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监管研究篇1
【关键词】近代中国;债券市场;监管立法;信息披露;实际执法
1894年,清政府为筹措战费,效仿西方,发行内国公债。此为中国政府试举内债之嚆矢。民国以后,中国国力更加孱弱,财政罗掘俱穷,国库如洗,历届政府莫不大量举借内债,促使中国近代债券市场畸形繁荣。在近代中国,政府债券构成债券市场的主体,企业债市场严重落后,正因为如此,政府对债券市场进行过分干预,这一点与当前我国债券市场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近代中国债券市场监管的演进史迹中,我们可以得到若干启示,这些启示或许对化解当前我国债券市场风险有所裨益。
一、中国近代债券市场监管体制的形成
(一)清末政府草创债券发行立法
清末中央政府共发行三次内国公债,即1894年的“息借商款”、1898年的“昭信股票”、1911年的“爱国公债”。虽然章程规定可以转让售卖,但市面上未有以上三种公债票的交易。1908年11月邮传部发行的1000万元公债,两年内在国内仅售34万元,其余966万元变成外债。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隶、湖北、福建、安徽、湖南等省政府先后5次发行内债,发行额达1080万两。[1]清末上海市政府共发行3次地方公债共16万两。[2]因条件不成熟,清末地方公债发行亦未成功,最后因外商渗入大量认购而演变成地方政府外债。可见,清末的债券市场尚未成型,虽有债券发行,但其交易相当有限,市场非常狭小。清政府对债券市场的认识尚未到位,基本上没有采取实际监管措施,只是在公债章程方面略有规定。这些公债章程单就债券发行作了规定,可以说清末政府草创了债券发行立法。但其发行立法是单一化的,仅限于中央政府债券,且仅限于每次具体发行的债券。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清末债券的有效运用。
(二)北洋政府建立债券市场监管体制
举债度日的北洋政府(1912～1927年)共发行27种债券,发行定额合计为837183538元,实际发行额587256128元。①另有北洋政府交通部正式发行债票之款共计180797299.736元。此外,还有各类短期国库证券105263095.08元,以及名目繁多的地方公债。[3]中国公债市场在北洋政府时期逐步形成,为防范与化解债券市场风险,历届北洋政府都非常重视对债券市场的监管。
1、设立监管机构
北洋政府于1914年8月专门成立内国公债局负责内国公债的发行及还本付息事宜。1917年5月26日,公债局被暂行并入财政部,称财政部公债司。1920年3月30日,内国公债局又重新得以恢复。内国公债局主要负责对债券发行市场的监管。债券交易市场的监管机构除中央的农商部与地方的实业厅等监管机关之外,还有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经纪人公会等自律管理机构。1918年到1921年,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各证券经纪人公会亦随之建立。
2、不断移植监管立法
北洋政府在立法层面不断移植国外的法律制度,加强本国债券市场监管立法。北洋政府颁行的关于债券发行的法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为各项公债之单行法规;其二为一般公债之通行法规。前者体现在政府所制定的公债条例中,每一次发行公债都有具体的单行条例颁布,规定此次公债发行的总额、价格、还本付息方法、利率等。而后者如《妨害内债信用惩罚令》(1914年)、《内国公债经理规则》(1915年)、《国内公债局章程》(1916年)、《审查国债支出规则》(1922年)等等。此外,1914年颁布的《公司条例》增加了发行公司债的有关规定。与此同时,北洋政府先后颁布了《证券交易所法》(1914年12月)、《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1915年)、《证券交易所法附属规则》(1915年)、《证券交易所课税条例》(1921年)等法律法规,填补了证券交易市场统一立法的空白。此外,随着北京、上海等地证券交易所的正式开业,这些证券交易所大都制定了交易所章程和营业细则。如1920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就颁布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营业细则》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纪人公会受托契约规则》。
(三)南京国民政府完善债券市场监管体制
南京政府继承北洋政府时期的做法,继续采取大量发行内债的方式来解决财政困难,且发行的数量比北洋政府时期更为巨大。据统计,在1927～1931年的五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内债债额已达十亿零五千八百万元,远超北洋政府十六年内发行的公债额。而在1927～1936年的这十年之内,“南京政府发行了二十六亿元以上的内债”。[4]为了确保公债的顺利发行,南京国民政府吸取北洋政府的经验和教训,采取了一系列补充和完善的措施,对债券市场实行严格的监管。
1、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
1927年11月1日成立金融监理局,并拟定《交易所暂行办法》,以资遵行。1928年9月,财政部设立泉币司,接管交易所。同时在工商部的组织法中,也有管理交易所立案及监督等的规定,造成管辖不分明,监督也无专规。1929年8月,财政、工商两部经会商决定,由财政部将交易所设立注册案卷全部移往工商部接收管理,但与金融有关的事项,如征收交易所税等仍由财政部负责。后工商部与农矿部合并为实业部,交易所的管辖权即归实业部。1931年4月实业部与财政部共同决定,在上海设交易所监理员办公处,由两部各派监理员1人,可以达到互相监管的目的,监理员随时检查交易所及经纪人有关营业的一切簿据文件,随时监察交易所及经纪人关于营业的一切行为等,并且每月将各交易所的营业情形、市场概况及各种关系表册书类呈报实业部和财政部查核。另外特别规定监理员不得参加交易所买卖,违者以渎职论。这一时期上海证券市场主要以政府发行的公债为交易对象,而公债的发行是由财政部具体负责的,故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主要由财政部所派的监理员负责。上海交易所监理员办公处按照1931年颁布的《交易所监理员暂行规程》和《上海交易所监理员办公处办事规则》行事。这一派出机构对于稳定和管理当时的债券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2、补充和完善监管立法
在公债发行方面,南京国民政府仍沿袭北洋时期的惯例,单独依据财政部制定的相关法规。1929年4月颁布《公债法原则》,规定发行公债要遵守法定程序,对募债用途严加限制,强调公债用途的生产性,并注意严格执行,使债信逐渐稳固,政府信用提高。在公司债发行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在《公司条例》的基础上,于1929年颁布《公司法》,使与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更为合理和适应新形势的需要。20世纪30年代以前,公司债券虽有发行,但尚属凤毛麟角,并不普遍。20世纪30年代以后,公司债券的发行逐渐增多。仅1934年,闸北水电、六河沟煤矿、启新洋灰、永利化学等七家著名企业公司就发行了1750万元的公司债券。[5]有资料表明,到20世纪30年代末,全国发行公司债券的企业大致有19家,债券总发行额约为5000万元。[6]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重修《公司法》,简化关于公司债的募集程序,规定只要有董事会的决议就可发行公司债券,而对是否在公司股款余款收足之后才能发行债券,未作出明确规定。
在债券交易方面,1929年的《交易所法》是在证券交易所开办10年以后重新制定的,其条例同1914年的《证券交易所法》相比较更趋完善,许多方面都是针对证券交易实际运作中的具体问题而提出的法律解决方案,也使当时中国的证券立法更加适应市场管理的需要。1931年7月16日制定的《交易所监理员暂行规程》和11月12日颁布的《上海交易所监理员办公处办事规则》,是保障交易所监理员办公处对证券市场进行有效监管的法律依据。证券市场长期存在着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痼疾,而且常有政府官员参与其中,为此,1935年4月27日,实业部颁布《修正交易所法》,该法与1929年的《交易所法》相比较,其特点在于,除申明交易所管辖权的变更,由工商部改为实业部外,主要集中在对违法的处罚问题上,特别强调对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管制,加大对证券投机操纵的打击力度。[7]在1935年《修正交易所法》中增加了第四十一条,禁止政府官员参与投机证券买卖,违者以渎职论。同时制定《交易所监理员规程》,对监理员的行为进行规范,明确规定交易所监理员不得从事投机买卖,以使监理员在执行公务时有法可依。[8]此外,为加强对经纪人的监管,1946年先后出台《上海市证券市场筹备委员会规定经纪人通则》(7月9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公会章程》(10月19日),进一步从立法的角度完善债券市场监管体制。
二、中国近代债券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日益强化对交易所的控制,行政干预力度过大。
随着证券市场重要程度的不断提升,北洋政府明显开始逐步加强对证券交易所的控制。1914年12月北洋政府出台《证券交易所法》,对交易所的设立和交易进行预先的规定,此后开始向上海派驻常驻观察员,然其主要是负责和中央政府联络,对交易所的实际监控作用不大。到1918年,北洋政府对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批准先于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后者到1921年成立),很明显体现了北洋政府对鞭长莫及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担心。1926年北洋政府颁布《交易所监理官条例》,意图直接向交易所派遣常驻监理官。这些加强国家控制的举措既反映了北洋政府意图通过控制交易所使公债市场的财政支持作用更好的发挥;也反映了北洋政府对债券市场高投机的监管向来力不从心,只能通过控制交易所来强化对市场的管理。
如果说北洋政府对交易所的控制还力不从心的话,那么南京国民政府对交易所的控制则可以称得上是得心应手。1927年以后,随着国家的初步统一、中央政府权力的强化,南京国民政府很快在上海恢复了交易所监理官署。1931年5月,实业部派陈行、财政部派许建屏为首任监理员,负责监管当时上海的各交易所。设置的官员和监管机构不仅要稽核交易所买卖账目,而且还直接干预交易所其它一切事项。与此同时,通过颁行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限制证券交易所以及经纪人公会的自律监管权。证券交易所实际上成为政府组织集中交易的职能部门。经纪人公会对于交易管理事项仅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1935年,进一步采取改变上海证券交易所股权结构的办法,加入国有股份,以加强对证券交易所的直接控制。1946年,开办官商合办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并直接任命交易所的理事长,实现从间接监管到直接控制的转变。
(二)虽然监管立法渐趋完备,但是实际执法缺乏力度。
民国时期,政府不断移值国外的法律制度,债券监管立法渐趋完备。虽然执法力度也有所加强,但终因吏治腐败往往只做表面文章,实际执法缺乏力度。对于公务人员参与证券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政府除颁布法规严禁外,如遇此类事件发生,均由政府派员调查处理,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一规定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每次几乎都是不了了之。在实际执法方面,最大的问题在于监管者本身。政府本身对法制的破坏,造成国家信用丧失,其恶劣后果是整个社会的信用与道德危机。政府信用即失,对其官员的行为亦有失控。这样,政府监管不如不管。因此,只有监管者本身也被合理监管,国家制定的法律才能在全社会正常运行。
(三)严重缺乏信息披露和信息监管。
信息披露是法律赖以起作用的基础设施之一。一旦缺乏信息披露和信息监管,债券市场高投机行为和官员的操纵行为也就无法控制,有效执法就失去了基础。法律不彰,内部人和官员联合坐庄炒作的行为又不受到惩罚,官员的行为和权力就会难以评判,更加缺少约束。举债度日的北洋政府,既是监管者又是主要债券发行人,对信息披露制度极不热衷,反而竭力隐瞒相关信息,促成公债的大量发行与交易。显然,北洋政府采取的公债制度是一个“有毒”的制度。南京国民政府同北洋政府一样丝毫不提及信息披露与信息监管,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解决财政危机。只要能通过发行公债筹到钱,政府便不惜一切代价,更别说触犯法律了。而要想控制债券市场的高投机行为和官员的操纵行为,就必须建立和健全信息披露制度。
三、结论
首先,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债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近代中国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不是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源于政府财政赤字政策的刺激,这就导致近代中国债券市场完全是一个政策市,政府理性则债券市场平稳发展,政府非理性则债券市场急剧波动甚至出现债信危机。我们从史迹中发现,政府因为财政困难,一味依赖发行内债以弥补财政赤字,以致于扰乱金融,引起社会经济全面衰退。在政府的作用下,金融机构的资金及社会游资大量趋于政府公债,使证券市场完全依附于公债,依附于政府,缺乏独立性,难以摆脱政府财政政策的干扰,使市场从属于政府财政,成为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近代中国政府对债券市场的长期干预或管制,严重影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导致了债券市场的扭曲、寻租、腐败等现象。可见,近代债券市场受政府的干扰特别是来自财政的干扰太大,无法获得健康发展。因此,政府应将其着力点明确无误地放到以创造高效、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主要内容的轨道上来,而不是通过强化交易所的国有化程度达到其“私利性目的”。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并不是政府作用的“多少”,而是政府作用的“定位”和作用“范围”的合理性。
其次,建立和健全信息披露制度是保障债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信息在债券市场的重要性要求我们在债券市场运行、制度设计和管理中给予信息因素足够的重视,建立完善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减缓债券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实现债券市场的公平交易和有序运行。在近代中国债券市场实践中,监管者与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消除或缓解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办法主要是规范政府及其管理机构的宏观行为,增加依法行政的透明度,提高法规政策制定者的自律素质,以及增强宏观信息供给的时效性。
最后,行业自律是债券市场规范建设的重要手段,也是债券经营机构实施风险管理,继而规避经营风险的重要措施。在债券市场的管理中,行业自律组织对于保障投资者利益,促进市场交易的公正公平起着重要的作用,且这种作用是政府管理机构所不能取代的。从近代中国债券市场的自律管理来看,其自律组织主要是证券交易所与经纪人公会,但这两个自律组织的管理权限都十分有限。证券交易所虽为证券市场自律管理的核心机构,但它对交易所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均无权处理,必须经政府主管部门的核准,实际上证券交易所是政府组织集中交易的职能部门。同时,近代上海正式建立的华商证券交易所,因其组织几乎都是采取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在行业管理中不能摆脱商业性的动机,这也极大地影响其自律功能的正常发挥。而经纪人公会则更是摆设,对于交易管理事项也仅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然而,从尊重市场运行的角度看,真正能够比较持续稳定地发挥作用的监管机制,应当是在制定清晰的游戏规则的基础上,转而依靠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中介机构的诚信和尽责,使政府监管机构从大量具体的事前审批中摆脱出来,从而真正实现对债券市场的有序、高效监管。
注释:
①其中,历届北洋政府发行25种,加上前清政府发行的爱国公债之民间认购部分归民国政府继续承担(清王公世爵之认购部分归另案办理)与南京临时政府发行之军需公债,合共27种。见潘国旗:《北洋政府时期国内公债总额及其作用评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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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研究篇2
关键词：中日债券市场；监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信用评级制度
2004年，我国债券市场改革创新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债券市场发展进入快车道。债券市场为服务经济社会全局、合理配置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总量看，我国债券规模还比较小。同时，受观念和体制等方面的束缚，我国债券市场在发行、交易、托管等环节上存在分割。针对我国债券市场发展迅速但是起步晚，存在较多的问题的现状。本文通过研究对比中日债券市场监管制度的三大主要构成部分，即监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信用评级制度，为我国债券市场的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
一.中日债券监管制度比较
（一）债券市场监管制度的比较
债券监管制度包括一级市场监管制度和二级市场监管制度，虽然中日两国同属于亚洲企业债券市场大国，但是两国市场的监管体制却存在着很大差异。
通过表1的对比发现，我国债券市场监管权利分割、效率低下，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在债券发行的一级监管方面。同一种类债券下，日本债券监管机构比较单一且权力体系明确。金融厅作为日本金融体系的监管主体，在此基础上依照行业细分设置课室，对不同性质和类型的监管对象进行分业监管。日本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作为金融厅直辖的下设机构，承担着企业债市场审核注册登记、行政调查、协调组织等职责，是日本企业债券市场的直接监管者。证券课则主要负责制定与债券市场交易有关的法律、交易机构经营行为的合法性等工作，尽管二者监管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部门间非常注重相互沟通及协调，有着较高的监管协同效率。与之相比，中国的债券一级市场管理较为繁杂，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体系存在许多缺陷，例如没有统一而有效的管理手段，管理形式过于单一。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管理实行规模控制、集中管理、分级审批的制度。相关企业首先要取得国家发改委下达的债券发行计划，而后要得到中国人民银行同意其发行债券的批文，在两部门都核准的情况下才能发行债券。
其次，在债券二级市场监管方面。中国的债券二级市场分割较为严重。除交易所市场由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管外，其他两个市场都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监督。日本不同市场有不同部门单独监管。日本由金融厅行使对地方债市场的交易监管职能，由证券监视委员会行使对地方债交易市场的监视职能。地方债领域的自律组织主要由证券业协会和公社债承销协会，它们在政府监管机构的指导下，开展业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证券课则主要负责制定与债券市场交易有关的法律、交易机构经营行为的合法性等工作。
（二）债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比较
日本在经过对欧美国家法制的研究，结合本国国情，出台了《金融商品交易法》，在信息披露制度上做了较大的变动，拓展了有价证券的范围，对公募和私募提出不同的信息披露要求，导入了季度披露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修改了大量持股报告制度，并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就我国的信息披露制度而言，从总体上来说我国证券法律法规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相比而言，主要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为主，规定不够完善。
1.地方政府债券。日本地方政府债券几乎没有违约事件，其风险基本为零，这得益于其有效的风险控制制度。地方政府须披露相关财务信息，在财务恶化的早期阶段受援改善财务状况。与之相比，我国地方政府债券信息披露制度尚在筹划中，制约地方政府市场信息披露机制规范化的重要因素是没有最终确定负责市政债券信息披露的机构。
2.金融债券。日本金融债在日本债券市场上发行量极低，其信息披露要求遵守《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全部监管规则，及时向内阁总理大臣提交“有价证券报告书”。我国金融债券的发行规模较大且要求相关机构提供年报，对财务报表的披露要求较低。
3.公司债券。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实行公司债券、企业债券分立的发行方式，但在债券发行的信息披露上要求一致，即参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进行严格的信息披露。日本公司被要求“持续性披露”，即“任何企业债首次发债的主体、在证券监管部门登记注册的发债主体以及过去4年中企业股东超过1000家的发债主体”完成发债程序后，还必须在每个财务年度结束后的3个月内按照规定格式向金融厅提交其年度、半年度或季度性财务经营报告，或按要求不定期地提交财务特别报告。直到该企业债品种进入金融厅批准的清算程序或从证交所登记注册的清单中撤去，这种“持续性披露”要求才会终止。
（三）债券市场信用评级制度的比较
债券信用评级是债券发行人信用能力的指标化反映，其作为对发行人的一种监督约束机制，能够起到保护债权人利益、控制整个债券市场风险的作用。对于投资者来讲，债券评级可帮助他们选择投资对象，以降低信息成本；对于企业来讲，债券评级则可以提高其知名度。
通过表3的对比发现，我国债券市场信用评级体系建设滞后，评级监管有待加强。
首先，在社会信用环境方面，相比日本较强的社会信用意识和市场对评级结果的重视程度，我国信用评级社会环境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
其次，就信用评级法规建设来说，日本相较于中国更早的引入信用评级体系，并且日本效法美国nRSRo制度设置指定评级机构制度。与之相比，我国的信用评级业起步较晚，相关制度设计不完备。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了我国第一部信用评级行业标准《信贷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规范》，这标志着我国信用评级体系规范性建设开始步入正轨。
最后，在评级机构方面，日本本土评级公司有JCR、JBRi、niS以及标普、穆迪和惠誉三家国际评级机构。其中，JCR已发展成为亚洲最具代表性的评级机构。我国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性评级机构仅有一两家，且信用评级专业队伍还不成熟，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综合分析能力和道德素质参差不齐，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债券评级技术水平和评级方法。
二、日本债券市场对中国发展的启示
（一）规范权力责任，避免多头监管
债券市场监管者主要包括政府监管者、自律组织和社会中介机构三个方面。因此，必须梳理政府监管者的权力范围并确保自律组织和社会中介的监管职责。
首先，针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主体――证监会来说，要重新界定其法律性质，提高其对金融交易行为的事前预警、事中监管和事后处罚的能力，充分发挥一线监管的作用。其次，为避免多头监管的混乱，可将权力集中于同一部门，在证监会下设债券监管部，专职负责债券市场监管。
其次，加强自律组织和社会中介的外部监管。以节约成本、效益最大为原则，合理分配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自律机构的权利和监管范围。政府要通过立法来确立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所的行权依据，自律组织也可以制定针对性的自治规范来弥补政府监管的滞后性，提高监管效率。同时要加强对会员单位的职业道德教育。
（二）健全披露制度，提高市场透明度
在建立一个大统一的债券市场前提下，完善我国债券市场信息披露的根结在于建立健全的法律责任机制。
第一，实现不同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协调和统一债券市场的信息披露规范，对不同类型的债券市场和债券品种进行信息铺路的统一规定，使其具有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第二，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管体系，由多头监管、分而治之化散为整。制订专门的债券信息披露规则、完善债券信息披露规范体系，以增加债券信息披露的供给。第三，大力推行保护小资产者的证券集体诉讼的制度，可试行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举报制度，将监管权力部分下放给广大投资者，利用市场力量检查信息披露的违规与违法行为，强化债券市场信息披露的惩罚机制。另一方面，对信用评级、资产评估等债券市场中介服务机构也应加强监管，防止其与债券发行方相互勾结，共同侵犯投资人利益。
（三）完善评级市场，提高评级独立性
完善评级市场要从多个维度来进行。在社会环境方面，要培养社会公众正确的信用观，弘扬正确的信用文化。另外，提高投资者对信用评级信息的使用率，培养投资者将评级信息作为信用风险管理的重要参考和补充的习惯，从而从源头上扩大评级市场的有效需求。在法律法规方面，要使评级机构的设立与运营制度化，规范化。要尽快建立统一、透明、稳定的评级机构认可制度。
评级筹资人付费模式是目前全世界评级业的主流营运模式，这种评级模式先天性缺陷是筹资人可以影响评级结果和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可以尝试投资人付费模式，比如现在的中债资信是一个良好的践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切断筹资人和评级机构之间利益链，避免“以价定级”或“以级定价”等级别竞争现象的发生。（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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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研究篇3
一、美国监管制度的演化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证券监管奉行的是“监管机构评审为本”的许可审核制度，由各州根据所谓的“蓝天法案”进行实质性审查,自行处理许可或不许可市场主体的业务申请。“蓝天”法案的用意是保障投资者免受各种骗人的投资计划所蒙蔽。据说，这一法案名称源于“禁止将蓝天作为建筑用地出售”判例。然而，这种监管方式实际未能阻止大量本质上属于诈骗的招股计划。
在1929年股灾后，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3月29日的立法演讲中倡导建立以披露为本的监管体系，他这样说：“联邦政府当然不能够也不应采取任何行动，可能引致人们认为联邦政府认同或保证有关的新发行证券稳健可靠，或其价值将可维持，或其所代表资产将能够赚取利润。然而，我们有责任坚决要求所有在美国州际商业环境发售的新证券，均向投资公众提供广泛且全面资料，不得隐瞒任何关乎该次发行的重要信息。”
这一建议是在“买者自负”的古老法则之上，增加了“卖方也要自己负责”，即将披露全部真相的责任完全交由卖方承担，以促进市场诚实地进行证券交易，重建投资者信心。1933年通过的所谓的“证券真相法案”标志着美国资本市场监管模式由许可制转向了注册制。
二、美国注册制监管机制
1933年通过的“证券真相法案”建立了注册制监管体系架构中的一个支柱，即制定披露信息的格式，指出发行人必须披露信息。而且这些披露项目须以规范的表格的形式出现，随着1970年代电子化信息披露系统（eDaGR）的采用，信息披露的要求更加规范化。
1933年证券法的另一个支柱，在于把披露全部事实真相的责任放在证券卖方身上。法案第11条明确指出：“凡购入已注册证券而其后蒙受亏损的人士，如发现下列的情况，即可对有关发行人、其董事、签署注册报表的高级人员、包销商、会计师以及其它名列报表上的专业人士提出：
“注册报表中任何部分（在该部分已经生效后）载有关于某项重要事实的不确陈述，或没有说明一项必须在该报表中应加以说明以使报表中的陈述不致误导的重要事实。”
在实际执行时，这条法例的后半部（即不得遗漏任何会影响完整理解之事实的责任）被证明是最严格的规定。面对根据第11条采取的法律行动时，被告只能以“已做出应尽的努力(DueDiligence)”作为主要的免责抗辩理由；不过，这项理由却不适用于发行人。
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案”设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联邦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SeC负责审阅注册报表，但其审核重点只在确保报表披露所有应披露的项目。SeC不会“审准”有关报表而仅是“宣布”该注册报表正式生效。至于发行人招股后所作的披露，SeC也只是选择性审阅。通常SeC不会就发行人其后的披露提供意见，坚持由发行人自己决定、自己负责。发行人进行首次公开招股后，SeC的角色基本上就只是在维持秩序，由场内的发行人与投资者自行“讨价还价”。
不过，SeC在审阅信息披露中仍拥有重大的权力，它将大量审查信息披露文件作为日常工作，从中主动发现信息披露违法，为信息披露处罚的有效性提供保障。SeC的听证和调查，可以推迟公司注册表生效的时间；只要有足够理由，SeC可以通过法庭程序，从法院申请禁止令，终止注册表的效力，公司因此将不得发行股票，当然，公司也有上诉的权利。在出现违规行为时，SeC可以没收充公违例者的收益，撤销有关交易；也可以上诉到至法院追究对发行人和有关人员的民事责任，或禁止或终止相关人士担任有关公司的董事或行政人员；更严重时对相关人员进行刑事诉讼。此外，SeC拥有行政纠正权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透过内部法院制度，自行委任行政法法官审理个案，其中包括有权向证券专业人士课以罚款、对触犯美国证券法例的事情颁布“终止及停止”禁令，以及撤销专业人士如会计师的专业资格。
由此可见，美式的披露为本监管制度不仅包含披露内容的详细规定，更具备有力的执行机制，以确保发行人切实遵守有关规定。
在SeC和1933年证券交易法第11条赋予的私人诉讼这两种执行机制至于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强弱悬殊的问题（大部分发行人都比一般投资者财雄势大）又如何解决？这种对等关系依赖于美国司法制度赋予个人诉讼者的权利：一般公民可提出集体诉讼（Classactions），以及美国律师接受胜诉后分取原诉人赔偿作为律师费的惯例(ContingencyFees)[1]。
除了SeC和个人投资者外，美国市场披露为本的监管制度的顺利运作，还要依靠第三个“执行制裁者”——市场本身。在披露要求向来严格的市场，发行人的披露稍有不足，即会受到投资分析员口诛笔伐（在一个允许做空的市场上专业研究员的数量常是衡量市场成熟程度的标志），投资者也会抛售股份以示“惩罚”。实证研究发现，在美国市场，一家企业的披露水平与其资金成本有着负面相关性。
究竟美国的监管制度是否完全以披露为本？在联邦层面，大致是如此。但在州的层面，个别州仍保留本身的“蓝天”法例，以规范非上市证券的发行。与此同时，各交易所亦有种种关乎质和量的严格规定，以便将它们认为不适宜在当地市场上市的发行人拒之门外[2]。因此，美国监管制度的基础可说是披露为本，但在此之上却同时附有重要的监管机构评审元素。
三、美国式注册制监管制度的缺点
披露为本的监管制度也存在缺点。首先，它依赖诉讼行动，由于它的运作有赖于市场间接的行动（即要由个别人士采取行动而非由监管机构直接界入），因此，一些缺乏机制支持这些间接行动的市场，就未必能采用美国式的披露为本监管制度。其次，美国式的监管制度高度依中介机构的专业水平、健全的司法制度以及集体诉讼和胜诉收费的机制。发展中国家未必拥有这些条件。再次，披露为本的制度会产生繁多的信息披露，可能令一般投资者难以应付和理解。最后，披露为本的监管制度容易招来很多不必要的诉讼。
[1]诉讼费用一直是循司法途径追讨证券赔偿的一大障碍。例如，在英式制度下，原诉人事先须支付律师费，同时如果一旦败诉，更要承担与讼人的所有法律开支，这对原诉人是双重打击。相反，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下，原诉人毋须事先付款，败诉时也不必承担与讼人的费用。原诉人提出的成本最多只是自己的时间心力，所有费用皆由其代表律师承担。而原诉人律师可在胜诉后，在所获赔偿中收回律师费。因此，要实行这种制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律师行是否愿意投资于一些可能延宕多时、最后亦有机会无疾而终的个案。
市场监管研究篇4
[关键词]汽车维修;市场监督;改善策略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5.22.096
[中图分类号]F2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5）22-0-01
汽车维修在整个汽车维修行业的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服务质量不仅关系到人身安全问题，还与汽车行业的市场监管有着紧密联系。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发展，我国汽车维修市场在监管方面取得了较为明显进步，为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以及汽车行业市场体系的完善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帮助。但目前汽车维修市场监管部分依旧存在着一些问题，严重干扰汽车维修行业的发展。以下是笔者对于当前汽车维修市场监管情况的分析。
1汽车维修市场出现的问题
1.1不正当竞争
汽车维修业主在经营业务的过程中应该遵循市场竞争的规则，共同维护和谐的市场环境。但当前很多地区汽车维修市场出现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导致行业内整体诚信度受到影响。部分汽车维修业主为了赚取更多经济利益，和相关驾驶人员暗中进行合作，进行假修理，导致维修行业中出现大范围的乱收费以及乱吃回扣等行为。大部分托修人在发现了乱收费现象后开始反感，而维修户主就使用吃回扣的方式损害有关车属单位的利益。因此，汽车维修市场的服务质量不但关乎企业自身的形象，也是用户自身形象的代表。任何一个行业市场要想实现健康发展都需要在诚信度和市场秩序上加强干预力度，营造和谐的市场竞争氛围。
1.2质量管理不当
汽车维修市场中还经常出现维修质量管理不当的问题，这直接影响汽车维修行业的信誉和未来发展前景。一些汽车维修行业的投资人员急于获得更多经济利益，妄求在短期之内实现经济效益的快速提升。但其在日常的经营过程中，维修制度和工艺等都不够完善，且很多企业的质量监管和保障体系都没有实际建立起来。据相关调查发现，我国很多地区汽车维修企业在二级维护中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私自减少该维护作业的相关步骤和内容，减少维护项目，导致汽车在后期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严重者可能造成事故。
1.3工作人员技术水平不足
在汽车维修行业中，很多维修人员主要来自于农村以及下岗工人，导致汽修行业从业人员整体技术水准不高。除此之外，还有大部分的汽修行业培养新人的方式是以师带徒，徒弟在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等方面都相对比较缺乏。专业技术水平不足的工作人员在具体工作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盲目猜测故障或盲目拆解零件等方面的错误，使维修质量受到影响，行业信誉也受到影响。
2汽车维修市场监管策略
2.1严格监管维修企业资质
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对汽修企业的监督审核与检查，并在质量和信誉上完善考核工作，在监管维修企业的资质上加大管理力度。相关运输管理部门对于相关方面的维修企业在许可人员、企业管理以及维修设备管理等方面进行详细审核。除此之外，有关监管人员还需要在客户意见受理以及安全管理等各方面的制度进行完善。例如，针对安全生产出现隐患以及占道修车等汽车维修企业，有关管理部门人员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需要取缔的企业按照相关制度和标准进行取缔。另外，尤其对于一些经营不善且出现欺诈的企业，有关部门应该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改善汽车维修市场的运行秩序。
2.2增强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违法经营
有关部门对汽车维修行业进行年度性审查和检验工作，还对企业质量信誉度按相关标准展开考核。在年度性监管工作中，有关人员应该重点对于一些无证经营以及经营范围超出等不规范经营行为进行及时处理。对于一些已经获得经营许可的汽车维修企业，管理人员应督促其及时建立起有关的健全规章制度，提升汽车维修实际服务质量。总之，监管人员在发现任何违规经营行为都应该按照有关规范采取针对性措施。例如，对于没有办理相关证件的汽修企业，责令其进行停业整顿，达到规范经营的效果。而对于一些乱收费以及吃回扣等行为，有关管理人员应该及时采取行政处罚措施，规范市场经营秩序。
2.3完善市场质量监管制度
市场质量监管制度是引导相关运输管理部门实现汽车维修企业监督和管理的规范性标准。因此，我国运输管理部门应该首先完善汽车维修市场的质量监管制度，为完善维修企业质量管理系统提供制度保障。例如，完善化的汽修企业质量监管制度能够及时对于机动车维修完成之后的出场合格证制度进行落实，严格监督汽车维修完成之后出厂的质量情况。除此之外，对于一些从事二级维护相关维修企业，有关部门应该及时指导其建立起完善的维修档案。
3结语
我国汽车产业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汽车维修产业也随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形成了持续增长的发展趋势。汽车维修市场的监管效果直接影响了汽修行业和整个企业行业的发展。笔者对当前汽修市场现状进行了阐述，并对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监管措施，以期为促进汽修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帮助。
主要参考文献
[1]张龙.郑州市经济增长研究――基于1990～2010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商贸，2012（28）.
市场监管研究篇5
一、市场监管失灵是监管自身的问题
证券监管是控制证券市场参与者市场行为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该系统中,监管主要包括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监管对象包括证券业务本身以及与证券业相关的其他利益组织或个人。这些单位和个人受自身地位与利益机制支配,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着证券的发展。
在宏观经济中,政府监管职能在于提高效率、维护公平和保持稳定。为保证这三项职能的实现,既要防止市场失灵,即市场配置资源失灵,还要防止政府失灵,即由于政府监管而降低效率,使问题更加严重。市场经济体制下,供求关系创造了市场,市场确定价格以实现“市场出清”。价格是配置资源的信号、手段和方式。当价格手段在市场失效时,我们通常以政府“看得见的手”来替代市场价格“看不见的手”。
政府干预同样存在于证券市场。多数情况下,一国政府干预证券市场的程度与该国政府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大致相符。在一个竞争性的证券市场中,我们认为政府干预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是可取的:①出现或可能出现市场失灵现象;②市场失灵已经或可能引起明显的经济低效或不公平现象;③政府行为可以改善低效或不公平现象。如果上述条件之一得不到满足,就不应采取政府干预。因此,考察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应从市场支配力、外部性、免费搭车问题及不完全信息四个方面来分析研究。
所谓市场支配力是指一个或多个销售者(或消费者)影响他们所交易的商品或服务价格的能力。在竞争性模型中,销售者(或消费者)与整个市场对比是非常弱小的,他们不具备支配市场价格的能力,也就是他们不具备市场支配力。如果销售者(或消费者)能够影响市场价格,那么资源配置在社会当中是无效的。这一状况出现在证券市场中,就会出现证券市场失效。
外部性是指一个厂商的生产行为或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对其他人产生直接的、未予补偿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证券市场中也存在正面外部性和负面外部性。最明显的证券负面外部性就是有人为了获取证券上市资格而造假,这种行为对会计信息真实的公司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由于这些涉及欺诈的证券索赔表现为社会的福利净损失,因此也可以被看作是证券经营的成本。
证券监管本身就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即使国民个人或企业无须为此付费或很少花费,无数的个人和企业都能从中获益。没有任何一家社会组织自愿无偿参与对证券市场监管。这就出现免费搭车问题。这样,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的一个隐含前提就是证券市场是健康有序的。信息难题也是造成证券市场失效的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既对市场参与者造成困难和问题,也会造成政府监管失灵。市场机制会自动通过价格的形成和修正过程吸收各种信息,但在短期内市场机制无法识别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信息欺诈行为,因此监管的任务就是给说假话的人施加额外的成本,改变他们的行为激励。但监管的任务不可能是实现强制性的、完全的信息披露,监管的任务只是防止他们说假话。
政府监管本身也可失灵。现代证券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政府为了保证证券业的稳定和对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通常对证券业进行严格的监管。一般认为,政府对证券业进行有效监管,能够纠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增进社会福利。但政府不是万能的,而且也有其客观和主观的缺陷,政府的缺陷同市场的缺陷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难免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拉斯?斯诺认为,没有国家就办不成事,但是有了国家也有很多麻烦:国家的存在是解释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也是造成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科斯认为,“政府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它的成本大得惊人……直接的政府管制也未必会带来比企业和市场更好解决问题的结果”(R?H?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21~23)。政府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干预无限扩张,从而导致设置庞大的机构,人员臃肿,成为“大政府”,而且超出政府应该调控的范围、层次和力度,不仅没有弥补市场的机制缺陷,反而妨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此外,由于政府制定法规政策的失误和实行措施不力等原因,也会出现政府的无效干预。这种干预的方式、范围、层次、力度和预期选择都不适当,从而不足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难以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转。斯蒂格利茨指出,与民间部门相比,政府的最大优势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以及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即主要克服搭便车问题。但是政府的这些优势后面却又隐藏着很多成本,因为很难避免政府并使民间部门遭受损失的现象发生。即使政府不,由于政府工作人员对他所从事的工作不具有剩余索取权利,因而有可能工作动力不足,容易出现作风和行为以及产生各种低效率的现象。
基于以上原因,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对证券的监管是必要的,但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甚至会出现监管失灵或失败的情况。监管失灵一般是指监管所设定的目标没能实现,即没能实现公共利益。
解释监管失灵原因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公共利益论、监管的“俘获说(或捕获说)”、监管的供求理论、监管的“寻租”理论、监管政治论等,最突出的是监管的供求理论。其代表人乔治?斯蒂格勒认为,影响一个产业对政府监管需求的主要因素是监管可以提供多种利益,包括直接的货币补贴,控制新竞争者进入,干预替代品和补充品的生产等。证券业主要有市场准入的管制,对业务活动的限制以及诚信展业等。在供给方面,政府部门进行一项监督活动时,并非是毫无成本,毫不犹豫地按照“公共利益”来提供证券产品。政府实际上是由一些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的人组成的一个特殊群体。当他们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而行使公共职能时,难免发生各种各样的低效率现象。在所谓民主政治的决策过程中,谋求政治权利的产业必须去找合适当“卖主”,即政党。政党在决定是否支持某项监管活动时要考虑这一行动是否有助于自己当选或再选。因此,需求监管的产业“必须支付两项政党所需要的东西:选票和资源。资源包括竞选经费、筹集经费的服务以及较间接的方式,其最后的结果取决于供需双方的博弈。
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形成过程及相关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地方监管到中央监管,由分散监管到集中监管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证券市场处于区域性试点阶段,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股票发行仅限于少数地区的试点企业。1990年,国务院决定分别成立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两地的一些股份公司开始进行股票的公开发行和上市交易的试点。1992年,又开始选择少数上海、深圳以外的股份公司到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一时期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
第二阶段从1992年开始,国务院总结了区域性证券市场试点的经验教训,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监管,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股票发行和上市试点。从此,证券市场开始成为全国性市场,证券市场的监管也由地方监管为主改为中央集中监管,并通过不断调整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逐步走向证券市场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
1998年,国务院决定撤销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工作改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担,并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地方证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从而形成了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
新形成的监管体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证券监管机构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增强了证券监管机构的权威性,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管提供了更好的组织保证。第二,地方证券监管机构改由中国证监会垂直领导,提高了证券监管工作的效率。改革后按大区的业务需要设置了9个派出机构和2个直属办事处,精简了人员,提高了机构运转效率。第三,加强了对交易所主要人事管理和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管理,加强了交易所一线监管的作用。
但这种监管体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即过于将监管权力集中到一个部门,使得无法对监管效果进行再监管。与美国证监会SeC相比,中国证监会还拥有证券规章制度制定的话语权。现行的证券规章基本上是出自证监会之手,而且这些规章已经把证监会权力延伸到整个证券市场。在没有权力约束机制的状况下,证监会管制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张,包括行业准入许可、律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准入审批、会计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审批、资产评估机构审批以及对这些机构成员进入相关业务的资格审批、对基金管理公司从业审批等。
从证券市场角度看,一个成熟的市场需要有成熟的监管体制相配套。而能够成功运作的监管体制应将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监督三者分开。试想,如果一个人即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还是规则的制订者,游戏根本无法进行,更谈不上有序运转。即便是裁判员,这个裁判员还有很多“话语权”,在裁判过程中任意发挥、更改规则都会对游戏产生震动。要建立良好的证券市场秩序,就是要有一个稳定、制衡的现代证券监管体系和现代证券监管制度。政策不稳定、监管机构运转缺乏制衡、缺乏对监管的监管,难免会使政策忽左忽右、或严或松,引发市场信心不足,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只能成为目标和理想,而不能成为现实。
如果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管体制,不仅容易产生外部的运营成本,也会诱发监管机关内部的道德风险,即监管机关不顾其行为引起的社会成本和收益,而只关心本部门的成本和收益。具体对中国国内来说,监管自身的道德风险可能来自于中国证监会身兼数职:制定监管政策、实施监管政策和对监管机关的监管。当中国政监会身兼数职时,监管政策的得失成败,往往可以归因于一个机构。一般来说,对证券监管机构的“失”的考核较为明确,看证券领域是否出现问题;而对证券监管机构“得”的考察却显得模糊,因为没有第二家监管机构与其横向比较,没有另外一家监管机构比现在机构做得更好,也就是说,如果取得了成绩,不好肯定,但是出现了问题,却可以直接否定。因此他的积极行为的付出远远大于他采取保守姿态,偏严地执行监管政策所付出的代价。此时他甚至可能因为严监管而获得美名,这样对于监管者的理性选择是严格监管,而不计较社会成本。另外,监管者也有宽容监管的道德风险,放松对证券公司的要求和对风险能力的限制,隐瞒证券公司的不良状况。监管者这样做的一个动机是逃避监管不当的职责,总希望不良状况能够得到改善,这种状况可称之为“官僚”,另一个动机是可能来自外来机构人士的影响,于是放松监管。严监管与松监管往往同时存在,形成监管不公平,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的形成。于是各证券公司往往“跑部钱进”,围着监管机关转,进一步形成权力机关“寻租”的社会环境。在我国,还存在地方利益与总体状况发生矛盾的状况。地方监管机关为了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做出有利于本地方的决定,但有悖于全国整体监管政策,事实上地方监管机关也存在道德风险的可能。
监管机构职能不清、政策不稳定是导致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探究证券市场波动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规范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者职能的明确分工。我国目前已经在这方面有了一些进展,但距离稳定、制衡的监管体系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国目前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大,但这仅仅使一般意义上的立法范畴。证券市场上的一些重大政策如国有股减持、QFii、降低交易费用等都应由立法机关来决策,而不应由证监会独自操办,而且这个立法过程应当是程序化的。否则,证监会的某个人的讲话就可以使股市大为波动,实在是本不该出现的事情。要保持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保证投资者的信心,必须有稳定的立法机制作保障。目前由于证券市场正处于发展阶段,很多立法工作交由行政部门来完成,那么就应将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分开由各自不相归属的机构独立操作,以保证政策的科学、规范和稳定。另外,对监管者的监管也很重要。证券市场自律,首先应做到证券监管者自律。光是自律还不够,还应他律。应有这样一个机构,由其进行对监管政策的执行、监管者个人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其再监督的依据应由立法机构制定。
三、建立有效的监管运作体系,推进证券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
监管本身是制衡的产物,我们不能因为监管的存在而放弃对监管的监管。要使我国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消除市场过分波动,应从监管角度入手,理清监管机构的职能和范围,建立政策稳定的监督机制和制衡的监督机构,适时评估市场监管效果,建立健全监管人员行为监督制度,使“消息市”、“政策市”的基础牢固、稳定。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供同行商榷:
(一)建立健全证券市场监督法律体系。除了目前正在执行的《证券法》、《公司法》等以外,还应制定其他相关市场监管法律,完善证券市场监管法律体系。一是应抓紧制定《证券市场监管法》,弥补《证券法》在市场监管操作上的程序、方法、处罚等方面的空白,加强在监管政策制定程序、监管政策实施程序、处罚的对象和程序的规定。二是应制定《证券监管机构管理规定》,明确证券监管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界定、人员配备、工作范围等,从法规上进一步规范各机构的权力与责任。三是应制定《证券市场监管从业人员操守规范》,对从业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四是应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
(二)从机构框架角度重塑证券市场监督体制。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监管模式,即由一个统一的机构中国证监会实施对所有证券机构、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的监管,监管者不仅要对证券市场安全和稳定负责,还要防范和化解系统风险,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股本经营、公司行为进行全面的合法性监管。证监会的监管任务重、责任大、权力大也构成为将其职责分解的原因。因此,从立法、执法、行政相制衡的角度出发,建议分别建立健全行使上述职能的机构:
立法。设立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狭义的立法工作还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完成。广义的立法,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法律,还应包括重大法规、政策的制定等,这一部分工作由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来承担。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机构单设,待金融混业经营后与其他金融业政策制定机构合并,共同组建新的国家金融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可不设地方机构。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主要由金融产业方面的经济学家、学者组成,负责重大政策的前期调研、政策论证、可行性分析、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预测、分析、跟踪、修改等事项,负责重大政策的研发。
监督。设立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狭义的监督由司法监督来承担。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负责对证券市场监管政策的执行进行评估及监督,负责对监管从业人员进行监督,负责对监管机关的实际绩效进行监督,并对一切违法、违规机构、人员依法进行处罚。涉及刑罚处罚的,由司法机关进行管辖,此时该机构参与公诉。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机构单设,待金融混业经营后与其他金融业再监督机构合并,共同组建新的国家金融业再监督委员会。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可不设地方机构。
行政执法。行政执法职责由现存的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担。对中国证监会的机构可保留现存机构,但须改变内部机构设置,以适应职能改变的需要。改革后的中国证监会应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执法机构,负责对监管对象进行监督及做出处罚,以及对监管政策向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提出反馈意见。在行政监管执法中应注重市场准入管理、日常性技术性监管,以便避免行业性普遍违规行为的发生,在监管中应将自由裁量权控制到最小。
结论。
一般来说,一个行业(机构)的永续发展离不开有效的制度安排。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监督三者分别行使证券监管职能,是合理的制度框架基础。现今我国证券业监管机关集三者职能为一身,从根本上制约了证券市场监管的效率和效果。在我国宏观经济如此向好的形势下,证券市场却难以给投资者以满意的回报。如果将现在的中国证券市场不稳定原因作深入剖析,证券市场监管理论的天然不足是证券市场不稳定的始作俑者。目前中国证监会的部分权力开始下放到证券交易所,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不能从根本职能划分上解决问题。对证券交易所下放权力,形式上又是多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如此而已,权力既然可以下放,在想收回时还可收回。总之,如果不改变证券市场行政监管的自由裁量,我国证券市场理论上应达到的稳定就极难实现。因此,要保证我国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就应改变我国证券市场监管运作体系,分别建立单独机构行使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监督职能,建立和完善稳定、制衡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制度体系、行政执法体系、监督体系。
主要参考文献
1.蒂米奇?威塔斯,《金融监管——变化中的游戏规则》,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裴光,《中国保险业竞争力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3.小哈罗德?斯凯博,《国际风险与保险(上、下)》,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
市场监管研究篇6
[关键词]房地产；市场；监管
一、房地产市场失灵决定了政府监管的必要
监管经济学的研究充分表明，市场失灵是市场经济中政府监管的重要原因，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有垄断性、外部效应、公共品和信息不对称，房地产市场同样存在市场失灵。
(一)房地产市场存在垄断性
房地产的垄断性是由房地产特性决定的，房地产的主要特性是位置的不可移动性，一幢房屋一旦确定位置，其它建筑就不可替代，而且因存在楼层、朝向不同等因素，决定了一幢住宅中的每套住宅都具有独立性，因此物业在出租和出售时，带有地域性和垄断性，从而形成垄断价格。由于房地产投入大，回收期长，因而能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只能是少数企业再加上土地供应的有限性和房地产开发经营的规模要求等，很容易形成部分的或地域性的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由政府垄断，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由政府提供。为了稳定住房价格，保护消费者利益，房地产市场必须要政府进行监管。
(二)房地产市场存在外部效应
房地产外部性概念既包括房地产经济活动主体对其他经济主体的影响，又包括其他一些经济主体对房地产经济主体的影响，外部效应在外部性经济主体的决策函数中的体现是不同的：施加外部效应的一方只考虑自己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属于个人理性而非社会理性。
房地产的外部性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对其进行不同的分类，按其影响产生的范围可分为宏观外部性与微观外部性。宏观外部性是指房地产的一种经济主体的行为施于其它主体的外部效益，如因房地产投资开发活动使整个区域投资环境改善，这为工商业经济活动带来了成本的节约并扩展了行业盈利的空间。这种房地产业施加于其他产业上的有益影响就是一种宏观的外部经济现象。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不仅增强了整个城市经济活力，而且也使得相关地区的区位地价水平提高，这是其他行业施加于房地产业的外部经济效应。房地产的微观外部性指房地产业内部各经济主体之间或者不同的房地产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的外部效应。例如，工商业房地产的开发活动对住宅房产开发、流通和消费均存在着外部影响。
按外部影响的性质和作用方向分为房地产外部经济与外部不经济。凡是因为房地产经济活动而受益的外部影响称为房地产外部经济。因房地产开发而使得城市景观大大改善就属于房地产外部经济。凡是因为房地产经济活动而受损的外部影响称为房地产外部不经济。城市土地的过度开发建设导致的住宅拥挤、公共绿地的减少、环境污染等则有可能减低土地价值，影响包括房地产业在内的诸多产业的发展，这属于房地产外部不经济。
(三)政府提供房地产市场的公共品(publicgoods)
人们所消费的物品可分为私人物品(privategoods)和公共物品。房地产经济中存在许多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如城市基础设施、防洪工程、抗震工程、公共设施等。这些项目由于投资额大、投资回收期长，同时很难排除不付费者的使用，由市场来提供往往导致供给不足，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但政府提供并非一定由政府直接生产，政府可以委托或承包给独立的企业来生产，政府只负责筹集资金与管理。
（四）房地产交易存在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指信息在交易双方分布不均衡性。就消费者和经营者、合同双方而言，经营者拥有关于商品的信息优势，从而使消费者容易上当受骗，被称为信息的不完全性。消费者对所消费产品各个方面信息的了解通常是有限的，他们往往不知道商品价格和商品质量的差别如何。市场的信息不完全性主要表现为：1．有关商品质量的信息是不完全的，消费者只掌握有限的质量信息。2．有关商品价格的信息是不完全的，消费者只掌握有限的价格信息。信息不对称可能发生的另一种情况是，一部分消费者掌握完全的信息，另一部分消费者只掌握有限的质量信息。竞争双方为了在竞争中取胜，通过遏制信息来源等方法来削弱他人对对方信息的了解，从而打败竞争对手。
房地产产品既具有使用性，又具有投资的特性。商铺和写字楼的购买者主要是以投资为主，购买住房的消费者中有一部分是投资者，而投资者对信息是非常敏感的，比如：当政府宣布某个位置要建地铁，或某个地方要建一个大型商场时，那么，只要信息一，周边的住房就会涨价，这说明房地产产品已具有信息品的特性。房地产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表现为：由于房地产开发投资很大，回收期长，能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厂商相对较少，开发出来的产品质量情况，价格情况，销售情况，对消费者来说，都存在偏差。房地产商品的异质性，价格的变化性和交易的专业性与复杂性，都会导致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将增加交易成本，降低市场效率，也可能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要保证房地产市场信息的有效性，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为市场解决方案，即市场的参与者通过自身的努力搜寻信息，并利用自身的知识技能进行信息的筛选、分析等工作。由于市场的参与者本身是理性的，它作出这种自己搜寻信息的成本决策，必须基于其自身的成本收益的比较，只有觉得付出的信息成本小于为此而取得的收益时，他才会去付出这种努力。但这种方法由于受到以下几方面的限制，使得这种完全市场化的解决方案无法实行。
一是信息的搜寻本身是有成本的。由于存在交易对象的不确定性，要想准确地掌握所有潜在交易对象的需要，如其交易方向、数量和价格等，是很难做到的。二是市场参与者本身存在特质的差异，有的不具备起码的信息辨别能力，有的则无法完成信息的搜寻与分析。三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普遍存在，以致造成由于信息欺诈而使部分市场参与者受到损失时，这部分人的利益无法得到市场的补偿。
可见，正是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使得房地产市场的信息成本或者说是完全市场化解决方案的交易费用是如此之高，造成普通消费者难以承担一笔房屋买卖所付出的信息的边际成本，这样，就增加了投资风险，使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难以得到解决，从而降低了市场的运作效率，扭曲了社会资源配置。所以，为克服房地产市场信息不完全性和非对称性信息而引起的市场问题，就需要一个超脱房地产市场参与者的角色来介入房地产市场，监督房地产市场的运行，为所有投资者创造机会均等、各类信息真实的市场环境，为房地产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提供保证，以减少纯粹市场化解决方案引起的交易费过高问题。这样，就产生了对房地产市场监管的需求。
二、我国房地产业的特殊性决定了监管的必要性
（一）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特殊历程
房地产业在我国是一个古老而新兴的产业，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时期和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虽然朝代更替，但土地和房屋的租赁、买卖活动一直没有中断，明清时代，就出现了职业房地产经纪人。
1949年到1990年，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49年～1978年的中国房地业的整顿限制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官僚资本家的房地产被没收，使其成为国有资产，分配给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使用。从1956年起，在全国各城市开展了房地产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1964年，基本上消灭了房屋租赁中的个体经营，此时的城市土地实际上已归属于国家，并实行无偿、无限期使用制度，不允许买卖转让。二是1979年～1987年的中国房地产的萌生阶段。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1984年国家计委和城乡建设部联合文件，允许进行房地产开发活动，从此，中国房地产业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再生。三是1987年～1990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建立。1987年10月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应包括房地产市场。1987年12月1日，深圳市以拍卖的方式出让了第一块土地。1988年4月《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修改之后，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和出让。1990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为土地市场的发育提供了法律支持，为房地产市场建立奠定基础。1990年以后，中国房地产业进入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92～1993的房地产热曾引起房地产市场的大幅波动，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标志着一个新的房改阶段的开始。即停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发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
由此可见，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起点和现实环境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房地产市场不同，一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是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开始的，而西方发达国家则是从土地的私有化开始。二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我国历史上曾有过近三十年的房地产市场缺位，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期间正是房地产市场高速发展时期。三是到目前为止，我国房地产市场依然还存在大量初级形态特征，如市场机制不健全，房地产市场应有的信息功能、激励功能和平衡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四是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制。
（二）我国房地产业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2003年全国房地产相关产值达4．1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0％。2000～2004年的五年间，全国房地产业开发竣工面积16．6亿平方米，保持我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对拉动经济增长，推进城市化、改善人民生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主要组成部门，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的特殊性，其潜在需求十巨分大，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个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起重要作用。正是由于房地产业自身特殊性，因此，房地产市场监管非常必要。
三、我国房地产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决定了监管的必要
我国房地产业的融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银行承担了大部分金融风险。从国外发达国家成熟的房地市场看，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渠道很广，除银行贷款外，还包括各种房地产投资基金、房地产信托等，银行贷款最多不超过房地产总投资40％。而我国目前的情况是，房地产开发的三个阶段（取得土地的前期阶段、施工阶段和销售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银行资金的支持，具体来说，包括房地产开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施工企业贷款、住房抵押贷款等。事实上，除了开发企业自筹资金外，其余资金基本来源于银行。根据央行分析报告和抽样调查，目前房地产开发资金60％左右来自银行贷款。显然，我国目前的确存在房地产企业对银行的依存度过高的问题，一旦房地产市场发生波动，企业的经营风险将转变为银行的金融风险。也就是说，目前我国房地产的金融风险主要是由银行系统来承担的。
与此同时，上市公司投资房地产的行为也有待规范。目前，一些无开发经验的上市公司大量进入房地产开发领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主管业务为房地产业的上市公司已达到70多家，涉足房地产行业的上市公司已有300多家，特别是在土地公开拍卖中，对投标方没有资质限制，上市公司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高价拍得土地，抬高了土地市场价格，增加了开发成本，影响了商品房的价格，加大了投资风险。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具体表现为：
①部分地区投资规模增长过快，土地供应增幅过大。一些地方出现了过热苗头，有泡沫迹象，具体表现在：一是近几年来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平均以25．04％的高速增长，为GDp平均增幅的3倍左在；二是炒房、炒地皮等投机炒作现象已在一些城市出现；三是商品房开发投资结构过于向高中档房倾斜；四是国民经济中许多企业已开始涌入房地产业或相当行业。
②商品房结构性矛盾突出。突出表现为中低价位、中小户型住房供应不足。一些城市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供不应求，高档商品房空置积压严重。一些城市中低价位住宅所占比例不到10％，而高价房占到40％以上。
③房价上涨过快，脱离了部分居民的支付能力。从全国看，房价过快上涨呈蔓延态势，中部地区部分城市涨速加快。40个重点城市中，约一半城市的二手房价格涨幅超过了新建商品、住房价格上涨的幅度，最高的达到48．3％。
④房地产市场秩序比较混乱。反映在房地产开发、交易、中介服务和服务管理中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比较突出，违规开发，房地产广告虚假，商品房面积“缺斤短两“，购房合同欺诈，物业管理质价不符等，严重扰乱房地产市场秩序，损害群众利益，影响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以上列举的问题如果不及时加以校正，将会严重影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平稳运行，也将严重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因此，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非常必要。
参考文献：
[1]牛凤瑞．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no．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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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研究篇7
2.德国
德国资本市场体制与英国不尽相同。德国的金融体系是典型的混业经营模式，银行还涉足证券业，承担一定量的公司上市、股票承销等活动。1988年，由银行所持的股份已达到整个德国的股票市值的8.1%，而通过银行账户存储的股份更是达到了总量的53.5%。
随着emU的深化和欧元的启动，德国认识到其全能银行存在着不足之处。越来越多地像英国那样的专业投资银行参与到资本市场的运作中来。与英国不同，德国的银行法显然已经将规范资本市场的内容包含进来了。也只有实行这样的严格监管才能保证德国银行的混业经营能够顺利进行。
德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也制订了专门调整证券市场的法律，如《有价证券交易法》，是德国为贯彻欧共体关于证券市场方面的一系列指令而制定的管理有价证券交易的法律，立法目的是在加强证券市场运作能力的同时改善对投资的保护。该法设立了联邦有价证券交易监督局作为监督有价证券交易主管机关，于1995年在法兰克福开始工作。
新近，金融市场监管局(BaFin)取代了原先的德国银行监管办公室、德国保险监管办公室和德国证券交易监管办公室。负责金融市场、金融服务、银行和保险的监管。
同时，德国出台了《第四号金融市场促进法》。该法的目的是要消除原先法律中的一些不确定性。比如，根据该法案将对《德国交易法》和《证券交易法》进行修改，以便减少原先这些法律对待衍生产品交易的不确定性。
二、两国相关监管制度比较
1.关于市场准入的规定
英国法律中有严格的市场准入规定。英国《金融服务法》规定，参与投资业务应当得到批准。批准的机关为四大自律组织(SRo)。金融服务局作为统一的监管机关继承了SiB的权限。该法还规定了10类投资的类别，其中包括了期货与期权等衍生产品。按照英国法律，未经授权从事投资业务是刑事犯罪，最高的处罚可为6个月监禁或5000英镑罚款。如果一个机构未经授权从事投资业务，客户有权取消未清偿合约，并可获得赔偿。
德国法律的市场准入规定体现在《德国银行法》、《有价证券交易法》等法律中。银行也就成为资本市场准入的一个重要调整对象。在《德国银行法》中，金融机构被区分为两类——信贷机构与金融服务提供者。其中金融服务提供者包括了参与投资的机构。2002年1月，德国颁布了《第四号金融市场促进法》。该法规定，在德国，任何欲从事银行或金融服务的机构都必须得到BaFin的书面批准。
2.关于持续性监管的规定
英国金融服务局对从事投资业务的公司，包括金融衍生品业务的公司，资本充足率、客户资金、广告营销等各方面进行持续性监管，确保每个公司有足够的资本维持经营，保护客户的资金和资产。金融监管局也有专门针对客户资金的制度，目的是为了在公司的债权人对公司进行要求时保护客户的资金不受侵犯，同时也防止公司挪用客户资金。如公司收到客户资金后，必须尽快存入批准的银行，公司还必须至少每25个工作日跟银行核对一次客户资金的头寸。在营销方面，《金融服务法》要求所有的投资广告必须由被授权者或批准，不得误导。
在德国，设立金融服务机构除了要获得BaFin的批准外，也有资金方面的要求。例如，新设一个公司或设立一个非欧盟国家的机构的分支都应符合下列标准：银行应当拥有500万欧元以上的自有资金；自营的金融服务机构的资金要求较少，为5万至73万欧元不等。德国的金融服务机构也必须考虑欧盟对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例如，金融机构的责任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不得小于8%。此外，《有价证券交易法》第34条(a)规定了证券服务企业必须分账管理资金，即自有资金应当与客户资金分开保管。与英国不同，德国有专门的《交易所法》，以规范交易所的行为。
3.关于交易行为的规定
在英国，交易行为除了要受到FSa等法律的约束外，还必须遵循自律机构颁布的规则，以及《伦敦商业行为法》。在交易行为中，洗钱与内幕交易是英国重点防范的活动，也是予以严厉处罚的犯罪行为。对于个人进行洗钱活动的，可以处以最高14年的徒刑和无限量的罚款。而内幕交易在英国原来是由公司证券法规定的，后来由1993年的刑法替代。该法规定了三种内幕交易的犯罪行为，即内幕交易、唆使他人内幕交易以及泄露内幕信息。
德国《有价证券交易法》的第五章第31(1)1条中规定证券服务企业应当“以必须的专业知识谨慎和认真地为其顾客的利益提供有价证券服务和有价证券附加服务”。为了弥补法律过于原则的不足，BaFin作为监管机关还颁布了一系列指令，以规范金融服务商业活动的组织、行为与交易，以便更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对于内幕交易，德国也将其定性为犯罪行为。《有价证券交易法》对内幕交易是规范重点。该法的第38条明确规定，进行内幕交易的“处5年以下剥夺自由或处罚金”。
三、新形势下的英德资本市场法律制度
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新现象、新观念都促使英德两国的金融法律制度向一个系统化、高效率、增加干预却又不失市场化的模式迈进。两国资本市场法律框架现今都呈现出较为趋同的倾向。这是因为两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1.适度混业经营的要求
在金融业不断发展、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今天，金融领域的一些界限已经模糊。正如英国财政部秘书长阿伦·米尔本所说的：“如今，银行、券商和保险公司都在同一个池塘里戏水。但传统的部门间界限消失后，原先的规范体系并没有跟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当然是用一个统一的监管部门利用统一的法律规范对众多的金融领域进行协调。1997年，德国提供了《第三次振兴金融市场法案》，对银行之外的股票市场、信托业及金融控股公司等进行“自由化”改革。随着欧元—体化的逐步扩大，联邦银行将逐步强化其宏观经济的监管职能，淡化其微观的监管职能。这是世界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必然趋势。
2.欧盟法律的约束
英德两国除了在本国制订法律以对资本市场进行规范外，还必须遵守欧盟有关的法律。欧盟有关资本市场的法律致力于成立统一的、自由的资本市场。《投资服务指令》(iSD)是欧盟调整成员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法律，英国顺应了这个要求，修改后的《金融服务法》和刚刚出炉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对执行iSD都起到了显着的作用。
德国也在为执行iSD而努力改革国内金融法律环境。过去，德国资本市场的监管一直是其国际化的障碍，既没有禁止内幕交易的法规，也没有保护投资者免于市场操纵之苦的措施和二级市场的监管标准也不符合国际惯例。后来在欧盟的影响下德国的监管力度得到加强。1994年，德国颁布了《证券交易法》，并且这部法律不仅履行了《欧共体内幕交易指令》，也履行lSD和其他指令，其明确目标是改进和提高德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可见，尽管德国的改革步伐与英国相比稍微落后，可是两国都力图在本国的法律中达到欧盟对资本市场的一些要求，形成较为统一的监管力度和方法。
3.欧洲各资本市场的竞争与合作
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欧盟各成员国资本市场的竞争越来越趋白热化。与此同时，为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各交易所也不断寻求各种形式的合作，以期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不少交易所因此加快了合并的步伐。
1998年9月28日DtB与瑞士交易所(Soffex)合并成立了eurex。在资金面上DBaG提供了一半的资金，而SwX（theSwissexchange,Soffex的母公司）提供了另一半的资金。因此在eurex成立后，DBaG仅持有eurex一半的股权，然而在德国部分的eurex,DBaG仍是百分之百的出资者。
2000年伦敦和法兰克福交易所宣布合并计划，这是继3月20日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和巴黎证券市场合并成立“欧洲第二”证券交易所之后，欧洲证券市场行将出现的又一跨国联营的证券机构，它标志着欧洲证券行业朝成立泛欧证券市场，进而建立全球证券市场方向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另外，欧洲新市场(eURo.nm)的运作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是一个泛欧洲范围内成长型公司股票的市场联盟，会员包括了巴黎、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意大利、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和瑞士证交所的新市场等市场。无疑，欧洲新市场将在新世纪迎来一个大的发展。
欧洲资本市场的合作与竞争，必然会对英德两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以及交易规则产生有意义的影响。因此如果国内的市场想要参与到欧盟乃至国际的竞争中来，肯定需要将各自的资本市场的法律制度统一到某一个层面上来，因而，英德两国都在为执行欧盟lSD而努力修改自己的法律法规，以创造出共同的“游戏规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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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玉川：《金融期货期权市场研究与策划》，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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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研究篇8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监管经验监管对策
一、引言
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利益共存、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是投资社会化和专业化的产物。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监管是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指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监管主体依据相关法律制度规范，通过各种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监管手段，来监督、规范和约束各类证券投资基金服务机构在证券投资基金运作过程中的行为，以此实现保护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利益、保证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公平有效和透明以及降低市场系统风险的监管目标。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充分暴露出了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过度自由化、系统性风险防范机制薄弱等问题的严重性。在此背景下，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监管上存在的不足与局限性也更加突显。透过世界范围内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健全和有效的监管以及由此给基金投资者带来的信心，对于市场的规范和长远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二、主要发达国家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经验
由于各国金融业发展的过程和金融监管的体制不同，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基金监管模式也表现出各自的特色，对我国基金的监管有诸多启示。
英国对投资基金业的管理以自律为主，即实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三自政策”。这种监管模式强调通过基金行业自己制定出运行规则进行监管，而政府除了适当的宏观调控外并不干预基金的具体业务。
美国1929年证券市场崩溃使人们认识到，要建立一个统一、高效、公平、有序的证券市场，必须要有统一的联邦立法。此后，美国政府加快了投资基金的立法规范工作，制定了一整套比较严谨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还特别成立了监管机构——全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专门对投资基金的发行与交易活动进行依法督查、保证美国基金法律得到贯彻执行。
日本证券投资基金监管体系是政府严格管制模式，从一定程度上说，日本的证券投资信托业的成长壮大是政府直接扶植与积极培育的结果。直到1996年日本实行金融改革后，金融业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趋势发展，政府才开始逐步放松对于证券业的监管，日本的基金自律监管组织逐渐开始发挥作用。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体制从本质上讲属于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实行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机构为监管主体，同时辅之以证券业协会自律管理。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及投资基金发展的阶段，我们无法照搬照抄任何国家的监管模式，但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在投资基金管理上的先进经验仍然值得借鉴。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应该兼收并蓄，借鉴美国的立法做法，加强立法工作并详细规定权责；借鉴英国的行业自律精神，提高行业自律对投资基金监管的作用；同时，作为新兴国家，我国的基金的监管也应借鉴日本的从严监管的法则，防微杜渐，把可能危害我国投资基金发展的违法违规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
三、完善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监管对策
证券投资基金市场能否正常运行，不仅关系到投资者的利益，还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要想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确保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公平、效率和透明，降低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保持证券市场的持续繁荣和发展，必须不断完善和加强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本文在借鉴各主要发达国家的监管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监管的具体对策：
（1）建立健全证券投资基金监管的法律框架和监管细则。除现行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不断修订完善外，还应抓紧制定证券投资基金监管的相关条例和部门规章。相关法规应体现市场监管的力量，突出监管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从而真正提高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效率。
（2）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增加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是保护投资者利益，防范证券投资基金风险的一个有效途径，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公司披露的详细的公司会计信息，选择合适的投资对象。因此基金公司必须及时出具真实的信息，同时监督机构和会计部门要进行严格的审计和监督，一旦发现虚假的信息即给予严惩。
（3）开展投资者教育，加强投资引导，提高投资者抗风险能力。证券投资基金市场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应不断加强投资者教育和风险提示工作，让潜在投资者充分了解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交易规则及风险，提醒广大投资者审慎投资。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应根据市场运行的情况，持续做好风险揭示工作，减少中小投资者盲目跟风炒作的风险。
（4）完善监管构架，充实监管力量，积极做好全方位的监管工作。借鉴国外证券市场的监管构架，我国应逐步充实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力量。建立起国家宏观调控、行业自律组织和交易所管理三位一整体的监管体系，各部门提高监管效率，明确分工与协作要求，通力合作，共同督促基金公司及时、充分的履行信息披露，提高透明度，防范内幕交易等，确保市场平稳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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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研究篇9
论文摘要：文章面对我国道路运输市场监管存在的诸多问题，指出了加强行业管理的重要性，认为规范道路运输管理行政执法，强化道路运输管理服务职能，健全高效应急指挥体系，提高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和加强基拙建设和管理是提高运输市场监管的必要措施。
目前，交通部《关于促进道路运输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未来5到10年，道路运输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战略部署，充分发挥道路运输业的比较优势，着实提高市场监管能力，推进道路运输业实现运输安全高效、服务文明诚信、节能减排主导、技术装备先进、市场规范有序、站运协调发展的目标。道路运输市场监管作为道路运输业的管理部门，落实《意见》，就是要以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管理，构建和维护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道路运输市场秩序，提供安全、便捷、可靠、经济、优质的道路运输公共服务，充分地满足道路运输服务消费者和道路运输经营者的需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但是近年来，我国道路系统已发生多起重大运输灾害事故，这暴露出道路运输安全仍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应引起有关管理机构高度重视。因此，在这种形势下，对道路运输现状加以研究尤为必要，并有针对性地改善道路运输条件，提高道路运输的市场监管。
一、我国道路运输市场监管的必要性
从道路运输业的业态，尤其是我国道路运输业的现状及发展前景看，我国道路运输业基本不具备自然垄断的条件，决定其必须要在政府主导的市场监管下进行工作。某些公用事业性质的企业并不是自然垄断的，并且也不是所有的自然垄断企业都是公用事业。当前对道路运输行业进行监管主要是出于以下的考虑。第一，包括汽车运输在内的交通运输业对公众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政府不能对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道路运输失去控制和主导。第二，道路运输业内存在着极其不公平的恶性竞争，严重地影响了行业内众多守法企业和行业外消费者的公共利益。所以尽管道路运输业内的自然垄断并不明显，但作为一类公用事业的道路运输业，政府对其进行监管是完全必要的。在市场监管中，政府具有以下权:政府保留控制进人的权利;政府保留管制价格的权利;政府保留为公共利益而指定质量标准和某些其他服务条件的权利;被授权者有责任向所有的消费者提供上述两条确定的合理务。总之，政府主管部门为了保证行业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条件，必须对该行业的市场进人进行监管，必要时还可对价格进行管制。但是监管并不是对竞争的全然抹杀，恰恰相反，监管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或者保持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使全社会的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同时保持竞争的机制。
二、当前道路运输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
1、立法环节步伐缓慢
首先，从道路运输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来看，客观上要求有一部效力相应的全国性法律文件引导、规范道路运输行业的健康发展。但是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分歧很难形成统一的制度安排，所以长期以来国家依靠部门规章对全国庞大的道路运输行业进行引导、规范。受效力的影响，部门规章往往起不到统一监管的作用，这种局面，客观上造成了道路运输行业管理的地方化、多元化。其次，从1985年开始起草的《道路运输条例》，历时19年才出台，立法步伐缓慢，对道路运输业的秩序要求回应迟滞，从一个侧面反映国家对道路运输行业管理重要性认识的艰难转变。还有一些地方道路运输行业立法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国家立法的翻版使得地方道路运输立法对中央立法的具体化、补充性功能弱化，缺乏可操作性。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国家立法没有解决的问题，地方立法也没有解决，国家立法的空白恰巧也是地方立法的空白。
2、常现多头监管局面
《意见》对道路运输的各个环节做出了严格的规定，设置了多个运管机构，各机构均可对外执法。但相互之间协调、配合不够，人员、车辆调动不便。因此，不能形成管理合力，对运输市场监管力度不够。在一些地方几个运管机构分属多个领导分管，管理层级多、关系复杂、内部协调困难、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管理关系不顺。比如，2007年液氯泄漏事故中肇事车本身，按现有管理体制，就涉及到3个部门，槽罐归质检部门管，车体属交通部门管，车辆上路通行又涉及公安部门。安全监管各部门之间存在着管理职能交叉的问题，进而造成了安全监管的漏洞。
3、安全监管不到位
近年来，我国在道路运输安全监管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针对道路运输的安全监控与事故应急处置能力仍相对较弱，难以适应道路运输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一是静态管理严谨，动态监管薄弱。道路运输的证书情况、运输状况等进行检查询问仍未跳出静态监管的模式，运输汽车的整个运输、装卸过程监管不够，未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从静态监管到动态监管的转变:二是全程动态监管体系尚未建立。人力、物力资源的不足制约了全程动态监管的实施，科技设备不能满足动态监管的需要;三是道路管理机构内部管理、运政等部门对危险品运输的监管行政执法效率不高:四是道路运输信息化管理十分落后，大部分部门和单位依靠经验进行管理，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如果没有信息系统，就难以为危险货物作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技术支持和应急处理指导，难以对道路进行有效的跟踪管理。
4、从业资格证的定位存在偏差
目前人员资质成为道路运输市场安全一作的重要一关。但是我们认为，从业资格证不具有安全管理功能，只有驾驶证才具有安全管理职能。《营业性道路运输驾驶员职业培训管理规定》提出从业资格证制度的目的是“为规范营业性道路运输驾驶员职业培训活动，提高营业性道路运输驾驶员职业素质，加强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管理，提高道路运输服务质量”。这可以看出，从业资格证制度中加强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管理的职能相对较弱。相比而言，安全管理职能应该是驾驶证的职能，驾驶员持有从业资格证只是要求其必须掌握关于营业生运输的知识。
5、道路基础设施薄弱
我国很多道路特别是农村道路点多、面广、战线长，大多数是农民群众自筹自建。坡陡弯急，路况差，晴通雨阻现象严重。
三、加强道路运输市场监管的措施
1、规范道路运输管理行政执法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目标的重要措施。道路运输管理系统要坚持依法行政理念，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履行《道路运输条例》赋予的道路运输监督检查的职能，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公正、规范、严格、文明执法，切实尊重和保护道路运输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要进一步强化行政执法监督，继续完善执法责任制，落实执法责任追究制度。以全面贯彻《交通行政执法检查制度》等行政执法责任制度为重点，健全完善道路运输执法监督机制，做好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层级监督，主动接受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要创新法律培训和普法宣传机制，提高道路运输管理人员的依法行政能力和文明执法水平，提高广大道路运输经营者的守法意识。
2、强化道路运输管理服务职能
道路运输关系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关乎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因此，道路运输管理系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强务理念，创新管理制度，推行阳光化作业，简化办事程序，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和便民。比如要努力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进程，大力开拓跨省和农村客运班线，建设“三优”、“三化”标准客运汽车站，为社会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道路运输服务。同时围绕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要求，积极引导货运企业利用现有场地、设备、设施，建立集仓储、包装、修车、加油、货运、停车食宿为一体的等级货运站，鼓励运输企业与生产企业、销售企业联合拓展物流配送业务，创造安全、高效、便民、和谐的道路运输环境。
3,健全高效应急指挥体系
道路运输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快速性和严重危害性，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健全完善应急指挥体系、提高应急反应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道路运输事故的危害。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形成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为主的道路运输应急指挥网络，以促进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的形成。确保各级应急指挥机构成员的结构合理。指挥机构中，既要考虑相关部门代表的合理性，也要考虑道路运输的特殊性，确保应急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的合理比例。通过建立健全应急工作领导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完善落实应急会议制度、演习制度和培训制度，提高应急指挥机构的指挥权威和指挥效能。
4、提高从业人员整体素质
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关系到道路运输的各项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和作业规范能否严格执行，各项安全管理措施能否落实到位。当前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多数素质偏低，不能完全适应道路运输特别是危险品货物运输和管理工作的需要，一些环节的不安全隐患不能发现，对执行法律、法规和运输生产过程的监督到不了位，这是当前管理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为了迅速提高道路危险品货物运输从业人员的素质，必须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做好人才培训工作，使驾驶员、押运员人人技术熟练、个个职业素质好。比如装卸管理、押运人员应持相应工种的《岗位资格证》上岗作业，驾驶人员必须获得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其中所有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都要严格按照《汽车运输、装卸危险货物作业规程》进行操作。
5、加强基础建设和管理
市场监管研究篇10
关键词：房地产；市场监管；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3-0-01
房地产业是我国重要的支柱性产业，因此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与我国整个社会及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现在房地产市场所暴露出的问题比比皆是，因此有必要加强对于房地产市场的监管，笔者仅以辽宁省的房地产市场为例，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等提出了一些对策。
一、辽宁房地产市场现状
房价收入比是国内外学者用以判断房地产市场发展状况，特别是评价普通居民住房负担时所采用的最重要指标之一。
2009年全国房价收入比达到8.03，上海为14.58、北京为14.25、深圳为13.04、无锡为9。而同期辽宁省商品房平均价格为4034元/米2，沈阳市商品房均价为4188元/米2，大连的房价更高；辽宁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800元，沈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560元。按照房屋建筑面积80平方米来计算，辽宁省房价收入比达到10.2，沈阳市达到9，均超过了国际标准。由此可见，辽宁省的商品房价格过高，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2010年9月，沈阳市商品房合同备案中心城区均价为6354.44元/米2，其他城区均价为5328.47元/米2，房价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虽说辽宁省房价增幅不大，但是，全省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房价收入比仍然较高，居民购房压力仍然很大。
二、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原因
1.扭曲的消费观念使房价高昂
房价居高不下在一定程度上与部分购房者畸形的住房消费观念是分不开的。一些购房者非理性消费，盲目攀比，贪大求洋，炫耀摆阔。认为“居者有其屋”，即人人都买房。过分强调房屋投资增值等附加功能，因增值、遗产等原因做出力所不能及的购买行为，这些不良的消费观念只会助长房价上涨而不是下跌。
2.土地供应时紧时松，导致房屋土地成本增加
为促进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地方政府很多时候以地生财，对土地供应控制不严；但有时为保障粮食生产，又采取收紧的土地供应政策。这种时紧时松的土地供应政策，导致一些地产商囤积土地，通过炒地牟取暴利，从而使房屋建设中的土地成本增加，高昂的宅地价格必然导致其上楼盘的高价。
3.低资本金与预售制度导致高空置、高房价
高房价，不是市场直接推动的结果，而是由超出市场的行为造成的。开发商对商品房空置并不着急，是因为自己只投入20%的资本金；施工的包工包料又使建材涨价与自己无关；工程达到形象进度后，用占总投资50%以上的购房者订金、预付款作支撑。开发商能卖掉一半就已赢利。我国出现高空置与高房价并存的怪现象，主要原因是开发商自有资金比例太低，他们也就无须降价让利，或薄利多销。
4.开发商哄抬炒作炒高了房价
在市场竞争中，房地产开发商为了赚到更多的钱，往往对预先设计好的供给情况进行调整，在预先设计的供求大体平衡的基础上，减少供给，如：将楼盘分成若干期出售，推出一期时给别人的感觉是房子供给少，而需求却很多，造成供不应求的假象，以便卖上更好的价钱。有房产商散布“地荒论”、“房荒论”，采用“坐地起价”、“捂盘惜售”的方式哄抬房价。国内“炒房团”和海外投资机构，都通过抢购、炒作商品房，在提价销售中获得高额利润，人为炒高房价。
三、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1.调整住房建设用地政策，规范土地市场，严格土地管理
土地是房地产开发的重要环节之一。目前土地在我国依然由政府管制，因此，政府必须从房地产源头上进行调整。辽宁省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引入市场机制，缩短土地供应形成有效供给的时间，建立土地基金制度，切实解决目前收购储备资金过分依靠银行贷款的局面；要加强土地批后监管及土地转让的制度管理，严禁土地非法转让；加强土地市场监测分析和信息披露，通过信息的及时，引导市场理性发展。
2.严控金融信贷风险，防止信贷过度投放房地产
金融机构要严格执行房贷审批和贷款管理制度，抑制由于银行业信贷制度失控带来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监管部门应出台具体措施，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和改进房地产信贷管理。主要应该包括：严禁银行业金融机构向项目资本金比例不足等不符合贷款条件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贷款，严禁以流动资金贷款的名义发放开发贷款，对于囤积土地和房源、扰乱市场秩序的开发企业，要严格限制新增房地产贷款。防止开发企业利用拆分项目、滚动开发等手段套取房地产贷款。
3.加强售后服务，特别是物业的规范管理
近年来，随着辽宁省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配套的物业管理行业总体上呈现快速、健康的发展态势，但是整个行业深层次矛盾也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物业管理规范程度较差，行业整体服务质量不高，企业生存危机加大，居民投诉率上升，专业管理人才匮乏等方面。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出台，辽宁省物业管理行业整体水平得到一定的提升。应加强对物业服务从业者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物业服务企业整体水平，注重物业服务企业服务品质意识，以促进物业管理企业的管理升级。
4.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中长期发展政策
辽宁省应结合本地房地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制定产业中长期发展政策，使房地产业沿着良性轨道发展。由于房地产业发展主要面临资金支撑和市场需求两大问题，地方政府在出台产业政策时，应以缓解开发企业资金紧张为主，同时加强市场培育，通过产业政策促进产业良性发展，实现房地产产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叶晓容.从个案分析我国房地产监管制度的完善与执行[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01）：103-105.
[2]胡挺.房地产业的监管效益分析及其有效监管区[J].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01）：2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