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现状调查报告篇1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世纪、新时期，我们党在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摆放到国家社会层面上来，并视之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农”问题始终制约着我国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如何切实改善农村基层的民主政治成为了各项建设发展的首要问题。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委员会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自1988年在部分地区试行直接选举的试点工作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直接选举已遍及全国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我国的现代化离不了广大农村的现代化，某种意义上说，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制约着我国现代化的实际进程，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又是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从农村改革20年的发展历程看,民主政治建设搞好了，农村会出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村民生活幸福的局面；反之整个农村会呈现发展缓慢,治安恶化、村民怨声载道的态势。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农村、农业、农民这“三农”的工作,新时期农村出现的新变化无一不是党的政策积极引导的结果。同样,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只能在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推动下，才能健康发展。
几年来，广大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作为济南郊区的村，它的新农村建设、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现状如何，有那些成功的经验，为此，笔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社会调查。总结该村村民自治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和影响，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展望未来，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新的参考思想。
二、调查内容、对象、时间和方法
（一）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的主要内容涉及村名自治中的政策、组织、活动频率等与村民自治息息相关的各项因素，并对以上因素进行交叉分析和因果分析，以期得出该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关建议。
（二）调查对象
村村民委员会干部5人，村民代表15人。
（三）调查时间
3月下旬。
（四）调查方法
此次调查以村村干部及全体村民为调查对象，以个人为单位，以结合他们的姓名顺序排名进行分析。为了调查分析的简单化，本次调查还采用偶遇抽样的方法从全体村民的资料库中进行抽样分析。调查样本为20人，采用资料登记数据库与结构式访问相结合的方式。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本情况
济南市镇村位于济南市镇中心内心地带，全村共有141户，540多口人，1000余亩耕地，3个村民小组，27名党员。王奉海自1982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至今，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团结带领干部群众，26年如一日，艰苦奋斗，不断进取，甘于奉献，清正为民，使全村的集体经济蓬勃发展，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过上了富裕幸福的生活。近年来，村先后被评为绿化先进村、区级先进文明村，王奉海本人也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连续15年被评为计划生育先进个人，从1983年至今，连续26年镇人大代表。
根据对农村和基层的定义，基层民主建设由此就可以被界定为：政党、国家机构、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基层组织及城乡群众性自治组织和人民群众行使管理权利的制度、运行机制和环境建设等的实践，其中主要是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实践。
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含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改革和调整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基层管理思想、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建立农村基层民主管理新体制，不断扩大农村基层民主，依法实行村民自治，保证农村群众直接行使民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村民自治既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力量。一般而言，基层民主建设可以分为两种：基层社会民主建设和基层国家民主建设，即由人民群众行使其民主自由与权利，对基层的社会管理事务等进行直接或者间接形式上的管理。在我国的农村地区，现在正在蓬勃发展和日益完善的村民自治就属于基层社会民主建设，它是培养乡村社会自主性力量的一项重要制度保障和举措。而乡级民主属于国家基层民主建设，它是我国最基层的一级国家行政部门所实行的民主，它的启动实施过程始终由国家政治权利直接介入与管理，是一种国家的政府行为。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区别，同时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国家可以下放权利到乡村来，以培养农村地区的社会自主性力量，促进基层社会民主建设。而基层民主建设又可以反作用于基层国家民主建设，促进民主的发展、完善和升级。
该村通过建立村党委领导办公室将基层民主自治纳入管理条理，定期举行例会并鼓励村民旁听，同时还公开选举过程，有效做到领导班子人民选。
（二）创建的主要成效
1、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既是对社会主义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新时期新背景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包括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上的发展和飞跃，也包括政治文明建设和人民精神文明素质的提升，是整个社会的全面、多角度的建设。政治文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部署地位和重要作用。经济的发展必须以政治为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可靠的制度保障。而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我党始终代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因而，农民是我党政权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支持力量。该村的基层民主建设使得广大农民以主人翁的身份直接参加决策，参与管理农村社会生活领域的各项事务，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方向，它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得劳动人民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而当家做主人。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村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程度逐渐加深。农民日益成为生产经营力量的主体，农村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农民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也逐渐显现。在此基础上，农民逐渐参与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成为了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主要生力军。农民参与基层民主决策、管理、监督与执行农村基层事务，有助于提升农民自身民主政治觉悟与素质，为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同时使得农民拥有自我实现的价值和需求，反过来促进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所以，能否满足我国广大农民行使其民利的需要，直接关系到农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提升、自我服务为内容的村民自治是否顺利进行，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关系到我国整个社会民主政治化的进程。
3、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发展和完善。农村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发展是整个国家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内容。农村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和文化因素的统合体，是一个各种社会因素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复杂的系统。农村的全面发展必然包括民主政治化进程，没有民主政治化就没有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农村基层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自治内容的建立和完善，既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途径和主要内容。
（三）存在问题和原因分析
1、农村基层民主政治过于抽象。基层民主应当涉及到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从日常的管理活动中得以体现和发展。因而，村民自治的重点应当放在村务公开、村民议事上，要更多地让群众参与进来，而不是把农村的直选作为评价村民自治的唯一标准。村民在自治管理中对于自身日常具体事务缺乏管理权限，故而使得农村基层民主政治过于抽象，不能与生活实际相结合。
2、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民主政治化进程。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综合国力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并不十分强盛。而农村基层地区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必然使得民主政治建设相对落后，缺乏必备的资金和设施。
3、文化素质较低。村民的文化思想素质总体上低于城市居民，这样就使得、村民参与自治管理成为了杂合多种因素的群众表决。特别是国家免除农业税后，农民是集体意识、公共意识、社会意识和国家意识都有所削弱，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很少出现在他们的生活概念中。
4、传播途径单一。民主思想的传播所借助的媒介依赖于广播、电视、交通、报刊等，而这些在农村基层地区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远远落后于城市，因而对于民主政治思想的普及非常不利，使村民不能及时更新已有的民主观念，导致民主思想意识薄弱。
5、农村积淀的历史封建思想根源深厚。农民中有一种实用主义思想和潜在的男尊女卑、辈分排名的旧秩序。在对日常事物的处理中，也往往不分建议的好坏，而只是按照年龄、辈分排列来决定解决问题的方案和主导权。
6、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议事和决策机制不完善，两委关系、乡村关系不够顺畅。村委会选举是一个面向全部村民的开放式管理平台，各种资源汇集于此。但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议事和决策机制不完善，导致某些地区追求完全自由的“大民主”思想滋生。
7、少数当选者和党内人员素质不高。党员在群众中起带头模范作用，一些地区由于考核机制不完善而使得少数素质低的人员混入党内，造成了党在基层地区形象的打击。而村委会中更是鱼龙混杂，某些历史有疑问的人员进入领导班子，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害。
四、关系进一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若干建议
（一）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必须以保障党员民利为基础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就曾说过：“在我们党内和国家内，必须按照通知提出的，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几率又有自由，又有同意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种局面首先要从党内造成。如果党内造不成，国家也造不成。我们党一定要造成这样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党内一定要有充分的民主。”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离开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民主建设来谈农村基层的民主政治就只能陷于空谈，毫无实际意义。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政治地位和组织力量，决定了党唯有大力发展和完善党内民主，实现党内民主政治化，保障党员的民利，才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带动国家的民主政治化、地方的民主政治化，加速基层的民主政治化。可以说，21世纪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能否有一个大的推进，关键取决于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和改革能否有一个大的推进，特别是党内民主建设能否有一个大的突破。以党内民主带动农村基层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但是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利为基础，并不是指单纯以党内民主指导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我们党作为国家政权的执掌者，褪尽人民民主发展是党执政的基本政治取向和要求，因此决定了我们党必须按照人民民主发展的要求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因而，以党内民主推动基层民主、以保障党员权利为基础，既体现在党内民主对基层民主政治的决定性作用和效果，也体现在基层民主政治对党内民主的渗透、影响和推动作用。
（二）建立和完善“两推一选”的党内民主选举制度。
1、“两推一选”是指在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中，实行党员推荐、群众推荐、党内选举的做法。实践证明，按照“两推一选”选举出的村党支部班子，达到了党员、群众和上级党委三满意。可见“两推一选”是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的一种成功探索。根据初步实践取得的经验，两推一选”的具体操作过程分三个阶段：
（1）党内民主推荐。换届前，各村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吸收非党的村委会成员、村民组长和村民代表参加，在对原党支部成员进行民主评议的基础上，推荐新一届党支部成员职数至少多一倍的人数确定初步候选人。
（2）群众推荐。各村分别召开村民大会，对初步候选人进行信任投票，要有70%-80%以上的村民参加。乡镇党委对过半数以上群众信任的初步候选人进行考察，却订正式候选人。
（3）党内选举。各村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支委会。
2、实行“两推一选”，需要妥善处理好三种关系：
（1）处理好“两推一选”与坚持党的领导的关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首先就要体现在体制上，确定候选人的过程中也要符合当的要求和标准。
（2）处理好群众权利与党内选举的关系。党支部委员要在严格执行党的选举制度和审批程序的基础上，处理好与群众权利的关系，不能以群众投票、推荐来代替党内选举，这样会大大削弱党员在正式选举中的作用。
（3）处理好组织考察与民主推荐测评的关系。当组织对候选人进行考察是党内选举的必需程序，更是强化党对选举工作领导的集中表现。对候选人的考察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既充分尊重民主测评结果，又不简单地以票取人。要看所推荐人选是否符合支部班子结构和岗位职责的要求；要看群众一次认可还是一贯认可；要主义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如果少数人反应的情况确实是原则性、实质性的重要问题，被推荐者得票多也不能参加党内正式选举。
（三）不断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议事和决策机制。
在农村基层坚持民主政治，就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村级党组织的议事和决策机制，重大问题提交全体党员讨论决定，防止个别领导干部凌驾于组织之上，搞“家长制”“一言堂”。
实现党的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不仅有利于解决农村两委干部工作决策中不民主或者各自为政的问题，还可以有效促进村民民主政治意识的觉醒，真正做到民主决策有序运行、齐心协力为人民服务。把重大村务的决定权要交给广大村民，单反村政大事，仅仅依靠两委研究决定还不算，还要由党员或党员代表议事会、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议事会充分讨论后再做决定，做到两委干部、党员、村民代表三者决策的有机统一。为了更好地协调两委关系、发扬党内民主、积极支持党员和村民参政议政，还必须建立村党支部向党员会议报告工作制度、存党支部保障村民自治的制度、村委会向村党支部汇报工作制度、寻味会向村民回忆报告工作制度，以及定期召开由党员、村民参加的民主评议两委成员的工作制度和两委民主生活会制度，加强党员和村民对两委干部的监督。
（四）做好农村发展党员和提高农村党员队伍素质工作。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尤其的重要。在建设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时期，在发挥党员带头作用上要有新的思考和改进。切实做好农村发展党员和提高农村党员队伍素质工作，一方面有益于农村基层地区党员后备军的培养，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党员先进带头作用的发挥。发展党员是我们党注入新鲜血液和活力的源头，做好农村发展党员工作，就可以在源头上提高党员准入的标准，从而确保农村党员素质的水平。
但是不可否认在现有的农村党员中存在着少数低素质的党员，使得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混乱不堪，对于这样的害群之马应当及时的给予批评教育，甚至清理。同样，还要加强对所有党员的培训和教育，努力提升农村党员队伍素质。结合有效考核体制，将工作绩效和群众评价作为考核标准，同时健全激励制度，调动农村党员队伍建设、完善的积极性。
坚持党要管党的方针，形成当的建设整体褪尽的工作机制，坚决拥护党的领导。以党员整体素质工作的完善为核心，积极做好农村发展党员的工作，壮大我们党在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
（五）抓好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努力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
农村党组织在拨那个村基层就是代表我们党行使执政权的机构，代表了我们党的光辉领导形象，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抓好自身领导班子建设，努力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农村党组织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用先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武装自己的头毛，努力提高自身的先进性和长造型，不断增强在人民群众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不断提高自身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这样才能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领导核心。因此，必须坚持自身建设与切实为群众办实事相结合的道路。
这不仅要教育农村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和利益观，树立执政为民、立党为公和依法办事的观念，把代表、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要不断壮大党的群众基础，充分尊重广大人们群众的医院，使村委会成为一个群众充分行使民利的村民自治组织，积极引导村民参与到自治活动中来，增强驾驭全局的能力、协调各方面矛盾的能力和依法办事的能力，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各项制度落到实处，为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带领广大农民想全面的小康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迈进。
五、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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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现状调查报告篇2
中学生社会调查报告3篇本文目录中学生社会调查报告中学生暑期社会调查报告中学生暑假社会调查报告不到两个月的实习阶段我在。。。初中实习，。。。装备了计算机网络系统、多媒体教学系统、教学现场评估系统、校园广播系统、闭路电视系统，使校园教学设施网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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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现状调查报告篇3
闽赣两省调查材料所反映的土地占有状况，如果放到更广大的东南地区加以考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关于1920—1940年代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20世纪上半叶有众多的调查资料，其中，阶级划分方法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不少调查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调查以纯客观的姿态进行，以地主、自耕农、佃农作为中心概念，将农户以占有田亩大小而不是以阶级进行类别划分，根据他们的调查，东南地区各类农户所有田亩基本状况如表4（括号内为占地百分比）。
资料来源：《农情报告》第2卷第3期，1934年3月；孙枋：《南京汤山二百四十九农家经济调查》，《民众与教育》第6卷第1期，1934年9月；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国立浙江大学、嘉兴县政府，1936年印行，附录第13页；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121页；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29页，由于该书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编印《浙江省农村调查》书名重复，后凡引该书者均在书名后注（农复会本）。
说明：*包括5亩以下农户。
**此为20亩以上所有农户数。
***该列为占地数据。
将上述数据和前述闽赣两省的调查结果相比，两者间具有很大的相似度，即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户占农村中的大多数，缺地少地问题不容忽视，拥有较大规模土地的农户数量很少，土地集中程度有限，自耕农占优势的状况相当明显。事实上，当时关于东南地区自耕农比例的专门调查数据也显示了自耕农在农村中的优势地位：浙西75村中，自耕农占32.9%，自耕农兼佃农占30.4%，佃农占36.7%.（注：韩德章：《浙西农村之租佃制度》，《社会科学杂志》第4卷第1期，1934年3月。）南京汤山自耕农占61.4%，自耕农兼佃农占29.7%，佃农占8.9%.（注：孙枋：《南京汤山二百四十九农家经济调查》，《民众与教育》第6卷第1期，1934年9月。）江苏句容自耕农占57.2%，佃农占15.79%，自耕农兼佃农占26.98%.（注：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120页。）
以农户占有田亩多少为依据考察农村土地占有关系，虽然避开了阶级这一被当时有些人认为存在主观倾向的概念，但确实也存在一些未能克服的问题。一是普遍没有注意村外地主的土地占有情况，而村外地主在许多地区土地占有中拥有着不可忽视的份额；二是以农户而不是以人口为标准在当时家庭结构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不能完全准确反映人均土地占有情况，同时忽略农民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也不能对其与土地的关系作出准确说明。因此，客观地看，1930—1950年代初，根据阶级分析方法所做的一系列调查值得重视，尤其是1950年代前后中共土地改革部门为配合土地改革而进行的一系列调查更具全面性、客观性，下列数据基本取自于这样一些调查材料。（注：1950年代前后中共土地改革部门所做调查的可靠性与其重视调查研究的传统、掌握的资源、调动的力量、调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的目标是分不开的。中共有关部门关于土地问题的大规模调查早在抗战时期就已在相当严谨的要求下展开，北岳区为进行农村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调查动员人数达到17000余人，3名区级以上干部因进行调查而被敌包围牺牲。（参见郑天翔：《北岳区农村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变化的调查资料》，《行程纪略》，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页）这些确实使其在土地和阶级关系的判断上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当然，中共这些调查也存在不足，一是对农村生活、农村社会重视不够；二是“对地主占地往往有所夸大”。（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01页）但前者基本不影响本文论述，后者则与本文论点呈反向关系，恰可为本文论证留有余地。）
资料来源：《皖南区农村土地情况》、《临泉县农村经济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2年编印，第4—5、36—37页；《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人口总数及比例根据第355—363页有关表格计算，土地占有比例见第128—130页；《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178—179页；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0页，人口数据参照第31页及第202—206页计算（以下引用该书注为《江苏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江阴县农村经济概况》、《无锡县云林乡农村经济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2年编印，第29—30、107页。
说明：*关于这一时期土地占有状况有相当多的数据，为更具代表性，本表选取已经过严格选样、且规模相对较大的调查成果。
**浙江是村外地主比较多的地区，如果考虑到村外地主的因素，该列数据应和实际占地情况应有一定差距。根据1952年编印的《浙江省农村调查》提供的材料，加上村外地主占地，浙江省地主、富农占地比例常常达到50%左右，但这些统计都在总田亩中忽略了公田的数据，极有可能是将公田算在地主、富农占地比例内，而浙江是公田发达地区（平均达到16.35%），这使该省有关调查的准确性受到影响。
从上列数据看，地主、富农占地在30%—40%间的乡村占大多数。不过，在土地集中地区，也有部分村庄地主、富农占地在60%左右，如常熟7村地主、富农占地达59.52%；被认为“可代表徽州专区土地集中的部分地区情况”的安徽屯溪隆新乡徐村，地主占地56.56%，富农为6.54%，两者占地总数为63.1%.（注：《屯溪市隆新乡徐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28页。）不过，即使是这样的集中区，地主、富农占地总量也没有达到80%.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江南地区普遍存在公田占有制，（注：根据1950年初华东军政委员会的统计，福建公堂土地达29.36%，浙江为16.35%，安徽为4.17%，苏南为5.9%，独立统计的南京、上海分别为8.58%、9.91%.（《土地改革前华东各省（区）市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华东区土地改革成果统计》，第4—5页）江西也属公田发达地区，该省抽样调查中，公田占总田亩面积的12.8%.（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江西日报》1950年9月3日））加上中农阶层在这里发育良好，这两者占地比例一般在40%以上，再加上贫农及农村中其他一些非主流的社会阶层占地，地主、富农在江南农村普遍占地比例应不超过40%.当然，在具体调查中，地主、富农大比例占地的个案确实存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3年对浙江龙游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县为浙江土地集中区（所调查4县中最集中者），在其选样调查的8村305户中，土地占有集中程度十分严重，占户数13.21%的地主、富农占地高达82.63%.（注：《龙游八村村户所有田亩分配表（B）》，《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20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其对龙游全县3.3万余户村民的调查，发现有田千亩以上者5户，500—1000亩者20户，200—500亩者约20户；而在选样调查的305户中，有田千亩以上及500—1000亩者各有1户，200—500亩者有4户，选样调查户数不到全县总户数的1%，而大地主户数占到全县13%，显然选样调查中的大地主户数比例要大大高于全县的比例，这必然要影响到调查的代表性。因为，在同一地区，土地集中情况往往会存在很大差距。同样是浙江龙游，1950年该省土地部门的调查显示，这里既有地主、富农占有田亩高达82.95%的村庄，也有全村554口人中没有地主、仅有富农占地13.22%的村庄。（注：《龙游县农村经济情况》，《浙江省农村调查》，第63—64页。）因此，如果在个案调查中选样出现偏差，很难保证其能代表该地区的实况。因此，集中的、大规模的统计资料对正确认识土地占有状况具有重要意义，表6所列材料颇能说明这一问题。
资料来源：《土地改革前华东各省（区）市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附表一）、《土地改革前华东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华东区土地改革成果统计》，第4、2页；《苏南农村土地制度初步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5页；《建德专区寿昌、分水、桐庐、遂安四县及建德城关区淳安港口镇占有土地统计表》，《浙江省农村调查》，第35页。
说明：*该调查涉及37万多人。
从表6提供的数据看，其调查规模都比较大，而其数据所反映的情况也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地主、富农占地普遍在35%左右（最高39.87%、最低27.43%）；中农占地数量和地主、富农占地数接近，但人口比例大大高于前者，一般达到30%左右；贫农人口最多，接近总人口的一半，但占地很少，在15%—20%之间，由于上述数据有广泛调查作背景，且与个案调查中的多数结果可相互印证，应该有相当的可信性。
综合多种调查材料看，东南地区乃至长江三角洲土地占有不如学界普遍描绘的那样畸形，（注：东南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代表的江南地区向被认为是土地集中程度和租佃率最高的地区，这一判断在近期的有关研究成果中仍然得到坚持，卢晖临《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社区研究的发现》及刘昶《在江南干革命：共产党与江南农村，1927—1945》（《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均持此种看法，本文无意质疑这一观点本身，但对支持其观点的具体数据不表认同。由于以往对全国土地集中状况普遍高估，江南土地集中状况的估计也往往因而水涨船高。）集中占有巨大规模土地的大地主很少，占有数十亩土地的中小地主占绝大多数，有些村落甚至没有地主。上海南汇“整个东祝宅没有一个地主……邻近几个村也没地主批斗”；（注：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专题访谈·王楼村祝永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00页。）福建崇安“阶级划分亦不甚显著”，“官埠头、官庄、黄龙洲三个村落到1952年土地改革时，均没有村民被评上‘地主’或‘富农’成分的”；（注：王日根：《清代前期福建地域间基层社会整合组织的比较研究》，《区域、社会、文化——“区域社会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论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年，第162页。）江西瑞金象湖镇黄埠头“八百口人，没有地主，有两家富农”。（注：孙淑芸访问黄易稼记录，江西瑞金，2004年5月31日。应予说明的是，这些无地主村反映的是自耕农占绝对优势的状况，而不是另一种“无地主村”显示的不在村地主集中占地状况。此外，在东南大部分地区，小地主占绝对多数。江西5个土改重点乡2879户中，被定为大地主的有17户，占地数量仅为百亩以上。而占地50亩以下的小地主占到地主总数的70.8%.（《五个一类乡调查情况综合》，江西省土委调研科，1952年编印，第1页））
肯定这一地区土地集中的有限性，并不等于从总体上否认这一地区存在土地占有严重不平衡现象。有意思的是，当时来自各方面的报告都提供了现在常被认为是土地集中并不十分严重的数据，但调查者往往都得出土地分配非常不均的结论。（注：如一份关于常熟的调查报告发现这里“有五亩及十亩以下者，占全农户百分之七十一，而所得耕地仅百分之四十四，在四十亩以上的农户，仅占百分之三，所得耕地反占百分之十九”，对此，作者认为“其分配非常不均”。（余觐如：《常熟农村现状调查》，上海《大晚报》1934年10月10日））在被一些片面的、夸大的宣传数字误导多年后，也许当时的实际数字已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会被作为相反观点的论据。其实，应该说，在这些更符合农村实际状况的数据后面，体现着的仍是农村占地的不平衡局面。这一点，从各阶层人均占有土地数中可以得到更清晰的反映。
由表7可见，地主人均占地一般为贫农的10—30倍，少数地主、富农占地极不集中地区这一比例在10倍以下。福安南塘保贫雇农人均占地0.39亩，地主为5.81亩，后者是前者的14.9倍，这在闽赣两省农村中被认为是属于一般集中程度的，是较多出现的比例。当然，还有许多地区远远高出这一比例，安徽屯溪隆新乡徐村地主人均占地25.21亩，是贫农人均0.28亩的90倍。（注：《屯溪市隆新乡徐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28页。）江苏无锡堰桥乡两个村地主人均占地21.59亩，贫农人均0.08亩，地主是贫农的270倍。（注：《无锡县农村经济概况》，《江苏省农村调查》，第65页。）浙江松阳县望松乡8个村的调查更提供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地主、富农占地高达87.5%，地主人均占地42.33亩，贫农人均0.11亩，前者是后者的384.8倍。这一调查中，甚至地主和富农间人均占地也有很大差异，富农人均占地仅1.85亩，地主是富农的22.88倍。（注：《松阳县望松乡8个村各阶层占有土地统计表》，《浙江省农村调查》，第77页。）
资料来源：《土地改革前华东各省（区）市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附表一）、《土地改革前华东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华东区改革成果统计》，第4、2页；《南平专区土地、赋元情况调查》，《福建日报》1950年12月13日；《鳝樟各阶级（层）田地占有表》，《福建省农村调查》，第23页；《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75页。
说明：*为贫雇农综合计算数。
多种调查材料显示的地主与贫农间人均占有土地的差距，隐含了土地革命的可能。可以看到，在东南地区大多数调查中，占人口一半左右的农村贫困阶层，其人均占有土地不足1亩，安徽芜湖十里区杨埠村贫农人均甚至只有0.05亩土地。（注：《芜湖县十里区杨埠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68页。）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这样的占地数量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存。而如果以人口均分土地，当时东南农村人均普遍能达到两亩左右，勉强可在正常年景维持温饱。因此，当土地革命以平分土地相号召时，其对多数农民产生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而人口膨胀、战争、政府政策及国际环境影响形成的生活困窘，更埋下了农民求变情绪的根芽。
三
说到农民的生活水平，应该说，中国农村中，东南地区自然条件较好，农民生活压力相对较小。根据江苏句容1930年代的统计，这里3%为富裕农户，23%为小康农户，34%为自给农户，贫穷农户为40%，（注：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183页。）能够维持温饱的农户占相当比重。即使是井冈山根据地中心的宁冈，中共有关报告也谈道：“宁冈出米，每收获一年可够两年之吃，以是农民都家给人足，有性颇懒……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除遂、酃、茶、莲之大部外，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注：《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8—19页。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封闭的自然经济下的天下太平其背景是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极端匮乏，所谓安定是在极低极简单的生活水平下实现的。）不过从总体看，1920—1940年代东南农村的贫困局面，可以得到许多调查材料的证明，这其中既有中共影响下的调查，也有超越政治立场的各种调查。
在大量关于农民困苦生活状况的材料中，农户普遍的负债情形最能直接显示农民的经济状况。1950年代初调查显示，1940年代末负债农民占据相当比例（见表8）。
资料来源：《上海县马桥区租佃、借贷关系调查》、《昆山县太平乡农村情况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208、155页；《建德县庵口乡顾家村、黄家坪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74—175页；《宣城县东里村农村调查》、《芜湖十里区杨埠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51、171—172页；《湖南桂阳县樟市乡解放前的政治经济情况调查》，《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40页；《古田县七保村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78页；《土地革命至解放前夕的刘坑乡》，《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108页。
说明：*该列数据为地主，富农等之外普通农民负债数，因地主、富农户数有限，总数据应略低一些，但不会有太大偏离。
从表8看，农户负债比例在30%—50%者居多，考虑到有些赤贫户丧失了举债能力，有近一半的农户实际处于不得不依靠举债维持生存的状态，（注：1930年代的调查显示的数据和这一结果相近。农复会对浙江的调查报告提到：“浙江农民中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是负债的。”（《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10页）江苏句容调查显示，农户借粮户为66.69%，借钱户达72.48%.（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153页）借债用途主要是维持生产和基本生活。上海县马桥乡二村的调查显示，为买肥料、农具、耕牛欠债的约占50%，由于交不起租而由租转债的约占30%，为办理婚丧事借债的约占20%.（《上海县马桥区租佃、借贷关系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208页））而这一局面又是处于高利压力背景下。江苏句容农户借债月利平均达2.7%，（注：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153页。）浙江嘉兴有60.36%的私人借款月利为2%，（注：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第160页。）赣闽边区农村现金借贷年利多在20%—30%间，（注：参见温锐：《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二十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这样的利息水平在当时尚属正常。粮食借贷利息更高于借款，根据1933年12月的调查，苏、皖、鄂、湘、赣、浙、闽7省平均月利达6.34%（全国平均7.1%），（注：《各省农民借贷调查》，《农情报告》第2卷第4期，1934年4月。）借贷一年，归还时要增加近80%.在农村普遍陷于困窘的背景下，负债户涉及农村的各个阶层。浙江兰溪调查的2045户中，负债1168户，占57.11%，放款160户，占7.82%.其中，地主兼自耕农负债户数比例较低，但也达到32.52%，佃农最高，为77.8%.（注：冯紫岗：《兰溪农村调查》，国立浙江大学，1935年编印，第128—129页。）包括地主、地主兼自耕农、自耕农、佃农等在内的各类农户中只有地主兼自耕农有盈余。（注：冯紫岗：《兰溪农村调查》，第123页。）安徽铜陵玉峰区东家店村负债户为38.82%，其中地主负债户为36.36%，富农为68.42%，贫农为52.99%.（注：《铜陵玉峰区东家店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17页。）
近一半农户不得不忍受高利盘剥借债，这和农民低收入有直接关系。从江西看，1932年，“每田一亩，收谷一担半至两担之谱，以刻下谷价计，可得四元至五元之代价。耕种工价约一元二三角，收获工价为七角至一元，种子约二三角，肥料约五角上下，田赋及捐税约三角至五角，耕牛工资约二角至三角。除去上项开支外，所得无几。”（注：《中国农村衰落之原因与其救济方法》，《申报月刊》第1卷第4号，1932年10月15日。）经济相对发达的江苏农民也困难重重，苏州一家富农，“五个人的家庭种了30亩田……总计一年胼手胝足的收入是690元。至于支出方面，每天吃米五升，合五角，伙食、零用二角，牛料二角，一年合计324元。田里用的肥料，每亩每年五元，30亩是150元，修理房屋农具船只，每年100元，一起加上去是574元。”（注：俞志远：《苏州的农民》，《益世报》1936年8月15日。）这样一年下来只有百余元剩余，还不包括日常生活用度及缴纳赋税、应付摊派的各种费用。
从各种数据看，一般农民难以维持温饱状态。以1930年代初的成本核算，江苏常熟一五口之家租入土地20亩，需缴纳地租33元，其他生活生产、捐税等费用73.9元，总计支出106.9元，而收入只有102元，入不敷出4.9元。（注：谢敏道：《江苏省邳县、启东、常熟、盐城四县农民耕种成本计算》，《中国经济》第1卷第8期，1933年11月。）福建莆田“佃农通常能耕三亩田。每亩在莆田好的年可收七担（平常的只有六担）谷，交地主租三担，余四担可卖十六元（好价时）。每亩肥料要四元。耕牛犁田二元二角，种子一元八角，其余外每亩只能剩七元，耕三亩田可得二十一元，这是最好的收获。天年不好，水旱来时，或患着疾病，那就要亏本了。”（注：《巡视莆田的报告》，1929年1月9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册，中央档案馆、福建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35页。）浙江嘉兴的调查也表明，包括自耕农（自耕农中的大经营者一般可对应为地主）、半自耕农及佃农在内的各类农户支出均大于收入，农户饮食费占到生活费总数的68.99%.（注：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第214页。）在这种状况下，大多数农民生活相当困窘，福建莆田盐田农民“常年都是吃甘薯，除非是年节讨老婆生儿子才有三、二顿饭”。（注：《巡视莆田的报告》，1929年1月16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册，第43页。）福建福安南塘保1950年春调查，337户人家中有4户出卖儿女，15人出租妻子。（注：《福安县南塘保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65页。）江西瑞金陶朱甲94户人家中，一年中缺粮3—5个月的达到76户，吃用无虞的只有6户。（注：《瑞金人民革命史资料》，第7页，瑞金市档案馆藏档，28—10—8.）满铁的调查报告也表示了对农民恶劣生存状况的惊异：“他们忍受这种贫穷还能生活，但是他们将来还能忍受这种贫穷吗？”（注：伊藤武雄：《冀东地区内二十五个村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1936年印行，第388页。）
可以表征农民生存状况恶劣的并不仅仅是普通农民的困窘，事实上，作为农村富裕阶层的地主、富农也每况愈下。无锡农村地主、富农1929年人均收入分别为357.11元、139.98元，1936年为305.83元、134.47元，1948年下降到187.18元、104.32元。（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市（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北京：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328页。）两者收入都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地主降幅高达47.58%.地主、富农的收入下降，和农村经济遭受整体破坏有直接关系。江苏句容“按租钱与地价的比例论，地主投资买地每年所得的利息，不到八厘。完粮纳税须得费去二厘，收入净数不过六厘，有些时候连这点微利也收不到”。（注：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188页。）南京汤山调查发现，“照常理说，兼佃农及纯佃农之农场支出，应比自耕农之农场为巨，因彼等须缴一部分田地或全部分田地之租金也。此次调查则以自耕农之农场支出为最巨。盖自耕农之田赋及工资支出，占农场支出之一大部分，而兼佃农及纯佃农之租入田地，因天旱歉收，多不能照约缴租，故每亩之支出减少。”（注：孙枋：《南京汤山二百四十九农家经济调查》，《民众与教育》第6卷第1期，1934年9月。）由于农民收入下降，地主租佃收入越来越难保障，而税赋却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注：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6页。）当时不少人都注意到：“留居乡间之中小地主，日渐没落，其自身反受高利贷之压迫。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放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抻会及各种消费事项。”（注：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4页。）即使是真正的财主，为维持财产，也多不敢豪奢，福建惠安后楼村最大的盐主庄国宗拥有400多坎盐田，“平时三餐都吃地瓜干……初一、十五、年节、生日就吃两餐米饭，一顿地瓜粥”。（注：《惠安县后楼村盐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179页。）浙江衢县白渡乡上埠头村抗战前有8户地主，战后因“苛捐杂税、抓丁派夫，货币贬值等故”，“破产二户，财产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六户”。（注：《衢县白渡乡农村经济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37页。）对此，费孝通曾有精当的描述：“有限的土地生产力和农民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准是经不起地主阶层们的挥霍的。把中国一般中小地主描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人物，我觉得是不太切当的。‘一粥一饭’式的家训即使不能算是实况的描写，地主阶层平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所能维持的也不能太过于小康的水准。”（注：费孝通：《地主阶层面临考验》，《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92页。）
不断加重的农村负担对地主、富农收入冲击最大最直接。清末以来，由于内外环境恶化遭遇的财政经济压力及民国初期的政治混乱，农村负担明显加大。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正税基本保持稳定的同时，各种附加税和摊派又大大增加，农民负担继续加重。以江苏武进为例，1926年该县田赋契税附加总计188963元，1929年猛增到485342元，1933年更高达749085元，7年内增加近4倍。（注：万国鼎等：《江苏武进南通田赋调查报告》，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101—102页。）19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政府财政对农村的依赖和榨取日甚一日，赋税及各种摊派继续增加，农民负担呈现不断加重的趋势。论者指出，1946—1948年间，江南一带田赋比1933年增加了170%.（注：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66—468页。）由于田赋及一些捐税是以田亩为单位征收，在赋、捐不断增加情况下，占有田亩较多的地主、富农负担相应增加。浙江崇德摊派公债“均以有田五亩以上为标准”；（注：《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148—149页。）江西兴国在决定缴纳摊派款时也强调应“首由富户认定，继分甲乙丙丁等级摊派”。（注：《兴国县第三区崇贤乡召集保长及妇女保队长和各士绅会议议事录》，1939年7月20日，江西兴国县档案馆藏档，131/2—11—1/97.）
除应付必需的各种支出外，在社会不靖的情况下，地主、富农还要承担许多额外的开支：“有队伍来时，保长带人来，还要交一点。我们（指普通农民——引者注）交得很少，地主、富农交得多……都是土匪队伍来收。”（注：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专题访谈·王楼村祝永良》，第500页。）不少调查材料都证明了地主、富农承受的压力：浙江丽水城区第四行政街1940年代末各阶层收入总数410373斤谷，各项捐税负担总数77871斤，平均负担额为18.97%，其中地主25.9%，富农9%，中农26%，贫农15%，雇农2%.（注：《丽水县城区第一、第四行政街农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87页。）江苏武进县梅港乡第二保田赋及捐税的负担情况是，地主、富农平均每人负担0.95石（折米），每亩负担0.238石；中农平均每人负担0.455石（折米），每亩负担0.32石；贫农平均每人负担0.288石（折米），每亩负担0.343石。（注：《武进县梅港乡农村情况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137—138页。本文根据调查提供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合并的重新计算。）地主、富农相比其收入的实际负担要低于中、贫农，但是，人均负担则远高于中、贫农。在土地革命兴起、政府军队活动频繁地区，地主更是不堪重负，军队“要饷要粮草要伕子，都取之豪绅地主，不如意的打骂随之，甚至把做土劣惩办”。（注：《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7—18页。）不断恶化的处境，使有些地区地主对土地的兴趣大大下降，江西万载中下等田，“地主企图摆脱粮税捐款，只欲收一两元代价，即可成交，然亦无人顾问也”；（注：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上海：申报月刊社，1935年第4版，第26页。）南昌“下等之地，其地主有愿倒贴数元出卖以图避免捐税者……许多地主宁愿放弃土地不肯登记”；（注：王世琨：《南昌实习调查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72种，第84988页。）闽北也有报告：“有田之人，多以田产为累，且繁重的租税与低下的农田收益，再复增长其势，故购置田地这一观念，在一般农民中并不发生作用。”（注：徐天眙：《闽北农村社会分化之一形态》，《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414页。该文作者认为农民对购置土地缺乏热情有利于地主的土地集中，其立足点是地主可以避免普通农民应该承受的负担，但实际上除一部分拥有政治权力的地主外，许多资料显示，大部分地主在这方面所具有的能力是有限的。该文呈现的事实和其由此推理得出的结论间难以统一，显得牵强。曾任浙江省主席，本身家庭也是地主的黄绍竑就谈道：“民国以后，政治军事上得势的地主，他们得来的钱，大都在商业上谋发展，或存放在外国银行里，因为那时地租的收入有限，在地方上发展已成末路了。”（黄绍竑：《李宗仁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6页））
当然，在肯定当时调查材料对农民状况描述总体上可信的同时，也应注意对一些调查数据作客观分析。如浙江大学对兰溪2045户农户负债情况调查结果是，放款56736元，负债210908元，负债比放款高出15多万元。（注：冯紫岗：《兰溪农村调查》，第127—128页。）浙江嘉兴5113户的调查负债总额为712167元，放款总额为20524元，负债额为放款额的30多倍。（注：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第158页。）在农村金融不发达、农户间借放款主要为相互借贷的格局下，（注：浙江嘉兴借款中，私人借款占到52%，店账（实际也具私人性质）30.5%，合作社借款仅为3‰。（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第159页）全国范围的调查也显示，私人借款占到62.4%，合作社借款仅为1.3%.（《各省农民借贷调查》，《农情报告》第2卷第4期，1934年4月））这样大的借放款差距难以令人置信。由于农民对调查目的不了解：“疑为收捐之整备”，（注：《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239页。）在调查中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往往“收入项隐瞒不肯实报，支出项目大部实在情况”，（注：李柳溪：《赣县七鲤乡社会调查》，江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1941年印行，第115页。这种状况张闻天在其1940年代初主持的调查中也有注意：“照例农民们关于自己的收获量总要说得少，关于自己的消费量总要说得大，以证明其‘不够吃’，生活很‘凄惶’。”（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页））这在相当程度上会影响到对农民收支情况的真实了解。客观地看，1920—1940年代农民的困窘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未遭遇大的自然或人为灾害的情况下，农民整体已经无法维持生活。通常，在土地收入难以维持生计时，贫穷农户会设法通过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据调查，江苏无锡一般贫苦农民副业收入占总收入的25%左右；（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市（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315页。）而浙江嘉兴塘江乡贫农的副业收入高的达到其总收入的76%，一般的家庭也在20%左右，远高于全乡平均数6.8%；（注：《浙江嘉兴塘江乡农村经济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29—130页。）江西赣县七鲤乡的调查也注意到：“一般农民能以劳力争取自己自足”。（注：李柳溪：《赣县七鲤乡社会调查》，第115页。）此外，生存法则还迫使农民作出如溺婴这样一些堪称残忍的行为，“穷人家是用溺婴来减少和避免贫穷的压力，所以溺婴在村坊上也是不遭指责的事……做娘的心里是舍不得的，但她晓得，孩子留下来反正也没条件供她吃饱穿暖，养不活还不如死了的好。”（注：李友梅：《江村家庭经济的组织与社会环境》，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00页。）
四
由于江西、福建乃至整个东南地区在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中的巨大影响，1920—1940年代这里土地占有及农民生存状况的具体展现，关涉甚大，提供了几个颇有意味且不容忽视的论题。
其一，东南地区虽然是土地革命集中爆发地区，但这里的土地集中程度并不像许多论著认为的那样严重，最具影响的中央苏区所在地闽、赣两省在江南更属于土地分散区域，而且根据江西的调查，苏区、游击区和白区各村庄土地占有也与土地革命呈现负相关状态，即苏区村土地集中程度是最低的。（注：1950年江西28村的调查显示，原苏区12村地主、富农占地21.16%，贫农29.35%；游击区9村地主、富农占地31.96%，贫农占地17.6%；白区7村地主、富农占地37.95%，贫农占地19.5%.（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江西日报》1950年9月3日）固然，土地革命给苏区村土地占有比例以一定影响，但根据多方面材料，其在江西影响较小，一般不应超过5%.）有关研究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必然联系的习惯做法，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足的证据支持。其实，中国农村大地主无论是地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和普通农民拉开较大，其对佃农的压榨程度往往相对较轻，恰恰是中、小地主在与佃农及普通农民的密切接触中，易于产生利益冲突，把土地集中看作土地革命主要成因的观念似乎并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注：以湖北黄、麻地区为例，有关报告提到，黄安东南部大地主较多，“更易推行改良政策”，“已有办到减租减息，甚至有不敢而且不愿回乡的大地主把土地、房屋几乎送给自己的雇农、佃农，名义上是请他们代为管理着，但实际已经从没有过收租、收息的一回事了”；相反，黄、麻其余地区“都系中小地主，最缺乏改良政策的物质根据”。（《中共鄂东北特委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黄麻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及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5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页）上海南汇横港村龚野囡回忆：“当时租种的土地是一个地主家的，这个地主家在大团，很有钱，所以收取的地租较少。每年每亩收棉花50斤，谷子90斤。地少的、没开店的地主则要收75斤棉或135斤谷。交完地租后就没有什么负担了。”（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访谈实录·横港村龚野囡》，第369页））从贯穿中国长历史的角度看，贫穷确实是农民屡屡寻求变局的一个基础性原因，20世纪初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外国资本入侵、政治力量榨取形成的农村贫困的趋势，尤其使农民革命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不过，贫穷是革命的温床，但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革命，何况作为土地革命集中地区，东南乃至赣南闽西和中国西北乃至北方广大地区比，生存环境也不能算是很恶劣的。（注：根据30年代中期的统计，江西借钱、借粮的比率是57%、52%，福建为55%、49%，均与全国平均数56%、48%接近。（《各省农民借贷调查》，《农情报告》第2卷第4期，1934年4月））因此，虽然东南地区存在土地占有不平衡、地主与农民间关系紧张、农民日益窘困等种种导致土地革命的因素，但和中国其他地区比，这里并不具有多少特殊性，上述因素尚不足以说明何以正是在这一地区形成苏维埃革命的巨大声势。
其二，虽然土地集中程度和土地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要理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土地革命的动力，理解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仍具重要意义。如上文所指出的，东南地区7%左右的地主、富农占地达30%—40%，而占人口一半左右的贫苦农民仅占土地的20%左右。地主与贫农平均占地比普遍在10倍以上，相当多的农民拥有的土地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而由于这一地区复杂的地权结构，尤其是公田的大量存在，一半左右的农民为维持生存不得不和地主、富农及公堂土地发生租佃关系，承受着40%—50%的租佃负担。在土地分配存在着相当不平衡的情况下，作为基本的生存要素，拥有更多的可以自主的土地是农民衷心的期盼。所以，当土地革命广泛开展后，没收地主土地在农民中平分，对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湘南暴动期间，“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都不藏了，并且看见土豪劣绅即抓，抓到就杀……惟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所分得之土地”。（注：《CY湘南特委××同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1928年7月20日。）李六如描绘：“打了一些胜仗，革命形势日见高涨之后，一般农民天天跑来问我们：”你们不是说过大家分田吗？‘一面拍我们的肩背，一面笑眯眯的催促。“（注：李六如：《各苏区土地问题——1944年3月在延安杨家岭学习会上的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印，[出版时间不详]，第13页。）早期中共土地革命领导人大都意识到：”没有土地的果实，是不能发动群众的“；（注：戴季英：《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1927—1930年春）》，《黄麻起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07页。）普遍的贫农对于土地、财产的要求不消说是为农村革命斗争的中心动力。”（注：《鄂东北特别区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5册，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138页。）对土地的渴望是农民理解、接受、走向革命最直接的利益驱动。
其三，在传统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在常态下往往通过阶层的提升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确实也提供了这种可能。（注：传统社会有所谓“千年田八百主”之说，江苏金坛民谣云：“穷人不是穷到底，富人不是生啥根，百年风水轮流转，十年田地换三村”（钱静人：《江苏南部歌谣简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26页）。黄宗智提供的材料则显示，第一代被调查的19个富户中，只有3户仍能在第三代得以保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4—78页）地权流转，贫富变化，相当程度上缓解了贫富之间心理上的对立。）但是，20世纪上半叶，随着地主与农民关系的不断紧张，这种渴望的方向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如费孝通、薛暮桥所注意到的，农村中各社会阶层间还保留着宗法社会关系的遗存，无锡礼社春荒时节，“某大地主向农民银行抵借六百元，免利贷米，贫农每户借米一斗八升，方能勉强维持”。（注：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7页。）从1930年代农民离村原因调查看，因灾害、贫穷、农村经济破产而被迫离村谋生的占大多数，而因捐税重、租佃率高离村的分别只占1.6%、0.5%，（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892页。）农民和地主关系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尚在可以忍受范围内。另一方面，土地革命展开前后，在江南农村（无论是苏区或非苏区）确实出现了地主与农民间关系不断恶化的种种迹象。20世纪上半叶农村经济衰落和国家政权对农村的加紧榨取，其受害者不仅仅是普通农民，地主、富农也深受其害。作为农村拥有较多支配权和主动权的阶层，地主、富农面对困境时趋利避害的做法往往是设法将负担转嫁到佃农和普通农民身上，并由此导致双方冲突加剧。如当时调查所说：“民国初年地主与农民之间尚有残留之温情关系……迨薛氏（指地主——引者注）衰落，地主与农民间之关系乃由亲而疏，民国十六年后更日趋恶化。在此末日穷途之中，地主即不得不加紧剥削，苟延残喘，农民亦忍无可忍，蠢然欲动。”（注：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7页。）农村经济的衰落，迫使地主竭力从农民身上追求最大利益，而这又进一步造成农民处境的恶化，加深其与地主间的矛盾，为土地革命对地主的剥夺准备了心理基础。
其四，农民与地主关系的恶化，使农民革命成为20世纪上半叶革命的主题之一，而革命潮流又使双方间的对立变得无可选择。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期间展开的轰轰烈烈打土豪农民运动就已使地主与普通农民间关系严重紧张，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开始后，对地主的打击进一步加剧，地主与农民间形成强烈对立关系。当时有人观察到土地革命前后农民的心理变化：“昔时黄安甚为闭塞，故农民对于有势有钱者，极为崇拜，供奉为天人。匪祸后大不然，对有势有钱者常露悻悻不平之色。”（注：张思曾：《一个匪区农况变迁之描述》，《益世报》1934年11月24日。）国民党方面不少人则注意到，主要由地主、富农等组成的“各地保卫团痛恨匪共每每肆意烧杀以图报复”；（注：郭汝栋：《国民革命军第廿军剿匪部队注意事项》，转见冰澈：《对于白军“剿共”的研究》，[出版者不详]，1931年编印，附录，第83页。）“难民等各村逃出来的人……他们没有纪律，加以报仇心切，所到之处，随意烧杀”。（注：戴岳：《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转见冰澈：《对于白军“剿共”的研究》，附录，第12页。）农民和地主间的冲突及地主的复仇行为使地主和占据农村大多数的普通农民尖锐对立，这种对立甚至超过了土地分配的影响：“皖西土地分配得一塌糊涂，最坏的是商城，商城的土地没收了来，每人分一斗田，剩下的让他荒废下去……商城分土地如此错误，农民还是拥护苏维埃和红军，而且在皖西区数第一……商城农民受亲区民团首领顾敬芝等蹂躏太甚了。”（注：《张国焘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31年5月24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1页。）地主的报复使农民除继续跟随中共进行土地革命外别无选择。
在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时，中共成功的策略也对鼓动农民起来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很多记述都提到，农民作为被“发动”的革命者，其阶级意识和自觉的阶级对立是在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取得农民的信任，满足农民的愿望，至关重要。中共领导土地革命的第一步，往往是和农民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减租、平谷（限制谷价）、废除债务、抗捐等，这些使大部分农民受益，农民“一尝其味，决不会轻易忘记”。（注：《罗明致福建临时省委信——关于巡视永定的报告》，1928年11月21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1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1981年编印，第320页。当时，这一点是被作为经验加以总结和推广的：“在分田之先必须要做散发财物——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衣物、谷米、猪肉、用具等杂物分发给群众的工作以启发群众斗争，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翰文：《我对分田的几点意见》，《红色中华》第15期，1932年3月23日）直到1940年代末，中共在土改初期也往往依赖这一办法。茹志鹃记载：“浮财多，对工作是有不可否认的帮助，但主要是为了分地。浮财也是为了通过它，而来唤起群众对地的热情……对群众说来是应该通过这来组织，来加强，穷坑要用田来填。”（茹志鹃：《日记》，1947年11月19日，《十月》2000年第4期））从赣南闽西看，开始多以分谷子相号召，中共各级领导机关都注意到：“大多数贫民对粮食要求非常迫切，所以分谷子这个口号能发动了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起来”；（注：《中共闽西特委报告》，1929年8月28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册，第127—128页。）“群众说，只要分得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注：《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1933年7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册，第120页。）所以《红色中华》发表文章明确要求：“在分田之先必须要做散发财物——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衣物、谷、米、猪肉、用具等杂物分发给群众的工作以启发群众斗争，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注：翰文：《我对分田的几点意见》，《红色中华》第15期，1932年3月23日。）在满足农民经济利益、取得农民信任后，进一步将土地革命推向深入就顺理成章：“早先分地给老百姓，嗯一声，谁也不在乎，给多少要多少……谁也不去看看自己分的地是哪一垅，到种地时，谁也找不上自己的地在哪块。后来又分东西，穷人都分到了东西，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干起来了。“（注：《两个农民积极分子的思想发展·杨春生自述》，《农村调查资料之一·奉天屯的调查》，东北军政大学总校，1947年编印，第20页。这段调查虽然出自东北土改时期，但农民卷入土地革命的心态具有普遍意义。）
其五，和整个中国革命一样，中国农村的土地革命和政治力量的影响、推动密不可分，对多数农民而言，“他们是希望我们能够替他创造出幸福来，双手送给他，自己参加斗争是太危险了，不划算”。（注：《中共鄂东北特委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黄麻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及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5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第35页。为推动农民革命，中共初期在某些地区的暴动中甚至采取了一些极端手段，“如负责人说同志及群众的房屋烧了，没有屋住了，便会出来革命。”（《夏尺冰关于平铜农村党的概况的报告》，1928年9月5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页））在这一背景下，中共领导开展的政治、军事斗争是将革命推向深入的直接动因，而开展这样的斗争之条件是否成熟，又成为革命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闽、赣两省成长为土地革命中心，根据毛泽东的解释，从区域角度看主要有两点：一是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与战争造成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可能，一是民主革命影响准备了红色政权产生的条件。（注：参见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50页。）江西、福建作为国民政府中央统治力量及地方势力相当薄弱的地区，（注：由于中央权威软弱，地方力量又极不发展，当中共在赣东北展开革命宣传时，地方政权十分惊恐，甚至不得不采取放任态度：“以前他们所张的反共标语，县长下令取消了，他说：”共党是惹不得的，越惹越厉害，倒是不管的好‘“。（《江西工作近况》，1928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9页））最为符合毛泽东所说第一个条件；而国民革命曾经在江西、福建掀起的巨澜，为中共在两省的组织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基础。因此，当国共合作破裂、中共独立开展土地革命时，其中心地区主要围绕着国民革命基本区展开绝非偶然。统治力量的薄弱、大山屏蔽的自然环境、国民革命运动打下的良好基础、赣南闽西背靠广东这一与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地区的特殊地理态势，为红军和苏维埃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条件，也是这里成为苏维埃革命中心区的主要原因。
农村社会现状调查报告篇4
一等奖(5篇)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
――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
(省委办公厅 舒国增等)
2、关于在我省开展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的调研报告
(省发改委 姚作汀等)
3、公共财政与和谐社会建设
(省委政法委课题组)
4、杭州市青年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实证分析
(杭州团市委 董 悦)
5、“浙中城市群”建设与发展若干问题的调查研究
(省委党校 陆立军)
二等奖(10篇)
6 关于我省流动人口若干问题的调研报告
(省政府办公厅 潘捷军)
7 农村土地制度市场化改革的障碍与对策研究
(衢州市委政研室 徐延山)
8 浙江省区域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与对策研究
(省国土资源厅 王松林等)
9 具有浙江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研究
(省科技厅 蒋泰维等)
10 浙江生态省建设中的水资源补偿机制研究
(省物价局柳萍等)
11 关于创新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对策研究
(省政府研究室 陈广胜)
12 关于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的调研报告
(省人事厅 陈仲方等)
1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民俗文化传承
(省委宣传部 童芍素等)
14 从“民主恳谈”到“参与式预算”
――基层民主的温岭模式调查
(温岭市委宣传部 曹 鸿等)
15 关于有效控制海洋捕捞强度、继续做好渔民转产转业的调研报告
(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 蔡洪法等)
三等奖(20篇)
16 关于我省淘汰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落后生产能力的调研报告
(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叶子挺等)
17 浙江省异地商会党建工作调查及思考
(省委组织部课题组)
18 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努力构建新型农业服务体系
(衢州市委 厉志海)
19 关于“八郑规程”的调查与思考
(绍兴市纪委 史济锡等)
20 关于浙江省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情况调查及对策建议
(省社科院 杨建华等)
21 宁波市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研究
(宁波市委政研室课题组)
22 浙江省块状经济发展报告
(省经贸委 丁耀民等)
23 关于我省城镇养老服务业发展存在问题与对策的调研报告
(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韩春根等)
24 实施旅游国际化战略，加快旅游目的地建设研究报告
(省旅游局 纪根立等)
25 以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为抓手，全面提高我省领导干部应急管理的能力
(省委党校 吴锦良)
26 对浙江省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省委办公厅 王文滋)
27 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政策研究(省卫生厅 李兰娟等)
28 “庆元模式”对服务型政府建设和乡镇体制改革的启示
(省委党校 何显明等)
29 发挥公共财政作用，推进科技自主创新
(省财政厅课题组)
30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责任、地位和作用
(省委统战部课题组)
31 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
(省政府办公厅 施清宏)
32 关于全省法院努力实践“三项承诺”的调研报告
(省法院 包祥水等)
33 关于浙江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有关情况的调研报告
(省法制办 周小平等)
34 从我省地方立法民主实践探索推进地方立法民主化的对策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李步星等)
35 《浙江省殡葬管理条例》立法质量评估报告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丁祖年等)
优秀奖(30篇)
36 浙江省涉外知识产权保护状况调查
(省知识产权局 陈小英)
37 2006年浙江城镇低收入群体生活状况研究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 施幼薇等)
38 台州政府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研究
(台州市委 张鸿铭)
39 浙江省民营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研究――以台州为例
(台州市委政研室 郑楚森等)
40 浙江省政府外债负担问题研究
(省财政厅课题组)
41 关于乡村宣传文化阵地建设的现状与思考
(省委宣传部 沈立江等)
42 提升合作经济水平，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省农办 邵 峰)
43 生态功能区划与主体功能区划关系研究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 刘 亭等)
44 浙江省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支持研究
(人行杭州中心支行课题组)
45 浙江省慈善事业发展调研报告
(省民政厅 吴桂英等)
46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发展趋势与浙江城市化战略调整
(嘉兴市委办 张才方)
47 缓解我省小企业融资难的几点思考
(省中小企业局 吴家曦等)
48 浙江省软件产业发展前景及对策建议
(省信息产业厅 高鹰忠等)
49 浙江省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调研报告
(省工商联课题组)
50 关于推进欠发达地区人口和产业集聚、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调研报告
(省农办 王良仟)
51 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扎实推进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丽水市委政研室 李 华)
52 关于外来流动人员信教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省委统战部课题组)
53 全省国有林场改革与发展调研报告
(省林业厅 陈铁雄等)
54 推动全民创业，实现富民强市
(绍兴市委政研室、市府办谢卫星等)
55 完善村级治理机制研究
(绍兴市委组织部 方建平等)
56 对浙江工业产业竞争力的调查与分析
(省经贸委 陈卫东等)
57 构筑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联盟、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议
(省政府参事室调研组)
58 打造浙江省文化创意中心区的调研与建议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 朱李鸣等)
59 浙江经济增长与三大需求关系的初步分析
(省发改委 钱建鑫等)
60 现代化进程中温州农民的社会分化问题分析
(温州市农办 谢小荣)
61 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和社区工作问题研究
(省委组织部课题组)
62 金华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创新调研报告
(金华市委政研室 胡新民)
63 吴兴区关于构建新型困难群众救助体系的调查报告
(吴兴区政府 施根宝)
64 关于推进“海上法治”的调研报告
(舟山市“推进‘海上法治”’课题组)
农村社会现状调查报告篇5
在此次暑假期间，我对江王村进行了一番实地调查。通过这次深入的调查，我对该村的实际情况有了进一步的、理性的认识与了解，同时也发现了其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该村的经济主导产业是农业，除此之外并没有形成其他产业更不用说发展其他产业，因此村民的收入大部分来源于农业收入，并且是“靠天收”的现象。如果年成较好的话那么村民的收入自然就多一点，一旦遇到年成不行的时候，村民的收入就没有了保障，生活水平就也没保障。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了“走出去”。随着外出务工人员增加，留在当地的劳动力也就随之减少，劳动力的减少继而引起许多农田旱地的荒芜。近几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土地被设施建设所压占。土地被压占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商机”，村民对当地土地升值的期望越来越高，为了得到更多的土地赔偿费用，村民大多选择在土地上建房，在一时之间形成了一股“种房热”，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一夜之间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建起了一个村。大量的抛荒导致了大量的土地资源的浪费，大量的城市建设压占和私房建设就又引起土地资源的大量减少，这一浪费加之这一减少该村的土地就所剩无几了。
除了上述存在的土地问题外，村民外出务工还诱发了另外一个问题——留守儿童的生活、教育问题，当然这也是社会上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
在教育上，该村目前有不少孩子辍学在家，适龄孩子的入学率低，受教育程度低，文化水平低。形成这三低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村民的思想上出现错误。大多数的村民只看到了眼前却忽视了长远，他们认为读书没有多大用处还要花钱，因而让自己的孩子放下书包课本去打工挣钱，他们并不知道这样会误导孩子的一生，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在生活上，他们得不到很好得照顾，缺乏亲情关爱和教育。他们过早的踏入社会，并且形成不好的习惯造成不良影响。
对于存在的上述这些问题我们并不能过于悲观或者对其视而不见，而是应该乐观面对并且积极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坚持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各个击破的统筹指导方针。
目前应着力解决的问题就是村民的收入低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旦解决好了，村民的收入提高了，那么一系列相应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切实做好农民增收工作是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由此可见，增加收入对农民、农村、农业这“三农”的重要。
那么应如何增加村民们的收入呢？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真正的增加农民的收入，才能切实解决收入低的问题。因此发展经济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应该大力发展乡村的经济。那怎样才能让乡村经济发展起来呢？
首先，必须调整产业结构，改变以前那种产业结构单一的现状。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其他相关产业，例如渔业、林业等。这样一来可以充分的发挥和利用交通便捷、临近湖泊、有大片适宜种植林木的山地、有适足的劳动力等资源优势，形成多产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相关产业发展起来了必将改变当地农民的收入结构，让收入来源多元化，增加他们的收入。与此同时这还将促进本地的农民就业，将大量的农民留在本地，外出务工的农民数量也会因此下降。
其次，就是要转变村民的思想，这一条也是相当重要的。只有从思想上有了根本的转变才能做到标本兼治，否则一切只是治标不治本。转变思想就是要改变以前那种轻视教育的思想，就要让他们认识到接受教育的重要性，让他们的孩子重返课堂接受教育；转变思想就要让他们明白真正的财富是靠双手劳动得来的，而并不是投机取巧。转变思想就是要改变以前那种陋习歪风，从而形成一股良好的社会风气。
最后，就是要增强村民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让他们明白只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经济建设就一定会搞上去。让他们对将来充满信心，他们的收入一定会增加，将来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让他们相信，只要肯诚实劳动，努力付出，他们并不比别人差。
做到了以上的三点，上述这些问题定会得到很好的解决，该村的经济肯定会有长远的发展，会上一个新的台阶；该村的生活水平会大幅提高，人民必将生活得幸福美满；该村的村容村貌也会大有改观。
总而言之，我相信，江王村的发展前途必然会是一片大好！
大学生暑期调查报告
暑期会计工作实践优秀调查报告
2016年暑期学生思想动态调查报告
工商系暑期实践优秀调查报告
暑期农村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大学生暑期社会优秀调查报告参考题目
2016关于暑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2016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2016年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现状的暑期社会调查报告
暑期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调查报告
暑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大学生暑期“兼职热”调研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调查报告（国有企业改制问题调查）
农村社会现状调查报告篇6
芜湖市餐饮业“中华老字号”品牌保护现状暑期社会调查报告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09级文化产业管理蔡秀
前言：中华老字号积累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对发展工农业，繁荣市场，振兴经济，弘扬优秀文化，振兴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下，中华老字号的发展问题备受各方人士的关注。为了更好的了解芜湖市餐饮业“中华老字号”发展与保护现状，由沈喜彭老师带队，09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学生骨干参加的社会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分队，以“调查研究芜湖市餐饮业老字号的发展与保护现状，增强老字号品牌保护意识”为中心，采取“全面了解，重点突破”的方法进行了为期5天的实践调查。此次调查以安徽省首批入围“中华老字号”的耿福兴酒楼为重点，连同同庆楼、四季春、马义兴等芜湖市餐饮业知名老品牌。调查期间，走访故址，走访档案局搜集相关资料，采访酒楼新老经理、白案红案大师，咨询芜湖老人。熟悉中华老字号企业的经营模式，了解企业内部的商标管理情况，总结中华老字号企业成功的经验，探寻中华老字号没落的原因，了解企业发展的瓶颈。经过调查分析，发现芜湖市饮食业“中华老字号”发展与保护现状不容乐观，进行体制创新，开展灵活的经营策略和营销策略等举措是中华老字号企业的发展必由之路。
暑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提纲：第一部分：回忆历史
第二部分：分析现状
第三部分：发现问题
第四部分：提出建议
第五部分：分析总结
第一部分——回忆历史
人有回忆，城市也有回忆。回忆不是百分之百的复制历史，而是经过岁月的筛选之后，留下一抹迷人的色彩。人的回忆依赖于脑，而城市的回忆却依赖于——城市的味道。那么，芜湖的味道，城市的回忆———耿福兴酒楼当之无愧。
因此，此次实践活动选取芜湖市耿福兴酒楼为调查重点，实地走访耿福兴旧址：第一旧址位于同庆楼后巷（原）——芜湖市三街口，第二旧址同福源汤包馆（今）——芜湖市二街27号；走访档案局搜集相关资料，包括（具体档案资料见附件）：
1耿福兴饺面馆劳资协议书
2芜湖市商业创设登记申请表——耿福兴饺面馆
3为呈报耿福兴等户暂停营业的报告
4耿福兴饺面馆汇集郑啸伍撕毁发票又不到店工作
5为耿福兴歇业后修理炉灶暂停业一月的报告
等；采访酒楼新老经理、白案红案大师，咨询芜湖老人再现历史，了解到耿福兴重要成员：原总经理——郭春林、原白案大师——刘扣锁、原红案大师——左炎生；并偕同调查了同庆楼、四季春、马义兴酒楼等芜湖市餐饮业知名老字号。
经走访调查了解到，耿福兴创建于清光绪年间，原设于芜湖市三街口，始由江都耿氏兄弟长宏、长富饺面及芜湖严开银师傅酥烧饼组合而成“耿福兴饺面馆”。1959年迁至中二街。历经沧桑、百年不衰、直至今日，“耿福兴酒楼”誉满江城名闻遐迩。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耿福兴的菜肴和点心，已成为芜湖餐饮文化的代表。耿福兴在传统菜肴和点心上保持传统不断创新，食客们在品尝后赞道“这就是芜湖的味道”。
分析总结后，也理清了耿福兴的历史传承：
1888年，耿家太爷以面点手艺特长，由扬州来芜湖挑担卖面点。
1912年，耿家太爷之子耿长宏、耿长富共同创立“耿福兴面馆”。
1942年，由耿家第三代家族耿玉和、耿玉春、耿玉丰合伙经营。
1956年，公私合营，耿福兴由当时芜湖市饮食服务局接管。耿玉和任主任。
1959年-1961年，市饮食服务公司成立耿福兴，仍由耿玉和任主任。
1962年-1996年，由饮食服务总公司副总经理郭春林任经理，注册“耿福兴”菜馆。
1996年-xx年，由鲁金富任“耿福兴”菜馆经理。
xx年，国有企业退出市场，由高述红女士购买“耿福兴”商标。
xx年至今，由高述红女士任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第二部分——分析现状
今天的耿福兴酒楼坐落于安徽芜湖市凤凰美食街中心广场、面积近3000平方、可同时接纳1000余人就餐，员工200余人。“童叟无欺，货真价实”；“发扬传统，与时俱进”是耿福兴百年不变的经营理念。耿福兴特色美食、小笼蟹黄汤包、虾籽面和酥烧饼，加之发展丰富的淮扬菜系和徽菜菜系，招徕四海名流、八方来客。曾接待国家领导人以及世界一百三十多国家使节，备受赞誉。
耿福兴酒楼现为“全国绿色餐饮企业”、“中国烹饪协会团体会员”“安徽省餐饮研究会常务理事单位”、“芜湖市餐饮烹饪协会副会长单位”。xx年11月16日，与安徽的“红星”牌宣纸、“口子”酒业、“胡开文”墨、“同庆楼”餐饮、“胡玉美”酿造、“寿春堂”大药房、“余良卿”药业等8家，被国家商务部认定为全国首批430家“中华老字号”企业。其特色菜肴有:小笼汤包、虾籽面、酥烧饼、翡翠烧卖、虾皮馄饨、周氏虾丝、芜湖盐水鸭、芜湖烤鸭、生煎鱼丝饼、蝴蝶海参、凤胎鱼翅、肴肉等。它也是国家商务部xx年实施“振兴老字号工程”，在全国范围内认定1000家“中华老字号”我省首批入选的8家企业之一。
老字号经久不衰，辉煌如昨，“中华老字号”耿福兴酒楼一方面充分利用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历史悠久、品质精良、风味独特、货真价实、信誉卓越；另一方面，充分挖掘“老字号”潜在的无形资产，维护商标形象，加大商标宣传力度，提高商标价值。网上评论，耿福兴商标价值300万。芜湖商标事务专家江大明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2年前通过转让获得的商标，在获得了中华老字号后，其无形资产价格的飙升是不言而喻的。
曾经是江城餐饮酒店骄傲的耿福兴，如今又成了芜湖特色美食的代表。耿福兴的新崛起，为江城餐饮业掀开了新的一页。
而调查中发现，马义兴、四季春等酒楼却忽视了对老字号的保护，没能充分利用老字号历史悠久、品质精良、风味独特、货真价实、信誉卓越等优势。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它们失去了一个与耿福兴这个中华老字号品牌抗衡的筹码，差距也随之出现在企业的经济效益上。
第三部分——发现问题
与耿福兴相比，同样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同庆楼、四季春、马义兴等芜湖市餐饮业知名老品牌，却未能同耿福兴一样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最终湮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究其原因，缺乏老字号的保护意识是最主要的，而老字号的衰落则是导致保护意识淡薄的根源。
工艺独特是老字号的一大优势，企业应该加大工艺的机械化、自动化和信息化改造，改变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对于必须要人工的工艺，加大传播力度，招收较多的徒弟，防止手艺失传。通过各种途径确立并逐渐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加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老字号的创新、开拓，是他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生产技术上不断创新，营销技术上不断完善，管理上不断完善，等等，都是他们的致胜法宝。只要大胆发扬自主创新精神，用现代商业手段充实、丰富老字号金字招牌的内涵，维护和提升品牌竞争力，中华老字号完全可以再次发扬光大。
耿福兴的今天就在于高述红总经理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且善于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善变而求胜。立足于自身的基础之上，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作出相应的变化，务求自己与时代的特征、时代潮流合拍，跟上形势，合乎时势，从而使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例如，耿福兴汤包已由过去的单一鲜肉熟汤包，发展为各大系列、多个花色、多种味感。使得江城其他老字号小吃都在衰落的时候，耿福兴依然风采依旧。
3、充分挖掘“老字号”潜在的无形资产，维护商标形象，加大打假和防伪力度，维护品牌，提升商标和品牌价值。
首先要强化商标注册意识，重视无形资产的评估，使金字招牌取得应用的量化价值。
其次，对于仿冒老字号的情况，建议企业要积极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充分利用企业分公司的信息优势，及时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供信息，同时及时督促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取缔非法企业，没收假冒伪劣产品，对于有较大影响的案件要寻求法律救济，及时在相关媒体信息，将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4、对消费者进行研究，提升产品档次。
细分市场消费者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老字号”也需要对消费者进行研究，并针对自己产品的档次定位，进行准确的市场细分。
老字号可以借鉴宝洁，可口可乐等运营品牌的经验，比如常年对消费者的形态进行研究，要转变观念，不要仅仅把眼光停留在产品上，要懂得研究消费者的需求，特别是消费者越来越挑剔的今天这一点相当重要。
总之，“老字号”如果始终沉湎于过去的辉煌，仍旧拖着原有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方法不放，必然会“店老字黄”，失去吸引力，被“喜新厌旧”的消费者抛弃，丢掉原有的市场。“老字号”只有跟着时代走，不断地改革、创新，才能使“老字号”发扬光大，真正做到几百年不倒。
老字号的兴衰沉浮直接关系到老字号品牌保护的重视程度，因此，要加强老字号的保护首先要振兴老字号，让企业认识到老字号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在企业竞争中发挥的价值，从而自觉的保护老字号。
第五部分——分析总结
“中华老字号”是指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沿袭和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和历史痕迹、具有独特的工艺和经营特色，取得了社会广泛认同和良好商业信誉的企业名称和产品品牌。中华老字号的认定范围：百货、中药、餐饮、服装、调味品、酒、茶叶、烘焙食品、肉制品、民间工艺品和其他商业、服务行业。
中华老字号，一个积淀了厚重的传统文化并蕴涵了丰富的人文和历史的名字。对发展工农业，繁荣市场，振兴经济，弘扬优秀文化，振兴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华老字号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要想再创辉煌，只能让自己变年轻。年轻就是生命，年轻就是活力，年轻才有未来，年轻才可以发展。有了心理的年轻才有行动上的年轻，有了行动上的年轻，才会永远年轻。我希望中华老字号的标志语这样写：我们今天更年轻，我们永远都年轻。
我们期待芜湖市餐饮业的老字号品牌保护现状的改观，同时也祝福老字号永远年轻！
谢辞：感谢社会学院领导的经费支持和理论指导，感谢辅导员沈喜彭老师的带队指导，在实践活动过程中有意识的锻炼我们的实践能力，在实践报告写作过程中的答疑解惑、规范指导。
参考文献：【1】《芜湖市志》
【2】档案局《芜湖市饮食业劳资协议书》
【3】档案局《芜湖市商业创设登记申请表》
【4】《饮食文化研究》王赛时著；王赛时，男，1955年生，现任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饮食文化研究》国际学术期刊主编，曾在北京大学培训班主讲《中华老字号》课程。
第二篇：大学生暑期社会调查报告
大学生暑期社会调查报告
百威啤酒成都公交车身广告效果调查报告
调查单位:成都媒体伯乐公交广告有限公司
调查内容:百威啤酒成都公交车身广告
调查范围:广告投放效应及媒体研究
调查时间:xx年7月10日至7月20日
报告人:aaa
调查提纲
调查时间:xx年7月10日至xx年7月20日
调查地点:成都市区
调查对象:受访者要求:26--55岁,男女不限
调查方式:根据问卷面对面访问受访者
抽样方法:随机街头拦截访问,根据年龄要求寻找受访者
注:1.通过工作日和非工作日随机抽样所获得的样本更具有代表性
调查城市市民的情况.
2.调研地点及样本量:·
太平洋百货春熙店(100个样本)新华公园(100个样本)
二环路光华村路口(150个样本)棕北小区好又多量贩(100个样本)
调查目的:1,得出百威啤酒车身广告受众的背景资料(如性别,年龄,家庭月收入等)
2,对百威啤酒车身广告效用进行客观中立的评估
3,对百威啤酒车身广告在成都投放的全部广告中所起的效用进行客观中
调查背景说明:
百威啤酒车身广告效果实证是媒体伯乐公交广告公司为客户提供的户外广告效果调查服务,以保证客户有科学的市场调查数据来衡量媒体伯乐公交广告公司巴士广告的效果,同时为客户以后的媒体投放计划提供策略上和数据上的支持.
这项研究由独立的第三方市场调查公司定期执行.该项调查规模庞大,在全国超过10个以上的城市进行了连续2年的测试,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媒体伯乐公交广告公司建立了初步的巴士广告投放效果预测模型.
xx年的效果实证选取了部分案例,主要调查内容包括:品牌及广告的认知率,到达率,接触频次,广告心理传播幅度形态csp等.
调查方法:定量研究,每城市至少抽取300以上样本,每次在4个以上可变的调查地点上进行随机拦截问卷访问.
分析纲要
a.啤酒行业分析a.前言b.消费习惯
b.户外媒体使用行为研究
c.百威啤酒广告调查城市环境概况(成都)
d.百威啤酒广告效果研究/及目标分析
f.百威啤酒广告效果评估结论
g.结尾
a.啤酒行业分析
前言
随着炎炎夏日的来临,啤酒大战不可避免地在各地市场再次爆发.与以往几年不同的是,此轮啤酒大战的核心不再是价格因素,随着大众消费水平的提高,价格已不再是消费者啤酒消费决策的主要因素,而品牌和流行时尚却成为消费者自觉或不自觉的最主要的着眼点.
消费习惯一
一周内城市居民人均消费啤酒2.49罐
一周内城市居民人均消费啤酒3.4瓶
一周内城市居民人均消费啤酒2.73扎啤
消费习惯二
过去一年饮用过啤酒的人最常购买的品牌(全国)
华润蓝剑占11.4%三得利占7.2%雪花占4.9%
山城占4%百威占2.9%
消费习惯三
外资啤酒品牌消费分析
1.其中,百威,喜力,虎牌,贝克等消费者定位在年轻的男性:麒麟,汉莎等则是中年男性;科罗娜是女性消费者.
2."洋啤"针对的目标消费群体主要是部分工作稳定,收入水平较高的年龄在25—35岁之间的年轻人,其消费意识与其现代的生活态度和时尚观点密切相关.
消费习惯四
1."国啤","洋啤",地区性啤酒生产企业的迅速发展,也造成了啤酒行业的白热化竞争,恶劣的竞争环境必然导致啤酒行业内部的"重新洗牌".规模化,个性化和品牌竞争成为啤酒企业进行势力较量的三大法宝.
2.与此同时,消费者也变得更加挑剔,摈弃了"从一而终"的传统观念,成为啤酒消费时尚的追随者.
3.低价格已不是啤酒市场竞争的决定性因素,而是品牌本身的价值和内涵
b.户外媒体使用行为研究
广告就是尽快使消费者从不知晓到产生购买行动
不知晓的消费者将呈漏斗式的递减传桶,越到底层人数越少.知晓,目标顾客必须先知道这个品牌或公司的存在.理解,他们必须知道这个产品是什么以及它们有什么作用.确信,他们必须在心态上倾向或确信要购买这个产品,行动他们必须产生购买行动.
广告的功能是把"产品及品牌信息传递给消费者",其直接的结果,产生或未产生购买行动,消费者对所广告的商品,也会在知识或感觉上发生变化.
广告的目标在于改变受众的态度,在改变态度过程当中,可分为未知,知名,理解,确信,行动(购买)五个阶段.所以,减低多少未知率(譬如50%减到30%)高多少知名率,理解率,确信率,购买率,便成为广告的目标.
广告的传播幅度形态—csp
一般情况下,消费者都经过5个阶段的过程,最后借助促销力量,唤起购买行动将商品的知名率,理解率,好感率,购买意图率用图形表示即传播幅度形态----csp它可以直观显示出达到品牌各传播阶段的消费者比例.
广告前与后所测定的csp变化,就是因该广告所影响的心理改变的效果通过调查,不仅能测出特定时段的广告效果,也能成为下次设定广告目标的重要资料
1.超强的视觉冲击力
2.最佳的视线效果
3.低成本,高效益
4.有独树一帜的创意
5.接触层面更广
接触的次数更多
在车身上作80平方米巨大的流动广告牌,加深品牌印象,在售点附近接触消费者,醒目的标题容易被看见.
c.百威啤酒广告调查城市环境概况
(成都)
商业区排序:市中心,西部,南部,北部,东部
商业区排序:西部,南部,东部,北部,市中心
商业区排序:市中心,南部,西部,北部,东部
商业区排序:市中心,南部,西部,东部,北部
d.百威啤酒广告效果研究/及目标分析
百威啤酒广告被调查受从的性别比例:女性占54%,男性占46%.
百威啤酒广告被调查受众的年龄分布,46--55岁的占17%,36--45岁的占25%,百威啤酒广告受众年龄在26--35岁的占58%,这部分受众对百威啤酒品牌有较大的认识,并具有一定的购买力和购买潜力.
第三篇：大学生暑期社会调查报告
关于的调查报告农村建设的调查报告
一、调查目的：
通过调查真实的了解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情况，以实际例子来推翻媒体谎言。给广大同学老师一份真实的农村建设信息。
二、调查对象：
山东省临朐县龙岗镇上林村民20名，山东省昌乐县城关街道后东村20名，山东省青岛市崔家集镇村民20名，山东省临朐县冶源村名20名。山东省昌乐县营丘镇马宋村20名。
三、调查内容：
村民对新农村建设的了解程度，对目前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以及农村老龄人口生活保障问题，收入的主要来源及提高收入的主要困难，村风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民主建设，以及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等。
四,调查方法：
通过派发问卷进行调查，发放问卷共100份，收回有效问卷100份。
五、调查结果：
从调查中发现，大多数村民对新农村建设持肯定态度。但是在收入等方面，表现出不满。
-1-
（1）村民对新农村建设的了解程度
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村民中有50%对新农村建设很了解；有35%比较了解；13%不太了解，只是听说过；还有2%的没听说过新农村建设这一说法。
（2）村民对目前收入状况的满意程度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中76%的村民对自己目前的收入不满意；14%认为比较满意；10%是满意的。
（3）农村老龄人口生活保障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90%的民众表示赞扬政府在政策上给于一定的支持（60岁过后一个月100元生活补助）但是同时认为在物价飞涨的时代，应加大农村老年人养老制度建设提高补助金额，使农村老年人能真正的老有所养。10%村民认为已经做得还很不错。
（4）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调查结果显示，没有村民的主要来源是传统农业；被调查中30%的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打工所得；10%为个体经营；40%的农民是靠现代农业(即温室大棚农业)20%为其他行业收入。
（5）提高收入的主要困难
调查结果显示，40%认为农业产业化因为缺乏政策资金支持难以形成规模以及销售市场。30%认为单靠工厂打工收入低，并且利益很难得到保障。30%认为交通因素等导致农产品销售有障碍，不利于农业发展及增收。
（6）农村的村风建设
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中8%的村民认为村风很好没有不和谐的现象；92%的认为村风比较好，有个别不和谐现象如不孝敬父母婆媳不关系不融洽等。
(7)农村的民主建设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村委对关系村民利益的事情如何决定这一问题,被调查中40%的人选择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或集广大群众意见决定；60%的人选择由村干部决定，在农村显然已经出现村民民主建设消极的一面。
（8）村民普遍反映现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急需加强。水泥路硬化，绿化、垃圾处理只有在靠近城镇的村落等都比较完善。在山东省实行的村村硬化工程当中，还有许多行政村未硬化完成。完成硬化的行政村村民极为不满，硬化路质量差，以及路太窄，许多村的硬化路可怜的只有4米。在青岛有些地区的农村因在农村建立橡胶厂导致水资源污染等严重危害村民健康的问题。
（9）调查中发现农民存在失地后丧失生活来源的情况。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征地现象比较普遍，虽然得到很大金额的人民币但是对于缺乏投资观念的农村民重来说只能坐等山空，并且受传统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影响，大多数农民的“恋土”情结较浓，不愿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所以在这些人当中就形成一种心理消极的状态，虽然部分年青人在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过程中，开始离开土地外出务工，以及考学入仕等到城市当中，但是倘如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背井离乡，他们仍觉得故土难离，特别是对于没有技能的人，更担忧失去土地而丧
失了生活的依靠。
二忧拆迁而导致生活质量下降。部分农民虽然对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十分向往，但是由于自身素质较低，收入不稳，对搬迁建设新居缺乏足够的信心。一方面，他们盼望自己现在的居住条件能够尽快得到改善。够顺利的进行。同时，部分农民担心进入农民新村集中居住后，家庭费用支出增多，特别是水、电、气等费用的支出而导致生活质量下降。正是由于搬迁后的一系列问题也使得新农村建设的后期工作进程阻力很大。
六,调查结果分析：
政府把三农问题列为重中之重，不断在三农问题上加大投入但是，我们也不免看到农民收入单一问题还是未从根本上改变。在三农问题上还需要加大政府投资，鼓励引导新农村建设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上必须走农业产业化道路，加大科技投入。切实解决农村老年人的老有所养问题。
在新农村村风建设上，一定要加大思想宣传。
加大农村教育投资，是农村孩子真正的成为建设之才。在引进企业的同时要抓环境保护，保护农民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
农村有句话要想富先修路。要想实现农村的发展。交通必须先行，山东省政府加强投资修建公路，但却远远没有达到质量达到需求。在实际执行过程出现资源浪费等问题，及层层腐败等问题民声载道。农村民主问题方面，也迫切需要加强建设。在村委会选举换届当中存在不少舞弊问题。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差，垃圾处理困难更不用谈绿化问题（尤其是在远离城镇的村庄），农民们迫切希望政府解决这些问题。
现在农村当中迫切需要政府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垃圾处理、水资源问题等）同时需要在软件上解决上好学难、看好病难、要好老难等问题。在生存问题上如何使农民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等还需要政府下大力气坚持不懈的努力。
调查人：钟治军09级学前本科2班学号09051370229
第四篇：大学生暑期社会调查报告
大学生暑期社会调查报告百威啤酒成都公交车身广告效果调查报告调查单位:成都媒体伯乐公交广告有限公司调查内容:百威啤酒成都公交车身广告调查范围:广告投放效应及媒体研究报告人:aaa调查提纲调查地点:成都市区调查对象:受访者要求:26--55岁,男女不限调查方式:根据问卷面对面访问受访者抽样方法:随机街头拦截访问,根据年龄要求寻找受访者注:1.通过工作日和非工作日随机抽样所获得的样本更具有代表性调查城市市民的情况.2.调研地点及样本量:·太平洋百货春熙店(100个样本)新华公园(100个样本)二环路光华村路口(150个样本)棕北小区好又多量贩(100个样本)调查目的:1,得出百威啤酒车身广告受众的背景资料(如性别,年龄,家庭月收入等)2,对百威啤酒车身广告效用进行客观中立的评估3,对百威啤酒车身广告在成都投放的全部广告中所起的效用进行客观中调查背景说明:百威啤酒车身广告效果实证是媒体伯乐公交广告公司为客户提供的户外广告效果调查服务,以保证客户有科学的市场调查数据来衡量媒体伯乐公交广告公司巴士广告的效果,同时为客户以后的媒体投放计划提供策略上和数据上的支持.xx年的效果实证选取了部分案例,主要调查内容包括:品牌及广告的认知率,到达率,接触频次,广告心理传播幅度形态csp等.调查方法:定量研究,每城市至少抽取300以上样本,每次在4个以上可变的调查地点上进行随机拦截问卷访问.分析纲要a.啤酒行业分析a.前言b.消费习惯b.户外媒体使用行为研究c.百威啤酒广告调查城市环境概况(成都)d.百威啤酒广告效果研究/及目标分析f.百威啤酒广告效果评估结论g.结尾a.啤酒行业分析前言随着炎炎夏日的来临,啤酒大战不可避免地在各地市场再次爆发.与以往几年不同的是,此轮啤酒大战的核心不再是价格因素,随着大众消费水平的提高,价格已不再是消费者啤酒消费决策的主要因素,而品牌和流行时尚却成为消费者自觉或不自觉的最主要的着眼点.消费习惯一一周内城市居民人均消费啤酒2.49罐一周内城市居民人均消费啤酒3.4瓶一周内城市居民人均消费啤酒2.73扎啤消费习惯二过去一年饮用过啤酒的人最常购买的品牌(全国)山城占4%百威占2.9%消费习惯三外资啤酒品牌消费分析1.其中,百威,喜力,虎牌,贝克等消费者定位在年轻的男性:麒麟,汉莎等则是中年男性;科罗娜是女性消费者.2."洋啤"针对的目标消费群体主要是部分工作稳定,收入水平较高的年龄在25—35岁之间的年轻人,其消费意识与其现代的生活态度和时尚观点密切相关.消费习惯四1."国啤","洋啤",地区性啤酒生产企业的迅速发展,也造成了啤酒行业的白热化竞争,恶劣的竞争环境必然导致啤酒行业内部的"重新洗牌".规模化,个性化和品牌竞争成为啤酒企业进行势力较量的三大法宝.2.与此同时,消费者也变得更加挑剔,摈弃了"从一而终"的传统观念,成为啤酒消费时尚的追随者.3.低价格已不是啤酒市场竞争的决定性因素,而是品牌本身的价值和内涵b.户外媒体使用行为研究广告就是尽快使消费者从不知晓到产生购买行动不知晓的消费者将呈漏斗式的递减传桶,越到底层人数越少.知晓,目标顾客必须先知道这个品牌或公司的存在.理解,他们必须知道这个产品是什么以及它们有什么作用.确信,他们必须在心态上倾向或确信要购买这个产品,行动他们必须产生购买行动.
广告的功能是把"产品及品牌信息传递给消费者",其直接的结果,产生或未产生购买行动,消费者对所广告的商品,也会在知识或感觉上发生变化.广告的目标在于改变受众的态度,在改变态度过程当中,可分为未知,知名,理解,确信,行动(购买)五个阶段.所以,减低多少未知率(譬如50%减到30%)高多少知名率,理解率,确信率,购买率,便成为广告的目标.广告的传播幅度形态—csp一般情况下,消费者都经过5个阶段的过程,最后借助促销力量,唤起购买行动将商品的知名率,理解率,好感率,购买意图率用图形表示即传播幅度形态----csp它可以直观显示出达到品牌各传播阶段的消费者比例.广告前与后所测定的csp变化,就是因该广告所影响的心理改变的效果通过调查,不仅能测出特定时段的广告效果,也能成为下次设定广告目标的重要资料1.超强的视觉冲击力2.最佳的视线效果3.低成本,高效益4.有独树一帜的创意5.接触层面更广接触的次数更多在车身上作80平方米巨大的流动广告牌,加深品牌印象,在售点附近接触消费者,醒目的标题容易被看见.c.百威啤酒广告调查城市环境概况(成都)商业区排序:市中心,西部,南部,北部,东部商业区排序:西部,南部,东部,北部,市中心商业区排序:市中心,南部,西部,北部,东部商业区排序:市中心,南部,西部,东部,北部d.百威啤酒广告效果研究/及目标分析百威啤酒广告被调查受从的性别比例:女性占54%,男性占46%.共2页,当前第1页12www.haoword.com【】第五篇：大学生暑期社会调查报告参考题目
大学生暑期社会调查报告参考题目
调研报告
可行性报告
市场调查报告
社会调查报告
关于《导演自我培养计划可行性分析报告》的反方论证
关于母亲教育问题的调研报告
关于农村教育现状及农村教师心态的调研报告
关于农村小学现状的调研报告
广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调研报告
关于《导演自我培养计划可行性分析报告》的反方论证
关于母亲教育问题的调研报告
关于农村教育现状及农村教师心态的调研报告
关于农村小学现状的调研报告
广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调研报告
关于三年级教育教学调研报告
关于修建旱冰场的可行性报告
关于青春交际舞协会的可行性报告
国务院研究室《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中学高中英语课程改革调研报告
高校调研报告之外联篇
高校调研报告之人力资源部
赴北京朝阳区东风乡辛庄村调研报告
甘肃西部农村教育现状调研报告
服装市场调研报告
对宿迁医改调研报告“十点质疑”之回应
锣鼓书目前的传承机制
整治学校周边环境调研报告
下乡期间调研报告
导演自我培养计划可行性分析报告
当代城市中学生社会人格状况调查报告
德钦县奔子栏之行调研报告
大学生学车调研报告之调查方案
大学生食品消费市场调研报告
资源与环境学院大学生暑假社会调查报告
大学生社会支持状况调查开题报告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调查报告
大学生劳尔的故事之劳尔的社会调查报告
北京图书市场调研报告
北大课题组宿迁医改调研报告（上）
安阳师范美术学习实习教学调研报告
关于火眼晶睛的调研报告
关于二十岁之前废掉处男的可行性报告
《大学生生活质量调研报告》评介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我国农民工的生存现状
《少儿读经解经点评录》可行性报告
“三下乡”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农村社会现状调查报告篇7
一、活动内容
1、深入本地中小学进行调查走访，了解本地基础教育的现状，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
2、了解我校毕业生回生源地就业情况以及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的意见反馈。
3、走访调查身边的先进基层党员，了解基层党建工作。
4、农村地区的同学，深入调查免征农业税后农民的收入状况，以及农村目前存在的其他问题。
5、城镇学生深入社区调查城镇居民中低保户的生活状况，以及政府对其改善生活质量所采取的措施。
6、调查了解本地农村的建设情况以及改革现状。
7、开展送温暖活动。为所在社区提供公益服务，如为军烈属，孤寡老人、残疾人、下岗工人等社会扶助对象解决生活问题，帮助社区管理部门开展宣传、咨询工作，参加社区组织的义务劳动等。
8、结合实际，到厂矿、社区、健身中心等地方开展传播体育健身理念，推动全民健身的活动。
二、具体要求
要求我校在校学生都要加入到实践调查活动中来，开学后要交上不少于1500字的社会实践报告或调查报告，校团委将根据调研报告的具体内容和其他有关情况评选出“先进个人”若干名、、“优秀实践(调查)报告”若干名，颁发奖品及证书，对不合格和无故不参加活动的同学取消年度评优资格。
关于组织开展年年暑假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精神，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青年健康成长的“四个新一代”的要求，引导青年学生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扎实推进我系部学生的“社会实践经历”教育，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高学生的社会竞争了力，特组织学生开展XX年那边暑假社会实践活动，现就有关工作安排提出如下意见。
(一)、活动主题
学会感恩*体验成长*共建和谐*关注社会
(二)、指导思想
活动要紧紧围绕我校学生培养目标，根据我部学生实际，帮助学生适应社会规范，明确社会角色，提高服务社会的技能，加速个人社会化进程，努力培养“理想远大、信念坚定、品德高尚、意志顽强、视野开阔、知识丰富，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青年，进一步增强青年学生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实践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活动内容
活动要切合“学会感恩体验成长共建和谐关注社会”的活动主题，以家庭角色体验、社会角色体验、专业素质拓展、特色实践服务和服务社区行动为主要内容，并在活动开展过程中争取建设一批基于长效机制、特色鲜明的社会实践活动基地、岗位体验实践基地和服务社区平台。
1.家庭体验。以感恩父母、回报家庭为导向，在暑假期间，从事不少于二周的家务劳动，具体劳动内容包括每天做一次饭，打扫一次卫生，外加一项其他家务劳动。另外强调必须给父母亲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中的一位洗一次脚，深深体会一回长辈们的艰辛。目的是使同学们认识到服务社会要从回报家庭做起，家庭作为社会基本细胞是学生社会化过程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2.社会体验
角色体验。以认知社会、了解社会为导向，依托一所学校、一个社区或一个企事业单位，在某一具体岗位上，从事一天以上的社会工作。要结合自我实际，盘活各种社会关系，主动出击，拓宽渠道，开展岗位体验、社会兼职、勤工俭学等活动，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
农村社会现状调查报告篇8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一、调查的具体目标和方法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一)?具体目标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1.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现状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2.当前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特点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3.当前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成因及对策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二)调查方法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1.问卷调查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学生问卷，内容涵盖教育价值观、学习态度、学习需求和学习目的四个方面。问卷调查在渔峡口镇第一、第二初级中学进行，共发问卷1021份，回收有效问卷1004份，接近理想的高效样本数。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2.座谈会及个案调查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整个调查共召开了两次教师座谈会，四次学生座谈会。这些座谈会，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生动的典型材料，而且为理性分析提供了基础。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二、调查结果分析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对学生问卷调查分析，以及多次教师、学生座谈结果显示，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一)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现状分析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1.教育价值观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调查显示，大部分农村初中生具有较为明确的教育价值观。74％的学生认为学习的作用是提高自身素质，10％的学生认为学习的作用是为了考中专和大学，16％的初中生没有考虑。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调查还显示，农村初中生的教育价值观带有显着的经济社会特征。他们认为，农村青年的经济收入与受教育程度成正比，其中65％的学生认为高中?中专?毕业生挣钱多，25％的学生认为初中毕业生挣钱多，8％的学生认为小学毕业生挣钱多，只有2％的学生认为文盲能获得较高收入。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2.学习态度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调查结果表明，67％的学生对学习的热情较高，24％的学生对学习的热情中等，9％的学生害怕学习。这与他们“考中专或大学”意识淡化是相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害怕学习的学生数占相当份额。而且，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90％的学生都有自己“最讨厌的课程”。学生害怕学习或讨厌某些课程的根本原因，一是与教师的教学方法紧密相关；二是与该课程的实用价值紧密相关。调查结果显示，86％的学生对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实用性强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劳技学习热情较高，而对学术性较强的历史、地理、生物、英语不感兴趣。在学生讨厌的课程中，英语是初中的核心课程之一，有57％的学生认为“英语对于我们以后的生活几乎没有用处”。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3.学习习需求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当前，“特长”是师生共同关心的热门话题，许多教育工作者甚至把“特长”看做是“素质教育”的代名词?对于这一认识的争议性，不属本文讨论的范畴?。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学生对“特长”有正确的认识，其中，92％的学生有自己感兴趣的目标，且有52％的学生希望得到教师的指导。同时，78％的学生希望在劳技课、活动课上学到较多的、实用的农业科技知识，使之能对他们以后的工作有所帮助。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在对调查结果的整理中，我们得到了一组令教师们震惊的数据，52％的学生认为“学校老师能满足自己的学习需求”，48％的学生认为“学校老师能力有限，希望得到名师指点”。对于这一结果，也许我们对信息的有效度产生怀疑，或者强调它的地域性特点，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教师行为滞后”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生的认同，并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他们的学习。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4.学习目的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调查结果表明，对于初中毕业后的打算，55％的学生选择读高中或中专，18％的学生选择就业，27％的学生还没有考虑。有读大学愿望的占37％。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初中学生对于“务农”的态度是我们调查的重要目标之一。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初中生大部分不愿意务农，其比例随年级变化，且该心态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波动，其波动特点为：初一为69％，初二为58％，初三为72％。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二)当前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特点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调查显示，当前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与以往农村的初中生的学习心理相比，有明显不同。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1.教育价值趋向多元化、务实化、功利化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自己跳出“农门”，走向城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价值在于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使他们掌握生存、生活所需的基本的文化科学知识，以增强自己在未来社会的竞争能力。在此基础上，部分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且成绩优秀的学生则致力于追求大学教育。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农村社会现状调查报告篇9
一、导 言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关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地权变化研究，学者们在两个重要问题上逐渐形成了共识：一是绝大多数学者否定了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国70％—8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等只占有20％—30％的土地的权威结论；二是绝大多数学者否定了近代中国地权越来越集中的观点。①近代以来，随着市场逐渐扩大，工商业初步发展，而工商业利润大大高于农业利务水平而引起地主和富有资财者改变投资方向，财富分流，往往不再把土地作为最重要的或者惟一的投资对象；近代中国人口虽然没有显着增多，但是人多地的矛盾始终突出，诸子析产的财产继承制度对分散土地作用的力度有所加大；近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对小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使其经济地位更加不稳定，但同时也增加了其改变命运的机会，抵抗土地兼并的能力有所加强；近代中国社会激烈动荡，依武力或强权，获取土地速度快，但是政局一变，财产消失得也很快。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总的来说，近代中国大土地所有制越来越弱，地主占有土地的最低额下降，中小地主增多，土地兼并越来越缓和，地权变化总体趋向分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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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章有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郭德宏《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乌廷玉《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史学集刊》1998年第1期。
② 参见叶茂《中国历史上的要素市场与土地买卖——“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系列研讨会第四次会议纪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l期；曹幸穗《论旧中国苏南土地占有关系的演变及其推动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近代中国地权变化虽然总体趋向分散，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地域，情况则不一样，有时集中，有时分散，某地集中，某地分散。虽然大多数学者对“近代中国地权总体趋向分散”的观点表示赞同，但对不同历史阶段地权变化的认识却又往往存在分歧。关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地权变化，有学者大致三种见解。第一种观点认为地权变化处于集中状态，甚至出现了恶性集中，我们称之为“集中说”。例如刘克祥先生认为1927—1937年，尤其是1932—1934年农业恐慌期间，“集中是地权分配的一般形态，其基本趋势和特征是，自耕农加速破产和无地化，中小地主没落，大地主膨胀，地权恶性集中”①。第二种观点认为近代中国地权变化总体趋向分散，30年代前期地权分配继续呈现分散态势，我们称之为“分散说”。例如郭德宏先生认为解放前几十年间，各地区地权变化的情况虽然很复杂，但总的来说，地权是越来越分散，而非越来越集中。尽管郭德宏先生没有用文字明确指出抗战前地权变化情况，但是，从“旧中国几十年间各阶级土地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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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另参见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地权集中趋势及其特点——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和《1927—1937年的地价变动与土地买卖——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l期)的相关论述。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持类似观点。例如，金德群认为“******统治初期(1927—1936)农村土地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土地使用越来越零碎分散”、“农村土地关系急剧恶化与紧张”(《试论******统治初期农村土地关系的恶化》，氏着《民国时期农村土地问题》，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曹幸穗通过比较工业、商业、金融业和农业利润，探讨苏南权变化状况，认为近代以来苏南地权总体趋向分散，但是19、20世纪之交的前后30年间，地权日趋集中，抗战前仍然保持集中态势，尽管速度较为缓慢(《论旧中国苏南土地占有关系的演变及其推动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张鸣认为“从20世纪初，中国农村的自耕农的比例开始大幅度减少；随着政恶化的加剧，其减少速度越来越快”，甚至“农村中赋税最主要的承担者自耕农阶层已经基本瓦解”(《20世纪开初30年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与意识变迁——兼论代激进主义发生发展的社会基础》，《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唐文起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土地集中现象日趋严重，并以江苏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抗战前江苏农村土地所有权浅析》，《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
状况发展趋势图”中可以看出，他认为30年代前期地权是趋向分散的。①第三种观点认为1912—1937年，“华北各省，除河南外，都是自耕农有较大增长，表现地权集中，但佃农比重是下降的。华中方面，江浙两省是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其余安徽、江西和两湖则佃农比重是下降的，除湖北外，半自耕农比重增长，类似中农化趋势。东南3省无大变化。惟西南3省则是自耕农大量减少，佃农比重增加，尤其云贵两省，有明显的佃农化、无地化趋势。西北地区，这种趋势不很明显。”②总之，抗战前有的地区地权集中，有的地区分散，有的地区变化不大，农村佃农化、农民无地化趋势主要是抗战以后形成的，我们姑且称之为“现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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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德宏：《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另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区域研究，认为抗战前地权趋于分散。例如，史建云认为“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华北自耕农比重逐渐提高，佃农比重则逐渐下降，自耕土地比重的上升更为明显。有人认为，30年代华北平原出现了自耕农佃农化的趋势，这种观点依据的多是个人和社会团体进行的农村调查”，言外之意，该结论是不能成立的(《近代华北平原自耕农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l期)。朱玉湘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地权有的时候有的地区集中，而不是每时每地都处在集中状态，并且地权总体上是趋向分散的(《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与农村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8—63页)。史志宏通过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北清苑县4个村地权变化的研究，认为地主富农占地比重明显下降，中农占地有所上升，土地分配呈分散或“平均化”的趋势(《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土地分配及其变化——以河北省清苑县4村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②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
20世纪30年代前期地权“集中说”以刘克祥先生的论述最为详尽，他从大量的中小自耕农失地破产、部分中小地主日趋没落、农户占田面积和阶层变化、大地主急剧膨胀等方面，论证30年代前期地权出现了恶性集中。但是文章也有论证不周之处，例如他没有很好地解释土地买卖清淡与地权恶性集中之间的关系，没有能够对30年代前期地权集中趋势进行充分的动态论证。“分散说”虽然在某些区域和微观层面有非常坚实的史料支撑，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例如它宏观论证不够充分，往往仅仅利用有关二三十年代地权分配调查或估计数字与土改之前的调查数字进行对比，然后就得出结论，认为地权始终处于分散状态，对其间的曲折变化缺乏分析，说服力不足；又如它很难解释30年代前期农户大量负债失地破产的史实与地权持续分散结论之间的矛盾。“现状说”分地域、分寸段论述，非常符合中国地权变化的特征。但是，一则它同样难以解释抗战前农户失地破产和“农村佃农化、农民无地化趋势主要是抗战以后形成的”论断的关系；二则它的主要根据是《农情报告》中的农户阶层变动，由于农产阶层划分存在缺陷，所以仅凭《农情报告》，对地权变化难以作出准确判断。
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为中心，以农家负债和地权异动为视角，从农户土地典押借贷比例，由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引起地权丧失的实况，中、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地权变化等方面，论证抗战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处于集中时期。进而从地权异动的状况论证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具有普遍性和不剧烈性，从地权异动之后的土地流向论证土地兼并者的非农民性程度加强，从30年代前期地权变化在20世纪上半期中的地位论证此次地权集中具有转折性。同时还对土地买卖与地权变化在农户通融资金中的意义进行分析，探讨30年代前期土地市场清淡对农家生计的影响，并由此说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希望本文的探讨，能够有助于近代中国地权变化的宏观研究。
二、农家负债与土地典押借贷
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负债比例极高。据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研究所1933年和全国土地委员会1934年调查，本文讨论范围内，农户借贷状况如表1：
表1 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借贷户数比重(％)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42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l编，“财政经济”(7)，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表1反映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负债的一般状况，实际上，局部调查资料显示，30年代前期农户负债比例远远高出此数。①通常债主对农产期短额小的借贷不索要抵押品，但是对期长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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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77—579、749—768页。
的借贷，由于债权人怀疑借债农家的偿还能力，所以往往不仅要有中人、借据，而且一般还要求土地抵押或典当。随着30年代前期农村经济衰退，农户负债比例增加，偿债能力减弱，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成数也有所增加。表2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的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情况。
表2 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情形
资料来源及说明：(1)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4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版，第538—540页，由于“抵押信用”包括了动产抵押和不动产抵押，所以土地抵押借贷的百分比实际要小一些。(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7)，第42页。(3)《近两年来农村经济状况之变动》，《农情报告》第5卷第7期，1937年7月15日。
表2中抵押信用占农户借贷信用方式百分比和典押田地农产占总农户的百分比来自《农情报告》，相比较而言，可靠性较低；田地抵押借贷户数占农户百分比来自全国土地委员会调查资料，准确性较高。①依据土地委员会调查，长江中下游地区六省农户田地抵押、典当借贷可分为两种情况：江苏、浙江、湖南田地抵押借贷成数较高，平均为47．5％，比全国14省平均数高0．99％。安徽、江西、湖北平均为29．9％，比全国14省和江苏、浙江、湖南三省平均数分别低16．71％和17．6％。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并非安徽、江西、湖北三省农村经济状况较好，或者借贷条件不如江苏、浙江、湖南三省苛刻，而是因为该地区为国共双方发生激烈军事冲突的主战场，农户借贷更加困难，债主对拥有土地的安全性产生怀疑，所以大多不愿接受土地抵押、典当借贷，也就是调查者所谓“殆以‘共匪’骚扰之故”②。
上文农户土地典押借贷为宏观调查，下面我们看微观调查。据30年代对浙江平湖县六个区调查，土地抵押借贷占借款总数19．3％。③江苏吴江农户田单抵押借贷占60％。④李范对武进30户负债农家调查表明，以不动产为担保借款者，占借款总数40．7％，“私人借贷几全为不动产担保”⑤。1930年上海市社会局对市郊140户农家调查发现，自耕农、半自耕农用田地契约抵押借贷者分别占借贷总户数85．2％和78．4％。⑥据对湖北大冶160家农户调查，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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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情报告》报告员来自全国各地2000余个志愿者，包括小学教员、地方士绅、基层官吏等，平均每县仅报告l—4次，以此代表全县乃至全国一般状况，可能有失偏颇。而土地委员会调查范围十分广泛，调查队伍数量极为庞大，调查者素质也高于《农情报告》报告员，所以，其调查结果应该更接近事实。
②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l编，“财政经济”(7)，第4l页。
③ 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与平湖县政府编印：《平湖之土地经济》，1937年，第190页。
④ 倪松年：《吴江农民借贷概况》，《苏农》第1卷第5期，1930年5月31日。
⑤ 李范：《武进县乡村信用之现状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8辑，(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美国)中美资料中心1977年版，第46868页。
⑥ 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下册，台北，华世出版社1978年版，第305页。
押、典卖田地户数分别占调查总户数的9．38％和3．75％。①金陵大学农经系对豫、皖、鄂、赣四省53县3066人(系农户户主)调查表明，负债者占总人数93％，其中，土地典质借贷者分别占28％、15％、3％和14％，安徽、江西、湖北三省平均约占10．7％。②
关于农户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比例，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即农户隐瞒实情。由于担心告知调查者抵押、典当土地，要向政府交纳契税，于是有的农户隐瞒了土地抵押、典当情况。例如浙江农户土地抵押，要交纳抵价6％的税款，否则土地因抵押发生的地权转移，在法律上视为无效。③又如湖北黄冈每年土地买卖价额达数十万元，然而有关记载中典押件数极少，但是据潘沺观察，田地典押“其数当在买卖之上”④，因为农户为了避税隐瞒，以致无从查考。田地抵押契税负担情形，各地不一，大体而言，债务人和债权人分别承担，有时债权人基于债务人需款孔急，强迫债务人承担主要乃至全部税款，所以有可能是典押人隐瞒了土地典押数目，从而降低了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比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农产土地两次乃至多次抵押，为了避免引起债权人的不满，也隐瞒了土地抵押、典当的实际情况。尽管如此，如果把上述各地田地抵押、典当借贷农户数占总农产数百分比和田地抵押、典当借贷借款数占总借款数百分比分别简单平均，则发现农产田地典押借款户数占借款总户数比重仍达37．48％，农户田地典押借款数占借款总数40％。由此可见，土地委员会调查的田地典押借贷农户占农户数百分比基本接近事实，即长江中下游地区大约有40％左右的农户典押了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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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若虚：《大冶农村经济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2辑，第21095页。
② 郑槐：《我国目下之乡村借贷情形》，《农林新报》第424号，1936年6月1日。
③ 《何廉、方显廷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四四／2104。④ 潘沺：《黄冈县之租佃制度》，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
60辑，第31119页。
上文反映的是静态状况，下面我们看各地农户田地典押借贷动态情形。从表2看，1934年江苏、浙江、湖南、安徽、湖北、江西六省典押土地农户分别为占农户数的38％、47％、38％、42％、44％、42％，而1935年则分别上升到41％、60％、47％、50％、50％、50％，尽管上文说《农情报告》数据不太可靠，但是结合其他材料看，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典押土地农户比例上升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大量局部调查资料支持同样的结论。例如，1930年江西寻乌、兴国，农民借钱一律需要抵押。①1934年湖北京山、随县等地，抵押借贷极为盛行。据1934年对湖北蕲春调查，以前该县民间借贷“泰半系信用借贷性质，但近年以来，抵押借贷亦极盛行”②。从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江浙两省农村调查自耕农减少、贫雇农增加看，自耕农及其以下阶层农户典押土地比例毫无疑问地在增加，调查人员在浙江崇德县调查时感叹道：“全县农户负债者，竟在百分之八强，但调查时，农民大多不愿意告诉人家，所以实际因借贷抵押的田亩数无从知道。”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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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201页。
② 参见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③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33页。
三、由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土地抵押借贷是物权信用的一种方式，虽然它有种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其实质基本上是一样的。一般而言，土地抵押借贷需要债务人和债权人签订契约，将土地抵押给债权人，向其借贷，债务人借得现款或实物后，抵押土地权属仍归债务人所有。
据30年代韩德彰在浙西农村调查，土地抵押借贷大体分为“定期回赎”和“不定期回赎”两大类9种形式。“定期回赎”按交付利息的手续不同，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在指定回赎日期一并交付本利，该种形式又分为4种情况，即立借票，另附卖活契作抵；以卖绝契作抵，契尾注明抵借；以卖活契作抵；以戤田契作抵；二是在赎田之前分期零付利息，此种形式又分为以借票作抵和以抵契作抵两种情况。“不定期回赎”的抵田方法分三种，一是按月计利，每年分两次付利，如三期无利，即由债主收产管业；二是按年付利，如利不清，也由债主执契管业；三是如利不清，以田中出产抵偿利息。总的看来，定期取赎的条件稍微宽松，不定期回赎的条件在有的地方则极为苛严。例如吴兴县汤村按月计算利息，每年分两次付息，债务人如果拖欠3期，就丧失了取赎权。新登县按年计算利息，每年均须支付利息，一次也不能拖欠，否则抵押的田地就永远归债权人所有，债务人永远不能回赎。①
土地抵押借贷利息高低和偿还方式，各地不一。据韩德彰在浙西农村调查，一般是年利2分。②江苏无锡借钱100元，需田1．5亩做抵押，年利2分者每5年一计，年利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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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德彰：《浙西农村之借贷制度》，《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2期，1932年6月。
② 韩德彰：《浙西农村之借贷制度》，《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2期，1932年6月。又，浙江各地土地抵押借贷利息高低不齐，“但(年利)通常亦在二分以上，至于普通借贷，利息三分乃是平常的事”(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0页)，例如义乌借钱100元，用半石田做抵押，最轻的年利是2分(《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358页)。
者须年年支付，届期不还本金或欠息，债主即可没收土地而使债务人成为永租佃。①湖南田地抵押借贷称为抵契，抵契逾期不赎，或者执契管业，或者发售偿款。麻阳抵田，3年不付息，则要“管业耕田”②。江西都昌、南昌以田地抵押借贷，契约正文与卖契无异，仅在年月以外另加附约，说明押钱若干，债户一旦拖欠本息，债主就可裁去附约，执契管业。③安徽“太和以麦、豆履行钱债者，以地为抵押品，书立借券，谓之钱稞。其偿还期，多在阴历五、九两月之内，逾期不能履行，即由债权人收地管业，俟利偿清后，则仍返其原产。”④
农户因土地抵押借贷是否会丧失地权，与利息的高低和期限的长短关系密切。从上文所述各地农户土地抵押借贷情况看，尽管利息已经不低，但是较之30年代前期非土地典押借贷还是略有逊色。从土地抵押期限看，时间一般都比较短，例如江苏松江、昆山、吴县、武进、宜兴、镇江、江都、淮阴、萧县、灌云、东台、靖江等地，土地抵押借贷年限分别为1．86、2．67、3．65、4．57、3．25、3．5、3、2．83、1．8、1．2、3和1．8年，平均为2．7年。⑤有的地方，债务人在保证付清利息的前提下，可以延长抵押期限，但在绝大多数地方则不行。于是，债务人用作抵押借贷的土地，在抵押期满后有两种去向：一是债务人按契约规定，清偿债权人本息，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借贷关系解除，债权人对债务人曾经抵押的土地再无任何权力，债务人重新获得土地所有权。二是债务人没有能够履行契约规定，例如拖欠利息、没有偿还或者部分偿还本金，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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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377页。
② 陆国香：《湖南农村借贷之研究》，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5年版，第4—5页。
③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52页。
④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51页。
⑤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22页。
人或者没收债务人抵押的土地，直接执契管业，或者要求债务人将土地作价绝卖，或者将抵押土地加价改为典当。30年代前期大量调查表明，农户一般是先将土地抵押借贷，届期不能偿清本息，再请人作中，向债权人请求将抵押土地改为典当，所以“抵押土地者恒较多于典当土地者，而典当者又有十之八九先由抵押而来”①。例如，据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江苏邳县田地典当非常流行，农民卖去土地通常要经过抵押、典当等步骤，一般约占七八成。②
土地典当也是物权信用的一种方式，出典人就是债务人，承典人就是债权人，在出典人未清偿本息，即承典人暂时拥有出典人出典土地权属时，对承典土地，承典人或自己经营，或出租与他人，从承典田地获取之收益即为出典人借贷利息。土地典当期满，只要出典人根据典契偿清本息，即可撤消典契，重新获得出典土地的法属物权。但是到期如还不能清偿债权人本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债权人将债务人借款本息合计，如出典土地借款已达到该土地所值一般市场价格，典地就被承典人没收。如果土地典价本息总数离该典地市价尚有差距，则承典人添价绝买承典土地，从而实现典当土地物权的最终转移。对承典人而言，他获得了承典土地的法定所有权；对出典人而言，他最终丧失了出典土地的法定所有权。
土地典当借贷系以土地收获物作为利息，如果以对承典土地出租后所入租额计算，一般而言，债权人因承典土地所获利息极高。例如，据对江西4县24区调查，永修县租额占典价46．7％，清江县占20％，各县平均，租额占典价28．49％。③由于土地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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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10页。
② 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6—40页。
③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308页。
期间农户失去了部分乃至全部土地收益权，所以经济实力必然更加下降，还款更加困难。由此看来，农户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是否会导致丧失地权，土地抵押期内能否回赎至关重要，因为在此期间，借贷数目较小，利息稍低，如果在此阶段未能取赎，而转入典当阶段，农户在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后，回赎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据调查，土地典当期限较之抵押期限稍长，例如据对江苏12县土地典当期限调查，平均为4年①；江西典期大约在3—5年，平均3．68年②；湖北大冶平均3—5年。③也就是说在3—5年内出典人备足典当仍可回赎，在社会承平、经济状况较好的年头，能够回赎者不乏其人，甚至占很高的比例，但在30年代前期能够回赎者已经是少而又少了。所以，土地典当契约往往是绝卖的先声，正如孙晓村所说：“农民将土地典押之后，在这种越来越重的剥削关系之下，万难更生，所以结果总是不但负担了高利息，而且还以最低廉的价格将土地让渡与地主。”④
近代以来，中国小农负债率一直就比较高，并且土地典押借贷也同样占有很高的比例，农户因此失地者经常见诸史乘，但是地权分配却总体趋向分散。本文从农家负债与土地典押借贷人手，分析农户失地状况，并进而分析地权异动，这种论证方式是否能够成立呢?当然，农户土地典押借贷同丧失地权不是线性关系，从土地抵押到土地典当，再到丧失地权只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能否变成现实，关键是看借债农产是否能够按期还本付息，所以，这里有必要考察30年代以前农户的负债比例和还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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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30页。
②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307页。
③ 李若虚：《大冶农村经济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2辑，第21095页。
④ 孙晓村：《现代中国之农业金融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10月冬季号。
总体看来，20年代农户负债程度虽然也比较高，但是远远没有达到30年代前期的水平。①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产负债比例剧增，主要是因为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村的巨大影响、自然灾害频仍而猛烈和苛捐杂税增加等原因，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特殊性。20世纪上半期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虽然一直处于慢性危机之中，但是从来没有达到30年代前期的严重程度。②相比较而言，20年代及其以前农村借贷利息总体上低于30年代前期③，农产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比例低于30年代前期，但是还债水平却高于30年代前期，所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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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471—489页；第3辑，第388—496、749—780页。
② 参见徐畅《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村经济影响散论》，《江海学刊》2003年第4期。又，有的学者认为“土地分配不均状况在1928—1933年间，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也许永远无法搞清楚，但产生这些变化的基本原因是清楚的，那就是市场动荡冲击了整个农村”(〔美〕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
③ 例如，据调查，20年代中期以前，浙西、浙东，江苏江阴，湖北谷城、广济、通山、京山、巴东、麻城、郧县，赣南等地农村借贷利息，一般都在2分，重者也就3分为止(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40—545页)。又据金陵大学调查，1935年安徽、江西、湖北私人旧债月利分别为2．9分、1．7分、2．6分，而新债则分别为3．9分、1．6分、2．9分(郑槐：《我国目下之乡村借贷情形)，《农林新报》第424号，1936年6月1日)。1931年长江大水后，农村借贷利息更是飞涨。对此，卜凯评论道：“利息如此之高，多数农人，决无法清偿，势非尽丧土地不止，则结果富者愈富，贫者益贫矣”(转引自夏明方《对自然灾害与旧中国农村地权分配制度相互关系的再思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页)。
应的农户因土地抵押、典当借贷丧失地权的比例也应该低于30年代前期。①大量史实表明30年代前期农户很难按期偿还借款，据《农情报告》报道，1934年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六省未能还清债款的农户分别占负债总农户57％、54％、52％、55％、56％、49％，1935年分别为63％、63％、60％、67％、62％、59％。②又据江西省政府统计室农村金融调查，1936年江西56县中，农户到期不能偿还债务之比例，全县2～3成者24县，5成者11县，1成、6成者各1县，4成、7成者各四县，8成者2县，9成者1县，总计半数农户到期不能还债。③不仅宏观调查如此，微观调查亦然。例如江苏铜山县八里屯“全村农民已经破产的约在半数以上，耕地愈当愈少，债台越筑越高；因此支付能力格外薄弱，无力纳税，无力付息。这使地主和债主也惊慌起来。”④宜兴债户“对于所负之债务非特不能按期偿清，且有抵赖本金之企图”⑤。既然农户不能按期偿还债务，那么，从土地低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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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据20年代末期对湖北阳新、武昌、鄂城等县农村调查，无沦是典田农户占总农户百分比，还是农户典田数量占其所有田地数量百分比都比较低，而且回赎率一般都很高(参见赵学诗、叶雅各《阳新县调查统计说明书》，《湖北建设月刊第》1卷第9期，1929年3月20日；《武昌县调查统计说明书》，《湖北建设月刊》第1卷第7期，1929年1月20日；《鄂城县调查统计说明书》，《湖北建设月刊》第2卷第1期，1929年7月20日)。
② 《近两年来农家经济状况之变动》，《农情报告》第5卷第7期，1937年7月15日。
③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278页。
④ 铜山民众教育馆《八里屯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教育新路》第12期，1932年12
⑤ 徐洪奎：《宜兴农村信用之概况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8辑，第46382页。
土地典当，进而由土地典当发展到丧失地权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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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上文所述可知，土地抵押、典当期限合计，一般在5—8年之间，土地典押借贷的结果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本文讨论的时限，也就是说在本文讨论的时段范围内，不能完全观察到30年代前期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丧失地权的状况。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在讨论20世纪30年代前期地权集中的特点时加以解释。
四、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丧失地权的状况
下面我们看各地农产因土地抵押、典当借贷丧失地权的状况。
据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1933年江苏盐城富农、中农、贫农出卖的土地分别相当于1928年土地数的10．8％、0．4％和10．2％。启东除地主买进土地以外，其余各类农户都在买卖中丧失土地，8个村中农和贫农分别卖出44亩和5亩，占1928年总土地数的8．84％和6．64％，富农、中农、贫农典出土地数分别占1928年总数的o．8％、1．66％和3．3％，回赎率均为零。②武进县1930年以后土地买卖减少，“一般小农，因所入不敷所出，渴望经济上之救援，因对于其土地不肯贸然出售，不得已而投入高利贷之门，任人宰割，及后，农人因经济不堪压迫”，只有将土地抵押借贷，届期不能归还本息，进而转为土地典当，所以“一反十几年前之现金购地，变成高利贷之兼并”。③震泽“租田者无不放债，放债者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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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6—40页。又，按农村复兴委员会规定，“自种自田，或租种多数租田，不雇工耕种，亦不被雇于人，仅足保持简单再生产者为中农；耕种少量自田或租田，即靠其他收入亦难维持生活，其再生产趋向缩小者为贫农；自己完全不耕种或仅耕种极少数农田，其大部或全部时间被雇佣为农业劳动者为雇农”(参见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凡例”；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凡例”)。由此可见，在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中，中农大体相当于《农情报告》和土地委员会调查中的自耕农，贫农大体相当于佃农。
③ 李范：《武进县乡村信用之现状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8辑，第46939—46940页。
有租田，农民既一借债，终必为佃户，更不得不借债，二三年间而片瓦无存者比比皆是”①。吴县“农村因生产力锐减，经济濒于破产，以至自耕农不得不将土地求售于大地主，以调剂播种用，年复一年，自耕农变为半自耕农矣”②。据秦翊对江宁县lo个村庄287家农户调查，30年代前期丧失部分地权者达113家，平均每家典出1．84亩，卖出5．8亩，其中因为借高利贷丧失的土地占78．4％。③铜山县的状况在苏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众多小农户因天灾****负债，“一时无法偿还，只能将已有的田地，暂时押当，得值还债，以资周转”，但一旦负债，很难短时期内还清，所以“农村中占主要成分的自耕农普遍的呈着破产的现象，负债的结果，他们的土地渐渐地缩小，大部分流到了地主的手里，小部分散到克勤克俭的佃农手中去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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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e179页。
② 朱梦梅：《吴县农村之经济危机》，《农村经济》第2卷第1期，1934年11月1日。
③ 秦翊：《农村信用与地权异动关系的研究》，《地政月刊》第2卷第6期，1934年6月。原文计算有误，已更正。
④ 刘承章：《铜山县乡村信用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90辑，第47579—47580页。
着名经济学家何廉、方显廷1934年对浙江农村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后认为，自耕农因负债丧失土地是普遍的事实。“特别在浙东一带，原来之小自耕农，因受苛捐杂税之压迫，与大利债主之剥削，已多卖其田而成佃农焉。结果此处土地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且此少数人非土着。吾人应注意一种田地抵押制度，盛行于浙省，有使承抵押者与抵押者之关系等同于地主与佃农关系之趋势。在此制度之下，抵押田地之主权，归抵押者，抵押者耕种承抵押人田地，并给农产一部分与承抵押者，作为抵押利息，自表面上观之，抵押者是一自耕业主，但在实际上，已成为佃农。”“浙江农场租佃之增加，与农场缩小之情形，同时发生，各处皆然。”①对于何廉、方显廷这段话，我们应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原有自耕农丧失土地，土地趋向集中；第二，抵押土地的自耕农实际上成为佃农，笔者称之为“虚名自耕农”；第三，土地流向不在地主手中。
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浙江农村调查后认为，“借贷关系实处于掮客地位。因为农村中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其最重要的杠杆首推高利贷。”②地权转移的方式主要是典当和买卖，“至于典当之后能备价赎回者，在过去的时期，约占典出亩数百分之六十，到了近年以来，则典者既少，能赎回者，更是绝无仅有的事”③。东阳县因为宗法关系，地权转移较小，但也不乏因为借贷而典地者，虽然这种借贷方式不至于一下子完全丧失土地，但“现在农村经济是走入了没落的险途，贫苦的农民哪里有钱来回赎呢?所以这种希望也只是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及了。”④崇德农村土地买卖，有“四分之三是经过典当这一手续的”，而且“典出的田亩，大部分是没有力量去回赎，只有找价绝卖以救目前急需罢了”。⑤崇德8村1928年有118户中农，除去分家关系，1933年共有21户沦为贫农⑥，地权变动主要是因为农民田地抵押借贷，进而典当田地，最后绝卖。农户“出典的田产能回赎者甚少，在崇德各村不到十分之二，吴兴亦绝少。出典田多的，大多是贫困的农民。”崇德8个村从1928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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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廉、方显廷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四四／2104。
②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0页。
③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27页。
④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80页。
⑤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81页。
⑥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27页。
1933年中农和贫农共典出59．4亩，但“赎回的未见一亩”①。海宁、杭县、吴兴农村农户卖地，经过先典后卖程序者占6—8成，崇德少者5成，多者9成，普通7成。②永嘉农民出卖土地前普遍经过抵押、典当，一般占8成，“至于已经典出的田地而能赎回者，那是很少很少的事”③。
安徽“年来水灾频繁，富绅趁小农求生不得之际，以低价广事收买田产”，故“水灾一过，富绅之田产，必随以大增，而自耕之小农咸一变而为佃农”。④据对滁县张八岭70户佃农由来调查，“有一年而典当土地全部以尽者，有五年中连续典当全部家产以尽者”⑤。据郭汉鸣、洪瑞坚调查，阜阳自耕农或大率负债，或既已典当土地而降为佃农。第四区刘寨、马寨1930年原有自耕农及地主兼自耕农32户，但到1935年调查时，地主兼自耕农和自耕农典当土地户数分别为2户和5户。地主兼自耕农当去土地的2户中，1户降为自耕农，当去土地的5户自耕农中，2户降为自耕农兼佃农，1户成为佃农。现存5户自耕农全部以土地作抵押向地主刘某借债，换言之，该5户自耕农已经成为前文所说的“虚名自耕农”，调查者称“皖北其它各县农村中情形大率类此”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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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35页。
②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36页。
③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82页。
④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5页。
⑤ 郑槐：《滁县张八岭农佃制度调查》，《农林新报》第370号，1934年12月1日。
⑥ 郭汉鸣、洪瑞坚：《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46—47页。
江西经过连年战乱和灾荒打击，在世界经济大危机波及到中国后，农户入不敷出，负债连连。据土地委员会对永修、南城、清江、莲花28区农户土地典当原因调查，家用不敷者17区，约占61％。①并且因为负债，农户土地典押借贷者所在多有。据土地委员会对南昌1745家农户调查，转移地权面积达6763．67亩，平均每户转移3．87亩。又据对1936年1—6月南昌县土地转移登记统计，总共1107次，平均每月184．5次。就全省范围看，地权变化也是逐年增大。土地买卖契税的增减能够说明地权变化状况，因为契税即政府按买价向土地购买者征收的税款。契税多，说明土地买卖频繁；契税少，说明土地买卖清淡。1932—1935年江西土地买卖契税收入总数分别为16．2万元、19．8224万元、24．477万元、39．2149万元②，说明30年代前期江西地权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动，农户丧失了部分土地。
湖北黄梅农户“俗尚守成，不轻卖产”，但是30年代前期“接连荒歉，用度不敷，卖田之风，日渐盛行”③。据程理锠研究，30年代前期湖北“自耕农户之大量减少即足以证明地权异动之激烈”，“农民放弃其土地所有权者，日渐增多”。④
总之，由于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衰败，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负债比例上升，还债能力下降，所以尽管存在地区差异，但是各地农户均因土地典押借贷而丧失了一定数量的土地，从而造成了地权趋向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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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391页。
②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408页。
③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5页。
④ 程理锠：《湖北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695—45696页。
五、中微观层面的地权集中考察
上文考察了农户土地典押借贷百分比、借贷利息和期限、从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以及各地农户因为土地典押借贷丧失地权的状况。下面再通过局部和区域等中、微观层面的农户阶层变迁看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现象。
通过农户阶层变化论证地权趋于集中，主要是从自耕农减少，半自耕农和佃农增多来说明。当然，这种论证方式也有一定的缺陷。例如，30年代前期关于“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划分，没有考虑田产多寡，“自耕农”不但包括贫农、中农和富农，而且包括经营地主，半自耕农和佃农可能是贫农和中农，也可能是富农。又如，这种划分方式没有涉及已经完全失去土地和失去部分土地从而成为雇农以及失去土地而离村的农户。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农业经营的统治形式是小农经营，佃农中的绝大多数是农村中最贫困的阶层，而且，地权的集中、农民的失地和无地化趋势在农户结构方面，通常总是表现为自耕农的减少和半自耕农、佃农的增多，因此可以作为地权集中的标志，虽然这种标志是不完全的。①
据******江苏省高邮县党部宣传所调查，1930、1931、1932年高邮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的百分比分别为：58％、42％、40％，21％、15％、15％，21％、43％、45％②，也就是说3年期间自耕农下降了18％，半自耕农下降了6％，而佃农上升了24％。丹阳县自太平天国之后，地权一直比较分散，自耕农数量较多。例如该县第三区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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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o页；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l期。
② 吉：《高邮农民惨痛生活一般》，《农村经济》第l卷第6期，1934年4月1日。
年以前，自耕农几乎占半数，半自耕农次之，佃农比重甚微。但是其后因受经济窘迫影响，自耕农典地者增多，故数量急减，佃农数量剧增。1931年和1936年丹阳第三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比例分别为：45％、30％；40％、35％；15％、35％。①即自耕农、半自耕农各下降了15％和5％，而佃农上升了20％。30年代前期吴江县自耕农明显衰落，佃农在各类农户中所占比重，有的地方高达95％，最低也占40％。②据1933年秋天调查，如皋县自耕农占16．9％，半自耕农占7．7％，佃农占75．4％，盐城县佃农占十分之七八。③据1934年调查，铜山县自耕农占15％，佃农占50％，其余为半自耕农。④据农村复兴委员会对盐城、启东、常熟几个村庄调查，因为土地典押买卖，1928—1933年农户阶层变化如表3。
表3 江苏3县农户阶层变迁(1928—1933年) 总户数=100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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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3页。
② 潘沺：《江苏省地政局实习调查报告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18辑，第62758页。
③ 张惠群：《江苏省土地局南通盐垦公司实习总报告》，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08辑，第57393．57403页。
④ 李惠风：《江苏铜山县的农民生活》，《中国农村》创刊号，1934年10月。
从表3可以看出，1928—1933年，除盐城外，启东、常熟几个村无一例外的中农所占比例下降，贫雇农比例上升，总体表现为地权趋向集中。至于富农比例略有下降，地主阶层变化不大，主要是因为土地流向城居地主。①
据对浙江平阳县古祝乡调查，1929—1932年佃农指数由100递增为110、120和125。②吴兴原本是浙西大地主的王国，30年代前期自耕小农的田产纷纷为大地主兼并，结果大地主田产进一步增加。③嘉兴县“因受农村经济崩溃之影响，(自耕农)多数系不能维持其生计，变卖田产者有之，典卖田产者有之”，“于是自耕农日渐衰落三分之一，而佃农逐渐增加”。1930、1935年嘉兴县自耕农分别占27．6％和18．2％，半自耕农兼佃农分别占36．3％和34．5％，佃农分别占34．5％和45．4％④，5年间自耕农下降了9．4％，半自耕农兼佃农下降1．8％，而佃农则增加了10．9％。1928—1933年崇德许多中农沦为贫农，贫农急剧地增加⑤。龙游县1928—1933年“田产转移中最可注意的，便是贫农及雇农阶层中所卖出的田，占了他原有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中农递降为贫农者，有四分之一之多”，同时地主明显增多。⑥据农村复兴委员会对龙游、东阳、崇德、永嘉几个村庄调查，因为土地典押买卖，1928—1933年农户阶层变化如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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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徐畅《抗战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地主城居述析》，《文史哲》2002年第4期。
②郑洪范：《浙江平阳县古郑乡的真况》，《申报月刊》第4卷第7期，1935年7月5日。
③吴晓晨：《蚕桑衰落中的吴兴农村》，《东方杂志》第32卷第8号，1935年4月。
④钱承泽：《嘉兴之租佃制度》，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59辑，第30253—30255页。
⑤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27页。
⑥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24—25页
从表4可以看出，如同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江苏农村的调查，1928—1933年，龙游、东阳、崇德、永嘉几个村也基本上是中农所占比例下降，贫雇农比例上升，表现为地权趋向集中。地主、富农阶层变化不大，主要因为土地流向何廉、方显廷所说的“非土着”地主手中。
表4 浙江4县农户阶层变迁(1928—1933年) 总户数=100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65页。
据对安徽合肥南乡和北乡180家农户调查，1930年和1935年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佃农、地主兼自耕农、地主兼佃农的百分比分别为25．57％、22．77％，2．27％、2．22％，70．45％、73．33％，o．57％、0．56％，1．14％、1．11％①，由此可见，农户变迁中较为激烈的是自耕农比例下降和佃农比例上升，而地主变化则较小。有人对安徽凤阳、寿县、五河3县12个村农户阶层变化做了调查，结果如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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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世昌：《合肥租佃调查》，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58辑，第29826页。
分析表5可见，凤阳、寿县、五河3县12个村自耕农所占比例普遍下降，而自耕农兼佃农和纯粹佃农所占比例都上升了。
相比较而言，湖北在南方属于地权比较分散的省份，农产以自耕农为主。但是30年代以来，自耕农、半自耕农破产现象增多，佃农增加，土地趋向集中。据调查，1931—1933年湖北宜城、枣阳、钟祥、广济、蕲水等县都是自耕农减少，佃农和半自耕农增加。例如，宜城1931—1933年佃农分别占55％、65％、65％，自耕农分别占35％、20％、20％，半自耕农分别占10％、10％、15％。①据1927年对黄冈农村调查，佃农所占比例不高，一般为十分之三四，自耕农、半自耕农超过半数，占十分之六七，雇农寥寥无几。但30年代以来，“因农产物价低落，农村破产，自耕农、半自耕农被迫变卖田产，以救目前之急，大半变为佃农，佃农则变为雇农，结果自耕农、半自耕农逐渐减少，佃农数量增加”②。
表5 安徽3县12村中农自耕与佃耕成分增减表(户数％)
据调查，1931—1933年湖南汉寿、桃源、永顺、益阳、长沙、邵阳、晃县、衡阳、永兴、阳明等县农户阶层变化均为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例如，桃源1931—1933年佃农分别占75％、80％、80％，自耕农分别占20％、15％、15％。③又如阳明1931—1933年佃农分别占40％、50％、50％，自耕农分别占20％、15％、15％，半白耕农分别占40％、35％、35％。④30年代前期临武不但佃农无法谋生，即使中农和较富裕的农民亦大呼困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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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G24—25页。
② 潘沺：《黄冈县之租佃制度》，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0辑，第31107—31108页。
③ 《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G30—31页。
④ 《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G31页。
小农破产，地权趋向集中。①湘西溆浦土地主要为中小地主所有，其次为大地主和小农所有，但是“近年来农产歉收，一方面使农民粮食缺乏，他方面则促成物价高涨。从此一般小自耕农和佃农，逐渐不能维持生计。”②
据调查，1931—1933年江西临川、都昌、余江、南城、新淦、清江、安福、吉水、永丰等县农户阶层，或者自耕农减少，佃农和半自耕农增加；或者自耕农、半自耕农变化不大，但是佃农大幅增加，总体看来，地权趋向集中。例如永丰193l—1933年佃农分别占40％、40％、45％，自耕农分别占20％、20％、15％。③即使是非国共战争地区，1920年代末期以来，因为“各种农工，人不敷出，负担日重，累赔之多，不得不出于典卖田产之一途，故有大多数自耕农变为佃农，佃农变为雇农者”④。
总之，尽管各地农户阶层变化存在差异，而且一些地区地权即使在30年代前期仍然保持分散趋势⑤，但是，从总体上看，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的变动以自耕农减少，半自耕农、佃农增加占主导地位，诚如全国土地委员会调查报告所说，“租佃制度有与年俱增的趋势”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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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秀：《湖南临武农村经济一瞥》，《新中华》第2卷第16期，1934年8月。
②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0页。
③ 《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G31—32页。
④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5页。
⑤ 参见《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G1—44页；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l期。
⑥ 全国土地委员会编：《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经济委员会1937年版，第12页。
六、宏观层面的地权集中考察
上文通过中、微观层面的农户阶层变化，论证了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地权的集中趋势，下面再以省为单位，对农户阶层变化进行宏观考察。关于省级农户阶层变化，学者们经常引用的是《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和国民政府主计处编制的《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中的有关数据。现在依据这两个材料，把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阶层变化情况制为表6。
表6 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阶层变化(％)
资料来源：(1)《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8—730页；(2)国民政府主计处编：《中国租佃
制度之统计分析》，正中书局1942年版，第6—7页。
由表6可见，按照《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数据，佃农阶层1931—1936年平均减少1．67％，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分别增加o．83％和1．28％。按照《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数据(根据《农情报告》第6卷第6期农户阶层变化数据和金陵大学调查数据加权平均编制)，佃农和半自耕农1931—1936年分别增加o．33％和o．5％，自耕农减少1．83％；1931—1937年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分别增加o．67％和1．67％，佃农减少2．33％。从表6我们还可以看出，只有湖南和江苏分别依据《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和《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数据，表现为自耕农减少，佃农和半自耕农增加，符合地权集中的结论。而其他各省无论根据那种材料，农产阶层变化都显得非常混乱，而且基本上是佃农阶层减少，自耕农和半自耕农阶层增加，据此似乎应该得出地权分散而不是地权集中的结论。但是，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假象。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具有隐蔽性，即地权转移的幅度和转移的过程都不是十分清晰，必需经过认真辨析，才能看清其面目。
首先，自耕农占有田地数量变化与地权异动。表6只是反映了农户阶层变迁状况，而没有反映各阶层农户土地占有数量变化状况，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农户阶层变化——比如自耕农比例有所增加，就遽然得出地权分散的结论，30年代前期一部分自耕农“身份”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实际占有的土地数量却减少了，即成为笔者所谓的“虚名自耕农”。例如，据调查，1928—1933年常熟7个村中农占地平均减少1．105亩，崇德8个村中农占地平均减少o．17亩。①无锡自耕农占田面积30年代前期急剧缩小，全县10亩以下土地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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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3页；《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31页。详细情况参阅《江苏省农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附表。又，我们不能轻视小农丧失少量的土地的意义，对于占地本来就不多的小农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经济损失。
1922、1927、1932年分别为38．35％、41．5％和50．3％。①据1937年7月调查，常熟全县80％的土地为地主所有，自耕农、半自耕农所有土地不及20％，每户农家所占耕地平均约为3—5亩，有的往往只有数分而已。②所以即使在有的地区，自耕农数量确实较多，但由于大多数自耕农占有土地面积缩小，地权仍然趋于集中③，此其一。如前所述，有的地区农户田地抵押借货后，虽然名义上仍然是自耕农，实际上已经成为佃农，但是在农户阶层统计上，这种变化还没有能够反映出来，此其二。凡此都说明从某一个角度上说，自耕农阶层些微增多，并不一定就说明地权趋于分散。此外，表6还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无论是依据《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数据，还是依据《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数据，绝大多数省份半自耕农阶层比例上升，应该主要视为自耕农失地所致，因为30年代前期由雇农和佃农阶层上升为半自耕农的可能性非常小。
其次，通过农产阶层变化分析地权异动，必须考虑30年代前期农民大量离村因素。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近数年来水旱频仍，无地农民无以聊生，弃耕而流亡者为数甚多，佃农减少，自耕农之比例即相形而似有所扩大，实则并无增加”④，章有义先生也有类似提醒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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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文起：《抗战前江苏农村土地所有权浅析》，《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
② 李若虚：《常熟县地政局实习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99辑，第52166页。
③ 参见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④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49—46150页。
⑤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0页。
据1933年调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全家离村农户分别占所报告各县总农户8％、10．2％、6．7％、7％、4．3％和2．7％，据1935年调查，上述六省占地5亩以下离村农户分别占农户离村总数53．3％、50％、44．6％、30．1％、52．1％和62．8％，占地5—10亩离村农户分别占农户离村总数23．3％、33．3％、25％、35．4％、36．5％和28．2％，两者合计，占地10亩以下离村农户分别占所报告各县离村农户总数76．6％、83．3％、69．6％、65．5％、88．6％和91％。①根据上述数据计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六省5亩以下离村农户分别占所报告各县总农户4．26％、5．1％、2．91％、2．1％、2．24％和1．69％，5亩至10亩离村农户分别占各县所报告总农户1．86％、3．39％、1．67％、2．47％、1．56％和o．76％，10亩以下农户全家离村者分别占各县所报告总农户6．12％、8．49％、4．58％、4．57％、3．8％和2．45％。由此可见，所谓“全家离村农户”基本上为占地10亩以下农户，如果把这个数字加入各省佃农或者半自耕农占总农户百分比，则可以看出佃农和半自耕农阶层所占比例明显增加，说明地权趋向集中。
又次，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在一定时期内，农村劳动力总量和各阶层劳动力数量分配应该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各阶层劳动力变化也可以侧面反映地权变化状况。据陈正谟调查，30年代前期浙江浦江“年来农村经济破产，农人生产不易，因之，农工特增。最近，减低工资亦无雇主。”②嘉兴雇农各处都有增加，原因之一是“本地农村经济衰落，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复沦为佃农，一部分沦为雇农，无形中增多雇农之数量”③。江苏武进因为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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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886—887页。
②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84页。
③ 冯紫岗编：《嘉兴县农村调查》，浙江大学1936年版，第100页。
过剩，造成工资低落。①安徽泗阳“农工太多，其原因大多由于前年(1931年)大水为灾，农村经济濒于破产。一般平民为维持生活计，不是卖地，即是借债，以致多数自耕农及佃户一变而为农工，以谋生活。”②湖南沅江县农工“近三年(1931年以来)来总是呈现太多。其原因由于农村经济拮据，捐税繁多，致使失业者众，小农户亦变为雇农了。”③据1933年调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雇农分别占各该省农村人口11．09％、6．04％、10．87％、8．24％、8．78％和9．27％④，这个比例明显高于从前⑤。总之，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雇农普遍增多，主要由小农失地破产而来。
最后，表6中的农户阶层变化数据只具有相对意义。表6没有一一列出农产阶层历年变迁状况，如果分析其历年变动情形，真可谓漏洞百出，我们以《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中农户阶层变迁略作评论。⑥先看佃农阶层变化情况。江苏佃农1932—1933年上涨14％，1933—1934年又下降5％；江西1933—1934年减少16％，1934—1935年增加5％；湖南1935—1936年增加3％，1936—1937年又减少6％，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年之内佃农阶层发生如此大的变动，实在令人费解。自耕农阶层变动状况也是如此。江苏1932一1933年自耕农减少19％，1936—1937年减少6％；江西1933—1934年增加11％；湖南和湖北1936—1937年分别增加5％和6％；江苏1936—1937年减少6％；浙江和安徽均增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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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履鸾：《江苏武进物价之研究》，《金陵学报》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第24页。
②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86页。
③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86页。
④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70页。
⑤ 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449—463页。
⑥ 参见国民政府主计处编《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6—7页。
一年之间，自耕农阶层如此大起大落，恐怕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1933—1934年湖南半自耕农增加5％，江西增加5％；湖北1935—1936年减少5％；安徽1933—1934年增加8％，1934—1935年减少5％，同样很难做出有力的解释。此外，《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和《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两个材料关于同一省份某一阶层农产同时期内的变化，相互之间出入太大。例如，依据上述两种材料，1931—1936年江苏佃农分别减少4％和增加8％，自耕农分别增加5％和减少11％，半自耕农分别减少1％和增加3％，凡此，都不容易得到合理的解释。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必须说有关30年代前期农户阶层变迁数据只具有相对意义，只有结合其他材料综合运用，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农村社会现状调查报告篇10
论文关键词：农村广告；礼俗社会；差序格局；情感诉求；理性诉求
1当前我国农村广告市场发展的现状
(1)墙体广告备受局限。
曾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墙体广告在农村的信息传播中发挥了不可小视的作用，由于其简洁，方便，廉价等原因备受涉农广告商家的喜爱。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完善，以及新农村建设，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纷纷出台措施开始对整个广告业和农村广告市场进行约束和整治，给墙体广告戴上了紧箍咒。
(2)电视虽成主流媒体，电视广告却受众不足。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拥有电视机的普及率已达95．2%，近13亿电视人口中，农村人口超过7亿，占到55%以上，形成我国电视受众的最庞大群体。收看电视节目是农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美兰德的一项调查显示，2008年农村居民每周平均约有5．2天会接触电视，远高于对其他媒介的接触频率；农村电视受众平均每天用于看电视的时间休息日和工作日分别长达150．7分钟和194．8分钟，领先于萁他各类媒介。
但是，电视媒体的流行并不能说明电视广告在农村也拥有了广大的受众群体。据美兰德关于农村观众对电视广告的收看比例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农村电视广告的有效受众比例还不到30%，不少商家被第一个数据信息所误导，致使巨额广告费用打了水漂。
(3)纸质媒介传播力度差。
2006年下半年公布的《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报告》表明，6年来我国国民阅读率持续下降，以识字者总体样本计算，农村居民下降了9．6%。该研究发现，农民对报刊的阅读率降低，其主要原因是媒体多元化影响。新兴媒体的发展与普及，已对纸质媒体造成了严峻挑战。而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的农民接受声像俱佳的光电媒体，显然比报纸更加容易。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通过对农村的调查得出以下分析，“这种乡土社会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所以，养成他们阅读报纸、杂志的习惯绝非易事”。
(4)广播、网络受众稀少。
当前，我国农村广播的有效覆盖率低，农村居民的家庭拥有接收设备仅为24%，接收数量还是很低。同时，当下一些广播节目低俗化，把小众的内容拿来和大众分享，这种针对性很差。农村广播广告70%到80%是靠医药广告，有很多广告对社会极不负责任，一些专门的广告公司在电视上做的大幅广告基本上卖的都是假冒伪劣产品这在农民听众中形成了恶劣的影响，使得农村居民对广播广告产生了极不信任的态度。另外，随着媒体的多元化，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农村居民对广播的需求量越来越低也是必然的趋势。
互联网作为新生的媒介力量在农村的发展极其缓慢。据调查显示：互联网在农村的渗透2005为2%，2006年为3%，而到2008年也仅有7．1%。农村居民文化程度相对偏低，年龄趋于年轻化，25岁以下的比例高达61%，青少年学生网民占据较大比重，他们上网聊天、打游戏、看电影的需求最大，而对网络广告的关注度极低。所以商家要想充分利用网络广告来影响广大农村受众在现阶段来说是极其困难的。
2影响我国农村广告市场发展的原因
2．1文化原因——礼俗社会对农村广告市场的抑制作用
2．1．1礼俗社会的形成
《礼记》说：“别尊卑定万物，是礼制法治行矣。‘俗”字在《说文解字》里训为“习也”，郑玄在《周礼注》中解释说：“土地所生，习也。”所以礼与俗，无论就其社会功能还是文化属性来说，分处于国家与民间的不同层次。社会学家费孝通经过社会调查提出中国基层社会本与礼治秩序，乡土中国是礼俗社会的见解。在礼俗社会中，儒家思想家运用“温、良、恭、俭、让”的概念作为礼的道德标准，在全国最大范围内得到了认可。使得中国人养成了中庸之道的处世性格。其节俭勤劳的价值观念成为了礼俗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据精神分析学的观点，人们在平衡本我、自我和超我的过程中必须依赖个人的文化素质和修养才能使三者得以协调，拥有良好的文化和素养能更多的抑制本我冲动的发生，有效地说服自我以道德目的替代现实目的并力求完美。但是文化知识水平的高低不是约束本我的唯一有效的方式。
超我是社会化的产物，是文化传统的运载工具。在传统文化浓厚的农村，农民受到更多社会礼节俗和传统价值观念的约束。在这种大的礼俗环境下，农村居民的大部分行为是受道德控制的，他们的一言一行受到社会礼俗和社会规范的约束，这种礼俗和规范能有效压制本我冲动性需要的发生，使得其消费行为较为理智，尽管这种理智是低水平的。同时，农村居民经济水平低、消费观念落后会使得其消费行为慎重、保守。
2．1．2礼俗社会作用的发挥
我们分析得出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特征慎重、保守、理智。农村居民观念保守导致消费保守自不必说。由于农村居民经济水平低，所以把每次的消费都作为一次冒险，在消费中自然慎之又慎，将这种风险降为最低。
农村居民由于受到农村礼俗和规范的有效抑制，其处事行为较为理智，加之以中庸之道的性格使得他们不断实行自我约束，而并不随一时一己的情绪贸然采取行动。另外在落后或边远的农村地区信息的不对称尤为严重，所以，他们对待广告的聪明选择就只有逃避了。
2．2社会原因——差序格局对农村广告传播的阻碍作用
2．2．1差序格局的形成背景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乡村结构时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大小要依着中新势力的厚薄而定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圈子，同时又从属于以优于自己的人为中心的圈子。
笔者在农村生长二十几年，对农村这种格局有深刻体会。认为这种差序格局的形成有以下几种因素：
(1)血缘；(2)地缘；(3)经济水平；(4)政治地位；(5)知识文化水平。
圈子的大小和上述因素的大小强弱是成正比的。血缘组织越大，圈子就越大，其属性规则以伦理辈分为基础。地缘越是接近就越易形成差序圈子。而经济水平和政治地位的高低是圈子形成最重要的因素，它象征着权力支配的大小。而文化知识则是农村居民普遍缺乏又普遍渴求的。圈子的形成可能是一二种因素的结果，也可能是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2．2．2差序格局的作用
由于广告商的王婆卖瓜之嫌以及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使得农村消费者不断逃避广告。其实单纯的逃避广告也不至于使商家束手无策。令其头痛的是，在农村消费者逃避广告之后面对需求信息的收集却有了更好的受助方法。那就是差序格局为其提供的便利。
差序格局的中心人物一般有着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优势条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圈内人员的敬慕和向往。晕轮效应使得他们依然认为其在产品信息方面同样有着良好的判断力和收索识别的能力。尤其在这种具有明显差序的农村社会圈子里面，攀上心理以及群体规范带来的压力，加之以个体能力的有限性，他们不敢与群体脱离，总是努力保持和群体领袖及成员意见的一致。努力得到群体人员的认可，不至于使自己被拒绝于圈子之外而孤立无援。
3应对农村广告市场运行现状的对策
3．1树立大广告意识．广告手段多元化
传统的广告传播渠道和手段在农村市场并非理想，针对农村广告的特殊性，要转变观念和方法，树立大广告意识。所谓大广告意识着重于广告传播手段和体现方法的多元化，突破传统渠道和手段的限制。目标是达到商品信息的有效传播，商品功能的有效理解，商品名称的有效记忆。
在农村市场上具体表现为把差序格局看成一个新的广告传播渠道。通过寻找格局中的核心人物，对其施以影响，从而借以形成对该产品的从众心理和口碑效应。那么商家的目标就是要辨别找出那些最为重要的中心力量，运用20／80法则，通过20的信息受众去影响80的人群，定会受益匪浅。
3．2减少广告诉求中的情感成分．增加广告诉求的理性成分
近年来我国农村的收入水平不断上升，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却越拉越大，20o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城乡收入差距突破万元，加之以物价水平不断攀升，致使我国农村居民实际收入下降。所以，农村市场基本上处在比较典型的功能性需求阶段，农村消费者注重产品的实际使用价值，而不太注重产品的附加价值和精神享受。
3．3充分重视农村市场的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