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担保系统方案篇1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维护金融安全是人民法院执行机构的重要职责。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江都地区企业和个人通过向金融机构贷款进行融资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动向，涉金融执行案件已经成为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近年来，江都法院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充分发挥司法职能，创新执行工作方法，依法妥善处理涉金融执行案件，不断优化全区金融环境。本文即以江都法院涉金融案件执行情况为研究基点展开实证分析，寻求金融纠纷执行工作的共性路径，希冀对金融纠纷司法工作制度改革有所启示。
一、江都法院涉金融执行案件的情况统计
20__年以来，江都法院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5330件，涉银行金融机构案件402件，占比7.54%。其中工商银行18件、建设银行21件、农业银行13件、中国银行13件、邮储银行139件、江都农村商业银行173件、其他银行25件。案件平均执行期限74.9天，已结220件，未结182件，案件执结率54.7%。
值得注意的是，担保公司、贷款公司等作为融资新渠道，因具有贷款门槛较低、操作灵活、手续便捷等特点，对融资相对困难、急需使用资金的贷款者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新型金融机构成为新兴的执行案件主体，近三年来新收案件呈增量趋势。具体表现在：
1、小额贷款公司：江都市合利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江都市沿江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江都市永利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江都市滨江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等共计42件。
2、担保公司：江苏龙诚担保有限公司、江都市华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扬州龙益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江都市晶鑫担保有限公司、扬州市江淮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等共计37件。
3、农村资金互助社：江都市武坚兴业资金互助合作社、扬州市江都区郭村利民农民资金互助专业合作社等共计7件。
二、江都法院涉金融执行案件基本特点
（一）申请主体以商业银行为主，新型金融机构为辅
商业银行是市场经济中流通货币的主要控制主体，江都法院受理的以商业银行为申请人的执行案件较多，案件占比82.38%，另一方面，因商业银行贷款手续较复杂、严格，一部分个人或小微企业倾向选择小额贷款公司，或通过担保公司的担保来申请贷款，但因新型金融机构金融经营管理经验不足，因而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新型金融机构为申请主体的涉金融执行案件。
（二）被执行人以中小私企和个人为主
涉金融执行案件被执行主体方面，除私企和私营业主外，受理案件中更多以个人为主。国家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个人自主创业，为此出台了很多政策对创业者予以融资帮助，个人为购房买车等生活大宗消费贷款也日趋普遍，致使大量中小企业或个人通过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而这一群体又存在抗风险能力弱的特点，一旦资金链出现问题，进而成为主要被执行人群体。
（三）执行依据以裁判文书为主，公证债权文书逐年增多
20__年至今，以公证债权文书为执行依据的共26件，呈逐年递增趋势。随着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公证债权文书作为在民事活动中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的重要作用日趋显现，其三大效力：证据效力、法律行为成立要件效力、强制执行效力，普遍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特别是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可直接进入法院执行程序，已成为越来越多当事人保障债权快速实现的首选。
（四）总体执行到位情况较好，但各类案件执行困难不一
涉金融执行案件在法院执行案件中比例逐年增长，且涉执行标的金额越来越大，特别是涉及被执行人为企业的案件往往金额巨大，影响面广。部分执行案件，双方达成和解或自动履行，能够较快地执行完毕，但也有一些案件，因担保的财产必须经过评估拍卖等法律程序，导致执行繁琐。10万左右小额贷款纠纷数量多，被执行人恶意躲避债务、下落不明而无法执行到位，执行难度反而加大。一些涉金融执行案件由于得不到执行而长期积压，已基本处于“坏账”状态，许多都不具备继续执行条件。
三、江都法院涉金融执行案件执行难点
（一）被执行人履行能力差或规避执行
部分企业主缺乏履行能力，有的企业因经营不善严重亏损，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或临近倒闭、破产边缘，无财产可供执行或可执行的财产价值较低。有的企业自觉履行债务观念淡薄，认为金融欠账是普遍现象，不愿自觉履行。有的企业诚信度差，存在“有借无还”心理，财务制度不健全，资金运行基本在私人账户走账，财务混同，导致不便于执行。部分欠债个人巨额债务缠身，恶意逃避债务，下落不明或转移、隐藏财产。
（二）执行周期长，抵押财产难以变现
涉金融案件到执行阶段，大多数被执行人都无力偿还借款，而金融机构又基本上以资金回收方式来实现债权，就不可避免的要对抵押财产进行处置，但是财产实际变现往往复杂漫长。这主要体现在不动产（如房屋、机器设备等）评估、拍卖都有一定的时间规定，如遇三次流拍、变卖程序等，导致当事人诉累。而动产（如车辆）长时间搁置，势必会造成贬值而难以变现。加之房产、土地使用权等担保物权受到社会关系、利益纠葛、历史矛盾诸多条件的制约，比如涉及企业职工安置、产权纠纷、买卖不破租赁等，即使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了抵押登记，抵押权仍实现困难。
（三）执行阶段文书送达困难，滞后执行进程
江都法院受理金融案件审理期间
公告送达居多，执行环节送达难问题突出。有的被执行人人数多，包括借款人、抵押人、保证人等，住所地分散，甚至跨省，送达难度大。相关义务人诚信缺失，在合同履行期间变更联系地址和联系方式后未及时告知银行，更有甚者采取变更联系地址和联系方式的手段给银行追索债务设置障碍。加之银行防范意识不强，合同约定信息不明，银行不能提供准确的送达地址，给法院执行程序推进设置障碍。
（四）金融机构风险意识不强，对贷款审查监管不严
金融借款担保流于形式，对担保的设立审查不实不细，在审查中可能未发现抵押财产存在权属争议，或无产权证也予以审批，抵押物因存在重复抵押等严重瑕疵而难以执行。有的担保人根本不符合担保条件，仅仅靠多人联保来形式保证。部分金融机构缺乏后期对贷款资金运作情况的有效监管以及对贷款方资信的正确评估，致使有的专项贷款被挪作他用，或被转借他人，增加了执行风险。有的金融机构案件逾期不，有的在诉讼时未申请财产保全，使得借款人趁机转移财产而丧失执行良机。新型金融机构对贷款资格的审查与商业银行相比较宽松，审批更为疏漏。
（五）金融机构配合执行不力
金融机构作为申请人，不能有效协助执行人员开展执行工作或履行自己的法定配合义务，对于被执行人的财产，有抵押权的商业银行享有优先受偿权，在被执行人有多个债权人时，因逾期时间越长，利息越多，商业银行就会在申请执行后，出于利润考虑，不急于要求被执行人立即偿还，或因享有抵押权而怠于行使，一旦出现新情况将对自身权益维护产生影响，并导致其他债权人案件执行陷入困境。有的金融机构对企业帐号管理混乱，多头开户，虚实难辨，给法院查询、冻结当事人款项造成很大困难。
四、江都法院涉金融案件主要执行举措
（一）建立金融案件的"绿色执行"机制
自近几年金融案件大量涌入法院以来，院领导高度重视，密切关注，一旦发现批量案件，立案庭立即发出预警，执行局快速成立专案组，实行统一指挥，统一调配，全程监督，并在车辆保障、办案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从而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建立案件监测系统，指导各金融机构选择有代表性、有针对性、有执行能力的典型案件向法院报送，以便法院重点推动执行。对有干扰、有阻力的金融案件，通过采取提级执行、交叉执行等方法，确保金融案件的顺利执行。
（二）强化督导检查，注重执行实效
对梳理出的涉金融案件建立专门台账，对承办人、当事人、执行情况、未结原因等涉案内容进行动态统计，对一些重大疑难执行案件，积极争取政府、人大等部门的联动支持。积极推进网上司法拍卖工作，安排专人负责实施，入住淘宝司法拍卖平台。努力采取有威慑力的执行措施，不断加大金融案件执行力度，强化法律宣传，增强担保人的担保风险意识和履行意识。建立金融案件工作考核机制，严格落实定执行措施、定期限、定责任和领导包案的“三定一包”责任制，并纳入岗位目标考核，与案件绩效考评挂钩。针对被执行人企业亏损严重，“三角债”较多的状况，努力挖掘被执行人所享有的到期债权，通过执行第三人的财产来最大程度地弥补金融机构的损失。
（三）实行法院金融机构定期联席会议制度
20__年4月12日，江都法院在江都恒远集团召开与区金融机构首次联席座谈会，交流法院服务金融机构的工作情况，通报全区金融涉执动态、案件执法尺度、提示金融风险，帮助银行有效甄别客户信用状况，共同研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措施和处置重大金融风险的预案，联席会议具体召开时间和参会人员由双方商议确定。定期联席会议制度是江都法院积极探索涉金融案件执行新思路的有益尝试，旨在加强法院与金融机构的沟通交流，增进互信，扩大合作。
（四）确立联络员制度和信息交流共享系统
金融机构明确各自单位专门联络人员，统筹规划，做好日常具体工作的对接与沟通。通过建立个人账户共享系统、区域内企业与个人资产登记专向查询系统以及案件执行信息披露系统等方式，定期进行信息交流与反馈，促进共同发展和良性互动。法院不定期向金融机构提供“老赖”名单，指导金融机构正确使用法院执行信息，防范信贷风险，协助建立银行业法律人才库，充分发挥银行业法律工作者的集体智慧和专业特长，以调动利用行业整体力量，集中研究分析银行业发展中遇到的金融法律难题。
（五）涉金融案件集中执行专项活动
2014年3月22日清晨，江都法院在“春季突击执行月”系列活动中，对全区各乡镇涉及江都农村商业银行的39件批量仲裁案件优先开展专项清理，院领导高度关注，协调人力物力保障，全程指导活动开展。突击行动共集中谈话12人，均已主动履行还款义务或达成执行和解，并邀请江都电视台记者对法院向被执行人进行专题教育谈话过程进行跟踪拍摄，整个活动动作快、力度大、范围广、威慑强，向全区“老赖”们发出了铁腕执行的强硬信号。
（六）闹市口公开曝光老赖
江都法院为促使涉金融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法将15名被执行人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并统一向社会公布。在江都区广厦青年城闹市口巨幅电子显示屏上，每天早中晚连续滚动播放老赖执行信息并根据履行状况动态调整。着力构建“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制度，将“老赖”信息向社会定期全面公布，并依托社会征信体系推出定向通报制度，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进行信用惩戒，有力维护社会诚信。
（七）加强司法调研建议工作
江都法院注重司法研判，对金融案件执行中发现的金融管理和业务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风险隐患，专门组织执行人员进行调研，深挖原因，提出对策，并通过司法建议的方式及时反馈给金融机构，从加大资信考察力度、探索多元化担保方式、加强对信贷人员的培训管理、金融维权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帮助完善区域金融制度、堵塞经营管理漏洞，从源头上提高金融风险防范水平，维护全区金融市场安全稳定。
五、涉金融执行案件的建议
规范和维护金融秩序是法院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充分发挥职能服务发展大局的重要抓手。涉金融案件执行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司法工程，需要从以下几方面通力合作，持续努力才能逐步加以完善。
（一）金融机构规范信贷运作
金融机构要严把放贷关，从源头上加强预防，严格审查贷款方的资信证件，并深入进行实地考查。严格审查担保方的担保资格和抵押物的情况，杜绝担保的形式化，随时加以了解掌握，以便及时发现问题，请求法律保护。逐步建立贷款风险控制体系，规范借款合同的格式条款，减少盲目放贷，及时跟踪调查和分析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发现问题即时处理，提高银行对贷款风险的预警能力和规避能力。加强对信贷人员的管理和约束，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全面提高员工法律素质和安全意识。探索信贷变现方式，丰富以资产使用权抵债、资产抵债返租、企业整体承包经营、收益抵债、债权转股权等多元化资产处置途径。
（二）科学推进案件执行进程
执行部门加强向党委、人大的请示汇报和与政府各部门的协调配合，适时成立金融案件联合清理小组，形成执行合力，对执行中重大案件共同研究，集体处理。法院统筹资源，集中优势，强化力度，有计划地对金融案件进行专项执行。在法院内部成立专门的金融案件执行组织，制定行之有效的特色执行方法，以统一的标准规范指导执行工作，减少金融案件执行的盲目性，最大化提高执行效能，使案件的执行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强化诉讼救济措施，主动引导诉讼保全，规范司法拍卖流程，合理分配利益格局，创新执行方法，开展悬赏举报活动，采取网上公告、媒体曝光等手段促进执行工作的社会化和信息化。
（三）构建社会征信体系
法院与金融部门共同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有效利用各种媒介，倡导金融市场诚实信用风尚，积极营造遵纪守法的金融交易氛围。实施“阳光信贷”工程，推行贷款定期公示和核对制度，建立金融信用档案，内容涵盖裁判文书、执行进展、借贷合同、房屋抵押等案件资讯，构筑统一的信用服务平台，方便社会人士动态查询、监控。积极拓展执行视野，传导执行舆情，法院对新类型金融纠纷案件潜藏的新挑战进行前瞻性研判，主动向社会公布金融消费指南、金融维权白皮书、金融审执典型案例等，以反映区域金融市场发展的最新风向，能动释放司法对明晰金融交易规则、促进金融市场合规运营的规范引领与价值导向功能。
融资担保系统方案篇2
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体现的不仅是监管者,更是美国的民众、法律界和学术界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全面反思。作为美国金融监管史上的里程碑,法案不仅标志着美国金融体系“去监管化”的结束,也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树立了新的标准。
法案的由来与构成
美国政府于2009年6月公布了名为《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的改革方案,众议院和参议院针对该法案各自提交了详细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12月,众议院通过了全面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2010年5月,参议院通过了多德(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提交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6月底,两院协商的最终法案以参议院通过的监管改革法案为基础,并加入了一些众议院提出的条款。7月21日,奥巴马总统签署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即《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2010》。
这个法案由16部分构成,共2800多页,对银行、对冲基金、信贷评级机构、交易商、投资咨询机构、上市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运行规则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与修订。此外,法案要求监管者进一步制订243项规则,进行67个领域的研究和定期22份报告。
法案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高金融系统稳定性;第二,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欺骗与掠夺;第三,采纳“沃尔克规则”,限制大型金融机构的投机易,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
法案设立了新的金融监管机构。法案决定设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消费者金融保护局、金融研究办公室和联邦保险办公室,法案还要求撤销储蓄监理署,将其监管权力移交给货币监理署。
法案的主要内容
强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性,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金融危机后,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成为广泛共识,新法案将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负责系统性风险的识别与监管。
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的职责是关注、识别、监控大型复杂金融公司的系统性风险,以及与此相关的金融产品和业务。委员会有权决定哪些金融机构可能对金融稳定产生系统性影响,并向联邦储备委员会建议加强对其的监管。得到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三分之二的投票通过,即可批准联邦储备委员会分拆大型复杂金融机构,或剥离其子公司,金融稳定监管委员须接受政府问责办公室的审计。
为了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控,法案还决定在财政部设立新的金融研究办公室,负责搜集金融数据和经济分析。金融研究办公室每年对金融市场发展、金融稳定等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单独向国会汇报。
建立有序清算机制,终结“大而不倒”的现象。法案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财政部等在紧急情况下接管即将破产的大型金融机构的权力,从而不会再出现诸如雷曼兄弟公司无序破产及在争议中援助美国国际集团的“大而不倒”案例再次出现。
破产清算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美联储负总责。公众对金融机构的破产与清算享有知情权,财政部在金融机构进入清算程序后24小时内向国会汇报,60天内向公众公布。
为了使金融监管改革方案获得通过,法案规定大型金融机构提前做出风险拨备,以防止倒闭对纳税人造成的拖累。
加强消费者保护,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法案决定在美联储下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确保消费者及时得到关于住房按揭、信用卡和其他金融产品的准确信息,杜绝隐藏费用、掠夺和欺骗等违规行为。
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每年可动用约5亿美元的预算,而不需要国会的批准。有权对资产超过100亿美元的银行和信贷机构、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及所有与抵押贷款有关的机构进行检查。此外,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将加强联邦和州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法律,确保个人和机构公正、平等和非歧视地得到信贷。
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成立结束了消费者保护职能由多个机构共同承担,出现问题后又无人担责的问题。同时,法案强调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要加强与银行监管机构的合作,避免加重银行的负担。
扩大美联储权力,同时加强对美联储的审计。美联储作为美国央行,在金融监管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而该法案赋予了美联储更多监管的权力。
这些权力包括:(1)监管范围扩大到所有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金融机构,除银行控股公司外,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也被纳入监管范围。(2)取消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联合监管计划,由美联储接替行使对投资银行控股公司进行监管。(3)加强对系统性重要支付、交易和结算的监管,拓展其获取流动性的渠道。(4)修订美联储紧急贷款权力,增强美联储的危机反应能力。(5)对企业高管薪酬进行监督,确保高管薪酬制度不会造成对风险的过度追求。
加强对银行和互助储蓄机构的监管。鉴于储蓄与贷款行业支持过风险巨大的金融创新,并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挫,法案将撤销储蓄监理署,并将其权力移交给货币监理署。
法案保留了著名的“沃尔克规则”,但对其内容做了较大地松动。原来的规则限制商业银行的规模,规定单一金融机构在储蓄存款市场上所占份额不得超过10%,但是新法案没有对金融机构规模进行限制。
“沃尔克规则”规定存款受联邦担保的银行不能从事自营交易活动,但是新法案规定银行可保留自营交易业务,允许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但资金规模不得高于自身一级资本的3%。
在衍生品交易方面,法案要求银行等控股公司将农产品掉期、能源掉期和多数金属掉期等风险最大的衍生品交易业务拆分到附属公司,其自身可保留利率掉期、外汇掉期和金银掉期等业务。
加强对衍生品和对冲基金的监管。法案要求进一步提高衍生品交易市场的透明度,交易由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共同监管。
但是,如果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不能就某项监管达成一致,则由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作出最终裁决。衍生品交易要进入交易所市场或电子交易系统,监管者需要提高对大型互换头寸的资本要求,限制某些不合规的交易。
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监管,结束“影子金融体系”,弥补监管空白。大型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和投资顾问机构必须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并向其提供交易信息和资产组合信息,从而对其系统性风险进行评估,证券交易委员会将此信息定期向国会汇报。通过提高监管要求中的资产门槛,增强州政府监管部门对对冲基金的监管权力,如果对冲基金具有大规模风险或特殊风险,将同时接受美联储的系统风险监管。
进行抵押贷款改革。此次金融危机始于次级贷款危机,因此,加强对抵押贷款的改革成为本法案的重点之一。
法案为住房抵押贷款制定了新的全国最低风险标准,首次要求贷款发放银行严格核实借款人的收入、信用记录和工作状况,以确保借款人确实有能力偿还住房贷款。
法案严禁银行为让经纪商引导借款人举借高息贷款而向经纪商支付佣金,禁止银行对提前偿还贷款的行为进行惩罚。法案要求对不负责任的贷款建立惩罚机制,同时要求贷款人向消费者最大程度地披露其所需支付的抵押贷款的利率情况。
加强对信贷评级机构的监管,促进对投资者的保护。法案要求加强证监会对信贷评级机构的监管,在证券交易委员会下设立新的信贷评级机构办公室。
同时,法案要求证监会建立一个信用评级征信委员会,负责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发行结构性金融产品时安排较为可靠的信用评级服务机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切断衍生品及债券发行机构与评级机构之间的业务关联。
对于争议较大的付费评级,法案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确保信用评级费用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并有权取消“坏”评级机构的注册资格。法案还要求包括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内的机构开发自己的信用评级标准,避免仅依赖评级公司,同时允许投资者对不负责任的评级行为进行诉讼。
实施薪酬与公司治理改革。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在金融危机中饱受诟病,新法案赋予美联储对企业高管薪酬进行监督的权力,一旦发现薪酬制度使得企业过度追求高风险业务,美联储有权加以干预和阻止。
法案还扩大了股东在高管薪酬和“金降落伞”条款(一种对离职高管的激励机制)上的参与和调整权力,通过高管薪酬和“金降落伞”条款可以对公司的薪酬披露进行检查,并对公司5年内的业绩与薪酬进行比较。法案要求监管者并实施金融行业的联合薪酬规则,监管机构可以强行中止金融机构不谨慎的薪酬方案,并要求金融机构披露薪酬结构中所有的激励要素。对于上市公司发放的错误的高管薪酬,证监会拥有对其的追索权。
成立全国性的保险业监管机构。目前,美国对保险业的监管更多的还停留在州政府监管层面上。新法案要求在财政部下新设联邦保险办公室,负责搜集保险行业信息,监管保险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暴露,并向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定期报告。
由银行承担证券化产品的部分风险。法案对“资产支持证券化”进行了重新定义,强调证券化资产的自我清算功能。
法案要求银行在出售类似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时需自担5%的信贷风险,出售商业抵押或其他类型资产时可承担少于5%的风险,但允许监管部门对符合某些最低标准的低风险抵押贷款予以监管豁免。法案要求证券化产品的发行者披露更多的资产信息,特别是打包资产的质量,确保他们不会向投资者出售“垃圾”产品。
法案的重要意义
尽管该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在某些方面仍不够完善,但其重要意义不容忽视。法案几乎涉及到了美国金融业的方方面面,在高管薪酬、风险交易、衍生品、消费信贷乃至贷记卡业务等方面都设定了新的运行规则和监管标准。
法案的通过标志着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自由主义”倡导下的全球金融监管放松的结束,加强对资本国内与国际流动的监管成为当前新的主题。同时,金融监管法案在加强监管力度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市场化原则,通过市场化手段加强监管成为本法案的主要亮点,如在政府部门接管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时,“不允许接管方成为该机构股东”的规定即表明政府部门不能过多参与市场经济活动。
该法案还强化了政府问责机制。虽然这种问责机制已在美国运行多年,且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向监管机构、立法机构、司法机关以及其他相关部门进行问责,但本法案在扩大监管部门权力的同时,进一步突出了政府问责的作用。无论是新成立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还是现在的美联储、证监会等监管机构,都要接受政府问责办公室的问责与审计,并定期向国会报告。
对法案的质疑与分析
对于新的金融监管法案,质疑和支持皆有,对其的质疑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对监管过度的质疑。该法案存在过度监管,可能会“扼杀”金融业发展。法案将催生许多问责性不强的新机构,有可能限制信贷,对银行业经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进而可能威胁到经济复苏,损害美国经济的竞争力。
对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质疑。在法案出台之前,多个监管机构都在履行消费者保护的职能,因此法案成立一个新的机构来进行消费者保护显得有些多余。同时,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监管范围过宽、权力过大,且有可能涉及消费者隐私。金融保护局限制了消费者对金融产品的选择,由于公司必须为遵守新规则和标准支付成本,这些成本极有可能被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从而增加消费者的相关成本。
对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效率的质疑。在实践中,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在促进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一致方面被寄予厚望,但只有5个机构组成的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却被认为效率低下。
此外,联合监管的目的是加强对指定金融公司的审慎监管,而此次金融危机显示,在实践中只需一套简单、直接而有力的法则来约束公司的系统性风险即可,尤其是在杠杆率和流动性监管方面更是如此。因此,只需要联邦储备委员会中的理事会作为综合的监管者,在强化规则基础上,通过资本和流动性监管就可以大大减少公司经营中面临的风险。
对真正引起危机的“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质疑。“房利美”和“房地美”是引起此次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但法案却并没有对其进行约束。对此,多德表示,“房利美”和“房地美”问题极其复杂,更稳妥的解决办法是未来对其进行单独立法管理。
对美联储目标多重化并承担最大系统性风险的质疑。法案强调了美联储在维持金融稳定、进行系统性风险监管方面的职责和权力,而质疑者认为,在危机发生时,美联储本身的监管效率已经备受质疑,因此其能否同时胜任监控系统性风险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仍有待确认和检验。
对法案在某些操作细节上的质疑。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和其他监管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控尚缺乏具体的工具和手段,对金融机构清算时境外分支机构如何通过美国政府的清算流程等还没有详细的规定。此外,法案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杠杆比例和流动性限制都没有具体的规定,这就为监管机构留下了“寻租”的空间。
对法案的简单评价
尽管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仍存在很多的质疑,但该法案必将对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监管产生深刻影响,成为全球又一轮金融监管改革的起点。它所倡导的“坚持监管的全面覆盖,把美联储打造为系统性风险监管者,加强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监管”的理念也必将被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
融资担保系统方案篇3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网络联保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小企业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达到60%，缴纳税收达到50%，外贸出口占68%，新产品研发占82%，特别是它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居民就业机会[1]。发展好中小企业对于中国经济健康成长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发展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在这些问题中，“融资难”、“难融资”首当其冲。融资困难已经成为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国内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途径相对单一，缺乏直接的市场融资渠道，据统计，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总量中主要依靠商业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的融资方式占到了50%以上。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缺乏担保等因素，银行往往存在惜贷的现象，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迫在眉睫。
二、主要经济体目前解决方案
目前，各国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时普遍采用成立担保机构的方式。
美国由政府全额拨款，成立SBa（theU.S.SmallBusinessadministration），为需要融资的中小企业提供担保。但这些得到担保的公司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例如：公司必须创造一定的工作岗位等。SBa并不是直接给中小企业贷款，而是对中小企业提供50%～85%的还款违约担保。
日本设立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协会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金库，并下设了相应的二级信用担保体系。日本的信用保证协会为委托企业提供担保并征收信用保证费，其担保年费率在0.7%～0.9%之间。1999年，信用保证协会共完成了1669584件担保，占中小企业数的27.2%，担保金额为419917亿日元，占中小企业贷款总额的12.1%，而同期日本中小企业三大政策性银行贷款总额只有287866亿日元，占中小企业贷款总额的8.3%[2]。
台湾地区成立了信保基金，信保基金的运作资金均来自于捐助，其中政府捐助占80.3%，有合作往来的银行捐助占19.1%，企业捐助占0.6%。截至2010年底，该基金共有运作资金新台币900亿元，目前已用去400多亿元。信保基金已累计协助31万家企业获得保证融资，总金额达新台币75000亿元。
我国第一家全国性专业信用担保机构——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成立于1993年11月。截止2000年底，全国已有近200个城市设立了信用担保机构。
三、陕西省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现状分析
（一）陕西担保机构的发展现状
借鉴以上发达经济体的担保模式进行分析，从陕西省现有的担保机构来看，以陕西省为例，截至2009年末，陕西全省注册担保机构仅300多家，仅相当于一个洛阳市的数量，其中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担保机构更是只有107户。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截至2009年，陕西省共有中小企业113万户，其中仅有2672户通过担保机构贷到款。这说明担保机构数量与中小企业对于担保的需求量之间严重不匹配。
（二）制约担保机构发展的因素
担保机构的资金利润率偏低制约了担保机构的发展。《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的指导意见》（国经贸中小企业[1999]540号）规定：“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担保收费标准一般控制在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50%以内”以及担保放大倍数“一般在10倍以内”。这样的规定限制了担保机构的盈利空间，担保机构2005年至2008年的年平均担保资金利润率只有1.6%～2.2%，而微利和亏损面持续保持在31.1%～43.78%之间[3]。这样，担保机构本身难以持续发展。
担保机构资金风险很高。担保机构风险偏高也制约了担保机构的发展。担保机构运营过程中存在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其中，内部风险包括管理风险、资本风险等，如担保机构资金不足、管理机制不健全都可导致内部风险。外部风险包括政策风险、中小企业经营风险等，这里着重强调中小企业经营风险。以西安某担保机构为例：该机构辛苦经营10年，挣了2000万利润。但2009年一笔业务就赔了1800万，等于将前十年的努力几乎全赔了进去[4]。
四、联保的优势与不足
（一）联保贷款的优势
“联保贷款”是指3～7户小企业自愿组成一个联合担保体（简称“联保小组”），联保小组成员之间协商确定授信额度，向银行联合申请授信，每个借款人均为联保小组其他所有借款人以多户联保形式，向银行申请借款而产生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银行将给予一定额度的授信业务。“联保贷款”无须抵押物，只要以联保小组的形式向银行申请贷款，就能获得贷款。也就是说，小企业原来已把抵押物用于向银行融资，也照样能申请“联保”的贷款业务。
传统的联保贷款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缺乏担保的问题，是比较有优势的融资途径，从目前联保贷款的使用案例来看，联保贷款的效果不错。以山东为例，对山东联保贷款发展较快的六县（市）进行调查，18个互助联保组织和244个成员企业配确定为调查对象，期限从2002年12月至2007年11月。据统计，五年间，当地互助联保贷款总额达8.14亿元，占总贷款额的9成以上[5]。
（二）联保贷款的不足
联保贷款虽然能够使很多不符合银行信贷条件的中小企业成功实现融资，但联保贷款也存在一些不足，如：联保贷款的中小企业自愿组成的联合体由地缘相近或彼此十分熟悉的厂商组成，这样限制了中小企业融资的范围。
五、网络联保的提出和应用
网络联保贷款是阿里巴巴与合作银行共同研发并服务于中小企业的贷款产品。联保贷款是一款不需要任何抵押的贷款产品，由3家或3家以上企业组成一个联合体，共同向银行申请贷款，同时企业之间实现风险共担。当联合体中有任意一家企业无法归还贷款，联合体其他企业需要共同替他偿还所有贷款本息。
网络联保有以下一些优点：
（一）网络联保无需抵押
网络联保是以阿里巴巴电子交易平台上的交易记录的诚信性作为担保的。阿里巴巴对公司的电子商务交易均有记录，这些记录就是进行网络担保信用审核的重要材料。
（二）网络担保的利率较低
网络担保的参考利率一般在6%～9%之间[6]，比较接近于央行公布的基准利率，远低于民间无抵押借贷。
（三）网络联保授信额度较高
其中阿里巴巴与建行合作开展的网络联保信贷，信贷额度为20万～500万元人民币，信贷期限最长为1年；工行开展的网络联保信贷，信贷额度最高为300万元人民币，信贷期限最长半年[7]。
截至2009年5月21日，阿里巴巴与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泰隆商业银行等合作，为注册地在上海、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台州、温州、金华、丽水、衢州、舟山地区及下辖的各县市的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
六、陕西省发展网络联保的建议
目前，阿里巴巴的网络联保只是局限于浙江的部分县市和上海市，但网络担保对于陕西省的借鉴意义确十分重要。陕西省目前有众多中小企业，截止2009年末，陕西省共有各类中小企业113万户，因此，大力发展网络联保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振兴中小企业经济的必由之路。对于发展网络联保有以下建议：
（一）陕西省要大力发展电子商务
陕西企业要打破传统观念，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并增加商机。企业可以通过全球化的电子商务市场来寻找价廉质优的商品及原材料，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对企业的影响。电子商务的发展是商业活动发展的趋势，以阿里巴巴为例，截止2010年9月30日，阿里巴巴的付费会员总数（包括中国万网在内）突破100万名①，阿里诚信通的发展为网络联保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因此，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尤其是诚信的电子商务交易能有效地推动网络联保的发展，这也使企业得到实惠。
（二）地方性的商业银行应该发挥自己服务地方经济的作用，与地方政府联合，同电子商务平台进行谈判，尽快将“网络联保”引进陕西
这样不仅可以使地方商业银行分享电子商务平台的诚信交易信息以降低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而且可以从日益增加的中小企业融资中获取更多收益。地方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要放低姿态，主动配合地方银行进行谈判，发挥政府的影响力，使“网络联保”这一新的融资方案尽快实现。
（三）阿里巴巴等电子商务平台在企业诚信档案建设过程中要借鉴银行系统对于客户的审查档案
银行对客户审查档案可信度更高，阿里巴巴借鉴银行系统的审查档案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增强诚信档案的可信性，更有利于中小企业在交易中得到信任；另一方面，这些档案与银行诚信档案相似，有利于银行对企业信用的优劣进行甄别，缩短了审查周期，降低银行交易成本，提高了放款速度，这样能为中小企业节约时间，有利于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
（四）银行要与阿里巴巴等电子商务平台紧密合作，建立适用于网络联保的信用评价体系
新的评价体系要立足于企业的交易诚信状况记录，同时加入企业资金使用状况。这些信用评价要能够在银行、电子商务平台和企业三者之间共享，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成本增加，提高网络联保平台的效率。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阿里巴巴（Corporation，港交所：1688）2010年第三季度报。
参考文献
[1]杨红梅.思路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n].国财经报，2009年5月26日008版.
[2]杜凯华.本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J].本问题研究，2007（2）.
[3]殷志军，朱发仓.用担保机构运行效率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科学，2011（1）.
[4]陕西全省担保额度仅抵成都一家公司业务量——4个故事背后的陕西省担保业现状[n].商报，2010年12月1日.
[5]彭江波.互助联保为基础构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J].融研究，2008（2）.
[6]郭登辉，成.于网络联保贷款方式的探究[J].融与经济，2010（2）.
融资担保系统方案篇4
（一）类金融机构接入征信系统是其拓展业务、防范信贷风险的内在需求类金融机构作为贷款零售企业，贷款对象一般是小微企业或个人，担保方式大多为信用方式，对借款人的信用状况的判定主要是采取与客户面谈或其财产进行核实的方式。随着业务需求量的扩大、经营范围的拓展，评估贷款对象的成本越来越高、难度越来越大，极大地增加了类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管理难度。同时，类金融机构如果贷前调查不充分，就会导致获得客户信息与商业银行获得信息不对称，存在多头授信的潜在风险，直接导致类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增加。类金融机构想要持续健康发展，在同业竞争和长远发展中占有优势，必须采取更加简便、有效、低成本地了解借款人信用状况的方式，因此接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便成为其首选方式，即通过征信系统中查询借款人信息，加深对借款人的了解，提高甄别效率，减少“信息租金”，降低贷款调查成本。而且对于类金融机构来说，将拖欠贷款的客户信息录入征信系统，还可以达到催收的目的，从机制上增强了对客户的约束力，保护类金融机构的利益。因此，从防控信贷风险、节约人力、降低贷前审查成本和欠款催收等方面来说，类金融机构接入征信系统已成为重要的内需动力。
（二）类金融机构接入征信系统是完善国家征信系统的现实要求按照国际惯例划分，社会信用包括金融部门的信用和非金融部门的信用，而非金融部门的信用是公共部门的信用和私人部门的信用，即非金融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之和。类金融机构作为商业性贷款组织，其发放贷款而形成的信用是社会信用的一部分。从发达国家征信系统看，征信系统数据库基本上涵盖了社会信用总量。相比之下，我国信用体系正在建立，已收集的企业、个人、社会信用数据还不能涵盖社会信用总量。类金融机构收集借款人的信用资料，是国家征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门，类金融机构加入征信系统，提供收集的借款人信用信息，使游离于征信系统之外的信贷数据进入系统中，有利于完善国家征信体系建设。
二、甘肃省类金融机构的基本情况、接入条件和接入意愿
（一）类金融机构基本情况截至2014年末，甘肃省共有小额贷款公司472家，已经开展业务的小贷公司基本利用自有资金（股本金）发放贷款。贷款主要以支持中小企业、城市居民、个体工商户为主，贷款发放采取联保、抵押、质押的担保方式；还款方式主要采取整贷整还、等额本息、按期还息、到期还本等多种形式。甘肃省辖内融资性担保公司共346家，担保客户主要为辖内中小企业、三农服务组织及其他创业人员包括下岗失业人员、大中专学生等群体。担保公司的业务主要有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兼营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截至2015年3月末，小额贷款公司累计发放贷款16521笔，合计145.53亿元，其中不良贷款（逾期）有0.25亿元。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220亿，支持中小企业担保业务数额达228.8亿元，累计担保中小企业1.3万余户，支持“三农经济”担保数额65.5亿元。
（二）类金融机构接入条件甘肃省大部分两类机构注册资本少，其中注册资本在5000万以下的小额贷款公司270家，占全部小额贷款公司的57.2%，融资性担保公司157家，占全部融资性担保机构的45.37%。大部分两类机构内控水平低，制度不健全，且内部管理松散，人员变动频繁，防范风险能力较弱，也没有征信相关的内控制度，对使用征信系统需要承担的责任及应尽的义务认识不足；技术力量相对薄弱，承担接入成本能力有限，所有机构均没有统一的信贷管理系统，无法实现信贷数据的自动提取，也不具备单独开发信贷系统和接口程序的技术能力，配置的电脑多用于文档处理、建立贷款发放及收回等方面的简单台账，或者进行财务管理，对接入征信系统所需的设备购置、系统开发、网络使用、系统维护等费用大部分机构表示难以承受。
（三）类金融机构接入意愿经过充分调查，甘肃省类金融机构普遍认为征信系统能够对信贷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依据，70%的类金融机构表示在办理贷前审查时要求客户提供由人民银行出具的个人或企业信用报告。从类金融机构接入意愿来看，50%的类金融机构对征信系统防范风险的功能具有较高的认知度，接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意愿强烈；25%的类金融机构其资本金小、业务量少，通过从合作的金融机构代为查询或者由客户提供从人民银行查询获取的信用报告即可满足公司对客户信用情况的了解需求，接入意愿一般；15%的类金融机构担心会出现逆向选择，即客户会选择没有接入征信系统的类金融机构进行融资或担保，以防出现不良信息而被记录，10%的类金融机构表示其客户大多都是熟人介绍而来，对客户的信誉表示放心，无需提供信用报告，共计25%的类金融机构接入意愿不积极。
三、甘肃省类金融机构接入征信系统模式的选择
（一）专线接入模式类金融机构通过租用专线直接接入到人民银行为类金融机构接入提供的专用路由器，人民银行各分支行可根据本地情况向类金融机构提供专线接入线路类型。在这种方式下，人民银行和类金融机构之间除了进行身份认证外，可以选择是否进行通讯数据加密。
（二）mpLSVpn接入模式人民银行通过专用路由器接入运营商mpLSVpn网络，类金融机构通过本地专线接入到运营商mpLSVpn网络，运营商通过Vpn配置实现人民银行与类金融机构的互联互通。在这种方式下，类金融机构和人民银行之间的通讯数据必须进行认证、加密。
（三）第三方机构接入模式类金融机构借助该第三方机构网络，在省会城市统一接入人民银行金融城域网。类金融机构通过租用专线或采用mpLSVpn等方式，在当地接入第三方机构，第三方机构通过专线接入到人民银行为类金融机构接入提供的专用路由器。
（四）互联网征信服务平台接入模式互联网征信服务平台（又称类金融机构互联网接入系统）通过互联网接入，类金融机构只需一台电脑、一条互联网线，无需其他环境、维护、升级投入便可以快速接入征信系统。互联网平台接入的优势：一是使用USBKeY+用户名+密码的形式，防止被他人伪造，确保了用户数据的28安全性。二是针对类金融机构业务人员流动性大、业务素质低的特点，互联网平台优化了在线填报规则，采用了直观的填报方式，重复内容无需反复填写，复杂计算由系统自动生成。三是互联网和征信系统内网实现物理隔离，每天定点实现两网数据交互，确保征信系统的安全性。四是类金融机构只需支付报数和查询用户所使用的USBKeY证书、认证服务和信用报告查询等费用，再无任何后期维护费用，接入成本低廉。五是互联网平台接入方式优化了类金融机构测试验收流程，缩短了时间周期。类金融机构只需参加人民银行举办的机构接入培训班，通过上机测试，便可以使用设定用户利用UKeY报数，存量数据报送结束后，即可开通查询权限，省略了测试验收的繁琐流程，极大地缩短了机构接入的时间。前三种模式是实行“一口接入”的传统做法，即以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为单位（以征信中心各省分中心为单位），构建类金融机构虚拟总部，通过运营商网络或自有设备对所有的类金融机构接入线路进行集中汇聚，最后和金融城域网实现一点接入。这种接入方式前期需要搭建专线连通，耗时长、投入大，且技术能力要求较高，众多类金融机构在算“经济账”时，觉得“性价比”较低。在充分考虑辖内两类机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从接入方式、成本费用、方便程度上对几种接入模式进行了比较，选择了接入方式简单易操作、成本低廉、查询方便的互联网接入方式，即“互联网平台报数、介质离线导入”的方式接入征信系统。
四、甘肃省类金融机构互联网接入征信系统的做法
（一）开展调研，确定方案征信中心甘肃分中心（以下简称甘肃分中心）组织全省人民银行对辖内类金融机构的经营情况、系统建设及网络条件、接入征信系统需求等情况进行全面的摸底调查。根据人民银行网络接入及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结合甘肃省类金融机构的现状和业务经营情况等，确定采取通过互联网征信服务平台接入征信系统的方式，并制定了详细的接入方案和工作流程，确定了工作任务和目标、明确了各部门职责分工。
（二）审核资格，完善制度征信中心甘肃分中心与省金融办、省工信委进过反复研究和讨论，筛选确定了接入征信系统的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名单。配合人总行做好机构和用户创建工作，指导类金融机构进一步建立健全内控管理制度，组织类金融机构梳理待报送的业务数据，为正式接入征信系统做好准备。
（三）组织培训，现场考核征信中心甘肃分中心组织举办了“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互联网接入征信系统试点培训班”，组织辖内首批试点接入的53家类金融机构业务人员共150多人参加了培训，并进行互联网接入系统数据上报操作培训和模拟训练，最后对类金融机构互联网在线录入上报数据的操作进行了现场考核，并为考核合格的类金融机构发放了USBKeY，开通了征信报数权限。
（四）畅通沟通渠道，加强监督指导设立了“征信系统接入答疑邮箱”、“咨询答疑专线”和“业务交流微信群”等，通过多种通讯手段及时为类金融机构的业务人员解答在数据录入、信用报告查询以及异议处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建立定期通报制度，做好省金融办、省工信委和人民银行三方沟通，提高类金融机构接入征信系统工作进度；建立联络员制度，人民银行和类金融机构指定专人负责机构征信系统接入的各项工作，互相加强沟通联系，确保上传下达。经过多措并举、大胆尝试，2014年8月底甘肃省第一批申请接入征信系统的53家类金融机构通过互联网平台正式接入征信系统。其中，小额贷款公司25家，企业信贷数据实录138笔，个人信贷数据实录2858笔；融资性担保公司28家，企业信贷数据实录1301笔，个人信贷数据实录2396笔。53家两类机构全部开通了查询权限。通过甘肃省类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接入征信系统的首家试点，有效验证了互联网接入的规则、性能以及接入流程，发现了接入后存在的问题，为该平台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运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五、类金融机构互联网接入征信系统的建议和启示
（一）采用择优选取的方式，适时接入征信系统类金融机构接入要坚持“模式开放、间接查询、稳步推进、风险可控”的原则，逐步扩大类金融机构接入覆盖面。应该对类金融机构接入征信系统提出明确的要求，如经营年限、贷款情况、资本金情况及经营状况等各项指标的标准，符合标准的类金融机构才可能接入征信系统。另外，坚持“先建立制度、先报送数据、后开通查询用户”的原则，综合考虑类金融机构的人力资源、网络条件和信息安全，根据小微型信贷机构数据上报的质量、网络运行等情况，适时开通征信系统查询用户，循序渐进，推动更多小微型信贷机构接入征信系统。
（二）尽早出台针对类金融机构征信管理与监督的规章制度征信主管部门应在《征信业管理条例》框架下尽早出台类金融机构接入征信系统的监督和指导性的征信法规或管理办法，对人员培训、上岗认证、日常维护管理、数据报送和异议处理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和要求，为基层征信管理部门执行监督管理职能提供法规和制度支撑，也使类金融机构在应用征信系统时有章可循。
（三）加强信息主体权益保护，保证系统信息安全在信息安全管理上，为防止其侵犯信息主体合法权益，在类金融机构接入系统前，监管部门应建立制度约束机制。一是人民银行、金融办、工信委等监管部门应根据类金融机构的特点，建立一整套严格的监控体系，切实保证当类金融机构因解散、破产等终止事项或者信息查询人员变动后，其征信系统查询权限、收集的信息等得到妥善处理。二是严格规定接入机构只能在审核企业或个人贷款申请、担保资格审核、贷后管理、信用卡发放等信贷业务的前提下查询，实行严格的用户管理，杜绝用户兼职和“公共用户”行为。同时，在查询信用报告前，要求类金融机构必须取得被查询人的书面授权，业务终止后，必须严格执行不得查询信用报告的相关规定。三是类金融机构对客户档案信息管理时，应参照商业银行档案管理办法，纸质档分类存放于档案室内，并根据贷款种类规定保存时间存放，以便于人民银行或国家司法机关需要时查看，对超过保存期，按照要求进行统一销毁；电子档存储于未连接互联网的独立计算机上，并安装防护软件，确保客户信息的安全。业务操作中，严格按照操作规范办理业务，明确岗位职能，实行岗位责任制，专岗专职、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四是类金融机构应引进培养计算机专业人员，在行业主管部门的统一指导下，提高业务处理电子信息化水平，做好征信系统的日常运行维护工作，防止因计算机故障或维修泄露数据信息。
（四）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保证征信系统数据质量为保证数据质量，征信管理部门可采用现场和非现场检查、限期整改、通报批评、追究有关责任人、暂停用户等方式，规范类金融机构的征信业务管理。加强与类金融机构监管部门的沟通协商，建立数据质量承诺制度，确保数据质量达到承诺标准。一是按照制度先行的原则，建立岗位责任、数据报送、核对纠改和异议处理等相关管理制度，强化对征信系统错误数据修改工作流程的管理，保证入库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并建立自上而下的双向反馈渠道和数据修改机制，将数据核对、数据纠改工作纳入日常业务考核。二是建立定期数据核对制度。保证类金融机构提供的数据与人民银行征信数据一致，发现错误数据及时纠改。
（五）完善征信系统互联网平台进一步完善互联网平台，通过为类金融机构提供在线录入、表格导入和接口上报等多种信息报送的方式，提高类金融机构数据报送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根据类金融机构业务特点和需要，尽量缩短查询结果反馈时间，满足类金融机构对信用报告时效性要求；在互联网平台增加人民银行监管统计功能，方便当地人民银行对辖内类金融机构数据报送、查询合规性进行监控和管理。
融资担保系统方案篇5
一、民间借贷融资担保之法律关系剖析
从目前法院受理的案件中，民间借贷融资关系中存在三方法律主体，分别为作为债权人的自然人、担保公司及有资金需求的企业。它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开始于企业因有融资担保需求向担保公司提出融资借贷担保申请；担保公司对其审核后，如同意为其提供担保，便向普通民众提出融资性担保借贷的要约邀请；自然人如愿意提供借款，即与担保公司签订担保合同并同企业签订借贷合同，向企业提供借贷。其中，自然人与担保公司的约定，主要为当被担保人（企业）不履行还款责任时，由担保公司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
二、民间借贷融资担保之风险剖析
随着金融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银行信贷额度从紧，部分商业性担保公司将业务从为企业进行融资贷款担保转向吸引普通民众为企业进行借贷投资中来，许多普通民众受部分担保公司高投资回报宣传的影响，在不具备相关常识的情况下盲目将资金向企业或个人进行借贷融资，引发了较高的风险性。
（一）担保公司内部运营、业务操作不规范引发的风险
就实践中遇到的案例，担保公司在内部运营中存在诸多的缺陷：
一是出资不实或者抽逃出资。部分担保公司为增加影响力，占领担保市场，会伪造出资或在出资后违法抽逃出资，这使得其自身承担风险的能力大大降低。有些担保公司甚至会利用客户资金进行自己融资以充填其注册资金，逃避相关部门的监管。
二是高利担保吸引投资资本。部分担保公司为吸引投资者，允诺自然人高额利息，以致借款企业或个人无力承担。
三是违法吸收公众资本。一些担保公司直接吸收公众的资金，然后再转贷于有需要的企业或个人，这些行为扰乱了我国的金融秩序，涉嫌非法集资，不仅违反国家的法律规范，其极有携款逃跑的可能性，此违规操作势必给投资的普通民众带来损失资金的风险。
四是以新贷养旧贷。在出现还款困难的情况下.一些担保公司采取用后续资金填补上一笔不良借贷，或协商让债权债务人签订延长还款期的合同。这种以新贷养旧贷的做法，极易形成恶意循环，给债权人带来风险。
（二）外部环境带来的风险
一是民间借贷隐患重重。从现行相关法律规定看，我国法律之认可和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但由于民间借贷是由债权人自行判断的行为，不可避免具有随意性和主观性，这就使得其成为一些人进行市场投机、攫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容易异化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那么为这些借贷提供担保的行为，其风险性不言而喻。
二是企业信用不足，承担责任能力有限。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其自身发展能力有限，自身资本有限再加上管理上的不规范，很容易带来企业经营上的困难，这也直接降低了其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同时在借贷中，如果借款利息过高，给其还款造成过大的压力，目前发生的许多企业主弃企逃跑的大多数是因为这个原因。
三是融资性担保相关法律供给不足。推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制度建设的法律体系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相关立法；第二类是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一些地方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这些是融资性担保法律规范的具体细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仍存在不足，主要是尚未制定专门的法律，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直接约束的现行规范效力层次低。
三、民间借贷融资担保风险之法律防范
随着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多方，民间借贷融资的风险及纠纷也会随之加大，在制度构建方面，对其进行风险防控已迫在眉睫。
（一）完善立法，加强法律制度供给
结合目前我国民间借贷案件高发，矛盾相对集中的情况，建议借鉴、比较国外的立法的基础上，应采取单行的立法模式，并尽快修订法律和规范之间的冲突。在此基础上制定针对关于融资性担保行业的专门法律规范，完善民间借贷融资性担保的法律体系，使其有完善的法治运行环境。
（二）引入监管机构，加强监管力度
在民间借贷融资担保隐患已经显现的情况下，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担保行业准入的监管，严格审批，把好担保行业发展的第一关口，力促担保行业规范化发展。在此基础上，建议可以成立明确统一的监督管理主体，落实监管责任制度，使得对担保公司的监督力度真正落实到位。
（三）加强法律引导，增强社会公众风险防范意识
融资担保系统方案篇6
(一)社会交易的需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交易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常规的担保方式选择空间小、程序适用复杂，且效率不高。在现实交易中，为了融资担保的便利与效率，很多企业在法定的担保方式外，以其他方式进行融资担保。特别是中小企业，为了获得小额资金，往往会采用转移财产权利的方法进行担保。让与担保是债务人或第三人为担保债务人的债务，将担保标的物的财产权转移于担保权人，而使担保权人在不超过担保之目的的范围内，取得担保标的物之财产权，在债务清偿后，标的物应返还于债务人或第三人的一种担保方式。社会需求是法律制度完善的不竭动力，新的法律关系需要新的法律制度调整。在证券交易领域，融资融券业务的发展，“买空”、“卖空”中出现的证券担保问题，亟须法律解决。融资融券作为一种新型的交易方式，其中担保关系的性质也与已有的担保有别，不能等同视之。这种担保方式是否能用“权利质权”和“信托理论”来解释，有待考量。我国证券领域，引入“买空”、“卖空”的信用交易机制，对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能轻易忽视，社会交易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
(二)私法理念的彰显
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的基本法，以私法自治为理念和原则，每个人都有依自己的意思从事法律行为的自由。从传统的民事立法来看，罗马法的私法最为发达。而我国的私法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民法是与普通大众生活最为密切的法律，若其严格限定民事主体的生活方式，不给他们一个自由的活动空间，那么社会必然是僵化的。个体通过行使意思自治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是合法的，其效力来源于意思自治的行使及法律秩序对其予以的认可。也即，私法自治是民事权利的来源或基础，但绝不是充分必要条件，民事权利还需要通过法律的认可，私法自治才能发挥应有的效力。针对我国现实生活中新出现的担保方式，《物权法》与《担保法》都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新型的担保方式出现争议，均按照违反“物权法定原则”而宣布无效，显然是对私法自治理念的抹杀。让与担保的出现，是社会交易效率化的一种体现，是适应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产物，同时也对解决融资融券中的担保问题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民事立法对新型担保方式进行规定，符合私法自治的应有之义。社会生活缺少的不是交易形式的创新，而是与时俱进的法律。只要获得法律秩序的充分认可，私法自治的设权行为就会产生类似造法的效力。充分彰显私法自治理念，是我国法治构建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二、让与担保与物权法定的冲突
物权法定原则对让与担保制度的理论构建和立法定位设置了障碍。让与担保与传统民法的理论和体系的冲突，不是一个法理问题，而是立法技术问题。
(一)理论上的冲突
物权法定是指物权的种类、内容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即禁止交易当事人创设法律之外的物权类型与内容。它起源于罗马法，后被大陆法系多数国家采用，是19世纪欧陆各国在民法典编纂运动中关于物权立法的基本原则，在物权法体系中居于枢纽地位。我国《物权法》第5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没有被法律所认可的物权类型，都不具有法律效力。典型的担保方式属于定限物权，是在所有权之外而且基于所有权之上的法定权利类型。而让与担保属于非典型担保，其直接让与标的物的所有权，这与建立在物的交换价值之上的传统担保理论相冲突。典型的担保物权都是转移标的物的交换价值，而让与担保是转移财产权利。两者基于的理念不同、设定目的不同，必然导致理论上的冲突。然而，物权类型固定限制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由，就成为物权法定原则的弊端。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是一成不变的，所有的制度设计更不是一劳永逸的。社会中新出现的交易方式不是固有物权类型就能完全调整的，需要制度的不断创新。让与担保虽属于非典型性担保，但是有存在的重要价值。融资融券中担保机制就是一例。对此，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即“信托说”、“权利质权说”和“让与担保说”。信托说虽然表面上是解决了理论上的争议，实则不然，其混淆了法律关系的性质。信托是一种财产管理委托关系，而在融资融券交易中，债权人在特殊情形下有处分债务人财产的权利。这与信托中受托人应实现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相悖。权利质权说也有其缺陷，质权只是转移质押物的占有而非所有权，但在融资融券中，实质上债权人对标的物是享有处分权的。此外，质押的办理程序繁琐，不利于证券效率化交易的需求。让与担保是权利转移型的担保，融资融券中的担保机制本质就是让与担保，债权人在债务人到期不能履行债务时或在必要情形下，可以直接出售担保的证券以避免损失。现行的法律没有规定让与担保，实乃考虑其与已有的担保类型相冲突，是理念固守的结果。
(二)体系上的冲突
在立法传统中，我国向来重视成文法典的编纂。特别是在近现代民事立法中，我国遵循潘德克吞学派的理念，恪守概念清晰和逻辑严谨的法律思维。民法体系中财产权包括物权和债权，一个是绝对权，一个是相对权。物权与债权两分的体系奠定了财产立法的基础，而物权法定原则更是物权与债权区分的标志。让与担保不是一个典型的担保物权，体系性不如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从近代《法国民法典》到《德国民法典》，体系结构追求严谨与完善，却都在法典中没有规定非典型性担保。如果立法规定让与担保制度，则会造成对民法固有体系的冲击。首先，在物权法体系内部，典型的担保物权以物的交换价值进行担保，而让与担保以财产权利为担保，这对物权法体系中所有权和定限物权两分的体系模式是个挑战。其次，在民法体系中，物权体系固定化、类型化，债的体系相对自由，让与担保进入物权法体系，必将导致原有体系的混乱。再次，造成制度的重合，我国立法已经规定动产抵押制度，让与担保制度与动产抵押制度功能上存在重合之处。最后，对融资融券中的担保机制单独定性，规定特定领域的让与担保，是否会造成立法的特殊化也值得思考。
三、让与担保与物权法定的协调
(一)物权法定原则的缓和
物权法定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如果僵化适用，那么物权法也必然固化而滞后于社会发展。人类的智慧与理性是有限的，立法者无法完全预见到未来社会发展的状况。物权类型基于人类生活的需要而产生，也必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产生新的物权类型。如果现有的物权类型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则新类型的物权或既有物权的新内容必会通过习惯上的承认而获得事实上的存在。因此，如果严格地恪守物权法定原则，法定的物权类型与社会实际生活发生脱节的现象就会在所难免。物权法定原则以确保物权特征，防止封建时代旧物权复苏和维护交易安全为目的，而封建时代旧物权复苏的因素，时至今日，业已不在，此项功能势将逐渐褪色。为了适应时展的需要，物权的种类与内容应当予以适当的完善和扩充。立法采纳物权法定主义，目的不是在于僵化物权，而是旨在以类型强制，限制当事人的私法自治，避免任意创设具有对世效力的法律关系。物权法定并不排除于必要时创设新型的物权，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说明物权的类型限制和内容限制是可以随社会的需要而变化的，并不一定必须遵循传统，停滞不前。物权法定与物权自由之间还存在中间地带，就是物权法定缓和。没有物权法定缓和，物权法定原则就是僵化的、死板的，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我国台湾地区于2009年修正“民法”物权编通则时，将第757条修正为“物权除依法律或习惯外不得创设”，即是采物权法定缓和说。由此，习惯也是可以创设新的物权类型的，这就打破了物权固化的趋势。物权法定之缓和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需要适时承认新的物权类型。
(二)物权法定中“法”的延展
我国《物权法》第5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此处“法律”是广义还是狭义，立法没有明确规定。但从立法过程来看，我国物权法《草案一》第4条“物权的种类及其内容，由本法或者其他有关物权的法律规定”。《草案二》和《草案三》都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本法和其他法律规定”。《草案四》第3条“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草案五》第3条“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法律未作规定的，符合物权特征的权利，视为物权”。《草案六》第5条“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法律未作规定的，符合物权性质的权利，视为物权”。《草案七》第5条“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对于应由哪些法律规范来确定物权的种类与内容，上述七个草案显示出我国立法者的矛盾与反复心态。物权法定缓和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如何在立法中体现这个趋势，集中体现在物权法定中“法”的范围上。如果我国的物权法定中的“法”采取扩张解释，就会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习惯法;若是采取文字限缩解释，就仅指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因此，这个“法”的范围与我国让与担保制度的承认与否密切相关。按照我国《立法法》第9条的规定，并未排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授予国务院制定有关民事制度方面的行政法规。据此，国务院有权通过行政法规来规范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在此意义上，适当扩大物权法定主义中“法”的范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对于我国行政法规创设的物权，如果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应当予以承认的。此外，我国实务中都承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第5条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司法解释在当前我国的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民商事法律领域。司法解释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其制定效率高，切合司法纠纷解决的实际需要。法律一经颁布就会开始固化，但是司法解释可以保持法律的活力。总之，扩大解释“物权法定”中“法”的范围，对让与担保制度的构建是有很大益处的。
四、让与担保的制度构建
(一)解释论
我国《物权法》实施已逾六年之久，社会变化万千，至今仍没有出台担保方面相关的司法解释。法律条文的解释是一项理性的智慧活动，其需要很强的可操作性和现实性。社会的发展和转型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这就需要灵活的立法对之适时地调整。针对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只要在现行的立法范围内能够调整，就不用增加新的立法成本去重新制定。在让与担保制度的构建中，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点。让与担保规定成功与否，与《物权法》第5条的解释密切相关。对于法条的解释，应符合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的需求，这也正是司法解释存在的价值。因此，对第5条应以从宽解释为宜，扩大法律的范围，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以《证券公司融资融券试点管理办法》为例，若明确认可融资融券的担保方式本质上就是让与担保，以让与担保的制度去处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则会产生很强的立法引导意义。在未来的法律适用中，直接用扩大范围后的法律对相关物权进行规定，并使其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在以后的立法进程中，可以承认民间成熟的交易习惯为法律渊源。《物权法》第170条规定，“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是关于担保物权的总括条文。对此条文应当扩大解释，认为只要当事人约定的情形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都应该承认其效力。
(二)立法论
融资担保系统方案篇7
提高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
针对资产规模较大、对美国金融体系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法案设立了更为严格的监管标准。
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认定法案规定必须通过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2／3以上的成员投票赞成，并经过委员会主席的投票确认，才能认定金融机构或其支付、清算、结算活动是系统重要的。为此，委员会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金融机构交易活动所处理的总的货币价值规模，尤其关注对资产规模在500亿美元以上的金融机构的严格监管；金融机构对其交易对手总的债务暴露程度；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经营失败对更广泛的金融系统可能造成的影响。
对银行提出更高的资本金要求一是提高系统重要性银行及银行控股公司的资本金水平，要求将现行的资本金比例作为未来资本金要求的“底线”。二是资本金质量的规定更为严格，要求银行不能将“信托优先证券”等混合型资本工具继续作为一级资本。三是规定银行监管者应建立顺周期的资本金分配机制。在经济扩张时期增加对机构的资本金水平的要求，而在经济紧缩时相应减少资本金要求，从而防止银行“逆周期性”经营对金融稳定的冲击。
“沃尔克法则”对银行高风险业务的限制法案吸收了美联储前任主席、奥巴马政府经济顾问保罗・沃尔克(padVdcker)的建议，限制银行实体(包括存款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和子公司)发起或者投资于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一是规定银行实体在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中的权益，必须限制在基金所有权益的3％以内；二是规定银行实体在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中的权益合计，不能超过其自身一级资本的3％。而且银行实体不能从事与客户服务无关的自营交易，以降低投机易带来的潜在风险。
避免“大而不倒”金融机构的形成和对其的救助美联储可对资产规模在500亿美元以上的机构，提出更严格的资本金水平、杠杆比率、流动性管理等标准。而且要求单一银行在储蓄市场的占比不能超过10％，以限制银行机构规模扩张和集中度过高。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要定期提交“葬礼计划”，以便在经营失败时可根据计划进行快速有序的关闭，降低给消费者和市场带来的损失和风险。对经营失败的大型机构，将必须通过有序的清算程序进行拆分清算，而不是继续得到美联储紧急贷款的救助，尤其强调不再由纳税人承担这些机构的救助或者清算成本。
对陷入破产的系统重要性机构建立有序清算程序对经营失败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其破产可能对美国金融稳定带来显著的系统性风险，将根据一个有序的清算程序进行清算。财政部可以任命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作为接收者，负责其清算拆分。而FDiC则必须保证：所有债权申请在公司股东权益之前得到满足；由公司股东和未担保的债权人承担破产损失；破产公司的管理层和有过失的董事被撤销；FDiC没有得到任何资产权益，也不可以成为破产公司的股东。这些机构的破产清算成本应由机构本身而不是纳税人承担。FDiC可以以破产公司清算资产预期回收金额为限，借出一定资金进行清算。而且在公司清算后的债务偿还序列中，政府处于优先地位，从而保障纳税人的利益不受损失。
加强对消费者的金融保护
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新建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onsumerFinancialprotectionBureau，CFpB)，是联储的一个分支机构并接受联储的资助，其主管将由总统任命，并要通过参议院的批准。CFpB具有相对独立的权限，能自行拟定消费者保护法规，管理所有提供消费者金融服务的、资产规模超过100亿美元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及这些机构发行的按揭贷款、信用卡等金融产品，以保证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时，不受隐性费用、欺骗性条款和欺诈行为等侵害。CFpB还将开通新的免费投诉热线，以方便消费者投诉有关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问题。
完善公司治理和增加高管薪酬透明度赋予股东参与董事提名的权力，促使管理层把重点从短期利润转移到长期增长和稳定性上来。对于增加公司高管薪酬披露的透明性，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要求公司提供5年内高管薪酬和股票表现的对比图，以促使机构按照其金融业绩，而不是基于错误的会计信息来支付高管薪酬，实施基于合理激励的薪酬计划。金融机构至少三年进行一次专门的股东投票，对高管薪酬和“金色降落伞”机制进行表决，使股东获得更多关于高管薪酬支付的话语权。对衍生品等金融产品的规范和约束
法案限制过度的金融创新和过于复杂金融产品的使用，实现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合理约束。
增加衍生品交易的透明度和规范性加强对场外市场(otC)的风险管理，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颁布管制措施，对大部分能够清算的场外衍生品进行中央结算和交易所交易，从而将场外交易纳入到更为透明有序的场内交易，弥补危机前对场外衍生品过度放纵的监管漏洞。
法案还明确禁止银行进行衍生品交易活动，要求银行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独立资本的分支机构，专门从事信用违约互换(CDS)等高风险的交易。银行可在最多24个月内终止所从事的高风险衍生品交易，或将其转移到分支机构。同时，授权CFtC增加衍生品市场的透明度，要求对互换交易价格进行数据收集和公开披露，对互换交易商等衍生品参与者提出更严格的资本和保证金要求。
对抵押贷款的改革首先是要求发放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明确借款者的收入和资产数量，确定借款者具有贷款偿还能力。其次要求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者持有其金融产品5％的权益，以避免发行者直接或间接地将产品信用风险进行对冲或者转移，防止发行机构私下做多或做空金融产品而损害投资者利益，降低借款人面临的道德风险。另外还有一系列增加抵押贷款合理性、保护借款人利益的改革，如打击高息贷款、禁止提前还款罚金、增加贷方对利率和最大支付额的信息披露、对不负责任的借贷行为进行处罚等。
填补对对冲基金等金融行业的监管空白
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影子银行系统由于其特有的高杠杆比例、灵活复杂的金融产品和不透明的场外交易，容易累积金融风险。加之对冲基金等影子银行系统没有资本充足率和存款准备金等的约束，基本上处于监管真空。本次改革法案要求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顾问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身份，并将联邦管制的投资顾问的资产门槛从3000万美元提升到1亿美元。同时要求投资顾问提供他们交易和资产组合的相关信息，以供监管者对基金的系统性风险进行必要的评估。SeC对这些基金要进行定期的和专门的检查，并每年向国会报告保护投资者、维护市场完整性等的监管情况。
信用评级机构为了改变金融危机前后人们对美国信用评级的主观性、滞后性和非可信性的广泛质疑，法案规定在SeC中创建一个信用评级办公室(officeofCreditRatings)，拥有对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监管和处罚的权力。对“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nationallyRecognizedStatistiadRatingsorganizations，nRSRos)，至少每年要检查一次并公布结果。同时，要求这些评级组织向SeC提交年度报告，对其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等工作进行总结和评价。如果SeC认为一个评级机构没有足够的资源持续进行完整的评级活动，将有权延后或废除评级机构的资格。
对评级机构所采用的评级方法、历史评级记录等信息，都要求进行披露。在评级过程中应采用更为客观和可信的信息，而不仅仅采用被评级公司提供的信息。此外，还要求评级分析师进行专业资格考试，为减轻对信用评级的过分依赖而鼓励投资者自行进行信用风险分析，防止资产担保证券的发行者自行选择对自己评级较高的评级机构等。
对原有监管机构和职能的重构
改革法案通过对原有联邦监管体系调整监管结构、重构监管功能，实现对金融市场更为全面的监管覆盖，保证对系统性风险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
新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改革法案专门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StabilityoversightCouncil，FSoC)，负责认定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识别和监控金融系统中出现的系统性风险，协调多个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合作。委员会由10位成员组成，财政部长任主席，其他成员有美联储、证监会(SeC)、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货币监理署(oC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联邦住房金融局(FHFa)、美国信用社管理局(nCUa)、新成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的长官，以及1位独立人士。还有5名无投票权成员分别来自联邦公报局(0FR)、联邦保险办公室(Fio)以及各州的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监管机构。
改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职能首先在对存款机构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中的保险进行测算时，将以存款机构的总资产(而不是有形资产净值)为基础进行估价。其次，存款保险基金(DiF)不再以保险存款的1.5％为上限，也不再要求FDiC归还DiF中超过1.5％比例的金额。再次，针对一个确定会威胁美国金融稳定的流动性事件，FDiC将有权担保濒临破产的被保险存款机构及其控股公司的债务，但担保计划必须得到财政部的批准。
对美联储监管职权多方面的调整首先，联储的监管范围有一定扩展。在继续监管州会员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的同时，由于储蓄机构监管局(otS)被废止并合并到货币监理署(oCC)，联储的监管范围将扩展到储蓄和贷款控股公司。对资产规模在5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控股公司，联储有权对其设定更为严格的资本、流动性和杠杆率要求，以限制其对美国金融体系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其次，联储的紧急贷款权将面临更严格的限制。联储必须保证紧急贷款只用于缓解流动性，而非救助濒临倒闭的机构，也禁止联储向无力偿还的借款者放贷。再次，联储的货币政策等业务面临严格审计。美国政府审计局(Gao)将对金融危机时期的紧急贷款进行审计，并公布贷款细节。Gao还将要求联储定期披露紧急贷款、贴现贷款、公开市场操作等详细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审计，以规范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业务和金融监管权限。同时，还从联储内部治理结构上提升监管的可信性。总统委派一名联储副主席，作为董事会的一员对监管和制度提出建议，并每半年向国会汇报。Gao也将指派联储董事，检查现行监管制度能否代表大众利益、有无利益冲突。
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简单评价
首先，改革法案针对性地填补了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诸多监管漏洞。此次金融监管改革就是希望对危机前后暴露出来的监管漏洞，如系统性风险监管缺失、对衍生品等的交易和创新监管不足、对影子银行系统的监管缺失以及对“大而不倒”金融机构监管和处置流程不当等，提出针对性的改革措施。由此，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从总体上吸收了金融危机的教训，作出防范类似危机的必要改革和调整，以建立起在长期能防范金融危机的“免疫系统”。
其次，在强调对“系统重要性”机构从严监管的同时，对其他小型机构进行了豁免。从法案条款看，更为严格的金融监管标准只是对“系统重要性”机构而言的，而对于其他规模较小(如资产规模不足500亿美元)、对金融市场不会造成系统性冲击的金融机构则进行豁免。类似的豁免条款还有。对资产规模少于1.5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免除信息注册的要求；对资产不足7500万美元的机构，免除其提供高管薪酬和内部控制等的审计证明报告等。可见改革具有明确的监管目标，而非无区别地限制所有规模金融机构的创新和扩展。
再次，对建立覆盖整个金融市场的统一监管体系进行了探索。由于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对金融体系整个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防范，这就需要实施跨机构、跨行业、跨市场的统一金融监管体系。法案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广泛代表各行业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来统一和协调对整个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对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作出了初步尝试。
融资担保系统方案篇8
关键词：丽水市；科技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2.3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1
一、引言
科技和金融是经济发展中的两大引擎。金融和科技结合，是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及其配套政策确定的战略，是解决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资金“瓶颈”的现实选择。大力推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发展科技银行，不仅可以有效破解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瓶颈，而且可以为科技银行培育潜在的优质客户，同时也可以带动政府职能转变，加快金融资源市场化。科技银行作为丽水市科技金融的先行者，研究其运营模式和存在问题，对于整个科技金融工作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而丽水作为浙江绿谷，研究其科技银行运营模式对于其他欠发达地区发展科技银行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现行合作模式及其优点
2015年底，丽水市政府下发了《丽水市级科技金融合作贷款试点工作方案》。《方案》规定，由市政府、太平洋财险丽水中支、杭州银行丽水分行共同设立资金风险池，以风险池的资金总额为限对丽水市级科技金融合作贷款承担贷款净损失赔补责任。市政府授权市科技局设立800万元风险池资金；杭州银行丽水分行按风险池资金（含银行不实际出资部分）1200万元放大10倍设立总额1.2亿元的贷款规模，对市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开发区机器人企业进行定向融资支持；太平洋财险丽水中支作为第三方保证保险，解决中小企业抵押物不足的难题，通过财政贴息补助和贷款保险补助，使企业享受贷款基准利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方案的主要优点有：一是扶持力度大，相比于其他贷款产品，合作贷款的建议执行利率为贷款利率，不足部分由政府贴息。相较于其他贷款方式，给企业减少了3%以上的年利息支出。二是专业，杭州银行国内最早尝试科技银行的商业银行之一。成立以来，在电子信息、新能源、节能环保、医药服务等高新技术行业均发展了大量客户。其中，在科技型企业的筛选上，建立了一只具有专业知识的核心团队，确保工作顺利开展。对于企业来说，杭州银行的科技支行投贷联动贷款模式也可以最大程度促进企业做大做强。杭州银行有多起成功案例，引入pe或VC，逐步帮助企业上市进行直接融资。三是灵活。《方案》规定，贷款银行对单个企业贷款原则上不超过200万元，贷款期限为一年，经评估可以延长贷款期限。这种散而短的贷款方式既帮助银行降低了风险，又使得科技合作贷款的普惠面加大，使更多的企业可以享受到贷款。
三、现行合作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单个企业信贷风险控制能力欠缺。现行合作模式下，风险承担者主要是政府和保险公司，就是说一旦发生风险，风险的主要承担着还是政府和保险公司。按照杭州银行的合作模式，实际发生损失时杭州银行仅承担风险的20%，而政府需要承担风险的40%。当小额贷款赔付率超过150%时，试点机构将终止新业务的开展。这种模式在运营时，存在“业务和风险相剥离”的现象。相较而言，国外一些科技银行，则可以通过金融创新来分担风险，比如最具有代表性的美国硅谷银行。二是金融服务不够到位。受制于丽水本身的金融环境，科技银行合作贷款业务目前来说还仅限于对企业的资金支持。早期创业的企业除了基本的资金需求之外，更需要市场咨询、信息管理、财务预算等方面的服务和支持。目前来说，合作贷款方案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科技企业孵化方案和培育路径。如果可以参照硅谷银行的做法派遣专门技术人员深入企业，帮助企业提升管理能力，会进一步促进科技型企业的发展。三是区域系统性风险控制不足。受次贷危机影响，浙西南部分城市企业间存在担保链现象。而圈定扶持企业时，《方案》只限定了经营效益、资产规模、从事行业等指标，对于企业是否涉及担保链，是否存在隐性风险，并没有明确的限定，给放贷留下了一定的风险隐患。如果可以让一些优势企业之间，进行优势互补，形成资源协同效益，能够有效减小区域系统性风险。
四、科技银行运作模式探究
陆岷峰（2011）提出了构建以科技银行为核心的科技金融体系。具体来说，就是构建以金融制度、金融工具、金融政策和金融服务为一体的体系，可以多功能多层次系统安排，以实现科技和金融的真正结合。借鉴国际上成功的做法，科技银行需要丛运作机制、金融创新等多方面进行提高，才能发展成为真正帮助企业成长的金融机构，实现帮助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目的。一是可以尝试股权认证等方法来降低银行风险，提高银行盈利。杭州银行作为省内科技银行的先驱，应当主动求新求变，改变以往依靠政府来承担贷款风险的道路。科技银行应当探索以取得企业股权的方式来获得企业成长的收益，以弥补企业贷款上的风险。二是提供适应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各种金融服务。科技银行针对不同的企业，可以提供融资、法律咨询、创业辅导等服务，提供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多种金融产品，帮助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壮大为大型企业，获取企业成长的丰厚收益。三是建立与发达地区创业投资、资产评估机构的合作渠道，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作为欠发达地区，丽水本土的金融机构有限，政府和合作银行应当积极走访发达地区的天使投资机构，引入有益于企业发展的风险投资。一方面这些金融机构更加了解如何评估企业帮助政府和银行减少风险，另一方面这些金融机构的进入有利于帮助企业获得更高的行业认可度，有益于企业未来融资。
参考文献：
[1]陈岚.我国科技银行运营模式探讨[J].浙江金融，2013，12：28-32.
[2]谢林林.我国科技银行发展路径探讨[J].改革与战略，2012，01：79-81+117.
[3]朱鸿鸣，赵昌文，姚露，付剑峰.中美科技银行比较研究――兼论如何发展我国的科技银行[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10：84-90.
[4]陆岷峰，汪祖刚.关于发展科技金融的创新策略研究――基于我国科技金融特点、问题、对策的分析[J].西部金融，2012，05：20-25.
[5]李希义.我们需要发展什么样的科技银行――对国内科技银行运行模式的探索[J].中国科技论坛，2014，06：135-140.
融资担保系统方案篇9
关键词:物流行业;融资需求;操作方案
中国物流业发展虽然较快,但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尚未解决。“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物流运作模式还相当普遍,社会化的物流需求不足,物流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得不到很好解决。2008年下半年以来,又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物流市场需求增速放缓,服务价格大幅下跌,物流企业经营出现严重困难。本文通过对整个物流行业融资需求分析,提出了物流行业融资的关键领域与具体操作方案。
一、中国物流行业总体融资需求及重点
(一)物流产业的总体融资需求
根据中国物流发展报告(2006—2007)《2006年物流金融业发展回顾与2007年展望》公布显示:2007—2015年中国各地区物流产业资金需求总量及2007—2015中国各地区物流产业资金需求总量的百分比见文献[1～2]。现代物流产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增量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银行贷款增量;另一部分是上市公司融资增量,由这两部分相加得到资金需求增量的总量。
1.总量分析。据文献显示,在2007—2015年之间,中国现代物流产业金融资金需求总规模预计达到7.67万亿元,其中物流产业的银行各项贷款总需求3.14万亿元,物流产业上市公司市价总值增加的总需求为4.53万亿元,直接融资(上市方式)与间接融资(银行贷款)的增量比例接近约为3∶2。
2.地区分析。据文献显示,在东部地区的资金需求量结构中,上市公司市价总值占63.25%、银行贷款占36.75%,说明东部地区直接融资的比例比较大。中部地区上市公司市价总值占54.74%、银行贷款占45.26%,说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差不多。西部地区上市公司市价总值占43.45%、银行贷款占56.55%,说明间接融资的幅度更大。
(二)中国物流行业融资需求的重点
1.物流节点基础设施(物流园区、物流中心等)建设。以各地区经济发展潜力和物流服务市场需求为依据,依托综合运输网络,加强物流节点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物流基地、物流园区、物流中心、配送中心和货运场站、货运枢纽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配套服务系统和公共物流信息网络平台。
2.运作型物流企业。运作型物流企业是指以物流相关业务为核心业务的企业。一是该企业必须从事运输(含运输、货物快递)或仓储等基本业务;二是企业能够对物流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一体化的组织和管理,最终满足客户需求;三是企业必须建立与物流服务相应的信息管理系统。
优先支持运作型物流企业的行业重点:要重点支持关系国计民生且目前仍为薄弱环节的农产品物流、食品物流、冷链物流和医药物流,促进这些行业物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银行重点支持运作型物流企业的业务内容:要重点支持运作型物流企业的核心能力建设,尤其是物流企业信息化建设。积极支持物流企业进行收购、兼并与重组,支持物流企业运用各种现代物流技术,提升企业市场竞争能力。
3.平台型物流企业。平台型物流企业是指以物流企业作为物流基地(园区、中心)的主导企业,该企业负责该物流基地(园区、中心)的规划、运作和管理等主要任务。通常,该平台物流企业以某一物流园区基地为依托,联合物流基地(园区、中心)内的广大物流企业,共同服务于城市和区域的生产与商贸物流。
二、解决物流行业融资问题的操作方案
(一)运作型物流企业运营管理的融资操作方案
由于中国物流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且大多数物流企业都存在贷款难的问题,银行可以借鉴成熟的中小企业贷款模式来解决物流企业融资问题。具体可从创建物流企业贷款平台和担保平台入手,把地方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银行的融资优势以及群众组织的民主监督制约优势结合起来,构建贷款模式的核心要素“两台一组”(贷款平台+担保平台+群众组织),如图1所示。
图中:贷款平台指在银行培育和指导下按银行要求承担或协助承担客户开发、评审、组织民主评议和贷后管理职能的机构;担保平台指在试点地区与银行有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为银行物流企业贷款提供担保的担保机构,主要是各地政府组建的物流企业政策性担保公司;群众组织指银行推动地方政府成立的物流企业信用促进会、信用协会等组织,配合银行推动信用建设。
融资担保系统方案篇10
为适应中央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新形势，大力发展债券市场，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促进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现就进一步加强我省债券融资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债券融资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债券融资是企业有效利用社会资金、开展直接融资的重要途径，是促进企业跨跃式发展的良好平台。债券融资的成本低、规模大、期限长、资金使用灵活。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融资，有利于破解发展中面临的资金瓶颈制约，有效降低财务成本，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引导更多的社会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增强我省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要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债券市场，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十二五”期间，我省项目建设力度和融资需求明显加大，扩大直接融资的要求十分迫切，企业债券市场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扩大直接融资规模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充分利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切实增强债券融资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二、积极培育债券发行主体
（二）做好债券发行后备企业筛选工作。企业是债券发行的主体。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对企业进行全面摸底，掌握当地优质企业的相关情况，建立债券融资后备企业资源库，切实把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经营稳定、业绩优良、市场信誉好的企业遴选出来，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债券融资。同时，还要通过企业申报、相关部门推荐等方式，及时充实后备企业资源库。
（三）加强优势行业发债主体培育。围绕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积极推进钢铁、汽车、有色、石化、纺织、装备、船舶、轻工、物流等传统优势行业的发债资源挖掘和整合。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着力推动我省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生物育种和新能源等行业重点企业的发债融资工作。积极拓展企业债券发行范围，在农业、服务业等领域择优培育一批发债企业。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组织发动和主体培育，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债券融资，积极搭建债券融资平台，提升企业债券融资能力，借助外力发展壮大自己。
（四）加强政府融资平台建设。各地要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相对独立、相互制约的原则，逐步建立程序科学、运作规范、监管严格，责、权、利相统一的政府投融资管理体制，有效整合资产、资源、资金、资本，着力构建一批有经济实力、运转高效的投融资平台；建立统筹运营、有效偿债、风险防控、“借、用、还”良性循环的创新工作机制，形成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分工明确、运营规范的地方政府投融资体系，进一步增强政府投融资能力；拓宽融资渠道，放大政府投融资的带动和辐射效应，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融资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
（五）推进上市公司创新发展。各地要引导上市公司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和市场发展需要，更新观念，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步伐，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经营管理机制和财务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企业内部控制体系。重视企业信用形象，牢固树立信用意识，切实加强信用管理，为可转债、公司债发行创造有利条件。
三、充分利用债券市场扩大直接融资
（六）积极推进企业债券发行。大力支持符合发债条件的投融资平台公司发行企业债券，暂时达不到发债条件的，要按照行业性质相近，产业链条密切的原则进行整合改组，积极做大做强投融资平台，提高债券融资能力。推进产业类债券发行工作。围绕十大产业调整振兴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着力推动我省传统优势行业和一批重点企业的发债融资工作。积极推进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引导和鼓励各类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行业主管部门搭建平台，按照“统一冠名、统一申报、统一利率、统一担保、统一评级、统一发行、分别负债”的方式，组织申报发行集合债券。通过引导和培育，切实使一批市场前景好、技术含量高、发展潜力大的中小企业能够通过债券市场融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七）积极推进可转债、公司债发行。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为上市公司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帮助上市公司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确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募投项目，支持符合发债条件的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公司债融资，扩大债券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改善我省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结构。
（八）积极推进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充分发挥债券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深对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超短期融资券等债务融资工具的了解和重视，引导和鼓励企业结合自身情况灵活选择债券品种，开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债券融资。帮助和支持债券发行人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自律管理的各项要求，做好债务融资工具的注册、发行、交易、信息披露和中介服务工作。
四、切实做好债券融资的组织保障工作
（九）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债券融资工作的领导，建立由省政府金融办牵头，省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分行、证监局、省财政厅、省国资委、省经信委、省科技厅、省地税局等部门参加的省债券融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省债券融资工作联席会议负责研究审定全省推进债券融资工作的相关政策、措施和行动方案，沟通协调债券融资工作的重大问题，综合研判全省债券融资工作形势和动态。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和有条件的县（市、区）也要建立相应的联席会议制度，扎实推进债券融资工作。
（十）明确部门职责。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工作职责，明确分工。政府管理金融的机构负责券商、担保、资信评级、省内金融机构的综合协调工作；发展改革部门负责企业债券融资工作的宣传、指导、推介，企业债券发行材料的审核、转报工作；人民银行分行负责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超短期融资券等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宣传、指导、推介工作；证监局负责可转债、公司债的宣传、指导、推介工作；各级财政部门负责为地方投融资平台资产整合提供相关服务，指导建立健全内部财务制度，按要求出具本级政府债务余额及综合财力统计表，研究制定支持债券融资的风险补偿和奖励政策；地税部门负责研究支持债券融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国资监管机构负责所监管企业发债的组织和推进工作，协调所监管企业发债的担保事项，协调所属国有综合性担保机构为发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提供担保和再担保；经信部门负责省中小企业集合发债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协调融资性担保机构为发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和再担保；科技部门负责科技型企业发债的组织和推进工作。
（十一）加强沟通协调。债券发行各主管部门要积极帮助企业做好项目实施的策划和核准、备案等工作，使募投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要求，符合固定资产投资管理有关规定。根据拟申报企业的具体情况，积极指导帮助其落实担保方式和担保单位。注重完善抵押、担保、偿债方案，着力提高债券信用等级。加强与国家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系，积极反映我省债券发行的情况和问题，提出有利于上级部门完善制度设计、优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间的建议。
（十二）发挥中介机构作用。各地要积极为企业与券商、会计、律师、资产评估、担保等中介机构的合作牵线搭桥。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专业优势，从融资项目策划、融资方案设计等方面给予企业指导，引导企业少走弯路，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强化中介机构的社会责任，保障债券发行合法合规。积极引进国内外经验丰富、管理规范的债券承销机构及熟悉债券市场运作的高级人才，辅导拟发债企业，为债券融资提供有力保障。
（十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省政府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配套措施，切实降低企业债券融资成本。比照规定的企业上市支持政策，减免债券融资后备企业在资产整合重组中办理资产置换、剥离、收购、财产登记过户的交易税费和其他费用，在各类政策性资金安排时予以倾斜支持和优先安排。对符合有关政策规定的债券融资后备企业投资高新技术项目、重点技术改造项目，优先推荐享受国家及地方贴息贷款和科技扶持资金。债券融资后备企业在筹备发债过程中的审计、资信评级、担保、公证等中介收费按国家和省规定标准的下限收取。建立担保风险补偿机制，对出现担保损失的担保机构给予适当补偿。建立奖励激励机制，省政府设立债券融资奖励扶持资金，对债券融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给予适当奖励。具体实施办法由债券融资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研究拟定，报省政府审定后实施。以上奖励和优惠政策从2011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试行。各市、州、县人民政府也要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安排奖励扶持资金，推进债券融资工作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