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税收返还政策篇1
2000年颁发的有关所得税先征后返的三个文件
2000年1月11日,国务院颁发了国发[2000]2号文件《关于纠正地方自行制定税收先征后返政策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区自行制定的税收先征后返政策,从2000年1月1日起一律停止执行。
2000年10月13日,财政部印发了财税[2000]99号文件《关于进一步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纠正地方自行制定税收先征后返政策的通知〉的通知》,对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先征后返政策的执行时间作出新规定。通知中指出,各地对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先按33%的法定税率征收再返还18%(实征15%)的优惠政策将保留到2001年12月31日。从2002年1月1日起,除法律和行政法规另有规定者,企业所得税一律按法定税率征收。对于跨年度清缴入库的2001年度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可以在汇算清缴完成后于2002年度办理先征后返手续。2000年是国企脱困的关键一年,为了照顾企业及投资者的利益,财政部通知“先征后返”政策的取消延缓一年。
财政部在财会[2000]3号文《股份有限公司税收返还等有关会计处理规定》中指出,按照国家规定实行所得税先征后返的公司,应当在实际收到返还的所得税时,冲减当期的所得税费用,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所得税”科目。换言之,在实行先征后返的公司中,返还的所得税应按照现金收付制确认。
上市公司所得税优惠政策
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是指国家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的期限内对特定地区、行业和企业的纳税人应交纳的企业所得税,给予减征或者免征的一种照顾和鼓励措施。“先征后返”政策的取消,并不会对那些享受其他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上市公司带来影响,符合“两高”等规定的上市公司可以继续保留所得税优惠政策。目前我国税制中和上市公司有关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种:
1、在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内注册的高新技术企业(简称“两高”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两年。前者it、生物制药等行业的上市公司居多,后者则通常和上市公司的子公司有关。
2、经济特区内的内资、外资企业均按15%的所得税税率征收。在5个经济特区注册的上市公司,目前约有123家。这些上市公司中,如果母公司在经济特区注册而子公司在非税收优惠地注册,则合并会计报表中披露的所得税税率通常是15%-33%,该类公司并不少见。
3、民族自治区的地方企业,需要照顾和鼓励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实行定期减税或者免税。比如,宁夏自治区财政厅及税务局《关于我区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规定的通知》规定,上市公司享受自治区政府确定税收优惠政策到期后,可再享受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5年的照顾。
4、西部企业。为配合西部大开发,国家税务总局已构建起了促进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包括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
5、第一批在香港发行H股的9家企业,仍按15%的优惠税率计征。他们分别是上海石化、青岛啤酒、昆明机床、北人印刷、鞍山钢铁、广船国际、仪征化纤、东方电机和渤海化工。
6、由中外合资企业改制而来的上市公司在上市后的一定期限内可继续享用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比如灿坤实业在2001年中报中披露,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台湾同胞在厦门经济特区投资的若干规定》,公司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四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五年至第九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细则的规定,公司在上述税收减半期满后,若当年出口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可以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因此公司1996年至2000年减半征收,实际税率7.5%,2001年1月1日至6月30日实际税率10%.同时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子公司上海灿坤实业有限公司2000年至2001年免税,2002年至2004年减半征收,即实际税率12%.
7、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将暂时免征所得税。11月7日,农业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国家税务总局等8部委联合确定了151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8、一些特定行业如信息业、公用事业的新办企业在开办以后的1-2年内可免税或减半征税,这种情况一般适用于上市企业下属新成立的子公司。比如,国务院颁发的《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中规定,新创办软件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对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9、其他。比如,企业利用废水、废气、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可在五年内减征或者免征所得税;企业遇有风、火、水、震等严重自然灾害,可在一定期限内减征或者免征所得税。赤天化就属于利用“三废”而得到税收优惠的企业。
从目前上市公司情况来看,2002年1月1日后符合各类优惠政策规定的企业估计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4左右。其中前几类上市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他们将成为继续享受所得税优惠的上市企业的主流,而且这些上市公司地区差异性明显,相当一部分集中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及西部地区。同时,预计明年1月1日先征后返政策取消后各行业所受影响不一。从影响程度来看,由于生物制药、it等行业的公司多属高新技术企业,其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属于本次清理的对象,所以预计受影响较轻;而建材、化纤、化工、房地产、服装、有色冶金和造纸等行业将受到较大影响,因为这些多属于传统产业,科技含量相对不如新兴产业,公司注册地在经济特区或部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所占比重不多。
分析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的分析是个复杂的问题,为了更精确地分析“先征后返”政策取消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本文在此提出分析所得税时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1、税收策划问题。比如,国务院2000年2号文规定“如确需通过税收先征后返政策予以扶持的,应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向国务院财政部门提出申请,报国务院批准后才能实施”,一些上市公司可能充分利用现行规定的弹性来策划继续享受先征后返优惠。此外,尽管财政部规定先征后返政策将于今年年末结束,但上市公司仍然可能通过转移注册地、申请“双高”等策略进行税收策划,从而减轻“先征后返”政策取消对公司业绩带来的负面影响。为此,投资者不妨关注近期一些上市公司关于所得税政策方面的公告。
2、母公司和子公司所得税税率不一致问题。上市公司定期报表中披露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经常是15%-33%,这表明母公司和子公司所得税税率不一致,其中一部分享受优惠,而另一部分则按33%的法定税率征收。目前我国所得税税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和行业差异,而上市公司大多都是控股集团型企业,拥有多个控股、参股子公司,母公司和子公司又经常位于不同的地区或属于不同的行业,这些情况导致了母公司和子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经常不一致。而我国目前会计报表上披露的主要是合并会计报表的信息,这就产生了披露的税率不单一的现象,同时也给所得税的量化分析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3、所得税优惠的会计处理方法不一致问题。对于先征后返政策,各上市公司的会计处理方法不尽一致,有些直接按实际负担的15%计提所得税,有些将地方财政返还的18%部分计入补贴收入项目,也有一些将超过15%由地方财政返还的部分在利润表中所得税项下增列报表项目“财政返还收入”。后两种方法的所得税项目仍按国家统一税率33%计列。针对上述情况,2000年7月,财政部在财会[2000]3号文《股份有限公司税收返还等有关会计处理规定》中指出,按照国家规定实行所得税先征后返的公司,应当在实际收到返还的所得税时,冲减当期的所得税费用,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所得税”科目。换言之,在实行先征后返的公司中,返还的所得税应按照现金收付制确认。实务工作中,许多企业收到财政返还部分通常是在第二年年初,根据上述文件精神,应冲减第二年的所得税费用。如果目前享受先征后返优惠政策的上市公司遵守这一规定,那么他们今年年末的所得税费用将按33%的税率计征。不过为了考虑各方利益,估计各上市公司在实际操作中仍会存在不同做法,或直接按实际负担的15%计提,或按33%的税率计征,待明年返还后再冲减,这又为分析税收政策变更对上市公司业绩影响造成了障碍。
4、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之间存在差异。税法规定的计税依据是应纳税所得额,它与会计利润存在显着差异。比较典型的是,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的企业,按照会计制度,应在期末按照被投资企业的净利润以及投资比例确认投资收益,计入会计利润;但按照税法,如果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大于被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投资企业从被投资企业分得的利润要补交所得税,并且在投资企业实际分得利润或被投资企业宣告分配利润时才计入应纳税所得。
财政税收返还政策篇2
为进一步规范省与市、县（含洋浦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洋浦）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更好地发挥财政调控作用，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第七条关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应当根据中央与地方分税制的原则和上级政府的有关规定，确定本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和中央有关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决定从*年1月1日起对现行省与市、县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以下简称财政体制）作适当调整和完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完善财政体制的政策依据和必要性
我省自*年重新确定省与市、县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以来，已基本规范了省与市、县政府间的分配关系，地方财政收入稳步增长，省对市、县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省级财力主要向市、县倾斜，缓解了县乡财政困难，市、县财力分配格局整体呈现均等化发展的趋势，较好地保证了各级政府的正常运转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根据省政府《关于重新确定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琼府〔*〕50号）和《关于重新确定省对海口市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琼府〔*〕77号）关于“自*年起5年内，洋浦继续执行地方财政收入全留政策，5年后视情况另行考虑”、“*年以后，对财政收入实现超速增长的个别市、县，在较多照顾其利益的前提下，相应调整财政体制中的单项分配方式。具体方案由省财政厅制定，报省政府批准后执行”以及“*年至*年省对海口市保税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每年合计给予专项财力补助2000万元，在年度结算中办理”等规定，综合考虑共享税分享比例不一致一定程度地影响个别市、县间财力差距和共享税范围较窄影响省级宏观调控能力等因素，从*年起我省对现行财政体制作适当调整和完善是非常必要的。调整完善财政体制，有利于提高省本级财政宏观调控能力，加快和谐*建设；有利于贯彻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地区间均衡发展；有利于强化省政府对土地、房产的监管；有利于规范市、县政府税收行为，从源头防止不正当税收转移行为；有利于提高洋浦财政管理水平，增强洋浦开发建设合力。
二、调整完善财政体制的基本原则
（一）保证既得利益。
以*年为基期，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在保证市、县既得利益和可支配财力持续增长的基础上，适当调整收入增量，促进各级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二）适当增加省级财政调控能力。
通过体制调整，适当增加省级财力，确保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重点工作和重点项目的落实，加大对困难市、县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省与市、县两级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促进*更好更快发展。
（三）优化分配机制，进一步增强省与市、县两级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
维持现行财政体制的总体框架，通过优化分配机制，适当扩大共享税范围，合理确定共享税省与市、县分享比例，鼓励市、县政府积极运用各种财政政策手段促进财源建设，建立既有利于促进各地区加快发展，又有利于充分调动省与市、县两级政府增收节支积极性的合理分配机制。
（四）力求简明规范。
在确保完善财政体制目标实现的前提下，方案设计和实施办法力求公平公正、科学合理、简洁透明、规范易行。
（五）保持政策稳定。
财政体制是规定省与市、县政府间分配关系的重要政策，在一定时期内，除中央政策及我省市、县行政区划调整等特殊情况需要相应调整财政体制外，保持政策基本稳定。
三、调整完善财政体制的主要内容
（一）省与市、县财政支出责任的划分。
按照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界定省与市、县财政支出范围。省级财政主要承担省级政权运转和省直接管理的社会事业发展所需支出，并为省政府集中力量抓好统一规划、政策指导和宏观调节，特别是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重大的产业布局，重点区域和重要资源的开发、保护与管理，以及跨市、县事务提供资金保证。市、县财政主要承担市、县政权运转和市、县管理的社会事业发展所需支出，并为市、县政府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强化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供资金保证。
（二）省与市、县财政收入的划分。
省本级固定收入包括金融保险业营业税（不含洋浦金融保险业营业税），跨地区经营、集中缴库的中央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利息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按规定属于省级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和其他收入等。洋浦原实行收入全留的利息所得税调整为省本级固定收入。
市、县固定收入包括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按规定属于市、县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和其他收入等。为支持洋浦保税港区建设，其金融保险业营业税仍作为洋浦固定收入。
省与市、县共享收入包括增值税（地方25%部分，下同）、营业税（不含金融保险业营业税，下同）、企业所得税（地方40%部分，不含跨地区经营、集中缴库中央企业所得税，下同）、个人所得税（地方40%部分，不含利息所得税，下同）、土地增值税和契税等6项税收。省与海口市分享比例为：省分享55%，海口市分享45%；省与三亚市、洋浦分享比例为：省分享35%，三亚市、洋浦分享65%；省与其他市、县分享比例为：省分享25%，市、县分享75%。
（三）税收返还。
1．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
省对市、县增值税和消费税（以下简称两税）返还额按照上划两税增长率的1∶0.3的系数逐年计算确定（简称环比法），即市、县上划两税增长1%，省对市、县两税返还额在上年返还额的基础上增长0.3%。用公式表示为：当年省对市、县两税返还额=上年省对市、县两税返还额×〔1+（当年市、县上划两税完成额-上年市、县上划两税完成额）÷上年市、县上划两税完成额×0.3〕。
*年省对市、县两税返还额按照*年财政结算两税实际返还额确定。
2．所得税基数返还。
*年省对市、县所得税基数返还额按照*年财政结算实际返还额确定。
对洋浦因体制调整损失的利息所得税，以*年决算收入数为基数，由省财政通过年终结算专项补助洋浦，并入省对洋浦所得税基数返还。
（四）体制补助（或上解）。
为保证市、县既得利益，以*年为基期，省对市、县因财政体制调整影响市、县可支配财力给予体制补助（或上解）。用公式表示为：省对某市、县体制补助额（或上解额）=按照调整前的财政体制计算的*年该市、县可支配财力－按照调整后的财政体制计算的*年该市、县可支配财力+财政体制调整前*年体制补助额（或上解额，上解额取负数）。计算结果为正数，省对市、县给予定额体制补助；计算结果为负数，市、县对省定额体制上解。以后年度市、县共享税实际完成数达不到*年核定共享税基数的，省财政将依据其影响体制补助情况相应扣减市、县当年财力。
公式中受调整财政体制影响的市、县可支配财力指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其他不受调整财政体制影响的市、县可支配财力不列入体制补助额（或上解额）计算公式。
（五）增量收入补助（或上解）。
为了平稳过渡，避免财政体制调整对市、县财力产生较大影响，从*年开始，省对市、县增量收入按退坡比例进行补助（或市、县对省上解）。补助额（或上解额）按照*-2011年各市、县财政体制调整前后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和契税等6项税收所得环比净增量收入的90%、70%、50%、30%和0%计算确定。用公式表示为：省对某市、县某年度增量收入补助额（或某市、县对省上解额）=上年度补助额（或上解额）+〔（按照调整前的财政体制计算的该年度该市、县共享税税收所得收入－按照调整后的财政体制计算的该年度该市、县共享税税收所得收入）-（按照调整前的财政体制计算的上年度该市、县共享税税收所得收入－按照调整后的财政体制计算的上年度该市、县共享税税收所得收入）〕×该年度退坡比例。计算结果为正数，省对市、县给予补助；计算结果为负数，市、县对省上解。从2011年起，省对市、县增量收入补助额（或市、县对省上解额）转为省对市、县定额补助（或市、县对省定额上解）。
（六）省对市、县财政转移支付。
完善现行均衡性转移支付体系，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清理、规范、统筹安排各类专项转移支付，建立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的稳定增长机制。落实中央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省对市、县调整工资、规范津贴补贴、社会保障、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等转移支付，每年按照确定数下达。继续实行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省级财政根据财政体制调整增加收入和中央对我省一般性转移支付安排情况，逐年增加资金额度，采用统一规范的方法和相关政策进行分配，加大对市、县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力度。省级财政通过体制调整从县级市、县集中的财力，全部用于增加省对市、县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实行以奖代补政策，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逐步完善激励性转移支付，调动市、县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逐步建立健全生态转移支付体系，支持生态省建设。具体办法由省财政厅另行制定，报省政府批准后执行。
（七）部级和省级开发区财政政策。
除洋浦外，省内其他部级和省级开发区财政管理体制和财政政策原则上按其行政隶属关系由市、县管理，省财政不对开发区另行制定财政管理体制。*年以后，上述开发区因行政隶属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确需相应调整省与市、县财政体制的，由省财政厅制定具体方案，报省政府批准后执行。
*-2011年，省对海口保税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每年继续合计给予专项财力补助2000万元。专项财力补助在年度财政结算中办理。
（八）洋浦财政预算决算管理办法。
洋浦视同市、县管理，财政收支不列入省本级（省本级预决算报批时，附列洋浦预算决算）。
（九）其他有关事项。
1．*年以后，对财政收入实现超速增长的个别市、县，省财政除运用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自动均衡功能进行调控外，在较多照顾其利益的前提下，相应调整财政体制中的单项分配方式。具体方案由省财政厅制定，报省政府批准后执行。
2．为配合省委、省政府“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发展战略，各市、县执行省政府制定的重点项目、重点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造成的财政税收减收，按照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有关规定，省级财政应负担的税收所得部分，由省财政通过年终结算补助市、县。
3．*年及以后年度，省财政对各市、县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继续实行合并考核。如果某市、县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完成数达不到省财政核定基数的，省财政将扣减所得税基数返还额。扣减基数通过专项上解办理。
4．*年财政结算中数额未固定的省对市、县专项财力补助和市、县对省专项财力上解，继续保留。
5．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食品药品监督等垂直管理部门，市、县对省专项财力上解按照有关规定确定。
6．按照中央对我省财政结算办法相应确定省对市、县专项财力补助和市、县对省专项财力上解。
7．根据财政体制运行情况相应确定省对市、县其他专项财力补助和市、县对省其他专项财力上解。
8．省财政分享洋浦共享税的部分（指省财政净得部分），5年内按年度将20%用于支持儋州的发展。
四、有关措施
（一）调整完善财政体制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调整财政体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顾全大局，共同做好财政体制调整工作。
（二）财政体制调整后，各市、县要结合实际不断调整完善市、县以下财政体制，并加强财政管理，抓好增收节支，优化支出结构，切实解决基层财政困难。
（三）收入征管部门要严格按照财政体制和有关制度的规定组织收入和按预算级次办理入库，不得混库（鉴于*年预算年度即将结束，*年不再实行收入调库，因财政体制调整引起的省与市、县财力变化，通过*年财政结算办理）。财政部门、国库管理部门和税收征管部门要密切配合，严格按照财政体制和预算级次办理缴库。缴库办法由省财政厅商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四）各级财政部门要严格按照财政体制和有关制度规定做好资金调度、财政预算结算以及*年财政预算调整工作，保证各级财政的平稳运行和预算平衡。
财政税收返还政策篇3
关键词：财力分配；失衡；均衡转移支付制度
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绩，突出表现为“两个比重”继续稳步提高，中央宏观调控能力显著增强，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但现行财政体制侧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收入的“集中”划分，忽视省以下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匹配，加之非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我国政府间纵向财力失衡和区域间政府横向财力失衡问题严重，基层财政和落后地区财政困难的状况堪忧。而转移支付制度是有效平衡政府间财力差异的重要手段。因此，积极探讨我国政府间均衡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对解决我国政府间的财力失衡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我国政府间财力分配差异状况及转移支付的作用
(一)现行财政体制下我国财力分配差异较大。我国区域间政府财力分配明显失衡。一是区域间人均财政收入的差异逐渐拉大。按总人口计算，1994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财政收入比为2.30：1.29：1，到2005年扩大为2.54：1.40：1；最高的上海市人均财政收入7972元，是最低的自治区的18.36倍。二是区域间人均可支配财力的差异日趋扩大。1994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财力比为1.71：0.86：1，到2005年扩大为1.91：0.87：1；最高的上海市人均可支配财力9106元，是最低的湖南省的9.56倍。三是区域间人均财政支出的差异进一步扩大。1994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比为1.64：1.13：1，到2005年为1.56：0.85：1；最高的上海市人均财政支出9259元，是最低的安徽省的7.94倍。不难看出，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的政府间财力分配能力差异明显。
(二)财政转移支付对缩小地区间政府财力差异的作用。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为保证地方既得利益，国家制定了税收返还政策。即以1993年为基期年，以分税后地方净上划中央的收入数额为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基数，基数部分全额返还地方，以后给予一定的增长返还。从1994年开始，税收返还与消费税和增值税的增长率挂钩，每年递增返还。关于税收返还的递增率，规定按当年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平均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不久，为更充分调动各地区的积极性，将税收返还的递增率改为按各地区分别缴入中央金库的“两税”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这种税收返还政策属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地方政府的财力。同时，我国为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保留改革前结算补助等转移支付项目的同时，建立了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现行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分两类：一类是财力性转移支付。主要目标是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和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另一类是专项转移支付。旨在实现中央的特定政策目标，实行专款专用，包括一般预算专项拨款、国债补助等。1994—200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增量为26288亿元。其中，东部2707亿元、中部11438亿元、西部12143亿元。随着中央财力的增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不断增加，200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达7341亿元，相当于1994年的15.9倍，年均增长28.6％。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3812亿元，专项转移支付3529亿元。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地区间政府的财力差异。若以基尼系数测算，考虑税收返还后，省、市、区间财政收入差异程度有所下降，按照“1：0.3”计算的“两税”返还对缩小省、市、区收入差距也有所贡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后，省、市、区间人均财政收入差异程度明显下降，基尼系数已下降到0.4以下。1999年后，财力性转移支付对缩小省、市、区间收入差异程度的贡献率逐步扩大，到2005年，考虑财力性转移支付后，省、市、区间财政收入基尼系数减少了0.105。可以说，一般预算收入存在明显差异。如果考虑税收返还，人均收入基尼系数则下降到0.457，说明考虑税收返还后地方收入不均衡的情况有所缓解。若再考虑财力性转移支付，基尼系数则下降为0.351，比人均一般预算收入的基尼系数下降了0.12，省、市、区间财力性转移支付均等化相对较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可发现，我国当前政府间财力差异明显。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其财力集中能力也存在显著不同。虽然中央财政部门一直关注这种地方财力差异并采取了转移支付的办法来缓解地区间财力不平衡的问题，但地区间政府财力差异因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而在很长时间内存在。因此，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显得十分必要。本文认为应建立以地区财力均衡为目标的转移支付制度，从而在制度上保障政府间财力的相对均等。
二、建立均衡转移支付制度的目标和原则
均衡的转移支付应实现以下目标：第一，解决财政纵向非均衡和横向非均衡问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纵向财政失衡实质是上下级政府间的自有财政收入与其承担的支出责任不对称出现的财政缺口。横向财政缺口是不同辖区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不能达到最低标准，某些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自然资源较为贫乏、税源较少、财政能力也相对较弱，有些地区支出需求相对较大，需要支出许多额外费用。这些地方政府不可控制的因素，会造成一些地区在同样的税制下无法提供与其他地区相同的公共服务项目，这就需要转移支付来解决。第二，解决地区间的外溢性问题。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往往存在外溢性，某些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不可能被仅仅限定于地方政府的辖区内，如污染控制、跨地区的公路铁路、教育等。地方政府对这些项目的提供，往往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这就需要中央的转移支付来调节。第三，促进资源合理流动。在没有矫正机制的情况下，劳动力和资源倾向于流入那些税收负担较低而公共服务较好的地区，这会造成不公平。通过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可解决这一问题。
按照上述目标，我国政府间均衡转移支付制度的原则为：一是公平性。在制定转移支付政策时，要考虑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均等化，实现公平目标。二是效率性。要体现出地区间组织收入的努力程度和支出效率，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提高我国经济运行的效率。三是客观性。在设计转移支付制度时，应尽可能使所选因素及数据具有客观性，减少人为操作，且在转移支付制度的运行中，根据社会政治、经济目标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四是稳定性。新的转移支付制度应尽可能公式化、公开化，使每个地区都可对其所得的转移支付额度有较准确的估计，以利于其制定预算，同时也可避免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随意性，杜绝“跑部钱进”现象的发生。转移支付制度必须有其相对的稳定性，如三至五年，便于各级政府制定较为长期的计划。五是法制化。均衡转移支付制度的总体结构、数量、规模、运行方式、计算方法、监督管理等都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要制定相应的转移支付法来加以规范，使其具有高度的法制约束性和法制保障性。
三、建立我国均衡转移支付制度的政策建议
在实行分税制的国家，并不一定要求地方政府完全用自己的收入来弥补支出，通常是中央和上一级财政的收入大于支出，地方或下级财政的支出大于收入，其差额由中央和上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予以弥补。目前，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固然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有关，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本身的缺陷才是其重要原因。针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方面存在“转移支付制度总体设计存在缺陷，形式过多，结构不合理”和“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办法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等问题，需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根据我国均衡转移支付的目标，应彻底取消税收返还等不规范的形式，将转移支付制度整合为三个基本形式：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及政策性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政策目标是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其均等化作用最为明显。在我国地区差距过大，中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必须建立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政策性转移支付为必要补充的复合性制度。
(一)逐步将税收返还并入一般转移支付形式中。在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税收返还成为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形式。但在财政部门所列的转移支付中，却找不到税收返还这一形式。按分税制的规定，这部分收入理应归中央所有和支配，但为了保护改革前的地方利益，才将这部分收入以税收返还形式转让给地方。很明显，其性质属于转移支付。当时采取税收返还形式，维护地方利益，是为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方案的顺利推行，这是必要的。但应看到，由于税收返还的数量大，又属于非均等化转移，它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相悖。因此，不能将其永久化和固定化，甚至扩大化。目前已具备了弱化税收返还的条件，为减少阻力，还可规定一个过渡期(比如3～5年)，分步实施，逐步到位。然后将其纳入一般转移支付形式中，这必然会使财政均等化功能大大加强。
(二)科学界定专项转移支付的标准。一要科学界定专项转移项目的标准。要明确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列为专项转移支付。通常看，列入专项转移支付的项目，应是具有外溢性、突发性、特殊性、非固定性等特征的项目。如，跨地区的江河治理，防护林带的建设，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和疫情的救治，特困县的脱贫救济，中央委托地方的项目。二要控制规模。专项转移支付只能是次要的、辅助的形式。因此，规模不能过大。当然，如果把准入的条件限制在具有上述特征的项目内，其规模必然不可能过大。三要将列入专项转移的项目经过科学论证和一定的审批程序。四要加强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防止被截留、挪用，提高其使用效率。
(三)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现阶段，我国地区间财力差距较大，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具备了横向转移支付的能力。我国可仿照德国的做法，建立“均等化基金”，使较落后的地区能从中获得拨款。构建我国横向平衡的基本框架，应将各地区的人均财力与全国人均财力进行比较，如果一地区的人均财力大于全国人均财力，则需向“均等化基金”中缴款，相反则得到补助。“均等化基金”的聚集应采用循序渐进的办法，初期可将人均财力水平以上的部分按10％的比例计提，若为全国人均财力的2倍，则按30％的比例计提。对受补助地区，人均财力低于全国人均财力的部分则按40％的比例从中提取。
(四)整合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专项转移支付的政策目标应明确定位于外溢性项目和上级政府的委托项目。我国规范性的转移支付应在整合现行的专项转移支付的基础上构造。首先，应明确政府间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将专项转移支付分为三类，一是中央与地方共同拥有的，由中央按自己负担的份额拨给地方。二是由中央委托地方承办的事务，中央向地方拨付项目的全部支出。三是中央对地方兴办的事项认为有必要给予奖励和资助而拨给地方一定数目的资金。其余则不再安排专项拨款。将目前几乎覆盖所有领域预算支出项目的专项资金进行合并整合，主要集中于教育、基础设施、三农等，从而发挥有限资金的最大效率。其次，在转移支付中，应采用配套拨款和不配套拨款相结合的方式。配套比率的确定或中央政府的补助，应根据溢出的规模和中央政府对受援项目的偏好强度来确定，溢出规模越大、强度越高，配套比率就越高。同时，配套比率应根据地区的不同而不同，如果全国采用一个配套比率就意味着对贫困地区的歧视。因此，我国应对中、东、西部地区制定不同的配套比率。对于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应有较高的配套比率，即对地方的配套资金要求比例降低，尤其是对西部一些地区，配套比率应予以取消，也就是采用非配套的专项拨款形式。
(五)稳步实施政策性转移支付。政策性转移支付应明确定位于增进国家的内聚力，主要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地区的稳定性显得尤为重要。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必然会影响到国家的内聚力。因此，国家必须对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进行额外的政策性转移支付，但其所占比例不应过大。由于中央政府对政策性转移支付的具体执行有极大的“相机抉择权”，因此，决策过程必须有透明度。
财政税收返还政策篇4
关键词：转移支付；均等化；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3-0005-04
一、研究背景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作为协调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手段，其目的是实现各地区供给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的基本一致，使各级政府有财力保证为本地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因此，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与改革一直是国内学者与政府有关部门关注的重点。上解中央两税按基数返还地方的方式，使大部分转移支付的财力失去均衡功能，税收返还照顾既得利益的制度设计，起到了直接拉大贫富省份之间的财政能力差异的作用，使得富者越富，穷者越穷。中国从旧体制中保留下来的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着资金的双向流动问题。地方上解中央后，中央再返还地方，存在着资源浪费问题，也不符合分税制的要求，而且资金划拨数额缺乏说服力，多数是双方讨价的结果，随意性很大，与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目标相距甚远。张宪法经过分析比较国外转移支付，中国转移支付制度缺乏规范中央转移支付的法律法规。中央政府在实施转移支付时有很大的随意性。本文通过分析中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澳大利亚、美国和德国的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借鉴，为优化中国转移支付制度结构，实现转移支付制度财权与事权合理划分，规范其分配方式和健全相关法制建设，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现状分析
中国现行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实行的是原体制下的转移支付办法和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相结合的一种非规范的、过渡性的、“混合式”的制度，主要的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
1 税收返还。税收返还是按照中央政府为保证地方既得利益的原则设定的补助方式。具体做法是：以1993年为基期年，按照分税制规定：中央从地方净上划的数额(即消费税+75％增值税)如数返还给地方来作为1994年的返还数额。以后年度，在1994年的基数上逐年环比递增，递增率为当年增值税和消费税平均增长率的30％，即以1：0.3的系数返还。税收返还在中国的转移支付制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曾经一度达到80％左右。
2 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包括原体制补助、结算补助和过渡性转移支付。原体制补助(或上解)。这是在旧体制的基础上延续下来的，中央与地方之间一种双向流动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形式，包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体制补助和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体制上解。具体的实施办法：先确定各地方的收支基数，对支出基数大于收入基数的地方，中央按其差额给予补助；对支出基数小于收入基数的地区，则将其差额上解中央。结算补助(或上解)。为了保持财政体制的相对稳定性，中央财政在每个财政年度结束后，对一些由于体制变动、中央新出台的措施等因素引起中央和地方财力转移，以及因中央与地方相互交叉收支和因政策变化而对地方收支所带来的影响通过财政结算进行调整，调整的结果既有中央对地方的补助，又有地方对中央的上解。过渡性转移支付是1995年起实施的一种新的分配方式。这种方式主要采用数字公式来估算地方财政能力和支出需要，以决定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它是中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规范化的一个重大进展。但由于支付额度较小，2005年过渡性转移支付949亿元仅占中‘央财政收入16548亿元的5.7％左右，与实际转移支付需要相差悬殊，所以其作用甚微。
3 专项补助。这是一种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形式。根据特定用途及地方的特殊情况，由中央财政拨付给地方财政的专项资金。这种专项拨款的主要特点是拨付款项的有条件性，中央政府根据隋况和需要确定拨款大额项目、对象、金额和拨款的时间等因素，然后对款项进行拨付，地方政府必须把这部分资金用于中央政府制定的项目上。
4 其他转移支付。最近几年，为了适应新的情况，中国转移支付制度形式又新增加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三奖一补”转移支付等形式。虽然其性质亦属于专项补助，但由于是新增的形式。因此在此将其独立出来。
三、中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问题
中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不规范的问题，这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转移支付制度结构不合理。中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构成中。税收返还与专项补助所占份额过大，在实行分税制改革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税收返还在转移支付中所占比例一度维持在80％以上，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后，税收返还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其在转移支付中的主要地位仍然没有改变。从下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2005年，税收返还与专项补助金额在转移支付总金额中所占比例还是超过了65％，一般性转移支付和其他转移支付的比重只占到总金额的1／3左右。
转移支付的目标本身是为了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各地区之间经济平衡发展，然而中国长期以来采用的转移支付制度以税收返还和专项补助为重点，无形中维护了各地区之间财力不平衡的状态，并且进一步加剧的东部地区与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而经济发达地区比起西部地区往往更容易申请到专项补助，这又使得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在促进各地区经济平衡发展的目标面前显得更不合理。
2 各级政府事权划分不清。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时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责权划分尚未规范，政府“缺位”、“越位”现象时有发生。由于政府行为的不规范，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也难以规范化。而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是用来弥补下级政府标准支出和标准收入之间差额的，转移支付支出标准依据政府的标准收入和标准支出来制定。并且，中国各级政府之间事权划分不清，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间支出责任没有十分清楚的划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和省级政府在不断集中财力的同时却没有将相应的事权承担下来，造成基层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高度不对称。如卫生事业费的支出，虽然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各占总财政收入的比例已经达到了五五分成，然而从下图可以看出，地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明显要高于中央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甚至地方支出的比例接近达到了中央支出的两倍，2006年中央财政支出中。用于卫生事业的仅为24.23亿元，而地方财政用于卫生事业的支出却远远超过中央财政支出，达到了r296亿元。此类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使得中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的效果大打折扣。
3 分配机制缺乏合理性。现行的税收返还、原体制上解或补助、结算补助等多种形式，使得转移支付的分配存在不科学、不规范的问题。在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中，除了少量的按均等化公式计算的转移支付外，绝大部分财政资金是采用税收返还、体制补助、结算补助等形式分配的，实际上很难起到均等化作用。由原有体制下财政分配格局的延续下来的转移支付形式，不仅没有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而且还进一步拉大了地区间财力的差距，使得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一方面，中国的税收返还制度是按基数法对返还额进行确定的，税收返还以1993年为基期，无形中默认了各地区之间的财政实力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省市所获得的返还额度与西部地区各省所获得的返还额度的差异显而易见。此外，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还将税收返还与税收的平均增长程度联系起来，使得地区差距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从过渡期转移支付方面来看，中国采取的是一个客观因素转移支付系数，用加权平均法将客观因素转移支付总额在全国标准收支差额总额中等比例分配，然后再分配给各地区。然而，中国各省之间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参差不齐，这种计算方式只有在各地区标准收入和标准支出比例相同的情况下才真正合理，也就是说享受转移支付前，地区之间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已经均等化，这种等份额的分配方式就不会打破“均等化”的平衡；如果标准收入和标准支出的比例不相等，则均等化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采用加权等比例分配的转移交付系数法计算方式，显然是不合理的。
4 地方治理安排和监督能力不足。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已经成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一支重要力量，地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超过70％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发展，地方政府在国计民生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构建行之有效的地方治理安排，确保地方政府真正成为一个全心全意服务民众的政府，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然而，人民和政府之间这种委托关系的存在，常常使得地方政府将自己的利益和偏好置于当地人民之上，大量资源被用于满足地方政府偏好的领域，而中央政府和地方群众所关心的服务均等化领域(消除服务贫困)经常投入不足。一些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偏好于一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在生活方式和办公条件上，盲目的追求向富裕地区看齐，而置当地居民的服务贫困于不顾。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来对地方政府所支出的款项进行约束，并且还要对支出效果进行响应评估。贵州省审计厅在2003年省级预算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中，共查出违规资金高达25亿余元。2006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南水北调办、海关总署等33个部门挤占挪用财政资金和其他专项资金等8.59亿元。此类关于违规使用专项资金的事件的大量曝光，也暴露出中国在监督转移支付资金方面治理和监督能力的不足，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的监督力度亦是完善中国转移支付制度的重中之重。
四、国际经验借鉴
1 转移支付的结构。澳大利亚财政转移支付目标主要是推动统一、有序的国内市场的形成，促进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澳大利亚财政转移支付主要分为特定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特定转移支付是指为了保证州及地方政府医疗、卫生等特定职能的实现，联邦政府向州及地方政府提供的特定援助。澳大利亚宪法第96条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通过特定转移支付，联邦政府将其部分管理权限转移给州及地方政府。在2001―2002年度，特定转移支付款项占整个澳大利亚州级政府获得的财政授助总额的41％。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主要包括联邦政府支付给各州政府的商品劳务税收款，预算平衡援助款，国家竞争政策款，特定收入援助款和支付给地方政府的地方政府财政援助款和地方政府统一道路基金。2000年澳大利亚联邦对州及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为300亿澳元。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通过向各州政府分配商品劳务税来实现横向财政均衡。这种分配的依据是澳大利亚联盟援助委员会每五年计算一次的州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水平(相对财政能力)。
、2 转移支付的事权、财权划分。美国依据法律、惯例、服务能力与效率的原则形成了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基本格局。联邦政府负责国防、外交和国际事务、邮政、空间科学技术、关系到全国利益的州际事务和涉及全国的社会福利计划；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主要负责受益范围限于自己辖区的以及与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更为密切和直接的项目，如教育、公共福利等。财政划分是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经济基础，合理划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才能使中央与地方政府获得相应的财力支持，在其职责范围内，更好地行使其职能。政府收入的绝大部分是来源于税收，因此，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划分实际上是进行税收的分割。如美国实行的是各级财政同源分征的税收体制。联邦政府的收入主要源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州政府的税收主要源于所得税和一般营业税；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源于财产税。同时，美国还通过税收扣除、抵免、补征等配套措施协调三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割。近几年来，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均保持在60％以上。无论各国税收如何划分，它们都无一例外地使财权和事权相一致，中央政府收入占主要地位，为中央向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奠定经济基础。
3 转移支付分配方式。从转移支付分配的角度来看，德国的转移支付制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德国的财政横向平衡是指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分别根据“全国居民平均税收额”和“本州居民平均税收额”，将各州进行富裕州和贫困州的划分。联邦政府规定，富裕州“居民平均税收额”超过“全国居民平均税收额”的幅度在2％～10％之间的部分，乘以该州的实际人口数，得出的全额数的70％上交联邦，作为对贫困州的补助；贫困州的“居民平均税收额”低于“全国居民平均税收额”在92％～100％之间的，超过92％部分乘以系数37.5％，作为补助额；低于92％的，联邦可将其补助到92％的水平。另外，联邦政府还从联邦和州共享的增值税中拿出2％作为对贫困州的补助金。通过横向平衡，不至于使得各州之间因为收入差距而进一步扩大其所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州财政的困境，为降低各州之间在财政转移支付上的“贫富差距”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4 转移支付的法律保证。由于转移支付关系到国家财力在各级政府间的流动，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分配形式，这就使得建立一套规范化、法制化的转移支付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德国通过《基本法》强调了“生存条件一致”的原则，规定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州必须对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州提供一定的财政补助，并且通过其《税收分配法令》和《联邦与州间财政平衡法令》对转移支付制度的具体操作办法也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五、政策建议
健全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以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
能力均等化为目标，在合理划分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基础上，采用科学的方法对财政收入进行合理分配，才能最大化地实现财政政策稳定各地区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用。
1 现行以税收返还和专项补助为重点的转移支付制度结构已经不再适应当前均等各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因此，我们应当向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进行学习，适当调整税收返还在转移支付中的比例。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可能一下子取消税收返还这种转移支付形式，但是可以降低税收返还增长速度，并且可以逐步调低税收返还的比重，相应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降低由于税收返还对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优化中国转移支付制度的结构。
2 根据国外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是保证转移支付制度有效实施的基础，因此，要合理划分事权，中央政府负责国防、外交和国际事务等关系到全国利益的州际事务和涉及全国的社会福利保障计划，地方政府主要负责受益范围限于自己辖区的以及与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更为密切和直接的项目，如医疗、教育、公共福利等。有了相应的财力支持，各级政府才能在对称的财权下行使其职权，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结构。政府应该逐步改革和取消生产性的增值税，逐步废除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共享制，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各自的税种；中央财政以社保税、个人所得税、关税、公司所得税、燃油税等等为主；地方级财政以营业税为主，配合房地产税、其他财产税、资源税、排污费和生态环境补偿税。废除地方政府的土地批租出售制度和各部门收费罚款、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的经费体制，避免地方政府以各种名目的费用加重民众的负担。
3 鉴于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应该改变一贯使用的“基数法”，采用“因素法”对各地区之间的差异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将各地区就业与失业人员构成、人均医疗水平、教育支出水平等各影响居民福利水平的因素纳入考虑范围。还可以参照德国横向转移支付方式，在考察各地区之间人均福利水平的基础上，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提取一定比例的转移支付金额，补贴中西部地区的不足，有意识地向中西部贫困地区倾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东西部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这样才能提高中西部地区居民的平均购买能力，进一步推动国内的消费需求。
4 针对中国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不健全、无法可依以及有法不依的情况，在法律层面上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成为当务之急。中国应该建立更为详尽的转移支付法律制度，严格规定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和收入权利，进而规范各级政府问转移支付的责任和内容，改变各级政府在行使转移支付职能时，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的状况，有了严格完善的法律依据，中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才能得到更好的实施，其效果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参考文献：
[1]薛莲，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立法问题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6。
[2]安体富，中国转移支付制度：现状・问题・改革建议[J]，财政研究，2007，(1)。
[3]谭建立，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J]，财政研究，2008，(1)。
财政税收返还政策篇5
一、引言
我国地域辽阔，各个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环境不同。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各地在其所管事权范围内扩大了地方政府在税收方面的权利，使其能够自主决定税收优惠、税收返还和税收征管等方面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增加本地区的税收收入，大举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并利用自身权力为这些开发区采取税收优惠政策，如免税、退税等各种税收手段，达到广泛招商引资、和邻近地区进行竞争的目的。地区间税收竞争采取的竞争手段多种多样，正是这些竞争手段的多样化，造成了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有良性和恶性之分，失度与适度之分。
二、税收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
1.优惠税率或定期减免税
地方政府会在税收竞争中对纳税人实行优惠税率或定期减免税的政策。地方政府为了促进辖区内经济快速发展，吸引邻近地区的各类要素资源流入本辖区，对资源拥有者即满足一定条件的纳税人，承诺对其实行低于法定名义税率的优惠税率，或定期给予纳税人一定额度的减免应纳税款。地方政府通过给纳税人税收方面的补贴，让渡短期?收利益以争夺固定性税源，谋取长期、稳定的税收利益。近年来，我国各地方政府以各种理由、形式设立了不同的经济开发区。为了兑现对纳税人的承诺，各地方政府利用自身权力干预税收征管、执法，利用税收政策的弹性区间来达到对纳税人采取优惠税率、擅自减免税的目的。
2.税收先征后返或财政返还
地方政府在收到纳税人按规定缴纳的税款后，税务部门将部分或全部税款通过即征即退或先征后返等途径再退还给纳税人的形式称为税收先征后返或财政返还，这也是地方政府常用的一种税收竞争方式。在实际操作中，有的地方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对纳税人应纳税的先征后返或财政返还，如上海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促使经济资源流入本地，曾对进入本地的企业承诺：若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达到指定数额，就可以对纳税企业给予40%―70%的财政返还。
3.引税或买税卖税
引税是指各地区政府及行政官员利用自身的人脉关系或其他手段，与辖区外的企业进行沟通，拉拢其进入本地区，以扩大本地的税源和增加税收收入的一种税收竞争形式。这种税收竞争形式下，纳税企业在税收方面并不能获得直接好处，但这并不意味着进入本地区的纳税企业得不到其他方面的好处。“买税卖税”是由引税演变而来的另一种税收竞争方式，指的是“中间人”利用各种渠道游说辖区外企业进入本地区，使本地区的税源扩大，而地方政府通过向“中间人”支付报酬，从而获得长期、稳定的税收收益，即“政府买税，中间人卖税”。
4.增加特定支出或减少应收取的费用
地方政府为了将辖区外税源引入本地区，会利用特定的财政支出手段承诺给迁入本地区的企业给予一定程度的补偿性报酬，即增加特定支出以吸引资源流入。比如，地方政府会对一些特定的投资项目和指定的纳税企业提供隐性补贴，而补贴一般多会以财政支出列支。还有就是地方政府在追求辖区外资源流入本地区，但却无力支付高额的补偿性报酬的情况下，会试图减少政府向企业征收某些相关行政收费项目，从而减少应收取的费用，达到变相对纳税企业进行弥补的目的。不难发现，地方政府采取增加特定支出或减少应收费用的税收竞争手段，也会造成税收竞争的恶性循环。
5.自由裁量权泛滥
地方税务部门在税收征管执法过程中，在税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具有决定纳税人适用何种税法的税收自由裁量权。这项权力是法律赋予税收征管部门在税收执法时更具灵活性的行政权利，但税务机关在某些方面受制于地方政府，被迫成为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利益共同体。这样一来，税务机关会放宽对纳税企业税基的核准，以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或小规模纳税人资格的认定等，这些都会影响企业的实际税负，对其净利润产生影响。
三、税收竞争存在的主要恶性竞争问题
第一，恶性税收竞争有损税法刚性。当地方政府及其政府官员只为追求自身既狭隘又片面的利益时，就会对税收竞争不加限制和调整，加入恶性税收竞争的行列。
第二，恶性税收竞争使得税收收入大量流失，潜藏巨大的“财政隐患”。恶性的税收竞争形成了税务部门和纳税人之间非正常的利益关系，纳税人一方作为卖方市场，对依法征税的税务部门就本该缴纳的税款讨价还价，地方税务部门却采取默许态度，这似乎使本地区的税收收入有了显著增加，但就全国整体而言造成了税款大量流失。这不仅不利于营造依法征税、纳税的法律环境，而且给国家庞大的财政体系造成了不利影响。
第三，税收竞争的无序不仅有违税负公平，还有损依法征税、纳税的环境。地方政府制定各种税收减免政策导致了外资与内资企业在税收方面的差别化待遇，违背了税负公平和公平竞争原则，造成了区域内本地企业与个体经营者的经营积极性明显降低，形成了不平衡的发展状态。无序的税收竞争还破坏了依法征税、纳税的环境，加大了税收征管部门的征管难度，不利于税收的规范化体系的构建，也为一些企业逃税漏税提供了机会。
第四，税收竞争的失度和无序会扰乱正常的财政分配秩序。不正当竞争甚至过度竞争会产生“马太效应”，这一现象同样存在于税收竞争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过度的税收竞争与企业建立了紧密联系，使得企业间的市场竞争上升为地区间的财政竞争，不仅违背公共财政要求，而且还妨碍地方政府履行政府行政职能，使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秩序混乱，严重还会出现政企勾结现象，引发恶性的税收竞争。
财政税收返还政策篇6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财政转移支付;税收返还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于1999年6月,而它真正发展于2000年。西部地区在7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本文以西部大开发以来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简写为“转移支付”为研究对象,探询转移支付在西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西部大开发中转移支付的必要性
(一)解决各级政府间财力纵向不平衡,是实行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原因
税收和债务工具划分给中央政府集中了较大部分收入。在分税制改革之初的1994年,中央财政自给能力达166%,2000年中央财政经历改革后最艰难的时期,自给比例降到127%,此后,中央财力得到了稳定增长,2004年的184%是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与之相伴,地方财力自给水平稳定在较底的水平,始终徘徊在50%、60%的水平,2004年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仅为59%。由此可见,地方财力的收不抵支现象只能依赖于中央较为充裕的财力支持。
(二)解决地方政府间财力横向不均衡,是转移支付的另一个原因
地区之间的财政收入依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表现出了多个层次,支出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在地区之间的分配也存在较大区别。以2004年为例来说明。中央财政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平均补助为724元,在西部的12省市区中,广西只有621元,四川为619元,贵州恰为724元,可见西部部分地区的补助还处于较低水平。而当年上海市的人均财政补助高达2257元,浙江省也达到了773元。此外,图1还告诉我们东、中、西省市地区之间在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上存在巨大差异,地区之间东多西少的局面明显。这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初衷显然不符,财政转移补助支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难以实现。
二、西部大开发中转移支付的现状
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源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当前,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包括税收返还及原体制补助、专项转移支付和财力性转移支付三种形式。随着中央财力的不断增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不断增加,并且这一增加的趋势依旧十分明确。200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达到7330亿元,相当于1994年497亿元的14.7倍年均增长27.7%。西部大开发政策出台以来,中央逐年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的规模。依据转移支付的不同形式可以总结如下:
(一)税收返还和原体制补助
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数额,以1993年为基期年核定;当年中央财政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全额返还给地方;1994年以后,税收返还额在基期年基础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平均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2004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及原体制补助4379.1亿元,其中西部地区占20%,中部地区占23%,东部地区占57%。2005年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体制性补助也达到4143.71亿元。
(二)专项补助
专项转移支付是财政转移支付中能够体现国家政策意愿的一种方式,影响专项转移支付的基本因素包括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一是人员支出因素;二是经济发展因素;三是社会发展因素;四是其他政策因素。专项转移支付能够解决西部发展过程中的“瓶颈”,诸如交通、通讯等大型基础设施的兴建问题。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具有的规模效应,一定程度上能把财政资金对西部地区的“输血”变为“造血”。2004年中央专项补助为3423.2亿元,其中东、中、西依次所占比例为14%、52%、34%。
(三)财力性转移支付
财力性转移支付是均衡地方财政能力的一种最为直接的方式。2005年中央财力性转移支付达到3812.72亿元,比2004年增长46.4%,其中用于中西部地区的比例高达90%以上。它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此处着重谈到两种形式:
1.一般性转移支付
1995年中央财政开始对财力薄弱地区实施过渡时期转移支付办法,2002年过渡时期转移支付改名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就全国而言,从1995年的21亿元增加到2004年745亿元;就西部而言,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逐年增加,从2000年的53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369.94亿元。
2.民族地区转移支付
为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支持民族地区发展,从2000年起实施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的对象为民族省区和非民族省区的民族自治州。众所周知,西部地区很多地方本身便是民族地区的聚集地,因此,一直以来西部广大民族地区得到了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民族地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不断增加,2000年25.5亿元,2001年33亿元,2002年39亿元,2003年55亿元,2004年达76.9亿元。
此外,还有“三奖一补”机制、取消农业税后的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等财力性转移支付形式,也在地区财力均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西部大开发中转移支付的问题
财政转移支付在西部大开发的实践中已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将西部地区开发推向深入的进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由于支付方式不规范等问题的存在,当前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略显不够。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与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单一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事权的下移和财权的上移形成了一对矛盾,转轨时期西部地区庞大的事权和有限的财权之间的矛盾表现十分明显。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管理经济活动的职责大大增加了,直接后果就是行政费用的支出增加。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税制改革等一系列政策的实行几乎把地方政府的财源剥蚀殆尽。地方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恰好能反映出来这种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状况。1994-200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从12.7%提高到29.3%。其中西部地区更是由12.5%提高到51.1%,2005年以来依赖程度较高的省份是青海、西藏、宁夏、甘肃、新疆,而他们恰好又都是西部的省份。
此外,当前我国均衡财力主要是中央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这一种方式,略显单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均衡地方财力需要中央政府付出越来越大的成本,且这一支出有着较为明显的刚性特点,这就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政风险和支出压力。其实,西方发达国家在均衡地方之间财力状况方面,还存在省际政府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这种形式,某种程度上它的运行状况相当良好。
(二)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与专项补助规模过大
税收返还、体制补助和结算补助是目前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内容。税收返还违背了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税收返还以1993年为基期年,制定税收返还基数的时候,实质上已经默认了东南沿海省市和中西部省市以及老少边穷地区之间财政实力的差异。因此,采用税收返还方式进行转移支付,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因历史、自然原因而形成的地区间财力差异问题和各地区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差异问题。
税收返还和专项补助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的比重变化,可通过我国1999-2004年中央补助地方的细项分类加以说明。从图2可知税收返还比例自1999年以来虽成下降之势,但最低时还保持在35%之上,仍然处于转移支付各细项分类之首。专项转移支付也始终能够处于30%之上的水平。两者之和虽说已从1999年87.2%的水平降到2004年的60.4%,可谓降幅巨大,但依旧占据转移支付中的绝对多数。而有利于地区财力均衡的财力性转移支付才处于28%的水平,还不到总量的1/3。
(三)财力性转移支付有待进一步完善
财力性转移支付在均衡地区财力能发挥积极作用,但长期以来,我们采用基数法确定对不同地区的补助金额,这一方法直接导致了转移支付制度的失效。1995年我国初次采用因素法这种方式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它被称为“过渡期转移支付方法”。主要内容有:核定各省级地区的标准支出数,将其与1994年实有财力进行比较,凡财力不足而出现收支差额者,将其列入转移支付对象。
这种办法虽然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上的一大突破,为转移支付制度克服人为因素干扰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它是两个不同体制的产物,在确定这一办法时要充分考虑地方的既得利益,因而这一转移支付制度也存在许多问题。如采用因素法的转移支付力度有限,其占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太小,同时在技术方法、影响因素的选择和权数的分配上还不是很完善。
(四)转移支付缺乏法律支撑和监管机制制约
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所得税收人分享改革方案》为法律基础的。这两部规范性文件均不是针对财政转移支付制定的专门法,充其量是对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确认。实践中多是以行政规章作为指导依据,与财政转移支付的实际需要相距甚远。
同时我们在实施转移支付的形式、原则,组成转移支付制度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各自的实施目标、资金的分配方法和拨付程序上依旧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主体还不十分明确。
四、对完善西部大开发中转移支付政策的思考
(一)明晰财权与事权的划分,探索新形势下的转移支付模式
财权与事权的不一致是分税制以后的突出问题。为了使地方政府不会因为缺乏财力而使事权得不到有效落实,需要思考如何丰富地方财源。地方有必要建立健全的税收体系,可以通过地方主体税种的构建,适当增加地方政府在税收立法、执法、司法上的一些权利。西部地区解决这一问题任务更为繁重,可以给予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更多的政策优惠,如赋予地方政府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和提高其比例的权利等。进一步完善共享的增值税、所得税相关事宜,保证地方财力有一个稳定的来源。
探索创新省级之间横向转移支付方式。德国政府采用了一种为世人称道的成熟的横向转移支付方式,在国际上有着广泛的影响,我们可以在立足国情的前提下,学习德国层次清晰、结构合理的横向转移支付方式。也许囿于体制的原因或者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水平,一时间无法建立起严格意义上的横向转移支付,至少我们多了一种使各方财政平衡的不同思路,待经济进一步发展,条件成熟后完全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支付形式。
(二)减少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与专项补助的比重
降低税收返还等在转移支付中的比例有利于地区财力的均衡。税收返还的数额巨大,每年有3000多亿元,建议将其中的一部分拿出按因素法进行分配,而不是按地方基数方法分配。这样可以减小税收返还所带来的扩大地区财力效果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平衡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财力状况。
与此同时,借鉴发达国家财政补助中成功的经验,降低专项补助的规模,当中央提供专项资金时,明确方向,但要减少地方的配套资金提供的比例和范围,不使专项资金流向富裕的地区造成新的不公平现象。
(三)规范财力性转移支付的方式
财力性转移支付规模有待进一步提高,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深化,采用公式法的支付方式应成为主流方式,使它在均衡地区财力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进一步规范“因素法”在转移支付中的使用。根据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我国实际,用于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转移支付,应更多地考虑地区差异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大体归为三类:一是自然因素,包括各地区的面积、人口、种族和气候等条件;二是经济发展水平,包括各省区人均gdp,人均财力、投资占gdp比率等变量;三是公共服务水平因素,例如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供给水平。
(四)加强转移支付的法律支持和监督机制完善
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这是监督任何资金的基础。转移支付资金也不例外。首先,应进一步修订《预算法》,明确转移支付在预算中的地位、作用及表现形式;其次,应制定《政府间转移支付法》,明确实施转移支付的形式、原则,资金的分配方法和拨付程序,以及违反时进行处罚的标准等;再次,可以考虑在即将出台的《西部大开发法》中明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的优惠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特别照顾。
同时,要对转移支付资金进行全过程监督,并提倡多部门的共同监督,构建起由各级人大、审计部门、财政内部监督部门和社会所组成的监督体系。
参考文献:
[1] 李萍.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图解[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50-94.
[2] 马拴友,于红霞.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j].经济研究,2003(3):26-33.
[3] 霍克,丁伟.我国地方财政收支收敛性检验与实证分析[j].财政研究,2005(9):32-34.
[4] 黄解宇,常云昆.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模型分析[j].财经研究,2005(8):111-122.
财政税收返还政策篇7
【关键词】烟草烟草业税收地方财政
一、现象阐述及分析
1.种烟成本高风险大、成本利润率连年下滑，农民不愿意种植烟草
（1）相比其他适宜在烟叶主产区生长的农作物，烟叶的成本利润率处于劣势。以全国第一烤烟生产基地——云南省曲靖市为例：
（2）近年来，烤烟生产成本持续上涨，而其自身成本利润率连年下滑，烟农种烟近乎微利。下表显示：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烤烟生产成本上升。同时，烤烟原本偏低的收购价格却仍然在11元的低位徘徊。
（3）此外，农民在烟叶的整个生产和初加工环节中要承担很大风险。由于气候地形因素，烟叶主产区往往是冰雹灾害的频发区，而相比粮食作物，烤烟抗冰雹能力弱，一旦遭受冰雹灾害，往往损失一半甚至绝收。据资料统计，2000-2005年期间，曲靖市年均160万亩的烤烟种植面积中，平均每年有32.2万亩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雹灾。而且烘烤烟叶对烟农的技术和经验提出较高要求，稍有差池将直接影响烤烟的等级。
2.烟草业的相关税收给地方政府带来巨额财政收入，诱导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力促烟农种烟
“寓禁于征”的烟草行业税收政策使地方财政从烟草业税收高度依赖。一方面，“烟叶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等地方税种支撑着地方财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还能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等中央地方共享税种或中央税种中分到一杯羹。
烟草业作为云南省的支柱产业之一，从1990年到2004年的14年间，烟草累计实现税利4287.3亿元，占全省财政收入的70%；在国家实行“两烟双控”以来，这一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占60%左右。以全省另一烟草大市——云南省玉溪市为例，该市烟草业产值长期占全市gdp的50%以上，烟草业税收更占到全市财政总收入80%以上。曾经，在红塔集团产品出现波动后，玉溪市的财税收入竟出现了负增长。
因而，一些地方政府不顾烟农种植意愿，采取强制种烟的手段。不少烟农反映：烟叶站让农民种烟，如果农民种植其他作物，就强行拔除。地方烟草专卖局也证实：种烟是政府计划控制管理，对种烟区域种烟面积都有规定，为保证种植数量，有时需要一定的强制措施。
二、从烟草业涉及到的主要税种分析地方财政“烟草依赖”、强迫农民种植烟草的原因
1.烟叶税
在农村税费改革后，烟叶税取代了原烟叶特产农业税，其税收收入仍全部划归县乡财政。大多数烟叶主产区商品经济发展滞后，据统计，全国510个种烟县中有185个县属于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其他相当一部分为省级扶贫县。可见，在这些商品经济发展滞后、工业基础薄弱的地区，主要流转税种和所得税种难以成为税收的主要支柱，使得因农村税费改革财力受到削弱的县乡财政对烟叶税的依赖度明显加深。此外，烟叶收购期、收购点集中，利于地方税务机关及时准确掌握税源情况；而且开征烟叶税实际是沿用烟叶特产税的征收办法，并未因此另设机构。由此带来低成本高效率的征收效果更使地方政府对烟叶税青睐有加。
2.消费税
虽然消费税是中央税，但其事关地方财政能否从中央得到税收返还及返还数额的大小。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采取“基数固定，增长分成”的方法来确定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中央以1993年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数额（净上划的收入数额=消费税+75%的增值税-中央下划收入）作为对地方税收返还的固定基数，1994年以后税收返还额以1993年的为基数按本地区增值税和消费税两税增长率的1：0.3的系数逐年递增，若达不到1993年的税收返还基数，则相应扣减税收返还额。而烟草业发展的地区往往是我国的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区，高消费税的烟草业无疑成为地方完成税收基数并从中央取得更多税收返还额的一个有力筹码。
3.增值税
增值税属于中央地方共享税种，在烟草行业创造的增值税中，中央和地方分别得到75%和25%。与消费税一样，增值税的征收情况也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是否能完成返还基数以及在增量部分中能得到多少返还额，从而决定了地方政府实际可支配的财力。
下表显示了在云南、贵州、湖南、安徽等烟草主产区的地方财政在分税制体制下对烟草业税收“高度依赖”。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编《税制改革以来税收统计资料(1994—1998)》和国家烟草专卖局编《烟草行业统计年报(1995年度)》有关数据计算。
4.企业所得税
烟草企业还按应纳税所得额的25%缴纳企业所得税，2002年以来企业所得税成为中央地方共享税，双方各占50%。高额利润的烟草企业长期以来一直创造着可观的应税所得额已成为共识。据中国行业企业信息中心的信息显示，在制造业500强中行业平均利润率为6.51%,而烟草业利润率最高，达到17.3%。在2007年度中国企业所得税纳税百强中，烟草企业几乎占了十分之一。
5.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等
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属于地方税种，是按实际缴纳的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三项税额之和为计税依据。由于烟草行业创造出巨额的消费税和增值税，地方政府从烟草行业征收到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小税种也相应水涨船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基层政府对城镇建设和教育的财政支出。
三、地方政府对烟草业“财税依赖”的危害
一方面，地方政府对烟草业巨额税收的依赖及其行为发生的扭曲直接导致农民的利益受损，自由选择农作物种植的权力遭到武断的剥夺。这与税收所被赋予的公平和效率的形象是相违背的。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之所以过分倚重烟草业税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地经济发展不完善，不能从其他经济部分或产业得到足够的收入支持。但如果地方政府通过保证烟草业税收的增长就能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完成税收任务、从中央得到更多的税收增量返还，那么地方政府对烟草业税收的依赖就会加剧，从而缺乏足够动力去发展其他产业，当地经济结构仍然发展畸形——烟草企业一枝独秀，其他产业发展缓慢。这无疑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可见，要想最终解决问题就需在保证地方政府能履行其政府职能的前提下，减少它从烟草业获得的税收利益，从而消除行为扭曲现象。
四、解决方法
1.在过渡期之后，彻底取消烟叶税。由于我国现行的烟草专卖制度——由指定的烟草收购站统一收购烟叶，烟叶别无他卖。虽然名义上纳税人是从事烟叶收购的单位，但实际中往往存在税负转嫁到买卖中处于被选择地位上的烟农身上，加重烟农负担。况且，彻底解决我国基层财政的困难，维持烟叶税的征收只能解决一时之急，短期起主要作用的仍是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机制的运作效率，最终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将依赖于税制乃至行政级次的改革——一级政府对应一级税收，为基层政府找到合理的税种。
2.将烟草业涉及到的消费税和增值税单列出来，削弱地方财政对烟草税收的依赖。因为返还基数（1993年的净上划的收入数额）=消费税+75%的增值税-中央下划收入，消费税和增值税都涉及到地方能否完成返还基数，并且关系到在增量部分中地方政府能得到的返还额度大小；而烟草业涉及到的两税对于烟草主产区的两税收入又是重头戏。因此，若能取消烟草业涉及到的两税在央地财政返还谈判中扮演的角色，就能有力削弱地方财政对烟草税收的依赖。
3.改变烟草消费税的征收环节，由现行的生产销售环节征收改到生产销售和零售两环节征收（针对上述2的另一种替换政策）。虽然在生产销售环节征收利于征管，但形成了烟草产区地方财政对烟草消费税的依赖。又基于我国现行消费是在生产销售环节征收，若征收烟草消费税完全依赖于零售环节既对征管造成不利，也易造成产大于销的烟草产区财政收入陡降。因而，采取折中的办法——生产销售环节和零售环节各按一定比例纳税，以增加的零售环节纳税来分担纳税总额中原本由生产销售环节纳的税，削减了烟草产区地方财政对烟草消费税的依赖。
4.中央地方税收返还机制以至财税体制亟需调整。围绕削减烟草主产区地方财政收入对烟草业的税收依赖所进行的改革并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减弱烟草业可观的税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扭曲，还烟农根据市场形势来自由选择种植农作物的权利。深究地方政府热切关心烟草业发展、高度看重烟草业税收的根本原因仍然是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财政困难，却又要履行发展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现阶段，我国的财税体制缺乏一级政府与一级税收的合理对应关系，地方政府缺乏自己固定的税种收入，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税收返还须逐级进行，往往时间相对滞后、数额难以保障。因而，一旦削减了地方财政从烟草业得到的收入后，短期内中央对地方的返还机制必须跟进，长期还将依靠于财税体制的调整。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财政“依赖烟草税收”的现象，才能确保地方政府有充足的财力提供充分、优质的公共服务。
参考文献：
[1]汪世贵，李保江.烟草行业“强者趋弱”的制度性梗阻.中国工业经济，2002，（4）.
[2]安仲文.我国烟叶税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税务研究，2008，（5）.
财政税收返还政策篇8
[关键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现状;问题及对策
[中图分类号]F23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0)09-0065-03
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建立在1994年分税制基础之上的。经过15年的运行得到不断完善,并形成了较为规范的体系。目前,主要由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三部分构成,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是为了弥补财政实力薄弱地区的财力缺口,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由地方政府统筹安排,它主要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其现状为:一是规模逐年扩大。2008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229456l亿元,相当于1994年2386亿元的9.62倍,年均增长17.55%,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8696.49亿元,相当于1994年136亿元的63.94倍,年均增幅高达34.58%。二是结构进一步优化。税收返还、财力性及专项转移支付结构从1994年的79.17:5.70:15.13到2005年时调整为36.11:33.24:30.65以及转变为2008年的18.66:37.90:43.44。三是优越性日益凸现。在总量持续增长和结构进一步优化后,一定程度上使地方财力不足得到弥补,并缩小了地区间的财力差异,促进了地区相对均衡发展。就2007年和2008年而言,地方本级支出来源于中央转移支付分别为36.7%和38%,尤其是西部落后地区分别高达54,1%和54.4%。
一、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
近年,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虽然在规模上不断扩大、结构上进一步优化、优越性作用日益凸现,对地区间横向和纵向均衡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促进了地区相对均衡发展,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原体制分配格局的延续,照顾了既得利益,离财政能力均等化目标还相差甚远。具体表现在:
一是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1994年我国引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来,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不论是外部结构,还是内部结构均不合理。其一,从转移支付外部结构看。近年来,虽然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在规模上不断扩大,但是在地方本级支出和全国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分别低于1994初始年,即在地方本级支出中的比重由1994年59.09%下降到2008年的46.59%;在全国财政支出中的比重由1994年41.19%下降到2008年的36.76%。其二,从转移支付内部结构看。近年内部结构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衡量,结构仍很不合理,专项转移支付比重仍居其首,财力性转移支付规模偏低。2008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达22945.61亿元,即税收返还4282.19亿元、财力性转移支付8696.49亿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3510.51)、专项转移支付9966.93亿元,虽三者结构18.66:37.90:43.44相对1994年的79.17:5.70:15.13进一步得到改观和优化。但2008年财力性转移支付仅37.90%,其中均等化作用较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仅为15.30%。
二是转移支付分配方式不合理。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为保证地方既得利益,引入了税收返还制度。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返还和所得税基数返还。1994年以来,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以1993年为基期年。返还数额在这个基数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各地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平均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所得税基数返还以2001年为基数,将所得税收入在中央和地方按6:4进行分享(其中2002年按5:5)。中央按“基数法”对地方税收返还从1994年1889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4282.19亿元,14年里约增长1.27倍,年均增幅仅为6.02%。远低于转移支付总体增长8.62倍和年均增幅17.55%的水平。可见,返还数额的测算,并没有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是建立在往年的基数基础之上,维护了较富裕地区的既得利益,没有充分发挥调节地区财力、平衡地区发展的作用,加剧了地区间财力分布的不均衡,导致“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分配格局。
三是转移支付拨付渠道不合理。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拨付链过长,在拨付环节过程中,导致所属县乡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补助被省、市各级克扣、截留、挪用、挤占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县乡财政困境。
四是专项配套制度不合理。我国转移支付制度对绝大多数社会事业发展项目的立项,仍以承诺县级财政配套资金到位为前提,没有考虑地方政府所拥有的配套能力,导致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更多的倾向于经济发达的富裕地区,而不发达地区若争取到该项资金,其后果之一必将加剧该地区的财政负担。如,2008年湖南省保靖县需专项配套资金6812万元,是本年度地方财政收入的78.79%。
五是转移支付制度立法不完善。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法律的支撑和保障,仅借助现有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进行规范和监督,缺乏法律权威性和统一性,客观上降低其决策和运作的民主性和规范性,使大量的转移支付资金在使用时游离于人大监督之外。2008年,审计署对我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体制运行状况进行了审计调查,其中发现13个省本级预算2007年仅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就少编2127.71亿元,占中央实际专项转移支付6898亿元的30.85%,可见。近1/3的专项转移支付没有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不但影响了预算的完整性,而且也脱离了人大和政府的有效监管,同时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地方政府也没有强硬的惩罚措施。
二、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对策
一是调整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在明确转移支付目的和意义的基础上,大力转变观念,改变1994年分税制以来通过税收返还维护地方既得利益的做法,建立在公式化基础之上的,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的转移支付体系。其一,全面取消税收返还。税收返还属于非均等化转移,它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相悖,按分税制的规定,这部分收入其性质属转移支付,为保改革前的地方利益,中央才将这部分收入以税收返还形式转让给地方,目前已具备取消税收返还的条件,并将其纳入一般性转移支付之中,强化财政均等化功能。其二,创新一般性转移支付并
提高其比重。优化原财力性转移支付,将具有专项用途的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县乡奖补转移支付、退耕还林转移支付归人专项转移支付,将原一般性转移支付改为均衡性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包括原财力性转移支付,进一步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其三,优化专项转移支付。将原专项转移支付中的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安全、一般公共服务等支出列入一般性转移支付之中。通过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取消税收返还制度,调整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之间的关系,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及资金规模,有利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二是创新转移支付分配方法,以“因素法”取代“基数法”。1994年分税制以来,我国转移支付分配方法尤其是税收返还。主要是建立在“基数法”之上的,维持了地方既得利益,导致地区间财力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目前,我国应依法确立以“收入能力一支出需求均衡拨款型”,即通过计算各地的理论收入能力和标准支出需求,来确定转移支付数额作为“因素法”计算模式。在确定影响我国财政收支的因素时,既要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财政能力的强弱,又要考虑到各地公共商品和服务支出成本的差异。选不易受到人为控制的、能反映各地收入能力和支出需要的客观性因素,如人口规模及密度、城市化程度、经济发展状况、财政收支状况、自然因素等,并以此确定各地的转移支付规模。从而减少在转移支付分配过程中的随意性,增强其透明度。
三是创新转移支付拨付渠道。中央对地方拨付转移支付和资金调度时,为避免地方政府在过多的财政管理层次中不被截留、挤占、克扣以及再分配等,应采取直接核算到各市县。尤其要在保持“行政管理体制不变,县级自我发展与加强管理的责任不变”的前提下,对“国扶县”推行转移支付“中央直管国扶县”财政管理体制,实施直拨到县。为缓解贫困地区财政困难,缩小地区问的财力差异,促进地区相对均衡发展,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财政税收返还政策篇9
一、改革现行财政体制的必要性
*市目前对县(市)区实行的财政管理体制是19*年中央对地方实行“分税制”后确立的,对促进全市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现行财政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发展的需要,改革势在必行。
首先,改革现行财政体制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现行财政体制主要是按照企业隶属关系划分财政收入级次、实行分级管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投资主体逐渐多元化,税收混级混库现象不断发生,导致利益分配不合理,影响了基层政府为企业服务的积极性,影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投资环境的优化。
其次,改革现行财政体制是依法治税、依法理财的现实要求。现行财政体制上下级缺乏共同的利益关系,区域之间为拉税源、争税收,竞相提供税收返还等优惠政策,导致财政收入的流失,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必须合理确定上下级之间、区域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和分配办法,加强税收征管,充分发挥财政税收的经济调节职能,促进经济发展。
第三,改革现行财政体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合理调整财政、税收等相关政策措施,完善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坚持以人为本,调动各级积极性,促进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协调发展,是财政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财政体制改革的整体目标
这次财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按照国家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规范税基管理,建立属地化税收征管体制,实现财政、税务、金库、工商等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对税源的动态管理,解决预算级次界定难、混级混库等问题;理顺市与县(市)区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既能保证县(市)区的合理既得利益,又能增强市、县两级宏观调控能力,调动各级发展经济、培植财源、增收节支的积极性;最终达到保障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间协调发展的目的。
三、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
(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则。鼓励各级政府为企业提供服务,优化投资环境,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
(二)符合国家财政体制改革方向,保持政策相对稳定的原则。在中央和省现行财政管理体制的框架内,结合*市实际设计改革方案,如国家政策没有重大调整,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
(三)实行税收属地管理,加强税收征管的原则。税收按属地征收,同时按实现地划分归属,有利于有效防止税源交叉、混级混库等问题,降低税收成本。
(四)明确划分管理区域,有利于规划控制和实施的原则。按照城市规划的总体要求,从全市发展大局出发,充分考虑高新区和经济开发区未来发展需要,明确高新区和经济开发区的税收管理范围和财政体制。
(五)财权与事权相结合,有利于加强城市管理的原则。统筹考虑财税管理与城市管理和其它社会事务管理,与事权相适应,下放部分财权,调动各区管理社会事务的积极性。
(六)统一政策、规范操作,特殊问题区别对待的原则。整体上全市划分为县和区(含开发区)两类分别管理,各自实行统一政策。根据县区的实际,特殊问题,区别对待,以利于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七)实行增量分享,保证县(市)区合理既得利益的原则。保留县(市)区基期合理既得利益,增量部分市与县(市)区分税分享,因收入规模变化对财力的影响,通过体制补助、专项上解等方式合理调整。
(八)增强市级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防范改革风险的原则。对全市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的大企业、困难企业和特殊行业的地方税收作为市级收入,以支持龙头企业形成产业链和特困企业解困促进全市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九)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税收增长激励机制的原则。对税源合理流动、连锁店税收分享、企业所在地政府服务管理费用等实行转移支付。分享收入增长与对县(市)区奖励挂钩,鼓励主体税种稳定快速增长。
(十)基数测算公正公平,方案设计公开透明的原则。调整税源交叉、混级混库形成的不合理收入,公平合理的确定各级收入基数,充分听取有关部门和县(市)区的意见,调动各方面参与、支持改革的积极性。
四、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一)收入划分
1.市级固定收入:省地税局直属分局地方税收;跨地区分享所得税;少数大型企业和特殊行业、企业的地方税收,包括:钢铁、烟草、电力、石化、通信五大行业的12个重点企业;重汽集团、小鸭集团、大易造纸、轻骑集团4个税源波动大、需市重点扶持的企业集团所属骨干企业;福彩中心、体彩中心2户特殊税源。(纳入市级征管企业名单见附件一)
2.市与县(市)区共享收入及分享比例
(1)增值税25%部分(不含中央四大部门企业上缴部分)、营业税(地方分享80%部分)、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32%部分)、个人所得税(地方分享40%部分)、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契税,市按区、县(市)两个类型管理,各自执行统一分享比例。市与历下区、市中区、天桥区、槐荫区、历城区、长清区、高新开发区实行四、六分享,即:市分享40%,区分享60%;市与平阴县、济阳县、商河县、章丘市实行二、八分享,即:市分享20%,县(市)分享80%。
(2)城建税。以各县(市)区城建税原体制范围收入占新体制范围收入的比重作为分享比例,实行一县(市、区)一率与市分享。
(3)城市教育费附加收入。历下、市中、天桥、槐荫四区,以中小学学生数和学校数作为调整因素,计算出各区的教育费附加标准支出,其占市级教育费附加收入的比重作为各区分享比例,一区一率与市分享。高新开发区以四区教育费附加标准支出为参考,计算出其标准支出数,其占新体制范围内教育费附加收入的比重,作为其分享比例。其余县(市)区,以其教育费附加原体制范围收入占新体制范围收入的比重作为分享比例,实行一县(市、区)一率与市分享。
城建税、教育费附加收入日收、缴库可按照其他分享税种的统一分享比例入库,市财政按月根据各县(市)区的应分享比例和实际入库情况计算各自应分享数额,及时调整库款,年终一并通过体制结算由县(市)区上解或由市补助。两项收入的分享比例今后根据各级事权变化情况进行调整。
3.县(市)区固定收入:土地增值税、资源税、印花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车船牌照税、农业税、耕地占用税、屠宰税。
4.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排污费收入、城市水资源费收入、其他收入、国有资产经营收益等,仍按原体制规定实行分级管理,分别作为市级、县(市)区级预算收入。
(二)收入基数调整和新老体制衔接
以20*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决算数为基础,调整混级混库收入,作为原体制收入基数。在此基础上调整原市级预算收入下划、税源交叉等因素,按新体制收入范围和分享比例计算出各县(市)区新体制的收入基数。新体制收入基数大于原体制收入基数的县(市)区,其差额部分作为基数上解市财政;新体制收入基数小于原体制收入基数的县(市)区,其差额部分由市财政按基数补助。同时按各县(市)区基期年财力占新体制范围收入的比重计算库款调度比例,以保证各级财政的资金调度。
原体制上划中央增值税、消费税增量1:0.3返还和体制上解递增5%的办法,在上级未改变办法之前继续执行。计算1:0.3税收返还的增值税基数按新口径进行调整。所得税、营业税上划返还基数继续保留。出口退税基数按新的收入范围进行调整,地方负担部分按增值税市、县分享比例分级承担,即:七区按收入范围内出口退增值税地方25%部分的60%承担15%,市按收入范围内出口退增值税地方25%部分的40%承担10%;四县(市)按收入范围内出口退增值税地方25%部分的80%承担20%,市按收入范围内出口退增值税地方25%部分的20%承担5%。
(三)高新开发区财政管理体制
1.市政府委托高新区代管8个村和出口加工区区域范围(见附件二):区域内实现的税收由高新区征收管理,社会管理方面的费用由高新区承担,实行封闭管理。分享税种市分享40%,高新区分享60%;实现的固定收入分别作为市本级、高新区收入。财政体制改革后缴入市本级国库部分,以20*年调整后入库数为基数,由市本级返还给高新区;原为市本级收入按新体制缴入高新区国库部分,以20*年调整后入库数为基数,由高新区上交市本级。
2.政策区区域范围:区域内实现的税收分别由历下区、历城区征收管理,社会管理方面的费用由两区分别承担。其中:原为高新区收入按新体制缴入市本级、历下区、历城区国库部分,以20*年调整后入库数为基数,由市本级和两区返还给高新区;原为市本级收入按新体制缴入历下区、历城区国库部分,以20*年调整后入库数为基数,两区上交市本级;原为历下区、历城区收入按新体制缴入市本级国库部分,以20*年调整后入库数为基数,市本级返还两区。
3.原集中新建区(科技城)区域范围:区域内实现的税收由高新区征收管理,社会管理方面的费用由历下区、历城区分别承担。原为历下区、历城区收入按新体制缴入市本级、高新区国库部分,由市本级和高新区以20*年调整后入库数为基数返还两区;原为市本级收入按新体制缴入高新区国库部分,以20*年调整后入库数为基数,高新区上交市本级;原为高新区收入按新体制缴入市本级国库部分,以20*年调整后入库数为基数,市本级返还高新区。
4.出口加工区发展及配套区域范围:在该区域范围内,高新区办理完用地手续的片区,实现的税收由高新区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并与市按体制规定分享。社会事务管理方面的费用由高新区承担,实行封闭管理。
5.高新区未来发展区域范围:在市政府确定的未来发展规划区域内,高新区办理用地手续之前,税收由所在区税务部门征收,并与市按体制规定分享。
办理用地手续之后,税收由高新区税务部门征收,并与市按体制规定分享,同时,按一定比例承担社会管理服务费用。所在区原收入,以办理用地手续年度的上年实际入库数为基数,由高新区返还所在区。
该区域开发建设任务完成后,高新区退出税收征管,不再承担社会事务管理费用,税收移交所在区征管。所在区与市按体制规定分享,以移交年度的上年实际入库数扣除高新区返还部分为基数,按一定比例递增返还高新区。
(四)经济开发区财政管理体制
位于长清区的*经济开发区范围,将其税收管理纳入区财政收支范围,按市对区的财政体制统一管理,财政预、决算作为区的一部分向区人代会报告。经济开发区范围内实现的地方税收,区分享部分要统筹考虑开发区建设和长清区发展的需要。资金使用情况经济开发区要定期向市政府报告。长清区、经济开发区要共同确保市下达财政收入增长指标的完成。
(五)配套措施
1.逐步消化税收混级混库因素。对因调整混级收入影响财力较大的县(市)区,采取市、县两级共同逐步消化的办法,四年内消化完。按调整额,20*年市补助80%,20*年市补助60%,2006年市补助40%,2007年市补助20%。
2.调节因收入规模变化对财力增量的影响。为减少财政体制改革对各县(市)区财力增量的影响,对改革后基期年收入规模缩小的县(市)区,市根据对财力增量的影响情况按一定比例给予补助;对改革后基期年收入规模扩大的县(市)区,市财政按一定比例收回原市级收入增量县(市)区分享部分。为保证各级20*年支出预算的实现,今年对上划增量大于下划增量的县(市)区,市给以专项补助;下划增量大于上划增量的县(市)区,通过体制结算专项上解市财政。
3.连锁店税收分享问题。体制改革后,保留各县(市)区对连锁店税收的合理分享,根据各分店销售报表营业收入所占比重计算各县(市)区应分享比例,市分享部分和税收集中入库县(市)区应分配给其他县(市)区部分,通过体制结算予以返还。
4.调动县(市)区对市保留企业服务、管理的积极性。从20*年起,市保留企业的地方税收(不含城建税、教育费附加收入)比上年增长部分,企业所在县(市)区分成10%,作为其对企业服务、管理方面的费用。
5.建立税源合理流动分享制度。对企业纳税主体迁移建立税源转移分享制度。迁移企业按经营所在地征收后,第一年按基数的80%返还迁出县(市)区,第二年返还50%,第三年返还30%,作为对迁出辖区的补偿。市保留企业改制、重组、迁移、设立分支机构、改变核算办法后,其地方税收仍为市级固定收入。
6.建立分享收入增长激励机制。分享收入是各级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为调动县(市)区增收的积极性,建立分享收入增长与奖励挂钩的激励机制。即:分享收入(不包括专项收入)增长幅度超过全市平均水平部分,按市分享额的20%至50%予以奖励。
7.明确临时性税收的征管办法。为防止税收流失和跑冒滴漏,临商税收、涉外预提所得税按税收实现地征管入库,房地产开发、建筑安装工程营业税按施工(开发)项目所在地缴纳税款,契税按纳税人所在地征管入库。
五、财政体制改革的几项配套工作
(一)建立财税信息网络,实现税源动态管理。在财政、税务、银行部门之间建立信息网络,实现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在此基础上开发财税收入动态管理系统,对纳税人登记信息和税收入库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实现税源动态监控,达到防止税收混级混库的目的。
(二)适应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完善税收征缴体制。为与新的财政体制相适应,税务部门的征管体制要做相应调整,实行按区域征收;国库部门要及时调整税收入库软件,保证税款按新的体制及时缴入各级国库。
(三)严格执行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今后,各县(市)区要严格执行国家财政、税收政策,不得自行出台税收优惠政策,为政府之间、企业之间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环境。
(四)体制执行和调整已入库税款。新的财政体制从20*年1月1日起执行,如遇中央、省进行财政体制改革,将结合*市实际进行调整。从20*年7月1日起,各级税务、财政、国库部门要按新的体制和分享比例组织征收、入库。20*年已按原体制征收入库的各项收入,要立即进行调整,并及时变更纳税登记、调整征收机关。库款调整过程中全市统一调度,以保证税款按新体制及时调整到位。
(五)调整收入计划。新体制执行后,市与各县(市)区要按照规定的收入范围和分享比例,结合政府下达给本级征收部门的收入任务和市政府下达各县(市)区的财政收入考核指标,对收入计划进行调整,并落实到税种以及征收部门。在收入计划调整中,下放和市保留企业税收任务按年初市本级收入预算分解落实,上划收入、县(市)区分享收入和固定收入按县(市)区政府安排任务分解落实。
(六)加强新体制运行的监督、分析,及时发现处理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在体制运行过程中,财政、税务、国库部门要与各县(市)区之间加强衔接配合,发现问题及时沟通,专题研究,合理解决。同时,对运行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分析,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完善、改进的办法。要通过利用税收动态管理系统加强对市保留企业税收变化情况的监控,防止在其改制、重组、迁移、改变核算办法过程中出现税源转移。
六、实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要求
(一)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加强领导,确保改革顺利进行。这次财政体制改革是*市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市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将产生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各县(市)区和市政府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统一思想,切实加强领导,采取有力措施,组织好改革的实施,不折不扣的落实好各项改革政策,确保改革顺利进行。
财政税收返还政策篇10
关键词：产业集聚区；税收政策；集聚效应
地方政府要利用税收政策扶持产业集聚区发展，除了要利用好现行税法的优惠政策外，还要在地方税种税收优惠、税收返还、税收援助等方面制定政策，帮助产业集聚区内企业成长壮大。课题组从税收优惠、税收返还、税收援助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地方政府扶持产业集聚区发展的税收政策。
一、税收优惠政策
我国税法规定，中央税和全国统一实行的地方税的立法权主要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只在地方税种的税率选择、税收减免等方面和部分税种的税收管理权方面享有一定的自。因而，地方政府要想利用税收政策发展产业集聚区，可采取的方法是利用中央政府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和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税收优惠政策这两种方法，在优惠方式方面可采用税率优惠、税基优惠、税额减免等多种优惠措施。虽然这些税收优惠可能会导致当前政府税收收入减少。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政府对企业的这些税收优惠能扶持企业成长，将来政府从这些发展壮大的企业所获得的税收收入要远远高于当前所减免的这些税收收入。课题组在研究地方政府扶持产业集聚区发展税收政策时，主要是根据优惠类型来阐述的。主要分为七个方面。
(一)资源利用的税收优惠
产业集聚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利用当地的优势资源。国家在制定资源税时，设计了差别税率制度，并赋予地方政府根据本辖区实际情况选择适用税率。资源税的开征具有调节作用，能够调节产业布局和促使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地方政府在发展产业集聚区时，可以对资源利用效率较高的企业采用低税率政策，强化产业集聚基础，增强产业集聚效应。
(二)产业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
产业税收优惠是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政策工具。因而国家在多个税种的征收中，都设计了产业税收优惠政策。在产业集聚区建设和发展时，地方政府要尽可能利用当地优势资源来发展国家提倡和鼓励的产业。从而帮助企业寻求产业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税负。比如，在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等税种中，都对高新技术产业制定了大量的优惠政策；金融危机后，国家了十个产业振兴规划纲要，在税收法规中对这十个产业也提出了不同的优惠措施，比如物流业在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中都享有较多的优惠政策。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也可以对国家提倡和鼓励的产业，在地方税种方面制定优惠措施，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资源税、城建税等方面都可以适当减免税收，以扶持这些产业的企业发展。
(三)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税收优惠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政府十分重视技术创新与科技进步，鼓励企业研发与应用新技术、新工艺。中央政府在设计企业所得税与营业税时，都对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设计了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的年度技术研发费用在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可以加计扣除50％；形成无形资产的研发费用，可以按照研发费用的150％进行摊销。地方政府在建设和发展产业集聚区时，应该鼓励企业技术研发和技术创新，藉此促进整个产业集聚区内同行业企业的共同发展。提升产业层次与产品质量。地方政府可在落实中央政府关于技术创新与科技进步的税收优惠政策之余，在城建税、印花税、资源税等方面予以税收优惠。
(四)环保项目与节能项目的税收优惠
环保项目与节能项目在减轻资源压力与环境保护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意义，因而国家对环保项目、节能项目与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制定了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国家对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在设备购进、增值税即征即退、企业所得税减免等方面都制定有明确的优惠措施，地方政府要认真落实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使产业集聚区内企业能够切实享受到这些税收优惠，减轻税收负担。此外，地方政府可以对这些环保项目与节能项目，在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城建税等地方税种方面予以税收优惠，鼓励产业集聚区内企业投资环保项目与技能项目，降低企业税收负担。
(五)固定资产方面的税收优惠
企业投资兴建新的工厂，可能需要建设大量的固定资产和占用大量的土地，这会给企业造成较大的投资压力，因而地方政府可以根据企业主营业务、投资规模、就业规模、环保状况、潜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指标，制定一个可以享受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涉及到固定资产税收优惠的标准，对于达到这些标准的企业，可对企业拥有的生产经营用的厂房、占用土地等固定资产，在征收房产税、契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方面予以税收减免，降低产业集聚区内企业的经营负担，提高其经营效益，还利于企业。
(六)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税收优惠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本应由政府提供，但由于政府财力限制或决策程序限制，使得一部分公共基础设施难以及时到位。这就给企业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空间。凡是企业参与建设产业集聚区内公共基础设施的，政府可以予以相关的税收优惠。比如，凡是企业建设垃圾处理中心或污水处理中心的，政府可以免征相关项目的营业税，其项目所占土地和建筑可以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
(七)中小企业税收优惠
世界各国政府都有对中小企业的扶助政策，包括税收优惠政策。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也对小型微利企业给予税率优惠。产业集聚区内企业多数都是中小型企业，地方政府应该在地方税种方面对优质中小企业进行税收优惠，可以包括资源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建税等方面的减免。
二、税收返还政策
税收返还政策在产业集聚区建设和发展中拥有很大的适用空间。虽然多数税种属于中央税或中央地方共享税，其税收征纳权在国税系统，但是地方政府可以在地方税以及中央地方共享税的地方分享部分中，拿出一部分返还给产业集聚区内的优质企业，减轻这些企业的税收负担，增强产业集聚区的吸引力。税收返还政策可以包括按期返还和按超额部分返还两种措施。
(一)在优惠期内地方政府按照所分享的税收收入的一定比例返还给企业
在我国吸引外资企业到我国投资时，我国往往给予外资企业“两免三减半”或“三免三减半”的优惠措施，这是一种税收优惠期内减免税额的优惠政策。地方政府在吸引外地企业到本地产业集聚区内投资建厂时，可以借鉴国家的这种税收优惠期政策。在一定的优惠期内，地方政府可以按照企业上缴税收中地方政府所分享部分的一定比例将税收返还给该企业，使得该企业上缴税收越多，所享受到的税收返还额越多，降低企业税收负担。优惠期满后。政府可以采用按超额部分返还税收政策或不再给予税收返还政策。
(二)企业上缴税收达到一定规模后，地方政府可以将超过规模标准的税收按比例返还给企业
优惠期满后，若地方政府还想进一步增强产业集聚区的集聚
效应，可以采用按超额部分返还税收的政策。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一个享受税收返还政策的标准，凡是年度上缴税收超过一定规模的，超过部分的税收，地方政府可以按比例返还给企业，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扶持企业发展。
三、税收援助政策
这里所讲的税收援助政策是指政府或征税机关对于企业提供纳税帮助，不包括税收优惠政策。企业纳税必须按照税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缴纳，技术性较强，这为纳税机关为企业提供税收援助服务留下了空间。税收援助政策包括纳税实务培训与咨询、税收筹划、为投资决策提供涉税信息服务等几个方面。
(一)政府为企业提供纳税实务培训与咨询服务
最近几年，是我国税法变革较为激烈的时期，处于由旧的税法体系向更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税法体系转变的关键时期。税法的大幅度变化，为企业纳税增添了不少困难。地方政府为吸引外地企业到本地产业集聚区投资设厂，由政府(主要是当地税务机关)为企业免费提供纳税实务培训或纳税咨询，提高企业会计人员按照税法规定程序按时、高效地缴纳税款，方便企业财务管理与经营，是一项具有吸引力的政府增值服务项目。当税法出现变化时，征税机关要及时向各企业传达与解读税收政策变化，协助企业财务人员熟悉新的税法与征税程序，为企业纳税提供培训与咨询，是政府的义务，也是政府的有效便民措施。
(二)政府鼓励企业进行合理税收筹划
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按照税法准则，通过合理地策划与安排企业生产运营活动，达到合法节税的目的。税收筹划不同于偷税漏税，它是在税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纳税人通过对生产运营活动的策划和重新设计来达到合法节税的。税收筹划既不违法，又能帮助企业降低税收负担。很多企业有进行税收筹划的愿望，但是不具备进行税收筹划的能力。政府应当通过对企业进行税法解读与培训，帮助企业进行税收筹划，使企业合理节税，降低税收负担，这也是当地能够吸引企业前来投资建厂的独具特色的招商引资措施。产业集聚区是同类产业或相近的几类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集聚区内的企业业务相近，这使得税收筹划能够取得更为明显的节税效益。对企业而言十分具有吸引力。
(三)政府为企业投资决策提供涉税信息服务
企业的任何投资都会涉及到税收问题，税收成为投资决策重要的影响因素。比如当前企业并购时，就要考虑税收对并购方式的影响，从而选择税收成本最低的并购方式来进行企业并购。政府应在产业集聚区建设和发展中，成立专门的税收服务机构，为企业投资决策提供涉税信息服务，使得企业在参考相关涉税信息后，制定更加有效的正确的投资决策，降低投资风险与投资成本。
总之，税收负担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地方政府若要强化产业集聚区的集聚力，就必须尽可能地降低企业税收负担。而我国的税收立法权与主要税种的优惠决定权都集中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只有充分利用中央政府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并辅之以地方税种优惠，才能从税收政策方面扶持产业集聚区的建设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杨贞，李剑力，河南产业集聚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9(6)31-35
[2]李志平，白庆华，大都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形成机理研究，现代管理科学，2008(2)：13-15
[3]刘世锦，产业集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浙江经济，2003(13)：4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