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战略篇1
一、中央确定农业银行面向“三农”的市场定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党中央、国务院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局出发，确定了农行“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改革原则，为我行确立独具特色的市场定位战略指明了方向，符合中国国情和农行实际。
一是有利于新农村建设战略的顺利实施。当前，农村金融仍是整个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少，产品和服务单一，农村资金外流严重，“三农”贷款难问题突出，“三农”金融服务不足的矛盾亟待解决。作为唯一一家在全国所有县域都有分支机构的大型商业银行，农行拥有全国最多的物理网点，最大的从业人员队伍，覆盖面最广的电子化网络，最广泛的客户群体。功能全面的业务产品体系和先进的科技支持系统，使农行在服务县域经济方面具有资金、网络和专业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农行坚持面向“三农”，为广大县域客户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可以最大限度地缓解“三农”贷款难问题，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二是有利于优化国家金融战略布局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从国家金融战略布局来看，其他大型商业银行逐步退出了相当部分县域市场，主要为大城市、大客户和大项目服务。合作金融机构单个经营规模较小、市场分散，系统服务能力相对薄弱。政策性银行受服务功能限制，只能在特定领域开展业务。而农行则拥有10000多个大中城市网点、14000多个县域网点和多家海外分支机构，建成了国内最大的骨干金融服务网络，在国家金融战略布局中发挥着连接城乡的重要金融桥梁和纽带作用。同时，农行能提供对公、对私、银行卡和电子银行四大系列230多种产品，证券、保险、基金、黄金等其他金融产品和服务，并不断推出综合化、集成化、精细化和套餐化的新型金融产品。在“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农行面向“三农”，以县域为基础，发挥农村金融的骨干和支柱作用，城乡联动，农工商综合经营，既可以促进城乡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又能与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功能互补，形成合力，有助于建立适应“三农”特点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同时为解决我国银行业同质化竞争问题进行有益探索。
三是有利于发挥农行自身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农行以服务“三农”为己任，形成了独特的市场布局和鲜明的经营特色。**年底县域贷款和城市行管理的涉农贷款共计1.7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55％；农行60％的网点、51％的员工和42％的存款也都分布在县域。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步伐加快的大背景下，新农村建设实际上已全面涵盖各种经济成分和越来越多的产业，农村金融需求正在呈现出综合化、多样性的特征，客户价值链不断延长，农行在县域的有效发展空间也在日益拓宽。着眼于充分发挥在县域的固有优势，着眼于未来潜在的市场，农行应继续巩固县域商业金融主渠道的地位，夯实业务发展基础，增强核心竞争力，在积极服务新农村建设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正确认识服务新农村建设中的机遇和挑战，探索建立县域业务新型经营模式
新农村建设为农行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将大为增强，县域经济将进入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期，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二、三产业日益繁荣，特色资源开发成为新亮点，中小企业异军突起并出现集群化发展趋势。农村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农民投资和消费能力日益增强，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现代农业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必然对金融服务产生旺盛的需求，预计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需要投入资金15万亿—20万亿元，县域商业金融市场将快速扩大。农行具有坚实的县域经营基础、功能全面的业务产品体系和先进的科技支持系统，并建立了专业化的“三农”服务体系，在发展县域业务方面具有很多有利条件。农行要把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机遇，在服务“三农”中实现县域业务的新突破和新发展。但是，我国农业仍然是弱质产业，农村金融业务的管理成本和经营风险高于城市业务，导致农行经营、管理和服务效率难以提高，网点平均效益和人均效益相对较低。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务“三农”的效果，更与农行控制风险和提高效益的商业化经营目标存在一定矛盾。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商业运作与面向“三农”之间的关系，探索建立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县域业务经营模式，做到“三个统一”。
首先，要将服务“三农”与提升农行市场价值统一起来，重点支持县域有效金融需求。农行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处理好提高自身效益与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既要坚定不移地发展优势产业、大型企业和发达地区金融业务，又要强化为弱势产业、中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服务的责任。要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按照风险管理和分类指导原则优选重点产业、行业和客户，提供本外币结合、境内外联动的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一揽子金融服务，在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培育新的业务增长极，努力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和价值最大化。
其次，要将服务“三农”与提高农行核心竞争力统一起来，着力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农行要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集中力量发展有坚实基础、有竞争能力、有市场需求的县域业务，推动城乡联动发展，打造独具特色的服务品牌，建设最大的服务“三农”的银行，最大的中小企业银行，最大的个人银行和最大的网络银行，不断增强综合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实践证明，这是现阶段符合农行实际的发展战略。农行规模大、效益好的分行，都十分重视做大做强县域业务，在逐步确立县域市场主导地位的基础上，有效拓展其他高端业务市场，形成了多元化市场相互促进、有机联结和协调发展的格局，为全行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
再次，要将服务“三农”与推动组织、机制和流程创新统一起来，积极探索建立因地制宜、灵活高效、有机衔接的农行城乡双层经营体系。根据经济强县、中心城市郊区县、特色资源县、特色市场县、传统农业县和贫困县的不同特点，制定差异化的业务发展策略。改革控制与决策机制，构建有别于城市行、适应县域经济特点的县域机构管理模式，着力打造高效率、有特色、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三农”服务平台。通过创新授权授信方式和业务管理流程，加大对县域的信贷投入力度，提高信贷运作效率，确保县域贷款规模和占比逐年提高。创新产品服务体系，有效解决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单一的问题，真正成为县域先进金融产品的推广者和农村金融层次提升的引导者。借助信息技术系统，加强和改进县域农行的基础管理、资本管理、风险定价管理与合规管理，建立金融服务“三农”的风险防控长效机制。合理安排资源配置倾斜政策，加大对县支行的投入力度。发挥城市业务在资金、管理、产品、信息等方面对县域业务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着力加强县支行服务能力建设。
三、坚持商业运作，找准服务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
在建设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新时期，农行面向“三农”，不能走专业银行时代大包大揽的老路，必须按照商业化经营的要求，准确把握现代农业建设、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水平提升中的有效金融需求，合理确定自身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职能分工和服务重点，积极为新农村建设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一是服务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和首要任务。要围绕优质农产品产业带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和产业链延长，重点扶持辐射面广、带动力强、发展前景好的龙头企业发展，为“公司＋农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推动千家万户的农户小生产与国际国内大市场对接。积极介入特色农业和特色资源开发领域，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培育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服务农村商品流通体系建设，加大对“万村千乡市场”等工程中大型农村流通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以及新兴农资连锁超市的信贷投入，畅通城乡商品双向流动渠道。配合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为农产品贸易和境外农业资源综合开发提供全球化金融服务。积极探索对农村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金融服务方式，促进农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
二是服务城乡一体化，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发展县域经济，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环节。要大力扶持低耗能、低污染、有一定科技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创新型、特色型县域中小企业和小企业集群发展，培育县域经济支柱产业；抓住城乡产业依存度和相融度提高的机遇，制定实施对城市周边的工业园区和大型企业上下游产业链的整体服务方案，推动农村工业向园区集中，深化城市大企业和县域小企业的配套合作；为农村城镇化中的水电路气暖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科教文卫、通讯传媒等公共事业项目提供专业化金融服务。利用覆盖全国所有县域的骨干金融服务网络，为其他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和中央政府调控农村经济提供网络平台；提供农村义务教育中央专项资金拨付、农村社保基金归集及其他服务，促进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
三是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东部发达地区，积极为企业扩大再生产和扩展市场提供创新服务，推动产业梯次转移和资本流动，带动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在中西部地区，加大对重点县支行的指导和扶持力度，优选一批县域客户，完善配套政策和措施，着力培植一批能够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支柱企业。在、青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其他经济金融欠发达地区，履行好公共金融服务职能，促进公共金融服务均等化。完善系统内联动发展机制，引导和鼓励东部发达地区分行帮助中西部分行加快有效发展。
新农村建设战略篇2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农村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立足桂林，面向西部，探讨当前农村文化建设困境，提出文化农村发展战略，认识其重要性，挖掘和培育传统农村文化，探索科学推进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农村”。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农村文化 战略
建党90周年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提出了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课题。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繁荣农村文化事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魂。没有文化的发展就没有灵魂的发展。同时，文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软动力，具有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作用。要完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各项目标任务，就必须以“文化农村”为发展战略，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扎实推进农村文化建设。?
一、农村文化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一个值得重新仔细研究的课题?
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必然伴随文化的兴盛繁荣，农村文化兴则文化建设兴。?
（一）农村文化建设体现了新农村建设的“和谐哲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执政的主要思路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十七大不仅提出必须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把构建和谐社会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中央执政理念已进入到现在的“和谐”阶段。和谐的标准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和”，主张“和为贵”；“十一五”规划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际上就是要构建“和谐农村”。农村和谐则社会和谐，农村稳则社会稳。?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种新的农村社会状态，这里关键在于“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达到一个新的状态，实现乡风文明、和谐。“乡风文明”是农村文化建设的范畴，主要是指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崇尚文明，运用科学，社会风气健康向上，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发展逐步适应区域内农村居民的需求。“乡风文明”是与时俱进提出的一个“和谐”概念，充分体现了文化农村在建设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农村的价值所在。?
（二）农村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火车头”?
实现农村文化又好又快发展的前提是先进的理论指导。文化发展的理论是一种基础性的“系统设置”，为认识与把握文化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工具。在“和谐”理论掣肘下，中国农村开始了文化农村发展模式新探索。文化农村是以农民为主要参与者、以文化资源为主要生产对象，以文化产业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新农村形态，其突出特征是农村的文化资源与精神生产成为推动农村自身发展的主要力量与核心机制。文化农村提出的意义在于，肯定了文化发展对于缓解人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探索走出现代农村发展困境的有效途径，对改革和解放文化生产力，转变中国农村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引领与示范性意义。?
农民是农村社会的主要构成要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新型农民，没有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就不会有新型农民的诞生。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正处在关键的发展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优质、高效、安全农业的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扩大，农产品竞争力的增强和农民增收，都需要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管理的新型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加快乡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要求培育农村居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同样需要培养造就一大批既有较高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文明守法，又有责任感的新型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文化农村的建设作为构建“和谐农村”、“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不断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养，才能促进“乡风文明”，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构建“和谐农村”。?
（三）文化“软实力”对建设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启迪?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评价说：“在近代以前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国际社会认为，随着孔子学院席卷全球，以使用者的数量来看，汉语将在10年内取代英语，成为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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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最重要的用语。这将大大增强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在经济“寒冬”中，人们更需要通过文化娱乐来缓解压力、调整心态。年，美国深陷金融危机，电影票房收入却创历史新高；《叶问》等影片广受欢迎，反映了中华民族英雄气概，激发了人们共克时艰的信念。年月，“文化中国，四海同春”赴北美洲巡回演出，加拿大总理哈帕盛赞为“展示无与伦比的中国文化”。?
文化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活动和成果，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早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斯德歌尔摩召开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会议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终目标……”这表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发展的目标定义为文化的繁荣。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韩日两国确立了“文化立国”的战略，成就了韩国的“电影奇迹”和日本的“儿童动漫文化”。由此可见，农村文化的繁荣是民族文化的繁荣，民族文化的繁荣是国家文化的繁荣和综合国力的强大。借鉴国际认同和发展趋势，建设农村文化，实现文化农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农村，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科学发展的战略选择。?
二、文化是催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新方式?
研究当前农村文化现状，面对文化经济化，只有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才能形成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力。?
（一）突出的现实问题急需推进农村文化建设?
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还是令人堪忧。“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这是落后地区农村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村文化：①文化设施落后。据年报道，全国有多个县级图书馆无购书经费，占公共图书馆总数的/。经费欠缺，人员素质低，经营困难，运转不正常。年广西共有个乡镇文化站，其中设施面积达标（m以上）的有个，只占总数的%。建有文化室、图书室的行政村约占总数的%。②文化队伍逐渐萎缩。现在县级以下文化队伍中专业人员少，人才流失严重，专业文艺创作人员奇缺，农村传统戏曲艺术及民间民俗文化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同时，各种低俗和消极文化也乘虚而入，侵蚀农村优秀的传统文化，使大量民俗文化无法得以传承，传统节日也在逐渐消亡，农村文化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大量农村年轻人涌入城市打工赚钱，留下的是“部队（妇女、儿童、老人）”，即使有参加民间民俗文化的人也多数是岁以上的中老年人。③文体活动贫乏单调。一般每年春节乡镇才举行全镇性的文体活动。平时，居民集中的村（屯）只有中老年人在商店及附近人员易集中的地方开展带有较小性质的娱乐活动。在农闲时，玩起了扑克牌、麻将、地下“”。尤其是在两广地区，“地下”传到农村后，许多村民都迷上了赌“彩”，见面就讲“码”。恶习害苦了许多人，还助长了农村歪风邪气和封建迷信活动，从很大程度上阻碍和影响了农村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建设，诱发了一系列违法乱纪行为和不良事件。④农民收入低，新农村建设自筹资金难以落实。年，广西农民人均收入为元，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元，所剩元对大多数农村居民而言，新农村建设要求配套的水、电、路、教育、卫生、文化、体育费用难以承受。
（二）文化是催生知识与经济结合的新的增长极?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力在不断更新。以智能化为代表的第三代生产力的重要特征是“文化的经济化、科技化”和“经济、科技的文化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当代文化经济科技的一体化趋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文化在当代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转型期，社会是在文化旗帜下进行生产和消费，而生产和消费都是文化。面对世界文化大发展趋势，桂林市临桂县五通镇“三皮面”（树皮、猪皮、牛皮画）文化产业，有户农户直接参与，年产值达多万元，足以表明文化可以繁荣地方经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始终是一个相当长的课题。因此，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构建和谐农村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农村建设战略篇3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今后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战略任务。而近些年来的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已经证明，面对超大型农民人口规模和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无论促进农业增产的单纯经济政策或者推动农村低保和医疗的单纯社会保障政策都难以达到政策目标，而且政策改进的选择余地很小。面对现状，将经济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融合起来，针对更为宏观的三农目标，研究宏观战略性政策能够融合经济政策的战略性的三农社会政策，可能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出路。，
社会保护是社会政策的重要视角，从社会保护的视角推动农村社会整体发展，而不仅仅是单纯经济发展或者社会保障的发展，是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农村的重要举措，它以农民为本，重视发展个体、家庭和社区改善生计系统的能力。
目前中国农村发展的一大难题就是无论人、资金、技术，都难以留在农村内部可持续发展。农业剩余少，涉农行业的利润都被城市拿走，无法留在农村，这导致人才也留不住，技术也不能为农村和农民服务。所以，建设新农村的社会政策目标，需要对准就地实施三农的社会保护这个主题。
在用社会保护的视角推进农村发展方面，日本一个世纪的三农保护社会政策值得参考。
日本的三农保护社会政策重在对于农民综合生计系统的保护和人的能力的保护。其主要政策是遏制自由市场对农民的综合生计的掠夺，将农村构建成一个农民组织自主规划、自主发展、自主供给、以保护集体来保护分散小农户的公共服务的交换市场。可以说历经百年形成了一套十分完整的政策体系。中国人所熟知的日本政府保护大米价格只不过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单项政策而已。战后，1947年，日本政府又颁发了专门的农业协同组合法（农协法），在市町村的综合农协（Ja）基础上，仿照地方政府的层级格局，在两年中于都道府的层级建立了综合农协的联合会(Ja中央会)，和中央一级的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Ja全中）和联合会(Ja全农)。
农协法最重要的内涵，是将农村、农业、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实施社会保护。具体表现为：
第一，法律授予农协综合性的社会经济功能，准许农协从事所有与三农相关的事业。法律规定，基层的综合农协可从事的工作有：农业贷款、信用、运送、加工、贮藏和销售组合成员生产的物资、农业水利设施、农村工业、养老、医疗、老人福利、农村生活、教育、文化、妇女、青年事业，农地信托、宅地供给、农业经营和受托等等。
第二，基层农协与上层农协建立了平等的法人关系。上层农协不是政治社团，而是为基层竭诚服务的联合会。例如在都道府层，分别建立了厚生连（卫生机构）、经济连（农用生产资料和农产品购销机构）、信连（金融信用合作社）、专门连（专业农协）、共济连（互助养老、意外伤害）、中央会（教育、宣传、生活指导）等农协联合会组织，负责对基层农协的指导、信息提供、教育、监查、事业运营、反映对农业政策的意见等等。全国农协中央会的组织除了与都道府层的各类组织对应之外，还增加了观光联合会、农业新闻社和出版。而且，所有农协组合法人之间都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中央会是农协事业的综合指导机构，负责全国农协事业大政方针的制定、农协组织的普及和健全发展、对于农协联合会的指导和信息提供、人才培育、工作监查等等。全国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Ja全农)是农协会员的全国性组织，以提高农业生产率、改善经济状况、提高社会地位为目的，也可以接受农协的委托从事农产品的购销事业。
第三，在2001年农地法修改之前，法律不允许公司进入三农领域，只有农协法人可以从事三农的经济与社会事业运营。而农协属于中间法人，既不是公司法人，又不是学校、医院等公益法人，而是居于两者之间的非营利法人，依法享受免税的待遇。1999年，日本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振兴农村和食品安全保护，特地颁发了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之后，又修改了农地法，设立了农业法人制度，其中，农业生产法人是以农地为资本经营农业的法人。农业生产法人制度将农协当中的农事组合法人（非营利法人），以及有限公司、合资公司统统纳入，掀起了农业法人法制化运动。这就给农协这个弱势的社会经济组织整整100年的休养生息及至发展的机会。农协资产的形成主要依靠社会立法的支持，同时，日本政府也在财政上予以支持。中央政府对农协实施定额补助金制度。2000年至2005年，对农民的国库补助金为6.42亿日元。另外，除中央政府外，地方政府从推动当地的公益事业出发，也对农协给予购买设备设施的支持。在2003年，日本各级政府支持农协的设备设施更新等费用达到2兆日元，大约是农协设备自我更新费用的10-20%。难怪日本人说，日本农协是除政府外日本最大的公共资产拥有者，是一个巨大的非营利公司部门。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日本农协的经验传播到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韩和台湾地区先后不约而同地选择保护小农户的社会政策，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
一个世纪的历史经验证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所选择的农民合作组织的政策形式，是成功地推动对农民的社会保护，将高度分散的小农户带入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决策。它通过融入经济政策的社会政策，以农民组织为中介，将农民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保护起来，提升了农民和农村市场的位势，形成了一种有别于未受保护的国家市场乃至国际市场的整合型的政策强势市场力量。这种政策强势市场力量通过与外部市场的谈判和对峙，进行在政策保护、位势提升状态下的市场公平交换。它所取得的成功，不能仅仅用农业产业化或者农村公共服务合理化等一般的单项标准来衡量，最重要的意义，可能是初窥了不同于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现代化的另类人类发展模式。不过，由于日韩和中国台湾仍属于人口为小规模或者中等规模的国家或地区，三农改革的前景随着农民进城被城市化所吞噬，所有改革成功的意义充其量只是减少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震荡和社会成本而已。因此，世人未能发掘其中的另类发展的含义。
日本关于小农户百年保护战略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如果说东亚小农户合作的社会保护战略的意义不限于农村现代化，它还意味着对于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和公民行动的支持、对于符合生态文明的和谐生活的追求的新的理解，那么中国建设新农村的意义就更是如此。因为东亚的小农户社会保护已经大体完成其历史使命城镇化将其盖棺论定，而中国不同，建设新农村这个宏大的社会试验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搞好了它和政府体制改革和政府治理的发展"，规范市场制度的建立和运营共同前进，搞得不好，可能会共同失败。
为了完成建设新农村的历史任务，我们有必要借鉴日本模式，探索以小农社会化促进三农现代化的新的发展理论，以适应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需要。
这个理论需要解释为什么在小农户高度密集的中国农村，实现现代化只能走组织小农互助，构建农村的社会市场，实施对小农户的全面社会保护的道路，也要提出对小农社会化合作的宏观思路。
以下仅对此做些初步探讨。
为什么在中国解决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只能走对小农户实施全面社会保护的政策？
第一，高度分散的小农户每个人都经常处于孤立状态，他们由于没有组织，缺乏规则，难以融入交换的市场，而不能进入市场就意味着不能走向现代化，只会被快速发展的社会所排斥，而永远难以摆脱贫困。小农户要进入市场进行交换，只有组织起来。尽管组织也需要花费成本，不过与无法进入市场的代价相比，是物有所值的。
而组织起来如果只是经营农业，会因农业剩余少、经营利润低而难以获得资产积累。若将涉农产业如农业金融、农产品购销、农村百货交由市场经营，小农无力与之抗衡，势必出现城乡和贫富差距拉大状况。所以需要发现和培育一种产业机制，可将经营盈余持续性、不间断地投入农村发展，由此尝试了综合性的农民互助合作组合和非赢利性的产业组合机制。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验都证明，综合性农协组织，通过生产互助、生活互助、共同交流、共同购销、共同消费，可以极大地改变小农户孤立无援的状况。农民能够得到更合理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价格，可以集体签约、批量采购、信息交换、抵押贷款、形成集体性的公共资产，农民的收入和资产积累因此而得到了组织保障。农协还对影响政府关于农村公共事务的政策制定发挥了作用。
第二，单个的小农无论个体能力还是个体资本都很微小，无法抗拒农村社会的天灾人祸，发育一种抗风险能力较强的长效动力机制因此成为必须。特别是这种机制不但要能抗拒经济风险，还要能抗拒社会风险，而源于传统的邻里互助文化的社区互助合作，是与其他方式相比较成本最低、抗多种风险的效力最强的机制。
第三，当今的农民处于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化体系中，小农的产前、产中、产后的生产服务正在走向社会化，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也在走向社会化。而这些对农民的社会服务的社会化并没能帮助小农户的生活境遇和精神面貌发生人们所预期的正向的重大变化，反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向例子。这主要是因为小农户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条件不同于农场经济下的大农户。依据城市消费水平制定的社会化服务的价格远高于小农户可承受的能力，服务的方式和内容也并不适合小农户自身的需要。看来，社会越是高度开放、高度发展，单个小农户依靠自身力量融入现代社会的可能性就越小。
在中国，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无法选择企业化、规模化、组织化的农业大生产主体来实现社会化，这导致需要社会化的小农户却难以社会化。既然无可能将小农转化为社会化的大农。在这种条件下，以农民的互助组织系统为载体，将小农组织起来，通过组织的整体现代化和社会化实现小农的社会化，可能会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第四，小农户在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的高度密集和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减少导致人均农业收入普遍低下，这与功能性专业组织农业技术协会、信用社、养老、医疗等机构的专业化、技术化导致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趋势背道而驰。小农户需求的多样化和需求的低效性（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很低）并存，这就发生了无法向城市居民那样通过自行融入市场（包括公共服务市场）交换到自己所需的专业服务的问题。那么，由小农户自组织综合性、低门槛、多功能、多样化的合作机构，就成为必要和必然的选择。
第五，农村的发展需要可供循环使用和能够不断积累的资本。而农业的剩余过少和农村内部可循环使用的资本太少，无论从城市来的工商企业也好，农村内部产生的务工经商者也好，他们的资本即便用于农村，也是捞一把就跑，农村和农业越是高度商品化，资本越是在农村的外部循环。有工商积累的农户在使用其积累时，也不是用在农业扩大再生产上，而是举家外迁，在城镇盖房和消费。在这种市场环境下，要保护农民的个人资产积累，要保护农村的社会公共资产积累，发展农村社区资产承载的公共服务，恐怕都只有构建以农村市场为活动区域，在农村社区进行生产和生活经营的综合性农协组织，进行涉农产业经营，将其所有收益留在农村内部。
如何在建设新农村中，建构对小农户社会化合作的社会保护战略？
第一，什么组织是中国建设新农村的社会保护战略的组织载体？目前是村委会和乡政府。但是村委会和乡政府属于政府或者半政府的行政性机构，他们尽管也有些社会职能，但是由于不是自治组织，对于小农户的社会需求与其说实施社会保护不如说是进行社会束缚。
如果将其行政定位改做经济定位，让村委会和乡政府做市场运营，就会导致行政利益与经济利益的代表主体一体化、同质化，农村的利益相关者结构就会演成单一化和简单化的格局。当着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同时也成为市场力量，那么市场就难免出现非正常非公平的交易，腐败就不可避免。目前，村、乡行政机构已经直接插手乡村一切可以在市场上交换资源的项目，导致乡镇政府和乡村组织走向腐败。
那么，专业农业协会、涉农的公司、农村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中小学是不是可以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社会保护战略的组织载体呢？显然目前就是这样做的。不过，前面讲过，这些组织是由政府来办、企业来办还是由农民的合作组织自己来办，效果、成本完全不同。从理论上讲，在小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远低于社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情况下，由小农户自组织综合性、低门槛、多功能、多样化的合作机构，是成本效益最高的选择。
第二，如何构建农民合作组织及其联盟？这需要一整套宏观社会政策和培育这套政策可以贯彻的社会政治环境和社会心理文化。宏观社会政策一是构建中国农村社会市场的组织政策，即保护和支持小农户组成合作组织，培育由这个组织和组织的联盟规划、融资、管理、监督的农村的社会市场。这的确需要立法。不过，它并非目前人们所知晓的合作社法。合作社法只管经济合作，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立法，而小农户社会保护战略需要的是综合经济和社会两方面的社会立法。二是培育中国农村社会市场。它一要对农民的互助合作组织放开涉农行业经营，立法规定其合作组织的积累必须继续用于涉农行业，同时限期整顿经营涉农行业的非农企业，或退出涉农行业，或吸收农民互助合作组织的股份，在农民互助合作组织的监督下，将经营利润全部用于农村发展。二要鼓励农民组织在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下，投资卫生、文教等公共服务设施，做大农民组织所有的农村社区公共资产。并立法规定农民合作组织用于农村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事业的投资可全部免税。
第三，明确政府在小农户社会保护战略中的定位。政府是这一战略性社会政策的制定者，同时履行监督职责，保障执行。除了立法支持外，还需要财政支持和相关各部门间的通力合作与协同支持。政府需要分清哪些农村公共服务是政府必须直接管理的？哪些是可以逐步地放手交给农民合作组织直接管理的？哪些是要与农民组织合作的？例如，将政府的一部分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职能采取和农民组织合作管理的方式例如托管乡镇卫生院和学校，以加强对公共服务机构和公共服务质量的监督，对于形成农村的公共服务市场，提高公共服务的使用效率会起到促进的作用。总之，在国家无法全部支付农村现代化成本的条件下，尽可能"挖掘农村内部资源，放手让农民组织自治，鼓励农民组织发展公共资产，提升对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和项目的经营管理能力，不仅可能提高公共资本的投资效率和管理效率，而且还能收到加强农村社区的凝聚力、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农村新文化的效果，对于进城打工的农民也能产生保护的功效。
第四，政府需要协调小农户社会保护与农村城镇化的社会政策。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30年50年甚至100年后农村依然存在，三农问题依然存在，只是存在的方式和问题的性质不同而已。经历了百年农村改革，迄今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已经相当接近的日本，还将国土划分为都市区、平地农业区、山地农业区、中间（都市与山地、都市与平地）农业区、以及自然条件恶劣的区域。都市区总面积最小，只是人口密度和宅地达到一定比例的区域，在此之外的区域都依照自然环境即耕地比率和森林比率划分为其他区域。而农业区的大问题是人口稀少，老龄化程度高，发展前景堪忧。近几年，日本政府立法允许公司进入农村和农业，发起农业法人法制化运动，就是为了解决农村的振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不仅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验都证明城镇化并非是消灭农村，也不可能消灭农村。农村现代化的主要模式是就地实现现代化，即农村居住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朝向现代方式演变。在这种演变中，农村居民拥有选择自己居住地的权利，是在人口密度大、工作紧张且受人支配、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但是人居环境相对差些的城市里生活，还是在人口密度小、工作由自己支配、生活相对单调，人居环境较好的乡村生活。当选择城市的人们并非出自经济理由而是一种生活偏好时，小农户社会保护战略的社会人道价值就昭显出来了。
第五，政府需要协调小农户社会保护政策与其他各类单项政策，例如农村土地政策、增收政策、反贫困政策、新型合作医疗政策、农村教育政策以及建设新农村的投资公共设施的政策等等。这些单项政策都有明确的单一的功能性目标，都可归入具体的社会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总体而言都有一定效果，。但是缺乏总体性的宏观发展战略。缺乏社会政策创新和社会制度创新。
新农村建设战略篇4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农产品供给实现了总量基本平衡，农民收入不断增长。2005年，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39，450.9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到3255元。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农业生产相对落后，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总体上看，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远不如城市，农村的社会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严重滞后。我国往年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3.2:1，绝对收入差距为7238元。相当一部分农村存在饮水难、行路难、看病难、上学难等困难。比如，全国约有一半的农村劳动力未达到初中文化程度，三亿多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尚未解决。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进一步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
现在，结合“三农”工作实际，谈谈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目标和建设重点的一些认识和理解：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要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同时,按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扎实稳步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重点在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面貌、培养新型农民、增加农业和农村投入、深化农村改革六个方面提出了战略目标和建设重点。
发展现代农业，要稳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质量不下降。耕地保有量保持1.2亿公顷，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五亿吨左右。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服务与农村流通体系得以不断完善和加强，各类农产品产量平稳增长，质量安全水平明显改善。
增加农民收入，主要渠道包括挖掘农业增收潜力，增加非农产业收入和完善增收减负政策。要重点加快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十一五”末，实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50元以上。
改善农村面貌，要继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环境保护，积极发展农村卫生事业，探索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力争到2010年，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森林覆盖率达到20％，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提高到80％以上。
培养新型农民，必须加快发展农村教育、技能培训和文化事业，实现全国初中三年保留率达到95％，农业劳动力转移4500万人的目标;增加农业和农村投入，要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努力保证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高于上年，其中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高于上年，并逐步形成新农村建设稳定的资金来源。
深化农村改革，巩固农村已有的改革成果，全面推进乡镇机构,五年内乡镇机构编制只减不增，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大力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同时，加大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农村义务教育等农村综合改革力度。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新农村建设的经验模式，已有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要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是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并为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在尊重农民的意愿、体现农民主体地位的同时，加大政府的支持和指导力度，调动和发挥社会各方面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三是统筹考虑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科学规划，分步实施，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逐步推进。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重点
200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重要部署。其中，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按照《决定》的要求，今后要“强化支农惠农政策，增加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调整优化农村经济结构，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加大扶贫力度，完善扶贫机制，加快改善贫困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各级政府要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国家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量主要用于农村，逐步加大政府土地出让金用于农村的比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对“十一五”期间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了总体规划。结合“十一五”规划纲要，我认为，要贯彻落实好党中央有关精神，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突出抓好以下四方面建设重点：
（一）发展现代农业
总理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农村全面进步。要始终把发展农村生产力放在第一位，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特别是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持续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要的就是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调整结构，夯实基础，促进生产。借鉴国内外经验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十一五”期间发展现代农业，应重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第一，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粮食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闪失”。党中央、国务院对国家粮食安全一直高度重视。近几年，随着一系列鼓励粮食生产的支农惠农政策的逐步落实，我国的粮食生产出现了连续恢复性增长，粮食供需矛盾已大大缓解，200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9680亿斤。但是，我国粮食产不足需的态势依然存在，2005年国内粮食产需缺口约为234亿斤。据有关专家预测，随着人口增长，我国2010年国内粮食总需求将超过一万亿斤。从长远考虑，我国的粮食安全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把粮食安全问题放在战略的高度，继续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进一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尤其是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首先，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质量不下降；同时，继续加强对粮食生产的各种投入和补贴力度，提高粮食单产、品质和生产效益，增加粮农收入。
第二，提高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应用水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理顺农业科研管理体制，建立新型科技服务体系，增强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能力；采取综合措施，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基地和区域性农业科研中心，努力提高农业科技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大能力，加速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的转化、应用和推广；大力推广农产品深加工技术，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继续推动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的实施。加快农作物和畜禽水产良种繁育、饲料饲养、疫病防治、资源节约、污染防治等技术的研发和推广。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和农膜，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平衡施肥、缓释氮肥、生物防治病虫害等实用技术，推动先进实用技术的进村入户。
第三，提高农业机械化与设施化水平。实行农业机械化，既是改善劳动条件、减轻劳动强度、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必要措施，也有利于提高作业质量和效率。今后，各级政府随着财力的增强，对购买、使用农业机械应给予适当补贴并加强技术指导；农业的设施化，要重点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提高灌溉和防洪排涝水平，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旱涝洪水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同时，积极发展温室大棚、规模化现代养殖小区和养殖场等技术含量高、管理精细、生物与环境有机结合的设施农业，既可解决蔬菜、水果、禽蛋等农产品供应淡季不淡的问题，也能提高土地等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帮助农民致富。
第四，提高农业市场化和产业化程度。在当前农业结构调整与促进农产品竞争力增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工作中，加强农村流通体系建设，积极开拓农产品市场，是稳定产销联系，增加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关键。要通过建设和改造各地农产品批发市场，鼓励商贸企业、物资公司等投资主体发展农村现代流通业，加快农业标准化，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等措施，改善农村市场环境。此外，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存在市场和自然等方面的多种风险，通过延长其产业链，不仅有利于减小风险，还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民增收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因此，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市场竞争力和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并通过鼓励企业与农户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机制，进一步帮助农民增收。另一方面要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
在建设投入方面，“十一五”期间重点集中于对国家有重大影响和一些群众要求迫切，效果好、见效快的工程，如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农业综合开发、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新疆优质棉基地建设、长江流域优质油菜带建设、现代农业示范、种养业良种工程、植保工程、沃土工程、动物防疫体系、旱作节水农业、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农业气象设施等。
（二）培养新型农民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大量事实说明，提高农民的劳动技能等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既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城镇化的需要，也是增强农民就业能力和提高收入水平的需要，欲富口袋，先富脑袋。
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基础设施，深化农村教育改革，培养新型农民，一是要加快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扩大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扶持范围，在校舍、师资、经费等方面，为农村儿童提高受教育水平，尽力创造与城市平等的条件。二是要面向农村，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采取多种形式，进一步加强对务工、务农劳动力的培训，加快建立政府扶持、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培训机制，更多地培养生产能手、能工巧匠、经营能人和科技人员；三是通过扩大广播电视和电影的覆盖面，引导文化工作者深入乡村等，加大文化资源向农村的倾斜，给农民以智力支持。
由于我国农民数量众多，尽管国家用于“三农”的资金在逐年增加，但是国家财力还不能满足巨大的需求，资金需要与可能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因此，大力培养新型农民，在增强其大脑和双手的劳动技能和创造能力的同时，增强其投入能力和投入效果，是建设新农村的关键环节和治本之策，必须高度重视。
（三）发展农村社会公共事业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农村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促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关心农村困难群众生活，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加强农村社会建设和管理”。
农村社会公共事业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民心工程，发展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一方面积极改善水、路、气、电等乡村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要注重及时改善医疗、卫生、通信、文化等设施与服务水平。
对于“水、气、路、电”等设施建设，“十一五”期间，国家计划重点解决1.6亿农村居民饮用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污染水和血吸虫病区、微生物超标等水质不达标及局部地区严重缺水问题；今后五年，国家计划安排1000亿元资金用于建设农村公路，县乡公路将增加30万公里，并新建改建农村公路120万公里，使4亿农民受益，到2010年，全国农村公路里程将达到310公里，基本实现所有具备条件的乡镇通沥青或水泥路，所有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公路，其中大部分通沥青或水泥路；2006～2010年新增农村沼气用户2300万户，到2010年全国达到4000万户；在完善农村电网、扩大覆盖面的同时，今后五年解决无电人口的基本用电问题。
农村的医疗问题同教育问题一样，都是目前在农村涉及面广、程度深、受关注多的重点问题。发展农村卫生事业是保证农民以高素质的智力、体力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基本条件之一。要大力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尽快改善农村卫生基础条件。“十一五”期间，要坚持加大政府投入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相结合，建立稳定的农村卫生投入保障机制，深化农村卫生机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加强农村卫生服务队伍建设，严格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管理。到2010年，基本建立起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卫生服务网络，提高农村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效率，满足农民群众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需求。
此外，国家还将积极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切实做好农村特困户救助和“五保户”供养工作，解决好偏远山区和受灾农民的温饱等问题。要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努力建立起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综合社会保障体系。
（四）加强农村生态与环境保护
加强农村生态与环境保护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内容，要营造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建设环境的良好风气，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十一五”期间，要大力加强农村生态保护建设，有序加强村庄和小城镇的环境治理和改造，加快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努力改善农村的人居环境。
国家将重点支持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防护林体系、湿地保护与修复、石漠化地区综合治理、三江源和青海湖生态等工程，加强林业生态建设，扩大草原生态治理工程的实施范围。
“十一五”期间要加快循环农业的发展，对农村垃圾集中和无害化处理、给排水设施、村容村貌整治等工程，国家各级政府将给予必要的支持。同时，将加大力度发展农村沼气，并鼓励农民将农村户用沼气与改厨、改厕、改圈一并建设，切实改善农村房前屋后院内的环境。
同时，各地要按照节约土地、设施配套、节能环保、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的原则，积极探索村庄整治的主要内容与有效途径，在做好乡村建设规划的同时，积极引导农民合理建设住宅，开展新社区建设，进行空心村整理，保持有特色的农村风貌，保护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总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以人为本，统筹兼顾，把新与好统一起来，把速度与质量统一起来，使广大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不断提高他们的生产生活水平和满意度。
新农村建设战略篇5
关键词：黑龙江省；新农村建设；战略重点
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重点，是指在建设新农村过程对实现战略目标具有关键意义而又发展比较薄弱的部门、组织环节和要素。黑龙江省农村地域辽阔，农业人口众多，决定了新农村建设发展的不平衡性。为实现黑龙江省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新农村建设各方面的发展就不能“整齐划一”，而必须抓住战略重点。
一、农村公共设施建设
农村公共设施分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基础设施两大类。不论是农业基础设施还是农村基础设施，其作用都是为了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发展，二者互为条件，互相补充，只有两方面基础建设综合发展，协调发展，农村的经济社会才能持续发展。
农村公共设施的陈旧与落后是制约黑龙江省新农村进一步发展的首要障碍。截至2002年，黑龙江省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全省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逐年下降。1990年为4.5%，1995年为4.4%，2000年为2.7%，2002年略有回升增至514795万元，为4.1%。正是由于政府支农资金不到位，村与乡集体又普遍存在积累不足，才严重影响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目前，黑龙江省现有的农田水利工程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许多已经年久失修。农业水利设施落后，良田基本设施不配套，排灌设施失修老化严重，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抗自然风险、自然灾害的能力弱。仅2002年，全省受灾面积4671.5公顷，直接经济损失373.7万元。
加强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第一，要继续增加农村公共设施投入支持总量。在支持粮食生产方面，突出抓好良田建设、良种研发、重点区域和重大项目等关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环节，支持重要粮食主产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在搞好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同时，不断加强农田水利建设，逐步建立起农田水利建设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要根据国内外农产品的最新竞争态势，重点补贴优质化、专用化农产品、绿色产品以及精深加工农产品生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第二，要通过调整农村公共设施资金投入结构，优先解决广大农民最急需的生产设施。要积极调整政府农业投资方向，重点支持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节水灌溉、旱作农业、人畜饮水、乡村道路、农村水电、农村沼气、草场围栏等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组织和发动广大农民投身到改善自身生产生活环境的事业中来。第三，要完善信贷支农服务。解决农村资金供求矛盾，需要采取综合措施。要多方筹集支持农业、直接向农户贷款的资金，同时，要探索建立农民贷款担保体系，分散农民贷款风险，加大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的推广力度。要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加大对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逐步建立由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金融等多样化金融机构组成的、既互相竞争又各有特色、具有内在互补功能的农村金融体系，以满足农民不同的金融需求。
二、农村社会事业建设
农村社会事业主要包括农村教育、农村医疗和农村文化事业。黑龙江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已经给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发展农村社会事业，要从黑龙江省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际经验，逐步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一要加快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着力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改善农村办学条件，逐步提高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的保障水平。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加大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的力度，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大力度监管和规范农村学校收费，进一步减轻农民的教育负担。二要积极发展农村卫生事业。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各级政府要不断增加投入，加强以乡镇卫生院为重点的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救助体系。有条件的地方，可对乡村医生实行补助制度。建立与农民收入水平相适应的农村药品供应和监管体系，规范农村医疗服务。加大农村地方病、传染病和人畜共患疾病的防治力度。增加农村卫生人才培养的经费预算，组织城镇医疗机构和人员对口支持农村，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加强农村计划生育服务设施建设，继续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三要积极创造条件，有步骤地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一方面要着重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在建立健全覆盖城镇所有就业人员的统一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把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探索建立农民工急需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各项保障制度。另一方面，要全面实施“地保”，建立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落实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此外，还要逐步建立“低保”，将农村中的困难群体纳入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三、非农产业发展
非农产业是指农村产业结构中除第一产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具体讲，非农产业包括农村工业、商业、运输业、服务业等。从国际经验看，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非农产业发展在黑龙江省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非农产业的发展成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阵地，将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
在黑龙江省新农村建设中，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一要加快农村工业的大发展。必须走农业产业化之路，也就是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紧密连结起来，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实现加工增值。要大力发展食品工业和农副产品加工工业，通过加工工业来带动农村种植业、养殖业的发展，实现以工带农、以农促工的良性循环，进一步增加种粮农民的收入。二要进一步推进乡镇企业改革和调整，拓展农民就业空间。乡镇企业要进一步调整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从长期偏重于第二产业逐步转到二三产业并重，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最终转到以第三产业为主的轨道上来。三要大力扶持农村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民创业。除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行业和领域外，允许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进入，并在工商登记、投资审批等方面简化手续。鼓励和引导农村个体私营经济独资或合资参与农村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和公益、公用事业建设。要大力提倡“创新、创业、创优”精神，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鼓励和支持农民自主创业，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各类服务业。
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认为，一个社会群体力量的大小，并不取决于这个社会群体人数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它的组织程度。组织程度越高，力量越大；组织程度越低，力量越小。在黑龙江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推动黑龙江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举措。加快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一是应该在条件基本具备的农村，按照农民意愿，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引导和帮助他们组建符合本地情况的、不同类型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契机，积极推动各类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以完善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不是要回到传统的集体经济中去，严酷的历史教训已经证明，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二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让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更好地为农民利益服务。让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为以农民为主体，社员所有、社员所控、社员所享为原则规范的组织。当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坚持以人为本，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该以农民的需求为出发点，开展多种形式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教育培训活动，努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使合作组织成为一个让农民满意、让农民放心、让农民主动参加的群体性组织。三是必须强化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自身建设。在合作经济组织内部要建立起民主的管理架构，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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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战略篇6
在这个春天，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央发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1号文件，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拉开了在新的历史进程中扎实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序幕。
这是一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孕育着新的生机、谋划着新的发展、迸发着新的活力的春天；这是一个让亿万农民身上暖洋洋、心里亮堂堂、脸上笑盈盈的春天；这是一个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良好开局的春天。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于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实际，立足于我国农业还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的现状，立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最长期的任务在农村的现实，总揽全局，高瞻远瞩。这是顺应潮流、深得民心的历史选择，是符合国情、利国强农的重要部署，是加强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重大举措。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生产活动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人类的文明也是以农业文明为起点的。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国民经济逐渐形成了各种产业，但农业始终处于基础地位。农业生产提供的食物等基本生活资料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首要前提，农业部门创造的剩余产品是社会其他生产部门存在和扩大的重要基础。农业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重视农业是我们民族的重要传统。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始终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和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推动了城市的改革；农村的发展，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保证。
今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党中央审时度势、顺势而为，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与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农村改革发展的目标，在战略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我国城乡社会发展的明显反差，凸现建设新农村的紧迫性；农业农村发展的深刻变化，孕育建设新农村的必然性；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彰显建设新农村的可行性。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就在于：统筹城乡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解决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始终是推动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大力发展农村和农业经济，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落实扩大内需方针的必然要求；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大力提高亿万农民的素质，对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农村稳定是全国稳定的基础，农村安定和谐是全国安定和谐的基础；亿万农民是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群众基础。全党同志都应当从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高度，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做好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新农村建设战略篇7
关键词：云南桥头堡；东南亚热带水果商贸城；新农村建设；桥头社区；农村经济
1元江县桥头社区发展机遇分析
1.1云南建设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机遇
“桥头堡战略”是推进我国向西南开放、实现睦邻友好的战略需要，也是云南推进“兴边富民”工程，实现边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现实需要，对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意义。2009年7月，国家主席考察云南后提出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此后，加快桥头堡建设，把云南建成中国沿边开放经济区已成为云南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云南将借助桥头堡战略打造滇中城市经济圈、8个沿边经济区和4条经济走廊。4条经济走廊包括云南-河内、云南-曼谷、云南-皎漂、云南-印度加尔各答等。以昆明为中心的滇中城市经济，将是云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8个经济区及4条经济走廊的建设则具有利于加快沿线开发、承担向西南开放，增强市场的辐射功能。
元江正处于昆曼公路的交通要口，东接红河州，南下可接越南、老挝，西靠元磨高速，可直达缅甸、老挝、泰国等国家，可打造成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南下东南亚的重要的一流国际中转站，具有国际大通道的优势。桥头社区犹如元江的第一道窗口，地处国道213线高速公路旁，所处地段是通往元江县城、思茅、西双版纳、东南亚的必经之路。桥头堡建设中最大的世界第一高桥、东南亚最大的热带水果商贸城就在桥头社区的辖区内。因其地理优势，云南桥头堡建设为桥头社区发展农村经济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1.2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契机
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战略思想。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和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关于“三农”问题的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与时俱进，认识新问题、解决新矛盾的思想理论成果。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于改造桥头社区传统农业，实现社区产业化的转型升级，将现代文明引入桥头，改变居民的生存环境，提高居民的人居环境，夯实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为社区发展经济奠定物质基础，从而提高社区人民生活水平，推进惠及全社区各族人民小康建设。
1.3重点项目推进
桥头社区离县城有5km，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元江县委县政府结合实际，发挥热区资源优势，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勇于抓住历史时机，通过多方考察，在桥头境内开发建盖高桥商品房、东南亚热带水果商贸城、高桥水电站等项目工程。三大项目工程的落成将大大推动桥头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目前，这3个项目的建设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高桥商品房占地752.26亩，工期分两期进行。其中一期修建双拼式别墅364户，占地326.67m2，跃层别墅858户，占地250.63m2；二期修建多层单元楼2460户，占地76.23m2，高层单元楼720户，占地88.76m2。高桥商品房的建成，将引入大批的居民，这些居民将是元江县特别是桥头社区的又一潜在消费者。他们的入住，将为桥头社区增添人文和经济活力。
元江热区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投资环境良好；境内热带水果琳琅满目，又处于昆曼大通道、楚河经济干线交会处，交通便捷，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走进元江。2010年4月30日，元江乐居热带水果商贸城有限公司“热带水果商贸城”项目签约，5月10日正式动工，总投资3.9亿元。一期工程投资9135万元实施小流域水土保持治理0.9km2，建高68m的挡土大坝，修400m排水暗沟。二期工程投资3亿元实施商贸城建设，规划年水果交易额达到16.5亿元，解决就业1000人以上，带动热区20多万亩土地开发，促进农民增收。东南亚热带水果商贸城项目建设，对元江进一步对外开放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项目建设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启动点、突破点、支撑点来规划，将带动周边3km2区域的开发，商贸城集仓储、物流、交易、休闲、旅游、加工、会展为一体。对发展现代农业，刺激市场，农村城市化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同时辐射周边州市，引进缅甸、老挝、泰国等国家的名贵水果，立足元江，面向世界。
桥头水电站坝高83m，总装机13万kw，分3台机组，年平均发电6.254亿kw/h，电站总投资13.6975亿元。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是元江县加快矿电产业发展，化解能源瓶颈制约的重要内容。元江县委、县政府在不断深化认识县情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山坝结合，治水办电，开发热区，振兴经济”的元江之路，充分依托丰富的水能资源，把水电业发展作为全县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加以重视和培植。桥头水电站的开工建设对于加快红河流域水电开发、实现能源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桥头社区自身的发展优势
2.1便利的交通及重要的区位优势
桥头社区是元江县红河街道办事处的一个热坝生态文明社区之一，距县城大约5km，元磨高速公路元江连接线横穿而过，交通区位优势好，社区居委会到高速路仅1km，桥头除新村外各小组皆通水泥路，生成输入输出都十分方便。
桥头社区犹如元江的门户，辖区内的高桥不仅是元江的标志，更赋予了桥头深远的历史意义。可以说，发展桥头社区能为元江增辉添彩，桥头社区的发展是元江发展的点睛之笔。桥头重要的地理位置，方便的交通，元江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桥头社区的发展，并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在桥头社区辖区内建设各种重点项目，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投入到这些项目的建设中。
2.2基础设施大力投入建设中
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桥头社区于2011年2月启动2010年度新农村省、市重点建设项目工程。工程总投资55万元，包括漫费沟渠建设、文明巷道及居委会公房建设三项。其中，漫费沟渠建设投资15万元，属省级重点建设项目，文明巷道建设及居委会公房建设分别投资10万元和30万元，都属市级重点建设项目。目前，这些项目全部竣工并已投入使用。除了道路，桥头社区的水利、信息化和电力、能源等方面的设施建设也比较健全。建设和发展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上层建筑的发展提供了无线的可能。完善和过硬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推动生产生活的跨越发展，也为发展其他产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2.3良好的产业发展前景
桥头社区依托得天独厚的热坝区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主导产业，主要是种植芒果、青枣、火龙果、冬早蔬菜、茉莉花、水稻等热带果蔬和花卉经济作物，为今后发展绿色生态种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几年，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支持下，桥头社区利用良好的交通区位优势，在确保主导产业平稳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反季节果蔬、观赏树等市场前景好、经济效益可观的特色产业，广泛开辟了居民的增收渠道，也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目前，整个桥头社区建设种植空心菜、生姜、长寿菜等反季节蔬菜的温室大棚共有25个，面积达70余亩。科技种植观赏树面积达300余亩，已形成一定的规模。社区芒果种植面积达1480亩，2010年6月中旬完成了芒果品种改良工作，通过品种改良改造传统农业，以自主创新、科技兴农为新农村增添生命活力。并且以火龙果示范片建设为农业产业发展重点项目建设。目前整个桥头种植火龙果面积达160亩，到明年扩大种植面积达300亩以上。为保证农产品高质高量高效益，需形成产销一条龙，逐步建立居民利益分享机制，还将在元磨连接线和高粱费进组道路交叉口处投建约200m2小型综合蔬果、花卉交易市场。产业发展前景良好。
2.4民族特色文化
桥头社区下辖11个居民小组，其中傣族居民小组10个、哈尼族居民小组1个，是一个典型的民族社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社区民族人民的建筑、生活方式都慢慢被现代化，但他们的风俗习惯、饮食习惯、民族心理还是保留着浓厚的民族特性。社区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95%以上，以傣族居多。桥头社区于2008年成立了傣族协会，通过这个机构，能聚合傣族人民的力量，让傣家文化发扬光大、永葆青春。这里大部分建筑、居民服饰、特色食品、生产生活方式、传统风俗都能感受到少数民族的气息，对外来游客和学者都具有很大吸引力。
2.5充足的劳动力
桥头社区现有农户704户，共3543人。农业人口数为3056人，劳动力总数2210人，从事第一产业人口2061人，外出务工人数383人。人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桥头的劳动力资源为该地的经济发展做了充足的准备。
地理位置、基础设施、特色产业、民族文化、人力资源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几个因素桥头社区总体来说都具有优势，并且桥头社区各种资源和发展优势都处于尚未开发和利用状态，有无限的发展潜力，对政府投资、招商引资、旅游业等各方面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内外因的结合才能实现经济较快发展。
3桥头社区发展对策与建议
3.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由于桥头社区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因此，基础设施建设不尽完善。基础设施薄弱又阻碍了经济进一步发展，这种情形慢慢就变成了恶性循环，经济发展效率很低。现在政府投入大量财力和物力对社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尽可能完善桥头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对桥头社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变因基础设施薄弱带给生产生活诸多的不便，导致经济停滞发展的僵局。并且，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工程要大投入、强管理、持续性地进行下去。
3.2发展特色农业，建立农业专业合作社
目前桥头社区各种特色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颇具规模，市场也相对稳固。但社区无专业合作社，结合当前实际，借鉴周围社区专业合作社的成功经验，社区应逐步成立“金凤凰”、火龙果、观赏树、冬早蔬菜4个专业合作社。进一步加强耕地间的水利设施建设，为各种农作物种植创造更好的条件，并鼓励种植户
积极探索各种产销渠道，确保产品增产增质增效益。同时，要不断加大各种农业科级培训力度，让老百姓掌握更多农业知识。待条件成熟后将向上级有关部门申请成立“金凤凰”、火龙果、观赏树、冬早蔬菜等各种专业合作社。辐射带动周边居民致富的同时让各类经济作物打出元江市场。成立专业合作社是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一个创新，它不但能解决生产、销售环节的技术、信息等问题，还可以让居民从合作社经营收入中获取二次分红，促进农民增收。
3.3发展乡村旅游
桥头社区辖内有世界第一高桥风景区，每年到这里旅游的人高达100万人次。随着高桥商品住宅小区和东南亚热带水果商贸城的竣工，将吸引更多的人来这里投资、生活、旅游。因此，桥头社区可以从现在就开始做发展旅游相关产业的准备。并且产业的发展要以民族特色为依托，比如，“农家乐”、乡村旅店、民族工艺和服饰等等。发展旅游相关产业，不仅能促进社区产业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社区整体经济实力，还能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树立休闲、幸福、恬静、和谐的新农村形象。
3.4提高人文素质
提高居民素质，转变社区居民的发展思路，加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很有必要。特别在发展旅游业中，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是旅游业的软实力，能吸引更多的游客。也有利于社区稳定、健康、和谐发展。
4结语
桥头社区发展条件渐渐成熟，乘着云南桥头堡战略和新农村建设的东风，社区应该发挥自身各种优势和资源，扬长避短，拓宽发展思路，面向世界市场，创新新村发展机制，实现经济的大跨越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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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战略篇8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赋予国家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平等和一致的。对社会保障的权利也是这样，像在城市城镇普及社会保障一样，对农村居民也适用。本文描述了当前农村缺乏社会保障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困境现状;阐述普及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是国家的责任;提出了农村居民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目标;强调了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农业体制改革、规模农业的实施与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战略意义。
农村居民享受社会保障是公民应有的权利。宪法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上规定与赋予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平等的，在宪法面前人人平等，决不是写在纸上的空口号，宪法是规范国家行为的最高准则。在对公民的社会保障方面也应是平等的。这里的公民概念是通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享有同等权利与义务的公民身份的人民，并不是特指某种阶层团体或某个区域上的人群。城市居民仅是我国公民构成中的一部分，并不是主体也不代表全部公民，权利的享有上并不存在代表问题，也就是说农村居民的权利与城市居民的权利是相等的。无论是从整体的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或从个体来看，农村农民与城市市民之间，他们的权利份量和权重是相同的，而且享有的权利与义务是对称的。不能让城市市民享有权利，农村居民承担义务的现象发生与存在下去。所以城市享有的社会保障福利，农村居民也有权利享有，这是宪法早就赋予的制度安排。然而，我们却长期熟视无睹，以致于在实践中发生严重偏差，在执行宪法实践过程中出现偏差在所难免。我们现给予农村居民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决不是对农民任何的优侍优惠或特殊侍遇，或是给农民的开恩与施舍，而是归还与兑现宪法赋予农民的应有权利。
一、缺乏社会保障的中国农村居民的自保现状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缺乏社会保障系统，农村居民的保障还是建立在一家一户内部的自我保护上，尽管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系统已建立和运行了10多年。近些年已有少数富裕地区实行农村社会保障试点，总量也不到10%，而目前对全国90%的农村居民的单家独户的自我保障传统至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要让全国绝大多数人受益，而不是只让少数人受益，所以决不能满足极少地方极少比例的人实现社会保障，而是让全国所有农民均等地常态地享有这一权利，以彻底告别传统的农村居民以土地和家庭自保的状态。传统的保障是一种缺乏公平和欠科学的保障方式。这种与小农户生产规模相适应的自我保障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种保障形式:
(一)以土地作为保障的办法。土地成为2000多年中国农民生存保障的手段，也是农民唯一的财产，没有土地农民就会流离失所，生活无着落，因为耕种土地，除了交租还可有几口饭吃。旧社会的统治者只要农民尽义务，而没有权利享受政府提供的任何公共服务，也就更无社会保障可言。新中国成立后，土地由个人所有到集体所有，至今均田分包到户耕种，土地依然作为农民的主要财产和保障。但年老农民不能耕耘土地也就失去了收人来源。而接过土地耕作的收人，虽说已经不用交农业税了，甚至还有点补贴费，但仅维持一个人的生活。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随着家庭一代又一代的人口增长，人地矛盾日益突出，而土地收人是呈刚性的，所以土地作为年老农民保障的功能越来越弱化。也就是说越来越不起作用，必须由社会保障来承担和取代。
(二)依靠子孙后代的家庭保障。这种形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保主体。家庭既是生产与消费单位，又兼具了保障功能。家庭中的劳动力一旦失去了劳动能力，其生活资料的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其他还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提供，或者由他们的子孙来提供赡养福利，而且主要是男性子孙的提供。通常是儿子赡养失去劳动力的父母，如果没有子女的，旁系亲戚如伯父母叔父母等也由侄辈养老送终，也有由第三代赡养祖辈老人送终的情况。然而现在第二和第三代都热衷于外出打工，许多人打工收人仅够自己花费，让他们过年过节偶尔给老人一点以表孝心可以，要想作为常态化的提供保障支持却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三)依靠村中养老。这种形式是针对村中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又没有子女及血缘亲近的孤寡老人，这种人在人民公社体制时的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时，属于五保户。人民公社体制解体生产队集体变成均田分包制的承包户后，五保户一度陷人保障危机，转而有的地方以同姓宗族轮流出物出力的轮保形式替代与弥补这个空档。但是，一些同宗姓人数极少，或者是孤独姓氏的孤寡老人，受到的赡养就大打折扣了。同村的异姓人氏如果没有任何亲戚关系，这种定期的无偿施助就无法保证，甚至有部分人行乞谋生。
二、普及农村社会保障是国家的责任
与城市社会保障形成径渭分明，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从农村这种非社会保障体系的表现形式及构成的社会现状特征来看，它越来越远离当代文明社会，越来越与建设现代化社会目标的文明大国不相适应，已引起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社会有识之士的关注。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除了分工与职业的区别，在身份与权利、义务上没有任何区别，因此不应存在公民权利或国民待遇上的差别。虽说产业发展不断往上累加新兴产业，但不管任何新兴产业都不能代替粮食和吃饭问题，也就是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任何产业都离不开它。既然有农业就需要有农民，农村居民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群体，同样是在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同样应受到国家给公民或国民提供的社会保障服务。
国家的组成是国土与国民构成的，国家的统治机关包括立法的权力机关、司法的执法机关，行政的行政机关，都是代表人民意志，以保护与服务人民为宗旨的。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机构，总是对国民负责任的。想国民所想，急国民所急，正所谓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以自己的最好态度，最高的效率来为国民提供最好的服务。在西方先进国家中一个不为国民服务的低效率的国家机构政府总是要受到民调批评，甚至要被提前辞职的。这可见国家机构与国民关系的密切程度，然而多年来我国并没有摆正国家机构与国民的关系，把它看作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而没有看到这是履行服务与接受服务的关系，因此，执政为民始终任重道远。例如在社会保障方面，首先考虑到是占国民总人口不到20%的城市居民群体，而对于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则不加以考虑，至少10多年来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国家机构对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负责任，仅是对国民中的一部分人尽义务尽责任，而对占国民中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并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既然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国家为之提供的社会保障服务，农村居民也同样享有这个权利，国家机构应像对城市居民那样为之提供应有社会保障，尽一个国家机构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因此，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并不是对农民施舍，而是国家政府该尽的责任。
三、普及农村居民社会保障的制度目标设计
目标设计原则:首先是保障与体现农村居民权利的原则，保障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体现国家对农村居民这一群体的公民权与城市居民等其他群体的公民权的平等对待，受到同样的尊重与保护。其二是覆盖全面原则，对农村居民保护是全方位的，而不是保一些地方或一些人保，另一些不保，更不能搞花架子，搞个别典型，为政府或个别领导人作为政绩样板工程与升迁的政绩资本。其三是到位原则，社会保障必须到位，让受保人员与受保对象切实得到保障，既要防止不该保的人受保了，更要防止需要被保的人却得不到保障，所以，对受保对象必须详细调查核实，掌握具体受保人的名单及其相关的资料信息，对受保人的保额如期如数发放到位。其四是多元化保障服务原则，要区分保障对象，失地、失业、失力(失去劳动能力)、不达当地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其五是统筹兼顾原则，保障资金来源，以国家省市县(区)四级按合理比例统一标准，月发放额要相当全国城镇人均月平均工资额的1/l0。
目标设计:总目标是实现全国农村居民保障的社会化、规范化、制度化、人性化、科学化、常态化。实现对失地、失业、年满60岁的失力农民、不达最低标准收人的人员给予应得的社会保障服务。
保障品种:失业保障、失力保障，与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等保障主体，是农村全体居民中的失地、失业、失力、不达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人员。
时间表:为了防止走过场，确保社保目标的实现，目标设计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建议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普及省内市级区域范围内的社会保障，在此基础上再用5年时间以省为单位的省内联保，按各省内各个市县不同的生活水平确定保额，再用5年时间实现全国联保，用20年左右的时间，即到2025年左右基本实现农村居民社会保障的全国一体化。
新农村建设战略篇9
[关键词]贫困地区；贫困文化；新农村建设；文化扶贫
[作者简介]龚志伟，丽水学院社科部讲师，浙江丽水323000
[中圈分类号]G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1―0126―03
在许多论述中，人们往往把“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混为一谈，但实际上两者并不能等同。所谓“文化贫困”，主要是指贫困人口拥有的文化、知识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自身发展的要求而呈现知识不足、文化不济的状况。它主要是从知识层面上来理解的，基本上局限于工具理性的范畴。而“贫困文化”则主要是从文化形态上来理解，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其中的“文化”远非“知识”所能概括。奥斯卡・刘易斯认为，贫困文化是指一套穷人共有的规范和价值观，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模型的标签，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结构与理性的社会亚文化现象。从根本上说，贫困文化是长期文化贫困的直接后果。审视贫困文化，必须把它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贫困文化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具有相对性。今天，市场经济中的社会结构更加开放，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新旧意识形态不断裂变整合，这加速了整体性和同质性社会的解构与重组，社会分化趋势凸显。而当多数人均处于中等及以上生活水平时，仍有一部分人固守田园、思想守旧，脱离了社会的主流，从而在封闭的环境中发展出了贫困文化。而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虽然很多原始部落和群体对土地很崇拜，在物质上也极为贫困，但由于社会分化不明显，他们并未脱离社会生活的主流，因此不属于贫困文化。
但贫困文化并不能与传统文化简单地划等号。台湾学者林松龄认为，在多数普遍存在着绝对贫穷的传统社会，却很少具有贫困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特性。他更倾向于将贫困文化视作现代社会的一种亚文化。我们认为，传统文化虽然是历史的结晶，具有遗传性，但也往往表现为强烈的现实性和变易性，并不是所有在历史上出现的文化都可称为传统文化。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国情，尤其是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格局等，使得传统思想意识影响深远，尤其在贫困地区，贫困文化更多地受到传统价值观影响，表现出传统文化的特色。而在发达国家城市“贫民窟”中出现的贫困文化，则不具备本国传统的主要价值及其相关特性。
美国社会学家赫兹拉认为，文化起源于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的满足。刘易斯也认为，贫困文化实际上是穷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是穷人对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的反应。对长期处于贫困的人们来说，面对父辈们辛勤劳作却无法摆脱贫困的事实，会产生一种“难逃贫困”的预期，并以此构建他们的思维和价值体系。就如包尔生所言：“在极其贫困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具有获得和占有的欲望。他们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围，或者即使表现出了某种超出常需的愿望，这种愿望也不过是一种痴想，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强烈的意志力量。”这样，在预期贫困的内外部环境很难或根本不可能改善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只能是降低贫困标准，即依据自己过去的经历和对幸福生活的理解确立自己的贫困标准，并进而执著于这种自认为有理由珍视的生活。于是就出现了“你认为我穷，但我不认为我穷”的主观不贫困现象。通过贫困文化的调节，贫困者满足了自身的心理需求和所谓的做人尊严。但同时，“当这种状态变为一种习惯，人就会变得没有远见，满不在乎，苟且度日”，形成一种不求进取的价值观念，使贫困者陷入“自我设限”的藩篱，从而扼杀了其行动的欲望和潜能，使贫困长期存在乃至出现代际传导。也正因为这样，在贫困者的价值观念即贫困主体的精神状态不发生改变的条件下，单纯靠向贫困者提供物质帮助的办法难以完全消灭贫困现象，很容易发生贫困回归。
虽然贫困文化作为贫困人口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偏离了主文化价值，且有时由于受其影响，贫困者可能与社会其他群体产生隔阂甚至相互敌视。但一般来说，贫困文化的价值、信仰、规范，并不直接与社会的主文化对抗和构成威胁。况且，贫困文化对社会秩序具有一种保守的力量，因为贫民们不希望维持其生存的脆弱平衡被破坏。只有当这种平衡遭到外力严重破坏，且无法恢复的时候，他们才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和反对者。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贫困文化才可能是一种反文化。因此，任何反贫困政策必须适当考虑贫困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既要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地维持其独立性，又要逐步地引导其变迁和转型。
贫困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念和心理机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文化效应场。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的辐射和遗传力。它常常表现为一种内控自制的惯性运动，使贫困者从自卑到自贱进而自足，并外化为愚昧的信仰和习俗，形成抱残守缺的固定的心理习性，产生各种不同的社会特征和效应。
1 生活方式陈旧而单一。在许多具有强烈自然经济倾向的贫困地区，仍然延续着数千年沿袭下来的土里刨食、自给自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在一些贫困农村，“吃一顿苞谷饭得婆娘坐月子”，冬春季节，村民根本就不吃菜，而是馍馍就咸菜打发日子。这一现象固然与经济状况不佳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村民认为在副食上花钱是种浪费。此外，人畜共居在部分村落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种生活状况不仅使得许多村民营养不良，生理素质较差。一旦生病，将可能导致许多家庭倾其所有。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极容易导致传统上的满足，使人形成消极无为、安贫乐道、不求上进的精神观念，从而泯灭了他们追求新生活方式的欲望，排斥了他们的创业冲动，在生产发展中形成体力和精神的双重乏力感。很显然，贫困主体这种仅仅求之于维生、满足于温饱的心性，将使贫困地区的发展失去其内在的动力。
2 婚育观念落后，陋习流行。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引述了赛・兰格的一句话说：“贫困在达到引起饥馑和瘟疫的极限以前，与其说会妨碍人口的增长，不如说会促进人口的增长。”在贫困地区，由于劳动力是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上传统的多子多福思想的影响，计划生育政策很难对村民形成强大的感召力和约束力，致使有的地方超生严重。多胎往往使本已欠佳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最终又形成“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轮回。而通婚圈的狭窄和亲缘间的通婚则集中体现了其优生观念的落后。自然条件的限制，使贫困山民的婚娶交往一般不会超出村落和邻村的范围。更重要的是，由于婚娶往往要消耗一个贫困乡民一生累积的大半财富，而近亲婚姻不仅可以省去这笔钱，且有利于增强亲属网络在生产生活上的合作。所以，“姑家女，舅家娶”的“亲上套亲”现象屡见不
鲜。狭窄地理内的通婚是人口素质退化的重要因素，而亲上加亲更是加剧了这一程度，造成痴呆畸形现象的增多，有的因此而陷于更深的贫困。
3 小农意识浓厚，价值观层次较低。一般来说，人的价值观品位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人的生存状况和实践。当前大部分贫困地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人们价值观品位比较低。这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农耕文明所孕育的小农意识的折射。有学者把它归结为因循保守、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于现状、知足常乐、得过且过的幸福观――即所谓“手捧玉米糊，脚蹬暖火炉，皇帝老子不如我”；老守田园、安土重迁、“饿死不离乡”的乡土观；视农为本、轻商贱役的生产观――所谓“种田为吃饭，栽树为烧柴，养猪为吃肉，养牛为耕田，喂鸡喂鸭换油盐”；还有懒散怠惰、消极等待的劳动观。“春等救济粮，冬等冬令装，夏炎秋雨不出房”，成为许多贫困地区村民的普遍心态。此外，还表现为鄙薄科学、重视经验的知识观；厚死薄生、奢办婚丧的消费观；迷信方术、崇拜鬼神的宗教观；自给自足、疏于合作的社群观；生性多疑、盲目排外的人际观，等等。正是这种贫困文化的存在，遮蔽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丧失了对美好人生的合理追求而陷入麻木僵滞的精神荒原，在贫困的旋涡中无力自拔甚至无法自知。
从上述对贫困文化的分析可以看出，认识和解决贫困问题，不能够把自然和经济的原因割裂开来，更不能够把经济和文化的原因割裂开。资源和地域造成了经济的贫困，经济贫困导致文化贫困，文化贫困导致人的素质低下，形成一种贫困文化，这又加深和“巩固”了贫困。因此，离开对贫困主体精神心智的关注，任何发展规划都可能被虚置、低效甚至异化。回顾几十年来我们党和政府在扶贫问题上走过的路，尽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效果却差强人意。大量扶助发展的资金和物质发放下去，结果却形成了“贫困――伸手――救济”“再贫困――再伸手――再救济”的循环。财物耗损，扶而不起。究其根本，更多的原因还在于乡村社会自身机体的僵化凝固，失去了再生的功能，在于不少贫困者本身根本没有构成反贫困的主体，而只是政府和社会反贫困或救助的对象。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认为，当代中国乡村能否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等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变革，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问题不单纯在于扶贫资金的增减，不仅仅在于能否引导农民进入市场，而是关键在于乡村文化的发展水平以及由此产生的农民素质的高低。新农村首先是“新”在农民的素质和观念。明确了这一点，今天贫困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必须走出传统思维的误区，充分考虑贫困者本身的思想和“发展观”，即他们拥有的贫困文化，因此必须致力于提高贫困者的精神素质和反贫困意识，走一条文化扶贫之路，即通常所说的“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
那么，文化扶贫作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系统工程，其内涵应该如何把握呢?从总体上看，它至少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新农村建设战略篇10
实施“转变”战略。重点是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发展节约型、环保型农业，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不断增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一要转变农业发展理念。二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转型。三要转变农业资源利用方式。四要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五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体制转轨。六要转变工作机制和方式。
实施“拓展”战略。重点是拓展农业发展领域和途径，构建农业产业链条和产业体系，开拓农产品市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提高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水平。一要拓展农业功能。二要拓展农业产业链条。三要拓展农产品市场。四要拓展农村社会化服务领域。
实施“提升”战略。重点是提升农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支撑保障能力，强化农业物质技术基础，健全农业政策法规体系，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不断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能力和竞争力。一要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二要提升农业安全保障能力。三要提升农业政策法规支持保护能力。四要提升农业基础设施保障能力。五要提升农民自我发展能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长期的历史任务，是宏大的系统工程。建设新农村，要把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作为中心任务；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主攻方向；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优先解决农民最关切的实际问题；科学规划、稳步推进，多方支持、形成合力。
2006年，要以“三增”为目标，以实施“三大战略”为重要举措，围绕大局，明确重点，突破难点，启动实施“九大行动”。
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行动。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培育新型农民，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推动农村公共事业发展。
实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强行动。力争“十一五”粮食平均亩产650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0000亿斤水平。2006年要努力实现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力求做到优质率提高5个百分点。
实施优势农产品产业带促进行动。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是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选择。2006年，选择黄淮海专用小麦等8个产业带进行重点建设。同时，积极开展优势农产品名牌创建活动，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产品品牌。
实施农业科技提升行动。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科技进步。实施农业科技提升行动，要以提升农业科技支撑和引领能力为核心，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为重要目标，促进科研攻关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转变，技术推广由注重单项技术应用向系统集成技术应用转变，农民培训由注重数量向数量和质量并重转变。
实施畜牧水产业增长方式转变行动。使养殖业尽快从单纯追求数量向数量与质量、效益与生态并重的方向转变。
实施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发展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加工业，对于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绿色行动。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实施生态家园富民行动。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循环经济理念，以农村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为切入点，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循环农业发展，实现家居环境清洁化、农业生产无害化和资源利用高效化。一要开发农村清洁能源。二要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三要建设乡村物业。四要推动生态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