新的形势下，只有转变思路，在对基础设施产权归属进一步区分的基础上，明确基础设施的管护责任，完善监督考核机制，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多方筹集资金，调整管护政策，在责权利相统一的基础上建立农村基础设施管护和运行的长效机制。
（一）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明晰管护责任主体
产权问题是造成农业基础设施无人管护，出现“公地悲剧"的根源。只有推进农业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明晰农业基础设施的所有权，搞活基础设施经营权，落实基础设施管理权，才能实现农村基础设施建、管、用和责、权、利的有机统一，才能切实有效地长期发挥农村基础设施的效益。
首先，对于部分支农项目形成固定资产由于历史遗留、土地纠纷等原因造成的产权模糊，应该进一步明晰。政府与相关主管部门应进行甄别和确认，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过去政府征用农民土地建设生产生活设施，由于补偿手续不完善造成的产权模糊，应当与相关农民协商，完善征地程序和补偿手续，确认产权。对目前有产权纠纷的财政支农固定资产，应当让产权争议各方在村集体和相关主管部门的调解下协商解决，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解决。对无法明确产权的财政支农固定资产，由村民集体通过议事共管的方式进行使用和管理。确认为村社集体所有的财政支农项目形成的固定资产，通过产权确认和组织制度创新的方式解决集体产权虚置的问题。第一，以股份合作制的方式确认村社集体所有的财政支农项目形成的固定资产，将财政支农项目形成固定资产的价值以股份量化的方式平均确认为全体村民（社民）所有，发挥财政支农的共享性和公平性。农民以自己占有的股份对支农项目的运营、融资抵押等进行管理，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同时农民可以从支农项目形成固定资产的运营和处置中获利。允许村民之间转让所拥有的财政支农项目形成固定资产的股份，建立村民的进入和退出机制。第二，对管理农民集体所有的财政支农固定资产的组织进行制度创新，发挥农民主体作用。通过建立专业合作社、农民用水协会、议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构建农民参与集体所有的财政支农形成固定资产的管理决策平台，通过信息公开、程序公正的做法让农民参与到管理的决策、管理工作的实施中，形成一个利益共享、农民自我参与管理的农业基础设施管护机制。
（二）优化资金筹措模式，保障管护资金来源
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是农业基础设施良好维护使用的关键。农业基础设施的特性决定了政府是保证农业基础设施管护的主要资金来源，在此基础上应该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盘活固定资产，充分吸纳社会资金，逐步形成多渠道、多元化的农业基础设施投融资格局。
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应明确对农业基础设施的责任，要专门安排一定比例的后续管护经费，以此作为该项目建成资产的后续专门管理经费，能够解决辖区内急需修复的农业基础设施管护问题，并确保财政对基础设施管护的投入规模与财政支出总量同步增长在财政支农项目的资金安排中逐年增加。建立合理的中央和地方财政补贴机制，由中央、省级政府、县级地方财政多方共同安排专项资金，落实专项养护资金账户，严格做到专款专用。
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融资机制，盘活固定资产。对部分农业基础设施，如山坪塘、钢架大棚等可以通过承包、租赁、抵押贷款等方式进行融资，获取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提供固定资产管理维护经费。对农业机械、农机提灌站设备等产权明晰收益性较高的固定资产，可以直接向金融部门进行抵押贷款，同时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金融部门为农业生产提供融资服务；对牲畜圈舍、钢架大棚、提灌设施等设施，由于存在土地权属的障碍，不能直接向银行部门抵押贷款，可以探索建立融资中介公司，以固定资产的使用权或经营收益进行融资。
（三）创新设施管护机制，实现设施持续运行
改变以往重建轻管的思想，强化基础设施管护意识，形成科学有效的农业基础设施建管运行机制。一方面，构建对财政支农项目地方主管部门的监督考核机制，促使其履行对支农项目形成固定资产的管理维护职能。定期检查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好率和使用率，以此作为考核主管部门完成管理职能的标准，对没有完成管护责任的地区和部门，财政在后续支农项目中不予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大教育引导力度，强化农民群众管护意识和主人翁责任感，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逐步使其农民群众自觉承担起农业基础设施的管护责任。同时，应该进一步加强基层基础设施管护体系建设，成立专门的管护机构，实行专业化管护。定期对管护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强化基层管护人员的技能，改变基层基础设施管护技术力量薄弱，难以满足技术管理需要的现状。
四、结语
不难看出，四川省对财政支农项目形成的基础设施管护模式方面的探索，虽然只是局部的和片面的，但也为我国今后改进财政资金投放模式、提高基础设施使用效率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思路。只要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地探索，必将最终推进我国财政支农资金机制上的创新，从而保障支农资金对农业基础设施发挥更大的功效。
主要参考文献：
[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报告[C].2011-10.
[2]刘学甫.着力构建农村公益设施管护长效机制[J].农村经营管理，2007（9）.
[3]刘成玉，孙小燕.产权改革：理顺农田水利设施管护体制的突破口[J].农村经济，2006（11）.
[4]宋保胜.河南省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研究[J].河南农业，2011（23）.
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篇4
关键词基础设施产业 外来直接投资 产业影响
近年来基础设施产业的发展成为各国政策制订者高度重视的领域之一。一方面，加强基础设施产业投资成为各国应对目前经济危机的重要举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匡算，主要经济体为支撑本国经济相继推出的2009年财政刺激规模将占到全球GDp的1.5％，其中基础设施产业成为刺激计划的主要受益行业。在中国，超过50％的刺激性经济支出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2010年这一投资将占到GDp的6％。美国、法国、英国、瑞士、澳大利亚和其他主要亚洲经济体经济复苏计划中的头一年投资基本上都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另一方面，随着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日益增加，关于该产业投资的争议(包括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也不断增加。截至2007年底，联合国贸发会(UnCtaD)了解到的外国投资者和国家之间基于投资协议的争议中有三分之一(95件)与基础设施产业有关。
对于逐步深度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基础设施产业引进外来直接投资对于缓解资金压力、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管理和利用好这些投资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政策课题。关于基础设施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投资形式、规模和技术性细节的探讨。本文将在介绍全球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其产业影响、存在问题，并针对中国提出对策建议。这种研究对相关国家吸引和管理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以及参与该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际上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兴起
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兴起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加强基础设施产业建设投资(尤其是在该产业比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十分必要。基础设施产业是决定一个经济体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其质量是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也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的关键。新兴市场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国际化发展迅猛，对基础设施服务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对于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一日千里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关键。
其次，基础设施投资具有高度资本密集性和复杂性的典型特征，资金短缺和效率低下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疲于应付。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在基础设施产业对外开放，吸引大量外资流入。尽管这样，这些国家仍然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非洲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400亿美元，而1996-2006年跨国公司累计直接投资协议金额仅为450亿美元(wiR2008，UnCtaD)。
第三，基础设施产业的对外开放。面对基础设施产业巨大的市场和投资需求，一些国家需要更大程度上吸引跨国公司等私人资本。UnCtaD下属的全球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70％的投资促进机构正积极寻求基础设施的外来投资。为此，这些国家在基础设施产业进行自由化改革和放松外资收购管制，邀请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项目。为利用这些制度变化以及当地经济增长带来的获取市场和实现规模经济的机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在网络设计和运营、工程能力、环境保护知识、项目管理能力和默会知识、实践技能以及盈利模式和财务实力等方面的专业技能纷纷进入外国基础设施产业。
二、全球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现状
(一)外来直接投资规模快速扩张
1990-2006年全球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金额增长了31倍，达到786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金额增长了29倍，达到1990亿美元(wiR2008，UnCtaD)。全球内向直接投资存量中基础设施产业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2％快速扩张到2006年的接近10％。其间大多数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金额持续增长，电力和通信产业增长最为显著，交通和水务产业则增长较少。其中1996-2006年跨国公司在该产业的私人股权投资累计高达2460亿美元。
(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来源集中但有所分化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仍然支配着全球基础设施产业的国际化投资(wiR2008，UnCtaD)。2006年基础设施产业全球100强跨国公司中，53家来自欧盟(53家公司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76.7％、63.7％)，14家来自美国(14家公司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7.4％、23.4％)，而其中22家总部设立在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经济体(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11.6％、8.6％)。欠发达国家在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国际化过程中总体上仍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1996―2006年期间欠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私人股权投资中所占比例略高于5％，2006年则仅占2％。但是来自亚洲地区的跨国公司参与显著增加，其中绝大多数来自香港(5家)、马来西亚(3家)、新加坡(3家)。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中，来自南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发挥着更加突出的作用。在亚洲和大洋洲，1996-2006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协议投资几乎占据50％，在通信和交通产业占据大多数比例。非洲40％的基础设施产业协议投资金额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通信产业58％的协议投资金额来自发展中国家。但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来自发展中国家投资者的参与则非常有限(仅占16％的私人协议投资额)。
(三)跨国公司的参与形式多样但因产业而异
跨国公司采用直接投资、特许经营、私有化和绿地投资、管理与租赁协议等多种形式参与基础设施产业直接投资，但是不同产业的主要参与形式各有不同(wiR2008，UnCtaD)。在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产业过程中，通信产业绝大多数情况下采取直接投资。在电力行业，最常使用特许经营(占62％)，交通(超过80％)和水务产业(占70％)绝大多数情况下也都采用特许经营。其次是私有化和绿地投资(占36％)。水务产业使用管理和租赁协议的情况也相对较多(占
25％)。
(四)不同国家和产业开放程度各异
发达国家和相对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体由于拥有更加发达的制度和管制能力，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基础设施产业对外更加开放。例如，1996-2000年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吸收了该产业跨国公司私人股权投资的67％，而2000年以来非洲和亚洲的份额增长则相对更快(wiR2008，UnCtaD)。产业方面，那些相对容易放松管制和引入竞争的基础设施产业一般对跨国公司的参与更加开放。例如，移动通信产业最为开放，水务开放程度最低。2006年发达国家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100强中，65家来自电力和通信产业，只有5家来自水务产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50强中，30家来自电力和通信产业，只有2家来自水务产业。
三、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
(一)产业促进效应
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扩散、产业竞争、产业合作和服务供应几种途径产生产业影响。
1 技术扩散效应
直接投资是向接受投资的国家传授资本经营技能和技术知识等经营资源的综合行为。基础设施产业的跨国公司主要通过技术扩散向东道国输入硬件(例如水净化专业设备)和软件技术(例如组织和管理实践)。东道国政府一般选择信誉好、实力强的外国投资者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提高建设效率、降低成本和价格，并为国内企业提供比较、学习和借鉴的机会。例如，通信产业国际经营者的进入降低了信息通讯技术的获取和使用门槛。跨国公司通过经营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流程再工程化设计，改善采购和分包实践，改进客户记录和搜集方法等带来软件技术。技术扩散的主要路径包括合资企业、人员流动和示范效应。在中国电力行业，外来跨国公司在大型合资项目的参与中涉及到与中方系统而广泛的项目管理合作。不过这种技术扩散的效果还取决于国内企业是否具有强大的吸收能力这一关键因素。
2 产业竞争效应
跨国公司通过产业竞争促进效益。基础设施产业竞争程度越强，跨国公司的参与越是可能提高效益(wiR2008，UnCtaD)。在许多国家，由于通信产业的技术变革和产业改革，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已经形成。在乌干达，本国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导致通信价格的下降和移动电话普及率的提升。国别研究也表明，私有化和竞争之间相互促进：竞争促进私有化的收益，反之亦然。不过，在本质上仍然是自然垄断性质的水务产业，跨国公司的进入会导致国家垄断转变为私有的外资垄断，这将限制竞争从而改进效益的空间(wiR2008，UnC―taD)。在其他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参与在提升竞争和效益的同时，也限制了国内企业的进入和排斥了现有企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竞争性相对更强的电力和通信领域，跨国公司进入在某些方面存在反竞争行为。
3 产业合作效应
东道国基础设施产业除了通过公司变革，还可以与跨国公司进行产业合作提升效益。在有些收入水平较高或者规模较大、国内企业竞争能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通过部分私有化允许外来跨国公司持有少数股权，这种合作利于提升竞争力和效益(wiR2008，UnCtaD)。例如摩洛哥电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变得更有竞争力。在中国，外来跨国公司主要通过与国有企业合资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相关企业绩效得到很大提升。在印度，塔塔电力等私有电力企业利用私有化契机，通过与外来跨国公司合资进入电力产业。基础设施产业全球100强跨国公司中来自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的参与者更有能力与外来跨国公司进行合作。尤其是在通信和交通产业，因为这两个产业中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参与者已经成为主要参与者甚至全球领导者。
4 服务供应效应
跨国公司还影响到东道国基础设施产业服务供应和价格。跨国公司参与一般会增加东道国基础设施服务的供应和质量，但是价格影响则情况各异(wiR2008，UnCtaD)。有些情况下定价超出穷人的支付能力，因此，跨国公司参与带来的产业影响改进未必会转化为所有社会成员福利的增加(表现为更多的选择和更强的购买力)，尤其是对穷人和居住在农村、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来说。在通信领域尤其是移动通信领域，跨国公司在改善供应、扩大服务覆盖率、降低价格和增强可获得性方面的影响最为明显。随着跨国公司引入新的商业模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过一场“移动革命”，低收入群体也能享受到移动服务。跨国公司进入交通领域极大程度地改善了主要港口的服务质量从而增强了发展中国家与全球经济的联系。
但是，在电力和水务产业，跨国公司的影响则较为复杂。跨国公司参与对电价、水价及其可获得性的影响取决于政治、社会、契约问题以及生产率和效益改进等因素(wiR2008，UnC―taD)。如果政府没有对使用者进行补贴，增加供应、提升生产效率和效益并不足以在维持收支平衡情况下保持低价。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增加私人部门(包括跨国公司)在电力行业的投资会增加电力供应、增强网络连结性，从而稳定改善电力供应的可靠性和服务质量。考虑到相关因素，电力价格因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优势会有所下降，但是价格变化趋势并不确定。尽管有证据表明在良好设计的框架下供水服务会得到显著改善，但是跨国公司在水务领域的参与对使用者可获得性的影响并不令人满意(wiR2008，UnC，taD)。
5 总体产业影响
相关研究表明，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有助于改进产业的生产效率、可靠性和质量(wiR2008，UnCtaD)。外来直接投资者的参与就使得通信和交通产业服务价格下降和数量增加。例如增加通信和交通产业服务供应和降低相应服务的价格。但是在特定产业，这些积极效应还取决于特定的政策因素。尤其是在电力和水务产业，如果跨国公司效率的改善(供应增加和质量提高)不足以在弥补成本的同时维持低价而且政府不对使用者提供补贴，一部分人尤其是穷人的用水、用电就会受到影响。而且技术扩散的效应取决于东道国的学习吸收能力，产业竞争过程中可能排斥竞争，产业合作可能使得小国家基础设施产业被外国控制。因此，电力和水务等特定领域如何发挥外来直接投资的积极的产业影响，还需要当地政府从社会学的视角制订和执行重要的政策措施。这给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产生埋下伏笔，也给有关国家的行政当局带来严峻挑战，后面就将讨论这两个问题。
(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国家经济安全是一种国家经济不受内外环境干扰、威胁、破坏
而维持正常运转的一种状态。它既包括一国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也包含该国为确保经济持续发展而确立的战略目标以及为此而采取的策略与措施(赵英，2007)。近年来，国际化取向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备受重视。尽管全球总体倾向于对外来直接投资保持开放姿态，2007年与对外直接投资潜在相关的政策改革中的74％目的在于增强东道国对外来直接投资的吸引力(wiR2008，UnCtaD)。但是全球针对不断增长的保护主义的关注和争论也日益增加，过去几年中对外来直接投资不太友好的政策变革逐渐增长。美国对与国家安全可能相关的直接投资项目采取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独联体国家和俄罗斯联邦尽管整体上对外来直接投资日益开放，但是仍然限制外来直接投资在采掘业和其他战略产业的投资行为。俄罗斯联邦2007年通过战略产业法律，规定外国投资者在这些产业只能拥有少数股权。在哈萨克斯坦，新通过的自然资源法赋予政府在相关协议损害国家在石油、金属和矿产业的经济利益情况下单方面修改协议的权力。在南美洲，采矿业比较开放，但是石油、天然气行业仍受高度管制。
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积极效应的不确定性使得各国担心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例如，中国水资源稀缺正在加剧，外资进入中国城市水务项目日渐增多，其中全球最大三家水务公司(法国威立雅、苏伊士里昂水务集团、泰晤士水务公司)无一例外都把中国作为其全球市场的重要部分，其获利动机迟早会与中国市场的价格承受水平发生冲突。一些国家对允许外资企业控制某些基础设施产业项目(包括电力生产和输送、港口经营和通信)日益谨慎(wiR2008，UnCtaD)。出于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考虑，一些国家正大量引入新的限制措施。UnCtaD下属的全球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有24％的投资促进机构没有积极寻求基础设施的外来投资。而那些积极寻求外资投入的领域主要集中于电力生产、网络服务和机场，而不是电力分销和传输领域。欠发达国家的交通产业则更倾向于吸引来自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参与。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考虑。
基础设施产业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产生主要同其产业属性密切相关。其一，基础设施服务经常涉及到建造有形的网络，本质上具有寡头或者垄断的属性，外资的进入和控制容易引起垄断嫌疑和激起反垄断诉求与调查。其二，基础设施产业提供的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许多国家将进入基础设施服务领域视为一大社会和政治问题。外资的进入和控制可能降低公共服务产品的可获得性和提高服务价格，损害到部分社会成员和组织的利益，容易引起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争议。
(三)政策挑战
尽管外来直接投资有助于改进基础设施产业的生产效率、可靠性和质量，但是这种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是否具备完善的管制环境(wiR2008，UnCtaD)。为利用好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积极影响，东道国政府在说服外商投资本国、营造管制环境、制定政策和施政方面却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1 说服外资参与充满挑战
许多国家积极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的基础设施，但是如何说服外资企业参与投资则充满挑战。来自发达国家和大型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需求导致潜在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率。欠发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达的低收入国家由于市场较小，在吸引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和最大化跨国公司参与的收益方面力不从心、不具优势。这在需要大规模资本投资、盈亏平衡困难和社会问题众多的情况下更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不仅如此，项目失败和各种投资争议还使得海外投资者(尤其是发达国家投资者)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更加谨慎。这样一来，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的直接投资面临巨大风险。对相关仲裁决议的回顾显示，不足50％的补偿有利于提出申诉的跨国公司，而且所补偿的损失远低于投资者所主张的赔偿金额。尽管这些跨国公司的母国和国际组织拥有各种有助于在短期内动员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的风险管理措施，但是目前的很多风险模型并不能适应低收入国家的实际情况。例如，当地货币融资需要一个有效的货币互换市场，而当地恰恰缺乏这种市场。
2 缺乏完善的制度和管制框架带来风险
不管如何确定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比例，完善的制度和执行机制对于确保基础设施服务的效率和公平都很关键(wiR2008，UnCtaD)。加强对外来投资者保护和是降低他们的风险往往以政府管制灵活性下降为代价。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和管制框架，对外资开放基础设施产业失败的风险就会增加。而且一旦自由化，则很难逆转。理想状态下，开放前就应该进行竞争性重组、引入管制政策和建立独立的管制机构，这样有助于明确潜在投资者的竞争规则、使得政府从容应对特定的项目管理。而实际上，很多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开放往往走在广泛变革的前面，结果往往不甚理想。直到建立起有效的管制框架，发展中国家才可能改善公共部门开放的效应。
3 政府官员承受更强的压力
制定和执行能够驾驭跨国公司在基础设施产业潜在作用的政策需要具备高超的技能(wiR2008，UnCtaD)。例如，东道国需要考虑何时和在多大规模上引入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最为合适。由于不同的国家政策优先考虑的因素有所不同，私人和公共投资之间的最优比例情况各异。东道国政府需要对不同项目的竞争性需求进行优先选择，为选中的项目确定明确而符合实际的目标，并将这些目标整合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战略之中。政府还需要找到一些确保跨国公司参与的项目带来预期发展效应的方式。这意味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部门需要掌握必要的引导、谈判、管制和监督项目方面的制度性技能。
吸引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增加了政府官员的责任和压力。基础设施产业的投资需要密集的双方谈判，形成的协议要反映各个项目的特定要求和协议各方的意愿。因此，培养政府官员具备确定跨国公司参与的最优水平和形式以及谈判和监督项目执行的能力就非常重要。但是，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政府之间往往在信息和经验方面存在不对称性，政府官员在协议谈判过程中，可资利用的资源和能力不及外来跨国公司。大多数跨国公司倾向于使用国际法律公司和其他在项目融资交易方面拥有专长的专家，但是这在发展中国家几不可能。
三、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现状
(一)政策条件
1983年起我国开始利用外资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1986
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中外合资建设码头优惠待遇的暂行规定》，中国港口建设最早开始向外资开放。199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促进了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发展。该法第七条第三款规定：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实施细则》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设立的从事能源、交通、港口建设的项目的生产性外资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在十五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而《国务院关于扩大外商投资企业从事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税收优惠规定适用范围的通知》(国发(1999)13号)则规定：自1999年1月1日起，将外资税法实施细则关于从事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扩大到全国。2004年1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的《港口法》将港口的建设和经营列为鼓励外商投资的项目，并且在投资比例方面取消了限制。
(二)主要方式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借用国外贷款，包括借用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国际商业贷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广泛推进，外商开始直接投资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最早形式是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例如，和黄集团1993年持股50％与上海港务局合资组建了总投资达56亿人民币的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随后又持股73％与深圳盐田港集团合资成立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公司，开创了外方控股中国大陆港口的先河。而近年来Bot(Build-oper-ation-transfer)、tot(trans-1et-operation-transfer)等新型直接投资模式则屡见不鲜。
(三)主要问题
1 投资规模不足
整体上看，我国吸引的外资中超过50％集中于加工工业，近30％用于房地产，投资于基础设施领域的比例很低。仅从基础设施内部的投资比例来看，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比例不足5％。这往往与以下因素有关：外商投资者往往固守中国资金短缺的传统观念提出很高的、不合理的预期投资回报率要求；外商出于对中国政治政策环境稳定性的偏见性的误解(例如外商对我国尚未完成市场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经济、法律政治环境缺乏足够的信心)而实施项目繁多、复杂的审慎调查工作，往往贻误很多在华投资的良机；国内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心理上存在排斥和担忧。
2 产业分布不合理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地区的通信、电力、供水、供热等公用事业，而对垃圾污水处理、道路桥梁、公共交通等(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方面投资严重欠缺。这可能同各产业间的投资收益率差异以及相关产业价格和投融资体制改革进程不同步直接相关。
3 地区分布不协调
全国外资中86％均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基础设施行业也基本是这个比例。外商直接投资明显侧重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上海、江苏、辽宁、广东等沿海省市有不少外企直接投资城市基础设施，而大量内地省市几乎没有利用外资，西部地区微乎其微。这可能同内地市场发展程度不足、收益风险较大、外资缺乏了解直接相关。
四、政策启示
为充分利用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对于缓解资金压力、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增进社会福利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积极作用并削弱消极影响，我国需要从国家经济安全和完善投资环境方面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
首先，高度重视基础设施产业安全。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而基础设施产业安全则是产业安全的基础。对于日益扩大开放的中国而言，必须高度重视基础设施产业的安全问题。尽管直到2007年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我国国有投资，但逐步多样化的投资主体和资金来源意味着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在基础设施产业安全问题上，我国需要牢牢把握两点：不能为了解决资金、技术不足的矛盾而放弃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控制权；不能因为没有失去对基础设施产业的控制权而对产业安全威胁置若罔闻。因为外资对于产业安全的威胁不完全基于对股权比例的表面控制，更多的会是基于技术和管理优势的经营行为操控所带来的实质性威胁。出于产业安全的考虑，在我国管制环境尚待完善、欠缺管制经验的情况下，在吸引外资企业参与基础设施产业方面最好继续坚持小规模进行而不是大张旗鼓，而且最好在较少引起安全争议的基础设施产业(例如电力和交通)开始扩大外资引进规模。即使在这样的前提下，也要高度重视管制外资经营行为的制度建设。
其次，高度重视完善投资环境。有效优化和改善投资环境是发挥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积极效应最可持续的路径。具体包括：
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篇5
关键词：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管理
农村基础设施可分为生产性基础设施和非生产性基础设施。生产性基础设施是指为农业生产服务，使用期限较长的设施，主要包括农用水利基础设施、农村道路、农村电网等。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与前提条件，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农业生产部门的成本和效益。一而言，农村道路设施主要是通过降低农业物质投入产品的流通成本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电力供应是通过促使现代化机械设备的使用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田水利设施通过减少自然灾害的损失和改善生产条件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行，形成了当今农村事实上的小农经济。在农村小生产条件下，生产性基础设施在农业经济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农业越发展，农户对生产性基础设施的依赖性就越明显，甚至成为农户的基本需求。有研究表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生产力增长缓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农业投资效益降低造成的。投入不足、资金短缺，管理不善、效率低下已成为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
一、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
（一）生产性基础设施投入不足
一是财政投入不足。我国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国家的农村生产性基础建设供给水平却较低。近几年，虽然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绝对数额在不断增加，但是在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国家重大中型水利设施建设，轻一般农村生产性建设，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60%都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和防汛保安的大型工程，直接用于农业生产性支出的仅占40%左右。在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中，县乡两级政府承担供给的主要支出责任。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0%以上，而县乡两级基层政府财政收入比重仅有20%左右。在此情况下，相当部分县乡政府由于缺乏可支配资金，很难拿出足够的资金用于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资金投入有限，导致农村基础设施普遍存在着标准低、配套差、老化失修等问题，许多已不能发挥正常功能，严重影响农民的生产生活。
二是农户投资意愿不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农户作为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主体曾在80年代大到一个高潮，然而到了90年代初，随着土地制度改革能量的释放完毕，农户依靠土地收入增速变得缓慢，加之农民就业范围在逐步扩大，农户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意愿大大降低。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逐步落实，农户投资意愿虽有所增强，但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从资金来源看，农户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额中，基本上均为自筹资金，依靠“自我积累，滚动发展”模式，投资能力不足；从投资方向看，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村经济，具有高度分散、生产技术水平和组织化程度低的特征，资金投向分散；从投资项目看，农户投资在住房上的投资占其一生投资的60%，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偏少，投资结构不合理。
三是市场主体投资积极性不高。生产性基础设施私人投资的动力，来自营利组织和个人的“经济人”动机。市场机制的本质是不同的市场主体以自愿交易的方式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具有风险大、报酬率低等特点，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民间资本不愿意将资金投向盈利少且风险性较大的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现实中生产性基础设施私人投资还受制于制度瓶颈，如产品产权不明晰、优惠政策难以落实等，这些都阻碍了民间资本的进入。
（二）生产性基础设施经营管理效率低下
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兴建时比较重视，建成后不注重管护。一些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仍实行“集体所有、集体管理”的管护模式，相当部分工程设施处于无人管理，无人维护的状态。由此导致产权不明晰，所有者缺位，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必然造成“公共地的悲剧”。随着农村生产基础设施的增加，相应的管理维修费用也越来越大，乡镇政府和村庄的负担越来越重，生产性基础设施维护资金捉襟见肘。
一是农田水利设施老化毁损严重。我国农业水利设施都是20世纪50-70年代农民群众集体修建的，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增加的多数是由政府投资修建的供应城市居民和工业用水的水库、水渠等设施。而原有的小型水利设施老化失修状况十分严重，不少地方病险水利设施已占到三分之二以上，抗灾、灌溉能力非常脆弱，仅以湖南省为例，全省大中小型灌区加权平均灌溉水利用率仅为0.413，其中小型灌区灌溉水利用率为0.407。小水库、小塘坝蓄水能力不到原有蓄水量的60%。近几年来，虽然加大了农田水利建设投资力度，但与实际需要比还是杯水车薪。
二是农村公路总体水平偏低。目前，我国农村公路总体水平仍然不高，公路管养不力和公路路面质量差的问题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一方面，农村公路点多面广，养护资金不到位，管理养护责任不落实，无法保证正常养护，特别是乡、村公路没有专门的养护人员，缺乏专业化的技术装备，导致养护质量低下。另一方面，农村公路建设的责任主体为市县政府，组织实施者实乡村一级，交通部门负责提供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管。由于县、乡公路技术管理人员不足，并受专业技术水平所限，难以掌控辖区内所有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导致大部分的村级公路技术等级低下，工程质量不高，农民出行难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三是电网结构设计不合理。农村电网建设是新农村基础配套设施中的重要部分，是影响到农业生产经营、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目前在我国很多地区由于多种因素限制，导致在农村电网的建设和改造工作中，电网结构的设计并没有达到最大限度的合理，导致成本浪费、路线过长等弊端。不仅如此，在农村农电管理人员素质较差，管理平水不高都是目前比较明显的问题。
二、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管理长效机制的建立
（一）加大投入，创新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加大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确保项目建设所需。一是明确政府财政投资是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主渠道，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应明确今后每一财政年度要以不低于上年度政府新增财政收入增长的比例增加对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并规定市（州）县政府财政预算中用于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比重。二是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和信贷资金投入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示范价值和经济效益显著的建设项目，政府应充分调动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民营资本投资，政府可采取投资参股、国家资本金投入和担保、政府财政贴息等投资方式参与投资；对一般性盈利、竞争性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完全实行市场运作，用投资回报前景好的项目吸引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入。三是积极引导和组织好受益农户增加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投资，适度控制生活方面的固定资产投资。
（二）构建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市场化管理的新机制。对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的管理要引入竞争机制，推行市场化管理，确保其使用效率。对已建经营性设施实行市场化运作，对其产权进行卖断，所变卖资产由村委会集中起来就地专门用于农村公益基础设施建设，促使其循环发展。对容易管护和维修的生产性基础设施实行有偿承包，由承包人定期对管护的生产性基础设施进行维修，村委会按照目标责任管理合同书的规定定期支付其劳动报酬。探索产权个体化激励机制，对山坪塘、蓄水池等农户自建、自用、自管的小微型基础设施，核发个人产权所有证，明确农户享有相应的产权及长期收益权。
（三）适当提高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增强抗击自然灾害能力
现有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质量较差、标准较低，难以应对自然灾害的侵袭。今后的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不但要强调数量、广度和速度，更要强调质量与标准。要使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能够抗击多种灾害的危害。尤其要重视农田水利设施、农村道路、农村电网等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标准和质量问题。
[参考文献]
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篇6
关键词：基础医学；仪器设备；资产编码；固定资产
作者：崔琳琳，李若凡，董化一，祖淑玉，王昆，张云，杨俊涛(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北京100005)
先进的实验仪器设备是基础医学类科研院所进行科研、教学和生产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1-2]。随着生物医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实验技术平台需要不断更新，越来越多的高精密仪器设备不断涌入科研院所，占据固定资产中相当大的比例，是体现科研院所现代化程度的标志[2-3]。为实现仪器设备的规范化、信息化管理及顺利完成年度资产配置计划和资产决算编报工作，对仪器设备进行规范化分类，并进行统一编码显得尤为重要[1，3]。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承担着基础医学和生物学相关的科研、教学及开发任务，拥有一个对国内外开放的医学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一个部级基础医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以及仪器中心、SpF级实验动物中心、细胞中心等实验技术支撑平台，仪器设备数量多、种类杂和用途多样，而且前沿设备更新快，老旧设备淘汰缓慢，这些都给所(院)的仪器设备管理提出了挑战，本文以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为调查研究对象，探索了较为有效的统一编码方法，为实现固定资产信息化管理奠定了初步基础。
1现行固定资产分类标准
根据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编报2010年度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决算报告的通知》(国管资[2011]183号)有关规定，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在编报国有资产决算报告时，资产分类名称应根据《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及其第1号修改单(GB/t14885-94)作为索引分类代码，并通过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年度决算报表管理系统进行上报。于2011年1月10日，2011年5月1日实施的《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GB/t14885-2010)替代1994年编制的《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GB/t14885-1994)[4]。GB/t14885-2010按照固定资产的基本属性分类，适当兼顾行业管理的需要，采用4层7位数字代码表示，其分类结构如图1所示。其中第1位所表示的6个门类分别为土地、房屋及构筑物；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文物和陈列品；图书、档案；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固定资产分类代码的大类、中类和小类中的代码“99”为收容项，主要用于该项尚未列出的固定资产[4]。
新的标准对固定资产的分类更加规范和细化，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仪器设备管理、清查、登记和统计等工作提供了分类依据[3]。
2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实验仪器设备分类现状
随着生物和医学的飞速发展，基础医学研究逐渐出现与理工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新生交叉学科的不断发展、全新实验方法的建立和生物技术的逐步更新，各种数字化、智能化的基础医学实验设备被实验人员采用，仪器设备的种类和数量更是呈现爆发式地扩张。
为规范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固定资产管理工作，方便管理人员和实验人员进行固定资产管理、清查、登记和统计等工作，自2010年起，按照上级单位的要求，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仪器设备通过“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系统”进行统一管理。截至到2014年底，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共有仪器设备类固定资产6169台，其中通用设备5708台，专用设备461台，通用设备占93%，专用设备占7%，明显不符合实验专用仪器设备在本研究所内占比较高的事实，显示目前分类系统中存在着一定的偏差。为便于分析改进，现将所有仪器设备数据导出，按照固定资产分类代码进行分类统计，统计结果如下。
2.1通用设备
通用仪器设备所涉及的大类分别为计算机设备及软件、办公设备、机械设备、电气设备、仪器仪表、计量标准器具及量具、衡器6类，所涉及的资产编码共计212个。按照数量多少进行排序，前十名分别是2400604生物、医学样品制备设备，2400699其他试验仪器及装置，2201001制冷电器，2010104台式机，2201002空气调节电器，2010105便携式计算机，2102101离心机，2400301显微镜，2101906恒温机、恒温机组和2020400照相机及器材(图2)。其中资产编码为2400604的生物、医学样品制备设备共计827台，资产编码为2400699的其他试验仪器及装置628台，两者共占通用设备总数的25%，对该部分仪器设备进行了整理分析，发现大部分属于加样器、电泳仪、搅拌器、超净台和匀浆仪等生物医学实验专用仪器。
2.2专用设备
专用设备所涉及的大类为医疗设备和专用仪器仪表两类，所涉及到的资产编码共计32个。按照数量多少进行排序，前十名分别是3609900其他专用仪器仪表，3220309生理研究实验仪器，3220307生理记录仪器，3222504气体灭菌设备及工具，3220199其他手术器械，3602300生理仪器，3222501压力蒸汽灭菌设备，3601404计量仪器，3229900其他医疗设备和3220314电子血压测定装置(图3)。其中资产编码为3609900的其他专用仪器仪表118台，3229900其他医疗设备11台，共占专用设备总数的28%，即近三分之一的专用仪器不能准确归类。
在通用设备的数据中出现了大量专用设备，导致资产分类中通用设备占比过大。同时，不论是通用设备还是专用设备，均出现了大量不能准确归类的现象，在实践中只能归为其他类设备。而且，在细分仪器设备归类时，也出现了部分仪器设备“一物多码”的现象。例如在导出的数据中，Dna测序仪就有2409900其他仪器仪表、2400499其他分析仪器、2400199其他自动化仪表、2400699其他试验仪器及装置和3609900其他专用仪器仪表5个资产编码。又如流式细胞仪可归为3221701免疫学设备、3221705血液学设备、3221799其他临床检验设备、3609900其他专用仪器仪表和2400699其他试验仪器及装置5个编码。出现归口混乱的主要原因为《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GB/t14885-2010)中没有准确定义此专业仪器设备的编码，固定资产管理人员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选择相适应的分类代码，如果出现多人多课题组填报，就无法准确且统一归类。
随着生物医学的快速发展，新特异性仪器设备的不断涌现，《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GB/t14885-2010)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出现仪器设备分类通用多、专用少，其他类目录过多且目录有交叉的问题，影响固定资产的统计分析和数据上报。因此，有必要根据现行科学发展和仪器使用情况，根据现有固定资产分类编码编制索引目录，形成符合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实际情况的仪器设备编码字典，规范固定资产管理。
3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仪器设备分类编码方案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制定仪器设备编码字典的原则为一致性和可操作性。即遵从《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GB/t14885-2010)的标准，对于新出现的仪器设备，在分类及编码时保持所属大类子目的一致性，方便固定资产管理人员录入、查询和统计。
具体操作流程为首先确定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仪器设备分类标准，再将资产库内仪器设备全部列出，根据仪器设备的用途和测定原理，逐一确定每一类乃至每一台仪器设备的具体编码，同时对个例进行具体分析具体编码，形成符合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实际情况的仪器设备编码字典，将编码字典固化，通过关键词索引，既能够准确找到具体小类仪器设备的编码，最后进行资产库的优化和修正。
4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仪器设备资产编码的探索
根据上述原则和方案，编写了目前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仪器设备编码字典。总共分为17大类，分别为实验室常用设备、分子生物实验仪器、细胞培养仪器、细胞分析仪器、储存保存设备、影像系统/测读系统、光谱系统/显微系统、色谱系统/质谱系统、基因组/蛋白组设备/实验室自动化、生理病理/药理病理/实验动物设备/组织学设备、神经生物学仪器/纯水过滤装置、电化学仪器/物性测定仪器、同位素分析/环境检测、天平/药物检测仪器、实验室箱体/摇床/实验室净化和临床检验设备/样品处理/材料试验和生物芯片/专业软件。将每大类的仪器细分为具体仪器设备，合计共265类具体仪器设备，合计目前编码字典内共有GB/t14885-2010小类编码56个，覆盖8大类共27中类具体仪器设备(表1)。
在对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仪器设备进行了统一编码管理后，运行了1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固定资产管理人员在录入仪器设备时准确快捷，有效的符合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仪器设备使用和编码的情况，并杜绝了“一物多码”情况的发生。同时，新归类仪器设备从通用仪器占比93%，专用仪器7%，逐步调整为通用仪器占比74%，专用仪器26%，显示仪器设备分类逐渐科学。现已会同上级主管部门单位将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有效的这种编码字典制度进行整理，探索符合新时期的固定资产编码模式。
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篇7
[关键词]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借鉴
一、国外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考察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和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掀起了一股席卷全球的改革浪潮。这一改革的结果是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由单一的政府主导模式转变为政府与私人资金共同参与的民营化主导的混合模式,基础设施市场由原来政府垄断的封闭型市场转变成面向全社会的竞争性开放市场。
1.英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
英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是建立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有企业改革基础上的,因为,英国国有企业大多集中在城市基础设施领域,所以,可以说英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直接带动了城市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体制的变革。改革的本质在于打破传统政府垄断经营的局面,引入竞争机制,提高供给效率和质量,从而满足公众多元化的需求。改革中主要采取了如下一些做法:
(1)出售国有资产,实现国有资产从公共部门向私人部门的转移。这是英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中采取的主要做法,因为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改革之前,英国的公用事业基本上都由政府垄断经营。而从1979年开始,英国政府陆续将一些大公司的国有资产卖给了私营企业、外国投资者和个人。具体出售的办法有:以出售股票的方式出售国有资产。英国电信公司、英国煤气公司等采用了这种做法;把国有企业整体出售。这种方式主要用来处理一些具有竞争性的小型国有企业或公用事业企业的附属企业;把国有企业整体卖给由多家投资者组成的集团。国有电力供应企业的出售采用了这个办法;把国有企业资产卖给企业的管理阶层或职工,如英国水路运输集团。???通过以上方式不仅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使企业的运营效率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2)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英国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过程中针对不同性质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采取了不同的吸引民间资本投资的方式。如,对可以通过收费收回投资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由私人企业出资建设和运营管理,政府不参与投资和管理;对可以收费但通过收费不能完全收回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政府适当给予补贴;而对那些不能实现收费机制的纯公共品,私人无法通过项目建成后的经营收回投资的项目,政府主要采取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的方式,由私人企业出资建设和经营管理,由政府在未来项目建成后购买该项目的服务。具体操作办法见下表。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2.美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
美国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传统方式是民营经济直接负责,但政府加以管制,且管制的力度非常大、范围非常广。因此,美国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是以放松管制为特征的。改革的经验包括如下方面:
(1)两种管制并存,刺激市场竞争的全面展开。美国的改革中放松管制与激励性管制同时开展,放松管制意味着政府放松和取消了许多管制条款,如,将许可制放松为申报制,将经济性管制的各项条款取消。但是,放松管制的领域主要是那些公用事业的自然垄断性质已经发生变化的领域,以及原有自然垄断型企业经营的大量非自然垄断业务部分。而对自然垄断性业务,美国政府继续对其进行管制,但为激励企业提高效率,引入了新的管制方式――激励性管制(incentiveRegulation),即在保持原有管制结构的条件下,给予被管制企业以竞争压力来提高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率。
(2)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包括对跨州服务事业进行管理的联邦管制委员会,以及只对州内服务事业进行管理的州管制委员会。联邦管制机构(如州际贸易委员会、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联邦通信委员会等)由5名～7名中立的委员组成委员会,委员会下设担当行政事务的秘书处和反映消费者意见的听证会等组织。州管制委员会组织大体上与联邦管制机构相同。这些机构拥有三种管制权力:一是核发经营许可证,二是规定运费和价格,三是核准企业组织的内部规章。管制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是分开的。
3.日本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
日本的公用事业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90年代后改革步伐加快。日本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政府预算特别是财政融资的大力支持,但日本政府并没有忽视或排斥资本市场的作用,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其改革的主要举措有:
(1)引入竞争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并举。日本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改革原有国有企业,组建新企业,使其自负盈亏,分离其与政府的关系。同时,进行组织结构调整,将竞争机制的建立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同步进行。如1987年4月对国家铁路公司实行民营化,将“国铁”分割为11个单位(包括6个客运公司和5个货运公司),各公司都实行股份制,通过各公司之间的竞争而提高经营效率,其结果不仅降低了票价,而且使“国铁”扭亏为盈。
(2)积极探索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日本在基础设施领域除政府财政支持外,也不忽视或排斥资本市场的作用,日本政府认为,只要某一部门具备了从金融市场筹集资金的能力,就应当毫不犹豫地把该部门推向市场。政府主要采取的融资手段包括提供财政和政策性金融担保、发行长期金融债券、国营企业民营化、直接投资引导和开拓特殊债券市场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渠道的多元化。
(3)注重法制引导。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化进程。在此期间制定了多项法律法规来规范和引导基础设施建设向市场化发展。如颁布了《关本于活用民间事业者的能力来促进特定设施建设的临时措施法》、《关于推进民间都市开发的特别措施法》、《地域综合整备资金贷款法》、《ppp推进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来保证改革的实施。
二、国外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比较
通过以上对英、美、日公用事业改革的考察,可以看出,他们推行改革的动机和目的是不同的,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决定了改革的方式和方法也有所不同。如美国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是以私营经济为主体,政府进行干预,所以改革的目的是为引入竞争,提高基础设施企业的效率,改善服务质量。在改革的方式上是以放松管制为主,产权变更并不是美国基础设施领域改革的重点。英国基础设施领域改革的目的旨在通过私有化变更产权的方式来摆脱政府对基础设施领域的干预,改善财政收支状况,提高政府投资效益。因此在改革方式上是以出售国有产权的方式推进的。而日本的基础设施领域改革的初衷则是减少财政赤字,实现财政收入的最大化,所以日本就没有像英国那样采取对个人和职工的优惠政策,而是对基础设施领域的国有企业进行分拆,实行股份制改造,通过资本市场出售部分国有股权,扭转企业亏损的局面。
研究发达国家的公用事业改革,还可以看出改革中的一些共同取向:
1.引入竞争、完善产权制度
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中,为达到促进竞争、选择基础设施经营主体的重要目标,各国政府采取一系列鼓励竞争和完善产权制度的措施及做法。20世纪80年代,英国以电信改革为开端,相继对电力、煤气和自来水供应、铁路运输等自然垄断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革,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引入竞争机制。美国自然垄断企业的传统治理方式是民营经济为主导,政府进行规制。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并不是其重点,而在于采取组织结构等措施来推动竞争机制的建立,拆分at&t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的自然垄断企业在改革前被置于各种规制之下,为了增强企业的活力,促进自由竞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进入90年代,日本加快了规制改革,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实行国铁、电话电报公社、专卖公社、日本航空等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行组织结构调整。
2.多种方式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各国改革中普遍采用的做法,政府通过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基础设施领域,以寻求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新的投资来源,同时提高运营效率,减少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财政的依赖。美国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域较为广泛,参与的程度也较高。以美国的铁路建设为例,虽有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参与,但却以私人投资为主,他们中既包括大型投资银行,也包括投资额相对较小的私人企业和新建铁路沿线的居民投资者。在民间资本控制的基础设施企业定价权方面,政府规定可以由企业自主定价,其投资回报率可以高于市场一般利率水平。英国和日本在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过程中更是采用了多种手段和途径,如独资、合资、合作、参股、特许经营、发行债券等多种方式,不断寻找潜在的投资者。
3.健全法律法规
国外的公用事业改革十分注重立法先行,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制定了较为完善细致的法律法规。如美国政府于1976年～1982年仅在交通运输领域就颁布了《铁路振兴和管制改革法案》、《航空货运放松管制法》、《航空客运放松管制法》、《汽车运输法》、《铁路法》和《公共汽车管理改革法》等多部法案,对交通运输企业的改革进行了规定。1996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新的《电信法》,推动美国电信市场改革,使整个改革过程有法可依。英国和日本政府在推进自然垄断型企业改革过程中也制定了多部法律,使改革具有法律依据和实施程序.
三、国外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考察,可以看出,虽然各国在不同时期采取的改革措施不尽相同,但他们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即各国政府都很重视市场机制在基础设施投融资中的作用,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并出台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的优惠政策,倡导新型的融资方式,制定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重视社会监督,不断完善公用事业的监管体系等。总结国外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可以给我国带来如下启示和借鉴:
1.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改革中的作用
西方国家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亦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英国在改革后,政府不再以所有者的身份干预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而是以简洁的宏观调控手段加以指导、调控和引导。在改革过程中为了将竞争机制引入公用企业,英国政府放松了对基础设施领域的管制,但放松管制的同时也采取多种手段加强政府的监管职能。而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虽然是以放松政府管制为主要特征,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发挥任何作用,政府的主要作用是从补缺、引导和保护方面来影响民间投资主体的决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见,在改革过程中转变政府职能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或减弱政府对基础设施领域的干预,而是把直接干预企业的行为转变为间接的引导、调控、监督和制定相关政策上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中一直承担着多重角色,即是直接的投资者,又是建设者、运营者和管理者。这种“大政府”的管理模式导致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市场主体缺位,资金效率低下,政府财政风险不断积聚。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本文认为当前在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应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服务、管理和监督职能。
2.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方式
西方国家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在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方式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日本将大型国有企业改为股份制企业,通过上市筹集股权资金;美国通过发行市政债券筹集资金;英国的做法是推行政府与私人合作的ppp模式进行融资。此外,利用保险、养老基金、投资基金等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是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做法。相比发达国家,虽然近几年我国的基础设施领域也在逐步向非政府资金开放,融资渠道逐渐拓宽,但总体而言,我国城市基础设施融资渠道还十分有限,为此,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仍需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方式。
3.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制定明确具体的法律法规,规范改革过程,防范风险,这是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改革的成功关键和制度保障。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极是尽快建立健全我国公用事业领域的相关政策法规,对现有法规中限制或阻碍基础设施融资的相关条款加以修改和完善。同时,还应加快制定与投资有关的法律法规,依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依法规范各类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和政府的投资管理活动。只有加快法制建设、完善政策法规体系,才能实现基础设施投融资对社会资金的开放,从而加快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的市场化进程。
4.转变政府监管模式,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组织的作用
考察西方国家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现象,就是非常重视发挥社会监督组织的作用。因此,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应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在公用事业领域依法建立相对独立、利益中性的监管机构,形成政企分离的管理体制;建立能充分代表消费者利益的专门组织,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组织的作用,接受司法、审计以及新闻媒体等社会监督机构对基础设施融资过程、融资资金的使用和监督;健全听证会制度,在制定和调整涉及消费者、企业各利益集团的政策法规、特别是周期性调整管制价格时,都必须实行听证会制度,接受社会监督。
参考文献:
[1]孙培毅陈洁:英国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3卷第4期,60-63页
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篇8
一、引言
基础设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拉动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强。由于基础设施具有投资大、回收期长和收益率低等特点，加之固定资产具有巨额沉淀特性，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非常困难，这也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随着投融资制度改革的深入，触及社会最深层次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制度改革也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
演化博弈理论是演化生物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产物，该理论认为生物可以通过试错的方法达到最终的博弈均衡。历史、制度和经济等因素以及均衡过程的某些细节均会对博弈的多重均衡选择产生影响。smith和price1973年在开创性论文中提出了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stablestrategy，ess）的概念，标志演化博弈理论的产生。演化博弈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体制内的群体抵抗体制外群体侵入的一种复制动态过程，对不同群体演化博弈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制度演化方向的关键因素，再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调整相应的应对策略，最终实现制度动态合理发展。因此，演化博弈适用于存在利益冲突的决策分析过程。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一直存在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种投融资群体，这两种群体之间的合作关系直接受到政府管制政策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是制度内外各相关群体动态博弈的互动过程，演化博弈模型可以有效地分析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揭示制度变迁影响因素并寻求最终达到稳定状态的路径。本文正是运用演化博弈模型来研究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动态演化的过程，试图分析影响投融资制度变迁、稳定的因素，找出制度变迁的决定力量。
二、相关研究综述
世界银行1994年将基础设施分为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其中，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能源等经济性基础设施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可以提高社会生产能力进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而科教文卫等社会性基础设施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巩固经济发展的基础［1］。
学者们围绕基础设施投融资政策环境和政策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是政府的主要职能；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从理论层面论证了公共工程政策的必要性；20世纪40年代，基础设施受到了发展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基础设施投资等活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源泉，基础设施的外部性逐步成为研究的重点［2］。学者们发现政治环境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具有重要影响。如evans认为基础设施本身及其引致投资是最容易度量的“政绩”之一，有话语权的官员基于仕途发展的考虑，很容易进行政治性诱致的基础设施建设［3］；rauch发现文官制度的改革、政府任期时间的延长会激励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具有内生扩张倾向［4］；randolph指出较完善的政治制度会增加私人供给基础设施的可能性［5］；henisz认为政治环境和政府组织的差异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他通过对一百多个国家长达两个世纪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政治环境是解释国家间基础设施投资差异的重要因素［6］；gwartney的研究表明完善的经济制度对基础设施边际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7］；张军等人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地方政府竞相提供优良的基础设施具有激励作用［8］；banerjee和sudeshna提出地方分权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有利于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且地方分权增强了地方政府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促进各种投融资方式的出现［9］。
学者们采用了各种方法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进行研究。有学者采用相关性研究分析基础设施对经济的作用，如aschauer通过检验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产出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减少可以解释美国生产率的下降［10］；shioji、esfahani和ramirez、范九利与白暴力、郭庆旺与贾俊雪等学者均采用类似方法证实了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1114］。也有学者采用因果关系方法（主要是联立方程法、向量自回归、协整分析等方法）研究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关系，如demetriades和mamuneas、calderón和servén等学者［1516］。还有学者采用贡献度方法研究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如romp和dehaan、刘生龙和胡鞍钢等学者［1718］。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学者们多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基础设施投融资进行实证分析，而较少从理论上研究，这也使基础设施投融资的理论研究深度不足，尤其缺乏对基础设施投融资政治环境影响的理论分析，这也制约了基础设施投融资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从演化博弈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变化过程的影响，并以公用事业民营化为案例进行实例分析，探索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的决定因素。
三、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
（一）基本假设
本文构建的演化博弈模型建立在以下基本假设基础上：（1）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中存在两个群体，分别为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2）两个群体都为理性的“经济人”，它们根据自身的成本收益来决定其行为；（3）两个群体分别有合作和不合作两种策略；（4）假设群体主要受政府管制影响，忽略其他因素影响；（5）为便于分析，政府的管制程度采用税率表示，税率越高则管制程度越高，反之越低①。
【①在《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中政府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鼓励民间资本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基础设施相关企业经营。但“非公36条”主要是通过准入标准降低和优惠扶持政策来体现出放松管制，这使得博弈过程中的政府管制程度难以得到有效衡量。税率作为最直接的管制政策，可以用来体现管制程度，即用来表征政府管制从紧到松的政策变化过程，因此本文以税率作为管制程度变化的衡量指标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动态重复博弈
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共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a）国有资本直接投资经营，（b）国有资本投资市场化运营，（c）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市场经营，（d）社会资本投资市场化经营。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是政府直接投资政府运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力量逐步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发展如图1所示。
由于制度供给结构不合理、市场化进程限制、政府角色错位等原因，中国基础设施领域成为垄断竞争市场。在基础设施投融资过程中，博弈的双方地位存在不对等的情况，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等、政策待遇不对等等方面，在博弈过程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等情况，国有资本群体和社会资本群体处于一种不对称博弈状态，两个群体中的个体随机配对进行博弈，双方主要通过对博弈事件概率判断和策略选择来进行博弈。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国有资本群体和社会资本群体有合作和不合作两种策略，国有资本选择合作的概率为x，不合作的概率为1－x，社会资本选择合作的概率为y，不合作的概率为1－y。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的支付为u，其方程为u（c，r）＝x′ix＝μi（ci，ri）－μ0（c，r），其中μ0，μi分别为投融资制度变迁前后的收益，c为投融资制度变迁成本，r为变迁个体产生的增值利润。当μ＞0，此时投融资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旧制度收益，即个体选择策略增长率为正，反之为负；当μ＝0时，投融资制度成本就等于投融资制度变迁收益，则制度变迁过程必然处在均衡状态，即渐进演化中的均衡状态。博弈双方的支付如表1所示。
五、结论
本文构建基础设施投融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博弈主体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博弈过程，并以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为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演化有着决定性作用。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过程中，博弈双方的行为取决于博弈主体自身的收益，同时管制政策对博弈双方行为有重要影响，在不同的管制程度下，博弈双方会采用不同的对策，这会影响学习方向和演化速度，进而加速投融资制度的变迁和稳定演化。在内部原动力不变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政府的管制水平，促进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和稳定是政府管制政策的重要研究方向。
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方向，这在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发展和演化历史中体现得尤为突础。基于此，本文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1）由于基础设施的固有特征和政府管制的作用，政府制定管制政策时，必须根据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现状和现实社会的需求，树立引导基础设施制度科学而合理演化的观念；（2）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基础设施投融资过程中的两种重要力量，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引导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并最终达到均衡状态；（3）在政府管制政策中，税收仅仅是直接影响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博弈双方的重要手段之一，政府还可以综合运用其他手段，如行政许可、特许经营等方式，间接影响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使其向政府和社会预期的目标演化。
参考文献：
［1］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134136．
［2］盛昭瀚，蒋德鹏．演化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王辰．基础产业融资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5］史普博fd．管制与市场［m］．余晖，何帆，钱家骏，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6］彭秀丽，陈柏福．矿业集群演化与区域协同发展［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9499．
［7］weibullj．evolutionarygametheory［m］．cambridge，mass：mitpress，1995．［8］samuelson．evolutionarygamesandequilibriumselection［m］．cambridge，mass：mitpress，1997．
［9］friedmand．evolutionarygameineconomy［j］．econometrica，1991，59：637666．
［10］aokim．organizationalconventionsandthegainsfromdiversity：anevolutiongameapproach［j］．industrialandcorpo?ratechange，1998，7：399432．
［11］etsuros．publiccapitalandeconomicgrowth：aconvergenceapproach［j］．journalofeconomicgrowth，2001，6：205227．
［12］esfahanihs，ramirezmt．institutions，infrastructure，andeconomicgrowth［j］．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2003，4：443477．
［13］范九利，白暴力，潘泉．基础设施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综述［j］．上海经济研究，2004（1）：3643．
［14］郭庆旺，贾俊雪．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j］．经济研究，2006（7）：2940．
［15］demetriadespo，mamuneastp．intertemporaloutputandemploymenteffectsofpublicinfrastructurecapital：evidencefrom12oecdeconomies［j］．theeconomicjournal，2000，7：687712．
［16］calderónc，servénl．theeffectsofinfrastructuredevelopmentongrowthandincomedistribution［r］．bankpolicyre?
searchworkingpaper，2004．
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篇9
关健词：产业投资基金资本市场管理
一、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产业投资基金是一种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规范的“创业投资基金”运作形式，通过发行基金受益券募集资金，交由专业人士组成的投资管理机构操作，基金资产分散投资于不同的实业项目，投资收益按资分成的投融资方式。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作为投资基金的一个种类，它具有“集合投资，专家管理，分散风险，运作规范”的特点。
（2）产业投资基金一般定位于高新技术产业，有效率的基础产业的基础建设，如收费路桥建设、电力建设、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等，促进产业升级与结构高度化，以高风险实现高收益。
（3）产业投资基金一般以实业投资为主，但也作一定比例的证券投资，以保持基金资产的流动性。
（4）产业投资基金区别于“行业基金”，其投资方向一般是跨行业、综合性、以符合组合投资原则并且避免蜕化为某个行业的行政附属物。
产业投资基金在我国可以发挥作用的范围很广，凡是符合国家鼓励发展并具有较好回报的产业，均可以运作产业基金这种形式进行投融资运作。因此，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推进我国基础产业的快速发展。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这需要巨大的资金需求，而目前国家财力和银行信贷难以满足。从世界发达国家来看，实现基础设施融资的证券化，特别是利用产业投资基金为基础设施发展融资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产业投资基金聚小为大，使基础产业的民众投资成为国家财政投资的有力补充，就可以配合国家投资，改变我国基础产业严重滞后的局面。同时，由于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还可以吸纳大量的产业工人，缓解下岗职工的就业压力。
（2）有利于促进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目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而不是依靠扩大规模来实现经济增长。高科技产业是充满风险的产业，依靠银行贷款来支持高科技产业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以创业基金的形式支持高科技产业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创业基金具有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优势，是支持科技发展事业，提高产业领域的科技含量，实现经济集约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3）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和推动产融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是巨额存量资产的盘活。目前陷于困境的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人员素质较高，生产经营环境也不错，但由于缺乏大量资金的启动，而坐看一些高技术、重工产品市场机会的丧失。如果这些企业能借传统优势，并在产业基金的推动下再入市场，就可以焕发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产业投资基金可以投资于国有企业，而各类企业也可以购买持有产业投资基金的证券，从而促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
（4）有利于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强化产权约束功能。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居民储蓄已达6万多亿元。随着利率不断下调，储蓄和投资日益分离，并且居民投资呈多样化趋势，除银行存款外，投资于股票、债券、基金越来越多。产业投资基金的推出，拓宽了投资渠道，可以满足多层次的投资要求，从而优化了资本市场结构。另外，在资本市场上，产业投资基金可以以股权形式为未上市企业提供融资，改善未上市公司的产权制度与内部治理结构，从而培值大批具有上市前景的股份公司，为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产业投资基金还可以将一定比例的资金以股权形式通过购并国有股、法人股的形式投资于上市公司，以雄厚的资本实力和强有力的产权约束对上市公司实施监督，使资本市场的法律监管体系建立在有效的经济监督之上。
二、我国产业投资基金存在的问题
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历史较短，在其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问题和不规范的地方，具体表现如下：
（1）对产业投资基金认识不足。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项金融创新，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人们解放思想和提高认识。而目前仍然存在以下两个错误倾向：一是把产业投资基金简单地与筹集资金等同。由于我国基金大多是由地方政府或部门自发组建，缺乏一个严格的运作规则和长远的发展规划，在其发展初期存在种种问题在所难免。但是，如果简单地将由产业投资基金所进行的筹集资金活动等同于一般的筹集资金，这无疑将基金的科学性给摸杀了；二是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不利于其他金融部门的发展，认为产业投资基金将会与现有的金融部门从资金市场争夺资金份额，二者的发展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2）产业投资基金的法制不统一、不健全。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统一的、规范的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和与之相关的法律体系，如《投资基金法》、《投资顾问法》、《投资者利益保护法》等。由于缺乏健全的基金法规，导致我国产业投资基金业的各种不规范现象，如：发起人资格审定不规范、基金内部组织结构不规范、基金性质不够明确、基金投资限制性不够、基金信息披露不规范等等。
（3）产业投资基金运作缺乏应有的专业人才。产业投资基金在我国出现时间不长，真正懂得如何操作产业投资基金的人才很少，进而导致了普及推广基金知识不够，投资者对产业投资基金的了解程度不深，因此，制约了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所以，目前亟待提高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经理的整体素质，系统地引进海外基金的操作规则，提高投资者对基金的认识水平。
（4）对产业投资基金监管缺乏统一的机构和应有的力度。目前，基金设立与上市的批准机构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及有关交易所（如：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沈阳证券交易中心、南方证券交易中心、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等），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头管理局面。至于基金的行业自律组织目前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因此，对产业投资基金的监督管理，由于机构的不统一，相应缺乏应有的力度。
三、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思路
1.加强产业投资基金的宣传，让广大投资者真正了解产业投资基金的内函及其运作规则，更主要的是其低风险性和高收益的稳定性（相对于股票投资而言），克服认识的片面性。
2.建立健全积极用人机制，尽快培养我国的基金管理专业人才。可考虑以下办法：一是建立基金经理资格认证制度，通过严格的考试，对于符合基金经理人资格条件的才允许进行市场；二是加强对基金经理人的管理，规范其行为，对于违规的基金经理进行严厉的制裁；三是加强与国际同行的合作与交流，可考虑引进与送出培训结合的办法，尽快培养出我们自己的较为完善的队伍；四是对现有的保管人业务进行改组，选出实务雄厚、资信好、人员素质较高的单位进行试点，并逐步向专业化保管公司发展，使其成为真正的基金保管机构；五是与国外机构合作，有选择地引进国外信托银行或组建中外合作的基金保管机构。
3.规范产业投资基金运作，促进资本市场完善，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与经济发展。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在募集方式上，应以公募为主。在国外，创业投资基金无论是对法人、还是对公众，均以私募为主。以私募方式设立基金，建立在投资者和基金经理之间基于相互了解和信任而达成的委托-关系之上，基金运作环境较为宽松，较少受制于国家主管机关的监管。而我国目前投资者不够成熟，采取私募方式不利于基金的规范化运作和确保投资者利益，因此，应以公募方为主设立基金。公募方式设立基金，有利于形成规模较大的基金筹资途径，从而形成规范的公司型产业投资基金，并有利于基金的上市。
（2）在组织形式上，应以公司型基金为佳。相对于证券投资基金所投资的上市证券而言，产业基金所投资的未上市证券的透明度要差，因此，投资者参与重大决策和强化对基金管理的监督十分必要。另外产业投资基金适应产业投资的需要，法人等机构投资者要占较大比重，投资者参与基金决策的愿望要强于证券基金。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适应自身运用特点，产业投资基金按公司型设立为佳。产业投资基金应按《公司法》设立，同时，由于在操作上比较复杂，可制定《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对《公司法》所难以规范的内容作更详细的规定。
（3）产业投资基金的发起人应选择经营股权的各类投资公司。由于产业投资基金主要从事实业投资，收益主要来自于投资后的长期分红，所以，产业投资基金必须由同时具备实业投资经验和资本经营经验的金融投资机构对其重大决策承担责任。因此，应选择经营股权的各类投资公司而不是经营实物商品的各类工商企业作为产业投资基金的发起人。在现阶段，可选择证券公司参与产业投资基金的发起。
（4）在产业投资基金形式上，可发展中外合资产业投资基金。我国国内投资机构比较熟悉国内的投资环境，但缺少投资经验；而国外的投资机构虽然不大熟悉中国的投资环境，但投资理念比较成熟，并可以从全球发展的角度对整个行业进行前瞻性的分析。因此，发展中外合资产业投资基金有利于优势互补，引进国外资本与先进的投资技术，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战略。
4.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加强法律监管，促进产业投资基金的规范运作。我国发展产业投资基金，与证券投资基金及创业基金都有差异，没有现成的国际法规可援引，监管经验也不足。产业投资基金应先行试点，在试点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法规监管体系。应尽快制定《投资基金法》、《投资顾问法》、《投资者利益保护法》等，目前可考虑先制定《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使试点过程有法可依。《办法》的制定既要借鉴国际创业基金的运作经验，又要考虑我国产业投资基金运作的自身特点和具体国情。为了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规范产业投资基金的运作，应充分赋予《办法》对基金发行、募集、设立和运作全过程进行严格监管的法律权威。
5.政府在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中应发挥导向作用。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种商业性的投融资主体，其市场化运作原则与发挥产业投资基金的政府导向作用并不矛盾。政府不宜干预基金的运作，但可以根据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通过对基金的设立审批程序和基金的基本投资限制来发挥必要的导向作用。另外还可以对设立的向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定向投资的基金在税收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因此，产业投资基金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作出符合自身发展的投资战略，增加了国家产业政策的可操作性。
参考资料：
1.《投资基金与金融发展》（徐洪才）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8
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篇10
1 主要做法
1.1 改进和加强会计基础工作，努力提高会计工作水平
1.1.1 规范会计基础工作。加强会计基础工作，提高会计工作水平，建立正常的会计工作秩序，逐步实现会计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是市卫生局党委确定的一项重要任务。1997年初，以《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实施为契机，通过宣传发动，自查、整改，申报、初审，考核验收4个阶段，积极开展了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达标活动。成立了“市直卫生系统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领导小组”，制定了《市直卫生系统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实施方案》，召开了由各单位主管领导及会计人员参加的会议，进行了统一部署和安排。各单位均成立了相应组织，并结合单位实际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根据“河南省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考核单位计分表”所规定的项目和内容，逐项进行对照检查，制定整改措施，经市直卫生系统考核领导小组初步验收后，进行了再整改，经过努力，最终通过了市考核小组的检查验收，成为市直首批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达标单位。在达标过程中，市卫生局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列入年度责任目标，进行重点考核。综合医院还将会计基础工作纳入全面质量管理，把会计基础工作质量和效率指标同会计人员劳务报酬挂钩，在财务管理中做到了账账相符，账表相符，账实相符，使会计基础质量日益提高。这项工作的开展，整顿了会计工作秩序，规范了财务收支行为，提高了会计工作水平，同时，也为全市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管理提供了试点经验，推动了此项工作的健康发展。
1.1.2 积极推进会计电算化进程。会计电算化是会计管理现代化和会计自身改革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提高会计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的有效手段，自1999年4月开始，市直卫生系统率先在全市试行了会计电算化。市卫生局投资统一购置了财务软件，针对电算化运行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举办了会计电算化知识培训班。聘请专家指导，组织财会人员进行讨论、研究和外出学习，补充修订了《电算化岗位分工》、《上机操作制度》等10项规章制度。于2000年底全部通过了市财政局组织的达标验收，成为濮阳市惟一的“会计电算化达标系统”。
1.1.3 加强在职会计人员的政策、业务培训和交流，全面提高会计人员政治业务素质。会计人员是会计工作的主要承担者，会计人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会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以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作为改进和加强会计基础工作的突破口，常抓不懈，重点抓好在职人员的培训工作，不断充实和更新会计人员的知识。在会计人员培训中，注重把法制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同专业知识培训结合起来，促进了会计人员素质的全面提高。
1997年以来，分别就《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新《医院财务制度》、《医院会计制度》、新《会计法》、国有资产管理、会计电算化等内容进行了专题培训，累计培训财务人员800余人次，实行了财务例会制度，每季度召开1次。会上除总结经验、安排工作外，还组织财会人员学习国家的有关财经法律、法规和财务制度，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相互学习，共同促进，不断提高财会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
1.2 强化国有资产管理，促进国有资产合理、有效使用，确保国有资产的完整 国有资产是卫生单位顺利开展各项工作的物质基础和前提，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提高国有资产的利用效率，对于促进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国有资产管理作为卫生计划财务工作的重要内容列入县(区)、市直各卫生单位年度工作责任目标，狠抓落实，各单位积极配合，努力实践，根据工作性质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管理。一是建立组织，健全制度。市卫生局机关及各单位都成立了由主要领导参加的国有资产管理领导小组，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包括资产购置、使用、维修保管、处置等，特别是建立了“三账一卡”制度，对国有资产实行了价值形态与实物形态的双重管理。设立了国有资产总账、明细分类账、实物保管账及使用卡。设备物品实行采购招标制度，并着重构建国有资产管理新机制，初步形成了“以财务科牵头，各科室参与，专职人员负责为主体，以落实制度，加强监督为两翼”的国有资产管理机制，使国有资产管理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道路。二是组织各单位定期对资产进行清查，做到心中有数。在资产购置上，根据需要，科学论证，严格审批。在资产处置上，严格按照规定限额进行报批。形成了依法管理、照章办事的国有资产管理程序。三是增强管理意识，完善管理手段。举办全市卫生系统国有资产管理培训班，通过培训提高了国有资产管理意识。市卫生局还统一设计、印制了“卫生系统固定资产卡片”，统一配备了固定资产管理电算化模块等。部分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实行了动态监控。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全市卫生系统国有资产管理逐步得到规范。四是及时总结经验、树立典型，总结推广先进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取得的经验。
1.3 加强审计监督，依法规范财会工作行为 在规范会计基础工作的同时，重视审计监督工作，通过审计监督规范财务行为，巩固规范化成果。一是加强内部审计，实行定期审计制度。制定了《关于加强市直卫生系统内部审计工作的通知》，对审计方式、审计时间、审计内容和审计问题的查处等都做了明确规定，印制了濮阳市卫生系统内审项目表，对各卫生单位财务收支、固定资产、药品核算、往来款项、内审制度、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结余及分配等项内容分别进行了细化和量化。市卫生局成立了内审组，对市直卫生单位的财务工作按季度进行了定期审计，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总结，撰写审计报告，出具审计意见。在审计过程中，内审组坚持“审、帮、促、提”相结合的原则，针对问题要求被审计单位限期整改。3年来，共定期审计10次，发现各种违规事项600多件，保证了各单位财务工作的顺利开展。二是开展离任审计。市卫生局党委本着“爱护干部，保护干部，向组织负责，向干部本人负责”的精神，制定了《干部离任审计制度》。审计的主要对象是市直卫生系统各单位的一把手或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员及局机关科长。上述人员在工作岗位变动时均应离任审计。重点审计离任干部在任时对人、财、物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几年来，共审计离任干部20余人次，为局党委选拔任用干部提供了重要依据。三是接受政府机关审计。自觉接受和积极配合政府审计机关的年度审计和专项审计工作。通过审计监督工作的开展，对促进市直各卫生单位加强财务管理，规范财务行为，提高卫生经济管理水平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多年来，市直卫生系统无经济违法违纪现象发生。
2 几点体会
规范会计基础工作，强化国有资产管理，加强审计监督等项工作，有效地促进和保证了我市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的体会是：
2.1 领导重视是前提 任何一项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领导的重视和支持。自《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实施以来，局党委始终把该项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并纳入年度责任目标，在人、财、物上给予大力支持。各单位领导能够积极配合，主动查摆本单位在会计基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制定整改措施，限期整改，从而确保了该项工作的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