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公司规章制度篇1
一、关于《公司章程》的法律性质
关于《公司章程》的法律性质，目前比较流行的主要有三种学说，即“契约说”（或称“合同说”）、“自治法说”、“说”。下面就对这三种学说分别展开叙述和分析：
（一）公司章程契约说。该说认为，公司章程是股东之间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就设立和管理公司的权利义务达成的文件，是股东自由意志的体现。公司章程契约说由英美法系的大部分学者所主张，其最初来源于经济学家提出的有关“合同”公司的理论。该理论把公司看作是一种体现着个人之间契约关系网的法律机制，公司由此本质上是合同性的。而公司章程是由公司设立相关者通过面对面的谈判逐一达成的，如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订立；对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公司章程是一个相当于具备格式条款的合同，想加入公司股东行列的当事人只有在“接受”与“不接受”之间做出承诺。
契约说抓住了大多数公司章程中所体现的“意思自治”、“合意”等“合同法”的一些基本理念。但是该说不足之处是：1、不能体现“合同法”中“一方权利即是另一方义务”的“权利义务对应性”原理；2、不能充分体现合同具有“相对性”（即合同只在订约的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效力）的基本原理，公司章程约束的主体不限于章程的制定者或签署者，它约束的主体包括公司本身、公司股东和公司的管理者等；3、无法解释一人公司或独资公司的公司章程欠缺“合意”的事实。
（二）公司章程自治法说。该说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股东为规范公司组织形式和行为准则而订立的书面法律文件，是公司股东为了经营和管理公司而给自己制定的法律。公司章程自治法说由大陆法系的大部分法律学者所主张，其来源与大陆法系的“契约自定法”观念直接相关，即“当事人依法订立的协议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相当于法律的效力”的观念。该种理论实际上是“公司章程契约说”的自动延伸，但又弥补了契约说的一些不足和缺陷。但是该说不足之处是：1、将公司章程直接称呼为“法”，混淆了法须特定国家机关经过特定程序才能制定的应有之意；2、在逻辑关系上存在将法律认可和保障公司章程的有效性等同于法律自身的弊病；3、不能准确体现公司章程法律性质的一些特殊性，如必须符合一定的法定文件形式、股东可随时根据需要对其进行修改变动等。
（三）公司章程说。该说认为，公司章程实际上是公司的设立者为实现公司设立的目的而为公司的内部组织和管理活动所制定的根本性或纲领性制度。公司章程说实际上是借鉴国家治理行为中“民主”理论的一种类比性的说法。该说将公司类比成一个国家，将公司内部的管理组织部门或结构设置比喻成国家不同的机关或职能部门，将保障公司正常运行的制度比喻成国家的法律。这样，公司章程的地位对公司而言就相当于宪法对于一个国家，公司章程对公司的作用就相当于宪法对于一个国家的作用。该说虽然采用比喻的形式，但也确实抓住了公司章程的一些本质特征，相较前两说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和说服力。但该说不足之处是：1、采用类比的方式给公司章程进行定性，没有从公司法理论角度对公司章程进行定性分析；2、设立和经营一个公司无法等同于成立和治理一个国家，该说无法说明公司法与公司章程之间的法律关系；3、此说仍旧没有跳出公司章程即为法的范畴，似与公司章程自治法说较为接近。
关于公司章程的性质，除了上述三说外，还有共同行为说、单独行为说等观点，在此就不一一展开论述了。看来，对公司章程如何定性也真有些“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味道，以上各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失。公司章程就是公司章程，因为通过其他的法律语言无法准确地描述其法律性质。从其存在的目的和表现形式看，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公司章程首先反映或体现的是公司股东的意志，是实现公司股东权益的最直接保障。2、公司章程必须具备法定的书面形式要件，在公司设立或变更时必须向有关政府部门进行公示登记，以便国家和社会对公司组织或行为进行监督管理。3、制定公司章程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公司的内部组织和经营行为，是实现公司法人治理的操作规程。4、公司章程的部分内容是国家公司法强行要求规定的内容，部分内容是公司股东或管理机构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自行制定的，它是国家公司法律制度的具体落实和补充。综合起来讲，公司章程就是“体现公司股东意志，在公司设立或变更时必须进行公示性登记，且旨在实现公司法人治理的一项具有法律上意义的规范性文件，同时也是国家通过立法形式所颁行的公司法律制度的具体落实和补充性法律文件。
二、关于《公司章程》的法律地位
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通过以上规定，我们可以直接认识到《公司章程》在公司运营和国家管理中具有怎样重要的法律地位，即我国《公司法》已经将公司章程摆到了与国家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几乎同等重要的位置。
《公司章程》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它到底都规定些什么内容呢？对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而言，《公司法》第二十五条要求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和住所；（二）公司经营范围；（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五）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六）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七）公司法定代表人；（八）股东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另股东还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而言，《公司法》第八十二条要求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和住所；（二）公司经营范围；（三）公司设立方式；（四）公司股份总数、每股金额和注册资本；（五）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认购的股份数、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六）董事会的组成、职权、任期和议事规则；（七）公司法定代表人；（八）监事会的组成、职权、任期和议事规则；（九）公司利润分配办法；（十）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十一）公司的通知和公告办法；（十二）股东大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可见，凡涉及到公司设立、股权、组织结构、运营行为、变更终止、其他重要制度等所有重大事项，公司股东或发起人都可将其写入《公司章程》。
另外，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章程》内容除了《公司法》要求的强制性条款外，还包括大量的任意性规定。对《公司章程》任意性规定内容，除非与国家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内容相冲突，法律都认可其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具有强制性约束力。如《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需要说明的是：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不必然属于无效的法律行为，除非同时还违反国家法律或行政法规，否则只能属于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必须通过司法程序进行撤销后才属无效。这正是《公司法》关于公司章程规定意义之所在，也是我们不能把公司章程地位等同于法律或法规自身的原因。这也或许是部分学者认为《公司章程》具有“契约”或公司“自治法”的属性的部分原因吧。
三、关于《公司章程》的作用
《公司法》关于公司章程的基本要求和公司章程中所实际包含的具体内容是《公司章程》发挥作用的真实反映；另外，关于《公司章程》的法律性质或地位也是通过它所能发挥的具体作用来体现的。对《公司章程》而言，不仅发挥与国家公司法或相关行政法规目标一致的作用，而且还发挥着公司法或相关行政法规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上述对《公司章程》的法律性质和地位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公司章程》能够发挥如下作用：
（一）落实《公司法》关于公司组织、公司行为准则或其他法律事项的基本要求。毋庸质疑，公司属于商法人，是市场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类主体。然而现实中，几乎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公司具体的组织或行为规范，《公司法》除了原则性的基本要求规定外，不可能对具体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作出规定，而只能通过具体公司的《公司章程》来规定，即必须通过《公司章程》来落实《公司法》相关规定之内容。
（二）弥补《公司法》规定之不足，实现具体公司制度的创新要求。关于《公司章程》，《公司法》除了要求基本的强制性条款内容外，还赋予其大量的任意性条款规定内容。也就是说，凡是公司法或其他法律法规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或没有作出禁止性规定的内容，《公司章程》都可以进行规定，如关于公司治理结构中关于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董事长和副董事长产生办法、董事任期、董事会或监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总经理的职权、股东的表决权等事项规定，关于公司的股权结构安排、股权转让、从业经营等事项规定。《公司章程》中对此方面内容之具体规定，不仅弥补了《公司法》规定之不足，而且能够实现公司制度之创新要求，为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建立创设纲要。
家政公司规章制度篇2
第一条为了规范环境保护法规的制定程序，保证立法质量，根据《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部门规章制定程序条例》、《法规部门规章备案条例》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环境保护法规”，是指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以下简称总局），根据全国人大有关机关的委托，或者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授权，或者根据职权，制定的下列规范性文件：
（一）根据全国人大有关机关的委托起草的环境保护法律的草案代拟稿；
（二）拟报送国务院的环境保护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送审稿；
（三）环境保护部门规章。
第三条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的立项、起草、审查、送审，环境保护部门规章的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公布、备案和解释，适用本办法。
其他国家机关或者部门发送总局征求意见的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征求意见稿的办理程序，适用本办法的有关规定。
第二章立项
第四条总局于每年年初编制本年度立法计划。
年度立法计划确定的环境保护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类立法项目，分为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立法项目：
（一）已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或者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总局年内必须报出或者已报出需要配合全国人大或者国务院有关立法工作机构审查的立法项目，列入第一类立法项目；
（二）立法依据充分、立法思路清晰、所要解决的问题为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急需、拟确立的主要制度和措施可行、总局力争年内报出的立法项目，列入第二类立法项目；
（三）需要研究、论证和起草的立法项目，列入第三类立法项目。
第五条环境保护部门规章的立法项目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适时确定，不做立法计划安排。
国务院领导指示需要开展环境立法研究的项目，总局应当及时开展有关工作。
第六条除已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或者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的立法项目外，总局有关司（办、局）认为需要制定环境保护法规的，应当于每年1月底前提出立项建议。
提出立项建议，应当填写立法项目申报表（见附件1），并提交有关立法必要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拟确立的主要制度和措施的书面说明材料，并可附具国内外有关立法参考资料。
第七条法规司对立项建议汇总研究，提出总局年度立法计划的建议稿，报总局局务会议审议决定。
第八条经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年度立法计划是总局本年度立法工作依据。
第三章起草
第九条具体负责起草环境保护法规工作的司（办、局），应当组织有关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承担立法起草工作。
法规司应当适时参加有关环境保护法规的起草工作。
第十条起草环境保护法规，应当广泛收集资料，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
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召开讨论会、专家论证会、部门协调会、企业代表座谈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第十一条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完成环境保护法规初稿后，应当征求总局其他有关司（办、局）和有关直属单位的意见，并根据反馈意见，对初稿进行修改，形成环境保护法规征求意见稿草案，经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主要负责人签署后，报送总局局长专题会议审议。
局长专题会议重点就环境保护法规征求意见稿草案涉及的主要法律制度和措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设定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的适当性和合法性等内容进行审议。
第十二条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应当根据总局局长专题会议审议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草案进行修改，形成环境保护法规征求意见稿及其说明，以总局局函发送省级环境保护部门、国务院有关部门征求意见。
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可以根据环境保护法规征求意见稿内容所涉及的范围，征求有关地方人民政府、省级以下环境保护部门、有代表性的企业和公民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的说明，应当包括立法必要性、主要制度和措施等主要内容的说明。
第十三条环境保护法规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可以公布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影响贸易和投资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对外通报程序，公布征求意见稿。
环境保护法规的征求意见稿，可以在《中国环境报》和总局网站等媒体公布。
第十四条起草环境保护法规，涉及国务院其他部门的职能或者与国务院其他部门职能关系紧密的，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应当充分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与其他部门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充分协商；经过充分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应当在环境保护法规草案送审稿说明中说明情况和理由。
第十五条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根据征求的意见，对征求意见稿及其说明进行修改，形成环境保护法规草案送审稿
及其说明，连同其他有关材料，经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主要负责人签署后，移送法规司审查。草案送审稿的说明，应当包括立法必要性、起草过程、主要制度和措施的说明、征求意见情况以及未采纳意见的处理情况等内容。
其他有关材料，主要包括：目前管理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草案规定的主要制度和措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专项论证材料，征求意见及其处理情况汇总表、对未采纳的主要不同意见的说明，有关立法调研报告和国内外包括法规条文在内的其他立法参考资料。
第四章审查
第十六条对未按照本办法第三章的有关规定征求意见或者准备有关论证材料的，法规司可以转送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补办有关程序或者补充有关论证材料。
第十七条法规司会同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主要从下列方面对环境保护法规草案送审稿进行审查：
（一）设定的环境保护行政许可项目是否符合《行政许可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其他法规性文件关于设定行政许可的规定；
（二）设定的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是否符合《行政处罚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其他法规性文件关于设定行政处罚的规定；
（三）是否与国家有关法规和政策协调、衔接；
（四）是否符合立法技术要求。
第十八条在审查过程中，法规司认为环境保护法规草案送审稿涉及的法律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法规司可以组织实地调查，并可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取意见。
环境保护法规草案送审稿创设行政许可事项，或者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有关机关、组织或者公民对其有重大意见分歧的，法规司和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可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也可以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
第十九条法规司会同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环境保护部门规章草案送审稿的修改，在40个工作日内完成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草案送审稿的修改，形成环境保护法规草案送审稿。因涉及有关方面重大意见分歧需要协调等特殊情形的，可适当延长审查时限，但最长不得超过60个工作日。
法规司负责提出法规送审签报，经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会签后，连同环境保护法规草案及其起草说明和审查说明以及有关专项论证材料目录，提请总局局务会议审议。
起草说明应当包括立法必要性、起草过程、主要制度和措施的说明、征求意见情况以及未采纳意见的处理等情况的说明。
审查说明应当包括立法依据、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设定的合法性、环境保护法规草案与有关法律、法规协调一致性等问题的说明。
第二十条对环境保护法规草案送审稿规定的管理体制、主要制度或者措施，有关方面存在重大分歧的，法规司会同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可以在环境保护法规草案中提出一种或多种备选方案，提交局长专题会议审议。
第五章送审、决定和公布
第二十一条环境保护法规草案应当经总局局务会议审议。
第二十二条审议环境保护法规草案时，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做起草说明，并负责就具体管理现状、主要管理制度和措施的必要性、可行性等专业性问题做说明或答辩。
法规司做审查说明，并负责就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设定的合法性和环境保护法规草案与其他法律、法规的衔接等法律问题做说明和答辩。
第二十三条法规司应当会同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根据总局局务会议审议意见对环境保护部门规章草案进行修改，形成环境保护部门规章，报请总局局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
法规司应当会同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根据总局局务会议审议意见对环境保护法律或者行政法规草案进行修改，形成环境保护法律或者行政法规送审稿，并以总局文件形式报送国务院。
总局根据全国人大有关机关委托起草的环境保护法律草案代拟稿，以总局局函报送委托机关。
报送环境保护法律或者行政法规送审稿、环境保护法律草案代拟稿，应当附送有关专项论证材料。
第二十四条公布环境保护部门规章的命令应当载明该环境保护部门规章的序号、名称、通过日期、施行日期、总局局长署名以及公布日期。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公布格式见附件2.
总局与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的环境保护部门规章由有关部门首长共同署名公布；总局为主办机关的，使用总局的命令序号。
第二十五条环境保护部门规章签署公布后:请记住我站域名，《中国环境报》和总局网站应当及时刊载。
第二十六条经《国务院公报》刊载的环境保护部门规章文本为标准文本。在《中国环境报》上刊载的环境保护部门规章文本也为标准文本。
第二十七条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但公布后不立即施行将有碍环境保护部门规章施行的，可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六章备案与解释
第二十八条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内，由法规司依照《立法法》和《法规部门规章备案条例》的规定，办理具体的备案工作。
报送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备案，应当提交备案报告、部门规章文本和说明，并按照规定的格式装订成册，一式十份。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备案格式见附件3.
法规司应当于每年1月31日前将上一年度所制定的环境保护部门规章目录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第二十九条环境保护部门规章解释权属于总局。由总局与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的部门规章，由总局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解释。
环境保护部门规章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依据前款规定享有解释权的机关解释：
（一）环境保护部门规章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依据的。
环境保护部门规章解释的办理程序，适用《环境保护法规解释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环境保护部门规章的解释和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具有同等效力。
第三十条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具体适用过程中的解释，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行政法规解释权限和程序问题的通知》和《环境保护法规解释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第七章其他部门法规征求意见稿的办理
第三十一条其他国家机关或者部门组织起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发送总局征求意见的，由法规司归口受理，并根据所涉及的内容分送有关司（办、局）征求意见。
第三十二条各有关司（办、局）应当按照确定的时限提出意见，返回法规司。
法规司根据是否与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协调、衔接的原则，负责汇总研究，拟定函复意见。
第三十三条对其他国家机关或者部门
组织起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的征求意见稿，总局各有关司（办、局）之间存在较大意见分歧的，法规司负责进行协调；经协调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报总局局长专题会议研究、协调。第三十四条其他国家机关或者部门组织起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的征求意见稿拟设立的管理体制、主要制度或者措施，与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存在重大矛盾或者交叉，或者对环境保护部门监督管理工作具有重大影响的，法规司应当商有关司（办、局）提出意见和建议，报请总局局长专题会议或者局务会议研究。
第八章附则
第三十五条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影响贸易和投资的，应当在公布后按照有关规定翻译英文译本，按照规定程序对外公布。
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由总局负责起草的，应当在公布后按照有关规定翻译成英文译本。
环境保护法规英文译本由总局国际司提出英文译本初稿，经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审核后，由法规司按照有关规定对外公布或者报送有关国家机关审查。
环境保护法规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工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总局应当经常对环境保护部门规章进行清理，发现与新公布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其他上位法的规定不一致的，或者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其他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的，或者出现不适应新出现的情况的，应当及时修改或者废止。
修改、废止环境保护部门规章的程序，依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编辑出版正式版本、外文版本的环境保护法规汇编，由法规司依照《法规汇编编辑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执行。
家政公司规章制度篇3
一、管理职能
1、行政部是公司规章制度的综合管理部门，其职责是：
（1）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
（2）负责公司各种规章制度的分类编号。
（3）负责主办或会签颁发及废止有关规章制度或文件。
（4）负责协调各种规章制度之间的相互衔接关系，并在内容上不断完善。
（5）负责编制规章制度年度修编计划，并组织实施。
（6）有权代表公司解释有关规章制度。
2、有关职能部室是公司本专业规章制度的归口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1）负责组织实施公司有关规章制度修编计划。
（2）负责审核有关本专业的规章制度及会审、会签其他部门有关规章制度。
（3）负责草拟颁发或废止有关规章制度或文件。
（4）有权监督所属部门及职工对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情况。
二、管理内容与要求
1、规程制度的制定或修编
（1）现场设备运行、检修的每项工作，都应有相应的规程制度，使每个生产工作人员有章可循。新增设备及重大设备的改进等项目，都应在试运前制定相应的规程或措施，并组织有关人员学习考试，否则不应投入运行。
（2）规程制度修订时，应广泛搜集和研究有关资料，进行必要的分析和论证，凡是修订的规程制度必须符合国家及专业技术标准的要求，符合生产现场实际。
（3）所有规程制度的编写，应做到“符合实际，指导生产”，达到“有章可循，有据可查”的目的，应根据生产的发展，设备的完善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随时补充修订。
（4）编写或修编的规程制度要语句简练，措辞得当，简明易懂。
（5）现场规程制度应在每年10——11月份，根据一年实际执行情况，由设备管理部及有关部室组织全面审查一次，并做出必要的修改补充意见，经行政部汇总上报由公司分管领导批准后执行，每三年进行一次复审，视情况分别予以确认，修编或废止。
（6）编制或修编规程制度的依据：
a、电力工业技术管理法规、部颁典型规程及上级有关部门指示、通知等；
b、制造厂家的设备资料；
c、本公司及兄弟单位的先进经验；
d、上级有关事故通报，本公司及外单位的事故教训；
e、推广应用的新技术；
f、有关人员对规程制度的正确意见和建议；
g、规程制度在执行中对发现问题的解决办法和措施。
2、管理制度的编制或修编
（1）管理制度（包括规定、办法等）在编制或修编前，应广泛搜集上级有关的法令、法规、政策、条例等资料，结合本公司实际进行分析研究，做到上级规定在本公司制度中具体化。
（2）公司管理制度定期修编工作由行政部负责组织，归口职能部门负责修编具体工作。
（3）为适应生产、管理、服务的需要，需要补充和完善的制度，由归口职能部门负责提出并编制，报行政部备案，以便再版时修编。
（4）管理制度每年10月份进行一次审查，每2-3年进行一次复审，分别予以确认、修订或废止。对不适应的制度内容应及时修改和补充，原已有的制度，在执行中若发现不够完善或部分条文需作修改时，按修改部分予以颁发，不得将原合理的制度废止。若需要重新修编原有制度，由归口职能部门提出，经批准后，须将原制度予以废止，不得同时存在两个及以上同类型制度，以免造成执行困难。
三、规章制度的审批与颁布
1、生产规程制度的审批与颁布
（1）各项规程制度的编写或修订应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写出初稿，由编修部门组织技术熟练、书写表达能力较强的技术人员和部门领导人员参加，采用集体讨论修改，最后个别审阅的办法进行审核。
（2）将初稿送交归口部门，由部门负责人进行初审。
（3）由分管的副总工程师负责复审，由公司分管生产技术的总工程师（或副总经理）批准。
2、其他管理制度的审批与颁布管理制度经职能部门编修起草后，可采取组织有关部室会签，集体讨论，最后领导批准的办法颁布执行。一般专业性的管理制度，可由有关部门或人员进行审核审定，由分管该项工作的领导批准颁布执行。涉及面较广，政策性较强的管理制度，可召集有关部室、公司或专业人员会议进行讨论审核，由公司分管领导审定，最后由总经理批准后颁布执行。
四、规章制度的印刷及发放
1、规程及管理制度必须经审批后方可交付印刷，印刷件的幅面格式应符合标准要求。
2、所有规程制度的发放应编号有序，由档案室负责管理，承办部门具体发放。
3、人员调离本公司时，应及时收回所有的规程、制度，外单位索取规程、制度时，由行政部档案室按有关规定办理。
五、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
1、本公司执行的规章制度可分为四个级别，即国家颁布，部、省公司颁布，各级地方政府机关颁布，本公司自行颁布。凡是根据上级颁发而结合本公司实际编修的规章制度，执行中允许代替上级颁发的规章制度，但在执行中遇到问题与上级规定有冲突时，以上级规定为准。
2、规章制度一经颁布，即为本公司的技术法规和管理法规，全体员工必须严格贯彻执行，不得违反，违者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处分。对已确定的规章制度，在没有正式修订前，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搞“灵活变通”，不得借故不执行。
3、每个生产工作人员、业务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都应认真学习各种规章制度，定期参加各类人员的学习和考试，并达到合格。
六、检查与考核
1、对违反现场规程、制度的人和现象，每个工作人员都要提出意见，使其纠正。对坚持违章作业的人员，应停止其工作，并在经济责任制考核中予以经济处罚。
2、对违反规章制度而影响办事效率和效益的，要严格考核，接受教训，制订防范措施，做到“三不放过”。
3、对自觉执行规章制度，为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做出贡献的部门和个人，要给予表扬和奖励。
家政公司规章制度篇4
这里所说的法律行政化，主要反映为两种现象：一是目前由行政部门根据法律授权的不少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以下合称“行政规章”）事实上存在着偏离甚至超越原授权法的现象；二是行政部门在本应依据法律或行政法规作出行政决定时的酌处权过大、透明度不高，甚至造成某些行政决定事实上成为超离法律的例外情况。
先看第一种现象。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经常会授权负责实施法律的主管行政部门制定相对具体的实施细则，这是因为的确存在着这样的现实需要，而且也是各国都常见的一种立法体例。在中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国家法律，亦常见允许主管行政部门依据法律制定相应的行政规章的授权性规定。但法律对行政部门的这种立法授权是有限制的，即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在法律效力上属于下位法的行政规章应该是对在法律效力上属于上位法的原授权法的一种细化和补充，而不得与原授权法相抵触或者超越原授权法。
然而在现实中，行政规章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与法律并驾齐驱甚至超越法律的现象，这几乎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以公司和证券制度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这两部基本法律的不少规定并未能得到落实，但在实践中得以实施并真正发挥作用的是由各政府部委根据制定的众多行政规章，而这些规章中又有不少规定是超越了《公司法》和《证券法》的条文。以去年以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国有股减持问题为例，其实不管《公司法》也好《证券法》也好，从来就没有什么禁止国有股和法人股上市流通的规定，只是规定发起人股自公司设立起三年内不得转让；而国有股不能流通的规定事实上源自公司法出台之前国务院在1993年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三十六条“国家拥有的股份的转让必须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具体办法另行规定。”但结果这个另行规定直到《公司法》和《证券法》出台之后也遥无下文，国有股流通就被搁置至今。
又比如眼下正热门的独立董事制度，现在证监会把独立董事制度作为上市公司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甚至明文要求每一家上市公司在规定的限期内都必须选任独立董事，这完全是在仿照美国式的要求在董事会中设独立董事的做法。殊不知我国《公司法》中之所以没有规定要设置独立董事是因为《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理结构基本采取的是德国式的立法模式，即董事会和监事会分立，由董事会履行管理经营权，由监事会行使监督权（其中监事会成员中又必须包括属于中国特色的公司职工代表）。结果就出现了现在这种法律上取德国模式，而部门规章取美国模式的双色拼盘局面，虽然不能说证监会在自己部门规章中加入《公司法》中并无规定的独立董事制度完全背离法律，但至少与《公司法》中由监事会行使对董事会的监督权的立法原义有所偏差。而且这还不算完，今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了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征求意见稿）》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制度指引（征求意见稿）》又搞了一个折中立场，既要设独立董事，又要设外部监事，但又不对两者的监督权限进行明确划分。
其实，在早些年很多基本法律都尚付阙如时，政府先通过颁布一些行政法规来规范经济活动也是属于不得已之举。正因为如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84年左右才搞了一个一般性的授权立法决定，授权国务院在经济改革期间在经济方面尚无基本法律的情况下先行进行行政法规方面的立法。但这种过渡性的立法授权仅仅限于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而且是针对缺乏基本法律的情况而言的，并不适用于已经有基本法律的情况。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的基本法律已经大致齐备，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对行政授权立法加以约束，如果任由膨胀的行政规章偏离甚至超越法律，这不仅背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并威胁到整个法律体系的逻辑内容自洽和效力结构，而且这种行政权侵蚀立法权的现象有损于宪政架构下的权力制衡。
那么，对这种行政规章偏离甚至超越法律的现象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在不少国家是通过司法审查来解决的，即通过最高法院或特别法院对根据某一项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规章进行审查，看是否偏离或超越了原授权法的内容或立法原义，并对那些明显背离甚至与原授权法相抵触的行政规章予以宣告无效。这种通过司法权介入来制衡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的分工，是一种比较可取的办法。不过，在我国争取逐步发展司法审查制度的同时，还有一个在技术层面上比较可行的办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一个机构，定期按照《立法法》的规定把依据法律授权制定的各种行政规章从上到下进行清理，废止那些与上位法律冲突的下位行政规章，使整个法律体系能够避免逻辑上的杂乱无章和内容上的各自为政。
再看第二种现象，行政部门依法作出行政决定时酌处权过大和透明度不高，这已属于中国行政部门的痼疾之一，而近来膨胀的行政酌处权更是发展到使得行政部门的某些行政决定事实上已经成为超离法律之外的例外情况。
这方面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银行在海外的投资银行分支中银国际获得特许回国成立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始在国内全面经营证券业务。这个被媒体称为“中银国际回归”的事件，从法律角度看就不无行政越权之嫌。因为中国的金融法制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模式，银行和证券公司之间还存在着类似于美国当年的“格拉斯蒂格尔墙”（GLaSSSteaGaLLwaLL）式的规定以禁止混业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更是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本法施行前，商业银行已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的，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实施办法。”根据这一规定，中国银行下属的中银国际所投资的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始在国内全面经营证券业务，虽然是绕了一个圈子由设立在海外的中银国际来出面投资经营，但是作为中银国际母公司的中国银行仍然间接地实现了投资于非银行金融机构，这无疑与《商业银行法》中关于商业银行从事股票业务和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投资的禁止性规定是不无抵触的。而且，由于中银国际回归是发生在《商业银行法》施行之后的事，因此也不属于可以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的范围之内。这样看来，中银国际从政府部门那里获得的特许经营权的行政许可效力，实际上居然超过了《商业银行法》的法律规定。
退一步说，就算我们假设《商业银行法》经过修改后授权政府主管部门对构成例外情况的商业银行发放经营证券业务和投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特许。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主管部门也不宜只宣布哪家银行获得了特许的结果，而是应该在作出特许决定的同时将给予特许的理由及申请特许的程序公之于众。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有权对属于例外情况的外国银行作出《银行控股公司法》下的某些豁免决定，但豁免申请和决定过程的透明度都比较高，而且还会将最终作出豁免决定的各项理由列入豁免决定书中公之于众，这样就避免了“黑箱作业”的问题。事实上，在中银国际获得特许之后，引入国际金融公司（iFC）投资的上海银行的一位外方董事也曾就为什么中银可以获得特许以及符合怎样的条件才能得到特许等问题咨询过人民银行总行，但遗憾的是据说他仅仅得到了一个“中银属于例外情况”的简单回答。另外，工商银行在香港设立的工商东亚，和中银国际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但工商东亚要求仿照中银国际做法的申请也同样未获得批准。
家政公司规章制度篇5
现年37岁的冯瑞林是广东省惠东县白花镇人，2006年5月，他来到广东省增城市一家公司（以下简称增城公司）担任技g员。2011年12月22日，他与增城公司续签了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期限为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2013年7月22日下午，冯瑞林接到家人的电话，得知妻子快要分娩，十分着急，立即找到部门主管郭天翊，要求请假9天回家陪护妻子。郭天翊随即将冯瑞林的工作安排给其他同事，并在请假条上签名同意。
冯瑞林拿到主管签名的请假条后，立即找总监董耀杰批假，可是总监不在，且快到下班时间，冯瑞林就打电话告知总监妻子将要分娩，自己要休陪产假的事，但未在谈话中提到请假天数。总监同意后，冯瑞林委托同事将请假条转交给总监，然后连夜赶回家探望妻子。妻子于次日凌晨3时许生下女儿。
过了几天，总监打电话给冯瑞林，叫他早点回公司。陪产假还没休完，冯瑞林便强忍着内疚辞别妻子，于7月30日上午回到公司工作。
手续不全，认定超假遭除名
由于7月27日和28日为休息日，实际请假时间为5天，冯瑞林便补写了请假5天的《请假条》，主管郭天翊签名确认。然而，冯瑞林的假条未取得总经理的书面同意。
2013年8月6日，增城公司《处罚通告》，以冯瑞林连续旷工5天为由，作出了与冯瑞林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决定。看到《处罚通告》，冯瑞林十分愕然，他认为公司作出的决定是错误的，应当撤销处罚决定或者给予赔偿金86896元。
增城公司称，员工请假超过3天的必须提前经总经理批示才可休假，否则按旷工处理。单位的处理决定有法可依，有规章制度可据，对冯瑞林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是正确的，且不需要对冯瑞林支付经济补偿金。
冯瑞林不服，于2013年8月21日向增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4年3月4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增城公司支付冯瑞林话费补贴1200元、出差报销款1216元，驳回冯瑞林的其他申诉请求。
收到仲裁裁决书，冯瑞林不服，于2014年3月31日向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提讼。
庭审中，公司出示了公司的规章制度（以下简称《规章制度》）。员工请假3天以内（含3天），必须提前一天办理请假手续；遇紧急情况未来得及事先请假者，必须在用假当天12点之前通知部门领导，得到批准，并在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出勤日补办请假手续；员工请假超过3天的必须提前经总经理批示才可休假；员工请假5天以上的，必须提前一周申请，以便安排工作。员工请3天以内（含3天）的假期由各部门经理审批；3天以上的假期须将请假单上报行政人事部审核，由总经理审批。员工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且不给予经济补偿。
增城公司《福利管理制度》也对护理假作出规定：男员工在妻子分娩后10日内可享有7天带薪护理假，申办该假期须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并附有关出生证明。
庭审中，冯瑞林承认阅读过并知晓公司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但认为，依照规定遇到特殊、紧急情况可以补假，而其也作了补假。
情法碰撞，人情常情宽容接受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冯瑞林因与增城公司发生劳动纠纷，经仲裁委员会仲裁，增城公司并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应视为服从仲裁裁决，故增城公司应支付冯瑞林话费补贴1200元和出差报销款1216元。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增城公司是否违法解除冯瑞林的劳动合同。首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增城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且冯瑞林承认阅读过并知晓公司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即履行了公示手续，故增城公司的《规章制度》可以作为本案处理的依据。
冯瑞林实际请假5天，部门主管郭天翊亦签名同意，故假期的前3天是符合公司的规章制度的。冯瑞林未能得到总经理批准的假期实际上是2天，故不符合增城公司规章制度中无故旷工连续3日予以开除的情形。
妻子分娩，丈夫给予妻子护理、照顾并请假5天，合情、合理，公司应当适用“遇紧急情况未来得及事先请假者，必须在用假当天12点之前通知部门领导，得到批准”的规定，且冯瑞林请假时已经得到部门领导批准，并在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出勤日补办请假手续。
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增城公司作出解除冯瑞林劳动合同的决定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也不符合公司的《规章制度》，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行为，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冯瑞林在公司的工作时间为2006年5月至2013年8月6日，公司应按7.5年，每年支付一个月工资（不足半年的，按半个月工资计算）标准的两倍向冯瑞林支付赔偿金78000元。
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增城公司支付冯瑞林话费补贴、出差报销款2416元，赔偿金78000元。
一审判决后，增城公司不服，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3月23日，广州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法官说法
劳企纠纷往往会引法碰撞。本案的最终答案告诉人们，司法对于人之常情也会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依照上述规定，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且员工承认阅读、知晓公司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即履行了公示手续，《规章制度》可以作为法院在处理相关劳企业纠纷时的依据，这是法律赋予单位的规章制度的法律效力。
家政公司规章制度篇6
作者：易继松张运平戴俊华【论文关键词】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重构【论文摘要】以司法权监督行政权合法行使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我国人民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仅享有十分有限的司法审查权。这种状况严重限制了法院司法监督作用的有效发挥。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扩大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重构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十分必要。以司法权监督制约行政权，将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纳入法院司法审查范围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通常做法。然而在我国，由于各方面原因，监督行政权行使的司法审查制度建立较晚，而且司法审查的权限范围十分有限。十多年来的实践表明。这一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民主法制进步、社会发展的需要。表现在一方面，根据《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只能受理对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提起的诉讼，而对于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抽象行政行为则被排除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使抽象行政行为取得了“司法豁免权”。然而，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时常常不能不对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抽象性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抽象行政行为司法豁免必然制约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并可能使《行政诉讼法》通过司法权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宗旨落空。另一方面，在体制转换过程中，具有普遍约束力、可以反复适用的抽象行政行为越来越受到行政机关的重视，出现了借用抽象行政行为延伸、扩张行政权的现象，并成为当前违法行政、越权行政、滥用职权的主要方式和根源。有些行政机关已经习惯于运用制定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方式来进行违法政收摊派、地方保护及为本部门设置权力。此外，规章及其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随意性大，往往不经实践论证而全凭主观想象“闭门造车”，且由于制定主体众多，致使部分规范性文件相互之间出现矛盾冲突。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破坏了行政法治秩序，对通过司法审查监督制约行政权合法行使构成了严重挑战。本文拟在考察国外相关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对我国司法审查制度进行分析，并提出关于我国司法审查制度改革与完善的粗浅看法。一、国外关于司法审查的理论与实践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奉行“有权利就有救济”的原则，对于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公民一般都有权利向法院提起诉讼，司法审查起着“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的重要作用。在他们看来，“任何权力都容易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cp。行政权作为最需要加以控制而又最难以控制的权利，对其进行司法审查对于确保依法行政、维持法治秩序及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不受行政行为非法侵犯尤为必要。“没有司法审查，行政法治等于一句空话，个人自由和权利就缺乏保障。司法审查不仅在其实际应用时可以保障个人权益，而且由于司法审查的存在对行政人员产生一种心理压力，可以促使他们谨慎地行使权力”①。在分权制衡和法治国家理论指导下，当今司法监督制度较为完善的西方国家一般都设立了违宪、违法司法审查制度。美国实行司法权、行政权、立法权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政治制度，对于法律，其司法机关有权根据宪法及其对宪法所作该解释宣布其因违宪而无效。对行政规章，有权审查监督是否超出相应行政机构管辖范围及其职权范围；行政规章是否考虑了不相关的要素和未考虑相关要素，即是否存在行政专断；该规章是否符合宪法、法律，是否存在违反宪法和法律权利以及法定程序的情况②。另外，根据美国1978年修订的行政程序法第702条，“因机关行为致使其法定权利受到侵害的人，或受到有关法律规定内的机关行为不利影响或损害的人，均有权诉请司法复审”。可见，美国司法审查范围之广几乎包括行政机关的一切行为。但是美国司法审查权并非不受任何限制。根据美国联邦程序法第701条规定，行政机关的内部行政行为、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行政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行为以及法律明文规定由行政终局裁决的行为，司法机关无权审查。然而即使是上述不予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相对人亦可提请由司法审查判断是否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或违反宪法等情况③。在英国，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都有权根据议会立法进行审查。其中对行政立法，主要根据越权无效原则审查其是否在程序上或实质上逾越了授权法所规定的权限④。由于实行自由心证主义，英国法院法官在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除不能否定议会立法的效力外，根据个人知识、经验、法律信念对议会授权法进行广泛解释，并可根据其对法律条文含义的解释挖掘出比立法意图更深层的“立法意图”，从而通过司法审查权的运用控制行政权、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法国设有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专门受理行政诉讼案件。对于议会立法是否违宪由宪法委员会进行审查，而对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是否违反宪法、法律有关规定的审查权属于行政法院。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实行事前审查与事后审查相结合，行政法院既可以审查颁布实施之前由政府提交的法规草案，也可以根据违法无效的原则撤销行政机关为实施法律而颁布的一切命令、规则和规程。对于行政法规的合法性有争议时，原则上都可以向行政法院提起越权之诉，请求确认该法规是否有效⑤。法国最高法院对请求撤销总统和部长会议命令的诉讼以及部门制定的行政条例的诉讼享有初审管辖权。但是对国家行为、政治行为例如解散议会以及邮政运输、社会保障等司法审判保留事项，法院无司法审查权。除英、法、美等国外，其他国家如日本也都有较为完善的司法审查制度。纵观各国司法审查制度，尽管在具体做法上不无差异，然而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却是国外立法与实践中较为一致的做法，这对于有效制约行政权、维护其本国法治秩序及保障其公民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外司法审查的成功经验无疑值得我们借鉴。二、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现状与缺陷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施行标志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正式确立。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第12条又规定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以及对国家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和行政机关终局裁决行为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此，一般认为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范围限于具体行政行为，而不包括抽象行政行为。然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举证责任范围包括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根据证据法学原理，法院对于被告作为证据提出的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性文件，应当有权经庭审质证后审查决定是否采纳。另外，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参照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关于“参照规章”的含义，尽管法学界观点尚不一致⑥，但根据权威学者的解释，行政诉讼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参照规章的规定，体现了人民法院对规章有一定的司法监督权④；或认为“参照规章”之规定实质上是赋予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间接审查权@。壬汉斌同志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原则精神的规章，法院要参照审理，对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原则精神的规章，人民法院可以有灵活处理的余地。”可见，参照规章意味着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对于被告据以作出行政行为的规章，有权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审查判断其合法性，然后决定予以参照适用或不予使用。对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则不在参照适用范围内。然而，根据1999年11月通过，自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2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对于被告依据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有权进行审查，对其中违法的则有权拒绝使用。上述这些规定实际上赋予了人民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享有司法审查权。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常常对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判断并决定在案件中是否予以适用。1998年葛某诉郑州铁路分局入厕收费案及某死者父母诉山东某市公安局依据山东省革命委员会1978年的第47号文件在死者死因不明的情况下强行火化尸体案中①，法院均对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合法与否进行了审查判断。在近年来医疗纠纷案审理中，也有部分地方法院对《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不予适用，对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不予采信。对这些案件所作的判决实际上在个案处理中否定了抽象行政行为的效力。对此有人指出，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已经对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了实际审查，只不过有实无名罢了。根据前述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对抽象行政行为予以司法审查的做法已经存在，只是尚未明确地加以制度化、规范化，而且权限范围十分有限，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实际上是作为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时，对其所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予以附带审查。法院不能直接受理单独提出的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请求。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对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没有起诉权。这就限制了公民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其次，法院在对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后，仅有在个案审理中选择适用或拒绝适用的权利。而不能以违反法律为由判决宣布其无效或予以撤销。由于判例在我国不是法律渊源，对同一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常常需要多次分别启动审查程序，从而使得各个法院裁判不一致的情况在所难免，也不利于保护未起诉的其他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章之间不一致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要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裁决，这不仅程序繁琐，而且实质上否定了法院对规章的参照适用决定权。第三，这种有限的司法审查权仅能适用于对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而对于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法院无权审查。这使得大量实际上由国务院部委制定并享有解释权却以国务院名义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被排除在法院司法审查范围之外。此外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人民法院在人、财、物等方面均受制于行政机关，致使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状况严重限制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作用的有效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行政机关以抽象行政行为的形式滥用行政权，侵害行政相对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对我国现行司法审查制度进行改革完善已势在必行。三、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具体制度设计：《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草案时曾经强调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③。从现阶段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状况，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行政审判的实际需要和实践看，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赋予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权时机已趋于成熟。关于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后具体审查制度如何设计，法学界看法不一。在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进行司法审查主体上，主要由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保持现行做法不变，由各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同时增强法院独立性(主要指摆脱行政机关控制)④；另一种观点主张设置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至于审查对象，多数观点主张将包括行政法规在内的所有抽象性行政行为均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也有观点主张审查对象应限于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笔者认为针对我国司法审查现状及不足，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应当对我国司法审查制度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完善：1、由于相对于民、刑案件的审理，行政案件尤其是涉及对抽象行政行为审查的案件的审理更可能受到行政机关的强烈阻挠干涉，可考虑建立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在最高人民法院以下设两级行政法院，即省、自治区及直辖市设高级行政法院，在设区的市、自治州一级设地方行政法院，各县级法院内设立行政庭作为地方行政法院的派出法庭各级行政审判机构所需经费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拨付，人员配置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决定。这种设计既有利于确保司法审查权的行使不受行政权干涉，也有利于机构精简和节省经费。2、审查范围及对象以限于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为宜。因为存在的问题多、部门保护与地方保护色彩浓的主要是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矛盾冲突也常常是出现、存在于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之间。另外，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不仅在制定时随意性大，而且一旦颁布则少有机关根据情况变化进行清理与及时废改。规定由司法机关对之进行专门性、经常性审查十分必要。至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一般都较为规范，违反宪法、法律的情况很少发生，且已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之审查监督，可不纳入司法审查范围。3、审查方式上应采取附带式，即不直接受理单独提起的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请求，而只能在审查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时，附带审查该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由于判例在我国不具有普遍性约束力，法院在审查认为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违反宪法、法律及行政规范时，应当宣告其因违法或越权无效。为保证法制统一性，应规定宣告国务院各部委和省级人民政府对其职能部门制定的规章、的决定命令等无效的，应报高级行政法院批准同意后由高级行政法院宣告，其中制定主体是国务院各部委的，由高级行政法院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宣告应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作出，具有普遍性的约束力
家政公司规章制度篇7
我国现行公司法虽然第一次将公司社会责任载入法律条文，但尚未对其具体内容进行界定。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界定的观点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刘俊海教授指出，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依据在于公司的社会性、公司的经济力量、明智的公司经营方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公司推动社会权实现的社会义务。中国人民大学史际春教授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本质上是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对公司的客观要求，是指企业应当守法、“做好自己”及在此基础上对利益相关各方和社会自愿承担道德义务。甘培忠教授以经济学“外部性”理论作为依据，将企业社会责任分层，指出作为一种以国家强力维度为保障的制度设计，负外部性的弥补是企业社会责任在法律强制意义上的所指与能指;与之相对，具有正外部性的企业捐赠、公共设施建设赞助等公益行为则是企业社会责任在道德激励意义上的所指与能指。”同时，在讨论公司社会责任时，既要做好责任规制范围的界定。同时需要把握好一个基本原理，即:公司社会责任往往表现为政府、法律、国家对企业的要求，以此作为企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媒介;同时，要避免把政府、国家的责任与公司责任相混淆，也不能把社会的要求过度转化为法律、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强制性要求，或者国家、政府、任何团体和个人以社会的名义对企业进行权力干涉或权力的直接摊派。
二、规制依据
通过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界定分析可得，公司社会责任规制的依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道德、实体法、自律准则(主要为公司章程)。由于道德的约束性较弱，所以不宜作为规制的直接依据，可作为辅助依据;实体法的直接规定具有刚性的弊端，不能体现公司自治的精神;所以，我认为通过公司章程对公司社会责任进行规制是合理的选择。一方面能够体现现代公司法的精神、符合公司自治的要求;另一方面，当公司面临责任承担时，既可以直接约束股东，如果股东怠于履行责任或给履行责任造成障碍，可依据《公司法》来赋予章程强制性。我国《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我认为《公司法》的规定可以作为裁判的依据，属于法律强制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维度。但该条规定不具有裁判的可操作性，需要明确相关的操作细则，具体包括司法解释、商务部的操作规范等等。
三、规制动因的改进路径
以责任承担的驱动力为标准，可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分为，制度动因、道德动因和利益动因。其中，制度动因主要包括国家或政府对其社会责任的转嫁和政府利用其公权力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摊派。道德动因主要包括突发社会事件的捐赠和社会公共物品维护费用。利益动因是指企业为了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而对社会所做的投入(把自己的产品投入到社会公共基础的建设，创出品牌，让社会更了解自己的产品，使公司获得无形收益)。在社会需要帮助时，首先应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缴纳税费等);其次企业(公司)也应承担部分责任;再次，应平衡考虑股东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因此，规制动因的改进路径应当是:在划清公司社会责任和国家、政府的责任的界限及排斥公权力的责任摊派的基础上，以股东利益动因为基本出发点，激励股东承担社会责任动因，实现动因平衡——股东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
家政公司规章制度篇8
一、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法理基础
对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问题，笔者认为应该本着科学、合理、客观的态度，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从法理上说，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从抽象行政行为的特性来看，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具有合理性。众所周知，抽象行政行为是指有权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制定和的规范性文件。抽象行政行为包括行政立法行为和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行政立法行为是指国务院、国务院部门、地方政府（包括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政府、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以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的行为。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行为指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和的除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外的决定、命令等规范性文件行为。对于行政立法和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比较而言，行政立法行为更具有合法性、严肃性、程序性。并且对于行政立法行为国家有一套专门监督机制进行监督，而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行为则具有随意性、非程序性和严肃性，监督制约机制也没有行政立法行为严格。另外，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具有的行政立法权或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权是行政权的一种。行政权的运行接受司法监督符合司法最终原则的国际通行行政法原则。因此，把行政立法行为，特别是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是合理的和适当的。
（二）从发达国家司法审查范围来看，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具有可行性。西方发达国家司法审查制度一般把行政行为都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在美国，一切行政行为都可以接受司法审查，无须法律明文规定。在法律有规定时，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法定的审查。在法律无须规定时，进行非法定的审查。[1]英国对于司法审查范围主要采用排除性规定，法院不能对议会的法律实施审查，同样也不能对经过委任立法同议会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行政法规予以审查。但是法院仍可审查委任立法是否超越授权范围，也可审查它是否遵守必要的程序规则。[2]法国行政诉讼的范围，包括除私人行为、立法机关行为、司法审判行为、外国机关行为和政府行为以外的一切行政机关公务行为。[3]在法国，立法机关行为，即国会的行为只受宪法委员会审查。政府行为实际上是国家行为。由此可见，法国并没有政府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外。德国《联邦行政法院法》第40条第1款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所有不属于宪法范围的公法争议，如果联邦法律没有明确地规定由其他法院处理，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州法领域的公法争议可以由州法分配给其他的法院处理。”这一规定使所有的行政法争议都被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当然也有排除司法审查的行为，如国家行为、恩惠行为以及其他由基本法确定的例外。[4]在日本，根据法院法第3条第1款规定，除宪法有特别规定外，一切法律上的争讼由法院管辖。法律上的争讼一般指通过适用法令应得以解决当事人之间有关权利义务的纠纷。[5]由此可见，发达国家司法审查都没有把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外。
（三）从抽象行政行为的运行现状来看，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具有必要性。对于抽象行政行为的运行，我国专门有一套监督制约机制。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我国《立法法》也对此作出了专门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对于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制约主要通过人大常委会和政府两种不同监督途径实现的。但是从实践来看，我国包括行政立法在内的抽象行政行为存在很多问题。如行政立法权限不清，行政立法权限不清导致严重的越权立法，造成行政法规、规章与法律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矛盾冲突，也容易导致大量的重复立法，造成立法浪费。[6]有些地方政府规章改变法律规定，增加了处罚种类、幅度、数额等内容。规章的制定和缺乏严格的程序，部门本位、地方本位思想严重，某些地方政府规章质量不高，立法技术问题多，规章操作性差。立法经验不足，随意性大。另外，行政立法监督不力。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对于立法监督的条款，原则性的规定比较多，不具体，缺乏可操作性。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权力机关的立法监督缺乏专门机构落实。其监督的程序和方式也很不明确，致使监督机制运行不畅，从而导致权力机关的立法监督只能弱化。第二，整个立法监督制度缺乏有效的启动程序，主动监督没有和被动监督有机结合起来。第三，缺乏司法能动主义。第四，关于“批准”、“备案”制度的不足与问题。第五，立法监督法律责任的规定欠缺。[7]并且，从司法实践看，因为抽象行政行为可以排除司法审查，个别行政执法机关经常借助抽象行政行为的名义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由于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不到位，不仅为人民法院审查此类行为产生障碍，也为个别行政执法机关滥用行政职权提供了良好之机。我国负有监督责任的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没有严格依法行使自己应尽的职责，实践中因抵触或越权被撤销的实例很少，这就造成行政立法和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存在诸多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且，现实生活中，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多数是通过抽象行政行为方式，即通过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形式实现的。中国加入wto，必须打破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对市场的条块分割，从而促使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而如果要真正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加大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制约力度，启动新的审查监督机制。
（四）从wto规则的基本精神来看，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具有紧迫性。中国加入wto，应该按照对外作出的庄严承诺，切实履行wto项下规定的义务。wto多边贸易协定明确要求对政府影响贸易的行政措施给予司法审查。如1994年Gatt第10条（3）款b项要求每一缔约方应维持或尽快设立司法、仲裁或行政法庭和行政程序，目的特别在于迅速审查和纠正与海关事项有关的行政行为，此类法庭和程序应独立于受委托负责行政实施的机构，它们的决定应由此类机构执行。《服务贸易总协定》第6条第2款（a）项规定，每一成员应维持或尽快设立司法、仲裁或行政法庭和程序，在受影响的服务提供者请求下，对影响服务贸易的行政决定迅速进行审查，并在请求被证明合理的情况下提供适当的补救。如此类程序并不独立于作出有关行政决定的机构，则该成员应保证此类程序在实际中提供客观和公正的审查。另外，《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贸易协定》也作出类似规定。wto规则要求成员方对影响贸易的行政措施进行审查，这里的行政措施应该理解为既包括具体行政行为，也包括抽象行政行为。中国履行对外作出的承诺，首先在形式上要符合wto规则的要求。具体而言，中国对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都提供司法审查，才能符合wto基本精神。另外，根据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在我国行政执法体制中，存在几十年的“红头文件”，虽然不具备“法”的特征，但是却发挥着法的作用。在实践中，“红头文件”效力似乎比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效力还要高。根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依据首先是“红头文件”。我国外贸方面针对“红头文件”的改革是一个很好例证。为了“复关”和“入世”，中国已经先后公布了仍在实施的47个有关进出口管理内部文件，废止了122个内部文件，并承诺一年内公布所有文件，而且决定今后只执行那些公布了的法律、规定、规则和条例。并且，今后凡涉及进口管理的规章，都由外经贸部统一对外公布。[8]
二、影响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主要因素
前面已经分析，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具有合理性，但是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并非如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把包括行政立法行为在内的所有抽象行政行为均纳入司法审查范围。我们坚决反对那种脱离中国国情，盲目扩大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范围的作法。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西方国家司法审查把包括行政立法行为在内的抽象行政行为都纳入司法审查范围是建立在“三权分立”基础上。“三权分立”思想最早由英国的洛克提出，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三权的分立和制衡。后来法国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他认为把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分立，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相互平衡。“三权分立”思想在西方国家得到推行和发展。“三权分立”思想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其局限性也非常明显。“三权分立”很容易导致国家机关之间的内讧，拆台，影响效率。根据宪法规定，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具有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具体而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并且根据我国有关组织法规定，对于抽象行政行为，特别是行政立法行为专门有一套监督制约机制，这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不同。对于行政立法行为，我国专门设置由有关的人大常委会和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机制。由有关的人大常委会和政府对行政立法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正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制相区别表现。
（二）我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是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主要限制。《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第十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因此，作为基本法律之一的《行政诉讼法》明确把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当然，司法审查范围，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行政诉讼法》草案时，专门强调了这一点。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时，也考虑到当时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发展不成熟，各方面还不适应的情况，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事实上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制。[9]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取得很大进步，恢复《行政诉讼法》确定的受案范围，取消一些不适当的限制是必要的。特别是随着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和实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已经有所扩展。当然，扩大司法审查范围，必须在《行政诉讼法》框架下，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和原意。
（三）wto规则并不要求各成员方改变宪政体制和法律传统。中国加入wto，必须切实履行对外作出的承诺。加入wto，首先各成员方是以接受wto规则为前提条件。wto总协定以及附件，明确要求各成员方必须全面实施wto规则，并不得对wto规则进行保留，使本国法律与wto相一致。但是，由于wto规则是多元文化产物，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之间相互融合的结果。在wto各成员方中，无论从宪政体制，还是法律传统，差异很大。因此，在此情况下，wto要求各成员方宪政体制和法律制度完全一致，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实现。因为各成员方加入wto，是在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国家利益前提下加入的，一成员方不可能在出卖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基础上加入wto.wto基本宗旨是实现贸易自由化、贸易非歧视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wto允许各成员方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实现。至于通过什么途径，wto并没有具体要求。所谓殊途同归，能直观反映这一点。因此，为了实现wto贸易自由化和贸易非歧视化目标，wto尊重各成员方宪政体制和法律传统。从这一点来看，wto规则要求对政府影响贸易的行政措施进行审查，至于通过什么模式审查，比如司法的、仲裁的，还是行政法庭模式，wto并没有具体要求。wto仅要求成员方有一种机构对此进行审查，并且这种审查必须是公正的、独立的，达到形式合理和实质合理。由此可见，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对于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不管是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府行使监督权，还是由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查进行监督，都符合wto精神要求。当然，不管由哪个机关监督，必须保证结果公正。前面已经分析，中国包括行政立法在内的抽象行政行为存在一些问题。wto关注的是这些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解决结果，至于通过什么程序解决，并不关心。但是从行政立法实践来看，现有的监督机制，无法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也无法达到wto独立、公正的要求。
综上，笔者认为为了切实履行wto规定的义务，选择司法审查模式监督抽象行政行为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范围不宜过宽。如何确定适度审查范围，既符合中国宪政体制和法律传统，又能符合wto精神要求，是一个值得探讨问题。
三、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范围
司法审查的范围指“哪些具体行政行为应当接受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对哪些行政案件拥有审判权。”[10]司法审查的范围实际上在行政机关和法院之间进行权力和责任的分配，即：行政机关有多大的决定权力，法院有多大的决定权力，哪些决定应由行政机关作出，哪些决定由法院作出，这个分配影响行政活动的效率和公民权益的保护。[11]
司法审查的范围是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的界限和标准，司法审查的范围既不能过宽，也不能过窄。过宽，虽然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司法成本过高，而且容易导致司法权干涉行政权的结果，影响行政效率和行政目标的实现。过窄，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同时也不符合国际司法审查的惯例。在中国入世以后，对于司法审查范围考量，必须考虑到如何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何更少地减少国际贸易争端，如何更好地通过当地救济解决国际贸易争端，从而尽可能避免引入wto争端解决机制。进入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于成员方而言，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不仅会遭到对方的贸易报复，还要对贸易损害进行赔偿，最终还要对本国违反wto规则要求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虽然各成员方解决行政争议方式，可能差异很大。但是，不能存在明显违背wto规则情况。并且，入世以后，尽可能地给予当事人诉权，尽可能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就显得尤为重要。这里必须要转变传统观念，认为给予当事人更多诉权，会影响行政效率。事实上，对于国际贸易争端，如果国内给予当事人诉权，充分保障当事人诉权，很多行政争议可能在国内就得到解决，无须进入wto争端解决机制。并且，通过国内法院一段时间的司法审查，实际上就为国家调整政策和修改法律、法规，赢得时间。这是一种很策略方式。
在中国已经入世情况下，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很有必要。抽象行政行为包括行政立法行为和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那么是把行政立法行为和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行为都纳入司法审查范围，还是只对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不对行政立法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笔者，认为从司法最终原则出发，可以对行政立法行为进行审查，特别是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但是从目前来看，人民法院仅对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是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把行政机关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实际上是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在立法上的衔接。我国《行政复议法》第七条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国务院部门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前款所列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根据该条规定，复议机关对于国务院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作出的除规章以外的规定均可进行审查。实际上，该条规定直接排除了复议机关对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审查权。对于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审查和监督，除了我国宪法和有关组织法规定外，国务院就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定和备案程序作出了专门规定。2001年11月16日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对于行政法规的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和公布以及行政法规的解释专门作出规定。该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报送国务院的行政法规送审稿，由国务院法制机构负责审查。与此同时，国务院颁布的《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也对规章的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和公布以及规章的解释专门作出规定。对于行政法规和规章备案，2001年12月14日，国务院专门颁布了《法规规章备案条例》。该条例所称的法规指地方性法规、经济特区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指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上述法规、规章在公布之日起30日内依照规定报送国务院备案。该条例还对法规、规章的备案审查机构、备案方式、审查标准、法规规章冲突解决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这些规定，对于解决实践中存在的行政立法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事实上，对于行政法规和规章从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公布、解释以及备案都作出了明确而且严格的规定，并且对于法规和规章的监督也有一些新的更加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贯彻实施，能够保障行政立法行为的合法行使，也能够相应地提高行政立法质量。因此，对于行政法规和规章，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监督，无须司法审查。但是对于行政机关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目前尚没有专门立法规定进行监督。因此，把行政机关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很有必要。其他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国务院部门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等。之所以要把行政机关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纳入司法审查范围，是因为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如超越职权、滥用职权，随意设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制定程序随意性大等。并且行政机关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行政法规和规章，这些缺乏明确监督制约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就会造成严重影响。另外，抽象行政行为针对不特定的对象，具有普遍约束力，往往成为具体行政执法的依据。因此，一个违法或不当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会导致数个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其影响要远远大于具体行政行为。并且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反复适用性，如缺乏纠错机制，未被及时撤销或改变，违法或不当状况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也就可能导致新的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的再度发生。因此，人民法院建立对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机制，能够从源头上及时堵住违法行政，对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
四、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程序
对于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行为进行审查，程序如何运作也是实践中急需解决问题。下面就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管辖、当事人、起诉与受理以及司法审查标准进行探讨。
（一）主管与管辖
抽象行政行为的主管与管辖问题是对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之间以及人民法院内部就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权限划分和分工。
从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主管角度看，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涉及到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职权划分。这里包括两个层面分工：一种是既可由行政机关审查，也可由人民法院审查的抽象行政行为，比如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国务院部门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对于国务院部门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复议机关可以在复议时根据复议申请人的请求进行附带审查。对于这些规定，除了行政复议机关附带审查外，人民法院也可以进行司法审查。另一种是只能由各级人大其常委会以及政府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进行审查监督的事项，比如行政法规、部委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从目前看，这些事项的审查仅由各级人大其常委会以及政府主管，法院不宜进行审查。
家政公司规章制度篇9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各级政府行政管理的需要，抽象行政行为的数量急剧增多。但是，由于其他非诉监督机制已难以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以致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实施的现象日益严重。为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时之进行司法审查已大势所趋。在此前提下，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便迫在眉睫。
一般认为，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制定和的具有普遍性规范效力的行为，具体是指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行为。这一行政行为，具有对象非特定性、效力的未来性和规范的反复适用性三个特征。正是由于其突出特点，所以抽象行政行为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具体行政行为，一旦其违法，给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及社会的危害性也更大。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提起诉讼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参见规章。据此，我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直接诉请人民法院对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而是在审理具体行政行为时，就其所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附带审查。关于将抽象行政行为直接纳人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学术界长期以来进行了广泛、深人的探讨，绝大多数学者赞同将抽象行政行为直接纳人司法审查的范围，在此不再赘述。笔者拟在本文中，通过一定的理论分析，力求构建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
一、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范围
从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范围看，有必要对包括行政法规在内的所有抽象行政行为加以司法监督和规范，但从目前法制现状及行政法规、规章在执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看，笔者认为将规章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纳人司法审查的范围为宜，对行政法规不宜纳人司法审查范围。首先，目前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按照《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制定的，具有严格的制定和备案审查程序，相对而言具有较高的立法技术和水平，并且不受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出现违法的可能性不大。其次，就我国口前的审判体制而言，如果将全部行政行为均纳人司法审查范围，势必会导致法院介人行政管理领域太深并不堪重负。最后从平衡论的角度考察，行政法既有“管理”的功能，又有“控权”的功能。“管理”在于建立和维护程序，实现行政的目标和任务;“控权”在于防止行政权的违法行使和滥用，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法的这两方面的功能都是不可忽视的，过分强调某一方面的功能而否定另一方面的功能都是有害的。因此，在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规范和监督这一问题上，就口前而言，司法审查介人的平衡点应该是将规章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纳人审查范围较为妥当。
二、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内容
笔者认为，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内容应限于以下四个方面，不宜扩大审查内容，以防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度干涉。
(一)程序和形式违法
依法定程序产生和以法定形式表现是一切规范性文件的重要构成要素。“正当程序标准”即审查规章等的制定是否遵循了法律规定的最起码的程序:事前是否进行了公告通知，是否提供了公众参与的机会，对公众的评价意见是否进行了适当的考虑等等。按我国《立法法》《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实践，抽象行政行为的制定程序一般包括提案、制定草案、协商协调与征求意见、审议和通过、公布等阶段。其中前儿阶段属于一股规定，违反并不必然导致抽象行政行为无效，但通过和公布属于强制性规定，如有违反，抽象行政行为将被确认无效。
1.通过。《立法法》规定部门规章应当经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决定，地方政府规章应当经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决定。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属于程序不合法。
2公布。法律必须公布才能对公众产生拘束力。法制社会的特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能预见自己行为的一切法律后果，而这一特点是建立在有完备的法律体系而且所有的法律都公布的基础上的。如《立法法》规定部门规章由部门首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地方政府规章由省长(自治汉主席、市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公布的具体方式是在政府公报上刊载或通过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等新闻媒介予以报道，以公布于众。至于其他规范性文件可以不必像行政法规和规章那样须由行政首长专门签署令，而可以直接公布。凡未按上述规定公布的，视为其不存在，更不能对公众产生拘束力。
(二)内容违反上位法
由于受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的驱使，导致内容违反上位法的抽象行政行为屡见不鲜，这也是导致抽象行政行为无效的最主要的因素。《立法法》第78-80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省、白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法制的统一性原则要求下位阶法不得抵触上位阶法，对于抵触的应确认无效。
(三)超越职权
国家机关只能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活动，超出法定的职权范围，其行为无效，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立法行为。《立法法》详细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人民政府的立法权限。除《立法》外，其他一些法律也有关于立法权限的规定。例如《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 能由法律设定，如果某地政府出台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 行政处罚，就属于超越职权。
(四)滥用职权
滥用职权通常发生在具体行政行为中，但目前，抽象行政行为制定中的滥用职权也逐渐增多，其表现形式有:
1.动机不良，目的不当。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不是为依法推行政务、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是为一实现个人或本部门、本单位的不正当利益，这是滥用职权的最典型形式。
2.专断和反复无常。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应当建立在对所有应当考虑的情况都给予r充分考虑的基础上，应当合理而适当。合理而适当的处理方式应当保持连续、稳定。如果专断专横、反复无常，无正当充分理由的“朝令夕改”导致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受损也属于滥用职权。美国联邦电讯委员会曾制过一个禁止电台举办有奖竞赛节日的规,最高法院在司法复审中认为把这种节口做为联邦法律所禁止的“抽奖发彩、冒险之类”的事、是独断专横的，并因而判决规章无效。
3.考虑了不相关因素或者不考虑相关因素。美国曾有这样一个案例:法律授权财政部长制定有关“为繁技目的而专门进口活牲畜可免税放行”的规章，财政部长在所制定的一项规章，规定，有关政府官员在同意免税放行之前，“必须确信这种牲畜是优质品种，可以用来改变美国畜种。法院以该项规章考虑了不相关因素(非立法机关规定的日的)而撤销了该规章。
4.同等情况:别对待或不同情况同等对待。
三、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方式
(一)原告资格的确定
笔者认为原告必须是抽象行政行为的和对人。一般而言，侮一项抽象行政行为都是针对一定范围的人作出的，只有可能受到该抽象行政行为影响的人才是抽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因此，在确定起诉条件讨，不能随意扩大抽象行政行为相对人的范围，而应当严格以该抽象行政行为直接作用的对象为相对人的范围。
(二)建立行政公诉制度
建立行政公诉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对涉及抽象行政行为的部分行政案件提起公诉的权力。现行体制下，检察院只能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对于民事、行政诉讼，法律只规定了检察院的监督检察权，而不享有起诉权。这固然是尊重当事人意思白治的体现，在民事诉讼，如此规定也无可厚非，但在涉及抽象行政行为的行政案件中，因其波及面广，损害大，单纯设立相对人自诉制度，不足以同行政机关相抗衡;此外，对违法抽象行政行为使相对人受益的情况，由于受害的是国家、社会利益，缺少具体的诉讼发动者，而让受益人对该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既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迫切需要一个能与行政机关相对抗的组织对违法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和国家、社会公共利益，而担负公诉和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是最佳选择。笔者建议，一般情况下，由行政相对人就违法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白诉，但遇有特殊情况，则允许检察机关依职权或相对人申请提起公诉。这些特殊情况包括:(1)涉及面广，影响特别重大的违法抽象行政行为案件;(2)重大涉外、涉及港澳台的违法抽象行政行为案件;(3)违法抽象行政行为危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4)相对人因客观原因无法提起诉讼的;(5)检察机关认为需要由本机关提起公诉的。当然，究竟影响特别重大、客观原因等指什么，检察机关认为需要提起公诉的情况有哪些，还需要有权司法解释对其进行具体界定，如涉及商业秘密、国家机密等。
(三)起诉条件的确定
由于抽象行政行为的特殊性，它不一定要通过具体行政行为而生效，也不似违法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对相对人产生实质性损害。抽象行政行为实施后，便产生了损害相对人合法权益和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这种可能的发生是潜在的，可预计到的。因此，只要行政相对人或检察机关认为抽象行政行为可能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国家、社会利益构成威胁，便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司法救济。另外，对“合法权益”的判定应不拘泥于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应扩展至宪法所赋予的公民的所有基本权利(某些特殊权利除外)，如受教育权、劳动权、休息权、选举权、宗教信仰自由等等，这也和行政复议法的复议对象相一致。
同时，为了给行政机关自身纠正违法或不当的抽象行政行为的机会，减轻法院的诉讼压力，防止滥诉现象的发生，可以增加一个相对人或检察机关向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上一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提起复议或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起申诉，请求改变或撤销抽象行政行为的前置程序。
(四)直接审查与间接审查相结合
关于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方式，根据各国情况不同而不同。在美国，行政立法主要表现为“规章”，对规章的监督主要来自法院的司法审查。法院对规章进行司法审查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审查规章是否符合宪法、法律，是否存在违反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力以及法定程序的情况。在1946年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颁布以后，当事人因自己的权益遭受规章的侵犯，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请求法院对规章进行司法审查:首先，在规章已经颁布，但尚未正式实施或尚未造成相对方实际损害之前，相对方认为相应规章越权、违法将导致其权益重大损害时，可请求法院禁止令。但是根据司法审查“时机成熟原则”，相对方提出的可能损害必须是重大和紧急的，否则不能申请对规章进行司法审查。其次，当规章已经颁布实施且已经实际造成了相对方的损害时，相对方可请求法院对规章进行审查，宣布被指控的规章无效和撤销该规章。而在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院对行政命令(抽象行为)的审查，并非直接进行，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必须等到该行政命令具体地适用于行政处分或其他行政行为后，方得以该行政处分或其他行政行为为标的，提起行政争议，主张该行政处分或其他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行政命令违法。可见台湾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必须附着于具体行政行为之上。
笔者认为鉴于我国目前抽象行政行为范围广、违法率高的实际情况，加之具体与抽象行为的区分标准不明确，抽象行政行为可以以作为也可以以不作为方式出现等因素，应当允许相对人直接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不宜采取必须附着的方法。当然，如果法院在受理由具体行政行为所引起的诉讼时，也可以应当事人的请求对相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五)管辖级别的确定
人民法院在受理此类案件时，仅限于对所辖范围内的同级或下级行政机关所作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不得对上级行政机关或不属于本辖区范围的其他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规定一审由中级或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确立高级别管辖原则，以保证司法审查的权威性，从而公正裁判。具体而言，对于部门规章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地方性政府规章，由行政机关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进行司法审查;对于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所作的地方政府规章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由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进行司法审查。根据以上建议，如果受案法院有权对起诉方提出审查要求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则直接处理;如果无权，则报上级有权审查的法院审查。
四、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处理结果
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通常有两种审查结果:第一，抽象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的;第二，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如超越权限、违背法定目的或内容、程序违法等。对于前一种审查结果，法院态度较为明确，就是予以维持;但是对于后一种情况，从司法审查的实质功效来看，是为了促进和保障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防止其违法、越权、不作为和滥用权力，它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最后的救济途径，因此法院通过审查认为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的，毫无疑问应有权予以撤销或宣布无效。而此种情况下法院是否有权予以变更则涉及司法变更权的问题，对此学者之间有不同的看法。
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变更权，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依照法律、法规有关的行政诉讼程序，部分或者全部变更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的权力。刀有学者指出，“这种司法变更权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最明显的干预，也是司法裁量权的最突出表现”。现行行政诉讼法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中，对司法变更权给予了严格的限制:即人民法院只能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案件行使司法变更权。笔者认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同样不能授予法院司法变更权，理由是:
1.审判机关与行政机关应相互尊重各自的职权范围和权力，避免一种权力对另一权力造成侵害，更不能以一种权力取代另一种权力。如果允许法院变更抽象行政行为，则无异于法院在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这显然是不科学的。
2.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范围包含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在内，而这些规章的制定按照《立法法》的规定有相应的程序上的要求，不允许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擅自改动。
家政公司规章制度篇10
关键词：内部规章制度对人效力司法效力
公司内部规章制度是指为保障公司管理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公司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保护合法的劳资关系，规范公司工作人员的行为，由公司制定的涉及企业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员工福利等在内的整套规范。现代公司的内部制度是与国家法律制度相互衔接的规则系统，两者形成各自独立而又上下联动的纵向一体化关系。研究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法律效力问题，在肯定民间法律规则效力的同时，对有效的缓解基于公司内部规章引发的劳资纠纷和劳动仲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性质探析
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在员工日常工作规范上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约束效力，但是公司根据内部规章制度对员工做出的涉及法律层面的决定时，公司规章制度有无法律效力的问题就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有效说与无效说。有效说认为公司的员工在工作期间不仅仅受到《劳动法》等一系列公法层面的法规的保护和约束，还受到本人同意的自然契约性质的规范的约束，在员工进入公司工作则代表其接受公司内部自然契约的约束；无效说认为，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并不属于劳动合同的范畴，不当然具有强制约束的效力，因此公司内部规章制度不具有法律效力。在基于认同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具有法律效力的前提下，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性质发展演变，最终形成了具有代表性学说：契约性质说、法律规范说及集体合意说。
契约性质说认为公司内部规章制度是一种单纯的社会规范，并不当然约束公司员工，只有当公司员工对其有认可的意思表示才当然的具有法律约束力，转变为双方的意思合意。法律规范说则强调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效力与员工的意思表示无关，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公司内部规章制度更多的等同于强制约束劳资双方的规范，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力。而集体合意说认为公司内部规章制度是对整个企业劳动条件的统一规范，劳资双方分别单独协商不切实际，本来独立分散的劳动者的承诺可凝结为由劳动者集体作出的意思表示，未经劳动者集体意见同意，企业规章制度不具有法律效力。
综上所述，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性质定义并不统一，因此在实践操作中基于不同的劳资双方意思表示，公司内部规章制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和效力的范围需要进一步分析。
二、公司内部规章制度效力分析
公司内部制度相对于国家法而言，既具有严格的从属性，又具有广泛的自主性，这是由公司内部制度既要受到法律调控这一法治原则、又必须自主调处内部关系这一公司自治原则所共同决定的。
1.对人效力。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对人效力是指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对哪些人具有法律效力。一般认为，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对公司的全体员工均具有约束力，这种约束力确保员工在合同有效期内在公司的合法权益和义务履行。也是劳资双方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强制法规之外具体工作规范细则的明确。此外，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对公司员工的约束力并不当然于劳资合同终止时失效。对于某些岗位要求保密条款，具有离职后脱密期的人员，即使在双方劳动合同终止后，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制定的有关保密义务对于该些工作人员仍然有效。
在讨论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对试用期人员是否有效时，我们认为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对试用期人员具有同等的约束力，因为试用期人员的身份可以定性为准公司工作人员，只有完成既定的工作任务，遵循内部规章制度，才可能成为正式的员工。
2.司法效力。根据司法实践操作，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可以成为劳资纠纷过程中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的审理依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
虽然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可以成为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但它在法律效力位阶上要弱于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根据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在内部规章制度与劳动合同或者集体合同冲突的时候，可以优先适用关于合同的规定。因为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是劳资双方意思表示最直接的体现，公司在制定内部规章的时候，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应当成为制定规章制度的依据，规章制度所规定的劳动者权利不得低于集体合同所规定的标准。因此，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当然的以合同作为对员工合法权益的最优保障。
3.无效解析。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并不当然成为劳资双方劳动关系保障的主要内容，正当的劳资关系仍以《劳动法》等强制力法律为主。公司内部规章制度从制定到实施并不必然有效，当其缺失某些要件时，效力归于无效。
内容的合法性是规章制度有效的根本基础，只有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才具有法律效力。
因此，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法律效力和效力位阶都应当以不与制定法冲突为前提。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在制定时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公司法》及其他行政强制法规等内容有冲突时，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必然无效。
当公司内部规章制度虽不与现行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相冲突，但存在显性或者隐性不合理不公平的时候，其效力是否归于无效呢？鉴于目前行政执法部分在审核公司规章制度还停留在形式审查上，公司内部的员工组织对公司规章制度的制定和修改缺乏话语权，因此，即使存在一些不合理的规章条款，其并不当然归于无效。
参考文献：
[1]张羽君.公司内部制度效力研究.法学论坛，2013年第1期
[2]刘志鹏.论工作规则之法律性质及其不利益之效力.律师通讯，132期，第35页
[3]张羽君.论公司内部制度与法律制度的衔接.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